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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狂人王实味
王实味，一个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引起关注的人物。关于他的命运的结局、对于他的不实之词的推翻和平反以及他的家人的情况，媒体均有过报道。本篇以翔实的描述，并循其性格发展的逻辑，向人们展示了在其漫长的人生中以独异的性格禀赋，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潮流中铸就的生命之花的悲剧。
故乡与家园
在豫南大地，大别山北麓，淮河之滨，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潢川，这就是王实味度过童年的地方。这是一座美丽的小城，一条悠悠小河从城中横贯东西流过，城池也被划为南北两半，在这里至今还有着很多神奇的传说。
史载，在春秋时代，这里属于黄国都城。
公元前704年，江淮大国楚举行诸侯会盟，黄国虽是小国，却傲骨铮铮，拒绝参加。
公元前656年，楚又会诸侯于沈鹿，黄国仍不予理睬。
盛怒的楚国终于在公元前649年将黄国吞并，从此黄国归属楚地。
黄国地处楚国疆域的中心，春秋以后，中原文化渐为楚文化所侵蚀，中原地区形成两大文化系统，而黄国恰成一个纽带起着承转的作用。
这样，楚文化的骚狂和中原文化的雄傲集于一身，构成黄国百姓特有的性格特征。
1906年3月12日，当春天透出第一片嫩绿时，王实味出生于古城樊城铺一个普通的耕读人家。父亲王言炳，靠教书种田为生，清光绪年间中举，因而周围城乡百姓都称为王举人或王孝廉公。王姓是乡居当地的大户人家，拥有大量的田产，但独王言炳无一垄地、一亩田，随着生齿日繁，家境渐入困顿，当时街上流行这样一句话：“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
王实味有兄弟姐妹共八人。
王孝廉公虽然中举后步入仕途，但他清正刚直，官职微小，并不能改变家境的清贫。他一生不忘教育，晚年仍任县弋阳高中教职。
王实味五岁丧母，在继母和姐姐照料下生活，他自幼就发奋读书，先随父亲习诵四书五经，因此打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底。父辈的教诲、家庭的熏陶和周遭平民百姓困苦的人生事实都影响着幼小的王实味。
王实味主要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中学时期，他接受了进步老师的教育。他与同学徐智雨、戚宇凡后来成为中共党员，徐与戚还是潢川县党组织创建者。
童年的困苦，中学时代的教育，都在王实味此后人生路途的抉择中留下抹不掉的印痕。
1923年秋，王实味拿到中学毕业文凭后，即考取设在开封的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件事曾在这豫南小城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
十七岁的王实味从此别离亲人和故土，走向辽阔的人生舞台，开始漫漫长路的人生之际遇。
苦闷的青春
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当时开封最好的学校，毕业生大都被送到国外留学。但由于家庭经济本来就不好，伯叔们又闹分家，王实味经济来源无着，因此他仅在此读了一年英文，就不得不辍学。
恰在此时，设在开封南关的河南省邮政局公开招考邮务生，考试科目是中文、英文作文和英语口语。待遇是月薪三十银元，条件相当不错。王实味毅然投考，揭榜时，王实味名列榜首。
王实味考取邮务，在一般人看来是求之不得，可对这位不得不辍学就工的青年来说却实非心之所愿。他对一同考取的另一名派往许昌邮局的同行说，自己才十八岁，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此切断一切前程，实在痛心；他愤激地表示在洋人鼻息下求生活，绝对不能忍耐。作邮务只是暂时解燃眉之急，一年后积蓄些钱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
果然，1925年夏天，王实味辞去工作，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
王实味在驻马店邮局一年的生活情况，我们无从知晓，但他后来留下一部中篇小说《休息》，却以自传性日记体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他这一年中青春的苦闷。
小说一开篇，王实味就写道自己离开学校生活，“怀着满腹鬼胎走向这黑暗龌龊的社会路上来。心头不觉有种种疑虑与忧恐，不知此后的世界将向他呈现一种什么状态。”
《休息》由假托名为黄秋涵的友人写给实徽的十一封信组成。全篇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只任主人公用一支抒情笔致漫畅地写来。叙说了秋涵从失学到求职做邮局职工再到失望自杀的经过。其情感思想也可见出王实味本人的思考。
秋涵在信中解剖说自己有着“暴烈的火性，急躁的性情”，他不断阅读《创造周报》、《东方杂志》等进步报刊，自以为是“自觉的青年”，这都可看作是青年王实味的实况。
秋涵在第八封信中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阽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青年王实味对黑暗社会的愤激与痛恨，搏击社会的理想和热情跃然纸上。
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
《休息》是王实味于1925年底完成于北京大学的。
北大当年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这里荟集了中国的一代精英。王实味同王凡西（王文元）、张光人（胡风）等编在一个小班。此时的王实味正值青春年华，满身是雷是火，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天地，瞩望到了理想人生的星光。他思想一天天开阔，在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的引导下，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请求入党。
1926年春，王实味由北大党支部干事、自己的同乡、河南洛阳人陈清晨（陈其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清晨此时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王实味那时住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紧张的学习生活以外，他常满怀激情，伏案创作至夜深人静。20年代中期虽然已是“五四”落潮的苦闷时代，一批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却在古都不时掀起文学新浪潮。
1926年7月，王实味创作了近三万余言的小说《毁灭的精神》，他将目光瞄向创刊已二年多的北京影响很大的《现代评论》。当时《现代评论》发表作者的稿件，除赠送刊物外，一律不付稿酬，可是王实味，这个无名作者在投寄稿件的附信中俨然声明，要求稿费三十元，否则就请退还稿件，现代评论》负责稿件的陈西滢（陈源）为这无名作者的要求踌躇起来，他为此专门开了一次会，结果议决破例支付王实味三十元稿费，此事一时在京城文学圈内传为美谈。
一边学习功课，一边从事创作，还要参加地下党的组织活动，王实味的生活充实而又忙碌。
1926年秋，王实味所在的北大支部又吸收了两名新党员：来自湖南的李芬和刘莹。就是这两位湖南妹子与王实味此后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关联。
仅几次见面，并没有深交，不想，二十岁的王实味爱上了沉着、刚毅的李芬，他不断给她写情书，要求会面。
比王实味大二岁的李芬对这位来自豫南小城的青年有很不错的印象，但她有难言之隐而不能接受这青年执著火热的爱心。原来，在家乡时她已经历了一场爱情悲剧。1926年秋考入北大中文系预科班后，她立志不再结婚而将自己的青春和一生献给革命。她不敢给王实味回信，但堕入情网的王实味却将一封封情辞恳切的信件不断送来。无奈之下，李芬就约刘莹一起准备将此事报告支部书记、自己的湖南同乡段纯，想请他出面向王实味转达自己的隐衷而就此了结这一情缘。段纯听了李芬的述说后，却用激烈的态度对待王实味，他没等李芬把意思表达完，马上就让人请王实味来，不等王实味分辩，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要王实味此后不要再“纠缠”李芬。
性格火躁的王实味自然不服气，他认为恋爱是个人的隐私，是自己的权利，党不能包办，他仅是给李芬写信，并没有无理取闹，支部也无权干涉。他更不能忍受书记的粗暴态度。两人就此争吵起来。
段纯决定召开一次支部联席会议解决所谓王实味恋爱事件。他在发言中认为王实味之所以入党的动机就在于为了方便追求女性，在这革命斗争异常紧张与艰难之际，王实味身为党员，却拼命追求女同志，干些无耻勾当，实在是荒唐之至。他主张会议通过决定，给王实味以严厉的党纪处分。参加会议的人大都发言批评了王实味，但没有人同意段纯的“卑鄙动机论”。王凡西当时发言说不要把属于私人性质的事情，提高到党和革命的角度来考虑。会议结果以给王实味一个正式批评，要他不再给李芬写信而结束。
王实味列席了这次会议，他出奇地冷静，静静地听完大家的批评，表示接受组织的意见。但是，当晚王实味就跑到王凡西的宿舍，情绪非常激动，说自己没法不爱李芬，不过他会克制自己不再给李芬写信。他认为段纯对恋爱的看法是封建的，处理这件事的态度是官僚的。
王实味此后确实再也没有给李芬写信。但他却不能够克制自己，他又找到段纯，向他大声吼出自己的见解，段纯恼怒之级，骂王实味无组织无纪律，并说再闹就将他开除出党。
就这样，在这次恋爱风波结束后，王实味离开了党组织。
但是，初恋的情怀不能忘却，几年之后，当王实味得悉李芬牺牲的消息后，恨得切齿捶胸，他要立即找到组织为她报仇；此后在惹来杀身之祸的那篇杂文中王实味仍悲痛不已、并深情地忆念：“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得血液循环得更有力，我会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吸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
脱离了党的组织，爱而不得的忧伤困扰着这年仅二十一岁的青年书生，然而经济上的重负又逼迫而来，工作一年的积蓄已用光，微薄的稿酬杯水车薪，家庭不能给予支持，王实味再一次品尝被迫辍学的痛楚。
王实味离开了北大，又投入茫茫人海中求索。
与刘莹结为夫妻
王实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了追求李芬，脱离了党组织，最后却与当年与李芬形影相随、一起东奔西走做地下工作的另一位湖南妹子刘莹结下了秦晋之好。
1929年初，无处安生的王实味借住在当年北大同一支部的同学曹孟君家。在南京曹孟君家，王实味遇到从湖南赴上海的刘莹。
刘莹和李芬是曹孟君的入党介绍人，这次刘莹作客南京，意外遇到王实味，两人不免将王实味作为闲谈的一个话题。
曹孟君告诉刘莹，段纯对王实味的处理给他的打击很大，但王实味还心向共产党，他是一个极有正义感的青年，刘莹还从曹孟君处知道了王实味的家世和经历。
刘莹这次路经南京，主要是到上海寻找组织。
见到王实味，刘莹自然想到了李芬，在北大，李芬是像亲姐姐一样对待她的。王实味自然也记挂着李芬，刘莹沉痛地告诉了王实味李芬在家乡壮烈牺牲的经过。
1927年冬，李芬是被组织派回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她以教书为掩护与中共湘西特委联络并组建了中共宝庆特区城西中心支部。
由于叛徒告密，李芬遭到邵阳警备司令部的搜捕。李芬恰巧不在学校，她转移到姑嫂家躲藏，此时，李芬的二伯父李维宽知道李芬被通缉，他也知道李芬手中有父亲留下的巨款，为私吞这笔巨款，李维宽父子将李芬骗回家，并软禁起来。李氏父子劝亲侄女李芬投案自首遭到严辞拒绝，他们竟将李芬捆绑起来送到敌人手中。
1928年7月25日，李芬就义于邵阳大祥坪。临刑前，她将自己的三套衣裤、袜子都穿在身上，用针线密密缝在一起，以免歹徒玷污自己的圣洁，她还在自己胸前缝了一块鲜红的大红布，象征对党的赤诚。
王实味听完刘莹的讲述，心如刀绞，泪涕如雨。
此后不久，王实味与刘莹两人先后抵达上海。
它乡异地，两人交往日深，感情日切。心中都滋生了一种共同的愿望。
1930年元月，刘莹与王实味结合在一起，他们在菜市路租了一间亭子间做新房，开始了新的生活。
文学姻缘
从考入北大始，王实味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旅程，他得到现代评论编辑陈西滢的赏识，并与诗人徐志摩结下文学姻缘。
王实味最早投稿的短篇小说，是他描写极具故乡潢川风土人情的《杨五奶奶》。其实，徐志摩任《晨报》副刊主编时，将王实味的这篇并不成熟的小说置于篇首，表现了他对文学青年提携的热心和对王实味的器重。
王实味到南京后，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那时，他的北大同学，好朋友张天翼也在南京一机关任小职员，正在成功地发表小说。
同学相逢，而且两人都有对文学的爱好，自然话题都集中在文学上了。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和自己在文学路途上跋涉的艰难，王实味与张天翼两人商量分别给鲁迅先生写信寄稿请教。
确实，在《鲁迅全集》中我们仍能查到1928年10月19日鲁迅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晴。上午得语堂信。得张永成信。得史济行、徐拘澜、王实味信，午后复。……寄还王实味小说稿。
刘莹到上海后，按照杨善南信中的指示，她来到指定的一所学校找接头人，但或许因时间隔得太长，未联系到。组织关系中断了。
心中失望的刘莹只得先报考“同德产科学校”，录取后住进学校宿舍。
与刘莹住在一起的一位女同学张肖瑜，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要员张难先的女儿。她是南洋医科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因南洋医大无宿舍，便转学到同德产科学校。当她得知刘莹因失掉组织关系而苦恼时，便介绍她到南洋支部接上关系。
王实味见到刘莹后，告诉她，自己决定以卖文为生，一边写小说，一边想搞些文学翻译。
刘莹接上关系后，并没有打算介绍已脱党的王实味重新回到组织中来，因为她当时认为，王实味觉悟实在太低。王实味整日整夜在亭子间爬格子，他对刘莹一本正经地说：“父亲年迈，家境贫寒，我要努力写作，先挣一笔钱送回家给父亲储备起来做养老金。这样，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那时再考虑入党，了无牵挂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工作。”
生存是前提，刘莹一边读书，一边做地下工作。两人的生活费也只能靠王实味卖稿子了。但这并不影响刘莹对王实味政治觉悟的估价：一个革命者怎么能首先考虑自己的家庭呢？先给父亲挣钱后入党的思想不符合党的要求，因此，对王实味还得继续观察、帮助。
王实味虽然那时发表了一些作品，但毕竟不是名作家，靠挣稿费养家糊口毕竟捉襟见肘，刘莹也因经济逼迫辍学在家。
一日，二人在《申报》上看到一则启事，说是奉天（辽宁）省庄河县高中招聘教师，薪水从优。王实味急忙写信应聘，回信说王实味月薪一百元，刘莹六十元，食宿费自理，一学期只发五个月工资。
虽然每学期只发五个月，但月薪不菲，而且是固定的收入，刘莹征得党支部同意，随丈夫一起赴东北执教了。
在上海以写作为生
他们1931年初去庄河，只呆了一个学期，积蓄了几百元于1931年夏初返回上海。租房、买粮，手头上的零用钱顷刻花光，而王实味对存款一个子儿也不准动，他说这留着送给父亲。
刘莹此时已有身孕，但她着急的是再次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因为她的联系人张肖瑜离开上海到内地读书去了。由于那时刘莹对党内盲动主义路线有些看法，因此决定等孩子生下后再与组织联系。
谁曾想，刘莹此次脱党竟再也没能回到组织中来。
两人的生活只能寄托在王实味的一支笔上。这时，王实味又得到了徐志摩的帮助。其实，1929年到上海后，王实味即与徐志摩有了联系，他几年前创作的中篇《休息》就是这时被徐志摩编入自己主编的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徐志摩介绍这部小说时认为：“取材严格，文字优美。”
王实味由创作转入翻译也许也与徐志摩有关。他的第一本译作，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也是经徐志摩之手编入自己的丛书内出版的。
在几年中，王实味先后译有都德的《萨芙》，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等五部世界名著，分别编入“世界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全集”，由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出版，字数一百余万字。
徐志摩在王实味的文学道路上扶持有加。但王实味与他却保持着距离。
一次，王实味正在街上疾走，后面一辆轿车在他身旁戛然停下，车门打开，跳出了风流调傥的徐志摩，他热情邀请王实味搭车并要送他回家，谁知王实味不买这个人情，坚持自己步行。
又有一次，因书稿的事王实味约好了与徐志摩会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准时到了徐志摩家，可徐志摩竟失了约；第二天，王实味再去拜访，这次却去早了一点，一进门，娘姨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候。王实味顿时无名火起三千丈，掉头就走。回家后，结结实实写去了一封信，用尖刻的措辞将徐志摩大骂一顿。徐志摩接读来信，自觉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的住处，着实道了歉，两人才言归于好。最后讲定由王实味帮忙翻译哈代的《还乡》。
在上海时，与王实味往来的朋友不多，那时在南京的张天翼常来看望他们。每次王实味都是尽其所有来招待老同学。晚上，王实味与张天翼就睡在地板上，两人互称“伙计”，天南地北，从国家形势到文艺界状况乃至北大往事，无话不谈，非常投机。
不想，由于王实味的狂气和尖刻，竟使二人中断了交谊。
那是1932年春夏间，张天翼又来看望王实味一家，当时，他们已有了女儿劲枫。半岁不到的女儿长得非常可爱，还未婚娶的张天翼逗着孩子，这时王实味用尖刻的语言开起玩笑来：“你配有这样的好孩子吗？”
虽然王实味对朋友内心如一团火，但他的俏皮话、讽刺话却让人难以接受。经受这次领教后，张天翼再也不来看他们了。
这年夏天，王实味一次领了一笔不小的稿酬，他连同在庄河县带回的存款兑换了四百块银元，用铁皮箱钉好匆匆赶回故里。
七月流火，王实味返回上海，那时他们已迁居法国公园附近福履理路建业里东街71号。王实味仍得靠拼命地译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日子虽然拮据，可王实味也有“大方”的时候。
有一次，他兴冲冲地领回三十元稿费，赶忙让刘莹去买急需的米、油、盐等，刘莹走后，王实味就去房东处交积欠的租金。交完租金回来推门一看，王实味愣住了，只见屋内一个男子拿着箱子正准备往外走，大白天行窃！王实味气极了，他怒目而视，拦住已放下箱子要出门的小偷。这时，窃贼“扑通”跪在地上，哭诉自己实在无法才走上这条无耻求生之路，他是个鞋匠，收入不能养家，恰逢儿子重病在床，无钱求医，才出此下策。
王实味看到窃贼跪下哭诉，气消了大半。他心里想，你不能骗我，就拉起窃贼一起去他家核实情况。果然，窃贼破烂不堪的家中一个孩子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妻子在哭泣，很是凄惨。此时，王实味的气愤荡然无存，他掏出交房租后剩余的十余元钱交给窃贼，要他赶紧送孩子去医院。后来，鞋匠带着已病愈的孩子提着礼品来道谢，王实味却坚决不收他的礼物。他对鞋匠说：“你们的生活比我们苦，留给孩子补补身体吧。”
有一天，王实味送稿到中华书局，在交稿间隙，他翻看自己上次交来的译稿，不禁火冒三丈，原来，钱姓编辑在王实味的译稿上做了一些改动。王实味激烈地指责钱编辑不懂装懂反而弄巧成拙将文章改坏了。编辑老爷岂容指责，钱编辑竟傲慢无礼，口出恶语将王实味训斥一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王实味当场拿回译稿，撕碎与中华书局的译书合同，拂袖而去。
中华书局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出版机构，人们以能在这里出书为荣，书局已给王实味出过几部书，签定长期译书合同，大半等于有了铁饭碗。王实味撕掉合同，自然不会再回头。
饭碗砸了，气愤难平，王实味又吐血不止，一检查，是可怕的肺病！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
得知王实味患了肺病后，刘莹力劝他去杭州养病，她说：“我带孩子回长沙，求父亲帮助，每月给你寄三十元，你安心养病好了。”就这样，夫妇变卖了家当，备齐路费，王实味赴西湖养病，刘莹带着幼儿西行长沙。
与托派往来埋祸根
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一家书店偶遇已三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王文元，王实味告诉老同学他已与刘莹结婚了，王文元说他被派往苏联学习，才回国不久。
不久，王文元再次登门，请王实味帮忙译点稿子，他说想送妻子回娘家安庆生产，手头拮据，接了一部书稿，急于交稿。王实味爽快应允，接过一叠原稿，埋头译了起来。直到王文元来取稿子，王实味才知道是《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那时王实味脱党有年，对托洛茨基不甚了解，而刘莹则知道，因为党内曾传达过文件，托洛茨基是反党人物，这引起刘莹的怀疑，送走王文元后，她警告王实味说王文元有可能是托派，要少与他往来。
