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
尽管诺贝尔奖的设立，传说是诺贝尔为了赎其发明炸药，以致成为可怕的杀人武器之罪而拨款成立的，但获颁港贝尔奖者无疑被世人极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羡慕是很自然的，而得奖者也大都认为得奖是一生至高的荣音。尽管经环学奖并非诺贝尔本人所设，而是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300周年，在1968年出资创设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零开始颁发，其间也常有反对的“异声”出现，但诺贝尔经济学奖仍被世人极度看重，尤其在经济学界更被尊为无上成就。尽管诺贝尔原先希望奖励的是特殊的成就，而不是杰出的个人，但不可可认的是，成就是附着在人身上，终而似乎反客为主，世人倒反而较在乎得奖人。
因此，对于有幸获奖者，其身价“暴增”，世人也往往认为他们高人一等，甚至是无所不能，这在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得奖者身上更是明显。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1974年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A.Hayek）在受奖宴席上会这样说：
“……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们。……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影响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
在经济学家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专研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
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家的成就，使之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议，凡是获得诺贝尔这项荣誉的人，必得做一谦虚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学术以外对于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或者，授奖人在授奖时至少要求受奖者谨记住我们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马歇尔（A．Marshall）的一句严正忠告：‘社会科学者必须戒惧赫赫之名：当众人大捧之时，灾祸亦将随之。’”
哈耶克有感而发的这番话应不只是说给得奖者听，也特别告诉普通大众，尤真是新闻从业者，不要将他们这些得奖者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超人。我相信哈耶克也应在吿诫他自己时刻紧紧守住分寸，以免过度膨胀，毕竟凡人都很难抗拒被捧的诱惑！不过，正如哈耶克所说，经济事务关系人生，千头万绪难以弄清，一旦提出错误建议而化为政策施行，危害大矣，而被奉为上宾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具此种条件，他们的话最易被视为真理。
真正的经济学家
已故的自由经济学前辈夏道平先生曾被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分成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他说这三种人都同样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在讨论经济问题，很自然地把他们都叫经济学家，但实则有显著区别。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顾名思义大多是受雇于别人或某一集团，而为那人或那一集团的经济利益辩护，或者只是为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
经济工程师是怎样的人？工程师而冠以“经济”二字，我们就可想像到：他们的专业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来破。他无视于，至少是轻视了公共经济事务是千千万万的行为人、形形色色的主观意志表现。各个人的主观意志，毕竟不同于既定的、客观的存在，而可以规格化的物料。工程师的专业是在利用工程学的知识，就这样的一些物料预先作成一个模型（或出自自己的创意或遵照业主的愿望），然后按这个模型来建适一座壮观的庙堂，或一套精密的机器，或一条高速公路。由于所建造的东西不同，而有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这些不同的称谓。称谓尽管不同，他们同样地都时利用一些无生命、无意志的物料，制作他们预先设计好的东西，至于被冠以“经济”二字的经济工程师。则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公共经济事务。
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起码应有以下的认知：必须了解其所关心的“人”，与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行动和本能的反应。但委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能。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于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决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行为，而互动，决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那么，非团队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的无政闹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的行为是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便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知识同日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总和，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真万一的。即便在将来更高科技的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和。