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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一
“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
1932年，他十六岁，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负责儿童工作时，被称为“AB团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及时而巧妙地解救，他险乎英才早丧。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抢救运动”的漩涡，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连。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
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共产党内也有“AB团”和延安“特务如毛”、必须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抢救运动”等等，都是杀人连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断出来的。
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这一出出自相残害的历史悲剧，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言：永生永世决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这样干！
195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肃反运动”总结大会。作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西元。当刘西元讲到“肃清反革命”的曲折过程时，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边说边接过一旁秘书递过来的一张名单，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炎（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80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编译出版者）。念完了名单，耀邦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他又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1957年整风鸣放，《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就如何办好一份为青年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为主题，作了一个包含五个问题的发言。他说青年报应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照登，而应当精细加工，使其生动活泼，形象具体，不要将报纸弄成个“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把他的这些话见了报，全文被载入人民大学新闻系讲义。
当时人们都不把这当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伊朗等国访问。在接着到来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时，团中央的“反右”斗争由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全权领导。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地在团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张黎群的那句话也被抓住不放，并被密报到党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从国外一回到乌鲁木齐，就给北京的罗毅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斗争情况。当他得知光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约占编辑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总编辑、部主任和业务骨干时，十分震惊而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他立即赶回北京，想出种种办法挽救和保护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讲的那些词句，是糊涂俏皮话。他是说报纸登的通知、讲话什么的太多了，好像是贴布告，说了句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当有些报纸猛批张黎群的那些用词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把张黎群的整个发言稿调去看过了，还在小平面前为张黎群说了不少好话，并拍了胸脯打保票说：“此君绝不会反党！”现在又听到耀邦也是这么说，小平说：“那就算了吧！不过他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当报纸总编辑了！”于是张黎群的问题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被定为“犯了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给予四个方面的处分：写一篇检讨文章，由新华社发通稿，供各报刊登，以消除错误影响；撤销共青团中央常委；党内严重警告；下放陕北米脂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但是不管怎样，耀邦总算从“敌我”分界线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还针对上述四条处分，来了个四条保护措施——在1958年8月举行的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对张黎群说：“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处分决定不登报；保留党的‘八大’代表资格；不当常委可仍是团中央委员；不是一般的‘下放’干部，而是真正有职有权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到了那里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老根据地的贫穷面貌。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
张黎群临离北京时特向耀邦告别。耀邦又叮嘱他说：“党员犯错误是难免的。你看在延安办轻骑队的许立群，那时有人说他犯了大错误，而今还不是被起用了、重用了？你可千万不要没精打采、一副倒霉相！而应该昂首挺胸，回到老区米脂县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遗憾的是，他虽然也作了种种努力，结果未能把《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钟沛漳、陈模等同志和团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从“敌我”线上救回来。但是他对这些同志从不歧视冷落。有人登门求见，只要有空，他都亲切接待。
当这七十多位同志整好行装，即将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接受考验的时候，他又把他们请到团中央二楼会议室，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对于第一点，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而对第二点，却似清泉滔滔地讲了许多。他说在党号召整风时说了几句过头话，并不能表明就是反党。《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大学，而且是参加过地下工作、学生运动的优秀分子，或是地方团委及地方青年报的比较优秀的干部。他们都对党深有感情、工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思想也都比较活跃。
最后，耀邦对这些同志说：“你们都还年轻，有文化、有能力，过去都为党为青年团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耀邦的这番真挚动情的讲话，对这些被推到“敌我”线上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激励，不少人听得直掉泪：“耀邦还是把我们当作自己人的呀！……”
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待。只两三年功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沟沟里的村干部和老乡，还把许多人评为模范干部，他们都婉言谢绝，说他们是下来锻炼的，不参加当地干部、社员的评比。他们回到了团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陈模、钟沛璋回到了《中国青年报》，虽然没有恢复副总编，但都当上了青年活动部和知识部的副主任，不仅让他们编稿、发稿，还可以照样撰写评论和社论。
“反右派”斗争结束，耀邦把各单位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一个一个地请到自己家里或办公室谈心：“你们哪是什么‘右派’，多半是骄傲自满、说话欠考虑而已”；“‘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切不可灰心丧志，自暴自弃。”
他深切关怀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右派”。
1956年，在团中央书记处一次扩大会议上，书记处书记项南、梁步庭等同志，强调共青团要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并提出了一个包括民主化、群众化、自治化的“十点建议”。对这个建议，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和团委，请他们参照执行。
1958年夏，党中央某些同志以检查党的领导为由，先把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他的党籍，接着又要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他们实在抓不住胡耀邦的辫子，就把他曾同意的项南、梁步庭的“十点建议”作为“毒草”来大批特批，连续召开了七十三天的批判会，终于给“十点建议”定了性，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攻击党的领导”，“篡改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会议定项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梁步庭也受了处分。
其后多少年，耀邦一直为没能保护好这些敢于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内疚。他决心要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
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由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
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一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当然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完全同意杨士杰和中组部其他同志的意见，而另一个特大新闻单位的记者则认为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不过在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论。王泽民、付真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表示对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们的主张，不能仅仅“保留意见”，而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