直到多年后，王实味夫妇才知道王文元早就参加了托派组织，他1929年回国，曾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党组织发现他参加托派活动，周恩来曾劝他与托派脱离。王文元不听劝告，当上了托派“中央委员”，后被党组织开除。
那时，在与王实味的交往中，王文元并没有宣传自己的托派观点，当时他与王实味常讨论的是人性论问题。王文元要急于换钱的托传并没有出版。
那时，王实味为生活所迫，忙于译书，王文元忙于左派反对派组织，两人见面机会并不多，到1931年初，王实味、刘莹赴东北应聘，一年间，两人来往不上十次。
等王实味夫妇回到上海，王文元已被捕两个多月了。1932年春天，王实味曾带着一包食品和两本书去上海漕河泾监狱探望王文元，两人没能见面，东西是托看守转交的。王文元1934年底出狱，此时王实味早已离开上海了。
在上海，王实味还遇到了托派另一重要成员陈清晨。陈清晨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在北大，他们又有同乡之谊，陈清晨温厚谦和，王实味把他视为老大哥。大家特别对陈清晨的人品赞不绝口。
陈清晨来过几次后，王实味和刘莹几次问及他的住址和工作，陈笑而不答，因为对陈清晨的好印象，他们想到陈清晨很可能已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了。
陈清晨像在北大一样热心，看到王实味一家经济困难，主动借给他们钱款。
1932年春天，陈清晨又来造访。王实味和刘莹这次想托陈清晨介绍他们与“左联”取得联系，不想陈清晨的回答令他们吃惊和意外。原来，陈清晨也已脱党。
联想到陈清晨在谈话中常提起王文元，并流露出他俩的交情不一般，王实味、刘莹也开始怀疑陈清晨的身份了。此时，王文元已被捕在押，王实味夫妇知道不能再与陈往来了，但又怎么公开拒绝呢？最后，两人想出了唯一的办法——搬家。
他们搬到刘莹的同学童文焕家，无声无息，切断了与陈清晨的往来。八十年代，任教于南京大学的童文焕之子赵力田还写信给刘莹，忆及他们三十年代借住在他家时在他幼年的记忆里留下的印象。
南北转徙
刘莹带着孩子回长沙娘家。每月从家里给王实味寄去三十元钱，供他养病之用。
1933年11月6日，是女儿王劲枫两周岁的生日。刘莹收到王实味从杭州寄来的一张摄于西湖之畔鲜花丛中的一帧全身照片。照片的背后王实味写下两行飞洒的文字：枫儿两周岁生日，爸爸时养病西湖。明年杜鹃花开时，将与吾莹及枫儿相聚于西子湖畔也。
这张王实味送给女儿生日礼物的照片曾历经岁月的劫难。在“文革”期间，刘莹害怕抄家时被人发现背后的文字，便用剪刀剪下王实味的上半身以便隐藏。
这竟成为王实味留给世人的唯一一张幸存的残缺照片。
1934年春，王实味在杭州养病已近一年。不能总是靠妻子娘家寄钱养活，在病情好转后，王实味又开始寻找职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原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如今在山东省教育厅当秘书长，他便写信求老校长帮忙谋份职业。就这样，他到了济南，在教育厅任三等科员。
1934年夏天，刘莹带着女儿也去了济南。次年7月，儿子旭枫出世。
王实味虽然供职于政府部门，却与自己的同乡、同学、地下党人徐智雨、戚禹凡二人来往密切，其党员身份王实味是知道的。
与当年在南京国民党省党部呆不下去一样，王实味同样看不惯省教育厅内的乌烟瘴气。他终于无法忍受了，1936年夏，由老同学郑若谷介绍南下开封，任河南省开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员。
王实味离开济南到开封是一人独往，新的职业使他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信给刘莹，催他们快来开封。这时，刘莹的嫂子从北京来信说自己要回湖南，希望他们能回去相聚，就这样，刘莹母子三人在徐智雨、戚禹凡帮助下上了火车，先回到长沙娘家。
在省立女中，王实味是英语水平最高的老师。他与同事、教语文的张宇瑞同住在校园西南隅一个三间平房组成的教员宿舍里，两人各住两边一间，中间留下为会客室。
张宇瑞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两人性格完全相反，王实味锋芒毕露，张宇瑞则沉默寡言，但两人却相处得很好。
或许是通过张宇瑞的介绍，王实味来开封后又遇到一位北大同学杜宏远。
杜宏远原名杜孟模，杜家是开封著名的革命家庭。
杜宏远是河南杞县人，1925年入北大理科预科，曾接替段纯任北大支部第九届支部书记。此时，在开封高中教书。
见到杜宏远，王实味回忆起北大时的生活，他又愤怒地倾诉了被段纯粗暴处理及脱党的经过，并表达了要重新回到党内的渴望。杜宏远让王实味先参加一些党外活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奔赴延安
1935年，中华民族一个灾难的年头。
王实味对国内局势的发展，对蒋政府的消极抗日态度非常清楚，他爱憎分明，出言坦率，在学生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因而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上半年，开封省立女中生物教师阎有训突然被国民党宪兵从学校抓走，学生们不知道阎老师为什么被捕，事实上，阎是共产党员。王实味与学生们谈到这件事时，两眼通红，气愤异常，他不顾自己的安全，在课堂上将讲台拍得震天响，大骂国民党当局：“这样的政府，即使日本人不来，也会垮掉的。”
在学生心目中，王实味当然是进步的教师了，那时，王实味三十出头，风华正茂。他讲课认真、细致、透彻。学生们都喜欢上了这门难学的英文课。
由于患有肺病，虽然养病有年，但肺病给他的身体仍留下影响，学生们看到的这位王老师总是脸色苍白、清瘦，但王实味从来没有请过假或误过课。
这年寒假，王实味亲自到长沙，一是探望尚未见过面的岳父一家，二是来接刘莹回开封。
第一次踏进岳父家大门，看望曾经不愿接受他为婿的岳丈大人。刘家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他。在刘家逗留的几日，王实味显得很开心，他教两个内弟唱《国际歌》并向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
寒假快结束了，他们一家正准备启程，忽然收到来自武汉的快信，告知比刘莹大五岁的姐姐在汉口被人骗走了银钱，债主逼债，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
当时刘家没有合适的人去汉口，岳父便与王实味商量，让女婿先走一步，刘莹到汉口接回姐姐，然后再去开封。就这样，王实味一人先回到了开封。
直到1937年5月，刘莹才带着儿女来到丈夫身边。此时，王实味经过组织考验，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年前，在上海，刘莹是党员，王实味是普通群众，刘莹对王实味思想表现的某些方面还有不满，而今，位置倒了过来，丈夫回到党内，刘莹却站在门外。
王实味没有将自己入党的事告诉刘莹，几十年来，刘莹一直认为王实味是在延安入党的，但王实味的档案材料却记载着他1937年在开封回到党内。
“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王实味更积极地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王实味在开封报纸上撰文，反对学生静心读书，号召学生走向抗日斗争。当时，开封女中组成了抗敌后援会分会，分会下设有宣传、戏剧、总务等组。王实味参加了戏剧组的工作。王实味为戏剧组创作了一个剧本《要落的太阳》，因为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意思是日本侵华战争注定要失败。这个剧本写出后，王实味与学生一起排练，先在本校演出后，又在开封各学校汇演上搬出，反映很不错。
这样的紧张日子过了不久，王实味与刘莹决定离开开封奔赴延安。
两人开始准备启程，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两个孩子怎么办？当时女儿六岁，儿子两岁，而且体弱多病，他们商量下来，只能写信回长沙央求父亲接走孩子请人照顾，不料此时又添了新的麻烦，刘莹怀中又有了小小的生命。无奈之下，两人商定，王实味先行一步，刘莹带孩子回长沙并打掉胎儿，然后两人在延安相会。
十月初，王实味送妻儿到郑州转车南下。呜呜的汽笛拉响了，已记事的女儿拼命地喊着爸爸，王实味跟着移动的列车奔跑着，直到他的身影在女儿泪眼模糊的视线中消失。
不想一家人此次生离竟成了死别。
王实味送走妻儿后，立即返回开封，他找到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范文澜，范立即写了一封信，要王实味到西安找他的一位学生即可。
王实味带着范文澜的信，根据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在陕西省教育厅任职的高舍梓，高舍粹是范文澜在北京时的学生，见到老师介绍的人，自然很热情。她立即带王实味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好了去延安的手续。
1937年10月，王实味抵达延安。
无期相见难
王实味一到延安，即给在长沙的刘莹写信，信中他讲到延安抗日救国的热烈气氛，讲述了他的新鲜感受和无比兴奋的心情，他认为他真正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信中王实味还倾诉了自己对妻儿的思念之情，催刘莹赶快上路并告诉他大致日期，他好安排接应。
刘莹虽然身在家乡，一颗心却早已飞向了延安。
无奈腹中胎儿似乎不愿母亲远行，当时刘莹不敢将处理掉胎儿的事告诉父亲，只秘密地找医生开方打胎。不料碰上了庸医，几剂中药下来，不仅胎儿未下，刘莹反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幸亏刘莹嫂嫂张罗，将其安排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做了手术，取出死胎，保住了大人的性命。
但是，一番折腾下来，刘莹身体极度虚弱，整整一年时光，她辗转于病榻之上，又由于时局变化，与丈夫相会延安的梦想不得实现。
而今，刘莹还后悔当时自己没有设法给在延安的王实味写信，哪怕报个平安也好。
王实味到延安后，分到陕北公学任第七队队长，几个月后王实味调到设在清凉山的出版局，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
王实味深厚扎实的外文功底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马列学院成立。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马列学院院长，或许是他早已了解到王实味深厚的英文底子和较好的翻译能力，所以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王实味进来工作。编译室主任开始由洛甫兼任，王实味对博学而谦和的洛甫十分敬重。后来陈伯达调到编译室并内定为主任，陈对外语一知半解，得意时手舞足蹈，平日对下属装腔作势，动不动便拿政治帽子压人，王实味对此十分反感，经常与陈伯达发生争执。
王实味在延安，不仅与妻子失去了联系，与故乡潢川的亲人也音讯阻隔。
1941年春，王实味写了一篇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的文章，里面有一部分是与陈伯达商榷的文字。陈伯达后来在批判王实味大会上发言说，那时，他已从王实味这篇文章中嗅出托派的气味，并写了文章，只是遭到王实味阻挠后文章没有发表。他在发言中直言：那时王实味就把他当作最大的几个“敌人”之一，并说：他在马列学院工作的时候，和王实味同一个党小组，只要他参加了小组会，这个会是一定没有法子开下去。由于当时翻译有分工也有合作，在分配稿酬时稍有不公，王实味便大吵大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在编译室不到四年的时间内，王实味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等，收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论丛”，还有《什么是革命之友》、《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共青团的任务》等包括《列宁选集》18卷中他译出的两卷半。
这些书不仅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而且还曾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印行，在当时发生不小的影响。直到1950年三联重印《价值、价格与利润》一书时，校对王学文还将王实味应得的稿酬交给当时的马列学院机关党委，三次共交了二百六十四万元（旧币）。此后有不少人还回忆起王实味对马列著作在中国的译介的贡献。
一段姻缘
在开封女中，王实味所教的班中有位女生，名叫薄平，与其他同学一样，她对年轻有识的王老师非常崇敬，由于年岁小，每当与王老师那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相遇时，就羞涩地低下头。步入开封女中，是薄平的人生转折点；而有了王实味这样的老师的影响和感染，又使这花季中的少女有了更辽阔的人生梦想。
这时，面对时局的动荡，薄平的父亲写来家信催女儿回家，然而飞出笼的鸟儿怎可能回返，薄平面对家信自然不会动心。
一天，在学校报刊阅览室，薄平看到一则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招收学员的消息，她兴奋异常，就偷偷将报纸拿回宿舍，与同班同学潘秀荣商量结伴去投奔太原找丁玲参加抗日宣传。
当时，在学生中传闻说，王实味因宣传抗日引起当局的注意，处境危险，可能要离开开封。年仅十九岁的薄平与同学潘秀荣商定后，稍作准备，带着简单的衣物，就毅然踏上西去的列车。
谁也没有想到，在西去的列车上，她们与王实味意外地相遇了。
谈了几句话，王实味也没有告诉她们自己的去向，只是叮嘱两个学生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小心从事。
火车到了潼关，薄平下车了，她们准备过风陵渡，然后取道太原。
途中，她们又遇到开封北仓中学学生孙岩，她正要随平津流亡同学团一起去太原。
就这样，她们又随平津流亡同学团一起上路，最终抵达太原。
一行人马上找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姓彭的首长告诉他们说：因为太原即将放弃，你们休息一下，去汾阳。并要求除随身物品外，能扔的东西都扔掉。
到汾阳后，他们即全部参加由吴奚如负责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分团。是年底，西北战地服务团解散。
薄平与孙岩一起，渡黄河，经绥德，一路风餐露宿，步行来到宝塔山下。
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薄平被分到陕北公学第八队当学员。
不想，在这里，她与王实味老师又相逢了。
1938年2月中旬至3月初，一所以鲁迅名字命名的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宣告成立。薄平成了音乐系的一名学员。
在鲁艺，王实味闯进了薄平的生活。第一次找薄平，王实味主要是教育她要靠近组织积极申请入党。
幼稚的薄平，原以为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人了，她哪里想到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不等于入党。
王实味对薄平说：“你怎么来延安的我最清楚。我最了解你，你没有通过任何关系，也没有介绍信，硬是自己闯来的。”他还告诉薄平，将来有时间，他要以薄平的经历写一本书。
听了王实味的一席话，薄平喜滋滋的，也正是在王实味的启发和关怀下，薄平于1938年8月7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薄平就结束了在鲁艺的学习，分到鲁艺实验剧团唱京剧，她曾和阿甲同台共演新编京剧《松林恨》。
王实味专事译述，除工资外，尚有稿费收入，其时，王实味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就用这些收入常邀请薄平去“打游击”（即吃饭）。
在王实味处，薄平又认识了延安女子大学的袁清。
一次袁清劝薄平说：“王实味的妻子和儿女都不在了，你过去是他的学生，他很喜欢你，很爱你，你跟他结婚吧，会很有前途的。”
薄平当时很犹豫，一是她考虑到王实味比自己大十二岁，而且又结过婚；王实味患过肺病，身体不好，常脸色苍白，二是在薄平看来，王实味喜欢翻译，整日伏案写作，喜欢静，自己天生爱动，喜欢唱歌，两人兴趣不一致。当然，薄平犹豫的原因还有她那场尚未萌发的初恋悲剧。
在陕北公学，薄平所在的小队队长名叫王健，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细长的个子，有棱有角的长方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充满着活力。王健才华横溢却又内敛含蓄，几个月的生活，他与薄平说话不多，两人却配合默契，心心相印。
毕业了，一部分同学留在延安，一部分要开赴前线，在欢送会上，欢送的同学和上前线的同学分列两队，面对面齐声合唱。当唱到“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时，她和王健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眼里闪烁着泪花。
当天晚上，王健找到薄平，披着月光，踏着积雪，他们漫步于田野，两人默默地走着。
“什么时候出发？”还是薄平首先打破沉默。
“明天一大早。”
“是乘车？还是步行？”
“步行。”
“什么地方？”
“不知道。”其实，即便是知道，王健也不能说出，因为这是战时的秘密。
又是一阵沉默，最后，王健说：“薄平，我对你印象很好，希望能交个朋友。”
“我对你印象也好，我同意。”
王健激动地握紧薄平的手说：“我们通信吧，到前线后我即写信来，你复信给我。”
“一定！”
……不久，鸿雁未到，却传来噩耗：王健在战斗中牺牲了。
薄平受到巨大的创痛，王健的影子在她眼前、心中久久拂之不去。
当时，薄平的一些鲁艺的同学，先后与延安的一些高干结婚了。平心而论，薄平对王实味无微不至的关心也很感动，她考虑过，自己若与王实味结婚也不丢人。
虽然有袁清做说客，王实味终于忍不住了。一天傍晚，他约薄平到延河边散步，晚霞将清澈的河水印成一片金黄，两人一前一后，长长的影子在河岸沙地上拖得很长很长。
“薄平，我知道有许多人爱你，可我最懂得怎么去爱你的，我已经给组织上打过报告了，咱们结婚吧？”王实味深情地对薄平说。
薄平并不觉得突然，只是她总觉得自己对王实味敬畏多于好感，她总是把王实味作为一个师长来看待的。
“还没谈恋爱，怎么结婚呢？”
王实味也知道王健的事，他很尊重王健与薄平的感情，多次劝薄平说：“王健真的牺牲了，你总不能等一辈子。”
终于，薄平答应了王实味的求婚。
而今，薄平已记不清是1939年的哪一天，王实味的小窑洞气氛与往常不一样，小油灯换成了一对红蜡烛，一束野百合，插在一个空酒罐里，从来不喝酒的王实味买来一罐子甜酒，桌子上摆了一盘他平时爱吃的坛子肉，还有一盘在延安少见的香肠。
王实味理了发、刮了胡子，一改平日胡子拉碴的小老头形象，显得满面春风、年轻了许多。
当窑洞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王实味深情地对薄平说，他们结婚，组织上非常赞成，他会给她带来幸福。
王实味与薄平婚后的生活开始比较平静，他们各忙各的，只是每星期六像那时延安大部分夫妻一样在一起度周末。
王实味每逢相聚的这一天，就将文稿束之高阁，把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采些野花来点缀屋子，特意去买些肉和白面等平日自己很少吃的东西，然后去鲁艺接年轻的妻子回来。
几十年后，薄平还回忆说：“王实味感情外露，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的血好像比别人的都热。”
三十年代在上海生活过的王实味，对昔日上海滩上的影星蓝苹而今成了红都女皇的江青在延安大出风头很是不满，一次在广场上听报告回来，王实味张口大骂江青：“江青装着捉虱子，把裤子捋起来，让大兵看她的大腿，真不要脸！”
喜欢“犯上”的王实味在薄平眼中却很有人情味。
一次，吃过饭，王实味忽然谈起前妻和孩子，他流着眼泪说：“我从没有给过他们幸福！”薄平听了很感动。
一个周末的晚上，王实味照例同薄平一起围着炉子炖肉，负责打饭的小鬼送来了小米饭。看到小鬼身穿战士们换下来的旧棉衣，袖口和肩膀破得露着棉絮，王实味心疼了。他拉着小鬼一起吃，给他碗里多盛些肉，边吃还边发牢骚：“发这样的棉衣，不知是给人暖和还是让人风凉。”
薄平天生爱动、爱唱。她爱唱歌甚于爱王实味。有时，她走出窑洞，对着山唱歌。
一次，她正用英文唱（马赛曲》，王实味从窑洞出来叫她：“薄平，薄平，你进来，你唱的是什么呀？”
“《马赛曲》呀1”
“你唱的是什么文？”
“英文！”
“不对！”
“老师就这样教的。”薄平当然也不服气。
回到窑洞，王实味说：“你要唱就在窑洞里唱，你瞧老柯那双贼眼，几次你出去唱，他不是出来打水，就是上厕所，这是故意出来看你。他配看你吗？”
对爱情王实味是专制的，星期天，薄平一刻也不能离开他。
王实味不抽烟，不跳舞，似乎没有什么爱好，唯一的生活享受是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
薄平越来越痛苦地感到，她与王实味缺乏共同语言，他们都酷爱自己的事业，互相之间能交谈的话很少，她觉得去王实味那里过星期六，纯是在尽义务。
一次，王实味送薄平回鲁艺。
走到延河边，时间尚早，王实味说：“散会儿步吧。”
“好吧。”
二人并肩走着，王实味一人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讲着，而薄平却默默无语。王实味觉出异样。“你身体不舒服吗？”
“不！”
“那么……”
“下星期天我要去采集民歌，不想回来了。”
敏感的王实味，双眼直视着薄平：“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我总觉得来你这里是一种义务，不来吧，人家会说，怎么不去过周六？可是，王健的影子总跟着我，……对你我要有对王健的一半感情就好了。”薄平吞吞吐吐终于把藏于心底很早就想说的真话和盘托出了。