之所以非团队的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所赖以扩大的基础。如果用亚当·斯密（A.Smith）的话讲，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用哈耶克的活讲，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味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味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以“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只是要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除三障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扰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这些论点用到经济领域来讲，那就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就是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对于市场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挠。
在这三种分类下，夏先生曾就迄1988年的二十六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评论说，并不全部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甚至就他们的思路来说，有的只可说是顶尖级的诺贝尔工程师，当然这些得主应不至于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
鼓励思想的原创性
我认同夏道平先生的说法，也当然不否认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各个与业领域的佼佼者，只是觉得诺贝尔的性质应该是非常特殊的，在经济学层面更宜将奖颁给“思想”上具原创性贡献者，也不一定非得每年都给不可，否则会将此奖的价值往下拉，基至于与其他一般奖项的地位相同，如此就相当可惜了。话虽如此，获颁诺贝尔经济奖者当然在其从事的领域上都有突破性的贡献，至少，会有“成一家之言”的成就。关于他们为何会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是否与他们的家庭、天赋资质、成长环境有所关联？是否一般人也可以“有为者亦若是”？由当事人自我剖析应该比较恰当，也较为真实，尤其这些被尊为大师级的人物应不可能过于自我吹捧才是。那么，到哪里去戎这种自述呢？我们知道，这些人日理万机，尤其戴上诺贝尔奖桂冠后，身价暴涨，时间也更紧，连接受聘请发表演说都很困难了，遑论提笔为文写自述这种琐事！由此观之，这本《诺贝尔之路——十三历经济奖得主的故事》就显现真难得的价值了。
因为这本书是十三位得奖者以“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为题的演讲词结集，每一篇都是当事者亲自现身面对无数听众讲述其心路历程，看罢各文真有如沐春风、亲临其境之感。每位演讲者虽然并非都从小就立志走上经济学之路，反而是偶然加机缘的成分较高，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那一场世界经济大恐慌，不论是让他们的家境陷入困境，或由该事件所造成的灾祸之冲击而急于了解大恐慌的原因，是好几位得奖者攻读经济学的触媒。至于求学过程往往得到良师引导，这些良师主要是启发他们的思考，激发他们内在的潜能，培养他们向权威挑战、寻找新的突破，非填鸭式的教导。虽然，这十三位几乎不同领域，但却都强调知识的累积，以及同行、师生间相互脑力激荡的重要性。经济学专业读者固然会对这些得奖者之重要贡献的来龙去脉兴味盎然，就是外行人虽可能不明其内涵，却仍可获得新知的脉动。说实在的，十三位大学者就同一题目演讲，功力的高低无疑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也提供读者评比的一大乐事。不过，读罢十三篇自述，不知读者们能否就上述夏道平先生所作的三种分类，将这十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归类？哪几应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哪几位是经济工程师？有没有等而下之的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呢？
（本文作者为中国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尽管诺贝尔奖的设立，传说是诺贝尔为了赎其发明炸药，以致成为可怕的杀人武器之罪而拨款成立的，但获颁港贝尔奖者无疑被世人极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羡慕是很自然的，而得奖者也大都认为得奖是一生至高的荣音。尽管经环学奖并非诺贝尔本人所设，而是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300周年，在1968年出资创设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零开始颁发，其间也常有反对的“异声”出现，但诺贝尔经济学奖仍被世人极度看重，尤其在经济学界更被尊为无上成就。尽管诺贝尔原先希望奖励的是特殊的成就，而不是杰出的个人，但不可可认的是，成就是附着在人身上，终而似乎反客为主，世人倒反而较在乎得奖人。
因此，对于有幸获奖者，其身价“暴增”，世人也往往认为他们高人一等，甚至是无所不能，这在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得奖者身上更是明显。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1974年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A.Hayek）在受奖宴席上会这样说：
“……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们。……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影响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
在经济学家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专研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
