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仿佛是一个黑洞，一个巨大的黑洞。在离终场只有最后几秒钟时，马纽·珀蒂踢进一球，决赛的第三粒入球，夺冠的一球。有关决赛的种种猜测至此烟消云散。从开场哨响，我的视线第一次离开球场，转向球队休息的长凳。
我恍惚中看到大卫·特雷泽盖像一个孩子似地大声哭泣着。我还对着艾米尔·亨利，也可能是菲力普·贝热鲁——我记不清了，至少我不是在自言自语——高呼：“胜利了，我们是世界冠军！”接着，帷幕落下，比赛结束，我感到一阵眩晕，一时间忘记了周围发生的事情。当体育场里爆发出阵阵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时，一幅幅不连贯的画面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在萨伊苏库藏的村子里，还是孩子的我，穿着桔黄的而不是蓝色的球衣，正和小伙伴们在我们的教练、帽不离头的奈斯的监督下训练。接着是球队全体队员在军乐队和身着节日盛装的少女后面昂首挺胸地穿过城市的主要街道。我们在庆祝夺得杯赛冠军——卢瓦尔杯！那一天，我没有上场，但又有何妨，我和整个球队分享着同一份快乐。
过去的一个个时期糅合在一起。待那些遥远的记忆淡去后，不久前我们从克莱尔方丹出发奔赴决赛的场面映入脑海。我又看见成千上万的球迷拥在技术中心的门前，挥舞着国旗和横幅。他们的热情冲击着我们的心，令球队备受鼓舞。然而，最初的激动过后，我被一个担忧紧紧攫住：我们的车无法从涌动的人潮中开出一条路。如果我们没有准时到达法兰西体育场，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体育场！”我焦急地说道，仿佛能因此而使局面得以改变似的。上帝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个不能缺席的约会……
画面一直在不断切换，或者不如说球衣在一件件地接替变换。我现在在圣艾蒂安，身穿球队富有传奇色彩的绿色球衣。对面是我的教练斯奈拉，他用眼光从上到下打量着我，寥寥几句但意味深长的话让我明白我的体格“不够标准”，应该时常光顾健身房。
“注意啊，艾梅，你太单薄，瘦得像根电线杆，一阵风都能把你吹倒……”
雅凯？天生就不是踢足球的身材。肩膀不够宽……随即，文埃尔神甫的脸浮现在眼前，我就是在他那儿强迫自己进行斯奈拉提倡的肌肉锻炼的。接着是那个在我受重伤后指导我做体操的小伙子的脸，那次“阿喀琉斯的脚踵”①，使我远离球场长达20个月。还有“吉吉”，那位每天早上在游泳池边监督我训练的游泳教练的身影。以及所有引导我战胜自我，战胜伤痛的人们。
①阿喀琉斯为古希腊的英雄，据说生时被其母提着脚踵在冥河中浸过，因而全身除脚踵外刀枪不入。阿喀琉斯之踵指唯一的致命弱点。
镜头在继续切换。我又回到萨伊①，来到儿时经常在我父母忙于肉铺的买卖时照看我的玛丽·维亚尔或者她女儿雷蒙德的家中。还有马蒂娜，我未来的妻子……我当时还不认识她，那时她甚至还未出生！所有的画面超越时空的界限，风驰电掣般地从脑海中闪过。
①萨伊苏库藏的简称。
“艾梅！来和萨伊苏库藏的球迷们打个招呼！”
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菲力普·图尔农的喊声将我拉回到现实中来。也许是萨伊这个地名打断了我的思绪，因为我正沉浸在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中。菲力普把我引向体育场一角的看台前，那儿聚集着我的乡亲们。我像一个自动木偶般地跟着他。在这群欢呼雀跃的人中，我显然是一个也不认识，但我面向他们，举起双臂，做了一个表示胜利的V字型。我不加思索地做了这个动作。事实上，我的心又飞回到过去……
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与球员和其他教练一起登上主席台领取那只我们魂牵梦绕、期待已久的冠军奖杯的。最后的几级台阶！一路上，我恍恍惚惚地感到有人拍我的肩膀，有人握我的手，有人想拥抱我。一张张面孔迅速地闪过，不可能将它们全部收录在记忆里。有萨斯特夫人，还有普拉蒂尼，最后是雅克·希拉克……后来，我是通过电视录像和杂志照片才将那些疯狂的时刻串起来的，而当时的我有些恍恍惚惚，没有进入角色。
只需看看那些从终场哨响到上台领奖之间拍摄的照片就能发现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的照片上，我都是眼神迷离，心不在焉。毫无疑问，我的心思不在现场。当球员们鱼贯登上主席台领取奖牌时，我的思绪仿佛飞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的过世的亲友们生活的世界，我想起所有已故的、无法分享我们胜利的喜悦的人们。在那不真实的短短的几分钟里，我好几次看到我父母的面孔从眼前一晃而过。
当马赛尔·德塞利有力的双手将我托起，送到队员们的肩头上时，我的思绪才回到现实中来。
我有足够的理由回到现实中：在那儿，在我的双手之间，捧着的是世界杯！足球运动员的格拉杯①！我站在主席台前，高举奖杯，在空中舞动。但我的思绪依旧是欲理还乱：我做着冠军的动作，想着与之毫无关联的事情。
①原为盛耶稣血的圣杯。
但被队员们抬回球场，回到他们中间后，我再一次感觉到胜利的喜悦和激动，淹没在法兰西体育场内奔腾不息的巨大的欢乐浪潮中。我举起战利品。是的，我们是世界冠军！此时此刻，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似乎显得有点自私或者狂妄的想法：“我们当之无愧！”
瞬间，我掂量了一下两年来我和我的教练组以及队员们走过的路程。一段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历程带来了我们今天的辉煌，使我们站到了冠军的领奖台上。这个金杯，来之不易！
在与数百万电视观众分享这份我们共有的幸福的时刻，我怎能不提及我所过的“疯子般的生活”——这个词用得并不过分——在漫长的两年时间里，我将之强加于我的亲友和团队。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我不知疲倦一份一份地反复研究所有的资料，分析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
是的，对于这个所到之处淹没一切的幸福浪潮，应该将它与我历经的艰辛对照来看，特别是从1998年5月中旬征战世界杯以来我们艰苦卓绝的历程。有关的幕后工作，我会在后面提到。为了真切地体会我在7月12日夜晚的所思所感，必须一丝不漏地准确把握在法兰西体育场照明灯的强光聚焦在我们身上之前，法国队奋勇拼搏的一路征程。了解了法国队为此付出的艰苦努力，这一刻就不会有任何人再指责我这样想：“我们当之无愧！”
我被包围在巨大的喧闹声中，各种思绪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获胜的幸福对我来说几乎变成了苦难。它强烈冲击碰撞着我的胸膛。比赛已烟消云散，我没想到还会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它。内心的撞击猛烈得让我透不过气来。我努力告诉自己：“一切都结束了，这种紧张和压力，这份备受怀疑的狂热的工作，都已永远离你而去。你成功了。你是一位出色的教练，手中的金杯就是对你工作的奖赏。”
我沉浸在激动之中，用手指触摸着现实，一个真正的奖杯。一份任何人都不能再提出异议，任何事都不能再从我们手中夺走的光荣。是的，这份荣誉将伴随我一生。
在我们举杯绕场一周的过程中，场内场外狂热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将喜庆的气氛推向高潮。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只看到一片欢呼雀跃的人群，却分不清独立的个体。成千上万张脸上洋溢着激动之情，有的人还喜极而泣。没有什么比他们炽热的目光更具有煽动性、更富有表现力。万众欢腾的场面使我完完全全被吞没在激动之中。
我又一次被那把虎钳攫住，感到阵阵针刺般的疼痛……也许是我在它的控制下生活了太长时间，已被群英荟萃的高水准竞技的要求折磨得遍体鳞伤。我无法从它的铁爪下逃脱，逃离那过去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切。又一场比赛在我的体内展开，一边是对刚告结束的充斥着压力和狂热工作的过去的模糊回忆，一边是艰辛努力换回的辉煌战绩带给我的欣喜。皮球在两边飞来跃去，分辨不清孰胜孰负，使我的神经越绷越紧！
夺冠的英雄们拥抱在一起，分享他们团结一致共创的辉煌，似乎没有一个人想争抢头功，面对此情此景，我的喉咙一阵阵发紧。他们关心的是让每一个曾为之拼搏的人都分享到这份光荣，整个绕场一周的过程中，奖杯在他们之间来回传递，没有一人独霸战果。
我感到一阵阵哽咽，几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谢天谢地，没有人向我发问。一个伟大的梦想得以实现。渐渐地，我们意识到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件“杰出的作品”，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了不得的玩意儿”。
我们本可以整夜呆在草坪上。但为了给闭幕式庆典腾地方，工作人员礼貌地将我们赶下我们演奏成功之曲的舞台。该回更衣室了。
猛然间，两个念头掠过脑海。我意识到遗漏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其中一件让我耿耿于怀，而另一件则带有更多的趣味性。
扎加洛！我忘记去向巴西队主教练马里奥·扎加洛表示庆贺了！
这个淳朴爽直、富有魅力的男人，数次榜上有名，仅在世界杯赛中就多次获奖，他取得的成就是我一生一世也无法比拟的，我甚至没想到去和他打个招呼。如果还有必要提供证据的话，这就是我“溜号”的证据！不管比赛结果如何，我都习惯于在赛后与我的同行握握手……这一回，汹涌澎湃的内心活动使我打破了习惯。我不住地埋怨自己。我知道，过一会儿，在按照传统举行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还能见到他。我决定送给他一件法国队的球衣，但我仍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我责备自己反应迟钝，礼数不周，未向对手表示敬意，尤其还是扎加洛这么一位品德、球艺俱佳的人。
怎么！我全弄错了？我当时的确想过那么做，我记不清了。终场哨响时，我处于一种失重的状态，轻飘飘的，不知道看见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后来，各家电视台和报社竞相拍下了1994年世界杯冠军和1998年世界杯冠军互相祝贺时的南美式热烈拥抱①的场面。我一直试着回想当时是否有人提醒我那么做。但其实并没有什么人。尽管脑海里风驰电掣般地闪过一幅幅电影画面，我依旧保持了足够的清醒，自发地完成了那个动作。
①此处为西班牙语。
另一个被遗忘的事，更加真切，但并没有什么后果。在此次世界杯赛的前一年，我发下一个荒唐的赌誓：大家或许还记得我曾打赌要乘雪橇滑下蒂涅的拉格朗德一莫特雪山吧！我还许诺——当然是在获胜的条件下——绕法兰西体育场倒行一圈。罗歇·勒梅尔的誓言愈加荒诞不经：他的那一圈……是在法兰西体育场的屋顶上！
怎么样，罗歇，还客气什么？
我们都聚在更衣室里。只有我们自己。体育场内的欢呼声连绵不断地传入耳中，但平息了许多，大人物们尚未离开主席台到我们这儿来。心头又一次冒出一个自私的想法：我希望时钟永远停止转动，永远停留在这对我们有着特殊意义的时刻。这一刻，不需要任何语言，我们用眼睛交流着那在胸中沸腾的激动之情。
在那儿，在宽敞的更衣室里，在官员们到来之前，在摄影师们摄下“记载历史”的镜头之前，短短的几分钟里，笼罩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强烈气氛。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只有房间里这四十来人从头至尾亲身经历了从训练到比赛的全过程，深知其间的辛酸苦辣。
我们胜利了！那么遥远的目标，我们已经实现了。脸上还淌着汗水和泪水，远离球场内外的风风雨雨，我们迎来了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光大了足球事业。我们毫无保留地、不加掩饰地陶醉在夺冠后的喜悦和欢乐之中，即使最腼腆的人也不例外。我们怎能不希望无限延长这如此欢愉的时刻？
但是一切都来得太快，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这一单独相处的时刻过早地结束了。外面的群众在表示抗议，要求我们出去，可以理解。我不得不从这亲密无间的集体中抽身去履行教练员的某些义务。我的心依旧留在那儿。
接下去的几分钟里，无论我到了哪里，都有一种做戏的感觉：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留在了那间更衣室里，留在与它毗邻的大厅里，那里等候着队员的妻子、女友、家人，又将是一副交织着泪水、激动、欢乐的画面。
我大步流星地沿着法兰西体育场长得望不到尽头的走廊，向电视直播间走去。接着新闻发布会开始了。
以往在这个时候，我一般是边走边和菲力普·图尔农交流应对记者的方法。他会借机给我一些参考意见，帮我准备几句关键的话。但那一天，他没在我身边。坦率地说，我也根本不再担心记者的提问。一切对我都不再重要，我双手插在口袋里就那么去了。我会履行我的义务认真地回答记者的每一个问题，因为我一贯如此，只是我不再费神去想我的话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再也不必去反复地斟词酌句了，尽管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被肢解、重组，遗憾的是，还有可能被歪曲。但所有这些都已无足轻重了。法国队是世界冠军，句号。评论有何用处？“艾梅·雅凯，您是否还想再看一遍决赛的三粒进球？”在法国电视一台的直播间里，一名记者问道。
“我不感兴趣！”
我的回答出其不意地脱口而出，但不带丝毫恶意。所有这些在我眼中看来已成了一个遥远的故事：曲折磨难属于过去。站在山巅的登山运动员有必要回顾他们是如何征服脚下的悬崖峭壁的吗？惟一重要的是结果，和为之作出贡献的人们……
当我浮出幸福的海洋时，想到的首先不是齐达内的两记头球和珀蒂的劲射，而是所有为之默默奉献的人们。今日的胜利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忘记他们是有失公正的！从7月12日夜晚起，我将大声高呼，这首先是整个法国足球界的成功。
因为法国国家队并不是高高在上单独的一群人，更不是空中建起的楼阁。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进入国家队是法国足协麾下各级足球组织中登记注册的二百多万足球运动员的最高目标。基层足协、义务教练组织了一百多万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参加足球活动，国家队教练、大区和省里的教练再从中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是他们使一批批足球精英经过专业俱乐部训练中心的培养后脱颖而出。
正因为有了基层常抓不懈的努力，才造就了我们优秀的队员和一支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法国国家队。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就无法领会7月12日这一天的深刻意义。
在这举国欢庆的夜晚，当麦克风和摄影机突然之间竞相把我装扮成一个神人、魔术师的时刻，如果我不说出这一事实，几乎是有失礼之嫌。
在足球这个大家庭里，我首先想到的是“教练”。我本身就是一名教练。我知道他们的困难，特别是其中最普通的那些人，信念坚定，常常缺乏资金，但仍然全身心地投入教练的工作。他们不计时间，有时甚至不计报酬地传授技术。传递对足球的激情，无愧于所肩负的神圣使命。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
他们中或许有人会说，身为国家队主教练，我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我的工作不能与基层人员的神圣工作相提并论。但今晚，我不怀疑他们也会肯定我的工作。因为，像他们一样，我尽了我的职责。
我还想到那些成千上万的面临重重困难的小俱乐部，它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形成一张遍及法国的足球网络。自世纪之初以来，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垒起了这座足球金字塔。而世界杯奖杯，是我们在7月12日这一天为这座建筑物安放的穹形金顶。这就是为什么，我本能地将这个战利品献给所有清楚它的价值的足球界人士，当然，同时也献给所有法国人民。
如果有人将我对整个足球界的谢意理解为一种合乎时宜的谦虚，那是一种误解。假如说我想起球场上的这些人，那是因为我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和轨迹。是他们培养了我，我也是其中一员。他们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们并肩前进，面对相似的困难，共同承受长期以来对法国足球有朝一日夺取世界杯冠军的能力的怀疑……
差不多在整个足球生涯中，我都不得不面对不信任！当我入选圣艾蒂安队时，我听见这句令人泄气的评价：“这个男孩，没什么天份，踢球对他不会是件轻松的事情……”然而，因为勤奋，我很快占据了队里的核心位置，而且再未离开过。入选国家队时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与当时圣艾蒂安队里的其他世界级球星相比，我还有一段差距，但我最终迎头赶上，依旧是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阻碍我发展的各种成见——加上自身条件的不足，本可以使我一蹶不振、意志消沉！但与此相反，我将不利因素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战斗的同盟军。没有什么比自负更危险可怕。相反，在怀疑中，人会找到前进的道路，有意去收集令人信服的东西，我称之为“物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跨过了一道槛，对自己的能力，也会心中有数。人就在这样的积累跨越中不断前进。我没有瞎编乱造。大多数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们，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都经历了这个过程。我只不过是以他们为行动的楷模。戴高乐将军——我决没有要把自己与他相比的意思——就是其中之一。他首先提出问题，勾勒其轮廓，权衡掂量几种不同解决方法的利弊。接下来是综合、取证阶段。决定一经作出，他便坚决执行，勇往直前。
我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做的。怀疑是我的工具。我首先对自己提出置疑。在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每场比赛结束，我都对自己的场上表现进行一番分析，从不关心其他队员的发挥如何。我认识许多球员在总结失利的时候，不停地举出一些外部因素作为挡箭牌。一个人如果总是从伙伴身上找原因，永远不可能进步。尽可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为，在我看来，更有益，也更积极。
对先辈的追忆，对与世界杯冠军法国队血肉相连的法国足球界的感恩之情，对自己所取成绩的淡漠……这就是当我走上新闻发布会大厅主席台时重叠交织在脑海里的思绪。扎加洛先生刚刚回答了记者对他的提问。
我努力使自己在混乱嘈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镇静点，别紧张。电影里的佐罗，生活中并不存在。你是世界冠军，没错，但不要忘记所有那些为你创造条件、保护你、支持你、帮助你，使你获得今天这份成绩的人们……”
我走向主席台边的扎加洛，首先将我的球衣送给他。我知道他的伤心和我的喜悦是成正比的。我希望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份快乐。这件礼物代表了我对他的所有敬意。又一个伟大的时刻……至少对我来说！沉浸在失落之中的扎加洛，被我的举动深深打动了。我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我还笨拙地把他的眼镜挂了下来。当他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赢得的所有比赛和荣誉，扎加洛，你是一座真正的历史丰碑！而今天，他是败者，我是赢家。我几乎感到有些局促不安。
新闻发布会本身未给我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那只不过是我出于职业的需要自愿履行的一个义务，但却使我从草坪上或者更衣室里那种疯狂和激动的情绪中走出，回归传统的礼仪，尽管周围的气氛依旧是热烈异常。面对记者们的殷勤，我应该感到得意洋洋，然而，在经历了两个月牢狱般的秘密的生活之后，我需要的是氧气，是自由。我再没有兴趣去谈论球场、战略或者人员的变动。我走出长长的隧道，我只想自我陶醉在圆满完成任务后的幸福之中。
但我内心的激动仍未消逝！在从更衣室往停车场去的路上，我遇见一些正在他们的妻子怀中欢呼雀跃的球员。我向她们走去，她们也走过来，我们彼此拥抱着。依旧，寥寥数语，但情感在流动，像要表达我们相互的感谢之情。因为，我们的成功也有她们一份功劳。她们在看台上为我们助威呐喊，她们还在马赛、里昂和克莱尔方丹陪伴我们度过了数个夜场比赛。遵照我们的希望，足协出面负责安排她们的日程，这是我们征战世界杯的过程中理由最充分的要求。
两辆旅游大客车在凌晨1点多钟起程返回克莱尔方丹，大家一致同意在那个具有深远象征意义的地方书写最后的一页。
归途伊始就困难重重。整个法兰西都在庆贺蓝衣勇士们的胜利，巴黎市内和环城公路上，堵得一塌糊涂、水泄不通。为此，我们无法沿着原路返回（从13号高速公路上10号国家公路）。开道的警车领着我们先绕了一个大圈到首都东部，再折上通往阿基坦的高速公路。
这样，尽管并非出自本意，我们仍使成千上万个举着旗站在10号国家公路从特拉普至朗布依埃段的群众空等一场。我万分遗憾错过了这个约会，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无能为力，毫无选择！
从杜尔当路口驶下10号高速公路到达克莱尔方丹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宪兵以有两三千人堵塞了从克莱尔方丹的教堂往北至技术中心的道路为借口，希望我们改道从背后折回国家足球技术中心。
这一回，我坚决反对，大家都支持我。我们要走那条老路！此时已是凌晨3点，双方僵持不下，但我们希望和众人分享我们的幸福，希望把荣誉献给这些等候了两三个钟头的人们。我们并没有想到会因此延长呆在车里的时间，大家可以趁机扯着嗓子高歌一曲！
宪兵让了步。我们不后悔作出这个选择。客车一步一步地向前爬行，我们可以尽情地端详那些凑过来的面孔，上面写着如此浓浓的谢意令我们激动不已。
当然，不可能走下去握握他们的手，对这些不分年龄的观众说几句话。我们甚至不可能摇下玻璃窗，直接面对他们。由于空调的缘故，现代客车的窗户是完全封闭式的，我们只能满足于向他们挥挥手，冲他们夸张地一笑。我们尤其拼命舞动奖杯，几乎要肌肉痉挛。按照为F—1级方程式赛车冠军庆贺的传统，球迷们开启一瓶瓶香槟酒，洒向客车。
不愿我们离去的人群常常冒着危险挤到靠车最近的地方。好几次，我都担心某个人会不小心滑到车轮下。突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熟悉的脸上：让—玛里·德·加尔迪亚，加油员，我在朗布依埃时总去他那儿加油。许多年里，我们见面除了最简单的问候，从来或几乎没有谈论过足球，而今夜，凌晨3点时分，他也在那儿，还有他的妻子！
我们的车好歹总算驶入技术中心的大门。尽管三令五申，仍有几个摄影师和摄像师骑着摩托车紧随大客车，在自动门关闭前冲入院内。他们现在正等候在法国国家队的基地前，自以为会被邀请加入我们的行列，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身为国家队新闻发言人的菲力普·图尔农代他们出面请求。他向我解释获得世界最高荣誉后不能关起门来单独庆贺，完全有必要为后世留下一点纪念。不行，还是不行，怎么说都不行。菲力普没能动摇我的决心。只在我们之间，不需要其他任何人！
我希望在人数稍稍增加的气氛中，重温回到更衣室的那一刻的激情。我们将一起庆祝一个空前的胜利，我们将彻底放松，载歌载舞，开怀畅饮……这样的时刻只能也只应该属于我们自己。
不过有两个例外：我邀请了十几个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年多来，他们在克莱尔方丹与我们并肩战斗，世界杯正式开赛之后，他们更是随叫随到，有求必应。
此外，自我执掌国家队教鞭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开了绿灯，或者不如说满足了一下个人心愿。我刚得知我们打进了决赛时——在我看来，不管战果如何，我都履行了合同——我对里顿（亨利·艾米尔）说，7月12日夜晚，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在身旁。
让亲人们一起来庆祝如此盛大的喜事——尤其是还摘取了桂冠！我感觉画了一个圆圆满满的圈，无论是从职业角度还是个人角度。我以这种方式告诉家人：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我冷落或者抛弃了你们，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除了忙于备战世界杯，我什么也顾不上了，但今天，在我收获工作的果实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
克莱尔方丹驻地的房间格局为我们这个“附加的小节目”提供了场地。球员们、教练组成员和他们的妻子在大会客厅里十人或十二人一桌围着圆桌坐下。隔壁，我们平时就餐的饭厅，在这种场合，显得过于狭小，我把家人安排在那里，坐在那张以往球员们用餐的桌边。我有意作出这样的安排，可能有些人会为此惊讶。
所有这些人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坐在他们中间的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某一刻，我欣赏着沉浸在欢乐中的今日的英雄们，过了一会儿，我的目光移向我的妻子马蒂娜，女儿卡莉娜和陪她前来的男友戴维，儿子尼古拉和他的女友安娜·洛尔，我的弟弟勒内和他的妻子，我的侄儿们……还有米路，我在托讷的老朋友，我每年至少要去一次萨瓦省他住的那个村庄补充能量。他们全在那边……如果幸福有形，这就是幸福。
1998年7月12日至13日之间的夜晚，我们比赛归来，这一回是一身轻松，没有任何压力，我们终于可以拧开“阀门”，这就是幸福。
好了，大功告成了！打开香摈狂欢吧！马赛尔（德塞利）和其他几个人惬意地叼着硕大的雪茄。罗朗（布兰科）将裹扎拉祖的T恤衫几乎撕成了脱衣舞女的演出服。尤里（德约卡夫），光着膀子，跳着疯狂的卡扎乔克舞①。幸福包围着每一个人。我自己，嗨，正在专心地跳玛卡莱娜舞②呢！
①源于哥萨克人的一种速度逐渐加快的民间舞蹈。
②西班牙舞曲名。
我希望今夜永远不会过去。欢乐涨满胸膛，我们度过了一段热烈异常、亲密无间的时光。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宴会，这是另一个星球上的盛大的节日庆典，出席者都是为了达到一个难以企及的共同目标而全力以赴的人。他们抱着同样的希望，曾一起面对痛苦、怀疑，今后又会一同分享成功。
我的运筹帷幄终于结束了，队员们的场上精彩表现也抱之脑后。这两者结合得极其完美。世界杯的金杯不断地从一张桌子传到另一张桌子上，它不仅是我们奋力拼搏精神的象征，也是对我们奋斗精神的最好回报！
当我们干尽最后一杯香摈回房休息时，已临近早上7点。我住在底层走廊右边的15号房间里。那里曾是我们进行过无数次激烈讨论，作出重大、有时甚至是艰难决定的地方，在妻子的陪伴下，手捧世界杯金杯走进这间房间，我还是头一遭！
那天晚上，我睡了不到两个钟头。刚刚经历了两种激烈的场面一时还无法平静。明天又将是忙忙碌碌、紧紧张张的一天……
