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於布拉格，是赫爾曼和尤麗葉·卡夫卡的兒子，“卡夫卡”這個名字源於捷剋文，其字面意思（正確的寫法是Kavka）是“寒鴉”。在赫爾曼·卡夫卡商號的公函信封上就印着這個長着漂亮尾巴的大頭鳥作為標志，弗蘭茨早先給我來信時經常使用這種信封。
在捷剋地區的猶太人中，也就是說，在由約瑟夫二世皇帝授予姓氏的時期在捷剋地區定居下來的猶太人中，卡夫卡這個姓氏並不罕見。這裏並不存在民族的、政治的考慮在內。不過弗蘭茨的父親對舊奧地利的捷剋民族諸黨派倒頗有好感，儘管並非旗幟鮮明。他這種好感也可能與他對捷剋鄉土的懷念有關。弗蘭茨卻衹上德語學校，受的是德語的教育，衹是後來他纔自發地掌握了準確的捷剋語知識，獲得了對捷剋文化的深刻理解。與此同時，他並未放鬆與德語文化的聯繫（在適當的地方我們還將談到以後為他意識到的與猶太民族的聯繫的根本意義）。弗蘭茨有個遠房堂兄，跟他長得很像，比他壯實一點，除此以外，簡直可以說是與弗蘭茨同一個模子裏出來的。弗蘭茨對他勇往直前的魄力和堅強的組織才能十分欽佩，這位堂兄從學生時代到後來作為大學教授和議員（在捷剋議院中）一直都在德語自由黨派中處於領導地位。這就是布魯諾·卡夫卡教授，儘管他英年早逝，但他作為法律草案的批評者和有創見的撰寫者，作為政治傢，作為剋拉諾波爾斯基學術遺著的編纂者，並以他自己的法學著述證明，他有能力開闢美好的生活天地。弗蘭茨的父親和布魯諾的父親是堂兄弟。
關於卡夫卡的傢世，可以在卡夫卡的日記中讀到如下記述：
我的名字在希伯來語中是Amschcl（阿姆謝爾），正如
母係中母親的祖父．我母親，他是個非常虔誠和搏學
的人，留着長長的白鬍子，他去世時，我母親六歲。她還
記得，人們讓她抓住死屍的腳趾。請求原諒她可能對祖父
犯下的過失。此外、她也記得祖父那塞滿四壁的許多許多
書。他每天在河裏洗澡，入鼕後，他就在冰上鑿個窟窿照
洗不誤。我母親的母親很早就死於傷寒。從這次喪事之後，
母親的祖母變得鬱鬱寡歡，不想吃飯，不同任何人說話。有
一次，在她的女兒去世一年後，她出去散步，再也沒有回
來。人們從易北河中撈起了她的屍體。還有個比母親的祖
父更搏學的人，那就是母親的曾祖父，他受到基督徒和猶
太教徒普遍的尊敬。在一次火災中，他的虔誠創造了奇跡，
大火將周圍的房捨夷為平地，卻越過了他的房子。他有四
個兒子，有一個改信了基督教，成了醫生。除了母親的祖
父外，那三個部死得很早。她的祖父有個兒子，母親稱他
為瘋叔叔納坦，還有個女兒，便是母親的母親。
弗蘭茨的母親死於1934年，比她的兒子多活了十年。她在世時我常與她見面，她是位安詳、善良、聰明異常、可以說智慧橫溢的女人，從她那裏我得到了弗蘭茨傢世記述的補充材料。據她說，卡夫卡的父親來自施特拉科尼茨地區（南波希米亞）的沃賽剋。赫爾曼·卡夫卡的父親是屠戶。赫爾曼的青年時代是艱苦的、勞碌的，他的幹勁和堅韌精神顯然是無窮的。他的兄弟姐妹（三個兄弟，兩個姐妹）照弗蘭茨的母親尤莉·卡夫卡的話說，也是“巨人”。弗蘭茨一輩子都處於強大的、外表也強壯非凡（高個子、寬肩膀）的父親的陰影籠罩下。弗蘭茨的父親勞碌了一生，商業上不無成就，然而也充滿憂愁和疾病，留下了一個子孫滿堂的家庭，他懷著作為傢長的驕傲，為此欣喜，售出那至今（指1937—一譯者）依然存在的批發公司（位於舊城環城路）後，他還在布拉格市中心留下了一幢多層的出租樓房。他完全靠自己的勞動，幹練地、謹慎地、以犧牲和奮鬥建立了這個財丁兩旺的家庭，這個家庭及其豐裕的生活供給在弗蘭茨的想象力和創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這個意義而言，他對父親的崇敬是無限的，這種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由像我這樣不曾直接處於該家庭磁場內的，可以較冷靜地旁觀的人看來，這種崇敬有其符合實際之處，亦有某些誇張的因素。對於卡夫卡感情的培養來說，這種崇敬具有根本性的意義。這種心理究竟達到何種程度，也可以從我下面摘錄的（批判性的）日記片斷中看出來，這段日記生動地描繪了當初的父親形象。弗蘭茨寫道：
聽着父親無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們
的幸福處境，同時述說他年輕時必須經歷的千辛萬苦，很
不以為然。無人否認，由於他長年纍月衣衫單薄，腿上一
直負着好不了的傷口；他經常挨餓，十歲時就推着小車走
村串戶，早出晚歸，鼕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願理解，這
些千真萬確的事實和我沒有吃過所有這些苦同樣千真萬確
的事實卻無論如何得不出這些結論：我過得比他幸福，而
他可以因腿上的傷口擡高自己；他可以從一開始就估計並
斷定，我不會贊賞他當時的辛勞困苦，正由於我沒有體嘗
過同樣的艱苦滋味，我就必須對他感恩不盡。我何嘗不想
傾聽他沒完沒了地講他的青春和雙親，但是他以一種誇耀
和爭吵的語氣來敘述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動不動就雙
掌一拍，“哼，今天誰知道這個！孩子們知道什麽！他們誰
也沒有經受過！今天有哪個孩子懂這些嗎？”今天他當着來
看我們的尤莉姑姑又說了一通類似的話。她也長着一切父
係親戚所特有的那麽一張大臉蛋。眼睛的位置和顔色有那
麽點不對勁兒。她十歲時就去為人傢燒飯。天寒地凍之際，
她穿着潮濕的小裙子東奔西跑，腿上的皮膚開裂了，小裙
子結冰了，晚上上床後纔會幹。
現在我繼續記述弗蘭茨母親的話。父係方面的祖母生於普拉妥夫斯基傢，人們都說她心地非常善良，由於懂醫，她在村民中享有崇高的聲譽。此外，在父係的祖先那兒代代相傳的特點首先是戰取生活的精神和掌握生活的能力。赫爾曼當過三年兵，步入老年後他也樂意回顧他的戎馬生涯，一旦情緒較好（這種情況越來越少），他會唱起軍歌來。他的父親，即弗蘭茨的祖父，能夠用腳趾將一麻袋面粉從地面提起。有一次，一夥吉普賽人闖入了一幢平房的客棧，嚇得戰戰兢兢的客棧老闆把卡夫卡的祖父找了來。他將這些不速之客接了出去。假如我們掉過頭來看看母係的先人，情況便截然不同了。這裏面有博學多識的人，往往是些有奇異的癖好的愛幻想的人，另一些人則被這種癖好引入冒險的、異國色彩的或離奇的、隱居般的生活。
上面摘引過的弗蘭茨的日記記述中提到過母親的祖父和曾祖父的虔誠和（猶太教經師式的）博學聲譽。在冰封的河裏洗澡也是特別虔誠的人的一種宗教儀式，而不能理解成自然健身法，這種健身法當時還不存在，猶太人也不懂其妙用——剛纔提到的這些男人出生於波利亞斯傢，住在波德布拉得。祖父總是將宗教法則規定佩帶的信教綫挂在衣服外面，而不是塞在衣服裏面。孩子門跟在他後面，嘲笑他，但他們過後便在（基督教的）學校裏受到訓誡。老師教導他們，不可取笑如此虔誠的人。祖父（應為曾祖父——譯音）唯一的孩子死得過早，並因此而可能導致了祖母的自殺，這個孩子叫艾斯特·波裏亞斯，她嫁給了雅各布·略維。這個結合産生了六個孩子，老二（尤麗葉·略維）成了弗蘭茨·卡夫卡的母親。老大（阿爾弗雷德）很早就去了外國，獲得了許多勳章，後來當上了西班牙鐵路總經理。他終身未娶，常到布拉格來，給弗蘭茨的青年時代帶來了一定的影響。這首先是由於弗蘭茨期待着由他引入現實生活之途。弗蘭茨嚮往遙遠的國度，母親有一個弟弟（約瑟夫）也在國外生活，他在剛果領導着一傢殖民公司，擁有一支商隊，這支商隊有時達到一百五十人之衆。後來他在巴黎生活，同一個法國女人結了婚。舅舅的生活成了卡夫卡的創作源泉，成了卡夫卡完成的作品和計劃中展現的許多異國景象。住在馬德裏的舅舅阿爾弗雷德應該算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但也是和藹可親的，家庭意識強烈（我認識他，但未給我留下輪廓鮮明的印象）。從給青年時期朋友奧斯卡·波拉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對他是多麽失望。弗蘭茨問他，“他是否有法子將我從這些事物中解脫出來，能否帶我前往何處，使我終於得以着手新鮮的事業”。——弗蘭茨始終視其法律職業為權宜之計，渴望能從事其他工作。他把他的青春願望告訴這位舅舅，儘管十分含蓄，有保留，他同這位舅舅的關係在親戚關係普遍的冷淡中不能說是不好的。母親的另一個弟弟（魯道夫）生活在科希熱爾啤酒廠的會計崗位上，孤僻寂寞，由於信仰的轉移加入了天主教。最小的弟弟（西格弗裏德）在特裏什當鄉村醫生，也是單身漢，後遷入布拉格卡夫卡傢的房子，在弗蘭茨生命的最後階段中對卡夫卡進行一些醫治，從而對卡夫卡的命運有所參與。
據弗蘭茨的母親說，弗蘭茨是在麥瑟街和卡普芬街（現在是卡普洛瓦）交接的路口房子裏出世的。他度過童年的其他地方是：蓋斯特街（杜斯尼）上的來黑申慈善樓，“米努塔”樓，溫策廣場——斯梅茨基街拐角處房子。當我第一次拜訪他時，他傢住在臺恩教堂旁，蔡特納街（現在是切雷特那三號）上一套狹小、不規則的老掉牙的房間裏，這些房間還算舒適。父親的公司也位於蔡特納街上，以後纔遷入舊城環形路上的金斯基宮內的商店群裏。在卡夫卡的《觀察》和早期的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許多這傢商店的場面和形勢的蹤影，日記中自然也不乏此類描述。不妨讀一下《商人）（小說集35頁）。誰是那些“難以打交道的鄉下入”呢？——“商人”必須預測他們需要什麽流行樣式的商品，“與我的圈子裏人們所需的流行樣式不同”。赫爾曼·卡夫卡的批發商店經營保質商品，是賣給村莊裏和小鎮上的商販的。在店裏看見的東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許多厚實暖和的便鞋。有時弗蘭茨在我陪伴廠到店裏去，再次試着減輕在沉重的工作負擔下呻吟的父親的壓力，至少試着表明自己的誠意，企望不費吹灰之力獲得和善的一瞥或一句贊揚的話、然而總是徒勞一場。母親不知疲倦地在父親的店裏當助手，她的作用顯然是不可代替的。有一段時間我也在那裏看到弗蘭茨的一個妹妹。然而父親遠遠不滿意這種局面，從他的傢長製出發，他恨不得全家人時時刻刻地圍着他轉。不過我不認為，我陪弗蘭茨到他父親店裏去所得到的印象一定是準確無誤的。由於年代遠，回憶已經十分蒼白。我倒是對他傢另外兩個住處記憶猶新，那是我常去找弗蘭茨的地方，尼剋拉路三十六號（現在是帕利茨卡），從那裏可以看見碼頭、莫爾島河、遊泳場、橋、百樂宮的緑色斜坡，還有奧培徹樓、尼剋拉路與舊城環道拐角。卡夫卡的工作室面嚮尼剋拉路這邊，他的窗子位於最高一層的最左邊。從那裏望出去，可以看見俄羅斯教堂上一座大於常人的巴羅剋雕塑。
弗蘭茨是最大的孩子。兩個弟弟（亨利希和格奧格）亡於幼年（一個死於兩歲，另一個一歲半）。六年之後，三個妹妹相繼出世，她們三人始終形影相隨，與她們的哥哥卻保持着一段感情上的距離。後來，弗蘭茨得病後，小妹妹與哥哥的隔閡被極堅决地打破了，她成了弗蘭茨最信賴最親近的人之一。——根據所有的報道，我們可以想象弗蘭茨的童年過得是多麽不可言喻的寂寞。由於母親從早到晚在商店裏忙碌，晚上也是父親木可缺少的玩伴（主要是打撲剋）．弗蘭茨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家庭女教師和人情淡漠的學校進行的。——對一個法語女教師或法國女人的回憶表明了性的覺醒。
日記中可以找到關於少年時代的憂鬱和遲鈍的記敘（有一次卡夫卡在談另一個問題時用“拖泥帶水”形容過這個時期的特徵），比如下面引的1911年的一段日記，這是事隔很久的回顧了：“有時我相信，我在整個中學時期和這以前的日子裏思想特別敏銳，如今不能下此肯定的結論衹是由於記性變壞了，然而有時我又發現，我的壞記性衹是想恭維我，至少在不太重要然而後果嚴重的事情上，我是懶得動腦筋的。我自然記得，中學時期我經常同貝格曼以一種交流內心感受的方式或模仿他的猶太教法典方式討論上帝及其能力範圍，這種討論不很詳盡深刻（也許我那時已十分易於疲倦）。我當時樂於聯繫一份基督教雜志（記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論題，該論題將鐘錶與世界、鐘錶匠和上帝相對照，並以鐘錶匠的存在來證明上帝的存在。依我之見，我完全有把握在貝格曼面前駁倒這個論點，儘管這種反駁在我心中並無堅實的依據，反駁時我必須耐心地將各種依據收集攏來。有一次這種反駁進行了，那時我們圍着市府塔樓散步。我之所以對此事記得如此清晰，是因為我們幾年前共同回顧了這件事。”
“當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銳的思維能力時（然而我卻沒有這方面的要求，對思維能力的發揮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産生這種要求），由於我思考得不夠多，我走到哪裏總是穿着蹩腳的服裝，這些服裝是父母讓不同的顧客裁製的，最長一段時間是讓努斯勒的一個裁縫給做的。我自然發現，穿得不像樣走在街上是很輕鬆的，我也註意到其他人穿着很闊綽，不過我多少年下來也沒有想到在我的服裝上尋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由於我那時已經有了自卑的趨勢（更多的是在隱隱的感覺中而不是在事實上），我堅信這些衣服衹有在我身上才能與這種先是洗衣板一樣僵直，而後又變得皺褶繁多的身體相配。我根本不想獲得新衣服，因為既然我長得難看，何必不穿得舒適一些呢？再說，既然世界已經看慣了舊服裝，又何必嚮它展現新服裝的醜陋呢？我老是拒絶母親的意圖，她總是讓人給我做這種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總能發現新舊服式間的區別。我的這種不斷的拒絶對我影響很大。使我認為父母親的行動業已證明，我的長相實在是不值一談。
“長此以往，我漸漸習慣於我的姿勢來適應這些蹩腳的服裝，走到哪裏我都麯背斜肩，手足無措，害怕照鏡子，因為我認為它會不可避免地將我的醜相展現在我面前，而且這醜相不可能如實地映現。假如我真像鏡子中照出的那樣，那就會引起更大的騷動，星期天散步時我就得忍受母親在我背上輕輕的敲擊，接受與我當時現實的憂慮格格不久的告誡與預言。我主要完全缺乏為真實的未來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預作準備的能力。我衹能對當前的事物及其當前的狀況加以思考。這可不是出於考慮問題的徹底性或基於某些性命攸關的利益，而是（衹要不是由於思考能力貧弱）出於悲哀和畏懼，說出於悲哀，是因為我的當前處境是如此可悲，我認為在它自己的消融於幸福之前，我無法脫離它；說出於畏懼，因為正如我當前每跨出極小的一步亦心驚膽顫一樣，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來嚴肅負責地評價作為偉大的成年男人的未來，這種未來在我心目中多半時間被看成癡人說夢，以致我覺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虛假的，而下一步則是不可企及的。
“奇跡比真正的進步更易使我接受。然而我卻過於冷靜，以致不能在奇跡的範圍內考慮奇跡，在真正的進步的範圍內考慮真正的進步。入睡前，我能長時間地沉湎於夢幻中：我身為富翁，乘坐四駕馬車駛入猶太聚居區，以一句威嚴的話解救了一個無辜受鞭撻的美麗的姑娘，以我的車載着她揚長而去。這種自娛的信念也許是從一種已經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來的，它絲毫不能使我剋服這種堅定的想法：我將通不過年終考試，假使竟然通過了，那麽我在下一學年中也將毫無進步可言，假使到頭來竟然頭暈腦漲地又過了這一關，那麽我在中學畢業考試中也將最終被淘汰，反正我肯定會（不管在什麽時候）以我的驚人的無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現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在我將自己視為走嚮未來的指路人時，我總是衹能看到我的無能（然而我的文學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簾），這麽一來，我對未來的思考便從來得不出所以然來；這種思考衹是當前悲哀的延續。衹要我願意，我可以挺直腰桿走路，但這樣很纍，再說我也看不出彎腰麯背將來會給我帶來什麽惡果。我覺得，如果我有個什麽未來的話，一切會自然而然地順理成章。選擇這麽一種生活準則並非因為它含有對未來的信心，未來之存在本來就不為我所相信，我這麽做衹是出於生活得輕鬆一些的目的。就如這般走路，穿衣，沐浴，閱讀，尤其是閉門傢中（這是我感到最輕鬆也最不需要勇氣的事）。超過這些範圍，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臨不穿一件黑色的禮服無法出門的境地，特別由於我必須作出是否參加一個舞會的决斷。努斯勒那個裁縫被召了來，協商裁這麽一件衣服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是如此優柔寡斷，我總是害怕通過一個明確的答復不僅被扯入下一個不愉快的局面，而且會進一步被扯入一個更糟糕的境況。一開始我不想要黑衣服，於是人們在這陌生人面前以我沒有任何禮服為由羞我，於是我竟然容忍他們提出裁製一件燕尾服的建議。但我感到人們提出的燕尾服將給我的生活面貌帶來可怕的轉折，於是我們爭執不下，最後一致同意做晚禮服，這種服裝與普通西服上裝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可是當我聽說禮服背心必須開領，裏面還得穿一件挺括的襯衫時，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堅决性表示反對。我不要這麽一件晚禮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話，那麽我寧要一件雖有綢料襯裏坦領口卻開得較高的。這個裁縫沒見過這麽一件晚禮服，他說，我怎麽設想都罷，但這麽一種上裝不可能穿到舞會上去。好吧，就讓它不是舞會服裝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這事本來就沒有定，你衹要把我說的衣服做出來就行了。這個裁縫簡直想不明白了，因為至今為止我總是以帶羞的匆忙，沒有異議也沒有建議地讓他給我量體裁衣，試穿新裝。毫無辦法，也由於母親的的催迫，我衹得陪着他（別提多難受了）穿過舊環形路到一個商人的舊衣陳列窗去，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經常看見一件這樣的不使人為難的晚禮服放在那裏並覺得適用於我。不幸這件禮服已從櫥窗中取走，圓睜雙目往店裏看了半天也認不出它來，要我僅僅為了看這件禮服而走到店裏去我可不敢，我們便懷着先前一樣的不同見解回傢了。然而我卻覺得這件未來的晚禮服已經受到了這段冤枉路的詛咒，我至少利用了對爭執不下的惱火為藉口，隨便嚮這個裁縫訂做了一件小東西，為晚禮服之事給了他一點小惠作為補償，把他打發走了。在母親的責備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從此永遠（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遠的）對姑娘們，對衣冠楚楚的出場和舞會關閉了心扉。我對此感到愉快，同時又覺得可憐，此外，我擔心在這個裁縫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顧表現得都更可笑。”
弗蘭茨讀完了肉市場旁的德語小學，又畢業於舊城環形路旁的德語中學。這稱得上是布拉格最嚴格的學校。學生很少，在那些寬敞的教室裏，由於學生少，每個人自然會經常被叫起來提問，這種情況比其他那些較為幸運、但鬆鬆垮垮的中學要多得多。學生們怕老師。我那時在施蒂凡中學讀書，還不認識卡夫卡，有時也通過其他途徑聽到那個學校陰暗的情況。我們施蒂凡中學的學生也可參加在金斯基宮——舊城中學所在地——中舉辦的自選法語課，所以我親眼見過那些陰森而高雅的教室。卡夫卡後來有時對我說起，他是“以眼淚”通過數學考試的，還得感謝上面摘錄的日記中提到過的鬍果·貝格曼，他把作業讓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個挺不錯的學生。舊城中學中衹有好學生，差一點的在最初幾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據他母親說，他那時是個體弱溫柔的孩子，大多數時候很嚴肅，然而偶然也調皮搗蛋，——一個老是讀書而不願運動的孩子——這與卡夫卡後來對體育鍛煉的強烈興趣是不同的。
一張地對照片展示的是個五歲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滿疑問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緊閉的嘴唇顯得憂鬱而執拗。烏黑的頭髮幾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簡直處於危險邊緣的悶悶不樂的印象，適合幹這一印象的無疑是那無力下垂的雙手，而不是那精心選擇的水手眼、寬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蘭茨很少跟妹妹們一起玩，他們的年齡相差太大，這一差距有時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導火綫。衹有在父母生日時，小弗蘭茨纔為妹妹們編寫小戲劇。這些小戲劇是在家庭內部上演的，這個慣例一直持續到兄妹們比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後妹妹們還記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詩句。有個劇叫《騙子》，還有一個叫《格奧爾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個叫《照片在講話》（這個劇講的是挂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弗蘭茨從來不參加演出，衹是當劇作傢和導演。後來他建議妹妹們演漢斯·薩剋斯的小戲劇以取代他的劇作，由他導演。
青年弗蘭茨的真正社會交往我們必須在他的同學中去尋找。他那小小的班級中有那麽幾個人，他們的重要性以後顯示了出來。除了卡夫卡外，還有；已經提到過的鬍果·貝格曼，他後來成了有地位的哲學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教授。在中學期間，卡夫卡和貝格曼二人雖然來往不少，但看來彼此並沒有真正認識到對方的價值。對於艾米爾·烏提茲來說同樣如此，他後來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學教授。還有保爾·基施，文學史專傢和“新自由新聞”的編輯。衹有同奧斯卡·波拉剋的關係纔堪稱密切，對此我們以後還將談到。
在青春時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親形象（其巨大性無疑經過了卡夫卡的天賦的放大）處於突出的地位。作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後期的一部著作。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裏布赫附近的什纍申（所以我能相當清楚地描繪那些日子的氣氛），他寫了一封非常詳盡的《緻父親的信》，這簡直不能稱之為信，這是一本小書，然而不是現時可以發表的書，而且是最奇異的書之一，儘管是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寫成的，它是有關生活衝突的最難懂的文獻之一。在此很難尋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與精神分析學的吻合之處，但是精神分析學多半止於事實的表層，而不能及於更深處的盤根錯節。由於個人風格的緣故，這封《緻父親的信》未作廣泛的傾訴。然而僅那些為數不多的片斷和語錄（我可以摘引）已足資構成有助於理解卡夫卡發展過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儘管此情長逾百頁，然而我從與弗蘭茨的談話中獲悉，他真的打算將它交給父親（通過母親），一段時間內弗蘭獲有意通過這封信澄清與父親之間的這種煩人地僵持着、痛苦地凍結着的關係。事實上，此信若果真送上去，效果必然適得其反：通過此信使父親理解自己的意圖根本不可能實現。母親也未轉交這封信，而顯然安慰了弗蘭茨幾句，將信退還給了他。從此以後，我們對這件事再也沒有談及。
“最親愛的父親”，信是這麽開始的，“你最近問我，為什麽我說我怕你。同往常一樣，我對你無言以對，這部分由於我對你的畏懼，部分由於解釋這種畏懼涉及太多的細節，突然談及，我一下子歸納不起來。”接着便是對這個特別的父親與這個特別的孩子的關係的詳細分析，或反之，還有最尖銳的自我分析，插麯般地擴展成小小的自傳，談得最多的是那自然從中心引導出來的對童年的回顧；因此恰恰是《信》的這些段落是值得摘引之處。
卡夫卡始終將自傳性的描述看得非常重，這一點不僅可以從他生命中相當長的階段堅持寫日記這一事實中，而且還可以從類似下面舉出的話中看出：“一旦我得以脫離辦公室，無論如何將馬上着手實現寫自傳的願望。我在寫作之初必須將這麽一種重大轉折視為暫定目標，以便掌握事態的發展。儘管這種轉折可能性小得可怕，我卻也看不到另一種可以與之並列的重大轉折。再說，寫自傳是一大樂趣，因為它將輕易地從筆底流出，恰如把夢境記錄下來一般，然而將具有另一種偉大的、永遠左右着我的結果，它也將為其他任何一個人的理解力和感覺所接受。”在給我的一封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嚮，信中“全力以赴地重溫我的（卡夫卡的）生活輪廓”。這一思想獲得極高的評價：“第一個結果將是，我把力量集中起來，不再東一筆西一筆地為毫無意義之事塗抹，我的目光隨興所至。”可以看出，卡夫卡非常渴望能為他那難以窺測的心靈整理出一點頭緒來，何況還有那作傢共有的公開最隱秘感情的愉悅，托馬斯·曼有一次（在雜文《歌德和托爾斯泰》中）如此美妙地稱之為作傢必然犯的錯誤和對世界提出的連同優點和弱點一起受愛戴的無條件要求（“奇怪的是，世界證實並滿足這一要求”）。卡夫卡十分艱難地進行着獲得他自己的完美的鬥爭（他也許會說：反對他的明顯的不完美的鬥爭），以致他根本沒有動過嚮外界顯示自己的念頭。
儘管這封信衹想就事論事，不偏不倚，其內容以及其主觀真實與客觀事實的對立卻顯得那樣模糊不清，深不可測。我覺得這裏或那裏焦距對錯了，未經證實的前提不時出現，同事實混在了一起；似乎寥寥無幾的警句竟然構成了一座摩天大樓，其復雜之處令人揣摩不透，最終它在表達上竟圍着自己的軸心轉起來，駁倒了自己，卻依然巍然屹立。信的結尾處他讓父親自己說話，用虛構的方式來回答這封信：“在我如此坦率，想什麽說什麽，把所有的過錯往你身上推之時，你卻要表現得‘聰明超凡’、‘溫和超凡’，並宣告我毫無過錯。後者你衹是好像辦到了（你的目的其實也就此達到了）。撇開所有關於本質和自然、對立和無能為力的‘談話方式’不論，字裏行間透露出：我纔是進攻者，而你的所作所為都是自衛。現在你通過你的不坦率應該是已經得到了許多，因為你證實了三點，一、你是無罪的；二、我是有罪的；三、你純粹出於寬懷大度，不僅打算原諒我，而且多多少少打算證實並使自己相信，我也是無罪的（這自然是與事實相違背的人這些本來已可滿足你了，但你並不滿足。你往自己腦子裏塞進了完全靠我過日子的念頭。我承認，我們在互相鬥爭，但是有兩種鬥爭形式。一種是騎士式的鬥爭，與自立的對手較量，各歸各，勝敗自負。還有一種是蟲易式的鬥爭，蟲豸不僅蜇人，而且為了生存還要吸血。這是職業戰士，這就是你。你缺乏生活能力，可是又要過得舒服、無憂無慮、不須自責，於是你便證明，是我奪去了你的一切生活能力並將之揣人口袋。”（順便提一下，通過這段論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弗蘭茨·卡夫卡的“蟲易中篇”——《變形記》以及《判决》和其他一些小說的根源之所在。）
一如結尾處這幾行，全信的主題始終一貫（衹有罪責問題在最後一段中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大體上可歸結為，兒子的弱小與父親的力量之對照，父親的一切靠自己獲得，他對自己的成就和強大的不可折服的本質有所認識（他的成就便是來自他的強大的本質），把自己視為世界之準繩，這麽看問題是因為他是一個質樸的、不善深思問題的，在原則問題上衹根據自己的直覺行事的，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無清醒意識的人。這裏有一種持續的認識：對立面不是這樣僵直硬挺地放在那裏的，這封信在努力適應生活的這一混合體時便不得不寫到這種認識，在卡夫卡的一部作品中他這種認識自然而然地貫穿上下文，在結束語中表明得再清楚不過了，這段話也是全文中最和解的一段：
事實上事情當然不會像我的信中證明的那樣相對，生
活不僅僅是一場互相忍耐的遊戲；這個不同觀點引起了我
對生活的修改，我不能，也不願闡明修改之處，然而依我
之見，通過這一修改卻達到某種與真實非常接近的境地，它
使我們倆都得到一些寬慰，使生活與死亡都變得更為輕鬆
些。
撇開這個保留條件不談，兩種特性的對立勾畫得十分鮮明。弗蘭茨·卡夫卡出生的兩個世係的遺傳因素——母係（略維傢）的古怪、羞怯、安靜的人和現實強壯的父係一綫由他自己作了下述描繪：“將我們倆比較一下：我，簡而言之，一個有一定卡夫卡傢族根基的略維傢族人，但沒有為卡夫卡傢族的生活、經商和占領欲望所推動……你卻是一個真正的卡夫卡，無論強悍、健康、胃口、决斷力、能言善辯、自滿、優越於世人之感覺、耐力、沉着、鑒別人的能力，一定的慷慨大度無一不證明這點，當然也有着附屬於這些優勢的錯誤和弱點，你的性格、有時你的勃然大怒不時將你驅入這些泥潭之中。”可以比較一下寫在另一處的卡夫卡眼中的母係遺傳因素：“固執、過敏、正義感、焦慮。”這與精力旺盛的父親肖像之間存在着悲劇性的劍拔弩張的對立，在《信》結束部分卡夫卡談到他徒勞不果的結婚問題時，這一點又一次顯現出來。父親和兒子被並列對比，父親得到了一切，兒子卻一無所獲：“結婚最大的障礙是這種無法磨滅的信念，要維持家庭，甚至要擁有家庭，就必須具有我從你身上認識到的一切素質，而且缺一不可，好的和壞的都在內，它們與你的生理機體融合在了一起，即強悍和對他人的嘲笑，健康和一定的無所製約，能言善辯和知識欠缺，自信和對其他任何人的不滿，超人優越感和專製，老於世故和對多數人的不信任，還有無任何壞處的優點，比如勤奮、耐力、沉着、鎮靜。相比之下，所有這些在我身上幾乎不存在，或衹有一星半點，就這樣還要我壯着膽子結婚？我看到，就連你在婚姻中也要艱苦搏鬥，甚至在孩子們面前招數失靈。當然我沒有公然提出這個問題並公然給予答復，否則對此事的通常的思考就會占上風，並且嚮我指點其他一些男人，他們與你不同（在接近的人中就可以說出一個與你截然不同的人：R舅舅），但卻結了婚，而且未被婚姻壓垮——然而被壓垮的例子已經相當多，對我來說已是綽綽有餘。我未提出這個問題，卻從童年時起就一直經歷着它。並不是面臨婚姻問題我纔檢驗自己，而是在每個小問題面前都在檢驗；在每件小事中你都通過你的榜樣和你的教育嚮我證實我的無能，正如我嘗試着描寫的那樣。每件小事中正確無誤並證明你有道理的，毫無疑問會與最大的事情，即婚姻，緊密吻合。”這段話與弗洛伊德的理論，尤其是與他關於“潛意識”的論述之間的關係看來是抹不掉的。
可是我卻心存疑竇，不得不對兩者間如此簡易順手的聯繫之建立提出異議——尤其是因為卡夫卡自己熟悉這些理論，並且始終視之為一種十分不牢靠的、粗略的、不能與矛盾衝突的細節相合拍，或者說倒與其真正的脈搏相合拍的描述。下面我將以剋萊斯特為例試着對事實真相作另一番闡釋。首先卻必須承認，卡夫卡自己的說法——那個與兒子心目中強烈感受到的父親的優越性相關聯的問題未曾公然提出，未曾嚮“通常的思考”方式提出，而是“從童年時起就一直經歷着”——似乎在那位精神分析學家通常的觀念模式中可以找到的依據。同樣的還有對父親的“教育方法”的闡述，——可是在卡夫卡許多關於他“耽擱了的教育”的日記片斷中和他論及斯威夫持一個理論（“孩子們衹能在家庭之外受教育，而不能由父母施加”）的“關於孩子教育的書信”中，卻為另一個論題開啓了門戶。
幾乎整封信寫的都是父親施加的教育。“我是一個膽小的孩子，”卡夫卡說道，“儘管如此，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樣倔強；當然母親也寵我，但是我不相信我那時特別不聽話，我不相信，一句溫和的話、一個靜靜的握手動作、一道善意的目光會讓我交出人們想要的任何東西。你從根本上說是個善良的、軟心腸的人（下面說的與此並不矛盾，我這裏說的僅僅是你對孩子的表面態度），可是並非每個孩子都有足夠的毅力和無畏精神，能夠堅持下去，直至大人的和善降臨。你對待孩子衹有一種方式，就像你自己成長的方式一樣，以力量、噪音和暴怒對待。你也還覺得這種方式很合適，因為你希望培養我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勇敢的小夥子”。