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家的成就，使之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议，凡是获得诺贝尔这项荣誉的人，必得做一谦虚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学术以外对于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或者，授奖人在授奖时至少要求受奖者谨记住我们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马歇尔（A．Marshall）的一句严正忠告：‘社会科学者必须戒惧赫赫之名：当众人大捧之时，灾祸亦将随之。’”
哈耶克有感而发的这番话应不只是说给得奖者听，也特别告诉普通大众，尤真是新闻从业者，不要将他们这些得奖者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超人。我相信哈耶克也应在吿诫他自己时刻紧紧守住分寸，以免过度膨胀，毕竟凡人都很难抗拒被捧的诱惑！不过，正如哈耶克所说，经济事务关系人生，千头万绪难以弄清，一旦提出错误建议而化为政策施行，危害大矣，而被奉为上宾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具此种条件，他们的话最易被视为真理。
真正的经济学家
已故的自由经济学前辈夏道平先生曾被通常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分成三类，一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工程师，三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他说这三种人都同样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在讨论经济问题，很自然地把他们都叫经济学家，但实则有显著区别。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顾名思义大多是受雇于别人或某一集团，而为那人或那一集团的经济利益辩护，或者只是为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
经济工程师是怎样的人？工程师而冠以“经济”二字，我们就可想像到：他们的专业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来破。他无视于，至少是轻视了公共经济事务是千千万万的行为人、形形色色的主观意志表现。各个人的主观意志，毕竟不同于既定的、客观的存在，而可以规格化的物料。工程师的专业是在利用工程学的知识，就这样的一些物料预先作成一个模型（或出自自己的创意或遵照业主的愿望），然后按这个模型来建适一座壮观的庙堂，或一套精密的机器，或一条高速公路。由于所建造的东西不同，而有建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这些不同的称谓。称谓尽管不同，他们同样地都时利用一些无生命、无意志的物料，制作他们预先设计好的东西，至于被冠以“经济”二字的经济工程师。则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公共经济事务。
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起码应有以下的认知：必须了解其所关心的“人”，与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行动和本能的反应。但委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能。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于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决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行为，而互动，决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那么，非团队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的无政闹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的行为是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便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知识同日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总和，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真万一的。即便在将来更高科技的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和。之所以非团队的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所赖以扩大的基础。如果用亚当·斯密（A.Smith）的话讲，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用哈耶克的活讲，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味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味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以“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只是要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除三障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扰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这些论点用到经济领域来讲，那就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就是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对于市场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挠。
在这三种分类下，夏先生曾就迄1988年的二十六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评论说，并不全部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甚至就他们的思路来说，有的只可说是顶尖级的诺贝尔工程师，当然这些得主应不至于是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
鼓励思想的原创性
