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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女子張若名和她的夫君
一個世紀老人病重謝世了。他生於1901年，名字叫楊堃。
當我第二次踏訪楊傢時，門上的遺像和他兒子的敘述告訴了我。
作為一個采訪者，我不無深深遺憾。不僅因為楊堃是20年代的留法博士，中國著名的民族學、民俗學專傢，還因他是中國第一對“博士夫妻”的男主角，而女主角張若名早已於1958年離開了人世。她曾是五四運動時期天津“覺悟社”的創始人之一，又與周恩來一道登船赴法勤工儉學，一生經歷傳奇。
當我仔細翻看了楊堃、張若名的生平資料後，不禁伏案慨嘆：他們的人生故事，已隨女主人公張若名1958年的辭世沉默了幾十年，而現在能讓它又隨男主人公楊堃的離世而永遠地沉默下去嗎?我似乎突然省悟到，應該把這一對“博士夫妻”，連同他們那本世紀不可多得的故事，完整清晰地留給讀者，也留給下個世紀的記憶。
幼年張若名打算長大後“削發為尼”，永不依附男人，“五四”運動中成為革命的“急先鋒”
從現在往上追溯69年，即是30年代的第一年：公元1930年。這一年，於20世紀中國百年進程中，也許算不上最為舉國驚心、大榮大辱的年度。而在楊堃、張若名夫婦的人生履歷中，這一年卻顯得異常重要，異常精彩奪目，是他們人生歲月的華彩樂章!請看以下的歷史記載。
1930年5月30日，楊堃的博士論文《中國家庭中的祖先崇拜》順利通過答辯，得到高度評價。
1930年5月31日，楊堃與張若名在法國裏昂中法大學的禮堂內，舉行結婚典禮，數十名中法師生友人前來祝賀。
1930年12月15日，張若名的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答辯通過。被評為中法大學最優秀成績，榮獲500法郎奬金。
1930年12月16日，楊、張夫婦登上火車，踏上了返回祖國的歸程。
用中國的老話來說，“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這是人生兩件大事情。而楊堃和張若名在1930年這一年中，同時完成了“立業”“成傢”這兩樁大事。並且馬上返回祖國，報效“母親”。
本世紀初第一個金秋，楊堃誕生在河北邯鄲大名縣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楊東生靠一手嫻熟的中醫長技行醫治病，還做過大名縣的公務員，楊堃是傢中的獨生子，大傢族中排行第三。他自幼在村裏讀私塾，非常喜愛聽村裏的老年人講故事，說書，特別是春節前後，外面天寒地凍，農活和讀書都閑了下來，楊堃就到處去聽老人們講饒有趣味的民間故事，或廢寢忘食地悶頭讀他最喜歡的民間文學和歷史故事，農村裏熱烈紅火的民間節慶、興師動衆的祭祖祭佛也都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這也許是他後來選擇民俗學、社會學作為研究方向的初緣。
1913年，12歲的楊堃轉入縣第二高等小學，15歲入大名縣“直隸第11中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幾乎年年榮獲奬學金。
五四運動時期，楊堃也和愛國同學一道，上街遊行示威，抵製日貨。當時正值青春年少的楊堃，非常嚮往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引導國傢走嚮進步的政治制度，渴望能親自到西方學習。1920年初，他如願以償地考入了保定直隸農業專門學校留法預備班，結業時，名列甲等第三名。
就在楊堃出生後第二天，與大名縣相隔200多公裏的保定清苑縣溫仁村一個富戶人傢，出生了一個女孩，她就是張若名。
若名出生不久，父親張紹文又娶了第二房妻子，從此，生母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備受歧視和虐待。常常是夜深人靜時，若名從睡夢中驚醒，聽到母親在暗自哭泣。母親的悲傷，深深刺痛了她幼小的心。她甚至打算長大後，“削發為尼”，永不依附男人，不受男人欺辱。
年幼的張若名在二伯父的支持下，來到天津上小學，1916年，她14歲時又考入天津“直隸女子師範學校”，與鄧穎超同為第十級學員。她發奮讀書，立志將來一定要為婦女爭口氣!
就在張若名入學後的第3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了。北京大學學生的示威請願遭到了鎮壓，天津的愛國學生立即行動起來。張若名的同學郭隆真，首先在“女子師範”校內嚮同學們呼籲：“國傢興亡，匹夫有責”，婦女應“不甘人後”，並迅速組織了“女界愛國同志會”，郭隆真、鄧穎超、張若名被選為該會評議委員，張若名後被推為評議部長。
張若名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組織了大規模的群衆集會、示威請願，還組織講演隊、雜志社和婦女補習班，並多次奔波於京津之間，做了大量宣傳聯絡、支援營救工作；她還作為天津的正式代表，去北京參加反“巴黎和約”簽字，要求懲辦山東鎮守使馬良等請願活動，並與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共同組創了天津的聯合團體“覺悟社”出版刊物《覺悟》，表現出異常的勇敢頑強和出色的組織能力。
1919年11月，在福州居住的日本人開槍打死了我愛國學生，造成“福州慘案”，天津學生聯合會推舉周恩來、於方舟、郭隆真、張若名等學生，代表天津數千愛國學生到直隸省公署內請願，結果被警方拘捕並送進警察廳關押。
周恩來曾在他的《警廳拘留記》中，摘錄了張若名日記中有關她自己和郭隆真在獄中情況的描述：在那三九嚴寒的季節裏，她倆被關押在一間沒有火爐的破屋子裏，倆人擠在一張床板上。但她們還不斷惦念着監獄外面的戰友，儘管監獄生活折磨得她倆不斷患病，但她們彼此照顧，互相鼓勵，堅持同獄方鬥爭，毫不屈服。
一天，張若名的父親到拘留所，嚮女兒進行“勸降”，要她“承認錯誤”，即可對她單獨提前“取保釋放”。
張若名義正辭嚴地回答父親：“學生抵製日貨的遊行請願，是愛國、正義、合法的。”父親聽了大為惱火，對在場的獄方官員說：“我不認這個女兒了!”