7月13日，星期一，上午9点，我睁开眼睛，天色灰蒙蒙的，下着雨。我抬起头，目光在搜寻……真的，奖杯好好的在那边，在我的床头柜上。我没有做梦。它自己已足够照亮整间房间，唤起我心中难言的激动，唤醒无数难忘的画面。
里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全体人员在约定的时间集中起来。这一夜太短暂！我们比预计晚了三十多分钟到达法国足协所在地，特地赶来的法国电视一台新闻报道组的工作人员已在那里等候。那天的新闻报道由让—皮埃尔·佩尔诺主持，至少持续了两个小时！
国家足协位于伊纳大街乙60号，离戴高乐广场只有几步路。那儿有点像我们自己的地方，至少是足球之家。在那儿，我们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足协主席西蒙内管理有方，善于化繁为简，我很欣赏他的办事作风。地下一层各个木饰墙壁的豪华大厅里，昔日法国伟大球员的青铜像和国家队在以往大赛中夺得的奖杯在闪闪发光，我们就在那里用餐。一片宁静、谦虚的气氛。
尽管眼圈发黑满带疲倦，但所有人脸上都能读出那分恬静。没有丝毫的兴奋之色，只有一种宁静的幸福，一种对自己充满信心的感觉。
用过午餐，底座上刻着自1974年以来所有冠军队队名的世界杯金杯（至于雷米特杯，那尊法国雕刻家阿贝尔·拉夫勒尔创作的长着翅膀的小雕像，已在1970年彻底归三届世界冠军巴西队所有）——被从我们手中夺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复制品，一个空心的金杯。我们真正拥有金杯的准确时间是7月12日23点至7月13日15点。它将被存放在巴黎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直到2001年12月前往韩国或者日本，出席2002年世界杯的传统分组抽签仪式。不过，复制品或是原件，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我们赢得了这个奖杯。现在，我们将把它献给法国人民！
我们登上凯旋的战车——一辆双层公共汽车的时刻来到了。昨夜，整个车身已被绘满了歌颂法国队胜利的壮丽图画。其中一幅棒极了，是马赛曲奏响时，球员们互相挽着腰站在一起的背影，画面效果极佳。但让我们吃惊的还在后头呢……
事实上，当车行至香榭丽舍大街的转盘时，我们的惊讶无法想像！我们刚刚改向驶入足协办公大楼背面几条相对安静的小街，然而在那里，我们发现从协和广场到凯旋门是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有多少人？60万？80万？100万？大概能装满12个法兰西体育场！这些人昨晚或者是在咖啡店里，或者几个朋友一起，通过市民广场上设置的巨型屏幕观看了决赛现场直播，现在又相约来到这里，为了亲眼看看有血有肉的英雄们，也为了表达满腔的谢意。凝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我自言自语道：“车永远也过不去的。”
但现实的考虑立即被激动一扫而光。看到此情此景，是多么的开心！这些人仅仅为了聚集于此用围巾和横幅来表达心中共同的欢乐和喜悦便不辞辛苦地从四面八方赶来，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代表着法国国家队，代表着今日法国的人，一群来自不同地方，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信仰的人，昨天，可能还互不相识，或者怒目相对，今天却毫无保留地融化在同一种狂热中。
我想对每一个人说：“我们在这儿，和奖杯在一起。虽然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的主要热身赛都是在国外举行，我们在克莱尔方丹的训练都是封闭进行，可能因此疏远了你们，但请不要埋怨我们。这不是有意和你们作对，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工作的需要，为了能在比赛中获胜。这一切并不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终于能够一起庆贺法国获得了世界冠军。”
我站在汽车二层的平台上凝视着前方的人群。车速极其缓慢使我有足够的时间镇定投在我们身上的目光。我从中读出一种那么澄净的热情，一阵阵哽咽涌向喉咙。转瞬即逝的欢乐？也许，但它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真切，令我心潮澎湃。人群在振臂欢呼雀跃，暂时忘却了日常的烦心琐事。仿佛面对我们的胜利，他们也感到实现了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理想。“胜利是我们的。”我们穿着的T恤衫上这样写道。
沐浴在青春的气息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一个半小时，心头开始被忧虑所占据。人群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不时越过机动保安的警卫线，后者已是大汗淋漓、筋疲力尽，但仍在努力为彩车留出一条道。居高临下的位置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观众已被挤得双脚离地，在嘈杂的人群中摇来晃去。某些人被挤得喘不过气来，却难以抽身。一些孩子哭了起来。
齐达内的每一次出现都会掀起阵阵迅猛的热浪（“齐祖①！齐祖！”），我们要求他别再露面：他下到底层，和球员的妻子们呆在一起。她们躲在彩绘玻璃里面，情绪和外面的群众一样激昂，但内心的不安也随之在不断增长。大家开始担心群众的狂热最终会引发不可收拾的事故。昨天晚上，就在这条大街上，一辆疯狂的汽车冲入人群。但愿不要再发生什么事故！一场悲剧就已经够令人伤脑筋的了！
①齐达内的昵称。
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这种沉闷无声的焦虑。它取代了刚才的轻松喜悦。我们迅速将消息通过我们球队的“安全先生”，让—皮埃尔·康丹转达给警察当局，以及六星期以来一直与我们形影不离的守护神——刑警队：应该停止游行。
停止？大家一致同意，但在哪儿停，怎么结束？如何走出重围？离理论上的游行终点凯旋门还有三百多米。车根本无法一直开到那儿。因此行至富凯饭店时，在前面开道的警车便改道向左拐入乔治五世大街，我们的眼前仿佛突然出现了一条解放大道。
当然，我们清楚这会令成千上万的人失望。所有那些人聚集在凯旋门下，等待了四五个小时，到头来却根本没见到世界冠军的车！然而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我们处于骚乱的边缘，离灾难只有一步，一旦因此而发生任何不幸，我们会永远为此自责。
一切无可指责。尽管准备时间极短，有关当局仍迅速处理了这项繁杂琐碎的工作，治安警始终如一，毫无懈怠，民防人员全神贯注，留心事态发展，救援人员时刻整装待发……但有些过于神经紧张了。尤其是，这不过是一个群众的庆典而已！
我们沿着塞纳河岸绕了一大圈之后在布洛涅森林换上我们平时乘座的大轿车，一辆由忠诚的约瑟驾驶的不起眼的车（这辆保持其原貌的车从此就成为一种历史纪念物，司机约瑟有时会向乘车的参观者顺便指出齐达内、图拉姆、巴尔特和其他人的寓所。我不会感到吃惊，在这个时候，他用螺钉在座椅靠背上固定了写着球员姓氏的小木板，就像一些著名餐厅在电影明星或者政治明星坐过的座位上标上其大名一样）。
我们几乎是偷偷摸摸地回到足协所在地，刚脱下T恤衫，换上海蓝色衬衣，就立刻出发前往利多咖啡店。我们从艺术家入口走进这家著名的咖啡店，因为香榭丽舍大街上依旧是堵得水泄不通，此时距下午盛大的游行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
一踏入利多，往事便涌上心头。整整30年了，1968年我曾和圣艾蒂安队来这儿，庆祝我们击败波尔多队夺得法国杯赛冠军！我因而得以发现了巴黎的一个侧面，夜幕下的巴黎，灯火辉煌的香榭里舍大街。从利多出来时，一个摄影师将奖杯放在人行道上，并要我从上面跳过去。谁能想到30年后我再次来到这儿，双手捧着一个万众瞩目的奖杯！
因此，利多咖啡店在我眼中是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它是一座天桥，一座高架桥——架在两座山峰之间——我球员生涯的转折点和我执教历程的巅峰之间。那一刻，心中的激动实在难以描述！一进门，就有人很客气地请我去找帕特里克·普瓦夫·达沃尔，他在咖啡店现场直播他的八点新闻。
在足协拍摄了持续两个小时的午间新闻后，我认为已经尽了义务。“只需回答两三个问题。”他们向我保证。事实上，我和帕特里克·普瓦夫·达沃尔一起呆了有半个多小时，几乎是在重复对让—皮埃尔·佩尔诺说的那番话。
许多谈话内容涉及我针对某些记者的行为的声明……在谈话过程中，我并没有发表什么新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也许，现在我对攻击的目标更明确了一些，甚至可以说比以往更加咄咄逼人。主持人对此应该很清楚，如果他有意将我引向这个话题（哦，多么敏感的一个话题），我很快就会表现出这一点。或者他不了解我的脾气！他希望得到什么？一条直播的绝对独家新闻？不过，我将有机会展开攻势，深入详细地……
想想看，后面还有让我扫兴的事情呢。因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将是一幅安排得总是那么绝妙的壮观场面，就像30年前一样，站在一群“蓝铃舞女”①中摄影留念。她们没有改变。我，已经老了，然而今晚，尽管一夜没睡，我感觉自己奇怪地变年轻了！第二天，是7月14日，另一个节日在等候我们。今年的国庆节注定与足球连在一起，欢乐将融为一体。
①特指巴黎利多咖啡店舞女。
节日和赛事的日程竟如此凑巧：在7月12日的世界杯决赛上，蓝衣勇士们刚刚获得历史性胜利，48小时之后便迎来了国庆节。对此人民还要求什么更好的节日礼物呢？天下竟有这等巧合！也许某些饶舌的人认为总统的接见给足球运动员带来许多荣誉。但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元首不会这样做呢？这也是比赛史上的常规，优胜者在夺冠后被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巴西人四次夺冠，每次都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那么想想看，在法国，还从没有取得过同样的胜利！难道过去大家没有看见战败的球员前往圣一奥诺雷大街的总统府，被总统接见吗？
经过与共和国总统的青年和体育顾问让—法朗索瓦·拉穆尔联系，我们前往爱丽舍宫的时间、地点被确定下来。我们大约13点到达；然后在一间专门留给我们的客厅内用餐，届时雅克·希拉克将在总统府花园接受电视采访。他随后来和大家见面，并一起站在朝向花园的台阶上拍一些必不可少的照片。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球员和他们的妻子一到达就散坐在各个小桌边，将冷餐会上丰盛的食品席卷一空。我和两个足协主席西蒙内、勒格拉埃特与体育部长玛丽一乔治·比费及她的丈夫一桌。里奥纳尔·若斯潘携夫人过来挨桌问候球员，没有任何客套。我们还看见了约翰尼·哈利德，他没忘记邀请我们参加他9月举办的音乐会……在法兰西体育场！
不久，共和国总统走进客厅，他面带微笑，神情轻松地作了一个短小的即席演说来表达他的快乐与自豪。他宣布我的名字被列入7月14日授予的骑士勋位荣誉勋章的名单，并征得里奥纳尔·若斯潘的同意，答应在8月份，根据内阁会议的特别决定，让球员们也榜上有名。
很快，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全体站到了爱丽舍宫的台阶上，上面也许从来还没有站过这样一批不拘礼节的宾客。一些准备去晒太阳的球员已经穿上了度假的服装：运动衫，牛仔裤。部长们和其他贵宾头一次站到了后排不显眼的位置，照片中的他们几乎辨认不清。只能看见总统和总理两边的齐祖、贝尔纳、利利安、里奥纳尔、迪迪埃、斯特法内和其他球星的灿烂笑容，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绽放的笑脸。
在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什么礼节，见鬼去吧！大家齐唱（一、二、三比零），成千上万个年轻宾客和我们一样饱含热情地高唱同一支歌。接着大家边拍手边唱起了（我将活下去）。全场没有丝毫传统的花园派对的拘谨气氛。
胜利的凯歌使在场宾客的情绪达到白热化。当总统邀请我们，玛丽一乔治·比费和我，去和人群握手时，我们很快就不得不迅速撤退！像昨晚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一样，人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争先恐后地拥上前来，人数明显少了许多，但我们还是马上就被挤在其中根本无法动弹。总统侍卫不得已摆动着双肘为我们杀出一条路！在颇为艰难的混战中，我撞到了总统，至少是撞到了女部长，我的眼镜也被挤掉到地上，散作一堆碎渣。除此之外，无人再有其他损伤，我们回到总统府富丽堂皇的客厅。
从决赛的第二天起，每个人都明显感觉到法国队夺冠的“世界性大事”抬高了国家总统和总理在民众中的声望。但只有那些敏感的、斤斤计较的人才会为此感到不快，希望讨个说法……至于我，对这些评论不感兴趣。因为，首先，我知道，即使政治家由此得益，也是很正常的，是游戏规则早已确定好的。其次，我好几回有机会，在某些关键时刻，亲身感受了两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对球队的诚挚关怀。
6月初，雅克·希拉克曾来参观我们在克莱尔方丹的驻地，并呆了很长时间。那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当时正处于备战的最后阶段，从球队近期的几场比赛中似乎看不出任何胜利的苗头。28名预选队员名单刚刚确定，还没轮到决定最后参赛的22名队员。蓝衣勇士的教练们还在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和对手情况，反复地比较、权衡、选择。简而言之，球队笼罩在一片郁闷、互相猜疑的氛围中，这是全国惟一一家体育日报人为地精心策划的……
总统的专机在近17点30分降落在米歇尔一普拉蒂尼足球场，我们已事先疏散了场内群众。随后，雅克·希拉克前往皮巴洛体育场与即将结束趣味性训练的球队见面。
在足协主席西蒙内的陪同下，他站在球场边观看了最后几分钟的训练，随后，他走进场内，我向他介绍教练组和球队成员。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没有咬文嚼字，而是开诚布公地对大家说：
“我是雅凯主义者！我相信你们的教练，我也同样相信你们。我刚才观看了你们的场上表现，整体配合默契，我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一种会使你们夺取胜利的力量！”
我原本以为他会发表一番精心措辞的讲话，也就是说，一套冠冕堂皇的官话，但我发现了一个不说套话、注重行动的人。他的话语简短有力。在当时的背景下，他的这种态度意义深远，甚至可以说成是对全国的一种宣告和对中伤球队的人的嗤之以鼻。我们的心里热乎乎的。当我们返回球队驻地，在等待去洗澡和接受按摩的队员的过程中，总统就备战情况、训练内容、在国外的比赛和生活、队员的体力恢复以及在克莱尔方丹的日常起居等方面向我提出了无数问题。
他消息灵通，也许有许多通风报信的人，但我感到他是真的关心有关我们的一切。毋庸置疑，这是一个真正的支持者。
随着球员们陆陆续续的到达，展开了一场不拘形式的恳谈会。总统和德约卡夫谈亚美尼亚，和德尚聊意大利，他的谈话中充满了趣闻轶事，营造着一个轻松愉快的气氛……其实，他已经无须特意这样去做了。
晚饭时，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饮食问题。事实上，共和国总统的出席也没有破坏我们平日的饮食习惯：一律是运动员的营养配餐。对于雅克·希拉克这样一个以能吃会吃著称的人来说，它也许还不够塞牙缝的！
很久以后，当我和贝尔娜代特·希拉克一起参加针对老年住院病人的“给医院一些色彩”的活动时，她告诉我总统从克莱尔方丹回去后，向她说起球队严格的生活，特别是严格的饮食令他十分惊讶。据他说，一位队员的盘子里的食品比规定的稍微多了一点，我就用十分严厉的目光瞪了他一眼！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不过既然总统这么说……
那天，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既轻松自在又富有教益（应大家要求，罗歇·勒梅尔甚至还讲了一个有些粗俗的故事）。在距开赛只有几天的时刻，在我们经历了那段神经紧张的日子后，这样的放松无疑是场及时雨！这次访问就像是卸下了压力锅上的阀门盖。
总统离开时，拿了一张有我们亲笔签名的广告宣传画……我后来在爱丽舍宫他办公室隔壁的会客厅里又见到了那幅画。最新消息，它现在仍然挂在那里。总统本来只打算陈列几周，但他改变了主意：好像有许多知名人士要求站在印有世界冠军法国队的广告画前留影，还能想像出比这更高的荣誉吗？
至于里奥纳尔·若斯潘，行为态度比较审慎。这两个人，大家知道，性格不同，雅克·希拉克感情表现得有几分外露，总理则显得有几分谨慎持重。但一谈到足球，不管输了赢了，他的反应也和其他人一样热烈。在朗斯，法国队对巴拉圭队的八分之一决赛那天，当我们在加时赛获胜后，他来到更衣室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个侧面。他甚至是穿着一件几乎淋湿的西装离开的，因为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在赛后经常出现的喧闹混乱中，将一瓶矿泉水洒向球队。好笑的是，我认识这位肇事者。
他们俩有两三次是一同来到我们在法兰西体育场的更衣室的。他们彼此敬重，配合默契。作为下级，里奥纳尔·若斯潘始终注意不去抢夺共和国总统的风头。后者也给人感觉好像没有总理的协助，他什么事也干不了。他常常等着前者，两人总是一同走到这个或者那个队员面前。某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做法滑稽可笑，但我必须说我认为他们的行为令人钦敬，令人感动。
还是让我们回到7月14日的爱丽舍宫吧。庆祝活动结束了，汽车已在花园等候。它们将送第一批球员去机场和火车站。这一回，是真的结束了。我们三生有幸能在胜利之后一起度过两天难忘的时光，但现在到了不得不划上句号的时候了。我清楚这是最后一次，或者说是我作为教练最后一次被他们围在中间。
他们站在那儿，我的视线仍在他们的身上停留了几分钟，我又看到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就。泪水又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又一次希望时钟能停止转动。
但是已经有人消失在车里，踏上了理所应当的度假旅程。其他人绕着爱丽舍宫的这间客厅踱步，努力抑制着情感的闸门。就像一场圆满的节日庆典过后，没有人愿意发出离别的信号。于是大家都是一个人一个人地互相道别，拥抱，一次，两次，三次……
天哪，多么艰难，令人心酸！
突然间，我的视线移向一个红色的丝绒窗帘。利利安·图拉姆和比克桑托·裹扎拉祖相互挽着腰，背对客厅，像两个领圣体者①一样直挺挺地站在旁边。我有些困惑不解，便悄悄地走近他们。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嘀咕什么？我悄悄到了他们身后，大吃一惊：他们正在哼歌，而且不是随意的一首歌！不，他们在唱《马赛曲》。低低地，只唱给他们自己听。他们在自己的角落里又唱起了这首昨天他们面对亿万电视观众唱过的歌！巴斯克人比克桑托和瓜德罗普人利利安最后一次摆出国歌在球场上奏响时相同的姿势，就像他们想在所有人中重现那个特殊的时刻，那个使他们凝聚在一根据天主教教义，面包和酒代表耶酥的身体、血、灵魂和神性。信徒在教堂领取面包和酒即意味着与耶酥沟通了。起，同时也使他们与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时刻……他们一样，也不愿离去，不愿结束这首在以胜利告终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使我们紧密相连的《马赛曲》。此外，对于那些在1996年欧洲杯赛期间，嘲笑法国队是个大杂烩，连国歌都唱不好的人，又是多么有力的回击！
①圣体，即耶稣。
离别的钟声终于敲响了。一个半月后，我们将再次来到这间客厅，接受共和国总统许诺授予的勋章。但那时候，一切都将改变了……假期结束了，赛季重新开始，一切行动又将优先考虑各个俱乐部的需求。我们将会有点像是重逢的老兵。但车轮应该向前转动……7月14日那天，我的车轮还在继续转动。虽然球员已经踏上度假的旅途，但还有一个朋友聚会在等待着我。那就是我一定要在此写上一笔的我的“核心教练组”，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我和他们一起几乎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精心筹备了法国队的本届比赛。我们的妻子也应邀在列：最近几个月，她们备受冷落，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离开她们了！
除了“比比什”①，一个从头至尾与我们的艰辛历程连接在一起的餐厅，一个对我们非但毫无怨言，反而时刻笑脸相迎、永远敞开大门的餐厅，还有哪个餐厅更适合这个朋友之间的小型聚会？因此，我与助教菲力普·贝热鲁、罗歇·勒梅尔和亨利·艾米尔，球队新闻发言人菲力普·图尔农以及队医让—马赛尔·费雷约好晚上去这家位于朗布利埃城堡旁边的比松饭馆聚会。
①雅凯他们对比松饭馆的爱称。
我们共同制定了从5月3日至7月12日与足球相伴的63天的日程，安排精确到小时，以至于一些人气愤地将我们称作是“六人帮”。吃饭时，我们六人一桌，因为即使在饭桌上，我们也会时常就后面的日程修改展开讨论，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最后提一下教练组的其他成员，我与他们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但这并不意味我对他们评价不高，或者说他们没有为法国队夺冠奉献自己的力量，绝无此意！
在比比什餐厅里，真正感到全身心的放松！世界杯奖杯摆在桌中间显眼的位置上，老板隔一会儿便从他的地窖里拿上来几瓶落满灰尘的陈年佳酿。我们伴着美酒，陶醉在淡淡的欢愉中。聚会结束时，我的嘴里甚至还叼着一根硕大的雪茄。这是我生平第二次抽雪茄。抽第一支是在波尔多庆祝我们第一次夺得法国联赛冠军时，可能当时是打了一个荒唐的赌……不管怎样，赌得也不算太离谱！虽然我从不吸烟，不论是香烟还是雪茄，但我承认我还是挺喜欢上等的哈瓦那雪茄的味道。
顺便再向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六人帮”中有人在告别朗布依埃的聚会上喝得酪酩大醉。不要追问是谁，你永远不会知道的！
我恍惚中看到大卫·特雷泽盖像一个孩子似地大声哭泣着。我还对着艾米尔·亨利，也可能是菲力普·贝热鲁——我记不清了，至少我不是在自言自语——高呼：“胜利了，我们是世界冠军！”接着，帷幕落下，比赛结束，我感到一阵眩晕，一时间忘记了周围发生的事情。当体育场里爆发出阵阵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时，一幅幅不连贯的画面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在萨伊苏库藏的村子里，还是孩子的我，穿着桔黄的而不是蓝色的球衣，正和小伙伴们在我们的教练、帽不离头的奈斯的监督下训练。接着是球队全体队员在军乐队和身着节日盛装的少女后面昂首挺胸地穿过城市的主要街道。我们在庆祝夺得杯赛冠军——卢瓦尔杯！那一天，我没有上场，但又有何妨，我和整个球队分享着同一份快乐。
过去的一个个时期糅合在一起。待那些遥远的记忆淡去后，不久前我们从克莱尔方丹出发奔赴决赛的场面映入脑海。我又看见成千上万的球迷拥在技术中心的门前，挥舞着国旗和横幅。他们的热情冲击着我们的心，令球队备受鼓舞。然而，最初的激动过后，我被一个担忧紧紧攫住：我们的车无法从涌动的人潮中开出一条路。如果我们没有准时到达法兰西体育场，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体育场！”我焦急地说道，仿佛能因此而使局面得以改变似的。上帝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个不能缺席的约会……
画面一直在不断切换，或者不如说球衣在一件件地接替变换。我现在在圣艾蒂安，身穿球队富有传奇色彩的绿色球衣。对面是我的教练斯奈拉，他用眼光从上到下打量着我，寥寥几句但意味深长的话让我明白我的体格“不够标准”，应该时常光顾健身房。
“注意啊，艾梅，你太单薄，瘦得像根电线杆，一阵风都能把你吹倒……”
雅凯？天生就不是踢足球的身材。肩膀不够宽……随即，文埃尔神甫的脸浮现在眼前，我就是在他那儿强迫自己进行斯奈拉提倡的肌肉锻炼的。接着是那个在我受重伤后指导我做体操的小伙子的脸，那次“阿喀琉斯的脚踵”①，使我远离球场长达20个月。还有“吉吉”，那位每天早上在游泳池边监督我训练的游泳教练的身影。以及所有引导我战胜自我，战胜伤痛的人们。
①阿喀琉斯为古希腊的英雄，据说生时被其母提着脚踵在冥河中浸过，因而全身除脚踵外刀枪不入。阿喀琉斯之踵指唯一的致命弱点。
镜头在继续切换。我又回到萨伊①，来到儿时经常在我父母忙于肉铺的买卖时照看我的玛丽·维亚尔或者她女儿雷蒙德的家中。还有马蒂娜，我未来的妻子……我当时还不认识她，那时她甚至还未出生！所有的画面超越时空的界限，风驰电掣般地从脑海中闪过。
①萨伊苏库藏的简称。
“艾梅！来和萨伊苏库藏的球迷们打个招呼！”
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菲力普·图尔农的喊声将我拉回到现实中来。也许是萨伊这个地名打断了我的思绪，因为我正沉浸在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中。菲力普把我引向体育场一角的看台前，那儿聚集着我的乡亲们。我像一个自动木偶般地跟着他。在这群欢呼雀跃的人中，我显然是一个也不认识，但我面向他们，举起双臂，做了一个表示胜利的V字型。我不加思索地做了这个动作。事实上，我的心又飞回到过去……
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与球员和其他教练一起登上主席台领取那只我们魂牵梦绕、期待已久的冠军奖杯的。最后的几级台阶！一路上，我恍恍惚惚地感到有人拍我的肩膀，有人握我的手，有人想拥抱我。一张张面孔迅速地闪过，不可能将它们全部收录在记忆里。有萨斯特夫人，还有普拉蒂尼，最后是雅克·希拉克……后来，我是通过电视录像和杂志照片才将那些疯狂的时刻串起来的，而当时的我有些恍恍惚惚，没有进入角色。
只需看看那些从终场哨响到上台领奖之间拍摄的照片就能发现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的照片上，我都是眼神迷离，心不在焉。毫无疑问，我的心思不在现场。当球员们鱼贯登上主席台领取奖牌时，我的思绪仿佛飞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的过世的亲友们生活的世界，我想起所有已故的、无法分享我们胜利的喜悦的人们。在那不真实的短短的几分钟里，我好几次看到我父母的面孔从眼前一晃而过。
当马赛尔·德塞利有力的双手将我托起，送到队员们的肩头上时，我的思绪才回到现实中来。
我有足够的理由回到现实中：在那儿，在我的双手之间，捧着的是世界杯！足球运动员的格拉杯①！我站在主席台前，高举奖杯，在空中舞动。但我的思绪依旧是欲理还乱：我做着冠军的动作，想着与之毫无关联的事情。
①原为盛耶稣血的圣杯。
但被队员们抬回球场，回到他们中间后，我再一次感觉到胜利的喜悦和激动，淹没在法兰西体育场内奔腾不息的巨大的欢乐浪潮中。我举起战利品。是的，我们是世界冠军！此时此刻，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似乎显得有点自私或者狂妄的想法：“我们当之无愧！”
瞬间，我掂量了一下两年来我和我的教练组以及队员们走过的路程。一段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历程带来了我们今天的辉煌，使我们站到了冠军的领奖台上。这个金杯，来之不易！
在与数百万电视观众分享这份我们共有的幸福的时刻，我怎能不提及我所过的“疯子般的生活”——这个词用得并不过分——在漫长的两年时间里，我将之强加于我的亲友和团队。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我不知疲倦一份一份地反复研究所有的资料，分析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
