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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武备忘录
陶克 任燕军
历史推出郭兴福
我军六十年代开展的大比武运动，与郭兴福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郭兴福是英雄吗？不，他是地地道道的凡胎俗骨。在那个讲究“根红苗正”的岁月，他更显得平凡，而且身世经历上沾有某些“历史污点”。
１９３０年，郭兴福出生在山东省邹平县一个贫农家里。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几个月的书就辍学了。１９４２年他１２岁时，家中的生活难以维持下去，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到国民党一个保安团当了勤务兵。１９４８年９月，我军解放济南，郭兴福获得新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第１３纵队的战斗连队当战士，先后参加了淮海、渡江、淞沪、漳厦战役，因作战勇敢，立过三等战功，不到一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１岁的班长郭兴福被推荐到第１４步校学习深造。在步兵学校４年多的时间里，他学习刻苦。战术、射击、军事地形学等１８门课程，１３门优秀，５门良好，毕业成绩被学校定为“上等”。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军区某师军士教导营任排长，这是一个培养班长的训练单位。在军士教导营工作的４年里，郭兴福把分队战术和技术训练摸了个透熟，这对他后来形成一套先进的教学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５９年５月，因为“历史污点”而郁郁不得志的郭兴福，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机。他被调到某团二连当排长，一年后晋升为副连长。
凡胎俗骨的郭兴福是怎样成为我军大比武运动的排头兵呢？
北京西山。李德生将军的住地。３０年后，这位当年郭兴福所在军的军长，向我们披露了发现、培养郭兴福，以至使他成为大比武运动一面旗帜的内幕。
李德生是从放牛娃成长为将军的，并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他１９３０年参加红军，曾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旅长、师长，在淮海战役中率部直捣黄维兵团兵团部。抗美援朝战争中，李德生任副军长，担任过上甘岭战役前线指挥员。
身经百战的李德生，深知练为战，把兵练活的重要。批判了训练中的教条主义后，部队训练如何搞，急需寻找一条新路。１９６１年初，身为某军军长的李德生召集该军军事工作会议，会上他说：“现在军委训练方针、原则，要求都非常明确，但训练方法不改革，就难以落实。我们的任务是过河，没有桥和船就过不去，解决好训练方法问题，就像解决过河的桥和船。”
训练任务刚刚布置下去，李德生便带着军师工作组来到郭兴福所在的某团二连蹲点。此时，吸引李德生及工作组来的并非是郭兴福，而是他所在的团队和连队的历史荣誉。这个团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团队，二连更有辉煌的历史，先后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渡江作战等上百次战斗，连队８次荣立战功，涌现出１２０多名战斗英雄和模范，其中有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而这会儿的郭兴福只是副连长，并没显山露水，可谓一块璞玉。
刚下到二连蹲点的李德生，第二天上午就到了训练场。
长空白云乱飞，山坡上人影幢幢。战士们挖了几条堑壕，里面插着几个稻草绑的草靶，权当作“敌人”。堑壕正前方７０米开外，十来个战士一字儿摆开。他们刚作完利用地形地物、敌火下运动等战术，现在来到堑壕下面训练冲击动作。
队列前面，站着一个一米八出头的彪形大汉，虎头熊腰，黝黑的脸孔，洪钟般的声音，腰间挂着手枪，腰皮带上插着一面小红旗，手里端着步枪。他发话了：“上面我讲了冲击动作‘勇’、‘猛’、‘准’的要领，现在来讲‘狠’字。”他用手向前一指：“堑壕里面就是敌人，我们对敌人要不要狠？”
“要狠！”战士们异口同声。
“那个指挥训练的是谁？”李德生问身边随同的作训参谋。
“二连副，郭兴福。”
当天晚上，李德生与军师工作组研究决定，在二连进行从单兵、小组到班战术的训练改革试验。同时，确定了３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作战的干部任教练班长。他们的分工分别是军作训参谋宋文皋教班战术，师作训参谋吴亚东教单兵战术，郭兴福教小组战术。任务明确后，李德生命令将二连和另一个团的七连抽出来，以保证精力，避免干扰，全力参与训练改革。
洪泽湖畔，分队训练改革全面展开。天气寒冷，作业全部在室外进行，一干就是一整天。晚上研究教案，没有叫苦说累的。４个月时间，谁也没有离开训练场半步。军里一些要军长拍板的大小事情，都是到连队来找李德生。
用战场需要这把刻刀来雕塑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４个月过去，春暖花开，训练改革项目也有了眉目。李德生召集军里所有参过战的营以上军事主官，以战场上的眼光来评判３个改革项目，对３个人的教学进行论证鉴定。大家提出了上百条建议和意见，最后认定郭兴福的小组战术教学改革比较成功。
浙江金华的尖峰山下。几个人的改革项目进入最后的定型。攻击、防御，几轮下来，郭兴福得分最高。还不放心的李德生又命令９个步兵团的团长各带一个班，与郭兴福带的小分队对抗，进行现场战术演练，几番较量，郭兴福教学胜人一筹。李德生表态：这次战术训练改革试验，口子还是开大了一些，其它两个项目停下来，集中力量从单兵抓起，由郭兴福任教继续试验。
郭兴福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集中精力进行我军军事训练中最基本的单兵战术训练改革。这会儿，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智囊团”，军里抽调了四个参谋帮助郭兴福，训练教学中，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进行认真研究推敲。并写出第一个东西：教学笔记。即把郭兴福教学中的方法用文字记录整理出来，在军里推广。
“比在北京看梅兰芳的戏还过瘾”，１９６２年夏天，顶着高温酷暑到部队调查训练改革情况的总参军训部郝云虹处长等，由李德生陪同观看了郭兴福的现场汇报作业，他连声叫好。说他们走了许多部队，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精采的战术作业，并问这项训练教学改革叫什么。
是啊，教学方法出来了，叫什么？为了起个好名字，军、师、团各级动了不少脑筋，有的说叫基础教学法，又有的说叫单兵教学法，有的说“孩子都生出来了，随便叫个什么名字都行”。郝云虹处长沉思后风趣地说：“你们生了孩子，我给起个名，看看是否合适，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吧，这样好记，与别人的也有区别，或许能叫响。”以个人的名字命名一种训练教学方法，这在批判个人主义，倡导集体主义精神的年代，可要担一定的风险。大家反复咀嚼、念叨，倒是上口，可又觉得叫“郭兴福教学法”在内部可以，对上、对外行不行，拿不准。李德生说，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当年１０月，总参办的《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介绍了郭兴福的教学法，并加了《既严又活》的评论员文章，扩大发行至全军连以上单位。这是最先向全军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材料。
造势运动开始了。１９６２年２月，南京军区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看了郭兴福汇报作业后，连声赞扬，“教得好！教得好！”当即指示：要在步兵学校和全区部队中推广，并要做好宣传报道工作。不久，王必成副司令员又陪同来南京检查训练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看了郭兴福的专场汇报，张副总长认为郭兴福教学方法很好，应该在全军推广。
１９６２年３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通知，并指派郭兴福到部队作教学表演。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南京军区在杭州召开训练现场会，检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落实情况，论证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可行性，并要求把郭兴福的教学经验运用到班以上战术训练中去，运用到技术训练和特种兵、海岛部队训练中去。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南京军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进一步推广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决定》。
一浪高过一浪的造势运动，使郭兴福教学法在南京军区走红了。
从教学法到大比武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天，郭兴福突然接到命令，要他马上带领小分队到南京去，向军区首长作汇报表演。郭兴福带领“伍先华班”赶到南京，在城郊的张家山，郭兴福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等领导汇报表演了单兵进攻战术。军区首长看后表示满意，并要郭兴福到镇江小衣庄去，还要继续表演，但没有说给谁表演。
１２月２５日，一个雪后的晴天，旷野吹着尖利的寒风，郭兴福的又一场汇报表演开始了。前来观看表演的首长身材魁梧，穿便服，头戴鸭舌帽，罩一件褐黄色风衣。他的随行人员穿着栗色皮夹克。气氛有些紧张。郭兴福带小分队上场，嘹亮地喊了声“立正”，便跑步到首长面前报告，恍惚觉得首长很面熟，可一下子没认出来。
这位首长就是叶剑英元帅，他是专程赶来观看郭兴福教学法的。旷野上，郭兴福表演单兵进攻战术训练课目开始了。部队给叶帅搭了帐篷，让叶帅在帐篷里看，可叶帅穿着风衣跑出去，紧跟在郭兴福身旁，不是在他前方，就是在他后方，听着他一言一语，盯着他一招一式。表演持续了３个多小时，叶帅一直跟着看，有时还要问问身边担任现场解说的同志：战士的负荷有多重，戴上防毒面具对射击和练战术有多大影响，还询问三班每个战士的姓名、年龄、入伍时间、文化程度。
表演的高潮到了。经过３小时的摸爬滚打，战士们累得直喘粗气，体力消耗很大，可是最后却要表演最艰苦最紧张的冲击动作。只听郭兴福亮开粗喉大嗓动员说：“冲击，是单兵进攻战术的关键动作，是战士必须掌握的过硬军事技术。
冲击讲究六个字：勇，猛，狠，活，快，准。勇，就是勇敢，前仆后继，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接着上。猛，像老虎下山，在气势上压倒敌人。狠，就是敢于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就是像抗美援朝的英雄那样，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砸；枪托断了，就用手榴弹敲；手榴弹打光了，就手陷牙咬，像《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手榴弹弹体上有敌人的脑浆，嘴里有敌人的耳朵……”说完，他袖子一挽，身子一弓，两眼瞪得滴溜圆，向“敌人”前沿猛扑过去，一路做着射击、投弹、刺杀、格斗动作，给战士们示范。
叶帅目睹这一切，禁不住喜上眉梢。训练表演结束时，他高兴地把郭兴福拉到身边，握着郭兴福的手说：“你是一个好连长，你把兵练活了！”接着，叶帅一一接见参加表演的三班战士，当问到战士叶铁虎的名字时，叶帅连连赞扬：“名字好，军事技术好，像个‘小老虎’。”
当晚，叶帅召集有关工作人员研究总结郭兴福教学法的特点。
叶帅从郭兴福身上看到了我军军事训练的希望。１２月２７日，叶帅向军委写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报告由南京电传北京。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收到叶剑英的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介绍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训练报告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兵练得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
毛泽东认真看完报告后，在文中“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下重重地划了一道鲜明的红杠，对此尤为赞赏。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毛泽东称赞叶帅在解决军事训练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针对叶帅报告中说到“郭兴福教学方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评语，毛泽东特意做了这种强调。有发展创新，这也许正是毛泽东看中“小老虎”的缘故。
当毛泽东听说这次总参在南京军区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会，到会的多是机关部门和抓军事训练工作的副职，还有不少是院校的教员后指出：到会的多是“后排议员”（指机关部门和抓训练的副职），难以推广；要想真正推广，必须一把手到会，亲自抓。
张宗逊副总参谋长等总参有关部门领导一行，这时已结束了第一次南京现场会的组织工作。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离１９６４年的元旦只差两天，南京已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为这次会议整整忙了半个多月的总部领导和工作人员，正准备返回北京过元旦。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总参领导决定组织第一次会议的原班人马留在南京，立即着手筹备第二次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合。１９６４年１月３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１月下旬，罗瑞卿亲临南京坐阵，代表中央军委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现场会。这次与会人员同上一次不同了：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和各野战军主管军事工作的负责同志：张爱萍上将、许世友上将、杨得志上将、刘震空军上将及一大批中将、少将，共计两千余人到会。
寒气逼人的金陵，郭兴福带着他的小分队再次为我军的高级将领表演他的单兵战术教学，令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为之一震。
“许司令又立大功了！”尽地主之谊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热情款待各大军区将领时，席间人们少不了赞扬。许世友却讲了这么一件事：开始我还没看好郭兴福，他战术教学，教战士占领地形由下而上，出抢由下而上，观察抬头由下而上。我一听，就凭你这三个由下而上就能打胜仗，搞好战术？我找了８个将军组成一个班，交给郭兴福，让他当教头，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教练。没想到郭兴福还真有办法，几个小时下来，将军班的人汗流浃背，说不服不行。我一问，将军们都说到了郭兴福手下就身不由己了，一个个情况逼得你不练不行，是不知不觉进入了战场情况。
郭兴福教学法得到了全军的公认。会上，各大军区领导纷纷登台表态，回去后要下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台上表态，台下争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达到什么标准，谁优谁劣，如何评价？“郭兴福教学法有一条，就是训练中比一比，赛一赛，调动训练积极性。”将军们看好了比武是郭兴福教学法的重要内容。这次会上，根据各大军区建议，提出以比武的方式检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效果，并初步确定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日前后，举行全军大比武。
为迎接全军大比武，从１９６４年２月开始，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在全军展开了，各部队紧锣密鼓，训练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龙腾虎跃局面。１９６４年４月中旬，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军军训比武筹备委员会。４月下旬，军委领导批准了全军比武计划及所需经费、器材和弹药等，比武准备工作在全军展开。５月１５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向部队发出《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
“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齐鲁大地骄阳似火。１９６４年６月８日至１０日，在济南军区检查训练的罗瑞卿、张宗逊，这天晚饭后突然接到贺龙元帅从北京打来的紧急电话，通报一个令人惊喜振奋的消息：毛泽东要到训练场看军事表演！
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以极大的热情同军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全力推动全军大比武运动的开展，并亲自抓北京军区。４至６月间，先后七次到北京军区视察军事训练尖子的情况。５月中旬，贺龙视察北京军区选拔参加全军比武的代表队，看到神枪手、神炮手百发百中，技术能手个个身手不凡，不住地叫道：“打得好！”“好极了！”贺龙觉得这样的表演，应该让中央的领导人也来看看。于是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贺龙的建议。５月２０日下午，周恩来、彭真、陈毅在贺龙、罗瑞卿、杨勇的陪同下，到天津某部观看了尖子表演。首先上场的是四名战士的半自动步枪速射。周总理兴奋地说：“看，都打到一个地方了！”陈毅副总理说：“好，全打中了，一个比一个打得快。”当看到战士们在一百米距离上，准确地打中了一个个瓶子和灯泡的时候，贺龙元帅向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介绍说：“这个难打，得有过硬本领。”当２０名步兵连军械员蒙着眼睛进行各种轻武器分解结合表演时，贺龙又介绍说：“这是夜间课目白天做。”
周恩来看完表演后，兴奋地对杨勇说：“你们表演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把兵都练成这样，把民兵也练好，那么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
