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學校畢業工作不滿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後被投入勞改，先後經過勞動教養和判刑勞改兩個階段。等到平反時已在監獄中渡過了二十一個春秋。恢復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癥哮喘，依賴激素維持生命，終於一生毫無成就。種種往事不堪回首。曾寫了一篇短文以自娛，敘述在獄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卻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見了，建議我將過去之事全部寫出來。我接受了這一建議，按照事件的先後寫來。這並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真實記錄。我平平敘來，不加文字修飾，也很少發揮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這篇文字來嚮親朋好友訴說我的親身遭遇，使他們瞭解當年思想獄以及勞動教養和勞動改造的情形。說到我的經歷，當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見的人，他們各有各的故事。這些故事，衹要是真實可靠、完整或比較完整的，我都記錄在文中。可惜由於在獄中不可能記日記，有些記不清的，衹好略去，記得的，也往往是個故事梗概，寫來未免不夠生動。然而，我寧可要真實而不去文學加工這些內容。因為有個故事梗概也足夠了，讓事實去說明問題不更勝於文學的創作嗎？
一 學生時代
我是1953年考進復旦物理係的，當時正值院係調整後的第二年。院係調整將所有大學的院係拆散，再按蘇聯模式重新組合。復旦大學是所謂的綜合性大學，即衹有文、理科的大學，其物理係是由原來上海地區各大學以及浙江大學的物理係合併而成。學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學為樣板，例如上午連續上五節課而下午則為自修。這種課時安排衹維持了兩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係是一個大係，每屆新生有120人左右，分為甲乙兩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級乙班的物理學是由係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課的，王先生原是同濟大學物理係主任，是一位忠厚長者。當時的教材也都照搬蘇聯的，物理學用的是福裏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學》。書倒不失為一本好書，但是其民族狹隘性和政治宣傳實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許多偉大的科學貢獻都被說成是俄國的，還會有“列寧寫道……”，“斯大林教導我們說……”這類莫名其妙的文字，實在令人討厭。
一邊倒學蘇聯的另一措施是廢除英文，大學裏全部從頭學俄文。一年級時的俄文教師名叫鬱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瑣而且素質極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這個字時說“這字是稀飯，但外國人的稀飯比我們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東西的”。正好這同一課中又教到了чай這個字，他於是操無錫語大呼道”外國人不像我們，外國人吃茶要放糖的”。我聽課至此實在忍無可忍，便對身旁的同學駡了聲“放屁”。不料此話卻被他聽見了，便指着我問“你說什麽？”我不動聲色地就坐着回答說“我說你放屁”。他沒料到我會如此回答，氣得混身發抖，漲紅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門大聲吼叫道“你，你，你給我出去！”我於是毫不在乎地離開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來找我，要我檢討。我說我何錯之有？他說“鬱去病大鬧，表示不肯來物理係上課了。王先生不得不為此嚮外文係道歉。這件事本應王先生自己找你談，但他又不願意。所以我來了”。這樣，我衹得寫了檢討。過了幾天，佈告欄中貼出我被記大過的佈告。這個大過衹是裝樣子而已，它從未被撤消，但在我後來提前畢業時，也未被按規定寫在文憑裏。不過經此以後，我對俄文反感更深。鬱去病這個人相貌奇醜加之一臉媚蘇之態，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學教師的位置上，上課時我感覺到的簡直象是看諷刺劇。所以我從不聽講而最喜歡他舉行臨時測驗，因為可以繳上白捲就走。到了學期終了，我花一個多星期苦功，在大禮堂全校一年級的俄文考試上仍然第一個交捲。我們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績非常好的同學和我一前一後走出禮堂，她很不高興，認為我繳白捲還要搶在她前面。而鬱去病拿着我滿分的考卷氣得不得了，對同學說“他平時成績不好，給六十分！”。
其實象鬱去病這樣素質的人當時大學裏也並不少見，我們看到了趾高氣揚的所謂蘇聯專傢，他們年紀輕輕卻在其上課的教室裏要備上火爐。總有一夥人滿臉諂笑地圍着他們轉。那時大學裏有四門必修課，分別是：中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辯證與歷史唯物主義和聯共黨史。單看堂堂中國的大學，每人必得去讀蘇聯的共産黨歷史就已經夠令人氣憤的了，更何況這四門強迫要上的課無一不是很荒誕的。中國革命史而不談推翻滿清的國民革命，卻立論在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單憑列寧說過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一句空話而不問列寧身後事實如何，不問斯大林非但沒有實行列寧的話，反而變本加厲利用美國要他們在德國投降後出兵打日本的機會逼迫中國接受外蒙獨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條件的事實，就把蘇聯頂在頭上，開口閉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讀高中一年級時就對中國近代史有過興趣，我從史料上讀歷史並不要人傢把史觀強加給我。在我看來歷史是歷史人物的奮鬥史，每一個歷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時候歷史課就變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人物都失去了個性，歷史被簡單化為：因為某人是某階級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學裏的革命史課一點也不比中學裏的多點內容。上課的教員也完全沒有學者的樣子，一看就是個政工幹部，拿着講稿念經而已。
我在讀高中二年級時，對化學發生極大的興趣。我買到了影印的LinusPauling的書，對他用量子化學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學鍵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時《科學通報》雜志卻連篇纍牘地用所謂的辯證唯物論對Pauling的共振論進行批判。我看透了這種批判的毫無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銷聲匿跡了。事實上蘇聯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學說。這件事使我認清了所謂辯證唯物論的實質。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發表的兩本小册子《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而大學裏的這門課程卻就是這點內容，一個下午便可讀完的東西卻煩瑣化成兩厚本書，適足以讓低能兒讀得昏天黑地而已。辯證唯物論的幾條原理，都是空話。例如所謂“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相互關聯的”這話並沒有指出關聯到了什麽程度，就談不上對具體事物有任何指導意義。衹能用來做事後諸葛亮來駡人而已。二年級的政治課是政治經濟學，同樣也是很可笑的，馬剋思的一本剩餘價值的小册子，也是兩個小時可讀完的書，被擴大為兩厚册，加了一些最簡單的算式就貌似科學被那教員翻來覆去地講。那時還有所謂課堂討論。我實在不願意作違心之論，對“工人階級絶對貧睏化”之類的屁話進行了反駁。
一年級時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為所謂的“落後份子”，除了因政治課遲到上過佈告欄被叫到教務處挨駡外，還有逃避文娛活動。那時規定下午三點半有種種活動，其中文娛活動非常無聊，例如坐個圓圈在背後拋手帕或做“我們要揀一個人”之類小孩子遊戲。大學裏強製要參與這種活動豈非笑話？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園去看書。
到了1955年反鬍風運動時，我並沒有看到鬍風萬言書(1)的內容。那時學校新建了學生食堂，也兼作夜自習之用，故沿壁有一些書櫥。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兩厚本鬍風的作品，其中文藝理論文章文字彆扭，且多馬列主義詞句，就一翻而過。在詩作中，我見到了一個長篇《時間開始了》，居然是對毛澤東極盡阿諛之能事的，足以和後來文革期間的個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覺得簡直是個絶大的諷刺，當然也因此不認為他的詩有什麽高明。於是從公佈的《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揚等爭權奪利，派係之爭而已。但是仍對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認為不合法製精神。在背後說了三篇《材料》的按語為橫蠻無理斷章取義，根本看不出有什麽反革命的證據，並懷疑獲得私人信件的手段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衹語來定罪是將思想等同於行動，毫無道理。不久見到報上聲勢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聲之大，其文章用詞之兇惡蠻橫等都使我感到氣憤。後來，這些人幾乎也都未能逃過反右派運動和文革的命運，而他們開創的謾駡文風也都輪到他們自己去享受。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們的大名了，反正對這些人歷史自有公論，這是後話且不去說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隨之而來的肅反運動的對象！班級中負責肅反運動的同學竟然對與我最要好的同學說：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經肯定，“他對你抓得很緊，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語。那時所謂“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解為指某人是美蔣特務之類，我那同學經不起這樣的恐嚇，就揭發交代了我平時的一些言談。批鬥會的範圍還衹不過是在班級之內，其具體情況已記不詳細了，但還記得居然派了一個同學連我上厠所也跟隨着，好像怕我會尋短見似的，我也因而頻繁如厠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間他們還有一次把我叫到一個同學家去，我故意用香煙將指甲熏黃了，做出深受打擊苦於思考的樣子，以滿足他們的狂熱。其實這些人何嘗蠢到會相信我是特務！無非是拼命表現自己，夢想得到好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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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多年後，我纔知道鬍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國後長期和左聯的領導周揚意見相左，53年被黨內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為“反現實主義”有“反馬剋思主義傾嚮”。54年7月他上書言事內容主要為對林、何的答辯並說明自己的文藝主張：反對將文藝當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當作了黑格爾底絶對精神，以為一切都是從‘政治'出來的，反對文藝脫離歷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光明面為主、反對把作傢、藝術傢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要通過寫人去寫出‘人生的真實’，以群衆喜聞樂見作為審美標準。這些意見當然是對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澤東，55年5月當他得知毛要將他的信公佈時，趕緊寫出檢討聲明，求周揚上達天聽，但為時已晚。
(2)即《關於鬍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評語為毛澤東所寫.
由於我和其他係的同學交往不多，對肅反運動的全貌就不夠瞭解。我總算還未被關起來失去全部自由。但衹要設想一天二十四小時生活、學習在一個環境裏的一個熱情、外嚮的人卻沒有一個熟人敢對他露一絲笑容。無不莫名其妙地一臉漠視。這是一種何等樣的迫害！
三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裏，因為這場運動，除兩位同學外竟沒有人敢和我說話！這兩位同學，一位是吳詠章，他是個非常忠厚老實的人，與世無爭，極少談自己的看法，各方面無任何突出之處，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哲理，故能免禍。另一位同學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兩班，因病休過學，纔與我同班，他一邊上學一邊還負擔着家庭，當他知道我也窮睏時，便介紹我與他一起去一處補習班教書。這在當時是很擔風險的，因為違犯了校規。追憶到我在讀高一時，曾因申請減免學費未成而幾乎失學，後來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顧彪同學的幫助，在他開辦的補習班教書。顧彪後來就讀於華東化工學院，他同時還負擔着母親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這一年早些時候為此竟被開除(3)。由此可見薛瑞相同學是如何仗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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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年後，化工學院表示當時的處分重了一些，但為了學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工而轉到水産學院去學習。畢業後，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輪駕駛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到了第二學期，政治空氣鬆動了，負責肅反的同學對我說“你的問題經過審查，沒事了。”就這樣一句話，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筆勾銷。幸而我膽大，或許是麻木，對這迫害毫不在乎，沒有任何精神創傷。但也正是沒有因此而對共産黨懼怕，存戒心，沒有悟出在這個社會裏，思想也必須時時和共産黨保持一致，否則便算犯法．所以兩年後纔又惹了禍。這是後話，且不去說它。不久，有所謂嚮科學進軍的口號，重視起學習來了。於是又要我在年級的會上介紹學習經驗。我和同學們恢復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鐵道科學研究院去生産實習，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火車，滿耳朵衹聽見“勞駕”、“藉光”。聽慣了上海街頭的粗話，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時便聽不到了，由此也可見這些年來民風的變化。北京鐵道科學研究院那時還很簡陋，我們去的實驗室衹有一位大學畢業的姓傅的工程師負責研究，兩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專畢業生。他們都十分熱情。研究的項目有三，我現在衹記得一項是超聲探傷，另一項是研製鐵氧體材料。與國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要製造一種用於三路載波電話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滯回綫的鐵氧體材料，而當時蘇聯已用上了十二路載波電話，美國更是超過百路。然而院裏的保密制度卻非常嚴格，我們所做實驗的記錄在離開時都以幫我們核對為藉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當我去他們圖書館藉閱很普通的國外雜志時，竟以保密為由不能看雜志，衹能藉到雜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鏡閱讀。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們北上的復旦講師黃先生因為其人事材料未及時送到，竟然被拒之門外。她也樂得不必擔任指導，衹在休息時間來看看我們罷了。
二 畢業前後
實習結束回到上海後得知我們這一年級要分兩個專業，我選的半導體專業要集中到北京大學去學。於是傢裏便為我準備了棉衣棉褲。因為火車票的關係，六十幾個同學要分三批走。當第二批走的名單宣佈後，住在我傢附近的一位女同學跑來說：“我的外婆和媽媽捨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幾天。能不能請你和我對調。“於是我們倆人一同去學校，對係主任王先生說了。王先生對她說：“你可以另外找同學調，但不能和他調。”我聽了很納悶。後來第三批名單宣佈了，仍然沒有我。直到開學後好幾天，纔有電話來叫我去學校。一路上我估量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運動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當我踏進係辦公室時，一看已有五位同學等在那裏，他們都是黨、團員。大傢相視一笑，就知必有什麽好事在等着我們。不一會兒，係主任叫我們進去說：“你們幾人已提前畢業，留任助教了。”係主任助理戴樂山先生補充說：“祝賀你們已成為年輕的物理學家了”大傢不禁笑了起來。戴先生進一步解釋說：“因為上一班同學中的優秀者都給科學院要去了，我們擔心到你們畢業時留不下來，故報請教育部讓你們提前畢業，批文還未到，但北京的電話已來了，馬上通知你們。”接着便安排了工作，他們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論物理教研室。叫我馬上去吳劍華先生處報到，擔任理論力學助教。最後，王先生說：“你們可以先去財務處領薪水。”
當時正完成了工資改革，高等學校教師工資分12個等級，1到3級為正教授，4到6級副教授，再往下則各有3個級別的講師和助教。我們頭三個月領試用工資，然後是12級助教的65.5元工資。當時可說是對知識界較寬容的年代了，不久，運動迭起，次年畢業的人工資就衹有48元了。