接着，在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成员袁任远家里，陈文伟与王泽民碰了面。他们知道许多老同志都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并当即谈妥，由陈文伟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一个书面反映。陈文伟回到中组部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烟台会议主要牵头者的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员看了这份材料，一再询问中组部送材料的同志：这是杨士杰的个人观点，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送信人回来向陈文伟转述了统战部人员的询问，陈文伟说：“杨士杰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不代表中组部还能代表谁？”但为慎重起见，陈文伟与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伟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夺。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错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没有再去烟台，也没去青岛、北戴河、大连、哈尔滨等凉快地儿，而就在西单以西三百米的民族饭店，又省时间又省钱。不过，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在会上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
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些很坦率的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终于，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一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壁、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伟打了电话——“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陈文伟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手拥护！”耀邦闻声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间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也纷纷见诸报端。
有些省市负责人似乎感到太突然，纷纷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探问这是咋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因此，《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曾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正确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过去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四十五万人；而此刻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一个工业部的政治部，非要把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总工程师留做“样板”不可。杨士杰闻讯，批评这个政治部的负责人说：“难道你们也想唱一台‘样板戏’？！”
这样，这位总工程师才被解救了出来。
这一次大解救，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
笔者本人，也是在这场大解救中被解救出来的一个。
我是1957年“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后，在“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党内座谈会上，着重提出反对“神化和特权”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曾为此发了长篇报道，刊于全国各大报。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时作了转播，港台一些报纸更大肆渲染，台湾新闻界还发了广播，“欢迎”本人到台湾去。
1978年元旦前后，当胡耀邦把抢救“右派”当作重大战略举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年整半百的我还是公安部门严管下的一名“二劳改”，在山西太原东南郊狄（仁杰）村附近四周拉满了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飞车猛推烧砖土。
突然，左车轮被一根脱位的车辐条卡住，随着右车轮的继续飞滚，小车把儿向右猛拐而“打”断了我的左肋骨。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断左肋骨。轻轻地说话或咳嗽都钻心地疼。
当然，在从北大荒到北京郊区的四处监狱，从天津唐山间的茶淀劳改农场到山西太原的劳改建筑工程队，这长达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这种痛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压伤过小腿，被木炭窑中的烟火熏得晕死过。在常年饥饿的难友们不时倒毙于田间、路边、工地的时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条裤衩的净重196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92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电锯、斧头、刨刀伤过手指头，血流如注。
正当又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时候，接到北京来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终于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厂的一些人对她的长达十几年的株连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能立刻插翅飞越重重关山到北京，飞到她的病床边。但是尽管我身背“右派”恶名，被惩罚了足够培育一代人的漫长岁月，我仍然没能获得这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权，而只能在黑魆魆的似无尽头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模。
然而历史唯物地说，这条黑魆魆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时尽管天际已经涌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他仍然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场所，去社会就业或回故地养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劳改建筑工程队一些满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卷，提着内装面盆饭盒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个并不令人留恋的所在地扬长而去。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势不两立的营垒中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也为时不远了。
但是，当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那四只螃蟹烧上铁鏊的时候，空中响彻云霄的吼声仍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既然是毛泽东拍板的“反右派”斗争，当然也只能“按过去方针办”啰！于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没法忍受这茫茫黑暗的挤压。因为我的最大“罪过”，只不过是1957年响应党的召唤，说了一些真心话。即使改“言者无罪”为“有罪”，对我的惩罚也早就过头十万八千里了。因为一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军籍、每月只给二十八元生活费并被发配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当年同是新四军一员的妻子就立即与我划清界线而别，刚会叫第一个单字“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多年染患肺结核一直靠我的济助维持生命的唯一的姐姐，由于济助突然中断，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苏北故土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也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一个年仅二十、又是一名小学代课教师的侄儿，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只需人民币二百元动一次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挽救他的一条命，但是我们一大家子都穷得叮当响，当地政府又不愿为这个“右派”的侄儿而挤出招待上峰吃顿饭的这点儿钱，就看着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会的小镇干部，硬让我的五十开外的二哥戴作霖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没安好心：因为他“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若非拔不可的眼中钉。我的二哥说：“门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实在推不过，只得带头喊。“打倒江渭清”的这一句刚出口，这个会议主持人立刻宣布大会要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右派，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写好“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强迫他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那细铁丝吊着的大铁牌好几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细铁丝就勒破了脖颈鲜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绝症饮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没能回去为他送别。由于同样的羁绊，我的老母亲辞世时，我也未能最后见她老人家一面……
这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这种人继续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断，我的第二个妻子身患难治之症的时候。
她比我年轻整整一轮。当我从北大荒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督劳动回到北京的时候，尽管她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但她认为我并非“坏人”，而甘愿与我苦伴终身。由此她被人称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极端反动”，受尽了人间罕见的磨难。现在她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谁去？！