周总理的赞扬，令贺龙元帅更受鼓舞，他感到应该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让毛泽东也来看看部队出现的大练兵热潮。
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此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贺龙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自己多次到部队看到的侦察兵飞檐走壁、汽车过钢轨桥、步枪百步穿杨等比武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进行了介绍，并向毛泽东汇报部队军事训练出现的喜人形势，引起毛泽东浓厚的兴趣。随后，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批示很快转给贺龙。
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在济南的罗瑞卿商定安排毛泽东观看比武的事项。中央工作会议预定１３日结束，１４日是星期天，１５和１６日两天可看军事表演。毛泽东要同与会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一同前往练兵场。时间只有５天了，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表演，还得保证绝对安全，谈何容易！贺龙、罗瑞卿、张宗逊商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表演。罗瑶卿决定立即飞回北京组织汇报表演，留下张宗逊组织济南军区的人员。经军委同意，北京军区由司令员杨勇上将带队，济南军区的由司令员杨得志上将带队，参加汇报表演。待济南军区参加汇报表演的“尖子”选定后已是６月１３日，只好调专机空运北京。
这是对我军军事训练的一次空前大检阅。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和１６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中央各部委、各群众团体领导人来到练兵场，检阅军事训练，写下我军训练史上辉煌的一页。
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下午，北京射击场，彩旗飘扬，军威雄壮。毛泽东检阅军事表演开始了。
首先表演的是济南军区半自动步枪速射。罗瑞卿详细地向毛主席介绍表演的课目名称、条件和要求。毛主席拿望远镜看看问：“打枪用什么表示？”还未及答复，一阵“叭叭叭……”清脆的枪声，两名半自动步枪手对１５０米外的８０个钢板胸靶速射开始了，一个个靶子纷纷落地，弹无虚发。毛泽东放下望远镜连连鼓掌。这时，罗瑞卿走下主席台，将射手之一的宋世哲使用的半自动步枪拿给毛泽东：“这是国产的，打得快，打得准，性能好，１９６３年装备部队。我们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样好的枪。”毛泽东接过枪举起来瞄了瞄。就这样，这支枪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收藏于军事博物馆。
毛泽东又来到侦察分队的表演场地。一座高楼，侦察兵攀上滑下，如履平地，真是飞檐走壁！毛泽东和周恩来同表演的战士握手问好，勉励战士要勇攀军事训练的新高峰。走到擒拿格斗场地，毛泽东在一个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前驻足：“这不是蒋介石吗？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边说边打了３拳。毛泽东的风趣、幽默，给紧张的表演场带来了一阵笑声。
两个班作对抗射击时，罗总长给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介绍对抗赛的条件和要求。
罗总长说：“这么强的火力，我们是攻得上，守得住的。”
杨得志司令员说：“这种打法，实战中最过硬，集中火力打一点。”
罗总长说：“发现目标就打，可以锻炼战士的勇敢和技术。”
毛主席问：“这种枪后座力大不大？”
杨得志司令员说：“不大。”
毛主席：“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
杨得志司令员说，没有那么多子弹，一颗子弹三个鸡蛋。杨勇司令员说，一颗子弹两毛钱。毛主席说：“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嘛！”
冲锋枪精度射时，罗总长给毛主席介绍说：“这种枪，打单发比较准，打点射不准，有个教员把它解决了。这是群众的发明，是书上没有的，是群众路线搞的。”
毛主席说：“就是这个道理。”
汽车驾驶过铁轨桥时，毛主席问汽车在干什么，杨勇司令员说，这是去年抗洪的时候，遇到桥被冲坏了，影响运输任务的完成，从那里得到启发，他们以后就开始利用就便器材进行驾驶训练。
一辆汽车顺铁轨倒回去，毛主席笑着说：“谁说不能开倒车？这不是开倒车嘛！”
杨勇司令员说：“每个军种、兵种、每个战士，都有自己一套过硬的本领。”
第一射击场的汇报表演于五时半左右结束，在转向第二汇报表演场地（捕俘训练场）途中，主席对贺龙说：“不错嘛！”贺龙说：“因为主席来，有的战士太紧张，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主席说：“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贺龙说：“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的夜老虎连表演……”主席问：“夜老虎？”贺龙说：“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他们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主席强调说：“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在捕俘训练场地上，毛主席兴奋地观看了北京部队侦察分队的捕俘技术和侦察兵对居民地的搜索表演。当罗总长告诉毛主席说，这些战士每人每天要吃三斤粮食时，毛主席高兴地笑起来。
晚饭后，毛主席继续穿着衬衣看表演。夜幕低垂，毛主席对某团一连表演的三千米武装越野很感兴趣，两次从座位上站起来，转回身来，寻找越野的部队，发现战士们头上的红色标志灯后，连说：“看到了，看到了，在那里……”杨勇司令员对毛主席说：“三千米越野要走十三分多钟，只一部分不算，非最后一个到达才算数。有的战士走不动，抬着也要把他抬去。”罗总长说：“三千米越野并不是光走平地，还有上坡下坡，过桥……”主席说：“战士的身体要很好，体力要好。”
演练场上，惊险、精彩的军事表演，展示着共和国军人捍卫祖国尊严的决心和本领。看台上，阵阵掌声，张张笑脸，倾注着对习武尖子的赞赏和对士兵的信赖。
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６日下午，长城脚下的十三陵水库，刚刚还是微波粼粼的湖面，霎时出现一片“战火”。毛泽东检阅部队利用现有装备进行海岸防御，抗登陆、反空降的演练开始了。
湖水里猛喷出一道道火焰，水面顷刻变成火海。一阵阵巨响，爆炸的水雷掀起数丈高的水柱。毛泽东放下望远镜长时间鼓掌。
汇报表演结束已五点五十分。按原计划，十三陵水库表演结束后，要转场观看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表演。考虑到天气炎热，毛主席又游了泳，已很疲劳，罗总长和两位杨司令员以及江青都劝主席回家休息。主席说：“人家准备了，不看不好嘛！”杨司令员说：“炮兵和坦克以后再找机会看。”主席说：“哪里找机会去？”杨勇司令员说：“两位主席下决心吧！”毛主席稍停了一下站起来说：“看！”然后乘车赴羊坊表演场。在羊坊表演场第一号看台上，毛主席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详细询问了坦克部队的装备、训练等各方面的情况，当许光达司令员向毛主席介绍国产坦克性能上的优越性时，主席对许司令员介绍的火炮稳定器很感兴趣，他问：“坦克都有了这种装置吗？”许司令员说：“不，只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坦克有。”
炮兵射击开始后，毛主席站起来，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并详细询问了我军炮兵的装备情况。后，毛主席都起立鼓掌，从始至终，全神贯注。表演完毕，许光达司令员和杨勇司令员等请毛主席下楼休息，毛主席刚转身走了几步，忽然传来两声炮响，毛主席又转回原来的观看位置说：“还没有完嘛，人家没有完我们就走不好嘛！”许司令员对毛主席说：“现在真完了，请主席下去休息。”毛主席望着南山脚下烟雾弥漫的表演场问许光达司令员说：“参加演习的坦克还要转回这里来吗？”许司令员说：“要回来的，请主席下去休息。”毛主席这才慢慢向楼梯口走去。
战火远离了中国大陆，但军事训练之火不息。军事表演落下帷暮，毛泽东在十三陵军事表演地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毛泽东在会上对前来观看表演的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说：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枪是不行的。
经历了２２年战争生涯的毛泽东，此番语重心长的话，倾注了他对中国需要和平，和平需要军队，军队需要训练的深深思索；是对和平时期各级党政领导要关心国防建设的希望和教诲；是对人民解放军要搞好军事训练，不负人民厚望的巨大鞭策。
百日辉煌
毛泽东看完军事表演后，曾经关切地问贺龙：“普及尖子经验要多久？”贺龙深思了一会儿回答：“两年可以把尖子经验普及全军。”之后，毛泽东又几次对贺龙说：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尖子经验要很快布置，抓紧这项工作。
毛泽东的指示，使大比武运动牢牢把握了推动部队提高整体战斗力这一训练目标。毛泽东检阅军事训练的第二天，贺龙召开军委常委会，决定将毛泽东的指示向驻京高级干部传达。贺龙又找总参主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布置工作：“我已向毛主席说了，两三年可以把尖子经验在全军普遍推广，一定要很快搞出成绩来。”
在普及训练尖子经验过程中，贺龙、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元帅纷纷下到训练场，研究解决普及推广训练尖子经验中出现的新情况，指导全军大练兵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贺龙在北京军区普及尖子经验现场会上指示：比武不能搞形式主义，训练是为了打仗。他针对个别单位比武中出现的调人、换枪等现象，严厉指出：“全国都学解放军，可是解放军自己还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学？三总部要带头反这个东西，部队也要反。”及时纠正了个别单位比武中出现的不良苗头。
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叶剑英在深入许多部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连队基础训练二十条》经军委批准，颁发全军执行，给部队提供了一套科学的训练指导方法。在开展大比武运动中，最为繁忙的罗瑞卿大将先后１３次跑遍了全国９个省的许多部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济南军区普及尖子经验现场会上：罗瑞卿看到部队练兵士气昂扬，时常挑灯夜练，便要求指挥员注意劳逸结合，保护群众的训练积极性；他听说普及尖子经验中弹药器材消耗过猛，便教育部队勤俭练兵，为国分忧。
这些深入实际的科学指导，使１９６４年我军大比武运动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我们也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军事训练！”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检阅了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军事训练的消息，振奋了三军，鼓舞了练兵士气。各大军区“请战”的电话、电报纷纷飞向北京，飞向总部，要求组织部队进京比武汇报。
可让人发愁的是，偌大一个京城竟难以找到能同时容纳陆海空三军比武的场地。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焦急之下来到刘伯承元帅家问计。一直关注全军大比武运动的刘帅建议：既然都要比一比，按兵种分开赛，对手条件一样，按地域分片进行。军委同意此方案，决定全军性大比武分片进行。
华夏大地比武热浪伴随酷热升腾。７、８、９三个月，全军性比武此起彼伏。
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参加比武共有３３１８个单位，在３７６６个项目中角逐，比武人员数以万计。“这要成为军事家们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联军总指挥、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参观了北京军区某部的射击表演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出这样的感慨。
１９６４年７、８、９三个月，可谓我军军事训练史上的“百日辉煌”。这一时期，部队中最为荣耀的是比武尖子。现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同琢少将回忆当年参加大比武的情景时，依然是一脸豪气．那时王同琢还是班长，他代表福州军区参加全军步兵信阳片比武。当他带的班得了一等奖时，福州军区带队的朱副司令员高兴地跳起来，把当晚的戏票全拿到班里让战士们挑最好的。有几个战士要去游泳，朱副司令员亲自陪着去。回部队时夹道欢迎，如同欢迎战场凯旋的英雄。“十一”，王同琢代表比武尖子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请部队比武尖子看首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之后，总部组织一个专列，请３００名比武尖子到东北参观工业基地，王同琢动情地说，“那会儿我还没回部队，提升排长的命令就下了。比武尖子真是光荣啊！”
１９９４年６月８日，北京京西宾馆。雄壮的国歌声中，我军１９位高级将领迈着稳健的步履，列队走上主席台，从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被授予上将这一最高军衔的命令状。３０年前，他们中的济南军区司令员张太恒上将、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精松上将等，就是大比武中的尖子。张太恒上将接受笔者采访，回忆当年带着比武代表参加全军大比武的情景时说：“如果当年的大比武能再坚持几年，我军的战斗力将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南来的空气
林彪自打进北京城后，不知怎么就得了这么一种怪病：怕光怕风怕声，经常出汗和发低烧，不能户外活动，一看见水就拉稀，等等。１９６３年９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
林彪得知这个决定，那两道浓浓的眉只是向上挑了一下，他没吭声，静静地陷在沙发里。
１９６４年１月，罗瑞卿准备去南京主持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行前专门到林彪住处向他报告，林彪点了点头，淡淡地说：好，去吧。
５月间，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比武．军委副主席贺龙给林彪写信报告了北京军区“尖子”表演分队情况，林彪听秘书读完信，摆摆手。秘书走了，信也带走了，始终没给贺龙个回音。
不久，毛主席提出要看军事比武，罗瑞卿马上叫张宗逊向林彪报告。张宗逊兴冲冲地来到林彪住处，讲得那么激动。林彪听后，摆摆手，“毛主席去看，要组织好。”自己没说个去字。
被称为我军建国以来练兵“盛举”的这样一次空前的比武活动，没有见到林彪的身影，报纸上，电台上看不到、听不到林彪的名字。当时从元帅到士兵很少有人对此觉得奇怪，或者说根本就没引起人们注意，自然谈不上什么“奇怪不奇怪”。该报告的向他报告了，该请示的向他请示了，林彪为什么不露面呢？众所周知的原因嘛，他在养病。他的身体怎么能经得起参观军事表演这么剧烈的户外活动？
贺龙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位平易近人的元帅，风尘仆仆地奔波于比武场上。一向以严谨著称的罗瑞卿也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这一年他太辛苦了，先后跑了９个省的部队，为全军练兵热潮擂鼓助威。
然而，林彪却一刻也没忘记这个现实。他那看起来毫无生机的目光，正在透过厚厚的窗帘盯着阳光灿烂的练兵场。
据史料记载，林彪那个后来对我军建设危害多年的“突出政治”，它的第一次提出就源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召开的全军组织会议上。而“突出政治”的第一棒，则要打在这一年兴起的全军轰轰烈烈的群众练兵热潮上。表面上沉默的林彪悄悄地“合围”、“收网”，都是后人的分析判断，而在当时几乎无人所知。贺龙想不到，罗瑞卿更想不到。
必须指出的是，罗瑞卿这位高效率的三军总参谋长，对我军政治工作极为关心。这年的三四月间，他在协助贸龙全力筹划组织全军比武活动时，还给总政布置了一项重要工作：派几个得力的工作组下基层检查、总结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落实情况。
那时，总政自罗荣桓去世后，一时还没配主任。罗瑞卿找来了总政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嘱托他全力办好这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刘志坚带领一个十多人的工作组先到了部队较为集中的哈尔滨，在这里分作几个小组，分头奔赴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地部队。工作组的阵容不小，军职干部就三四个。那时机关作风也很深入，下部队很少在团以上机关活动，依当时的话说：“一个猛子”就扎到连队了。和战士吃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专门的汇报，全靠直接同官兵接触中掌握第一手材料。
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旬，全军比武热潮在即。贺龙元帅多次讲，训练是为了打仗，所以训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这种表演，总政、总后也要看看，因为这不光是训练问题，还是一项很大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做好了其它就好办了。很快刘志坚被罗瑞卿召回北京。５月２０日，贺龙和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彭真、陈毅到天津杨村靶场观看北京军区某部军事表演。刘志坚一同来到了杨村。不久，又陪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观看军事表演。直至６月底，他又回到了在东北蹲点的团队。后来又沿着南京、上海一路跑了一些部队。１０月，随同叶剑英元帅去长沙参加了推广长沙政治学校政治建校的现场会。接着来到了江城武汉，在这里召集各路工作组汇总情况，并在这一带的部队继续调查。
刘志坚眼罗瑞卿通了一次电话，提出：根据工作组目前掌握的情况，要形成一个全面估价部队贯彻落实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报告，材料还不够。罗瑞卿说，那就继续了解嘛，再找一些部队蹲一蹲。