我认同夏道平先生的说法，也当然不否认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各个与业领域的佼佼者，只是觉得诺贝尔的性质应该是非常特殊的，在经济学层面更宜将奖颁给“思想”上具原创性贡献者，也不一定非得每年都给不可，否则会将此奖的价值往下拉，基至于与其他一般奖项的地位相同，如此就相当可惜了。话虽如此，获颁诺贝尔经济奖者当然在其从事的领域上都有突破性的贡献，至少，会有“成一家之言”的成就。关于他们为何会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是否与他们的家庭、天赋资质、成长环境有所关联？是否一般人也可以“有为者亦若是”？由当事人自我剖析应该比较恰当，也较为真实，尤其这些被尊为大师级的人物应不可能过于自我吹捧才是。那么，到哪里去戎这种自述呢？我们知道，这些人日理万机，尤其戴上诺贝尔奖桂冠后，身价暴涨，时间也更紧，连接受聘请发表演说都很困难了，遑论提笔为文写自述这种琐事！由此观之，这本《诺贝尔之路——十三历经济奖得主的故事》就显现真难得的价值了。
因为这本书是十三位得奖者以“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为题的演讲词结集，每一篇都是当事者亲自现身面对无数听众讲述其心路历程，看罢各文真有如沐春风、亲临其境之感。每位演讲者虽然并非都从小就立志走上经济学之路，反而是偶然加机缘的成分较高，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那一场世界经济大恐慌，不论是让他们的家境陷入困境，或由该事件所造成的灾祸之冲击而急于了解大恐慌的原因，是好几位得奖者攻读经济学的触媒。至于求学过程往往得到良师引导，这些良师主要是启发他们的思考，激发他们内在的潜能，培养他们向权威挑战、寻找新的突破，非填鸭式的教导。虽然，这十三位几乎不同领域，但却都强调知识的累积，以及同行、师生间相互脑力激荡的重要性。经济学专业读者固然会对这些得奖者之重要贡献的来龙去脉兴味盎然，就是外行人虽可能不明其内涵，却仍可获得新知的脉动。说实在的，十三位大学者就同一题目演讲，功力的高低无疑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也提供读者评比的一大乐事。不过，读罢十三篇自述，不知读者们能否就上述夏道平先生所作的三种分类，将这十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归类？哪几应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哪几位是经济工程师？有没有等而下之的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呢？
（本文作者为中国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本书包含十三位杰出人物的生平自述，他们之间有下列三项共同点：首先，都是经济学家；其次，都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三，都到过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SanAntonio）的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亲自讲述个人的生平事迹。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由诺贝尔（Alfred Nobel）本人所设立。1901年，依据他的遗嘱所设立的奖项只有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及和平等五种。诺贝尔希望奖励的是特殊的成就，而不是杰出的个人。因此，在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奖是对重大“发现”（discoverty）、“发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给奖。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三百周年，出资创设了一个新的奖项：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Central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MemoryofAlfred Nobel），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此一新设的奖项，甚至上是比照原先的诺贝尔奖给奖标准。按照瑞典中央银行的规定，“此一奖项每年颁发给一位在经济学上具有杰出贡献，且其重要性一如诺贝尔在遗嘱中所言的人士”。
至于这一系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生平自述演讲，是出自本书资深编辑伯烈特（William Breit）的构想，在他个人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曾对美国当代主要经济学家的生平与思想，投注相当大的心力进行深入的研究、教学以及著述。由于他长期以来对人物的生平及其学术研究过程之间的关联深感兴趣，因此，很自然地会想到提供一个论坛，邀请这些杰出的经济家以“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My Evolution asanEconomist）为题，用自己的语言以及自认为合宜的方式来发表生平自述。这样的论坛，至少可以保存一些重大经济研究成果的记录，有助于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与特点。但是更重要的目的，则是希望为有关科学发现的理论，提供重要的背景资料。
创见的引发
我们对于一些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侪所接受的过程，可以说知之甚少。譬如，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内容，有多少是反映了理论创造者的实际生活？一些对他们有影响力的老师及同事，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思想家所探讨的问题，有多少与个人的背景及当时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有关？引导他们发展出创见的最主要力量是什么？简而言之，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能发现一些引起科学界广泛注意的研究内容？举办这一系列演讲背后的重要理由，就是希望能有助于解答上述问题。
但是，要邀请哪些人呢？很明显地，在预算及时间两项因素的权衡下，我们能够邀请的人数受到限制，因此名单的选择基本上必须符合两项条件，一是宣布获奖时系任教于美国各大学，二是名单应该力求广泛，以充分代表经济学不同的研究领域、分析方法与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如果有两位以上的共同获奖人，那么只有一位会受到邀请。1983年，我们开始规划这项活动时，共有十二位诺贝尔奖得主符合第一项条件，但有一位因为重病不能前来。接着我们按照第二项原则进行了难度甚高的筛选，把人数缩小到八位。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其中只有一位婉拒了邀约。