另外，張若名和一同被捕的26名難友一道，開展絶食鬥爭，抗議非法長期關押。獄外的“覺悟社”成員和天津學聯，也積極聲援他們的絶食鬥爭。北京的名律師劉崇佑，出於對愛國學生的深切同情，義務為他們出庭辯護。被關押的學生們終於全部獲釋。
天津各界愛國人士，為出獄學生舉行了隆重熱烈的迎接慰問活動。出獄者們受到了群衆的夾道歡迎，周恩來、張若名還分別在歡迎會上報告了獄中情況。當時天津有名的鼎章照相館，還免費為他們拍了一張珍貴的大合影，後來這張珍貴的照片為各大博物館珍藏，也常被有關“五四”運動與周恩來的書籍所刊用。
張若名與周恩來同船赴法，初識楊堃時，發現他已娶妻
張若名留法之前一段轟轟烈烈的舉動和她革命“急先鋒”式的女子形象，楊堃在很長一段時間並不曾有所聞。1921年8月，楊堃由於在保定留法預備班的學業成績非常優秀，被直接保送入法國裏昂中法大學。自此開始他10年的海外留學生活。
張若名出獄後不久，覺悟社組織考慮到她和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四位被捕社員的安全，一致主張他們4人赴法求學。但由於出國路費和生活費一時還難於籌措，就暫時擱置了。張若名回到保定的伯父傢暫住。
那年，張若名18歲。父母為了讓她不要在外面“胡闹”而“惹事生非”，便四處張羅，想方設法為她“找個婆傢”。張若名對父母這一套“包辦”極為反感，她想起前兩年好友郭隆真曾穿着學生裝，一路坐“亮橋”(捲起轎簾)到“男傢”，嚮賓客發表抗婚演講的舉動，也準備采取行動，抵製家庭包辦婚姻。
她背着傢人去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報了名，後來被傢中親戚得知消息，告訴了她父親，父親立刻派人趕到保定，謊稱母親病重，要把她“接”回溫仁村。張若名料想赴法計劃已暴露，若回溫仁村恐怕就再難以出來了。於是下定决心，毅然離傢出走。她給父親留了一封信說：“你們不要追我，你們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
張若名到了北京，愛國律師劉崇佑聽說她和郭隆真要赴法留學，無私捐贈了300元。後又在周恩來，劉清揚父親的推薦、擔保下，由津學聯藉支了一筆錢，這樣纔湊足了赴法經費。
1920年11月7日，張若名和郭隆真辦好了各項出國手續。終於登上了法國油輪“波爾多斯”號離滬赴法，同船的還有周恩來等勤工儉學的學生100多人。
張若名和楊堃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先後來到了法國。而歷史安排他們的相遇和會面，卻仍嚮後推遲了整整兩年。他們的引見人就是郭隆真。
剛到法國時，郭隆真和張若名在巴黎的雲母片廠一面做工，一面參加革命活動，郭隆真比張若名大8歲，總像大姐似地照顧張若名。1922年，她倆一起加入趙世炎、周恩來、李富春組織的“中國少年共産黨”。
在少共組織內，張若名化名“一蜂”，他們以互教互學的方式學習馬剋思主義，張若名寫下了多篇學習心得和宣傳提綱，如《帝國主義淺說》《剩餘價值》《階級鬥爭》等，後由周恩來帶回國內公開出版。
1923年，郭隆真從巴黎來到裏昂瞭解情況，在靠近裏昂中法大學的一傢河北高陽人開的“協和飯店”落腳。這傢飯館是裏昂的一個“中國人聯絡點”，郭隆真在此落腳後，經常出入中法大學，聯絡在這裏讀書的中國學生。
有一次在閱覽室，郭隆真意外地遇上了自己的大名縣同鄉楊。郭隆真很快就把張若名從巴黎接到裏昂，倆人在協和飯店樓上租了一個小房間安頓下來。這時，郭隆真很高興地把大名同鄉楊堃介紹給自己最好的女友張若名認識。不久，郭隆真介紹楊加入了“旅歐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共同做團结、爭取華工的工作。郭隆真和張若名經常深入到裏昂市郊的“三豐”工廠區，楊堃也隨她們去過幾次。當時，楊堃還在奮力攻讀理科碩士學位。
郭隆真是個熱心人。他看楊堃和若名都很優秀且般配，就極力促成他們的百年之好。她主動寫信回傢，幫助好友打聽楊的家庭情況，以便給若名提供參謀。但是不久，她從傢中的回信得知，楊堃在傢己娶妻室。這下給郭隆真頭上潑上一瓢冷水，她趕快勸若名別同楊繼續交往了。
其實，楊堃的婚姻也是家庭包辦。還在他上學時，傢裏就為他說定了媳婦。隨着年齡的增長，楊堃對自己這樁無感情的婚姻愈發反感和苦惱，多次提出離婚，卻因為父母的激烈反對而不能，以致和父親脫離了關係，楊堃遠赴法國留學，亦是對自己不幸婚姻的一個逃避。
而這時，張若名對婚姻的態度，雖不像“五四”時期抱定“女子獨身主義”那麽激烈，但仍追求先要女子解放與獨立的觀點。她曾在一篇題為《“急先鋒”的女子》的文章中提出：
“女子解放從女子作起，不要等旁人解放”，“女子解放”重要的問題，還在知識供給，經濟獨立……方面。有了充分的知識，獨立生活的能力……婚姻問題不解自解了。”同時，她對理想的婚姻也抱很高期望，她說，“真正以思想感情意志結合的，在現在這種時代，實在不容易做到。……從衆多的朋友圈中，遇着“無一不投”的人，由淺而深，達到最高的相知相愛，然後成為婚姻。”
1924年，張若名在給國內《婦女日報》所寫的《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文章中，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主張：“女子當爭回本身的人格，拋棄那些乞憐的弱狀，復活我們慷慨的天真，革除舊日男女精神上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建設雙方的平等，雙方的敬愛……”
在人生選擇的關口，張若名選擇放棄革命，為她最終的悲劇埋下伏筆
張若名非常理解大姐郭隆真對她的好意相勸，她也並不急於做出選擇。因為她要做的事很多。
由於張若名聰穎好學，法文進步很快，能夠順暢閱讀馬剋思主義的法文著作，所以在少共組織的共産主義研究會中，常常由她擔任主講人，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她又把講稿整理成文章，在法國《赤光》雜志上發表，同時，她還經常為國內的《晨報》《婦女日報》等報刊撰寫法國通信。另外，也因她的法語口語比較流暢，又是女子，身份隱蔽，在組織內還擔負一項特別任務，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聯絡。
1924年很快來臨了，這年對於張若名是個多事之秋，也是她人生道路的一個轉折關口。
1月21日，蘇维埃領袖，第三國際創始人列寧同志逝世。法國共産黨裏昂支部决定舉行一次大規模追悼會。希望旅法中共組織派代表參加，並在大會上發言。中共立刻决定選派法語水平好，能力強的張若名與會，並撰寫發言稿。
但後來法國政府不允許外國共産黨參加，非法到會就可能受到拘捕。法共立即通知旅法中共組織不要派人了，發言稿可以轉為代讀。可當時任旅法少共主要領導人的任卓宣卻冒險行事，堅持派張若名參加大會，並在會上發言。
散會後，按組織决定出席大會的張若名，立即受到了法國秘密警察的追查詢問，險些被當局驅逐出境，此後，張若名一直被法國警方跟蹤盯梢，並多次遭到盤查，形勢非常嚴峻，她難以繼續革命工作了。
1924年，周恩來也不再擔任少共書記，任卓宣接替了他的領導職位。此人作風專橫跋扈，唯我獨“左”，誰不服從他就給予打擊刁難，郭隆真和張若名多次受到任卓宣的謾駡刁難，張若名對此極為憤慨和不滿。
於此，張若名思想産生了激烈波動。如放棄中共革命組織?這意味着從此和親密的同志分路而行；若回國繼續革命?她深感自己的學識和能力都不強，亟需繼續充實和深造。
恰逢此時，法國參議員於格儒先生去世後，留下了一筆遺産，他的遺孀碧細太太把這筆遺産專門捐贈給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女學生，支持她們繼續求學。張若名有了一個繼續學習的機會。
經過許多不眠之夜，反復痛苦的思想鬥爭，張若名終於為自己選擇了今後的道路：放棄政治活動，退出組織，留在法國專心讀書求學。
1924年7月，周恩來奉調返回祖國。同年鼕季，郭隆真去蘇聯學習。張若名先後把兩位最親密的戰友送上了火車，以後在法國的路，衹有她獨自跋涉了。
在事隔80多年後的今天，怎樣來評價張若名當時的選擇呢?我想，當一個人做出選擇時，是她的性格、觀念和所處環境共同作用的，原因極其復雜，絶不能用一句“革命意志動搖”蔽之。縱觀張若名全部的人生履歷，我以為，她當時並非想背棄革命，而是在一個特殊環境背景下，不甘自棄，利用機會提升自己的學識能力。以另一種形式實現自己女性解放、獨立的追求。
