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这里讲的是两个人的故事：李致新和王勇峰。他们被称做是“登山双子星”，
相伴相随十几年，走遍七大洲最高峰。他们那么相同，有着共同的坚强的意志和坚
定的信念；他们又那么不同，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
对于李致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小兔子跳舞的故事。1998年7 月，梅里雪山
遇难勇士的遗骸被发现，中国登山队搜索，我随队采访。那是一次伤心的旅程。山
的美丽和残酷让人心凉，下山的整个过程中心里都是痛苦着的。就在远远的还能望
见梅里的山路上，李致新问我：“见过小兔子跳舞吗？”面对他突兀的发问，我很
茫然。他说他见过。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清晨去打草，在微微的晨曦中，在带着
露珠的草丛后面，小兔子在跳舞。他说这话的时候，车正拐过一个弯路，梅里闪了
出来。因为这只跳舞的兔子，梅里看起来竟也亲切而温暖了。
而对于王勇峰，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口哨。攀岩的时候，修路的时候，会传来他
的口哨，没有什么旋律，随心所欲的响着，从中能感受他的快乐和怡然。
山里山外的王勇峰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中，他是懵懂的，丢三落四，一进山就
那么的不同，站在他旁边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头脑的清晰。他也爱讲些山的故事，但
大多是那些大悲大喜的，在他的山里没有什么花呀草呀的，也很少诗情画意。
这就是他们的不同。同样的爱山，却用着不同的方式。认识他们会了解山的两
面：浪漫与壮美。
这里讲的是两个人的故事：李致新和王勇峰。他们被称做是“登山双子星”，
相伴相随十几年，走遍七大洲最高峰。他们那么相同，有着共同的坚强的意志和坚
定的信念；他们又那么不同，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
对于李致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小兔子跳舞的故事。1998年7 月，梅里雪山
遇难勇士的遗骸被发现，中国登山队搜索，我随队采访。那是一次伤心的旅程。山
的美丽和残酷让人心凉，下山的整个过程中心里都是痛苦着的。就在远远的还能望
见梅里的山路上，李致新问我：“见过小兔子跳舞吗？”面对他突兀的发问，我很
茫然。他说他见过。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清晨去打草，在微微的晨曦中，在带着
露珠的草丛后面，小兔子在跳舞。他说这话的时候，车正拐过一个弯路，梅里闪了
出来。因为这只跳舞的兔子，梅里看起来竟也亲切而温暖了。
而对于王勇峰，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口哨。攀岩的时候，修路的时候，会传来他
的口哨，没有什么旋律，随心所欲的响着，从中能感受他的快乐和怡然。
山里山外的王勇峰是截然不同的，生活中，他是懵懂的，丢三落四，一进山就
那么的不同，站在他旁边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头脑的清晰。他也爱讲些山的故事，但
大多是那些大悲大喜的，在他的山里没有什么花呀草呀的，也很少诗情画意。
这就是他们的不同。同样的爱山，却用着不同的方式。认识他们会了解山的两
面：浪漫与壮美。
第一章 登山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李致新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年我13岁，上四年级。当时我们
学校只有一份报纸——《人民日报》。我那时候是校长很喜欢的一个学生，每天有
一个任务是去供销社取报纸。
《珠穆朗玛一青松》，这个标题到现在我也能脱口而出。那篇文章很大的篇幅
是讲当时登山队的政委吴宗岳，他为了记录登顶的成功和登山运动员的精神风貌，
冒着各种危险拍纪录片，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失踪了。
那时留下的印象是登山运动特别神圣，登山运动员真的像青松一样在人们的心
目中常青，但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能和他们一样。我们成长的年代，正是学习黄继
光、董存瑞、王进喜这些英雄的时代。英雄很容易走进我们的生活。
很想和人说说我小时候的事儿，那是人生一段难忘的时光。
小时候我的家乡没有山，只有丘陵，比较危险的陡崖也就几十米高。有一次春
游的时候我爬上去，老师急得直批评我。她肯定没有想到，她的学生后来爬到了一
个比一个高的山上。
小时候，我家菜地就在学校的前边，家长让我看菜地，我天天坐在墙头上看学
生上课，自己也想上。可我妈妈不让我上，我就蹲在教室外面听人家上课，回家就
哭。妈妈拿我没办法，让我插班上了学。
我们那里学校的条件很差，桌椅是水泥做的，因为是插班，我和另外两名同学
用一套桌椅。小学时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在全校背《为人民服务》。那时候广播里老
放“老三篇”。没上学不识字的时候我就会背了。校长让我站在凳子上背给大家听。
高考那年正是彭加木遇难的那年，他失踪后，国家曾派人去找。当时我理解的
那种寻找，就好像是家里的孩子丢了，拉开大网满城找呗。那时很奇怪，怎么会找
不到？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自然有多大。因为正是崇拜英雄的时代，我报考了武汉
和长春地质学院。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幼稚的想法，学地质可以四处走。小时候我家