1939年底，薄平听取鲁艺音乐系教师杜矢甲的劝告，重返鲁艺，参加第三届的学习。
学习期间，她更少回家了。每逢周六，王实味都往返几十里山路来东郊桥儿沟鲁艺接她。但薄平东藏西躲，同学们也帮她打掩护，特别是一帮男生，更是不同情王实味。
一天傍晚，王实味又来了。
正在山上对着白云唱歌的薄平看到远远的山坡上走来的王实味，慌忙躲进一个山洞里，王实味满山遍野里找呀，喊呀，一直折腾到天黑，薄平就是不出来。
“薄平，你在哪儿，你听到狼叫没有？快出来——”
王实味越来越动情，惨痛的声音传遍旷野。
薄平有些害怕了，她走了出来，王实味见到她，掉下眼泪：“今天还是跟我回去吧，好好谈谈，看怎么解决！”
回到家，已是半夜，王实味对一言不发的薄平说：“今晚我一切都明白了，你宁肯冒着危险也躲着我，可见我们的关系也应该结束了，我不抱任何幻想了。”
薄平仍一声不吭。
“咱俩的事，恐怕太主观，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勉强你，等你毕业后调远点，咱们慢慢分手吧！”
连惊带吓，第二天，薄平就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1940年夏，薄平毕业，分配到边区中学。
报到前，薄平请假到西安治病，在等车期间，她给王实味写了封信，希望王实味能遵守君子协定，不要再来找她了。
但王实味仍很有礼貌地来了，他说日后他可以帮助薄平提高写作水平，不做夫妻就做朋友。这次，王实味还给薄平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辛生”，一个叫“绯石。”解放初，薄平还用过“绯石”笔名发表过作品，以纪念王实味。
1940年10月，薄平离开延安。也没有料到，这次一走，竟是与王实味的永诀。她后来听孙岩说，王实味曾多次托人在白区给她发过信，可她一封也没有收到过。
解放后，薄平在郑州参加铁路工作。她没有料到的是，因为王实味案的牵连，她成了历次运动挨整受审的对象，自己后来的爱人、子女都因此受到牵连。
她晚年曾对人说：“从王实味到山上找我那次起，厄运就一直跟着我，多少次梦中，我都被王实味追赶，无处躲藏。”
野百合花
经历了一场短暂的婚姻，王实味的生活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很少与人来往，整日埋头翻译。当然，对身边的很多人和事，他常表不满，语言尖刻，辛辣，毫不留情。
据说，当年分到文艺研究室，王实味的特别研究员也是闹来的。当时延安物质相当匮乏，但作为特别研究员的待遇却相当高。毛泽东每月拿五块钱津贴，王实味可拿到四块半，比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当时边区棉布很缺乏，大家都穿土布，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成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但是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为王实味瘦削，没有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围着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把自己的一份给了王实味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王实味只要了帽子，因为范文澜个子大，他的衣服王实味根本不能穿。
在编译室，只有两个人，王实味没有与之吵过：一是持重厚道的老留日生王学文，一个就是博学而谦和的洛甫。
王实味与何锡麟争吵只因为学经济的何指出王实味的一处翻译不应用“价钱”而应改用“价格”。何锡麟后来对人说：“此人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还有小鬼打饭，质量不错。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边的瘦肉。”
当时，延安的生活相当单调而枯燥，不久，延安成立了俱乐部，经常举行一些交谊舞会，有时就在露天场地里跳。什么嗜好也没有的王实味对延安单调的生活浑然无知，进而将人们唱戏、跳舞的娱乐与前方将士拼死疆场的悲壮对比，不能不怒从中来。
有一次，俱乐部主任金紫光从王实味窑洞口走过，正逢他躺在一把帆布椅上晒太阳。王实味猛地跳起来，把这个快活爽朗的小伙子当胸抓住，指着下面隐隐有乐声传来的礼堂，恨恨地说：“再跳，再跳我就找颗手榴弹来把你们全炸死！”
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王实味从来都是直言指责，不管别人能否接受。
王实味虽然性格孤僻，但他一人住一个窑洞，平时少与人往来，虽然不时与人争吵，在延安，也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来延安后，除了勤勉为翻译马列原著尽心尽力外，他甚至很少在报刊上写其它文章。
然而，1942年初普遍展开的延安整风运动却将王实味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七十年代末，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一次访谈中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以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为中坚力量，借助杂文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
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
《政治家、艺术家》刊载于3月15日出版的《谷雨》第1卷第4期。
文章纵论在历史活动中政治家、艺术家各自不同侧重的作用。
他说：“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塑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我们“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关于暴露与歌颂的关系，王实味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王实味还预感到，这类文章可能会被国民党利用。王实味不幸而言中，此后国民党将王实味、包括丁玲等的文章汇编成册，作为反共宣传材料。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创作的杂文的总题，写出的一部分，分两次刊发于《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文艺》副刊上。
杂文的第一节：“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论及在延安生活中领导与群众之间缺乏爱的现象。第二节，“碰《碰壁》”系针对2月22日《解放日报》刘辛柏的《碰壁》一文而发，要求要学会保护青年敏感、热情、勇敢的特点，从他们“牢骚”的背后找出我们工作的缺点来；第三节，“‘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旨是说革命内部要防微杜渐，“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第四节，“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王实味明确表示他并非平均主义者也不反对等级制，只是说在这艰苦的革命岁月，“一切应该依合理为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1942年春，包括王实味的文章在内，《解放日报》副刊上大量杂文的出现，形成洪波巨浪的态势而引人注目。伴随此还有中央青委在文化沟创办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曾轰动一时的壁报。可以看出，这股文艺思潮在当时延安知识界中已引导出一种颇为壮观的社会思潮了。
不管怎么说，这股“针对自己”“暴露”的思潮，与当时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似乎极不协调的冲撞。
事实上，早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创刊时，主持报社的博古就多次对丁玲说过，党报文艺栏绝对不能搞成报屁股，也不搞《轻骑队》。所以开始时丁玲发稿相当谨慎。博古的话是颇具眼光和先见的。
1941年5月就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在1942年2月普遍展开并不是偶然的。
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军事政治斗争的毛泽东在繁重的工作之中也给文艺界以特别的关注。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克勉来信《“轻骑队”及其他》，对“轻骑队”及丁玲、王实味的杂文提出批评。
4月12日和13日，《轻骑队》编委两次在《解放日报》作自我批评。
1942年3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试点单位，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大会开始。当时，院长洛甫带队到陕北开始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宣传部长由凯丰代理。洛甫临行前对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的罗迈（李维汉）说：“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顾一下，”因此，罗迈参加领导了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主要阶段。
动员大会上，副院长范文澜首先讲了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之后，罗迈提出了六点意见，其中有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院务会议决定）。关于出墙报，必须有组织的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这两条。罗迈的发言，引起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上述两条中。王实味等人反对院务会关于“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决定，主张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还要求壁报上的文章可以匿名。关于检委组成问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赞成王实味的占四分之三。结果检委由群众民主产生，二十一名检委，领导干部除王思华、张如心外，全部当选。但是，带头反对院领导的王实味也没能当选，王实味当时在群众中的人缘和威信可见一斑。
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上的“民主”风波，当时轰动延安。
3月23日，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第3、4节刊发于《解放日报》的当天，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壁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沏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昧在创刊号上一人独发两篇署名文章，在《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中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在《零感两则》中，王实味号召人们“睁大眼睛来辨正邪”，“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紧接着，王实味在第3期壁报上针对李宇超、梅洛对他的批评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他承认自己在动员会上的发言有些“尖刻和过头”，但是不否认因为罗迈的家长武断作风使他非常激动而骂了罗迈，为此，他愿意接受批评，最后表示他“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后来罗迈回忆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
当时，范文澜约与自己来往密切的王震来看壁报，看后，王震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看壁报后的当晚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晚毛泽东就挑灯在中央研究院领导陪同下来看壁报，他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并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目标”是谁，毛泽东接下来的几次谈话和中央领导的讲话已隐隐透出。
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不指名地提出了对王实味的批评。
在读了《野百合花》后，毛泽东就指出过：“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4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毛泽东在最后总结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
有一天晚上，政治研究室的靳石等人散步到杨家岭与毛泽东相遇，随后毛泽东向他们征询《野百合花》发表后的反映，最后毛泽东说：“《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
看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王实味将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事实上已经定格。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说得更为明白：
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在总结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后，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
4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组讨论会上说，在整风发动阶段中存在三个问题：干部思想不一致、青年中有不满和不安情绪、文艺界有一个方针问题。
4月7日，中宣部专门把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召到杨家岭开座谈会，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夜里12时，会上发言虽然十分踊跃，但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实味的，却只有李宇超同志一人，最后，中宣部部长凯丰批评了把中央研究院的争论看成是“宗派”斗争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的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些同志的自发性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性言论的区别。”
从毛泽东的谈话到凯丰的“暗示”，王实味走向历史的前台已成必然。
根据《四三决定》，4月到5月中旬，中央研究院开始进入学习整风二十二个文件阶段。这期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就“人性论”、“人类之爱”“写光明还是写黑暗”、“暴露文学”、“还是杂文时代”、“歌功颂德还是刻画黑暗”等极具针对性的问题提出结论性的意见。
在文艺座谈会前后，毛泽东亲自邀请了丁玲、萧军、艾青等谈话，征求他们对文艺的意见和建议，丁玲等都作为文艺界的代表被邀参加了座谈会。作为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则不能获此殊荣，毛泽东更没有直接找他谈话。只是当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在此期间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王实味对这种批评当然置之不理。
中央研究院在党风学习即将结束之际，于5月27日举办了“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会议开始后，先后有十一个人发言，主要提出中央研究院极端民主化倾向，李宇超提出王实味问题，他说，我们有偏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与王实味根本不同，并认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动员大会后的个人活动来看，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随即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这两者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区别，李宇超的发言“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
5月28日会上，有人指出王实味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已成为我们的敌人。
5月30日，上午艾思奇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结论部分，下午罗迈发言明确支持早在上海时就与同乡康生有着密切往来的李宇超的意见，认为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
5月31日，印发了王实味在壁报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思想的参考材料。
对于极端民主化的清算，带有群众性自发性偏向基本纠正，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就为解决王实味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罗迈将王实味问题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其实是有背景的。
且不说毛泽东在此前就说过王实味是托派的话，就是凯丰等领导同志也特别强调王实味与其他人自发性的偏向显然不是内部思想问题的差别而只能是敌我政治上的区分了。更重要的是，这时，康生已经插手，早在4月底或5月初，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直属机关总学委主要负责人，6月1日成立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他的话自然一言九鼎。
康生将这些话告诉过李言，还派人到中央研究院，命李言写一份包括王实味言论和平日表现的村料。再接着，李言接到通知，到中央组织部看王实味档案。
原来，1940年，王实味曾向中央组织部报告过他在上海时与托派成员王凡西等来往关系的情况。看来，所有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都只能是就此而来的了。
作为负责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罗迈对这些自然是清楚的。
6月1日，座谈会已转向对王实味的批判。
李言在发言中报告了党委与王实味六次谈话的经过，说明王实味至今没有承认过错误。最后声称：为了“治病救人”，必须彻底揭发王实味的错误，与他进行严正的思想斗争。
之后，李又常、潘芳、雪苇诸人发言，将大会推向高潮，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中载：
雪苇诸同志的发言，向大会提供许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实味过去曾与托派有过关系，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现在，他还常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任”；“苏联对于李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
这里有些问题是王实味平日与雪苇经常争论的，在争论中王实味还同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关于否认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认为“左联”提出“普罗文学”是错误的。自然两人观点相左。雪苇曾将这些先后告知中央研究院秘书长徐建生和党委书记李言。他大概没有料到领导安排他的这次揭发具有的“引爆”作用。后来，他在分组会上说：“王实味的托派思想是毫无疑问存在的，但要上升为政治问题，即组织行动、特务活动问题，还材料不足。”这种意见，自然不受欢迎。