本书初版的内容，是1984至1985学年度应邀前来三一大学发表演讲者的讲稿汇编。受到此一专案成功的鼓舞，我请求卡尔加德（Ronald Calgaard）校长让这一系列的演讲继续办下去。本身也是经济学家的卡尔加德校长很快地答应了，此后，每年10月宣布年度得奖人时，我们就对这位新产生的美国经济学界的桂冠得主寄出邀请函，请他前来发表自述个人生平的演讲。
就在第一阶段的系列讲座结束后，连续有三位美国的经济学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85年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莫迪利亚尼，1986年是乔治梅生大学（Georse MasonUniversity）的布坎南，而1987年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他们三位都接受了演讲的邀请，详述迈向学术界最高荣誉的历程。本书1990年的第二版就加入了这三场讲座的内容。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美国的经济学家又连续获得诺贝尔奖：1990年的夏普（系共同获奖）、1991年的科斯、1992年的贝克尔（Gary Becker）、及1993年的诺思（系共同获奖）。他们四位也都接受了三一大学讲座的邀请。
深入浅出的麦达方式
对大部分桂冠得主而言，这样的邀请是一项高难度的任务。我们并不难理解一个人不乐意公开畅谈自己在知识发展上的成就与贡献。诚如一位受邀者所说：“我不晓得如何在虚伪的谦虚与自夸的吹嘘之间掌握分寸，这真是压力重大的事。”除此之外，这些人的专业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技术性，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很难进入他们的世界。然而，我们的演讲是对整个社会开放，内容必须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当然，这样的要求对其中某些学者是更为困难的。萨缪尔森及阿罗的贡献，绝大部分是在数理经济学的领域，克莱因、弗里德曼、施蒂格勒、托宾、夏普及诺思则擅长运用统计技术以及计量经济学（econmetrics）的分析方法，他们一向都使用属于专业领域的符号与技术词汇（technical vocabulary）来表达自己的论点。
但不管如何，各位读者仍可以发现，每一位主讲人都用了最浅显的方式来说明他们在经济学的贡献及其重要性。（本书十三篇文章的编排顺利，系按照各主讲人前来三一大学发表演讲的时间选择。）要把握阿罗“不可能理论”（impossibility theorem）的精髓，最轻松的方式莫过于亲自聆听（或是阅读）他本人的现身说法。在谈到计量经济中的模型建构（modelbuilding）的概念时，还有什么能比克莱因的演讲更清楚呢？施蒂格勒对其资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的精彩解说，让每一位对这项丰富而创新的理论感兴趣者，都能清楚领略要旨。科斯对厂商理论以及法律与经济学有深远的影响及贡献，透过他的演讲，让聆听者有更深入的认识。事实上，每位参与演讲的学者，都达成了清楚阐述这些高难度内容的目标。
每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造访，都获得难以言喻的成功。现场听众之多与理解之深，应该给予最大的肯定与赞扬。有些人甚至长途跋涉，专程来聆听大师的演讲。受邀的经济学家也都和学生及老师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在小小的接待室里、在餐厅里、在教授休息区端着咖啡、在家庭晚餐等等场合，学生和教授与这些20世纪最受肯定的经济学家交换了意见。尽管他们在经济学界备受肯定，却毫无傲慢之气，令所有和他们接触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一系列演讲还有一项重要的附带收获，那就是让我们了解，大部分当代经济学界的顶尖人物，毕竟还是有其身为普通人的一面。
回顾这些演讲的内容，你一定会对当代经济学巨流中的支流众多而感到惊讶。各位读者将会发现；这些支流经常是以不可预期的方式交错而过；观点南辕北辙的思想家却经常是师承相同的老师；在他们学术知识的创新成就上，运气、毅力与努力，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另外，这些自传性的文章也揭示了作者一些真实的心理层面，也许连他们本人也未曾意识到，不过感受性敏锐的读者却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整体而言，对美国当代丰富多彩而深刻的经济思想，本书提供了完整的全貌。
很感伤的是，本书中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已过世，他们是1984年为这系列演讲揭开序幕的刘易斯以及1985年参加讲座的施蒂格勒。他们两位都在1991年去世，谨以本书纪念他们。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由诺贝尔（Alfred Nobel）本人所设立。1901年，依据他的遗嘱所设立的奖项只有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及和平等五种。诺贝尔希望奖励的是特殊的成就，而不是杰出的个人。因此，在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奖是对重大“发现”（discoverty）、“发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给奖。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三百周年，出资创设了一个新的奖项：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Central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 In MemoryofAlfred Nobel），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此一新设的奖项，甚至上是比照原先的诺贝尔奖给奖标准。按照瑞典中央银行的规定，“此一奖项每年颁发给一位在经济学上具有杰出贡献，且其重要性一如诺贝尔在遗嘱中所言的人士”。
至于这一系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生平自述演讲，是出自本书资深编辑伯烈特（William Breit）的构想，在他个人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曾对美国当代主要经济学家的生平与思想，投注相当大的心力进行深入的研究、教学以及著述。由于他长期以来对人物的生平及其学术研究过程之间的关联深感兴趣，因此，很自然地会想到提供一个论坛，邀请这些杰出的经济家以“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My Evolution asanEconomist）为题，用自己的语言以及自认为合宜的方式来发表生平自述。这样的论坛，至少可以保存一些重大经济研究成果的记录，有助于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与特点。但是更重要的目的，则是希望为有关科学发现的理论，提供重要的背景资料。