是的，对于这个所到之处淹没一切的幸福浪潮，应该将它与我历经的艰辛对照来看，特别是从1998年5月中旬征战世界杯以来我们艰苦卓绝的历程。有关的幕后工作，我会在后面提到。为了真切地体会我在7月12日夜晚的所思所感，必须一丝不漏地准确把握在法兰西体育场照明灯的强光聚焦在我们身上之前，法国队奋勇拼搏的一路征程。了解了法国队为此付出的艰苦努力，这一刻就不会有任何人再指责我这样想：“我们当之无愧！”
我被包围在巨大的喧闹声中，各种思绪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获胜的幸福对我来说几乎变成了苦难。它强烈冲击碰撞着我的胸膛。比赛已烟消云散，我没想到还会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它。内心的撞击猛烈得让我透不过气来。我努力告诉自己：“一切都结束了，这种紧张和压力，这份备受怀疑的狂热的工作，都已永远离你而去。你成功了。你是一位出色的教练，手中的金杯就是对你工作的奖赏。”
我沉浸在激动之中，用手指触摸着现实，一个真正的奖杯。一份任何人都不能再提出异议，任何事都不能再从我们手中夺走的光荣。是的，这份荣誉将伴随我一生。
在我们举杯绕场一周的过程中，场内场外狂热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将喜庆的气氛推向高潮。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只看到一片欢呼雀跃的人群，却分不清独立的个体。成千上万张脸上洋溢着激动之情，有的人还喜极而泣。没有什么比他们炽热的目光更具有煽动性、更富有表现力。万众欢腾的场面使我完完全全被吞没在激动之中。
我又一次被那把虎钳攫住，感到阵阵针刺般的疼痛……也许是我在它的控制下生活了太长时间，已被群英荟萃的高水准竞技的要求折磨得遍体鳞伤。我无法从它的铁爪下逃脱，逃离那过去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切。又一场比赛在我的体内展开，一边是对刚告结束的充斥着压力和狂热工作的过去的模糊回忆，一边是艰辛努力换回的辉煌战绩带给我的欣喜。皮球在两边飞来跃去，分辨不清孰胜孰负，使我的神经越绷越紧！
夺冠的英雄们拥抱在一起，分享他们团结一致共创的辉煌，似乎没有一个人想争抢头功，面对此情此景，我的喉咙一阵阵发紧。他们关心的是让每一个曾为之拼搏的人都分享到这份光荣，整个绕场一周的过程中，奖杯在他们之间来回传递，没有一人独霸战果。
我感到一阵阵哽咽，几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谢天谢地，没有人向我发问。一个伟大的梦想得以实现。渐渐地，我们意识到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件“杰出的作品”，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了不得的玩意儿”。
我们本可以整夜呆在草坪上。但为了给闭幕式庆典腾地方，工作人员礼貌地将我们赶下我们演奏成功之曲的舞台。该回更衣室了。
猛然间，两个念头掠过脑海。我意识到遗漏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其中一件让我耿耿于怀，而另一件则带有更多的趣味性。
扎加洛！我忘记去向巴西队主教练马里奥·扎加洛表示庆贺了！
这个淳朴爽直、富有魅力的男人，数次榜上有名，仅在世界杯赛中就多次获奖，他取得的成就是我一生一世也无法比拟的，我甚至没想到去和他打个招呼。如果还有必要提供证据的话，这就是我“溜号”的证据！不管比赛结果如何，我都习惯于在赛后与我的同行握握手……这一回，汹涌澎湃的内心活动使我打破了习惯。我不住地埋怨自己。我知道，过一会儿，在按照传统举行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还能见到他。我决定送给他一件法国队的球衣，但我仍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我责备自己反应迟钝，礼数不周，未向对手表示敬意，尤其还是扎加洛这么一位品德、球艺俱佳的人。
怎么！我全弄错了？我当时的确想过那么做，我记不清了。终场哨响时，我处于一种失重的状态，轻飘飘的，不知道看见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后来，各家电视台和报社竞相拍下了1994年世界杯冠军和1998年世界杯冠军互相祝贺时的南美式热烈拥抱①的场面。我一直试着回想当时是否有人提醒我那么做。但其实并没有什么人。尽管脑海里风驰电掣般地闪过一幅幅电影画面，我依旧保持了足够的清醒，自发地完成了那个动作。
①此处为西班牙语。
另一个被遗忘的事，更加真切，但并没有什么后果。在此次世界杯赛的前一年，我发下一个荒唐的赌誓：大家或许还记得我曾打赌要乘雪橇滑下蒂涅的拉格朗德一莫特雪山吧！我还许诺——当然是在获胜的条件下——绕法兰西体育场倒行一圈。罗歇·勒梅尔的誓言愈加荒诞不经：他的那一圈……是在法兰西体育场的屋顶上！
怎么样，罗歇，还客气什么？
我们都聚在更衣室里。只有我们自己。体育场内的欢呼声连绵不断地传入耳中，但平息了许多，大人物们尚未离开主席台到我们这儿来。心头又一次冒出一个自私的想法：我希望时钟永远停止转动，永远停留在这对我们有着特殊意义的时刻。这一刻，不需要任何语言，我们用眼睛交流着那在胸中沸腾的激动之情。
在那儿，在宽敞的更衣室里，在官员们到来之前，在摄影师们摄下“记载历史”的镜头之前，短短的几分钟里，笼罩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强烈气氛。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只有房间里这四十来人从头至尾亲身经历了从训练到比赛的全过程，深知其间的辛酸苦辣。
我们胜利了！那么遥远的目标，我们已经实现了。脸上还淌着汗水和泪水，远离球场内外的风风雨雨，我们迎来了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光大了足球事业。我们毫无保留地、不加掩饰地陶醉在夺冠后的喜悦和欢乐之中，即使最腼腆的人也不例外。我们怎能不希望无限延长这如此欢愉的时刻？
但是一切都来得太快，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这一单独相处的时刻过早地结束了。外面的群众在表示抗议，要求我们出去，可以理解。我不得不从这亲密无间的集体中抽身去履行教练员的某些义务。我的心依旧留在那儿。
接下去的几分钟里，无论我到了哪里，都有一种做戏的感觉：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留在了那间更衣室里，留在与它毗邻的大厅里，那里等候着队员的妻子、女友、家人，又将是一副交织着泪水、激动、欢乐的画面。
我大步流星地沿着法兰西体育场长得望不到尽头的走廊，向电视直播间走去。接着新闻发布会开始了。
以往在这个时候，我一般是边走边和菲力普·图尔农交流应对记者的方法。他会借机给我一些参考意见，帮我准备几句关键的话。但那一天，他没在我身边。坦率地说，我也根本不再担心记者的提问。一切对我都不再重要，我双手插在口袋里就那么去了。我会履行我的义务认真地回答记者的每一个问题，因为我一贯如此，只是我不再费神去想我的话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再也不必去反复地斟词酌句了，尽管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被肢解、重组，遗憾的是，还有可能被歪曲。但所有这些都已无足轻重了。法国队是世界冠军，句号。评论有何用处？“艾梅·雅凯，您是否还想再看一遍决赛的三粒进球？”在法国电视一台的直播间里，一名记者问道。
“我不感兴趣！”
我的回答出其不意地脱口而出，但不带丝毫恶意。所有这些在我眼中看来已成了一个遥远的故事：曲折磨难属于过去。站在山巅的登山运动员有必要回顾他们是如何征服脚下的悬崖峭壁的吗？惟一重要的是结果，和为之作出贡献的人们……
当我浮出幸福的海洋时，想到的首先不是齐达内的两记头球和珀蒂的劲射，而是所有为之默默奉献的人们。今日的胜利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忘记他们是有失公正的！从7月12日夜晚起，我将大声高呼，这首先是整个法国足球界的成功。
因为法国国家队并不是高高在上单独的一群人，更不是空中建起的楼阁。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进入国家队是法国足协麾下各级足球组织中登记注册的二百多万足球运动员的最高目标。基层足协、义务教练组织了一百多万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参加足球活动，国家队教练、大区和省里的教练再从中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是他们使一批批足球精英经过专业俱乐部训练中心的培养后脱颖而出。
正因为有了基层常抓不懈的努力，才造就了我们优秀的队员和一支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法国国家队。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就无法领会7月12日这一天的深刻意义。
在这举国欢庆的夜晚，当麦克风和摄影机突然之间竞相把我装扮成一个神人、魔术师的时刻，如果我不说出这一事实，几乎是有失礼之嫌。
在足球这个大家庭里，我首先想到的是“教练”。我本身就是一名教练。我知道他们的困难，特别是其中最普通的那些人，信念坚定，常常缺乏资金，但仍然全身心地投入教练的工作。他们不计时间，有时甚至不计报酬地传授技术。传递对足球的激情，无愧于所肩负的神圣使命。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
他们中或许有人会说，身为国家队主教练，我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我的工作不能与基层人员的神圣工作相提并论。但今晚，我不怀疑他们也会肯定我的工作。因为，像他们一样，我尽了我的职责。
我还想到那些成千上万的面临重重困难的小俱乐部，它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形成一张遍及法国的足球网络。自世纪之初以来，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垒起了这座足球金字塔。而世界杯奖杯，是我们在7月12日这一天为这座建筑物安放的穹形金顶。这就是为什么，我本能地将这个战利品献给所有清楚它的价值的足球界人士，当然，同时也献给所有法国人民。
如果有人将我对整个足球界的谢意理解为一种合乎时宜的谦虚，那是一种误解。假如说我想起球场上的这些人，那是因为我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和轨迹。是他们培养了我，我也是其中一员。他们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们并肩前进，面对相似的困难，共同承受长期以来对法国足球有朝一日夺取世界杯冠军的能力的怀疑……
差不多在整个足球生涯中，我都不得不面对不信任！当我入选圣艾蒂安队时，我听见这句令人泄气的评价：“这个男孩，没什么天份，踢球对他不会是件轻松的事情……”然而，因为勤奋，我很快占据了队里的核心位置，而且再未离开过。入选国家队时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与当时圣艾蒂安队里的其他世界级球星相比，我还有一段差距，但我最终迎头赶上，依旧是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阻碍我发展的各种成见——加上自身条件的不足，本可以使我一蹶不振、意志消沉！但与此相反，我将不利因素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战斗的同盟军。没有什么比自负更危险可怕。相反，在怀疑中，人会找到前进的道路，有意去收集令人信服的东西，我称之为“物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跨过了一道槛，对自己的能力，也会心中有数。人就在这样的积累跨越中不断前进。我没有瞎编乱造。大多数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们，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都经历了这个过程。我只不过是以他们为行动的楷模。戴高乐将军——我决没有要把自己与他相比的意思——就是其中之一。他首先提出问题，勾勒其轮廓，权衡掂量几种不同解决方法的利弊。接下来是综合、取证阶段。决定一经作出，他便坚决执行，勇往直前。
我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做的。怀疑是我的工具。我首先对自己提出置疑。在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每场比赛结束，我都对自己的场上表现进行一番分析，从不关心其他队员的发挥如何。我认识许多球员在总结失利的时候，不停地举出一些外部因素作为挡箭牌。一个人如果总是从伙伴身上找原因，永远不可能进步。尽可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为，在我看来，更有益，也更积极。
对先辈的追忆，对与世界杯冠军法国队血肉相连的法国足球界的感恩之情，对自己所取成绩的淡漠……这就是当我走上新闻发布会大厅主席台时重叠交织在脑海里的思绪。扎加洛先生刚刚回答了记者对他的提问。
我努力使自己在混乱嘈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镇静点，别紧张。电影里的佐罗，生活中并不存在。你是世界冠军，没错，但不要忘记所有那些为你创造条件、保护你、支持你、帮助你，使你获得今天这份成绩的人们……”
我走向主席台边的扎加洛，首先将我的球衣送给他。我知道他的伤心和我的喜悦是成正比的。我希望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份快乐。这件礼物代表了我对他的所有敬意。又一个伟大的时刻……至少对我来说！沉浸在失落之中的扎加洛，被我的举动深深打动了。我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我还笨拙地把他的眼镜挂了下来。当他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赢得的所有比赛和荣誉，扎加洛，你是一座真正的历史丰碑！而今天，他是败者，我是赢家。我几乎感到有些局促不安。
新闻发布会本身未给我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那只不过是我出于职业的需要自愿履行的一个义务，但却使我从草坪上或者更衣室里那种疯狂和激动的情绪中走出，回归传统的礼仪，尽管周围的气氛依旧是热烈异常。面对记者们的殷勤，我应该感到得意洋洋，然而，在经历了两个月牢狱般的秘密的生活之后，我需要的是氧气，是自由。我再没有兴趣去谈论球场、战略或者人员的变动。我走出长长的隧道，我只想自我陶醉在圆满完成任务后的幸福之中。
但我内心的激动仍未消逝！在从更衣室往停车场去的路上，我遇见一些正在他们的妻子怀中欢呼雀跃的球员。我向她们走去，她们也走过来，我们彼此拥抱着。依旧，寥寥数语，但情感在流动，像要表达我们相互的感谢之情。因为，我们的成功也有她们一份功劳。她们在看台上为我们助威呐喊，她们还在马赛、里昂和克莱尔方丹陪伴我们度过了数个夜场比赛。遵照我们的希望，足协出面负责安排她们的日程，这是我们征战世界杯的过程中理由最充分的要求。
两辆旅游大客车在凌晨1点多钟起程返回克莱尔方丹，大家一致同意在那个具有深远象征意义的地方书写最后的一页。
归途伊始就困难重重。整个法兰西都在庆贺蓝衣勇士们的胜利，巴黎市内和环城公路上，堵得一塌糊涂、水泄不通。为此，我们无法沿着原路返回（从13号高速公路上10号国家公路）。开道的警车领着我们先绕了一个大圈到首都东部，再折上通往阿基坦的高速公路。
这样，尽管并非出自本意，我们仍使成千上万个举着旗站在10号国家公路从特拉普至朗布依埃段的群众空等一场。我万分遗憾错过了这个约会，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无能为力，毫无选择！
从杜尔当路口驶下10号高速公路到达克莱尔方丹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宪兵以有两三千人堵塞了从克莱尔方丹的教堂往北至技术中心的道路为借口，希望我们改道从背后折回国家足球技术中心。
这一回，我坚决反对，大家都支持我。我们要走那条老路！此时已是凌晨3点，双方僵持不下，但我们希望和众人分享我们的幸福，希望把荣誉献给这些等候了两三个钟头的人们。我们并没有想到会因此延长呆在车里的时间，大家可以趁机扯着嗓子高歌一曲！
宪兵让了步。我们不后悔作出这个选择。客车一步一步地向前爬行，我们可以尽情地端详那些凑过来的面孔，上面写着如此浓浓的谢意令我们激动不已。
当然，不可能走下去握握他们的手，对这些不分年龄的观众说几句话。我们甚至不可能摇下玻璃窗，直接面对他们。由于空调的缘故，现代客车的窗户是完全封闭式的，我们只能满足于向他们挥挥手，冲他们夸张地一笑。我们尤其拼命舞动奖杯，几乎要肌肉痉挛。按照为F—1级方程式赛车冠军庆贺的传统，球迷们开启一瓶瓶香槟酒，洒向客车。
不愿我们离去的人群常常冒着危险挤到靠车最近的地方。好几次，我都担心某个人会不小心滑到车轮下。突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熟悉的脸上：让—玛里·德·加尔迪亚，加油员，我在朗布依埃时总去他那儿加油。许多年里，我们见面除了最简单的问候，从来或几乎没有谈论过足球，而今夜，凌晨3点时分，他也在那儿，还有他的妻子！
我们的车好歹总算驶入技术中心的大门。尽管三令五申，仍有几个摄影师和摄像师骑着摩托车紧随大客车，在自动门关闭前冲入院内。他们现在正等候在法国国家队的基地前，自以为会被邀请加入我们的行列，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身为国家队新闻发言人的菲力普·图尔农代他们出面请求。他向我解释获得世界最高荣誉后不能关起门来单独庆贺，完全有必要为后世留下一点纪念。不行，还是不行，怎么说都不行。菲力普没能动摇我的决心。只在我们之间，不需要其他任何人！
我希望在人数稍稍增加的气氛中，重温回到更衣室的那一刻的激情。我们将一起庆祝一个空前的胜利，我们将彻底放松，载歌载舞，开怀畅饮……这样的时刻只能也只应该属于我们自己。
不过有两个例外：我邀请了十几个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年多来，他们在克莱尔方丹与我们并肩战斗，世界杯正式开赛之后，他们更是随叫随到，有求必应。
此外，自我执掌国家队教鞭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开了绿灯，或者不如说满足了一下个人心愿。我刚得知我们打进了决赛时——在我看来，不管战果如何，我都履行了合同——我对里顿（亨利·艾米尔）说，7月12日夜晚，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在身旁。
让亲人们一起来庆祝如此盛大的喜事——尤其是还摘取了桂冠！我感觉画了一个圆圆满满的圈，无论是从职业角度还是个人角度。我以这种方式告诉家人：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我冷落或者抛弃了你们，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除了忙于备战世界杯，我什么也顾不上了，但今天，在我收获工作的果实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
克莱尔方丹驻地的房间格局为我们这个“附加的小节目”提供了场地。球员们、教练组成员和他们的妻子在大会客厅里十人或十二人一桌围着圆桌坐下。隔壁，我们平时就餐的饭厅，在这种场合，显得过于狭小，我把家人安排在那里，坐在那张以往球员们用餐的桌边。我有意作出这样的安排，可能有些人会为此惊讶。
所有这些人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坐在他们中间的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某一刻，我欣赏着沉浸在欢乐中的今日的英雄们，过了一会儿，我的目光移向我的妻子马蒂娜，女儿卡莉娜和陪她前来的男友戴维，儿子尼古拉和他的女友安娜·洛尔，我的弟弟勒内和他的妻子，我的侄儿们……还有米路，我在托讷的老朋友，我每年至少要去一次萨瓦省他住的那个村庄补充能量。他们全在那边……如果幸福有形，这就是幸福。
1998年7月12日至13日之间的夜晚，我们比赛归来，这一回是一身轻松，没有任何压力，我们终于可以拧开“阀门”，这就是幸福。
好了，大功告成了！打开香摈狂欢吧！马赛尔（德塞利）和其他几个人惬意地叼着硕大的雪茄。罗朗（布兰科）将裹扎拉祖的T恤衫几乎撕成了脱衣舞女的演出服。尤里（德约卡夫），光着膀子，跳着疯狂的卡扎乔克舞①。幸福包围着每一个人。我自己，嗨，正在专心地跳玛卡莱娜舞②呢！
①源于哥萨克人的一种速度逐渐加快的民间舞蹈。
②西班牙舞曲名。
我希望今夜永远不会过去。欢乐涨满胸膛，我们度过了一段热烈异常、亲密无间的时光。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宴会，这是另一个星球上的盛大的节日庆典，出席者都是为了达到一个难以企及的共同目标而全力以赴的人。他们抱着同样的希望，曾一起面对痛苦、怀疑，今后又会一同分享成功。
我的运筹帷幄终于结束了，队员们的场上精彩表现也抱之脑后。这两者结合得极其完美。世界杯的金杯不断地从一张桌子传到另一张桌子上，它不仅是我们奋力拼搏精神的象征，也是对我们奋斗精神的最好回报！
当我们干尽最后一杯香摈回房休息时，已临近早上7点。我住在底层走廊右边的15号房间里。那里曾是我们进行过无数次激烈讨论，作出重大、有时甚至是艰难决定的地方，在妻子的陪伴下，手捧世界杯金杯走进这间房间，我还是头一遭！
那天晚上，我睡了不到两个钟头。刚刚经历了两种激烈的场面一时还无法平静。明天又将是忙忙碌碌、紧紧张张的一天……
7月13日，星期一，上午9点，我睁开眼睛，天色灰蒙蒙的，下着雨。我抬起头，目光在搜寻……真的，奖杯好好的在那边，在我的床头柜上。我没有做梦。它自己已足够照亮整间房间，唤起我心中难言的激动，唤醒无数难忘的画面。
里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全体人员在约定的时间集中起来。这一夜太短暂！我们比预计晚了三十多分钟到达法国足协所在地，特地赶来的法国电视一台新闻报道组的工作人员已在那里等候。那天的新闻报道由让—皮埃尔·佩尔诺主持，至少持续了两个小时！
国家足协位于伊纳大街乙60号，离戴高乐广场只有几步路。那儿有点像我们自己的地方，至少是足球之家。在那儿，我们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足协主席西蒙内管理有方，善于化繁为简，我很欣赏他的办事作风。地下一层各个木饰墙壁的豪华大厅里，昔日法国伟大球员的青铜像和国家队在以往大赛中夺得的奖杯在闪闪发光，我们就在那里用餐。一片宁静、谦虚的气氛。
尽管眼圈发黑满带疲倦，但所有人脸上都能读出那分恬静。没有丝毫的兴奋之色，只有一种宁静的幸福，一种对自己充满信心的感觉。
用过午餐，底座上刻着自1974年以来所有冠军队队名的世界杯金杯（至于雷米特杯，那尊法国雕刻家阿贝尔·拉夫勒尔创作的长着翅膀的小雕像，已在1970年彻底归三届世界冠军巴西队所有）——被从我们手中夺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复制品，一个空心的金杯。我们真正拥有金杯的准确时间是7月12日23点至7月13日15点。它将被存放在巴黎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直到2001年12月前往韩国或者日本，出席2002年世界杯的传统分组抽签仪式。不过，复制品或是原件，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我们赢得了这个奖杯。现在，我们将把它献给法国人民！
我们登上凯旋的战车——一辆双层公共汽车的时刻来到了。昨夜，整个车身已被绘满了歌颂法国队胜利的壮丽图画。其中一幅棒极了，是马赛曲奏响时，球员们互相挽着腰站在一起的背影，画面效果极佳。但让我们吃惊的还在后头呢……
事实上，当车行至香榭丽舍大街的转盘时，我们的惊讶无法想像！我们刚刚改向驶入足协办公大楼背面几条相对安静的小街，然而在那里，我们发现从协和广场到凯旋门是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有多少人？60万？80万？100万？大概能装满12个法兰西体育场！这些人昨晚或者是在咖啡店里，或者几个朋友一起，通过市民广场上设置的巨型屏幕观看了决赛现场直播，现在又相约来到这里，为了亲眼看看有血有肉的英雄们，也为了表达满腔的谢意。凝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我自言自语道：“车永远也过不去的。”
但现实的考虑立即被激动一扫而光。看到此情此景，是多么的开心！这些人仅仅为了聚集于此用围巾和横幅来表达心中共同的欢乐和喜悦便不辞辛苦地从四面八方赶来，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代表着法国国家队，代表着今日法国的人，一群来自不同地方，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信仰的人，昨天，可能还互不相识，或者怒目相对，今天却毫无保留地融化在同一种狂热中。
我想对每一个人说：“我们在这儿，和奖杯在一起。虽然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的主要热身赛都是在国外举行，我们在克莱尔方丹的训练都是封闭进行，可能因此疏远了你们，但请不要埋怨我们。这不是有意和你们作对，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工作的需要，为了能在比赛中获胜。这一切并不是白费的，今天，我们终于能够一起庆贺法国获得了世界冠军。”
我站在汽车二层的平台上凝视着前方的人群。车速极其缓慢使我有足够的时间镇定投在我们身上的目光。我从中读出一种那么澄净的热情，一阵阵哽咽涌向喉咙。转瞬即逝的欢乐？也许，但它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真切，令我心潮澎湃。人群在振臂欢呼雀跃，暂时忘却了日常的烦心琐事。仿佛面对我们的胜利，他们也感到实现了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理想。“胜利是我们的。”我们穿着的T恤衫上这样写道。
沐浴在青春的气息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一个半小时，心头开始被忧虑所占据。人群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不时越过机动保安的警卫线，后者已是大汗淋漓、筋疲力尽，但仍在努力为彩车留出一条道。居高临下的位置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观众已被挤得双脚离地，在嘈杂的人群中摇来晃去。某些人被挤得喘不过气来，却难以抽身。一些孩子哭了起来。
齐达内的每一次出现都会掀起阵阵迅猛的热浪（“齐祖①！齐祖！”），我们要求他别再露面：他下到底层，和球员的妻子们呆在一起。她们躲在彩绘玻璃里面，情绪和外面的群众一样激昂，但内心的不安也随之在不断增长。大家开始担心群众的狂热最终会引发不可收拾的事故。昨天晚上，就在这条大街上，一辆疯狂的汽车冲入人群。但愿不要再发生什么事故！一场悲剧就已经够令人伤脑筋的了！
①齐达内的昵称。
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这种沉闷无声的焦虑。它取代了刚才的轻松喜悦。我们迅速将消息通过我们球队的“安全先生”，让—皮埃尔·康丹转达给警察当局，以及六星期以来一直与我们形影不离的守护神——刑警队：应该停止游行。
停止？大家一致同意，但在哪儿停，怎么结束？如何走出重围？离理论上的游行终点凯旋门还有三百多米。车根本无法一直开到那儿。因此行至富凯饭店时，在前面开道的警车便改道向左拐入乔治五世大街，我们的眼前仿佛突然出现了一条解放大道。