有个邻居，是个采购员，总是五湖四海地溜达，那时候我最羡慕的人就是他，一度
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个采购员。
念中学时最大的心愿是考上大连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系。在中学，化学是我最得
意的一门功课，我的梦想是当中国的门捷列夫。但功课拉了后腿。
从农村到城市，很多功课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像生物和外语，在农村都没
有学过。在农村只学过两个星期的日语，高考时外语就选择了日语。学校里学的是
英语，我只能跟着广播学日语。早上上学要坐1 个多小时的车，我就在出门前把日
语广播录下来，路上和中午在学校听。那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学习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拿着爸爸的工会证，放学后去大连市工会的工人文化馆看书。这么读完了高中
的最后一年。最终进了武汉地质大学。
上了大学，我发现了自己的跑步才能。以前喜欢踢足球，不知道自己还挺能跑。
有一次体育课上测试1500米，我跑了个第二，第一名是体育特招生。我一下发现了
跑步的乐趣。武汉地质大学是个环境优美的学校，有山有水，于是，每天早上，我
都要绕着学校跑几圈。
因为跑步，我认识了王勇峰。
大二那年学校开运动会，王勇峰跑1500米，我也跑1500米，当时他是校队的长
跑队员。跑到最后一圈时，我差点儿超了他，他急了，开始加速，当然，他拿了第
一。他们班那么多女生给他加油，一看人缘还不错。下了场，他过来和我打招呼，
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大三的时候，有一天正在饭堂吃饭，王勇峰过来跟我说：“学校组织了一个登
山队，你想不想参加？”
“是吗？有登山队？”我听了挺高兴，小时候的记忆一下子想了起来。但当时
登山队不要我们水文系的，只要和高山工作密切相关的地质系、矿产系和物探系的。
王勇峰因为是校运动队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他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学
校在几百个报名者中筛选24个，低压舱等一系列的测试已经进行完了，但有一个老
师退出去了，因而还有一个名额。他指点我去找纪老师。我摸到纪老师家，见到他
的第一句话是：“我想参加登山队。”
纪老师在我们学校搞了很多年的科考工作，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脚趾
也在登山中冻掉了。
他问我：“为什么要登山？”
我一下子愣住了，来之前可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突发奇想：“第一，我喜欢登
山。”我想这是说服老师最重要的。现在选队员，也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喜欢登山，
有没有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精神。这是一个登山运动员的首要素质，硬拉进来是不行
的。“第二，听说将来还要和日本队合作，我会日语。’其实，我那时的日语水平
只够问个好。“第三，我是东北人，我抗冻。”实际上，南方人抗冻，我那些南方
同学冬天就睡在一个棉套上。
老师一听，就同意了，说只要系里同意就没问题。
当时很多人的心理是想去高原看看，去山里看看，看看冰塔林、雪山。当时我
也有这种想法，即使以后当不了登山运动员也没关系。有一点没有想到的是：纪老
师的问题我居然用了15年的时间也没有回答出来，越是到后来，问我这个问题的人
越多，而我，也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高山反应损伤着身体，疲劳折磨
着意志，时时刻刻地威胁着生命。真的像孟子说的那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空乏其身，但还要一次次向山而去。我想，这是用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回答
的一个问题。
听了纪老师的话，我直接去找系主任谈，这之前我还从没和他说过话呢。他说，
作为咱们系的学生能去当然是好事，但要把功课安排好。
现在想起来，一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没有王勇峰的那句话，如果没有那
么开明的老师，如果真像其他队员那样去做低压舱这样的专业测试，我可能永远和
登山无缘了。
李致新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年我13岁，上四年级。当时我们
学校只有一份报纸——《人民日报》。我那时候是校长很喜欢的一个学生，每天有
一个任务是去供销社取报纸。
《珠穆朗玛一青松》，这个标题到现在我也能脱口而出。那篇文章很大的篇幅
是讲当时登山队的政委吴宗岳，他为了记录登顶的成功和登山运动员的精神风貌，
冒着各种危险拍纪录片，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失踪了。
那时留下的印象是登山运动特别神圣，登山运动员真的像青松一样在人们的心
目中常青，但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能和他们一样。我们成长的年代，正是学习黄继
光、董存瑞、王进喜这些英雄的时代。英雄很容易走进我们的生活。
很想和人说说我小时候的事儿，那是人生一段难忘的时光。
小时候我的家乡没有山，只有丘陵，比较危险的陡崖也就几十米高。有一次春
游的时候我爬上去，老师急得直批评我。她肯定没有想到，她的学生后来爬到了一
