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四月的某一天夜里，我坐在我的小货车驾驶座上，膝上放着一把步枪，想着要如何结束我的生命。那是在阿本山球场（Auburn Hills）的停车场里，当我还是底特律活塞队球员时，在这同一地点曾亲身经历过多次伟大的时刻。我坐在车里，望着无尽的柏油路以及巨大空荡的建筑物，发现自己准备也断此生——如果这亲友做表示我能够摆脱过去的我。
我已拥有两枚总冠军戒指，并且即将连续两年取得篮板王的头衔。我曾经两度入选全明星队以及NBA年度最佳防守球员。我在底特律这个满是蓝领阶级的工业城市里知名度不差。我是站在前线为部队挡子弹、给别人开道夺取荣耀的人物。我乐于扮演这个角色，别人也喜欢我扮演这个角色。
我拥有每一个人都想要拥有的物质生活：一栋大房子、一辆法拉利、知名度。我是成功的典范、是真实生活里专门为电视制作的特别节目。我的童年生活艰困、受教育不顺、曾经触法，还有一段时间里无家可归。我是一个出身于达拉斯橡木崖（Oak Cliff）国宅（按：所谓国宅，是贫民窟的婉转说法）的黑人小孩，大学时期藉由奥克拉荷马一户白人农家之助，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另一面。我的故事简直就像小说情节。
表面上看起来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内心里其实除了空虚的灵魂与膝头的一把步枪外，我一无所有。
当晚稍早的时候，我曾写了个纸条给一个朋友——夏尔登·史帝尔（SheldonSteele），向他述说我当时的心情。我是先开车到他家，丢下纸条，然后才到球场的。
我记不清楚纸条上面写些什么了，只知道我想要让他了解，我已无法确定是否要维持目前的生活步调。那是个私人短笺，不算是遗书。后来，大家却说这玩意儿是遗书，其实我坐下执笔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想的。
那晚之后我变得灵台清明，以后也将永远如此。
在没有赛事的时候开车到球场去，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除了一望无际的大停车场之外，四周什么都没有。我有时会在清晨或者是深夜到这里来练球。其它的时间则到活塞队的重量训练室练习。
我从来不按照别人的作息表过日子。我想做什么的时候，不管几点照做不误。除了必要的约会，我不在乎时间。我也不戴手表，也不担心几点，更不喜欢浪费时间在睡觉上面。我分得出昼夜，这就够了。我离开夏尔登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大概是凌晨两、三点吧，我决定开车到球场做点练习，我打算籍着由做重量练习以及听“珍珠果酱”的音乐，抛开体内的焦虑与痛苦。
这件事发生在我加入活塞队的第七年快结束之际，也是我待在队上的最后一个球季，球队当时已开始走下坡了。那个球季我们只打到联盟分区第六名，胜四十场负四十二场，甚至没打进季后赛。三年之前我们还是总冠军呢，想想真悲哀啊。我们这支伟大的球队正一点一滴地肢解着，我感觉我的生命也跟着被分解了。
我到球场的时候四下无人，我非常努力地练习，听着“珍珠果酱”的音乐，用力地举重。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举重器材与音乐。这地方像个坟墓一样。我想把心里所有的痛苦与哀愁都发泄到举重上面去。
当我听着“珍珠果酱”时，音乐舒缓了我心里所有的烦忧。教我很难解释，他们的音乐是那么的真实，让我想起生命里的所有事情。在那一刻，我无需太多的灵感，就足以心思澎湃了。
我所想的，是他妈的我这一辈子的衰，遇上那些狗屁倒灶的事，也不知道我还能再承受多少。我大概做了两个小时的练习，然后我打开健身房的门，累得半死，走回车上。
走出去的时候，我想着：干！枪就在车上。就那么简单。我一直在想：我不应该拥有这一切，不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当个NBA球员；我没有权利存在这个美妙的世界上。我只是一名出身国宅的小子，瘦巴巴的看起来挺滑稽又不起眼。我是那个因为在打弹珠台的时候总是扭来扭去，所以被人家叫做“小虫”的家伙。我，过着这种日子，有女人、有钱、到处引人注意，不像是真的。
枪在车上，就在座椅底下。我把音响开到“珍珠果酱”的带子上，手伸到椅子底下找到枪，想着我是否会了断一切。我知道那时候我是做得出来的；我会拿那把步枪把自己的脑袋给轰掉。痛苦实在有够多啊。表面看起来很风光的日子，其实骨子里正腐蚀着，只因为我无法再扮演别人要我扮演的角色了。
这个社会对一名运动员的行为要求，我没办法做到。我无法成为一名好士兵、好队友，离开球场以后也没办法做个好人。我试过，但失败了。为了孩子，我尝试过婚姻，但是搞得我灰头土脸的。我想对球队与队友忠贞，可是组织反而开始把球队拆散，这对我造成了爆裂性的打击。我尝试做别人所谓对的事，但我得到的回报除了痛苦与伤害之外没有别的。
每个人都走了，我的队友都走了，孩子也走了，教练也走了。我很孤独，孑然一身。我在那里，就好象赤裸裸的，很难过。这仿佛是我生命里的最低潮，但其实真正的感觉并不止如此；对我来说，感觉象是生命到了休止符。我觉得陷住了，麻痹了。我知道我可以搏得名与利，但你要怎样去对付随之而来的狗屁倒灶事呢？他们不会教你这些的。你得自己去发现，而这就是我得做的。
许多人说他们真希望死掉算了，但是他们中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自己真会寻死？又有多少人真的会采取行动把自己干掉？大半的时间，人们只是寻求同情或怜悯罢了。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如果我只是为了引起别人注意，就不会在半夜三点跑到空荡荡的大停车场里了。要引人注意，这里是最不可能的选择。
我不要任何人在场。这是我自己的战斗，与别人毫无关系。我不断想着：这不是我，这不是丹尼斯·罗德曼，你看到的是另一个人，过着另类生活。我静坐在那里，希望自己能睡着，醒来时已然回到达拉斯，回到家——成为正常的、朝九晚五的男人，日子能象这些晴天霹雳打击我的生活之前一样。我的灵魂被燃烧得空空洞洞，为的是什么？我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但却只是设法变成不是我自己的那个人。
我过的日子让我变成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坐在那里，想到我这辈子，想到要怎样去了结它。只要扣扳机就行了，留给别人吧，把人世间的麻烦丢给别人。心灵空洞，痛苦却如此的实实在在。我不知道我是谁，何去何从；除了我自己，心事谁人知？
我想到父亲——恰如其名的费兰德·罗德曼（Philander Rodman，注：调情圣手罗德曼）——打从我三岁开始他就离开家，从未回来。我母亲说他离家之后，我经常在家里跑来跑去，问道爹地什么时候回来。她知道答案，但是她一直想要让我免受这件事的伤害。
我想到我妈，雪莉（Shirley），她在达拉斯的橡木崖国宅里独力把我跟两个妹妹拉扯长大。我们经常挨饿，她靠兼职两、三份工作来养活我们。
我想到达拉斯的一名女孩，罗瑞塔·魏斯特布鲁克（Lorita West broo德雷克斯勒），我妹妹的朋友，是她说服我到库克郡（Cooke County）短期大学篮球队打球。那年我二十一岁，在一家奥斯摩比车经销商处兼职洗车。六个月之前，我在达拉斯堡渥斯机场当大夜班警卫，因偷了机场礼品店里的五十只手表被炒了鱿鱼。我是个无名小子，经常和一些太保混在一起。有时我整夜在街上游荡，无处安身。我原本没打算进这支篮球队；我在大学里能做什么呢？
但是事情有了变化。怪异的事。它并没有降临到别人头上。我突然长高了——高中毕业后的两年间我竟然长高了九英寸——可是我仍然不认为我会是名篮球员。
我从五尺十一寸长到六尺八寸，篮球是越打越有兴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这么有自信——不是学校功课，不是把马子，也不是其它任何的运动。突然间我在篮球场上找到过去从未梦想过的事情。我的两个妹妹都有篮球天赋：黛博拉（Debra）读路易斯安纳工业学院时入选全美明星队，金姆（Kim）读奥斯汀的史蒂芬学院，也曾入选全美明星队。我是家里的异数，活在她们的阴影之下，跟着她们屁股后面，一直到我的荷尔蒙分泌发癫。就好象我有了一副新的身体，了解到旧的那副身体不知道的某些玩意儿。
我的童年有许多的痛苦与伤害，但是每当夜里我躺在橡木崖国宅的床上时，经常会有一种想法：必然有伟大的事情等着我丹尼斯·罗德曼。这种想法不合逻辑，我是个傻孩子，害羞的很，在杂货店里总是躲在妈妈的背后。看起来在我身上不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我不认为我是在跟自己开玩笑。我也不认为这是傻孩子的奇想。也不管有没有支持的理由，反正就笃信自己有一天会很有名的。
怎样也没想到会靠篮球起家，直到我开始长高，然后罗瑞塔·魏斯特布鲁克看到我打球，并且安排我到距国宅一小时车程的德州甘尼斯维尔，去那所小小的学校参加面试。罗瑞塔看过我打球，自己也会打球。结果她变成了一名好球探。
不知是什么驱使我参加那次面试。或许与童年的梦想有关，有某种力量把我拉到那所学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信任她。我想在我内心里某处，我多少对自己还有点信心。我从那里开始起步，之间偶有曲折，最后挤起了NBA打球。我可以坦荡荡地说，在我进入NBA打球的过程当中，从未得到任何援助，不知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就象我自己飞跃起来抓篮板球一般。没人造就我；是我自己造就了自己。
但是当我坐在小货车上之际，自信心没了，不确定任何事情，只是个拿了把枪待在空停车场的男子。我想了很多关于我是怎样到这田地的缘由，要我回到过去我也不在乎。我想要过正常生活。NBA生涯里的崇拜偶像、金钱与性，把我搞惨了。在那个时候，即使没名没利我也甘愿。坐在小货车里面，我真的在想，若能回到那个天杀的机场，拿着拖把赚一小时六块五毛的辛苦钱，我或许会快乐一点。
当时我那可爱的女儿已经四岁了，在我跟前妻安妮离婚以后，两人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很少能够和我女儿见到面。这桩婚姻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只维持了八十二天，制造出一大堆的痛苦，直到现在还无法忘怀，使我受伤不轻。