当然，我们清楚这会令成千上万的人失望。所有那些人聚集在凯旋门下，等待了四五个小时，到头来却根本没见到世界冠军的车！然而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我们处于骚乱的边缘，离灾难只有一步，一旦因此而发生任何不幸，我们会永远为此自责。
一切无可指责。尽管准备时间极短，有关当局仍迅速处理了这项繁杂琐碎的工作，治安警始终如一，毫无懈怠，民防人员全神贯注，留心事态发展，救援人员时刻整装待发……但有些过于神经紧张了。尤其是，这不过是一个群众的庆典而已！
我们沿着塞纳河岸绕了一大圈之后在布洛涅森林换上我们平时乘座的大轿车，一辆由忠诚的约瑟驾驶的不起眼的车（这辆保持其原貌的车从此就成为一种历史纪念物，司机约瑟有时会向乘车的参观者顺便指出齐达内、图拉姆、巴尔特和其他人的寓所。我不会感到吃惊，在这个时候，他用螺钉在座椅靠背上固定了写着球员姓氏的小木板，就像一些著名餐厅在电影明星或者政治明星坐过的座位上标上其大名一样）。
我们几乎是偷偷摸摸地回到足协所在地，刚脱下T恤衫，换上海蓝色衬衣，就立刻出发前往利多咖啡店。我们从艺术家入口走进这家著名的咖啡店，因为香榭丽舍大街上依旧是堵得水泄不通，此时距下午盛大的游行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
一踏入利多，往事便涌上心头。整整30年了，1968年我曾和圣艾蒂安队来这儿，庆祝我们击败波尔多队夺得法国杯赛冠军！我因而得以发现了巴黎的一个侧面，夜幕下的巴黎，灯火辉煌的香榭里舍大街。从利多出来时，一个摄影师将奖杯放在人行道上，并要我从上面跳过去。谁能想到30年后我再次来到这儿，双手捧着一个万众瞩目的奖杯！
因此，利多咖啡店在我眼中是个举足轻重的地方。它是一座天桥，一座高架桥——架在两座山峰之间——我球员生涯的转折点和我执教历程的巅峰之间。那一刻，心中的激动实在难以描述！一进门，就有人很客气地请我去找帕特里克·普瓦夫·达沃尔，他在咖啡店现场直播他的八点新闻。
在足协拍摄了持续两个小时的午间新闻后，我认为已经尽了义务。“只需回答两三个问题。”他们向我保证。事实上，我和帕特里克·普瓦夫·达沃尔一起呆了有半个多小时，几乎是在重复对让—皮埃尔·佩尔诺说的那番话。
许多谈话内容涉及我针对某些记者的行为的声明……在谈话过程中，我并没有发表什么新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也许，现在我对攻击的目标更明确了一些，甚至可以说比以往更加咄咄逼人。主持人对此应该很清楚，如果他有意将我引向这个话题（哦，多么敏感的一个话题），我很快就会表现出这一点。或者他不了解我的脾气！他希望得到什么？一条直播的绝对独家新闻？不过，我将有机会展开攻势，深入详细地……
想想看，后面还有让我扫兴的事情呢。因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将是一幅安排得总是那么绝妙的壮观场面，就像30年前一样，站在一群“蓝铃舞女”①中摄影留念。她们没有改变。我，已经老了，然而今晚，尽管一夜没睡，我感觉自己奇怪地变年轻了！第二天，是7月14日，另一个节日在等候我们。今年的国庆节注定与足球连在一起，欢乐将融为一体。
①特指巴黎利多咖啡店舞女。
节日和赛事的日程竟如此凑巧：在7月12日的世界杯决赛上，蓝衣勇士们刚刚获得历史性胜利，48小时之后便迎来了国庆节。对此人民还要求什么更好的节日礼物呢？天下竟有这等巧合！也许某些饶舌的人认为总统的接见给足球运动员带来许多荣誉。但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元首不会这样做呢？这也是比赛史上的常规，优胜者在夺冠后被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巴西人四次夺冠，每次都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那么想想看，在法国，还从没有取得过同样的胜利！难道过去大家没有看见战败的球员前往圣一奥诺雷大街的总统府，被总统接见吗？
经过与共和国总统的青年和体育顾问让—法朗索瓦·拉穆尔联系，我们前往爱丽舍宫的时间、地点被确定下来。我们大约13点到达；然后在一间专门留给我们的客厅内用餐，届时雅克·希拉克将在总统府花园接受电视采访。他随后来和大家见面，并一起站在朝向花园的台阶上拍一些必不可少的照片。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球员和他们的妻子一到达就散坐在各个小桌边，将冷餐会上丰盛的食品席卷一空。我和两个足协主席西蒙内、勒格拉埃特与体育部长玛丽一乔治·比费及她的丈夫一桌。里奥纳尔·若斯潘携夫人过来挨桌问候球员，没有任何客套。我们还看见了约翰尼·哈利德，他没忘记邀请我们参加他9月举办的音乐会……在法兰西体育场！
不久，共和国总统走进客厅，他面带微笑，神情轻松地作了一个短小的即席演说来表达他的快乐与自豪。他宣布我的名字被列入7月14日授予的骑士勋位荣誉勋章的名单，并征得里奥纳尔·若斯潘的同意，答应在8月份，根据内阁会议的特别决定，让球员们也榜上有名。
很快，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全体站到了爱丽舍宫的台阶上，上面也许从来还没有站过这样一批不拘礼节的宾客。一些准备去晒太阳的球员已经穿上了度假的服装：运动衫，牛仔裤。部长们和其他贵宾头一次站到了后排不显眼的位置，照片中的他们几乎辨认不清。只能看见总统和总理两边的齐祖、贝尔纳、利利安、里奥纳尔、迪迪埃、斯特法内和其他球星的灿烂笑容，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绽放的笑脸。
在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什么礼节，见鬼去吧！大家齐唱（一、二、三比零），成千上万个年轻宾客和我们一样饱含热情地高唱同一支歌。接着大家边拍手边唱起了（我将活下去）。全场没有丝毫传统的花园派对的拘谨气氛。
胜利的凯歌使在场宾客的情绪达到白热化。当总统邀请我们，玛丽一乔治·比费和我，去和人群握手时，我们很快就不得不迅速撤退！像昨晚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一样，人们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争先恐后地拥上前来，人数明显少了许多，但我们还是马上就被挤在其中根本无法动弹。总统侍卫不得已摆动着双肘为我们杀出一条路！在颇为艰难的混战中，我撞到了总统，至少是撞到了女部长，我的眼镜也被挤掉到地上，散作一堆碎渣。除此之外，无人再有其他损伤，我们回到总统府富丽堂皇的客厅。
从决赛的第二天起，每个人都明显感觉到法国队夺冠的“世界性大事”抬高了国家总统和总理在民众中的声望。但只有那些敏感的、斤斤计较的人才会为此感到不快，希望讨个说法……至于我，对这些评论不感兴趣。因为，首先，我知道，即使政治家由此得益，也是很正常的，是游戏规则早已确定好的。其次，我好几回有机会，在某些关键时刻，亲身感受了两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对球队的诚挚关怀。
6月初，雅克·希拉克曾来参观我们在克莱尔方丹的驻地，并呆了很长时间。那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当时正处于备战的最后阶段，从球队近期的几场比赛中似乎看不出任何胜利的苗头。28名预选队员名单刚刚确定，还没轮到决定最后参赛的22名队员。蓝衣勇士的教练们还在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和对手情况，反复地比较、权衡、选择。简而言之，球队笼罩在一片郁闷、互相猜疑的氛围中，这是全国惟一一家体育日报人为地精心策划的……
总统的专机在近17点30分降落在米歇尔一普拉蒂尼足球场，我们已事先疏散了场内群众。随后，雅克·希拉克前往皮巴洛体育场与即将结束趣味性训练的球队见面。
在足协主席西蒙内的陪同下，他站在球场边观看了最后几分钟的训练，随后，他走进场内，我向他介绍教练组和球队成员。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没有咬文嚼字，而是开诚布公地对大家说：
“我是雅凯主义者！我相信你们的教练，我也同样相信你们。我刚才观看了你们的场上表现，整体配合默契，我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一种会使你们夺取胜利的力量！”
我原本以为他会发表一番精心措辞的讲话，也就是说，一套冠冕堂皇的官话，但我发现了一个不说套话、注重行动的人。他的话语简短有力。在当时的背景下，他的这种态度意义深远，甚至可以说成是对全国的一种宣告和对中伤球队的人的嗤之以鼻。我们的心里热乎乎的。当我们返回球队驻地，在等待去洗澡和接受按摩的队员的过程中，总统就备战情况、训练内容、在国外的比赛和生活、队员的体力恢复以及在克莱尔方丹的日常起居等方面向我提出了无数问题。
他消息灵通，也许有许多通风报信的人，但我感到他是真的关心有关我们的一切。毋庸置疑，这是一个真正的支持者。
随着球员们陆陆续续的到达，展开了一场不拘形式的恳谈会。总统和德约卡夫谈亚美尼亚，和德尚聊意大利，他的谈话中充满了趣闻轶事，营造着一个轻松愉快的气氛……其实，他已经无须特意这样去做了。
晚饭时，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饮食问题。事实上，共和国总统的出席也没有破坏我们平日的饮食习惯：一律是运动员的营养配餐。对于雅克·希拉克这样一个以能吃会吃著称的人来说，它也许还不够塞牙缝的！
很久以后，当我和贝尔娜代特·希拉克一起参加针对老年住院病人的“给医院一些色彩”的活动时，她告诉我总统从克莱尔方丹回去后，向她说起球队严格的生活，特别是严格的饮食令他十分惊讶。据他说，一位队员的盘子里的食品比规定的稍微多了一点，我就用十分严厉的目光瞪了他一眼！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不过既然总统这么说……
那天，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既轻松自在又富有教益（应大家要求，罗歇·勒梅尔甚至还讲了一个有些粗俗的故事）。在距开赛只有几天的时刻，在我们经历了那段神经紧张的日子后，这样的放松无疑是场及时雨！这次访问就像是卸下了压力锅上的阀门盖。
总统离开时，拿了一张有我们亲笔签名的广告宣传画……我后来在爱丽舍宫他办公室隔壁的会客厅里又见到了那幅画。最新消息，它现在仍然挂在那里。总统本来只打算陈列几周，但他改变了主意：好像有许多知名人士要求站在印有世界冠军法国队的广告画前留影，还能想像出比这更高的荣誉吗？
至于里奥纳尔·若斯潘，行为态度比较审慎。这两个人，大家知道，性格不同，雅克·希拉克感情表现得有几分外露，总理则显得有几分谨慎持重。但一谈到足球，不管输了赢了，他的反应也和其他人一样热烈。在朗斯，法国队对巴拉圭队的八分之一决赛那天，当我们在加时赛获胜后，他来到更衣室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个侧面。他甚至是穿着一件几乎淋湿的西装离开的，因为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在赛后经常出现的喧闹混乱中，将一瓶矿泉水洒向球队。好笑的是，我认识这位肇事者。
他们俩有两三次是一同来到我们在法兰西体育场的更衣室的。他们彼此敬重，配合默契。作为下级，里奥纳尔·若斯潘始终注意不去抢夺共和国总统的风头。后者也给人感觉好像没有总理的协助，他什么事也干不了。他常常等着前者，两人总是一同走到这个或者那个队员面前。某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做法滑稽可笑，但我必须说我认为他们的行为令人钦敬，令人感动。
还是让我们回到7月14日的爱丽舍宫吧。庆祝活动结束了，汽车已在花园等候。它们将送第一批球员去机场和火车站。这一回，是真的结束了。我们三生有幸能在胜利之后一起度过两天难忘的时光，但现在到了不得不划上句号的时候了。我清楚这是最后一次，或者说是我作为教练最后一次被他们围在中间。
他们站在那儿，我的视线仍在他们的身上停留了几分钟，我又看到了我们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就。泪水又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又一次希望时钟能停止转动。
但是已经有人消失在车里，踏上了理所应当的度假旅程。其他人绕着爱丽舍宫的这间客厅踱步，努力抑制着情感的闸门。就像一场圆满的节日庆典过后，没有人愿意发出离别的信号。于是大家都是一个人一个人地互相道别，拥抱，一次，两次，三次……
天哪，多么艰难，令人心酸！
突然间，我的视线移向一个红色的丝绒窗帘。利利安·图拉姆和比克桑托·裹扎拉祖相互挽着腰，背对客厅，像两个领圣体者①一样直挺挺地站在旁边。我有些困惑不解，便悄悄地走近他们。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嘀咕什么？我悄悄到了他们身后，大吃一惊：他们正在哼歌，而且不是随意的一首歌！不，他们在唱《马赛曲》。低低地，只唱给他们自己听。他们在自己的角落里又唱起了这首昨天他们面对亿万电视观众唱过的歌！巴斯克人比克桑托和瓜德罗普人利利安最后一次摆出国歌在球场上奏响时相同的姿势，就像他们想在所有人中重现那个特殊的时刻，那个使他们凝聚在一根据天主教教义，面包和酒代表耶酥的身体、血、灵魂和神性。信徒在教堂领取面包和酒即意味着与耶酥沟通了。起，同时也使他们与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时刻……他们一样，也不愿离去，不愿结束这首在以胜利告终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使我们紧密相连的《马赛曲》。此外，对于那些在1996年欧洲杯赛期间，嘲笑法国队是个大杂烩，连国歌都唱不好的人，又是多么有力的回击！
①圣体，即耶稣。
离别的钟声终于敲响了。一个半月后，我们将再次来到这间客厅，接受共和国总统许诺授予的勋章。但那时候，一切都将改变了……假期结束了，赛季重新开始，一切行动又将优先考虑各个俱乐部的需求。我们将会有点像是重逢的老兵。但车轮应该向前转动……7月14日那天，我的车轮还在继续转动。虽然球员已经踏上度假的旅途，但还有一个朋友聚会在等待着我。那就是我一定要在此写上一笔的我的“核心教练组”，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我和他们一起几乎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精心筹备了法国队的本届比赛。我们的妻子也应邀在列：最近几个月，她们备受冷落，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离开她们了！
除了“比比什”①，一个从头至尾与我们的艰辛历程连接在一起的餐厅，一个对我们非但毫无怨言，反而时刻笑脸相迎、永远敞开大门的餐厅，还有哪个餐厅更适合这个朋友之间的小型聚会？因此，我与助教菲力普·贝热鲁、罗歇·勒梅尔和亨利·艾米尔，球队新闻发言人菲力普·图尔农以及队医让—马赛尔·费雷约好晚上去这家位于朗布利埃城堡旁边的比松饭馆聚会。
①雅凯他们对比松饭馆的爱称。
我们共同制定了从5月3日至7月12日与足球相伴的63天的日程，安排精确到小时，以至于一些人气愤地将我们称作是“六人帮”。吃饭时，我们六人一桌，因为即使在饭桌上，我们也会时常就后面的日程修改展开讨论，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最后提一下教练组的其他成员，我与他们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但这并不意味我对他们评价不高，或者说他们没有为法国队夺冠奉献自己的力量，绝无此意！
在比比什餐厅里，真正感到全身心的放松！世界杯奖杯摆在桌中间显眼的位置上，老板隔一会儿便从他的地窖里拿上来几瓶落满灰尘的陈年佳酿。我们伴着美酒，陶醉在淡淡的欢愉中。聚会结束时，我的嘴里甚至还叼着一根硕大的雪茄。这是我生平第二次抽雪茄。抽第一支是在波尔多庆祝我们第一次夺得法国联赛冠军时，可能当时是打了一个荒唐的赌……不管怎样，赌得也不算太离谱！虽然我从不吸烟，不论是香烟还是雪茄，但我承认我还是挺喜欢上等的哈瓦那雪茄的味道。
顺便再向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六人帮”中有人在告别朗布依埃的聚会上喝得酪酩大醉。不要追问是谁，你永远不会知道的！
我先后从事的两种职业——足球运动员和教练，使我得以在世界各地旅行，然而在成为职业球员之前的十多年里，我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位于卢瓦尔省距圣艾蒂安市一百多公里的萨伊苏库藏这个小乡村附近的地区。
我当时是多么的幸福！直到今天，我依然深深地爱着它，我的故乡！尽管我并不经常回去，尽管受城乡人口流动和失业等问题的困扰，我年轻时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如今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就是在那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在福雷兹山脉绵延起伏的悬崖峭壁间，我学到了许多人生真正的价值观念——那些引导我一生的价值观念。
我的根就在那儿，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永远铭记这个事实。1941年11月27日，我出生在克洛迪斯·雅凯的家中。他是一个身体强壮、外表威严的男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无可争辩的威信。我的母亲出嫁前叫贝内迪克特·多里埃，她和我父亲一起在村委会附近开了一家肉铺，旁边是特里安塔菲罗斯家的食品杂货店，他们家的一个儿于伊夫后来也步我后尘成为圣艾蒂安队的一名绿衣战士。
当年的萨伊苏库藏村拥有1500人口和数个生机勃勃的工厂，可惜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充满活力了！其中包括两家冶金厂，一家纺织厂，一家锯木厂，还有萨伊村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支柱库藏布洛矿泉水厂。我还记得许多运水的卡车一字排开，长达几百米，在成箱的矿泉水装满车厢前要等待数个小时。现在，在村长西蒙纳·达瓦尔和我的朋友罗歇·杜费的推动下，萨伊村正试图走出困境，一往无前地、艰难地找回昔日的活力。
铺子里的活太忙，所以我的父母也像当时许多生意人一样，请了一个保姆，维亚尔太太，她有一个儿子叫杰吉，和我同岁。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亲如兄弟，他一直是我最好的伙伴。维亚尔太太早上来铺子接我，晚上铺子打烊时又把我送回来。
肉铺就位于街道旁，现在已改建成住房。传统的门脸，外墙上贴着小块四方的白色陶砖，并镶嵌着一些图案和几条纵横交错的红道。在我这个孩子眼中，那些红色和白色的墙砖有一种长久的魅力，因为父亲不太喜欢我在店里蹭来路去，所以我有许多时间去观赏那面墙。没有人喜欢在肉案间穿来穿去。
那间肉铺外观漂亮大方，而且我的父母时刻注意将它拾掇得干干净净，无可挑剔。天天都要用大量的水冲洗，每晚，父亲都会一丝不苟地刮那张他在上面剁肉的大砧板，哪怕是一点点的痕迹，也不放过。
我喜欢和他一起呆在铺子后面的那间“工作室”里，他在那儿调拌肉馅，清洗肠衣。住房在隔壁，楼上是卧室，店里的伙计洛罗、梅诺和安托尼住在最高一层，与风干的香肠、火腿为伴。
我父亲每天清晨5点起床，有时4点就起来了，而等我长到能给家里帮忙的年纪时，我最高兴也最自豪的便是在星期四早上，耳朵藏在竖起的羊皮上衣领子里，和他一起开着那辆雷诺JUVA4型轿车去博安旭利尼翁的牲畜市场。他在那儿买一头母牛，一头仔牛，有时还买几头牝牛，放在后面的拖车上，然后直奔萨伊的屠宰场，当即将牲畜宰了。
头几次，真恐怖！先用绳子绑住两只牛角，然后将牛牵到固定在地上的一个圆环边，将绳子系在环上，使牛头弯向地面，接着，我父亲或一个伙计抡起大榔头，一种用钉子固定的铁锤，霍地一声，牛头落地！等将牛血放光，牛就彻底死了。父亲便开始去毛、去内脏和分割的工序。
每天下午，由我清洗牛下水。一件苦差使！说到清洗牛下水，就感觉双手在粪便里搅和。不管刮风下雨落冰雹，都必须在河边，一叶一叶地用大水冲洗。为了可以早点去踢球，伙伴们常常过来帮我。但绝对不能敷衍了事或者还没弄干净利落就溜了！工作是神圣的，万事以工作为先。我很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而且从来也没有忘记。
最初看杀猪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牲畜发出凄厉可怕的叫声，就像是对等待它的命运有意识似的。它听上去像在哭，在喊救命！猪一出血，应立即挤出来，迅速让它凝成血豆腐。然后，还要去毛。先把咽了气的猪安置在一张像担架一样的木板上，然后用烧红的铁块烫去那些细小的茸毛。
这是屠夫职业暴力血腥的一面。幸好也有一些诗情画意的地方，比如说，当我父亲放牧的时候：他会把买来的母牛养起来，让它们先吃一段时间草再杀掉。我家在圣福瓦一圣叙尔皮斯向内布尔伯爵租了一片宽阔的牧场。我们时不时无比自豪地骑着一匹白色骏马，领着他在博安或蒙布里松买的牧群（有时有15到20只牲畜）去那片丰美的牧场吃草。
我父亲驾着他那辆雷诺在前面开路，我和小伙伴杰吉垫后，一只狗担任保卫。父亲常常在危险的路口停下来等我们，以确保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为了寻开心，拼命地抽打牧群，使得前面的牲畜没命地四下狂奔，我们却无法再控制局面……结果是招来一顿痛揍！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这样喜欢上了跑步——还谈不上训练——但儿时的我总是在运动。一有空，我们就去牧场放牧，去林间采蘑菇，从不知道疲劳为何物。甚至愿意一直玩到满天星斗，就睡在我们不知疲倦地搭起的棚屋中，但是家长们不会同意我们这么干……
可以肯定，正是那些年的经历使我对四季变换的自然风光，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一直格外痴迷。陪父亲去农民家买牲畜时，我发现了一个热情好客的世界。主人总是敞开大门，不论什么时候，都会邀你进去坐一坐，尝一口他们自己酿的葡萄酒，吃一个早上刚煎好的蛋卷；或是共进午餐，尝一块下午的茶点，喝一日晚饭的汤。
暑假时，我去了在阿耶的一个表兄家。当打谷机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收割稻谷的时候，我度过了一些难忘的时刻：邻居之间你帮我，我帮你，就像一家人一样，而且还会举办一个又一个盛大的丰收宴，席上摆着大得惊人的馅饼和当地产的火腿，这些东西，现在都见不到了。
我亲身体验了一个农民对他饲养的牲畜的深厚感情，当他用语言和它们交流时，当他亲切地呼唤那些奶牛“贝尔旺什”，“卢吉娜”，“米尼娜”时，都流露出这种真挚的情感……
当我10岁时，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其中一员，会有自己的奶牛和猪。还会有一小块葡萄园，像我父亲的那样。而且，用自己种的葡萄酿酒，再请来邻居和朋友们，一块儿饮酒庆祝。继承父业，我还真没有想过，不过，当我陪父亲一起去集市上，听见不知道我名字的人用“克洛迪斯的儿子”指代我时，我还是很自豪的。在我的小脑瓜里，那可是一种极大的恭维！
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克洛迪斯的儿子”进了世俗小学。山上是男校，山下是女校，那个年代，男女是不同校的。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当然，我在校的那六年中，学校里有的是比我出色的学生。我一直读到小学毕业，有两个老师先后教过我，儒尔当先生和里维埃先生。
啊，里维埃先生！他用自己的人格力量使教师这个职业在众人眼中变得无比高尚。他和神父同为村里的要人。他受到全体村民的尊敬，没有人不尊重他的意见。他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对于我们这些调皮鬼来说，他的工作是对家庭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
当我们没有完成功课时，晚上就会被留校，里维埃先生给我们布置了作业就出去打理他的花园。他时不时地进来看看我们的进度，没有完成作业就别想回家。家长们对我们的迟迟不归毫不担心：如果我们没有按时回家，一定是被里维埃先生留校了，而且必定有充分的理由。
当我父亲提起“老师先生”时，总是带着一种绝对尊敬的、近乎崇敬的口吻。
在那个时代，乡村教师认识村里所有的家庭，对各个学生的家庭状况了如指掌。哪个学生遇到什么问题，即使是很麻烦、很困难的事，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出面与学生父母交涉。
我怎能不喜欢他？是他带领我们踢足球——因为他还是村足球俱乐部的领导；是他允许我们在一面墙上画一个球门，再将另一个球门画在对面的厕所门上——为了我们课间休息时在校园里进行的小型而激烈的比赛；是他在最后一年，也就是小学毕业那年，送给我一件我年轻时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之一：一个崭新的充足了气的足球。有一天走进教室时，我看见它摆在我的座位上。
他了解，全班同学里，数我对足球最痴迷。这是他对我表示支持的一个方式。当然，全班同学都可以踢这只球，不过，它平时被收在我的课桌里，我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待遇！
毕业考试是在圣乔治一苏库藏镇进行的。那天，里维埃先生，又是他，让我搭他的车去考试。我记得算术考试时，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我们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四则运算，而老师一发出时间到了的信号，就必须把铅笔举在空中，表示我们没有再碰试卷了。这一幕，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铭记在心……比其他考试记得都清楚。
足球在我的眼中已经是最重要的了！
萨伊苏库藏村的居民天生热爱足球。代代相传，孩子一落地，就是个足球运动员。没有一个男孩例外！在学校，跟着里维埃先生一起踢球；离校后，自然而然就参加了萨伊苏库藏队，卢瓦尔省的一个俱乐部。1958—1960年是该俱乐部的辉煌岁月：1958年，它首次夺得卢瓦尔杯赛冠军，下一个赛季再次闯入决赛，并且当年还获得省甲级赛冠军，1960年夺得晋级赛冠军。
身穿桔黄色球衣的萨伊队在卢瓦尔省家喻户晓，每星期的头几天，各个球队的比赛成绩是体育酒吧里的惟一话题。
要想了解足球在50年代的萨伊苏库藏村意味着什么，就必须知道这个卢瓦尔省的小乡村为法国足球培养了至少五名职业球员，他们是：特里安塔菲罗斯兄弟让和伊夫、米歇尔·拉蒂埃、约瑟·佩勒蒂埃和我。还不算我的伙伴科特兄弟米歇尔和贝尔纳、雷蒙·杜里斯、米歇尔·乌泽，以及另外几个我忘了名字的人，他们完全是当职业球员的料，假如他们能够或者愿意选择这条道路的话。
因此，全村人都是村足球队的铁杆球迷，与队员共同面对各种挑战。在与萨伊博安队或者萨伊昂德雷济约队比赛时，双方球迷常常会情绪沸腾，形成两军对峙的场面，已经超出了足球比赛的范围。那时，人们不像现在这样老是谈论”压力”，赛场的气氛轻松许多，尤其是节日的色彩更浓厚：比赛的失利从来不会影响队员的兴致，盛大的庆典照常进行，而且一直持续到深夜。
当我作为拔尖的年轻球员被选入第一梯队时，我亲身体验了队员间这种团结融洽的关系，不过这一点，我从一开始踢球就感觉到了。应该说，学校的里维埃先生和俱乐部的勒奈斯先生是两位出色的足球“教练”。他们并没有执教证书，但这绝不影响他们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
勒奈斯，正式姓名为琼尼·贝尔特，是村里的鞋匠。他的铺子有一扇窗户正对村里的干道，铺子后面是一个滚球场。滚球是另一种当地人酷爱的体育项目。一百多个足球爱好者坐在这扇窗下高谈阔论，主要是谈论足球，也谈一些其他的话题。暖和的季节里，他会在那儿举办一个固定论坛，为众人提供一个指点江山的空间。