工作组决定不返回北京了，继续下部队。刘志坚拿起电话同广州军区一位领导协商，那边说去红军团吧，这个团各项工作不错，在军区比较拔尖。
红军团历史上威名显赫。十大元帅从这个团出去的有四个，还出了百多名将军。“红一连”的第一任连长是朱德，林彪曾在“红二连”当过连长。
刘志坚是个老红军，来到红军团心里格外亲。他自己蹲在“红一连”，兼跑“红二连”。派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蹲在团直。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带一个组在七连，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带一个组蹲在四连。
这一蹲就是两个来月，竟横生出一个令全军惊诧的题目来。
再说北京这头。１１月３０日上午，叶群以林彪办公室主任身份参加了全军组织部长会议。
叶群神采飞扬，“林总向参加组织会议的同志问好！”又说：“林总让我传达对会议的指示。林总说，总政现在很忙，刚开完民兵政治工作会议，又参加了全军训练工作会议，这次又及时抓组织部长会议，很好，很适时，明年部队情况会有一些变化，不抓不行！”。
叶群加重了语气：“林总说，会议要好好讨论一下明年工作，不妨多开几天。搞不好，就会影响部队建设，学习毛泽东著作，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运动，就要失传，就要削弱。明年元旦社论，要体现组织部长会议精神和内容，元旦社论是全军官兵一年行动纲领嘛！”
接着，叶群又传达了林彪对部队存在的只抓军事不抓政治的问题的批评，要求全军必须突出政治。叶群讲话语调之严肃，话锋之尖锐，大大出乎与会者的意料。
林彪不久南下广州休养，红军团和刘志坚带领的工作组收入他的视线。
１２月上旬，刘志坚工作组经过月余调查，正淮备撤营收兵，接到叶群电话：她要参加蹲点。
叶群第二天就来了，随行的有“林办”的三个秘书，还有广州军区的同志陪同。刘志坚的工作组不仅不能走，还要陪叶群同志好好蹲点。
叶群和刘志坚在一起，三个秘书分散在原先几个工作组蹲点的连队。叶群有时也到另外几个“点”上看看。工作组的同志要把了解的情况再给叶群他们“倒”一遍。叶群仍直接找战士谈话，还同一个饲养员啦得很亲近。她听到有的炮手在瞄准镜里看过路的女青年，连问看见了什么，这个例子使她特别兴奋。每天晚上，叶群都同林彪通话，一讲就是个把钟头。
２８日下午了，叶群突然通知，明天上午返回广州，林总要接见大家，还要和大家一起合影。
第二天下午到达广州。不知林彪何时接见，大家都没出去。晚上１０点多，叶群突然来电话，要刘志坚带一两个人马上见林彪。刘志坚猜想林彪这么晚召见，一定要做指示，带上笔杆子硬的去吧。他喊上唐平铸和黄秘书，坐车奔林彪住处。
广州市内，军区有几幢高级小楼，林彪就住在那里。晚上１１时整，他们走进会客厅。里面一排窗户都紧拉窗帘，灯光昏暗。林彪苍白的脸上几乎没有一丝血色。他身着一件灰色的中山服，背靠在沙发上，叶群在他旁边坐着，茶几上放了一叠材料。
林彪手一摆，一丝笑容没有。刘志坚几个会意赶紧坐下。林彪没有说客套话，开口就讲：“刘志坚同志，你和叶群同志在红一连蹲点写的几份报告，我都看了。”
刘志坚心里一紧，没写什么报告呀，工作组的人也没写呀，心里发疑但他没说出口。
“叶群同志汇报过了。你们这次在红军团的一连、四连、七连和团直蹲点，发现了许多重要问题，很值得重视。”
“这些问题在１１月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有反映了。我已经嗅到一点味道。”林彪极不满意地说，“四个第一不落实的问题，不仅是几个连队的问题，带有一定普遍性。”
林彪又指责说：“现在部队出现了一些偏差，军事训练有的搞得过于突出，时间也占的多了一些，冲击了政治。”“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如果听其自流，不加纠正，那就很不好。”
林彪又强调，“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说到这里，林彪挥了个手势，“今后两三年都不要搞全军性的比武，军区、军、师大规模的比武也都不搞。”
林彪这天晚上的谈话，讲话节奏很快，和往日不同。唐平铸和黄秘书一刻不停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说到最后，林彪看着刘志坚，“今晚上把我讲的整理出来，明天我去上海之前送给我。再抄三份，一份给黄永胜；一份给罗总长，听听他的意见；一份你拿着，找五个军区级领导，给他们看看，看他们什么意见。”
林彪说到夜间１２点多，结束了谈话。这次接见既没听汇报又没照相，刘志坚他们没有机会插话。
回到住处，刘志坚他们可忙乎起来了，连整理带复写，折腾到二三点钟。天一亮，准时送到了林彪手中。
吃过早饭，刘志坚赶紧给罗瑞卿拨通电话。林彪昨晚上的一番指示，个别精神他听叶群说过，但通篇听完，却又几分吃惊，自知认识同林彪的想法相离甚远。
罗瑞卿听完电话，没吭声，以至于使刘志坚以为电话一句低重声音：这么说，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１２月３１日，北京城已响起阵阵爆竹声，又一个新年就要来到了。
罗瑞卿心里很沉重，一个棘手的问题等着处理。林彪的谈话稿要听他的意见。这不是一般的谈话，既是对１９６４年工作的总结，又是１９６５年工作的工作纲领。可以说，是林彪拍扳了的东西，已经不是什么修改的问题了。
但是，罗瑞卿对林彪谈话中对形势的基本评价等一些观点，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是相反的意见。这个谈话要从他手里“原原本本”贯彻下去，这对于像罗瑞卿这样一个原则性极强，从不随便附和别人的人，是很难做到的。何况，林彪明确讲了，要听他的意见。于是，他和刘志坚一遍一遍地阅读这篇谈话，改一个词，添一句话，写上又涂了，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效率从没这么低，也从来没有这么难修改的文件。
一年多后，罗瑞卿多了一条罪状，篡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两年多后，刘志坚被打倒，其中一条罪状是：伙同罗瑞卿８次篡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
距罗瑞卿看到林彪“突出政治”指示的记录稿６天之后，１９６５年１月５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总结１９６４年的工作，讨论１９６５年的工作纲要。会议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主持，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会前将叶群等人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大家。
叶群的调查此时才露了“真相”，这个口口声声要到红军团蹲点，向基层学习的人，在一份题为《对×××团一连３个“尖子”班情况调查》的材料中，夸张而蛊惑人心地列举了移苗并丘，拼凑“尖子”；重军事技术，轻政治思想；追求锦标，弄虚作假；歪风邪气，庸俗下流；管理简单粗暴，影响内外团结等１０个问题。在另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一、二、三（单双杠）、扣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最后，她危言耸听地写道：“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的接班人。”叶群前台亮调查，有人背后散“阴风”，说什么“尖子”表演很多是假的，十三陵水库军事表演是欺骗毛主席等等。
叶群对１９６４年比武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攻讦，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反感。许多军区领导说，全盘否定１９６４年军事训练成绩是不对的。大多数与会人员都认为，１９６４年工作成绩是巨大的，这是第一位的，必须肯定。这一年中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一个是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说，谁说三代民兵是假的，全家苦练本领，保卫海防这不好吗？！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说，有人说北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他们打靶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参观的人都心服口服，这怎么是假的。讲到这里，杨勇气得拍着桌子，用质问的语气说，“是谁向林副主席搞假报告，这是别有用心！”
这次会原定１天，结果开了４天，大家也感到话没说完，４天的会议得出一个结论：去年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军事训练真正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是我军多少年来军事训练最突出、成绩最好的一年。
罗瑞卿在修改这份林彪的记录稿时，已经看出林彪说话的锋芒所指，但他没有选择一种既不是不对也不是对的“圆滑”的方法，他认真提出了一些增改意见，现在面对高级干部的争论，他觉得应该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１月９日，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不能给群众性练兵运动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大帽子，１９６４年军事训练成绩是主要的，军事比武始终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气可鼓，不可泄。他说，一方面不要犯单纯军事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中去，使各项工作都过硬、不搞空头政治。他还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
会议期间，罗瑞卿告诉工作人员，把大家意见及时整理出来，给林总报去。林彪听到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对大比武“冲击政治”的说法不满意，又改口说，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吧，我说的是苗头，不是偏差。
１月１２日，经林彪审查同意，林彪的谈话记录，冠以《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为题目，加按语，作为军委１９６５年１号文件下发部队。
下发的这份文件中，基本保留了林彪谈话的原文，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了增改。如对１９６４年军事工作的评价增加了“成绩是主要的”一句话，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上“当然，这里是指必要的，也不能乱冲一气”一段话。在“１９８５年工作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后面，加上“气可鼓，不可泄”的话。
３０年后的今天，笔者在３０１医院老南楼１３床见到了正在治病的当年刘志坚工作组的成员姜思毅同志。重谈这段往事，姜思毅感慨万千，他说，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当时林彪要用“突出政治”改变一切，打倒一切的既定方针，是无法阻挡的，但正是那样的年代，罗瑞卿却不趋势盲从，奋力一搏，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精神是永远令人敬佩的。
政治悲剧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２日，林彪关于部队当前工作的指示，作为军委文件下发部队了。
林彪在等待着罗瑞卿的检查，那怕是一点反省的表示。林彪知道，罗瑞卿在军政两界担任的职务以及他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密关系，并不是轻易可以碰的。他权衡再三，对罗瑞卿还是要争取，但必须同时准备“另一手”。
１９６５年２月，他仍在上海养病。这期间，空军司令刘亚楼肝癌已近晚期，叶群以探望为名，经常和刘亚楼谈话，而且不许别人在场，包括刘亚楼的妻子翟凤英。林彪也一反常态，不再怕风怕光、怕见人，打破从不探视病人的常例，亲自和刘亚楼谈了一次话。
２月底，罗瑞卿到上海专程找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说，你先找刘亚楼谈。罗瑞卿好生奇怪，来到了医院。看到老朋友、老战友被病魔折磨成这个样子，罗瑞卿心里十分难过，劝他好好养病，而刘亚楼却谈到了另一个话题上，他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叫你不要误会。刘亚楼讲这番话时，心情十分沉重，罗瑞卿听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没意识到这是林彪对他的又一次争取。后来，他回想起这件事，说：“我当时只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结束了这场莫名奇妙的谈话，林彪见了罗瑞卿。林彪问他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罗瑞卿只是照实地回答了一般性的交谈。林彪期待的话没有从罗瑞卿嘴里说出来，他真正地失望了。
林彪还是不露声色，他看罗瑞卿情绪有些低沉，话题一转，说：“去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突击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林彪的话并未能使罗瑞卿感到宽慰，相反，他听出了林彪的本意。
林彪提出“突出政治”。这个“突出”二字，显然是针对“政治”的“不突出”而言的。“不突出”就是因为“军事冲击了政治”。
这一年的４月３日，罗瑞卿来到了广州军区，在叶群曾经蹲过点的那个部队的团以上干部集训队讲话中，专门讲到：“怎么才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同志中理解是不一样的。有林彪同志的理解，有我们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些同志的理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他还说，十几年才比了一次武，积极意义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不要一下子偏到这边，一下子又偏到那边。针对林彪强调说，如果政治上一塌糊涂，打起仗来往后跑，即使军事上再好，有什么用，罗瑞卿公开唱了反调，“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往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打得不准，一打，人家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罗瑞卿再次强调说，政治可以冲击其他，“这里是指必要的，也不能乱冲一气。”
罗瑞卿的讲话引来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在他讲话之前，参加集训的许多领导同志还在检讨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这个军的军长在军区小组会作了检查，回军里还得检讨。他说，当年总政工作组和叶群同志在我们这里蹲点发现的问题很突出，不管哪个方面的问题，与我的领导、作风、工作都分不开，我要负重要责任。听了罗瑞卿的讲话，他好像打仗失利后不仅没受批评反而受到鼓励，心情很激动。罗总长的讲话一扫集训队沉闷空气。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越来越难相处了。４月底，罗瑞卿陪同贺龙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作战会议情况。５月２号，罗瑞卿又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也许林彪对罗瑞卿和贺龙去武昌的行动不满，一见面没头没脑就朝罗瑞卿发了火，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并对通气问题作了五条规定，还说，你去我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为了说明通气的必要，还拿出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字一句念了起来，使罗瑞卿感到十分吃惊，林总火气从哪里来的呢？他思来想去，还是不明白。
过了几天，林彪就给了他一个大“难看”。在作战会议结束时，因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未到会，罗瑞卿经请示林彪作了总结发言，刊登在６３期简报上。简报送到林彪手里，他却突然发难，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６３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
还没等罗瑞卿摸清楚是怎么回事，叶群就打来电话，安慰罗瑞卿，还请罗瑞卿当面谈一谈。叶群说，“１０１憋了一肚子气，不放出来不行。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是把你做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第二天，林彪又打电话约罗瑞卿去谈话。叶群就约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去谈。叶群口气是那样地诚恳、亲热，打比喻说，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就像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关系一样，“因为太好了，所以常常发生‘不预之隙’。所以就是又要吵，又要好。”
林彪的反常表现，并没引起罗瑞卿的警觉。这个正直的共产党员总是在审视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周全的地方。最后，一直等他关在林彪的班房里，他还在想，是不是林彪对我误会了。他全然没想到“阴谋”二字，也没有怀疑林彪的人格。
林彪已经看透了罗瑞卿，试探、高压、拉拢、对他都无济于事，拖不上船就推下去，总参谋长这么一个重要位置上不能有绊脚石。
林彪“另一手”的航速加快了。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而此时的罗瑞卿还蒙在鼓里。２５日，他到上海向毛主席报告工作。上海的文汇报自１０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各报都在刊登有关文章。毛主席对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十分恼火。江青对罗瑞卿说，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得知这些情况，马上给彭真通了电话，讲了他所了解的情况，提出《解放军报》和北京的报纸同时转载。这时，周总理也给彭真打了招呼。１１月２９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罗瑞卿以他习惯的方式，尽心尽力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威望，对于即将到来的文革和降落在个人头上的厄运，一点也没有预感。