篮球能让我从婚变的麻烦之中解脱。活塞队连续两年赢得冠军，仍然是相当年轻有冲劲的队伍。我们是“环男孩”，而且不负盛名。有些人老了，但是主力球员——伊夏·汤玛斯（Lsah Thomas）、裘·杜马斯（Joe Dumars）、比尔·蓝比尔（BillLaimbeer，绰号大象，已退休）、约翰·沙利（John Salley）、我——仍然十分年轻，还可以在一起打几年好球。我以为我们的阵容不会变，我以为我的职业篮球生涯都会待在这里，真的——可是却都变成泡影。起先，瑞克·马洪（Rick Mahorn，替补大前锋，1996赛季重返活塞队）走了，然后是维尼·强森（Vinnie Johnson，编号微波炉）、詹姆斯·爱德华（James Edwards），还有沙利都走了。蓝比尔也不常上场，整个球队一下子就散掉了，人少了也提不起劲来。看在眼里我心里犯嘀咕，好吧，我是下一个要走的人——猜对了。到那个时候，“坏男孩们”走进了历史。
我们赢得总冠军的时候，查克·达利（Chuck Daly）常会叫我们坐下，并说，记住这些日子吧，以后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日子了。他说对了，老兄，他说的真对，哪些球队拥有这一切：力量、技巧、头脑？我们可以把其它球队打得吐血、满地找牙，或者是让他们输得漂亮。这没什么，老兄：你选择怎么去输，因为我们不在乎是怎么赢你的。
好时光过去了。达利在1991年到1992年球季结束后求去，也把球队的心给带走了。这家伙教我篮球最多，告诉我如何在NBA求胜，他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位教练。当他离开底特律以后，就仿佛是有人把我漂泊的锚从水里拉出来了一样。
这一切都在我脑海里闪过——个人的问题、职业生涯的问题、所有的事情。我是两面人：一种外在，一种内在。我想要终结的是那个外在的人。内在的我没什么问题，他只是没有完全发挥罢了。内在的我很正常，即使拥有名利也不会改变。外在的我就逊死了，不知道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我突然有了一种想法：去把他干掉，何不把外在的我给宰了而让另一个我活下来？当时我知道，如果想的话，我有种扣下扳机。若这是某种测试，我在心里已通过了这项测试。我只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来掌握那修饰不想变成的人。我想要把那部分的我给驱除掉，让真实的我浮现出来。
若我能摆脱以往的生活，未来要怎么过呢？我可以一走也之，回去做个朝九晚五的人，然后会比较快乐，问题也会比较少一点。可是我的银行存款就要遭殃了，换来的是象普通人一样走在大街上。这才是我所要的。另一种选择是继续现在的状态，让别人误以为这个样子的我就是真正的我。
接着我想到了第三种选择：过正常的生活，做真实的自我，但工作维持现状。
坐在车里天人交战。我不再需要这把枪了；它已在我内心里使用过了。踱过来又踱过去，思前想后。走了十步后我转身一枪把那自己骗自己的人给轰掉了，我杀了那个尝试做到别人期望的丹尼斯·罗德曼。
我下的决定是这样的：我是不是要与其它的NBA球员一样，被利用或成为别人利益和娱乐之下的产物？抑或是拥有自我，真实的自我，让内在的那个罗德曼能够追求他想要的，而不管别人的想法呢？
在停车场里我了解到：我可以同时做到这两点。我可以既是知名的篮球员而又保持真实的自我。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我真的可能想不开，我或许会扣扳机，但这样太简单、太逊了。我决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当我了解到我可以不管队友、教练或社会对我是怎想的时候，我感到解脱了。仿佛我从深水里浮出来，大大地呼了一口气。
后来我便睡着了。接下来的事变得模糊记不清。醒来的时候竟发现有两名警官站在我窗前；夏尔登怕我我真的自杀，于是通知了警方。这些家伙也不知道我在搞什么名堂。枪在我身边，而我睡得象只死狗一样。
事情过了以后，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大不了了。我遇上危机，得到结论，倒头就睡。但是队里的人不这样想，他们要把我送进医院里。他们要我休假，他们以为我走火入魔了。
当他们告诉我要送我到医院时，我说道：“免啦，我很冷静，老兄，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要我至少去看个心理医生，我接受了。那天早上就立即去了。我们谈到我的所作所为以及为何要如此云云。我们谈到在我脑海浮现的事，还有为何感觉到这种生活还把我给生吞活剥了。我跟医生讲了整个过程，还有我的决定是什么。
就这样过了一阵子，最后，那名心理医生抬起头望着我，说道：“你没什么问题。”
“我晓得，”我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心里一直存有“死”这个念头。我想到自杀，有时候也会认为有人要杀我。这是出名的后遗症之一，面对这种现实——有人可能赌烂你到想要干掉你。这是很狂的想法，但我认为任何到我这样地位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多少会有一点。这想法强烈地影响我，因为我生活得很苦，也很放荡。我并不怕死，我不会因为有风险就放弃我想做的事情——去俱乐部混、开摩托车、搭我的汽艇出游。
但若当晚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别人会以为曾经发出警告讯号求救，显示自己已陷入疯狂状态并且需要帮助。他们或许会说，他们早就猜到了，我只不过是一个会打篮球的定时炸弹罢了。即使我是全NBA最反毒的球员，也还是会有人猜想我是不是嗑药了。
象我这样高姿态性格的人活着，老是要寻找新的经验或挑战，大家都会认为这家伙注定要早死的。
在停车场那一晚，我所做的选择以及做选择的过程，让我能够完成突破，成为今日的我。那晚做的决定是：跟着感觉走。由于那一晚，你现在所看到的丹尼斯·罗德曼成为一种典范，始终如你当年所见到的那个丹尼斯·罗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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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拥有两枚总冠军戒指，并且即将连续两年取得篮板王的头衔。我曾经两度入选全明星队以及NBA年度最佳防守球员。我在底特律这个满是蓝领阶级的工业城市里知名度不差。我是站在前线为部队挡子弹、给别人开道夺取荣耀的人物。我乐于扮演这个角色，别人也喜欢我扮演这个角色。
我拥有每一个人都想要拥有的物质生活：一栋大房子、一辆法拉利、知名度。我是成功的典范、是真实生活里专门为电视制作的特别节目。我的童年生活艰困、受教育不顺、曾经触法，还有一段时间里无家可归。我是一个出身于达拉斯橡木崖（Oak Cliff）国宅（按：所谓国宅，是贫民窟的婉转说法）的黑人小孩，大学时期藉由奥克拉荷马一户白人农家之助，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另一面。我的故事简直就像小说情节。
表面上看起来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内心里其实除了空虚的灵魂与膝头的一把步枪外，我一无所有。
当晚稍早的时候，我曾写了个纸条给一个朋友——夏尔登·史帝尔（SheldonSteele），向他述说我当时的心情。我是先开车到他家，丢下纸条，然后才到球场的。
我记不清楚纸条上面写些什么了，只知道我想要让他了解，我已无法确定是否要维持目前的生活步调。那是个私人短笺，不算是遗书。后来，大家却说这玩意儿是遗书，其实我坐下执笔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想的。
那晚之后我变得灵台清明，以后也将永远如此。
在没有赛事的时候开车到球场去，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除了一望无际的大停车场之外，四周什么都没有。我有时会在清晨或者是深夜到这里来练球。其它的时间则到活塞队的重量训练室练习。
我从来不按照别人的作息表过日子。我想做什么的时候，不管几点照做不误。除了必要的约会，我不在乎时间。我也不戴手表，也不担心几点，更不喜欢浪费时间在睡觉上面。我分得出昼夜，这就够了。我离开夏尔登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大概是凌晨两、三点吧，我决定开车到球场做点练习，我打算籍着由做重量练习以及听“珍珠果酱”的音乐，抛开体内的焦虑与痛苦。
这件事发生在我加入活塞队的第七年快结束之际，也是我待在队上的最后一个球季，球队当时已开始走下坡了。那个球季我们只打到联盟分区第六名，胜四十场负四十二场，甚至没打进季后赛。三年之前我们还是总冠军呢，想想真悲哀啊。我们这支伟大的球队正一点一滴地肢解着，我感觉我的生命也跟着被分解了。
我到球场的时候四下无人，我非常努力地练习，听着“珍珠果酱”的音乐，用力地举重。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举重器材与音乐。这地方像个坟墓一样。我想把心里所有的痛苦与哀愁都发泄到举重上面去。
当我听着“珍珠果酱”时，音乐舒缓了我心里所有的烦忧。教我很难解释，他们的音乐是那么的真实，让我想起生命里的所有事情。在那一刻，我无需太多的灵感，就足以心思澎湃了。
我所想的，是他妈的我这一辈子的衰，遇上那些狗屁倒灶的事，也不知道我还能再承受多少。我大概做了两个小时的练习，然后我打开健身房的门，累得半死，走回车上。
走出去的时候，我想着：干！枪就在车上。就那么简单。我一直在想：我不应该拥有这一切，不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当个NBA球员；我没有权利存在这个美妙的世界上。我只是一名出身国宅的小子，瘦巴巴的看起来挺滑稽又不起眼。我是那个因为在打弹珠台的时候总是扭来扭去，所以被人家叫做“小虫”的家伙。我，过着这种日子，有女人、有钱、到处引人注意，不像是真的。
枪在车上，就在座椅底下。我把音响开到“珍珠果酱”的带子上，手伸到椅子底下找到枪，想着我是否会了断一切。我知道那时候我是做得出来的；我会拿那把步枪把自己的脑袋给轰掉。痛苦实在有够多啊。表面看起来很风光的日子，其实骨子里正腐蚀着，只因为我无法再扮演别人要我扮演的角色了。