勒奈斯通今博古，无所不知。他能将每一个问题分析得透彻明了，让我们心悦诚服。他的讲解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谦虚而自信，能打消听者心中所有的疑云，于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
我在球场上的第一个位置是守门员。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也许那时我就已经有了想控制局面，从后路组织进攻的癖好……但是一旦我们比分落后了，我就会借助进攻，鼓起全队士气，在返回我的球门前还可能踢进几个球！
我和我的伙伴们，杰吉·维亚尔，马里于斯·雅克蒙，皮埃罗·达瓦尔，安德烈·波瓦尔，吕西安·福雷……我们踢球还停留在业余爱好的阶段。但是，足球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只要去做与踢球有关的事，没有什么能让我打退堂鼓。足球就是我的动力燃料！我没有想过放弃。然而，在我成为职业球员之前，还发生了许多事情……
第一个”打击”发生在我13岁那年。由于染上了急慢性肺炎，我父亲不得不放弃工作，将内铺卖给了一个伙计。我的父母搬到了博安旭利尼翁我母亲的娘家去住。我的外祖父母在那儿经营着一家规模很大的咖啡店“汽车驿站”。所有从圣艾蒂安、梯也尔或者蒙比里松过来的长途车都会在那儿稍作停留，将车上的包裹卸到咖啡店里，等待装上另一辆车。我母亲从此就担负起卸车装车的任务，总是大清早起床，一直忙到店里打烊。
我留在萨伊，寄住在姑姑法朗西娜家里。我还有一年才小学毕业，大家，首先是我自己，一致认为我最好留在里维埃先生的班里。
一年后，揣着毕业证，我去博安与父母会合，去修读初中一年级的艰涩的课程。我对那些课程厌恶至极，这是我惟一的感觉。因为里维埃先生的缘故，我在小学时，学习积极性很高，一直坚持读到拿上毕业文凭，但一进初中，我就表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厌学情绪，可以说，读小学和读中学时的学习积极性是成反比的。一心只想着大自然，牧群……和足球。啊，踢球！这方面倒是没有任何问题！我还继续在萨伊苏库藏队踢球，可以定期在球队见到我的伙伴们和勒奈斯。如果有记录的话，每一回，我都是进球最多的！
该来的终于来了，小学毕业后，我面临着和大多数同龄男孩一样的命运。我父亲丝毫没有让它耽搁：
“你不想读书？行，去当学徒吧，去学门手艺！”
说干就干。
收银台内外的几次讨论中，顾客们向我母亲提出了一大堆好建议，使我差一点就去了国家铁路公司下属的一所学校。不过梯也尔见习中心良好的声誉终于占了上风，这样，自1956年10月1日起，我进了冶金专业学习。
第一年学习，什么东西都接触一点，挫刀，车床，铣床，但就像在博安读初中一年级时一样，这些机器也激起不了我多少热情和兴趣。我感觉在受折磨，因为我十分清楚自己对此毫不感冒，成绩也是惨不忍睹。足球就是我的救生圈。
当只得了7分的成绩时，星期六就会被留校。也就是说，星期天别想回萨伊苏库藏……我到梯也尔的最初两周，两次被留校。一旦我意识到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成绩，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时，我立即作出反应。我的成绩直线上升：从第14名到第8名，很快又到第5名，后来一直保持名列前茅。1957—1958学年，平均分14分，在62个人中排名第二。第二年，各科功课均名列榜首。我成了铣床的主人。我很喜欢这个机器，因为需要进行精确的计算，我喜欢算术。
随后，毕业考试时，我受到了一个沉重打击：我的零件飞了出去。老师痛惜不已，因为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动作快，质量高，但这一回，急于求成的心理使我的考试全砸了。老师深表同情，跑到废品车旁，从里面拿来一块废铁。
“快点，你也许还有时间重新开始。”
但太晚了，我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零件的加工了。我被刷了下来。没有拿到专业技能合格证书！
幸好，我一向成绩不错，中心又有良好的声誉，加之用人单位很多，人人都不愁没饭吃。所以，我在圣沙蒙找到一份活儿，在海军炼钢厂，后来的克梭一卢瓦尔厂，条件是作为社会人员参加专业技能考试。下一年，我拿到了合格证。
我从来没有那么疯狂地踢过球！在梯也尔学习期间，每周四下午，我和见习中心球队参加校际冠军争夺赛。在德勒皮诺、奥贝尔、德鲁亚和古多伯等一些出色的球员的共同努力下，球队于1958年夺得学区青年组冠军。周日，我又换上萨伊苏库藏队的桔黄色球衣。周六下午返回家乡的麻烦被中心的一位老师卢舒兹解决了。他是位于弗尔的蓬散克莱裴厂的领导，他回去时顺便把我送到萨伊。
到圣沙蒙工作后，我周末便改乘长途汽车回萨伊苏库藏踢球了。但是这样的来回奔波只持续了一年。因为不久一件大事将改变我的生活：1959—1960赛季结束时，我离开了萨伊苏库藏队，而加盟圣艾蒂安队！
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直到今天，我对那段时光依然十分留恋。那时，赛后，不管输了赢了，我们的车总会在途中停下来，让大家吃点快餐，每个人都快活地哼着自己的小曲。那具有浓厚的节日色彩的乡村足球，猛然间，结束了。再见了，周日夜晚的狂欢舞会。那时，我们常常载歌载舞到打烊时分，哪怕星期一早上还来不及换衣服就得匆匆赶去上班……
20岁以前的踢球生活给我留下了一种巨大的与众人共享的幸福感觉。大家因为同一种激情走到了一起，生活过得无忧无虑，或许有些少年不知愁滋味，但也充分享受了队员间那种无与伦比的融洽关系。这种关系在我们坐着大客车进行乡间旅行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我相信在私人轿车取代了大客车的今天，乡村足球失去了它最珍贵的一张王牌！
一切都结束了，如果我冒昧地说一句，全怪圣艾蒂安队的球员招募负责人，某个叫埃芒德的人。谦虚地讲，年轻的我在卢瓦尔省内已经小有名气，甚至里昂足球协会（后来的罗纳—阿尔卑斯足球协会）也知道我。埃芒德说服了我去绿衣球队碰碰运气。
实际上，这个卢瓦尔省的大俱乐部对我感兴趣，并不是头一回。但前面那些选拔者在考察了我的场上表现后，对我的能力表示极大的怀疑。最早对我发生兴趣的是皮埃尔·加洛奈（他为圣艾蒂安队挑选了一大批赋有天分的球员）和该俱乐部过去的国际级守门员克洛德·亚伯。
加盟圣艾蒂安队并未使我就此变为职业球员。在那个时代，从一个小俱乐部的业余球员变成一个大俱乐部的职业球员的现象极其少见。最初的阶段，球员只是签一个类似“职业俱乐部的业余球员”的协议，如果场上发挥出色，一切进展顺利，俱乐部才会提议签一个正式的合同……根据此合同，你将效力该俱乐部直到挂靴。有期限的合同直到1969年才出现，它极大地维护了球员的利益，使球员重新找回了被剥夺太久的自由和尊严。
不管怎么说，我在圣沙蒙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样讲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像炼钢厂的许多单身职工一样，我也在当地寻找住房，我的房东后来……竟然成了我的岳母！我的妻子马蒂娜当时只有十几岁，我们是1970年结的婚。我还记得当时每天晚上我和她们全家共进晚餐，开饭前，我总是先帮她完成她的家庭作业。
同样是在圣沙蒙，我于1959年6月进了那家规模庞大的机器嗡嗡作响的工厂，成为该厂第4917号职工。我发现了一个别有洞天的工人的世界，一下子就被他们的纯朴爽直和团结友爱迷住了。一个不同于我生活了14年的乡村的另一个空间，但给我同样真实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同样彼此尊重。
从此，我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遵照规定的作息时间来安排生活起居。在这个新环境里，没有嫉妒，没有斤斤计较，男人和女人友好相处，时刻准备着伸出援助之手，每个人都希望看见旁边的工友顺利地完成任务。一群纯朴真诚的，对生活没有过分奢望的，但过得很快活，沐浴在友爱之中的人。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罗歇·贝尔纳，他是我被分配去的工具车间里最好的工人。该车间因为给其他车间提供零件而跻身高贵之列。
我进圣艾蒂安队踢球伊始，立即就碰上了几乎是无法调和的时间矛盾。当我上早班（凌晨4点至中午12点）时，就不可能参加训练，当我上中班（中午12点至晚上10点）时，就难以从若弗鲁瓦一吉夏尔体育场赶回来接班……
车间主任很高兴看到在自己的车间里有一名球员，而且还是绿衣球队的成员。于是，征得他的同意后，罗歇包揽了所有的早班。当我中午没有及时从训练地点赶回来时，他甚至还偷偷地替我点名，帮我当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没必要一一列举。
谢谢，罗歇，谢谢你在那些年里，在我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球员一样，费尽心思去协调工作与踢球间的冲突的年月里，对我的帮助。谢谢你，在我失败后给我的机器缠上黑色饰带，而在我获胜后又将它装扮得格外美丽，让我在车间里度过了那么多充满友爱的时刻。
每天中午，从若弗鲁瓦一吉夏尔回来，我都是手忙脚乱！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去买一个三明治，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穿过一个又一个的车间，等匆匆换上工作服，奔到机器旁时，常常已是气喘吁吁。
但是，往来奔波于露天的球场和拥有五千多职工的人头攒动的工厂之间，体验一份紧张火热的生活，是多么的开心！而且，在这两个环境中，我都感到活得很自在。
我没来得及去深入地体会这种双重生活的魅力：1961年6月，我应征入伍。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还在继续，我已经看见年满20的自己为了“平定战乱”，奔赴奥雷斯山①。我被分到第二十二阿尔卑斯山地步兵营，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等待着穿过地中海，奔赴阿尔及尔或者君士坦丁。但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们正列队站在军营的院子里，接受新来的营长的检阅，这时，我听见一声不容抗拒的命令：
①在阿尔及利亚境内。
“雅凯，出列！”
我走出队伍。营长当着众人的面问道：
“雅凯，你是一名高级运动员？”
“哦，不，不能这么说……”
曾有人向我建议不要过分暴露自己。
“是，没错，我认得你。你在圣艾蒂安队踢球。我就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使这些家伙进入状态。你给我组建一个足球队，一个篮球队，我需要一些出色的柔道运动员……你不用去阿尔及利亚，你就留在这里。干活去吧！”
看，我的教练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每天上午，都是高强度、大规模的体育训练。足球训练颇有成效，我们在马赛夺得了大区冠军。
服兵役期间，我本可以去尼斯队踢球，但圣艾蒂安队表示反对，而它的允许又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来军营找我的科克祖·费里只有空手而归。但是因为太渴望重新参加比赛，我在一家不错的业余球队，尼斯邮电队，获得了参赛资格。在那儿，我不但遇到了一位优秀的领导，杜朗先生（他和他的夫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碰上了另一位出色的教练，勒内·乔达诺。服役期满，他们建议我留在俱乐部里，并用参加各种可以为我的足球生涯锦上添花的比赛来引诱我，但是，尽管我们关系不错，我一分钟也没有耽搁！我希望回到圣艾蒂安队。
1963年3月，我重拾铣工—球员的双重生活。但是，我为此筋疲力竭，于是，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9月，我必须作出选择了。毫无疑问，我选择了足球。首先，因为我明显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职业球员的素质。其次，因为服役归来，我发现俱乐部换了一个主席，罗歇·罗什，尽管当时沦落为乙级队的俱乐部前途一片黯淡，他依然显得雄心勃勃。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因为，我在圣艾蒂安队撞出了生命中的“足球火花”：我遇上了让—斯奈拉。
我自以为对足球的狂热已经深深植根于体内，但从斯奈拉的身上，我发现了一个彻头彻尾地沉浸在足球世界里的人，他使我意识到足球不仅是一种业余爱好，不仅是一个可以让你和伙伴们一起出去兜风，可以带来节日般喜庆的运动，世上还存在一种对足球的毫无条件的真正的爱，它能使你不顾一切地去踢球，而不需任何回报。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懂得认真、严格、苛刻以及职业道德在足球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斯奈拉教会了我一切。踢球要全力以赴，讲求实效；还要加强体格锻炼，严格饮食习惯，注意体能恢复。和他在一起，没有顺其自然、听之任之的时候。
因为斯奈拉的功劳，在工作方法上，圣艾蒂安队比国内所有其他的俱乐部至少领先十年。一切都安排得周到细致，井井有条，只为了给球员提供一个最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球场上去。
我们把手揣在口袋里就直接去体育场了。更衣室里，一切都准备就绪，训练的器械已经摆好在长凳上，只有球鞋需要我们操心。每人有一格柜子，可以放防滑球鞋和一些个人物品，但我们无权将柜子锁上。让—斯奈拉会时不时地巡视一圈，检查一下我们的柜子，如果他认为整理不到位，或是球鞋不干净，没有好好保养，他就把柜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摔到地上或扔进垃圾桶里。
这是一所真正的教育足球运动员怎样生活和踢球的学校。教会球员珍惜物品，爱岗敬业，尊重他人。
赛季之初，每个人都会分到一个号码，我们的所有衣物上都印有这个编号（我是20号，20一直都是我的幸运号码）：训练服，便装，浴衣，拖鞋……严禁光脚进浴室！如果有人赤脚去浴室被斯奈拉撞上，他会让他半道折回去。
球场是神圣的。应该让它一直保持无可挑剔的状态，于是我们好几次奉命除去场上的杂草。至于更衣室，情况更糟：斯奈拉认为那是他的领地，他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未经他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我曾目睹罗歇·罗什被赶出来，因为他没敲门就进去了！
我在指挥国家队参加本次世界杯比赛过程中，从斯奈拉那里借鉴了许多经验，特别是他的遣兵布阵原则，我一直沿用至今。
他的理论核心是尊重集体，尊重集体协作。球场，是我们的球场，更衣室，是我们的更衣室，别人不能碰，不能进入。我们用的语言是足球运动员的专用语言，外面的人无法理解。直至今天，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组织一支真正的球队，使队员一心扑在踢球上，在亲密无间的氛围中，默契配合，发挥出球队的最佳水平。
斯奈拉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下达命令时，从来不会提高嗓门，总是一副不紧不慢、心平气和的神态。队员们对他和他的工作方式已经非常熟悉，所以他一开口，只需简单的几个字或几句话，大家就能明白该干什么。他的所有建议和要求都是为维护球员和球队的利益着想，因此，他的命令总是被无条件地执行。
一天，就在我球员生涯伊始，我遇到一件倒霉事：一次特别艰苦的训练之后，我低声对同伴米托拉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快累得挺尸了。”这句话甚至有点不太文雅……正巧路过的斯奈拉听见这句我永远都不该说出的话，当我准备离开更衣室时，他不加任何解释地甩给我一句话：
“3点钟，到球场上来。”
在往常下午休息的时间，我去了球场，与另两位受罚者一起，赤膊光脚，踢了两小时球。两个小时里，他只问过我一句话：
“累吗？”
“不，不，先生，一点也不累……”
让—斯奈拉说话很含蓄。常常是寥寥数语，却有强大的冲击力，有时必须破译才能明白。比如有一天，我在运动短裤上发现的这句评语“有些脏，实在太脏……”我问自己他想借此表达什么。后来我明白了。他只是想暗示，我总是像一个疯子般地铲球，十次有九次摔倒在地上，短裤上弄得污迹斑斑，应该停止……换句话说，一个倒在地上的球员，是一个被淘汰的球员。足球运动员是站着的！
让—斯奈拉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我对踢球和执教的所有或几乎所有认识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另一个人后来又补充了我的认识，同样教会我许多东西：这就是阿尔贝·巴德，斯奈拉在圣艾蒂安队的继任者。
巴德是一个语言的魔术师。我从未见过一个谈起足球那样绘声绘色、驾轻就熟的人。他的第一次讲话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我感觉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完全被他的演说征服了，就像被一段飘入耳中的美妙动听的音乐迷住了一样。
为了自我介绍，也为了被众人接纳，他构筑了一幅宏大的画面，上面绘着他排兵布阵的原则，他经历的重大时刻，他熟悉的著名球员。我们听着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就像在听一个童话故事。显而易见，巴德和斯奈拉对足球怀有同样狂热的爱，但两人传递的方式不同，前者是用言传，后者是靠身教。
阿尔贝·巴德十分明智，走马上任后，对前任建立起的王国未做任何变更。运转机制已建立完备，他无需再去改变什么。但他带来了别的东西，他丰富的经验，他一贯热衷的对话。和斯奈拉一样，他也做到了将信息传递给队员，并能获得全队一致拥护，只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而已。
对于我这样一个只熟悉乡村和工厂，很少听到如此精彩的演讲的人来说，巴德无疑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证明了一个人的语言可以既优美动听又清楚明白。因为如果他只是在赏玩文字，他就不可能在那么长时间里吸引住我们。不，他的演讲有的放矢，内容明确清晰，与我们的职业和担心直接相关。我们总是能感觉出这一点，甚至在他谈起过去在朗斯队或1958年在国家队的那些经历时。
圣艾蒂安队能聘到斯奈拉和巴德这样有能力、高水平的教练，使俱乐部能经得起各种考验，并成为法国足球史上战绩最辉煌的球队之一，这一切均应归功于俱乐部主席罗歇·罗什的声望。罗歇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主席，他希望在足球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年轻时在矿上做工，后来投身于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行业，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他给人的感觉有些暴躁，几乎显得很粗鲁，不过，他就是这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即使生气训人的时候，他也能让对方感到他的关爱。如果他大发雷霆，一定是事出有因，不是为了俱乐部的发展，就是为了球队能赢球。
与某些俱乐部领导不同，罗歇·罗什有一个优点：他绝对信任他的教练，对于他们的要求，他能迅速满足。他的做法开了业内先河，今日，有目共睹，俱乐部主席和球队教练间的密切配合对于球队获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在各自职权明确划分，双方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俱乐部主席和球队教练的合作才可能是和谐而高效的。
70年代末，也许是为胜利而陶醉，也许因为个人事业出现困难，他明显地远离了他长期热情追随的道路，这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球队的损失。但他的悄然引退不应该使我们忘记这个叼着烟杆的伟大的缔造者，他应该在法国足球的伟大领导者的先贤祠中占据一席之地。
至于我，他使我得以作为职业球员在球场上尽情发挥。我由圣艾蒂安队在萨伊苏库藏的球迷变成一名绿衣球员，并在该队度过了12个难忘的春秋，五次夺得法国联赛冠军，两次夺得法国杯赛冠军，两次入选国家队。
那两次入选国家队，一方面有自身条件的原因，我是一个不错的前卫，仅此而已，我不觉得自己有多能耐；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球队涌现出了卡尔纽斯、波斯吉埃、贝雷塔、埃尔宾、米托拉基和埃尔维·勒韦利等一批优秀球员，掀起了一阵圣艾蒂安热潮。
我说自己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球员，并不是故作姿态或者假装谦虚。我具有感染力，号召力，这对球队是有用的，我工作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但我不像后卫波斯吉埃那样光芒四射，也不像前锋贝雷塔那样引人瞩目。好吧，就算是不错的球员吧，如果你们坚持这样说的话，但要说是伟大的球员，肯定不是。证据在此，作为国家队教练的雅凯很可能不会将作为球员的雅凯保留在征战世界杯的队员名单里！
但是我因此而更为自己骄傲：由于勤奋努力的训练，由于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在足球上取得了今天的成绩……一个不被我父亲看好的职业。
当斯奈拉催促我在圣沙蒙的铣工和圣艾蒂安队的球员中（二者已不可能兼顾）作出最后选择时，我向父亲征求意见，他反问我：
“足球运动员，这不是一个职业！而且，一个球员，他能挣到什么？”
“挣不到什么东西。”我不得不这样回答他，最后，我只好不顾父亲的反对，独自作出决定。直到我第一次入选国家队，很少改变看法的父亲才表示我的选择或许是对的。不过，我怀疑他更在乎的是《马赛曲》和印着公鸡的球衣——他爱国的一面——而不是他儿子的成绩……
我最好的几个哥们都是在圣艾蒂安队，一个60年代叱咤法国足坛的球队里认识的。罗朗·米托拉基，乔治·贝雷塔，乔治·卡尔纽斯，贝尔纳·波斯吉埃。他们是一些真正的朋友，我们是一起驰骋沙场的战友！
许多年中，在外出比赛时，我都和乔治·卡尔纽斯同住一屋。他是一个安静的男孩，情绪总是特别饱满，和他在一起，让我感到心绪安宁，一切都胸有成竹，井井有条……一个细致的高个男孩。和贝尔纳·波斯吉埃在一起时，他常常给我们分析过去打输的比赛，讨论一直进行到深夜。当时，球队输球的时候并不多，但自从波波斯①带着他特有的口音，用他的方式改写历史之后，我们最不济时也能打个平局。那么，胜利也就不远了……
①波斯吉埃的昵称。
不要忘了，圣艾蒂安队的象征——富有传奇色彩的若弗鲁瓦一吉夏尔体育场，闻名的“绿色熔炉”！内行的观众一方面对球队抱有很高期望，十分挑剔，另一方面，又绝不能容忍别人嘘笑自己的绿衣队。作为球迷们的代表，圣艾蒂安队也是一个热情团结的集体。我们很高兴一起在球场拼杀；球场之外，我们同样乐意呆在一起，带着妻子，互相串门，一道进餐。一个集体如果不建立、维持这样一种和谐温馨的气氛，就几乎不可能有所成就。我在圣艾蒂安队时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将它带到了波尔多队，以及本届世界杯的国家队。这一回，妻子们更是与法国队形影相随。
火车旅行以及后来普及的飞机旅行为这种融洽的气氛提供了生长发育的土壤。从圣艾蒂安到波尔多，我们要花去近八个钟头。赛后，我们乘夜班火车返回。漫长的旅途不会让人感到寂寞无聊，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打塔罗纸牌①。
①有78张，比一般纸牌长，主要供占卜用。
说到我，对玩牌并不热衷，但在那个年代，一个职业球员不会玩牌，简直无法想象。所以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我必须学会打牌，不过我有意使自己尽可能不被邀请。我常常是第一个被换下场的队员……每次都是刚刚让人痛骂不够用心时就被人替下。真正的塔罗牌迷都计算出过了哪些牌，哪种花色还剩下什么牌，都清清楚楚，我可真没有那种本事！
我喜欢一个人坐在边上读书。那时，我真读了不少书，先是小说，很快又迷上了历史书籍。是我外公让我对历史发生了兴趣。外公是一个非同凡响的老头，我和他有许多共同语言，比和我父母还亲，后者给我的印象是不论在萨伊的肉铺，还是在博安的咖啡店，一天从早到晚，总是在干活。我从不知道和父母一起度假是怎么一回事。
双腿瘫痪的外公艾蒂安·多里埃呆在博安汽车咖啡店对面的家中，感觉度日如年。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一从梯也尔见习中心回来，三口两口吞下母亲为我准备的一大个奶酪猪肉三明治，就溜去看外公。
我先给他刮胡子。除了我，他不让别人碰他的胡子，比如说，如果哪个星期六我偶尔没回来，因为我被留校了，他就会两周不刮胡子。
然后，我给他念武侠小说。他最爱听达达尼昂①的故事。我们还一起听广播，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评点新闻，他的评论经常是很滑稽的。最让我伤心的时候，是当他谈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时，他躲在战壕里，又冷又怕，饥饿难耐，只能填一点点米饭……就着老鼠肉。
①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自那些年起，我对历史的热情始终没有减弱，两次世界大战间和抵抗运动期间的历史一直令我着迷。
一次严重受伤后，我不得不离开圣艾蒂安队，离开球场，一去就是将近两年。两年没有踢球！对于一个视足球为生命，正处于踢球的黄金年华和事业的巅峰阶段的29岁的球员来说，这可真是一个十字路口。
1970年，我们第四次连续获得法国联赛冠军，我们击败了南特队——罗歇·勒梅尔所效力的队——以5：0的比分。顺便提一句，那时，我刚刚结了婚。为了迎战下一个赛季，我像一个疯子般地训练，除了踢球，还经常打网球。我本应该控制训练负荷，因为我已开始感觉后脚跟有轻微疼痛，像是脚腱炎的征兆。我犯了习惯性的错误，没有立即去看医生或者告诉队医，于是，某一个上午，咋咳一下：阿喀琉斯的脚踵拉伤。
特里亚教授，他可能是当时最好的体育外科医生，为我做了手术，但几个月后，旧伤复发。于是，大家，首先是我自己，认为我和足球之间已经无缘了。但特里亚教授没有放弃。他刚刚治好了一个同样症状的中跑运动员波斯贝歇。
“我准备试一试移植的办法。”他告诉我。
他抽出我脚侧的那根短腓骨，然后将它包好拉紧，我不太清楚手术的具体部位和操作细节，总之，脚踵被拉长了一倍，我又能踢球了。
我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战斗才恢复到最佳状态。我曾怀疑过自己，曾想到放弃，但在尼古拉医生的细心照料和鼓励下，我战胜了困难。我对他将永远心存感激。没有他，没有他一次次的诊疗，给我信心和勇气，我可能已经甩手不干，与球员生涯拜拜了。回报终于来了。在巴德的接替者罗伯特·埃尔宾担任教练的第一年，我又回到了圣艾蒂安队。新一代的球员成长起来，尤其是其中的西纳热尔很快挡住了我的道路——但不管怎么说，我战胜了自己，我又踢球了！
我是那么地高兴能重返球队，以至于我揽来了许多份外的事情：协助罗比训练新球员。我总是和罗什多，梅夏迪埃，萨拉玛尼等小球员们呆在一起。他们是一代即将征服欧洲、征服法国人的年轻球员。
我希望真正返回赛场，而不是偶尔参加一次比赛，但我知道在绿衣队里我已经没有施展的机会了。于是，赛季结束后，当里昂队通过让—皮埃尔·卡蓬传话给我时，我没有犹豫太久就答应（转会去里昂队）了，尽管一段历史被划上句号，我感到很难过。如果能再经历一遍那些美好的年月，我愿意拿出任何东西作交换——也许除了世界杯奖杯！
重新上场的快乐压倒了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当然是因为我加入了绿衣队诅咒的邻居和敌人的队伍，但更主要的是我进了一支友好的、拥有一批优秀球员的球队，其中主要有拉维埃、米阿吉罗维克、迪纳罗、拉孔布、切尔萨和一个出色的乌拉圭人——马奈罗。我再次奔跑在球场上，又找回了过去的激情，尽管我意识到我的球员生涯正在慢慢走向尾声。在我的眼里，生活依旧那么美好。我拿到了初级教练证书，新的职业在向我招手，我开始在雨级队试教。