王实味既然与“托派”绑在一起，他的错误与一般偏向的区别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得到了统一。
6月2日上午，王实味提出退党要求，6月3日晚间有几位同志找王实味谈话，为着继续“挽救”他。
6月4日，大会继续进行。
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坐满了人，开会的铃声响后，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在从左大门走进来的王实味身上，温济泽《斗争日记》载：
在李宇超和潘芳两个同志发言之后，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销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
“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底‘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向他提出质问。
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有托派思想？”
“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是的，我说过：我对托派进行小组活动、反对斯大林，是很痛恨的。现在看到他们与苏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
“你根据什么事实说苏联还有托匪？说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个质问。
“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在王实味接下去的发言中，他承认他在1929年，开始与托派来往，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两章……直到1936年，他还与托匪陈清晨通过信。而且直到今天，他对陈清晨，王文元（王凡西）等托匪分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
大家对他这种毫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公开宣传托匪理论的行为，非常愤怒，要求他明确答复问题。
“你为什么说苏联清党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种话是你以前说过的。”一个同志起来问。
“我认为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格太粗暴了。”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全场的义愤。
“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汇报呢？”
“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四o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托派组织——引者注），那还了得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说过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
王实味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
休会时，温济泽和王实味一同出来，王实味对他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下午，王实味没有出席大会。会后，大会公推三个代表去和他谈话。但是，从此之后，王实味再也没有出席任何形式的会议。
6月8日，从早晨七点多钟就不断地像潮水般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大会只能在操场召开。
李又然和雪苇在大会上首先发言，他们较系统地叙述了王实味的托派思想，王实味与托派的历史关系，王实味对党的错误看法，对整风运动的错误了解，及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的活动等等。
接着有些同志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主要是关于王实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为人表现。
在6月4日的大会上，王实味大骂陈伯达时，陈伯达就坐在会场中，陈伯达自然不会容忍，晚上回来就开始准备书面发言材料。
6月9日，陈伯达在会上做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发言。
他在发言中说，王实味发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后，自己写了一篇《写在王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的文章，王实味看后十分激动，就竭力活动去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大概是因为王实味“作贼心虚”，他的“原文或许是无意的泄露了他的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的要在文艺问题的形式掩盖下偷运托派的思想。”陈伯达当时没有发表的文章后来删改后以原题在《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上刊出。今天我们实在读不出陈伯达在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讨论这一学术论争中“发现”的托派思想在哪里。
紧接着，艾青发言：“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第二天，大会继续进行，下午，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及工作人员支部，及政治研究室全体人员一致要求开除王实味党籍，主席团决定，交院党委办理。
6月11日，丁玲在大会上发言。
在批评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之后，丁玲沉痛地反省：“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然而，提到王实味，丁玲则严厉倍加，她说：“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她提出要“打落水狗”，并且认为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总之，“是破坏革命的流氓。”
接着，罗迈做了总结性发言。
“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他说王实味“态度活像一个流氓，在‘耍死狗’，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重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他愿不愿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要看他自己。”
范文澜发言“完全同意”罗迈的意见，只是他“补充”说：
“王实味反革命反党的思想和活动，党委早已知道了，不过我们对王实味始终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可是王实味不了解我们的这种精神，始终不诚意揭发自己的错误，多方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说我们助长了他的错误”，范说到此，引来会场上一阵笑声，然后他问道：“你们看这个人混蛋不混蛋？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
至此，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斗争大会结束，整风进入党风总结阶段。
从毛泽东谈话说王实味是托派到批判王实味大会结束确定王实味系托派分子，但是关于“托派”三个层次意义即思想上的托派影响、政治上的托派活动和组织上的托派关系似乎没有人去明确地区分。
雪苇在揭发王实味后对上升到组织提出异义，引起领导的不悦；就是在陈伯达6月9日大会发言中无中生有地说王实味曾交代自己参加过托派组织后，还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王实味在思想上是托派，这已经肯定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他在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自然当场遭到六七人的不容争辩的驳斥。
看来，确定王实味组织上是否有托派关系并不需要任何真凭实据了。
对王实味的斗争批判仍在不断扩大、升级。
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四十余人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座谈会，丁玲、周扬等为主席团，会议上作家们一致表示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愤恨，一致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大会由丁玲作总结，并向文艺理事会提出开除王实味会籍，并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会后，文抗理事会即召开会议，开除王实味会籍。6月22日，边区文协及所属文化团体在文协俱乐部召开讨论会，出版整风壁报“关于托派王实味”的专号。
王实味在文艺界的影响的肃整应当是以周扬在7月28日、29日《解放日报》连载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为总结。这篇毛泽东当时审阅过的长文至今读来仍能看作是如何将学术问题上升转换到政治高度的范本。洋洋洒洒万余言，除了像“人性”筹许多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外，在对王实味的批判和辩驳中断章取义、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曲解原义的毛病比比皆是。
同时，已插手王实味问题的康生，并不满足王实味一项“托派分子”的帽子，他又开始罗织新的罪名。
七八月间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展开对成全、王里夫妇的斗争，九十月间在中央研究院开展对潘芳、宗铮夫妇的斗争，当时称为“七十二天”大会，最后把四人与王实味一起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其实，这五人关系极为粗疏。因为王里与宗铮是复旦大学校友，在延安相见自然有些往来。1936年初，王里在南京的堂嫂曹孟君曾向他介绍过王实味，4月份，她到济南后，曾去拜望过王实味两次，现在王实味与宗铮、潘芳夫妇又是紧邻，所以五人才有些接触。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决定，由中宣部长凯丰签署，上报中央批准，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决定说王实味“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实味不同意这个决定。第二天，他突然不见了。院党委四处寻找，结果在中组部找到他。他正在哭诉自己没有参加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又于26日交给党组织一份书面检查，说明他1930年至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关系，已向党作过详细报告，确实没有参加托派组织。要求将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停止党籍半年。然而到月底，王实味问题正式定性，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年底，王实味被关押。
从囚禁到秘密处死
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的执行计划。延安整风开始后，研究工作基本停滞，王实味所在的中国文艺研究室就现在的材料和回忆资料来看，所做的研究工作很少。1943年5月，整风进入审干阶段，中央研究院改编为中央党校第三部。
就在中央研究院改编之前，4月1日晚王实味在延安那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康生下令逮捕，关押在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
王实味被捕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对王实味不要杀，中央社会部对王实味的审讯不再追究“特务”、“反党集团成员”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只是在“托派”问题上动脑筋。据当时提审王实味的凌云回忆，第一次审讯是王实味被捕不久，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拘留所进行的。王实味进门后，对任何人不予理会，径直走到挂着列宁像的墙前，深深鞠了一躬。对王实味，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采用的逼、供、信等手段及酷刑都没采用过。提审常常变成王实味一人在那里大发宏论。
作为提审人与材料汇总人，凌云记得王实味自己承认参加过托派组织，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的叶成章也记得王实味的千部履历表中填有“参加托派组织”字样。但这些材料在中央撤离延安时被焚毁；凌云也不否认这有王实味出于对审讯不耐烦而顺口乱认的可能。
岁月如流。
与王实味一同逮捕的二百多人在此后的甄别平反中不断离开，而他仍关押在中央社会部。
1943年夏末，包括爱泼斯坦在内的中外记者团应毛泽东之邀访问延安，曾请求会见王实味。负责接待工作的王震应允，几周后，王实味就被带至记者们面前。他只是在记者面前反复承认自己是个“托派”。
不久，国民党利用王实味案在西安精心策划了一场“追悼活人”的闹剧。他们组织追悼会，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王实味等”。次年五六月，又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当时在国民党中宣部任职的北大毕业生杨西昆随团访问，于是范文澜任会长的“北大同学会”邀请杨西昆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共有二十人参加，当介绍到王实味时，杨西昆大吃一惊。王实味当场发表即席演说，大意是说，他在延安犯了错误，但生活得很好，而西安却说他被迫害致死了。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要是他的亲友知道了，该有多么焦急难过？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他与家人都无法通信。因此希望杨同学回去，利用工作方便，帮助说明他的真相，他将十分感激。
当时参加记者团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也会见过王实味：
有一天下午，交际处通知我和国民公报记者，请我们到文协晚餐，到那边的时候，有一个瘦长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绍过来，才知道就是王实味。这种意外的会见，颇使我一时失措，因为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和他交谈。谈《野百合花》吧，我深恐有伤他的自尊心，可是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王实味却先开口谈起他自己的事情来了。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谈话继续了一小时之久，我好几次打断他的话头，因为我觉得这种话在说者与听者两方面都会感到不舒服。最后我们才慢慢谈到文艺上去。我试提他过去翻译的几本小说，他似乎稍微发生了一点兴趣，但当我劝他回到文艺岗位来，再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他的情绪忽然又冲动起来，坚决地说：“不，我现在正对政治发生兴趣，以后还是要参加政治工作的。”问到他最近的生活，据说还“在休养中”。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要说《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没有留下一点创伤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出，王实味无论与国民党官员或记者会谈，内容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
王实味身患肺病有年，在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中，他确实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养猪、种菜、纺线、进行劳动改造，或许他对赵超构所言的“在休养中”也是实情。然而他不断诉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务”，但是在四十年代谈托色变的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一手定案，翻案谈何容易。
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的结论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拉开序幕。“托派分子”王实味没有遇到特赦的幸运，他也得离开延安，与中央机关一起向黄河以北撤退。
春寒料峭。春的讯息还没到来，满树黄叶飘飞，满地枯草焦黄。谁也料想不到王实味这一程竟是踏向死亡的人生隧道。
4月16日，王实味与两名中央社会部押送人员一道到达了目的地——设在兴县城郊的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
到看守所后，押送人员告知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的犯人，随后又留下一份1946年关于王实味的甄别材料、一份王实味在押送途中的表现记录情况就走了。
晚上，收押登记时，王实味对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说：“我是犯了错误，我犯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上的二、五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所以改名王二五。但，我决不是托派。”
当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是看守所时，王实味仍侃侃而谈，他说：
“我向记者承认自己是托派，是被迫的，是自我牺牲。”
对王实味这些言论，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找他谈过两次话，要他好好改造，不要翻案。之后，王实味又写出材料，承认自己的托派问题，他还写信给甘露和谭政文等，要求工作。
不久，国民党军队进一步进逼。作为晋绥根据地中心的兴县地区遭到轰炸。
6月12日，王实味所在的看守所遭到炮弹袭击，看守所需要转移。晋绥公安总局于次日给中央社会部写了一份报告，请示对王实味的处置办法。这份写给中央社会部的报告，根据中央社会部押送人员此前的交待及王实味的表现，提出请示；
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对王实味究应如何处置，望速来信告知！
报告被快速送往距兴县六十公里的临县中央社会部驻地，很快被批回，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
次日，审讯科将执行情况向总局作了汇报，同日，晋绥公安总局也向上级作了一份书面报告，其中写道：
………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
今生今世，山河岁月。
王实味就这样结束了他四十一年的生命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莹看到了弄请王实味问题的希望，1979年盛夏，73岁的刘莹只身来到北京，向党申诉。
从1979年到京城上访，转眼间又是十年，刘莹老人双鬓已满是白发，生命已至暮年，老人一定要等到丈夫平反的那一天，她也坚信，历史的陈案，今天都会一步步得到澄清。
她只有不断地上诉，耐心地等待。
1990年4月，公安部两位同志风尘仆仆赶到车城（湖北十堰），他们带来一份平反决定的初拟稿，征求家属的意见。
12月的一天，天上细雨纷纷，儿子王旭枫所在的二汽四十九厂领导派一辆小车将刘莹及家人接到厂部。
这里坐满了人等待他们到来，公安部的二位同志和湖北公安厅、十堰市公安局领导，二汽领导都已在座。