这个社会对一名运动员的行为要求，我没办法做到。我无法成为一名好士兵、好队友，离开球场以后也没办法做个好人。我试过，但失败了。为了孩子，我尝试过婚姻，但是搞得我灰头土脸的。我想对球队与队友忠贞，可是组织反而开始把球队拆散，这对我造成了爆裂性的打击。我尝试做别人所谓对的事，但我得到的回报除了痛苦与伤害之外没有别的。
每个人都走了，我的队友都走了，孩子也走了，教练也走了。我很孤独，孑然一身。我在那里，就好象赤裸裸的，很难过。这仿佛是我生命里的最低潮，但其实真正的感觉并不止如此；对我来说，感觉象是生命到了休止符。我觉得陷住了，麻痹了。我知道我可以搏得名与利，但你要怎样去对付随之而来的狗屁倒灶事呢？他们不会教你这些的。你得自己去发现，而这就是我得做的。
许多人说他们真希望死掉算了，但是他们中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自己真会寻死？又有多少人真的会采取行动把自己干掉？大半的时间，人们只是寻求同情或怜悯罢了。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如果我只是为了引起别人注意，就不会在半夜三点跑到空荡荡的大停车场里了。要引人注意，这里是最不可能的选择。
我不要任何人在场。这是我自己的战斗，与别人毫无关系。我不断想着：这不是我，这不是丹尼斯·罗德曼，你看到的是另一个人，过着另类生活。我静坐在那里，希望自己能睡着，醒来时已然回到达拉斯，回到家——成为正常的、朝九晚五的男人，日子能象这些晴天霹雳打击我的生活之前一样。我的灵魂被燃烧得空空洞洞，为的是什么？我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但却只是设法变成不是我自己的那个人。
我过的日子让我变成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坐在那里，想到我这辈子，想到要怎样去了结它。只要扣扳机就行了，留给别人吧，把人世间的麻烦丢给别人。心灵空洞，痛苦却如此的实实在在。我不知道我是谁，何去何从；除了我自己，心事谁人知？
我想到父亲——恰如其名的费兰德·罗德曼（Philander Rodman，注：调情圣手罗德曼）——打从我三岁开始他就离开家，从未回来。我母亲说他离家之后，我经常在家里跑来跑去，问道爹地什么时候回来。她知道答案，但是她一直想要让我免受这件事的伤害。
我想到我妈，雪莉（Shirley），她在达拉斯的橡木崖国宅里独力把我跟两个妹妹拉扯长大。我们经常挨饿，她靠兼职两、三份工作来养活我们。
我想到达拉斯的一名女孩，罗瑞塔·魏斯特布鲁克（Lorita West broo德雷克斯勒），我妹妹的朋友，是她说服我到库克郡（Cooke County）短期大学篮球队打球。那年我二十一岁，在一家奥斯摩比车经销商处兼职洗车。六个月之前，我在达拉斯堡渥斯机场当大夜班警卫，因偷了机场礼品店里的五十只手表被炒了鱿鱼。我是个无名小子，经常和一些太保混在一起。有时我整夜在街上游荡，无处安身。我原本没打算进这支篮球队；我在大学里能做什么呢？
但是事情有了变化。怪异的事。它并没有降临到别人头上。我突然长高了——高中毕业后的两年间我竟然长高了九英寸——可是我仍然不认为我会是名篮球员。
我从五尺十一寸长到六尺八寸，篮球是越打越有兴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这么有自信——不是学校功课，不是把马子，也不是其它任何的运动。突然间我在篮球场上找到过去从未梦想过的事情。我的两个妹妹都有篮球天赋：黛博拉（Debra）读路易斯安纳工业学院时入选全美明星队，金姆（Kim）读奥斯汀的史蒂芬学院，也曾入选全美明星队。我是家里的异数，活在她们的阴影之下，跟着她们屁股后面，一直到我的荷尔蒙分泌发癫。就好象我有了一副新的身体，了解到旧的那副身体不知道的某些玩意儿。
我的童年有许多的痛苦与伤害，但是每当夜里我躺在橡木崖国宅的床上时，经常会有一种想法：必然有伟大的事情等着我丹尼斯·罗德曼。这种想法不合逻辑，我是个傻孩子，害羞的很，在杂货店里总是躲在妈妈的背后。看起来在我身上不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我不认为我是在跟自己开玩笑。我也不认为这是傻孩子的奇想。也不管有没有支持的理由，反正就笃信自己有一天会很有名的。
怎样也没想到会靠篮球起家，直到我开始长高，然后罗瑞塔·魏斯特布鲁克看到我打球，并且安排我到距国宅一小时车程的德州甘尼斯维尔，去那所小小的学校参加面试。罗瑞塔看过我打球，自己也会打球。结果她变成了一名好球探。
不知是什么驱使我参加那次面试。或许与童年的梦想有关，有某种力量把我拉到那所学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信任她。我想在我内心里某处，我多少对自己还有点信心。我从那里开始起步，之间偶有曲折，最后挤起了NBA打球。我可以坦荡荡地说，在我进入NBA打球的过程当中，从未得到任何援助，不知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就象我自己飞跃起来抓篮板球一般。没人造就我；是我自己造就了自己。
但是当我坐在小货车上之际，自信心没了，不确定任何事情，只是个拿了把枪待在空停车场的男子。我想了很多关于我是怎样到这田地的缘由，要我回到过去我也不在乎。我想要过正常生活。NBA生涯里的崇拜偶像、金钱与性，把我搞惨了。在那个时候，即使没名没利我也甘愿。坐在小货车里面，我真的在想，若能回到那个天杀的机场，拿着拖把赚一小时六块五毛的辛苦钱，我或许会快乐一点。
当时我那可爱的女儿已经四岁了，在我跟前妻安妮离婚以后，两人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很少能够和我女儿见到面。这桩婚姻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只维持了八十二天，制造出一大堆的痛苦，直到现在还无法忘怀，使我受伤不轻。
篮球能让我从婚变的麻烦之中解脱。活塞队连续两年赢得冠军，仍然是相当年轻有冲劲的队伍。我们是“环男孩”，而且不负盛名。有些人老了，但是主力球员——伊夏·汤玛斯（Lsah Thomas）、裘·杜马斯（Joe Dumars）、比尔·蓝比尔（BillLaimbeer，绰号大象，已退休）、约翰·沙利（John Salley）、我——仍然十分年轻，还可以在一起打几年好球。我以为我们的阵容不会变，我以为我的职业篮球生涯都会待在这里，真的——可是却都变成泡影。起先，瑞克·马洪（Rick Mahorn，替补大前锋，1996赛季重返活塞队）走了，然后是维尼·强森（Vinnie Johnson，编号微波炉）、詹姆斯·爱德华（James Edwards），还有沙利都走了。蓝比尔也不常上场，整个球队一下子就散掉了，人少了也提不起劲来。看在眼里我心里犯嘀咕，好吧，我是下一个要走的人——猜对了。到那个时候，“坏男孩们”走进了历史。
我们赢得总冠军的时候，查克·达利（Chuck Daly）常会叫我们坐下，并说，记住这些日子吧，以后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日子了。他说对了，老兄，他说的真对，哪些球队拥有这一切：力量、技巧、头脑？我们可以把其它球队打得吐血、满地找牙，或者是让他们输得漂亮。这没什么，老兄：你选择怎么去输，因为我们不在乎是怎么赢你的。
好时光过去了。达利在1991年到1992年球季结束后求去，也把球队的心给带走了。这家伙教我篮球最多，告诉我如何在NBA求胜，他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位教练。当他离开底特律以后，就仿佛是有人把我漂泊的锚从水里拉出来了一样。
这一切都在我脑海里闪过——个人的问题、职业生涯的问题、所有的事情。我是两面人：一种外在，一种内在。我想要终结的是那个外在的人。内在的我没什么问题，他只是没有完全发挥罢了。内在的我很正常，即使拥有名利也不会改变。外在的我就逊死了，不知道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我突然有了一种想法：去把他干掉，何不把外在的我给宰了而让另一个我活下来？当时我知道，如果想的话，我有种扣下扳机。若这是某种测试，我在心里已通过了这项测试。我只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来掌握那修饰不想变成的人。我想要把那部分的我给驱除掉，让真实的我浮现出来。
若我能摆脱以往的生活，未来要怎么过呢？我可以一走也之，回去做个朝九晚五的人，然后会比较快乐，问题也会比较少一点。可是我的银行存款就要遭殃了，换来的是象普通人一样走在大街上。这才是我所要的。另一种选择是继续现在的状态，让别人误以为这个样子的我就是真正的我。
接着我想到了第三种选择：过正常的生活，做真实的自我，但工作维持现状。
坐在车里天人交战。我不再需要这把枪了；它已在我内心里使用过了。踱过来又踱过去，思前想后。走了十步后我转身一枪把那自己骗自己的人给轰掉了，我杀了那个尝试做到别人期望的丹尼斯·罗德曼。
我下的决定是这样的：我是不是要与其它的NBA球员一样，被利用或成为别人利益和娱乐之下的产物？抑或是拥有自我，真实的自我，让内在的那个罗德曼能够追求他想要的，而不管别人的想法呢？
在停车场里我了解到：我可以同时做到这两点。我可以既是知名的篮球员而又保持真实的自我。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我真的可能想不开，我或许会扣扳机，但这样太简单、太逊了。我决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当我了解到我可以不管队友、教练或社会对我是怎想的时候，我感到解脱了。仿佛我从深水里浮出来，大大地呼了一口气。
后来我便睡着了。接下来的事变得模糊记不清。醒来的时候竟发现有两名警官站在我窗前；夏尔登怕我我真的自杀，于是通知了警方。这些家伙也不知道我在搞什么名堂。枪在我身边，而我睡得象只死狗一样。
事情过了以后，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大不了了。我遇上危机，得到结论，倒头就睡。但是队里的人不这样想，他们要把我送进医院里。他们要我休假，他们以为我走火入魔了。