经说明情由，那个四周圈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一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的管教干事邢凤舞，给我开了绿灯。我回到了北京西单又一顺饭庄后面一座贫民窟小院里：一间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阴冷而潮湿。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着我，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客。两个女孩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袄，两眼汪汪地直流泪。我早听说，尽管她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只因为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就一直当不了红小兵。诸如此类的绝情悖理之为，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
后来在为解除妻儿苦痛而奔忙时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推托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号文件”下发不久，我就得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当面通知：“国庆节后回社上班。”12月15日，上班后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党组（当时称“核心领导小组”）就批准了国内部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以及原国内部副主任庄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报告，并召开了相当隆重的平反大会。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在平反大会前，新华社领导就让我以新华社记者、共产党员身份重操旧业，并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多次谈话，为昭雪“六十一个人”的大冤案广泛搜集写作资料。在平反大会前后，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自己经手编发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错案的稿件，这是我在漫无尽头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断肋骨、回到痴愣愣地瞪着我的妻子床前时，万万未曾料到会这样迅速展现的美好现实。
后来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亲友众多。自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全国各大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后，他们受到株连迫害、歧视，一直抬不起头的多达百人以上。许多“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也许没有这么多人。但仅以十人计，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的这场大解救，至少使全国不下六百万人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
同时还得知这场大解救，并非是胡耀邦们以“下油锅”的精神取得的唯一胜利，而只是一系列胜利的一个，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年12月25日，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又为迅速解决一直使他深感内疚的项南的不幸遭遇，给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
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
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
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节记不清楚了，你
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见是：先找到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
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
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作出决
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两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
因为这一案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 12.25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并指出项南当年为提高共青团的战斗力的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积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这是一个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项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书记。梁步庭后来也由青海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这时，对项、梁往事，耀邦才渐感宽怀。
在这之前，即1979年2月，团中央在西苑饭店召开共青团省、市委书记联席会议。陈模也被邀请到席。在这大半年前，即1978年夏天，为“右派改正”问题争论不休的烟台会议结束之后，陈模曾给耀邦一信，要求帮他平反“右派”冤案。耀邦给他回信说，现在中央五个部对“改正有派”问题的意见尚不一致，你的“右派”平反问题一时还难以实现。他提议暂时先解决重新入党问题，然后再进而谋之。陈模向机关党委表示他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不能只来个重新入党。机关党委说，为了方便工作，这只是个临时变通办法嘛！陈模说那得允许他保留日后要求平反错案的意见。机关党委表示同意，于是党支部一致通过陈模重新入党。第二天，他就被宣布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民族饭店会议结束，陈模和团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彻底改正。这一次，陈模就是以上述党组副书记、社长和总编辑身份应邀出席团省、市委书记会议的。
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入场时，陈模一进门就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耀邦进场时，一眼就瞅见了陈模，连忙微笑着走过去与陈模紧紧地握手，询问陈模的工作和身体近况，边说边拉着陈模的手向会场的前项走去，让陈模在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坐。随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着陈模对全体会众说：
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
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
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
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使得陈模又一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耀邦已进入会议主题正式开讲了，陈模边作笔记边不时地擦眼泪。
单单是对“右”字号人物的关怀与解救，耀邦的这类故事就多了。作家丛维熙也对笔者说过，1978年烟台会议与民族饭店会议之间，他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电影剧本，曾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反右”落难后的遭遇，并言明他不会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请迳直寄到东四北大街一条小胡同他老母亲的住处。当他数月后回到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内低于门外地面的陋室时，一封发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并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铅笔，写了满满两张纸。内中说到王蒙等人给他的信也收到了。“你们都受了委屈了，但也都经受了考验和磨练。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都会不断写出催人上进的好作品来……”
这回信，成了丛维熙的笔尖源源流出优美亢奋文字的重大加速力。
二
1979年6月，因中纪委第三次常委扩大会的一篇送审新闻稿，耀邦要我到他家去面谈如何修改，我没有向他当面表达我和我的全家及所有亲友的感激之情。对于“唯大英雄能本色”的人，他们之所以广及人间正义、恢复人间正义、解除人间苦难、振兴人间正业，不论遭遇何等风险或已经付出了惨重牺牲，难道就是为了让受惠者去道一声谢么？
“文革”磨难
不少“老共青”都知道，在“史无前例”的岁月，耀邦也再一次经过了磨难——
1966年夏季“文革”初发，中央直属机关头一个受到冲击的是共青团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耀邦硬拽到批斗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发晦，汗水浸湿了衣衫，强忍着难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将”们的厉声责问：
“你和刘、邓是怎么往来的？”
“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那么你有没有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是什么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说了。
这样的批斗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6年11月，当红卫兵和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日夜批斗胡耀邦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王力等人接见了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王力在会上大声说：“你们应该狠狠地批斗胡耀邦。他是镇压北京各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罪行负责！”
当即有红卫兵问王力：“可不可以给胡耀邦黑帮们挂大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王力很轻松地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于胡耀邦，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他绝不仅仅是什么‘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而是正像许多小将所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是从根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问题。因此，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你们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难搞好的！”