這封信以異常強烈的感情回顧了幼時一次微不足道的體罰，這次體罰主要起的是精神威懾的作用，肉體幾乎談不上吃了什麽苦，可卻在兒子的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使他始終認為；“我對他（父親）來說竟是這般微不足道。”父親對這個孩子的小小的樂趣，對他的朋友交往，對他待人接物的整個方式作出的種種輕衊評價在孩子心中形成了沉重的壓力，最終導致自我蔑視。父親自己對他的評價和規定並非堅執固守，而恰恰是這種不合邏輯的搖擺在回顧過去的兒子心中有如不可駕禦的活力與不折不撓的意志的象徵。“你全靠一己之力披荊斬棘到達了如此宏偉的高峰，因此你對你自己的見解抱有無窮的自信心……你坐在你的椅子中統治着世界。你的見解是正確的，任何其他意見都是發瘋的，偏激的．癡呆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心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你的言行免不必始終如一，而你無論怎麽改變，你又總是有理的。也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你對某件事根本沒有任何見解，於是有可能與此事相關的所有見解毫無例外地都是錯誤的。比如說，你會先駡捷剋人，完了駡德國人，再駡猶太太，而且不是有選擇地就事論事，而是籠而統之，一概駡人，直到除了你自己以外無人不在挨駡之列。我感到你身上有着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種神秘色彩，他們的正確性建築在他們這個‘人’上，而不是建築在思想上。”
這段話可以使人聯想到．在卡夫卡身上除了人格尊嚴的因素，亦即民主外，權威的原則也起着巨大的作用，這種作用在《訴訟》中，在《城堡》中，在所有小說中和屬於《中國長城建造時》的斷片中無所不在。—一人們從自身的經驗出發知道，從荒謬的、無須顧及原因和矛盾之處的、互相信賴的某種人與人關係中會産生什麽樣的魔力，一種原因是當事者未曾認識其矛盾之處，另一種原因是當事者需要對方（比如一個心愛的女人）這麽一個完整的即使有缺點的人，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必須能容忍對方。於是我們要以客觀而傲慢的口氣發問：卡夫卡為了什麽而需要他的父親？或者（說得更正確一些）：既然他對其父親抱着批判的態度（上面因需要某人而予以容忍的觀點因此而不適合），那麽他為什麽不能擺脫父親的影響呢？為什麽他不像許多孩子那樣，與父母保持—波距離，從而免受巨大壓力呢？或不如這樣來提問：他與他的父親間是拉開了一定的距離的，後期幾乎不跟他說話了，那麽他為什麽為這段距離和關係的冷漠而痛苦不堪呢？難道他會想不到，在像他父親與他這樣兩個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間建立親密無間的關係是根本不可能的嗎？弗蘭茨是能夠理解父親的，並且以最公正的方式，此外還懷着充滿愛的欽佩評價他。父親受其性格驅使，沒有任何罪責可言，這也是弗蘭茨在這封信中所反復強調的，但也由於其性格而無可奈何地、毫無可能打開理解兒子內心特點的大門。在我的這位朋友在世時，儘管我未讀過他的日記，我已經知道他心中最深的創傷，不知在多少次談話中，我試圖讓他明白他對父親過高估計和他自我蔑視的荒謬。全都是白費口舌，他會滔滔不絶地倒出一大堆根據來（他也經常沉默不語），那真能叫我一時間受到震撼，啞口無言。
今天我依然感覺到，“卡夫卡對父親的首肯原因何在”這個中心問題不是按卡夫卡的想法提出，而是由外界提出的。對父親的首肯的需要確實曾是一種不可否認的感情，直到這些年依然餘音繞梁，是“害怕、孱弱和自輕自賤的普遍壓力”的表現。在信裏，父親對兒子的一切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判决被賦予了一種完全誇張了的作用（參見小說《判决》）。信中說，倘若遇到你的反對態度，或僅僅估計你有反對的可能，那麽勇氣、决心、信心、對此對彼的喜悅之情便不能堅持到底，說到估計你的反對態度，幾乎對我作的所有事都可這麽估計……衹要談到與你有關的事，你是個傑出的演說傢，而我在你面前則張口結舌，結結巴巴，即使這樣，你也認為過分了，最終我便沉默了，一開始也許是出於自尊心，後來便由於我在你面前失去了思考和說話的能力。由於你是我實際上的教育者，這一點便處處體現在我的生活之中。”這裏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相同例子，不妨從下一節中（“幼稚行動”）預先抽出來提一下：剋萊斯特據說也有結巴的毛病。卡夫卡說他曾給結巴巴地說話，衹能與他同其父親的交往聯繫在一起，在其他場合，衹要他願意開口，打破沉默，他的談吐是自由、輕鬆、高雅，而且富有奇思妙想，具有攝人的力量，而這經常是以開玩笑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且又總是自然得令人吃驚，與“結結巴巴”毫無相通之處。
這種“教育”的結果根據這封《信》的描述是這樣的（這是卡夫卡自己評論他的長篇小說《訴訟》的結束語）：
“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來的是無窮無盡的負疚意識。有一次我想起這種無窮無盡性時準確地描寫了某個人：‘他擔心，羞恥將在他身後繼續存在下去’。”卡夫卡將他生活虛構成一係列突破父親的勢力範圍、進入脫離父親影響的區域的嘗試。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評價文學作品時最強烈反對的莫過於任何“虛構”了，他認為虛構摒棄了有機的、時有出乎意外的生動豐富的生活的呼吸，匆匆忙忙地編造想當然的、呆板的、概念化的聯繫。可是他自己在此卻墜入了虛構的泥潭，除了符合事實的以外，也插入了半真半假的抑或誇張的情節。比如他將他的文學創作亦納入“逃離父親的嘗試”這一總標題中，仿佛他對藝術的興致、他創作的喜悅感不是來自自己的力量，不是自立似的。在接近他的人的眼裏，從事創作的他根本不是那種掙紮在父親魔影中的形象，而是一個為形式、創作欲望和能力、認識事物的動力、對生活的觀察和對人的愛所振奮激動的形象。當然，在給父親的這封信中他以令人震撼的話表達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我的寫作與你有關，我在那裏僅僅是傾訴在你胸前所不能傾訴的。這是一種有意拖延的與你的告別，衹不過這告別雖是為你所通．卻是沿着我所製定的軌跡發展的。”卡夫卡在這封“信”中，從逃避父親的企圖這同一個出發點來看生活的其他圈子：家庭、朋友、猶太民族、職業，以及兩次意欲導致婚姻的開端。“我的自我估價受任何東西的影響，比如一個外在的成就，都遠遠不及受你的影響……那裏，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遺棄、被宣判、被鬥敗了，儘管我竭盡全力爭取換個地方去生活，然而這種努力不值一提，這是在為某種絶不可能的事努力，除了一些小小的例外，這絶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卡夫卡給他童年的狀況賦予了一種壓抑他自己的性質（也許由於是事隔多年的回顧，或由於在信中執拗地堅持着的虛構的影響，這種性質被描繪得過於灰暗了）、他聲稱，他在中學裏所學甚少，甚或一無所學（出於我對他的密切關係的瞭解，我要就他的學識，比如說希臘語知識——一我們在大學期間曾一起讀柏拉圖著作——提出異議），他接着說：“自我能夠思考時起。我心中便懷着這種對精神存在觀的最深的憂慮：事不關己，高高挂起。我們這兒的猶太中學有點奇怪，人門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論，然而卻以冷漠的、幾乎沒有內容的、不可摧毀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動物般自以為滿足的無所謂的態度出現，這種自以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無所謂態度我在其他地方從未遇見過，當然，無所謂態度在這地方也是保護自己不被恐懼和負疚感摧毀神經的唯一工具。”
至於“自救嘗試”，我會在應該談的地方談到它的，當然並不完全與這封給父親的信中意義一致。衹是關於將猶太教作為逃避父親強權的闡述還應在這裏占有一席之地，因為這能反映卡夫卡青春年代的關鍵性問題，而且還具有普遍意義，不僅對認識那個過渡時期的猶太民族是如此，而且關係到卡夫卡以後在宗教上的發展：“我在猶太教中同樣找不到多少面對你的避難之所。這裏找到一點避難角落本來是可以想象的，然而這裏更可以想的是，我們能夠在猶太教中相遇而安，甚至一致地從那裏出發。可是你所給我們的卻是什麽猶太教！我在過去的年頭中面臨過三種形式。
“孩提時，我附和着你，譴責自己，因為我不常去教堂，不做齋戒等等。我相信，我這麽做不是對我不好，而是對你不孝，這時，一直潛伏着的負罪感也就滲透進了我的心靈。
“後來，當我成了年輕人時，我不理解：為何你對自己信奉的猶太教一無所知，毫不虔誠，卻譴責我不去努力像你一樣（如你所言：出於虔誠）信教。據我看來，這些譴責實際上是空話，是玩笑，連玩笑都談不上。你一年到教堂去四次，在那裏與其說像個認真信教的，不如說至少是更接近於那種不把它當一回事的人，把做禱告當做走過場，有時你居然能夠將正在朗讀的書中段落指給我看，使我驚訝不已。此外，衹要我能去教堂（這是關鍵所在），我就可以在裏面隨心所欲地東遊西逛。在那裏的好幾個鐘頭裏，我不停地打阿欠，不停地打瞌睡（我相信後來我衹有在舞蹈課上纔感到過這麽無聊），盡可能在那裏偶然的一丁點兒變化中尋找樂趣，比如當約櫃打開時，這時我總是聯想起遊藝靶場，在那地方，有誰命中了靶心，一個櫃門也會自動打開，衹不過那裏櫃門中出來的總是些有趣的東西，而這裏總是那些沒有腦袋的陳舊偶像。我在那裏還總是非常害怕，這不僅是因為我自然為如此接近這麽多人而害怕，也因為你有一次提到過，我也有可能會叫上去誦讀經典的。為此我顫抖了多年。除此之外，沒有什麽東西能夠抵消我的無聊，頂多還有那成人禮，然而那也衹要求背熟文字，頗有點可笑，也就是說僅僅像參加一次可笑的考試；再就是與你有關的小小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宣你上去誦讀經典，你很好地通過了這一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活動性的事情，或者你留在教堂裏參加靈魂回憶活動，而叫我先走，這事在很長時間中（自然是由於我被趕走與不能進一步參加任何活動，在我心中喚起了一種幾乎未曾意識到的感覺——這事有點不公平。——這是在教堂裏。在傢裏可能更要命，歡樂局限於第一個賽德之夜，這個夜晚日益變得像一出令人笑得痙攣的喜劇，當然是在那些正在長大的孩子們的氛圍之中（為什麽你也不得不適應於這個氛圍呢？因為它是你造成的）。這些就是傳給我的信仰教材，此外便沒什麽了，頂多還有那伸出的手，指着‘百萬富翁福剋斯的兒子們’，告訴我他們在高貴的節慶日子中與他們的父親一起去教堂。這樣的信仰教材除了盡快地棄之腦後，還有什麽更好的處理方法，那我就不明白了；正是這種拋棄在我看來纔是最虔誠的行為。
“更往後，我又改變了對此事的看法，並且懂得了，為什麽你竟會認為我在這方面也惡毒地背判了你，你從那小小的聚居區般的小村鎮中確實帶來了一點猶太教，本來就不多，又在城市中和軍隊裏失去了一些。無論如何，青年時代的印象和回憶還勉強夠你過上一種猶太生活，尤其是因為你不需要很多這類幫助，你出身於一個十分強大的傢係，對你的性格而言，宗教上的疑慮若不曾同對社會的疑慮混雜得太深，幾乎是無法使你動搖的。從根本上說，引導你的生活的信念是，你相信一個特定的猶太社會階級的觀點的絶對正確性，實際上由於這些觀點是你的本質的組成部分，你相信的是你自己。這裏面所包含的猶太教還是夠用的，然而欲將它在孩子身上繼續流傳下去，卻太少了，你所傳下去的是一點一滴聚起來的。其中一部分是不可傳代的青年時期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畏懼的本質。而且也不可能讓一個滿懷畏懼而尖銳地觀察着的孩子理解，你以猶太教的名義，以無所謂態度推行的那些無謂之舉會有什麽崇高的意義。如果說它們對你有什麽意義，那也衹是作為昔日的紀念品，你為此而要將它們傳給我，由於它們即使對你來說也已不存在獨立的價值，你衹能通過說服或威脅來嚮我灌輸；這一方面是不會成功的，另一方面由於你在此完全不明白你的地位之虛弱，必然使你對我表面上的固執非常光火。
“整個看來這不是什麽孤立的現象，在猶太人這過渡的一代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即從相對來說虔誠的農村遷入城市的人都是這樣的；這是自然發生的，衹是這個現象給已經夠尖銳的我們之間的關係加上了一層痛苦的色彩。在這一點上，你應該像我一樣相信你是無辜的，可是要以你的個性和時間的推移來解釋你的無辜，而不是完全以外界的因素為藉口，也就是說不說什麽，你工作太忙，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所以沒有時間投身於這類事情雲雲。我從你毫無疑問的無事出發，習慣於以這種方式將不公正的譴責鋒芒轉到他人身上。這種做法無論在哪裏，包括在這裏都很容易得到否决。這並不是你可以給你的孩子們上的一堂課的問題，而是需要展示一條堪稱楷模的生活之路；假如你的猶太教信仰更強烈一些，你的榜樣也就會更有號召力一些。這是不言而喻的，完全不是譴責，而是對你的譴責的防衛。你最近讀了富蘭剋林的青年時代回憶錄。我是有意識地給你讀的，然而並不是像你自我解嘲地說的，是由於一小段關於食素的敘述，而是由於書中描寫的作者與他父親的關係，以及作者與他兒子的關係，正如這本為兒子所寫的回憶錄中所表達的。我不打算在此提及細節了。
“最近幾年來，你覺得我對猶太教事務關心得多些了，而我得到了對你的猶太教觀念的一定的補充證明，由於你先入為主地對我的一切活動，特別是對我的發生興趣的方式懷有厭惡感，所以在此也不例外。可是除了這點以外，你在這裏有一點小小的例外表現並非完全不可能的。在這裏活動着的畢竟是與你的猶太教同出一源的猶太教，因而也有可能使我們之間産生新的關係。我不否認，你對之表現出興趣的事情往往反倒會使我産生懷疑。我並不是想斷言我在這方面有什麽勝於你的地方。但是根本就沒有對之加以驗證的可能。我所介紹的猶太教使你感到討厭，猶太文字你覺得無法閱讀，它們‘使你惡心”’。——這可能意味着．你堅持認為，衹有你有我童年時期告訴我的那種猶太教纔是唯一正確的，除此以外不存在別的。可是要說你堅持這種看法，似乎又是難以想象的。於是你的‘惡心’（撇開它首先並非為猶太教所引起，而是針對我個人的這點不談）衹能意味着，你無意識地承認了你那種猶太教以及給我的猶太教教育的弱點你絶不願意回顧，並以不加掩飾的痛恨來回答一切回顧。此外，你對我的新猶太教教義的反面評價是非常誇張的；首先，這裏面摻含着你的詛咒；其次，對於猶太教的發展起着關鍵作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因而就我的情況而言，它是有緻命傷的。”
父親是如此，而母親“在雜亂的童年生活中被認為是理智的典範”。兒子雖然埋怨她在父親面前不能自主，然而對此表示完全理解，知道她一方面是出於對丈夫的愛，一方面是面對一個不容任何反對意見的男人的講求實際的讓步。但是父母以這種方式聯合為一體，組成了對兒子的共同戰綫，母親衹是偷偷地脫離這條戰綫，以便給兒子一點愛的表示—一這在卡夫卡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隨處可見，比如在很短的小說《夫妻》（載《一場戰鬥記實》）中便可見到相似的情況，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篇小說，它堪稱卡夫卡最激動人心的、最具有自我表述性質的作品之一。正確地閱讀它，那麽每一句話都富有啓發性，從開頭的生意上的抱怨直到尾聲處N．先生的夫人嚮來訪者或捷言之不速之客提到他自己的母親時說的這幾句話：“盡可以說，她（母親）能夠創造奇跡。已為我們所毀了的可由她來修復。我童年時便失去了她。”還有那結束語：“噢，竟有這樣的失敗的經商之路，而人們不得不帶着負擔繼續走下去。”
奇怪之處不在於，弗蘭茨感到父親的性格是某種陌生的東西，卻由於其活力和力量而對他欽佩不已。奇怪的是，他在此後的生活道路上也極其希望得到父親的首肯，儘管這往往是根本辦不到的。“你也有一種靜靜的、滿意的、贊同的微笑方式，這種方式特別美，卻非常難得一睹，可是這種微笑會使對方非常愉快，”《信》中這麽寫道。他算了一下與父親接近的時刻：“這自然很少，但卻十分美妙。比如當我以前炎夏午飯後在店裏看見你疲倦地用胳膊肘支着櫃臺打一會兒瞌睡時；或者當你急匆匆地跑到我們這兒來消夏時；或者當母親病重，你顫抖地哭着緊抓書櫥時；或者當我上次生病時，你輕輕地走到我住的奧特拉的房間，停在門口，衹探進頭來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出於好心的考慮衹嚮我拍了招手。在這種時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來，現在，當重新寫下這些的時候，止不住又哭起來了。”——他的書中的一本——《鄉村醫生》——是獻給父親的。父親接受這本書時說的話（顯然並無惡意）經常為卡夫卡所引用。父親衹說了這麽一句：“放在桌上吧。”
日記中弗蘭茨描寫一個晚上，在寫到他難得真正完全感到滿意一個行動的那句結束語（《日記》252頁），聽起來是那麽的憂傷：他以極大的努力，審慎周到，確實成功地在猶太區政府中組織了一場一個貧窮的東方猶太話劇演員的朗誦會，自己講了頗有意義的開場白（這是他作過的唯一的演講——可記錄在案的僅僅還有一次在布拉格的托因貝大廳朗誦剋萊斯特的《米歇爾·科爾哈斯》）。他這番報道卻是以寫在括弧中的、仿佛從深深的背景中道出來的話結束的：“我的父母不在那裏。”
卡夫卡父母傢中的情況與普魯斯特傢裏的情況有一些相似之處（見列昂·彼埃爾一昆特：《馬塞爾·普魯斯特，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父親每天一大早離開傢，幾乎與兒子不打照面。”而他母親則是個“和藹可親的女人，……她對他很關心，總是原諒他的任性，原諒他習以為常的草率馬虎態度。”——倘若探討一下父母教育的共同特點，也許會找到兩位作傢世界觀相近與文風相近的共同根源，他們倆生活在同一個時期，互相間卻從未聽說過——這將使那些喜歡分門別類的觀察傢們重新陷入世界之雜亂的昏暗之中。描述的特別細密準確，即對細節的愛好（我欲稱之為“填密寫作”），還有被捲入家庭的魔法漩渦中，自然還有種族（普魯斯特的母親是猶太人）甚至際遇的某些相似之處，所有這些都誘惑人對他倆加以對比，當然，普魯斯特所處的世界都市環境與卡夫卡所處的小市民的布拉格導致他們的發展道路出現根本性的分岔。
對於諸如普魯斯特、剋萊斯特、卡夫卡這樣的情況，終其一生不能脫離童年的印象，不能脫離家庭和家庭傳統的控製力，可以用精神分析學關於無意識的戀母情結與無意識的恨父的模式來籠套。然而對天真幼稚行為的依附則完全可以（我無意否認精神分析學解釋有關重要主題的同樣有效性）作簡單一些的解釋：父母是孩子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必須與之進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們的討論是一生中後來所有鬥爭的模式。——人投入了與生活和世界的决鬥。第一場戰鬥：與父母。然後生活帶來其他鬥士：同學、老師、其他公民、觀衆、不可解釋的反對男人的婦女世界。盡是敵人——至少可以說盡是對手，很難從他們中間找出善意來（這種“找出”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種戰鬥，一種迫使人采取的行動，一個任務，一場生活考核）。人和戰士是怎樣通過第一場戰鬥的，已經指點着未來，可以視為未來的象徵，倘在回顧者眼裏那生活的開端真的恍若他生活的後來階段以至生活整體的雛形或代表，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精神分析學認為，人對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産生於對父親的交往之中的（也就是說上帝是根據父親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過來的可能性（第一個指出這點的是海因茨·波利策）同樣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過對上帝的交往（或者如我在此試着指出的這麽說：通過在年齡成熟一些後與面對面而來、面對面鬥爭的世界整體的交往）豐富了、擴展了對“父親”的想象，使之形象豐滿。
“噢，假如我知道回去的路，知道那返回童年時的可愛的路該有多好啊，”剋勞斯·格羅特一布拉姆斯這樣歌吟。這種渴望在一般人心中可能僅僅是一閃即逝的插麯，也許作為一個勞動後的疲勞現象出現，——這裏卻存在着一個問題：難道說疲倦的人比為虛榮或為生活之必需勞碌不息的人要誠實一些嗎？除了這種插麯式的“返回童年”思想，也還有真正的童真幼稚，青少年時期的經歷製約着畢生命運的思想，有的人一輩子也無法擺脫其製約。
孩子信賴父母，也希望父母信賴他。這一點正是最早的影響人的心靈的重大衝突之一的導火綫。世界提供的往往不是相互間的信賴，而是全然不同的東西：鬥爭、戰鬥。——這第一次衝突（同父母和家庭），被多麽認真、多麽火熱地感覺着，可以在一個典型童稚的作傢—一剋萊斯特——的經歷中找到出色的例子。一個問題無時無刻不在他腦海中盤旋：傢裏（擴展了的父母結構）對我的所為所求會怎麽說？他們會信賴我嗎？一方面是認為榮譽衹存在於戰時壯舉和行政能力中的老式普魯士家庭，另一方面是溫順的、感情豐富的、情緒不穩定而又偏偏為最高尚的倫理原則所奴役的作傢，剋萊斯特與他家庭的差異大得驚人。他知道，他的詩和劇作在傢裏人眼中不外乎是不守綱倫的邪門歪道，毫無價值可言。——卡夫卡以特別的投入閱讀剋萊斯特的書信，將那些證明剋萊斯特家庭將那位作傢視為“人類社會中一個毫無用處的、不值得再給予任何同情的一員”片斷抄錄下來，並以意在言外的嘲諷口氣寫道，那個家庭在剋萊斯特一百周年忌日將一個花圈獻在墓旁輓聯上寫着：“獻給傢族中最優秀的人”。
這位堅強的人一般總是聳聳肩膀，帶着那麽點輕衊，他看待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他們如何強烈地期待着能夠證明自己的能力，期望他們自身、他們內心最深處的實質能得到家庭的承認，換來家庭的信賴和坦誠相待，然而卻由於傢裏無人理解他們而精神崩潰。堅強的人在發展道路上很快就會到達某一點，在那裏他們對自己說（或許有理，或許無理）：真是的，這個家庭是無可教誨、無可救藥的了。可是世界是廣阔的。還有其他單位團體，我將嚮它們顯示自己的存在，傢裏那夥人怎麽看我關我屁事……
這麽一解釋，自然就可窺見生活的悲喜劇了。事實上那放棄了爭取家庭信賴的堅強漢子與多愁善感的人相比並未贏得過多的優越之處。以後“廣阔的世界（哦，它馬上就變得那麽狹小）所提供的衝突，與那人生第一次為求得信賴而又不能獲得的衝突相比差別總是微乎其微。不管是朋友抑或上司，是高於一切的情人抑或僅僅是同你偶爾打一個小小交道的不相幹的人，你總是希望他們能夠認識你的存在，你的本質，你的內心所嚮，然而人們關心的卻總是你的成績，從道理上說，人們也衹能通過你思想的體現來檢驗你的思想，別無良方。你希望的卻不是得到檢驗，你衹希望人們相信你。每個人（同每個神祗一樣）都希望周圍全是信仰。衹有當靈魂感受到來自他方的信任時，纔有可能發揮其極細微的、不同尋常的能力。
一位哲學家（菲利剋斯·威爾奇）將“信任决定”原則稱為一切倫理學的基礎，由此可見信任問題的中心地位。人們無法證明，世界就其整體而言是否有意義，是一個善的神靈的傑作，還是無意義的、兇惡的東西。這個問題衹能由人們隨意地（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相信或否認。究其根本，每個人的本質、道德也同樣衹能無證據地為人相信或否認。因為在這個領域內無法提供準確的證據：實際成績低於評價，最有利可圖的往往源於最惡的心靈。
在第一次衝突中（無所畏懼地爭取家庭的信賴）所有後來的生活衝突均已具雛形，似乎均已包含在其中。對在第一次衝突中，可以說在生活鬥爭的準備階段，已經存在的童稚者的聳肩，乍看之下不是那麽十分公平的。這些“不實際的人”也許會刪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無物的環節；最終人們會發現，他們不僅比別人感覺更溫柔敏銳，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處的認識。因此一個“童稚”作傢的世界觀能夠握住我們的心，剋萊斯特便是這樣；童稚在此並非弱點；它衹是對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狀的一種比較誠實、比較認真的理解。我們大傢身處這情狀之中，面對着面，互不信任，每個人心中都在秘密地懇求人們相信自己，即使自己的品行無法得到證明也罷。剋萊斯特和卡夫卡（在《失蹤者》中）寫下了許多激動人心的場面，以圖表現一個永恆的場面——一個人蒙受了可恥的名聲，一切外在因素都於他不利，他聚集最後一點良心，希望人們不要譴責他。不錯，我有這麽一個感覺，剋萊斯特所有的作品都是圍繞着這一點的。他的偶像是：凱特興·封·海爾布隆。可是正如凱特興信任她的騎上一樣，潘臺西利婭也希望阿奇勒斯在所有戰鬥性的仇恨表象下始終感覺到她的愛。托妮捆起了她的情人，把他交給了敵人，——表面上看作者是批判了她，但實際上她心底是希望他能相信她，相信她的感情。“你不曾對我不信任該多好啊，”這是她最後的話。還有阿爾剋梅娜在她那發火的丈夫面前，愛菲（《碎罐記》中）在她的未婚夫面前，那看上去十分殘忍的選帝候在那洪堡人面前——所有這些人都是難以理喻的、憂鬱的、有罪的，或至少有不良行為的形象，卻全都非常誠實，他們最強烈渴望的莫過於叫愛人認識他們深厚的愛。這是人類的基本情況，就剋萊斯特來說，這是從他親身感受的生活狀況中擴展開來的。他有一個壞毛病：不愛寫公文愛寫詩——然而通過這個壞毛病，這傷風敗俗的行為，他的家庭卻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傢夥。他所創造的最激動人心的象徵是：瑪爾基斯·封·O．進入了新的境況（正如天賦將一個作品變幻推入作者的心靈一樣），她不知道事情是怎麽發生的，不知道事情發生了，醫生的診斷再明確不過地給她判了死刑，然而她是無罪的。剋萊斯特最大的創造性表現在：他用最強有力的論據將犯罪的表象堆在女主角四周，如同在一個殉教者周圍堆柴垛一樣。越是這樣，劃破雲空的閃電就越亮，照耀着令人眩目的、雪白的無辜。所以，父親認識到瑪爾基斯·封·O．心靈的純淨，並嚮她道歉這個場面纔會具有如此震攝魂魄的感情力量。是什麽樣的勇氣引導作傢提筆寫下（早在弗洛伊德前很久）這些話的啊，任何人讀到這裏內心都會受到極大的震動：
女兒脖子後仰，兩眼緊閉，靜靜地躺在父親的胳膊上
……他坐有椅子上，長時間、熱烈地、沒完沒了地對着她
的嘴吻着，眼裏閃着晶瑩的淚珠，簡直像個熱戀者！女兒
不說話；他不說話；他坐着，臉俯在她的臉上，如同俯在
他初戀的姑娘上面，撥正她的嘴，吻……
這樣一種充滿最後的魔力的渴望之場面多麽經常地晃動在剋萊斯特眼前！這個場面或任何“童稚”的相似場面多麽經常地與他同床共夢！
至於弗蘭茨·卡夫卡的作品與剋萊斯特的著作有一些實質上的、完全不可僅僅以回味相似來解釋的特徵，尤其在散文風格上，已經為人們反復提及。可是關於他們基本立場的心靈上的接近，據我所知還不曾有人指出過。這兩個人的基本立場的的確確是惟妙惟肖，甚至他們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們的童稚和純潔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於中心地位的竟然也是對家庭的責任！這是打開諸如小說《變形記》、《判决》、《司爐》和其他作品中一些細節的鑰匙。賦予象徵以現實的生命的方式，兩位作傢也是一致的。那位女士在高尚的家庭眼前痛苦地變成一個羞恥地懷了孕的人的幻景，與那另一個家庭的兒子在謎一般的命運驅使下變成令人鄙視的昆蟲的故事亦甚相近。
與青少年時期的經歷的牽連難分難解，與家庭和一種無意識地繼續起作用的嚴厲的傳統的牽連難分難解（在剋萊斯特那裏由康德主義重新引起人們註意的普魯士傳統；在卡夫卡那裏是由後期對猶太民族的研究重新喚醒的猶太正義倫理學）。我想以卡夫卡有一次對我講的話來與剋萊斯特肖像中的孩子模樣作對比：“我將不會經歷成年人的年齡階段，會從一個孩子直接變成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他經常強調並寫入日記中：人們把他看得多麽年輕。在同樣的紙頁上還記載着對性的作用表示了一定的、一段時間內的不信任（剋萊斯特也這麽報道過）。另外：對自己的高度要求，這兩個人好像有負於家庭，一定得說明自己不是廢物。弗蘭茨討厭任何形式的“未成年照顧”，這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在柏林還一直折磨着他，那是1923年那個饑餓之鼕，他收到了父母從布拉格寄來的食品包裹。卡夫卡的最高生活理想沒有比剋萊斯特那些充滿渴望的話表達得更準確的了：“耕作一塊地，種一棵樹，生個孩子。”這兩個人的生活道路當然與他們所渴望的農傢生活和簡單作業的意義相差甚遠。他們相似之處還可以遠遠地引伸下去，直至深入他的創作形式內部，當然人們不是沒有註意到，卡夫卡也曾有意識地學習剋萊斯特的風格。可是，除此以外，他們共同掌握着童話般的發明與寓言般的聯想的獨特形式，這一點與他們迷戀昔日有關，童年時代，孩子們總是將所見所聞視為着了魔的、夢一般變幻着的世界。這兩個人確實認識“回歸之途”，並很願意去走，也經常去走。兩個人那晶瑩剔透的風格與忠於細節的現實主義則是作為平衡因素出現的，是強烈的內心自然對那種迷戀夢幻和童年的傾嚮的反抗。在兩位作傢筆下，那些一團亂麻似的、最神秘、最朦朧的現象是以盡可能明確、簡單、含義清晰的詞彙娓娓道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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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捷剋地區的猶太人中，也就是說，在由約瑟夫二世皇帝授予姓氏的時期在捷剋地區定居下來的猶太人中，卡夫卡這個姓氏並不罕見。這裏並不存在民族的、政治的考慮在內。不過弗蘭茨的父親對舊奧地利的捷剋民族諸黨派倒頗有好感，儘管並非旗幟鮮明。他這種好感也可能與他對捷剋鄉土的懷念有關。弗蘭茨卻衹上德語學校，受的是德語的教育，衹是後來他纔自發地掌握了準確的捷剋語知識，獲得了對捷剋文化的深刻理解。與此同時，他並未放鬆與德語文化的聯繫（在適當的地方我們還將談到以後為他意識到的與猶太民族的聯繫的根本意義）。弗蘭茨有個遠房堂兄，跟他長得很像，比他壯實一點，除此以外，簡直可以說是與弗蘭茨同一個模子裏出來的。弗蘭茨對他勇往直前的魄力和堅強的組織才能十分欽佩，這位堂兄從學生時代到後來作為大學教授和議員（在捷剋議院中）一直都在德語自由黨派中處於領導地位。這就是布魯諾·卡夫卡教授，儘管他英年早逝，但他作為法律草案的批評者和有創見的撰寫者，作為政治傢，作為剋拉諾波爾斯基學術遺著的編纂者，並以他自己的法學著述證明，他有能力開闢美好的生活天地。弗蘭茨的父親和布魯諾的父親是堂兄弟。
關於卡夫卡的傢世，可以在卡夫卡的日記中讀到如下記述：
我的名字在希伯來語中是Amschcl（阿姆謝爾），正如
母係中母親的祖父．我母親，他是個非常虔誠和搏學
的人，留着長長的白鬍子，他去世時，我母親六歲。她還
記得，人們讓她抓住死屍的腳趾。請求原諒她可能對祖父
犯下的過失。此外、她也記得祖父那塞滿四壁的許多許多
書。他每天在河裏洗澡，入鼕後，他就在冰上鑿個窟窿照
洗不誤。我母親的母親很早就死於傷寒。從這次喪事之後，
母親的祖母變得鬱鬱寡歡，不想吃飯，不同任何人說話。有
一次，在她的女兒去世一年後，她出去散步，再也沒有回
來。人們從易北河中撈起了她的屍體。還有個比母親的祖
父更搏學的人，那就是母親的曾祖父，他受到基督徒和猶
太教徒普遍的尊敬。在一次火災中，他的虔誠創造了奇跡，
大火將周圍的房捨夷為平地，卻越過了他的房子。他有四
個兒子，有一個改信了基督教，成了醫生。除了母親的祖
父外，那三個部死得很早。她的祖父有個兒子，母親稱他
為瘋叔叔納坦，還有個女兒，便是母親的母親。