他要离开上海了。他对毛主席说，要到苏州去看看林彪。毛主席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这番话，毛主席说了一遍又一遍，对林彪寄予厚望。
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
去苏州，林彪接见了罗瑞卿。听完罗瑞卿的汇报，还关切地问，你身体怎么样啊？罗瑞卿说，还好吧，只是最近闹牙疼，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就不痛了。
这次会见，罗瑞卿没有见到叶群。其实叶群就在旁边一间屋子里偷听。罗瑞卿感到这次谈话比往日轻松。林彪也像换了个人，亲切随和，凡人气多了。
此时，离上海会议仅仅９天。
林彪又一次成功地“稳”住了罗瑞卿。每临大事有静气，他深谙此道。
罗瑞卿从苏州离开林彪，就飞往大西南检查部队工作了。１２月９日，他和夫人郝治平到达昆明。１０日，罗瑞卿刚和昆明军区领导见面回来，秘书就说中央来了通知，让他速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罗瑞卿觉得有点突然。原来中央开会都是提前有预告，而这次什么也没有。到昆明之前，他曾在电话里和邓小平、李井泉约好，看看三线建设情况，在昆明碰个头，而罗瑞卿到昆明后，也听说他二人被叫到上海开会了。罗瑞卿打电话问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在家。电话里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彭真放下电话就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给彭真吹了一点风。彭真又电告罗瑞卿，你去吧，去了就知道了。罗瑞卿猜想，这么保密紧急，可能是军事上的事吧。
忠诚之士多有相似之处．此时，贺龙也接到通知：立即到上海开会。但没有告诉会议内容。临行时，秘书问他带什么材料，他说带上作战地图。到了上海后，才知道“解决”罗瑞卿问题。
贺龙与罗瑞卿，一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两人不仅工作联系密切，相知也很深。贺龙怎么会相信这个铁骨铮铮、对党忠心耿耿的汉子竟然反党。他想起一件事，上个月，有人告诉他罗瑞卿反林彪。他问根据是什么？那人说，一次一位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罗讲这种话，就是暗指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贺龙当即驳斥他，如果你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猜疑了。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这是不可能的事。１２月２日，那个人又找到贺龙说，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贺龙大声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反党。那个人又紧追一句，你这话能不能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
此事刚过６天，中央就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贺龙有一种预感，这次会议非同寻常，可能会牵连到自己。
再说罗瑞卿。他一下飞机，陈丕显和吴法宪就迎上来。而平时中央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吴法宪平日见总长，腆着个肚子跑得比谁都快，连开关汽车门都亲自去做，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催罗瑞卿赶紧上车。
罗瑞卿以为到锦江饭店居住，以前中央在上海开会，他们都住那里，而这次却把他拉到一个单独的地方去住，罗瑞卿心里疑惑起来。汽车很快开到建国西路６７８号。这时，陈丕显才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屋子里等他。
郝治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还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就被人叫到楼上了。空气十分紧张，楼梯上站了一些公安人员，看样子，我们好像被管了起来。瑞卿和周总理、邓小平在楼下说，我在楼上等。一直等到晚上７点钟的样子，天都黑了，听到门外汽车响，我估计是他们走了，就急忙下楼。瑞卿正好要上楼，可是他浑身软得怎么也迈不开腿，我赶紧搀着他走上二楼。瑞卿流泪了，我从来没看过他这么难过。他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都知道。……我要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清楚。可是当时能让瑞卿去见吗？一连５天，我和瑞卿都被看在这个院子里。”
解决罗瑞卿的上海会议，没揭发出什么实质性问题。然而，这次会议同时举行的一次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也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同意解除罗瑞卿在军内职务，却又提出保留他在军外的职务。蒙难的罗大将军仍然是国务院副总理。
直到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日到４月８日，中央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军委常委开会专门解决罗瑞卿问题，会上对罗瑞卿进行了面对面斗争。罗瑞卿作了两次检查，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严格，但招来的却是更加激烈的攻击。
“你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是混进党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军队的赫鲁晓夫。”
“你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你用学马列反对学毛选……”
３月１７日，一封更恶毒的诬告信，送到了批判桌上，信中污蔑罗瑞卿包庇地主恶霸，反动立场不改。
莫须有的罪名，如同五雷轰顶。这位旧世界的逃亡者，这位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投奔共产党的忠诚革命战士，再也忍受不了这四面八方射来的毒箭攻击。在战场上，他不怕死，也不想死，他要把红旗插在敌人阵地上。而现在他却不想活，也无法活下去，他的对手是他曾经崇敬的林副主席，他面对的是一张张熟悉而又曾密切合作过的战友的面孔。这是一场无法进行的战斗，他不会屈服于林彪一伙的邪恶势力，但也根本赢不了这场斗争。他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第二天上午，罗瑞卿推开顶楼的小窗，慢慢摸上平台。望着灰色的天空，将军闭上眼睛，从楼上坠落下来……
大难不死，跌断腿的罗瑞卿大将被迫在医院停止治疗，造反派把他装在一个大筐里，到处抬着游斗。将军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根本站不起来的他还得硬弯着腰，造反派锹着他的脖领子，一句话回答不对就是一耳光。将军怒斥，“为什么打人！”“打的就是你反对毛主席、林副统帅，你搞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造反派叫嚷着，挤上来拳打脚踢，有人猛踢他的伤腿。鲜血从腿上流出，渗出筐外……
贺龙元帅被打倒了，其中一个罪名是“罗瑞卿的后台”，“经常同罗瑞卿密谋”，不久，又成了“二月兵变”的主谋，被林彪一伙活活整死。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临死前愤怒地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在军委办公会上拍桌子表示对“军事冲击政治”说法不满的杨勇司令员，在一个凌晨突然被抓走，一关就是几年。
李德生军长的门前贴满了大字报。这位当年发现和培养了郭兴福的有功之臣，此时被戴上了“刘邓黑部队，罗瑞卿的黑帮”的大帽子，造反派堵在军部门口，要把他揪出来，打入十八层地狱。
一个“尖子”都有一段心酸事。昨日比武场上，他们被鲜花簇拥，而今却在批斗的浪潮中度生。
最惨的要数郭兴福。将近４０度的高温下，让他嘴里叨着稻草，在水泥地上爬行，爬一步得磕一个头，叫声，我有罪！这位山东汉子如何受得了这份罪。他感激毛主席，敬重罗总长，他是从国民党营垒里走来的解放战士，是党把他再塑成人。那一年，罗总长得知他因过去那段历史提拔受影响，马上告诉部队领导，郭兴福当个连长没问题，要相信人家！现在，让他揭发、辱骂罗总长，就是拔掉牙他也不干！为了维护堂堂正正之身，他采取了全家集体自杀的行为。
苍天无眼。他心爱的３个孩子全死了，而他和爱人还活着，淌了一屋子血竟没死去！命运就这么活生生地折磨他。郭兴福罪上加罪，被判处死刑，押在死牢里。
复苏后的警醒
这段往事过了２０多年，依旧清晰如初。
林彪有能量把“大比武”压下去，可是他没能量改变世界局势。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苏军在装甲车、坦克掩护下，入侵我国领土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边防军被迫实行自卫反击。
４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还接见了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毛主席在主席台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赞扬边防军打得好！
林彪从组织、制度上保证“突出政治”后，我军的军事训练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潮。珍宝岛的胜利中也暴露出另一方的严重问题，部队的训练素质太差了。不少战士不会利用地形地物，他们违背军事常识，利用树木的左侧射击，结果把身体全部暴露在外，造成不该有的牺牲。
毛主席接见珍宝岛战斗英雄的举动，无疑对恢复和开展几乎处于取消的军事训练是一次有力的动员。
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推动下，我军的训练从这年下半年进入了恢复阶段。
不久，林彪反党集团覆亡，毛泽东指令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讨论由他提议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毛主席还坦率地承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自责地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操劳一生的毛泽东带着重重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神州大地泪雨纷纷，被解除监禁的罗瑞卿拖着伤腿向毛主席遣体告别。１１年前，他在上海辞别了毛泽东，再也没有机会见他老人家一面，再也没能说上一句话。１１年后，面对的却是这位伟人的遗容，罗瑞卿泣不成声。２７天后，多谋善断的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协助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将“四人帮”一网打尽，中国人民长达１０年的“炼狱”从此结束了。
罗瑞卿回到了北京，此时，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一条又粗又大的极左思想的根子尚没有得到应有清洗。他在自己的冤案还没有正式平反时，就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南京军区的郭兴福，一个是《人民日报》的记者连云山。他告诉秘书说，这两个人因受我牵连受到迫害，是死是活，一定要查清楚。秘书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连云山。连云山听说罗总长找他，感动得热泪盈眶。罗瑞卿得知连云山还活着，也颇感宽慰。
连云山，原任人民日报军事记者组记者。战争年代，他曾在郭兴福所在的部队战斗过。１９６４年，他积极投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宣传，在罗瑞卿等领导人那里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他个头小，罗总长喜欢叫他“小个子记者”。
连云山和别人合作采写出两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郭兴福和他的士兵们》，刊登在１９６４年第３期《解放军文艺》上。罗总长看到文中有关描写官兵间兄弟般情谊的情节时，感动得流着眼泪说：“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支军队有这般亲密的官兵关系。只要保持和发扬这种良好的官兵关系，世界上任何敌人都战胜不了我们！”
后来，林彪一伙把郭兴福打成了“黑典型”，连云山自然在劫难逃。家被一群“革命闯将”抄得一片狼藉，７０高龄的父母亲被赶出京城，１１岁的大女儿跑回了山西老家。９岁的二女儿被赶到河南放鸭子。在上级要求“划清界限”的勒令下，妻子被迫和他离婚。
１９６８年，连云山被强行分配到地处贵州苗寨的三机部某航空电机厂劳动改造，烧了几年锅炉。从京城的大记者，到山沟里的锅炉工，他品味了世态炎凉。
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他的境遇才逐步有所改变。再后来是回到部队，当了空军航空兵某师的政治部副主任。
秘书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连云山。连云山一听罗总长回来了，立刻从唐山赶往北京。
连云山怀着急切的心情敲开了罗瑞卿的家门。令他意外的是，出现在他面前的已不是记忆中那精神抖擞、精力充沛、永远挺直腰板走路的罗总长，而是一个被折磨得身带重残的老人，头发斑白，背也有些驼。罗瑞卿坐在轮椅上迎接他。但他那刚毅的神态，炯炯的目光，仍像当年一样犀利逼人。两个落难者久别重逢，先是相视无语，继而抱头痛哭。连云山边哭边说：“我设想到还能见到老首长！”罗瑞卿哽咽着：“我也没想到，咱俩还能再见面！”
罗总长问起连云山的生活，听说他的“问题”还没解决，立即告诉秘书一定找有关方面为他恢复名誉。而此时罗瑞卿，本身那个“问题”也还没有解决。
自豪的事业使他们忘记个人荣辱。罗总长和连云山抚今追昔，无不盼望当年大比武那美好情景再现军营。
“我还要找郭兴福。”罗总长说。
“我要继续写。”连云山答道。
两人会心笑了，笑得那么开心。
见到连云山，罗瑞卿更加想念郭兴福。１９７７年初，他来到南京，向军区领导询问郭兴福的下落。
那一年，郭兴福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出之后，正直的人都愤然不平。李德生、许世友经过多方工作，才改判为２０年徒刑。他押在男牢，老伴关在女牢。每到探监的时候，也是郭兴福倍受折磨的时候。他蹲在牢房墙角，听不得牢门外那哭哭泣泣的声音，他更不敢看那孩子们的眼睛。他没有了亲人，也不会有什么人看他。有一次，他听到喊，郭兴福，有人看你。愣了半天才走出去。一看，是她来了。
她，就是他的老伴李淑贞。
李淑贞忍受住丧子的痛苦，又怕郭兴福想不开，就想看看他。犯人探犯人，还没有这种事。看守人员同情她的身世，便准许了。李淑贞将狱中发的很少的零花钱攒起来，自己梳头连把好梳子都舍不得买，却用这钱给郭兴福买了一条烟。
老伴递过东西，那充满忧伤又很深情的眼睛直看着郭兴福。她看得那么久，郭兴福一背脸，眼泪差点掉出来。他明白老伴的心意，为了老伴自己必须好好地活下去。他是被他们逼的啊！他郭兴福搞训练有什么错！即使死，也要把问题弄清楚，要清清白白的，这样才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儿女们……
罗瑞卿听着郭兴福的遭遇，鼻子直发酸。他告诉南京军区领导，郭兴福是个难得的人才。对他的问题要具体分析，即使他的做法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也是林秃子的罪恶，是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把人逼上了绝路，林彪倒台这么多年了，应该解决一下郭兴福的问题了。
给军区领导说完，罗瑞卿又找来军报当时驻南京军区的记者夏国珞，他说，我以普通读者的名义给你谈谈林彪破坏大比武的罪恶。罗瑞卿介绍完大比武的来龙去脉后，又说，郭兴福是个好同志，太冤了，要尽快解放出来。
回到北京后，他又多次给主持军报工作的华楠谈起郭兴福，他说，要肯定郭兴福在军事训练上的成绩，要重放郭兴福军事训练的影片。
身为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写信，此时他深深怀念老部下郭兴福，请求重新审理郭兴福一案。
１９７９年，倍受磨难的郭兴福无罪释放了。正在军区招待所组织训练工作会议的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范志伦立即找到他。范志伦当年在军里当参谋，曾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中与郭兴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走，老郭，我带你见见熟人。”
“我这个样子，怎么去？”郭兴福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头上已挂银丝，面容有些苍老，眼神滞呆。
范志伦自有他的用意，你老郭不能光无罪释放，还得给你点事情干干，现在需要的是舆论。
他领着郭兴福走进招待所，大声喊“郭兴福回来了，郭兴福回来了”，参加会议的军师领导一下子围过来，在楼上下不来的，也从窗户里挤出脑袋。
十多年没见了，却完全没有陌生感，郭兴福握了这双手，那双手又递过来，眼眶闪着泪花，这是感情的共鸣，心的相知。
郭兴福出现在会场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使安置他的工作大大提前。不久，他被任命到军区高级步校战术研究室，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
不幸的是，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７日，郭兴福骑自行车外出时被一辆汽车擅倒，当场身亡，路人为了弄清他的身份，翻他的口袋，发现一张装在塑料袋里的照片，这就是他终生敬重的罗瑞卿将军。他曾亲口向他患难之妻许愿，一定带你去北京，去看看罗将军一家，看看郝大姐，而这一切，都化作了遗憾。
７年前，罗瑞卿将军因医治伤腿，不幸逝世，他的死是四人帮的迫害而造成的。将军的一个，心愿，是见到郭兴福。
７年后，郭兴福车祸身亡。他被林彪一伙逼迫自杀，没死成，而今他要活得像当年那个郭兴福一样时，却告别了人世。
苍天就是这么不公。
１９９１年，南京军区隆重召开郭兴福教学法３０周年庆祝大会。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和郭兴福的老上级李德生到会热烈祝贺。
１９８５年，任《解放军报》政工处处长的夏国珞一家，把郭兴福的遗孀李淑贞接到北京，这位多次采写郭兴福的老记者要替老郭还愿。当夏国珞安排李淑贞同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见面时，这位朴实的山东大嫂犹豫了，她说：“不去吧，郝大姐身体也不好，过去的事够折磨人的了！俺和老郭啥时候都忘不了罗总长。”说到这里，李淑贞哭了。