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和吴德等人出席了这个大会，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和教唆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浆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儿劈头盖脸地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耀邦说。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级每月四百多元工资的高干，现在每月实际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次暮色迷漾，雨声浙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碉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迹”。
张黎群在陕北米脂县当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于1960年初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庐山会议结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平息后，毛泽东又决定恢复1954年“高饶事件”后撤销的各大区中央局，于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让工业部的人分为华北局和西南局两个班底，张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担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党全国大谈实事求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线》杂志频频发表议论，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张黎群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专栏。“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彻底“砸烂”；西南的两个“三家村”被点名的成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四川文联主席沙汀、《成都晚报》总编辑陈柏林等人也立即被关进了监狱。首先被关进监狱的张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来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从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够加重张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们看错人了！
专案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据《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达八年之久，在报社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几句话，就把专案组的人打发回去了。
当然，他们是悻悻而返的。他们回到大西南，“提审”张黎群时就指着张黎群的鼻子说：“那个胡黑帮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保你哩！不过他不说，你自己得老实交代……”
1971年冬天，干校里查“五·一六”分子，一位年轻人也被怀疑审查，他去向耀邦诉委屈。耀邦安慰他说，年轻人也要学会坐冷板凳，切不要泄气，也不怕坐牢杀头。“古人说过，‘以天下力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这是南朝齐文学家孔稚圭说的。我们干革命，就应该有这个大肚量。”
耀邦见这位年轻人似乎听不懂自己随口引出的《后汉书》上的这段话，立即铺开一小张纸，行笔流畅地给他写了下来，后面还加上“孔稚圭”三字。这位年轻人把它视为珍宝地收藏起来，心境渐渐开朗，不久“五·一六”问题也雪化冰消。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并对这位中央特派军代表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然后他在自己写的《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其后直到“文革”结束，他也没签字。
就在这拒不签字的时候，他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我很幸运地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
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变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
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处生根
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
追求什么
……
1972年秋，他才离开了演川于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不久，干校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1974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八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1957年3月，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年批判批判。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瞭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耀邦认为知识分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1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学入托难）、票子（工资太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1976年10月6日，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
同样，“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再说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如果实在扣不上什么帽子，也成了斜眼看的、不可信任的人。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十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
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
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
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年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那时，不仅在“文革”中形成的，几乎等同于党中央号令的“两报一刊”的余威犹存；而且在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由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党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
第三次，1977年3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这三个版本，在个别词语的运用上虽然略有差异，但其中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若以二三两个版本为准，那就是：“凡是毛主席作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本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如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这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三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在第三个版本出来之前的1977年2月18日，春节，在中央苏区时代就与胡耀邦亲如手足的冯文彬去看望胡耀邦。冯文彬看耀邦愁眉深锁，面呈重忧，对耀邦说：“出门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宽宽心！”耀邦说：“我哪儿也不去！”
时过八天，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之一汪东兴，还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找耀邦谈了话，耀邦还是哪儿都不去。直到3月10日华国锋也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了“两个凡是”之后，3月12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找耀邦谈了话，耀邦在3月14日就去见了邓小平。
耀邦对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的时候，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这样的社会——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线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救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不得理，不得不诉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中的冤假错案！
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写多长？”
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华国锋面对代表着当时三千五百多万党员的一干五百一十位代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只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由此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么“文革”中不是“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诬蔑不实之词，等等，难道就应该永远被供着吗？
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发。
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深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意”；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也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古之上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一个自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的人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的案于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党季和组织人事干部也振振右词地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在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处理时有材料依据，不要再费事”；“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是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韧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选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5月版）