張若名選擇的路，無形中使她的楊堃靠近了，但也許又為她最終的人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她從“協和飯館”搬進了距離裏昂大學較近的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學公寓，這裏的租金相對便宜，又供應伙食，她可以像一名聖徒修女一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衹讀聖賢書”。她在這個“保護圈”公寓住了將近3年，幾乎沒和一個中國人見面，幾乎沒說一句中國話，全心修讀。同時，這種“修女”式生活，也使她擺脫了法國秘密警察的追蹤。
而這幾年間，楊堃為了完成自己的學業目標，也同樣走着一條苦讀的路。
1923－1925年3年間，他取得了裏昂大學理科碩士學位。繼而，他又去裏昂大學哲學係，在法國著名漢學家古恆教授指導下，攻讀文科博士。由於學業優秀，1928年他被推薦到由莫斯教授於1926年創辦的巴黎民族學研究所，跟從莫斯教授進修民族學。
莫斯是法國民族學派的開創者，建立了一整套自己的民族學研究方法，對法國民族學的發展和興旺起到了重要作用。楊堃進修期間，先後參觀了歐洲各國的民族學博物館，大大開闊了視野，對他撰寫博士論文有了很大的幫助。
功夫不負有心人。1927年10月，裏昂中法大學招生。張若名以3門專科合格的優秀成績，順利地踏入著名的裏昂中法大學校門。張若名從市內的女生公寓，搬進裏昂北郊炮臺的中法大學女生宿舍，準備在這裏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專業就選定世界高水平的法國文學。
張若名是著名的心理學專傢賽貢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他决定張若名的研讀方向是：從心理學角度研究法國文學史和文藝理論。賽貢教授對張若名的聰明才智和優雅文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我不僅發現她是一名非常專心的學生，而且還思維敏捷，她掌握的法語能力能洞悉細微的差別”。賽貢還說過：“張若名的成績是我們學院的光榮。”
至此，張若名通過自己的5年的努力奮鬥，已同楊堃站在同一起跑綫上。他們同在一所大學，同在攻讀文科博士學位，關係自然比以往更密切了。
五四時期，張若名曾追求做“急先鋒”的女子，抱定獨身主義，後來隨着環境的變化，安靜的學齋生活，浪漫的法國文學、人文科學的熏陶，使張若名的觀念逐漸發生了轉變，她不再堅持獨身主義了。
楊堃對張若名始終一往情深，若名對楊的瞭解也日漸加深。但也許時機尚不成熟，楊堃與張若名的關係仍未明朗……，真是好事多磨，親戚們都開玩笑說楊是“長脖老等”。
楊堃卻相信時間的考驗，相信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很有自信地等下去。
裏昂郊外，小咖啡館裏，周恩來與張若名暢談了一個多小時。中國第一對“博士夫妻”誕生
在張若名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還發生了這樣一段插麯。
1930年春天一個夜晚，天已經黑了，張若名仍在宿舍裏埋頭讀書。突然，她聽到樓下有一個微弱而清晰的聲音在喊：“張若名，張若名!”她頗覺奇怪，馬上下樓去看，衹見一個男青年，穿着一套筆挺的白色西裝，頭戴白色“法國盔”。
那人順手摘下黑墨鏡，張若名大吃一驚，這不是周恩來嗎?周恩來小聲說他的行動十分秘密，二人悄悄離開中法大學，嚮附近的村鎮走了一段路，然後進了一傢小咖啡館，暢談了一個多小時。
老友相逢，分外親切，周恩來告訴她，自己去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的會議，途經裏昂、馬賽從海路回國途中來見她的。並告訴她已於1925年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小超嚮若名姐問好。
張若名嚮周恩來訴說了這幾年攻讀碩士學位的艱苦經歷。周恩來還對張若名說了目前在國內幹革命相當危險，他常是隨身帶着烈性毒藥，隨時準備為嚴守黨的機密獻身。最後他深情地對張若名說：這次分手，不知什麽時候能再相見，也許個人犧牲了，看不到革命勝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儘管張若名沒有同周恩來一樣，同走一條職業革命傢的道路，但周恩來始終把她當作可信賴的的朋友。張若名對周恩來等共産黨人的革命志嚮表示敬佩，並祝願共産黨早日成功。她嚮周恩來再次保證：永遠不泄露共産黨的秘密。
中法大學的大門快要關上了，周恩來也必須趕快離開裏昂。在咖啡館門前的夜幕下，兩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別。
1930年春，楊堃從巴黎民族學研究所進修後返回裏昂，正在準備論文答辯，而張若名的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也已經完成了大部分。這時，楊堃已在國內公開告示，與傢中的妻子離婚，並把消息告訴了張若名；同時，楊堃還把自己寫的一篇《我的婚姻史》拿給張若名看，文中剖白家庭為他包辦婚姻的過程，自己對婚姻的認識，以及後來痛苦的離婚經歷等等，並以這幾年他與家庭間的幾十封通信為證。
楊堃的坦誠和衷情深深打動了張若名，她感到萬事具備，不能讓一往情深的楊堃再默默等下去，她終於决定了自己的終身大事，與楊堃結婚。
5月的法國裏昂，春回大地，奼紫嫣紅。楊堃和張若名也攜手迎來了大好春光。
1930年5月31日，中法大學小禮堂內，歡聲笑語，氣氛熱烈。幾十位中法師生聚集在這兒，同賀楊堃和張若名的結婚慶典。新娘一身白色紗裙，手捧鮮花，顯得嫵媚動人，新郎昨日剛剛獲得博士學位，今天又踏上婚禮的紅地毯，雙喜臨門，更顯得容光煥發。大傢一道舉杯暢飲，合影留念，祝福這一對新人幸福、美滿!
沐浴着新婚溫馨浪漫的一對新人，一起去法國江部的旅遊勝地安納西度蜜月。從度假地返回裏昂後，張若名便專心投入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最後幾章的寫作，並於當年秋天全部完成。全文用法文寫作，共計5萬餘字。
安德烈·紀德是一位優秀的作傢，10多年後的1947年，他榮獲諾貝爾文學奬，此時，他已在文壇有了一定的影響。張若名為紀德作品中通篇閃爍的純潔、誠實、自然而優雅所吸引，把自己的全部熱情和才能用於研究之中，從紀德的個性、作品、心理、情感等多方面進行分析。
論文完成後 ，張若名把打印稿寄給了住在巴黎的紀德，不久，紀德回信寫道：“通過您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我確信自己從來沒有被別人這樣透徹地理解過。”全信充滿了贊揚和感謝的話語。
張若名的論文“充滿着流暢瀟灑，詩一般的詞句”，得到了很高的評價，被評為裏昂中法大學最優秀成績，並榮獲了一份奬金。
張若名僅以國內中等師範學校肄業，沒有一點法語的基礎，憑着她的聰明才智和頑強奮鬥精神，寒窗7年，終於以優異成績取得了文科博士學位。
當時與她先後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女學生約有40餘人，而能夠獲取博士學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為中國第一個留法女博士，同時又是中國第一對“博士夫妻”的女主角。這是20世紀中國留學史上閃光的一筆，更是中華女性的驕傲和榮譽。
傢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教授夫妻在淪陷區憂心忡忡地度日
1931年元旦剛過，楊堃張若名夫婦便回到了古都北平。不久，他們夫妻先後接到了學校的聘書。楊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學的河北農業大學任教，張若名剛被聘為北平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文學院)教授，主講法國文學與心理學，同時還以文學院教授名義為中法大學高中的學生講授法語。