这是一个“过去”的故事。
这是一个不能忘记的过去。
历史推出郭兴福
我军六十年代开展的大比武运动，与郭兴福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郭兴福是英雄吗？不，他是地地道道的凡胎俗骨。在那个讲究“根红苗正”的岁月，他更显得平凡，而且身世经历上沾有某些“历史污点”。
１９３０年，郭兴福出生在山东省邹平县一个贫农家里。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几个月的书就辍学了。１９４２年他１２岁时，家中的生活难以维持下去，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到国民党一个保安团当了勤务兵。１９４８年９月，我军解放济南，郭兴福获得新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第１３纵队的战斗连队当战士，先后参加了淮海、渡江、淞沪、漳厦战役，因作战勇敢，立过三等战功，不到一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１岁的班长郭兴福被推荐到第１４步校学习深造。在步兵学校４年多的时间里，他学习刻苦。战术、射击、军事地形学等１８门课程，１３门优秀，５门良好，毕业成绩被学校定为“上等”。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军区某师军士教导营任排长，这是一个培养班长的训练单位。在军士教导营工作的４年里，郭兴福把分队战术和技术训练摸了个透熟，这对他后来形成一套先进的教学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５９年５月，因为“历史污点”而郁郁不得志的郭兴福，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机。他被调到某团二连当排长，一年后晋升为副连长。
凡胎俗骨的郭兴福是怎样成为我军大比武运动的排头兵呢？
北京西山。李德生将军的住地。３０年后，这位当年郭兴福所在军的军长，向我们披露了发现、培养郭兴福，以至使他成为大比武运动一面旗帜的内幕。
李德生是从放牛娃成长为将军的，并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他１９３０年参加红军，曾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旅长、师长，在淮海战役中率部直捣黄维兵团兵团部。抗美援朝战争中，李德生任副军长，担任过上甘岭战役前线指挥员。
身经百战的李德生，深知练为战，把兵练活的重要。批判了训练中的教条主义后，部队训练如何搞，急需寻找一条新路。１９６１年初，身为某军军长的李德生召集该军军事工作会议，会上他说：“现在军委训练方针、原则，要求都非常明确，但训练方法不改革，就难以落实。我们的任务是过河，没有桥和船就过不去，解决好训练方法问题，就像解决过河的桥和船。”
训练任务刚刚布置下去，李德生便带着军师工作组来到郭兴福所在的某团二连蹲点。此时，吸引李德生及工作组来的并非是郭兴福，而是他所在的团队和连队的历史荣誉。这个团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团队，二连更有辉煌的历史，先后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渡江作战等上百次战斗，连队８次荣立战功，涌现出１２０多名战斗英雄和模范，其中有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而这会儿的郭兴福只是副连长，并没显山露水，可谓一块璞玉。
刚下到二连蹲点的李德生，第二天上午就到了训练场。
长空白云乱飞，山坡上人影幢幢。战士们挖了几条堑壕，里面插着几个稻草绑的草靶，权当作“敌人”。堑壕正前方７０米开外，十来个战士一字儿摆开。他们刚作完利用地形地物、敌火下运动等战术，现在来到堑壕下面训练冲击动作。
队列前面，站着一个一米八出头的彪形大汉，虎头熊腰，黝黑的脸孔，洪钟般的声音，腰间挂着手枪，腰皮带上插着一面小红旗，手里端着步枪。他发话了：“上面我讲了冲击动作‘勇’、‘猛’、‘准’的要领，现在来讲‘狠’字。”他用手向前一指：“堑壕里面就是敌人，我们对敌人要不要狠？”
“要狠！”战士们异口同声。
“那个指挥训练的是谁？”李德生问身边随同的作训参谋。
“二连副，郭兴福。”
当天晚上，李德生与军师工作组研究决定，在二连进行从单兵、小组到班战术的训练改革试验。同时，确定了３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作战的干部任教练班长。他们的分工分别是军作训参谋宋文皋教班战术，师作训参谋吴亚东教单兵战术，郭兴福教小组战术。任务明确后，李德生命令将二连和另一个团的七连抽出来，以保证精力，避免干扰，全力参与训练改革。
洪泽湖畔，分队训练改革全面展开。天气寒冷，作业全部在室外进行，一干就是一整天。晚上研究教案，没有叫苦说累的。４个月时间，谁也没有离开训练场半步。军里一些要军长拍板的大小事情，都是到连队来找李德生。
用战场需要这把刻刀来雕塑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４个月过去，春暖花开，训练改革项目也有了眉目。李德生召集军里所有参过战的营以上军事主官，以战场上的眼光来评判３个改革项目，对３个人的教学进行论证鉴定。大家提出了上百条建议和意见，最后认定郭兴福的小组战术教学改革比较成功。
浙江金华的尖峰山下。几个人的改革项目进入最后的定型。攻击、防御，几轮下来，郭兴福得分最高。还不放心的李德生又命令９个步兵团的团长各带一个班，与郭兴福带的小分队对抗，进行现场战术演练，几番较量，郭兴福教学胜人一筹。李德生表态：这次战术训练改革试验，口子还是开大了一些，其它两个项目停下来，集中力量从单兵抓起，由郭兴福任教继续试验。
郭兴福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集中精力进行我军军事训练中最基本的单兵战术训练改革。这会儿，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智囊团”，军里抽调了四个参谋帮助郭兴福，训练教学中，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进行认真研究推敲。并写出第一个东西：教学笔记。即把郭兴福教学中的方法用文字记录整理出来，在军里推广。
“比在北京看梅兰芳的戏还过瘾”，１９６２年夏天，顶着高温酷暑到部队调查训练改革情况的总参军训部郝云虹处长等，由李德生陪同观看了郭兴福的现场汇报作业，他连声叫好。说他们走了许多部队，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精采的战术作业，并问这项训练教学改革叫什么。
是啊，教学方法出来了，叫什么？为了起个好名字，军、师、团各级动了不少脑筋，有的说叫基础教学法，又有的说叫单兵教学法，有的说“孩子都生出来了，随便叫个什么名字都行”。郝云虹处长沉思后风趣地说：“你们生了孩子，我给起个名，看看是否合适，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吧，这样好记，与别人的也有区别，或许能叫响。”以个人的名字命名一种训练教学方法，这在批判个人主义，倡导集体主义精神的年代，可要担一定的风险。大家反复咀嚼、念叨，倒是上口，可又觉得叫“郭兴福教学法”在内部可以，对上、对外行不行，拿不准。李德生说，就叫“郭兴福教学法”。当年１０月，总参办的《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介绍了郭兴福的教学法，并加了《既严又活》的评论员文章，扩大发行至全军连以上单位。这是最先向全军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材料。
造势运动开始了。１９６２年２月，南京军区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看了郭兴福汇报作业后，连声赞扬，“教得好！教得好！”当即指示：要在步兵学校和全区部队中推广，并要做好宣传报道工作。不久，王必成副司令员又陪同来南京检查训练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看了郭兴福的专场汇报，张副总长认为郭兴福教学方法很好，应该在全军推广。
１９６２年３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通知，并指派郭兴福到部队作教学表演。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南京军区在杭州召开训练现场会，检查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落实情况，论证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可行性，并要求把郭兴福的教学经验运用到班以上战术训练中去，运用到技术训练和特种兵、海岛部队训练中去。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南京军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进一步推广郭兴福教学经验的决定》。
一浪高过一浪的造势运动，使郭兴福教学法在南京军区走红了。
从教学法到大比武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天，郭兴福突然接到命令，要他马上带领小分队到南京去，向军区首长作汇报表演。郭兴福带领“伍先华班”赶到南京，在城郊的张家山，郭兴福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等领导汇报表演了单兵进攻战术。军区首长看后表示满意，并要郭兴福到镇江小衣庄去，还要继续表演，但没有说给谁表演。
１２月２５日，一个雪后的晴天，旷野吹着尖利的寒风，郭兴福的又一场汇报表演开始了。前来观看表演的首长身材魁梧，穿便服，头戴鸭舌帽，罩一件褐黄色风衣。他的随行人员穿着栗色皮夹克。气氛有些紧张。郭兴福带小分队上场，嘹亮地喊了声“立正”，便跑步到首长面前报告，恍惚觉得首长很面熟，可一下子没认出来。
这位首长就是叶剑英元帅，他是专程赶来观看郭兴福教学法的。旷野上，郭兴福表演单兵进攻战术训练课目开始了。部队给叶帅搭了帐篷，让叶帅在帐篷里看，可叶帅穿着风衣跑出去，紧跟在郭兴福身旁，不是在他前方，就是在他后方，听着他一言一语，盯着他一招一式。表演持续了３个多小时，叶帅一直跟着看，有时还要问问身边担任现场解说的同志：战士的负荷有多重，戴上防毒面具对射击和练战术有多大影响，还询问三班每个战士的姓名、年龄、入伍时间、文化程度。
表演的高潮到了。经过３小时的摸爬滚打，战士们累得直喘粗气，体力消耗很大，可是最后却要表演最艰苦最紧张的冲击动作。只听郭兴福亮开粗喉大嗓动员说：“冲击，是单兵进攻战术的关键动作，是战士必须掌握的过硬军事技术。
冲击讲究六个字：勇，猛，狠，活，快，准。勇，就是勇敢，前仆后继，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接着上。猛，像老虎下山，在气势上压倒敌人。狠，就是敢于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就是像抗美援朝的英雄那样，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砸；枪托断了，就用手榴弹敲；手榴弹打光了，就手陷牙咬，像《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手榴弹弹体上有敌人的脑浆，嘴里有敌人的耳朵……”说完，他袖子一挽，身子一弓，两眼瞪得滴溜圆，向“敌人”前沿猛扑过去，一路做着射击、投弹、刺杀、格斗动作，给战士们示范。
叶帅目睹这一切，禁不住喜上眉梢。训练表演结束时，他高兴地把郭兴福拉到身边，握着郭兴福的手说：“你是一个好连长，你把兵练活了！”接着，叶帅一一接见参加表演的三班战士，当问到战士叶铁虎的名字时，叶帅连连赞扬：“名字好，军事技术好，像个‘小老虎’。”
当晚，叶帅召集有关工作人员研究总结郭兴福教学法的特点。
叶帅从郭兴福身上看到了我军军事训练的希望。１２月２７日，叶帅向军委写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报告由南京电传北京。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收到叶剑英的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介绍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训练报告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兵练得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
毛泽东认真看完报告后，在文中“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下重重地划了一道鲜明的红杠，对此尤为赞赏。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毛泽东称赞叶帅在解决军事训练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针对叶帅报告中说到“郭兴福教学方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评语，毛泽东特意做了这种强调。有发展创新，这也许正是毛泽东看中“小老虎”的缘故。
当毛泽东听说这次总参在南京军区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会，到会的多是机关部门和抓军事训练工作的副职，还有不少是院校的教员后指出：到会的多是“后排议员”（指机关部门和抓训练的副职），难以推广；要想真正推广，必须一把手到会，亲自抓。
张宗逊副总参谋长等总参有关部门领导一行，这时已结束了第一次南京现场会的组织工作。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离１９６４年的元旦只差两天，南京已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为这次会议整整忙了半个多月的总部领导和工作人员，正准备返回北京过元旦。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总参领导决定组织第一次会议的原班人马留在南京，立即着手筹备第二次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合。１９６４年１月３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１月下旬，罗瑞卿亲临南京坐阵，代表中央军委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现场会。这次与会人员同上一次不同了：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和各野战军主管军事工作的负责同志：张爱萍上将、许世友上将、杨得志上将、刘震空军上将及一大批中将、少将，共计两千余人到会。
寒气逼人的金陵，郭兴福带着他的小分队再次为我军的高级将领表演他的单兵战术教学，令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为之一震。
“许司令又立大功了！”尽地主之谊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热情款待各大军区将领时，席间人们少不了赞扬。许世友却讲了这么一件事：开始我还没看好郭兴福，他战术教学，教战士占领地形由下而上，出抢由下而上，观察抬头由下而上。我一听，就凭你这三个由下而上就能打胜仗，搞好战术？我找了８个将军组成一个班，交给郭兴福，让他当教头，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教练。没想到郭兴福还真有办法，几个小时下来，将军班的人汗流浃背，说不服不行。我一问，将军们都说到了郭兴福手下就身不由己了，一个个情况逼得你不练不行，是不知不觉进入了战场情况。
郭兴福教学法得到了全军的公认。会上，各大军区领导纷纷登台表态，回去后要下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台上表态，台下争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达到什么标准，谁优谁劣，如何评价？“郭兴福教学法有一条，就是训练中比一比，赛一赛，调动训练积极性。”将军们看好了比武是郭兴福教学法的重要内容。这次会上，根据各大军区建议，提出以比武的方式检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效果，并初步确定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日前后，举行全军大比武。
为迎接全军大比武，从１９６４年２月开始，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在全军展开了，各部队紧锣密鼓，训练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龙腾虎跃局面。１９６４年４月中旬，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军军训比武筹备委员会。４月下旬，军委领导批准了全军比武计划及所需经费、器材和弹药等，比武准备工作在全军展开。５月１５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向部队发出《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
“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齐鲁大地骄阳似火。１９６４年６月８日至１０日，在济南军区检查训练的罗瑞卿、张宗逊，这天晚饭后突然接到贺龙元帅从北京打来的紧急电话，通报一个令人惊喜振奋的消息：毛泽东要到训练场看军事表演！
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以极大的热情同军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全力推动全军大比武运动的开展，并亲自抓北京军区。４至６月间，先后七次到北京军区视察军事训练尖子的情况。５月中旬，贺龙视察北京军区选拔参加全军比武的代表队，看到神枪手、神炮手百发百中，技术能手个个身手不凡，不住地叫道：“打得好！”“好极了！”贺龙觉得这样的表演，应该让中央的领导人也来看看。于是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贺龙的建议。５月２０日下午，周恩来、彭真、陈毅在贺龙、罗瑞卿、杨勇的陪同下，到天津某部观看了尖子表演。首先上场的是四名战士的半自动步枪速射。周总理兴奋地说：“看，都打到一个地方了！”陈毅副总理说：“好，全打中了，一个比一个打得快。”当看到战士们在一百米距离上，准确地打中了一个个瓶子和灯泡的时候，贺龙元帅向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介绍说：“这个难打，得有过硬本领。”当２０名步兵连军械员蒙着眼睛进行各种轻武器分解结合表演时，贺龙又介绍说：“这是夜间课目白天做。”
周恩来看完表演后，兴奋地对杨勇说：“你们表演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把兵都练成这样，把民兵也练好，那么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
周总理的赞扬，令贺龙元帅更受鼓舞，他感到应该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让毛泽东也来看看部队出现的大练兵热潮。