当他们告诉我要送我到医院时，我说道：“免啦，我很冷静，老兄，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要我至少去看个心理医生，我接受了。那天早上就立即去了。我们谈到我的所作所为以及为何要如此云云。我们谈到在我脑海浮现的事，还有为何感觉到这种生活还把我给生吞活剥了。我跟医生讲了整个过程，还有我的决定是什么。
就这样过了一阵子，最后，那名心理医生抬起头望着我，说道：“你没什么问题。”
“我晓得，”我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心里一直存有“死”这个念头。我想到自杀，有时候也会认为有人要杀我。这是出名的后遗症之一，面对这种现实——有人可能赌烂你到想要干掉你。这是很狂的想法，但我认为任何到我这样地位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多少会有一点。这想法强烈地影响我，因为我生活得很苦，也很放荡。我并不怕死，我不会因为有风险就放弃我想做的事情——去俱乐部混、开摩托车、搭我的汽艇出游。
但若当晚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别人会以为曾经发出警告讯号求救，显示自己已陷入疯狂状态并且需要帮助。他们或许会说，他们早就猜到了，我只不过是一个会打篮球的定时炸弹罢了。即使我是全NBA最反毒的球员，也还是会有人猜想我是不是嗑药了。
象我这样高姿态性格的人活着，老是要寻找新的经验或挑战，大家都会认为这家伙注定要早死的。
在停车场那一晚，我所做的选择以及做选择的过程，让我能够完成突破，成为今日的我。那晚做的决定是：跟着感觉走。由于那一晚，你现在所看到的丹尼斯·罗德曼成为一种典范，始终如你当年所见到的那个丹尼斯·罗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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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校
德州博览会在达拉斯举行，距离我生长的橡木崖国宅约有五英里远。跟我在一起混的孩子都没有钱去参观这博览会，但是我们每年照去不误。
那里有条下水道可以溜进去。我们从国宅的一条涵洞爬进去，然后展开我们的旅程。这条通道是橡木崖孩子们的传奇：每一个在那里长大的人都曾经利用这条通道跑去看博览会。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也开始跟朋友们运用这条下水道。
这下水道非常宽，但是臭得令人难以置信。污水大约有一英尺，所以必须涉水而行。那里头很黑又让人害怕，因此我们都会带着手电筒，以便能在垃圾之中摸索前进，或者是跟随前人所留下的记号。
想到这段童年往事，我不禁摇起头来。在下水道里走五英里，只是为了免费看州博览会，这算哪门子疯狂事？别家的孩子或许是坐着爸妈的车子进博览会，也有钱玩旋转木马、吃绵花糖。我们则是捏着鼻子走在大便里，顺着手电筒的光线找前进的箭头。达拉斯的夏天热得要命。下水道有些地方变得十分狭窄，我们必须把鼻子贴近污水，就那样爬过去。那里面一片漆黑，如果没拿手电筒，那么你的手或是脸就可能会碰到你不想碰到的东西。
这条下水道直接通到博览会所在的中心。那里也有个涵洞盖子。我在想，许多年前第一个从下水道里爬出来的家伙看到出口在这里时，不知作何感想。你应该想得到当我们顺着梯子爬上来，把涵洞盖子打开，人们看到我们出现时的表情是怎样的。我们象土拨鼠般探出头来，见到阳光眯着眼。尽管如此，从未有人管过我们；或许他们认为能这样子折腾自己跑进来的人，总该值得玩一玩吧。
这就是我们为了玩所付出的代价：在这条下水道里或走或爬五英里。我回想这些往事，体会到我现在的一切是多么的舒适便利。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那样努力去让生活变得困难吧，因为我无福消受啊。在开创前途时我是多么地努力，可是现在我回想起来会这样讲，“操！真的很难，但你知道吗？也真他妈的好玩！”我现在已完全回归往日的奋发时光，想要再捕捉那种向上的精神。我不可能舒服，这日子对我来说太好啦，我不能这样过。
我喜欢把我的人生形容成前面透出一点光芒的黑洞。尝试着向这光芒前进，就好象我们在下水道里面朝着博览会的方向一样。那光芒在不断地移动，带来新的挑战。
每个人都必须找到正确的通道，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走过不少的通道，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犯了不少的错误。在很多方面我还是那个在通道里爬行的小子，朝着博览会前进。
我从未真正了解过父亲，费兰德·罗德曼。他在纽泽西州的空军服役，我在那里出生，三岁里举家搬到达拉斯——我母亲的家乡，那是因为父亲从那时开始翘家了。
我父亲在我生命里没有地位。超过三十年未见，有什么关连？我是这样想的：某家伙把我带到这世界上来，并不表示我有父亲；我没有。我可以说，“这位是我父亲，这是我爹。”
但是听起来不对劲。我与妹妹黛博拉、金姆在母亲照顾下长大。到上大学以及搞自己的事业之前，我的人生里没有男性角度典范。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问NBA球员说，若是没有靠着打球赚钱，那会干什么？答案常常是这样的：死掉或坐牢。我们大多数出身低微：国宅、贫户、没有钱、没有父亲、没有希望。我想这是很多人能成功的主要原因：他们藉由篮球来逃避。有的时候这些人说“死掉或坐牢”，是因为听起来不错，或是会让他们表面上看很强悍。但我认为这说法很真切——我也有证据来证明。
十九岁的进修，有半年我无家可归，象无根的野草，混迹达拉斯，没上学，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老妈为供养我们很辛苦，家里却还蹲着一个游手好闲、不做事的十九岁儿子。我妹妹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无论是打球还是学校成绩，她俩都让家里感到骄傲，我差得远咧。
我妹妹念书时得到一个礼物——打篮球，我到后来才得到这项大礼。她俩都是南橡木崖高中的明星学生，后来也都是全美大学明星球员。她们长得又高又壮，黛博拉六尺十寸，金姆六尺。我支持她们的成就，但是都躲在背后，还被她们取笑。现在局面完全改观：她们的风采都被我抢光了。对她们来说，我只是她们的疯狂老哥，但是你知道吗？我大妹黛博拉，身上有三处刺青，她以前没有的。
我妈无意把我赶出家去，但看得出来她也不希望我这样打混。她认为我应该要振作起来，她是对的。就好象我们同时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该是我离家的时候了。我的说法是：“家里被吸干了”。那表示你是条吸血虫，在那时节我确实是家里的吸血虫。我没做什么事，也没去偷什么东西，偷东西是后来的事。
问题是，离家的我没地方可去。我走在街上，闲荡。从这家到那家，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就睡在他们住处的地板或沙发上。许多的夜晚，我整夜漫无目地的地走着，游魂般在橡木崖街上乱逛，有时候有朋友陪；我们三、四个人整夜无所事事，白天才睡觉，有时甚至于睡在街上。我在这国宅生活得乱七八糟。就在这地盘里，熬夜不睡，胡闹一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橡木崖就象个大四合院，人跟人之间注重相互照顾。但从我离家之后，这种情形有点式微，之前只要有人不见了，必定是一时迷了路；但后来人们会突然永远消失，被街道（犯罪）所吞没。
我这段时间的无家可归，是造成我与那些贫困朋友们混在一起的部分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到都市里的龙蛇杂处之地，和那些站在街角讨零钱的乞儿聊得带劲的原因。他们把我看成真正的男子汉，而非由NBA办公室创造出来的形象。我会无家可归，我曾在便利店打工，我是个真实的人，有真正的人生经验，我了解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什么光景。我有的时候想——谁知道呢？或许将来这种事又会降临到我身上。
在街头混的时候，我注意到我的成长。真教人难以置信，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大概是五尺十一寸，象其他的孩子一样，我会在厨房墙壁量身高，然后说：“真希望我能再长高一点。”尤其我的两个妹妹都长得那么高，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后来高中读完——没有人在这时期再长高——我却开始注意，我仿佛每天都在长高。我不知道有何不对劲，好象一下子所有的事情都要发生在我头上，于是我感到困惑，不知道身体为什么会起变化。大概这就是我所坚信的：某些事注定在未来要降临到丹尼斯·罗德曼身上。不过当时我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长高”有点象是偶然间发觉的。
我决定找个工作、决定做点事。已经二十岁了，人生一片空白的我跑到达拉斯堡渥斯机场，找到一份值大夜班的警卫工作，这件工作成为“罗德曼传奇”的重要经历。我不敢相信后来这件事会经常被提到，只因为大多数的NBA球员都没有这种过去。当时我认为这没什么，拿着拖把拖地板，时薪6.5美元，这在当时算是不坏的待遇了。我与世上其他人一样工作着，没有理由相信自己将来的成就不止于此。
我偶尔偷点东西，都是小东西：廉价的皮夹子、零钱、便利店里的物品等等。某一晚在机场，我正在扫地，发现我可以用扫把柄伸进那家礼品店的金属门缝里，把手表给勾出来，这时四下无人，于是恶向胆边生。很刺激、具挑战性，于是当我下班时，口袋里多了五十只手表。
五十只手表，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老兄，其中有些是烂表，有些价值达五十美元。这好象没什么，轻而易举就得手了，心里觉得很爽。拿到这些手表，神不知鬼不觉的。
我其实并不想要这些手表。我根本不会在乎这种东西。如果我要偷自己用的东西，那绝对不会是用来知道时间的玩意。纯粹是手痒——就为了那种偷东西的快感——后来我决定把这些手表分送朋友，我要让他们以为我发了，我要他们四处说：“狗娘养的，那家伙要什么有什么。”
我要他们知道，想要什么尽管来找我。当时没人把我放在眼里。这将是我扮演的新角色，我的新地位。有时候我感觉到，以我们这种出身，人们都会期待我们做坏事。别人都如此，我干嘛不跟进，这叫有样学样。我只是做小偷来让人接纳我，打算用这种方式来脱离困境。