“博士夫妻”從此開始了他們較為安穩、專心緻志的講臺和書齋生活。這期間，他們的兩個兒子於1931年和1934年出世了，教授的生活待遇優越，他們倆一月有600大洋的薪金，可以雇請傭人照料傢事，所以他們可以便集中精力投入到各自的教學和研究中。
楊堃先後在河北大學、中法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講授社會學、社會進化史、民族學等課程，並任綜合性社科刊物《鞭策周刊》的主編之一，並發表了《中國現代社會學之派別及趨勢》、《中國新年風俗志序》《法國社會學史》等多篇學術論文。
1937年底，燕京大學社會學係著名教授吳文藻準備舉傢南遷，特為推薦楊堃接替他的幾門課程，於是楊堃一傢搬進了“燕南園”原先吳文藻，謝冰心夫婦的住宅，環境幽雅，生活舒適方便。
也是在這些年裏，張若名則除日常的教學工作外，還孜孜不倦地進行文學和紀德的研究。她在北平的法文月刊《朋友》上發表了多篇分別論述紀德作品《地梁》、《窄門》的文章。1932年，從法國方面不斷傳來信息，說一生不肯確定政治立場的紀德，突然選定了新思想--信仰共産主義。張若名在沒有同紀德做任何交流的情況下，憑着自己對紀德全部作品的深刻理解，對他靈魂的透析，寫就了一篇《關於安德烈·紀德》的文章。發表在法國著名文學雜志《法國水星》上。文中認定，“紀德必然主要地是熱愛藝術。”之後幾年，紀德的表現完全證實了張若名的預言。
有一位美國的紀德研究專傢林如蓮博士曾高度評價張若名對紀德的研究，她說：“張若名回到中國之後，仍能繼續保持紀德專傢的地位。”“中國有一個詞來形容一個人明白理解另一個人，這個詞就是‘知音’，張若名與安德烈·紀德是真正的知音。”當時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著名的比較文學家吳宓教授，也曾給張若名寫了一封很恭敬客氣的信，邀請她去清華大學，作《紀德研究》專題講座的主講人，張若名欣然接受了邀請。
這對教授夫妻雖然很少過問政治，也不參加任何黨派組織，但他們仍以強烈的愛國之心，對祖國的存亡憂心忡忡。1936年，張若名應邀參加了一個北平的教授座談會，與會的60位大學教授一致决定，聯合天津的大學教授，共同簽署發表一個對時局的意見書，反對日本侵略，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綏東打擊日本侵略軍，這封意見書對不久發動西安事變的東北軍張學良、楊虎城將軍，起到了輿論支持作用。
日本侵略軍占領北平後，中法大學文學院已無法上課，教授們和校長作為留守人員，每月衹發一半工資維持生活。張若名的心情非常憂鬱，從不喜梳洗打扮，不喜談天說笑。她對日本人的侵略行徑十分憤慨，决不到日本人控製的機構服務，寧願整天悶在傢中埋頭讀書寫作，以排遣心中的苦悶。
這期間，這對博士夫妻得以彼此合作，共同完成了一本著作《中國兒童生活--民俗研究》，1939年發表於《朋友》月刊第4期。全書的素材是出自楊堃民俗研究的成果，張若名擔任了法文執筆和校譯工作。書中搜集了河北省與北京市大量兒歌、童謠和與兒童有關的民謠民諺。這是最早把中國民俗與民俗學介紹給法國人的書之一。
張若名還用中文寫下了《法國象徵派三大詩人--鮑德萊爾、魏爾萊諾與蘭苞》這篇長達26000字的論文，這是張若名在文學方面的第一篇中文論作，國文功底深厚的楊堃曾幫助夫人做了些文字方面的潤色，由於這篇文章“特別精彩”和“引人入勝”，它於1937年在《中法大學月刊》首發，9年後又在《文藝先鋒》雜志上重新全文刊載。
迎來瞭解放的張若名一次次遞交入黨申請，卻總被拒之門外。河水成為女教授永遠的歸宿
1947年底，楊堃受到了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先生的邀請，到雲大社會學係教授兼係主任。他非常高興，因為雲南本身就是一個民族博物館，能在那裏搞民俗研究，獨具天時地利條件。因此他很快决定赴任。而張若名本不想南遷，因為北平的學術研究環境畢竟比外地優越。但為了丈夫的事業，也為家庭孩子的和睦安寧，她接受了丈夫的選擇，並同他一起去雲南大學，擔任中文係的教授，講授文藝理論和世界文學史。
1948年春，楊堃、張若名舉傢南遷，搬進了雲南大學條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樓，環境優雅而安靜。而當時全國的形勢正處在國共兩黨最後的决戰時期，解放軍在幾大戰役中連連告捷，蔣傢王朝即將徹底覆滅。
擔任着係主任的楊堃對時局瞭解得日趨清晰，思想轉變較大，他加入了共産黨領導的高級知識分子群體的地下組織“新民主主義聯盟”，任教授會小組長，他還聘請了留蘇的進步人士為社會學係教授，組織師生學習俄文。政治經濟學與新哲學。同時，他還在社會學係進步師生的會議上宣佈“我贊成新民主主義”。
張若名當時已是中國屈指可數的精通法國文學的教授，為了講授新課程，她仍在夜以繼日地刻苦讀書和編寫講義。由於她的知識淵博和對法語的精通，講課受到校方肯定，也深受學生的廣泛贊譽。同時，她的思想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再對政治漠不關心了。她也開始積極研究蘇聯文學和馬剋思主義文藝理論，並把自己保存了20多年的法文版馬列主義書籍拿出來閱讀，準備在思想上逐漸適應新形勢。
昆明解放後，張若名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並於1950年開始，重新申請加入中國共産黨。與許多留過洋的知識分子相比，張若名很快地適應了新社會，因為她畢竟在青年時代信仰過馬列主義，當過革命的“急先鋒”。
歷次黨號召的運動，她都積極投入，努力學習文件領會精神，聯繫個人實際檢查、批判舊思想，開會積極發言，認真寫出心得。一再受到黨政領導的公開表揚。入黨申請書每年遞交一份，思想認識過程一次比一次寫得長，那樣執着，那樣信心十足。年年不批準，也從不灰心，還去聽黨課，主動找組織匯報思想。
1955年春，對於楊堃和張若名夫婦來說，顯得格外溫馨暖人。他們與30多年前曾一起留法共勤工儉學的戰友，今日的國傢總理周恩來有過一次愉快的會面。
會見中，周恩來親切轉達了小超對若名姐的問候，並嚮楊堃詢句了許多民族學的問題，如邊疆地區的民族分類、民族史、民族調查、經濟生活、宗教信仰、民族特徵等，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一同參加談話的陳毅還與張若名就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漫談了法國文學與蘇聯文學。
談話持續了5個小時，此後大傢又一同共進午餐。當張若名把至今還未能加入黨組織的苦惱告訴周恩來，並詢問30年前自己在法國入黨的經歷時，周恩來簡單而明確地告訴她：“你當時加入的是團，不是黨。”張若名聽了大吃一驚，楊堃也感到意外。這個謎樣的說法，楊堃事後纔省悟出其中的意味：周恩來也許是為保護張若名，故意這樣說的。因為退團比退黨的錯誤要輕些。
這次會面，給楊堃和張若名帶來了精神動力。張若名在自己創立和主持的中文係文藝理論教研組發奮工作，竭力培養後進，同時還寫出了《歐洲舊現實主義的成就和缺點》、《試論文學中典型性的創作過程》兩篇高水平的論文，先後在雲南大學的刊物上發表。
楊堃則翻山越嶺，深入到雲南西盟、德宏、楚雄、大理、劍川等地進行民族調查，撰寫了《試論雲南白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涼山彝族的手工業》、《關於民族和民族共同體的幾個問題》等多篇論文。
而就在這對博士夫婦積極進取，努力奉獻時，1957年，一場鋪天蓋地的“反右”政治風暴來臨了。張若名開始仍懷着對黨的無限忠誠，在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中積極嚮黨交心，甚至把大兒子寫回來的有些落後觀點的傢信也交給組織上，請組織上對兒子進行幫助。
她萬萬沒想到，一個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最後反而被自己滿腔熱情參加的運動所吞沒。她寫的“交心”材料一反成為揭發她右派言論的證據。她傾盡心血教過的學生們，也把她當作資産階級的靶子，連她22歲在法國退出“少共”的事情也被翻出來，指責她為無恥的叛徒。這對於自尊心非常強的張若名來說，這一切意味着什麽?
1958年6月18日上午，係裏開批判會，要她承認上述諸多罪名。當張若名得知，下午批判會還要繼續，並且還要“加溫”時，她不寒而慄，默默地咀嚼着苦澀的淚水……她來不及等候親人，來不及為自己分辨，更來不及寫下遺言，就匆匆走嚮自己生命的終點，投水自盡于云南大學旁的一條河。