形势很快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和我关系不错的里昂奥林匹克队教练艾梅·米尼奥在1976年2月突然被解聘。谁是他们选定的接班人？艾梅·雅凯。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他们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你接替他。”我也就未加深思熟虑便答应了。错误，双重的错误。我让自己掉进了陷阱。
首先，我感到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尽管我并不害怕执掌教印。其次，我这么迫不及待地坐上艾梅·米尼奥以前的位置，似乎也不太光彩，无法对他交代。从人情上讲，我感到两个艾梅的交接让我难以接受。但不管怎么说，我走马上任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借助在圣艾蒂安队看到的那些做法，我开始安排自己的工作。
从执教的结果来看，还不错，上任四个月后，球队留在甲级队已经没有问题。我们甚至打进了法国杯赛的决赛，在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与马赛队角逐冠军。我们最后空手而归，但保级的目标是达到了。
好景不长。里昂奥林匹克队迈进了一个所有俱乐部都经历过的阶段：两个欧洲赛季过后，俱乐部回到了不太乐观的、严酷的现实中。三位富有才干、长期以来配合默契、经营得力的俱乐部领导纷纷隐退。他们是：主席爱德华·罗歇，著名的妇科医生、副主席福莱斯特先生和财务主管塞尔日·尼科尔。他们吸收我进球队踢球，又把我推上教练的位置；他们不仅善于管理经营，而且懂得在俱乐部里营造一种热情的、几乎可以说是家庭的气氛，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畅所欲言。每年的赛季结束时，尼科尔先生都会在他的家中举办一次盛大的花园派对，大家正好借机尽情地玩一把滚球。
他们三人的离职造成俱乐部领导岗位的严重空缺，使我的工作变得十分艰难，有时只剩下我和女秘书阿碧娜两人，苦苦支撑着整个俱乐部！可以说我是在困境中摸索前进的，但也许正因此铸就了我坚强的性格。
当然并不是一团漆黑，特别是，我和一位刚出道的年轻医生让—马赛尔·费雷的合作卓有成效，20年后，我和他竟然又在国家队里碰上了！不过，也有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走了一些优秀队员，主要有拉孔布、多莫奈克，造成球队在各个方面都人员匮乏……于是，我决定，在留下来的约瑟·布洛萨、阿兰·梯利和教练组的领导下，在球队里施行一套切实有效的训练方案。这个教练组后来为里昂奥林匹克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球员。
工作本身很有趣，因为我们在努力为球队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布满荆棘。重要领导成员的匾乏，导致许多重大问题无人负责，我在工作中实在体会不到乐趣。
于是，在1979—1980赛季结束时，我重归自由身。在梅斯的斯奈拉极力鼓动我过去，但未能成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因。这件事紧接在梅斯俱乐部主席卡罗·莫里纳利暂时引退之后，假如不是洛林俱乐部犹豫不决的话，事情也许就敲定了。但此间，我接到迪迪埃·古埃库的一个电话，我们是在我入选国家队时认识的，加盟波尔多队的贝尔纳·拉孔布曾向他大力推荐我。身为波尔多俱乐部经理的古埃库没有拐弯抹角：
“你应该来我们队，俱乐部主席希望重整旗鼓，他有许多雄心壮志，当然，也有经济实力。”
约会定在巴黎的一个公寓里，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克洛德·贝兹。他和古埃库一样直率：“据说你是个不错的教练。这个我们将会看到……你将参加波尔多队，我们会给你提供很好的工作条件。我们给你三年时间训练一支能打入欧洲杯赛的球队。你将得到一份条件优厚的合同，你不用担心。怎么样？”
谈话持续不到一刻钟，我出来时喜忧参半。我欣赏克洛德·贝兹直来直去的办事作风，和他开门见山的说话方式，半带认真，半带煽动。我如约前往，俱乐部主席没有食言：我与波尔多队签的合同远比过去的那些合同条件优厚。
我在波尔多的执教生涯开场了。
它将是一段壮丽的经历。凭借我在里昂从来不曾享有的条件，我能够在任期内，充分实施我的训练原则，应用我的知识。
我在纪龙德省度过了八年，在这八个赛季里，波尔多俱乐部三次夺得法国联赛冠军（1984，1985，1987），从来没有掉出过前四名；两次夺得法国杯赛冠军（1986和1987）；连续八年获得欧洲三大杯赛参赛资格，遗憾的是，成绩最好的两次也只进入半决赛。只是在这些国际比赛中，我没有率领球队踢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我的内心很清楚，如果说球队能连续八个赛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这样的战绩，那是因为俱乐部成员在工作中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具有高度的职业素质。
其高效的运转机制的基础是作为教练的我和“老板”克洛德·贝兹之间关系密切，毫不含糊。
他不仅有很多优点，像历史后来证明的那样，而且没出最后那些岔子之前，我们相互间极其信任，配合默契，绝对严格遵守各自的权限划分。我们行动迅速，他听我说，我听他说，然后行动。没有浪费时间的空谈，只有协调一致的行动。
每年2月份，我向他介绍我对新赛季的计划，他一般都表示同意；有时，他会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但我知道应该怎么应付。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他有他的权限，我有我的职责。他仅仅希望我向他解释我的目标和行动，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令人不快的。
当我需要作出艰难重大的决策时，我常常通知我的俱乐部主席，从来没有先斩后奏。反过来，他也从不干涉我的工作。他从来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我指导训练时，有意坐到我身边。如果他在赛季中来观看两三次训练情况，这是最多的了，必定有重要的原因。他一来，士气必定高涨！
因此，我们之间是互相的尊重，绝对的尊重，任何一方都不去侵犯另一方的权益，不像经常见到的那些情形。
最初出现的问题是设施的问题。波尔多队在罗克维叶勒有一个训练基地，但是它没有一副大型职业俱乐部工作地点的模样。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育场，人们在那儿进行所有的体育项目，包括射击！我也一样，在罗克维叶勒，我什么都做，整理花草，推独轮车，还常常在淋浴时与冷水做斗争。
我厌倦了这种战斗，我去找克洛德·贝兹，他当即让我去市政府。我就这样认识了雅克一夏邦一德尔马，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希望波尔多能拥有一支强大的球队。他专心致志地倾听我的意见，随即毫不犹豫地保证：
“体育处听你们的指挥。”
于是，经过了许多考察研究，勒阿扬即将诞生了，或者不如说，就要复活了。它位于梅里涅克机场附近，是市政府管辖的产业。一看到那座城堡，我就有一种感觉，那是波尔多队未来的领地。我们开始占领那块地方，我们步步推进，直到赶走了那里的橄榄球员，在波尔多，那可不是件小事。工程开工了，我们不得不搬到一个暂时的栖身处，不过，我们住得依旧挺开心。
城堡被彻底地改头换面。更衣室是严格地按照我们的要求建造的，球场也经过重新翻修。我没有享受很长时间，但重要的是，这个阿基坦大区的俱乐部终于拥有了一个设施齐全、装备完善的基地，直到今日，它仍然是俱乐部理想的工作地点。
夏邦一德尔马真是一名运动员。他曾是一个不错的橄榄球员，同时也经常打网球，而且一直打到年龄不饶人才放弃。他到莱斯屈尔体育场观看比赛时，几乎每场赛后都要到更衣室来看望我们。
“我在你们这儿很开心。”他经常对我这样说，眼中闪耀着满意的光彩，就像一个站在一件漂亮玩具面前的小男孩。
我非常喜欢每次在球队赢得一场重要比赛后，他表扬队员们时说的一句话：
“今晚，你们团结得就像一只手的五个手指！”
我一直记得我们在1984年第一次夺得冠军时的情景，最后一晚，在雷恩，我们领先于摩纳哥队，赢得了胜利！
那天，我大吃一惊，因为夏邦一德尔马要求坐到场边的教练凳上，和我一同观看比赛。认识我的人都清楚：除了教练组成员和替补队员，我不能容忍任何其他人坐我的教练凳。但是怎么能拒绝给予夏邦这个特殊照顾？比赛中，他可安静了！一听到终场哨响，他满脸洋溢着无比自豪的神情，特别高兴。波尔多队，法国联赛冠军，他对这一天期待已久……他的心愿可能得到了满足，因为从此他再也没有向我要求坐到波尔多队的席位上来了。
我和助理教练贝尔纳·米歇尔纳的二重唱配合默契，能够经受住所有考验。我害怕那种官多兵少的墨西哥人的军队，他们为了削弱权力，逐级分权，结果弄得职权不清，谁也不知道什么事该由谁来管。我在波尔多队执教期间，贝尔纳一直是我的能干、忠诚和严厉的助手。他把对俱乐部的爱，对波尔多的爱和他生活的艺术融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主要因为受了波尔多美酒的滋养！
俱乐部，终于拥有了与自己的雄心壮志相称的设施装备，迅速地成长为一支具有特色的球队，网罗了一些优秀的有代表性的球员，如巴提斯顿，古莱斯，吉拉尔，拉孔布，蒂加纳，斯拜克，以及很多其他球员。在体育设施方面，我们这些职业球员，八年里不但从没有操心抱怨过，反而很心满意足，因为我们拥有优越的工作条件，胜利自然也就滚滚而来。
我的内心深处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未在八年后及时引退，因为我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这个需要。而且，我向克洛德·贝兹表明这个想法时，他也认为，我们已经合作了很长时间，也许，换一个教练，换一种训练管理方式，对大家来说会更好。
我们双方都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原则上决定分道扬镳。我坚信在同一俱乐部执教八年，是最大极限。时间一长，不可避免的，我的话，队员们不太当回事儿了。老队员对我已习以为常，而某些新队员又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波尔多队，每天训练都要自我审视，自我反思，仅仅因为教练的一声命令。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自己的信条“艰苦的训练等于轻松的比赛”。这与长期盛行的那些荒诞的理论是唱对角戏，它们认为，训练强度不应太大，有力应该使在刀刃上！
为什么避重就轻？或许我自身也出现了无意识的懈怠，难于自我更新，保持思维清晰，精力充沛。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鼓吹要出成绩，我也许麻木了。
因为我已经和亨利·比扬歇利具体接洽过，准备前往摩纳哥队，所以更可以轻松地说：“行了，我不干了。”另外，我和皇家马德里队也有联系。
但我怀疑俱乐部主席贝兹听到了我要离开的风声。他不能容忍我跳槽高就。此外，在人员聘用或组织上，我们的习惯做法是提前一年通知，我的突然辞职让他措手不及。简言之，我又按照他的意愿签了一份新合同。
这步棋走错了。我和俱乐部主席的关系迅速恶化。他自己改变了许多。他有些怪我计划离开他，我们的关系趋于破裂，几次不理想的比赛成绩，一个不利的境况，就该摊牌了。终于，在1989年2月13日，我被解去教练的职务。没有提醒，没有预先通知。大家都得到了消息，我还蒙在鼓里……
我尤其感到苦涩的是，这种行为方式完全不顾及我们过去的关系，是蛮横无理、背信弃义的做法。我不仅像一个无赖一样地被开除了，而且克洛德·贝兹顽固地拒绝支付我有权得到的解雇补偿金。我去请一向对团结推崇备至的夏邦一德尔马出面主持公正，但我只得到了一封预言式的信：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厌倦了，一切都破碎了……”
我想到休息一段日子。去旅行，为了驱散九个（至少是其中的八个）激动人心的，但也令人心力交瘁的赛季中积聚的压力。去发掘别的领域，发掘其他的兴趣爱好……
但这个计划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由于我和米歇尔·梅兹的一次接触而被放弃了。立即重新出山的渴望胜过了休息的欲望。于是，我在大夏天里到了蒙彼利埃，体验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酷热！我体会过圣艾蒂安夏季的大热天和波尔多8月的三伏天，不过这儿的热有点说不出的恐怖，增加了我适应的难度。
起初的工作倒还进展顺利。我和老相识米歇尔·梅兹一道着手招募球员，赛季也准备就绪。随后的一天晚上，当我路过波尔多时，从广播里听到蒙彼利埃队刚刚将斯特法内·帕伊和埃里克·坎通纳招至旗下的消息！难以置信，无法接受。
按照我一贯的工作方式，我不能想象俱乐部教练对招募球员一无所知，不管他们是怎样的出类拔萃。从原则上讲，这说不过去。
于是我打电话给梅兹，告诉他最好就此打住。如果他们想自己组建一支球队，他们做好了，但我不参加。
不久，路易·尼科兰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善良、开朗、粗犷的尼科兰主席狂热地爱着足球、球员和他的俱乐部。他带着他特有的热情向我解释这是一个误会，他希望我留下来
……那时，如果遵从自己真实的想法，我本应该拒绝。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我还没有学会怀疑动人的语言，我最终决定留任。
然而，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可能破碎了，也许，我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坚强勇敢地去面对前方的困难。
我想以朱里奥·凯撒和罗朗·布兰科为中轴，给球队构筑一个坚实的后防基础。但罗朗坚持认为他最适合的位置在中场，始终不答应，也许他在为以后入选国家队考虑呢。我们的观点分歧影响了球队里的气氛。
我们已经在着手加固后防力量，但1990年2月13日，我突然被解雇了……自在波尔多受排挤至此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这一次打击对我无啻于晴天霹雳。我必然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不怀疑我的工作能力，也不怀疑我的足球水平，我怀疑我的工作方式。它是否适合蒙彼利埃队的情况？在波尔多，我训练出一支高水平的拥有法国最好的球员的队伍。在新的关系中，在新的情况下，我知道重新自我定位吗？我作了一次彻底的自我反省！
一年中两次被罢免，对一个人来说太多了，尤其还是一个年近50，从事一项年轻人极易将“老”人淘汰出局的职业的人……我这一次决定不再匆忙行动，花点时间多想想。因为我妻子和我都很喜欢蒙彼利埃，我的两个孩子也在那儿读书。
我拒绝了来自法国和瑞士的一些建议。直到7月份米歇尔·普拉蒂尼打来电话，我才出山。我非常欣赏普拉蒂尼。首先，他是一个富有天分的球员，同时，还是个不受拘束。直来直去的人。另外，有一个时期，当我和克洛德·贝兹制定俱乐部长期发展计划时，我们曾认真地考虑过让普拉蒂尼来波尔多队结束他的足球生涯。后来，他穿上了绿色球衣，我们的关系就愈加密切了！
“我刚和一个朋友雅克·布莱金斯吉一起接手南锡俱乐部”，普拉蒂尼说，“球队的教练走了，需要你来接替。明天下午我们等你来训练。”
他几乎没容我回答……普拉蒂尼发出的邀请就像一个命令。于是，我仓促地收集了一堆报纸和杂志，准备第二天在去南锡的途中背下球队成员的姓名。从第一次训练起，我就直接称呼队员的名字，和他们有说有笑，仿佛我们认识了很长时间！
尤其是，我意识到在草坪上奔跑时，我又有了寄托。在几个小时里，我从被排斥、拒绝的状态过渡到前发了新的热情，渴望战斗，渴望证明一些东西。因为我在南锡受到了热烈欢迎，特别是为了让我尽快地适应俱乐部的工作和洛林地区的生活，俱乐部经理让—米歇尔·穆蒂埃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
我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如此拼命地工作过。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状态，不管做什么，都是激情洋溢。球队里有很多年轻人，看到他们在我的指导下一天天地进步，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乐趣。有点儿像我在里昂刚刚出道时的情形。
我们度过了一个艰难的赛季（没有办法），但最后的结果还不错，在与几个像马赛队一样的强队比赛中获胜后，没有被降级。
我本来愿意继续这份工作，但当我看到普拉蒂尼和布莱金斯吉在不明朗的局势下甩手不干了时，我不想再次陷入困难重重的甚至几乎注定混乱的未知世界中。我步他二人后尘，提交了辞呈。
我再次变成树枝上的一只鸟，在等待……但在等什么呢？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吗？
这一回，在南锡队重掌教鞭，尽管时间短暂，但却使我振作了精神，重新唤起我传业解惑的兴致。不过，我两年前就计划给自己放放假，休息一下，是否到了兑现的时候呢？那难道不是更合时宜，更必要吗？
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想干什么，一时无法作出决定，我没有再联络新的俱乐部。我开始四处旅行，在国内和国外观看了许多场比赛。不过，这一回，我的内心静如湖水，不带压力，不担负责任，完全将观看足球比赛当作一种娱乐，多么的惬意！我等到五十多岁才得到这种享受……
我去克莱尔方丹进修，并应热拉尔·乌里叶的要求组织一些集训，我在训练球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整整一年，我仍然住在南锡，但经常去巴黎或其他地方。1991—1992年这个赛季不仅让我稍稍喘了口气，更主要的是还让我从其他的角度接触了足球，既学到很多东西，又不是那么紧张，而且我正式作为国家队教练进入法国足协国家教练组。我的职责是：负责在不满17岁的年轻人中选拔国家队的球员，菲力普呗热鲁和詹姆·多扬协助我做这项工作；组织培训教练；担任观察员；等等。
我还是国家队主教练热拉尔·乌里叶的第一助手，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职位。热拉尔是在’92欧洲杯赛结束后接替米歇尔·普拉蒂尼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的。而我是作为法国足协观察员参加竞争第一助教的，当时的候选人还有雅克·德维斯姆。
法国国家队“老板”的助手，这个位置很特别。它使占据它的人能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进行观察，并和队员保持多样化的关系。面对一个对他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球员踢球时会更加自在，同时，他感到对方在倾听他的意见，有一种互相切磋的感觉。
既然是副手，就不是一个责任人。他什么都操心，多方位地为主教练和队员们服务，但没有决定权。当然，他应全力协助主教练工作，最主要的是要随时随地为后者献计献策。一旦该领导作出决策，他的选择就变成了整个教练组的意志，谁也不能再表示异议。助理教练们的绝对忠诚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和热拉尔·乌里叶合作，不但没有问题，甚至是很愉快，配合相当默契。他工作干劲冲天，能力超群。他的计划总是超前，每天都有无数个想法，他的大脑就是一部一刻不停的机器。我们性格相异，生长的环境也不同，但我们对工作的要求是相同的，尽管各自有各自的表达方式。和他一起工作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惟一的一个问题是，他睡得很少，他能在半夜2点像一阵龙卷风似地闯入你的房间，只为了告诉你他从刚刚看过的一盘带子中发现的问题。没办法，只能适应！
在热拉尔·乌里叶任国家队主教练时，我协助他工作了16个月。直到今天，我还不太知道如何评价那段日子，因为后面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出乎众人意料，违反常理的大事……
在竞争1994年世界杯参赛权的前七场比赛中，法国队积13分，失1分，但在自家的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进行的最后两场比赛中却败走麦城，而当时，只需将其中一场踢成平局，它就能获得去美国的门票！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那些爱嘲笑的人后来说这种超级灾难只会落在法国人的头上……
出了什么事？是我们掉以轻心了吗？是因为巴黎圣日尔曼队和马赛队当时称霸全国，影响了我们对国家队队员的选拔吗？是这样或那样的不吉利的声明破坏了球队的团结？是不是有些松懈？也许，各种因素都有一点儿。谁能肯定？
我们对以色列的两场比赛让众人吃惊，客场，在特拉维夫，以4：0战败以色列，主场却以1：2的比分输给对方，这个打击已经不小。但是令人吃惊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对于法国—保加利亚的比赛，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做好准备将比分锁定在1：1，必须也只需这么做，结果在比赛结束前35秒，我们把出线权拱手送给了保加利亚。
在终场哨响前一分钟，我们正站在右边保加利亚的阵营中，热拉尔对我说：
“去告诉他们比赛结束了，悠着点儿踢，别太冒险！”
我急忙去传递这个信息，但比赛结束时的传统安全线就挨着教练凳，使我无法通过。
我从后面绕了一圈到达球场边的时间，保加利亚队发起了反攻，球停在了拉玛的网底。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王子公园体育场内有如教堂一般肃静，我双手捂着脸，像一座雕像一样，僵在原地，昏昏沉沉的，马上就要瘫倒在地上。
那是我所见过的最艰难，最残酷，最不真实的一个足球之夜。
但这个无法抹去的创伤，在我身上唤起了一种冷静的愤怒，像是一种无声的强烈的力量，使我毫不妥协地作出许多选择……直到1998年的7月12日。
我当时是多么的幸福！直到今天，我依然深深地爱着它，我的故乡！尽管我并不经常回去，尽管受城乡人口流动和失业等问题的困扰，我年轻时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如今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就是在那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在福雷兹山脉绵延起伏的悬崖峭壁间，我学到了许多人生真正的价值观念——那些引导我一生的价值观念。
我的根就在那儿，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永远铭记这个事实。1941年11月27日，我出生在克洛迪斯·雅凯的家中。他是一个身体强壮、外表威严的男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无可争辩的威信。我的母亲出嫁前叫贝内迪克特·多里埃，她和我父亲一起在村委会附近开了一家肉铺，旁边是特里安塔菲罗斯家的食品杂货店，他们家的一个儿于伊夫后来也步我后尘成为圣艾蒂安队的一名绿衣战士。
当年的萨伊苏库藏村拥有1500人口和数个生机勃勃的工厂，可惜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充满活力了！其中包括两家冶金厂，一家纺织厂，一家锯木厂，还有萨伊村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支柱库藏布洛矿泉水厂。我还记得许多运水的卡车一字排开，长达几百米，在成箱的矿泉水装满车厢前要等待数个小时。现在，在村长西蒙纳·达瓦尔和我的朋友罗歇·杜费的推动下，萨伊村正试图走出困境，一往无前地、艰难地找回昔日的活力。
铺子里的活太忙，所以我的父母也像当时许多生意人一样，请了一个保姆，维亚尔太太，她有一个儿子叫杰吉，和我同岁。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亲如兄弟，他一直是我最好的伙伴。维亚尔太太早上来铺子接我，晚上铺子打烊时又把我送回来。
肉铺就位于街道旁，现在已改建成住房。传统的门脸，外墙上贴着小块四方的白色陶砖，并镶嵌着一些图案和几条纵横交错的红道。在我这个孩子眼中，那些红色和白色的墙砖有一种长久的魅力，因为父亲不太喜欢我在店里蹭来路去，所以我有许多时间去观赏那面墙。没有人喜欢在肉案间穿来穿去。
那间肉铺外观漂亮大方，而且我的父母时刻注意将它拾掇得干干净净，无可挑剔。天天都要用大量的水冲洗，每晚，父亲都会一丝不苟地刮那张他在上面剁肉的大砧板，哪怕是一点点的痕迹，也不放过。
我喜欢和他一起呆在铺子后面的那间“工作室”里，他在那儿调拌肉馅，清洗肠衣。住房在隔壁，楼上是卧室，店里的伙计洛罗、梅诺和安托尼住在最高一层，与风干的香肠、火腿为伴。
我父亲每天清晨5点起床，有时4点就起来了，而等我长到能给家里帮忙的年纪时，我最高兴也最自豪的便是在星期四早上，耳朵藏在竖起的羊皮上衣领子里，和他一起开着那辆雷诺JUVA4型轿车去博安旭利尼翁的牲畜市场。他在那儿买一头母牛，一头仔牛，有时还买几头牝牛，放在后面的拖车上，然后直奔萨伊的屠宰场，当即将牲畜宰了。
头几次，真恐怖！先用绳子绑住两只牛角，然后将牛牵到固定在地上的一个圆环边，将绳子系在环上，使牛头弯向地面，接着，我父亲或一个伙计抡起大榔头，一种用钉子固定的铁锤，霍地一声，牛头落地！等将牛血放光，牛就彻底死了。父亲便开始去毛、去内脏和分割的工序。
每天下午，由我清洗牛下水。一件苦差使！说到清洗牛下水，就感觉双手在粪便里搅和。不管刮风下雨落冰雹，都必须在河边，一叶一叶地用大水冲洗。为了可以早点去踢球，伙伴们常常过来帮我。但绝对不能敷衍了事或者还没弄干净利落就溜了！工作是神圣的，万事以工作为先。我很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而且从来也没有忘记。
最初看杀猪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牲畜发出凄厉可怕的叫声，就像是对等待它的命运有意识似的。它听上去像在哭，在喊救命！猪一出血，应立即挤出来，迅速让它凝成血豆腐。然后，还要去毛。先把咽了气的猪安置在一张像担架一样的木板上，然后用烧红的铁块烫去那些细小的茸毛。
这是屠夫职业暴力血腥的一面。幸好也有一些诗情画意的地方，比如说，当我父亲放牧的时候：他会把买来的母牛养起来，让它们先吃一段时间草再杀掉。我家在圣福瓦一圣叙尔皮斯向内布尔伯爵租了一片宽阔的牧场。我们时不时无比自豪地骑着一匹白色骏马，领着他在博安或蒙布里松买的牧群（有时有15到20只牲畜）去那片丰美的牧场吃草。
我父亲驾着他那辆雷诺在前面开路，我和小伙伴杰吉垫后，一只狗担任保卫。父亲常常在危险的路口停下来等我们，以确保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为了寻开心，拼命地抽打牧群，使得前面的牲畜没命地四下狂奔，我们却无法再控制局面……结果是招来一顿痛揍！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这样喜欢上了跑步——还谈不上训练——但儿时的我总是在运动。一有空，我们就去牧场放牧，去林间采蘑菇，从不知道疲劳为何物。甚至愿意一直玩到满天星斗，就睡在我们不知疲倦地搭起的棚屋中，但是家长们不会同意我们这么干……
可以肯定，正是那些年的经历使我对四季变换的自然风光，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一直格外痴迷。陪父亲去农民家买牲畜时，我发现了一个热情好客的世界。主人总是敞开大门，不论什么时候，都会邀你进去坐一坐，尝一口他们自己酿的葡萄酒，吃一个早上刚煎好的蛋卷；或是共进午餐，尝一块下午的茶点，喝一日晚饭的汤。
暑假时，我去了在阿耶的一个表兄家。当打谷机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收割稻谷的时候，我度过了一些难忘的时刻：邻居之间你帮我，我帮你，就像一家人一样，而且还会举办一个又一个盛大的丰收宴，席上摆着大得惊人的馅饼和当地产的火腿，这些东西，现在都见不到了。