弗蘭茨的母親死於1934年，比她的兒子多活了十年。她在世時我常與她見面，她是位安詳、善良、聰明異常、可以說智慧橫溢的女人，從她那裏我得到了弗蘭茨傢世記述的補充材料。據她說，卡夫卡的父親來自施特拉科尼茨地區（南波希米亞）的沃賽剋。赫爾曼·卡夫卡的父親是屠戶。赫爾曼的青年時代是艱苦的、勞碌的，他的幹勁和堅韌精神顯然是無窮的。他的兄弟姐妹（三個兄弟，兩個姐妹）照弗蘭茨的母親尤莉·卡夫卡的話說，也是“巨人”。弗蘭茨一輩子都處於強大的、外表也強壯非凡（高個子、寬肩膀）的父親的陰影籠罩下。弗蘭茨的父親勞碌了一生，商業上不無成就，然而也充滿憂愁和疾病，留下了一個子孫滿堂的家庭，他懷著作為傢長的驕傲，為此欣喜，售出那至今（指1937—一譯者）依然存在的批發公司（位於舊城環城路）後，他還在布拉格市中心留下了一幢多層的出租樓房。他完全靠自己的勞動，幹練地、謹慎地、以犧牲和奮鬥建立了這個財丁兩旺的家庭，這個家庭及其豐裕的生活供給在弗蘭茨的想象力和創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這個意義而言，他對父親的崇敬是無限的，這種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由像我這樣不曾直接處於該家庭磁場內的，可以較冷靜地旁觀的人看來，這種崇敬有其符合實際之處，亦有某些誇張的因素。對於卡夫卡感情的培養來說，這種崇敬具有根本性的意義。這種心理究竟達到何種程度，也可以從我下面摘錄的（批判性的）日記片斷中看出來，這段日記生動地描繪了當初的父親形象。弗蘭茨寫道：
聽着父親無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們
的幸福處境，同時述說他年輕時必須經歷的千辛萬苦，很
不以為然。無人否認，由於他長年纍月衣衫單薄，腿上一
直負着好不了的傷口；他經常挨餓，十歲時就推着小車走
村串戶，早出晚歸，鼕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願理解，這
些千真萬確的事實和我沒有吃過所有這些苦同樣千真萬確
的事實卻無論如何得不出這些結論：我過得比他幸福，而
他可以因腿上的傷口擡高自己；他可以從一開始就估計並
斷定，我不會贊賞他當時的辛勞困苦，正由於我沒有體嘗
過同樣的艱苦滋味，我就必須對他感恩不盡。我何嘗不想
傾聽他沒完沒了地講他的青春和雙親，但是他以一種誇耀
和爭吵的語氣來敘述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動不動就雙
掌一拍，“哼，今天誰知道這個！孩子們知道什麽！他們誰
也沒有經受過！今天有哪個孩子懂這些嗎？”今天他當着來
看我們的尤莉姑姑又說了一通類似的話。她也長着一切父
係親戚所特有的那麽一張大臉蛋。眼睛的位置和顔色有那
麽點不對勁兒。她十歲時就去為人傢燒飯。天寒地凍之際，
她穿着潮濕的小裙子東奔西跑，腿上的皮膚開裂了，小裙
子結冰了，晚上上床後纔會幹。
現在我繼續記述弗蘭茨母親的話。父係方面的祖母生於普拉妥夫斯基傢，人們都說她心地非常善良，由於懂醫，她在村民中享有崇高的聲譽。此外，在父係的祖先那兒代代相傳的特點首先是戰取生活的精神和掌握生活的能力。赫爾曼當過三年兵，步入老年後他也樂意回顧他的戎馬生涯，一旦情緒較好（這種情況越來越少），他會唱起軍歌來。他的父親，即弗蘭茨的祖父，能夠用腳趾將一麻袋面粉從地面提起。有一次，一夥吉普賽人闖入了一幢平房的客棧，嚇得戰戰兢兢的客棧老闆把卡夫卡的祖父找了來。他將這些不速之客接了出去。假如我們掉過頭來看看母係的先人，情況便截然不同了。這裏面有博學多識的人，往往是些有奇異的癖好的愛幻想的人，另一些人則被這種癖好引入冒險的、異國色彩的或離奇的、隱居般的生活。
上面摘引過的弗蘭茨的日記記述中提到過母親的祖父和曾祖父的虔誠和（猶太教經師式的）博學聲譽。在冰封的河裏洗澡也是特別虔誠的人的一種宗教儀式，而不能理解成自然健身法，這種健身法當時還不存在，猶太人也不懂其妙用——剛纔提到的這些男人出生於波利亞斯傢，住在波德布拉得。祖父總是將宗教法則規定佩帶的信教綫挂在衣服外面，而不是塞在衣服裏面。孩子門跟在他後面，嘲笑他，但他們過後便在（基督教的）學校裏受到訓誡。老師教導他們，不可取笑如此虔誠的人。祖父（應為曾祖父——譯音）唯一的孩子死得過早，並因此而可能導致了祖母的自殺，這個孩子叫艾斯特·波裏亞斯，她嫁給了雅各布·略維。這個結合産生了六個孩子，老二（尤麗葉·略維）成了弗蘭茨·卡夫卡的母親。老大（阿爾弗雷德）很早就去了外國，獲得了許多勳章，後來當上了西班牙鐵路總經理。他終身未娶，常到布拉格來，給弗蘭茨的青年時代帶來了一定的影響。這首先是由於弗蘭茨期待着由他引入現實生活之途。弗蘭茨嚮往遙遠的國度，母親有一個弟弟（約瑟夫）也在國外生活，他在剛果領導着一傢殖民公司，擁有一支商隊，這支商隊有時達到一百五十人之衆。後來他在巴黎生活，同一個法國女人結了婚。舅舅的生活成了卡夫卡的創作源泉，成了卡夫卡完成的作品和計劃中展現的許多異國景象。住在馬德裏的舅舅阿爾弗雷德應該算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但也是和藹可親的，家庭意識強烈（我認識他，但未給我留下輪廓鮮明的印象）。從給青年時期朋友奧斯卡·波拉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對他是多麽失望。弗蘭茨問他，“他是否有法子將我從這些事物中解脫出來，能否帶我前往何處，使我終於得以着手新鮮的事業”。——弗蘭茨始終視其法律職業為權宜之計，渴望能從事其他工作。他把他的青春願望告訴這位舅舅，儘管十分含蓄，有保留，他同這位舅舅的關係在親戚關係普遍的冷淡中不能說是不好的。母親的另一個弟弟（魯道夫）生活在科希熱爾啤酒廠的會計崗位上，孤僻寂寞，由於信仰的轉移加入了天主教。最小的弟弟（西格弗裏德）在特裏什當鄉村醫生，也是單身漢，後遷入布拉格卡夫卡傢的房子，在弗蘭茨生命的最後階段中對卡夫卡進行一些醫治，從而對卡夫卡的命運有所參與。
據弗蘭茨的母親說，弗蘭茨是在麥瑟街和卡普芬街（現在是卡普洛瓦）交接的路口房子裏出世的。他度過童年的其他地方是：蓋斯特街（杜斯尼）上的來黑申慈善樓，“米努塔”樓，溫策廣場——斯梅茨基街拐角處房子。當我第一次拜訪他時，他傢住在臺恩教堂旁，蔡特納街（現在是切雷特那三號）上一套狹小、不規則的老掉牙的房間裏，這些房間還算舒適。父親的公司也位於蔡特納街上，以後纔遷入舊城環形路上的金斯基宮內的商店群裏。在卡夫卡的《觀察》和早期的其他著作中，可以找到許多這傢商店的場面和形勢的蹤影，日記中自然也不乏此類描述。不妨讀一下《商人）（小說集35頁）。誰是那些“難以打交道的鄉下入”呢？——“商人”必須預測他們需要什麽流行樣式的商品，“與我的圈子裏人們所需的流行樣式不同”。赫爾曼·卡夫卡的批發商店經營保質商品，是賣給村莊裏和小鎮上的商販的。在店裏看見的東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許多厚實暖和的便鞋。有時弗蘭茨在我陪伴廠到店裏去，再次試着減輕在沉重的工作負擔下呻吟的父親的壓力，至少試着表明自己的誠意，企望不費吹灰之力獲得和善的一瞥或一句贊揚的話、然而總是徒勞一場。母親不知疲倦地在父親的店裏當助手，她的作用顯然是不可代替的。有一段時間我也在那裏看到弗蘭茨的一個妹妹。然而父親遠遠不滿意這種局面，從他的傢長製出發，他恨不得全家人時時刻刻地圍着他轉。不過我不認為，我陪弗蘭茨到他父親店裏去所得到的印象一定是準確無誤的。由於年代遠，回憶已經十分蒼白。我倒是對他傢另外兩個住處記憶猶新，那是我常去找弗蘭茨的地方，尼剋拉路三十六號（現在是帕利茨卡），從那裏可以看見碼頭、莫爾島河、遊泳場、橋、百樂宮的緑色斜坡，還有奧培徹樓、尼剋拉路與舊城環道拐角。卡夫卡的工作室面嚮尼剋拉路這邊，他的窗子位於最高一層的最左邊。從那裏望出去，可以看見俄羅斯教堂上一座大於常人的巴羅剋雕塑。
弗蘭茨是最大的孩子。兩個弟弟（亨利希和格奧格）亡於幼年（一個死於兩歲，另一個一歲半）。六年之後，三個妹妹相繼出世，她們三人始終形影相隨，與她們的哥哥卻保持着一段感情上的距離。後來，弗蘭茨得病後，小妹妹與哥哥的隔閡被極堅决地打破了，她成了弗蘭茨最信賴最親近的人之一。——根據所有的報道，我們可以想象弗蘭茨的童年過得是多麽不可言喻的寂寞。由於母親從早到晚在商店裏忙碌，晚上也是父親木可缺少的玩伴（主要是打撲剋）．弗蘭茨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家庭女教師和人情淡漠的學校進行的。——對一個法語女教師或法國女人的回憶表明了性的覺醒。
日記中可以找到關於少年時代的憂鬱和遲鈍的記敘（有一次卡夫卡在談另一個問題時用“拖泥帶水”形容過這個時期的特徵），比如下面引的1911年的一段日記，這是事隔很久的回顧了：“有時我相信，我在整個中學時期和這以前的日子裏思想特別敏銳，如今不能下此肯定的結論衹是由於記性變壞了，然而有時我又發現，我的壞記性衹是想恭維我，至少在不太重要然而後果嚴重的事情上，我是懶得動腦筋的。我自然記得，中學時期我經常同貝格曼以一種交流內心感受的方式或模仿他的猶太教法典方式討論上帝及其能力範圍，這種討論不很詳盡深刻（也許我那時已十分易於疲倦）。我當時樂於聯繫一份基督教雜志（記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論題，該論題將鐘錶與世界、鐘錶匠和上帝相對照，並以鐘錶匠的存在來證明上帝的存在。依我之見，我完全有把握在貝格曼面前駁倒這個論點，儘管這種反駁在我心中並無堅實的依據，反駁時我必須耐心地將各種依據收集攏來。有一次這種反駁進行了，那時我們圍着市府塔樓散步。我之所以對此事記得如此清晰，是因為我們幾年前共同回顧了這件事。”
“當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銳的思維能力時（然而我卻沒有這方面的要求，對思維能力的發揮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産生這種要求），由於我思考得不夠多，我走到哪裏總是穿着蹩腳的服裝，這些服裝是父母讓不同的顧客裁製的，最長一段時間是讓努斯勒的一個裁縫給做的。我自然發現，穿得不像樣走在街上是很輕鬆的，我也註意到其他人穿着很闊綽，不過我多少年下來也沒有想到在我的服裝上尋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由於我那時已經有了自卑的趨勢（更多的是在隱隱的感覺中而不是在事實上），我堅信這些衣服衹有在我身上才能與這種先是洗衣板一樣僵直，而後又變得皺褶繁多的身體相配。我根本不想獲得新衣服，因為既然我長得難看，何必不穿得舒適一些呢？再說，既然世界已經看慣了舊服裝，又何必嚮它展現新服裝的醜陋呢？我老是拒絶母親的意圖，她總是讓人給我做這種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總能發現新舊服式間的區別。我的這種不斷的拒絶對我影響很大。使我認為父母親的行動業已證明，我的長相實在是不值一談。
“長此以往，我漸漸習慣於我的姿勢來適應這些蹩腳的服裝，走到哪裏我都麯背斜肩，手足無措，害怕照鏡子，因為我認為它會不可避免地將我的醜相展現在我面前，而且這醜相不可能如實地映現。假如我真像鏡子中照出的那樣，那就會引起更大的騷動，星期天散步時我就得忍受母親在我背上輕輕的敲擊，接受與我當時現實的憂慮格格不久的告誡與預言。我主要完全缺乏為真實的未來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預作準備的能力。我衹能對當前的事物及其當前的狀況加以思考。這可不是出於考慮問題的徹底性或基於某些性命攸關的利益，而是（衹要不是由於思考能力貧弱）出於悲哀和畏懼，說出於悲哀，是因為我的當前處境是如此可悲，我認為在它自己的消融於幸福之前，我無法脫離它；說出於畏懼，因為正如我當前每跨出極小的一步亦心驚膽顫一樣，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來嚴肅負責地評價作為偉大的成年男人的未來，這種未來在我心目中多半時間被看成癡人說夢，以致我覺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虛假的，而下一步則是不可企及的。
“奇跡比真正的進步更易使我接受。然而我卻過於冷靜，以致不能在奇跡的範圍內考慮奇跡，在真正的進步的範圍內考慮真正的進步。入睡前，我能長時間地沉湎於夢幻中：我身為富翁，乘坐四駕馬車駛入猶太聚居區，以一句威嚴的話解救了一個無辜受鞭撻的美麗的姑娘，以我的車載着她揚長而去。這種自娛的信念也許是從一種已經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來的，它絲毫不能使我剋服這種堅定的想法：我將通不過年終考試，假使竟然通過了，那麽我在下一學年中也將毫無進步可言，假使到頭來竟然頭暈腦漲地又過了這一關，那麽我在中學畢業考試中也將最終被淘汰，反正我肯定會（不管在什麽時候）以我的驚人的無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現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在我將自己視為走嚮未來的指路人時，我總是衹能看到我的無能（然而我的文學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簾），這麽一來，我對未來的思考便從來得不出所以然來；這種思考衹是當前悲哀的延續。衹要我願意，我可以挺直腰桿走路，但這樣很纍，再說我也看不出彎腰麯背將來會給我帶來什麽惡果。我覺得，如果我有個什麽未來的話，一切會自然而然地順理成章。選擇這麽一種生活準則並非因為它含有對未來的信心，未來之存在本來就不為我所相信，我這麽做衹是出於生活得輕鬆一些的目的。就如這般走路，穿衣，沐浴，閱讀，尤其是閉門傢中（這是我感到最輕鬆也最不需要勇氣的事）。超過這些範圍，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臨不穿一件黑色的禮服無法出門的境地，特別由於我必須作出是否參加一個舞會的决斷。努斯勒那個裁縫被召了來，協商裁這麽一件衣服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是如此優柔寡斷，我總是害怕通過一個明確的答復不僅被扯入下一個不愉快的局面，而且會進一步被扯入一個更糟糕的境況。一開始我不想要黑衣服，於是人們在這陌生人面前以我沒有任何禮服為由羞我，於是我竟然容忍他們提出裁製一件燕尾服的建議。但我感到人們提出的燕尾服將給我的生活面貌帶來可怕的轉折，於是我們爭執不下，最後一致同意做晚禮服，這種服裝與普通西服上裝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可是當我聽說禮服背心必須開領，裏面還得穿一件挺括的襯衫時，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堅决性表示反對。我不要這麽一件晚禮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話，那麽我寧要一件雖有綢料襯裏坦領口卻開得較高的。這個裁縫沒見過這麽一件晚禮服，他說，我怎麽設想都罷，但這麽一種上裝不可能穿到舞會上去。好吧，就讓它不是舞會服裝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這事本來就沒有定，你衹要把我說的衣服做出來就行了。這個裁縫簡直想不明白了，因為至今為止我總是以帶羞的匆忙，沒有異議也沒有建議地讓他給我量體裁衣，試穿新裝。毫無辦法，也由於母親的的催迫，我衹得陪着他（別提多難受了）穿過舊環形路到一個商人的舊衣陳列窗去，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經常看見一件這樣的不使人為難的晚禮服放在那裏並覺得適用於我。不幸這件禮服已從櫥窗中取走，圓睜雙目往店裏看了半天也認不出它來，要我僅僅為了看這件禮服而走到店裏去我可不敢，我們便懷着先前一樣的不同見解回傢了。然而我卻覺得這件未來的晚禮服已經受到了這段冤枉路的詛咒，我至少利用了對爭執不下的惱火為藉口，隨便嚮這個裁縫訂做了一件小東西，為晚禮服之事給了他一點小惠作為補償，把他打發走了。在母親的責備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從此永遠（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遠的）對姑娘們，對衣冠楚楚的出場和舞會關閉了心扉。我對此感到愉快，同時又覺得可憐，此外，我擔心在這個裁縫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顧表現得都更可笑。”
弗蘭茨讀完了肉市場旁的德語小學，又畢業於舊城環形路旁的德語中學。這稱得上是布拉格最嚴格的學校。學生很少，在那些寬敞的教室裏，由於學生少，每個人自然會經常被叫起來提問，這種情況比其他那些較為幸運、但鬆鬆垮垮的中學要多得多。學生們怕老師。我那時在施蒂凡中學讀書，還不認識卡夫卡，有時也通過其他途徑聽到那個學校陰暗的情況。我們施蒂凡中學的學生也可參加在金斯基宮——舊城中學所在地——中舉辦的自選法語課，所以我親眼見過那些陰森而高雅的教室。卡夫卡後來有時對我說起，他是“以眼淚”通過數學考試的，還得感謝上面摘錄的日記中提到過的鬍果·貝格曼，他把作業讓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個挺不錯的學生。舊城中學中衹有好學生，差一點的在最初幾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據他母親說，他那時是個體弱溫柔的孩子，大多數時候很嚴肅，然而偶然也調皮搗蛋，——一個老是讀書而不願運動的孩子——這與卡夫卡後來對體育鍛煉的強烈興趣是不同的。
一張地對照片展示的是個五歲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滿疑問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緊閉的嘴唇顯得憂鬱而執拗。烏黑的頭髮幾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簡直處於危險邊緣的悶悶不樂的印象，適合幹這一印象的無疑是那無力下垂的雙手，而不是那精心選擇的水手眼、寬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蘭茨很少跟妹妹們一起玩，他們的年齡相差太大，這一差距有時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導火綫。衹有在父母生日時，小弗蘭茨纔為妹妹們編寫小戲劇。這些小戲劇是在家庭內部上演的，這個慣例一直持續到兄妹們比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後妹妹們還記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詩句。有個劇叫《騙子》，還有一個叫《格奧爾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個叫《照片在講話》（這個劇講的是挂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弗蘭茨從來不參加演出，衹是當劇作傢和導演。後來他建議妹妹們演漢斯·薩剋斯的小戲劇以取代他的劇作，由他導演。
青年弗蘭茨的真正社會交往我們必須在他的同學中去尋找。他那小小的班級中有那麽幾個人，他們的重要性以後顯示了出來。除了卡夫卡外，還有；已經提到過的鬍果·貝格曼，他後來成了有地位的哲學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教授。在中學期間，卡夫卡和貝格曼二人雖然來往不少，但看來彼此並沒有真正認識到對方的價值。對於艾米爾·烏提茲來說同樣如此，他後來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學教授。還有保爾·基施，文學史專傢和“新自由新聞”的編輯。衹有同奧斯卡·波拉剋的關係纔堪稱密切，對此我們以後還將談到。
在青春時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親形象（其巨大性無疑經過了卡夫卡的天賦的放大）處於突出的地位。作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後期的一部著作。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裏布赫附近的什纍申（所以我能相當清楚地描繪那些日子的氣氛），他寫了一封非常詳盡的《緻父親的信》，這簡直不能稱之為信，這是一本小書，然而不是現時可以發表的書，而且是最奇異的書之一，儘管是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寫成的，它是有關生活衝突的最難懂的文獻之一。在此很難尋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與精神分析學的吻合之處，但是精神分析學多半止於事實的表層，而不能及於更深處的盤根錯節。由於個人風格的緣故，這封《緻父親的信》未作廣泛的傾訴。然而僅那些為數不多的片斷和語錄（我可以摘引）已足資構成有助於理解卡夫卡發展過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儘管此情長逾百頁，然而我從與弗蘭茨的談話中獲悉，他真的打算將它交給父親（通過母親），一段時間內弗蘭獲有意通過這封信澄清與父親之間的這種煩人地僵持着、痛苦地凍結着的關係。事實上，此信若果真送上去，效果必然適得其反：通過此信使父親理解自己的意圖根本不可能實現。母親也未轉交這封信，而顯然安慰了弗蘭茨幾句，將信退還給了他。從此以後，我們對這件事再也沒有談及。
“最親愛的父親”，信是這麽開始的，“你最近問我，為什麽我說我怕你。同往常一樣，我對你無言以對，這部分由於我對你的畏懼，部分由於解釋這種畏懼涉及太多的細節，突然談及，我一下子歸納不起來。”接着便是對這個特別的父親與這個特別的孩子的關係的詳細分析，或反之，還有最尖銳的自我分析，插麯般地擴展成小小的自傳，談得最多的是那自然從中心引導出來的對童年的回顧；因此恰恰是《信》的這些段落是值得摘引之處。
卡夫卡始終將自傳性的描述看得非常重，這一點不僅可以從他生命中相當長的階段堅持寫日記這一事實中，而且還可以從類似下面舉出的話中看出：“一旦我得以脫離辦公室，無論如何將馬上着手實現寫自傳的願望。我在寫作之初必須將這麽一種重大轉折視為暫定目標，以便掌握事態的發展。儘管這種轉折可能性小得可怕，我卻也看不到另一種可以與之並列的重大轉折。再說，寫自傳是一大樂趣，因為它將輕易地從筆底流出，恰如把夢境記錄下來一般，然而將具有另一種偉大的、永遠左右着我的結果，它也將為其他任何一個人的理解力和感覺所接受。”在給我的一封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嚮，信中“全力以赴地重溫我的（卡夫卡的）生活輪廓”。這一思想獲得極高的評價：“第一個結果將是，我把力量集中起來，不再東一筆西一筆地為毫無意義之事塗抹，我的目光隨興所至。”可以看出，卡夫卡非常渴望能為他那難以窺測的心靈整理出一點頭緒來，何況還有那作傢共有的公開最隱秘感情的愉悅，托馬斯·曼有一次（在雜文《歌德和托爾斯泰》中）如此美妙地稱之為作傢必然犯的錯誤和對世界提出的連同優點和弱點一起受愛戴的無條件要求（“奇怪的是，世界證實並滿足這一要求”）。卡夫卡十分艱難地進行着獲得他自己的完美的鬥爭（他也許會說：反對他的明顯的不完美的鬥爭），以致他根本沒有動過嚮外界顯示自己的念頭。
儘管這封信衹想就事論事，不偏不倚，其內容以及其主觀真實與客觀事實的對立卻顯得那樣模糊不清，深不可測。我覺得這裏或那裏焦距對錯了，未經證實的前提不時出現，同事實混在了一起；似乎寥寥無幾的警句竟然構成了一座摩天大樓，其復雜之處令人揣摩不透，最終它在表達上竟圍着自己的軸心轉起來，駁倒了自己，卻依然巍然屹立。信的結尾處他讓父親自己說話，用虛構的方式來回答這封信：“在我如此坦率，想什麽說什麽，把所有的過錯往你身上推之時，你卻要表現得‘聰明超凡’、‘溫和超凡’，並宣告我毫無過錯。後者你衹是好像辦到了（你的目的其實也就此達到了）。撇開所有關於本質和自然、對立和無能為力的‘談話方式’不論，字裏行間透露出：我纔是進攻者，而你的所作所為都是自衛。現在你通過你的不坦率應該是已經得到了許多，因為你證實了三點，一、你是無罪的；二、我是有罪的；三、你純粹出於寬懷大度，不僅打算原諒我，而且多多少少打算證實並使自己相信，我也是無罪的（這自然是與事實相違背的人這些本來已可滿足你了，但你並不滿足。你往自己腦子裏塞進了完全靠我過日子的念頭。我承認，我們在互相鬥爭，但是有兩種鬥爭形式。一種是騎士式的鬥爭，與自立的對手較量，各歸各，勝敗自負。還有一種是蟲易式的鬥爭，蟲豸不僅蜇人，而且為了生存還要吸血。這是職業戰士，這就是你。你缺乏生活能力，可是又要過得舒服、無憂無慮、不須自責，於是你便證明，是我奪去了你的一切生活能力並將之揣人口袋。”（順便提一下，通過這段論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弗蘭茨·卡夫卡的“蟲易中篇”——《變形記》以及《判决》和其他一些小說的根源之所在。）
一如結尾處這幾行，全信的主題始終一貫（衹有罪責問題在最後一段中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大體上可歸結為，兒子的弱小與父親的力量之對照，父親的一切靠自己獲得，他對自己的成就和強大的不可折服的本質有所認識（他的成就便是來自他的強大的本質），把自己視為世界之準繩，這麽看問題是因為他是一個質樸的、不善深思問題的，在原則問題上衹根據自己的直覺行事的，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無清醒意識的人。這裏有一種持續的認識：對立面不是這樣僵直硬挺地放在那裏的，這封信在努力適應生活的這一混合體時便不得不寫到這種認識，在卡夫卡的一部作品中他這種認識自然而然地貫穿上下文，在結束語中表明得再清楚不過了，這段話也是全文中最和解的一段：
事實上事情當然不會像我的信中證明的那樣相對，生
活不僅僅是一場互相忍耐的遊戲；這個不同觀點引起了我
對生活的修改，我不能，也不願闡明修改之處，然而依我
之見，通過這一修改卻達到某種與真實非常接近的境地，它
使我們倆都得到一些寬慰，使生活與死亡都變得更為輕鬆
些。
撇開這個保留條件不談，兩種特性的對立勾畫得十分鮮明。弗蘭茨·卡夫卡出生的兩個世係的遺傳因素——母係（略維傢）的古怪、羞怯、安靜的人和現實強壯的父係一綫由他自己作了下述描繪：“將我們倆比較一下：我，簡而言之，一個有一定卡夫卡傢族根基的略維傢族人，但沒有為卡夫卡傢族的生活、經商和占領欲望所推動……你卻是一個真正的卡夫卡，無論強悍、健康、胃口、决斷力、能言善辯、自滿、優越於世人之感覺、耐力、沉着、鑒別人的能力，一定的慷慨大度無一不證明這點，當然也有着附屬於這些優勢的錯誤和弱點，你的性格、有時你的勃然大怒不時將你驅入這些泥潭之中。”可以比較一下寫在另一處的卡夫卡眼中的母係遺傳因素：“固執、過敏、正義感、焦慮。”這與精力旺盛的父親肖像之間存在着悲劇性的劍拔弩張的對立，在《信》結束部分卡夫卡談到他徒勞不果的結婚問題時，這一點又一次顯現出來。父親和兒子被並列對比，父親得到了一切，兒子卻一無所獲：“結婚最大的障礙是這種無法磨滅的信念，要維持家庭，甚至要擁有家庭，就必須具有我從你身上認識到的一切素質，而且缺一不可，好的和壞的都在內，它們與你的生理機體融合在了一起，即強悍和對他人的嘲笑，健康和一定的無所製約，能言善辯和知識欠缺，自信和對其他任何人的不滿，超人優越感和專製，老於世故和對多數人的不信任，還有無任何壞處的優點，比如勤奮、耐力、沉着、鎮靜。相比之下，所有這些在我身上幾乎不存在，或衹有一星半點，就這樣還要我壯着膽子結婚？我看到，就連你在婚姻中也要艱苦搏鬥，甚至在孩子們面前招數失靈。當然我沒有公然提出這個問題並公然給予答復，否則對此事的通常的思考就會占上風，並且嚮我指點其他一些男人，他們與你不同（在接近的人中就可以說出一個與你截然不同的人：R舅舅），但卻結了婚，而且未被婚姻壓垮——然而被壓垮的例子已經相當多，對我來說已是綽綽有餘。我未提出這個問題，卻從童年時起就一直經歷着它。並不是面臨婚姻問題我纔檢驗自己，而是在每個小問題面前都在檢驗；在每件小事中你都通過你的榜樣和你的教育嚮我證實我的無能，正如我嘗試着描寫的那樣。每件小事中正確無誤並證明你有道理的，毫無疑問會與最大的事情，即婚姻，緊密吻合。”這段話與弗洛伊德的理論，尤其是與他關於“潛意識”的論述之間的關係看來是抹不掉的。
可是我卻心存疑竇，不得不對兩者間如此簡易順手的聯繫之建立提出異議——尤其是因為卡夫卡自己熟悉這些理論，並且始終視之為一種十分不牢靠的、粗略的、不能與矛盾衝突的細節相合拍，或者說倒與其真正的脈搏相合拍的描述。下面我將以剋萊斯特為例試着對事實真相作另一番闡釋。首先卻必須承認，卡夫卡自己的說法——那個與兒子心目中強烈感受到的父親的優越性相關聯的問題未曾公然提出，未曾嚮“通常的思考”方式提出，而是“從童年時起就一直經歷着”——似乎在那位精神分析學家通常的觀念模式中可以找到的依據。同樣的還有對父親的“教育方法”的闡述，——可是在卡夫卡許多關於他“耽擱了的教育”的日記片斷中和他論及斯威夫持一個理論（“孩子們衹能在家庭之外受教育，而不能由父母施加”）的“關於孩子教育的書信”中，卻為另一個論題開啓了門戶。
幾乎整封信寫的都是父親施加的教育。“我是一個膽小的孩子，”卡夫卡說道，“儘管如此，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樣倔強；當然母親也寵我，但是我不相信我那時特別不聽話，我不相信，一句溫和的話、一個靜靜的握手動作、一道善意的目光會讓我交出人們想要的任何東西。你從根本上說是個善良的、軟心腸的人（下面說的與此並不矛盾，我這裏說的僅僅是你對孩子的表面態度），可是並非每個孩子都有足夠的毅力和無畏精神，能夠堅持下去，直至大人的和善降臨。你對待孩子衹有一種方式，就像你自己成長的方式一樣，以力量、噪音和暴怒對待。你也還覺得這種方式很合適，因為你希望培養我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勇敢的小夥子”。
這封信以異常強烈的感情回顧了幼時一次微不足道的體罰，這次體罰主要起的是精神威懾的作用，肉體幾乎談不上吃了什麽苦，可卻在兒子的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使他始終認為；“我對他（父親）來說竟是這般微不足道。”父親對這個孩子的小小的樂趣，對他的朋友交往，對他待人接物的整個方式作出的種種輕衊評價在孩子心中形成了沉重的壓力，最終導致自我蔑視。父親自己對他的評價和規定並非堅執固守，而恰恰是這種不合邏輯的搖擺在回顧過去的兒子心中有如不可駕禦的活力與不折不撓的意志的象徵。“你全靠一己之力披荊斬棘到達了如此宏偉的高峰，因此你對你自己的見解抱有無窮的自信心……你坐在你的椅子中統治着世界。你的見解是正確的，任何其他意見都是發瘋的，偏激的．癡呆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心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你的言行免不必始終如一，而你無論怎麽改變，你又總是有理的。也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你對某件事根本沒有任何見解，於是有可能與此事相關的所有見解毫無例外地都是錯誤的。比如說，你會先駡捷剋人，完了駡德國人，再駡猶太太，而且不是有選擇地就事論事，而是籠而統之，一概駡人，直到除了你自己以外無人不在挨駡之列。我感到你身上有着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種神秘色彩，他們的正確性建築在他們這個‘人’上，而不是建築在思想上。”
這段話可以使人聯想到．在卡夫卡身上除了人格尊嚴的因素，亦即民主外，權威的原則也起着巨大的作用，這種作用在《訴訟》中，在《城堡》中，在所有小說中和屬於《中國長城建造時》的斷片中無所不在。—一人們從自身的經驗出發知道，從荒謬的、無須顧及原因和矛盾之處的、互相信賴的某種人與人關係中會産生什麽樣的魔力，一種原因是當事者未曾認識其矛盾之處，另一種原因是當事者需要對方（比如一個心愛的女人）這麽一個完整的即使有缺點的人，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必須能容忍對方。於是我們要以客觀而傲慢的口氣發問：卡夫卡為了什麽而需要他的父親？或者（說得更正確一些）：既然他對其父親抱着批判的態度（上面因需要某人而予以容忍的觀點因此而不適合），那麽他為什麽不能擺脫父親的影響呢？為什麽他不像許多孩子那樣，與父母保持—波距離，從而免受巨大壓力呢？或不如這樣來提問：他與他的父親間是拉開了一定的距離的，後期幾乎不跟他說話了，那麽他為什麽為這段距離和關係的冷漠而痛苦不堪呢？難道他會想不到，在像他父親與他這樣兩個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間建立親密無間的關係是根本不可能的嗎？弗蘭茨是能夠理解父親的，並且以最公正的方式，此外還懷着充滿愛的欽佩評價他。父親受其性格驅使，沒有任何罪責可言，這也是弗蘭茨在這封信中所反復強調的，但也由於其性格而無可奈何地、毫無可能打開理解兒子內心特點的大門。在我的這位朋友在世時，儘管我未讀過他的日記，我已經知道他心中最深的創傷，不知在多少次談話中，我試圖讓他明白他對父親過高估計和他自我蔑視的荒謬。全都是白費口舌，他會滔滔不絶地倒出一大堆根據來（他也經常沉默不語），那真能叫我一時間受到震撼，啞口無言。