當時楊堃正在北京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議，會沒開完，就接到雲南大學拍來的一份電報，說張若名病重，速趕回。當楊堃急匆匆返回雲大，見到的衹有張若名的骨灰盒。
一對相濡以沫28載的夫妻就這樣生離死別了。
而更令張若名難以想到的是，她對黨的忠誠坦白，竟殃及了兩代人，大兒子楊在道就因為上交的那些信，被化為右派，在勞教所關押了20年，斷送了一個土木工程師的前程。幸而1979年右派“改正”出獄後，他苦心研究母親一生的經歷，成為張若名研究的專傢，這也是張若名不曾想到，在天之靈得到慰藉的。
1963年，在鄧穎超的關心下，雲大黨委纔對張若名的錯誤批判進行了甄別，嚮傢屬賠禮道歉。
1966年，“十年浩劫”開始，楊堃被打成“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挨鬥、挨打，幾乎喪生。傢被抄4次，幾十年積纍的數萬張讀書卡片和資料被劫一空，大量珍貴書籍被迫當廢紙賣掉。楊堃被趕出教授住宅，下放勞動，後病倒纔獲準回京自費治病。直到1978年，經鬍耀邦親自批準，楊堃才調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室任研究員。
1980年，又是在鄧穎超的親自關懷下，雲大黨委為張若名作出了政治結論，“張若名同志一生為革命，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中國民主同盟隨之又恢復了她的盟籍。
此後數年，楊堃真正進入“桑榆未晚，衹爭朝夕”的歲月，他先後整理出版了《民族與民族學》、《民族學概論》、《原始社會發展史》、《社會學與民族學》、《民族學調查方法》、《楊民族學研究文集》等著作，發表了30餘篇論文，並指導民族學博士生，1984年，又以83歲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年復一年，楊堃無時不在思念他的亡妻張若名。
1998年6月18日，是張若名去世40周年忌日。年逾96歲的楊堃老人，面對亡妻若名的遺像，心中升出無限懷念，不禁提筆賦詩《懷念若名》：“若名逝世四十年，國傢形勢大好轉；冤魂九泉若有知，當慰我兒有書傳。”
此後不到兩個月，楊堃便告別了這個世界，與夫人若名在九泉之下相會了。
從本世紀初升起，至本世紀末殞落。中國第一對博士夫妻，在20世紀的中華史册上，劃出了他們人生最美最悲的留痕。
當我第二次踏訪楊傢時，門上的遺像和他兒子的敘述告訴了我。
作為一個采訪者，我不無深深遺憾。不僅因為楊堃是20年代的留法博士，中國著名的民族學、民俗學專傢，還因他是中國第一對“博士夫妻”的男主角，而女主角張若名早已於1958年離開了人世。她曾是五四運動時期天津“覺悟社”的創始人之一，又與周恩來一道登船赴法勤工儉學，一生經歷傳奇。
當我仔細翻看了楊堃、張若名的生平資料後，不禁伏案慨嘆：他們的人生故事，已隨女主人公張若名1958年的辭世沉默了幾十年，而現在能讓它又隨男主人公楊堃的離世而永遠地沉默下去嗎?我似乎突然省悟到，應該把這一對“博士夫妻”，連同他們那本世紀不可多得的故事，完整清晰地留給讀者，也留給下個世紀的記憶。
幼年張若名打算長大後“削發為尼”，永不依附男人，“五四”運動中成為革命的“急先鋒”
從現在往上追溯69年，即是30年代的第一年：公元1930年。這一年，於20世紀中國百年進程中，也許算不上最為舉國驚心、大榮大辱的年度。而在楊堃、張若名夫婦的人生履歷中，這一年卻顯得異常重要，異常精彩奪目，是他們人生歲月的華彩樂章!請看以下的歷史記載。
1930年5月30日，楊堃的博士論文《中國家庭中的祖先崇拜》順利通過答辯，得到高度評價。
1930年5月31日，楊堃與張若名在法國裏昂中法大學的禮堂內，舉行結婚典禮，數十名中法師生友人前來祝賀。
1930年12月15日，張若名的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答辯通過。被評為中法大學最優秀成績，榮獲500法郎奬金。
1930年12月16日，楊、張夫婦登上火車，踏上了返回祖國的歸程。
用中國的老話來說，“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這是人生兩件大事情。而楊堃和張若名在1930年這一年中，同時完成了“立業”“成傢”這兩樁大事。並且馬上返回祖國，報效“母親”。
本世紀初第一個金秋，楊堃誕生在河北邯鄲大名縣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楊東生靠一手嫻熟的中醫長技行醫治病，還做過大名縣的公務員，楊堃是傢中的獨生子，大傢族中排行第三。他自幼在村裏讀私塾，非常喜愛聽村裏的老年人講故事，說書，特別是春節前後，外面天寒地凍，農活和讀書都閑了下來，楊堃就到處去聽老人們講饒有趣味的民間故事，或廢寢忘食地悶頭讀他最喜歡的民間文學和歷史故事，農村裏熱烈紅火的民間節慶、興師動衆的祭祖祭佛也都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這也許是他後來選擇民俗學、社會學作為研究方向的初緣。
1913年，12歲的楊堃轉入縣第二高等小學，15歲入大名縣“直隸第11中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幾乎年年榮獲奬學金。
五四運動時期，楊堃也和愛國同學一道，上街遊行示威，抵製日貨。當時正值青春年少的楊堃，非常嚮往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引導國傢走嚮進步的政治制度，渴望能親自到西方學習。1920年初，他如願以償地考入了保定直隸農業專門學校留法預備班，結業時，名列甲等第三名。
就在楊堃出生後第二天，與大名縣相隔200多公裏的保定清苑縣溫仁村一個富戶人傢，出生了一個女孩，她就是張若名。
若名出生不久，父親張紹文又娶了第二房妻子，從此，生母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備受歧視和虐待。常常是夜深人靜時，若名從睡夢中驚醒，聽到母親在暗自哭泣。母親的悲傷，深深刺痛了她幼小的心。她甚至打算長大後，“削發為尼”，永不依附男人，不受男人欺辱。
年幼的張若名在二伯父的支持下，來到天津上小學，1916年，她14歲時又考入天津“直隸女子師範學校”，與鄧穎超同為第十級學員。她發奮讀書，立志將來一定要為婦女爭口氣!
就在張若名入學後的第3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了。北京大學學生的示威請願遭到了鎮壓，天津的愛國學生立即行動起來。張若名的同學郭隆真，首先在“女子師範”校內嚮同學們呼籲：“國傢興亡，匹夫有責”，婦女應“不甘人後”，並迅速組織了“女界愛國同志會”，郭隆真、鄧穎超、張若名被選為該會評議委員，張若名後被推為評議部長。
張若名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組織了大規模的群衆集會、示威請願，還組織講演隊、雜志社和婦女補習班，並多次奔波於京津之間，做了大量宣傳聯絡、支援營救工作；她還作為天津的正式代表，去北京參加反“巴黎和約”簽字，要求懲辦山東鎮守使馬良等請願活動，並與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共同組創了天津的聯合團體“覺悟社”出版刊物《覺悟》，表現出異常的勇敢頑強和出色的組織能力。
1919年11月，在福州居住的日本人開槍打死了我愛國學生，造成“福州慘案”，天津學生聯合會推舉周恩來、於方舟、郭隆真、張若名等學生，代表天津數千愛國學生到直隸省公署內請願，結果被警方拘捕並送進警察廳關押。
周恩來曾在他的《警廳拘留記》中，摘錄了張若名日記中有關她自己和郭隆真在獄中情況的描述：在那三九嚴寒的季節裏，她倆被關押在一間沒有火爐的破屋子裏，倆人擠在一張床板上。但她們還不斷惦念着監獄外面的戰友，儘管監獄生活折磨得她倆不斷患病，但她們彼此照顧，互相鼓勵，堅持同獄方鬥爭，毫不屈服。
一天，張若名的父親到拘留所，嚮女兒進行“勸降”，要她“承認錯誤”，即可對她單獨提前“取保釋放”。
張若名義正辭嚴地回答父親：“學生抵製日貨的遊行請願，是愛國、正義、合法的。”父親聽了大為惱火，對在場的獄方官員說：“我不認這個女兒了!”