天知道那家礼品店装了隐藏式录像机。我回去把手表都送给朋友，送给我妈、妹妹，甚至我不很熟的朋友，全送光了。没有人怀疑。“一只新手表，够酷。”让我觉得好了不起。
接下来便是机场的警察上门，跟我妈说他们要找我。他们看了照片认出是我。我被捕了，关进机场的监狱里。
在监狱里我跟其他人一样，坐在那里祷告，觉得象被关在笼子里的畜牲。我经历了一切心路历程：神哪，我绝不会再犯这种错了；只要我能回家，绝对要改邪归正，不再回来这里。这是每一个犯法的人经历的想法，同样的可悲。
坐在里面我抚心自问：“这算哪门子的生活，一定要有所改变。”于是我做出决定，不要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想这正是检视童年做大事的梦想能否成真，要不就是证明这梦想只是狗屎的时候了。
老妈决定让我在里面蹲一晚，得点教训。那晚真不好受。第二天，我和她都没办法忍受下去了，于是她把我保释出来。我向警察招供出手表的下落，于是他们分头去找回来。每一只都找到了。
警察找到这些人时会问道：“丹尼斯·罗德曼给你这只手表的？”
“是啊。”
“他卖给你的？”
“不，他送给我的。”
警察必然会觉得我很奇怪：这是哪门子的罪犯？我没有从这些手表中赚到一毛钱，甚至连试都没试着去卖，就把它们送出去。其实我不过想寻求别人的接纳，想在邻里间风光一下。
等到他们寻回所有手表之后，案子就撤销了。我走到法院楼上，紧张得要死，我的律师出来告诉我，可以回家了，没事了。拿到手表的人都没有与警察起争执，他们笑笑就还了。取回所有的手表，那些人就不再管我了，他们很冷漠。但是两周之后，店家把我叫进去，炒了鱿鱼。
他们跟我说，如果那些手表没能找回来，我就要坐上半年的牢。
在橡木崖这种地方，偷窃与贩毒是离开这地方的办法，会引起别人注意，但是那里没有人愿意干这种事，因为只要是有过这种行为，就是搬走。在偷东西被捕之后，我开始专心打球，经常在体育馆里和别人斗牛，在那里罗瑞塔·魏斯特布鲁克发掘到我。那时候我跟夜间部的球队玩玩，或者是随便凑队比赛；大多数的时间则象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在体育馆里面混。此时我已长到大约六尺八寸高，不过还是很瘦，对于突然这样的成长也感到有点腼腼，就好象我骤然拥有新的身体一样。我在篮球场上可以做到过去无法达成的成就了。
我参加有组织的球队是在高中二年级，但是高三时在球队只打不到半个球季。我不过是个容易紧张的小子，从来没上场过。直到现在，我坐冷板凳的时候还是颇能自我调适。
不知道罗瑞塔现在何方，我打赌她会跟每一个人说，是她发掘丹尼斯·罗德曼的。我跑去参加郡短期大学的面试，十五分钟后他们把我拉到旁边说，愿意提供奖学金给我。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不确定是否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才要展开篮球生涯，不过我还是接受了。不时，这一切似乎都不在我的控制之下。
我只替库克郡打了十六场，念了一学期以后被当掉，也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我可以打得很好，但我并不在意。每场平均得分超过十七分、十三个篮板——对于从未正式参加过球队的球员来说，这算很不错的了。我有这个天份，可是其它配合的条件还没成熟。
我又回到达拉斯和从前的哥儿们打混，但除了偶而偷点小东西之外，并没有做出其它违法的事。尽管我有一名朋友是个毒贩，其他的一些朋友也在为他做事，但我只在老妈家与街上闲荡，无所事事，跟过去没两样。
隆恩·雷斯曼（Lonn Reisman）当时是东南奥克拉荷马大学篮球队助理教练，曾经在库克郡看过我打球，这所大学的球队属于NAIA（美国全国校际运动联盟），隆恩认为我能够打出一番名堂，于是告诉总教练杰克·哈定（Jack Hedden），两个人前来找我。他俩的意志颇为坚决，但因为我在经过那一学期的大学生活之后已经决定不再读大学了，纵然他俩一再打电话到我家，我始终拒绝接听，我不想听他们说什么。后来让我跟他俩谈话的原因是，有一天他们上门来找我，刚好是我去开的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飞人”乔丹、“大鲨鱼”奥尼尔，或者是其他的NBA球员被大学召募的同样方式。回想在我有今天这种地位之前所发生的种种事情——那名女孩说服我去参加面试、每一个人都把手表还回去使我免了牢狱之灾、教练上门时刚好是我去应门——你或许能同意冥冥之中必然有人在照顾我。
两位教练说服我到那里去闯闯看。自忖也曾下定决心：必须离开达拉斯，必须远离过去一起在街上打混的废人，开创自己的生活。我匆匆忙忙，漫无目标地离开了。
东南奥克拉荷马大学位于奥州杜兰特（Durant），这是个人口约六千的小镇，跟我的家乡比起来，杜兰特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老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对于初次离开家乡的我来说，在这儿颇不自在。我只了解家乡和国宅，到了这个小镇很不习惯。
我立即察觉到其间的差异。到了那里不久的某天，我在上学途中，有个痞子从车子里探出头来对我叫道：“滚回去，狗狼养的黑鬼。”这种事时常发生。他们会对我说，“抬着你的黑屁股滚回去。”或者是“滚回非洲，黑鬼。”
有了几次我要找这些人算帐，我所知道要讨回公道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暴力。
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有个小子劝我不要这样。
这小子叫做莱恩·瑞奇（BryneRich）。我在进入东南奥克拉荷马大学就读之前参加篮球夏令营时，认识了这个小子。他十三岁，我二十二岁，我还记得他（白人）看我（黑人）搞怪，这在那种年代是颇不寻常的。我经常把硬币夹在耳朵上到处逛，我不知道为何要这样搞怪——或许这样人们会以为我很交疯狂。不管怎样，布莱恩和我成为朋友——最要好的朋友。
在夏令营的时候，布莱恩有点喜欢上我的意思。他邀我到他家晚餐，我去了，心里觉得有点怪怪的。我还记得说道：“这小子为何喜欢上我？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我？”
布莱恩家在柏奇多（Bokchito），距离杜兰特十五英里，没多久我也住到那里了。柏奇多是个小地方，比杜兰特小很多，除了几条泥土路与农场外，什么屁也没有。瑞奇家有座农场，他老爸仲姆斯在邮局里做事。我在学校时有宿舍，但我搬到那里住，因为我与布莱恩很合得来，自然而然的会想在一起。布莱恩与我有许多类似之处，虽然讲起来有点奇怪。我们都是出身贫穷家庭，都对生活周遭的一切感到困惑。我正处于不知道何去何的的时候，布莱恩则是因为一年前在一次打猎中的意外陷于迷惘之中，在那场意外里他误杀了他的好朋友。布莱恩跟他父母说想要一个兄弟，他拿我当成了替代品。
我想，我俩的邂逅正逢其时。那真是个温馨的故事。住在那里我得面对各族歧视者，而布莱恩家人协助我度过难关。这真是很虚幻的景况：从未离开过黑人国宅的我，跟这白人家庭住在一起，每天早上五点起就挤牛奶或是打杂。这家人从未跟黑人打过交道，因此他们并不是十分的自在。布莱恩的母亲佩特最为难受。她那时也在东南奥大上课，每次我找她搭便车回农场时，她却总是躲着我。她是怕别人看到她跟个大黑人在一起，人言可畏啊。有时她会绕远路回家，免得别人看到我在她车上。
我经常取笑她，说道：“瑞奇太太，你为什么走这条路？”我知道她为什么如此，故意装傻问的。但这样并没有让我在这家庭里不受到欢迎，这只不过是在这小地方里的形象问题罢了，甚至于还有人以为我跟她睡在一起呢。
这些人对黑人一点都不了解，所想的都只是男女暖昧的事。
他们会诧异，他跟这男孩的妈在一起干嘛？
还有人以为布莱恩是我的儿子。
这些经验让我更为坚强。我学到不少东西，那是在达拉斯街上鬼混时所无法学到的，这是无庸置疑的。我想我也让她得知她从不知道的另一种生活。经过两年的相处后，她比较了解我，我也被接纳为布莱恩家中的一分子。
他们促成我今日的成就。若是当年我找那些混蛋算帐，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有好几次当那些人叫我黑鬼或者是叫我滚回非洲的时候，我手上是握有散弹枪的——要不就在手边。好几次我都想干掉他们。有一回，车上有一把布莱恩借我的铲子，当时有个家伙骂我是垃圾，差点被我拿铲子在头上敲一记。我可能做出某些事来，然而都是被那孩子阻止。
布莱恩阻止了我，不然就不会有今天的丹尼斯·罗德曼了。若那时候布莱恩没有陪我在一起，我很可能拿铲子打那混蛋，然后在监狱里度过余生。除了用这种方法之外，我不知道要如何对付这种人。
做事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取退缩的态度，然后做出全世界最坏的事情来——那么你就不可能会成功了。在那时候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用那把铲子，或是那把枪；那就是一种退缩，然后我的人生便失败了，同时也有了藉口。
布莱恩还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协助我经营我的营建公司——位于德州费斯科（Frisco）的罗德曼挖掘公司——我们还经常在一起聊天。我们肝胆相照，那是种强烈的情感。
我住在瑞奇家的时候，每天都得工作。清晨五点起床挤牛奶，或把生病的牛只赶到杀仓，都是些农场的事。不管晚上有没有球赛，我都得做事。
那所大学对运动员并没有特别优待。我的平均成绩是C，也没得到什么奖赏。身为球员会有一些特殊待遇，但在课堂里就一视同仁了。我若是被当掉，那就当掉了，没有送分，也没有任何金钱报酬或者是免费提供汽车使用。
看看克里斯·华许本（Chris Wshburn）与威廉·拜德福（William Bedford）这些人，他们都是NBA选秀中第一轮被选中的，后来却都因为吸毒毁了前程。象他们这种人投入职业篮坛的前几年，就因为不知道守本份为自己打球，因而惹来大麻烦。我在进入NBA以后也有自己的问题——即那种由俭入奢的问题——但这些都只让我的心志更为坚强。由于我能打篮球，终于让我得到东南奥大学校附近社区的接纳。这是我首次见识到名声在外的力量与所有的甜头。我是该地区最佳的球员——边续三年荣获NBIA全美明星球员，平均得分超过二十五，抓下十五个篮板，两次得到篮板王荣衔，大三那年领导校队夺得NBIA总冠军——因此，学校对我的功课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这是我头一回能够看穿人们真正的想法。我知道若是没有打篮球的本事，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黑鬼罢了，到死或许都无法看透。