公安部同志向人们宣布为王实味平反的决定。
刘莹老人平静地听着，似乎岁月的沧桑已磨平了她对敌人的情感，只是年已五十五岁的儿子止不住流下眼泪，他说这是他一家人最快乐的日子……
故乡与家园
在豫南大地，大别山北麓，淮河之滨，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潢川，这就是王实味度过童年的地方。这是一座美丽的小城，一条悠悠小河从城中横贯东西流过，城池也被划为南北两半，在这里至今还有着很多神奇的传说。
史载，在春秋时代，这里属于黄国都城。
公元前704年，江淮大国楚举行诸侯会盟，黄国虽是小国，却傲骨铮铮，拒绝参加。
公元前656年，楚又会诸侯于沈鹿，黄国仍不予理睬。
盛怒的楚国终于在公元前649年将黄国吞并，从此黄国归属楚地。
黄国地处楚国疆域的中心，春秋以后，中原文化渐为楚文化所侵蚀，中原地区形成两大文化系统，而黄国恰成一个纽带起着承转的作用。
这样，楚文化的骚狂和中原文化的雄傲集于一身，构成黄国百姓特有的性格特征。
1906年3月12日，当春天透出第一片嫩绿时，王实味出生于古城樊城铺一个普通的耕读人家。父亲王言炳，靠教书种田为生，清光绪年间中举，因而周围城乡百姓都称为王举人或王孝廉公。王姓是乡居当地的大户人家，拥有大量的田产，但独王言炳无一垄地、一亩田，随着生齿日繁，家境渐入困顿，当时街上流行这样一句话：“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
王实味有兄弟姐妹共八人。
王孝廉公虽然中举后步入仕途，但他清正刚直，官职微小，并不能改变家境的清贫。他一生不忘教育，晚年仍任县弋阳高中教职。
王实味五岁丧母，在继母和姐姐照料下生活，他自幼就发奋读书，先随父亲习诵四书五经，因此打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底。父辈的教诲、家庭的熏陶和周遭平民百姓困苦的人生事实都影响着幼小的王实味。
王实味主要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中学时期，他接受了进步老师的教育。他与同学徐智雨、戚宇凡后来成为中共党员，徐与戚还是潢川县党组织创建者。
童年的困苦，中学时代的教育，都在王实味此后人生路途的抉择中留下抹不掉的印痕。
1923年秋，王实味拿到中学毕业文凭后，即考取设在开封的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件事曾在这豫南小城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
十七岁的王实味从此别离亲人和故土，走向辽阔的人生舞台，开始漫漫长路的人生之际遇。
苦闷的青春
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当时开封最好的学校，毕业生大都被送到国外留学。但由于家庭经济本来就不好，伯叔们又闹分家，王实味经济来源无着，因此他仅在此读了一年英文，就不得不辍学。
恰在此时，设在开封南关的河南省邮政局公开招考邮务生，考试科目是中文、英文作文和英语口语。待遇是月薪三十银元，条件相当不错。王实味毅然投考，揭榜时，王实味名列榜首。
王实味考取邮务，在一般人看来是求之不得，可对这位不得不辍学就工的青年来说却实非心之所愿。他对一同考取的另一名派往许昌邮局的同行说，自己才十八岁，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此切断一切前程，实在痛心；他愤激地表示在洋人鼻息下求生活，绝对不能忍耐。作邮务只是暂时解燃眉之急，一年后积蓄些钱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
果然，1925年夏天，王实味辞去工作，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
王实味在驻马店邮局一年的生活情况，我们无从知晓，但他后来留下一部中篇小说《休息》，却以自传性日记体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他这一年中青春的苦闷。
小说一开篇，王实味就写道自己离开学校生活，“怀着满腹鬼胎走向这黑暗龌龊的社会路上来。心头不觉有种种疑虑与忧恐，不知此后的世界将向他呈现一种什么状态。”
《休息》由假托名为黄秋涵的友人写给实徽的十一封信组成。全篇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只任主人公用一支抒情笔致漫畅地写来。叙说了秋涵从失学到求职做邮局职工再到失望自杀的经过。其情感思想也可见出王实味本人的思考。
秋涵在信中解剖说自己有着“暴烈的火性，急躁的性情”，他不断阅读《创造周报》、《东方杂志》等进步报刊，自以为是“自觉的青年”，这都可看作是青年王实味的实况。
秋涵在第八封信中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阽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青年王实味对黑暗社会的愤激与痛恨，搏击社会的理想和热情跃然纸上。
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
《休息》是王实味于1925年底完成于北京大学的。
北大当年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这里荟集了中国的一代精英。王实味同王凡西（王文元）、张光人（胡风）等编在一个小班。此时的王实味正值青春年华，满身是雷是火，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天地，瞩望到了理想人生的星光。他思想一天天开阔，在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的引导下，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请求入党。
1926年春，王实味由北大党支部干事、自己的同乡、河南洛阳人陈清晨（陈其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清晨此时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王实味那时住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紧张的学习生活以外，他常满怀激情，伏案创作至夜深人静。20年代中期虽然已是“五四”落潮的苦闷时代，一批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却在古都不时掀起文学新浪潮。
1926年7月，王实味创作了近三万余言的小说《毁灭的精神》，他将目光瞄向创刊已二年多的北京影响很大的《现代评论》。当时《现代评论》发表作者的稿件，除赠送刊物外，一律不付稿酬，可是王实味，这个无名作者在投寄稿件的附信中俨然声明，要求稿费三十元，否则就请退还稿件，现代评论》负责稿件的陈西滢（陈源）为这无名作者的要求踌躇起来，他为此专门开了一次会，结果议决破例支付王实味三十元稿费，此事一时在京城文学圈内传为美谈。
一边学习功课，一边从事创作，还要参加地下党的组织活动，王实味的生活充实而又忙碌。
1926年秋，王实味所在的北大支部又吸收了两名新党员：来自湖南的李芬和刘莹。就是这两位湖南妹子与王实味此后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关联。
仅几次见面，并没有深交，不想，二十岁的王实味爱上了沉着、刚毅的李芬，他不断给她写情书，要求会面。
比王实味大二岁的李芬对这位来自豫南小城的青年有很不错的印象，但她有难言之隐而不能接受这青年执著火热的爱心。原来，在家乡时她已经历了一场爱情悲剧。1926年秋考入北大中文系预科班后，她立志不再结婚而将自己的青春和一生献给革命。她不敢给王实味回信，但堕入情网的王实味却将一封封情辞恳切的信件不断送来。无奈之下，李芬就约刘莹一起准备将此事报告支部书记、自己的湖南同乡段纯，想请他出面向王实味转达自己的隐衷而就此了结这一情缘。段纯听了李芬的述说后，却用激烈的态度对待王实味，他没等李芬把意思表达完，马上就让人请王实味来，不等王实味分辩，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要王实味此后不要再“纠缠”李芬。
性格火躁的王实味自然不服气，他认为恋爱是个人的隐私，是自己的权利，党不能包办，他仅是给李芬写信，并没有无理取闹，支部也无权干涉。他更不能忍受书记的粗暴态度。两人就此争吵起来。
段纯决定召开一次支部联席会议解决所谓王实味恋爱事件。他在发言中认为王实味之所以入党的动机就在于为了方便追求女性，在这革命斗争异常紧张与艰难之际，王实味身为党员，却拼命追求女同志，干些无耻勾当，实在是荒唐之至。他主张会议通过决定，给王实味以严厉的党纪处分。参加会议的人大都发言批评了王实味，但没有人同意段纯的“卑鄙动机论”。王凡西当时发言说不要把属于私人性质的事情，提高到党和革命的角度来考虑。会议结果以给王实味一个正式批评，要他不再给李芬写信而结束。
王实味列席了这次会议，他出奇地冷静，静静地听完大家的批评，表示接受组织的意见。但是，当晚王实味就跑到王凡西的宿舍，情绪非常激动，说自己没法不爱李芬，不过他会克制自己不再给李芬写信。他认为段纯对恋爱的看法是封建的，处理这件事的态度是官僚的。
王实味此后确实再也没有给李芬写信。但他却不能够克制自己，他又找到段纯，向他大声吼出自己的见解，段纯恼怒之级，骂王实味无组织无纪律，并说再闹就将他开除出党。
就这样，在这次恋爱风波结束后，王实味离开了党组织。
但是，初恋的情怀不能忘却，几年之后，当王实味得悉李芬牺牲的消息后，恨得切齿捶胸，他要立即找到组织为她报仇；此后在惹来杀身之祸的那篇杂文中王实味仍悲痛不已、并深情地忆念：“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得血液循环得更有力，我会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吸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
脱离了党的组织，爱而不得的忧伤困扰着这年仅二十一岁的青年书生，然而经济上的重负又逼迫而来，工作一年的积蓄已用光，微薄的稿酬杯水车薪，家庭不能给予支持，王实味再一次品尝被迫辍学的痛楚。
王实味离开了北大，又投入茫茫人海中求索。
与刘莹结为夫妻
王实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了追求李芬，脱离了党组织，最后却与当年与李芬形影相随、一起东奔西走做地下工作的另一位湖南妹子刘莹结下了秦晋之好。
1929年初，无处安生的王实味借住在当年北大同一支部的同学曹孟君家。在南京曹孟君家，王实味遇到从湖南赴上海的刘莹。
刘莹和李芬是曹孟君的入党介绍人，这次刘莹作客南京，意外遇到王实味，两人不免将王实味作为闲谈的一个话题。
曹孟君告诉刘莹，段纯对王实味的处理给他的打击很大，但王实味还心向共产党，他是一个极有正义感的青年，刘莹还从曹孟君处知道了王实味的家世和经历。
刘莹这次路经南京，主要是到上海寻找组织。
见到王实味，刘莹自然想到了李芬，在北大，李芬是像亲姐姐一样对待她的。王实味自然也记挂着李芬，刘莹沉痛地告诉了王实味李芬在家乡壮烈牺牲的经过。
1927年冬，李芬是被组织派回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她以教书为掩护与中共湘西特委联络并组建了中共宝庆特区城西中心支部。
由于叛徒告密，李芬遭到邵阳警备司令部的搜捕。李芬恰巧不在学校，她转移到姑嫂家躲藏，此时，李芬的二伯父李维宽知道李芬被通缉，他也知道李芬手中有父亲留下的巨款，为私吞这笔巨款，李维宽父子将李芬骗回家，并软禁起来。李氏父子劝亲侄女李芬投案自首遭到严辞拒绝，他们竟将李芬捆绑起来送到敌人手中。
1928年7月25日，李芬就义于邵阳大祥坪。临刑前，她将自己的三套衣裤、袜子都穿在身上，用针线密密缝在一起，以免歹徒玷污自己的圣洁，她还在自己胸前缝了一块鲜红的大红布，象征对党的赤诚。
王实味听完刘莹的讲述，心如刀绞，泪涕如雨。
此后不久，王实味与刘莹两人先后抵达上海。
它乡异地，两人交往日深，感情日切。心中都滋生了一种共同的愿望。
1930年元月，刘莹与王实味结合在一起，他们在菜市路租了一间亭子间做新房，开始了新的生活。
文学姻缘
从考入北大始，王实味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旅程，他得到现代评论编辑陈西滢的赏识，并与诗人徐志摩结下文学姻缘。
王实味最早投稿的短篇小说，是他描写极具故乡潢川风土人情的《杨五奶奶》。其实，徐志摩任《晨报》副刊主编时，将王实味的这篇并不成熟的小说置于篇首，表现了他对文学青年提携的热心和对王实味的器重。
王实味到南京后，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那时，他的北大同学，好朋友张天翼也在南京一机关任小职员，正在成功地发表小说。
同学相逢，而且两人都有对文学的爱好，自然话题都集中在文学上了。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和自己在文学路途上跋涉的艰难，王实味与张天翼两人商量分别给鲁迅先生写信寄稿请教。
确实，在《鲁迅全集》中我们仍能查到1928年10月19日鲁迅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晴。上午得语堂信。得张永成信。得史济行、徐拘澜、王实味信，午后复。……寄还王实味小说稿。
刘莹到上海后，按照杨善南信中的指示，她来到指定的一所学校找接头人，但或许因时间隔得太长，未联系到。组织关系中断了。
心中失望的刘莹只得先报考“同德产科学校”，录取后住进学校宿舍。
与刘莹住在一起的一位女同学张肖瑜，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要员张难先的女儿。她是南洋医科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因南洋医大无宿舍，便转学到同德产科学校。当她得知刘莹因失掉组织关系而苦恼时，便介绍她到南洋支部接上关系。
王实味见到刘莹后，告诉她，自己决定以卖文为生，一边写小说，一边想搞些文学翻译。
刘莹接上关系后，并没有打算介绍已脱党的王实味重新回到组织中来，因为她当时认为，王实味觉悟实在太低。王实味整日整夜在亭子间爬格子，他对刘莹一本正经地说：“父亲年迈，家境贫寒，我要努力写作，先挣一笔钱送回家给父亲储备起来做养老金。这样，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那时再考虑入党，了无牵挂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工作。”
生存是前提，刘莹一边读书，一边做地下工作。两人的生活费也只能靠王实味卖稿子了。但这并不影响刘莹对王实味政治觉悟的估价：一个革命者怎么能首先考虑自己的家庭呢？先给父亲挣钱后入党的思想不符合党的要求，因此，对王实味还得继续观察、帮助。
王实味虽然那时发表了一些作品，但毕竟不是名作家，靠挣稿费养家糊口毕竟捉襟见肘，刘莹也因经济逼迫辍学在家。
一日，二人在《申报》上看到一则启事，说是奉天（辽宁）省庄河县高中招聘教师，薪水从优。王实味急忙写信应聘，回信说王实味月薪一百元，刘莹六十元，食宿费自理，一学期只发五个月工资。
虽然每学期只发五个月，但月薪不菲，而且是固定的收入，刘莹征得党支部同意，随丈夫一起赴东北执教了。
在上海以写作为生
他们1931年初去庄河，只呆了一个学期，积蓄了几百元于1931年夏初返回上海。租房、买粮，手头上的零用钱顷刻花光，而王实味对存款一个子儿也不准动，他说这留着送给父亲。
刘莹此时已有身孕，但她着急的是再次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因为她的联系人张肖瑜离开上海到内地读书去了。由于那时刘莹对党内盲动主义路线有些看法，因此决定等孩子生下后再与组织联系。
谁曾想，刘莹此次脱党竟再也没能回到组织中来。
两人的生活只能寄托在王实味的一支笔上。这时，王实味又得到了徐志摩的帮助。其实，1929年到上海后，王实味即与徐志摩有了联系，他几年前创作的中篇《休息》就是这时被徐志摩编入自己主编的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徐志摩介绍这部小说时认为：“取材严格，文字优美。”
王实味由创作转入翻译也许也与徐志摩有关。他的第一本译作，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也是经徐志摩之手编入自己的丛书内出版的。
在几年中，王实味先后译有都德的《萨芙》，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等五部世界名著，分别编入“世界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全集”，由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出版，字数一百余万字。
徐志摩在王实味的文学道路上扶持有加。但王实味与他却保持着距离。
一次，王实味正在街上疾走，后面一辆轿车在他身旁戛然停下，车门打开，跳出了风流调傥的徐志摩，他热情邀请王实味搭车并要送他回家，谁知王实味不买这个人情，坚持自己步行。
又有一次，因书稿的事王实味约好了与徐志摩会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准时到了徐志摩家，可徐志摩竟失了约；第二天，王实味再去拜访，这次却去早了一点，一进门，娘姨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候。王实味顿时无名火起三千丈，掉头就走。回家后，结结实实写去了一封信，用尖刻的措辞将徐志摩大骂一顿。徐志摩接读来信，自觉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的住处，着实道了歉，两人才言归于好。最后讲定由王实味帮忙翻译哈代的《还乡》。
在上海时，与王实味往来的朋友不多，那时在南京的张天翼常来看望他们。每次王实味都是尽其所有来招待老同学。晚上，王实味与张天翼就睡在地板上，两人互称“伙计”，天南地北，从国家形势到文艺界状况乃至北大往事，无话不谈，非常投机。
不想，由于王实味的狂气和尖刻，竟使二人中断了交谊。
那是1932年春夏间，张天翼又来看望王实味一家，当时，他们已有了女儿劲枫。半岁不到的女儿长得非常可爱，还未婚娶的张天翼逗着孩子，这时王实味用尖刻的语言开起玩笑来：“你配有这样的好孩子吗？”
虽然王实味对朋友内心如一团火，但他的俏皮话、讽刺话却让人难以接受。经受这次领教后，张天翼再也不来看他们了。
这年夏天，王实味一次领了一笔不小的稿酬，他连同在庄河县带回的存款兑换了四百块银元，用铁皮箱钉好匆匆赶回故里。
七月流火，王实味返回上海，那时他们已迁居法国公园附近福履理路建业里东街71号。王实味仍得靠拼命地译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日子虽然拮据，可王实味也有“大方”的时候。
有一次，他兴冲冲地领回三十元稿费，赶忙让刘莹去买急需的米、油、盐等，刘莹走后，王实味就去房东处交积欠的租金。交完租金回来推门一看，王实味愣住了，只见屋内一个男子拿着箱子正准备往外走，大白天行窃！王实味气极了，他怒目而视，拦住已放下箱子要出门的小偷。这时，窃贼“扑通”跪在地上，哭诉自己实在无法才走上这条无耻求生之路，他是个鞋匠，收入不能养家，恰逢儿子重病在床，无钱求医，才出此下策。
王实味看到窃贼跪下哭诉，气消了大半。他心里想，你不能骗我，就拉起窃贼一起去他家核实情况。果然，窃贼破烂不堪的家中一个孩子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妻子在哭泣，很是凄惨。此时，王实味的气愤荡然无存，他掏出交房租后剩余的十余元钱交给窃贼，要他赶紧送孩子去医院。后来，鞋匠带着已病愈的孩子提着礼品来道谢，王实味却坚决不收他的礼物。他对鞋匠说：“你们的生活比我们苦，留给孩子补补身体吧。”
有一天，王实味送稿到中华书局，在交稿间隙，他翻看自己上次交来的译稿，不禁火冒三丈，原来，钱姓编辑在王实味的译稿上做了一些改动。王实味激烈地指责钱编辑不懂装懂反而弄巧成拙将文章改坏了。编辑老爷岂容指责，钱编辑竟傲慢无礼，口出恶语将王实味训斥一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王实味当场拿回译稿，撕碎与中华书局的译书合同，拂袖而去。
中华书局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出版机构，人们以能在这里出书为荣，书局已给王实味出过几部书，签定长期译书合同，大半等于有了铁饭碗。王实味撕掉合同，自然不会再回头。
饭碗砸了，气愤难平，王实味又吐血不止，一检查，是可怕的肺病！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
得知王实味患了肺病后，刘莹力劝他去杭州养病，她说：“我带孩子回长沙，求父亲帮助，每月给你寄三十元，你安心养病好了。”就这样，夫妇变卖了家当，备齐路费，王实味赴西湖养病，刘莹带着幼儿西行长沙。
与托派往来埋祸根
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一家书店偶遇已三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王文元，王实味告诉老同学他已与刘莹结婚了，王文元说他被派往苏联学习，才回国不久。
不久，王文元再次登门，请王实味帮忙译点稿子，他说想送妻子回娘家安庆生产，手头拮据，接了一部书稿，急于交稿。王实味爽快应允，接过一叠原稿，埋头译了起来。直到王文元来取稿子，王实味才知道是《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那时王实味脱党有年，对托洛茨基不甚了解，而刘莹则知道，因为党内曾传达过文件，托洛茨基是反党人物，这引起刘莹的怀疑，送走王文元后，她警告王实味说王文元有可能是托派，要少与他往来。
直到多年后，王实味夫妇才知道王文元早就参加了托派组织，他1929年回国，曾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党组织发现他参加托派活动，周恩来曾劝他与托派脱离。王文元不听劝告，当上了托派“中央委员”，后被党组织开除。
那时，在与王实味的交往中，王文元并没有宣传自己的托派观点，当时他与王实味常讨论的是人性论问题。王文元要急于换钱的托传并没有出版。
那时，王实味为生活所迫，忙于译书，王文元忙于左派反对派组织，两人见面机会并不多，到1931年初，王实味、刘莹赴东北应聘，一年间，两人来往不上十次。