另外，張若名和一同被捕的26名難友一道，開展絶食鬥爭，抗議非法長期關押。獄外的“覺悟社”成員和天津學聯，也積極聲援他們的絶食鬥爭。北京的名律師劉崇佑，出於對愛國學生的深切同情，義務為他們出庭辯護。被關押的學生們終於全部獲釋。
天津各界愛國人士，為出獄學生舉行了隆重熱烈的迎接慰問活動。出獄者們受到了群衆的夾道歡迎，周恩來、張若名還分別在歡迎會上報告了獄中情況。當時天津有名的鼎章照相館，還免費為他們拍了一張珍貴的大合影，後來這張珍貴的照片為各大博物館珍藏，也常被有關“五四”運動與周恩來的書籍所刊用。
張若名與周恩來同船赴法，初識楊堃時，發現他已娶妻
張若名留法之前一段轟轟烈烈的舉動和她革命“急先鋒”式的女子形象，楊堃在很長一段時間並不曾有所聞。1921年8月，楊堃由於在保定留法預備班的學業成績非常優秀，被直接保送入法國裏昂中法大學。自此開始他10年的海外留學生活。
張若名出獄後不久，覺悟社組織考慮到她和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四位被捕社員的安全，一致主張他們4人赴法求學。但由於出國路費和生活費一時還難於籌措，就暫時擱置了。張若名回到保定的伯父傢暫住。
那年，張若名18歲。父母為了讓她不要在外面“胡闹”而“惹事生非”，便四處張羅，想方設法為她“找個婆傢”。張若名對父母這一套“包辦”極為反感，她想起前兩年好友郭隆真曾穿着學生裝，一路坐“亮橋”(捲起轎簾)到“男傢”，嚮賓客發表抗婚演講的舉動，也準備采取行動，抵製家庭包辦婚姻。
她背着傢人去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報了名，後來被傢中親戚得知消息，告訴了她父親，父親立刻派人趕到保定，謊稱母親病重，要把她“接”回溫仁村。張若名料想赴法計劃已暴露，若回溫仁村恐怕就再難以出來了。於是下定决心，毅然離傢出走。她給父親留了一封信說：“你們不要追我，你們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
張若名到了北京，愛國律師劉崇佑聽說她和郭隆真要赴法留學，無私捐贈了300元。後又在周恩來，劉清揚父親的推薦、擔保下，由津學聯藉支了一筆錢，這樣纔湊足了赴法經費。
1920年11月7日，張若名和郭隆真辦好了各項出國手續。終於登上了法國油輪“波爾多斯”號離滬赴法，同船的還有周恩來等勤工儉學的學生100多人。
張若名和楊堃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先後來到了法國。而歷史安排他們的相遇和會面，卻仍嚮後推遲了整整兩年。他們的引見人就是郭隆真。
剛到法國時，郭隆真和張若名在巴黎的雲母片廠一面做工，一面參加革命活動，郭隆真比張若名大8歲，總像大姐似地照顧張若名。1922年，她倆一起加入趙世炎、周恩來、李富春組織的“中國少年共産黨”。
在少共組織內，張若名化名“一蜂”，他們以互教互學的方式學習馬剋思主義，張若名寫下了多篇學習心得和宣傳提綱，如《帝國主義淺說》《剩餘價值》《階級鬥爭》等，後由周恩來帶回國內公開出版。
1923年，郭隆真從巴黎來到裏昂瞭解情況，在靠近裏昂中法大學的一傢河北高陽人開的“協和飯店”落腳。這傢飯館是裏昂的一個“中國人聯絡點”，郭隆真在此落腳後，經常出入中法大學，聯絡在這裏讀書的中國學生。
有一次在閱覽室，郭隆真意外地遇上了自己的大名縣同鄉楊。郭隆真很快就把張若名從巴黎接到裏昂，倆人在協和飯店樓上租了一個小房間安頓下來。這時，郭隆真很高興地把大名同鄉楊堃介紹給自己最好的女友張若名認識。不久，郭隆真介紹楊加入了“旅歐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共同做團结、爭取華工的工作。郭隆真和張若名經常深入到裏昂市郊的“三豐”工廠區，楊堃也隨她們去過幾次。當時，楊堃還在奮力攻讀理科碩士學位。
郭隆真是個熱心人。他看楊堃和若名都很優秀且般配，就極力促成他們的百年之好。她主動寫信回傢，幫助好友打聽楊的家庭情況，以便給若名提供參謀。但是不久，她從傢中的回信得知，楊堃在傢己娶妻室。這下給郭隆真頭上潑上一瓢冷水，她趕快勸若名別同楊繼續交往了。
其實，楊堃的婚姻也是家庭包辦。還在他上學時，傢裏就為他說定了媳婦。隨着年齡的增長，楊堃對自己這樁無感情的婚姻愈發反感和苦惱，多次提出離婚，卻因為父母的激烈反對而不能，以致和父親脫離了關係，楊堃遠赴法國留學，亦是對自己不幸婚姻的一個逃避。
而這時，張若名對婚姻的態度，雖不像“五四”時期抱定“女子獨身主義”那麽激烈，但仍追求先要女子解放與獨立的觀點。她曾在一篇題為《“急先鋒”的女子》的文章中提出：
“女子解放從女子作起，不要等旁人解放”，“女子解放”重要的問題，還在知識供給，經濟獨立……方面。有了充分的知識，獨立生活的能力……婚姻問題不解自解了。”同時，她對理想的婚姻也抱很高期望，她說，“真正以思想感情意志結合的，在現在這種時代，實在不容易做到。……從衆多的朋友圈中，遇着“無一不投”的人，由淺而深，達到最高的相知相愛，然後成為婚姻。”
1924年，張若名在給國內《婦女日報》所寫的《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文章中，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主張：“女子當爭回本身的人格，拋棄那些乞憐的弱狀，復活我們慷慨的天真，革除舊日男女精神上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建設雙方的平等，雙方的敬愛……”
在人生選擇的關口，張若名選擇放棄革命，為她最終的悲劇埋下伏筆
張若名非常理解大姐郭隆真對她的好意相勸，她也並不急於做出選擇。因為她要做的事很多。
由於張若名聰穎好學，法文進步很快，能夠順暢閱讀馬剋思主義的法文著作，所以在少共組織的共産主義研究會中，常常由她擔任主講人，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她又把講稿整理成文章，在法國《赤光》雜志上發表，同時，她還經常為國內的《晨報》《婦女日報》等報刊撰寫法國通信。另外，也因她的法語口語比較流暢，又是女子，身份隱蔽，在組織內還擔負一項特別任務，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聯絡。
1924年很快來臨了，這年對於張若名是個多事之秋，也是她人生道路的一個轉折關口。
1月21日，蘇维埃領袖，第三國際創始人列寧同志逝世。法國共産黨裏昂支部决定舉行一次大規模追悼會。希望旅法中共組織派代表參加，並在大會上發言。中共立刻决定選派法語水平好，能力強的張若名與會，並撰寫發言稿。
但後來法國政府不允許外國共産黨參加，非法到會就可能受到拘捕。法共立即通知旅法中共組織不要派人了，發言稿可以轉為代讀。可當時任旅法少共主要領導人的任卓宣卻冒險行事，堅持派張若名參加大會，並在會上發言。
散會後，按組織决定出席大會的張若名，立即受到了法國秘密警察的追查詢問，險些被當局驅逐出境，此後，張若名一直被法國警方跟蹤盯梢，並多次遭到盤查，形勢非常嚴峻，她難以繼續革命工作了。
1924年，周恩來也不再擔任少共書記，任卓宣接替了他的領導職位。此人作風專橫跋扈，唯我獨“左”，誰不服從他就給予打擊刁難，郭隆真和張若名多次受到任卓宣的謾駡刁難，張若名對此極為憤慨和不滿。
於此，張若名思想産生了激烈波動。如放棄中共革命組織?這意味着從此和親密的同志分路而行；若回國繼續革命?她深感自己的學識和能力都不強，亟需繼續充實和深造。
恰逢此時，法國參議員於格儒先生去世後，留下了一筆遺産，他的遺孀碧細太太把這筆遺産專門捐贈給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女學生，支持她們繼續求學。張若名有了一個繼續學習的機會。
經過許多不眠之夜，反復痛苦的思想鬥爭，張若名終於為自己選擇了今後的道路：放棄政治活動，退出組織，留在法國專心讀書求學。
1924年7月，周恩來奉調返回祖國。同年鼕季，郭隆真去蘇聯學習。張若名先後把兩位最親密的戰友送上了火車，以後在法國的路，衹有她獨自跋涉了。
在事隔80多年後的今天，怎樣來評價張若名當時的選擇呢?我想，當一個人做出選擇時，是她的性格、觀念和所處環境共同作用的，原因極其復雜，絶不能用一句“革命意志動搖”蔽之。縱觀張若名全部的人生履歷，我以為，她當時並非想背棄革命，而是在一個特殊環境背景下，不甘自棄，利用機會提升自己的學識能力。以另一種形式實現自己女性解放、獨立的追求。
張若名選擇的路，無形中使她的楊堃靠近了，但也許又為她最終的人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她從“協和飯館”搬進了距離裏昂大學較近的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學公寓，這裏的租金相對便宜，又供應伙食，她可以像一名聖徒修女一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衹讀聖賢書”。她在這個“保護圈”公寓住了將近3年，幾乎沒和一個中國人見面，幾乎沒說一句中國話，全心修讀。同時，這種“修女”式生活，也使她擺脫了法國秘密警察的追蹤。
而這幾年間，楊堃為了完成自己的學業目標，也同樣走着一條苦讀的路。