“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
1932年，他十六岁，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负责儿童工作时，被称为“AB团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及时而巧妙地解救，他险乎英才早丧。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抢救运动”的漩涡，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连。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
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共产党内也有“AB团”和延安“特务如毛”、必须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抢救运动”等等，都是杀人连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断出来的。
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这一出出自相残害的历史悲剧，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言：永生永世决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这样干！
195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肃反运动”总结大会。作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西元。当刘西元讲到“肃清反革命”的曲折过程时，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边说边接过一旁秘书递过来的一张名单，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炎（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80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编译出版者）。念完了名单，耀邦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他又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1957年整风鸣放，《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就如何办好一份为青年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为主题，作了一个包含五个问题的发言。他说青年报应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照登，而应当精细加工，使其生动活泼，形象具体，不要将报纸弄成个“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把他的这些话见了报，全文被载入人民大学新闻系讲义。
当时人们都不把这当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伊朗等国访问。在接着到来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时，团中央的“反右”斗争由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全权领导。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地在团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张黎群的那句话也被抓住不放，并被密报到党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从国外一回到乌鲁木齐，就给北京的罗毅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斗争情况。当他得知光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约占编辑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总编辑、部主任和业务骨干时，十分震惊而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他立即赶回北京，想出种种办法挽救和保护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讲的那些词句，是糊涂俏皮话。他是说报纸登的通知、讲话什么的太多了，好像是贴布告，说了句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当有些报纸猛批张黎群的那些用词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把张黎群的整个发言稿调去看过了，还在小平面前为张黎群说了不少好话，并拍了胸脯打保票说：“此君绝不会反党！”现在又听到耀邦也是这么说，小平说：“那就算了吧！不过他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当报纸总编辑了！”于是张黎群的问题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被定为“犯了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给予四个方面的处分：写一篇检讨文章，由新华社发通稿，供各报刊登，以消除错误影响；撤销共青团中央常委；党内严重警告；下放陕北米脂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但是不管怎样，耀邦总算从“敌我”分界线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还针对上述四条处分，来了个四条保护措施——在1958年8月举行的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对张黎群说：“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处分决定不登报；保留党的‘八大’代表资格；不当常委可仍是团中央委员；不是一般的‘下放’干部，而是真正有职有权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到了那里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老根据地的贫穷面貌。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
张黎群临离北京时特向耀邦告别。耀邦又叮嘱他说：“党员犯错误是难免的。你看在延安办轻骑队的许立群，那时有人说他犯了大错误，而今还不是被起用了、重用了？你可千万不要没精打采、一副倒霉相！而应该昂首挺胸，回到老区米脂县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遗憾的是，他虽然也作了种种努力，结果未能把《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钟沛漳、陈模等同志和团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从“敌我”线上救回来。但是他对这些同志从不歧视冷落。有人登门求见，只要有空，他都亲切接待。
当这七十多位同志整好行装，即将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接受考验的时候，他又把他们请到团中央二楼会议室，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对于第一点，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而对第二点，却似清泉滔滔地讲了许多。他说在党号召整风时说了几句过头话，并不能表明就是反党。《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大学，而且是参加过地下工作、学生运动的优秀分子，或是地方团委及地方青年报的比较优秀的干部。他们都对党深有感情、工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思想也都比较活跃。
最后，耀邦对这些同志说：“你们都还年轻，有文化、有能力，过去都为党为青年团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耀邦的这番真挚动情的讲话，对这些被推到“敌我”线上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激励，不少人听得直掉泪：“耀邦还是把我们当作自己人的呀！……”
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待。只两三年功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沟沟里的村干部和老乡，还把许多人评为模范干部，他们都婉言谢绝，说他们是下来锻炼的，不参加当地干部、社员的评比。他们回到了团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陈模、钟沛璋回到了《中国青年报》，虽然没有恢复副总编，但都当上了青年活动部和知识部的副主任，不仅让他们编稿、发稿，还可以照样撰写评论和社论。
“反右派”斗争结束，耀邦把各单位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一个一个地请到自己家里或办公室谈心：“你们哪是什么‘右派’，多半是骄傲自满、说话欠考虑而已”；“‘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切不可灰心丧志，自暴自弃。”
他深切关怀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右派”。
1956年，在团中央书记处一次扩大会议上，书记处书记项南、梁步庭等同志，强调共青团要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并提出了一个包括民主化、群众化、自治化的“十点建议”。对这个建议，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和团委，请他们参照执行。
1958年夏，党中央某些同志以检查党的领导为由，先把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他的党籍，接着又要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他们实在抓不住胡耀邦的辫子，就把他曾同意的项南、梁步庭的“十点建议”作为“毒草”来大批特批，连续召开了七十三天的批判会，终于给“十点建议”定了性，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攻击党的领导”，“篡改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会议定项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梁步庭也受了处分。
其后多少年，耀邦一直为没能保护好这些敢于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内疚。他决心要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
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由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
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一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当然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完全同意杨士杰和中组部其他同志的意见，而另一个特大新闻单位的记者则认为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不过在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论。王泽民、付真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表示对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们的主张，不能仅仅“保留意见”，而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