在二年級時，吳劍華先生曾教過我。我受命到他處去報到時，他正受命開數學係的理論力學課，數學係對此課程的要求很高，此時他藉來一書架的參考書正在認真地寫講義，見到我去報到擔當他的助教非常高興。當時他薪金剛提高到133元，即講師最高級別的工資，又適逢補發工資，便邀了正好來訪的厲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寧路凱福飯店吃飯，飯後還看了電影。席間，兩位先生相互談了一些係裏教師間的事，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教師生活中不為學生所知的方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過得非常愉快，學生們都愛戴我，不但我負責的力學而且在其它功課中發生的問題也常有同學來找我。此外，三年級時指導過我做研究的王恆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後經濟也解了睏，我負擔起了家庭的開支。眼盼着生活會一天天好起來。
吳劍華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誠懇而又熱情洋溢的人，他一個人住在復旦的淞莊宿舍裏，生活很簡樸，工作之餘，天南地北地和我無話不談。有一次談起他的經歷。他是抗戰勝利前夕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的，勝利後曾先後在昆明、上海等地教書，1948年他在無錫的江南大學任教，那大學的學生雖說一般都是富傢子弟，但在那年頭也多半很左傾，他們對校方一個管總務的不滿，認為他賬目不清，吳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評那總務說”你怎能如此呢。”於是就有了矛盾。國民黨潰敗前夕，學生們組織應變護校活動，矛盾日益加劇，他感到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傢蘇北海安。1949年2月，當地政府三次上門邀請他參加革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蘇南行政公署的教育處報到。穿起了軍裝，後來隨軍南下，所屬單位簡稱為蘇南文教處，他戴上有“軍管”兩字的臂章，參加接管江南大學等學校的工作。他說：“工作很簡單，到了一校，校長表示擁護政府接管，於是組織校務委員會接管權力。”這樣幹了幾年，他深感其中人際關係之復雜。於是，趁有所謂歸隊政策之機會，在52年大學院係調整時來到復旦。
接着他談到了來復旦後的遭遇，當時復旦物理係纔二十幾位教師，不久來了個總支書記錢孝衡，此人有很復雜的歷史背景，恰好係裏有有兩人知道他的過去，他便設法趕走了一位而又處處難為另一位。這另一位衹不過是位教輔人員而已，名叫周長春，在肅反時竟被關了起來。吳先生為此打抱不平，就也從此受到錢的迫害。錢到物理係後發展了許多人入黨，周世勳等都是他介紹入黨的。他告訴我說周世勳48年去美國留學，50年還未讀出學位就回國受聘於基督教的上海滬光大學為副教授，院係調整後到復旦。由於他的職稱與學術水平不相稱，就用上了各種手段，在政治運動中積極表現自己，打擊別人，無所不用其極。經吳先生這麽一說，我纔明白了為何周平時總是那麽裝模作樣，架子十足。有一次在習題課上，竟然板着臉回答一個同學的提問說：“這種問題也來問我！問助教去！”原來是為了掩蓋他的不學無術。
吳先生使我明白了原來高等學府也並不是一片淨土。
三 反右運動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恆守先生傢去，他們正用着早餐，先生問我：“看過今天的文匯報嗎？”我說沒有，其實我醉心讀書從不看報。先生說：“怎麽可以不看！”邊說邊指着沙發上的報紙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係的秦素美教授，她對着先生微嗔道：“為什麽人傢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起身將報遞了給我。那報上登載着先生一篇題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副標題是亂、偏、糟三個醒目的字。文章批評了在高校中，由校長還是由集體領導的制度都還沒有劃一規定，校長以下的編製也沒有製定出來。在業務領導方面，生硬地學習蘇聯等。我說這意見當然是對的，並補充說例如誰不知道理科應該和工科結合併指導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結合呢；又何必非學蘇聯不可呢？
我們接着討論了一些對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訴我說現在形勢很好，共産黨很能接受意見。他談到參加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的情況。講了一件事，原來先生曾作為政協委員參觀過上海火車站，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從內蒙古運來的牛經設有養牛場的大場站不下車，卻要轉運至江灣站下車，理由是鐵道部不允許，怕髒，然而從另一處運來的豬卻是在大場站下的。怪不得我們經常在上學校的公共汽車上看到成群結隊的黃牛被驅趕着沿邯鄲路走嚮市區的屠宰場。先生就此事在宣傳工作會議上提了意見。說經過長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還要經此折磨呢？要說是髒，則牛、豬又有何區別呢？他在會上風趣地說，如果真的火星上有人，用望遠鏡看地球時，豈不要奇怪為什麽上海的牛常常大遊行？他很得意地說這一幽默引起了與會代表們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運動開始後，這一句玩笑話不但被大肆宣揚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而且還存心造謠在報上登漫畫，畫王先生在火星上用顯微鏡看地球，辱駡道：堂堂物理學教授竟不知顯微鏡和望遠鏡的區別。這是後話。
從王先生傢回來後，我心中很輕鬆，並對文匯報也有了興趣。這正是短暫的一段大鳴大放時期。報上批評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氣息。校內也召開了許多鳴放會，出現了大字報。我除了聽聽宿舍中同事的議論外，並無暇去參與這些集會或看大字報。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馬明敏同學等幾個人到我宿舍來說她們班級正召開着座談會，並邀我參加。那時我正看着書，便拒絶了。她奈何我不得，便玩笑地將拉綫開關一拉，嬌嗔道：“不讓你看書！”她們一走，我就到門口去開燈，但轉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況我們本是同班同學，怎能畢業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燈，跟了上去。就這樣，參加了物理係四年級的鳴放座談會。
座談會設在1200號教室大樓四樓西邊的大教室裏，中間用課桌圍了個方塊。同學們擁我坐到了桌邊，四面一望濟濟一堂，原來除了物四同學外還來了許多人。發言此起彼伏十分踴躍。到會的還有人事科長王零，原來這是一個嚮人事科提意見的鳴放會。同學們舉了許多事實來提意見，然而王零卻不作一聲。坐在我邊上的一位同學促我發表意見，我拗不過他，便站起來說了幾句，大意是：同學們提了許多，到底對不對呢？大傢說人事科中每人有個人事袋，裝着當事人無法知曉更談不上分辯的告密條子，而這告密卻嚴重影響着當事人的前程（4）。我看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長王零既然在座，何不表個態，省得大傢無的放矢！要是真有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的問題了。人事科做這種黑暗，見不得人的勾當，太不應該了。更不去說有人提到的黨的人事科這種說法了，黨作為一個整體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怎能管到黨外人頭上來呢。反之，如果我傢中保有黨員的檔案，你們如何看法呢。所以，如真有這種性質的人事袋，應該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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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80年代時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時的一位同學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學在肅反時無中生有地密告為加入過我的小集團，雖以優秀成績在山東工學院畢業，卻得不到重用，後來文革時與幹部一起勞動，幹部說“咦！你根本不像是檔案中寫的那種樣人。”在他追問下，纔得知實情。告密者是個黨員，曾爭取我入團，我則叫他也不必問政治，但我們私交不錯。他就讀於南京航空學院，通信甚密，肅反後失去聯繫。80年代見面時也牢騷滿腹。不知他當時何以出此，更不知幾人受害。1997年嚮明中學校慶，我們班級同學歡聚一堂，一位當時的黨員同學黃紹元坦誠地告訴我，當時徐還是團員，是受黃之命來和我要好的。黃說：“你當時如能因此入團，徐就立大功了。那時，天主教徒吳寶昌同學是我們的打擊對象，你是爭取對象，因為要發展又紅又專的黨團員。”我不禁發笑，還衹是個中學生哪談得上“專”？黃在會上深深緻歉，說他當時傷害了我們，這使吳和我都大為感動。當然對我是談不上傷害兩字的。黃後來在大學裏也被打為右派。同學會上還見到一位從五愛中學轉來僅在高中同學一年的黨員，他說他大學四年就讀了四個大學。顯然是個職業學生了。
王零真不愧是個老姦巨滑。藉這機會就站起來說：“今天的會開得很好，可是大傢提的意見還不夠尖銳。請下次開會再提。今天的會就到此結束。”
到了6月，報上的情形已經大變了。一派聲討右派的文章鋪天蓋地。幾乎都是是非顛倒的漫駡。然而我還完全沒有感到迫害將臨。我們的宿舍裏仍然隨便地議論着報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說當年共産黨進城“人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人民也會推翻共産黨，甚至於要殺共産黨。這話在要殺共産黨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為何要自認前提已經成立而說葛要殺共産黨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個房間又是同時提前畢業的王兆永同學對我說：“今天下午四點半請你開會，對黨提意見。”王兆永原是在肅反時負責整我的同學，但在畢業後，住在一起，學業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對彼此的為人都有瞭瞭解。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麽枕邊放着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看呢。他說這畢竟更符合事實。又有一次我對他發牢騷說：“共産黨不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門口貼出佈告稱；今天下午有重要會議，務必出席，雲雲。但結果會上說的不過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來不吃油的農民現在也吃油了。於是，油的供應便有些睏難。下個月起，要發油票來限量供應。我說，發個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虛說什麽重要會議呢？再說，建國時期要省下油來換外匯買鋼鐵，我們也理解，也願意束緊褲帶支援國傢。但為何要說這種混話來騙我們呢？再說召集應對會議負有責任的人來開會是發通知，而對會議沒有責任的人來說應該發請柬。你們動不動就以命令的口氣出佈告，又不寫內容。豈非不尊重人嗎？當時他對此不置可否。但這一回卻真的拿出一張復寫的請柬來。說：
“這次是我們黨誠心誠意地請你提意見，你看，這不是請柬嗎？”
果然，請柬上有邀請參加整風座談會雲雲的字樣。王接着又重提了我過去的牢騷，說現在黨已經懂得尊重人了。聽我再三回答說對此不感興趣後，他又說：
“這次不但黨請你提意見，而且我本人也很想聽聽意見。這樣吧，作為交換條件，我先請你看電影。”
這樣，我們去海寧路看了第一場電影。散場後，在回校的公共汽車站上，我推他擠上了車，卻縮開了手讓車門在他身後關閉了。車子起動的瞬間，他轉過身來，苦笑着點點車窗，說：
“你呀！就是不肯開會。”
我被他說得不好意思起來，就等了第二輛車，到了學校。
鳴放會的會場設在普通物理教研室，與會的是全體物理係助教。談了一會兒後，瀋天增（5）發言說：
“我懷疑這次運動會不會是釣魚？……，……”
還沒等他把話說完，郭有思便跳了起來，指着瀋的鼻子駡他右派份子。瀋天增並不雄辯，發言時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揮地書生氣十足。聽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賈起民（6）等的臭駡，不禁呆了。
我這時忽然有一個念頭，想當年肅反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卻受不了驚嚇。一年多不和我說話。現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沒有過知心的交談。我卻要讓你看看我是怎樣對待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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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瀋天增和下文將提到的郭有思，賈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前畢業的。那年共提前了12個同學畢業當助教。
（6）郭、賈二人當時最是窮兇極惡。文革中郭帶頭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傢，忠厚如王先生對吳劍華先生說：恨不得殺了他！可見郭當時的面貌，後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後我和一位當年在北京的同學說起賈，她問我為何如此厭惡他，我以當時情況相告。她卻講出令我吃驚的事來。原來賈是80年代纔入黨的，入黨時說很後悔當年之事，說那時支書薛履端拋材料，他充了大炮。薛當年在會上一言不發，會後見到我時，左右一看若無人便嚮我露齒微笑，我一直還感激她呢。
（７）畢業後，經王兆永提出，瀋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傢去相互作報告討論物理問題。
這樣我舉手打斷了接連着的批判發言，站起來辯道：
“我所聽到的，瀋天增並沒有肯定地說共産黨釣魚；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說出來。否則不合邏輯。他的意思衹可能是：希望共産黨不要釣魚。再說這話也不是他發明的，報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這句話不但阻止不了他們的無理吼叫，郭、賈二人反而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這樣，矛頭便轉到我的頭上。這時候根本沒有什麽辯論可言，完全是毫無道理的攻擊。這幫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責問的口氣吼出各種各樣的辱駡。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責問”一辭其實是不確切的，他們並沒有“問”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話來供他們攻擊。所以我一答辯就引來更多的攻擊和挑釁。我相信他們是預先密謀策劃過的。這些人都是黨團員，平時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動聲色，甚至和你一同發議論，也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公表示不滿，但是在運動來前，他們便被召集起來進行陰謀策劃。到時一擁而上完全喪失了人性。我如稍微關心點校內形勢，就應知道許多單位已在批鬥右派，不會中圈套前來開會。但即使不來開會，也逃不過這一劫；有一位講師吳椿，平時很少說話，到了59年，他正在圖書館看書，錢孝衡去找他說：“你現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還是有前途的。”從此降職降薪成為賤民。後來知道，定他為右派的依據衹是他對生産的火柴桿改短和買來的布縮水太多發了牢騷。不過從後面發生的事來看，黨支部書記王兆永卻並不知道我的事情會如此嚴重，大概僅是受命誘我開會而已。
他們責問我王恆守是不是右派，我斷然否定。又問章伯均、羅隆基。我說他們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來評定？在被逼不過時，我衹好說就算他們是右派，但單憑報上的材料是不足為據的，必須另有依據。
因為瀋的發言中曾有懷疑共産黨的本質是否結黨營私之語，便七嘴八舌地責問我：
“為什麽你反對黨的領導？”
我答道“何以見得我反對了黨的領導？”
“憲法規定了黨的領導，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規定了，你認為如何？”
“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又不是中華黨員共和國的憲法。由誰領導應由人民按選舉結果决定。”
“你為什麽反對在憲法中規定黨的領導。”
“如果定死了則萬一將來黨蛻化變質怎麽辦？”
此語一出，跳起了一個後來成為大人物的華中一（8），他居然隨身攜帶着黨章，從口袋中掏出來念道：
“中國共産黨黨員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並自以為有理地據此反問“既是先鋒隊怎可能蛻化變質？”
我聽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譏道：“黨章規定的不過是你們奮鬥的目標，那有一規定即成事實之理？正如物理學上有理想氣體的假定，和實際氣體是有區別的。難道說你認為被你們駡的國民黨其黨章就規定了黨員皆地痞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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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華中一當時並不是助教，卻來此開會。他交通大學畢業，雖為黨員卻不服從畢業分配，不肯去外地。後來趁周同慶教授負責研製X光管的機會，跟來復旦。他反右起傢，搖身一變成了電真空專傢。據負責文革期間主編工農兵物理教材的吳劍華先生後來告訴我，看了令他編的《直流電路》一節後，曾當面指責他“連抄書都不會！”後來他居然榮任復旦大學校長之職。他“指導”的研究生無不對其“學問”搖頭。有一位和他爭論後，正擔心報復，不料卻被送出國去也。
又有人提到我肅反時被檢舉的一句話，說我講過若鞍鋼被美國扔了炸彈，我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國士兵被殺，我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也毫不同情。這完全是斷章取義的挑撥之辭。事實上，我當時是指着報上的一段話而作的評論。報上將美國飛機在朝鮮炸我陣地說成是不人道。我批評其不會宣傳，說這和人道無關，我軍也要炸他們的陣地。如說其不人道，應舉的是炸我婦女兒童。即使炸了鞍鋼，殺了士兵也不幹人道之事。可在惡意挑撥之下豈容分辨？馬上大呼說我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云雲。這樣一直瞎吵到時間不早了。散會前令我表態，我說：
“我根本不關心整風，也無意提意見。今天來此開會全無準備。想不到有此結果。”
於是他們便令我於7月1日再開會。