我亲身体验了一个农民对他饲养的牲畜的深厚感情，当他用语言和它们交流时，当他亲切地呼唤那些奶牛“贝尔旺什”，“卢吉娜”，“米尼娜”时，都流露出这种真挚的情感……
当我10岁时，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其中一员，会有自己的奶牛和猪。还会有一小块葡萄园，像我父亲的那样。而且，用自己种的葡萄酿酒，再请来邻居和朋友们，一块儿饮酒庆祝。继承父业，我还真没有想过，不过，当我陪父亲一起去集市上，听见不知道我名字的人用“克洛迪斯的儿子”指代我时，我还是很自豪的。在我的小脑瓜里，那可是一种极大的恭维！
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克洛迪斯的儿子”进了世俗小学。山上是男校，山下是女校，那个年代，男女是不同校的。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当然，我在校的那六年中，学校里有的是比我出色的学生。我一直读到小学毕业，有两个老师先后教过我，儒尔当先生和里维埃先生。
啊，里维埃先生！他用自己的人格力量使教师这个职业在众人眼中变得无比高尚。他和神父同为村里的要人。他受到全体村民的尊敬，没有人不尊重他的意见。他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对于我们这些调皮鬼来说，他的工作是对家庭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
当我们没有完成功课时，晚上就会被留校，里维埃先生给我们布置了作业就出去打理他的花园。他时不时地进来看看我们的进度，没有完成作业就别想回家。家长们对我们的迟迟不归毫不担心：如果我们没有按时回家，一定是被里维埃先生留校了，而且必定有充分的理由。
当我父亲提起“老师先生”时，总是带着一种绝对尊敬的、近乎崇敬的口吻。
在那个时代，乡村教师认识村里所有的家庭，对各个学生的家庭状况了如指掌。哪个学生遇到什么问题，即使是很麻烦、很困难的事，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出面与学生父母交涉。
我怎能不喜欢他？是他带领我们踢足球——因为他还是村足球俱乐部的领导；是他允许我们在一面墙上画一个球门，再将另一个球门画在对面的厕所门上——为了我们课间休息时在校园里进行的小型而激烈的比赛；是他在最后一年，也就是小学毕业那年，送给我一件我年轻时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之一：一个崭新的充足了气的足球。有一天走进教室时，我看见它摆在我的座位上。
他了解，全班同学里，数我对足球最痴迷。这是他对我表示支持的一个方式。当然，全班同学都可以踢这只球，不过，它平时被收在我的课桌里，我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待遇！
毕业考试是在圣乔治一苏库藏镇进行的。那天，里维埃先生，又是他，让我搭他的车去考试。我记得算术考试时，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我们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四则运算，而老师一发出时间到了的信号，就必须把铅笔举在空中，表示我们没有再碰试卷了。这一幕，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铭记在心……比其他考试记得都清楚。
足球在我的眼中已经是最重要的了！
萨伊苏库藏村的居民天生热爱足球。代代相传，孩子一落地，就是个足球运动员。没有一个男孩例外！在学校，跟着里维埃先生一起踢球；离校后，自然而然就参加了萨伊苏库藏队，卢瓦尔省的一个俱乐部。1958—1960年是该俱乐部的辉煌岁月：1958年，它首次夺得卢瓦尔杯赛冠军，下一个赛季再次闯入决赛，并且当年还获得省甲级赛冠军，1960年夺得晋级赛冠军。
身穿桔黄色球衣的萨伊队在卢瓦尔省家喻户晓，每星期的头几天，各个球队的比赛成绩是体育酒吧里的惟一话题。
要想了解足球在50年代的萨伊苏库藏村意味着什么，就必须知道这个卢瓦尔省的小乡村为法国足球培养了至少五名职业球员，他们是：特里安塔菲罗斯兄弟让和伊夫、米歇尔·拉蒂埃、约瑟·佩勒蒂埃和我。还不算我的伙伴科特兄弟米歇尔和贝尔纳、雷蒙·杜里斯、米歇尔·乌泽，以及另外几个我忘了名字的人，他们完全是当职业球员的料，假如他们能够或者愿意选择这条道路的话。
因此，全村人都是村足球队的铁杆球迷，与队员共同面对各种挑战。在与萨伊博安队或者萨伊昂德雷济约队比赛时，双方球迷常常会情绪沸腾，形成两军对峙的场面，已经超出了足球比赛的范围。那时，人们不像现在这样老是谈论”压力”，赛场的气氛轻松许多，尤其是节日的色彩更浓厚：比赛的失利从来不会影响队员的兴致，盛大的庆典照常进行，而且一直持续到深夜。
当我作为拔尖的年轻球员被选入第一梯队时，我亲身体验了队员间这种团结融洽的关系，不过这一点，我从一开始踢球就感觉到了。应该说，学校的里维埃先生和俱乐部的勒奈斯先生是两位出色的足球“教练”。他们并没有执教证书，但这绝不影响他们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
勒奈斯，正式姓名为琼尼·贝尔特，是村里的鞋匠。他的铺子有一扇窗户正对村里的干道，铺子后面是一个滚球场。滚球是另一种当地人酷爱的体育项目。一百多个足球爱好者坐在这扇窗下高谈阔论，主要是谈论足球，也谈一些其他的话题。暖和的季节里，他会在那儿举办一个固定论坛，为众人提供一个指点江山的空间。
勒奈斯通今博古，无所不知。他能将每一个问题分析得透彻明了，让我们心悦诚服。他的讲解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谦虚而自信，能打消听者心中所有的疑云，于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
我在球场上的第一个位置是守门员。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也许那时我就已经有了想控制局面，从后路组织进攻的癖好……但是一旦我们比分落后了，我就会借助进攻，鼓起全队士气，在返回我的球门前还可能踢进几个球！
我和我的伙伴们，杰吉·维亚尔，马里于斯·雅克蒙，皮埃罗·达瓦尔，安德烈·波瓦尔，吕西安·福雷……我们踢球还停留在业余爱好的阶段。但是，足球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只要去做与踢球有关的事，没有什么能让我打退堂鼓。足球就是我的动力燃料！我没有想过放弃。然而，在我成为职业球员之前，还发生了许多事情……
第一个”打击”发生在我13岁那年。由于染上了急慢性肺炎，我父亲不得不放弃工作，将内铺卖给了一个伙计。我的父母搬到了博安旭利尼翁我母亲的娘家去住。我的外祖父母在那儿经营着一家规模很大的咖啡店“汽车驿站”。所有从圣艾蒂安、梯也尔或者蒙比里松过来的长途车都会在那儿稍作停留，将车上的包裹卸到咖啡店里，等待装上另一辆车。我母亲从此就担负起卸车装车的任务，总是大清早起床，一直忙到店里打烊。
我留在萨伊，寄住在姑姑法朗西娜家里。我还有一年才小学毕业，大家，首先是我自己，一致认为我最好留在里维埃先生的班里。
一年后，揣着毕业证，我去博安与父母会合，去修读初中一年级的艰涩的课程。我对那些课程厌恶至极，这是我惟一的感觉。因为里维埃先生的缘故，我在小学时，学习积极性很高，一直坚持读到拿上毕业文凭，但一进初中，我就表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厌学情绪，可以说，读小学和读中学时的学习积极性是成反比的。一心只想着大自然，牧群……和足球。啊，踢球！这方面倒是没有任何问题！我还继续在萨伊苏库藏队踢球，可以定期在球队见到我的伙伴们和勒奈斯。如果有记录的话，每一回，我都是进球最多的！
该来的终于来了，小学毕业后，我面临着和大多数同龄男孩一样的命运。我父亲丝毫没有让它耽搁：
“你不想读书？行，去当学徒吧，去学门手艺！”
说干就干。
收银台内外的几次讨论中，顾客们向我母亲提出了一大堆好建议，使我差一点就去了国家铁路公司下属的一所学校。不过梯也尔见习中心良好的声誉终于占了上风，这样，自1956年10月1日起，我进了冶金专业学习。
第一年学习，什么东西都接触一点，挫刀，车床，铣床，但就像在博安读初中一年级时一样，这些机器也激起不了我多少热情和兴趣。我感觉在受折磨，因为我十分清楚自己对此毫不感冒，成绩也是惨不忍睹。足球就是我的救生圈。
当只得了7分的成绩时，星期六就会被留校。也就是说，星期天别想回萨伊苏库藏……我到梯也尔的最初两周，两次被留校。一旦我意识到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成绩，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时，我立即作出反应。我的成绩直线上升：从第14名到第8名，很快又到第5名，后来一直保持名列前茅。1957—1958学年，平均分14分，在62个人中排名第二。第二年，各科功课均名列榜首。我成了铣床的主人。我很喜欢这个机器，因为需要进行精确的计算，我喜欢算术。
随后，毕业考试时，我受到了一个沉重打击：我的零件飞了出去。老师痛惜不已，因为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动作快，质量高，但这一回，急于求成的心理使我的考试全砸了。老师深表同情，跑到废品车旁，从里面拿来一块废铁。
“快点，你也许还有时间重新开始。”
但太晚了，我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零件的加工了。我被刷了下来。没有拿到专业技能合格证书！
幸好，我一向成绩不错，中心又有良好的声誉，加之用人单位很多，人人都不愁没饭吃。所以，我在圣沙蒙找到一份活儿，在海军炼钢厂，后来的克梭一卢瓦尔厂，条件是作为社会人员参加专业技能考试。下一年，我拿到了合格证。
我从来没有那么疯狂地踢过球！在梯也尔学习期间，每周四下午，我和见习中心球队参加校际冠军争夺赛。在德勒皮诺、奥贝尔、德鲁亚和古多伯等一些出色的球员的共同努力下，球队于1958年夺得学区青年组冠军。周日，我又换上萨伊苏库藏队的桔黄色球衣。周六下午返回家乡的麻烦被中心的一位老师卢舒兹解决了。他是位于弗尔的蓬散克莱裴厂的领导，他回去时顺便把我送到萨伊。
到圣沙蒙工作后，我周末便改乘长途汽车回萨伊苏库藏踢球了。但是这样的来回奔波只持续了一年。因为不久一件大事将改变我的生活：1959—1960赛季结束时，我离开了萨伊苏库藏队，而加盟圣艾蒂安队！
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直到今天，我对那段时光依然十分留恋。那时，赛后，不管输了赢了，我们的车总会在途中停下来，让大家吃点快餐，每个人都快活地哼着自己的小曲。那具有浓厚的节日色彩的乡村足球，猛然间，结束了。再见了，周日夜晚的狂欢舞会。那时，我们常常载歌载舞到打烊时分，哪怕星期一早上还来不及换衣服就得匆匆赶去上班……
20岁以前的踢球生活给我留下了一种巨大的与众人共享的幸福感觉。大家因为同一种激情走到了一起，生活过得无忧无虑，或许有些少年不知愁滋味，但也充分享受了队员间那种无与伦比的融洽关系。这种关系在我们坐着大客车进行乡间旅行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我相信在私人轿车取代了大客车的今天，乡村足球失去了它最珍贵的一张王牌！
一切都结束了，如果我冒昧地说一句，全怪圣艾蒂安队的球员招募负责人，某个叫埃芒德的人。谦虚地讲，年轻的我在卢瓦尔省内已经小有名气，甚至里昂足球协会（后来的罗纳—阿尔卑斯足球协会）也知道我。埃芒德说服了我去绿衣球队碰碰运气。
实际上，这个卢瓦尔省的大俱乐部对我感兴趣，并不是头一回。但前面那些选拔者在考察了我的场上表现后，对我的能力表示极大的怀疑。最早对我发生兴趣的是皮埃尔·加洛奈（他为圣艾蒂安队挑选了一大批赋有天分的球员）和该俱乐部过去的国际级守门员克洛德·亚伯。
加盟圣艾蒂安队并未使我就此变为职业球员。在那个时代，从一个小俱乐部的业余球员变成一个大俱乐部的职业球员的现象极其少见。最初的阶段，球员只是签一个类似“职业俱乐部的业余球员”的协议，如果场上发挥出色，一切进展顺利，俱乐部才会提议签一个正式的合同……根据此合同，你将效力该俱乐部直到挂靴。有期限的合同直到1969年才出现，它极大地维护了球员的利益，使球员重新找回了被剥夺太久的自由和尊严。
不管怎么说，我在圣沙蒙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样讲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像炼钢厂的许多单身职工一样，我也在当地寻找住房，我的房东后来……竟然成了我的岳母！我的妻子马蒂娜当时只有十几岁，我们是1970年结的婚。我还记得当时每天晚上我和她们全家共进晚餐，开饭前，我总是先帮她完成她的家庭作业。
同样是在圣沙蒙，我于1959年6月进了那家规模庞大的机器嗡嗡作响的工厂，成为该厂第4917号职工。我发现了一个别有洞天的工人的世界，一下子就被他们的纯朴爽直和团结友爱迷住了。一个不同于我生活了14年的乡村的另一个空间，但给我同样真实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同样彼此尊重。
从此，我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遵照规定的作息时间来安排生活起居。在这个新环境里，没有嫉妒，没有斤斤计较，男人和女人友好相处，时刻准备着伸出援助之手，每个人都希望看见旁边的工友顺利地完成任务。一群纯朴真诚的，对生活没有过分奢望的，但过得很快活，沐浴在友爱之中的人。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罗歇·贝尔纳，他是我被分配去的工具车间里最好的工人。该车间因为给其他车间提供零件而跻身高贵之列。
我进圣艾蒂安队踢球伊始，立即就碰上了几乎是无法调和的时间矛盾。当我上早班（凌晨4点至中午12点）时，就不可能参加训练，当我上中班（中午12点至晚上10点）时，就难以从若弗鲁瓦一吉夏尔体育场赶回来接班……
车间主任很高兴看到在自己的车间里有一名球员，而且还是绿衣球队的成员。于是，征得他的同意后，罗歇包揽了所有的早班。当我中午没有及时从训练地点赶回来时，他甚至还偷偷地替我点名，帮我当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没必要一一列举。
谢谢，罗歇，谢谢你在那些年里，在我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球员一样，费尽心思去协调工作与踢球间的冲突的年月里，对我的帮助。谢谢你，在我失败后给我的机器缠上黑色饰带，而在我获胜后又将它装扮得格外美丽，让我在车间里度过了那么多充满友爱的时刻。
每天中午，从若弗鲁瓦一吉夏尔回来，我都是手忙脚乱！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去买一个三明治，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穿过一个又一个的车间，等匆匆换上工作服，奔到机器旁时，常常已是气喘吁吁。
但是，往来奔波于露天的球场和拥有五千多职工的人头攒动的工厂之间，体验一份紧张火热的生活，是多么的开心！而且，在这两个环境中，我都感到活得很自在。
我没来得及去深入地体会这种双重生活的魅力：1961年6月，我应征入伍。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还在继续，我已经看见年满20的自己为了“平定战乱”，奔赴奥雷斯山①。我被分到第二十二阿尔卑斯山地步兵营，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等待着穿过地中海，奔赴阿尔及尔或者君士坦丁。但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们正列队站在军营的院子里，接受新来的营长的检阅，这时，我听见一声不容抗拒的命令：
①在阿尔及利亚境内。
“雅凯，出列！”
我走出队伍。营长当着众人的面问道：
“雅凯，你是一名高级运动员？”
“哦，不，不能这么说……”
曾有人向我建议不要过分暴露自己。
“是，没错，我认得你。你在圣艾蒂安队踢球。我就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使这些家伙进入状态。你给我组建一个足球队，一个篮球队，我需要一些出色的柔道运动员……你不用去阿尔及利亚，你就留在这里。干活去吧！”
看，我的教练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每天上午，都是高强度、大规模的体育训练。足球训练颇有成效，我们在马赛夺得了大区冠军。
服兵役期间，我本可以去尼斯队踢球，但圣艾蒂安队表示反对，而它的允许又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来军营找我的科克祖·费里只有空手而归。但是因为太渴望重新参加比赛，我在一家不错的业余球队，尼斯邮电队，获得了参赛资格。在那儿，我不但遇到了一位优秀的领导，杜朗先生（他和他的夫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碰上了另一位出色的教练，勒内·乔达诺。服役期满，他们建议我留在俱乐部里，并用参加各种可以为我的足球生涯锦上添花的比赛来引诱我，但是，尽管我们关系不错，我一分钟也没有耽搁！我希望回到圣艾蒂安队。
1963年3月，我重拾铣工—球员的双重生活。但是，我为此筋疲力竭，于是，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9月，我必须作出选择了。毫无疑问，我选择了足球。首先，因为我明显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职业球员的素质。其次，因为服役归来，我发现俱乐部换了一个主席，罗歇·罗什，尽管当时沦落为乙级队的俱乐部前途一片黯淡，他依然显得雄心勃勃。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因为，我在圣艾蒂安队撞出了生命中的“足球火花”：我遇上了让—斯奈拉。
我自以为对足球的狂热已经深深植根于体内，但从斯奈拉的身上，我发现了一个彻头彻尾地沉浸在足球世界里的人，他使我意识到足球不仅是一种业余爱好，不仅是一个可以让你和伙伴们一起出去兜风，可以带来节日般喜庆的运动，世上还存在一种对足球的毫无条件的真正的爱，它能使你不顾一切地去踢球，而不需任何回报。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懂得认真、严格、苛刻以及职业道德在足球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斯奈拉教会了我一切。踢球要全力以赴，讲求实效；还要加强体格锻炼，严格饮食习惯，注意体能恢复。和他在一起，没有顺其自然、听之任之的时候。
因为斯奈拉的功劳，在工作方法上，圣艾蒂安队比国内所有其他的俱乐部至少领先十年。一切都安排得周到细致，井井有条，只为了给球员提供一个最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球场上去。
我们把手揣在口袋里就直接去体育场了。更衣室里，一切都准备就绪，训练的器械已经摆好在长凳上，只有球鞋需要我们操心。每人有一格柜子，可以放防滑球鞋和一些个人物品，但我们无权将柜子锁上。让—斯奈拉会时不时地巡视一圈，检查一下我们的柜子，如果他认为整理不到位，或是球鞋不干净，没有好好保养，他就把柜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摔到地上或扔进垃圾桶里。
这是一所真正的教育足球运动员怎样生活和踢球的学校。教会球员珍惜物品，爱岗敬业，尊重他人。
赛季之初，每个人都会分到一个号码，我们的所有衣物上都印有这个编号（我是20号，20一直都是我的幸运号码）：训练服，便装，浴衣，拖鞋……严禁光脚进浴室！如果有人赤脚去浴室被斯奈拉撞上，他会让他半道折回去。
球场是神圣的。应该让它一直保持无可挑剔的状态，于是我们好几次奉命除去场上的杂草。至于更衣室，情况更糟：斯奈拉认为那是他的领地，他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未经他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我曾目睹罗歇·罗什被赶出来，因为他没敲门就进去了！
我在指挥国家队参加本次世界杯比赛过程中，从斯奈拉那里借鉴了许多经验，特别是他的遣兵布阵原则，我一直沿用至今。
他的理论核心是尊重集体，尊重集体协作。球场，是我们的球场，更衣室，是我们的更衣室，别人不能碰，不能进入。我们用的语言是足球运动员的专用语言，外面的人无法理解。直至今天，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组织一支真正的球队，使队员一心扑在踢球上，在亲密无间的氛围中，默契配合，发挥出球队的最佳水平。
斯奈拉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下达命令时，从来不会提高嗓门，总是一副不紧不慢、心平气和的神态。队员们对他和他的工作方式已经非常熟悉，所以他一开口，只需简单的几个字或几句话，大家就能明白该干什么。他的所有建议和要求都是为维护球员和球队的利益着想，因此，他的命令总是被无条件地执行。
一天，就在我球员生涯伊始，我遇到一件倒霉事：一次特别艰苦的训练之后，我低声对同伴米托拉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快累得挺尸了。”这句话甚至有点不太文雅……正巧路过的斯奈拉听见这句我永远都不该说出的话，当我准备离开更衣室时，他不加任何解释地甩给我一句话：
“3点钟，到球场上来。”
在往常下午休息的时间，我去了球场，与另两位受罚者一起，赤膊光脚，踢了两小时球。两个小时里，他只问过我一句话：
“累吗？”
“不，不，先生，一点也不累……”
让—斯奈拉说话很含蓄。常常是寥寥数语，却有强大的冲击力，有时必须破译才能明白。比如有一天，我在运动短裤上发现的这句评语“有些脏，实在太脏……”我问自己他想借此表达什么。后来我明白了。他只是想暗示，我总是像一个疯子般地铲球，十次有九次摔倒在地上，短裤上弄得污迹斑斑，应该停止……换句话说，一个倒在地上的球员，是一个被淘汰的球员。足球运动员是站着的！
让—斯奈拉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我对踢球和执教的所有或几乎所有认识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另一个人后来又补充了我的认识，同样教会我许多东西：这就是阿尔贝·巴德，斯奈拉在圣艾蒂安队的继任者。
巴德是一个语言的魔术师。我从未见过一个谈起足球那样绘声绘色、驾轻就熟的人。他的第一次讲话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我感觉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完全被他的演说征服了，就像被一段飘入耳中的美妙动听的音乐迷住了一样。
为了自我介绍，也为了被众人接纳，他构筑了一幅宏大的画面，上面绘着他排兵布阵的原则，他经历的重大时刻，他熟悉的著名球员。我们听着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就像在听一个童话故事。显而易见，巴德和斯奈拉对足球怀有同样狂热的爱，但两人传递的方式不同，前者是用言传，后者是靠身教。
阿尔贝·巴德十分明智，走马上任后，对前任建立起的王国未做任何变更。运转机制已建立完备，他无需再去改变什么。但他带来了别的东西，他丰富的经验，他一贯热衷的对话。和斯奈拉一样，他也做到了将信息传递给队员，并能获得全队一致拥护，只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而已。
对于我这样一个只熟悉乡村和工厂，很少听到如此精彩的演讲的人来说，巴德无疑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证明了一个人的语言可以既优美动听又清楚明白。因为如果他只是在赏玩文字，他就不可能在那么长时间里吸引住我们。不，他的演讲有的放矢，内容明确清晰，与我们的职业和担心直接相关。我们总是能感觉出这一点，甚至在他谈起过去在朗斯队或1958年在国家队的那些经历时。
圣艾蒂安队能聘到斯奈拉和巴德这样有能力、高水平的教练，使俱乐部能经得起各种考验，并成为法国足球史上战绩最辉煌的球队之一，这一切均应归功于俱乐部主席罗歇·罗什的声望。罗歇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主席，他希望在足球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年轻时在矿上做工，后来投身于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行业，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他给人的感觉有些暴躁，几乎显得很粗鲁，不过，他就是这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即使生气训人的时候，他也能让对方感到他的关爱。如果他大发雷霆，一定是事出有因，不是为了俱乐部的发展，就是为了球队能赢球。
与某些俱乐部领导不同，罗歇·罗什有一个优点：他绝对信任他的教练，对于他们的要求，他能迅速满足。他的做法开了业内先河，今日，有目共睹，俱乐部主席和球队教练间的密切配合对于球队获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在各自职权明确划分，双方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俱乐部主席和球队教练的合作才可能是和谐而高效的。
70年代末，也许是为胜利而陶醉，也许因为个人事业出现困难，他明显地远离了他长期热情追随的道路，这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球队的损失。但他的悄然引退不应该使我们忘记这个叼着烟杆的伟大的缔造者，他应该在法国足球的伟大领导者的先贤祠中占据一席之地。
至于我，他使我得以作为职业球员在球场上尽情发挥。我由圣艾蒂安队在萨伊苏库藏的球迷变成一名绿衣球员，并在该队度过了12个难忘的春秋，五次夺得法国联赛冠军，两次夺得法国杯赛冠军，两次入选国家队。
那两次入选国家队，一方面有自身条件的原因，我是一个不错的前卫，仅此而已，我不觉得自己有多能耐；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球队涌现出了卡尔纽斯、波斯吉埃、贝雷塔、埃尔宾、米托拉基和埃尔维·勒韦利等一批优秀球员，掀起了一阵圣艾蒂安热潮。
我说自己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球员，并不是故作姿态或者假装谦虚。我具有感染力，号召力，这对球队是有用的，我工作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但我不像后卫波斯吉埃那样光芒四射，也不像前锋贝雷塔那样引人瞩目。好吧，就算是不错的球员吧，如果你们坚持这样说的话，但要说是伟大的球员，肯定不是。证据在此，作为国家队教练的雅凯很可能不会将作为球员的雅凯保留在征战世界杯的队员名单里！
但是我因此而更为自己骄傲：由于勤奋努力的训练，由于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在足球上取得了今天的成绩……一个不被我父亲看好的职业。
当斯奈拉催促我在圣沙蒙的铣工和圣艾蒂安队的球员中（二者已不可能兼顾）作出最后选择时，我向父亲征求意见，他反问我：
“足球运动员，这不是一个职业！而且，一个球员，他能挣到什么？”
“挣不到什么东西。”我不得不这样回答他，最后，我只好不顾父亲的反对，独自作出决定。直到我第一次入选国家队，很少改变看法的父亲才表示我的选择或许是对的。不过，我怀疑他更在乎的是《马赛曲》和印着公鸡的球衣——他爱国的一面——而不是他儿子的成绩……
我最好的几个哥们都是在圣艾蒂安队，一个60年代叱咤法国足坛的球队里认识的。罗朗·米托拉基，乔治·贝雷塔，乔治·卡尔纽斯，贝尔纳·波斯吉埃。他们是一些真正的朋友，我们是一起驰骋沙场的战友！