今天我依然感覺到，“卡夫卡對父親的首肯原因何在”這個中心問題不是按卡夫卡的想法提出，而是由外界提出的。對父親的首肯的需要確實曾是一種不可否認的感情，直到這些年依然餘音繞梁，是“害怕、孱弱和自輕自賤的普遍壓力”的表現。在信裏，父親對兒子的一切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判决被賦予了一種完全誇張了的作用（參見小說《判决》）。信中說，倘若遇到你的反對態度，或僅僅估計你有反對的可能，那麽勇氣、决心、信心、對此對彼的喜悅之情便不能堅持到底，說到估計你的反對態度，幾乎對我作的所有事都可這麽估計……衹要談到與你有關的事，你是個傑出的演說傢，而我在你面前則張口結舌，結結巴巴，即使這樣，你也認為過分了，最終我便沉默了，一開始也許是出於自尊心，後來便由於我在你面前失去了思考和說話的能力。由於你是我實際上的教育者，這一點便處處體現在我的生活之中。”這裏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相同例子，不妨從下一節中（“幼稚行動”）預先抽出來提一下：剋萊斯特據說也有結巴的毛病。卡夫卡說他曾給結巴巴地說話，衹能與他同其父親的交往聯繫在一起，在其他場合，衹要他願意開口，打破沉默，他的談吐是自由、輕鬆、高雅，而且富有奇思妙想，具有攝人的力量，而這經常是以開玩笑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且又總是自然得令人吃驚，與“結結巴巴”毫無相通之處。
這種“教育”的結果根據這封《信》的描述是這樣的（這是卡夫卡自己評論他的長篇小說《訴訟》的結束語）：
“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來的是無窮無盡的負疚意識。有一次我想起這種無窮無盡性時準確地描寫了某個人：‘他擔心，羞恥將在他身後繼續存在下去’。”卡夫卡將他生活虛構成一係列突破父親的勢力範圍、進入脫離父親影響的區域的嘗試。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評價文學作品時最強烈反對的莫過於任何“虛構”了，他認為虛構摒棄了有機的、時有出乎意外的生動豐富的生活的呼吸，匆匆忙忙地編造想當然的、呆板的、概念化的聯繫。可是他自己在此卻墜入了虛構的泥潭，除了符合事實的以外，也插入了半真半假的抑或誇張的情節。比如他將他的文學創作亦納入“逃離父親的嘗試”這一總標題中，仿佛他對藝術的興致、他創作的喜悅感不是來自自己的力量，不是自立似的。在接近他的人的眼裏，從事創作的他根本不是那種掙紮在父親魔影中的形象，而是一個為形式、創作欲望和能力、認識事物的動力、對生活的觀察和對人的愛所振奮激動的形象。當然，在給父親的這封信中他以令人震撼的話表達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我的寫作與你有關，我在那裏僅僅是傾訴在你胸前所不能傾訴的。這是一種有意拖延的與你的告別，衹不過這告別雖是為你所通．卻是沿着我所製定的軌跡發展的。”卡夫卡在這封“信”中，從逃避父親的企圖這同一個出發點來看生活的其他圈子：家庭、朋友、猶太民族、職業，以及兩次意欲導致婚姻的開端。“我的自我估價受任何東西的影響，比如一個外在的成就，都遠遠不及受你的影響……那裏，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遺棄、被宣判、被鬥敗了，儘管我竭盡全力爭取換個地方去生活，然而這種努力不值一提，這是在為某種絶不可能的事努力，除了一些小小的例外，這絶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卡夫卡給他童年的狀況賦予了一種壓抑他自己的性質（也許由於是事隔多年的回顧，或由於在信中執拗地堅持着的虛構的影響，這種性質被描繪得過於灰暗了）、他聲稱，他在中學裏所學甚少，甚或一無所學（出於我對他的密切關係的瞭解，我要就他的學識，比如說希臘語知識——一我們在大學期間曾一起讀柏拉圖著作——提出異議），他接着說：“自我能夠思考時起。我心中便懷着這種對精神存在觀的最深的憂慮：事不關己，高高挂起。我們這兒的猶太中學有點奇怪，人門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論，然而卻以冷漠的、幾乎沒有內容的、不可摧毀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動物般自以為滿足的無所謂的態度出現，這種自以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無所謂態度我在其他地方從未遇見過，當然，無所謂態度在這地方也是保護自己不被恐懼和負疚感摧毀神經的唯一工具。”
至於“自救嘗試”，我會在應該談的地方談到它的，當然並不完全與這封給父親的信中意義一致。衹是關於將猶太教作為逃避父親強權的闡述還應在這裏占有一席之地，因為這能反映卡夫卡青春年代的關鍵性問題，而且還具有普遍意義，不僅對認識那個過渡時期的猶太民族是如此，而且關係到卡夫卡以後在宗教上的發展：“我在猶太教中同樣找不到多少面對你的避難之所。這裏找到一點避難角落本來是可以想象的，然而這裏更可以想的是，我們能夠在猶太教中相遇而安，甚至一致地從那裏出發。可是你所給我們的卻是什麽猶太教！我在過去的年頭中面臨過三種形式。
“孩提時，我附和着你，譴責自己，因為我不常去教堂，不做齋戒等等。我相信，我這麽做不是對我不好，而是對你不孝，這時，一直潛伏着的負罪感也就滲透進了我的心靈。
“後來，當我成了年輕人時，我不理解：為何你對自己信奉的猶太教一無所知，毫不虔誠，卻譴責我不去努力像你一樣（如你所言：出於虔誠）信教。據我看來，這些譴責實際上是空話，是玩笑，連玩笑都談不上。你一年到教堂去四次，在那裏與其說像個認真信教的，不如說至少是更接近於那種不把它當一回事的人，把做禱告當做走過場，有時你居然能夠將正在朗讀的書中段落指給我看，使我驚訝不已。此外，衹要我能去教堂（這是關鍵所在），我就可以在裏面隨心所欲地東遊西逛。在那裏的好幾個鐘頭裏，我不停地打阿欠，不停地打瞌睡（我相信後來我衹有在舞蹈課上纔感到過這麽無聊），盡可能在那裏偶然的一丁點兒變化中尋找樂趣，比如當約櫃打開時，這時我總是聯想起遊藝靶場，在那地方，有誰命中了靶心，一個櫃門也會自動打開，衹不過那裏櫃門中出來的總是些有趣的東西，而這裏總是那些沒有腦袋的陳舊偶像。我在那裏還總是非常害怕，這不僅是因為我自然為如此接近這麽多人而害怕，也因為你有一次提到過，我也有可能會叫上去誦讀經典的。為此我顫抖了多年。除此之外，沒有什麽東西能夠抵消我的無聊，頂多還有那成人禮，然而那也衹要求背熟文字，頗有點可笑，也就是說僅僅像參加一次可笑的考試；再就是與你有關的小小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宣你上去誦讀經典，你很好地通過了這一在我眼中完全是社會活動性的事情，或者你留在教堂裏參加靈魂回憶活動，而叫我先走，這事在很長時間中（自然是由於我被趕走與不能進一步參加任何活動，在我心中喚起了一種幾乎未曾意識到的感覺——這事有點不公平。——這是在教堂裏。在傢裏可能更要命，歡樂局限於第一個賽德之夜，這個夜晚日益變得像一出令人笑得痙攣的喜劇，當然是在那些正在長大的孩子們的氛圍之中（為什麽你也不得不適應於這個氛圍呢？因為它是你造成的）。這些就是傳給我的信仰教材，此外便沒什麽了，頂多還有那伸出的手，指着‘百萬富翁福剋斯的兒子們’，告訴我他們在高貴的節慶日子中與他們的父親一起去教堂。這樣的信仰教材除了盡快地棄之腦後，還有什麽更好的處理方法，那我就不明白了；正是這種拋棄在我看來纔是最虔誠的行為。
“更往後，我又改變了對此事的看法，並且懂得了，為什麽你竟會認為我在這方面也惡毒地背判了你，你從那小小的聚居區般的小村鎮中確實帶來了一點猶太教，本來就不多，又在城市中和軍隊裏失去了一些。無論如何，青年時代的印象和回憶還勉強夠你過上一種猶太生活，尤其是因為你不需要很多這類幫助，你出身於一個十分強大的傢係，對你的性格而言，宗教上的疑慮若不曾同對社會的疑慮混雜得太深，幾乎是無法使你動搖的。從根本上說，引導你的生活的信念是，你相信一個特定的猶太社會階級的觀點的絶對正確性，實際上由於這些觀點是你的本質的組成部分，你相信的是你自己。這裏面所包含的猶太教還是夠用的，然而欲將它在孩子身上繼續流傳下去，卻太少了，你所傳下去的是一點一滴聚起來的。其中一部分是不可傳代的青年時期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畏懼的本質。而且也不可能讓一個滿懷畏懼而尖銳地觀察着的孩子理解，你以猶太教的名義，以無所謂態度推行的那些無謂之舉會有什麽崇高的意義。如果說它們對你有什麽意義，那也衹是作為昔日的紀念品，你為此而要將它們傳給我，由於它們即使對你來說也已不存在獨立的價值，你衹能通過說服或威脅來嚮我灌輸；這一方面是不會成功的，另一方面由於你在此完全不明白你的地位之虛弱，必然使你對我表面上的固執非常光火。
“整個看來這不是什麽孤立的現象，在猶太人這過渡的一代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即從相對來說虔誠的農村遷入城市的人都是這樣的；這是自然發生的，衹是這個現象給已經夠尖銳的我們之間的關係加上了一層痛苦的色彩。在這一點上，你應該像我一樣相信你是無辜的，可是要以你的個性和時間的推移來解釋你的無辜，而不是完全以外界的因素為藉口，也就是說不說什麽，你工作太忙，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所以沒有時間投身於這類事情雲雲。我從你毫無疑問的無事出發，習慣於以這種方式將不公正的譴責鋒芒轉到他人身上。這種做法無論在哪裏，包括在這裏都很容易得到否决。這並不是你可以給你的孩子們上的一堂課的問題，而是需要展示一條堪稱楷模的生活之路；假如你的猶太教信仰更強烈一些，你的榜樣也就會更有號召力一些。這是不言而喻的，完全不是譴責，而是對你的譴責的防衛。你最近讀了富蘭剋林的青年時代回憶錄。我是有意識地給你讀的，然而並不是像你自我解嘲地說的，是由於一小段關於食素的敘述，而是由於書中描寫的作者與他父親的關係，以及作者與他兒子的關係，正如這本為兒子所寫的回憶錄中所表達的。我不打算在此提及細節了。
“最近幾年來，你覺得我對猶太教事務關心得多些了，而我得到了對你的猶太教觀念的一定的補充證明，由於你先入為主地對我的一切活動，特別是對我的發生興趣的方式懷有厭惡感，所以在此也不例外。可是除了這點以外，你在這裏有一點小小的例外表現並非完全不可能的。在這裏活動着的畢竟是與你的猶太教同出一源的猶太教，因而也有可能使我們之間産生新的關係。我不否認，你對之表現出興趣的事情往往反倒會使我産生懷疑。我並不是想斷言我在這方面有什麽勝於你的地方。但是根本就沒有對之加以驗證的可能。我所介紹的猶太教使你感到討厭，猶太文字你覺得無法閱讀，它們‘使你惡心”’。——這可能意味着．你堅持認為，衹有你有我童年時期告訴我的那種猶太教纔是唯一正確的，除此以外不存在別的。可是要說你堅持這種看法，似乎又是難以想象的。於是你的‘惡心’（撇開它首先並非為猶太教所引起，而是針對我個人的這點不談）衹能意味着，你無意識地承認了你那種猶太教以及給我的猶太教教育的弱點你絶不願意回顧，並以不加掩飾的痛恨來回答一切回顧。此外，你對我的新猶太教教義的反面評價是非常誇張的；首先，這裏面摻含着你的詛咒；其次，對於猶太教的發展起着關鍵作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因而就我的情況而言，它是有緻命傷的。”
父親是如此，而母親“在雜亂的童年生活中被認為是理智的典範”。兒子雖然埋怨她在父親面前不能自主，然而對此表示完全理解，知道她一方面是出於對丈夫的愛，一方面是面對一個不容任何反對意見的男人的講求實際的讓步。但是父母以這種方式聯合為一體，組成了對兒子的共同戰綫，母親衹是偷偷地脫離這條戰綫，以便給兒子一點愛的表示—一這在卡夫卡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隨處可見，比如在很短的小說《夫妻》（載《一場戰鬥記實》）中便可見到相似的情況，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篇小說，它堪稱卡夫卡最激動人心的、最具有自我表述性質的作品之一。正確地閱讀它，那麽每一句話都富有啓發性，從開頭的生意上的抱怨直到尾聲處N．先生的夫人嚮來訪者或捷言之不速之客提到他自己的母親時說的這幾句話：“盡可以說，她（母親）能夠創造奇跡。已為我們所毀了的可由她來修復。我童年時便失去了她。”還有那結束語：“噢，竟有這樣的失敗的經商之路，而人們不得不帶着負擔繼續走下去。”
奇怪之處不在於，弗蘭茨感到父親的性格是某種陌生的東西，卻由於其活力和力量而對他欽佩不已。奇怪的是，他在此後的生活道路上也極其希望得到父親的首肯，儘管這往往是根本辦不到的。“你也有一種靜靜的、滿意的、贊同的微笑方式，這種方式特別美，卻非常難得一睹，可是這種微笑會使對方非常愉快，”《信》中這麽寫道。他算了一下與父親接近的時刻：“這自然很少，但卻十分美妙。比如當我以前炎夏午飯後在店裏看見你疲倦地用胳膊肘支着櫃臺打一會兒瞌睡時；或者當你急匆匆地跑到我們這兒來消夏時；或者當母親病重，你顫抖地哭着緊抓書櫥時；或者當我上次生病時，你輕輕地走到我住的奧特拉的房間，停在門口，衹探進頭來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出於好心的考慮衹嚮我拍了招手。在這種時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來，現在，當重新寫下這些的時候，止不住又哭起來了。”——他的書中的一本——《鄉村醫生》——是獻給父親的。父親接受這本書時說的話（顯然並無惡意）經常為卡夫卡所引用。父親衹說了這麽一句：“放在桌上吧。”
日記中弗蘭茨描寫一個晚上，在寫到他難得真正完全感到滿意一個行動的那句結束語（《日記》252頁），聽起來是那麽的憂傷：他以極大的努力，審慎周到，確實成功地在猶太區政府中組織了一場一個貧窮的東方猶太話劇演員的朗誦會，自己講了頗有意義的開場白（這是他作過的唯一的演講——可記錄在案的僅僅還有一次在布拉格的托因貝大廳朗誦剋萊斯特的《米歇爾·科爾哈斯》）。他這番報道卻是以寫在括弧中的、仿佛從深深的背景中道出來的話結束的：“我的父母不在那裏。”
卡夫卡父母傢中的情況與普魯斯特傢裏的情況有一些相似之處（見列昂·彼埃爾一昆特：《馬塞爾·普魯斯特，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父親每天一大早離開傢，幾乎與兒子不打照面。”而他母親則是個“和藹可親的女人，……她對他很關心，總是原諒他的任性，原諒他習以為常的草率馬虎態度。”——倘若探討一下父母教育的共同特點，也許會找到兩位作傢世界觀相近與文風相近的共同根源，他們倆生活在同一個時期，互相間卻從未聽說過——這將使那些喜歡分門別類的觀察傢們重新陷入世界之雜亂的昏暗之中。描述的特別細密準確，即對細節的愛好（我欲稱之為“填密寫作”），還有被捲入家庭的魔法漩渦中，自然還有種族（普魯斯特的母親是猶太人）甚至際遇的某些相似之處，所有這些都誘惑人對他倆加以對比，當然，普魯斯特所處的世界都市環境與卡夫卡所處的小市民的布拉格導致他們的發展道路出現根本性的分岔。
對於諸如普魯斯特、剋萊斯特、卡夫卡這樣的情況，終其一生不能脫離童年的印象，不能脫離家庭和家庭傳統的控製力，可以用精神分析學關於無意識的戀母情結與無意識的恨父的模式來籠套。然而對天真幼稚行為的依附則完全可以（我無意否認精神分析學解釋有關重要主題的同樣有效性）作簡單一些的解釋：父母是孩子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必須與之進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們的討論是一生中後來所有鬥爭的模式。——人投入了與生活和世界的决鬥。第一場戰鬥：與父母。然後生活帶來其他鬥士：同學、老師、其他公民、觀衆、不可解釋的反對男人的婦女世界。盡是敵人——至少可以說盡是對手，很難從他們中間找出善意來（這種“找出”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種戰鬥，一種迫使人采取的行動，一個任務，一場生活考核）。人和戰士是怎樣通過第一場戰鬥的，已經指點着未來，可以視為未來的象徵，倘在回顧者眼裏那生活的開端真的恍若他生活的後來階段以至生活整體的雛形或代表，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精神分析學認為，人對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産生於對父親的交往之中的（也就是說上帝是根據父親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過來的可能性（第一個指出這點的是海因茨·波利策）同樣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過對上帝的交往（或者如我在此試着指出的這麽說：通過在年齡成熟一些後與面對面而來、面對面鬥爭的世界整體的交往）豐富了、擴展了對“父親”的想象，使之形象豐滿。
“噢，假如我知道回去的路，知道那返回童年時的可愛的路該有多好啊，”剋勞斯·格羅特一布拉姆斯這樣歌吟。這種渴望在一般人心中可能僅僅是一閃即逝的插麯，也許作為一個勞動後的疲勞現象出現，——這裏卻存在着一個問題：難道說疲倦的人比為虛榮或為生活之必需勞碌不息的人要誠實一些嗎？除了這種插麯式的“返回童年”思想，也還有真正的童真幼稚，青少年時期的經歷製約着畢生命運的思想，有的人一輩子也無法擺脫其製約。
孩子信賴父母，也希望父母信賴他。這一點正是最早的影響人的心靈的重大衝突之一的導火綫。世界提供的往往不是相互間的信賴，而是全然不同的東西：鬥爭、戰鬥。——這第一次衝突（同父母和家庭），被多麽認真、多麽火熱地感覺着，可以在一個典型童稚的作傢—一剋萊斯特——的經歷中找到出色的例子。一個問題無時無刻不在他腦海中盤旋：傢裏（擴展了的父母結構）對我的所為所求會怎麽說？他們會信賴我嗎？一方面是認為榮譽衹存在於戰時壯舉和行政能力中的老式普魯士家庭，另一方面是溫順的、感情豐富的、情緒不穩定而又偏偏為最高尚的倫理原則所奴役的作傢，剋萊斯特與他家庭的差異大得驚人。他知道，他的詩和劇作在傢裏人眼中不外乎是不守綱倫的邪門歪道，毫無價值可言。——卡夫卡以特別的投入閱讀剋萊斯特的書信，將那些證明剋萊斯特家庭將那位作傢視為“人類社會中一個毫無用處的、不值得再給予任何同情的一員”片斷抄錄下來，並以意在言外的嘲諷口氣寫道，那個家庭在剋萊斯特一百周年忌日將一個花圈獻在墓旁輓聯上寫着：“獻給傢族中最優秀的人”。
這位堅強的人一般總是聳聳肩膀，帶着那麽點輕衊，他看待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他們如何強烈地期待着能夠證明自己的能力，期望他們自身、他們內心最深處的實質能得到家庭的承認，換來家庭的信賴和坦誠相待，然而卻由於傢裏無人理解他們而精神崩潰。堅強的人在發展道路上很快就會到達某一點，在那裏他們對自己說（或許有理，或許無理）：真是的，這個家庭是無可教誨、無可救藥的了。可是世界是廣阔的。還有其他單位團體，我將嚮它們顯示自己的存在，傢裏那夥人怎麽看我關我屁事……
這麽一解釋，自然就可窺見生活的悲喜劇了。事實上那放棄了爭取家庭信賴的堅強漢子與多愁善感的人相比並未贏得過多的優越之處。以後“廣阔的世界（哦，它馬上就變得那麽狹小）所提供的衝突，與那人生第一次為求得信賴而又不能獲得的衝突相比差別總是微乎其微。不管是朋友抑或上司，是高於一切的情人抑或僅僅是同你偶爾打一個小小交道的不相幹的人，你總是希望他們能夠認識你的存在，你的本質，你的內心所嚮，然而人們關心的卻總是你的成績，從道理上說，人們也衹能通過你思想的體現來檢驗你的思想，別無良方。你希望的卻不是得到檢驗，你衹希望人們相信你。每個人（同每個神祗一樣）都希望周圍全是信仰。衹有當靈魂感受到來自他方的信任時，纔有可能發揮其極細微的、不同尋常的能力。
一位哲學家（菲利剋斯·威爾奇）將“信任决定”原則稱為一切倫理學的基礎，由此可見信任問題的中心地位。人們無法證明，世界就其整體而言是否有意義，是一個善的神靈的傑作，還是無意義的、兇惡的東西。這個問題衹能由人們隨意地（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相信或否認。究其根本，每個人的本質、道德也同樣衹能無證據地為人相信或否認。因為在這個領域內無法提供準確的證據：實際成績低於評價，最有利可圖的往往源於最惡的心靈。
在第一次衝突中（無所畏懼地爭取家庭的信賴）所有後來的生活衝突均已具雛形，似乎均已包含在其中。對在第一次衝突中，可以說在生活鬥爭的準備階段，已經存在的童稚者的聳肩，乍看之下不是那麽十分公平的。這些“不實際的人”也許會刪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無物的環節；最終人們會發現，他們不僅比別人感覺更溫柔敏銳，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處的認識。因此一個“童稚”作傢的世界觀能夠握住我們的心，剋萊斯特便是這樣；童稚在此並非弱點；它衹是對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狀的一種比較誠實、比較認真的理解。我們大傢身處這情狀之中，面對着面，互不信任，每個人心中都在秘密地懇求人們相信自己，即使自己的品行無法得到證明也罷。剋萊斯特和卡夫卡（在《失蹤者》中）寫下了許多激動人心的場面，以圖表現一個永恆的場面——一個人蒙受了可恥的名聲，一切外在因素都於他不利，他聚集最後一點良心，希望人們不要譴責他。不錯，我有這麽一個感覺，剋萊斯特所有的作品都是圍繞着這一點的。他的偶像是：凱特興·封·海爾布隆。可是正如凱特興信任她的騎上一樣，潘臺西利婭也希望阿奇勒斯在所有戰鬥性的仇恨表象下始終感覺到她的愛。托妮捆起了她的情人，把他交給了敵人，——表面上看作者是批判了她，但實際上她心底是希望他能相信她，相信她的感情。“你不曾對我不信任該多好啊，”這是她最後的話。還有阿爾剋梅娜在她那發火的丈夫面前，愛菲（《碎罐記》中）在她的未婚夫面前，那看上去十分殘忍的選帝候在那洪堡人面前——所有這些人都是難以理喻的、憂鬱的、有罪的，或至少有不良行為的形象，卻全都非常誠實，他們最強烈渴望的莫過於叫愛人認識他們深厚的愛。這是人類的基本情況，就剋萊斯特來說，這是從他親身感受的生活狀況中擴展開來的。他有一個壞毛病：不愛寫公文愛寫詩——然而通過這個壞毛病，這傷風敗俗的行為，他的家庭卻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傢夥。他所創造的最激動人心的象徵是：瑪爾基斯·封·O．進入了新的境況（正如天賦將一個作品變幻推入作者的心靈一樣），她不知道事情是怎麽發生的，不知道事情發生了，醫生的診斷再明確不過地給她判了死刑，然而她是無罪的。剋萊斯特最大的創造性表現在：他用最強有力的論據將犯罪的表象堆在女主角四周，如同在一個殉教者周圍堆柴垛一樣。越是這樣，劃破雲空的閃電就越亮，照耀着令人眩目的、雪白的無辜。所以，父親認識到瑪爾基斯·封·O．心靈的純淨，並嚮她道歉這個場面纔會具有如此震攝魂魄的感情力量。是什麽樣的勇氣引導作傢提筆寫下（早在弗洛伊德前很久）這些話的啊，任何人讀到這裏內心都會受到極大的震動：
女兒脖子後仰，兩眼緊閉，靜靜地躺在父親的胳膊上
……他坐有椅子上，長時間、熱烈地、沒完沒了地對着她
的嘴吻着，眼裏閃着晶瑩的淚珠，簡直像個熱戀者！女兒
不說話；他不說話；他坐着，臉俯在她的臉上，如同俯在
他初戀的姑娘上面，撥正她的嘴，吻……
這樣一種充滿最後的魔力的渴望之場面多麽經常地晃動在剋萊斯特眼前！這個場面或任何“童稚”的相似場面多麽經常地與他同床共夢！
至於弗蘭茨·卡夫卡的作品與剋萊斯特的著作有一些實質上的、完全不可僅僅以回味相似來解釋的特徵，尤其在散文風格上，已經為人們反復提及。可是關於他們基本立場的心靈上的接近，據我所知還不曾有人指出過。這兩個人的基本立場的的確確是惟妙惟肖，甚至他們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們的童稚和純潔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於中心地位的竟然也是對家庭的責任！這是打開諸如小說《變形記》、《判决》、《司爐》和其他作品中一些細節的鑰匙。賦予象徵以現實的生命的方式，兩位作傢也是一致的。那位女士在高尚的家庭眼前痛苦地變成一個羞恥地懷了孕的人的幻景，與那另一個家庭的兒子在謎一般的命運驅使下變成令人鄙視的昆蟲的故事亦甚相近。
與青少年時期的經歷的牽連難分難解，與家庭和一種無意識地繼續起作用的嚴厲的傳統的牽連難分難解（在剋萊斯特那裏由康德主義重新引起人們註意的普魯士傳統；在卡夫卡那裏是由後期對猶太民族的研究重新喚醒的猶太正義倫理學）。我想以卡夫卡有一次對我講的話來與剋萊斯特肖像中的孩子模樣作對比：“我將不會經歷成年人的年齡階段，會從一個孩子直接變成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他經常強調並寫入日記中：人們把他看得多麽年輕。在同樣的紙頁上還記載着對性的作用表示了一定的、一段時間內的不信任（剋萊斯特也這麽報道過）。另外：對自己的高度要求，這兩個人好像有負於家庭，一定得說明自己不是廢物。弗蘭茨討厭任何形式的“未成年照顧”，這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在柏林還一直折磨着他，那是1923年那個饑餓之鼕，他收到了父母從布拉格寄來的食品包裹。卡夫卡的最高生活理想沒有比剋萊斯特那些充滿渴望的話表達得更準確的了：“耕作一塊地，種一棵樹，生個孩子。”這兩個人的生活道路當然與他們所渴望的農傢生活和簡單作業的意義相差甚遠。他們相似之處還可以遠遠地引伸下去，直至深入他的創作形式內部，當然人們不是沒有註意到，卡夫卡也曾有意識地學習剋萊斯特的風格。可是，除此以外，他們共同掌握着童話般的發明與寓言般的聯想的獨特形式，這一點與他們迷戀昔日有關，童年時代，孩子們總是將所見所聞視為着了魔的、夢一般變幻着的世界。這兩個人確實認識“回歸之途”，並很願意去走，也經常去走。兩個人那晶瑩剔透的風格與忠於細節的現實主義則是作為平衡因素出現的，是強烈的內心自然對那種迷戀夢幻和童年的傾嚮的反抗。在兩位作傢筆下，那些一團亂麻似的、最神秘、最朦朧的現象是以盡可能明確、簡單、含義清晰的詞彙娓娓道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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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像一根棍子似的從他嘴裏吐出”——這是我記錄在日記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論。卡夫卡用這麽一句話來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誰了）說話不容人打斷的特徵。
重讀我的筆記，我今天仍然能産生對卡夫卡的表達方式的敬佩之情。對他來說，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總是處處以他獨特的簡潔的觀察能力和比較能力來表達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脫口而出．帶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見過卡夫卡的人，絲毫感覺不到做作的、陰暗的少時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負擔，感覺不到為擺脫這種負擔就輕易把頽廢和納士派頭視為出路，也感覺不到心靈的揪扯、侮恨。《緻父親的信》中所寫下的，在外人看來似乎並不存在。或者衹不過有所暗示，並且僅僅存在於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裏。這種痛苦我是逐漸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這是個健康的年輕人，顯然沉靜得出奇；他視察着，不引人註意。他的精神趨嚮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態”、怪僻、怪誕，而是顯示着自然的偉大，顯示着嚮上、強健、健康、可靠、簡樸。
我總是不斷遇到卡夫卡的那些衹通過書本認識他的崇拜者們對他所抱的完全錯誤的設想。他們以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鬱的，甚至是絶望的。事實恰恰相反，在他身旁會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實（他表達思想多半用開朗的聲調），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見過的人中最容易與之交談的人之一，儘管他很謙虛，儘管他很平靜。他說得很少，在大庭廣衆中他經常見小時不發一言。可一旦他說起什麽，馬上就會令人側耳傾聽。因為他的話總是內容充實，命中要害。在與親朋好友交談時，他的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他能夠激越亢奮，直至忘我，這時風趣的話語和開懷的笑聲簡直是無休無止。真的，他喜歡笑，笑得歡暢，也懂得如何運朋友們笑。這還不止，在睏難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放心地信賴於他的明達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幾乎沒有失誤的見解。作為朋友，他能奇妙地給人以幫助。衹有對他自己，他纔會束手無策，一籌莫展——在同他的個人交往中，由於他有很好的自製力，人們衹有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這個印象，而他的日記則加深了這一印象。從他的書中，尤其是從他的日記中看到的景象竟是這樣的灰暗，與平常與他一起度過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將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來矯正與補充——這也是促使我寫下這部回憶錄的動力之一。留在我們這個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與他的文學並駕齊驅，有必要加入對他的整體評價。在他的情緒好的時候，他會在兩個人對話的場合中編織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話，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後來在描述我們的瑞士之旅時曾舉過一個例子（作品《廉價》）他執意地擴展幻想，懷着可愛的固執，不斷回到幻想上來，以各種色調的幽默賦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總是像在獨特的玩耍中源源涌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在他創造力的獨特性中同樣碰得到這種遊戲般勾勒的綫條；我們切不可等閑視之。我還發現，他的妹妹奧特拉在這點上很像他；這活躍的、想象細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屬性。有一次我去見奧特拉（這時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與她商談一件重要的事；一開始她就滔滔不絶地嚮我講她對她的狗的有趣觀察，大約有一個小時無法同她談其他任何問題。我經常在卡夫卡身上發現相似的情況。
我是在大學一年級時認識弗蘭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間，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學期中的事了。弗蘭茨比我大一歲，當時正處在第三個學期。他離開中學後，先是註册了十四天化學，然後是一學期德國文學，然後報了法學——最後這個選擇衹是作為權宜之計，沒有愛好在先，就像我們中的有些人那樣。