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此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贺龙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自己多次到部队看到的侦察兵飞檐走壁、汽车过钢轨桥、步枪百步穿杨等比武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进行了介绍，并向毛泽东汇报部队军事训练出现的喜人形势，引起毛泽东浓厚的兴趣。随后，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批示很快转给贺龙。
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在济南的罗瑞卿商定安排毛泽东观看比武的事项。中央工作会议预定１３日结束，１４日是星期天，１５和１６日两天可看军事表演。毛泽东要同与会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一同前往练兵场。时间只有５天了，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表演，还得保证绝对安全，谈何容易！贺龙、罗瑞卿、张宗逊商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表演。罗瑶卿决定立即飞回北京组织汇报表演，留下张宗逊组织济南军区的人员。经军委同意，北京军区由司令员杨勇上将带队，济南军区的由司令员杨得志上将带队，参加汇报表演。待济南军区参加汇报表演的“尖子”选定后已是６月１３日，只好调专机空运北京。
这是对我军军事训练的一次空前大检阅。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和１６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中央各部委、各群众团体领导人来到练兵场，检阅军事训练，写下我军训练史上辉煌的一页。
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下午，北京射击场，彩旗飘扬，军威雄壮。毛泽东检阅军事表演开始了。
首先表演的是济南军区半自动步枪速射。罗瑞卿详细地向毛主席介绍表演的课目名称、条件和要求。毛主席拿望远镜看看问：“打枪用什么表示？”还未及答复，一阵“叭叭叭……”清脆的枪声，两名半自动步枪手对１５０米外的８０个钢板胸靶速射开始了，一个个靶子纷纷落地，弹无虚发。毛泽东放下望远镜连连鼓掌。这时，罗瑞卿走下主席台，将射手之一的宋世哲使用的半自动步枪拿给毛泽东：“这是国产的，打得快，打得准，性能好，１９６３年装备部队。我们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样好的枪。”毛泽东接过枪举起来瞄了瞄。就这样，这支枪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收藏于军事博物馆。
毛泽东又来到侦察分队的表演场地。一座高楼，侦察兵攀上滑下，如履平地，真是飞檐走壁！毛泽东和周恩来同表演的战士握手问好，勉励战士要勇攀军事训练的新高峰。走到擒拿格斗场地，毛泽东在一个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前驻足：“这不是蒋介石吗？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边说边打了３拳。毛泽东的风趣、幽默，给紧张的表演场带来了一阵笑声。
两个班作对抗射击时，罗总长给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介绍对抗赛的条件和要求。
罗总长说：“这么强的火力，我们是攻得上，守得住的。”
杨得志司令员说：“这种打法，实战中最过硬，集中火力打一点。”
罗总长说：“发现目标就打，可以锻炼战士的勇敢和技术。”
毛主席问：“这种枪后座力大不大？”
杨得志司令员说：“不大。”
毛主席：“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
杨得志司令员说，没有那么多子弹，一颗子弹三个鸡蛋。杨勇司令员说，一颗子弹两毛钱。毛主席说：“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嘛！”
冲锋枪精度射时，罗总长给毛主席介绍说：“这种枪，打单发比较准，打点射不准，有个教员把它解决了。这是群众的发明，是书上没有的，是群众路线搞的。”
毛主席说：“就是这个道理。”
汽车驾驶过铁轨桥时，毛主席问汽车在干什么，杨勇司令员说，这是去年抗洪的时候，遇到桥被冲坏了，影响运输任务的完成，从那里得到启发，他们以后就开始利用就便器材进行驾驶训练。
一辆汽车顺铁轨倒回去，毛主席笑着说：“谁说不能开倒车？这不是开倒车嘛！”
杨勇司令员说：“每个军种、兵种、每个战士，都有自己一套过硬的本领。”
第一射击场的汇报表演于五时半左右结束，在转向第二汇报表演场地（捕俘训练场）途中，主席对贺龙说：“不错嘛！”贺龙说：“因为主席来，有的战士太紧张，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主席说：“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贺龙说：“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的夜老虎连表演……”主席问：“夜老虎？”贺龙说：“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他们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主席强调说：“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在捕俘训练场地上，毛主席兴奋地观看了北京部队侦察分队的捕俘技术和侦察兵对居民地的搜索表演。当罗总长告诉毛主席说，这些战士每人每天要吃三斤粮食时，毛主席高兴地笑起来。
晚饭后，毛主席继续穿着衬衣看表演。夜幕低垂，毛主席对某团一连表演的三千米武装越野很感兴趣，两次从座位上站起来，转回身来，寻找越野的部队，发现战士们头上的红色标志灯后，连说：“看到了，看到了，在那里……”杨勇司令员对毛主席说：“三千米越野要走十三分多钟，只一部分不算，非最后一个到达才算数。有的战士走不动，抬着也要把他抬去。”罗总长说：“三千米越野并不是光走平地，还有上坡下坡，过桥……”主席说：“战士的身体要很好，体力要好。”
演练场上，惊险、精彩的军事表演，展示着共和国军人捍卫祖国尊严的决心和本领。看台上，阵阵掌声，张张笑脸，倾注着对习武尖子的赞赏和对士兵的信赖。
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６日下午，长城脚下的十三陵水库，刚刚还是微波粼粼的湖面，霎时出现一片“战火”。毛泽东检阅部队利用现有装备进行海岸防御，抗登陆、反空降的演练开始了。
湖水里猛喷出一道道火焰，水面顷刻变成火海。一阵阵巨响，爆炸的水雷掀起数丈高的水柱。毛泽东放下望远镜长时间鼓掌。
汇报表演结束已五点五十分。按原计划，十三陵水库表演结束后，要转场观看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表演。考虑到天气炎热，毛主席又游了泳，已很疲劳，罗总长和两位杨司令员以及江青都劝主席回家休息。主席说：“人家准备了，不看不好嘛！”杨司令员说：“炮兵和坦克以后再找机会看。”主席说：“哪里找机会去？”杨勇司令员说：“两位主席下决心吧！”毛主席稍停了一下站起来说：“看！”然后乘车赴羊坊表演场。在羊坊表演场第一号看台上，毛主席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详细询问了坦克部队的装备、训练等各方面的情况，当许光达司令员向毛主席介绍国产坦克性能上的优越性时，主席对许司令员介绍的火炮稳定器很感兴趣，他问：“坦克都有了这种装置吗？”许司令员说：“不，只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坦克有。”
炮兵射击开始后，毛主席站起来，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并详细询问了我军炮兵的装备情况。后，毛主席都起立鼓掌，从始至终，全神贯注。表演完毕，许光达司令员和杨勇司令员等请毛主席下楼休息，毛主席刚转身走了几步，忽然传来两声炮响，毛主席又转回原来的观看位置说：“还没有完嘛，人家没有完我们就走不好嘛！”许司令员对毛主席说：“现在真完了，请主席下去休息。”毛主席望着南山脚下烟雾弥漫的表演场问许光达司令员说：“参加演习的坦克还要转回这里来吗？”许司令员说：“要回来的，请主席下去休息。”毛主席这才慢慢向楼梯口走去。
战火远离了中国大陆，但军事训练之火不息。军事表演落下帷暮，毛泽东在十三陵军事表演地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毛泽东在会上对前来观看表演的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说：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枪是不行的。
经历了２２年战争生涯的毛泽东，此番语重心长的话，倾注了他对中国需要和平，和平需要军队，军队需要训练的深深思索；是对和平时期各级党政领导要关心国防建设的希望和教诲；是对人民解放军要搞好军事训练，不负人民厚望的巨大鞭策。
百日辉煌
毛泽东看完军事表演后，曾经关切地问贺龙：“普及尖子经验要多久？”贺龙深思了一会儿回答：“两年可以把尖子经验普及全军。”之后，毛泽东又几次对贺龙说：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尖子经验要很快布置，抓紧这项工作。
毛泽东的指示，使大比武运动牢牢把握了推动部队提高整体战斗力这一训练目标。毛泽东检阅军事训练的第二天，贺龙召开军委常委会，决定将毛泽东的指示向驻京高级干部传达。贺龙又找总参主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布置工作：“我已向毛主席说了，两三年可以把尖子经验在全军普遍推广，一定要很快搞出成绩来。”
在普及训练尖子经验过程中，贺龙、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元帅纷纷下到训练场，研究解决普及推广训练尖子经验中出现的新情况，指导全军大练兵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贺龙在北京军区普及尖子经验现场会上指示：比武不能搞形式主义，训练是为了打仗。他针对个别单位比武中出现的调人、换枪等现象，严厉指出：“全国都学解放军，可是解放军自己还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学？三总部要带头反这个东西，部队也要反。”及时纠正了个别单位比武中出现的不良苗头。
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叶剑英在深入许多部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连队基础训练二十条》经军委批准，颁发全军执行，给部队提供了一套科学的训练指导方法。在开展大比武运动中，最为繁忙的罗瑞卿大将先后１３次跑遍了全国９个省的许多部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济南军区普及尖子经验现场会上：罗瑞卿看到部队练兵士气昂扬，时常挑灯夜练，便要求指挥员注意劳逸结合，保护群众的训练积极性；他听说普及尖子经验中弹药器材消耗过猛，便教育部队勤俭练兵，为国分忧。
这些深入实际的科学指导，使１９６４年我军大比武运动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我们也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军事训练！”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检阅了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军事训练的消息，振奋了三军，鼓舞了练兵士气。各大军区“请战”的电话、电报纷纷飞向北京，飞向总部，要求组织部队进京比武汇报。
可让人发愁的是，偌大一个京城竟难以找到能同时容纳陆海空三军比武的场地。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焦急之下来到刘伯承元帅家问计。一直关注全军大比武运动的刘帅建议：既然都要比一比，按兵种分开赛，对手条件一样，按地域分片进行。军委同意此方案，决定全军性大比武分片进行。
华夏大地比武热浪伴随酷热升腾。７、８、９三个月，全军性比武此起彼伏。
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参加比武共有３３１８个单位，在３７６６个项目中角逐，比武人员数以万计。“这要成为军事家们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联军总指挥、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参观了北京军区某部的射击表演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出这样的感慨。
１９６４年７、８、９三个月，可谓我军军事训练史上的“百日辉煌”。这一时期，部队中最为荣耀的是比武尖子。现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同琢少将回忆当年参加大比武的情景时，依然是一脸豪气．那时王同琢还是班长，他代表福州军区参加全军步兵信阳片比武。当他带的班得了一等奖时，福州军区带队的朱副司令员高兴地跳起来，把当晚的戏票全拿到班里让战士们挑最好的。有几个战士要去游泳，朱副司令员亲自陪着去。回部队时夹道欢迎，如同欢迎战场凯旋的英雄。“十一”，王同琢代表比武尖子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请部队比武尖子看首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之后，总部组织一个专列，请３００名比武尖子到东北参观工业基地，王同琢动情地说，“那会儿我还没回部队，提升排长的命令就下了。比武尖子真是光荣啊！”
１９９４年６月８日，北京京西宾馆。雄壮的国歌声中，我军１９位高级将领迈着稳健的步履，列队走上主席台，从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被授予上将这一最高军衔的命令状。３０年前，他们中的济南军区司令员张太恒上将、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精松上将等，就是大比武中的尖子。张太恒上将接受笔者采访，回忆当年带着比武代表参加全军大比武的情景时说：“如果当年的大比武能再坚持几年，我军的战斗力将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南来的空气
林彪自打进北京城后，不知怎么就得了这么一种怪病：怕光怕风怕声，经常出汗和发低烧，不能户外活动，一看见水就拉稀，等等。１９６３年９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
林彪得知这个决定，那两道浓浓的眉只是向上挑了一下，他没吭声，静静地陷在沙发里。
１９６４年１月，罗瑞卿准备去南京主持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行前专门到林彪住处向他报告，林彪点了点头，淡淡地说：好，去吧。
５月间，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比武．军委副主席贺龙给林彪写信报告了北京军区“尖子”表演分队情况，林彪听秘书读完信，摆摆手。秘书走了，信也带走了，始终没给贺龙个回音。
不久，毛主席提出要看军事比武，罗瑞卿马上叫张宗逊向林彪报告。张宗逊兴冲冲地来到林彪住处，讲得那么激动。林彪听后，摆摆手，“毛主席去看，要组织好。”自己没说个去字。
被称为我军建国以来练兵“盛举”的这样一次空前的比武活动，没有见到林彪的身影，报纸上，电台上看不到、听不到林彪的名字。当时从元帅到士兵很少有人对此觉得奇怪，或者说根本就没引起人们注意，自然谈不上什么“奇怪不奇怪”。该报告的向他报告了，该请示的向他请示了，林彪为什么不露面呢？众所周知的原因嘛，他在养病。他的身体怎么能经得起参观军事表演这么剧烈的户外活动？
贺龙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位平易近人的元帅，风尘仆仆地奔波于比武场上。一向以严谨著称的罗瑞卿也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这一年他太辛苦了，先后跑了９个省的部队，为全军练兵热潮擂鼓助威。
然而，林彪却一刻也没忘记这个现实。他那看起来毫无生机的目光，正在透过厚厚的窗帘盯着阳光灿烂的练兵场。
据史料记载，林彪那个后来对我军建设危害多年的“突出政治”，它的第一次提出就源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召开的全军组织会议上。而“突出政治”的第一棒，则要打在这一年兴起的全军轰轰烈烈的群众练兵热潮上。表面上沉默的林彪悄悄地“合围”、“收网”，都是后人的分析判断，而在当时几乎无人所知。贺龙想不到，罗瑞卿更想不到。
必须指出的是，罗瑞卿这位高效率的三军总参谋长，对我军政治工作极为关心。这年的三四月间，他在协助贸龙全力筹划组织全军比武活动时，还给总政布置了一项重要工作：派几个得力的工作组下基层检查、总结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落实情况。
那时，总政自罗荣桓去世后，一时还没配主任。罗瑞卿找来了总政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嘱托他全力办好这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刘志坚带领一个十多人的工作组先到了部队较为集中的哈尔滨，在这里分作几个小组，分头奔赴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地部队。工作组的阵容不小，军职干部就三四个。那时机关作风也很深入，下部队很少在团以上机关活动，依当时的话说：“一个猛子”就扎到连队了。和战士吃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专门的汇报，全靠直接同官兵接触中掌握第一手材料。
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旬，全军比武热潮在即。贺龙元帅多次讲，训练是为了打仗，所以训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这种表演，总政、总后也要看看，因为这不光是训练问题，还是一项很大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做好了其它就好办了。很快刘志坚被罗瑞卿召回北京。５月２０日，贺龙和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彭真、陈毅到天津杨村靶场观看北京军区某部军事表演。刘志坚一同来到了杨村。不久，又陪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观看军事表演。直至６月底，他又回到了在东北蹲点的团队。后来又沿着南京、上海一路跑了一些部队。１０月，随同叶剑英元帅去长沙参加了推广长沙政治学校政治建校的现场会。接着来到了江城武汉，在这里召集各路工作组汇总情况，并在这一带的部队继续调查。
刘志坚眼罗瑞卿通了一次电话，提出：根据工作组目前掌握的情况，要形成一个全面估价部队贯彻落实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报告，材料还不够。罗瑞卿说，那就继续了解嘛，再找一些部队蹲一蹲。
工作组决定不返回北京了，继续下部队。刘志坚拿起电话同广州军区一位领导协商，那边说去红军团吧，这个团各项工作不错，在军区比较拔尖。