等王实味夫妇回到上海，王文元已被捕两个多月了。1932年春天，王实味曾带着一包食品和两本书去上海漕河泾监狱探望王文元，两人没能见面，东西是托看守转交的。王文元1934年底出狱，此时王实味早已离开上海了。
在上海，王实味还遇到了托派另一重要成员陈清晨。陈清晨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在北大，他们又有同乡之谊，陈清晨温厚谦和，王实味把他视为老大哥。大家特别对陈清晨的人品赞不绝口。
陈清晨来过几次后，王实味和刘莹几次问及他的住址和工作，陈笑而不答，因为对陈清晨的好印象，他们想到陈清晨很可能已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了。
陈清晨像在北大一样热心，看到王实味一家经济困难，主动借给他们钱款。
1932年春天，陈清晨又来造访。王实味和刘莹这次想托陈清晨介绍他们与“左联”取得联系，不想陈清晨的回答令他们吃惊和意外。原来，陈清晨也已脱党。
联想到陈清晨在谈话中常提起王文元，并流露出他俩的交情不一般，王实味、刘莹也开始怀疑陈清晨的身份了。此时，王文元已被捕在押，王实味夫妇知道不能再与陈往来了，但又怎么公开拒绝呢？最后，两人想出了唯一的办法——搬家。
他们搬到刘莹的同学童文焕家，无声无息，切断了与陈清晨的往来。八十年代，任教于南京大学的童文焕之子赵力田还写信给刘莹，忆及他们三十年代借住在他家时在他幼年的记忆里留下的印象。
南北转徙
刘莹带着孩子回长沙娘家。每月从家里给王实味寄去三十元钱，供他养病之用。
1933年11月6日，是女儿王劲枫两周岁的生日。刘莹收到王实味从杭州寄来的一张摄于西湖之畔鲜花丛中的一帧全身照片。照片的背后王实味写下两行飞洒的文字：枫儿两周岁生日，爸爸时养病西湖。明年杜鹃花开时，将与吾莹及枫儿相聚于西子湖畔也。
这张王实味送给女儿生日礼物的照片曾历经岁月的劫难。在“文革”期间，刘莹害怕抄家时被人发现背后的文字，便用剪刀剪下王实味的上半身以便隐藏。
这竟成为王实味留给世人的唯一一张幸存的残缺照片。
1934年春，王实味在杭州养病已近一年。不能总是靠妻子娘家寄钱养活，在病情好转后，王实味又开始寻找职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原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如今在山东省教育厅当秘书长，他便写信求老校长帮忙谋份职业。就这样，他到了济南，在教育厅任三等科员。
1934年夏天，刘莹带着女儿也去了济南。次年7月，儿子旭枫出世。
王实味虽然供职于政府部门，却与自己的同乡、同学、地下党人徐智雨、戚禹凡二人来往密切，其党员身份王实味是知道的。
与当年在南京国民党省党部呆不下去一样，王实味同样看不惯省教育厅内的乌烟瘴气。他终于无法忍受了，1936年夏，由老同学郑若谷介绍南下开封，任河南省开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员。
王实味离开济南到开封是一人独往，新的职业使他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信给刘莹，催他们快来开封。这时，刘莹的嫂子从北京来信说自己要回湖南，希望他们能回去相聚，就这样，刘莹母子三人在徐智雨、戚禹凡帮助下上了火车，先回到长沙娘家。
在省立女中，王实味是英语水平最高的老师。他与同事、教语文的张宇瑞同住在校园西南隅一个三间平房组成的教员宿舍里，两人各住两边一间，中间留下为会客室。
张宇瑞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两人性格完全相反，王实味锋芒毕露，张宇瑞则沉默寡言，但两人却相处得很好。
或许是通过张宇瑞的介绍，王实味来开封后又遇到一位北大同学杜宏远。
杜宏远原名杜孟模，杜家是开封著名的革命家庭。
杜宏远是河南杞县人，1925年入北大理科预科，曾接替段纯任北大支部第九届支部书记。此时，在开封高中教书。
见到杜宏远，王实味回忆起北大时的生活，他又愤怒地倾诉了被段纯粗暴处理及脱党的经过，并表达了要重新回到党内的渴望。杜宏远让王实味先参加一些党外活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奔赴延安
1935年，中华民族一个灾难的年头。
王实味对国内局势的发展，对蒋政府的消极抗日态度非常清楚，他爱憎分明，出言坦率，在学生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因而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上半年，开封省立女中生物教师阎有训突然被国民党宪兵从学校抓走，学生们不知道阎老师为什么被捕，事实上，阎是共产党员。王实味与学生们谈到这件事时，两眼通红，气愤异常，他不顾自己的安全，在课堂上将讲台拍得震天响，大骂国民党当局：“这样的政府，即使日本人不来，也会垮掉的。”
在学生心目中，王实味当然是进步的教师了，那时，王实味三十出头，风华正茂。他讲课认真、细致、透彻。学生们都喜欢上了这门难学的英文课。
由于患有肺病，虽然养病有年，但肺病给他的身体仍留下影响，学生们看到的这位王老师总是脸色苍白、清瘦，但王实味从来没有请过假或误过课。
这年寒假，王实味亲自到长沙，一是探望尚未见过面的岳父一家，二是来接刘莹回开封。
第一次踏进岳父家大门，看望曾经不愿接受他为婿的岳丈大人。刘家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他。在刘家逗留的几日，王实味显得很开心，他教两个内弟唱《国际歌》并向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
寒假快结束了，他们一家正准备启程，忽然收到来自武汉的快信，告知比刘莹大五岁的姐姐在汉口被人骗走了银钱，债主逼债，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
当时刘家没有合适的人去汉口，岳父便与王实味商量，让女婿先走一步，刘莹到汉口接回姐姐，然后再去开封。就这样，王实味一人先回到了开封。
直到1937年5月，刘莹才带着儿女来到丈夫身边。此时，王实味经过组织考验，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年前，在上海，刘莹是党员，王实味是普通群众，刘莹对王实味思想表现的某些方面还有不满，而今，位置倒了过来，丈夫回到党内，刘莹却站在门外。
王实味没有将自己入党的事告诉刘莹，几十年来，刘莹一直认为王实味是在延安入党的，但王实味的档案材料却记载着他1937年在开封回到党内。
“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王实味更积极地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王实味在开封报纸上撰文，反对学生静心读书，号召学生走向抗日斗争。当时，开封女中组成了抗敌后援会分会，分会下设有宣传、戏剧、总务等组。王实味参加了戏剧组的工作。王实味为戏剧组创作了一个剧本《要落的太阳》，因为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意思是日本侵华战争注定要失败。这个剧本写出后，王实味与学生一起排练，先在本校演出后，又在开封各学校汇演上搬出，反映很不错。
这样的紧张日子过了不久，王实味与刘莹决定离开开封奔赴延安。
两人开始准备启程，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两个孩子怎么办？当时女儿六岁，儿子两岁，而且体弱多病，他们商量下来，只能写信回长沙央求父亲接走孩子请人照顾，不料此时又添了新的麻烦，刘莹怀中又有了小小的生命。无奈之下，两人商定，王实味先行一步，刘莹带孩子回长沙并打掉胎儿，然后两人在延安相会。
十月初，王实味送妻儿到郑州转车南下。呜呜的汽笛拉响了，已记事的女儿拼命地喊着爸爸，王实味跟着移动的列车奔跑着，直到他的身影在女儿泪眼模糊的视线中消失。
不想一家人此次生离竟成了死别。
王实味送走妻儿后，立即返回开封，他找到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范文澜，范立即写了一封信，要王实味到西安找他的一位学生即可。
王实味带着范文澜的信，根据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在陕西省教育厅任职的高舍梓，高舍粹是范文澜在北京时的学生，见到老师介绍的人，自然很热情。她立即带王实味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好了去延安的手续。
1937年10月，王实味抵达延安。
无期相见难
王实味一到延安，即给在长沙的刘莹写信，信中他讲到延安抗日救国的热烈气氛，讲述了他的新鲜感受和无比兴奋的心情，他认为他真正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信中王实味还倾诉了自己对妻儿的思念之情，催刘莹赶快上路并告诉他大致日期，他好安排接应。
刘莹虽然身在家乡，一颗心却早已飞向了延安。
无奈腹中胎儿似乎不愿母亲远行，当时刘莹不敢将处理掉胎儿的事告诉父亲，只秘密地找医生开方打胎。不料碰上了庸医，几剂中药下来，不仅胎儿未下，刘莹反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幸亏刘莹嫂嫂张罗，将其安排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做了手术，取出死胎，保住了大人的性命。
但是，一番折腾下来，刘莹身体极度虚弱，整整一年时光，她辗转于病榻之上，又由于时局变化，与丈夫相会延安的梦想不得实现。
而今，刘莹还后悔当时自己没有设法给在延安的王实味写信，哪怕报个平安也好。
王实味到延安后，分到陕北公学任第七队队长，几个月后王实味调到设在清凉山的出版局，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
王实味深厚扎实的外文功底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马列学院成立。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张闻天）兼任马列学院院长，或许是他早已了解到王实味深厚的英文底子和较好的翻译能力，所以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王实味进来工作。编译室主任开始由洛甫兼任，王实味对博学而谦和的洛甫十分敬重。后来陈伯达调到编译室并内定为主任，陈对外语一知半解，得意时手舞足蹈，平日对下属装腔作势，动不动便拿政治帽子压人，王实味对此十分反感，经常与陈伯达发生争执。
王实味在延安，不仅与妻子失去了联系，与故乡潢川的亲人也音讯阻隔。
1941年春，王实味写了一篇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的文章，里面有一部分是与陈伯达商榷的文字。陈伯达后来在批判王实味大会上发言说，那时，他已从王实味这篇文章中嗅出托派的气味，并写了文章，只是遭到王实味阻挠后文章没有发表。他在发言中直言：那时王实味就把他当作最大的几个“敌人”之一，并说：他在马列学院工作的时候，和王实味同一个党小组，只要他参加了小组会，这个会是一定没有法子开下去。由于当时翻译有分工也有合作，在分配稿酬时稍有不公，王实味便大吵大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在编译室不到四年的时间内，王实味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等，收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论丛”，还有《什么是革命之友》、《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共青团的任务》等包括《列宁选集》18卷中他译出的两卷半。
这些书不仅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而且还曾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印行，在当时发生不小的影响。直到1950年三联重印《价值、价格与利润》一书时，校对王学文还将王实味应得的稿酬交给当时的马列学院机关党委，三次共交了二百六十四万元（旧币）。此后有不少人还回忆起王实味对马列著作在中国的译介的贡献。
一段姻缘
在开封女中，王实味所教的班中有位女生，名叫薄平，与其他同学一样，她对年轻有识的王老师非常崇敬，由于年岁小，每当与王老师那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相遇时，就羞涩地低下头。步入开封女中，是薄平的人生转折点；而有了王实味这样的老师的影响和感染，又使这花季中的少女有了更辽阔的人生梦想。
这时，面对时局的动荡，薄平的父亲写来家信催女儿回家，然而飞出笼的鸟儿怎可能回返，薄平面对家信自然不会动心。
一天，在学校报刊阅览室，薄平看到一则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招收学员的消息，她兴奋异常，就偷偷将报纸拿回宿舍，与同班同学潘秀荣商量结伴去投奔太原找丁玲参加抗日宣传。
当时，在学生中传闻说，王实味因宣传抗日引起当局的注意，处境危险，可能要离开开封。年仅十九岁的薄平与同学潘秀荣商定后，稍作准备，带着简单的衣物，就毅然踏上西去的列车。
谁也没有想到，在西去的列车上，她们与王实味意外地相遇了。
谈了几句话，王实味也没有告诉她们自己的去向，只是叮嘱两个学生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小心从事。
火车到了潼关，薄平下车了，她们准备过风陵渡，然后取道太原。
途中，她们又遇到开封北仓中学学生孙岩，她正要随平津流亡同学团一起去太原。
就这样，她们又随平津流亡同学团一起上路，最终抵达太原。
一行人马上找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姓彭的首长告诉他们说：因为太原即将放弃，你们休息一下，去汾阳。并要求除随身物品外，能扔的东西都扔掉。
到汾阳后，他们即全部参加由吴奚如负责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分团。是年底，西北战地服务团解散。
薄平与孙岩一起，渡黄河，经绥德，一路风餐露宿，步行来到宝塔山下。
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薄平被分到陕北公学第八队当学员。
不想，在这里，她与王实味老师又相逢了。
1938年2月中旬至3月初，一所以鲁迅名字命名的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宣告成立。薄平成了音乐系的一名学员。
在鲁艺，王实味闯进了薄平的生活。第一次找薄平，王实味主要是教育她要靠近组织积极申请入党。
幼稚的薄平，原以为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人了，她哪里想到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不等于入党。
王实味对薄平说：“你怎么来延安的我最清楚。我最了解你，你没有通过任何关系，也没有介绍信，硬是自己闯来的。”他还告诉薄平，将来有时间，他要以薄平的经历写一本书。
听了王实味的一席话，薄平喜滋滋的，也正是在王实味的启发和关怀下，薄平于1938年8月7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薄平就结束了在鲁艺的学习，分到鲁艺实验剧团唱京剧，她曾和阿甲同台共演新编京剧《松林恨》。
王实味专事译述，除工资外，尚有稿费收入，其时，王实味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就用这些收入常邀请薄平去“打游击”（即吃饭）。
在王实味处，薄平又认识了延安女子大学的袁清。
一次袁清劝薄平说：“王实味的妻子和儿女都不在了，你过去是他的学生，他很喜欢你，很爱你，你跟他结婚吧，会很有前途的。”
薄平当时很犹豫，一是她考虑到王实味比自己大十二岁，而且又结过婚；王实味患过肺病，身体不好，常脸色苍白，二是在薄平看来，王实味喜欢翻译，整日伏案写作，喜欢静，自己天生爱动，喜欢唱歌，两人兴趣不一致。当然，薄平犹豫的原因还有她那场尚未萌发的初恋悲剧。
在陕北公学，薄平所在的小队队长名叫王健，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细长的个子，有棱有角的长方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充满着活力。王健才华横溢却又内敛含蓄，几个月的生活，他与薄平说话不多，两人却配合默契，心心相印。
毕业了，一部分同学留在延安，一部分要开赴前线，在欢送会上，欢送的同学和上前线的同学分列两队，面对面齐声合唱。当唱到“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时，她和王健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眼里闪烁着泪花。
当天晚上，王健找到薄平，披着月光，踏着积雪，他们漫步于田野，两人默默地走着。
“什么时候出发？”还是薄平首先打破沉默。
“明天一大早。”
“是乘车？还是步行？”
“步行。”
“什么地方？”
“不知道。”其实，即便是知道，王健也不能说出，因为这是战时的秘密。
又是一阵沉默，最后，王健说：“薄平，我对你印象很好，希望能交个朋友。”
“我对你印象也好，我同意。”
王健激动地握紧薄平的手说：“我们通信吧，到前线后我即写信来，你复信给我。”
“一定！”
……不久，鸿雁未到，却传来噩耗：王健在战斗中牺牲了。
薄平受到巨大的创痛，王健的影子在她眼前、心中久久拂之不去。
当时，薄平的一些鲁艺的同学，先后与延安的一些高干结婚了。平心而论，薄平对王实味无微不至的关心也很感动，她考虑过，自己若与王实味结婚也不丢人。
虽然有袁清做说客，王实味终于忍不住了。一天傍晚，他约薄平到延河边散步，晚霞将清澈的河水印成一片金黄，两人一前一后，长长的影子在河岸沙地上拖得很长很长。
“薄平，我知道有许多人爱你，可我最懂得怎么去爱你的，我已经给组织上打过报告了，咱们结婚吧？”王实味深情地对薄平说。
薄平并不觉得突然，只是她总觉得自己对王实味敬畏多于好感，她总是把王实味作为一个师长来看待的。
“还没谈恋爱，怎么结婚呢？”
王实味也知道王健的事，他很尊重王健与薄平的感情，多次劝薄平说：“王健真的牺牲了，你总不能等一辈子。”
终于，薄平答应了王实味的求婚。
而今，薄平已记不清是1939年的哪一天，王实味的小窑洞气氛与往常不一样，小油灯换成了一对红蜡烛，一束野百合，插在一个空酒罐里，从来不喝酒的王实味买来一罐子甜酒，桌子上摆了一盘他平时爱吃的坛子肉，还有一盘在延安少见的香肠。
王实味理了发、刮了胡子，一改平日胡子拉碴的小老头形象，显得满面春风、年轻了许多。
当窑洞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王实味深情地对薄平说，他们结婚，组织上非常赞成，他会给她带来幸福。
王实味与薄平婚后的生活开始比较平静，他们各忙各的，只是每星期六像那时延安大部分夫妻一样在一起度周末。
王实味每逢相聚的这一天，就将文稿束之高阁，把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采些野花来点缀屋子，特意去买些肉和白面等平日自己很少吃的东西，然后去鲁艺接年轻的妻子回来。
几十年后，薄平还回忆说：“王实味感情外露，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的血好像比别人的都热。”
三十年代在上海生活过的王实味，对昔日上海滩上的影星蓝苹而今成了红都女皇的江青在延安大出风头很是不满，一次在广场上听报告回来，王实味张口大骂江青：“江青装着捉虱子，把裤子捋起来，让大兵看她的大腿，真不要脸！”
喜欢“犯上”的王实味在薄平眼中却很有人情味。
一次，吃过饭，王实味忽然谈起前妻和孩子，他流着眼泪说：“我从没有给过他们幸福！”薄平听了很感动。
一个周末的晚上，王实味照例同薄平一起围着炉子炖肉，负责打饭的小鬼送来了小米饭。看到小鬼身穿战士们换下来的旧棉衣，袖口和肩膀破得露着棉絮，王实味心疼了。他拉着小鬼一起吃，给他碗里多盛些肉，边吃还边发牢骚：“发这样的棉衣，不知是给人暖和还是让人风凉。”
薄平天生爱动、爱唱。她爱唱歌甚于爱王实味。有时，她走出窑洞，对着山唱歌。
一次，她正用英文唱（马赛曲》，王实味从窑洞出来叫她：“薄平，薄平，你进来，你唱的是什么呀？”
“《马赛曲》呀1”
“你唱的是什么文？”
“英文！”
“不对！”
“老师就这样教的。”薄平当然也不服气。
回到窑洞，王实味说：“你要唱就在窑洞里唱，你瞧老柯那双贼眼，几次你出去唱，他不是出来打水，就是上厕所，这是故意出来看你。他配看你吗？”
对爱情王实味是专制的，星期天，薄平一刻也不能离开他。
王实味不抽烟，不跳舞，似乎没有什么爱好，唯一的生活享受是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
薄平越来越痛苦地感到，她与王实味缺乏共同语言，他们都酷爱自己的事业，互相之间能交谈的话很少，她觉得去王实味那里过星期六，纯是在尽义务。
一次，王实味送薄平回鲁艺。
走到延河边，时间尚早，王实味说：“散会儿步吧。”
“好吧。”
二人并肩走着，王实味一人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讲着，而薄平却默默无语。王实味觉出异样。“你身体不舒服吗？”
“不！”
“那么……”
“下星期天我要去采集民歌，不想回来了。”
敏感的王实味，双眼直视着薄平：“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我总觉得来你这里是一种义务，不来吧，人家会说，怎么不去过周六？可是，王健的影子总跟着我，……对你我要有对王健的一半感情就好了。”薄平吞吞吐吐终于把藏于心底很早就想说的真话和盘托出了。
1939年底，薄平听取鲁艺音乐系教师杜矢甲的劝告，重返鲁艺，参加第三届的学习。
学习期间，她更少回家了。每逢周六，王实味都往返几十里山路来东郊桥儿沟鲁艺接她。但薄平东藏西躲，同学们也帮她打掩护，特别是一帮男生，更是不同情王实味。
一天傍晚，王实味又来了。
正在山上对着白云唱歌的薄平看到远远的山坡上走来的王实味，慌忙躲进一个山洞里，王实味满山遍野里找呀，喊呀，一直折腾到天黑，薄平就是不出来。
“薄平，你在哪儿，你听到狼叫没有？快出来——”
王实味越来越动情，惨痛的声音传遍旷野。