接着，在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成员袁任远家里，陈文伟与王泽民碰了面。他们知道许多老同志都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并当即谈妥，由陈文伟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一个书面反映。陈文伟回到中组部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烟台会议主要牵头者的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员看了这份材料，一再询问中组部送材料的同志：这是杨士杰的个人观点，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送信人回来向陈文伟转述了统战部人员的询问，陈文伟说：“杨士杰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不代表中组部还能代表谁？”但为慎重起见，陈文伟与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伟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夺。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错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没有再去烟台，也没去青岛、北戴河、大连、哈尔滨等凉快地儿，而就在西单以西三百米的民族饭店，又省时间又省钱。不过，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在会上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
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些很坦率的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终于，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一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壁、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伟打了电话——“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陈文伟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手拥护！”耀邦闻声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间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也纷纷见诸报端。
有些省市负责人似乎感到太突然，纷纷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探问这是咋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因此，《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曾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正确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过去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四十五万人；而此刻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一个工业部的政治部，非要把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总工程师留做“样板”不可。杨士杰闻讯，批评这个政治部的负责人说：“难道你们也想唱一台‘样板戏’？！”
这样，这位总工程师才被解救了出来。
这一次大解救，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
笔者本人，也是在这场大解救中被解救出来的一个。
我是1957年“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后，在“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党内座谈会上，着重提出反对“神化和特权”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曾为此发了长篇报道，刊于全国各大报。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时作了转播，港台一些报纸更大肆渲染，台湾新闻界还发了广播，“欢迎”本人到台湾去。
1978年元旦前后，当胡耀邦把抢救“右派”当作重大战略举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年整半百的我还是公安部门严管下的一名“二劳改”，在山西太原东南郊狄（仁杰）村附近四周拉满了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飞车猛推烧砖土。
突然，左车轮被一根脱位的车辐条卡住，随着右车轮的继续飞滚，小车把儿向右猛拐而“打”断了我的左肋骨。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断左肋骨。轻轻地说话或咳嗽都钻心地疼。
当然，在从北大荒到北京郊区的四处监狱，从天津唐山间的茶淀劳改农场到山西太原的劳改建筑工程队，这长达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这种痛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压伤过小腿，被木炭窑中的烟火熏得晕死过。在常年饥饿的难友们不时倒毙于田间、路边、工地的时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条裤衩的净重196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92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电锯、斧头、刨刀伤过手指头，血流如注。
正当又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时候，接到北京来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终于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厂的一些人对她的长达十几年的株连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能立刻插翅飞越重重关山到北京，飞到她的病床边。但是尽管我身背“右派”恶名，被惩罚了足够培育一代人的漫长岁月，我仍然没能获得这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权，而只能在黑魆魆的似无尽头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模。
然而历史唯物地说，这条黑魆魆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时尽管天际已经涌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他仍然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场所，去社会就业或回故地养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劳改建筑工程队一些满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卷，提着内装面盆饭盒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个并不令人留恋的所在地扬长而去。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势不两立的营垒中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也为时不远了。
但是，当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那四只螃蟹烧上铁鏊的时候，空中响彻云霄的吼声仍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既然是毛泽东拍板的“反右派”斗争，当然也只能“按过去方针办”啰！于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没法忍受这茫茫黑暗的挤压。因为我的最大“罪过”，只不过是1957年响应党的召唤，说了一些真心话。即使改“言者无罪”为“有罪”，对我的惩罚也早就过头十万八千里了。因为一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军籍、每月只给二十八元生活费并被发配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当年同是新四军一员的妻子就立即与我划清界线而别，刚会叫第一个单字“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多年染患肺结核一直靠我的济助维持生命的唯一的姐姐，由于济助突然中断，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苏北故土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也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一个年仅二十、又是一名小学代课教师的侄儿，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只需人民币二百元动一次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挽救他的一条命，但是我们一大家子都穷得叮当响，当地政府又不愿为这个“右派”的侄儿而挤出招待上峰吃顿饭的这点儿钱，就看着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会的小镇干部，硬让我的五十开外的二哥戴作霖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没安好心：因为他“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若非拔不可的眼中钉。我的二哥说：“门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实在推不过，只得带头喊。“打倒江渭清”的这一句刚出口，这个会议主持人立刻宣布大会要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右派，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写好“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强迫他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那细铁丝吊着的大铁牌好几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细铁丝就勒破了脖颈鲜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绝症饮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没能回去为他送别。由于同样的羁绊，我的老母亲辞世时，我也未能最后见她老人家一面……
这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这种人继续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断，我的第二个妻子身患难治之症的时候。
她比我年轻整整一轮。当我从北大荒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督劳动回到北京的时候，尽管她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但她认为我并非“坏人”，而甘愿与我苦伴终身。由此她被人称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极端反动”，受尽了人间罕见的磨难。现在她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谁去？！