7月1日的會規模已為全係教職工會。是針對我的批判會，先令我發言。我並未說任何新觀點，不過是對他們的惡意攻擊作些解釋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隨便的發言後來卻被他們說成是反黨八大綱領。現根據復旦當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錄其中以“八點綱領性意見”為標題的一段如下：１，我要求大傢抱着純客觀的態度來討論問題，有人說這不可能，說不是這個立場，就是那個立場，我是不同意的，因為所謂衹有兩種立場的看法，是從馬列主義來的，而客觀真理不見得就是馬列主義，我的本意對黨並無敵意的，如果你們認為有，那是馬列主義的偏見。２，從古到今都有愛國人士，如杜子美、陸放翁等，衹要是愛國人士，都是為低層人民訴苦的，當然，所謂‘低層人民’就是勞動人民。他們要為低層人民訴苦不外是這三個理由：（１）他們是大多數，（２）他們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無知。（３）沒有人做他們的代言人。愛國人士為無産階級着想，不等於承認無産階級領導。３，我沒有認為資本主義優越；對社會發展問題，我沒有研究，我不是學政治的，也不感興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種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義不反對說有的東西我們還未知吧？我說過人類道德不可能達到，這是不是校刊標題上說的‘反對社會主義路綫’呢？我說不是。……但一定要說成引導大傢走嚮共産主義的路，我不贊成。４，我覺得黨有缺點，我接觸到的黨員就都有缺點，（這）說明（了）黨的實質。我現在贊成共産黨是因為其它黨沒有執政能力；現在因為衹有共産黨領導，不得不如此，（但）沒有什麽理由說一定要共産黨領導。我說多黨製有好處，是指幾個政黨互相監督。５，憲法是百年大計，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將來有別的政黨更強大，現在還不知道。６，儲安平、葛佩琦的話，本人樂於引用……，譬如‘殺共産黨人’我認為是忠告，我不為他們辯護，因為指明他們是右派分子的，一定還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麽？所以不能肯定他們是右派分子。但就他們的發言本身來說，沒有什麽錯。共産黨不是傻瓜，他們也不是傻瓜。如果認為死人穿過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種迷信；那麽，我們也就不能認為他們講過的話，我們就不能講。７，我覺得對青面獠牙，殺人放火的人進行肅反，是完全必要的。但問題在於是不是真正肅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肅反革命，譬如我在肅反時被鬥，我就不是反革命，這樣的事實全國都有，不是個別錯誤。我怎麽是反革命呢？這是有點殺雞給猢猻看的。又譬如我一到係內工作，就發現即使在係內教書的，就不如我在學生時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後駡，這是為了政治問題（嗎）？（是）由於黨脫離群衆，有人拍馬屁，黨愛馬屁的緣故。８，物四會上有人講到我係有教師領學生到北京去生産實習，因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許進實驗室，這是對知識分子信任嗎？我還從很多小說上看到黨‘衹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議燒掉人事袋。
這裏，我舉杜甫、陸遊為例指出古往今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關心人民疾苦的，在共産黨成立以前也並不是沒有真理和正義。把一切都說成非共産黨領導不可是不對的。問題不在於我反不反對共産黨，而是根據民主制度的原則，任何政黨包括共産黨在內都不能自封為不可反對的(9)。共産主義社會衹是一種理想，我不反對有人持這種理想。但以此理想為據認定了現在共産黨正領導着大傢走嚮共産主義社會，因而决不可懷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講完以後，接着就又是連珠炮般的責難，雖說責問卻又不許答辯。當有人問：“你曾說肅反是殺雞儆猴，那末誰是雞，誰是猴子？”時，因我已多次要求發言，名義上主持會議的係主任王先生說：“讓他講話！”我便起立說：
“大傢是雞也是猴子。被拿出來殺的就是雞，暫時還沒有被殺的便是活猴。雞和活猴包括在座諸位。”
這幫仗勢欺人，衹管自己鬍說八道駡人，不容反唇相譏的“好漢、英雄”們，這一下可不得了啦。簡直是捅了馬蜂窩，全場亂作一團，幾十衹手指着我亂嚷。會開至此也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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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當時心裏想到而還未直說的是Republic這個詞就是指的廢除由某個個人或集團世襲的統治。豈能藉消除階級的空想理論為名而行恢復等級之實。
過了數日，批判會擴大到全校範圍，在登輝堂(10)舉行。戲臺上坐了主席團，前排空出一段放着麥剋風，我和瀋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聽訓。當聽到我敬重的黃烈德和周懷恆先生(11)發言時，我簡直莫名其妙啦，周大聲地用他的宜興官話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來，作出痛心疾首的樣子，過一會，接着說道：
“我最好的學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對身旁的瀋天增說；這難道是真的嗎？我多次要求發言，都被”不許右派放毒(12)”的呼喊製止。有一次還是主席臺上的王先生說了纔讓我說話。我走到麥剋風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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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已故李登輝校長命名的復旦大禮堂。
(11)兩位先生都教我數學，黃先生教微積分，極好。運動後期被查出少年時曾加入過三青團而被勞改。80年代再見到他時，垂垂老矣。
(12)用放毒一詞來描述不同於官方的意見也的確夠妙的了，既然是毒，當然可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無比的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又是最聰明的勞動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毒品一樣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見，以至不得不動用專政手段來“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我聽了半天，似乎你們在批判一個也叫李梧齡的人，可這是你們想象出來的人，不是我。他在哪兒？……”
等不得我說下去，便是一片瘋狂喊叫。鬼使神差他們是沒有閑情欣賞這點小小的幽默的。這就是他們的所謂的說理鬥爭。
這以後，校刊就登起駡我的“文章”了。這裏我用引號是因為從文字水平而言，這種東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後，我教的數學係四位同學來到宿舍嚮我致意。可他們很快便被團支部圍攻，其中三人被迫認錯。唯有一位女同學趙麗珠不畏強暴，反而敢於當衆和我說話。後來她受到勒令退學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頭卻勸慰我不要辯論而要檢討，我答以：
“士可殺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還大呼臣罪當誅，皇恩浩大。吃了耳光還要大呼快樂不止。”
“如你已經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業。那當然應該硬骨頭到底。但是你的事業還纔開始，如因此夭折，豈非可惜！”她這樣說。
大會以後，轉入小會的階段。十來個“積極分子”像開了發條會跳的玩具青蛙一樣圍着我鬧。這種批判會如果留有記錄將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為完全是瘋話而不可能完整地回憶出來。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繳械投降”。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開口閉口說我嚮他們“進攻”了。不按他們的意思臭駡自己就算的“進攻”了他們！整個的會議就象一群小孩子在玩假打仗，說的鬍話大概衹有《愛麗思漫遊奇境地》裏的御前會議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會議開始時有人故作誠懇姿態地說；
“我們是在幫助你，你千萬不要誤會以為我們要打擊你。”
“怎麽會呢”我不無諷刺地答道“幫助和打擊完全是兩碼事，誰也不會誤會的。你們的意思我當然明白。”
於是我便受命檢討。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對任何一件事提過具體意見，更沒有寫過文章、貼過大字報。就無法對某件具體的事做檢討。所有的衹是平時言談，怎能記得？而經他們舉出的又往往斷章取義走了樣。於是衹好泛泛而談，說從小讀的書不對，認為政治是“狙公飼狙”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因此太不關心國傢大事。受《民約論》之影響很大，認為政黨也不過是一個法人團體，和每一個人民應該是平等的。根本沒有學習過憲法，不知道有規定共産黨領導之事，平時愛好科學喜好純客觀地看問題等等。
其實，我和他們談書本，他們又何嘗聽得懂？如果他們真的能虛心聽我的“檢討”則實際上我是在給他們上最基本的民主主義課。我總是說“過去我錯誤地認為┄”，其實這些認為當然並不是錯誤的。例如我從孟子的民貴君輕說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論述的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但他們也根本不管我說的是什麽！衹等我說完就莫名其妙地、鬍說八道地攻擊。他們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檢討，而是要表現其自己，妄想得到好處。狼捕到了獵物就要撕裂它。求饒是根本沒用的，但不檢討也不行。否則他們沒法交代；“什麽？你們這麽多人竟製服不了他！“啊呀呀，這可不得了，這可誤了大事，誤了他們的前程。你可以想象得出來，當一個賊踏着墊腳石正爬墻到半空時，忽地墊腳石倒了的狼狽不堪樣子。不！不僅是狼狽，他居然憤怒起來。一個慣竊沒有偷到皮夾會比失去皮夾還要難過！
就這樣，兩、三天一鬥地過了一個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電話鈴響了。想不到我小學時的王校長(14)打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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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她此後當了多年的中學代課老師，平反後，讀過兩年大學的她得到畢業文憑。可見文憑是待遇而非學歷。
(14)小學畢業後我就沒有再去看望過王明玉校長，她是從電話簿中查到號碼的，足見老師對學生愛護之深。平反後，我去看望王校長，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傢。談起往事纔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産黨員，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車逃的命。但因此脫黨。他說“幸虧如此，要不然的話為了這樣的社會送了命，豈能暝目！”說罷掩面，不勝唏噓。
“你怎麽樣了？你要當心點呀！今天的報紙……我查電話簿……”
我趕緊下樓，從廚房窗口取來解放日報，衹見第二版上大標題《李梧齡百般咒駡共産黨和新社會》。其實一個多月以來報紙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這樣的大標題《駁斥“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謬論》之類。外行當然不能領導內行！這是普通的常識，怎麽成了謬論呢？後來新聞日報的文章居然說我出身“軍閥家庭”可見鬍說八道到什麽程度。不過當天我看到報雖然一笑置之，卻也馬上把報藏起，怕被父親知道了會擔心。後來終究瞞不住，老人傢衹是笑笑說：“我的兒子雖不明利害，是非卻是知道的。還不算太糊塗。”毫無害怕之意。抗戰時我傢淪落在上海，他拒任偽職而失業。後來一貧如洗。但老人傢言傳身教的人品使我終生受益。雖處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報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對一位朋友說”我可是神呢”。
我傢的這位朋友名叫王湛賢筆名阿湛是新民晚報副刊編輯。常來我傢看書。曾有一次讀到《水經註》中一則秦始皇去見海竜王的故事，就譯成白話，發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竜王有許多寶貝，很想見識見識。海竜王於是托夢說，可以來，但不準帶畫傢隨從。然而秦始皇還是帶了一位畫傢混在隨從中。果然，海竜王宮中琳琅滿目，不勝其豪華。酒足飯飽後。秦始皇帶着大隊人馬，浩浩蕩蕩，一路上海水分開，讓路而回。海竜王此時纔發現問題，知道自己被畫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蝦兵蟹將追趕而來，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將過來。可憐秦始皇衹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隨行人員。海竜王相貌其醜無比，不願留下形象。是以後世無傳。
鳴放期間，該報社長林放動員提意見。當時報界都在議論新聞自由、民辦報紙之類話題。社長又拍胸保證言者無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來，得了消息。自己馬上轉嚮不說，卻仍然不動聲色地繼續動員鳴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說了。就此上當，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說成是影射共産黨醜陋，不讓新聞自由雲雲。
阿湛後被送去青海勞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時新民晚報還未復刊，無人問津。阿湛沒有傢室，他的姐姐曾來找我寫信，多方求助，都無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靈，對他也無援助。一位很有才華的文學家就此消失了。當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來。
報紙也驚動了吳劍華先生，他在學期將結束時，嚮我交代了考試事宜說：“我回鄉去了，有事寫信，就寫蘇北海安吳劍華收好了”。看報以後，吳先生提前回到學校，並馬上趕到我傢中來規勸我小心為要。他因此參加了本可避開的會議，會上又仗義執言說：“我是瞭解李梧齡的”等等。於是被人攻擊，加之他平時說了一副對聯“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錯、萬錯，馬屁不錯”，批評醫務室時說了“橫眉冷對同學指；俯首甘為病魔牛”。在錢孝衡等的策劃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後來還瞭解到他被人捕風捉影地檢舉說他曾任美軍翻譯官。事實上，他衹是在讀大學最後一年時，全班參加英語培訓而已。還沒來得及為抗戰服務就已勝利了。吳先生後來也被送去下放勞改，但為時不多，放回後領很低的工資，教了許多課。平反後，他堅持要那檢舉人道歉；但那人卻抵賴不認帳。86年他退休時，又不按規定剝奪了他離休(16)的權利。經他多次上告市委組織部，於1992年纔爭得此待遇，但在工資級別等方面仍被壓底。
事實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對於造成冤案的那幫鷹犬是從沒一個受懲罰的。他們仍然往往居於高位，極盡壓製之能事。
這一年的暑假，我們年級留在上海的約40餘人中，卻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黨支部的會上說了對我的瞭解，反對對待我的方法。說那樣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極因素為更消極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黨員，未被勞改。他很快被脫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問題總解决後，錢孝衡對他說：“因為你是黨員，所以打你右派。因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黨員右派啊。”
物理係的同學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這和學科學時的思維方法有關。我同班同學們主要是在討論等額選舉是不是民主選舉？鬍風是不是反革命的問題上被打成右派的。這些討論會是在黨委的策劃下召開的，討論題也是受其啓發的。可見用心之險惡。這兩個問題，特別是選舉，即使從字面來看也是從若幹個中選擇之意。居然發明所謂等額選舉之說，還標榜說是最民主的，豈非笑話！學校中動員了一批學馬列主義的研究生來做打手，真不知道這幫研究生是用什麽邏輯思維來做研究的。不過，也可以說他們的確是當代的一批“社會科學精英”，因為他們年紀輕輕，在那時就已懂得了“上級說的就是真理”和“誰的官大就聽誰的”這樣的社會主義哲學，而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學到老了還是學不會。當時物理係三年級的楊福傢也是跨年級的打手之一。當有人責問他“你看來是有背景的”時，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說“我就是有背景的，是黨指示我來和你們鬥的。”果然他反右以後被送往丹麥留學，成了特別培養的對象。
未畢業同學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學。她是王造時的女兒，當然在劫難逃。班上逼她發言檢舉自己的父親。她被逼不過，同意發言。臨上場卻說：
“我的父親，他，他”停頓了一下接着說“他是很偉大的。”
於是全場嘩然。在以後的批鬥會上她從不屈服。還帶了本英文小說去看，“你們的話我愛聽就聽，聽不進就不聽”。指責她時，她轉身就走。主持會議的人指使一個頭腦比較簡單的同學去拉她回來，她怒斥他“你想幹什麽！”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畢業，在同濟大學工作，曾在他傢幫其父謄寫過演講稿。此事被她的一個好朋友在也被打為右派後說了出來。於是又多了一個右派。
王海容同學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親亦於文革的監獄中去世。我寫回憶至此，忍不住停筆唏噓。回想起在復旦吃最後一頓飯時，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勵的情形，猶如昨日卻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兒反對父親，不成，則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學將永遠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開學後，我沒有被安排工作，逍遙自在得很。繼續跟着王恆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傢。討論之餘，天南地北，論古說今，相聚甚歡。王恆守先生這時早已成了報上連篇纍牘咒駡的對象。他風趣地說起春節聯歡晚會上，王中出了一個燈迷“寡人經常右傾”打現代人名一位。大傢一看哈哈大笑，說是王恆守。
王中是新聞係教授，很有歪纔。曾有一次坐在登輝堂主席臺上，閑不住寫了個條子“陽夕光西無常明，監囚亡靈呼麯冤”，遞給主席諸君。這些主席正是：楊西光，吳常明，鄒劍秋，王零和鬍麯園。他們一個個看了好不容易纔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狀之一是說了“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纔是新聞”。語近幽默，卻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聞為教育人民的觀點相容呢，雖說人民是主人，據說又最聰明，何必傭人去教育？
王恆守先生主要是說了大學應該教授治校。老先生為人耿直、爽朗，經常出語幽默。他這時也經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鬥，對我說：