在慕尼黑同保爾·基什一起繼續學習德國文學的計劃不曾付諸實施。法學專業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沒有方向，或者說包含着最大數量的不同方向（律師、官吏），也就是說前景的斷定要嚮後推延，這個專業並不要求對它懷有任何特殊的興趣愛好。卡夫卡是嘆息着接受這個專業的。他從不隱瞞對法學學業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記可資為證（1911年）：“摘自一本舊筆記本：現在是晚上，我從早上六點就開始學習，現在我發現，我的左手出於同情心已經用它的手指將右手捏住一會兒了。”
在《緻父親的信》中，這一職業選擇同“被父親戰勝”，同“主要事業”也挂上了鈎。這是一個屬於後面的結構，可是其核心，我們青春時代的無言可遵、無章可循狀態可以在卡夫卡的話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寫道：“對我來說實際上不存在選擇職業的自由。我知道：一切與主要事業相比，在我的心中都顯得無所謂，就像中學裏的一切教學內容一樣。事情就是找一個職業，衹要不十分傷害我的虛榮心，這是我的無所謂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麽法學便是不言而喻的對象。虛榮心和狂妄的希望與之相對的小小的嘗試，比如十四天的化學學習，半年的德國文學課程，都衹能加強那基本的看法。於是我選擇了法律。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試前的幾個月中充分綳緊神經，精神上靠吃千萬張嘴咀嚼過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我覺得水粉不難吃，就像在一定意義上以前的中學生活和以後的職員工作給我帶來的滋味一樣，因為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處境。至少我在這裏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先見之明，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對學習和職業有過十分清楚的預見。我並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經自暴自棄了。”具有根本意義的事實情況是：我們倆確確實實地感覺到了衹有藝術創造對我們纔有嚮心力，但是我們並沒有承認這一點。我們對藝術也有着過高的看法，好像總想將藝術同“面包職業”這個詞彙、這個概念所表達的令人頭疼的問題聯繫起來。再說也沒有任何人來引導我們，給我們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話）。由於我們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們衹能以為自己所不喜歡的學業是唯一的避難所。其它避難所至少在我眼裏不存在。卡夫卡自然還有一種模糊的設想（這在他生命的後期重現過）——可以“離開布拉格，從事某種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們第一次見面之處是“德語大學生閱讀演講廳”（這個聚會場所那時在費迪南特大街，現名納吉德尼）。那時，衹要不是民族反猶思想者或猶太主義者，加入這個規模頗大的聯合會對布拉格（以及各地許多地方）德語中學的畢業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我在很久以後，大約在此十年後，纔信仰猶太復國主義人這個“廳”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質，我們雖說不戴便帽，卻係着黑紅金之色帶子，帶子上寫着革命的年份1948。不過對那場革命的懷念已是那麽蒼白，那麽不熱烈，那已是完全沒入地平綫後了。此“廳”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廳委員會；在它與成員們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對抗，有時候甚至演化為一種“鬥爭”，而最後總是以成員們垂頭喪氣的、徹頭徹尾的失敗告終。這是因為每次舉行全體大會時都會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聯繫對象，他們屬於“廳”，但與“廳”之間衹有鬆散的關係，一年到頭從不關心聯合會的生活，在作决定之前他們卻全數到達，一致給委員會候選人名單投票（我們每一次都為這臺選舉機器所激怒，這臺機器由委員會偉大的策略傢布魯諾·卡夫卡根據事先詳盡的安排加以操縱），他們根本不能參加辯論，對受歧視的“浪蕩公子”——即沒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對委員會的意見不感興趣，他們僅僅通過堅决果斷的頭頭們的嘴來宣佈他們不可逆轉的意願。而委員會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腳，未被推翻。
弗蘭茨不參加這些虛榮得幼稚可笑的遊戲，關於他同布魯諾·卡夫卡的親戚關係也是在後來纔聽他談及的（同時他表露出對這個精力旺盛的人的欽佩）。——然而我們正是在這場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戰中第一次見面的。——“委員會”的反對派核心是那個“文學藝術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獨立性，衹有其經濟問題取决於季員會的意見—一這往往導致激烈的辯論；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邀請戴特萊夫·封·利利恩剋隆來布拉格作報告，委員會不是不同意給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們提出的給他那麽多。與委員會跟它的舞會委員會和節慶酒會相比，我們覺得身處文藝部即為精神的肩負者，且不論這麽認為正確與否。本部定期舉辦討論會和內部報告晚會。我剛脫離中學時，在這種晚會上初次登臺是作一個題為《叔本華和尼采》的報告。這個報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動，這是由於我當時是激烈的、狂熱的叔本華信徒，任何對我奉若神明的這位哲學家的論點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對意見我都一概認為是褻瀆神明；而尼采則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飾地說成是個“騙子”。（我對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儘管已有所保留，內容也有所變化）。
作完這個報告後，比我大一歲的卡夫卡陪我回傢。——他習慣於參加文藝部召開的所有會議，但是我們互相間在此之前幾乎沒有註意到。其實要發現他也並不容易，他很少發言，他外在的特徵是極不引人註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藍色的西裝也像他本人一樣不引人註意。可是當時我好像有什麽東西吸引了他，他比平時開朗，當然伴我回傢路上說不完的話是從強烈反對我過於粗暴的措詞開始的。從這出發，我們談到了自己心愛的作傢，各自為自己所愛的作傢辯護。我崇拜梅林剋。在中學裏我學的是古典作傢，拒絶一切“現代派”，到高年級的某一年裏就發生了轉折，現在我置身於真正的“狂飆突進”之中，歡迎一切奇異的、放縱的、不知羞恥的、玩世不恭的、無節制的、言過其實的東西。卡夫卡以寧靜和智慧嚮我迎戰。對梅休剋他毫無興趣。於是我背誦一些“優美的段落”。有一段摘自梅林剋的《紫色死亡》，其中將蝴蝶喻為大本地打開着的魔法書。卡夫卡皺了皺鼻子。這類文字在他看來純屬陳詞濫調，十分生厭；對一切嘩衆取寵、人為編造的東西，他統統嗤之以鼻（不過他從來沒有用過這種明確分類的詞彙）。在他的心中有某種“大自然的悄聲細語”，如歌德語。他在愛他人的這一點。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愛的霍夫曼斯塔爾的一句話作為反證：“房子走廊裏潮濕的石頭的氣味。”然後他沉默良久，什麽也不加補充，仿佛讓這神秘的、不顯眼的氣氛自己說話似的。——這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依然記得是在哪條街、哪座房子前說這番話的。有的人或許會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與愛倫·坡、庫賓、波德萊爾這樣的人，與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傢們親近的氛圍而驚訝不已——而導致這一現象的卻是感覺的樸實和自然流露，我的這位朋友將我引導嚮這個方面，並從而漸漸使我從我那時為完全錯誤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精神態中擺脫出來。事實便是如此。無可反駁的見證文獻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給我的最早的信之一。我無法回憶準確的日期，信封已不在了。不過時間無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因為信裏還提到聽講座。
通過讀這封信可以發現，卡夫卡的天性是優雅的，他剛中有柔，是樂於去理解其他觀點的。信中指責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責當時圍繞着我並視我為頭目的那些人的舉止（一種陳腐的羅曼蒂剋和感情的突然衝動，他稱之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親愛的馬剋斯：
主要由於我昨天沒有去聽講座，我覺得有必要給你寫
這封信，嚮你解釋一下，為什麽我那天晚上沒有同你一起
去參加舞會，儘管我也許答應過你。
原諒我，我本想輕鬆輕鬆，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請來共
度一個夜晚，因為我認為，假如你即席發表尖銳的見解
（你在人多的場合愛這麽做），而他也以他聰慧的總攬能力
（除了藝術，他幾乎對什麽東西都有此能力）發表相應的看
法，這樣一定會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員組合。
可是當我動這個念頭的時候，我把你所在的那個圈子，
那個小小的圈子給忘了。這個圈子給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
於你不利的。因為它既依賴於你，又獨立於你。在它依賴
於你的時候，它像一片靈敏的山區般圍繞着你，準備好了
現成的回聲，使聽衆驚愕不已。當聽衆欲以目光靜靜地揣
摩眼前某物時，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陣痛打。於是對兩者的
享受能力都將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別機智敏捷的話。
但是假如他們是獨立的話，他們將給你帶來更大的損
害，因為他們使你的模樣失真，通過他們，你現身於不合
適的所在，你將在聽衆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擁有堅
定不移的朋友們而依舊享有那美好的時刻，衹怕也無濟於
事了。友好的群衆衹有在革命時期才能發揮作用，因為在
那種時候大傢一起行動。然而一旦在散淡的燈光下發生桌
旁小暴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予以粉碎。他想展示你的
“早晨風光”布景，並以它為背景，可你的朋友們卻認為，
在此時刻還是“狼壑”更合適些，於是他們將“狼壑”作
為側翼布景置於你的身旁。自然兩種布景都是你畫的，每
個觀衆都看得出來。但是在早晨風光中的草地上遮掩着多
麽令人驚惶不安的陰影，原野上飛翔着討厭的鳥。我認為，
事實便是如此。你很少這麽說，但偶爾也有這樣的時候
（對此我們有點不太理解人在福樓拜那裏充滿了對事實的
想象力，而沒有情緒易燃物，你知道嗎？我怎麽會利用你
這句話來醜化你呢，有機會時我便這麽用過這個思想，你
說“維持多美啊，”我說：“不過假如我們實事求是地說．
面有許多情緒易燃物。”這是一條可笑的、令人不快的評語。
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我說這話時絶無惡意，衹是想給聽衆
復述你對同一事物的同樣的觀點。因為對朋友的言語不再
加以琢磨往往是友誼的象徵。可是聽衆卻已變得悲哀了，疲
倦了。
我之所以這麽寫，是因為我覺得與其你不能原諒我未
曾同你共度那個夜晚，還不如不能原諒我這封信來得好
些。——緻衷心的問候——你的弗蘭茨·K。
且慢撂下此信，我重讀了一遍，發現表達得不清楚。我
想寫的是：在疲憊的時候可以鬆弛一番，在志同道合者的
幫助下，自己一步不還便被引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標，這對
於你來說是何等的幸福，而正是這個機會能使你在一個應
酬場合得到表現——我考慮的便是與普利布拉姆相聚的場
合——而非如我之所欲。——這回夠了。
絶對誠實是他的品質中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另一個特點是他那精益求精到令人難以想象程度的認真。Conscienta。rPu－losa。這表現在一切道德問題上，即使是一件不公正的事的最淡的陰影，他也絶不會視而不見。這會一下子就令人想起猶太聖典中所載的辯論，這種思維方法簡直就像是他先天就有的；而實際上他是在很久以後纔開始讀聖典的。他的許多作品有着這個特徵，比如“匆匆路過者”（短篇小說集第39頁），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人跟着另一個人跑，但卻並非追蹤，討論了導致這一現象的種種可能性；再比如《訴訟》中描述對“在法的門前”這個故事作出種種解釋的偉大場面。有時弗蘭茨不能消除自己的顧忌，擔心會做錯什麽事；另一方面，他欽佩一切决斷，尤其對他人結婚的决斷欽佩得流於誇張。然而就他個人而言，他是勇敢的，騎馬、遊泳、划船都很出色。所以說他的認真精神並非産生於諸如膽小這樣的原因，而來源於一種強化了的責任感。我還記得一個晚上同他一起出門的事，那是在意大利剛剛對土耳其宣戰之後。我們在劇院裏，弗蘭茨反常地煩躁不安。休息時他突然說：“現在意大利的裝甲戰艦停靠在沒有防衛的海岸旁了。”這時他臉上浮現着悲哀的笑容——今日人類的現狀在他眼中是前景暗淡，無可救藥的。可是在這深深的悲觀主義之外，絶不可忽略他對一切健康的、成長的事物之喜悅心情，不可忽略他對一切改革的興趣，比如自然療法、現代教育方面，如蒙特索裏體係。對於那些愛“夜的一面”和頽廢的作者們他從未産生過絲毫興趣。強大的力量吸引着他對生活作出簡單的、積極的安排。他最喜愛的書中包括斯蒂夫特的《季夏》和赫貝爾的《小寶盒》。他的內心奇異的混合着絶望和建設意志，二者在他心中並不互相抵觸，而且上升為復雜到了極點的綜合物。
藝術上與他的認真細緻精神相對應的是他的描寫的詳盡性。這一點在他每一個作品中都可讀到。他愛細節。在他的影響下，我寫了一部充滿細節的、篇幅宏大的、描寫性的長篇小說，題為《千萬種享受》，有時弗蘭茨和我將它命名為《幸福的人們》。每當我給他朗讀剛寫好的一章，弗蘭茨總是欣喜萬分，催我繼續寫下去（1909年）。我完成了這本書，但僅在一傢雜志上發表了其中一章（《沉醉在書籍中》——描寫的是大學圖書館），因為我覺得這整本書十分怪異可怕（卡夫卡強烈地反對）。卡夫卡對徹底性的偏愛、他那鋪得很開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經常遲到——但不是由於時間觀念差，而是因為在此之前他覺得需要吸仔細地完成另一件事。不存在不重要的事情，不存在他僅僅“做完便完”的事。正如他不願委屈任何人一樣，他也不願委屈日常所遇的任何事情，任何活動。所以人們在他身邊會強烈地感覺到：世上根本沒有平凡的和普通的事物。關於聖人和宗教創始人，流傳着關於與此相似的作用力的傳說——與卡夫卡的接觸使我相信，這類傳說是基於真實的感受之上的。
神聖的範疇（而不是諸如文學這樣的範疇）是唯一可據以正確地觀察卡夫卡的生活和創作的範疇。然而這並不等於說，他是一個完美的聖人——這種說法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完全錯誤，甚至褻瀆神靈的。在這個問題上甚至要求觀察者每走一步也要小心翼翼，因為這是在人類最邊緣處的懸崖邊走路，可是即使懷着這種謹慎之心，依然可以從許多跡象中推論，弗蘭茨·卡夫卡正走在通往這最後目的地的道路上。他從不以微不足道的尺度來衡量自己，總是面對人類存在的最後目的；通過這一點，才能解釋他那尖銳得令人震驚的自我批評，才能解釋他那給人以超自然感覺（卻又是那麽自然）的謙虛退讓，這同時也是他不太願意發表自己作品的主因之一。
使他歸入神聖範疇的一個特點便是他的信仰。他信仰一個公正的世界，信仰“不可摧毀的”，他的許多箴言都提到過這點。要不斷地認識這個真實的世界，我們太弱小了。然而這個世界存在着。真理隨處可見。它穿過所謂“現實”的人們註視着一切。這就是為什麽卡夫卡對每一個細節對現實的每一個細小皺褶都深感興趣的原因之所在。在日記中可以讀到數頁之長的記載，關於尋常人的長相、面容和其他特徵，關於火車上對面坐着的旅人、路過身邊的行人。同這種興趣密切相連的是一種貫穿始終的譏諷。甚至卡夫卡作品中最酷烈的場面（《在流刑營》、《鞭撻者》）也處於審視的興趣和溫和的嘲諷這幽默雙重光的交叉照射之下。幽默是卡夫卡創作（和生活）中的一個關鍵成分，它透過現實的網眼指嚮更高的實質。他從未以公式化的或粗俗做作的語言來表達這個實質，但是他對這個實質的信仰體現在他的一切舉動中，使他內心深處得以安寧；儘管他力圖給自己和他人留下極不安寧的印象，他卻在自身四周散播着一種甜美的自信、安全感，這是我在別的地方很少感覺得到的。
在他接觸的一切機會中，卡夫卡總是尋找着來自真理的世界的重要信息。因此他是最出色的聽衆，最出色的提問人，最出色的讀者和評論者。那些人們稱為“水平”、“文學標志”、“聲望差距”的東西與他的觀察方法相距何止千萬裏。他處處碰到重要的東西。他會為副刊中的一句成語而着迷，他激情洋溢地演出隨意一位作傢（往往是人們輕衊地稱為偽藝術作傢的人）的長篇小說中的生活氣息和愉快場面。我還記得，那時我們一起住在什萊森的施圖德爾公寓，他從公寓圖書館中藉來一本奧內特的長篇小說，非常激動地給我朗誦一段對話，他贊賞其無拘無束的活力。一出歌劇、一部尋常的電影中的細節能催他淚下，這些細節有的是確實成功的，有的是奇跡般地（繆斯將劣等作傢的筆推開，自己動手寫了幾行）化為出色的有機的形象的。他是一個徹底獨立的發現者，絲毫不受文學史上固定等級劃分的束縛。
他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評論人，評論生活關係。他既沒有附和流行觀點的先入為主，也沒有非得與流行觀點唱反調不可的先入為主。最可喜的是；他的見解完全是非悖論的，甚至是反悖論的。他的論斷含有某種非常簡單、實用、觸手可摸的素質，簡便而可靠，儘管他作出論斷時是小心謹慎的，並十分願意、簡直狂熱地願意承認自己失誤。
他在人們普遍瞧不上眼的人身上往往會看到一些值得欽佩的特徵。可以說，他從來未對任何一個人喪失信心。而在他自己所佩服的偉大人物身上會找到可笑的小節。但是在他指出這些可笑的個別細節時，字裏行間找不到一點輕衊意味，卻衹有輕輕的哭泣和嘆息，或者認定某種超出凡人思維能力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對歌德和福樓拜的喜愛在我接近他的二十二年中始終不渝。對有些作傢（如黑貝爾、格利爾帕策）卡夫卡喜愛他們的日記勝過他們的作品，至少我有這麽一種感覺。對偉大人物的不敬言語我從來沒有從他口中聽到過，從來沒有聽到過他使用血氣方剛的、激動青少年感情的輕衊口吻，而這是今日十分受人偏愛的一種虛張聲勢的方法。依此看來完全可以斷言，卡夫卡對人的“等級制度”有着清醒的認識。不過他同樣知道，無論是神聖的還是邪惡的火花都能夠輕而易舉地逾越這類等級劃分的柵欄。由於他過於認真，以致他難於簡化世界的圖像，以致他懷着狂熱的認識欲追蹤着這些“逾越”。
他的準確性從來都不是某種難以見人的膽怯的産物，也不像左拉的準確性那樣拘泥於細節，這完全是一種特殊的天才的準確性，其固執首先令人驚訝。有如走上了一條在此之前不為人知的通道，出人意料，然後沿着這條道路一直正確地下去——其正確性卻是人們有目可睹的。這不是任性，這確實是一條自然而然的道路。《訴訟》的每一個章節，以及另外那兩部長篇小說《城堡》和《美國》，那些殘缺不全的中短篇小說都證實了卡夫卡創作天才的這個不可思議的特點）。
他從來不嚮讀者指出：看啊，這是一條好路，——甚至也不說：這也是一條路。——他衹是精力充沛地邁着步子嚮前走，實實在在，不下哲學定義（因為他的思想正如那些美妙的日記所呈示的，多半以形象的圖像來顯示），僅僅寫下一路上對景觀的不斷變幻作出的細節觀察。
卡夫卡的本質和寫作中的奇特性是表面現象。我必須說：誰覺得卡夫卡奇特而又別具吸引力，他就還沒有理解他，也許還處於理解他的初級階段。卡夫卡懷着強烈的愛和準確精神摸索着細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的根源，正因為如此，人們迄今未曾察覺的事物顯現出來，顯得奇特，卻又無一不是真實。他對某一種道德職責、某種身體狀況，一次旅行，一件藝術品，一個政治運動的觀念從來就不是古怪的，而是非常準確、尖銳、正確，因此與日常的空話不同，也許也是因此而常常（但不是始終）與人們稱之為“實踐”的概念格格不入。
與卡夫卡形成鮮明對照的莫過於巴爾紮剋那編造的準確性，巴爾紮剋的誇張言詞和一概而論手法後者可舉例如：“她以輕盈的腳步走着，這是每個巴黎女人在上午十點到十點一刻之間的那種腳步”人
指出卡夫卡對巴爾紮剋的許多地方持景仰態度是多餘的（對於每一個從當中插進來讀到上面這段話的人都是多餘的）。排除種種技節不論，他從不忘記那偉大的構思綫，那生命的活力。有一次卡夫卡說：“巴爾紮剋的手杖上寫着：我在摧毀一切障礙；而我的手杖上寧可寫的是：一切障礙都在摧毀我。”
在此可以列舉出關於卡夫卡弱點的一長串說道來，然而這些又全都是悲劇性地從他的優點中蹦出來的。通過指出“準確性”這個特點我僅僅指出了他的本質中的一個方面。就此可以解釋再解釋（人們會這麽幹的），但是不會有結局。這就像永遠沿着一道沒有門的墻走動，始終進不了院子之內。當然這種無休止的、徒勞的解釋也能描繪出其人品的一定的輪廓，似乎也能描繪出其人品的力量、分量和漫無頭緒。順便提一下，這也正是卡夫卡描寫他的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將他們解釋透徹。
我今天自然已不能仔細區分，我對卡夫卡的看法是怎樣在歲月的流逝中建立起來和完善起來的，無法區分什麽是一開始就有的，什麽是漸漸成熟的。我知道的僅僅是我們的關係在開始時進展十分緩慢，過了若幹年，我們纔完全信賴。
我們關係的開端是，我們决定不讓中學裏學過的希臘語知識生銹。我們一起讀柏拉圖的《普拉塔高勒斯》，參考譯文，藉助我們的學生詞典，常常十分吃力。那時柏拉圖在我心中還未達到很久以後纔達到的那種地位（這是在卡夫卡死後很久），當時我們喜歡的自然首先是關於詭辯傢們的五彩繽紛的、滑稽逗樂的描寫，是那種柏拉圖一蘇格拉底式諷刺。假如說讀柏拉圖是我發起的（因為我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分別受到這顆偉大的星星的吸引），那麽使我對福樓拜産生關註應該歸功於卡夫卡。我從他那兒接受了這一強烈的愛。我們讀原文的《情感教育》、《聖·安東的誘惑》。由於我們每周衹能找到一兩次時間來進行這些學習，這一共同活動進行了好幾年，而時間總是給我們提供新的材料。大多數時候閱讀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納街）內他的小房間裏進行，有時候也在我這裏。卡夫卡的寫字檯上方懸挂着漢斯·托瑪《犁田者》——畫的復製品，畫幅頗不小。這面墻的旁邊是一小塊古代浮雕的石膏復製品，已經發黃，上面是一個揮舞着一塊肉、即一條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精細的皺褶在這無頭形象旁起舞。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過這些東西，所以我現在閉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見它們。我在我的長篇小說《愛的魔力王國》中對此作過描寫，小說中卡夫卡作為理查德·加爾塔出現，同樣是那種簡單的，幾乎光禿禿的房間陳設，給人以臨時棲身的印象。“整個說來並非不直居住，但對於那些追求通常的裝飾、豪華的住宿環境的人來說是不太舒服的。”這樣的相互簡單的陳設在弗蘭茨所有布拉格住處是無例外：床、櫥、那深褐色的、幾近黑色的又舊又小的寫字檯，桌上沒有多少書，卻亂堆亂放着許多本子。最後居住的那個房間（在尼剋拉斯大街）有第二個出口處，穿過廚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這條道進出。他不曾與家庭隔絶，這一點當然緩衝着不斷啃嚙他內心的衝突。在後來的年頭中，他通過在陌生的環境中租一間自己的房間試圖擺脫非獨立性的魔力圈（而普魯斯特直至壽終始終住在他童年時的房間裏）。
上面提到托瑪的畫，一種《藝術守護者》的復製品證明了在我認識卡夫卡的那個階段中他的中學同學奧斯卡·波拉剋對他的影響之強烈。波拉剋為《藝術守護者》雜志中的理論所迷住，這個雜志發表了阿韋納裏烏斯的著作，後來丟勒聯合會便是從中脫胎而出的。波拉剋起先在大學裏註册的是化學專業；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學課開始他的大學生涯的，這顯然也是為了波拉剋的緣故。對他特殊的領導個性可以弗蘭茨給他的信和中略見一斑。波拉剋後來作為藝術史傢前往維也納和羅馬（可在書信集中找到他的小傳），巴羅剋和現代藝術、布拉格和羅馬的建築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領域，他通過特別科學的精確性，通過對來源細緻入微的研究發表了重要的著述，從而促進了這一領域的發展。這位年輕的講師於1915年作為奧地利志願兵亡於伊鬆佐前綫。在他豐富的遺作中有二捲本《教皇烏爾班八世時期的藝術活動》的已完成手稿，該著作在發現後便交付出版；此外還有關於英諾森二世和亞歷山大七世的任職史手稿、為編纂羅馬導遊書目錄做的前期工作、為寫關於彼得羅·達·科托納斯的專題著作開了頭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這是對戰爭最辛辣的諷刺之一：一個將畢生絶大部分精力獻給了對意大利藝術之愛的學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彈下結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蘇黎世報》上，J．A．F．奧爾班（日內瓦）高度評價了為“科學的光環”所籠罩的死者。他先是贊揚了死者的若幹雜文，比如他那些“尖銳批判性的建築學童話”。然後接着說：“毫不奇怪，我們熱切地期待着那關於巴羅剋來源的著作，他為此作了恢宏的構思，並準備自己動手寫關於羅馬藝術生活截面的第一捲，然後讓巴格利奧尼夾敘夾議的藝術傢生平介紹集在此不久之後相繼出版。我們知道，我們這位傑出的同事與藝術文物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羅馬及其附近，這個優勢不是所有藝術史傢都擁有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往往吸引了文學史傢們的全部精力。這一點是我們在每天與他的交往中認識到的，清晨我們會在梵蒂岡看到他那善良的、曬黑的臉，而在前一天他從拉提烏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帶回了大量關於巴爾貝利尼的行宮和教堂的筆記與底片，收穫頗豐。他會懷着同樣強烈的興趣坐在一大堆法希裏卡·笛·山·彼得羅的教會管理文獻集前，坐在巴爾貝利尼的藏書前，坐在教皇的總會計署檔案前，坐在賽岑托那些孤本書前，他精通遠古的生意經，有能力辨認去世很久的磚瓦匠和畫傢的拼錯的詞句及專業口語。同始終令人感興趣的波拉剋就巴羅剋的古文字學這一邊緣題目進行一番博學的交談總會給人以收益。他在解釋在管理文獻中出現的、往往可隨時提供有關貝爾尼尼的重要情況的幾乎是速記體的記錄中作出了令人驚嘆的貢獻。波拉剋兢兢業業地從事着睏難的、日復一日以定額纍计的工作，研究手寫的材料和有關文獻，他從來不擺出那種多餘的、總是慢條斯理的學者架子。他非常認真地對待他的事業，他將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給了他的工作，然而學習並沒有剝奪他享受現實生活中的幸福和興奮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愛的年輕女子的婚姻便給他帶來了這樣的幸福和興奮，她對他的奮鬥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他們也一起參加同一個範圍廣大的圈子裏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這便是那個在年輕時給了卡夫卡以重大影響的人——為使這個形象更充實些，我再摘錄一段鬍果·伯格曼的悼詞（載《波希米亞》1915年7月4日）：“他廣泛的興趣財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衹要什麽東西吸引了他，帶走了他，他便獻給其全部身心，從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馬上便成為崇拜者和宣傳人。他就是這樣研讀了《奧義書》、《聖經》、路德、阿西西的芳濟、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小說傢（他將《十日談》朗讀得多麽純潔！），他就是這樣從事於琉特琴的彈奏和某些體育運動的。”我聽說他是在波希米亞最早從事滑雪運動的人之一。
我記憶中的奧斯卡·波拉剋是個善於發表厲的評論意見的堅决果敢的年輕人。十九歲時便已鬍子滿腮。我通過後來的調查獲悉，他在以後颳掉了絡腮鬍子，而且也拋棄了他那使人難以接近的生硬的、落落寡合的性格。我也是在那個“廳”裏碰到他的。他熱心地嚮我推薦“倫勃朗的德國人”。一種不知緣何而起的再嚴肅不過的猶太智慧那時已經顯示輪廓，這種學說發現了與一種追溯純潔的源頭的德國文化相似的一些現象，並試圖嚮這種德國文化學習。據我所知，奧斯卡·波拉剋從未探索過真正猶太文化的問題，卡夫卡和我也是在很久以後纔進入我們這個家乡領域的。對德意志文化的愛有時也會導致對德意志文化完全流於表面的模仿，儘管出發點是真誠的，可以說是問心無愧的。所在在卡夫卡緻奧斯卡·波拉剋的信中可以讀到下面這麽一段話，它會使卡夫卡後來風格的識者深感奇怪：
在正對着坡形葡萄園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𠔌裏有一
座小房子，這是這個村莊的第一座也是最後一座。沒什麽
價值。對兄弟們來說頂多衹值一百個可憐的古爾登。更糟
糕的是，就連舒爾徹——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來
嚇唬嚇唬人而已。可能把我這個所有者也列入嚇唬對象之
一了，我是唯一愛着這幢房子並為之夢魂牽繞的人。房子
小又低矮。甚至還不舊呢。恰恰相反，最多不過五到十年。
瓦屋頂。一扇小門，顯然衹能供爬進爬出，旁邊有兩扇窗。
一切都是對稱的，仿佛是從一本教科書中爬出來的。但是
——門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板葉也漆成
了棕色，總是關着，無論晴天雨日。可是這房子卻是住着
人的。門前有一條沉重的、寬寬的石頭條凳，看上去幾乎
已有年頭了。假如現在走來三個做手藝的小夥子，手持拐
杖，背着很輕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額頭的汗，
然後三個腦袋湊在一起——這一切我都可以從上面看得一
清二楚——這便如同一篇可愛的、古老的、寧靜的德國童
話了。
《藝術守護者》宣傳的藝術品和藝術價值的影響在這段話的每一個細節中都顯現了出來。對於一個像卡夫卡這樣的很早便發展了自己完全有個性的，幾乎看不出影響痕跡的作傢來說，認識其不獨立的開始階段時感到怪誕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覺便是這樣的。