红军团历史上威名显赫。十大元帅从这个团出去的有四个，还出了百多名将军。“红一连”的第一任连长是朱德，林彪曾在“红二连”当过连长。
刘志坚是个老红军，来到红军团心里格外亲。他自己蹲在“红一连”，兼跑“红二连”。派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蹲在团直。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带一个组在七连，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带一个组蹲在四连。
这一蹲就是两个来月，竟横生出一个令全军惊诧的题目来。
再说北京这头。１１月３０日上午，叶群以林彪办公室主任身份参加了全军组织部长会议。
叶群神采飞扬，“林总向参加组织会议的同志问好！”又说：“林总让我传达对会议的指示。林总说，总政现在很忙，刚开完民兵政治工作会议，又参加了全军训练工作会议，这次又及时抓组织部长会议，很好，很适时，明年部队情况会有一些变化，不抓不行！”。
叶群加重了语气：“林总说，会议要好好讨论一下明年工作，不妨多开几天。搞不好，就会影响部队建设，学习毛泽东著作，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运动，就要失传，就要削弱。明年元旦社论，要体现组织部长会议精神和内容，元旦社论是全军官兵一年行动纲领嘛！”
接着，叶群又传达了林彪对部队存在的只抓军事不抓政治的问题的批评，要求全军必须突出政治。叶群讲话语调之严肃，话锋之尖锐，大大出乎与会者的意料。
林彪不久南下广州休养，红军团和刘志坚带领的工作组收入他的视线。
１２月上旬，刘志坚工作组经过月余调查，正淮备撤营收兵，接到叶群电话：她要参加蹲点。
叶群第二天就来了，随行的有“林办”的三个秘书，还有广州军区的同志陪同。刘志坚的工作组不仅不能走，还要陪叶群同志好好蹲点。
叶群和刘志坚在一起，三个秘书分散在原先几个工作组蹲点的连队。叶群有时也到另外几个“点”上看看。工作组的同志要把了解的情况再给叶群他们“倒”一遍。叶群仍直接找战士谈话，还同一个饲养员啦得很亲近。她听到有的炮手在瞄准镜里看过路的女青年，连问看见了什么，这个例子使她特别兴奋。每天晚上，叶群都同林彪通话，一讲就是个把钟头。
２８日下午了，叶群突然通知，明天上午返回广州，林总要接见大家，还要和大家一起合影。
第二天下午到达广州。不知林彪何时接见，大家都没出去。晚上１０点多，叶群突然来电话，要刘志坚带一两个人马上见林彪。刘志坚猜想林彪这么晚召见，一定要做指示，带上笔杆子硬的去吧。他喊上唐平铸和黄秘书，坐车奔林彪住处。
广州市内，军区有几幢高级小楼，林彪就住在那里。晚上１１时整，他们走进会客厅。里面一排窗户都紧拉窗帘，灯光昏暗。林彪苍白的脸上几乎没有一丝血色。他身着一件灰色的中山服，背靠在沙发上，叶群在他旁边坐着，茶几上放了一叠材料。
林彪手一摆，一丝笑容没有。刘志坚几个会意赶紧坐下。林彪没有说客套话，开口就讲：“刘志坚同志，你和叶群同志在红一连蹲点写的几份报告，我都看了。”
刘志坚心里一紧，没写什么报告呀，工作组的人也没写呀，心里发疑但他没说出口。
“叶群同志汇报过了。你们这次在红军团的一连、四连、七连和团直蹲点，发现了许多重要问题，很值得重视。”
“这些问题在１１月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有反映了。我已经嗅到一点味道。”林彪极不满意地说，“四个第一不落实的问题，不仅是几个连队的问题，带有一定普遍性。”
林彪又指责说：“现在部队出现了一些偏差，军事训练有的搞得过于突出，时间也占的多了一些，冲击了政治。”“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如果听其自流，不加纠正，那就很不好。”
林彪又强调，“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说到这里，林彪挥了个手势，“今后两三年都不要搞全军性的比武，军区、军、师大规模的比武也都不搞。”
林彪这天晚上的谈话，讲话节奏很快，和往日不同。唐平铸和黄秘书一刻不停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说到最后，林彪看着刘志坚，“今晚上把我讲的整理出来，明天我去上海之前送给我。再抄三份，一份给黄永胜；一份给罗总长，听听他的意见；一份你拿着，找五个军区级领导，给他们看看，看他们什么意见。”
林彪说到夜间１２点多，结束了谈话。这次接见既没听汇报又没照相，刘志坚他们没有机会插话。
回到住处，刘志坚他们可忙乎起来了，连整理带复写，折腾到二三点钟。天一亮，准时送到了林彪手中。
吃过早饭，刘志坚赶紧给罗瑞卿拨通电话。林彪昨晚上的一番指示，个别精神他听叶群说过，但通篇听完，却又几分吃惊，自知认识同林彪的想法相离甚远。
罗瑞卿听完电话，没吭声，以至于使刘志坚以为电话一句低重声音：这么说，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１２月３１日，北京城已响起阵阵爆竹声，又一个新年就要来到了。
罗瑞卿心里很沉重，一个棘手的问题等着处理。林彪的谈话稿要听他的意见。这不是一般的谈话，既是对１９６４年工作的总结，又是１９６５年工作的工作纲领。可以说，是林彪拍扳了的东西，已经不是什么修改的问题了。
但是，罗瑞卿对林彪谈话中对形势的基本评价等一些观点，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是相反的意见。这个谈话要从他手里“原原本本”贯彻下去，这对于像罗瑞卿这样一个原则性极强，从不随便附和别人的人，是很难做到的。何况，林彪明确讲了，要听他的意见。于是，他和刘志坚一遍一遍地阅读这篇谈话，改一个词，添一句话，写上又涂了，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效率从没这么低，也从来没有这么难修改的文件。
一年多后，罗瑞卿多了一条罪状，篡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两年多后，刘志坚被打倒，其中一条罪状是：伙同罗瑞卿８次篡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
距罗瑞卿看到林彪“突出政治”指示的记录稿６天之后，１９６５年１月５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总结１９６４年的工作，讨论１９６５年的工作纲要。会议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主持，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会前将叶群等人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大家。
叶群的调查此时才露了“真相”，这个口口声声要到红军团蹲点，向基层学习的人，在一份题为《对×××团一连３个“尖子”班情况调查》的材料中，夸张而蛊惑人心地列举了移苗并丘，拼凑“尖子”；重军事技术，轻政治思想；追求锦标，弄虚作假；歪风邪气，庸俗下流；管理简单粗暴，影响内外团结等１０个问题。在另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一、二、三（单双杠）、扣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最后，她危言耸听地写道：“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的接班人。”叶群前台亮调查，有人背后散“阴风”，说什么“尖子”表演很多是假的，十三陵水库军事表演是欺骗毛主席等等。
叶群对１９６４年比武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攻讦，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反感。许多军区领导说，全盘否定１９６４年军事训练成绩是不对的。大多数与会人员都认为，１９６４年工作成绩是巨大的，这是第一位的，必须肯定。这一年中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一个是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说，谁说三代民兵是假的，全家苦练本领，保卫海防这不好吗？！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说，有人说北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他们打靶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参观的人都心服口服，这怎么是假的。讲到这里，杨勇气得拍着桌子，用质问的语气说，“是谁向林副主席搞假报告，这是别有用心！”
这次会原定１天，结果开了４天，大家也感到话没说完，４天的会议得出一个结论：去年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军事训练真正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是我军多少年来军事训练最突出、成绩最好的一年。
罗瑞卿在修改这份林彪的记录稿时，已经看出林彪说话的锋芒所指，但他没有选择一种既不是不对也不是对的“圆滑”的方法，他认真提出了一些增改意见，现在面对高级干部的争论，他觉得应该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１月９日，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不能给群众性练兵运动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大帽子，１９６４年军事训练成绩是主要的，军事比武始终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气可鼓，不可泄。他说，一方面不要犯单纯军事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中去，使各项工作都过硬、不搞空头政治。他还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
会议期间，罗瑞卿告诉工作人员，把大家意见及时整理出来，给林总报去。林彪听到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对大比武“冲击政治”的说法不满意，又改口说，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吧，我说的是苗头，不是偏差。
１月１２日，经林彪审查同意，林彪的谈话记录，冠以《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为题目，加按语，作为军委１９６５年１号文件下发部队。
下发的这份文件中，基本保留了林彪谈话的原文，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了增改。如对１９６４年军事工作的评价增加了“成绩是主要的”一句话，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上“当然，这里是指必要的，也不能乱冲一气”一段话。在“１９８５年工作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后面，加上“气可鼓，不可泄”的话。
３０年后的今天，笔者在３０１医院老南楼１３床见到了正在治病的当年刘志坚工作组的成员姜思毅同志。重谈这段往事，姜思毅感慨万千，他说，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当时林彪要用“突出政治”改变一切，打倒一切的既定方针，是无法阻挡的，但正是那样的年代，罗瑞卿却不趋势盲从，奋力一搏，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精神是永远令人敬佩的。
政治悲剧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２日，林彪关于部队当前工作的指示，作为军委文件下发部队了。
林彪在等待着罗瑞卿的检查，那怕是一点反省的表示。林彪知道，罗瑞卿在军政两界担任的职务以及他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密关系，并不是轻易可以碰的。他权衡再三，对罗瑞卿还是要争取，但必须同时准备“另一手”。
１９６５年２月，他仍在上海养病。这期间，空军司令刘亚楼肝癌已近晚期，叶群以探望为名，经常和刘亚楼谈话，而且不许别人在场，包括刘亚楼的妻子翟凤英。林彪也一反常态，不再怕风怕光、怕见人，打破从不探视病人的常例，亲自和刘亚楼谈了一次话。
２月底，罗瑞卿到上海专程找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说，你先找刘亚楼谈。罗瑞卿好生奇怪，来到了医院。看到老朋友、老战友被病魔折磨成这个样子，罗瑞卿心里十分难过，劝他好好养病，而刘亚楼却谈到了另一个话题上，他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叫你不要误会。刘亚楼讲这番话时，心情十分沉重，罗瑞卿听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没意识到这是林彪对他的又一次争取。后来，他回想起这件事，说：“我当时只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结束了这场莫名奇妙的谈话，林彪见了罗瑞卿。林彪问他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罗瑞卿只是照实地回答了一般性的交谈。林彪期待的话没有从罗瑞卿嘴里说出来，他真正地失望了。
林彪还是不露声色，他看罗瑞卿情绪有些低沉，话题一转，说：“去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突击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林彪的话并未能使罗瑞卿感到宽慰，相反，他听出了林彪的本意。
林彪提出“突出政治”。这个“突出”二字，显然是针对“政治”的“不突出”而言的。“不突出”就是因为“军事冲击了政治”。
这一年的４月３日，罗瑞卿来到了广州军区，在叶群曾经蹲过点的那个部队的团以上干部集训队讲话中，专门讲到：“怎么才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同志中理解是不一样的。有林彪同志的理解，有我们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些同志的理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他还说，十几年才比了一次武，积极意义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不要一下子偏到这边，一下子又偏到那边。针对林彪强调说，如果政治上一塌糊涂，打起仗来往后跑，即使军事上再好，有什么用，罗瑞卿公开唱了反调，“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往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打得不准，一打，人家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罗瑞卿再次强调说，政治可以冲击其他，“这里是指必要的，也不能乱冲一气。”
罗瑞卿的讲话引来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在他讲话之前，参加集训的许多领导同志还在检讨军事“冲击政治”的错误。这个军的军长在军区小组会作了检查，回军里还得检讨。他说，当年总政工作组和叶群同志在我们这里蹲点发现的问题很突出，不管哪个方面的问题，与我的领导、作风、工作都分不开，我要负重要责任。听了罗瑞卿的讲话，他好像打仗失利后不仅没受批评反而受到鼓励，心情很激动。罗总长的讲话一扫集训队沉闷空气。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越来越难相处了。４月底，罗瑞卿陪同贺龙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作战会议情况。５月２号，罗瑞卿又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也许林彪对罗瑞卿和贺龙去武昌的行动不满，一见面没头没脑就朝罗瑞卿发了火，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并对通气问题作了五条规定，还说，你去我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为了说明通气的必要，还拿出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字一句念了起来，使罗瑞卿感到十分吃惊，林总火气从哪里来的呢？他思来想去，还是不明白。
过了几天，林彪就给了他一个大“难看”。在作战会议结束时，因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未到会，罗瑞卿经请示林彪作了总结发言，刊登在６３期简报上。简报送到林彪手里，他却突然发难，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６３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
还没等罗瑞卿摸清楚是怎么回事，叶群就打来电话，安慰罗瑞卿，还请罗瑞卿当面谈一谈。叶群说，“１０１憋了一肚子气，不放出来不行。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是把你做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第二天，林彪又打电话约罗瑞卿去谈话。叶群就约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去谈。叶群口气是那样地诚恳、亲热，打比喻说，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就像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关系一样，“因为太好了，所以常常发生‘不预之隙’。所以就是又要吵，又要好。”
林彪的反常表现，并没引起罗瑞卿的警觉。这个正直的共产党员总是在审视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周全的地方。最后，一直等他关在林彪的班房里，他还在想，是不是林彪对我误会了。他全然没想到“阴谋”二字，也没有怀疑林彪的人格。
林彪已经看透了罗瑞卿，试探、高压、拉拢、对他都无济于事，拖不上船就推下去，总参谋长这么一个重要位置上不能有绊脚石。
林彪“另一手”的航速加快了。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而此时的罗瑞卿还蒙在鼓里。２５日，他到上海向毛主席报告工作。上海的文汇报自１０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各报都在刊登有关文章。毛主席对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十分恼火。江青对罗瑞卿说，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得知这些情况，马上给彭真通了电话，讲了他所了解的情况，提出《解放军报》和北京的报纸同时转载。这时，周总理也给彭真打了招呼。１１月２９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罗瑞卿以他习惯的方式，尽心尽力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威望，对于即将到来的文革和降落在个人头上的厄运，一点也没有预感。
他要离开上海了。他对毛主席说，要到苏州去看看林彪。毛主席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这番话，毛主席说了一遍又一遍，对林彪寄予厚望。