经说明情由，那个四周圈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一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的管教干事邢凤舞，给我开了绿灯。我回到了北京西单又一顺饭庄后面一座贫民窟小院里：一间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阴冷而潮湿。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着我，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客。两个女孩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袄，两眼汪汪地直流泪。我早听说，尽管她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只因为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就一直当不了红小兵。诸如此类的绝情悖理之为，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
后来在为解除妻儿苦痛而奔忙时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推托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号文件”下发不久，我就得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当面通知：“国庆节后回社上班。”12月15日，上班后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党组（当时称“核心领导小组”）就批准了国内部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以及原国内部副主任庄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报告，并召开了相当隆重的平反大会。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在平反大会前，新华社领导就让我以新华社记者、共产党员身份重操旧业，并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多次谈话，为昭雪“六十一个人”的大冤案广泛搜集写作资料。在平反大会前后，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自己经手编发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错案的稿件，这是我在漫无尽头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断肋骨、回到痴愣愣地瞪着我的妻子床前时，万万未曾料到会这样迅速展现的美好现实。
后来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亲友众多。自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全国各大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后，他们受到株连迫害、歧视，一直抬不起头的多达百人以上。许多“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也许没有这么多人。但仅以十人计，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的这场大解救，至少使全国不下六百万人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
同时还得知这场大解救，并非是胡耀邦们以“下油锅”的精神取得的唯一胜利，而只是一系列胜利的一个，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年12月25日，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又为迅速解决一直使他深感内疚的项南的不幸遭遇，给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
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
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
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节记不清楚了，你
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见是：先找到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
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
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作出决
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两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
因为这一案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 12.25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并指出项南当年为提高共青团的战斗力的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积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这是一个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项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书记。梁步庭后来也由青海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这时，对项、梁往事，耀邦才渐感宽怀。
在这之前，即1979年2月，团中央在西苑饭店召开共青团省、市委书记联席会议。陈模也被邀请到席。在这大半年前，即1978年夏天，为“右派改正”问题争论不休的烟台会议结束之后，陈模曾给耀邦一信，要求帮他平反“右派”冤案。耀邦给他回信说，现在中央五个部对“改正有派”问题的意见尚不一致，你的“右派”平反问题一时还难以实现。他提议暂时先解决重新入党问题，然后再进而谋之。陈模向机关党委表示他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不能只来个重新入党。机关党委说，为了方便工作，这只是个临时变通办法嘛！陈模说那得允许他保留日后要求平反错案的意见。机关党委表示同意，于是党支部一致通过陈模重新入党。第二天，他就被宣布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民族饭店会议结束，陈模和团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彻底改正。这一次，陈模就是以上述党组副书记、社长和总编辑身份应邀出席团省、市委书记会议的。
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入场时，陈模一进门就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耀邦进场时，一眼就瞅见了陈模，连忙微笑着走过去与陈模紧紧地握手，询问陈模的工作和身体近况，边说边拉着陈模的手向会场的前项走去，让陈模在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坐。随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着陈模对全体会众说：
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
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
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
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使得陈模又一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耀邦已进入会议主题正式开讲了，陈模边作笔记边不时地擦眼泪。
单单是对“右”字号人物的关怀与解救，耀邦的这类故事就多了。作家丛维熙也对笔者说过，1978年烟台会议与民族饭店会议之间，他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电影剧本，曾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反右”落难后的遭遇，并言明他不会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请迳直寄到东四北大街一条小胡同他老母亲的住处。当他数月后回到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内低于门外地面的陋室时，一封发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并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铅笔，写了满满两张纸。内中说到王蒙等人给他的信也收到了。“你们都受了委屈了，但也都经受了考验和磨练。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都会不断写出催人上进的好作品来……”
这回信，成了丛维熙的笔尖源源流出优美亢奋文字的重大加速力。
二
1979年6月，因中纪委第三次常委扩大会的一篇送审新闻稿，耀邦要我到他家去面谈如何修改，我没有向他当面表达我和我的全家及所有亲友的感激之情。对于“唯大英雄能本色”的人，他们之所以广及人间正义、恢复人间正义、解除人间苦难、振兴人间正业，不论遭遇何等风险或已经付出了惨重牺牲，难道就是为了让受惠者去道一声谢么？
“文革”磨难
不少“老共青”都知道，在“史无前例”的岁月，耀邦也再一次经过了磨难——
1966年夏季“文革”初发，中央直属机关头一个受到冲击的是共青团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耀邦硬拽到批斗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发晦，汗水浸湿了衣衫，强忍着难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将”们的厉声责问：
“你和刘、邓是怎么往来的？”
“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那么你有没有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是什么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说了。
这样的批斗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6年11月，当红卫兵和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日夜批斗胡耀邦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王力等人接见了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王力在会上大声说：“你们应该狠狠地批斗胡耀邦。他是镇压北京各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罪行负责！”
当即有红卫兵问王力：“可不可以给胡耀邦黑帮们挂大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王力很轻松地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于胡耀邦，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他绝不仅仅是什么‘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而是正像许多小将所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是从根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问题。因此，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你们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难搞好的！”