緻奧斯卡·波拉剋的信寫於1902至1904年間。在這個友誼關係中卡夫卡是力爭者；在接替這第一個強大的精神關係中，即與我的友誼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至少卡夫卡在與我的友誼關係中僅僅通過他的寧靜和審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儘管雙方都愉快地承認兩者之間存在着平等的基礎。——我驚訝地在卡夫卡青年時期給波拉剋的信中讀到，他自己提出給波拉剋寄他的作品或朗讀給他聽。以後不再有這種事發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麽東西，必須費勁地強求硬討。——這種態度的基礎不是驕傲，而是過分的自我批判。這很早就開始了，在給波拉剋的第五封信後跟着的是一封未發表的信，我從中摘取以下幾行（這麽做也衹是由於這幾行略略談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來的一些作品）：“在我給你的那幾千行中，也許衹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強聽得入耳。上封信中的鼓吹沒有必要，不是啓示而是孩童的亂塗亂抹……絶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諱（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無法卒讀，假如你能跳閱一遍，我就滿足了。可是你必須知道，我開始寫作的時期是人們‘創造作品’的浮誇時期；沒有比開始的那個時期更糟的了。我對那些豪言壯語如癡如醉。在那疊稿子下有一張紙，上面寫着從日曆中找來的不尋常的、特別莊嚴的姓名。我需要為我的長篇小說選擇兩個人的名字，最終選定劃了杠杠的：約翰內斯和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環。這是怪有意思的。”
這封信中還有卡夫卡對另一個愛用“無窮無盡的”偉大詞彙的同學的尖刻評語——“那是些石塊，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經心地擲出，簡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內容是不可思議的，我敢發誓，我一輩子也不會像那時候那麽妒忌。”接着是更尖銳的自我批評：“那些本子裏有一點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奮、堅韌和所有諸如此類的陌生精神。”下面他還寫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瀏覽這些個本子是我今天對你最無所謂的要求。你有個漂亮的房間。樓下商店的小燈光忽明忽滅地閃動着。我希望你能讓我每個星期六朗讀半個小時，從下下個星期六開始。我想要發奮三個月。今天我特別明白了一點：藝術對技巧的需要強於技巧對藝術的需要。當然我不相信可以強迫自己生育，但是強迫自己教育孩子卻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奧斯卡·波拉剋的嚴厲的法庭是如何審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從一開始就做的那樣，老實說是不得不那樣地欽佩卡夫卡。奧斯卡·波拉剋的興趣範疇顯然離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時顯得尤其怪誕的小世界比較遙遠。而我恰恰喜歡那奇異的、無可重複的新鮮的內容。卡夫卡第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很快便離開了布拉格，進入了大範疇的、科學嚴謹的天地。於是當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喚未獲聽聞；在那些信中這種呼喚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達了後來對集體的渴望的先聲：“沒有其他人你將一事無成”，“隱居是可厭的”。——這種呼喚還是對卡夫卡後期具有象徵意義的“鼴鼠”的預言性的論戰。
“我知道，兩雙陌生的眼睛望着什麽，什麽就會變得更溫暖，更活潑。”我覺得這是年輕的卡夫卡在這場爭奪中、在這友誼關係中的核心語句。對這一友誼，我是從書信的文獻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蘭茨沒有對我着重提到過。也許當時僅限於建立友誼的嘗試，沒有形成真正的關係；卡夫卡後期對此的沉默（日記中也毫無記載）似乎指出了這一點。但是這一點絲毫無損於這第一個夥伴給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義。他（波拉剋——澤者）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先是去農村當管傢，後來在羅馬科壇發揮了光輝的作用。我們有時聽說，他以特別親切的態度和非常豐富的學識為我們圈子中的朋友們、去羅馬的人導遊，給他們介紹羅馬輝煌的古跡，完全沒有那種生硬的樣子了。突然，他過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給我們帶來了震驚。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幾年，竟不知道他在寫作。我自己那時已經在報紙雜志上發表了一些東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學活動的是，他告訴我，他以一篇小說參加了維也納《時代》報的有奬徵文。郵件的封面上寫着；“窄巷中的天空”。可能這也是小說的題目，我記不清了。該郵件未引起頒奬者的註意，自此便失蹤了。
後來，他有一次（在1909年）給我朗讀了一部長篇小說的開頭部分，小說名叫《鄉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這本書的主人公叫拉班。在這裏也可以從卡夫卡和拉班這兩個名字結構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義，正如弗蘭茨自己對他的小說《判决》中的主人公本得曼這個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樣。在第一章中寫道，拉班離開了他的工作單位，去看望住在鄉下的未婚妻。第一章藉着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極其細膩地描寫了到火車站去的一段路，一個雨點浙瀝的下午，與一些不相幹的熟人—一相遇。這是異乎尋常的。我既震驚又欣喜。我馬上便獲得了這麽個印象——這裏表現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從那時起，我便開始了為卡夫卡作品的發表進行努力——這成了我的一種不可遏製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約束這種追求，因為我覺得這是正確的、自然的。弗蘭茨反對我這麽做，這種抗拒有時弱些，有時強些，有時幹脆拒絶。但不能說他原則上總是采取拒絶態度（上面提到的參加有奬徵文一事便是證明），有時他也能感受到一點獲得文學成就的快樂。有一次我看到他對“丟勒聯合會”年鑒中對他的一本書的毫不理解的、貶低的評價非常憤怒。一般說來，他的憂慮和希望總是完全針對其他事情，而不是針對文學影響的，文學上的影響對他來說並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無關緊要的。整個出版領域不使他很感興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動。因此，拒絶發表作品對於他來說（他生命後期一些階段除外）也不是什麽大事情，不帶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當代》周刊上提到了他從未發表過的作品，我將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傢的名字（布萊、曼、魏德金德、邁林剋）放在起。這無疑是第一次公開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這狂歡節股的露面給我寫了封充滿幽默的信；因為我把一個未發表過一行文字的作傢名字與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並論，奉獻給公衆．仿佛人人必須知道他似的，這似乎有點狂妄。一個沒有意義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這個鼕天終於邁出了一個舞步，”弗蘭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蘭茨的散文作品纔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蘭茨·布萊的雜志《徐培裏翁》上（布萊為我的第一本書《給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熱心，以後他常來布拉格，我把他介紹給卡夫卡相互認識了），第二個發表的作品是《布雷斯齊亞的飛機》（1909年9月28日），發表於布拉格的日報《波希米亞》上，第三次於1910年3月27日發表在《波希米亞》的復活節副刊上。在《觀察》（復數！）這一標題下發表了這幾篇：《窗前》、《夜間》、《服裝》、《乘客》、《供男騎手深思》。沒有人註意到我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導致這些東西的發表。（在《觀察〉）一書中這些短篇分別被題為《漫不經心的觀望》、《匆匆過客》、《服裝》等。弗蘭茨·布萊還給發表了小說《一場戰鬥記實》中的兩段）。
1908年我青年時的朋友馬剋斯·鮑埃姆爾去世。
從那時起我加深了與弗蘭茨的關係。我們每天見面，有時一天見兩次。衹要弗蘭茨在布拉格（衹是後來他的疾病纔迫使他住在鄉下，在療養院裏），這個習慣就堅持不懈。當我們倆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頻率”的工作（這就是說，下午不上班）時，出現了一個巧合，從我們的辦公室回傢走的是同一條路。於是我每天下午兩點在普爾沃塔旁等候弗蘭茨——我把位於希伯納街拐角處的州財政局房頂上那古老的、頗有藝術性的兩衹帝國之鷹都鑽研透了，因為弗蘭茨總是比我來得遲。他不是還有公務要處理，就是在與同事們的談話中忘記了時間——我踱來踱去，肚子咕咕地叫，然而衹要看見朋友那瘦長的身影和那多半挂在臉上的尷尬的笑容，我的怒火馬上煙消雲散。那微笑中顯示出對遲到很久的過分的極度恐慌甚至是驚懼。
他將手放在胸口。“我是無辜的。”便是這個姿勢的意思。此外，他跑步前來，以致實在沒法子對他發出激烈的譴責。在穿過蔡特納街到舊城環形道的一路上，總是有說不完的事情。走到弗蘭茨的住房前，我們的話還遠遠沒有結束。下午或晚上我們便再次相聚。
我在我的長篇小說《愛的魔力王國》中，通過裏查德·戈爾塔的形象描寫了留在我心裏和腦海裏的卡夫卡的許許多多東西。那時卡夫卡去世剛四年，我感到不能冷靜地客觀地寫他的傳記。直到現在，又過去了九年，也就是說那場災難已過去十三年了，我才能集中心思來做這件事。那時候我還在同這位不能忘懷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確確實實在我身邊，無時無刻不在，我清楚地知道，在這個或那個情況下他會說什麽，會怎樣評論我周圍發生的事件，我嚮他詢問，並能以他的名義作出回答。所以我心中産生了一種需求，以活的文學形式（而不是以搜集日期、吃力地湊起來的歷史性論文形式）來表現這個無可比擬的形象，亦即以敘事文學的形式來表現；首先是將他以這種新方式展現在我自己面前。衹要我沉浸在這本書、這部作品中，他便沒有死，他又一次與我一起生活，又一次有效地幹預我的生活（讀者可以發現，這部長篇小說的整個情節都是為這一目的服務的）。正像什麽事情都會受到誤解一樣，此事也會被誤解——人們會覺得詫異，甚至會覺得該館與對卡夫卡的敬畏不協調，卻沒有想到，柏拉圖也與此相似地、自然廣泛得多地一生都感到他的老師兼朋友蘇格拉底無所不在，將他作為共同生活、共同思索的旅伴，從而對死亡亦無所畏懼，他在蘇格拉底死後寫下的幾乎所有對話中都把蘇格拉底作為對話對象。
我在此摘取這部長篇小說中關於卡夫卡嚮我提到的第一批書的一段（以免重複）。除了已經說過的福樓拜，還有：施蒂凡·蓋奧爾格，卡夫卡在我們兩個生日時各送了一本他的書，由海爾曼以絶妙的散文翻譯的中國詩歌，以後那些押韻的譯本和其他作傢摻了水分的譯本不能與之相提並論，此外還有羅伯特·瓦爾瑟。關於卡夫卡毫不強加於人地嚮朋友（小說中叫剋裏斯朵夫）推薦心愛的作傢的方式、關於我們相識的頭幾年的整個氣氛、關於馬剋斯·鮑埃姆爾死後我們關係的加強，我找不到比《愛的魔力王國》中的這段話更合適的語言來表達了：“戈爾塔不說服人。這不是他的性格。他也不發展什麽體係，係統化對他來說沒有什麽意義。他總是不斷地朗讀他心愛的作傢的這一段或那一段文字，讀得很快，全無做作的慷慨激昂，以暗暗振動的歌調大聲地讀出節奏和起伏，眼睛閃閃發亮完全陶醉於對人類的偉大的喜悅之中；衹不過有時他輕輕地、毫無惡意地、應該說是戲遊而懷疑地（“吶，吶”）歪歪嘴這是在他覺得某一句念得太不成功，不自然地誇張了的時候。念出任何藝術表達中勉強的調子，在他是罕見的。除非這種勉強作為一種使勁努力卻是真實的，對於這個作傢來說是必須這麽寫的，當然這種調子有時是作傢弱點的暴露，要求讀者共同感受在其他行動得到了驗證的事物。簡而言之，他不嘩衆取寵。他看問題始終很清楚，清楚性也表現在他對他人無窮的欽佩中，他從不試圖駁倒剋裏斯朵夫；沒多久，剋裏斯朵夫心中就為戈爾塔嚮他揭示的境界燃燒了，以致他覺得在有些方面要對戈爾塔的突破采取防範了。這一切發生得既愉快又嚴肅，這是兩者間親切的互相教導，沒有一絲一毫虛榮和虛偽，兩個人都有這麽個感覺，此刻整個世界在他們心中不是成為純粹的真理，便是成為毫無價值的東西。但是這種感覺並沒有使他們為自己的責任驕傲或過分憂慮、抑鬱。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感覺：——就在這裏，我們有力量參與其中或（這可是愚蠢得毫無意義）將它推開。啊，誰會這麽做呢！於是他們興高采烈地進入了心靈王國，這是一個以往由於成千上萬的保留、巧合、黯淡的心情、強烈的熱情和顧慮而使可憐的人類子孫不得目睹，在他nl面前這個王國卻輕而易舉地在最明亮、最健康的光綫中打開了大門，展現出它永恆的美妙，它就在眼前，嚮他們召喚，廣袤無垠。
“然後出現了關鍵性的轉折：剋裏斯朵夫那共同度過了中學八個春秋的同窗好友死去了。葬禮舉行完幾天後，悲傷得無以復加的剋裏斯朵夫在一天晚上同裏查德·戈爾塔一起散步。他們在窄小的一面，沿着黑暗中的宮殿石階往上走。“你願意取代……
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嗎？”他結結巴巴地問道，心裏感到重壓，他知道自己的問題是多麽荒唐，他明白，戈爾塔不會回答，即便是個比他剛強的人也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包含着某種合乎情理的、勇敢的、善意的因素，這會完全得到戈爾塔承認的。但承認的方式衹能是長時間的沉默，不能是別的。然後他們穿過了許多狹窄、混亂的街道，肩並着肩，始終保持沉默，剋裏斯朵夫相信自己感覺到那善良可愛的死者就在身邊，其實他整個男孩子時期隨着這個朋友死去了，他回憶起學校中的無數經歷，回憶起最初的相識，心裏産生了痛楚，裂開了窄窄的，然而深深的一道縫隙。中學裏友誼是自然産生的，在以後的日子裏友誼卻必須靠爭取，甚至靠鬥爭得來，最終連這也將成為不可能。這便是男人世界的法則……關於這個問題，關於那本曾作出的答復，以後再也未提及。但是從這個夜晚開始，倆人握手時更有力，時間也更長了。”
共同閱讀和交流我們喜愛的作傢是將我們撮合在一起的首要因素，可是除此崇高、偉大的因素外，從一開始就有無數毫不起眼的小事在起作用，使我們倆得以互相補充。倘若我不想表現虛偽的謙虛，我就不得不承認：正如我感到卡夫卡大大豐富了我一樣，卡夫卡也感到我在大大地豐富了他。我的主動性和精力旺盛顯然是他特別喜歡的素質。實際上，我並不像他心目中或許認為的那樣魯莽孟浪、無憂無慮。假如現在是寫我的自傳，我自然會鋪開來詳細地談我自己。在此卻衹須指出，我與卡夫卡相比是大膽開朗的人；這也確實是我的寫照。——不過我可以把卡夫卡使我着迷的輪廓勾畫得細一些。他身上散發出一種強大得不同尋常的素質，這我後來從未遇到過，即使在同非常著名、重要的人物相遇時也末碰到過。我經常試圖對這種獨特性作一番分析，這是說在卡夫卡去世之後；因為他在世時，這種素質顯示為自然的，不言而喻的，根本就不會想到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也許對這奇異的獨特現象大體上作以下解釋最為妥當。他的異峰突起的思想永遠滔滔不絶，根本不會出現間斷，他從不說一句沒有意義的話。從他嘴裏出來的話，年復一年越來越不着痕跡，他以珍貴的語言表達出的觀察方式是全然獨樹一幟的、耐心的、有生活欲望的，而對世界上的蠢態他取譏嘲的寬容態度，因此充滿了痛苦的幽默，但是决不忽視其實的核心，那“不可摧毀的，”始終與自命不凡和玩世不恭天差地遠。是的，事實如此，他的在場使最平常的事物發生變化，一切給人以初次窺見的感覺，都像是新的．往往新得十分傷感，新得令人極度沮喪，但它從來不排除會有獲得慰藉的可能性，因為它從來不是沒有意思的，從來不是平淡的。人們會感到，各種各樣的聯繫從成千上萬條暢通無阻的道路上涌嚮他的觀察，這些聯繫完全是出人意料的，然而卻並不含有武斷的、“超現實主義的”、牽強附會的因素，而是真實的內在聯繫，是微不足道、然而正確的、忠於事實的認識，以這些認識建立一整套認識體係會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一同時，人們也清楚，這種想要這般細微地認識世界和人的心靈的大膽行為儘管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很容易具有卡夫卡在《中國長城》或《訴訟》中所描寫的那種性質，其本質决定這種大膽行為是永遠不能夠圓滿結束的。
卡夫卡不僅影響着我，而且也影響着上述流派中的許多人。在貝爾塔·範塔夫人的圈子裏，在她好客的房子中，人們力求精確地探討着哲學，女主人也積極地參與討論。卡夫卡在這兒享有崇高的聲望。僅僅是通過他的本質、他偶爾發表的見解、他的言論，——因為那時除了我以外誰也沒見過他的文學作品。其實不需要藉助作品；這個人自己在産生影響，儘管他出場靦腆，卻馬上使那些有身份的人認出他的不同凡響之處。在他生平所有的時間裏，女人們都深為卡夫卡所吸引——他自己對這種影響表示懷疑，可是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一種獨特的魔力是如何貫穿着卡夫卡每一句關於生活的表白的！他寫下的每一句話，每一行字（不管是在匆匆草就的問候明信片上，還是節慶的問安或扉頁的題贈）都不能刪去，這是下列管郵明信片和短箋給我的印象。這些文字的內容多半不過是不能如約的通知、道歉——由於我們每天見面，因為除了偶然不能見面外，不存在互相寫信的理由。即使在寫這類日常通知時，弗蘭茨也從不使用一種公事公辦的模式。因此，正是這些匆匆付郵的文字（産生於學習、法學考試然後是參加工作的時期）在我看來是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文獻，表達了一個對於僵化、常規從來不屈從的、豐富異常的精神世界。我在此選錄一些：
我終於開始學習，我感到有那麽一半快樂，因此我本
周不到咖啡館去了。晚上我很願意到那裏去，因為我學習
時間絶不會超過七點。可是一旦我精神吊起來，會影響我
第二天全天的學習。而我不能浪費點滴時間。所以晚上我
不如閱讀“庫格爾根”，這對一顆小小的心，對於睡眠（一
旦開始）來說是一種很好的活動。衷心祝好。弗蘭茨。
2．
親愛的馬剋斯：
我最終幾乎來不及寫信告訴你，我明天不能到展覽會
去，過後也根本不能去了。應該說，我受了誘惑，時間定
得早得荒唐，其實我那時還一無所知。這是輕率的，但卻
因而很不錯，使我不必老是想着馬上就要交給我、並令我隱退的醫生證明。《紫晶》怎麽樣？我已經準備好錢了。你在展覽會裏看看，能否花少量的錢買到什麽可愛的東西。也許可作為婚禮禮品什麽的。你的弗蘭茨。
3．
親愛的，我現在將在一段時間內哪裏都不能去了。係主任輕率地把我的日程稍稍嚮前挪了挪，由於我恥於表現得比他更謹慎，因此沒有發表任何反對意見。最熱烈地祝好。弗蘭茨。
令親愛的馬剋斯：
請原諒我昨天晚上的事。——我將於五點到你那兒。我的道歉會有那麽點滑稽，以致你一定會相信的。你的弗蘭茨。
5．親愛的馬剋斯：
我是完全無用的，然而這改變不了。昨天下午我給你寫了封管郵明信片：“我在這兒的格拉本煙雜店請求你原諒，我今天晚上不能到你那兒去了。我頭疼，牙齒把我搗成碎塊，我的颳鬍刀很鈍；看上去真不舒服。你的F。”現在晚上我躺倒在長沙發上，想着，我道了歉，世界又有點恢復正常了，但是在思考過程中，我想起，我把沙仁路寫成了弗拉底斯拉夫路民
我現在請求你為此發火，並因此而不理睬我。我的路一點都不好，我必將（據我所見）像一隻狗一樣完蛋。我也很想避開我自己，但是由於這是不可能的，值得我慶幸的便衹剩下——我毫不同情自己，最終變得這般自私。我們還得慶祝一番這個高潮，我說的我們是指我和你。作為未來的敵人，你可以參加慶祝。
時間不早了，應該讓你知道，我今天祝過你晚安了。你的弗蘭茨。
6．
辦公室裏進展迅速，我們已經獲得吃午飯的權利了。——假如我今天不能來，請你原諒，因為我本該在星期天做點事卻沒有做，因為星期天是短暫的。上午睡覺，下午洗頭，黃昏散步，簡直像個懶漢。我總是把星期天用來嚮娛樂進軍，這是相當可笑的。有時間望給我來信，星期四和星期五除外。最好的祝願。你的弗蘭茨。
7．
親愛的馬剋斯，我們在進行比誰不可靠和不準時的賽跑。當然我並不想在這個項目中獲得冠軍，因為我的不準時僅僅是出自傻乎乎地學意大利語的勤奮，而你卻是出自娛樂的欲望。但由於你重新打算加以補償，辦法是到我這兒來（說是星期三，對嗎？），於是我又安心了。可是你這麽做也許衹是因為推掉前去拜訪的日程要比推掉在京接待的日程更容易些。你的弗蘭茨。
8．我的馬剋斯：
我的狀況真糟，我相信，衹有在一周中或根據需要那麽長的一段時間中不同任何人說話纔有可能獲得解脫。假如你對我的這封明信片不作任何回答，我將視為你喜歡我的表現。你的弗蘭茨。
9．
最親愛的馬剋斯，我在一張最髒的、但卻是我所擁有的最漂亮的明信片上吻你，也就是說當着全體公衆的面。由於我對你的信賴超過對我自己，昨天我想，也許真的罪責在我，不過我認為，沒什麽太大關係，因為我們還將活很長時間。假如真如你所寫的，我已經再次深信了，那倒是更好，而你馬上就坐電梯去。此外，今天我感覺特別好，仿佛開始了新的生命，你的明信片來得恰到好處，這樣開頭的互相認識是多麽美好。你的弗蘭茨。用日期你並不能使我害怕，因為你在此之前還會收到信的，即使沒有，《女傭》會出版，再說它無論如何會出版的，那麽你還需要什麽呢？夜裏人們會有更多的要求，但是上午呢？
10
親愛的馬剋斯——看上去我不能來了。早晨我正在為下午和晚上而高興時，人們告訴我，下午要去辦公室；中午，當我僅僅還為晚上高興時，人們告訴我，下午和晚上我都必須待在店裏。事情很多，一個店員病了，父親不舒服。假如我不在店裏待到八點，也許會發生一起謀殺，在我夜裏離開那裏後或許這還會發生。
那麽盡可能原諒我吧，求求你。
11．
最親愛的馬剋斯，你瞧，這樣所有我喜歡的人都會生我的氣，衹有那個反正不喜歡我的人除外。我昨天的生活描述很簡單。我在那裏一直到十點，然而在酒吧一直到一點，四點你們的音樂也許已經開始了，這時我還聽見敲擊聲呢。父親和母親不太舒服，祖父病了，大夥兒在飯廳裏吃飯，一傢人擁在我的房間裏，就像擠在一輛吉普賽人的大車裏。今天下午我必須到辦公室去。我沒有嚮鮑姆道歉的勇氣。別拋棄我。你的弗蘭茨。
12．
瞧你的記性，親愛的馬剋斯！我記得清清楚楚。星期天夜在你的傢門口，我搖搖頭說：星期二我要到這裏和那裏去。你說：星期三來吧。我：我會很纍的，再說我想到Pr那裏去。你：那麽星期四來。好的。星期四我到你這兒來了。而且就我的狀態而言，即使是合情合理的責備也會使我感到太厲害。你的弗蘭茨。
13．
親愛的馬剋斯，你不在傢裏算你走運，於是你避開了你本來想惠予我的幾件美事。算我走運，這樣我可以更輕鬆、更堅决地請求你原諒我，並為我求得世界的寬恕，假如明天我九點左右才能到鮑姆那兒去的話。我們這兒來了一些什麽親戚。此外，星期一五點我到你那裏走一會兒，假如會影響你的工作，你便拒絶吧。你的弗蘭茨。
14．
親愛的馬剋斯，你知道，我有個工作位置，而新的一年開始了，假設我的煩惱至今是用腳走路的，那麽現在它相應地用手在走了。我很希望兩點半在環城路的瑪麗亞塑像那兒與你見面，準時來好嗎，盡可能。你的弗蘭茨·K。
15．
親愛的馬剋斯，寫在街上，我們現在將總是這麽寫，因
為路人的碰撞會賦予文字以活力。
面前是保拉·K的照片。昨天我幾次看到活生生的她。
她同一個穿着打褶襇的褲子的年輕男人在一起，站了一會
兒，然後面色蒼白地朝希伯納街那邊走了一會兒。僅為了
抓住點特徵：她嘴裏的牙齒處於混亂狀態，衹在右頰有個
酒窩，臉皮皺紋縱橫，覆蓋層是灰土，根本不是脂粉；這
皮膚白天顯然在休息。——我星期四米。給我快樂，多多
工作。弗蘭茨。
這是些書面的偶發性表達，而正是這偶發性具有天才的閃光，使之清晰地顯示，若要以卡夫卡的口頭表達來補充書面，那是漂在無邊無涯的汪洋大海上了。——不過舉起個例子卻不妨，——當他一天下午到我傢來時（我那時還同父母住在一處），他進來時驚醒了在沙發上睡覺的我父親，他沒有道歉，而是仿佛讓人靜靜地舉着胳膊，邊輕輕地踏着腳尖穿過房間，邊以極其溫柔的語氣說：“請您把我看成一個夢。”有一次他同我的女友一起去參觀柏林水族館。他對接受光照的玻璃箱中的魚說（這是她後來深為震驚地告訴我的）：“現在我可以平靜地看着你們了，我再也不吃你們了。”那時候是他成為嚴格的素食者的時候。——假如不是聽卡夫卡親口說這些話，很難設想這是那麽脫口而出、毫無矯揉造作、毫無激情（激情對他來說幾乎完全陌生）地說出來的。關於素食，我在我的筆記中還找到卡夫卡的另一句話。他把素食者與最早的基督教徒相提並論，到處受迫害、遭嘲笑，窩在骯髒的館子裏。“在底下的群衆中擴散着。就其本質而言應該屬於最高貴最優秀的人們的東西。”在卡夫卡在世時我寫下的這同一個記錄中還有：“見神論僅僅是文學的替代品”（按照我們那時的說話習慣，這裏的文學是指名副其實的文學創作，這觀點與福樓拜相合）。——“保險業相當於那些相信不祥可通過一切手段加以製止的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卡爾·剋勞斯把猶太作傢們鎖人他的地獄，嚴密監視，嚴加管製。衹是他忘了，他也同樣屬於這個地獄。”他將他“最美的夢”講給我聽，他“坐在一葉小舟上飛過一條幹涸的河床。”——關於他的頭疼——太陽穴一種可怕的緊張，他說：“這種感覺像是有一塊薄玻璃在那裏碎裂。”——“一個鼕日同我在什萊森散步時，他說到那微微挂着雪花的針葉樹：它們頭疼的時間還沒有我長。”那時他黝黑的頭髮沿着太陽穴發白了——他寫了個劇本——好像《守墓人》，我們很想聽他朗誦，他卻對之發表議論：“這個劇本唯一不淺薄的地方是，我不朗讀它。”（摘自奧斯卡·鮑姆《回憶弗蘭茨·卡夫卡》，載《維提柯》1929年第三期）；1911年初我記道：卡夫卡星期天愛進行寂寞的散步，沒有目標，沒有思想。他說：“我每天盼望着離開地球。”“我什麽都不缺，衹缺我自己。”他完全不進行工作。下午他或是睡覺，或是去工藝品博物館看雜志。在社交場合他開朗、風趣，作為評論傢，他的見解深刻，出類技萃，在談話中同樣如此完全可以並且應該把他的所有言論記錄下來。當問到他的悲哀情緒根源何在以及他為什麽不寫時，他說：“我有千千萬萬錯誤的感覺，可怕的感覺——正確的感覺出不來——或者衹是飄出一些碎片，微不足道。”我反駁道，寫作時有時要經過開頭那沒有價值的思路，直至逼近那埋在下面的高尚的思想。他說：“這對你適用，對我不適用——這就等於讓那些錯誤的感覺占上風。”1920年2月28日，我記下了另一次談話。他說：“我們是上帝頭腦中涌現的虛無主義思想。”我相應地引證諾斯替教關於世界的惡創造者德米烏爾根關於世界是上帝的原罪的學說。“不對，”卡夫卡說，“我相信，我們不是上帝急劇的墮落，而是他的一次惡劣情緒，一個糟糕的日子。”“那就是說在我們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希望碑？”他微笑着：“許多希望——對上帝——無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對於我們。”
卡夫卡並非僅僅在談到這樣的大題目時纔顯示出傑出的形象表達力，而是始終如此，從不中斷——這正是他的獨特之處。他的格言中令我們感到奇特之處，對他來說是自然的，捨此它沒有別的生活和思想形式。他根本不能換一種方式來說話和寫作。它是自然産物，甚至有時在他的妹妹們的表達方法中也有所表現。最具他的個性的是那些夢幻般詩意濃郁的、悖謬性風趣橫生的措辭。他這樣半譽半譏地說到他辦公室的一個同事：“他不能從長長的工作時間中有所收益。”接着沉思地說，“不過也許可以促使他這麽做。”當我們滔滔不絶地又談論了一個夜晚，天快亮時纔回傢去時，聽到了蘇醒的城市生活的最早的噪聲（牛奶車等等），他傾聽着說：“大城市的蟋蟀！”當他有一次需要占用我一點時間，讓我幫個忙時，他說：“原諒我，因為我不原諒自己。”他最後說的話中有一句也表示出這種悖謬的特徵。當治療他的剋羅善斯托剋大夫不願給他註射嗎啡時，他對他說：“請您殺死我吧，否則您就是殺人犯。”關於報告肺結核産生的第一次大吐血，他說的是（他把這個疾病說成是擺脫當時的睏境——指計劃中的婚姻——的是合乎心意的出路）：“我的腦袋和我的肺背着我商量好了。”……
儘管列舉的這些事例把事情說得如此清楚，卻不足以充分地道出卡夫卡人格的全部實質。他周身散發出的最根本的素質不是其才智橫溢，而是成為才智基礎的深深的自信，是運動的安閑。我願意再度求助於我的《戈爾塔》，摘錄如下：“在他身邊的人會直接感覺到，偉大的終將被證實為偉大，即使一切現象都在唱反調；會感覺到，世界高貴的核心將不會永遠被所有弊病觸犯，不會永遠被人濫用。他沒有說這話，很少說到類似的意思，而且也衹是猶豫不决地通過一閃即逝的、聽上去常是開玩笑似的形象來表達。然而他的所有舉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動作，哪怕人們衹是觀察着他怎麽梳理他的頭髮，一舉一動都仿佛不言而喻地象徵着對一種正確的、巧妙的、純潔的、不可逆轉的生活方式的堅定信念。它存在着。睏難的衹是——找到它，到達它的身邊。否認這種巨大的睏難是他决不會幹的。相反，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密切地註視着世界上模糊不清的、滑稽可笑的事物。他明白，每邁出一步，都難免糾纏捲入，難免磕磕絆絆。然而他相信內在的優越素質會成熟起來。”
圖書在綫製作
重讀我的筆記，我今天仍然能産生對卡夫卡的表達方式的敬佩之情。對他來說，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總是處處以他獨特的簡潔的觀察能力和比較能力來表達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脫口而出．帶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見過卡夫卡的人，絲毫感覺不到做作的、陰暗的少時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負擔，感覺不到為擺脫這種負擔就輕易把頽廢和納士派頭視為出路，也感覺不到心靈的揪扯、侮恨。《緻父親的信》中所寫下的，在外人看來似乎並不存在。或者衹不過有所暗示，並且僅僅存在於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裏。這種痛苦我是逐漸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這是個健康的年輕人，顯然沉靜得出奇；他視察着，不引人註意。他的精神趨嚮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態”、怪僻、怪誕，而是顯示着自然的偉大，顯示着嚮上、強健、健康、可靠、簡樸。