他们心里的真正想法是，“不管你是不是黑人，只要能打好球就好。”
现在一堆白人跟我好，也都能接受我，但他们或许不能接纳过去那个奋斗的黑人小子。学校不会接纳那个在街上游荡的家伙，或者是那偷手表的、逃学的家伙。对于成功无望的人，你是不会去注意的。社会上允许你隐藏过去的一切，然后对你说：“好吧，你现在被接受了，罗德曼，因为你有钱了。你被接受了，因为你有名气，我们欢迎你。”
当我二十岁的时候，人们看到我就会跨到对街去，免得与我打照面。现在他们挤在我身边索取签名。这真是狗屎——我早就看透了。
我总是有贵人相助，在奥克拉荷马州，此人是仲姆斯·瑞奇。不是什么富人或有名望的人，只是一名靠着送信维生的寻常农夫，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每当我把事情搞砸的时候，他会对我说：“喂，你不能这么做，你是从低收入户国宅来的，你是从街上来的，但这里不是街上，你想回街上去吗？”
初到他家时，我总是会望着他顶嘴，“对啊，我想回去。”
“够悍嘛，”他说，“我不会让你回去的。”
这人把我人性的一面给找出来了。他让我变好，他绝不允许我越轨，绝不让我迷失。没有对我说教，他只不过是教我正确的方式，让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必须工作，必须帮忙，必须守规矩。从他身上我学到不少——这人甚至连小学六年级都没毕业。
他仿佛是童话故事里的智慧长者。真不敢想像这人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不敢想像世上会有这种人存在，他明示出：我若能面对现实，必须可以超越自我，前途没有任何阻挡，一条阳光大道。
他对任何事都是勇往直前，一条肠子通到底。他不是那种会下来告诉我若我努力足够，必然可以成为出名篮球员的典型人物；他不会灌输我那种东西，因为他不是那种人。不过他会这样说：“不管你做什么，脚踏实地的去做，照你所想的做，而不要依别人的意思。”
当我离开达拉斯时，抛开了一切。我认为要出头的唯一办法，就是将昨日种种都抛到脑后。必须要忘掉它，才能前进，不能再分心。
我专心的向前看，决心追求成功，抛下了不少事情，甚至包括我妈在内。母亲抚养我们长大非常辛苦，我很感激。我也为她做了点事——买房子、汽车，但我们并不亲。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奇怪；有时候我们一周说两次话，有时整整一个月都没有交谈。我跟两个妹妹也不亲，我们偶尔会聊聊，了解她们生活里的一些事情，可是自从我走以后我改变了许多，兄妹间的感觉与过去大不相同。
与家中关系的改变，我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与瑞奇家亲近，把他们视为一家人，或许让我在家里感到不是味道。可是我实在是必须要切断那让我回头的任何往事啊。
当你是个住在黑人国宅的小孩子，你会被教导要上进，努力工作以便能脱离那里。若你能把一切抛开获致成功，却会被指责忘本。“你忘了出身。”每一个人都会这么说。
我没忘了我的根，从未。我经常回到家乡，开车或走路到橡木崖街上。我回顾过去种种，想起我是如何克服了一切。我回到那里是为了展望未来，因为有时候我需要如此，它会让我有饥饿感，让我脚踏实地。
我在东南奥大读完四年级之后，在NBA门前徘徊，象个唱独角戏的。他们检视我的攻守记录，再看看我的年纪（那年我已二十五岁），不知道要怎样用我。他们欣赏我的体格与速度——大家都说我有资格参加奥运四百公尺赛跑——但是他们无法确定我在NBA的合适位置。
不管我到哪里，他们都提供同样的事情：试验计划。在他们眼里，我是某个值得给予机会试试的人，因为将来不知道从我身上会得到什么样的报酬。
我并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肯给我机会就好。我参加了季后全明星赛，表现优异。东南奥大的教练跟我说，我可以到NBA去打球，但我不象别人想得那么多。接着，我在维吉尼亚洲普兹茅斯（Portsmouth）邀请赛里得到了最有价值球员头衔，那是大学篮球好手如云的一场盛事，而我让大家大开眼界了。
在那些比赛里面，有不少著名好手，我狠狠地修理他们。就象过去一样，我比别人更认真，更为渴望成功。现在，大学的著名球员根本都不参加这种比赛了，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早在进入大学打球前就已经建立起名声，同时他们的经纪人与教练也会劝他们，“不要参加，免得受伤。”
若你真他妈的厉害，就到那儿去秀一下，不要管会不会受伤。去跟其他的好手较量，让别人知道你准备拼一拼。
活塞队在一九八六年选秀大会第二轮中选了我，我是当年第二十七名被选中进入NBA的球员。顺位则排在肯尼·华克（kenny Walker）、布瑞德·赛勒斯（BradSellers）以及强尼·道金斯（Johnny Dawkins，）等人后（按：前述三人均为游走各队的板凳球员）。在我前一位被选的是葛瑞格·垂林（Greg Dreiling），一名来自堪萨斯州的七尺中锋，在NBA每场平均得分二点二，篮板球二点二个，我想他可以说是表现始终如一的。
我进入活塞队与伊夏·汤玛斯、比尔·蓝比尔、维尼·强森、瑞克·马洪、爱德林·丹特利（Adrian Dantley）等人同队——他们已是固定的阵容。他们晓得我会给队上带来活力，但或许认为不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无法从我身上得到什么。若有什么收获的话，记得吧，老兄，是个试验计划，我愿意尽一切努力换取留在NBA打球。我与别人不同，我是外人，但我想尽可能留在那里。我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因为我知道，我抛开一切，到达这样的地位，要牺牲多少代价。
我喜欢这样默默无闻地进入NBA，我不在乎。第一次在活塞队参加集训时，一名记者问我：“你是谁啊？”我望着这名“观光客”说：“我是突然蹦出来的无名小子。”
那里有条下水道可以溜进去。我们从国宅的一条涵洞爬进去，然后展开我们的旅程。这条通道是橡木崖孩子们的传奇：每一个在那里长大的人都曾经利用这条通道跑去看博览会。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也开始跟朋友们运用这条下水道。
这下水道非常宽，但是臭得令人难以置信。污水大约有一英尺，所以必须涉水而行。那里头很黑又让人害怕，因此我们都会带着手电筒，以便能在垃圾之中摸索前进，或者是跟随前人所留下的记号。
想到这段童年往事，我不禁摇起头来。在下水道里走五英里，只是为了免费看州博览会，这算哪门子疯狂事？别家的孩子或许是坐着爸妈的车子进博览会，也有钱玩旋转木马、吃绵花糖。我们则是捏着鼻子走在大便里，顺着手电筒的光线找前进的箭头。达拉斯的夏天热得要命。下水道有些地方变得十分狭窄，我们必须把鼻子贴近污水，就那样爬过去。那里面一片漆黑，如果没拿手电筒，那么你的手或是脸就可能会碰到你不想碰到的东西。
这条下水道直接通到博览会所在的中心。那里也有个涵洞盖子。我在想，许多年前第一个从下水道里爬出来的家伙看到出口在这里时，不知作何感想。你应该想得到当我们顺着梯子爬上来，把涵洞盖子打开，人们看到我们出现时的表情是怎样的。我们象土拨鼠般探出头来，见到阳光眯着眼。尽管如此，从未有人管过我们；或许他们认为能这样子折腾自己跑进来的人，总该值得玩一玩吧。
这就是我们为了玩所付出的代价：在这条下水道里或走或爬五英里。我回想这些往事，体会到我现在的一切是多么的舒适便利。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那样努力去让生活变得困难吧，因为我无福消受啊。在开创前途时我是多么地努力，可是现在我回想起来会这样讲，“操！真的很难，但你知道吗？也真他妈的好玩！”我现在已完全回归往日的奋发时光，想要再捕捉那种向上的精神。我不可能舒服，这日子对我来说太好啦，我不能这样过。
我喜欢把我的人生形容成前面透出一点光芒的黑洞。尝试着向这光芒前进，就好象我们在下水道里面朝着博览会的方向一样。那光芒在不断地移动，带来新的挑战。
每个人都必须找到正确的通道，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走过不少的通道，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犯了不少的错误。在很多方面我还是那个在通道里爬行的小子，朝着博览会前进。
我从未真正了解过父亲，费兰德·罗德曼。他在纽泽西州的空军服役，我在那里出生，三岁里举家搬到达拉斯——我母亲的家乡，那是因为父亲从那时开始翘家了。
我父亲在我生命里没有地位。超过三十年未见，有什么关连？我是这样想的：某家伙把我带到这世界上来，并不表示我有父亲；我没有。我可以说，“这位是我父亲，这是我爹。”
但是听起来不对劲。我与妹妹黛博拉、金姆在母亲照顾下长大。到上大学以及搞自己的事业之前，我的人生里没有男性角度典范。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问NBA球员说，若是没有靠着打球赚钱，那会干什么？答案常常是这样的：死掉或坐牢。我们大多数出身低微：国宅、贫户、没有钱、没有父亲、没有希望。我想这是很多人能成功的主要原因：他们藉由篮球来逃避。有的时候这些人说“死掉或坐牢”，是因为听起来不错，或是会让他们表面上看很强悍。但我认为这说法很真切——我也有证据来证明。
十九岁的进修，有半年我无家可归，象无根的野草，混迹达拉斯，没上学，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老妈为供养我们很辛苦，家里却还蹲着一个游手好闲、不做事的十九岁儿子。我妹妹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无论是打球还是学校成绩，她俩都让家里感到骄傲，我差得远咧。
我妹妹念书时得到一个礼物——打篮球，我到后来才得到这项大礼。她俩都是南橡木崖高中的明星学生，后来也都是全美大学明星球员。她们长得又高又壮，黛博拉六尺十寸，金姆六尺。我支持她们的成就，但是都躲在背后，还被她们取笑。现在局面完全改观：她们的风采都被我抢光了。对她们来说，我只是她们的疯狂老哥，但是你知道吗？我大妹黛博拉，身上有三处刺青，她以前没有的。