1923－1925年3年間，他取得了裏昂大學理科碩士學位。繼而，他又去裏昂大學哲學係，在法國著名漢學家古恆教授指導下，攻讀文科博士。由於學業優秀，1928年他被推薦到由莫斯教授於1926年創辦的巴黎民族學研究所，跟從莫斯教授進修民族學。
莫斯是法國民族學派的開創者，建立了一整套自己的民族學研究方法，對法國民族學的發展和興旺起到了重要作用。楊堃進修期間，先後參觀了歐洲各國的民族學博物館，大大開闊了視野，對他撰寫博士論文有了很大的幫助。
功夫不負有心人。1927年10月，裏昂中法大學招生。張若名以3門專科合格的優秀成績，順利地踏入著名的裏昂中法大學校門。張若名從市內的女生公寓，搬進裏昂北郊炮臺的中法大學女生宿舍，準備在這裏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專業就選定世界高水平的法國文學。
張若名是著名的心理學專傢賽貢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他决定張若名的研讀方向是：從心理學角度研究法國文學史和文藝理論。賽貢教授對張若名的聰明才智和優雅文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我不僅發現她是一名非常專心的學生，而且還思維敏捷，她掌握的法語能力能洞悉細微的差別”。賽貢還說過：“張若名的成績是我們學院的光榮。”
至此，張若名通過自己的5年的努力奮鬥，已同楊堃站在同一起跑綫上。他們同在一所大學，同在攻讀文科博士學位，關係自然比以往更密切了。
五四時期，張若名曾追求做“急先鋒”的女子，抱定獨身主義，後來隨着環境的變化，安靜的學齋生活，浪漫的法國文學、人文科學的熏陶，使張若名的觀念逐漸發生了轉變，她不再堅持獨身主義了。
楊堃對張若名始終一往情深，若名對楊的瞭解也日漸加深。但也許時機尚不成熟，楊堃與張若名的關係仍未明朗……，真是好事多磨，親戚們都開玩笑說楊是“長脖老等”。
楊堃卻相信時間的考驗，相信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很有自信地等下去。
裏昂郊外，小咖啡館裏，周恩來與張若名暢談了一個多小時。中國第一對“博士夫妻”誕生
在張若名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還發生了這樣一段插麯。
1930年春天一個夜晚，天已經黑了，張若名仍在宿舍裏埋頭讀書。突然，她聽到樓下有一個微弱而清晰的聲音在喊：“張若名，張若名!”她頗覺奇怪，馬上下樓去看，衹見一個男青年，穿着一套筆挺的白色西裝，頭戴白色“法國盔”。
那人順手摘下黑墨鏡，張若名大吃一驚，這不是周恩來嗎?周恩來小聲說他的行動十分秘密，二人悄悄離開中法大學，嚮附近的村鎮走了一段路，然後進了一傢小咖啡館，暢談了一個多小時。
老友相逢，分外親切，周恩來告訴她，自己去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的會議，途經裏昂、馬賽從海路回國途中來見她的。並告訴她已於1925年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小超嚮若名姐問好。
張若名嚮周恩來訴說了這幾年攻讀碩士學位的艱苦經歷。周恩來還對張若名說了目前在國內幹革命相當危險，他常是隨身帶着烈性毒藥，隨時準備為嚴守黨的機密獻身。最後他深情地對張若名說：這次分手，不知什麽時候能再相見，也許個人犧牲了，看不到革命勝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儘管張若名沒有同周恩來一樣，同走一條職業革命傢的道路，但周恩來始終把她當作可信賴的的朋友。張若名對周恩來等共産黨人的革命志嚮表示敬佩，並祝願共産黨早日成功。她嚮周恩來再次保證：永遠不泄露共産黨的秘密。
中法大學的大門快要關上了，周恩來也必須趕快離開裏昂。在咖啡館門前的夜幕下，兩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別。
1930年春，楊堃從巴黎民族學研究所進修後返回裏昂，正在準備論文答辯，而張若名的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也已經完成了大部分。這時，楊堃已在國內公開告示，與傢中的妻子離婚，並把消息告訴了張若名；同時，楊堃還把自己寫的一篇《我的婚姻史》拿給張若名看，文中剖白家庭為他包辦婚姻的過程，自己對婚姻的認識，以及後來痛苦的離婚經歷等等，並以這幾年他與家庭間的幾十封通信為證。
楊堃的坦誠和衷情深深打動了張若名，她感到萬事具備，不能讓一往情深的楊堃再默默等下去，她終於决定了自己的終身大事，與楊堃結婚。
5月的法國裏昂，春回大地，奼紫嫣紅。楊堃和張若名也攜手迎來了大好春光。
1930年5月31日，中法大學小禮堂內，歡聲笑語，氣氛熱烈。幾十位中法師生聚集在這兒，同賀楊堃和張若名的結婚慶典。新娘一身白色紗裙，手捧鮮花，顯得嫵媚動人，新郎昨日剛剛獲得博士學位，今天又踏上婚禮的紅地毯，雙喜臨門，更顯得容光煥發。大傢一道舉杯暢飲，合影留念，祝福這一對新人幸福、美滿!
沐浴着新婚溫馨浪漫的一對新人，一起去法國江部的旅遊勝地安納西度蜜月。從度假地返回裏昂後，張若名便專心投入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最後幾章的寫作，並於當年秋天全部完成。全文用法文寫作，共計5萬餘字。
安德烈·紀德是一位優秀的作傢，10多年後的1947年，他榮獲諾貝爾文學奬，此時，他已在文壇有了一定的影響。張若名為紀德作品中通篇閃爍的純潔、誠實、自然而優雅所吸引，把自己的全部熱情和才能用於研究之中，從紀德的個性、作品、心理、情感等多方面進行分析。
論文完成後 ，張若名把打印稿寄給了住在巴黎的紀德，不久，紀德回信寫道：“通過您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我確信自己從來沒有被別人這樣透徹地理解過。”全信充滿了贊揚和感謝的話語。
張若名的論文“充滿着流暢瀟灑，詩一般的詞句”，得到了很高的評價，被評為裏昂中法大學最優秀成績，並榮獲了一份奬金。
張若名僅以國內中等師範學校肄業，沒有一點法語的基礎，憑着她的聰明才智和頑強奮鬥精神，寒窗7年，終於以優異成績取得了文科博士學位。
當時與她先後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女學生約有40餘人，而能夠獲取博士學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為中國第一個留法女博士，同時又是中國第一對“博士夫妻”的女主角。這是20世紀中國留學史上閃光的一筆，更是中華女性的驕傲和榮譽。
傢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教授夫妻在淪陷區憂心忡忡地度日
1931年元旦剛過，楊堃張若名夫婦便回到了古都北平。不久，他們夫妻先後接到了學校的聘書。楊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學的河北農業大學任教，張若名剛被聘為北平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文學院)教授，主講法國文學與心理學，同時還以文學院教授名義為中法大學高中的學生講授法語。
“博士夫妻”從此開始了他們較為安穩、專心緻志的講臺和書齋生活。這期間，他們的兩個兒子於1931年和1934年出世了，教授的生活待遇優越，他們倆一月有600大洋的薪金，可以雇請傭人照料傢事，所以他們可以便集中精力投入到各自的教學和研究中。
楊堃先後在河北大學、中法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講授社會學、社會進化史、民族學等課程，並任綜合性社科刊物《鞭策周刊》的主編之一，並發表了《中國現代社會學之派別及趨勢》、《中國新年風俗志序》《法國社會學史》等多篇學術論文。
1937年底，燕京大學社會學係著名教授吳文藻準備舉傢南遷，特為推薦楊堃接替他的幾門課程，於是楊堃一傢搬進了“燕南園”原先吳文藻，謝冰心夫婦的住宅，環境幽雅，生活舒適方便。
也是在這些年裏，張若名則除日常的教學工作外，還孜孜不倦地進行文學和紀德的研究。她在北平的法文月刊《朋友》上發表了多篇分別論述紀德作品《地梁》、《窄門》的文章。1932年，從法國方面不斷傳來信息，說一生不肯確定政治立場的紀德，突然選定了新思想--信仰共産主義。張若名在沒有同紀德做任何交流的情況下，憑着自己對紀德全部作品的深刻理解，對他靈魂的透析，寫就了一篇《關於安德烈·紀德》的文章。發表在法國著名文學雜志《法國水星》上。文中認定，“紀德必然主要地是熱愛藝術。”之後幾年，紀德的表現完全證實了張若名的預言。
有一位美國的紀德研究專傢林如蓮博士曾高度評價張若名對紀德的研究，她說：“張若名回到中國之後，仍能繼續保持紀德專傢的地位。”“中國有一個詞來形容一個人明白理解另一個人，這個詞就是‘知音’，張若名與安德烈·紀德是真正的知音。”當時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著名的比較文學家吳宓教授，也曾給張若名寫了一封很恭敬客氣的信，邀請她去清華大學，作《紀德研究》專題講座的主講人，張若名欣然接受了邀請。