我總是不斷遇到卡夫卡的那些衹通過書本認識他的崇拜者們對他所抱的完全錯誤的設想。他們以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鬱的，甚至是絶望的。事實恰恰相反，在他身旁會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實（他表達思想多半用開朗的聲調），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見過的人中最容易與之交談的人之一，儘管他很謙虛，儘管他很平靜。他說得很少，在大庭廣衆中他經常見小時不發一言。可一旦他說起什麽，馬上就會令人側耳傾聽。因為他的話總是內容充實，命中要害。在與親朋好友交談時，他的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他能夠激越亢奮，直至忘我，這時風趣的話語和開懷的笑聲簡直是無休無止。真的，他喜歡笑，笑得歡暢，也懂得如何運朋友們笑。這還不止，在睏難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放心地信賴於他的明達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幾乎沒有失誤的見解。作為朋友，他能奇妙地給人以幫助。衹有對他自己，他纔會束手無策，一籌莫展——在同他的個人交往中，由於他有很好的自製力，人們衹有在極個別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這個印象，而他的日記則加深了這一印象。從他的書中，尤其是從他的日記中看到的景象竟是這樣的灰暗，與平常與他一起度過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將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來矯正與補充——這也是促使我寫下這部回憶錄的動力之一。留在我們這個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與他的文學並駕齊驅，有必要加入對他的整體評價。在他的情緒好的時候，他會在兩個人對話的場合中編織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話，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後來在描述我們的瑞士之旅時曾舉過一個例子（作品《廉價》）他執意地擴展幻想，懷着可愛的固執，不斷回到幻想上來，以各種色調的幽默賦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總是像在獨特的玩耍中源源涌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在他創造力的獨特性中同樣碰得到這種遊戲般勾勒的綫條；我們切不可等閑視之。我還發現，他的妹妹奧特拉在這點上很像他；這活躍的、想象細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屬性。有一次我去見奧特拉（這時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與她商談一件重要的事；一開始她就滔滔不絶地嚮我講她對她的狗的有趣觀察，大約有一個小時無法同她談其他任何問題。我經常在卡夫卡身上發現相似的情況。
我是在大學一年級時認識弗蘭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間，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學期中的事了。弗蘭茨比我大一歲，當時正處在第三個學期。他離開中學後，先是註册了十四天化學，然後是一學期德國文學，然後報了法學——最後這個選擇衹是作為權宜之計，沒有愛好在先，就像我們中的有些人那樣。
在慕尼黑同保爾·基什一起繼續學習德國文學的計劃不曾付諸實施。法學專業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沒有方向，或者說包含着最大數量的不同方向（律師、官吏），也就是說前景的斷定要嚮後推延，這個專業並不要求對它懷有任何特殊的興趣愛好。卡夫卡是嘆息着接受這個專業的。他從不隱瞞對法學學業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記可資為證（1911年）：“摘自一本舊筆記本：現在是晚上，我從早上六點就開始學習，現在我發現，我的左手出於同情心已經用它的手指將右手捏住一會兒了。”
在《緻父親的信》中，這一職業選擇同“被父親戰勝”，同“主要事業”也挂上了鈎。這是一個屬於後面的結構，可是其核心，我們青春時代的無言可遵、無章可循狀態可以在卡夫卡的話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寫道：“對我來說實際上不存在選擇職業的自由。我知道：一切與主要事業相比，在我的心中都顯得無所謂，就像中學裏的一切教學內容一樣。事情就是找一個職業，衹要不十分傷害我的虛榮心，這是我的無所謂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麽法學便是不言而喻的對象。虛榮心和狂妄的希望與之相對的小小的嘗試，比如十四天的化學學習，半年的德國文學課程，都衹能加強那基本的看法。於是我選擇了法律。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試前的幾個月中充分綳緊神經，精神上靠吃千萬張嘴咀嚼過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我覺得水粉不難吃，就像在一定意義上以前的中學生活和以後的職員工作給我帶來的滋味一樣，因為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處境。至少我在這裏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先見之明，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對學習和職業有過十分清楚的預見。我並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經自暴自棄了。”具有根本意義的事實情況是：我們倆確確實實地感覺到了衹有藝術創造對我們纔有嚮心力，但是我們並沒有承認這一點。我們對藝術也有着過高的看法，好像總想將藝術同“面包職業”這個詞彙、這個概念所表達的令人頭疼的問題聯繫起來。再說也沒有任何人來引導我們，給我們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話）。由於我們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們衹能以為自己所不喜歡的學業是唯一的避難所。其它避難所至少在我眼裏不存在。卡夫卡自然還有一種模糊的設想（這在他生命的後期重現過）——可以“離開布拉格，從事某種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們第一次見面之處是“德語大學生閱讀演講廳”（這個聚會場所那時在費迪南特大街，現名納吉德尼）。那時，衹要不是民族反猶思想者或猶太主義者，加入這個規模頗大的聯合會對布拉格（以及各地許多地方）德語中學的畢業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我在很久以後，大約在此十年後，纔信仰猶太復國主義人這個“廳”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質，我們雖說不戴便帽，卻係着黑紅金之色帶子，帶子上寫着革命的年份1948。不過對那場革命的懷念已是那麽蒼白，那麽不熱烈，那已是完全沒入地平綫後了。此“廳”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廳委員會；在它與成員們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對抗，有時候甚至演化為一種“鬥爭”，而最後總是以成員們垂頭喪氣的、徹頭徹尾的失敗告終。這是因為每次舉行全體大會時都會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聯繫對象，他們屬於“廳”，但與“廳”之間衹有鬆散的關係，一年到頭從不關心聯合會的生活，在作决定之前他們卻全數到達，一致給委員會候選人名單投票（我們每一次都為這臺選舉機器所激怒，這臺機器由委員會偉大的策略傢布魯諾·卡夫卡根據事先詳盡的安排加以操縱），他們根本不能參加辯論，對受歧視的“浪蕩公子”——即沒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對委員會的意見不感興趣，他們僅僅通過堅决果斷的頭頭們的嘴來宣佈他們不可逆轉的意願。而委員會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腳，未被推翻。
弗蘭茨不參加這些虛榮得幼稚可笑的遊戲，關於他同布魯諾·卡夫卡的親戚關係也是在後來纔聽他談及的（同時他表露出對這個精力旺盛的人的欽佩）。——然而我們正是在這場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戰中第一次見面的。——“委員會”的反對派核心是那個“文學藝術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獨立性，衹有其經濟問題取决於季員會的意見—一這往往導致激烈的辯論；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邀請戴特萊夫·封·利利恩剋隆來布拉格作報告，委員會不是不同意給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們提出的給他那麽多。與委員會跟它的舞會委員會和節慶酒會相比，我們覺得身處文藝部即為精神的肩負者，且不論這麽認為正確與否。本部定期舉辦討論會和內部報告晚會。我剛脫離中學時，在這種晚會上初次登臺是作一個題為《叔本華和尼采》的報告。這個報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動，這是由於我當時是激烈的、狂熱的叔本華信徒，任何對我奉若神明的這位哲學家的論點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對意見我都一概認為是褻瀆神明；而尼采則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飾地說成是個“騙子”。（我對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儘管已有所保留，內容也有所變化）。
作完這個報告後，比我大一歲的卡夫卡陪我回傢。——他習慣於參加文藝部召開的所有會議，但是我們互相間在此之前幾乎沒有註意到。其實要發現他也並不容易，他很少發言，他外在的特徵是極不引人註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藍色的西裝也像他本人一樣不引人註意。可是當時我好像有什麽東西吸引了他，他比平時開朗，當然伴我回傢路上說不完的話是從強烈反對我過於粗暴的措詞開始的。從這出發，我們談到了自己心愛的作傢，各自為自己所愛的作傢辯護。我崇拜梅林剋。在中學裏我學的是古典作傢，拒絶一切“現代派”，到高年級的某一年裏就發生了轉折，現在我置身於真正的“狂飆突進”之中，歡迎一切奇異的、放縱的、不知羞恥的、玩世不恭的、無節制的、言過其實的東西。卡夫卡以寧靜和智慧嚮我迎戰。對梅休剋他毫無興趣。於是我背誦一些“優美的段落”。有一段摘自梅林剋的《紫色死亡》，其中將蝴蝶喻為大本地打開着的魔法書。卡夫卡皺了皺鼻子。這類文字在他看來純屬陳詞濫調，十分生厭；對一切嘩衆取寵、人為編造的東西，他統統嗤之以鼻（不過他從來沒有用過這種明確分類的詞彙）。在他的心中有某種“大自然的悄聲細語”，如歌德語。他在愛他人的這一點。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愛的霍夫曼斯塔爾的一句話作為反證：“房子走廊裏潮濕的石頭的氣味。”然後他沉默良久，什麽也不加補充，仿佛讓這神秘的、不顯眼的氣氛自己說話似的。——這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依然記得是在哪條街、哪座房子前說這番話的。有的人或許會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與愛倫·坡、庫賓、波德萊爾這樣的人，與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傢們親近的氛圍而驚訝不已——而導致這一現象的卻是感覺的樸實和自然流露，我的這位朋友將我引導嚮這個方面，並從而漸漸使我從我那時為完全錯誤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精神態中擺脫出來。事實便是如此。無可反駁的見證文獻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給我的最早的信之一。我無法回憶準確的日期，信封已不在了。不過時間無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因為信裏還提到聽講座。
通過讀這封信可以發現，卡夫卡的天性是優雅的，他剛中有柔，是樂於去理解其他觀點的。信中指責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責當時圍繞着我並視我為頭目的那些人的舉止（一種陳腐的羅曼蒂剋和感情的突然衝動，他稱之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親愛的馬剋斯：
主要由於我昨天沒有去聽講座，我覺得有必要給你寫
這封信，嚮你解釋一下，為什麽我那天晚上沒有同你一起
去參加舞會，儘管我也許答應過你。
原諒我，我本想輕鬆輕鬆，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請來共
度一個夜晚，因為我認為，假如你即席發表尖銳的見解
（你在人多的場合愛這麽做），而他也以他聰慧的總攬能力
（除了藝術，他幾乎對什麽東西都有此能力）發表相應的看
法，這樣一定會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員組合。
可是當我動這個念頭的時候，我把你所在的那個圈子，
那個小小的圈子給忘了。這個圈子給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
於你不利的。因為它既依賴於你，又獨立於你。在它依賴
於你的時候，它像一片靈敏的山區般圍繞着你，準備好了
現成的回聲，使聽衆驚愕不已。當聽衆欲以目光靜靜地揣
摩眼前某物時，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陣痛打。於是對兩者的
享受能力都將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別機智敏捷的話。
但是假如他們是獨立的話，他們將給你帶來更大的損
害，因為他們使你的模樣失真，通過他們，你現身於不合
適的所在，你將在聽衆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擁有堅
定不移的朋友們而依舊享有那美好的時刻，衹怕也無濟於
事了。友好的群衆衹有在革命時期才能發揮作用，因為在
那種時候大傢一起行動。然而一旦在散淡的燈光下發生桌
旁小暴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予以粉碎。他想展示你的
“早晨風光”布景，並以它為背景，可你的朋友們卻認為，
在此時刻還是“狼壑”更合適些，於是他們將“狼壑”作
為側翼布景置於你的身旁。自然兩種布景都是你畫的，每
個觀衆都看得出來。但是在早晨風光中的草地上遮掩着多
麽令人驚惶不安的陰影，原野上飛翔着討厭的鳥。我認為，
事實便是如此。你很少這麽說，但偶爾也有這樣的時候
（對此我們有點不太理解人在福樓拜那裏充滿了對事實的
想象力，而沒有情緒易燃物，你知道嗎？我怎麽會利用你
這句話來醜化你呢，有機會時我便這麽用過這個思想，你
說“維持多美啊，”我說：“不過假如我們實事求是地說．
面有許多情緒易燃物。”這是一條可笑的、令人不快的評語。
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我說這話時絶無惡意，衹是想給聽衆
復述你對同一事物的同樣的觀點。因為對朋友的言語不再
加以琢磨往往是友誼的象徵。可是聽衆卻已變得悲哀了，疲
倦了。
我之所以這麽寫，是因為我覺得與其你不能原諒我未
曾同你共度那個夜晚，還不如不能原諒我這封信來得好
些。——緻衷心的問候——你的弗蘭茨·K。
且慢撂下此信，我重讀了一遍，發現表達得不清楚。我
想寫的是：在疲憊的時候可以鬆弛一番，在志同道合者的
幫助下，自己一步不還便被引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標，這對
於你來說是何等的幸福，而正是這個機會能使你在一個應
酬場合得到表現——我考慮的便是與普利布拉姆相聚的場
合——而非如我之所欲。——這回夠了。
絶對誠實是他的品質中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另一個特點是他那精益求精到令人難以想象程度的認真。Conscienta。rPu－losa。這表現在一切道德問題上，即使是一件不公正的事的最淡的陰影，他也絶不會視而不見。這會一下子就令人想起猶太聖典中所載的辯論，這種思維方法簡直就像是他先天就有的；而實際上他是在很久以後纔開始讀聖典的。他的許多作品有着這個特徵，比如“匆匆路過者”（短篇小說集第39頁），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人跟着另一個人跑，但卻並非追蹤，討論了導致這一現象的種種可能性；再比如《訴訟》中描述對“在法的門前”這個故事作出種種解釋的偉大場面。有時弗蘭茨不能消除自己的顧忌，擔心會做錯什麽事；另一方面，他欽佩一切决斷，尤其對他人結婚的决斷欽佩得流於誇張。然而就他個人而言，他是勇敢的，騎馬、遊泳、划船都很出色。所以說他的認真精神並非産生於諸如膽小這樣的原因，而來源於一種強化了的責任感。我還記得一個晚上同他一起出門的事，那是在意大利剛剛對土耳其宣戰之後。我們在劇院裏，弗蘭茨反常地煩躁不安。休息時他突然說：“現在意大利的裝甲戰艦停靠在沒有防衛的海岸旁了。”這時他臉上浮現着悲哀的笑容——今日人類的現狀在他眼中是前景暗淡，無可救藥的。可是在這深深的悲觀主義之外，絶不可忽略他對一切健康的、成長的事物之喜悅心情，不可忽略他對一切改革的興趣，比如自然療法、現代教育方面，如蒙特索裏體係。對於那些愛“夜的一面”和頽廢的作者們他從未産生過絲毫興趣。強大的力量吸引着他對生活作出簡單的、積極的安排。他最喜愛的書中包括斯蒂夫特的《季夏》和赫貝爾的《小寶盒》。他的內心奇異的混合着絶望和建設意志，二者在他心中並不互相抵觸，而且上升為復雜到了極點的綜合物。
藝術上與他的認真細緻精神相對應的是他的描寫的詳盡性。這一點在他每一個作品中都可讀到。他愛細節。在他的影響下，我寫了一部充滿細節的、篇幅宏大的、描寫性的長篇小說，題為《千萬種享受》，有時弗蘭茨和我將它命名為《幸福的人們》。每當我給他朗讀剛寫好的一章，弗蘭茨總是欣喜萬分，催我繼續寫下去（1909年）。我完成了這本書，但僅在一傢雜志上發表了其中一章（《沉醉在書籍中》——描寫的是大學圖書館），因為我覺得這整本書十分怪異可怕（卡夫卡強烈地反對）。卡夫卡對徹底性的偏愛、他那鋪得很開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經常遲到——但不是由於時間觀念差，而是因為在此之前他覺得需要吸仔細地完成另一件事。不存在不重要的事情，不存在他僅僅“做完便完”的事。正如他不願委屈任何人一樣，他也不願委屈日常所遇的任何事情，任何活動。所以人們在他身邊會強烈地感覺到：世上根本沒有平凡的和普通的事物。關於聖人和宗教創始人，流傳着關於與此相似的作用力的傳說——與卡夫卡的接觸使我相信，這類傳說是基於真實的感受之上的。
神聖的範疇（而不是諸如文學這樣的範疇）是唯一可據以正確地觀察卡夫卡的生活和創作的範疇。然而這並不等於說，他是一個完美的聖人——這種說法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完全錯誤，甚至褻瀆神靈的。在這個問題上甚至要求觀察者每走一步也要小心翼翼，因為這是在人類最邊緣處的懸崖邊走路，可是即使懷着這種謹慎之心，依然可以從許多跡象中推論，弗蘭茨·卡夫卡正走在通往這最後目的地的道路上。他從不以微不足道的尺度來衡量自己，總是面對人類存在的最後目的；通過這一點，才能解釋他那尖銳得令人震驚的自我批評，才能解釋他那給人以超自然感覺（卻又是那麽自然）的謙虛退讓，這同時也是他不太願意發表自己作品的主因之一。
使他歸入神聖範疇的一個特點便是他的信仰。他信仰一個公正的世界，信仰“不可摧毀的”，他的許多箴言都提到過這點。要不斷地認識這個真實的世界，我們太弱小了。然而這個世界存在着。真理隨處可見。它穿過所謂“現實”的人們註視着一切。這就是為什麽卡夫卡對每一個細節對現實的每一個細小皺褶都深感興趣的原因之所在。在日記中可以讀到數頁之長的記載，關於尋常人的長相、面容和其他特徵，關於火車上對面坐着的旅人、路過身邊的行人。同這種興趣密切相連的是一種貫穿始終的譏諷。甚至卡夫卡作品中最酷烈的場面（《在流刑營》、《鞭撻者》）也處於審視的興趣和溫和的嘲諷這幽默雙重光的交叉照射之下。幽默是卡夫卡創作（和生活）中的一個關鍵成分，它透過現實的網眼指嚮更高的實質。他從未以公式化的或粗俗做作的語言來表達這個實質，但是他對這個實質的信仰體現在他的一切舉動中，使他內心深處得以安寧；儘管他力圖給自己和他人留下極不安寧的印象，他卻在自身四周散播着一種甜美的自信、安全感，這是我在別的地方很少感覺得到的。
在他接觸的一切機會中，卡夫卡總是尋找着來自真理的世界的重要信息。因此他是最出色的聽衆，最出色的提問人，最出色的讀者和評論者。那些人們稱為“水平”、“文學標志”、“聲望差距”的東西與他的觀察方法相距何止千萬裏。他處處碰到重要的東西。他會為副刊中的一句成語而着迷，他激情洋溢地演出隨意一位作傢（往往是人們輕衊地稱為偽藝術作傢的人）的長篇小說中的生活氣息和愉快場面。我還記得，那時我們一起住在什萊森的施圖德爾公寓，他從公寓圖書館中藉來一本奧內特的長篇小說，非常激動地給我朗誦一段對話，他贊賞其無拘無束的活力。一出歌劇、一部尋常的電影中的細節能催他淚下，這些細節有的是確實成功的，有的是奇跡般地（繆斯將劣等作傢的筆推開，自己動手寫了幾行）化為出色的有機的形象的。他是一個徹底獨立的發現者，絲毫不受文學史上固定等級劃分的束縛。
他以一視同仁的態度評論人，評論生活關係。他既沒有附和流行觀點的先入為主，也沒有非得與流行觀點唱反調不可的先入為主。最可喜的是；他的見解完全是非悖論的，甚至是反悖論的。他的論斷含有某種非常簡單、實用、觸手可摸的素質，簡便而可靠，儘管他作出論斷時是小心謹慎的，並十分願意、簡直狂熱地願意承認自己失誤。
他在人們普遍瞧不上眼的人身上往往會看到一些值得欽佩的特徵。可以說，他從來未對任何一個人喪失信心。而在他自己所佩服的偉大人物身上會找到可笑的小節。但是在他指出這些可笑的個別細節時，字裏行間找不到一點輕衊意味，卻衹有輕輕的哭泣和嘆息，或者認定某種超出凡人思維能力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對歌德和福樓拜的喜愛在我接近他的二十二年中始終不渝。對有些作傢（如黑貝爾、格利爾帕策）卡夫卡喜愛他們的日記勝過他們的作品，至少我有這麽一種感覺。對偉大人物的不敬言語我從來沒有從他口中聽到過，從來沒有聽到過他使用血氣方剛的、激動青少年感情的輕衊口吻，而這是今日十分受人偏愛的一種虛張聲勢的方法。依此看來完全可以斷言，卡夫卡對人的“等級制度”有着清醒的認識。不過他同樣知道，無論是神聖的還是邪惡的火花都能夠輕而易舉地逾越這類等級劃分的柵欄。由於他過於認真，以致他難於簡化世界的圖像，以致他懷着狂熱的認識欲追蹤着這些“逾越”。
他的準確性從來都不是某種難以見人的膽怯的産物，也不像左拉的準確性那樣拘泥於細節，這完全是一種特殊的天才的準確性，其固執首先令人驚訝。有如走上了一條在此之前不為人知的通道，出人意料，然後沿着這條道路一直正確地下去——其正確性卻是人們有目可睹的。這不是任性，這確實是一條自然而然的道路。《訴訟》的每一個章節，以及另外那兩部長篇小說《城堡》和《美國》，那些殘缺不全的中短篇小說都證實了卡夫卡創作天才的這個不可思議的特點）。
他從來不嚮讀者指出：看啊，這是一條好路，——甚至也不說：這也是一條路。——他衹是精力充沛地邁着步子嚮前走，實實在在，不下哲學定義（因為他的思想正如那些美妙的日記所呈示的，多半以形象的圖像來顯示），僅僅寫下一路上對景觀的不斷變幻作出的細節觀察。
卡夫卡的本質和寫作中的奇特性是表面現象。我必須說：誰覺得卡夫卡奇特而又別具吸引力，他就還沒有理解他，也許還處於理解他的初級階段。卡夫卡懷着強烈的愛和準確精神摸索着細小的、不起眼的事物的根源，正因為如此，人們迄今未曾察覺的事物顯現出來，顯得奇特，卻又無一不是真實。他對某一種道德職責、某種身體狀況，一次旅行，一件藝術品，一個政治運動的觀念從來就不是古怪的，而是非常準確、尖銳、正確，因此與日常的空話不同，也許也是因此而常常（但不是始終）與人們稱之為“實踐”的概念格格不入。
與卡夫卡形成鮮明對照的莫過於巴爾紮剋那編造的準確性，巴爾紮剋的誇張言詞和一概而論手法後者可舉例如：“她以輕盈的腳步走着，這是每個巴黎女人在上午十點到十點一刻之間的那種腳步”人
指出卡夫卡對巴爾紮剋的許多地方持景仰態度是多餘的（對於每一個從當中插進來讀到上面這段話的人都是多餘的）。排除種種技節不論，他從不忘記那偉大的構思綫，那生命的活力。有一次卡夫卡說：“巴爾紮剋的手杖上寫着：我在摧毀一切障礙；而我的手杖上寧可寫的是：一切障礙都在摧毀我。”
在此可以列舉出關於卡夫卡弱點的一長串說道來，然而這些又全都是悲劇性地從他的優點中蹦出來的。通過指出“準確性”這個特點我僅僅指出了他的本質中的一個方面。就此可以解釋再解釋（人們會這麽幹的），但是不會有結局。這就像永遠沿着一道沒有門的墻走動，始終進不了院子之內。當然這種無休止的、徒勞的解釋也能描繪出其人品的一定的輪廓，似乎也能描繪出其人品的力量、分量和漫無頭緒。順便提一下，這也正是卡夫卡描寫他的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將他們解釋透徹。
我今天自然已不能仔細區分，我對卡夫卡的看法是怎樣在歲月的流逝中建立起來和完善起來的，無法區分什麽是一開始就有的，什麽是漸漸成熟的。我知道的僅僅是我們的關係在開始時進展十分緩慢，過了若幹年，我們纔完全信賴。
我們關係的開端是，我們决定不讓中學裏學過的希臘語知識生銹。我們一起讀柏拉圖的《普拉塔高勒斯》，參考譯文，藉助我們的學生詞典，常常十分吃力。那時柏拉圖在我心中還未達到很久以後纔達到的那種地位（這是在卡夫卡死後很久），當時我們喜歡的自然首先是關於詭辯傢們的五彩繽紛的、滑稽逗樂的描寫，是那種柏拉圖一蘇格拉底式諷刺。假如說讀柏拉圖是我發起的（因為我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分別受到這顆偉大的星星的吸引），那麽使我對福樓拜産生關註應該歸功於卡夫卡。我從他那兒接受了這一強烈的愛。我們讀原文的《情感教育》、《聖·安東的誘惑》。由於我們每周衹能找到一兩次時間來進行這些學習，這一共同活動進行了好幾年，而時間總是給我們提供新的材料。大多數時候閱讀都在卡夫卡父母住房（蔡特納街）內他的小房間裏進行，有時候也在我這裏。卡夫卡的寫字檯上方懸挂着漢斯·托瑪《犁田者》——畫的復製品，畫幅頗不小。這面墻的旁邊是一小塊古代浮雕的石膏復製品，已經發黃，上面是一個揮舞着一塊肉、即一條牛腿的女祭司，衣服上精細的皺褶在這無頭形象旁起舞。我的目光不知多少次掠過這些東西，所以我現在閉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見它們。我在我的長篇小說《愛的魔力王國》中對此作過描寫，小說中卡夫卡作為理查德·加爾塔出現，同樣是那種簡單的，幾乎光禿禿的房間陳設，給人以臨時棲身的印象。“整個說來並非不直居住，但對於那些追求通常的裝飾、豪華的住宿環境的人來說是不太舒服的。”這樣的相互簡單的陳設在弗蘭茨所有布拉格住處是無例外：床、櫥、那深褐色的、幾近黑色的又舊又小的寫字檯，桌上沒有多少書，卻亂堆亂放着許多本子。最後居住的那個房間（在尼剋拉斯大街）有第二個出口處，穿過廚房和浴室，卡夫卡多半走這條道進出。他不曾與家庭隔絶，這一點當然緩衝着不斷啃嚙他內心的衝突。在後來的年頭中，他通過在陌生的環境中租一間自己的房間試圖擺脫非獨立性的魔力圈（而普魯斯特直至壽終始終住在他童年時的房間裏）。
上面提到托瑪的畫，一種《藝術守護者》的復製品證明了在我認識卡夫卡的那個階段中他的中學同學奧斯卡·波拉剋對他的影響之強烈。波拉剋為《藝術守護者》雜志中的理論所迷住，這個雜志發表了阿韋納裏烏斯的著作，後來丟勒聯合會便是從中脫胎而出的。波拉剋起先在大學裏註册的是化學專業；卡夫卡也是以十四天的化學課開始他的大學生涯的，這顯然也是為了波拉剋的緣故。對他特殊的領導個性可以弗蘭茨給他的信和中略見一斑。波拉剋後來作為藝術史傢前往維也納和羅馬（可在書信集中找到他的小傳），巴羅剋和現代藝術、布拉格和羅馬的建築史是他研究的主要領域，他通過特別科學的精確性，通過對來源細緻入微的研究發表了重要的著述，從而促進了這一領域的發展。這位年輕的講師於1915年作為奧地利志願兵亡於伊鬆佐前綫。在他豐富的遺作中有二捲本《教皇烏爾班八世時期的藝術活動》的已完成手稿，該著作在發現後便交付出版；此外還有關於英諾森二世和亞歷山大七世的任職史手稿、為編纂羅馬導遊書目錄做的前期工作、為寫關於彼得羅·達·科托納斯的專題著作開了頭的材料收集工作，等等。這是對戰爭最辛辣的諷刺之一：一個將畢生絶大部分精力獻給了對意大利藝術之愛的學者恰恰在意大利的子彈下結束了生命。
在1915年8月27目的《新蘇黎世報》上，J．A．F．奧爾班（日內瓦）高度評價了為“科學的光環”所籠罩的死者。他先是贊揚了死者的若幹雜文，比如他那些“尖銳批判性的建築學童話”。然後接着說：“毫不奇怪，我們熱切地期待着那關於巴羅剋來源的著作，他為此作了恢宏的構思，並準備自己動手寫關於羅馬藝術生活截面的第一捲，然後讓巴格利奧尼夾敘夾議的藝術傢生平介紹集在此不久之後相繼出版。我們知道，我們這位傑出的同事與藝術文物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一次又一次地漫步在羅馬及其附近，這個優勢不是所有藝術史傢都擁有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往往吸引了文學史傢們的全部精力。這一點是我們在每天與他的交往中認識到的，清晨我們會在梵蒂岡看到他那善良的、曬黑的臉，而在前一天他從拉提烏姆那些偏僻的地方帶回了大量關於巴爾貝利尼的行宮和教堂的筆記與底片，收穫頗豐。他會懷着同樣強烈的興趣坐在一大堆法希裏卡·笛·山·彼得羅的教會管理文獻集前，坐在巴爾貝利尼的藏書前，坐在教皇的總會計署檔案前，坐在賽岑托那些孤本書前，他精通遠古的生意經，有能力辨認去世很久的磚瓦匠和畫傢的拼錯的詞句及專業口語。同始終令人感興趣的波拉剋就巴羅剋的古文字學這一邊緣題目進行一番博學的交談總會給人以收益。他在解釋在管理文獻中出現的、往往可隨時提供有關貝爾尼尼的重要情況的幾乎是速記體的記錄中作出了令人驚嘆的貢獻。波拉剋兢兢業業地從事着睏難的、日復一日以定額纍计的工作，研究手寫的材料和有關文獻，他從來不擺出那種多餘的、總是慢條斯理的學者架子。他非常認真地對待他的事業，他將全部心血和精神力量給了他的工作，然而學習並沒有剝奪他享受現實生活中的幸福和興奮的能力，比如他同一位有才智的、惹人喜愛的年輕女子的婚姻便給他帶來了這樣的幸福和興奮，她對他的奮鬥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他們也一起參加同一個範圍廣大的圈子裏的朋友和熟人的交往。”
這便是那個在年輕時給了卡夫卡以重大影響的人——為使這個形象更充實些，我再摘錄一段鬍果·伯格曼的悼詞（載《波希米亞》1915年7月4日）：“他廣泛的興趣財富是取之不竭的；但是衹要什麽東西吸引了他，帶走了他，他便獻給其全部身心，從而忘了其他一切，而且馬上便成為崇拜者和宣傳人。他就是這樣研讀了《奧義書》、《聖經》、路德、阿西西的芳濟、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小說傢（他將《十日談》朗讀得多麽純潔！），他就是這樣從事於琉特琴的彈奏和某些體育運動的。”我聽說他是在波希米亞最早從事滑雪運動的人之一。
我記憶中的奧斯卡·波拉剋是個善於發表厲的評論意見的堅决果敢的年輕人。十九歲時便已鬍子滿腮。我通過後來的調查獲悉，他在以後颳掉了絡腮鬍子，而且也拋棄了他那使人難以接近的生硬的、落落寡合的性格。我也是在那個“廳”裏碰到他的。他熱心地嚮我推薦“倫勃朗的德國人”。一種不知緣何而起的再嚴肅不過的猶太智慧那時已經顯示輪廓，這種學說發現了與一種追溯純潔的源頭的德國文化相似的一些現象，並試圖嚮這種德國文化學習。據我所知，奧斯卡·波拉剋從未探索過真正猶太文化的問題，卡夫卡和我也是在很久以後纔進入我們這個家乡領域的。對德意志文化的愛有時也會導致對德意志文化完全流於表面的模仿，儘管出發點是真誠的，可以說是問心無愧的。所在在卡夫卡緻奧斯卡·波拉剋的信中可以讀到下面這麽一段話，它會使卡夫卡後來風格的識者深感奇怪：