“開會必須剃了光頭去，纔不怕揪辮子。”
我答道：“那也沒用，他們會捻你汗毛當辮子。”
說罷兩人大笑。但他還是做了極詳細的檢討，洋洋數十頁，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將我得過學生科研奬，他在奬品簿子中題了一首詩“聲光電熱探真詮，莫讓前人先著鞭；數理文章通一變，乾坤扭轉幾重天”也算罪孽寫了進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驕傲了纔會變右派。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謹慎，也可說明在運動中人們的心態。在沒有法製約束的一批惡棍的圍攻下，很有一些人頂不住時，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來，而且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別人頭上。裝出一副受害者的樣子，好象推說自己思想受某人影響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所防備也。
記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會樓樓上，被鬥罷以後走下來。看見大廳裏正在鬥孫大雨。便走進去觀摩。衹見孫站在前面答復責問。也早成右派的圖書館館長潘某、生物係教授張某分別登場責問，因為孫忘記了他們的一次談話內容。他們指責說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還會說：
“那天談得很晚，你捨不得請我們吃飯，是到寶大(18)去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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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單從這標題將牛鬼、蛇神兩個詞拆成四個就可見其水平了。
(16)按規定凡1949年10月前參加革命的，其退休稱為離休，待遇遠高於一般退休人員
(17)這裏我選“抖”字而不用“說”字，因為前者更說明問題。抖衣服時不但口袋裏的東西，而且連灰塵也都抖出來了。
(18)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傢西菜店。
那時候報上正經常以孫大雨吝嗇來對他人身攻擊。此語一出，舉座喧嘩，紛紛嘲笑，辱駡他。孫則舉着一捲紙往頭頂上敲擊，憤怒地說；
“我不記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說豈有此理外還能說什麽呢，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對他的吝嗇有看法，也怎能在這種場合用這話去侮辱他呢。這不就是落井下石嗎？
孫大雨先生成為右派的情況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主席，解放後權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騷。以老革命自居，駡人成性。恐不免是為地位之爭吧。
然而他的批鬥會也確實令人寒心。回憶那位張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以“千士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開頭慷慨陳辭提了不少意見。很有士大夫的氣慨。然而一旦受到攻擊，他和朋友之間非但做不到“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噓以濕，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訐。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傳》中有一段生動的描述：“老人鄰有西塾，聞其師為弟子說前代事，有將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綰黃紆紫，或攬褰裳帷，一旦事變中起，釁孽外乘，輒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後……”說的是一位塾師平日裏和弟子們熟讀聖賢書說的都是忠君愛國之道，但一旦城陷，紛紛爭先賣國唯恐落後。我對張、潘的批評也許是衹看到了表面，然而當時整個知識界的情形卻真是可悲。你衹要想想百萬知識分子被無端的打為右派，紛紛落馬時卻又相互攻訐的慘狀；特別是那些頭面人物，爭相自我辱駡。無怪事隔多年後有人批評說中國知識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沒有脊梁骨也是原因。這不正應了一句古話“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嗎？
散會時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擁擠，便走進來喜飯店。這是一傢很小的飯店，衹有不多幾個火車座，除了一個外，也都已滿座，但人們還是往已坐了四、五個人的座位中擠。背朝裏的那位沒人敢驚動的大人物正是孫大雨先生！我毫不遲疑地走過去，轉身嚮外坐下，微笑着輕輕地說了聲”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說時遲那時快，唰地一下，全體目光嚮我投來。我心裏想“你們又能拿我怎樣？”這件事發生在我被上報紙批判的前一天，所以連日期都記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沒幾天，就來了通知。蔡懷新安排說“請你到係圖書館去指導編目。”蔡是53年畢業的，此時已是講師，是一個黨員幹部，說起話來是很客氣溫和的。我於是到圖書館去上班。係圖書館的規模很小，衹有兩間房間，書籍主要都在外間，有一張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閱覽。裏面是個小間，放即期期刊，有沙發。我搬了桌椅進去放上打字機辦公。係圖書館並不每天有新書來，工作太輕鬆了，明擺着是硬添出來為了不讓我閑着而設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這份工作，就也興致勃勃地去大圖書館藉來了許多圖書館學的書看。發現了圖書館目錄的許多不足之處。至少就係圖書館而言，其圖書分類竟還用的是幾十年前的王云五分類法。於是我按當代的物理學擬定了一張新的分類表，請示係主任同意後，開始將書籍全部重新編目。
我這時在學校宿舍裏無人說話，便搬回傢裏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時，約九點鐘到校。不久他們傳話說我應按時上班。我回話說；我是教師，本沒有上班制度，何況你們安排的是“指導編目”。我不但每本新書都親自編好目，打好卡片，還主動提出重編全部目錄。這點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時間。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請先降我為職員。他們也就沒有再堅持。
轉眼秋去鼕來，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親為我選12月1日結婚。照農歷算法，這也正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我和金美梅相愛五年了，雙方傢長也有往來，這是順理成章的婚事。我父親按着古禮還親自去求親，約定了婚期。衹是因為我的事見報以來，金的同事們都勸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沒有事先與她們說過。這一天，她去見工會主席魏芹請結婚假期。魏吃驚地說：
“什麽？你怎能和他結婚？”
“為什麽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為什麽就不能結婚？”
“那好，後果你自己考慮！”
魏芹的口氣不無威脅，但我們也沒有當它一回事。事實上，我們早已辦好了結婚登記。有趣的是，當我們拿到結婚證書時，其上赫然簽名證婚的盧灣區區長關百勝卻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單位是嶽陽路小學。教導主任吳傢琦是和她同一天去報到任職的。吳的男朋友是復旦歷史係的學生。她倆關係本不錯，每當她們學校開舞會時，她總希望我去參加。當我提前畢業任助教後，她不無嫉妒之意。這也許是她以後如此窮兇極惡的緣故吧。
小學的整風運動起步晚，一開場就反右了，這時剛“揪”了幾個右派，所以她們認為金美梅簡直是膽大妄為極了。不久她也當然成了右派。其實她根本沒有鳴放過任何話，於是連平時說過美國貨好也算是罪名了。這時放了寒假，我說不要理睬她們，不必去開會。
於是有一天一大早來了兩個人，在門外大聲敲門叫“金美梅”，目的當然是叫她去挨鬥。她問我“怎麽辦？”我說“不要去！”她說“那就推說生病吧。”說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樓走到院子裏開了鐵門的一條縫問；
“什麽人？”
“我們是嶽陽路小學的。”
“有什麽事？”
“我們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麽事？”
“叫她去開會。”
“她不能去。”
‘為什麽？我們要見她。？
“不行，她不見客。”
“什麽？”
她們顯然驚呆了，生長在我們這社會裏的人對於一個人有權不見客是完全陌生的。“憑什麽一定得見你們。”說着我用鐵門把她們推擠了出去。她們在門外踢門大駡，我就回駡她們“匪徒！”，她們卻也奈何我不得。據後來得知，她們馬上去了復旦大學告狀。
嶽陽路小學當時還是一個規模很小的學校，教職工衹有17人。卻打了7名右派。校長是位老先生，後來死在獄中。工友林鳳美還不滿二十歲，也在當時被打成右派。後來報上去時，根據其文化程度實在說不過去了，卻也不放過她，無端按上個壞份子名目。58年要趕她回鄉下去，她捨不得這個飯碗，苦苦哀求，不成。下鄉不久，發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後來降職降薪，拿35元工資，實際上在幹校工的工作。據說是最光榮的勞動卻慷慨地讓她幹了多年。我出事後，她胃潰瘍病發作，58-62年間十餘次住院。來農場探望我後又感染了腎盂腎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壓、腹水、肝硬化等癥，文革時幸而病重纔因禍得福，因為碰到了個好醫生。當這幫人去醫院“揪鬥”她時。彭竜舞醫生(19)說“可以，但你們不要再送來了，出了人命我不負責！”這樣一來纔嚇退了這些惡狠狠的人。後來又碰到位好校長邵華斌，在臨被送下鄉勞動時因病留了下來，纔保住了這條命。
賤民的生活並非僅是扣工資和幹體力勞動，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舉一個例子來說，有一次我妻正在門房間勞動，忽然電話鈴響了，一聽，是找一個叫陳溶溶教師的，於是我妻便高聲喊她來聽電話。她們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發生了什麽？那位“高貴”的陳老師居然臉一板，大聲申斥道“你是什麽身份！膽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還為此開會，批鬥一場。從這一小事就可見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這也並非可歸結為小學教師水平底、素質不夠。在大學裏也照樣如此。我的同學張靜甫被打為右派後分配在工人師傅蔡祖泉手下的電光源實驗室勞動，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係的200號樓送東西，張奉令而去。不料纔走到200號門口，就見到樓梯上下來一人，此人非他，原來比張低一級的楊福傢是也。楊這時候反右起傢不可一世，竟對張申斥道：
“這是什麽地方，也是你可以隨便來的嗎？”
啊呀呀，這是什麽地方？還不就是我們一進復旦就上課、做實驗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樓嗎？近來榮任復旦大學校長的人物，當時的嘴臉就是如此。與其說這是個水平問題，還不如說是人的惡劣品質被當政者鼓舞起來了為確當。
再說我妻在學校裏做苦力活，一個姓周的門房便成了她的頂頭上司，我妻每天得買些小點心孝敬她。衹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馬上變臉，處處找麻煩。可見受這種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難受。
與之相比，我在監獄21年，雖然受盡折磨，但畢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謂“腳碰腳”即胼手胝腳的難友之間。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殘害，但倀物衹能是倀物而並不能自封為老虎。這是和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惡劣品質都煽動了起來，造成了多少人間仇恨，對民族的心理素質有多大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機前工作，係圖書館唯一的一位管理員項老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邊對我說：“請你幫個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間去。他指着一個書架說”我夠不到，可否請幫忙替我把上面的書搬下來”。我就踩在凳上幫他搬書。可是還沒有搬完一排書，他又說“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樂意地問道：
“什麽意思，難道我搬得不對？？
“不，不，不是這意思。”
“那又為什麽？”
“我不能告訴你。”在我一再追問下他又說：
“除非你到我傢去吃飯，我才能講。我傢住在嘉陵村（20）某號。？
“飯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後一定到府上造訪。”
就這樣我飯後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傢去。他小心翼翼地關上了門，纔低聲對我說：
“蔡先生來了，我纔叫你搬書；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來蔡懷新吩咐他叫我勞動，他未應命。見蔡走過，叫我裝裝樣子。我聽了氣憤地說“他們竟然這樣！”於是他忽然說“一碗飯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釋說他們嫉妒我，纔要排擠我。當然這是他個人對運動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後他拉着我的袖子講了他的身世。
他在復旦讀書時曾和一位有錢的小姐相愛，而對方傢長反對。倆人便相約到兆豐公園21殉情自殺。吞服了安眠藥。他哭別女友回傢時已很晚，母親逼他吃了一個大西瓜。也許是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僅昏睡了幾天。醒來時和尚道士一房間在喊魂呢。而女友則香消玉殞。他從此心灰意懶，書也讀不進了，便懇求校長李登輝幫助，退學在圖書館工作。一晃幾十年，項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圖書館門口管簽到，讀着永遠讀不完的《東周列國志》。他說”老人老矣，所見實多”，對人際關係有他的看法。
分別時我說：“謝謝你的指點，我一定不會難為你的。”然而我卻打定主意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沒人找我，但第二個月起工資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電話召喚到學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懷新。他出示幾頁紙，說：
“你簽名。”原來紙上寫了一百四十多條所謂我的言論。我說：
“我不能簽名，這不符合事實。”
“揀你同意的簽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簽不同意。”
“這全部都是斷章取義，似是而非。不是簡單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於是我就逐條批駁，寫完簽上字給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電召我去校，這次是係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談，在座的還有一個年輕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來不久，衹見他衣冠楚楚，扣子鈕到衣領22，一臉正經的樣子。坐定後，王先生對我說；
“領導决定對你的處份為勞動教養，但考慮你的前途，讓你去封溪鄉勞動。明天報到。”問我“有何意見？”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我不去！”王助理掩蓋不住他的驚訝，皺起了眉頭，說：
“為什麽？！”我就轉臉對他說：
“這有什麽好奇怪的，既然問我，當然就有兩種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種，你就不奇怪嗎？，如衹許有一種回答就不必問。”
他說“那好”便轉身外出了。我趁這機會問王先生：
“他們會強迫我去嗎？”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說；
“按規定，你還可以不接受處罰，離職自謀出路。”我說：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過這文件了。”這時王助理回了進來，拿着一張紙對我說“那你就辦離校手續。”那是一張油印的蓋巡回章的紙，上面有六個蓋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繳出了校徽和工作證，辦好了係裏的第一個章，轉身就走。我於是去王恆守先生傢告訴了情況，他倆聽了直搖頭，說這樣不行，要惹禍的。便商量叫我寫一個說明理由的報告。第二天一早我帶了報告去給他們看。報告中力陳我傢父老母病，要我在傢照顧。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絶下鄉，自謀生活出路雲雲。他們看了都說寫得很動情。
到係裏繳了報告，我就去圖書館還書、蓋章。巡回章的最後一個是校長辦公室的一位女職員說：“校長還不知道這件事呢，這樣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後通知你。”這樣我就回了傢，心中考慮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來電話叫我去。我將妻子送到她學校的門口，隨即乘車去復旦，心中還想着是不是他們改主意不要我下鄉了。校門口的警衛忽地攔住我，說要填會客單。這是個很反常的現象，從沒有這樣重視過查校徽，何況這麽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單子，就去了校長辦公室。那時的校長辦公室在1100號房樓上。還是那位女職員說：“你這麽早就來啦，校長還沒來呢，你先請坐。”但我剛一坐下，她又說：“喔，剛纔保衛科有個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來好嗎？”我就下樓出了1100號房，嚮屋後的保衛科走去，保衛科就在旁邊幾步路原工會俱樂部後面。我還沒進門，一輛我未註意到的尾隨我緩緩開着的吉普車中忽地跳下兩個人，一把將我推了進去。其中一人馬上轉身對着我，掏出一張紙念道：
“……現經批準你校李梧齡送勞動教養……此緻復旦大學……”雲雲。並馬上要動手動腳拉我。我厲聲責斥道：
“這文件是此緻復旦大學的，念給我聽幹什麽！交給復旦大學去！”說罷奪門欲走，卻被人攔住了。我隨即大喊：“我要找校長。”
這時候另一人裝模作樣地拿起電話，說了幾句，轉身對我說：“楊校長正在登輝堂做報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說：“那不關你事，你儘管把這文書送交學校好了。”於是他們來軟的了。一個人說：“你不要為難我們，就跟我們走一趟，辦個小手續，我們保證送你回來見校長。”