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
去苏州，林彪接见了罗瑞卿。听完罗瑞卿的汇报，还关切地问，你身体怎么样啊？罗瑞卿说，还好吧，只是最近闹牙疼，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就不痛了。
这次会见，罗瑞卿没有见到叶群。其实叶群就在旁边一间屋子里偷听。罗瑞卿感到这次谈话比往日轻松。林彪也像换了个人，亲切随和，凡人气多了。
此时，离上海会议仅仅９天。
林彪又一次成功地“稳”住了罗瑞卿。每临大事有静气，他深谙此道。
罗瑞卿从苏州离开林彪，就飞往大西南检查部队工作了。１２月９日，他和夫人郝治平到达昆明。１０日，罗瑞卿刚和昆明军区领导见面回来，秘书就说中央来了通知，让他速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罗瑞卿觉得有点突然。原来中央开会都是提前有预告，而这次什么也没有。到昆明之前，他曾在电话里和邓小平、李井泉约好，看看三线建设情况，在昆明碰个头，而罗瑞卿到昆明后，也听说他二人被叫到上海开会了。罗瑞卿打电话问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在家。电话里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彭真放下电话就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给彭真吹了一点风。彭真又电告罗瑞卿，你去吧，去了就知道了。罗瑞卿猜想，这么保密紧急，可能是军事上的事吧。
忠诚之士多有相似之处．此时，贺龙也接到通知：立即到上海开会。但没有告诉会议内容。临行时，秘书问他带什么材料，他说带上作战地图。到了上海后，才知道“解决”罗瑞卿问题。
贺龙与罗瑞卿，一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两人不仅工作联系密切，相知也很深。贺龙怎么会相信这个铁骨铮铮、对党忠心耿耿的汉子竟然反党。他想起一件事，上个月，有人告诉他罗瑞卿反林彪。他问根据是什么？那人说，一次一位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罗讲这种话，就是暗指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贺龙当即驳斥他，如果你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猜疑了。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这是不可能的事。１２月２日，那个人又找到贺龙说，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贺龙大声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反党。那个人又紧追一句，你这话能不能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
此事刚过６天，中央就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贺龙有一种预感，这次会议非同寻常，可能会牵连到自己。
再说罗瑞卿。他一下飞机，陈丕显和吴法宪就迎上来。而平时中央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吴法宪平日见总长，腆着个肚子跑得比谁都快，连开关汽车门都亲自去做，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催罗瑞卿赶紧上车。
罗瑞卿以为到锦江饭店居住，以前中央在上海开会，他们都住那里，而这次却把他拉到一个单独的地方去住，罗瑞卿心里疑惑起来。汽车很快开到建国西路６７８号。这时，陈丕显才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屋子里等他。
郝治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还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就被人叫到楼上了。空气十分紧张，楼梯上站了一些公安人员，看样子，我们好像被管了起来。瑞卿和周总理、邓小平在楼下说，我在楼上等。一直等到晚上７点钟的样子，天都黑了，听到门外汽车响，我估计是他们走了，就急忙下楼。瑞卿正好要上楼，可是他浑身软得怎么也迈不开腿，我赶紧搀着他走上二楼。瑞卿流泪了，我从来没看过他这么难过。他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都知道。……我要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清楚。可是当时能让瑞卿去见吗？一连５天，我和瑞卿都被看在这个院子里。”
解决罗瑞卿的上海会议，没揭发出什么实质性问题。然而，这次会议同时举行的一次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也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同意解除罗瑞卿在军内职务，却又提出保留他在军外的职务。蒙难的罗大将军仍然是国务院副总理。
直到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日到４月８日，中央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军委常委开会专门解决罗瑞卿问题，会上对罗瑞卿进行了面对面斗争。罗瑞卿作了两次检查，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严格，但招来的却是更加激烈的攻击。
“你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是混进党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军队的赫鲁晓夫。”
“你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你用学马列反对学毛选……”
３月１７日，一封更恶毒的诬告信，送到了批判桌上，信中污蔑罗瑞卿包庇地主恶霸，反动立场不改。
莫须有的罪名，如同五雷轰顶。这位旧世界的逃亡者，这位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投奔共产党的忠诚革命战士，再也忍受不了这四面八方射来的毒箭攻击。在战场上，他不怕死，也不想死，他要把红旗插在敌人阵地上。而现在他却不想活，也无法活下去，他的对手是他曾经崇敬的林副主席，他面对的是一张张熟悉而又曾密切合作过的战友的面孔。这是一场无法进行的战斗，他不会屈服于林彪一伙的邪恶势力，但也根本赢不了这场斗争。他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第二天上午，罗瑞卿推开顶楼的小窗，慢慢摸上平台。望着灰色的天空，将军闭上眼睛，从楼上坠落下来……
大难不死，跌断腿的罗瑞卿大将被迫在医院停止治疗，造反派把他装在一个大筐里，到处抬着游斗。将军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根本站不起来的他还得硬弯着腰，造反派锹着他的脖领子，一句话回答不对就是一耳光。将军怒斥，“为什么打人！”“打的就是你反对毛主席、林副统帅，你搞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造反派叫嚷着，挤上来拳打脚踢，有人猛踢他的伤腿。鲜血从腿上流出，渗出筐外……
贺龙元帅被打倒了，其中一个罪名是“罗瑞卿的后台”，“经常同罗瑞卿密谋”，不久，又成了“二月兵变”的主谋，被林彪一伙活活整死。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临死前愤怒地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在军委办公会上拍桌子表示对“军事冲击政治”说法不满的杨勇司令员，在一个凌晨突然被抓走，一关就是几年。
李德生军长的门前贴满了大字报。这位当年发现和培养了郭兴福的有功之臣，此时被戴上了“刘邓黑部队，罗瑞卿的黑帮”的大帽子，造反派堵在军部门口，要把他揪出来，打入十八层地狱。
一个“尖子”都有一段心酸事。昨日比武场上，他们被鲜花簇拥，而今却在批斗的浪潮中度生。
最惨的要数郭兴福。将近４０度的高温下，让他嘴里叨着稻草，在水泥地上爬行，爬一步得磕一个头，叫声，我有罪！这位山东汉子如何受得了这份罪。他感激毛主席，敬重罗总长，他是从国民党营垒里走来的解放战士，是党把他再塑成人。那一年，罗总长得知他因过去那段历史提拔受影响，马上告诉部队领导，郭兴福当个连长没问题，要相信人家！现在，让他揭发、辱骂罗总长，就是拔掉牙他也不干！为了维护堂堂正正之身，他采取了全家集体自杀的行为。
苍天无眼。他心爱的３个孩子全死了，而他和爱人还活着，淌了一屋子血竟没死去！命运就这么活生生地折磨他。郭兴福罪上加罪，被判处死刑，押在死牢里。
复苏后的警醒
这段往事过了２０多年，依旧清晰如初。
林彪有能量把“大比武”压下去，可是他没能量改变世界局势。
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苏军在装甲车、坦克掩护下，入侵我国领土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边防军被迫实行自卫反击。
４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还接见了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毛主席在主席台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赞扬边防军打得好！
林彪从组织、制度上保证“突出政治”后，我军的军事训练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潮。珍宝岛的胜利中也暴露出另一方的严重问题，部队的训练素质太差了。不少战士不会利用地形地物，他们违背军事常识，利用树木的左侧射击，结果把身体全部暴露在外，造成不该有的牺牲。
毛主席接见珍宝岛战斗英雄的举动，无疑对恢复和开展几乎处于取消的军事训练是一次有力的动员。
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推动下，我军的训练从这年下半年进入了恢复阶段。
不久，林彪反党集团覆亡，毛泽东指令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讨论由他提议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毛主席还坦率地承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自责地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操劳一生的毛泽东带着重重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神州大地泪雨纷纷，被解除监禁的罗瑞卿拖着伤腿向毛主席遣体告别。１１年前，他在上海辞别了毛泽东，再也没有机会见他老人家一面，再也没能说上一句话。１１年后，面对的却是这位伟人的遗容，罗瑞卿泣不成声。２７天后，多谋善断的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协助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将“四人帮”一网打尽，中国人民长达１０年的“炼狱”从此结束了。
罗瑞卿回到了北京，此时，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一条又粗又大的极左思想的根子尚没有得到应有清洗。他在自己的冤案还没有正式平反时，就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南京军区的郭兴福，一个是《人民日报》的记者连云山。他告诉秘书说，这两个人因受我牵连受到迫害，是死是活，一定要查清楚。秘书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连云山。连云山听说罗总长找他，感动得热泪盈眶。罗瑞卿得知连云山还活着，也颇感宽慰。
连云山，原任人民日报军事记者组记者。战争年代，他曾在郭兴福所在的部队战斗过。１９６４年，他积极投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宣传，在罗瑞卿等领导人那里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他个头小，罗总长喜欢叫他“小个子记者”。
连云山和别人合作采写出两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郭兴福和他的士兵们》，刊登在１９６４年第３期《解放军文艺》上。罗总长看到文中有关描写官兵间兄弟般情谊的情节时，感动得流着眼泪说：“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支军队有这般亲密的官兵关系。只要保持和发扬这种良好的官兵关系，世界上任何敌人都战胜不了我们！”
后来，林彪一伙把郭兴福打成了“黑典型”，连云山自然在劫难逃。家被一群“革命闯将”抄得一片狼藉，７０高龄的父母亲被赶出京城，１１岁的大女儿跑回了山西老家。９岁的二女儿被赶到河南放鸭子。在上级要求“划清界限”的勒令下，妻子被迫和他离婚。
１９６８年，连云山被强行分配到地处贵州苗寨的三机部某航空电机厂劳动改造，烧了几年锅炉。从京城的大记者，到山沟里的锅炉工，他品味了世态炎凉。
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他的境遇才逐步有所改变。再后来是回到部队，当了空军航空兵某师的政治部副主任。
秘书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连云山。连云山一听罗总长回来了，立刻从唐山赶往北京。
连云山怀着急切的心情敲开了罗瑞卿的家门。令他意外的是，出现在他面前的已不是记忆中那精神抖擞、精力充沛、永远挺直腰板走路的罗总长，而是一个被折磨得身带重残的老人，头发斑白，背也有些驼。罗瑞卿坐在轮椅上迎接他。但他那刚毅的神态，炯炯的目光，仍像当年一样犀利逼人。两个落难者久别重逢，先是相视无语，继而抱头痛哭。连云山边哭边说：“我设想到还能见到老首长！”罗瑞卿哽咽着：“我也没想到，咱俩还能再见面！”
罗总长问起连云山的生活，听说他的“问题”还没解决，立即告诉秘书一定找有关方面为他恢复名誉。而此时罗瑞卿，本身那个“问题”也还没有解决。
自豪的事业使他们忘记个人荣辱。罗总长和连云山抚今追昔，无不盼望当年大比武那美好情景再现军营。
“我还要找郭兴福。”罗总长说。
“我要继续写。”连云山答道。
两人会心笑了，笑得那么开心。
见到连云山，罗瑞卿更加想念郭兴福。１９７７年初，他来到南京，向军区领导询问郭兴福的下落。
那一年，郭兴福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出之后，正直的人都愤然不平。李德生、许世友经过多方工作，才改判为２０年徒刑。他押在男牢，老伴关在女牢。每到探监的时候，也是郭兴福倍受折磨的时候。他蹲在牢房墙角，听不得牢门外那哭哭泣泣的声音，他更不敢看那孩子们的眼睛。他没有了亲人，也不会有什么人看他。有一次，他听到喊，郭兴福，有人看你。愣了半天才走出去。一看，是她来了。
她，就是他的老伴李淑贞。
李淑贞忍受住丧子的痛苦，又怕郭兴福想不开，就想看看他。犯人探犯人，还没有这种事。看守人员同情她的身世，便准许了。李淑贞将狱中发的很少的零花钱攒起来，自己梳头连把好梳子都舍不得买，却用这钱给郭兴福买了一条烟。
老伴递过东西，那充满忧伤又很深情的眼睛直看着郭兴福。她看得那么久，郭兴福一背脸，眼泪差点掉出来。他明白老伴的心意，为了老伴自己必须好好地活下去。他是被他们逼的啊！他郭兴福搞训练有什么错！即使死，也要把问题弄清楚，要清清白白的，这样才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儿女们……
罗瑞卿听着郭兴福的遭遇，鼻子直发酸。他告诉南京军区领导，郭兴福是个难得的人才。对他的问题要具体分析，即使他的做法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也是林秃子的罪恶，是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把人逼上了绝路，林彪倒台这么多年了，应该解决一下郭兴福的问题了。
给军区领导说完，罗瑞卿又找来军报当时驻南京军区的记者夏国珞，他说，我以普通读者的名义给你谈谈林彪破坏大比武的罪恶。罗瑞卿介绍完大比武的来龙去脉后，又说，郭兴福是个好同志，太冤了，要尽快解放出来。
回到北京后，他又多次给主持军报工作的华楠谈起郭兴福，他说，要肯定郭兴福在军事训练上的成绩，要重放郭兴福军事训练的影片。
身为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写信，此时他深深怀念老部下郭兴福，请求重新审理郭兴福一案。
１９７９年，倍受磨难的郭兴福无罪释放了。正在军区招待所组织训练工作会议的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范志伦立即找到他。范志伦当年在军里当参谋，曾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中与郭兴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走，老郭，我带你见见熟人。”
“我这个样子，怎么去？”郭兴福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头上已挂银丝，面容有些苍老，眼神滞呆。
范志伦自有他的用意，你老郭不能光无罪释放，还得给你点事情干干，现在需要的是舆论。
他领着郭兴福走进招待所，大声喊“郭兴福回来了，郭兴福回来了”，参加会议的军师领导一下子围过来，在楼上下不来的，也从窗户里挤出脑袋。
十多年没见了，却完全没有陌生感，郭兴福握了这双手，那双手又递过来，眼眶闪着泪花，这是感情的共鸣，心的相知。
郭兴福出现在会场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使安置他的工作大大提前。不久，他被任命到军区高级步校战术研究室，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
不幸的是，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７日，郭兴福骑自行车外出时被一辆汽车擅倒，当场身亡，路人为了弄清他的身份，翻他的口袋，发现一张装在塑料袋里的照片，这就是他终生敬重的罗瑞卿将军。他曾亲口向他患难之妻许愿，一定带你去北京，去看看罗将军一家，看看郝大姐，而这一切，都化作了遗憾。
７年前，罗瑞卿将军因医治伤腿，不幸逝世，他的死是四人帮的迫害而造成的。将军的一个，心愿，是见到郭兴福。
７年后，郭兴福车祸身亡。他被林彪一伙逼迫自杀，没死成，而今他要活得像当年那个郭兴福一样时，却告别了人世。
苍天就是这么不公。
１９９１年，南京军区隆重召开郭兴福教学法３０周年庆祝大会。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和郭兴福的老上级李德生到会热烈祝贺。
１９８５年，任《解放军报》政工处处长的夏国珞一家，把郭兴福的遗孀李淑贞接到北京，这位多次采写郭兴福的老记者要替老郭还愿。当夏国珞安排李淑贞同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见面时，这位朴实的山东大嫂犹豫了，她说：“不去吧，郝大姐身体也不好，过去的事够折磨人的了！俺和老郭啥时候都忘不了罗总长。”说到这里，李淑贞哭了。
这是一个“过去”的故事。
这是一个不能忘记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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