在正對着坡形葡萄園的公路旁，在深深的山𠔌裏有一
座小房子，這是這個村莊的第一座也是最後一座。沒什麽
價值。對兄弟們來說頂多衹值一百個可憐的古爾登。更糟
糕的是，就連舒爾徹——瑙姆堡都不需要它，充其量用它來
嚇唬嚇唬人而已。可能把我這個所有者也列入嚇唬對象之
一了，我是唯一愛着這幢房子並為之夢魂牽繞的人。房子
小又低矮。甚至還不舊呢。恰恰相反，最多不過五到十年。
瓦屋頂。一扇小門，顯然衹能供爬進爬出，旁邊有兩扇窗。
一切都是對稱的，仿佛是從一本教科書中爬出來的。但是
——門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板葉也漆成
了棕色，總是關着，無論晴天雨日。可是這房子卻是住着
人的。門前有一條沉重的、寬寬的石頭條凳，看上去幾乎
已有年頭了。假如現在走來三個做手藝的小夥子，手持拐
杖，背着很輕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額頭的汗，
然後三個腦袋湊在一起——這一切我都可以從上面看得一
清二楚——這便如同一篇可愛的、古老的、寧靜的德國童
話了。
《藝術守護者》宣傳的藝術品和藝術價值的影響在這段話的每一個細節中都顯現了出來。對於一個像卡夫卡這樣的很早便發展了自己完全有個性的，幾乎看不出影響痕跡的作傢來說，認識其不獨立的開始階段時感到怪誕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覺便是這樣的。
緻奧斯卡·波拉剋的信寫於1902至1904年間。在這個友誼關係中卡夫卡是力爭者；在接替這第一個強大的精神關係中，即與我的友誼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至少卡夫卡在與我的友誼關係中僅僅通過他的寧靜和審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儘管雙方都愉快地承認兩者之間存在着平等的基礎。——我驚訝地在卡夫卡青年時期給波拉剋的信中讀到，他自己提出給波拉剋寄他的作品或朗讀給他聽。以後不再有這種事發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麽東西，必須費勁地強求硬討。——這種態度的基礎不是驕傲，而是過分的自我批判。這很早就開始了，在給波拉剋的第五封信後跟着的是一封未發表的信，我從中摘取以下幾行（這麽做也衹是由於這幾行略略談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來的一些作品）：“在我給你的那幾千行中，也許衹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強聽得入耳。上封信中的鼓吹沒有必要，不是啓示而是孩童的亂塗亂抹……絶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諱（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無法卒讀，假如你能跳閱一遍，我就滿足了。可是你必須知道，我開始寫作的時期是人們‘創造作品’的浮誇時期；沒有比開始的那個時期更糟的了。我對那些豪言壯語如癡如醉。在那疊稿子下有一張紙，上面寫着從日曆中找來的不尋常的、特別莊嚴的姓名。我需要為我的長篇小說選擇兩個人的名字，最終選定劃了杠杠的：約翰內斯和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環。這是怪有意思的。”
這封信中還有卡夫卡對另一個愛用“無窮無盡的”偉大詞彙的同學的尖刻評語——“那是些石塊，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經心地擲出，簡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內容是不可思議的，我敢發誓，我一輩子也不會像那時候那麽妒忌。”接着是更尖銳的自我批評：“那些本子裏有一點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奮、堅韌和所有諸如此類的陌生精神。”下面他還寫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瀏覽這些個本子是我今天對你最無所謂的要求。你有個漂亮的房間。樓下商店的小燈光忽明忽滅地閃動着。我希望你能讓我每個星期六朗讀半個小時，從下下個星期六開始。我想要發奮三個月。今天我特別明白了一點：藝術對技巧的需要強於技巧對藝術的需要。當然我不相信可以強迫自己生育，但是強迫自己教育孩子卻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奧斯卡·波拉剋的嚴厲的法庭是如何審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從一開始就做的那樣，老實說是不得不那樣地欽佩卡夫卡。奧斯卡·波拉剋的興趣範疇顯然離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時顯得尤其怪誕的小世界比較遙遠。而我恰恰喜歡那奇異的、無可重複的新鮮的內容。卡夫卡第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很快便離開了布拉格，進入了大範疇的、科學嚴謹的天地。於是當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喚未獲聽聞；在那些信中這種呼喚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達了後來對集體的渴望的先聲：“沒有其他人你將一事無成”，“隱居是可厭的”。——這種呼喚還是對卡夫卡後期具有象徵意義的“鼴鼠”的預言性的論戰。
“我知道，兩雙陌生的眼睛望着什麽，什麽就會變得更溫暖，更活潑。”我覺得這是年輕的卡夫卡在這場爭奪中、在這友誼關係中的核心語句。對這一友誼，我是從書信的文獻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蘭茨沒有對我着重提到過。也許當時僅限於建立友誼的嘗試，沒有形成真正的關係；卡夫卡後期對此的沉默（日記中也毫無記載）似乎指出了這一點。但是這一點絲毫無損於這第一個夥伴給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義。他（波拉剋——澤者）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先是去農村當管傢，後來在羅馬科壇發揮了光輝的作用。我們有時聽說，他以特別親切的態度和非常豐富的學識為我們圈子中的朋友們、去羅馬的人導遊，給他們介紹羅馬輝煌的古跡，完全沒有那種生硬的樣子了。突然，他過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給我們帶來了震驚。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幾年，竟不知道他在寫作。我自己那時已經在報紙雜志上發表了一些東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學活動的是，他告訴我，他以一篇小說參加了維也納《時代》報的有奬徵文。郵件的封面上寫着；“窄巷中的天空”。可能這也是小說的題目，我記不清了。該郵件未引起頒奬者的註意，自此便失蹤了。
後來，他有一次（在1909年）給我朗讀了一部長篇小說的開頭部分，小說名叫《鄉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這本書的主人公叫拉班。在這裏也可以從卡夫卡和拉班這兩個名字結構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義，正如弗蘭茨自己對他的小說《判决》中的主人公本得曼這個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樣。在第一章中寫道，拉班離開了他的工作單位，去看望住在鄉下的未婚妻。第一章藉着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極其細膩地描寫了到火車站去的一段路，一個雨點浙瀝的下午，與一些不相幹的熟人—一相遇。這是異乎尋常的。我既震驚又欣喜。我馬上便獲得了這麽個印象——這裏表現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從那時起，我便開始了為卡夫卡作品的發表進行努力——這成了我的一種不可遏製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約束這種追求，因為我覺得這是正確的、自然的。弗蘭茨反對我這麽做，這種抗拒有時弱些，有時強些，有時幹脆拒絶。但不能說他原則上總是采取拒絶態度（上面提到的參加有奬徵文一事便是證明），有時他也能感受到一點獲得文學成就的快樂。有一次我看到他對“丟勒聯合會”年鑒中對他的一本書的毫不理解的、貶低的評價非常憤怒。一般說來，他的憂慮和希望總是完全針對其他事情，而不是針對文學影響的，文學上的影響對他來說並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無關緊要的。整個出版領域不使他很感興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動。因此，拒絶發表作品對於他來說（他生命後期一些階段除外）也不是什麽大事情，不帶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當代》周刊上提到了他從未發表過的作品，我將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傢的名字（布萊、曼、魏德金德、邁林剋）放在起。這無疑是第一次公開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這狂歡節股的露面給我寫了封充滿幽默的信；因為我把一個未發表過一行文字的作傢名字與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並論，奉獻給公衆．仿佛人人必須知道他似的，這似乎有點狂妄。一個沒有意義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這個鼕天終於邁出了一個舞步，”弗蘭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蘭茨的散文作品纔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蘭茨·布萊的雜志《徐培裏翁》上（布萊為我的第一本書《給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熱心，以後他常來布拉格，我把他介紹給卡夫卡相互認識了），第二個發表的作品是《布雷斯齊亞的飛機》（1909年9月28日），發表於布拉格的日報《波希米亞》上，第三次於1910年3月27日發表在《波希米亞》的復活節副刊上。在《觀察》（復數！）這一標題下發表了這幾篇：《窗前》、《夜間》、《服裝》、《乘客》、《供男騎手深思》。沒有人註意到我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導致這些東西的發表。（在《觀察〉）一書中這些短篇分別被題為《漫不經心的觀望》、《匆匆過客》、《服裝》等。弗蘭茨·布萊還給發表了小說《一場戰鬥記實》中的兩段）。
1908年我青年時的朋友馬剋斯·鮑埃姆爾去世。
從那時起我加深了與弗蘭茨的關係。我們每天見面，有時一天見兩次。衹要弗蘭茨在布拉格（衹是後來他的疾病纔迫使他住在鄉下，在療養院裏），這個習慣就堅持不懈。當我們倆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頻率”的工作（這就是說，下午不上班）時，出現了一個巧合，從我們的辦公室回傢走的是同一條路。於是我每天下午兩點在普爾沃塔旁等候弗蘭茨——我把位於希伯納街拐角處的州財政局房頂上那古老的、頗有藝術性的兩衹帝國之鷹都鑽研透了，因為弗蘭茨總是比我來得遲。他不是還有公務要處理，就是在與同事們的談話中忘記了時間——我踱來踱去，肚子咕咕地叫，然而衹要看見朋友那瘦長的身影和那多半挂在臉上的尷尬的笑容，我的怒火馬上煙消雲散。那微笑中顯示出對遲到很久的過分的極度恐慌甚至是驚懼。
他將手放在胸口。“我是無辜的。”便是這個姿勢的意思。此外，他跑步前來，以致實在沒法子對他發出激烈的譴責。在穿過蔡特納街到舊城環形道的一路上，總是有說不完的事情。走到弗蘭茨的住房前，我們的話還遠遠沒有結束。下午或晚上我們便再次相聚。
我在我的長篇小說《愛的魔力王國》中，通過裏查德·戈爾塔的形象描寫了留在我心裏和腦海裏的卡夫卡的許許多多東西。那時卡夫卡去世剛四年，我感到不能冷靜地客觀地寫他的傳記。直到現在，又過去了九年，也就是說那場災難已過去十三年了，我才能集中心思來做這件事。那時候我還在同這位不能忘懷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確確實實在我身邊，無時無刻不在，我清楚地知道，在這個或那個情況下他會說什麽，會怎樣評論我周圍發生的事件，我嚮他詢問，並能以他的名義作出回答。所以我心中産生了一種需求，以活的文學形式（而不是以搜集日期、吃力地湊起來的歷史性論文形式）來表現這個無可比擬的形象，亦即以敘事文學的形式來表現；首先是將他以這種新方式展現在我自己面前。衹要我沉浸在這本書、這部作品中，他便沒有死，他又一次與我一起生活，又一次有效地幹預我的生活（讀者可以發現，這部長篇小說的整個情節都是為這一目的服務的）。正像什麽事情都會受到誤解一樣，此事也會被誤解——人們會覺得詫異，甚至會覺得該館與對卡夫卡的敬畏不協調，卻沒有想到，柏拉圖也與此相似地、自然廣泛得多地一生都感到他的老師兼朋友蘇格拉底無所不在，將他作為共同生活、共同思索的旅伴，從而對死亡亦無所畏懼，他在蘇格拉底死後寫下的幾乎所有對話中都把蘇格拉底作為對話對象。
我在此摘取這部長篇小說中關於卡夫卡嚮我提到的第一批書的一段（以免重複）。除了已經說過的福樓拜，還有：施蒂凡·蓋奧爾格，卡夫卡在我們兩個生日時各送了一本他的書，由海爾曼以絶妙的散文翻譯的中國詩歌，以後那些押韻的譯本和其他作傢摻了水分的譯本不能與之相提並論，此外還有羅伯特·瓦爾瑟。關於卡夫卡毫不強加於人地嚮朋友（小說中叫剋裏斯朵夫）推薦心愛的作傢的方式、關於我們相識的頭幾年的整個氣氛、關於馬剋斯·鮑埃姆爾死後我們關係的加強，我找不到比《愛的魔力王國》中的這段話更合適的語言來表達了：“戈爾塔不說服人。這不是他的性格。他也不發展什麽體係，係統化對他來說沒有什麽意義。他總是不斷地朗讀他心愛的作傢的這一段或那一段文字，讀得很快，全無做作的慷慨激昂，以暗暗振動的歌調大聲地讀出節奏和起伏，眼睛閃閃發亮完全陶醉於對人類的偉大的喜悅之中；衹不過有時他輕輕地、毫無惡意地、應該說是戲遊而懷疑地（“吶，吶”）歪歪嘴這是在他覺得某一句念得太不成功，不自然地誇張了的時候。念出任何藝術表達中勉強的調子，在他是罕見的。除非這種勉強作為一種使勁努力卻是真實的，對於這個作傢來說是必須這麽寫的，當然這種調子有時是作傢弱點的暴露，要求讀者共同感受在其他行動得到了驗證的事物。簡而言之，他不嘩衆取寵。他看問題始終很清楚，清楚性也表現在他對他人無窮的欽佩中，他從不試圖駁倒剋裏斯朵夫；沒多久，剋裏斯朵夫心中就為戈爾塔嚮他揭示的境界燃燒了，以致他覺得在有些方面要對戈爾塔的突破采取防範了。這一切發生得既愉快又嚴肅，這是兩者間親切的互相教導，沒有一絲一毫虛榮和虛偽，兩個人都有這麽個感覺，此刻整個世界在他們心中不是成為純粹的真理，便是成為毫無價值的東西。但是這種感覺並沒有使他們為自己的責任驕傲或過分憂慮、抑鬱。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感覺：——就在這裏，我們有力量參與其中或（這可是愚蠢得毫無意義）將它推開。啊，誰會這麽做呢！於是他們興高采烈地進入了心靈王國，這是一個以往由於成千上萬的保留、巧合、黯淡的心情、強烈的熱情和顧慮而使可憐的人類子孫不得目睹，在他nl面前這個王國卻輕而易舉地在最明亮、最健康的光綫中打開了大門，展現出它永恆的美妙，它就在眼前，嚮他們召喚，廣袤無垠。
“然後出現了關鍵性的轉折：剋裏斯朵夫那共同度過了中學八個春秋的同窗好友死去了。葬禮舉行完幾天後，悲傷得無以復加的剋裏斯朵夫在一天晚上同裏查德·戈爾塔一起散步。他們在窄小的一面，沿着黑暗中的宮殿石階往上走。“你願意取代……
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嗎？”他結結巴巴地問道，心裏感到重壓，他知道自己的問題是多麽荒唐，他明白，戈爾塔不會回答，即便是個比他剛強的人也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包含着某種合乎情理的、勇敢的、善意的因素，這會完全得到戈爾塔承認的。但承認的方式衹能是長時間的沉默，不能是別的。然後他們穿過了許多狹窄、混亂的街道，肩並着肩，始終保持沉默，剋裏斯朵夫相信自己感覺到那善良可愛的死者就在身邊，其實他整個男孩子時期隨着這個朋友死去了，他回憶起學校中的無數經歷，回憶起最初的相識，心裏産生了痛楚，裂開了窄窄的，然而深深的一道縫隙。中學裏友誼是自然産生的，在以後的日子裏友誼卻必須靠爭取，甚至靠鬥爭得來，最終連這也將成為不可能。這便是男人世界的法則……關於這個問題，關於那本曾作出的答復，以後再也未提及。但是從這個夜晚開始，倆人握手時更有力，時間也更長了。”
共同閱讀和交流我們喜愛的作傢是將我們撮合在一起的首要因素，可是除此崇高、偉大的因素外，從一開始就有無數毫不起眼的小事在起作用，使我們倆得以互相補充。倘若我不想表現虛偽的謙虛，我就不得不承認：正如我感到卡夫卡大大豐富了我一樣，卡夫卡也感到我在大大地豐富了他。我的主動性和精力旺盛顯然是他特別喜歡的素質。實際上，我並不像他心目中或許認為的那樣魯莽孟浪、無憂無慮。假如現在是寫我的自傳，我自然會鋪開來詳細地談我自己。在此卻衹須指出，我與卡夫卡相比是大膽開朗的人；這也確實是我的寫照。——不過我可以把卡夫卡使我着迷的輪廓勾畫得細一些。他身上散發出一種強大得不同尋常的素質，這我後來從未遇到過，即使在同非常著名、重要的人物相遇時也末碰到過。我經常試圖對這種獨特性作一番分析，這是說在卡夫卡去世之後；因為他在世時，這種素質顯示為自然的，不言而喻的，根本就不會想到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也許對這奇異的獨特現象大體上作以下解釋最為妥當。他的異峰突起的思想永遠滔滔不絶，根本不會出現間斷，他從不說一句沒有意義的話。從他嘴裏出來的話，年復一年越來越不着痕跡，他以珍貴的語言表達出的觀察方式是全然獨樹一幟的、耐心的、有生活欲望的，而對世界上的蠢態他取譏嘲的寬容態度，因此充滿了痛苦的幽默，但是决不忽視其實的核心，那“不可摧毀的，”始終與自命不凡和玩世不恭天差地遠。是的，事實如此，他的在場使最平常的事物發生變化，一切給人以初次窺見的感覺，都像是新的．往往新得十分傷感，新得令人極度沮喪，但它從來不排除會有獲得慰藉的可能性，因為它從來不是沒有意思的，從來不是平淡的。人們會感到，各種各樣的聯繫從成千上萬條暢通無阻的道路上涌嚮他的觀察，這些聯繫完全是出人意料的，然而卻並不含有武斷的、“超現實主義的”、牽強附會的因素，而是真實的內在聯繫，是微不足道、然而正確的、忠於事實的認識，以這些認識建立一整套認識體係會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一同時，人們也清楚，這種想要這般細微地認識世界和人的心靈的大膽行為儘管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很容易具有卡夫卡在《中國長城》或《訴訟》中所描寫的那種性質，其本質决定這種大膽行為是永遠不能夠圓滿結束的。
卡夫卡不僅影響着我，而且也影響着上述流派中的許多人。在貝爾塔·範塔夫人的圈子裏，在她好客的房子中，人們力求精確地探討着哲學，女主人也積極地參與討論。卡夫卡在這兒享有崇高的聲望。僅僅是通過他的本質、他偶爾發表的見解、他的言論，——因為那時除了我以外誰也沒見過他的文學作品。其實不需要藉助作品；這個人自己在産生影響，儘管他出場靦腆，卻馬上使那些有身份的人認出他的不同凡響之處。在他生平所有的時間裏，女人們都深為卡夫卡所吸引——他自己對這種影響表示懷疑，可是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一種獨特的魔力是如何貫穿着卡夫卡每一句關於生活的表白的！他寫下的每一句話，每一行字（不管是在匆匆草就的問候明信片上，還是節慶的問安或扉頁的題贈）都不能刪去，這是下列管郵明信片和短箋給我的印象。這些文字的內容多半不過是不能如約的通知、道歉——由於我們每天見面，因為除了偶然不能見面外，不存在互相寫信的理由。即使在寫這類日常通知時，弗蘭茨也從不使用一種公事公辦的模式。因此，正是這些匆匆付郵的文字（産生於學習、法學考試然後是參加工作的時期）在我看來是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文獻，表達了一個對於僵化、常規從來不屈從的、豐富異常的精神世界。我在此選錄一些：
我終於開始學習，我感到有那麽一半快樂，因此我本
周不到咖啡館去了。晚上我很願意到那裏去，因為我學習
時間絶不會超過七點。可是一旦我精神吊起來，會影響我
第二天全天的學習。而我不能浪費點滴時間。所以晚上我
不如閱讀“庫格爾根”，這對一顆小小的心，對於睡眠（一
旦開始）來說是一種很好的活動。衷心祝好。弗蘭茨。
2．
親愛的馬剋斯：
我最終幾乎來不及寫信告訴你，我明天不能到展覽會
去，過後也根本不能去了。應該說，我受了誘惑，時間定
得早得荒唐，其實我那時還一無所知。這是輕率的，但卻
因而很不錯，使我不必老是想着馬上就要交給我、並令我隱退的醫生證明。《紫晶》怎麽樣？我已經準備好錢了。你在展覽會裏看看，能否花少量的錢買到什麽可愛的東西。也許可作為婚禮禮品什麽的。你的弗蘭茨。
3．
親愛的，我現在將在一段時間內哪裏都不能去了。係主任輕率地把我的日程稍稍嚮前挪了挪，由於我恥於表現得比他更謹慎，因此沒有發表任何反對意見。最熱烈地祝好。弗蘭茨。
令親愛的馬剋斯：
請原諒我昨天晚上的事。——我將於五點到你那兒。我的道歉會有那麽點滑稽，以致你一定會相信的。你的弗蘭茨。
5．親愛的馬剋斯：
我是完全無用的，然而這改變不了。昨天下午我給你寫了封管郵明信片：“我在這兒的格拉本煙雜店請求你原諒，我今天晚上不能到你那兒去了。我頭疼，牙齒把我搗成碎塊，我的颳鬍刀很鈍；看上去真不舒服。你的F。”現在晚上我躺倒在長沙發上，想着，我道了歉，世界又有點恢復正常了，但是在思考過程中，我想起，我把沙仁路寫成了弗拉底斯拉夫路民
我現在請求你為此發火，並因此而不理睬我。我的路一點都不好，我必將（據我所見）像一隻狗一樣完蛋。我也很想避開我自己，但是由於這是不可能的，值得我慶幸的便衹剩下——我毫不同情自己，最終變得這般自私。我們還得慶祝一番這個高潮，我說的我們是指我和你。作為未來的敵人，你可以參加慶祝。
時間不早了，應該讓你知道，我今天祝過你晚安了。你的弗蘭茨。
6．
辦公室裏進展迅速，我們已經獲得吃午飯的權利了。——假如我今天不能來，請你原諒，因為我本該在星期天做點事卻沒有做，因為星期天是短暫的。上午睡覺，下午洗頭，黃昏散步，簡直像個懶漢。我總是把星期天用來嚮娛樂進軍，這是相當可笑的。有時間望給我來信，星期四和星期五除外。最好的祝願。你的弗蘭茨。
7．
親愛的馬剋斯，我們在進行比誰不可靠和不準時的賽跑。當然我並不想在這個項目中獲得冠軍，因為我的不準時僅僅是出自傻乎乎地學意大利語的勤奮，而你卻是出自娛樂的欲望。但由於你重新打算加以補償，辦法是到我這兒來（說是星期三，對嗎？），於是我又安心了。可是你這麽做也許衹是因為推掉前去拜訪的日程要比推掉在京接待的日程更容易些。你的弗蘭茨。
8．我的馬剋斯：
我的狀況真糟，我相信，衹有在一周中或根據需要那麽長的一段時間中不同任何人說話纔有可能獲得解脫。假如你對我的這封明信片不作任何回答，我將視為你喜歡我的表現。你的弗蘭茨。
9．
最親愛的馬剋斯，我在一張最髒的、但卻是我所擁有的最漂亮的明信片上吻你，也就是說當着全體公衆的面。由於我對你的信賴超過對我自己，昨天我想，也許真的罪責在我，不過我認為，沒什麽太大關係，因為我們還將活很長時間。假如真如你所寫的，我已經再次深信了，那倒是更好，而你馬上就坐電梯去。此外，今天我感覺特別好，仿佛開始了新的生命，你的明信片來得恰到好處，這樣開頭的互相認識是多麽美好。你的弗蘭茨。用日期你並不能使我害怕，因為你在此之前還會收到信的，即使沒有，《女傭》會出版，再說它無論如何會出版的，那麽你還需要什麽呢？夜裏人們會有更多的要求，但是上午呢？
10
親愛的馬剋斯——看上去我不能來了。早晨我正在為下午和晚上而高興時，人們告訴我，下午要去辦公室；中午，當我僅僅還為晚上高興時，人們告訴我，下午和晚上我都必須待在店裏。事情很多，一個店員病了，父親不舒服。假如我不在店裏待到八點，也許會發生一起謀殺，在我夜裏離開那裏後或許這還會發生。
那麽盡可能原諒我吧，求求你。
11．
最親愛的馬剋斯，你瞧，這樣所有我喜歡的人都會生我的氣，衹有那個反正不喜歡我的人除外。我昨天的生活描述很簡單。我在那裏一直到十點，然而在酒吧一直到一點，四點你們的音樂也許已經開始了，這時我還聽見敲擊聲呢。父親和母親不太舒服，祖父病了，大夥兒在飯廳裏吃飯，一傢人擁在我的房間裏，就像擠在一輛吉普賽人的大車裏。今天下午我必須到辦公室去。我沒有嚮鮑姆道歉的勇氣。別拋棄我。你的弗蘭茨。
12．
瞧你的記性，親愛的馬剋斯！我記得清清楚楚。星期天夜在你的傢門口，我搖搖頭說：星期二我要到這裏和那裏去。你說：星期三來吧。我：我會很纍的，再說我想到Pr那裏去。你：那麽星期四來。好的。星期四我到你這兒來了。而且就我的狀態而言，即使是合情合理的責備也會使我感到太厲害。你的弗蘭茨。
13．
親愛的馬剋斯，你不在傢裏算你走運，於是你避開了你本來想惠予我的幾件美事。算我走運，這樣我可以更輕鬆、更堅决地請求你原諒我，並為我求得世界的寬恕，假如明天我九點左右才能到鮑姆那兒去的話。我們這兒來了一些什麽親戚。此外，星期一五點我到你那裏走一會兒，假如會影響你的工作，你便拒絶吧。你的弗蘭茨。
14．
親愛的馬剋斯，你知道，我有個工作位置，而新的一年開始了，假設我的煩惱至今是用腳走路的，那麽現在它相應地用手在走了。我很希望兩點半在環城路的瑪麗亞塑像那兒與你見面，準時來好嗎，盡可能。你的弗蘭茨·K。
15．
親愛的馬剋斯，寫在街上，我們現在將總是這麽寫，因
為路人的碰撞會賦予文字以活力。
面前是保拉·K的照片。昨天我幾次看到活生生的她。
她同一個穿着打褶襇的褲子的年輕男人在一起，站了一會
兒，然後面色蒼白地朝希伯納街那邊走了一會兒。僅為了
抓住點特徵：她嘴裏的牙齒處於混亂狀態，衹在右頰有個
酒窩，臉皮皺紋縱橫，覆蓋層是灰土，根本不是脂粉；這
皮膚白天顯然在休息。——我星期四米。給我快樂，多多
工作。弗蘭茨。
這是些書面的偶發性表達，而正是這偶發性具有天才的閃光，使之清晰地顯示，若要以卡夫卡的口頭表達來補充書面，那是漂在無邊無涯的汪洋大海上了。——不過舉起個例子卻不妨，——當他一天下午到我傢來時（我那時還同父母住在一處），他進來時驚醒了在沙發上睡覺的我父親，他沒有道歉，而是仿佛讓人靜靜地舉着胳膊，邊輕輕地踏着腳尖穿過房間，邊以極其溫柔的語氣說：“請您把我看成一個夢。”有一次他同我的女友一起去參觀柏林水族館。他對接受光照的玻璃箱中的魚說（這是她後來深為震驚地告訴我的）：“現在我可以平靜地看着你們了，我再也不吃你們了。”那時候是他成為嚴格的素食者的時候。——假如不是聽卡夫卡親口說這些話，很難設想這是那麽脫口而出、毫無矯揉造作、毫無激情（激情對他來說幾乎完全陌生）地說出來的。關於素食，我在我的筆記中還找到卡夫卡的另一句話。他把素食者與最早的基督教徒相提並論，到處受迫害、遭嘲笑，窩在骯髒的館子裏。“在底下的群衆中擴散着。就其本質而言應該屬於最高貴最優秀的人們的東西。”在卡夫卡在世時我寫下的這同一個記錄中還有：“見神論僅僅是文學的替代品”（按照我們那時的說話習慣，這裏的文學是指名副其實的文學創作，這觀點與福樓拜相合）。——“保險業相當於那些相信不祥可通過一切手段加以製止的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卡爾·剋勞斯把猶太作傢們鎖人他的地獄，嚴密監視，嚴加管製。衹是他忘了，他也同樣屬於這個地獄。”他將他“最美的夢”講給我聽，他“坐在一葉小舟上飛過一條幹涸的河床。”——關於他的頭疼——太陽穴一種可怕的緊張，他說：“這種感覺像是有一塊薄玻璃在那裏碎裂。”——“一個鼕日同我在什萊森散步時，他說到那微微挂着雪花的針葉樹：它們頭疼的時間還沒有我長。”那時他黝黑的頭髮沿着太陽穴發白了——他寫了個劇本——好像《守墓人》，我們很想聽他朗誦，他卻對之發表議論：“這個劇本唯一不淺薄的地方是，我不朗讀它。”（摘自奧斯卡·鮑姆《回憶弗蘭茨·卡夫卡》，載《維提柯》1929年第三期）；1911年初我記道：卡夫卡星期天愛進行寂寞的散步，沒有目標，沒有思想。他說：“我每天盼望着離開地球。”“我什麽都不缺，衹缺我自己。”他完全不進行工作。下午他或是睡覺，或是去工藝品博物館看雜志。在社交場合他開朗、風趣，作為評論傢，他的見解深刻，出類技萃，在談話中同樣如此完全可以並且應該把他的所有言論記錄下來。當問到他的悲哀情緒根源何在以及他為什麽不寫時，他說：“我有千千萬萬錯誤的感覺，可怕的感覺——正確的感覺出不來——或者衹是飄出一些碎片，微不足道。”我反駁道，寫作時有時要經過開頭那沒有價值的思路，直至逼近那埋在下面的高尚的思想。他說：“這對你適用，對我不適用——這就等於讓那些錯誤的感覺占上風。”1920年2月28日，我記下了另一次談話。他說：“我們是上帝頭腦中涌現的虛無主義思想。”我相應地引證諾斯替教關於世界的惡創造者德米烏爾根關於世界是上帝的原罪的學說。“不對，”卡夫卡說，“我相信，我們不是上帝急劇的墮落，而是他的一次惡劣情緒，一個糟糕的日子。”“那就是說在我們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希望碑？”他微笑着：“許多希望——對上帝——無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對於我們。”
卡夫卡並非僅僅在談到這樣的大題目時纔顯示出傑出的形象表達力，而是始終如此，從不中斷——這正是他的獨特之處。他的格言中令我們感到奇特之處，對他來說是自然的，捨此它沒有別的生活和思想形式。他根本不能換一種方式來說話和寫作。它是自然産物，甚至有時在他的妹妹們的表達方法中也有所表現。最具他的個性的是那些夢幻般詩意濃郁的、悖謬性風趣橫生的措辭。他這樣半譽半譏地說到他辦公室的一個同事：“他不能從長長的工作時間中有所收益。”接着沉思地說，“不過也許可以促使他這麽做。”當我們滔滔不絶地又談論了一個夜晚，天快亮時纔回傢去時，聽到了蘇醒的城市生活的最早的噪聲（牛奶車等等），他傾聽着說：“大城市的蟋蟀！”當他有一次需要占用我一點時間，讓我幫個忙時，他說：“原諒我，因為我不原諒自己。”他最後說的話中有一句也表示出這種悖謬的特徵。當治療他的剋羅善斯托剋大夫不願給他註射嗎啡時，他對他說：“請您殺死我吧，否則您就是殺人犯。”關於報告肺結核産生的第一次大吐血，他說的是（他把這個疾病說成是擺脫當時的睏境——指計劃中的婚姻——的是合乎心意的出路）：“我的腦袋和我的肺背着我商量好了。”……
儘管列舉的這些事例把事情說得如此清楚，卻不足以充分地道出卡夫卡人格的全部實質。他周身散發出的最根本的素質不是其才智橫溢，而是成為才智基礎的深深的自信，是運動的安閑。我願意再度求助於我的《戈爾塔》，摘錄如下：“在他身邊的人會直接感覺到，偉大的終將被證實為偉大，即使一切現象都在唱反調；會感覺到，世界高貴的核心將不會永遠被所有弊病觸犯，不會永遠被人濫用。他沒有說這話，很少說到類似的意思，而且也衹是猶豫不决地通過一閃即逝的、聽上去常是開玩笑似的形象來表達。然而他的所有舉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動作，哪怕人們衹是觀察着他怎麽梳理他的頭髮，一舉一動都仿佛不言而喻地象徵着對一種正確的、巧妙的、純潔的、不可逆轉的生活方式的堅定信念。它存在着。睏難的衹是——找到它，到達它的身邊。否認這種巨大的睏難是他决不會幹的。相反，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密切地註視着世界上模糊不清的、滑稽可笑的事物。他明白，每邁出一步，都難免糾纏捲入，難免磕磕絆絆。然而他相信內在的優越素質會成熟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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