這樣，軟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誰在當時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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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淮海路徐匯區中心醫院醫生，也是右派。
（20）復旦大學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園。
（22）當年很少人穿人民裝如此正經。後來我在獄中見到個和他同時從青島一個中學參加南下工作團的刑事犯（妙在該犯也自稱右派），纔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學裏，不得不裝出個有知識的幹部樣子。
我是1953年考進復旦物理係的，當時正值院係調整後的第二年。院係調整將所有大學的院係拆散，再按蘇聯模式重新組合。復旦大學是所謂的綜合性大學，即衹有文、理科的大學，其物理係是由原來上海地區各大學以及浙江大學的物理係合併而成。學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學為樣板，例如上午連續上五節課而下午則為自修。這種課時安排衹維持了兩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係是一個大係，每屆新生有120人左右，分為甲乙兩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級乙班的物理學是由係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課的，王先生原是同濟大學物理係主任，是一位忠厚長者。當時的教材也都照搬蘇聯的，物理學用的是福裏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學》。書倒不失為一本好書，但是其民族狹隘性和政治宣傳實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許多偉大的科學貢獻都被說成是俄國的，還會有“列寧寫道……”，“斯大林教導我們說……”這類莫名其妙的文字，實在令人討厭。
一邊倒學蘇聯的另一措施是廢除英文，大學裏全部從頭學俄文。一年級時的俄文教師名叫鬱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瑣而且素質極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這個字時說“這字是稀飯，但外國人的稀飯比我們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東西的”。正好這同一課中又教到了чай這個字，他於是操無錫語大呼道”外國人不像我們，外國人吃茶要放糖的”。我聽課至此實在忍無可忍，便對身旁的同學駡了聲“放屁”。不料此話卻被他聽見了，便指着我問“你說什麽？”我不動聲色地就坐着回答說“我說你放屁”。他沒料到我會如此回答，氣得混身發抖，漲紅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門大聲吼叫道“你，你，你給我出去！”我於是毫不在乎地離開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來找我，要我檢討。我說我何錯之有？他說“鬱去病大鬧，表示不肯來物理係上課了。王先生不得不為此嚮外文係道歉。這件事本應王先生自己找你談，但他又不願意。所以我來了”。這樣，我衹得寫了檢討。過了幾天，佈告欄中貼出我被記大過的佈告。這個大過衹是裝樣子而已，它從未被撤消，但在我後來提前畢業時，也未被按規定寫在文憑裏。不過經此以後，我對俄文反感更深。鬱去病這個人相貌奇醜加之一臉媚蘇之態，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學教師的位置上，上課時我感覺到的簡直象是看諷刺劇。所以我從不聽講而最喜歡他舉行臨時測驗，因為可以繳上白捲就走。到了學期終了，我花一個多星期苦功，在大禮堂全校一年級的俄文考試上仍然第一個交捲。我們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績非常好的同學和我一前一後走出禮堂，她很不高興，認為我繳白捲還要搶在她前面。而鬱去病拿着我滿分的考卷氣得不得了，對同學說“他平時成績不好，給六十分！”。
其實象鬱去病這樣素質的人當時大學裏也並不少見，我們看到了趾高氣揚的所謂蘇聯專傢，他們年紀輕輕卻在其上課的教室裏要備上火爐。總有一夥人滿臉諂笑地圍着他們轉。那時大學裏有四門必修課，分別是：中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辯證與歷史唯物主義和聯共黨史。單看堂堂中國的大學，每人必得去讀蘇聯的共産黨歷史就已經夠令人氣憤的了，更何況這四門強迫要上的課無一不是很荒誕的。中國革命史而不談推翻滿清的國民革命，卻立論在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單憑列寧說過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一句空話而不問列寧身後事實如何，不問斯大林非但沒有實行列寧的話，反而變本加厲利用美國要他們在德國投降後出兵打日本的機會逼迫中國接受外蒙獨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條件的事實，就把蘇聯頂在頭上，開口閉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讀高中一年級時就對中國近代史有過興趣，我從史料上讀歷史並不要人傢把史觀強加給我。在我看來歷史是歷史人物的奮鬥史，每一個歷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時候歷史課就變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人物都失去了個性，歷史被簡單化為：因為某人是某階級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學裏的革命史課一點也不比中學裏的多點內容。上課的教員也完全沒有學者的樣子，一看就是個政工幹部，拿着講稿念經而已。
我在讀高中二年級時，對化學發生極大的興趣。我買到了影印的LinusPauling的書，對他用量子化學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學鍵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時《科學通報》雜志卻連篇纍牘地用所謂的辯證唯物論對Pauling的共振論進行批判。我看透了這種批判的毫無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銷聲匿跡了。事實上蘇聯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學說。這件事使我認清了所謂辯證唯物論的實質。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發表的兩本小册子《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而大學裏的這門課程卻就是這點內容，一個下午便可讀完的東西卻煩瑣化成兩厚本書，適足以讓低能兒讀得昏天黑地而已。辯證唯物論的幾條原理，都是空話。例如所謂“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相互關聯的”這話並沒有指出關聯到了什麽程度，就談不上對具體事物有任何指導意義。衹能用來做事後諸葛亮來駡人而已。二年級的政治課是政治經濟學，同樣也是很可笑的，馬剋思的一本剩餘價值的小册子，也是兩個小時可讀完的書，被擴大為兩厚册，加了一些最簡單的算式就貌似科學被那教員翻來覆去地講。那時還有所謂課堂討論。我實在不願意作違心之論，對“工人階級絶對貧睏化”之類的屁話進行了反駁。
一年級時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為所謂的“落後份子”，除了因政治課遲到上過佈告欄被叫到教務處挨駡外，還有逃避文娛活動。那時規定下午三點半有種種活動，其中文娛活動非常無聊，例如坐個圓圈在背後拋手帕或做“我們要揀一個人”之類小孩子遊戲。大學裏強製要參與這種活動豈非笑話？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園去看書。
到了1955年反鬍風運動時，我並沒有看到鬍風萬言書(1)的內容。那時學校新建了學生食堂，也兼作夜自習之用，故沿壁有一些書櫥。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兩厚本鬍風的作品，其中文藝理論文章文字彆扭，且多馬列主義詞句，就一翻而過。在詩作中，我見到了一個長篇《時間開始了》，居然是對毛澤東極盡阿諛之能事的，足以和後來文革期間的個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覺得簡直是個絶大的諷刺，當然也因此不認為他的詩有什麽高明。於是從公佈的《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揚等爭權奪利，派係之爭而已。但是仍對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認為不合法製精神。在背後說了三篇《材料》的按語為橫蠻無理斷章取義，根本看不出有什麽反革命的證據，並懷疑獲得私人信件的手段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衹語來定罪是將思想等同於行動，毫無道理。不久見到報上聲勢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聲之大，其文章用詞之兇惡蠻橫等都使我感到氣憤。後來，這些人幾乎也都未能逃過反右派運動和文革的命運，而他們開創的謾駡文風也都輪到他們自己去享受。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們的大名了，反正對這些人歷史自有公論，這是後話且不去說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隨之而來的肅反運動的對象！班級中負責肅反運動的同學竟然對與我最要好的同學說：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經肯定，“他對你抓得很緊，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語。那時所謂“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解為指某人是美蔣特務之類，我那同學經不起這樣的恐嚇，就揭發交代了我平時的一些言談。批鬥會的範圍還衹不過是在班級之內，其具體情況已記不詳細了，但還記得居然派了一個同學連我上厠所也跟隨着，好像怕我會尋短見似的，我也因而頻繁如厠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間他們還有一次把我叫到一個同學家去，我故意用香煙將指甲熏黃了，做出深受打擊苦於思考的樣子，以滿足他們的狂熱。其實這些人何嘗蠢到會相信我是特務！無非是拼命表現自己，夢想得到好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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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多年後，我纔知道鬍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國後長期和左聯的領導周揚意見相左，53年被黨內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為“反現實主義”有“反馬剋思主義傾嚮”。54年7月他上書言事內容主要為對林、何的答辯並說明自己的文藝主張：反對將文藝當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當作了黑格爾底絶對精神，以為一切都是從‘政治'出來的，反對文藝脫離歷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光明面為主、反對把作傢、藝術傢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要通過寫人去寫出‘人生的真實’，以群衆喜聞樂見作為審美標準。這些意見當然是對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澤東，55年5月當他得知毛要將他的信公佈時，趕緊寫出檢討聲明，求周揚上達天聽，但為時已晚。
(2)即《關於鬍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評語為毛澤東所寫.
由於我和其他係的同學交往不多，對肅反運動的全貌就不夠瞭解。我總算還未被關起來失去全部自由。但衹要設想一天二十四小時生活、學習在一個環境裏的一個熱情、外嚮的人卻沒有一個熟人敢對他露一絲笑容。無不莫名其妙地一臉漠視。這是一種何等樣的迫害！
三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裏，因為這場運動，除兩位同學外竟沒有人敢和我說話！這兩位同學，一位是吳詠章，他是個非常忠厚老實的人，與世無爭，極少談自己的看法，各方面無任何突出之處，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哲理，故能免禍。另一位同學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兩班，因病休過學，纔與我同班，他一邊上學一邊還負擔着家庭，當他知道我也窮睏時，便介紹我與他一起去一處補習班教書。這在當時是很擔風險的，因為違犯了校規。追憶到我在讀高一時，曾因申請減免學費未成而幾乎失學，後來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顧彪同學的幫助，在他開辦的補習班教書。顧彪後來就讀於華東化工學院，他同時還負擔着母親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這一年早些時候為此竟被開除(3)。由此可見薛瑞相同學是如何仗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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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年後，化工學院表示當時的處分重了一些，但為了學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工而轉到水産學院去學習。畢業後，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輪駕駛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到了第二學期，政治空氣鬆動了，負責肅反的同學對我說“你的問題經過審查，沒事了。”就這樣一句話，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筆勾銷。幸而我膽大，或許是麻木，對這迫害毫不在乎，沒有任何精神創傷。但也正是沒有因此而對共産黨懼怕，存戒心，沒有悟出在這個社會裏，思想也必須時時和共産黨保持一致，否則便算犯法．所以兩年後纔又惹了禍。這是後話，且不去說它。不久，有所謂嚮科學進軍的口號，重視起學習來了。於是又要我在年級的會上介紹學習經驗。我和同學們恢復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鐵道科學研究院去生産實習，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火車，滿耳朵衹聽見“勞駕”、“藉光”。聽慣了上海街頭的粗話，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時便聽不到了，由此也可見這些年來民風的變化。北京鐵道科學研究院那時還很簡陋，我們去的實驗室衹有一位大學畢業的姓傅的工程師負責研究，兩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專畢業生。他們都十分熱情。研究的項目有三，我現在衹記得一項是超聲探傷，另一項是研製鐵氧體材料。與國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要製造一種用於三路載波電話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滯回綫的鐵氧體材料，而當時蘇聯已用上了十二路載波電話，美國更是超過百路。然而院裏的保密制度卻非常嚴格，我們所做實驗的記錄在離開時都以幫我們核對為藉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當我去他們圖書館藉閱很普通的國外雜志時，竟以保密為由不能看雜志，衹能藉到雜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鏡閱讀。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們北上的復旦講師黃先生因為其人事材料未及時送到，竟然被拒之門外。她也樂得不必擔任指導，衹在休息時間來看看我們罷了。
二 畢業前後
實習結束回到上海後得知我們這一年級要分兩個專業，我選的半導體專業要集中到北京大學去學。於是傢裏便為我準備了棉衣棉褲。因為火車票的關係，六十幾個同學要分三批走。當第二批走的名單宣佈後，住在我傢附近的一位女同學跑來說：“我的外婆和媽媽捨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幾天。能不能請你和我對調。“於是我們倆人一同去學校，對係主任王先生說了。王先生對她說：“你可以另外找同學調，但不能和他調。”我聽了很納悶。後來第三批名單宣佈了，仍然沒有我。直到開學後好幾天，纔有電話來叫我去學校。一路上我估量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運動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當我踏進係辦公室時，一看已有五位同學等在那裏，他們都是黨、團員。大傢相視一笑，就知必有什麽好事在等着我們。不一會兒，係主任叫我們進去說：“你們幾人已提前畢業，留任助教了。”係主任助理戴樂山先生補充說：“祝賀你們已成為年輕的物理學家了”大傢不禁笑了起來。戴先生進一步解釋說：“因為上一班同學中的優秀者都給科學院要去了，我們擔心到你們畢業時留不下來，故報請教育部讓你們提前畢業，批文還未到，但北京的電話已來了，馬上通知你們。”接着便安排了工作，他們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論物理教研室。叫我馬上去吳劍華先生處報到，擔任理論力學助教。最後，王先生說：“你們可以先去財務處領薪水。”
當時正完成了工資改革，高等學校教師工資分12個等級，1到3級為正教授，4到6級副教授，再往下則各有3個級別的講師和助教。我們頭三個月領試用工資，然後是12級助教的65.5元工資。當時可說是對知識界較寬容的年代了，不久，運動迭起，次年畢業的人工資就衹有48元了。
在二年級時，吳劍華先生曾教過我。我受命到他處去報到時，他正受命開數學係的理論力學課，數學係對此課程的要求很高，此時他藉來一書架的參考書正在認真地寫講義，見到我去報到擔當他的助教非常高興。當時他薪金剛提高到133元，即講師最高級別的工資，又適逢補發工資，便邀了正好來訪的厲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寧路凱福飯店吃飯，飯後還看了電影。席間，兩位先生相互談了一些係裏教師間的事，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教師生活中不為學生所知的方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過得非常愉快，學生們都愛戴我，不但我負責的力學而且在其它功課中發生的問題也常有同學來找我。此外，三年級時指導過我做研究的王恆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後經濟也解了睏，我負擔起了家庭的開支。眼盼着生活會一天天好起來。