创见的引发
我们对于一些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侪所接受的过程，可以说知之甚少。譬如，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内容，有多少是反映了理论创造者的实际生活？一些对他们有影响力的老师及同事，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些思想家所探讨的问题，有多少与个人的背景及当时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有关？引导他们发展出创见的最主要力量是什么？简而言之，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能发现一些引起科学界广泛注意的研究内容？举办这一系列演讲背后的重要理由，就是希望能有助于解答上述问题。
但是，要邀请哪些人呢？很明显地，在预算及时间两项因素的权衡下，我们能够邀请的人数受到限制，因此名单的选择基本上必须符合两项条件，一是宣布获奖时系任教于美国各大学，二是名单应该力求广泛，以充分代表经济学不同的研究领域、分析方法与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如果有两位以上的共同获奖人，那么只有一位会受到邀请。1983年，我们开始规划这项活动时，共有十二位诺贝尔奖得主符合第一项条件，但有一位因为重病不能前来。接着我们按照第二项原则进行了难度甚高的筛选，把人数缩小到八位。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其中只有一位婉拒了邀约。
本书初版的内容，是1984至1985学年度应邀前来三一大学发表演讲者的讲稿汇编。受到此一专案成功的鼓舞，我请求卡尔加德（Ronald Calgaard）校长让这一系列的演讲继续办下去。本身也是经济学家的卡尔加德校长很快地答应了，此后，每年10月宣布年度得奖人时，我们就对这位新产生的美国经济学界的桂冠得主寄出邀请函，请他前来发表自述个人生平的演讲。
就在第一阶段的系列讲座结束后，连续有三位美国的经济学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85年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莫迪利亚尼，1986年是乔治梅生大学（Georse MasonUniversity）的布坎南，而1987年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他们三位都接受了演讲的邀请，详述迈向学术界最高荣誉的历程。本书1990年的第二版就加入了这三场讲座的内容。在接下来的四年中，美国的经济学家又连续获得诺贝尔奖：1990年的夏普（系共同获奖）、1991年的科斯、1992年的贝克尔（Gary Becker）、及1993年的诺思（系共同获奖）。他们四位也都接受了三一大学讲座的邀请。
深入浅出的麦达方式
对大部分桂冠得主而言，这样的邀请是一项高难度的任务。我们并不难理解一个人不乐意公开畅谈自己在知识发展上的成就与贡献。诚如一位受邀者所说：“我不晓得如何在虚伪的谦虚与自夸的吹嘘之间掌握分寸，这真是压力重大的事。”除此之外，这些人的专业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技术性，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很难进入他们的世界。然而，我们的演讲是对整个社会开放，内容必须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当然，这样的要求对其中某些学者是更为困难的。萨缪尔森及阿罗的贡献，绝大部分是在数理经济学的领域，克莱因、弗里德曼、施蒂格勒、托宾、夏普及诺思则擅长运用统计技术以及计量经济学（econmetrics）的分析方法，他们一向都使用属于专业领域的符号与技术词汇（technical vocabulary）来表达自己的论点。
但不管如何，各位读者仍可以发现，每一位主讲人都用了最浅显的方式来说明他们在经济学的贡献及其重要性。（本书十三篇文章的编排顺利，系按照各主讲人前来三一大学发表演讲的时间选择。）要把握阿罗“不可能理论”（impossibility theorem）的精髓，最轻松的方式莫过于亲自聆听（或是阅读）他本人的现身说法。在谈到计量经济中的模型建构（modelbuilding）的概念时，还有什么能比克莱因的演讲更清楚呢？施蒂格勒对其资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的精彩解说，让每一位对这项丰富而创新的理论感兴趣者，都能清楚领略要旨。科斯对厂商理论以及法律与经济学有深远的影响及贡献，透过他的演讲，让聆听者有更深入的认识。事实上，每位参与演讲的学者，都达成了清楚阐述这些高难度内容的目标。
每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造访，都获得难以言喻的成功。现场听众之多与理解之深，应该给予最大的肯定与赞扬。有些人甚至长途跋涉，专程来聆听大师的演讲。受邀的经济学家也都和学生及老师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在小小的接待室里、在餐厅里、在教授休息区端着咖啡、在家庭晚餐等等场合，学生和教授与这些20世纪最受肯定的经济学家交换了意见。尽管他们在经济学界备受肯定，却毫无傲慢之气，令所有和他们接触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一系列演讲还有一项重要的附带收获，那就是让我们了解，大部分当代经济学界的顶尖人物，毕竟还是有其身为普通人的一面。
回顾这些演讲的内容，你一定会对当代经济学巨流中的支流众多而感到惊讶。各位读者将会发现；这些支流经常是以不可预期的方式交错而过；观点南辕北辙的思想家却经常是师承相同的老师；在他们学术知识的创新成就上，运气、毅力与努力，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另外，这些自传性的文章也揭示了作者一些真实的心理层面，也许连他们本人也未曾意识到，不过感受性敏锐的读者却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整体而言，对美国当代丰富多彩而深刻的经济思想，本书提供了完整的全貌。
很感伤的是，本书中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已过世，他们是1984年为这系列演讲揭开序幕的刘易斯以及1985年参加讲座的施蒂格勒。他们两位都在1991年去世，谨以本书纪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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