薄平有些害怕了，她走了出来，王实味见到她，掉下眼泪：“今天还是跟我回去吧，好好谈谈，看怎么解决！”
回到家，已是半夜，王实味对一言不发的薄平说：“今晚我一切都明白了，你宁肯冒着危险也躲着我，可见我们的关系也应该结束了，我不抱任何幻想了。”
薄平仍一声不吭。
“咱俩的事，恐怕太主观，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勉强你，等你毕业后调远点，咱们慢慢分手吧！”
连惊带吓，第二天，薄平就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1940年夏，薄平毕业，分配到边区中学。
报到前，薄平请假到西安治病，在等车期间，她给王实味写了封信，希望王实味能遵守君子协定，不要再来找她了。
但王实味仍很有礼貌地来了，他说日后他可以帮助薄平提高写作水平，不做夫妻就做朋友。这次，王实味还给薄平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辛生”，一个叫“绯石。”解放初，薄平还用过“绯石”笔名发表过作品，以纪念王实味。
1940年10月，薄平离开延安。也没有料到，这次一走，竟是与王实味的永诀。她后来听孙岩说，王实味曾多次托人在白区给她发过信，可她一封也没有收到过。
解放后，薄平在郑州参加铁路工作。她没有料到的是，因为王实味案的牵连，她成了历次运动挨整受审的对象，自己后来的爱人、子女都因此受到牵连。
她晚年曾对人说：“从王实味到山上找我那次起，厄运就一直跟着我，多少次梦中，我都被王实味追赶，无处躲藏。”
野百合花
经历了一场短暂的婚姻，王实味的生活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很少与人来往，整日埋头翻译。当然，对身边的很多人和事，他常表不满，语言尖刻，辛辣，毫不留情。
据说，当年分到文艺研究室，王实味的特别研究员也是闹来的。当时延安物质相当匮乏，但作为特别研究员的待遇却相当高。毛泽东每月拿五块钱津贴，王实味可拿到四块半，比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当时边区棉布很缺乏，大家都穿土布，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做成衣服，主要是给领导、学者穿，这就是当时的“干部服”。作为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也享受这一待遇。但是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因为王实味瘦削，没有领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围着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把自己的一份给了王实味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王实味只要了帽子，因为范文澜个子大，他的衣服王实味根本不能穿。
在编译室，只有两个人，王实味没有与之吵过：一是持重厚道的老留日生王学文，一个就是博学而谦和的洛甫。
王实味与何锡麟争吵只因为学经济的何指出王实味的一处翻译不应用“价钱”而应改用“价格”。何锡麟后来对人说：“此人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还有小鬼打饭，质量不错。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边的瘦肉。”
当时，延安的生活相当单调而枯燥，不久，延安成立了俱乐部，经常举行一些交谊舞会，有时就在露天场地里跳。什么嗜好也没有的王实味对延安单调的生活浑然无知，进而将人们唱戏、跳舞的娱乐与前方将士拼死疆场的悲壮对比，不能不怒从中来。
有一次，俱乐部主任金紫光从王实味窑洞口走过，正逢他躺在一把帆布椅上晒太阳。王实味猛地跳起来，把这个快活爽朗的小伙子当胸抓住，指着下面隐隐有乐声传来的礼堂，恨恨地说：“再跳，再跳我就找颗手榴弹来把你们全炸死！”
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王实味从来都是直言指责，不管别人能否接受。
王实味虽然性格孤僻，但他一人住一个窑洞，平时少与人往来，虽然不时与人争吵，在延安，也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来延安后，除了勤勉为翻译马列原著尽心尽力外，他甚至很少在报刊上写其它文章。
然而，1942年初普遍展开的延安整风运动却将王实味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七十年代末，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一次访谈中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以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为中坚力量，借助杂文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
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
《政治家、艺术家》刊载于3月15日出版的《谷雨》第1卷第4期。
文章纵论在历史活动中政治家、艺术家各自不同侧重的作用。
他说：“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塑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我们“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关于暴露与歌颂的关系，王实味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王实味还预感到，这类文章可能会被国民党利用。王实味不幸而言中，此后国民党将王实味、包括丁玲等的文章汇编成册，作为反共宣传材料。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创作的杂文的总题，写出的一部分，分两次刊发于《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文艺》副刊上。
杂文的第一节：“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论及在延安生活中领导与群众之间缺乏爱的现象。第二节，“碰《碰壁》”系针对2月22日《解放日报》刘辛柏的《碰壁》一文而发，要求要学会保护青年敏感、热情、勇敢的特点，从他们“牢骚”的背后找出我们工作的缺点来；第三节，“‘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旨是说革命内部要防微杜渐，“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第四节，“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王实味明确表示他并非平均主义者也不反对等级制，只是说在这艰苦的革命岁月，“一切应该依合理为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1942年春，包括王实味的文章在内，《解放日报》副刊上大量杂文的出现，形成洪波巨浪的态势而引人注目。伴随此还有中央青委在文化沟创办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曾轰动一时的壁报。可以看出，这股文艺思潮在当时延安知识界中已引导出一种颇为壮观的社会思潮了。
不管怎么说，这股“针对自己”“暴露”的思潮，与当时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似乎极不协调的冲撞。
事实上，早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创刊时，主持报社的博古就多次对丁玲说过，党报文艺栏绝对不能搞成报屁股，也不搞《轻骑队》。所以开始时丁玲发稿相当谨慎。博古的话是颇具眼光和先见的。
1941年5月就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在1942年2月普遍展开并不是偶然的。
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军事政治斗争的毛泽东在繁重的工作之中也给文艺界以特别的关注。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克勉来信《“轻骑队”及其他》，对“轻骑队”及丁玲、王实味的杂文提出批评。
4月12日和13日，《轻骑队》编委两次在《解放日报》作自我批评。
1942年3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试点单位，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大会开始。当时，院长洛甫带队到陕北开始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宣传部长由凯丰代理。洛甫临行前对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的罗迈（李维汉）说：“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顾一下，”因此，罗迈参加领导了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主要阶段。
动员大会上，副院长范文澜首先讲了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之后，罗迈提出了六点意见，其中有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院务会议决定）。关于出墙报，必须有组织的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这两条。罗迈的发言，引起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上述两条中。王实味等人反对院务会关于“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决定，主张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还要求壁报上的文章可以匿名。关于检委组成问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赞成王实味的占四分之三。结果检委由群众民主产生，二十一名检委，领导干部除王思华、张如心外，全部当选。但是，带头反对院领导的王实味也没能当选，王实味当时在群众中的人缘和威信可见一斑。
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上的“民主”风波，当时轰动延安。
3月23日，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第3、4节刊发于《解放日报》的当天，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壁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沏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昧在创刊号上一人独发两篇署名文章，在《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中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在《零感两则》中，王实味号召人们“睁大眼睛来辨正邪”，“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紧接着，王实味在第3期壁报上针对李宇超、梅洛对他的批评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他承认自己在动员会上的发言有些“尖刻和过头”，但是不否认因为罗迈的家长武断作风使他非常激动而骂了罗迈，为此，他愿意接受批评，最后表示他“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后来罗迈回忆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
当时，范文澜约与自己来往密切的王震来看壁报，看后，王震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看壁报后的当晚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晚毛泽东就挑灯在中央研究院领导陪同下来看壁报，他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并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目标”是谁，毛泽东接下来的几次谈话和中央领导的讲话已隐隐透出。
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不指名地提出了对王实味的批评。
在读了《野百合花》后，毛泽东就指出过：“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4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毛泽东在最后总结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
有一天晚上，政治研究室的靳石等人散步到杨家岭与毛泽东相遇，随后毛泽东向他们征询《野百合花》发表后的反映，最后毛泽东说：“《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
看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王实味将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事实上已经定格。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说得更为明白：
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在总结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后，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
4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组讨论会上说，在整风发动阶段中存在三个问题：干部思想不一致、青年中有不满和不安情绪、文艺界有一个方针问题。
4月7日，中宣部专门把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召到杨家岭开座谈会，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夜里12时，会上发言虽然十分踊跃，但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实味的，却只有李宇超同志一人，最后，中宣部部长凯丰批评了把中央研究院的争论看成是“宗派”斗争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的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些同志的自发性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性言论的区别。”
从毛泽东的谈话到凯丰的“暗示”，王实味走向历史的前台已成必然。
根据《四三决定》，4月到5月中旬，中央研究院开始进入学习整风二十二个文件阶段。这期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就“人性论”、“人类之爱”“写光明还是写黑暗”、“暴露文学”、“还是杂文时代”、“歌功颂德还是刻画黑暗”等极具针对性的问题提出结论性的意见。
在文艺座谈会前后，毛泽东亲自邀请了丁玲、萧军、艾青等谈话，征求他们对文艺的意见和建议，丁玲等都作为文艺界的代表被邀参加了座谈会。作为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则不能获此殊荣，毛泽东更没有直接找他谈话。只是当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在此期间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王实味对这种批评当然置之不理。
中央研究院在党风学习即将结束之际，于5月27日举办了“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会议开始后，先后有十一个人发言，主要提出中央研究院极端民主化倾向，李宇超提出王实味问题，他说，我们有偏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与王实味根本不同，并认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动员大会后的个人活动来看，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随即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这两者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区别，李宇超的发言“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
5月28日会上，有人指出王实味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已成为我们的敌人。
5月30日，上午艾思奇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结论部分，下午罗迈发言明确支持早在上海时就与同乡康生有着密切往来的李宇超的意见，认为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
5月31日，印发了王实味在壁报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思想的参考材料。
对于极端民主化的清算，带有群众性自发性偏向基本纠正，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就为解决王实味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罗迈将王实味问题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其实是有背景的。
且不说毛泽东在此前就说过王实味是托派的话，就是凯丰等领导同志也特别强调王实味与其他人自发性的偏向显然不是内部思想问题的差别而只能是敌我政治上的区分了。更重要的是，这时，康生已经插手，早在4月底或5月初，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直属机关总学委主要负责人，6月1日成立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他的话自然一言九鼎。
康生将这些话告诉过李言，还派人到中央研究院，命李言写一份包括王实味言论和平日表现的村料。再接着，李言接到通知，到中央组织部看王实味档案。
原来，1940年，王实味曾向中央组织部报告过他在上海时与托派成员王凡西等来往关系的情况。看来，所有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都只能是就此而来的了。
作为负责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罗迈对这些自然是清楚的。
6月1日，座谈会已转向对王实味的批判。
李言在发言中报告了党委与王实味六次谈话的经过，说明王实味至今没有承认过错误。最后声称：为了“治病救人”，必须彻底揭发王实味的错误，与他进行严正的思想斗争。
之后，李又常、潘芳、雪苇诸人发言，将大会推向高潮，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中载：
雪苇诸同志的发言，向大会提供许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实味过去曾与托派有过关系，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现在，他还常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任”；“苏联对于李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
这里有些问题是王实味平日与雪苇经常争论的，在争论中王实味还同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关于否认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认为“左联”提出“普罗文学”是错误的。自然两人观点相左。雪苇曾将这些先后告知中央研究院秘书长徐建生和党委书记李言。他大概没有料到领导安排他的这次揭发具有的“引爆”作用。后来，他在分组会上说：“王实味的托派思想是毫无疑问存在的，但要上升为政治问题，即组织行动、特务活动问题，还材料不足。”这种意见，自然不受欢迎。
王实味既然与“托派”绑在一起，他的错误与一般偏向的区别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得到了统一。
6月2日上午，王实味提出退党要求，6月3日晚间有几位同志找王实味谈话，为着继续“挽救”他。
6月4日，大会继续进行。