吳劍華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誠懇而又熱情洋溢的人，他一個人住在復旦的淞莊宿舍裏，生活很簡樸，工作之餘，天南地北地和我無話不談。有一次談起他的經歷。他是抗戰勝利前夕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的，勝利後曾先後在昆明、上海等地教書，1948年他在無錫的江南大學任教，那大學的學生雖說一般都是富傢子弟，但在那年頭也多半很左傾，他們對校方一個管總務的不滿，認為他賬目不清，吳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評那總務說”你怎能如此呢。”於是就有了矛盾。國民黨潰敗前夕，學生們組織應變護校活動，矛盾日益加劇，他感到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傢蘇北海安。1949年2月，當地政府三次上門邀請他參加革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蘇南行政公署的教育處報到。穿起了軍裝，後來隨軍南下，所屬單位簡稱為蘇南文教處，他戴上有“軍管”兩字的臂章，參加接管江南大學等學校的工作。他說：“工作很簡單，到了一校，校長表示擁護政府接管，於是組織校務委員會接管權力。”這樣幹了幾年，他深感其中人際關係之復雜。於是，趁有所謂歸隊政策之機會，在52年大學院係調整時來到復旦。
接着他談到了來復旦後的遭遇，當時復旦物理係纔二十幾位教師，不久來了個總支書記錢孝衡，此人有很復雜的歷史背景，恰好係裏有有兩人知道他的過去，他便設法趕走了一位而又處處難為另一位。這另一位衹不過是位教輔人員而已，名叫周長春，在肅反時竟被關了起來。吳先生為此打抱不平，就也從此受到錢的迫害。錢到物理係後發展了許多人入黨，周世勳等都是他介紹入黨的。他告訴我說周世勳48年去美國留學，50年還未讀出學位就回國受聘於基督教的上海滬光大學為副教授，院係調整後到復旦。由於他的職稱與學術水平不相稱，就用上了各種手段，在政治運動中積極表現自己，打擊別人，無所不用其極。經吳先生這麽一說，我纔明白了為何周平時總是那麽裝模作樣，架子十足。有一次在習題課上，竟然板着臉回答一個同學的提問說：“這種問題也來問我！問助教去！”原來是為了掩蓋他的不學無術。
吳先生使我明白了原來高等學府也並不是一片淨土。
三 反右運動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恆守先生傢去，他們正用着早餐，先生問我：“看過今天的文匯報嗎？”我說沒有，其實我醉心讀書從不看報。先生說：“怎麽可以不看！”邊說邊指着沙發上的報紙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係的秦素美教授，她對着先生微嗔道：“為什麽人傢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起身將報遞了給我。那報上登載着先生一篇題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副標題是亂、偏、糟三個醒目的字。文章批評了在高校中，由校長還是由集體領導的制度都還沒有劃一規定，校長以下的編製也沒有製定出來。在業務領導方面，生硬地學習蘇聯等。我說這意見當然是對的，並補充說例如誰不知道理科應該和工科結合併指導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結合呢；又何必非學蘇聯不可呢？
我們接着討論了一些對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訴我說現在形勢很好，共産黨很能接受意見。他談到參加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的情況。講了一件事，原來先生曾作為政協委員參觀過上海火車站，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從內蒙古運來的牛經設有養牛場的大場站不下車，卻要轉運至江灣站下車，理由是鐵道部不允許，怕髒，然而從另一處運來的豬卻是在大場站下的。怪不得我們經常在上學校的公共汽車上看到成群結隊的黃牛被驅趕着沿邯鄲路走嚮市區的屠宰場。先生就此事在宣傳工作會議上提了意見。說經過長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還要經此折磨呢？要說是髒，則牛、豬又有何區別呢？他在會上風趣地說，如果真的火星上有人，用望遠鏡看地球時，豈不要奇怪為什麽上海的牛常常大遊行？他很得意地說這一幽默引起了與會代表們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運動開始後，這一句玩笑話不但被大肆宣揚為惡毒攻擊社會主義，而且還存心造謠在報上登漫畫，畫王先生在火星上用顯微鏡看地球，辱駡道：堂堂物理學教授竟不知顯微鏡和望遠鏡的區別。這是後話。
從王先生傢回來後，我心中很輕鬆，並對文匯報也有了興趣。這正是短暫的一段大鳴大放時期。報上批評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氣息。校內也召開了許多鳴放會，出現了大字報。我除了聽聽宿舍中同事的議論外，並無暇去參與這些集會或看大字報。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馬明敏同學等幾個人到我宿舍來說她們班級正召開着座談會，並邀我參加。那時我正看着書，便拒絶了。她奈何我不得，便玩笑地將拉綫開關一拉，嬌嗔道：“不讓你看書！”她們一走，我就到門口去開燈，但轉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況我們本是同班同學，怎能畢業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燈，跟了上去。就這樣，參加了物理係四年級的鳴放座談會。
座談會設在1200號教室大樓四樓西邊的大教室裏，中間用課桌圍了個方塊。同學們擁我坐到了桌邊，四面一望濟濟一堂，原來除了物四同學外還來了許多人。發言此起彼伏十分踴躍。到會的還有人事科長王零，原來這是一個嚮人事科提意見的鳴放會。同學們舉了許多事實來提意見，然而王零卻不作一聲。坐在我邊上的一位同學促我發表意見，我拗不過他，便站起來說了幾句，大意是：同學們提了許多，到底對不對呢？大傢說人事科中每人有個人事袋，裝着當事人無法知曉更談不上分辯的告密條子，而這告密卻嚴重影響着當事人的前程（4）。我看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長王零既然在座，何不表個態，省得大傢無的放矢！要是真有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的問題了。人事科做這種黑暗，見不得人的勾當，太不應該了。更不去說有人提到的黨的人事科這種說法了，黨作為一個整體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怎能管到黨外人頭上來呢。反之，如果我傢中保有黨員的檔案，你們如何看法呢。所以，如真有這種性質的人事袋，應該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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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80年代時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時的一位同學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學在肅反時無中生有地密告為加入過我的小集團，雖以優秀成績在山東工學院畢業，卻得不到重用，後來文革時與幹部一起勞動，幹部說“咦！你根本不像是檔案中寫的那種樣人。”在他追問下，纔得知實情。告密者是個黨員，曾爭取我入團，我則叫他也不必問政治，但我們私交不錯。他就讀於南京航空學院，通信甚密，肅反後失去聯繫。80年代見面時也牢騷滿腹。不知他當時何以出此，更不知幾人受害。1997年嚮明中學校慶，我們班級同學歡聚一堂，一位當時的黨員同學黃紹元坦誠地告訴我，當時徐還是團員，是受黃之命來和我要好的。黃說：“你當時如能因此入團，徐就立大功了。那時，天主教徒吳寶昌同學是我們的打擊對象，你是爭取對象，因為要發展又紅又專的黨團員。”我不禁發笑，還衹是個中學生哪談得上“專”？黃在會上深深緻歉，說他當時傷害了我們，這使吳和我都大為感動。當然對我是談不上傷害兩字的。黃後來在大學裏也被打為右派。同學會上還見到一位從五愛中學轉來僅在高中同學一年的黨員，他說他大學四年就讀了四個大學。顯然是個職業學生了。
王零真不愧是個老姦巨滑。藉這機會就站起來說：“今天的會開得很好，可是大傢提的意見還不夠尖銳。請下次開會再提。今天的會就到此結束。”
到了6月，報上的情形已經大變了。一派聲討右派的文章鋪天蓋地。幾乎都是是非顛倒的漫駡。然而我還完全沒有感到迫害將臨。我們的宿舍裏仍然隨便地議論着報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說當年共産黨進城“人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人民也會推翻共産黨，甚至於要殺共産黨。這話在要殺共産黨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為何要自認前提已經成立而說葛要殺共産黨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個房間又是同時提前畢業的王兆永同學對我說：“今天下午四點半請你開會，對黨提意見。”王兆永原是在肅反時負責整我的同學，但在畢業後，住在一起，學業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對彼此的為人都有瞭瞭解。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麽枕邊放着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看呢。他說這畢竟更符合事實。又有一次我對他發牢騷說：“共産黨不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門口貼出佈告稱；今天下午有重要會議，務必出席，雲雲。但結果會上說的不過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來不吃油的農民現在也吃油了。於是，油的供應便有些睏難。下個月起，要發油票來限量供應。我說，發個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虛說什麽重要會議呢？再說，建國時期要省下油來換外匯買鋼鐵，我們也理解，也願意束緊褲帶支援國傢。但為何要說這種混話來騙我們呢？再說召集應對會議負有責任的人來開會是發通知，而對會議沒有責任的人來說應該發請柬。你們動不動就以命令的口氣出佈告，又不寫內容。豈非不尊重人嗎？當時他對此不置可否。但這一回卻真的拿出一張復寫的請柬來。說：
“這次是我們黨誠心誠意地請你提意見，你看，這不是請柬嗎？”
果然，請柬上有邀請參加整風座談會雲雲的字樣。王接着又重提了我過去的牢騷，說現在黨已經懂得尊重人了。聽我再三回答說對此不感興趣後，他又說：
“這次不但黨請你提意見，而且我本人也很想聽聽意見。這樣吧，作為交換條件，我先請你看電影。”
這樣，我們去海寧路看了第一場電影。散場後，在回校的公共汽車站上，我推他擠上了車，卻縮開了手讓車門在他身後關閉了。車子起動的瞬間，他轉過身來，苦笑着點點車窗，說：
“你呀！就是不肯開會。”
我被他說得不好意思起來，就等了第二輛車，到了學校。
鳴放會的會場設在普通物理教研室，與會的是全體物理係助教。談了一會兒後，瀋天增（5）發言說：
“我懷疑這次運動會不會是釣魚？……，……”
還沒等他把話說完，郭有思便跳了起來，指着瀋的鼻子駡他右派份子。瀋天增並不雄辯，發言時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揮地書生氣十足。聽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賈起民（6）等的臭駡，不禁呆了。
我這時忽然有一個念頭，想當年肅反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卻受不了驚嚇。一年多不和我說話。現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沒有過知心的交談。我卻要讓你看看我是怎樣對待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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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瀋天增和下文將提到的郭有思，賈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前畢業的。那年共提前了12個同學畢業當助教。
（6）郭、賈二人當時最是窮兇極惡。文革中郭帶頭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傢，忠厚如王先生對吳劍華先生說：恨不得殺了他！可見郭當時的面貌，後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後我和一位當年在北京的同學說起賈，她問我為何如此厭惡他，我以當時情況相告。她卻講出令我吃驚的事來。原來賈是80年代纔入黨的，入黨時說很後悔當年之事，說那時支書薛履端拋材料，他充了大炮。薛當年在會上一言不發，會後見到我時，左右一看若無人便嚮我露齒微笑，我一直還感激她呢。
（７）畢業後，經王兆永提出，瀋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傢去相互作報告討論物理問題。
這樣我舉手打斷了接連着的批判發言，站起來辯道：
“我所聽到的，瀋天增並沒有肯定地說共産黨釣魚；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說出來。否則不合邏輯。他的意思衹可能是：希望共産黨不要釣魚。再說這話也不是他發明的，報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這句話不但阻止不了他們的無理吼叫，郭、賈二人反而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這樣，矛頭便轉到我的頭上。這時候根本沒有什麽辯論可言，完全是毫無道理的攻擊。這幫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責問的口氣吼出各種各樣的辱駡。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責問”一辭其實是不確切的，他們並沒有“問”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話來供他們攻擊。所以我一答辯就引來更多的攻擊和挑釁。我相信他們是預先密謀策劃過的。這些人都是黨團員，平時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動聲色，甚至和你一同發議論，也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公表示不滿，但是在運動來前，他們便被召集起來進行陰謀策劃。到時一擁而上完全喪失了人性。我如稍微關心點校內形勢，就應知道許多單位已在批鬥右派，不會中圈套前來開會。但即使不來開會，也逃不過這一劫；有一位講師吳椿，平時很少說話，到了59年，他正在圖書館看書，錢孝衡去找他說：“你現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還是有前途的。”從此降職降薪成為賤民。後來知道，定他為右派的依據衹是他對生産的火柴桿改短和買來的布縮水太多發了牢騷。不過從後面發生的事來看，黨支部書記王兆永卻並不知道我的事情會如此嚴重，大概僅是受命誘我開會而已。
他們責問我王恆守是不是右派，我斷然否定。又問章伯均、羅隆基。我說他們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來評定？在被逼不過時，我衹好說就算他們是右派，但單憑報上的材料是不足為據的，必須另有依據。
因為瀋的發言中曾有懷疑共産黨的本質是否結黨營私之語，便七嘴八舌地責問我：
“為什麽你反對黨的領導？”
我答道“何以見得我反對了黨的領導？”
“憲法規定了黨的領導，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規定了，你認為如何？”
“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又不是中華黨員共和國的憲法。由誰領導應由人民按選舉結果决定。”
“你為什麽反對在憲法中規定黨的領導。”
“如果定死了則萬一將來黨蛻化變質怎麽辦？”
此語一出，跳起了一個後來成為大人物的華中一（8），他居然隨身攜帶着黨章，從口袋中掏出來念道：
“中國共産黨黨員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並自以為有理地據此反問“既是先鋒隊怎可能蛻化變質？”
我聽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譏道：“黨章規定的不過是你們奮鬥的目標，那有一規定即成事實之理？正如物理學上有理想氣體的假定，和實際氣體是有區別的。難道說你認為被你們駡的國民黨其黨章就規定了黨員皆地痞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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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華中一當時並不是助教，卻來此開會。他交通大學畢業，雖為黨員卻不服從畢業分配，不肯去外地。後來趁周同慶教授負責研製X光管的機會，跟來復旦。他反右起傢，搖身一變成了電真空專傢。據負責文革期間主編工農兵物理教材的吳劍華先生後來告訴我，看了令他編的《直流電路》一節後，曾當面指責他“連抄書都不會！”後來他居然榮任復旦大學校長之職。他“指導”的研究生無不對其“學問”搖頭。有一位和他爭論後，正擔心報復，不料卻被送出國去也。
又有人提到我肅反時被檢舉的一句話，說我講過若鞍鋼被美國扔了炸彈，我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國士兵被殺，我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也毫不同情。這完全是斷章取義的挑撥之辭。事實上，我當時是指着報上的一段話而作的評論。報上將美國飛機在朝鮮炸我陣地說成是不人道。我批評其不會宣傳，說這和人道無關，我軍也要炸他們的陣地。如說其不人道，應舉的是炸我婦女兒童。即使炸了鞍鋼，殺了士兵也不幹人道之事。可在惡意挑撥之下豈容分辨？馬上大呼說我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云雲。這樣一直瞎吵到時間不早了。散會前令我表態，我說：
“我根本不關心整風，也無意提意見。今天來此開會全無準備。想不到有此結果。”
於是他們便令我於7月1日再開會。
7月1日的會規模已為全係教職工會。是針對我的批判會，先令我發言。我並未說任何新觀點，不過是對他們的惡意攻擊作些解釋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隨便的發言後來卻被他們說成是反黨八大綱領。現根據復旦當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錄其中以“八點綱領性意見”為標題的一段如下：１，我要求大傢抱着純客觀的態度來討論問題，有人說這不可能，說不是這個立場，就是那個立場，我是不同意的，因為所謂衹有兩種立場的看法，是從馬列主義來的，而客觀真理不見得就是馬列主義，我的本意對黨並無敵意的，如果你們認為有，那是馬列主義的偏見。２，從古到今都有愛國人士，如杜子美、陸放翁等，衹要是愛國人士，都是為低層人民訴苦的，當然，所謂‘低層人民’就是勞動人民。他們要為低層人民訴苦不外是這三個理由：（１）他們是大多數，（２）他們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無知。（３）沒有人做他們的代言人。愛國人士為無産階級着想，不等於承認無産階級領導。３，我沒有認為資本主義優越；對社會發展問題，我沒有研究，我不是學政治的，也不感興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種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義不反對說有的東西我們還未知吧？我說過人類道德不可能達到，這是不是校刊標題上說的‘反對社會主義路綫’呢？我說不是。……但一定要說成引導大傢走嚮共産主義的路，我不贊成。４，我覺得黨有缺點，我接觸到的黨員就都有缺點，（這）說明（了）黨的實質。我現在贊成共産黨是因為其它黨沒有執政能力；現在因為衹有共産黨領導，不得不如此，（但）沒有什麽理由說一定要共産黨領導。我說多黨製有好處，是指幾個政黨互相監督。５，憲法是百年大計，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將來有別的政黨更強大，現在還不知道。６，儲安平、葛佩琦的話，本人樂於引用……，譬如‘殺共産黨人’我認為是忠告，我不為他們辯護，因為指明他們是右派分子的，一定還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麽？所以不能肯定他們是右派分子。但就他們的發言本身來說，沒有什麽錯。共産黨不是傻瓜，他們也不是傻瓜。如果認為死人穿過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種迷信；那麽，我們也就不能認為他們講過的話，我們就不能講。７，我覺得對青面獠牙，殺人放火的人進行肅反，是完全必要的。但問題在於是不是真正肅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肅反革命，譬如我在肅反時被鬥，我就不是反革命，這樣的事實全國都有，不是個別錯誤。我怎麽是反革命呢？這是有點殺雞給猢猻看的。又譬如我一到係內工作，就發現即使在係內教書的，就不如我在學生時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後駡，這是為了政治問題（嗎）？（是）由於黨脫離群衆，有人拍馬屁，黨愛馬屁的緣故。８，物四會上有人講到我係有教師領學生到北京去生産實習，因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許進實驗室，這是對知識分子信任嗎？我還從很多小說上看到黨‘衹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議燒掉人事袋。