我妈无意把我赶出家去，但看得出来她也不希望我这样打混。她认为我应该要振作起来，她是对的。就好象我们同时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该是我离家的时候了。我的说法是：“家里被吸干了”。那表示你是条吸血虫，在那时节我确实是家里的吸血虫。我没做什么事，也没去偷什么东西，偷东西是后来的事。
问题是，离家的我没地方可去。我走在街上，闲荡。从这家到那家，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就睡在他们住处的地板或沙发上。许多的夜晚，我整夜漫无目地的地走着，游魂般在橡木崖街上乱逛，有时候有朋友陪；我们三、四个人整夜无所事事，白天才睡觉，有时甚至于睡在街上。我在这国宅生活得乱七八糟。就在这地盘里，熬夜不睡，胡闹一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橡木崖就象个大四合院，人跟人之间注重相互照顾。但从我离家之后，这种情形有点式微，之前只要有人不见了，必定是一时迷了路；但后来人们会突然永远消失，被街道（犯罪）所吞没。
我这段时间的无家可归，是造成我与那些贫困朋友们混在一起的部分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到都市里的龙蛇杂处之地，和那些站在街角讨零钱的乞儿聊得带劲的原因。他们把我看成真正的男子汉，而非由NBA办公室创造出来的形象。我会无家可归，我曾在便利店打工，我是个真实的人，有真正的人生经验，我了解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什么光景。我有的时候想——谁知道呢？或许将来这种事又会降临到我身上。
在街头混的时候，我注意到我的成长。真教人难以置信，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大概是五尺十一寸，象其他的孩子一样，我会在厨房墙壁量身高，然后说：“真希望我能再长高一点。”尤其我的两个妹妹都长得那么高，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后来高中读完——没有人在这时期再长高——我却开始注意，我仿佛每天都在长高。我不知道有何不对劲，好象一下子所有的事情都要发生在我头上，于是我感到困惑，不知道身体为什么会起变化。大概这就是我所坚信的：某些事注定在未来要降临到丹尼斯·罗德曼身上。不过当时我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长高”有点象是偶然间发觉的。
我决定找个工作、决定做点事。已经二十岁了，人生一片空白的我跑到达拉斯堡渥斯机场，找到一份值大夜班的警卫工作，这件工作成为“罗德曼传奇”的重要经历。我不敢相信后来这件事会经常被提到，只因为大多数的NBA球员都没有这种过去。当时我认为这没什么，拿着拖把拖地板，时薪6.5美元，这在当时算是不坏的待遇了。我与世上其他人一样工作着，没有理由相信自己将来的成就不止于此。
我偶尔偷点东西，都是小东西：廉价的皮夹子、零钱、便利店里的物品等等。某一晚在机场，我正在扫地，发现我可以用扫把柄伸进那家礼品店的金属门缝里，把手表给勾出来，这时四下无人，于是恶向胆边生。很刺激、具挑战性，于是当我下班时，口袋里多了五十只手表。
五十只手表，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老兄，其中有些是烂表，有些价值达五十美元。这好象没什么，轻而易举就得手了，心里觉得很爽。拿到这些手表，神不知鬼不觉的。
我其实并不想要这些手表。我根本不会在乎这种东西。如果我要偷自己用的东西，那绝对不会是用来知道时间的玩意。纯粹是手痒——就为了那种偷东西的快感——后来我决定把这些手表分送朋友，我要让他们以为我发了，我要他们四处说：“狗娘养的，那家伙要什么有什么。”
我要他们知道，想要什么尽管来找我。当时没人把我放在眼里。这将是我扮演的新角色，我的新地位。有时候我感觉到，以我们这种出身，人们都会期待我们做坏事。别人都如此，我干嘛不跟进，这叫有样学样。我只是做小偷来让人接纳我，打算用这种方式来脱离困境。
天知道那家礼品店装了隐藏式录像机。我回去把手表都送给朋友，送给我妈、妹妹，甚至我不很熟的朋友，全送光了。没有人怀疑。“一只新手表，够酷。”让我觉得好了不起。
接下来便是机场的警察上门，跟我妈说他们要找我。他们看了照片认出是我。我被捕了，关进机场的监狱里。
在监狱里我跟其他人一样，坐在那里祷告，觉得象被关在笼子里的畜牲。我经历了一切心路历程：神哪，我绝不会再犯这种错了；只要我能回家，绝对要改邪归正，不再回来这里。这是每一个犯法的人经历的想法，同样的可悲。
坐在里面我抚心自问：“这算哪门子的生活，一定要有所改变。”于是我做出决定，不要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想这正是检视童年做大事的梦想能否成真，要不就是证明这梦想只是狗屎的时候了。
老妈决定让我在里面蹲一晚，得点教训。那晚真不好受。第二天，我和她都没办法忍受下去了，于是她把我保释出来。我向警察招供出手表的下落，于是他们分头去找回来。每一只都找到了。
警察找到这些人时会问道：“丹尼斯·罗德曼给你这只手表的？”
“是啊。”
“他卖给你的？”
“不，他送给我的。”
警察必然会觉得我很奇怪：这是哪门子的罪犯？我没有从这些手表中赚到一毛钱，甚至连试都没试着去卖，就把它们送出去。其实我不过想寻求别人的接纳，想在邻里间风光一下。
等到他们寻回所有手表之后，案子就撤销了。我走到法院楼上，紧张得要死，我的律师出来告诉我，可以回家了，没事了。拿到手表的人都没有与警察起争执，他们笑笑就还了。取回所有的手表，那些人就不再管我了，他们很冷漠。但是两周之后，店家把我叫进去，炒了鱿鱼。
他们跟我说，如果那些手表没能找回来，我就要坐上半年的牢。
在橡木崖这种地方，偷窃与贩毒是离开这地方的办法，会引起别人注意，但是那里没有人愿意干这种事，因为只要是有过这种行为，就是搬走。在偷东西被捕之后，我开始专心打球，经常在体育馆里和别人斗牛，在那里罗瑞塔·魏斯特布鲁克发掘到我。那时候我跟夜间部的球队玩玩，或者是随便凑队比赛；大多数的时间则象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在体育馆里面混。此时我已长到大约六尺八寸高，不过还是很瘦，对于突然这样的成长也感到有点腼腼，就好象我骤然拥有新的身体一样。我在篮球场上可以做到过去无法达成的成就了。
我参加有组织的球队是在高中二年级，但是高三时在球队只打不到半个球季。我不过是个容易紧张的小子，从来没上场过。直到现在，我坐冷板凳的时候还是颇能自我调适。
不知道罗瑞塔现在何方，我打赌她会跟每一个人说，是她发掘丹尼斯·罗德曼的。我跑去参加郡短期大学的面试，十五分钟后他们把我拉到旁边说，愿意提供奖学金给我。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不确定是否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才要展开篮球生涯，不过我还是接受了。不时，这一切似乎都不在我的控制之下。
我只替库克郡打了十六场，念了一学期以后被当掉，也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我可以打得很好，但我并不在意。每场平均得分超过十七分、十三个篮板——对于从未正式参加过球队的球员来说，这算很不错的了。我有这个天份，可是其它配合的条件还没成熟。
我又回到达拉斯和从前的哥儿们打混，但除了偶而偷点小东西之外，并没有做出其它违法的事。尽管我有一名朋友是个毒贩，其他的一些朋友也在为他做事，但我只在老妈家与街上闲荡，无所事事，跟过去没两样。
隆恩·雷斯曼（Lonn Reisman）当时是东南奥克拉荷马大学篮球队助理教练，曾经在库克郡看过我打球，这所大学的球队属于NAIA（美国全国校际运动联盟），隆恩认为我能够打出一番名堂，于是告诉总教练杰克·哈定（Jack Hedden），两个人前来找我。他俩的意志颇为坚决，但因为我在经过那一学期的大学生活之后已经决定不再读大学了，纵然他俩一再打电话到我家，我始终拒绝接听，我不想听他们说什么。后来让我跟他俩谈话的原因是，有一天他们上门来找我，刚好是我去开的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飞人”乔丹、“大鲨鱼”奥尼尔，或者是其他的NBA球员被大学召募的同样方式。回想在我有今天这种地位之前所发生的种种事情——那名女孩说服我去参加面试、每一个人都把手表还回去使我免了牢狱之灾、教练上门时刚好是我去应门——你或许能同意冥冥之中必然有人在照顾我。
两位教练说服我到那里去闯闯看。自忖也曾下定决心：必须离开达拉斯，必须远离过去一起在街上打混的废人，开创自己的生活。我匆匆忙忙，漫无目标地离开了。
东南奥克拉荷马大学位于奥州杜兰特（Durant），这是个人口约六千的小镇，跟我的家乡比起来，杜兰特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老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对于初次离开家乡的我来说，在这儿颇不自在。我只了解家乡和国宅，到了这个小镇很不习惯。
我立即察觉到其间的差异。到了那里不久的某天，我在上学途中，有个痞子从车子里探出头来对我叫道：“滚回去，狗狼养的黑鬼。”这种事时常发生。他们会对我说，“抬着你的黑屁股滚回去。”或者是“滚回非洲，黑鬼。”
有了几次我要找这些人算帐，我所知道要讨回公道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暴力。
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有个小子劝我不要这样。
这小子叫做莱恩·瑞奇（BryneRich）。我在进入东南奥克拉荷马大学就读之前参加篮球夏令营时，认识了这个小子。他十三岁，我二十二岁，我还记得他（白人）看我（黑人）搞怪，这在那种年代是颇不寻常的。我经常把硬币夹在耳朵上到处逛，我不知道为何要这样搞怪——或许这样人们会以为我很交疯狂。不管怎样，布莱恩和我成为朋友——最要好的朋友。
在夏令营的时候，布莱恩有点喜欢上我的意思。他邀我到他家晚餐，我去了，心里觉得有点怪怪的。我还记得说道：“这小子为何喜欢上我？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我？”