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坐满了人，开会的铃声响后，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在从左大门走进来的王实味身上，温济泽《斗争日记》载：
在李宇超和潘芳两个同志发言之后，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销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
“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底‘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向他提出质问。
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有托派思想？”
“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是的，我说过：我对托派进行小组活动、反对斯大林，是很痛恨的。现在看到他们与苏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
“你根据什么事实说苏联还有托匪？说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个质问。
“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在王实味接下去的发言中，他承认他在1929年，开始与托派来往，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两章……直到1936年，他还与托匪陈清晨通过信。而且直到今天，他对陈清晨，王文元（王凡西）等托匪分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
大家对他这种毫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公开宣传托匪理论的行为，非常愤怒，要求他明确答复问题。
“你为什么说苏联清党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种话是你以前说过的。”一个同志起来问。
“我认为苏联清党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格太粗暴了。”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全场的义愤。
“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汇报呢？”
“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四o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托派组织——引者注），那还了得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说过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
王实味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
休会时，温济泽和王实味一同出来，王实味对他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下午，王实味没有出席大会。会后，大会公推三个代表去和他谈话。但是，从此之后，王实味再也没有出席任何形式的会议。
6月8日，从早晨七点多钟就不断地像潮水般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大会只能在操场召开。
李又然和雪苇在大会上首先发言，他们较系统地叙述了王实味的托派思想，王实味与托派的历史关系，王实味对党的错误看法，对整风运动的错误了解，及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的活动等等。
接着有些同志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主要是关于王实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为人表现。
在6月4日的大会上，王实味大骂陈伯达时，陈伯达就坐在会场中，陈伯达自然不会容忍，晚上回来就开始准备书面发言材料。
6月9日，陈伯达在会上做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发言。
他在发言中说，王实味发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后，自己写了一篇《写在王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的文章，王实味看后十分激动，就竭力活动去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大概是因为王实味“作贼心虚”，他的“原文或许是无意的泄露了他的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的要在文艺问题的形式掩盖下偷运托派的思想。”陈伯达当时没有发表的文章后来删改后以原题在《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上刊出。今天我们实在读不出陈伯达在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讨论这一学术论争中“发现”的托派思想在哪里。
紧接着，艾青发言：“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第二天，大会继续进行，下午，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及工作人员支部，及政治研究室全体人员一致要求开除王实味党籍，主席团决定，交院党委办理。
6月11日，丁玲在大会上发言。
在批评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之后，丁玲沉痛地反省：“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然而，提到王实味，丁玲则严厉倍加，她说：“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她提出要“打落水狗”，并且认为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总之，“是破坏革命的流氓。”
接着，罗迈做了总结性发言。
“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他说王实味“态度活像一个流氓，在‘耍死狗’，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重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他愿不愿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要看他自己。”
范文澜发言“完全同意”罗迈的意见，只是他“补充”说：
“王实味反革命反党的思想和活动，党委早已知道了，不过我们对王实味始终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可是王实味不了解我们的这种精神，始终不诚意揭发自己的错误，多方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说我们助长了他的错误”，范说到此，引来会场上一阵笑声，然后他问道：“你们看这个人混蛋不混蛋？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
至此，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斗争大会结束，整风进入党风总结阶段。
从毛泽东谈话说王实味是托派到批判王实味大会结束确定王实味系托派分子，但是关于“托派”三个层次意义即思想上的托派影响、政治上的托派活动和组织上的托派关系似乎没有人去明确地区分。
雪苇在揭发王实味后对上升到组织提出异义，引起领导的不悦；就是在陈伯达6月9日大会发言中无中生有地说王实味曾交代自己参加过托派组织后，还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王实味在思想上是托派，这已经肯定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他在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自然当场遭到六七人的不容争辩的驳斥。
看来，确定王实味组织上是否有托派关系并不需要任何真凭实据了。
对王实味的斗争批判仍在不断扩大、升级。
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四十余人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座谈会，丁玲、周扬等为主席团，会议上作家们一致表示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愤恨，一致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大会由丁玲作总结，并向文艺理事会提出开除王实味会籍，并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会后，文抗理事会即召开会议，开除王实味会籍。6月22日，边区文协及所属文化团体在文协俱乐部召开讨论会，出版整风壁报“关于托派王实味”的专号。
王实味在文艺界的影响的肃整应当是以周扬在7月28日、29日《解放日报》连载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为总结。这篇毛泽东当时审阅过的长文至今读来仍能看作是如何将学术问题上升转换到政治高度的范本。洋洋洒洒万余言，除了像“人性”筹许多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外，在对王实味的批判和辩驳中断章取义、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曲解原义的毛病比比皆是。
同时，已插手王实味问题的康生，并不满足王实味一项“托派分子”的帽子，他又开始罗织新的罪名。
七八月间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展开对成全、王里夫妇的斗争，九十月间在中央研究院开展对潘芳、宗铮夫妇的斗争，当时称为“七十二天”大会，最后把四人与王实味一起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其实，这五人关系极为粗疏。因为王里与宗铮是复旦大学校友，在延安相见自然有些往来。1936年初，王里在南京的堂嫂曹孟君曾向他介绍过王实味，4月份，她到济南后，曾去拜望过王实味两次，现在王实味与宗铮、潘芳夫妇又是紧邻，所以五人才有些接触。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决定，由中宣部长凯丰签署，上报中央批准，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决定说王实味“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实味不同意这个决定。第二天，他突然不见了。院党委四处寻找，结果在中组部找到他。他正在哭诉自己没有参加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又于26日交给党组织一份书面检查，说明他1930年至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关系，已向党作过详细报告，确实没有参加托派组织。要求将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停止党籍半年。然而到月底，王实味问题正式定性，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年底，王实味被关押。
从囚禁到秘密处死
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的执行计划。延安整风开始后，研究工作基本停滞，王实味所在的中国文艺研究室就现在的材料和回忆资料来看，所做的研究工作很少。1943年5月，整风进入审干阶段，中央研究院改编为中央党校第三部。
就在中央研究院改编之前，4月1日晚王实味在延安那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康生下令逮捕，关押在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
王实味被捕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对王实味不要杀，中央社会部对王实味的审讯不再追究“特务”、“反党集团成员”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只是在“托派”问题上动脑筋。据当时提审王实味的凌云回忆，第一次审讯是王实味被捕不久，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拘留所进行的。王实味进门后，对任何人不予理会，径直走到挂着列宁像的墙前，深深鞠了一躬。对王实味，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采用的逼、供、信等手段及酷刑都没采用过。提审常常变成王实味一人在那里大发宏论。
作为提审人与材料汇总人，凌云记得王实味自己承认参加过托派组织，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的叶成章也记得王实味的千部履历表中填有“参加托派组织”字样。但这些材料在中央撤离延安时被焚毁；凌云也不否认这有王实味出于对审讯不耐烦而顺口乱认的可能。
岁月如流。
与王实味一同逮捕的二百多人在此后的甄别平反中不断离开，而他仍关押在中央社会部。
1943年夏末，包括爱泼斯坦在内的中外记者团应毛泽东之邀访问延安，曾请求会见王实味。负责接待工作的王震应允，几周后，王实味就被带至记者们面前。他只是在记者面前反复承认自己是个“托派”。
不久，国民党利用王实味案在西安精心策划了一场“追悼活人”的闹剧。他们组织追悼会，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王实味等”。次年五六月，又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当时在国民党中宣部任职的北大毕业生杨西昆随团访问，于是范文澜任会长的“北大同学会”邀请杨西昆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共有二十人参加，当介绍到王实味时，杨西昆大吃一惊。王实味当场发表即席演说，大意是说，他在延安犯了错误，但生活得很好，而西安却说他被迫害致死了。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要是他的亲友知道了，该有多么焦急难过？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他与家人都无法通信。因此希望杨同学回去，利用工作方便，帮助说明他的真相，他将十分感激。
当时参加记者团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也会见过王实味：
有一天下午，交际处通知我和国民公报记者，请我们到文协晚餐，到那边的时候，有一个瘦长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绍过来，才知道就是王实味。这种意外的会见，颇使我一时失措，因为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和他交谈。谈《野百合花》吧，我深恐有伤他的自尊心，可是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王实味却先开口谈起他自己的事情来了。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谈话继续了一小时之久，我好几次打断他的话头，因为我觉得这种话在说者与听者两方面都会感到不舒服。最后我们才慢慢谈到文艺上去。我试提他过去翻译的几本小说，他似乎稍微发生了一点兴趣，但当我劝他回到文艺岗位来，再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他的情绪忽然又冲动起来，坚决地说：“不，我现在正对政治发生兴趣，以后还是要参加政治工作的。”问到他最近的生活，据说还“在休养中”。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要说《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没有留下一点创伤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出，王实味无论与国民党官员或记者会谈，内容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
王实味身患肺病有年，在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中，他确实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养猪、种菜、纺线、进行劳动改造，或许他对赵超构所言的“在休养中”也是实情。然而他不断诉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务”，但是在四十年代谈托色变的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一手定案，翻案谈何容易。
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的结论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拉开序幕。“托派分子”王实味没有遇到特赦的幸运，他也得离开延安，与中央机关一起向黄河以北撤退。
春寒料峭。春的讯息还没到来，满树黄叶飘飞，满地枯草焦黄。谁也料想不到王实味这一程竟是踏向死亡的人生隧道。
4月16日，王实味与两名中央社会部押送人员一道到达了目的地——设在兴县城郊的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
到看守所后，押送人员告知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的犯人，随后又留下一份1946年关于王实味的甄别材料、一份王实味在押送途中的表现记录情况就走了。
晚上，收押登记时，王实味对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说：“我是犯了错误，我犯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上的二、五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所以改名王二五。但，我决不是托派。”
当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是看守所时，王实味仍侃侃而谈，他说：
“我向记者承认自己是托派，是被迫的，是自我牺牲。”
对王实味这些言论，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找他谈过两次话，要他好好改造，不要翻案。之后，王实味又写出材料，承认自己的托派问题，他还写信给甘露和谭政文等，要求工作。
不久，国民党军队进一步进逼。作为晋绥根据地中心的兴县地区遭到轰炸。
6月12日，王实味所在的看守所遭到炮弹袭击，看守所需要转移。晋绥公安总局于次日给中央社会部写了一份报告，请示对王实味的处置办法。这份写给中央社会部的报告，根据中央社会部押送人员此前的交待及王实味的表现，提出请示；
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对王实味究应如何处置，望速来信告知！
报告被快速送往距兴县六十公里的临县中央社会部驻地，很快被批回，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
次日，审讯科将执行情况向总局作了汇报，同日，晋绥公安总局也向上级作了一份书面报告，其中写道：
………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
今生今世，山河岁月。
王实味就这样结束了他四十一年的生命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莹看到了弄请王实味问题的希望，1979年盛夏，73岁的刘莹只身来到北京，向党申诉。
从1979年到京城上访，转眼间又是十年，刘莹老人双鬓已满是白发，生命已至暮年，老人一定要等到丈夫平反的那一天，她也坚信，历史的陈案，今天都会一步步得到澄清。
她只有不断地上诉，耐心地等待。
1990年4月，公安部两位同志风尘仆仆赶到车城（湖北十堰），他们带来一份平反决定的初拟稿，征求家属的意见。
12月的一天，天上细雨纷纷，儿子王旭枫所在的二汽四十九厂领导派一辆小车将刘莹及家人接到厂部。
这里坐满了人等待他们到来，公安部的二位同志和湖北公安厅、十堰市公安局领导，二汽领导都已在座。
公安部同志向人们宣布为王实味平反的决定。
刘莹老人平静地听着，似乎岁月的沧桑已磨平了她对敌人的情感，只是年已五十五岁的儿子止不住流下眼泪，他说这是他一家人最快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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