這裏，我舉杜甫、陸遊為例指出古往今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關心人民疾苦的，在共産黨成立以前也並不是沒有真理和正義。把一切都說成非共産黨領導不可是不對的。問題不在於我反不反對共産黨，而是根據民主制度的原則，任何政黨包括共産黨在內都不能自封為不可反對的(9)。共産主義社會衹是一種理想，我不反對有人持這種理想。但以此理想為據認定了現在共産黨正領導着大傢走嚮共産主義社會，因而决不可懷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講完以後，接着就又是連珠炮般的責難，雖說責問卻又不許答辯。當有人問：“你曾說肅反是殺雞儆猴，那末誰是雞，誰是猴子？”時，因我已多次要求發言，名義上主持會議的係主任王先生說：“讓他講話！”我便起立說：
“大傢是雞也是猴子。被拿出來殺的就是雞，暫時還沒有被殺的便是活猴。雞和活猴包括在座諸位。”
這幫仗勢欺人，衹管自己鬍說八道駡人，不容反唇相譏的“好漢、英雄”們，這一下可不得了啦。簡直是捅了馬蜂窩，全場亂作一團，幾十衹手指着我亂嚷。會開至此也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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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當時心裏想到而還未直說的是Republic這個詞就是指的廢除由某個個人或集團世襲的統治。豈能藉消除階級的空想理論為名而行恢復等級之實。
過了數日，批判會擴大到全校範圍，在登輝堂(10)舉行。戲臺上坐了主席團，前排空出一段放着麥剋風，我和瀋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聽訓。當聽到我敬重的黃烈德和周懷恆先生(11)發言時，我簡直莫名其妙啦，周大聲地用他的宜興官話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來，作出痛心疾首的樣子，過一會，接着說道：
“我最好的學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對身旁的瀋天增說；這難道是真的嗎？我多次要求發言，都被”不許右派放毒(12)”的呼喊製止。有一次還是主席臺上的王先生說了纔讓我說話。我走到麥剋風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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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已故李登輝校長命名的復旦大禮堂。
(11)兩位先生都教我數學，黃先生教微積分，極好。運動後期被查出少年時曾加入過三青團而被勞改。80年代再見到他時，垂垂老矣。
(12)用放毒一詞來描述不同於官方的意見也的確夠妙的了，既然是毒，當然可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無比的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又是最聰明的勞動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毒品一樣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見，以至不得不動用專政手段來“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我聽了半天，似乎你們在批判一個也叫李梧齡的人，可這是你們想象出來的人，不是我。他在哪兒？……”
等不得我說下去，便是一片瘋狂喊叫。鬼使神差他們是沒有閑情欣賞這點小小的幽默的。這就是他們的所謂的說理鬥爭。
這以後，校刊就登起駡我的“文章”了。這裏我用引號是因為從文字水平而言，這種東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後，我教的數學係四位同學來到宿舍嚮我致意。可他們很快便被團支部圍攻，其中三人被迫認錯。唯有一位女同學趙麗珠不畏強暴，反而敢於當衆和我說話。後來她受到勒令退學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頭卻勸慰我不要辯論而要檢討，我答以：
“士可殺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還大呼臣罪當誅，皇恩浩大。吃了耳光還要大呼快樂不止。”
“如你已經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業。那當然應該硬骨頭到底。但是你的事業還纔開始，如因此夭折，豈非可惜！”她這樣說。
大會以後，轉入小會的階段。十來個“積極分子”像開了發條會跳的玩具青蛙一樣圍着我鬧。這種批判會如果留有記錄將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為完全是瘋話而不可能完整地回憶出來。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繳械投降”。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開口閉口說我嚮他們“進攻”了。不按他們的意思臭駡自己就算的“進攻”了他們！整個的會議就象一群小孩子在玩假打仗，說的鬍話大概衹有《愛麗思漫遊奇境地》裏的御前會議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會議開始時有人故作誠懇姿態地說；
“我們是在幫助你，你千萬不要誤會以為我們要打擊你。”
“怎麽會呢”我不無諷刺地答道“幫助和打擊完全是兩碼事，誰也不會誤會的。你們的意思我當然明白。”
於是我便受命檢討。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對任何一件事提過具體意見，更沒有寫過文章、貼過大字報。就無法對某件具體的事做檢討。所有的衹是平時言談，怎能記得？而經他們舉出的又往往斷章取義走了樣。於是衹好泛泛而談，說從小讀的書不對，認為政治是“狙公飼狙”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因此太不關心國傢大事。受《民約論》之影響很大，認為政黨也不過是一個法人團體，和每一個人民應該是平等的。根本沒有學習過憲法，不知道有規定共産黨領導之事，平時愛好科學喜好純客觀地看問題等等。
其實，我和他們談書本，他們又何嘗聽得懂？如果他們真的能虛心聽我的“檢討”則實際上我是在給他們上最基本的民主主義課。我總是說“過去我錯誤地認為┄”，其實這些認為當然並不是錯誤的。例如我從孟子的民貴君輕說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論述的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但他們也根本不管我說的是什麽！衹等我說完就莫名其妙地、鬍說八道地攻擊。他們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檢討，而是要表現其自己，妄想得到好處。狼捕到了獵物就要撕裂它。求饒是根本沒用的，但不檢討也不行。否則他們沒法交代；“什麽？你們這麽多人竟製服不了他！“啊呀呀，這可不得了，這可誤了大事，誤了他們的前程。你可以想象得出來，當一個賊踏着墊腳石正爬墻到半空時，忽地墊腳石倒了的狼狽不堪樣子。不！不僅是狼狽，他居然憤怒起來。一個慣竊沒有偷到皮夾會比失去皮夾還要難過！
就這樣，兩、三天一鬥地過了一個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電話鈴響了。想不到我小學時的王校長(14)打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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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她此後當了多年的中學代課老師，平反後，讀過兩年大學的她得到畢業文憑。可見文憑是待遇而非學歷。
(14)小學畢業後我就沒有再去看望過王明玉校長，她是從電話簿中查到號碼的，足見老師對學生愛護之深。平反後，我去看望王校長，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傢。談起往事纔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産黨員，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車逃的命。但因此脫黨。他說“幸虧如此，要不然的話為了這樣的社會送了命，豈能暝目！”說罷掩面，不勝唏噓。
“你怎麽樣了？你要當心點呀！今天的報紙……我查電話簿……”
我趕緊下樓，從廚房窗口取來解放日報，衹見第二版上大標題《李梧齡百般咒駡共産黨和新社會》。其實一個多月以來報紙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這樣的大標題《駁斥“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謬論》之類。外行當然不能領導內行！這是普通的常識，怎麽成了謬論呢？後來新聞日報的文章居然說我出身“軍閥家庭”可見鬍說八道到什麽程度。不過當天我看到報雖然一笑置之，卻也馬上把報藏起，怕被父親知道了會擔心。後來終究瞞不住，老人傢衹是笑笑說：“我的兒子雖不明利害，是非卻是知道的。還不算太糊塗。”毫無害怕之意。抗戰時我傢淪落在上海，他拒任偽職而失業。後來一貧如洗。但老人傢言傳身教的人品使我終生受益。雖處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報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對一位朋友說”我可是神呢”。
我傢的這位朋友名叫王湛賢筆名阿湛是新民晚報副刊編輯。常來我傢看書。曾有一次讀到《水經註》中一則秦始皇去見海竜王的故事，就譯成白話，發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竜王有許多寶貝，很想見識見識。海竜王於是托夢說，可以來，但不準帶畫傢隨從。然而秦始皇還是帶了一位畫傢混在隨從中。果然，海竜王宮中琳琅滿目，不勝其豪華。酒足飯飽後。秦始皇帶着大隊人馬，浩浩蕩蕩，一路上海水分開，讓路而回。海竜王此時纔發現問題，知道自己被畫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蝦兵蟹將追趕而來，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將過來。可憐秦始皇衹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隨行人員。海竜王相貌其醜無比，不願留下形象。是以後世無傳。
鳴放期間，該報社長林放動員提意見。當時報界都在議論新聞自由、民辦報紙之類話題。社長又拍胸保證言者無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來，得了消息。自己馬上轉嚮不說，卻仍然不動聲色地繼續動員鳴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說了。就此上當，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說成是影射共産黨醜陋，不讓新聞自由雲雲。
阿湛後被送去青海勞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時新民晚報還未復刊，無人問津。阿湛沒有傢室，他的姐姐曾來找我寫信，多方求助，都無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靈，對他也無援助。一位很有才華的文學家就此消失了。當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來。
報紙也驚動了吳劍華先生，他在學期將結束時，嚮我交代了考試事宜說：“我回鄉去了，有事寫信，就寫蘇北海安吳劍華收好了”。看報以後，吳先生提前回到學校，並馬上趕到我傢中來規勸我小心為要。他因此參加了本可避開的會議，會上又仗義執言說：“我是瞭解李梧齡的”等等。於是被人攻擊，加之他平時說了一副對聯“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錯、萬錯，馬屁不錯”，批評醫務室時說了“橫眉冷對同學指；俯首甘為病魔牛”。在錢孝衡等的策劃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後來還瞭解到他被人捕風捉影地檢舉說他曾任美軍翻譯官。事實上，他衹是在讀大學最後一年時，全班參加英語培訓而已。還沒來得及為抗戰服務就已勝利了。吳先生後來也被送去下放勞改，但為時不多，放回後領很低的工資，教了許多課。平反後，他堅持要那檢舉人道歉；但那人卻抵賴不認帳。86年他退休時，又不按規定剝奪了他離休(16)的權利。經他多次上告市委組織部，於1992年纔爭得此待遇，但在工資級別等方面仍被壓底。
事實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對於造成冤案的那幫鷹犬是從沒一個受懲罰的。他們仍然往往居於高位，極盡壓製之能事。
這一年的暑假，我們年級留在上海的約40餘人中，卻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黨支部的會上說了對我的瞭解，反對對待我的方法。說那樣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極因素為更消極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黨員，未被勞改。他很快被脫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問題總解决後，錢孝衡對他說：“因為你是黨員，所以打你右派。因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黨員右派啊。”
物理係的同學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這和學科學時的思維方法有關。我同班同學們主要是在討論等額選舉是不是民主選舉？鬍風是不是反革命的問題上被打成右派的。這些討論會是在黨委的策劃下召開的，討論題也是受其啓發的。可見用心之險惡。這兩個問題，特別是選舉，即使從字面來看也是從若幹個中選擇之意。居然發明所謂等額選舉之說，還標榜說是最民主的，豈非笑話！學校中動員了一批學馬列主義的研究生來做打手，真不知道這幫研究生是用什麽邏輯思維來做研究的。不過，也可以說他們的確是當代的一批“社會科學精英”，因為他們年紀輕輕，在那時就已懂得了“上級說的就是真理”和“誰的官大就聽誰的”這樣的社會主義哲學，而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學到老了還是學不會。當時物理係三年級的楊福傢也是跨年級的打手之一。當有人責問他“你看來是有背景的”時，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說“我就是有背景的，是黨指示我來和你們鬥的。”果然他反右以後被送往丹麥留學，成了特別培養的對象。
未畢業同學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學。她是王造時的女兒，當然在劫難逃。班上逼她發言檢舉自己的父親。她被逼不過，同意發言。臨上場卻說：
“我的父親，他，他”停頓了一下接着說“他是很偉大的。”
於是全場嘩然。在以後的批鬥會上她從不屈服。還帶了本英文小說去看，“你們的話我愛聽就聽，聽不進就不聽”。指責她時，她轉身就走。主持會議的人指使一個頭腦比較簡單的同學去拉她回來，她怒斥他“你想幹什麽！”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畢業，在同濟大學工作，曾在他傢幫其父謄寫過演講稿。此事被她的一個好朋友在也被打為右派後說了出來。於是又多了一個右派。
王海容同學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親亦於文革的監獄中去世。我寫回憶至此，忍不住停筆唏噓。回想起在復旦吃最後一頓飯時，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勵的情形，猶如昨日卻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兒反對父親，不成，則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學將永遠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開學後，我沒有被安排工作，逍遙自在得很。繼續跟着王恆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傢。討論之餘，天南地北，論古說今，相聚甚歡。王恆守先生這時早已成了報上連篇纍牘咒駡的對象。他風趣地說起春節聯歡晚會上，王中出了一個燈迷“寡人經常右傾”打現代人名一位。大傢一看哈哈大笑，說是王恆守。
王中是新聞係教授，很有歪纔。曾有一次坐在登輝堂主席臺上，閑不住寫了個條子“陽夕光西無常明，監囚亡靈呼麯冤”，遞給主席諸君。這些主席正是：楊西光，吳常明，鄒劍秋，王零和鬍麯園。他們一個個看了好不容易纔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狀之一是說了“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纔是新聞”。語近幽默，卻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聞為教育人民的觀點相容呢，雖說人民是主人，據說又最聰明，何必傭人去教育？
王恆守先生主要是說了大學應該教授治校。老先生為人耿直、爽朗，經常出語幽默。他這時也經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鬥，對我說：
“開會必須剃了光頭去，纔不怕揪辮子。”
我答道：“那也沒用，他們會捻你汗毛當辮子。”
說罷兩人大笑。但他還是做了極詳細的檢討，洋洋數十頁，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將我得過學生科研奬，他在奬品簿子中題了一首詩“聲光電熱探真詮，莫讓前人先著鞭；數理文章通一變，乾坤扭轉幾重天”也算罪孽寫了進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驕傲了纔會變右派。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謹慎，也可說明在運動中人們的心態。在沒有法製約束的一批惡棍的圍攻下，很有一些人頂不住時，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來，而且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別人頭上。裝出一副受害者的樣子，好象推說自己思想受某人影響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所防備也。