布莱恩家在柏奇多（Bokchito），距离杜兰特十五英里，没多久我也住到那里了。柏奇多是个小地方，比杜兰特小很多，除了几条泥土路与农场外，什么屁也没有。瑞奇家有座农场，他老爸仲姆斯在邮局里做事。我在学校时有宿舍，但我搬到那里住，因为我与布莱恩很合得来，自然而然的会想在一起。布莱恩与我有许多类似之处，虽然讲起来有点奇怪。我们都是出身贫穷家庭，都对生活周遭的一切感到困惑。我正处于不知道何去何的的时候，布莱恩则是因为一年前在一次打猎中的意外陷于迷惘之中，在那场意外里他误杀了他的好朋友。布莱恩跟他父母说想要一个兄弟，他拿我当成了替代品。
我想，我俩的邂逅正逢其时。那真是个温馨的故事。住在那里我得面对各族歧视者，而布莱恩家人协助我度过难关。这真是很虚幻的景况：从未离开过黑人国宅的我，跟这白人家庭住在一起，每天早上五点起就挤牛奶或是打杂。这家人从未跟黑人打过交道，因此他们并不是十分的自在。布莱恩的母亲佩特最为难受。她那时也在东南奥大上课，每次我找她搭便车回农场时，她却总是躲着我。她是怕别人看到她跟个大黑人在一起，人言可畏啊。有时她会绕远路回家，免得别人看到我在她车上。
我经常取笑她，说道：“瑞奇太太，你为什么走这条路？”我知道她为什么如此，故意装傻问的。但这样并没有让我在这家庭里不受到欢迎，这只不过是在这小地方里的形象问题罢了，甚至于还有人以为我跟她睡在一起呢。
这些人对黑人一点都不了解，所想的都只是男女暖昧的事。
他们会诧异，他跟这男孩的妈在一起干嘛？
还有人以为布莱恩是我的儿子。
这些经验让我更为坚强。我学到不少东西，那是在达拉斯街上鬼混时所无法学到的，这是无庸置疑的。我想我也让她得知她从不知道的另一种生活。经过两年的相处后，她比较了解我，我也被接纳为布莱恩家中的一分子。
他们促成我今日的成就。若是当年我找那些混蛋算帐，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有好几次当那些人叫我黑鬼或者是叫我滚回非洲的时候，我手上是握有散弹枪的——要不就在手边。好几次我都想干掉他们。有一回，车上有一把布莱恩借我的铲子，当时有个家伙骂我是垃圾，差点被我拿铲子在头上敲一记。我可能做出某些事来，然而都是被那孩子阻止。
布莱恩阻止了我，不然就不会有今天的丹尼斯·罗德曼了。若那时候布莱恩没有陪我在一起，我很可能拿铲子打那混蛋，然后在监狱里度过余生。除了用这种方法之外，我不知道要如何对付这种人。
做事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取退缩的态度，然后做出全世界最坏的事情来——那么你就不可能会成功了。在那时候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用那把铲子，或是那把枪；那就是一种退缩，然后我的人生便失败了，同时也有了藉口。
布莱恩还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协助我经营我的营建公司——位于德州费斯科（Frisco）的罗德曼挖掘公司——我们还经常在一起聊天。我们肝胆相照，那是种强烈的情感。
我住在瑞奇家的时候，每天都得工作。清晨五点起床挤牛奶，或把生病的牛只赶到杀仓，都是些农场的事。不管晚上有没有球赛，我都得做事。
那所大学对运动员并没有特别优待。我的平均成绩是C，也没得到什么奖赏。身为球员会有一些特殊待遇，但在课堂里就一视同仁了。我若是被当掉，那就当掉了，没有送分，也没有任何金钱报酬或者是免费提供汽车使用。
看看克里斯·华许本（Chris Wshburn）与威廉·拜德福（William Bedford）这些人，他们都是NBA选秀中第一轮被选中的，后来却都因为吸毒毁了前程。象他们这种人投入职业篮坛的前几年，就因为不知道守本份为自己打球，因而惹来大麻烦。我在进入NBA以后也有自己的问题——即那种由俭入奢的问题——但这些都只让我的心志更为坚强。由于我能打篮球，终于让我得到东南奥大学校附近社区的接纳。这是我首次见识到名声在外的力量与所有的甜头。我是该地区最佳的球员——边续三年荣获NBIA全美明星球员，平均得分超过二十五，抓下十五个篮板，两次得到篮板王荣衔，大三那年领导校队夺得NBIA总冠军——因此，学校对我的功课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这是我头一回能够看穿人们真正的想法。我知道若是没有打篮球的本事，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黑鬼罢了，到死或许都无法看透。
他们心里的真正想法是，“不管你是不是黑人，只要能打好球就好。”
现在一堆白人跟我好，也都能接受我，但他们或许不能接纳过去那个奋斗的黑人小子。学校不会接纳那个在街上游荡的家伙，或者是那偷手表的、逃学的家伙。对于成功无望的人，你是不会去注意的。社会上允许你隐藏过去的一切，然后对你说：“好吧，你现在被接受了，罗德曼，因为你有钱了。你被接受了，因为你有名气，我们欢迎你。”
当我二十岁的时候，人们看到我就会跨到对街去，免得与我打照面。现在他们挤在我身边索取签名。这真是狗屎——我早就看透了。
我总是有贵人相助，在奥克拉荷马州，此人是仲姆斯·瑞奇。不是什么富人或有名望的人，只是一名靠着送信维生的寻常农夫，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每当我把事情搞砸的时候，他会对我说：“喂，你不能这么做，你是从低收入户国宅来的，你是从街上来的，但这里不是街上，你想回街上去吗？”
初到他家时，我总是会望着他顶嘴，“对啊，我想回去。”
“够悍嘛，”他说，“我不会让你回去的。”
这人把我人性的一面给找出来了。他让我变好，他绝不允许我越轨，绝不让我迷失。没有对我说教，他只不过是教我正确的方式，让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必须工作，必须帮忙，必须守规矩。从他身上我学到不少——这人甚至连小学六年级都没毕业。
他仿佛是童话故事里的智慧长者。真不敢想像这人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不敢想像世上会有这种人存在，他明示出：我若能面对现实，必须可以超越自我，前途没有任何阻挡，一条阳光大道。
他对任何事都是勇往直前，一条肠子通到底。他不是那种会下来告诉我若我努力足够，必然可以成为出名篮球员的典型人物；他不会灌输我那种东西，因为他不是那种人。不过他会这样说：“不管你做什么，脚踏实地的去做，照你所想的做，而不要依别人的意思。”
当我离开达拉斯时，抛开了一切。我认为要出头的唯一办法，就是将昨日种种都抛到脑后。必须要忘掉它，才能前进，不能再分心。
我专心的向前看，决心追求成功，抛下了不少事情，甚至包括我妈在内。母亲抚养我们长大非常辛苦，我很感激。我也为她做了点事——买房子、汽车，但我们并不亲。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奇怪；有时候我们一周说两次话，有时整整一个月都没有交谈。我跟两个妹妹也不亲，我们偶尔会聊聊，了解她们生活里的一些事情，可是自从我走以后我改变了许多，兄妹间的感觉与过去大不相同。
与家中关系的改变，我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与瑞奇家亲近，把他们视为一家人，或许让我在家里感到不是味道。可是我实在是必须要切断那让我回头的任何往事啊。
当你是个住在黑人国宅的小孩子，你会被教导要上进，努力工作以便能脱离那里。若你能把一切抛开获致成功，却会被指责忘本。“你忘了出身。”每一个人都会这么说。
我没忘了我的根，从未。我经常回到家乡，开车或走路到橡木崖街上。我回顾过去种种，想起我是如何克服了一切。我回到那里是为了展望未来，因为有时候我需要如此，它会让我有饥饿感，让我脚踏实地。
我在东南奥大读完四年级之后，在NBA门前徘徊，象个唱独角戏的。他们检视我的攻守记录，再看看我的年纪（那年我已二十五岁），不知道要怎样用我。他们欣赏我的体格与速度——大家都说我有资格参加奥运四百公尺赛跑——但是他们无法确定我在NBA的合适位置。
不管我到哪里，他们都提供同样的事情：试验计划。在他们眼里，我是某个值得给予机会试试的人，因为将来不知道从我身上会得到什么样的报酬。
我并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肯给我机会就好。我参加了季后全明星赛，表现优异。东南奥大的教练跟我说，我可以到NBA去打球，但我不象别人想得那么多。接着，我在维吉尼亚洲普兹茅斯（Portsmouth）邀请赛里得到了最有价值球员头衔，那是大学篮球好手如云的一场盛事，而我让大家大开眼界了。
在那些比赛里面，有不少著名好手，我狠狠地修理他们。就象过去一样，我比别人更认真，更为渴望成功。现在，大学的著名球员根本都不参加这种比赛了，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早在进入大学打球前就已经建立起名声，同时他们的经纪人与教练也会劝他们，“不要参加，免得受伤。”
若你真他妈的厉害，就到那儿去秀一下，不要管会不会受伤。去跟其他的好手较量，让别人知道你准备拼一拼。
活塞队在一九八六年选秀大会第二轮中选了我，我是当年第二十七名被选中进入NBA的球员。顺位则排在肯尼·华克（kenny Walker）、布瑞德·赛勒斯（BradSellers）以及强尼·道金斯（Johnny Dawkins，）等人后（按：前述三人均为游走各队的板凳球员）。在我前一位被选的是葛瑞格·垂林（Greg Dreiling），一名来自堪萨斯州的七尺中锋，在NBA每场平均得分二点二，篮板球二点二个，我想他可以说是表现始终如一的。
我进入活塞队与伊夏·汤玛斯、比尔·蓝比尔、维尼·强森、瑞克·马洪、爱德林·丹特利（Adrian Dantley）等人同队——他们已是固定的阵容。他们晓得我会给队上带来活力，但或许认为不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无法从我身上得到什么。若有什么收获的话，记得吧，老兄，是个试验计划，我愿意尽一切努力换取留在NBA打球。我与别人不同，我是外人，但我想尽可能留在那里。我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因为我知道，我抛开一切，到达这样的地位，要牺牲多少代价。
我喜欢这样默默无闻地进入NBA，我不在乎。第一次在活塞队参加集训时，一名记者问我：“你是谁啊？”我望着这名“观光客”说：“我是突然蹦出来的无名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