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和吴德等人出席了这个大会，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和教唆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浆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儿劈头盖脸地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耀邦说。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级每月四百多元工资的高干，现在每月实际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次暮色迷漾，雨声浙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碉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迹”。
张黎群在陕北米脂县当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于1960年初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庐山会议结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平息后，毛泽东又决定恢复1954年“高饶事件”后撤销的各大区中央局，于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让工业部的人分为华北局和西南局两个班底，张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担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党全国大谈实事求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线》杂志频频发表议论，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张黎群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专栏。“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彻底“砸烂”；西南的两个“三家村”被点名的成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四川文联主席沙汀、《成都晚报》总编辑陈柏林等人也立即被关进了监狱。首先被关进监狱的张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来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从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够加重张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们看错人了！
专案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据《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达八年之久，在报社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几句话，就把专案组的人打发回去了。
当然，他们是悻悻而返的。他们回到大西南，“提审”张黎群时就指着张黎群的鼻子说：“那个胡黑帮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保你哩！不过他不说，你自己得老实交代……”
1971年冬天，干校里查“五·一六”分子，一位年轻人也被怀疑审查，他去向耀邦诉委屈。耀邦安慰他说，年轻人也要学会坐冷板凳，切不要泄气，也不怕坐牢杀头。“古人说过，‘以天下力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这是南朝齐文学家孔稚圭说的。我们干革命，就应该有这个大肚量。”
耀邦见这位年轻人似乎听不懂自己随口引出的《后汉书》上的这段话，立即铺开一小张纸，行笔流畅地给他写了下来，后面还加上“孔稚圭”三字。这位年轻人把它视为珍宝地收藏起来，心境渐渐开朗，不久“五·一六”问题也雪化冰消。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并对这位中央特派军代表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然后他在自己写的《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其后直到“文革”结束，他也没签字。
就在这拒不签字的时候，他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我很幸运地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
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变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
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处生根
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
追求什么
……
1972年秋，他才离开了演川于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不久，干校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1974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八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1957年3月，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年批判批判。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瞭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耀邦认为知识分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1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学入托难）、票子（工资太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1976年10月6日，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
同样，“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再说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如果实在扣不上什么帽子，也成了斜眼看的、不可信任的人。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十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
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
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
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年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那时，不仅在“文革”中形成的，几乎等同于党中央号令的“两报一刊”的余威犹存；而且在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由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党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
第三次，1977年3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这三个版本，在个别词语的运用上虽然略有差异，但其中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若以二三两个版本为准，那就是：“凡是毛主席作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本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如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这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三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在第三个版本出来之前的1977年2月18日，春节，在中央苏区时代就与胡耀邦亲如手足的冯文彬去看望胡耀邦。冯文彬看耀邦愁眉深锁，面呈重忧，对耀邦说：“出门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宽宽心！”耀邦说：“我哪儿也不去！”
时过八天，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之一汪东兴，还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找耀邦谈了话，耀邦还是哪儿都不去。直到3月10日华国锋也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了“两个凡是”之后，3月12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找耀邦谈了话，耀邦在3月14日就去见了邓小平。
耀邦对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的时候，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这样的社会——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线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救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不得理，不得不诉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中的冤假错案！
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写多长？”
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华国锋面对代表着当时三千五百多万党员的一干五百一十位代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只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由此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么“文革”中不是“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诬蔑不实之词，等等，难道就应该永远被供着吗？
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发。
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深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意”；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也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古之上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一个自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的人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的案于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党季和组织人事干部也振振右词地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在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处理时有材料依据，不要再费事”；“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是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韧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选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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