記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會樓樓上，被鬥罷以後走下來。看見大廳裏正在鬥孫大雨。便走進去觀摩。衹見孫站在前面答復責問。也早成右派的圖書館館長潘某、生物係教授張某分別登場責問，因為孫忘記了他們的一次談話內容。他們指責說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還會說：
“那天談得很晚，你捨不得請我們吃飯，是到寶大(18)去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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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單從這標題將牛鬼、蛇神兩個詞拆成四個就可見其水平了。
(16)按規定凡1949年10月前參加革命的，其退休稱為離休，待遇遠高於一般退休人員
(17)這裏我選“抖”字而不用“說”字，因為前者更說明問題。抖衣服時不但口袋裏的東西，而且連灰塵也都抖出來了。
(18)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傢西菜店。
那時候報上正經常以孫大雨吝嗇來對他人身攻擊。此語一出，舉座喧嘩，紛紛嘲笑，辱駡他。孫則舉着一捲紙往頭頂上敲擊，憤怒地說；
“我不記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說豈有此理外還能說什麽呢，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對他的吝嗇有看法，也怎能在這種場合用這話去侮辱他呢。這不就是落井下石嗎？
孫大雨先生成為右派的情況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主席，解放後權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騷。以老革命自居，駡人成性。恐不免是為地位之爭吧。
然而他的批鬥會也確實令人寒心。回憶那位張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上以“千士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開頭慷慨陳辭提了不少意見。很有士大夫的氣慨。然而一旦受到攻擊，他和朋友之間非但做不到“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噓以濕，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訐。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傳》中有一段生動的描述：“老人鄰有西塾，聞其師為弟子說前代事，有將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綰黃紆紫，或攬褰裳帷，一旦事變中起，釁孽外乘，輒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後……”說的是一位塾師平日裏和弟子們熟讀聖賢書說的都是忠君愛國之道，但一旦城陷，紛紛爭先賣國唯恐落後。我對張、潘的批評也許是衹看到了表面，然而當時整個知識界的情形卻真是可悲。你衹要想想百萬知識分子被無端的打為右派，紛紛落馬時卻又相互攻訐的慘狀；特別是那些頭面人物，爭相自我辱駡。無怪事隔多年後有人批評說中國知識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沒有脊梁骨也是原因。這不正應了一句古話“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嗎？
散會時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擁擠，便走進來喜飯店。這是一傢很小的飯店，衹有不多幾個火車座，除了一個外，也都已滿座，但人們還是往已坐了四、五個人的座位中擠。背朝裏的那位沒人敢驚動的大人物正是孫大雨先生！我毫不遲疑地走過去，轉身嚮外坐下，微笑着輕輕地說了聲”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說時遲那時快，唰地一下，全體目光嚮我投來。我心裏想“你們又能拿我怎樣？”這件事發生在我被上報紙批判的前一天，所以連日期都記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沒幾天，就來了通知。蔡懷新安排說“請你到係圖書館去指導編目。”蔡是53年畢業的，此時已是講師，是一個黨員幹部，說起話來是很客氣溫和的。我於是到圖書館去上班。係圖書館的規模很小，衹有兩間房間，書籍主要都在外間，有一張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閱覽。裏面是個小間，放即期期刊，有沙發。我搬了桌椅進去放上打字機辦公。係圖書館並不每天有新書來，工作太輕鬆了，明擺着是硬添出來為了不讓我閑着而設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這份工作，就也興致勃勃地去大圖書館藉來了許多圖書館學的書看。發現了圖書館目錄的許多不足之處。至少就係圖書館而言，其圖書分類竟還用的是幾十年前的王云五分類法。於是我按當代的物理學擬定了一張新的分類表，請示係主任同意後，開始將書籍全部重新編目。
我這時在學校宿舍裏無人說話，便搬回傢裏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時，約九點鐘到校。不久他們傳話說我應按時上班。我回話說；我是教師，本沒有上班制度，何況你們安排的是“指導編目”。我不但每本新書都親自編好目，打好卡片，還主動提出重編全部目錄。這點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時間。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請先降我為職員。他們也就沒有再堅持。
轉眼秋去鼕來，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親為我選12月1日結婚。照農歷算法，這也正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我和金美梅相愛五年了，雙方傢長也有往來，這是順理成章的婚事。我父親按着古禮還親自去求親，約定了婚期。衹是因為我的事見報以來，金的同事們都勸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沒有事先與她們說過。這一天，她去見工會主席魏芹請結婚假期。魏吃驚地說：
“什麽？你怎能和他結婚？”
“為什麽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為什麽就不能結婚？”
“那好，後果你自己考慮！”
魏芹的口氣不無威脅，但我們也沒有當它一回事。事實上，我們早已辦好了結婚登記。有趣的是，當我們拿到結婚證書時，其上赫然簽名證婚的盧灣區區長關百勝卻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單位是嶽陽路小學。教導主任吳傢琦是和她同一天去報到任職的。吳的男朋友是復旦歷史係的學生。她倆關係本不錯，每當她們學校開舞會時，她總希望我去參加。當我提前畢業任助教後，她不無嫉妒之意。這也許是她以後如此窮兇極惡的緣故吧。
小學的整風運動起步晚，一開場就反右了，這時剛“揪”了幾個右派，所以她們認為金美梅簡直是膽大妄為極了。不久她也當然成了右派。其實她根本沒有鳴放過任何話，於是連平時說過美國貨好也算是罪名了。這時放了寒假，我說不要理睬她們，不必去開會。
於是有一天一大早來了兩個人，在門外大聲敲門叫“金美梅”，目的當然是叫她去挨鬥。她問我“怎麽辦？”我說“不要去！”她說“那就推說生病吧。”說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樓走到院子裏開了鐵門的一條縫問；
“什麽人？”
“我們是嶽陽路小學的。”
“有什麽事？”
“我們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麽事？”
“叫她去開會。”
“她不能去。”
‘為什麽？我們要見她。？
“不行，她不見客。”
“什麽？”
她們顯然驚呆了，生長在我們這社會裏的人對於一個人有權不見客是完全陌生的。“憑什麽一定得見你們。”說着我用鐵門把她們推擠了出去。她們在門外踢門大駡，我就回駡她們“匪徒！”，她們卻也奈何我不得。據後來得知，她們馬上去了復旦大學告狀。
嶽陽路小學當時還是一個規模很小的學校，教職工衹有17人。卻打了7名右派。校長是位老先生，後來死在獄中。工友林鳳美還不滿二十歲，也在當時被打成右派。後來報上去時，根據其文化程度實在說不過去了，卻也不放過她，無端按上個壞份子名目。58年要趕她回鄉下去，她捨不得這個飯碗，苦苦哀求，不成。下鄉不久，發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後來降職降薪，拿35元工資，實際上在幹校工的工作。據說是最光榮的勞動卻慷慨地讓她幹了多年。我出事後，她胃潰瘍病發作，58-62年間十餘次住院。來農場探望我後又感染了腎盂腎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壓、腹水、肝硬化等癥，文革時幸而病重纔因禍得福，因為碰到了個好醫生。當這幫人去醫院“揪鬥”她時。彭竜舞醫生(19)說“可以，但你們不要再送來了，出了人命我不負責！”這樣一來纔嚇退了這些惡狠狠的人。後來又碰到位好校長邵華斌，在臨被送下鄉勞動時因病留了下來，纔保住了這條命。
賤民的生活並非僅是扣工資和幹體力勞動，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舉一個例子來說，有一次我妻正在門房間勞動，忽然電話鈴響了，一聽，是找一個叫陳溶溶教師的，於是我妻便高聲喊她來聽電話。她們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發生了什麽？那位“高貴”的陳老師居然臉一板，大聲申斥道“你是什麽身份！膽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還為此開會，批鬥一場。從這一小事就可見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這也並非可歸結為小學教師水平底、素質不夠。在大學裏也照樣如此。我的同學張靜甫被打為右派後分配在工人師傅蔡祖泉手下的電光源實驗室勞動，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係的200號樓送東西，張奉令而去。不料纔走到200號門口，就見到樓梯上下來一人，此人非他，原來比張低一級的楊福傢是也。楊這時候反右起傢不可一世，竟對張申斥道：
“這是什麽地方，也是你可以隨便來的嗎？”
啊呀呀，這是什麽地方？還不就是我們一進復旦就上課、做實驗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樓嗎？近來榮任復旦大學校長的人物，當時的嘴臉就是如此。與其說這是個水平問題，還不如說是人的惡劣品質被當政者鼓舞起來了為確當。
再說我妻在學校裏做苦力活，一個姓周的門房便成了她的頂頭上司，我妻每天得買些小點心孝敬她。衹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馬上變臉，處處找麻煩。可見受這種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難受。
與之相比，我在監獄21年，雖然受盡折磨，但畢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謂“腳碰腳”即胼手胝腳的難友之間。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殘害，但倀物衹能是倀物而並不能自封為老虎。這是和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惡劣品質都煽動了起來，造成了多少人間仇恨，對民族的心理素質有多大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機前工作，係圖書館唯一的一位管理員項老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邊對我說：“請你幫個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間去。他指着一個書架說”我夠不到，可否請幫忙替我把上面的書搬下來”。我就踩在凳上幫他搬書。可是還沒有搬完一排書，他又說“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樂意地問道：
“什麽意思，難道我搬得不對？？
“不，不，不是這意思。”
“那又為什麽？”
“我不能告訴你。”在我一再追問下他又說：
“除非你到我傢去吃飯，我才能講。我傢住在嘉陵村（20）某號。？
“飯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後一定到府上造訪。”
就這樣我飯後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傢去。他小心翼翼地關上了門，纔低聲對我說：
“蔡先生來了，我纔叫你搬書；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來蔡懷新吩咐他叫我勞動，他未應命。見蔡走過，叫我裝裝樣子。我聽了氣憤地說“他們竟然這樣！”於是他忽然說“一碗飯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釋說他們嫉妒我，纔要排擠我。當然這是他個人對運動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後他拉着我的袖子講了他的身世。
他在復旦讀書時曾和一位有錢的小姐相愛，而對方傢長反對。倆人便相約到兆豐公園21殉情自殺。吞服了安眠藥。他哭別女友回傢時已很晚，母親逼他吃了一個大西瓜。也許是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僅昏睡了幾天。醒來時和尚道士一房間在喊魂呢。而女友則香消玉殞。他從此心灰意懶，書也讀不進了，便懇求校長李登輝幫助，退學在圖書館工作。一晃幾十年，項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圖書館門口管簽到，讀着永遠讀不完的《東周列國志》。他說”老人老矣，所見實多”，對人際關係有他的看法。
分別時我說：“謝謝你的指點，我一定不會難為你的。”然而我卻打定主意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沒人找我，但第二個月起工資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電話召喚到學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懷新。他出示幾頁紙，說：
“你簽名。”原來紙上寫了一百四十多條所謂我的言論。我說：
“我不能簽名，這不符合事實。”
“揀你同意的簽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簽不同意。”
“這全部都是斷章取義，似是而非。不是簡單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於是我就逐條批駁，寫完簽上字給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電召我去校，這次是係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談，在座的還有一個年輕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來不久，衹見他衣冠楚楚，扣子鈕到衣領22，一臉正經的樣子。坐定後，王先生對我說；
“領導决定對你的處份為勞動教養，但考慮你的前途，讓你去封溪鄉勞動。明天報到。”問我“有何意見？”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我不去！”王助理掩蓋不住他的驚訝，皺起了眉頭，說：
“為什麽？！”我就轉臉對他說：
“這有什麽好奇怪的，既然問我，當然就有兩種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種，你就不奇怪嗎？，如衹許有一種回答就不必問。”
他說“那好”便轉身外出了。我趁這機會問王先生：
“他們會強迫我去嗎？”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說；
“按規定，你還可以不接受處罰，離職自謀出路。”我說：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過這文件了。”這時王助理回了進來，拿着一張紙對我說“那你就辦離校手續。”那是一張油印的蓋巡回章的紙，上面有六個蓋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繳出了校徽和工作證，辦好了係裏的第一個章，轉身就走。我於是去王恆守先生傢告訴了情況，他倆聽了直搖頭，說這樣不行，要惹禍的。便商量叫我寫一個說明理由的報告。第二天一早我帶了報告去給他們看。報告中力陳我傢父老母病，要我在傢照顧。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絶下鄉，自謀生活出路雲雲。他們看了都說寫得很動情。
到係裏繳了報告，我就去圖書館還書、蓋章。巡回章的最後一個是校長辦公室的一位女職員說：“校長還不知道這件事呢，這樣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後通知你。”這樣我就回了傢，心中考慮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來電話叫我去。我將妻子送到她學校的門口，隨即乘車去復旦，心中還想着是不是他們改主意不要我下鄉了。校門口的警衛忽地攔住我，說要填會客單。這是個很反常的現象，從沒有這樣重視過查校徽，何況這麽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單子，就去了校長辦公室。那時的校長辦公室在1100號房樓上。還是那位女職員說：“你這麽早就來啦，校長還沒來呢，你先請坐。”但我剛一坐下，她又說：“喔，剛纔保衛科有個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來好嗎？”我就下樓出了1100號房，嚮屋後的保衛科走去，保衛科就在旁邊幾步路原工會俱樂部後面。我還沒進門，一輛我未註意到的尾隨我緩緩開着的吉普車中忽地跳下兩個人，一把將我推了進去。其中一人馬上轉身對着我，掏出一張紙念道：
“……現經批準你校李梧齡送勞動教養……此緻復旦大學……”雲雲。並馬上要動手動腳拉我。我厲聲責斥道：
“這文件是此緻復旦大學的，念給我聽幹什麽！交給復旦大學去！”說罷奪門欲走，卻被人攔住了。我隨即大喊：“我要找校長。”
這時候另一人裝模作樣地拿起電話，說了幾句，轉身對我說：“楊校長正在登輝堂做報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說：“那不關你事，你儘管把這文書送交學校好了。”於是他們來軟的了。一個人說：“你不要為難我們，就跟我們走一趟，辦個小手續，我們保證送你回來見校長。”
這樣，軟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誰在當時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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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淮海路徐匯區中心醫院醫生，也是右派。
（20）復旦大學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園。
（22）當年很少人穿人民裝如此正經。後來我在獄中見到個和他同時從青島一個中學參加南下工作團的刑事犯（妙在該犯也自稱右派），纔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學裏，不得不裝出個有知識的幹部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