這對教授夫妻雖然很少過問政治，也不參加任何黨派組織，但他們仍以強烈的愛國之心，對祖國的存亡憂心忡忡。1936年，張若名應邀參加了一個北平的教授座談會，與會的60位大學教授一致决定，聯合天津的大學教授，共同簽署發表一個對時局的意見書，反對日本侵略，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綏東打擊日本侵略軍，這封意見書對不久發動西安事變的東北軍張學良、楊虎城將軍，起到了輿論支持作用。
日本侵略軍占領北平後，中法大學文學院已無法上課，教授們和校長作為留守人員，每月衹發一半工資維持生活。張若名的心情非常憂鬱，從不喜梳洗打扮，不喜談天說笑。她對日本人的侵略行徑十分憤慨，决不到日本人控製的機構服務，寧願整天悶在傢中埋頭讀書寫作，以排遣心中的苦悶。
這期間，這對博士夫妻得以彼此合作，共同完成了一本著作《中國兒童生活--民俗研究》，1939年發表於《朋友》月刊第4期。全書的素材是出自楊堃民俗研究的成果，張若名擔任了法文執筆和校譯工作。書中搜集了河北省與北京市大量兒歌、童謠和與兒童有關的民謠民諺。這是最早把中國民俗與民俗學介紹給法國人的書之一。
張若名還用中文寫下了《法國象徵派三大詩人--鮑德萊爾、魏爾萊諾與蘭苞》這篇長達26000字的論文，這是張若名在文學方面的第一篇中文論作，國文功底深厚的楊堃曾幫助夫人做了些文字方面的潤色，由於這篇文章“特別精彩”和“引人入勝”，它於1937年在《中法大學月刊》首發，9年後又在《文藝先鋒》雜志上重新全文刊載。
迎來瞭解放的張若名一次次遞交入黨申請，卻總被拒之門外。河水成為女教授永遠的歸宿
1947年底，楊堃受到了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先生的邀請，到雲大社會學係教授兼係主任。他非常高興，因為雲南本身就是一個民族博物館，能在那裏搞民俗研究，獨具天時地利條件。因此他很快决定赴任。而張若名本不想南遷，因為北平的學術研究環境畢竟比外地優越。但為了丈夫的事業，也為家庭孩子的和睦安寧，她接受了丈夫的選擇，並同他一起去雲南大學，擔任中文係的教授，講授文藝理論和世界文學史。
1948年春，楊堃、張若名舉傢南遷，搬進了雲南大學條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樓，環境優雅而安靜。而當時全國的形勢正處在國共兩黨最後的决戰時期，解放軍在幾大戰役中連連告捷，蔣傢王朝即將徹底覆滅。
擔任着係主任的楊堃對時局瞭解得日趨清晰，思想轉變較大，他加入了共産黨領導的高級知識分子群體的地下組織“新民主主義聯盟”，任教授會小組長，他還聘請了留蘇的進步人士為社會學係教授，組織師生學習俄文。政治經濟學與新哲學。同時，他還在社會學係進步師生的會議上宣佈“我贊成新民主主義”。
張若名當時已是中國屈指可數的精通法國文學的教授，為了講授新課程，她仍在夜以繼日地刻苦讀書和編寫講義。由於她的知識淵博和對法語的精通，講課受到校方肯定，也深受學生的廣泛贊譽。同時，她的思想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再對政治漠不關心了。她也開始積極研究蘇聯文學和馬剋思主義文藝理論，並把自己保存了20多年的法文版馬列主義書籍拿出來閱讀，準備在思想上逐漸適應新形勢。
昆明解放後，張若名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並於1950年開始，重新申請加入中國共産黨。與許多留過洋的知識分子相比，張若名很快地適應了新社會，因為她畢竟在青年時代信仰過馬列主義，當過革命的“急先鋒”。
歷次黨號召的運動，她都積極投入，努力學習文件領會精神，聯繫個人實際檢查、批判舊思想，開會積極發言，認真寫出心得。一再受到黨政領導的公開表揚。入黨申請書每年遞交一份，思想認識過程一次比一次寫得長，那樣執着，那樣信心十足。年年不批準，也從不灰心，還去聽黨課，主動找組織匯報思想。
1955年春，對於楊堃和張若名夫婦來說，顯得格外溫馨暖人。他們與30多年前曾一起留法共勤工儉學的戰友，今日的國傢總理周恩來有過一次愉快的會面。
會見中，周恩來親切轉達了小超對若名姐的問候，並嚮楊堃詢句了許多民族學的問題，如邊疆地區的民族分類、民族史、民族調查、經濟生活、宗教信仰、民族特徵等，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一同參加談話的陳毅還與張若名就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漫談了法國文學與蘇聯文學。
談話持續了5個小時，此後大傢又一同共進午餐。當張若名把至今還未能加入黨組織的苦惱告訴周恩來，並詢問30年前自己在法國入黨的經歷時，周恩來簡單而明確地告訴她：“你當時加入的是團，不是黨。”張若名聽了大吃一驚，楊堃也感到意外。這個謎樣的說法，楊堃事後纔省悟出其中的意味：周恩來也許是為保護張若名，故意這樣說的。因為退團比退黨的錯誤要輕些。
這次會面，給楊堃和張若名帶來了精神動力。張若名在自己創立和主持的中文係文藝理論教研組發奮工作，竭力培養後進，同時還寫出了《歐洲舊現實主義的成就和缺點》、《試論文學中典型性的創作過程》兩篇高水平的論文，先後在雲南大學的刊物上發表。
楊堃則翻山越嶺，深入到雲南西盟、德宏、楚雄、大理、劍川等地進行民族調查，撰寫了《試論雲南白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涼山彝族的手工業》、《關於民族和民族共同體的幾個問題》等多篇論文。
而就在這對博士夫婦積極進取，努力奉獻時，1957年，一場鋪天蓋地的“反右”政治風暴來臨了。張若名開始仍懷着對黨的無限忠誠，在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中積極嚮黨交心，甚至把大兒子寫回來的有些落後觀點的傢信也交給組織上，請組織上對兒子進行幫助。
她萬萬沒想到，一個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最後反而被自己滿腔熱情參加的運動所吞沒。她寫的“交心”材料一反成為揭發她右派言論的證據。她傾盡心血教過的學生們，也把她當作資産階級的靶子，連她22歲在法國退出“少共”的事情也被翻出來，指責她為無恥的叛徒。這對於自尊心非常強的張若名來說，這一切意味着什麽?
1958年6月18日上午，係裏開批判會，要她承認上述諸多罪名。當張若名得知，下午批判會還要繼續，並且還要“加溫”時，她不寒而慄，默默地咀嚼着苦澀的淚水……她來不及等候親人，來不及為自己分辨，更來不及寫下遺言，就匆匆走嚮自己生命的終點，投水自盡于云南大學旁的一條河。
當時楊堃正在北京參加一個學術討論會議，會沒開完，就接到雲南大學拍來的一份電報，說張若名病重，速趕回。當楊堃急匆匆返回雲大，見到的衹有張若名的骨灰盒。
一對相濡以沫28載的夫妻就這樣生離死別了。
而更令張若名難以想到的是，她對黨的忠誠坦白，竟殃及了兩代人，大兒子楊在道就因為上交的那些信，被化為右派，在勞教所關押了20年，斷送了一個土木工程師的前程。幸而1979年右派“改正”出獄後，他苦心研究母親一生的經歷，成為張若名研究的專傢，這也是張若名不曾想到，在天之靈得到慰藉的。
1963年，在鄧穎超的關心下，雲大黨委纔對張若名的錯誤批判進行了甄別，嚮傢屬賠禮道歉。
1966年，“十年浩劫”開始，楊堃被打成“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挨鬥、挨打，幾乎喪生。傢被抄4次，幾十年積纍的數萬張讀書卡片和資料被劫一空，大量珍貴書籍被迫當廢紙賣掉。楊堃被趕出教授住宅，下放勞動，後病倒纔獲準回京自費治病。直到1978年，經鬍耀邦親自批準，楊堃才調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學室任研究員。
1980年，又是在鄧穎超的親自關懷下，雲大黨委為張若名作出了政治結論，“張若名同志一生為革命，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中國民主同盟隨之又恢復了她的盟籍。
此後數年，楊堃真正進入“桑榆未晚，衹爭朝夕”的歲月，他先後整理出版了《民族與民族學》、《民族學概論》、《原始社會發展史》、《社會學與民族學》、《民族學調查方法》、《楊民族學研究文集》等著作，發表了30餘篇論文，並指導民族學博士生，1984年，又以83歲高齡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年復一年，楊堃無時不在思念他的亡妻張若名。
1998年6月18日，是張若名去世40周年忌日。年逾96歲的楊堃老人，面對亡妻若名的遺像，心中升出無限懷念，不禁提筆賦詩《懷念若名》：“若名逝世四十年，國傢形勢大好轉；冤魂九泉若有知，當慰我兒有書傳。”
此後不到兩個月，楊堃便告別了這個世界，與夫人若名在九泉之下相會了。
從本世紀初升起，至本世紀末殞落。中國第一對博士夫妻，在20世紀的中華史册上，劃出了他們人生最美最悲的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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