许多年中，在外出比赛时，我都和乔治·卡尔纽斯同住一屋。他是一个安静的男孩，情绪总是特别饱满，和他在一起，让我感到心绪安宁，一切都胸有成竹，井井有条……一个细致的高个男孩。和贝尔纳·波斯吉埃在一起时，他常常给我们分析过去打输的比赛，讨论一直进行到深夜。当时，球队输球的时候并不多，但自从波波斯①带着他特有的口音，用他的方式改写历史之后，我们最不济时也能打个平局。那么，胜利也就不远了……
①波斯吉埃的昵称。
不要忘了，圣艾蒂安队的象征——富有传奇色彩的若弗鲁瓦一吉夏尔体育场，闻名的“绿色熔炉”！内行的观众一方面对球队抱有很高期望，十分挑剔，另一方面，又绝不能容忍别人嘘笑自己的绿衣队。作为球迷们的代表，圣艾蒂安队也是一个热情团结的集体。我们很高兴一起在球场拼杀；球场之外，我们同样乐意呆在一起，带着妻子，互相串门，一道进餐。一个集体如果不建立、维持这样一种和谐温馨的气氛，就几乎不可能有所成就。我在圣艾蒂安队时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将它带到了波尔多队，以及本届世界杯的国家队。这一回，妻子们更是与法国队形影相随。
火车旅行以及后来普及的飞机旅行为这种融洽的气氛提供了生长发育的土壤。从圣艾蒂安到波尔多，我们要花去近八个钟头。赛后，我们乘夜班火车返回。漫长的旅途不会让人感到寂寞无聊，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打塔罗纸牌①。
①有78张，比一般纸牌长，主要供占卜用。
说到我，对玩牌并不热衷，但在那个年代，一个职业球员不会玩牌，简直无法想象。所以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我必须学会打牌，不过我有意使自己尽可能不被邀请。我常常是第一个被换下场的队员……每次都是刚刚让人痛骂不够用心时就被人替下。真正的塔罗牌迷都计算出过了哪些牌，哪种花色还剩下什么牌，都清清楚楚，我可真没有那种本事！
我喜欢一个人坐在边上读书。那时，我真读了不少书，先是小说，很快又迷上了历史书籍。是我外公让我对历史发生了兴趣。外公是一个非同凡响的老头，我和他有许多共同语言，比和我父母还亲，后者给我的印象是不论在萨伊的肉铺，还是在博安的咖啡店，一天从早到晚，总是在干活。我从不知道和父母一起度假是怎么一回事。
双腿瘫痪的外公艾蒂安·多里埃呆在博安汽车咖啡店对面的家中，感觉度日如年。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一从梯也尔见习中心回来，三口两口吞下母亲为我准备的一大个奶酪猪肉三明治，就溜去看外公。
我先给他刮胡子。除了我，他不让别人碰他的胡子，比如说，如果哪个星期六我偶尔没回来，因为我被留校了，他就会两周不刮胡子。
然后，我给他念武侠小说。他最爱听达达尼昂①的故事。我们还一起听广播，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评点新闻，他的评论经常是很滑稽的。最让我伤心的时候，是当他谈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时，他躲在战壕里，又冷又怕，饥饿难耐，只能填一点点米饭……就着老鼠肉。
①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自那些年起，我对历史的热情始终没有减弱，两次世界大战间和抵抗运动期间的历史一直令我着迷。
一次严重受伤后，我不得不离开圣艾蒂安队，离开球场，一去就是将近两年。两年没有踢球！对于一个视足球为生命，正处于踢球的黄金年华和事业的巅峰阶段的29岁的球员来说，这可真是一个十字路口。
1970年，我们第四次连续获得法国联赛冠军，我们击败了南特队——罗歇·勒梅尔所效力的队——以5：0的比分。顺便提一句，那时，我刚刚结了婚。为了迎战下一个赛季，我像一个疯子般地训练，除了踢球，还经常打网球。我本应该控制训练负荷，因为我已开始感觉后脚跟有轻微疼痛，像是脚腱炎的征兆。我犯了习惯性的错误，没有立即去看医生或者告诉队医，于是，某一个上午，咋咳一下：阿喀琉斯的脚踵拉伤。
特里亚教授，他可能是当时最好的体育外科医生，为我做了手术，但几个月后，旧伤复发。于是，大家，首先是我自己，认为我和足球之间已经无缘了。但特里亚教授没有放弃。他刚刚治好了一个同样症状的中跑运动员波斯贝歇。
“我准备试一试移植的办法。”他告诉我。
他抽出我脚侧的那根短腓骨，然后将它包好拉紧，我不太清楚手术的具体部位和操作细节，总之，脚踵被拉长了一倍，我又能踢球了。
我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战斗才恢复到最佳状态。我曾怀疑过自己，曾想到放弃，但在尼古拉医生的细心照料和鼓励下，我战胜了困难。我对他将永远心存感激。没有他，没有他一次次的诊疗，给我信心和勇气，我可能已经甩手不干，与球员生涯拜拜了。回报终于来了。在巴德的接替者罗伯特·埃尔宾担任教练的第一年，我又回到了圣艾蒂安队。新一代的球员成长起来，尤其是其中的西纳热尔很快挡住了我的道路——但不管怎么说，我战胜了自己，我又踢球了！
我是那么地高兴能重返球队，以至于我揽来了许多份外的事情：协助罗比训练新球员。我总是和罗什多，梅夏迪埃，萨拉玛尼等小球员们呆在一起。他们是一代即将征服欧洲、征服法国人的年轻球员。
我希望真正返回赛场，而不是偶尔参加一次比赛，但我知道在绿衣队里我已经没有施展的机会了。于是，赛季结束后，当里昂队通过让—皮埃尔·卡蓬传话给我时，我没有犹豫太久就答应（转会去里昂队）了，尽管一段历史被划上句号，我感到很难过。如果能再经历一遍那些美好的年月，我愿意拿出任何东西作交换——也许除了世界杯奖杯！
重新上场的快乐压倒了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当然是因为我加入了绿衣队诅咒的邻居和敌人的队伍，但更主要的是我进了一支友好的、拥有一批优秀球员的球队，其中主要有拉维埃、米阿吉罗维克、迪纳罗、拉孔布、切尔萨和一个出色的乌拉圭人——马奈罗。我再次奔跑在球场上，又找回了过去的激情，尽管我意识到我的球员生涯正在慢慢走向尾声。在我的眼里，生活依旧那么美好。我拿到了初级教练证书，新的职业在向我招手，我开始在雨级队试教。
形势很快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和我关系不错的里昂奥林匹克队教练艾梅·米尼奥在1976年2月突然被解聘。谁是他们选定的接班人？艾梅·雅凯。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他们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你接替他。”我也就未加深思熟虑便答应了。错误，双重的错误。我让自己掉进了陷阱。
首先，我感到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尽管我并不害怕执掌教印。其次，我这么迫不及待地坐上艾梅·米尼奥以前的位置，似乎也不太光彩，无法对他交代。从人情上讲，我感到两个艾梅的交接让我难以接受。但不管怎么说，我走马上任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借助在圣艾蒂安队看到的那些做法，我开始安排自己的工作。
从执教的结果来看，还不错，上任四个月后，球队留在甲级队已经没有问题。我们甚至打进了法国杯赛的决赛，在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与马赛队角逐冠军。我们最后空手而归，但保级的目标是达到了。
好景不长。里昂奥林匹克队迈进了一个所有俱乐部都经历过的阶段：两个欧洲赛季过后，俱乐部回到了不太乐观的、严酷的现实中。三位富有才干、长期以来配合默契、经营得力的俱乐部领导纷纷隐退。他们是：主席爱德华·罗歇，著名的妇科医生、副主席福莱斯特先生和财务主管塞尔日·尼科尔。他们吸收我进球队踢球，又把我推上教练的位置；他们不仅善于管理经营，而且懂得在俱乐部里营造一种热情的、几乎可以说是家庭的气氛，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畅所欲言。每年的赛季结束时，尼科尔先生都会在他的家中举办一次盛大的花园派对，大家正好借机尽情地玩一把滚球。
他们三人的离职造成俱乐部领导岗位的严重空缺，使我的工作变得十分艰难，有时只剩下我和女秘书阿碧娜两人，苦苦支撑着整个俱乐部！可以说我是在困境中摸索前进的，但也许正因此铸就了我坚强的性格。
当然并不是一团漆黑，特别是，我和一位刚出道的年轻医生让—马赛尔·费雷的合作卓有成效，20年后，我和他竟然又在国家队里碰上了！不过，也有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走了一些优秀队员，主要有拉孔布、多莫奈克，造成球队在各个方面都人员匮乏……于是，我决定，在留下来的约瑟·布洛萨、阿兰·梯利和教练组的领导下，在球队里施行一套切实有效的训练方案。这个教练组后来为里昂奥林匹克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球员。
工作本身很有趣，因为我们在努力为球队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布满荆棘。重要领导成员的匾乏，导致许多重大问题无人负责，我在工作中实在体会不到乐趣。
于是，在1979—1980赛季结束时，我重归自由身。在梅斯的斯奈拉极力鼓动我过去，但未能成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因。这件事紧接在梅斯俱乐部主席卡罗·莫里纳利暂时引退之后，假如不是洛林俱乐部犹豫不决的话，事情也许就敲定了。但此间，我接到迪迪埃·古埃库的一个电话，我们是在我入选国家队时认识的，加盟波尔多队的贝尔纳·拉孔布曾向他大力推荐我。身为波尔多俱乐部经理的古埃库没有拐弯抹角：
“你应该来我们队，俱乐部主席希望重整旗鼓，他有许多雄心壮志，当然，也有经济实力。”
约会定在巴黎的一个公寓里，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克洛德·贝兹。他和古埃库一样直率：“据说你是个不错的教练。这个我们将会看到……你将参加波尔多队，我们会给你提供很好的工作条件。我们给你三年时间训练一支能打入欧洲杯赛的球队。你将得到一份条件优厚的合同，你不用担心。怎么样？”
谈话持续不到一刻钟，我出来时喜忧参半。我欣赏克洛德·贝兹直来直去的办事作风，和他开门见山的说话方式，半带认真，半带煽动。我如约前往，俱乐部主席没有食言：我与波尔多队签的合同远比过去的那些合同条件优厚。
我在波尔多的执教生涯开场了。
它将是一段壮丽的经历。凭借我在里昂从来不曾享有的条件，我能够在任期内，充分实施我的训练原则，应用我的知识。
我在纪龙德省度过了八年，在这八个赛季里，波尔多俱乐部三次夺得法国联赛冠军（1984，1985，1987），从来没有掉出过前四名；两次夺得法国杯赛冠军（1986和1987）；连续八年获得欧洲三大杯赛参赛资格，遗憾的是，成绩最好的两次也只进入半决赛。只是在这些国际比赛中，我没有率领球队踢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我的内心很清楚，如果说球队能连续八个赛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这样的战绩，那是因为俱乐部成员在工作中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具有高度的职业素质。
其高效的运转机制的基础是作为教练的我和“老板”克洛德·贝兹之间关系密切，毫不含糊。
他不仅有很多优点，像历史后来证明的那样，而且没出最后那些岔子之前，我们相互间极其信任，配合默契，绝对严格遵守各自的权限划分。我们行动迅速，他听我说，我听他说，然后行动。没有浪费时间的空谈，只有协调一致的行动。
每年2月份，我向他介绍我对新赛季的计划，他一般都表示同意；有时，他会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但我知道应该怎么应付。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他有他的权限，我有我的职责。他仅仅希望我向他解释我的目标和行动，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令人不快的。
当我需要作出艰难重大的决策时，我常常通知我的俱乐部主席，从来没有先斩后奏。反过来，他也从不干涉我的工作。他从来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我指导训练时，有意坐到我身边。如果他在赛季中来观看两三次训练情况，这是最多的了，必定有重要的原因。他一来，士气必定高涨！
因此，我们之间是互相的尊重，绝对的尊重，任何一方都不去侵犯另一方的权益，不像经常见到的那些情形。
最初出现的问题是设施的问题。波尔多队在罗克维叶勒有一个训练基地，但是它没有一副大型职业俱乐部工作地点的模样。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育场，人们在那儿进行所有的体育项目，包括射击！我也一样，在罗克维叶勒，我什么都做，整理花草，推独轮车，还常常在淋浴时与冷水做斗争。
我厌倦了这种战斗，我去找克洛德·贝兹，他当即让我去市政府。我就这样认识了雅克一夏邦一德尔马，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希望波尔多能拥有一支强大的球队。他专心致志地倾听我的意见，随即毫不犹豫地保证：
“体育处听你们的指挥。”
于是，经过了许多考察研究，勒阿扬即将诞生了，或者不如说，就要复活了。它位于梅里涅克机场附近，是市政府管辖的产业。一看到那座城堡，我就有一种感觉，那是波尔多队未来的领地。我们开始占领那块地方，我们步步推进，直到赶走了那里的橄榄球员，在波尔多，那可不是件小事。工程开工了，我们不得不搬到一个暂时的栖身处，不过，我们住得依旧挺开心。
城堡被彻底地改头换面。更衣室是严格地按照我们的要求建造的，球场也经过重新翻修。我没有享受很长时间，但重要的是，这个阿基坦大区的俱乐部终于拥有了一个设施齐全、装备完善的基地，直到今日，它仍然是俱乐部理想的工作地点。
夏邦一德尔马真是一名运动员。他曾是一个不错的橄榄球员，同时也经常打网球，而且一直打到年龄不饶人才放弃。他到莱斯屈尔体育场观看比赛时，几乎每场赛后都要到更衣室来看望我们。
“我在你们这儿很开心。”他经常对我这样说，眼中闪耀着满意的光彩，就像一个站在一件漂亮玩具面前的小男孩。
我非常喜欢每次在球队赢得一场重要比赛后，他表扬队员们时说的一句话：
“今晚，你们团结得就像一只手的五个手指！”
我一直记得我们在1984年第一次夺得冠军时的情景，最后一晚，在雷恩，我们领先于摩纳哥队，赢得了胜利！
那天，我大吃一惊，因为夏邦一德尔马要求坐到场边的教练凳上，和我一同观看比赛。认识我的人都清楚：除了教练组成员和替补队员，我不能容忍任何其他人坐我的教练凳。但是怎么能拒绝给予夏邦这个特殊照顾？比赛中，他可安静了！一听到终场哨响，他满脸洋溢着无比自豪的神情，特别高兴。波尔多队，法国联赛冠军，他对这一天期待已久……他的心愿可能得到了满足，因为从此他再也没有向我要求坐到波尔多队的席位上来了。
我和助理教练贝尔纳·米歇尔纳的二重唱配合默契，能够经受住所有考验。我害怕那种官多兵少的墨西哥人的军队，他们为了削弱权力，逐级分权，结果弄得职权不清，谁也不知道什么事该由谁来管。我在波尔多队执教期间，贝尔纳一直是我的能干、忠诚和严厉的助手。他把对俱乐部的爱，对波尔多的爱和他生活的艺术融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主要因为受了波尔多美酒的滋养！
俱乐部，终于拥有了与自己的雄心壮志相称的设施装备，迅速地成长为一支具有特色的球队，网罗了一些优秀的有代表性的球员，如巴提斯顿，古莱斯，吉拉尔，拉孔布，蒂加纳，斯拜克，以及很多其他球员。在体育设施方面，我们这些职业球员，八年里不但从没有操心抱怨过，反而很心满意足，因为我们拥有优越的工作条件，胜利自然也就滚滚而来。
我的内心深处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未在八年后及时引退，因为我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这个需要。而且，我向克洛德·贝兹表明这个想法时，他也认为，我们已经合作了很长时间，也许，换一个教练，换一种训练管理方式，对大家来说会更好。
我们双方都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原则上决定分道扬镳。我坚信在同一俱乐部执教八年，是最大极限。时间一长，不可避免的，我的话，队员们不太当回事儿了。老队员对我已习以为常，而某些新队员又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波尔多队，每天训练都要自我审视，自我反思，仅仅因为教练的一声命令。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自己的信条“艰苦的训练等于轻松的比赛”。这与长期盛行的那些荒诞的理论是唱对角戏，它们认为，训练强度不应太大，有力应该使在刀刃上！
为什么避重就轻？或许我自身也出现了无意识的懈怠，难于自我更新，保持思维清晰，精力充沛。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鼓吹要出成绩，我也许麻木了。
因为我已经和亨利·比扬歇利具体接洽过，准备前往摩纳哥队，所以更可以轻松地说：“行了，我不干了。”另外，我和皇家马德里队也有联系。
但我怀疑俱乐部主席贝兹听到了我要离开的风声。他不能容忍我跳槽高就。此外，在人员聘用或组织上，我们的习惯做法是提前一年通知，我的突然辞职让他措手不及。简言之，我又按照他的意愿签了一份新合同。
这步棋走错了。我和俱乐部主席的关系迅速恶化。他自己改变了许多。他有些怪我计划离开他，我们的关系趋于破裂，几次不理想的比赛成绩，一个不利的境况，就该摊牌了。终于，在1989年2月13日，我被解去教练的职务。没有提醒，没有预先通知。大家都得到了消息，我还蒙在鼓里……
我尤其感到苦涩的是，这种行为方式完全不顾及我们过去的关系，是蛮横无理、背信弃义的做法。我不仅像一个无赖一样地被开除了，而且克洛德·贝兹顽固地拒绝支付我有权得到的解雇补偿金。我去请一向对团结推崇备至的夏邦一德尔马出面主持公正，但我只得到了一封预言式的信：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厌倦了，一切都破碎了……”
我想到休息一段日子。去旅行，为了驱散九个（至少是其中的八个）激动人心的，但也令人心力交瘁的赛季中积聚的压力。去发掘别的领域，发掘其他的兴趣爱好……
但这个计划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由于我和米歇尔·梅兹的一次接触而被放弃了。立即重新出山的渴望胜过了休息的欲望。于是，我在大夏天里到了蒙彼利埃，体验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酷热！我体会过圣艾蒂安夏季的大热天和波尔多8月的三伏天，不过这儿的热有点说不出的恐怖，增加了我适应的难度。
起初的工作倒还进展顺利。我和老相识米歇尔·梅兹一道着手招募球员，赛季也准备就绪。随后的一天晚上，当我路过波尔多时，从广播里听到蒙彼利埃队刚刚将斯特法内·帕伊和埃里克·坎通纳招至旗下的消息！难以置信，无法接受。
按照我一贯的工作方式，我不能想象俱乐部教练对招募球员一无所知，不管他们是怎样的出类拔萃。从原则上讲，这说不过去。
于是我打电话给梅兹，告诉他最好就此打住。如果他们想自己组建一支球队，他们做好了，但我不参加。
不久，路易·尼科兰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善良、开朗、粗犷的尼科兰主席狂热地爱着足球、球员和他的俱乐部。他带着他特有的热情向我解释这是一个误会，他希望我留下来
……那时，如果遵从自己真实的想法，我本应该拒绝。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我还没有学会怀疑动人的语言，我最终决定留任。
然而，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可能破碎了，也许，我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坚强勇敢地去面对前方的困难。
我想以朱里奥·凯撒和罗朗·布兰科为中轴，给球队构筑一个坚实的后防基础。但罗朗坚持认为他最适合的位置在中场，始终不答应，也许他在为以后入选国家队考虑呢。我们的观点分歧影响了球队里的气氛。
我们已经在着手加固后防力量，但1990年2月13日，我突然被解雇了……自在波尔多受排挤至此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这一次打击对我无啻于晴天霹雳。我必然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不怀疑我的工作能力，也不怀疑我的足球水平，我怀疑我的工作方式。它是否适合蒙彼利埃队的情况？在波尔多，我训练出一支高水平的拥有法国最好的球员的队伍。在新的关系中，在新的情况下，我知道重新自我定位吗？我作了一次彻底的自我反省！
一年中两次被罢免，对一个人来说太多了，尤其还是一个年近50，从事一项年轻人极易将“老”人淘汰出局的职业的人……我这一次决定不再匆忙行动，花点时间多想想。因为我妻子和我都很喜欢蒙彼利埃，我的两个孩子也在那儿读书。
我拒绝了来自法国和瑞士的一些建议。直到7月份米歇尔·普拉蒂尼打来电话，我才出山。我非常欣赏普拉蒂尼。首先，他是一个富有天分的球员，同时，还是个不受拘束。直来直去的人。另外，有一个时期，当我和克洛德·贝兹制定俱乐部长期发展计划时，我们曾认真地考虑过让普拉蒂尼来波尔多队结束他的足球生涯。后来，他穿上了绿色球衣，我们的关系就愈加密切了！
“我刚和一个朋友雅克·布莱金斯吉一起接手南锡俱乐部”，普拉蒂尼说，“球队的教练走了，需要你来接替。明天下午我们等你来训练。”
他几乎没容我回答……普拉蒂尼发出的邀请就像一个命令。于是，我仓促地收集了一堆报纸和杂志，准备第二天在去南锡的途中背下球队成员的姓名。从第一次训练起，我就直接称呼队员的名字，和他们有说有笑，仿佛我们认识了很长时间！
尤其是，我意识到在草坪上奔跑时，我又有了寄托。在几个小时里，我从被排斥、拒绝的状态过渡到前发了新的热情，渴望战斗，渴望证明一些东西。因为我在南锡受到了热烈欢迎，特别是为了让我尽快地适应俱乐部的工作和洛林地区的生活，俱乐部经理让—米歇尔·穆蒂埃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
我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如此拼命地工作过。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状态，不管做什么，都是激情洋溢。球队里有很多年轻人，看到他们在我的指导下一天天地进步，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乐趣。有点儿像我在里昂刚刚出道时的情形。
我们度过了一个艰难的赛季（没有办法），但最后的结果还不错，在与几个像马赛队一样的强队比赛中获胜后，没有被降级。
我本来愿意继续这份工作，但当我看到普拉蒂尼和布莱金斯吉在不明朗的局势下甩手不干了时，我不想再次陷入困难重重的甚至几乎注定混乱的未知世界中。我步他二人后尘，提交了辞呈。
我再次变成树枝上的一只鸟，在等待……但在等什么呢？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吗？
这一回，在南锡队重掌教鞭，尽管时间短暂，但却使我振作了精神，重新唤起我传业解惑的兴致。不过，我两年前就计划给自己放放假，休息一下，是否到了兑现的时候呢？那难道不是更合时宜，更必要吗？
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想干什么，一时无法作出决定，我没有再联络新的俱乐部。我开始四处旅行，在国内和国外观看了许多场比赛。不过，这一回，我的内心静如湖水，不带压力，不担负责任，完全将观看足球比赛当作一种娱乐，多么的惬意！我等到五十多岁才得到这种享受……
我去克莱尔方丹进修，并应热拉尔·乌里叶的要求组织一些集训，我在训练球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整整一年，我仍然住在南锡，但经常去巴黎或其他地方。1991—1992年这个赛季不仅让我稍稍喘了口气，更主要的是还让我从其他的角度接触了足球，既学到很多东西，又不是那么紧张，而且我正式作为国家队教练进入法国足协国家教练组。我的职责是：负责在不满17岁的年轻人中选拔国家队的球员，菲力普呗热鲁和詹姆·多扬协助我做这项工作；组织培训教练；担任观察员；等等。
我还是国家队主教练热拉尔·乌里叶的第一助手，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职位。热拉尔是在’92欧洲杯赛结束后接替米歇尔·普拉蒂尼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的。而我是作为法国足协观察员参加竞争第一助教的，当时的候选人还有雅克·德维斯姆。
法国国家队“老板”的助手，这个位置很特别。它使占据它的人能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进行观察，并和队员保持多样化的关系。面对一个对他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球员踢球时会更加自在，同时，他感到对方在倾听他的意见，有一种互相切磋的感觉。
既然是副手，就不是一个责任人。他什么都操心，多方位地为主教练和队员们服务，但没有决定权。当然，他应全力协助主教练工作，最主要的是要随时随地为后者献计献策。一旦该领导作出决策，他的选择就变成了整个教练组的意志，谁也不能再表示异议。助理教练们的绝对忠诚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和热拉尔·乌里叶合作，不但没有问题，甚至是很愉快，配合相当默契。他工作干劲冲天，能力超群。他的计划总是超前，每天都有无数个想法，他的大脑就是一部一刻不停的机器。我们性格相异，生长的环境也不同，但我们对工作的要求是相同的，尽管各自有各自的表达方式。和他一起工作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惟一的一个问题是，他睡得很少，他能在半夜2点像一阵龙卷风似地闯入你的房间，只为了告诉你他从刚刚看过的一盘带子中发现的问题。没办法，只能适应！
在热拉尔·乌里叶任国家队主教练时，我协助他工作了16个月。直到今天，我还不太知道如何评价那段日子，因为后面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出乎众人意料，违反常理的大事……
在竞争1994年世界杯参赛权的前七场比赛中，法国队积13分，失1分，但在自家的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进行的最后两场比赛中却败走麦城，而当时，只需将其中一场踢成平局，它就能获得去美国的门票！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那些爱嘲笑的人后来说这种超级灾难只会落在法国人的头上……
出了什么事？是我们掉以轻心了吗？是因为巴黎圣日尔曼队和马赛队当时称霸全国，影响了我们对国家队队员的选拔吗？是这样或那样的不吉利的声明破坏了球队的团结？是不是有些松懈？也许，各种因素都有一点儿。谁能肯定？
我们对以色列的两场比赛让众人吃惊，客场，在特拉维夫，以4：0战败以色列，主场却以1：2的比分输给对方，这个打击已经不小。但是令人吃惊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对于法国—保加利亚的比赛，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做好准备将比分锁定在1：1，必须也只需这么做，结果在比赛结束前35秒，我们把出线权拱手送给了保加利亚。
在终场哨响前一分钟，我们正站在右边保加利亚的阵营中，热拉尔对我说：
“去告诉他们比赛结束了，悠着点儿踢，别太冒险！”
我急忙去传递这个信息，但比赛结束时的传统安全线就挨着教练凳，使我无法通过。
我从后面绕了一圈到达球场边的时间，保加利亚队发起了反攻，球停在了拉玛的网底。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王子公园体育场内有如教堂一般肃静，我双手捂着脸，像一座雕像一样，僵在原地，昏昏沉沉的，马上就要瘫倒在地上。
那是我所见过的最艰难，最残酷，最不真实的一个足球之夜。
但这个无法抹去的创伤，在我身上唤起了一种冷静的愤怒，像是一种无声的强烈的力量，使我毫不妥协地作出许多选择……直到1998年的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