个比一个高的山上。
小时候，我家菜地就在学校的前边，家长让我看菜地，我天天坐在墙头上看学
生上课，自己也想上。可我妈妈不让我上，我就蹲在教室外面听人家上课，回家就
哭。妈妈拿我没办法，让我插班上了学。
我们那里学校的条件很差，桌椅是水泥做的，因为是插班，我和另外两名同学
用一套桌椅。小学时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在全校背《为人民服务》。那时候广播里老
放“老三篇”。没上学不识字的时候我就会背了。校长让我站在凳子上背给大家听。
高考那年正是彭加木遇难的那年，他失踪后，国家曾派人去找。当时我理解的
那种寻找，就好像是家里的孩子丢了，拉开大网满城找呗。那时很奇怪，怎么会找
不到？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自然有多大。因为正是崇拜英雄的时代，我报考了武汉
和长春地质学院。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幼稚的想法，学地质可以四处走。小时候我家
有个邻居，是个采购员，总是五湖四海地溜达，那时候我最羡慕的人就是他，一度
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个采购员。
念中学时最大的心愿是考上大连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系。在中学，化学是我最得
意的一门功课，我的梦想是当中国的门捷列夫。但功课拉了后腿。
从农村到城市，很多功课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像生物和外语，在农村都没
有学过。在农村只学过两个星期的日语，高考时外语就选择了日语。学校里学的是
英语，我只能跟着广播学日语。早上上学要坐1 个多小时的车，我就在出门前把日
语广播录下来，路上和中午在学校听。那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学习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拿着爸爸的工会证，放学后去大连市工会的工人文化馆看书。这么读完了高中
的最后一年。最终进了武汉地质大学。
上了大学，我发现了自己的跑步才能。以前喜欢踢足球，不知道自己还挺能跑。
有一次体育课上测试1500米，我跑了个第二，第一名是体育特招生。我一下发现了
跑步的乐趣。武汉地质大学是个环境优美的学校，有山有水，于是，每天早上，我
都要绕着学校跑几圈。
因为跑步，我认识了王勇峰。
大二那年学校开运动会，王勇峰跑1500米，我也跑1500米，当时他是校队的长
跑队员。跑到最后一圈时，我差点儿超了他，他急了，开始加速，当然，他拿了第
一。他们班那么多女生给他加油，一看人缘还不错。下了场，他过来和我打招呼，
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大三的时候，有一天正在饭堂吃饭，王勇峰过来跟我说：“学校组织了一个登
山队，你想不想参加？”
“是吗？有登山队？”我听了挺高兴，小时候的记忆一下子想了起来。但当时
登山队不要我们水文系的，只要和高山工作密切相关的地质系、矿产系和物探系的。
王勇峰因为是校运动队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他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学
校在几百个报名者中筛选24个，低压舱等一系列的测试已经进行完了，但有一个老
师退出去了，因而还有一个名额。他指点我去找纪老师。我摸到纪老师家，见到他
的第一句话是：“我想参加登山队。”
纪老师在我们学校搞了很多年的科考工作，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脚趾
也在登山中冻掉了。
他问我：“为什么要登山？”
我一下子愣住了，来之前可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突发奇想：“第一，我喜欢登
山。”我想这是说服老师最重要的。现在选队员，也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喜欢登山，
有没有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精神。这是一个登山运动员的首要素质，硬拉进来是不行
的。“第二，听说将来还要和日本队合作，我会日语。’其实，我那时的日语水平
只够问个好。“第三，我是东北人，我抗冻。”实际上，南方人抗冻，我那些南方
同学冬天就睡在一个棉套上。
老师一听，就同意了，说只要系里同意就没问题。
当时很多人的心理是想去高原看看，去山里看看，看看冰塔林、雪山。当时我
也有这种想法，即使以后当不了登山运动员也没关系。有一点没有想到的是：纪老
师的问题我居然用了15年的时间也没有回答出来，越是到后来，问我这个问题的人
越多，而我，也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高山反应损伤着身体，疲劳折磨
着意志，时时刻刻地威胁着生命。真的像孟子说的那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空乏其身，但还要一次次向山而去。我想，这是用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回答
的一个问题。
听了纪老师的话，我直接去找系主任谈，这之前我还从没和他说过话呢。他说，
作为咱们系的学生能去当然是好事，但要把功课安排好。
现在想起来，一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没有王勇峰的那句话，如果没有那
么开明的老师，如果真像其他队员那样去做低压舱这样的专业测试，我可能永远和
登山无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