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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傑和嵯峨浩的跨國婚姻
愛新覺羅·溥傑葉祖孚
我之所以挑選嵯峨浩作為妻子的由來
1937年我從偽滿禁衛步兵團的崗位上又到日本千葉步兵學校去學習。那年我30歲。這時日本關東軍開始為我挑選妻子，因為當時所謂清朝直係愛新覺羅皇族的正統繼承人，一般認為衹有溥儀和我兩人。溥儀作為偽滿洲國的皇帝，除了已有皇后婉容還有其他妃子，可是還沒有太子可以作為皇位的後繼者。因此，關東軍便想為我在日本婦女中物色一位對象，以便將來如果因為溥儀無嗣需要我繼任皇位的話，這種特定的婚姻關係便可以強化“日滿一體”。那時我的正式身份是陸軍中尉，雖沒有封王，但是因為我是偽滿洲國皇帝的禦弟，同時按照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陰謀，這項秘密選擇配偶的工作便成了他們的當務之急。最理想的方法是選一個日本皇族的王女和我結婚，但這是做不到的，因為要把皇族的王女嫁給我，必須首先修改日本皇室的法典，於是就衹好在日本的公卿華族小姐中選擇。主持這項工作的是關東軍司令本莊大將。非常熱心地奔波這件事的是吉岡安直中佐。他們從很多華族姑娘的照片中選中了當時日本侯爵嵯峨公勝的孫女嵯峨浩。嵯峨傢族在公卿中是僅次於五攝傢、九清華的名門豪族。浩的曾祖父正親町三條對明治維新有功，被授予侯爵爵位。浩的祖母南加子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的同胞兄弟、宮內侍從中山忠光卿的獨生女兒，所以浩的家庭和宮中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據說在當時浩的傢裏面對這樁突如其來的婚姻大事也曾感到驚慌失措。後來浩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在吉岡等人的籌劃下和我見了面。沒有想到我和浩一見鐘情，我同意嵯峨浩作為我的妻子。本來這是一樁由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和一手包辦的婚姻，卻造就了我們這一對一生患難與共、休戚相關的恩愛夫妻。幾十年來，我們兩人常常嗟嘆是誰使我們走到一起而永不分離呢？感到不可思議。總之，不管怎麽樣，我和浩的結合，不能否認，她為我帶來了不少幸福，我也不能忘記，我這坎坷的前半生給她帶來了一連串的痛苦。我和她的結合，在我現在回憶起來，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需要說明一點的就是溥儀知道日本關東軍對我的這一陰謀後，感到非常不安，於是他就從滿族中另選了一位姑娘要我娶她為妻，企圖抵製關東軍的陰謀。當然他是抗拒不過的。最後我們都順從了日方。後來，我為了表明自己願意和浩結婚，曾經嚮溥儀寫信說明我們結婚以後的情況：
浩對於傢中諸事，事無巨細，皆親自操作。甚至蓬首敝衣，收拾一切。傑不在傢裏，自以簡單食物果腹。傑歸時，將撙節之餘，豐饌為餉。誠傑有生以來初嘗到此種家庭之幸福也。
以前說過，我已於17歲時和唐怡瑩結了婚，我倆感情不好，是一對名不符實的夫妻。這件事也由吉岡中佐出面，替我和唐怡瑩辦了離婚手續。
首次見面
我倆結合之前，第一步是雙方先看照片。我從吉岡遞給我的嵯峨浩的照片上，衹覺得她溫文爾雅、美麗嫻靜，外貌有點像當時我很崇拜的寶zhong戲場裏最紅的明星草笛美子。我便點了點頭，表示滿意。浩也看了我的照片，據她後來告訴我，她是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看我的照片的。第一個印象是覺得溫和安詳，雖然戴着軍帽，但五官端正，眼鏡後面的眼睛聰慧而明亮，與其說像個軍人，不如說更像個學者或文人，她覺得放了心，也表示滿意。
既然雙方都看了照片，覺得滿意，那麽就要進行下一步的工作，即“相親”，這是决定性的一步。在舊社會雙方都不可能作深入瞭解的情況下，初次見面的印象，往往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倆“相親”的日子定在昭和12年（1937年）1月18日，地點是在濱口浩的外祖父容所的傢裏。容所曾多次當選貴族院和衆議院議員，擔任過九州電力公司經理、豐國銀行行長等職務，同時也是一名經營醬油的大實業傢，又是當地的詩人、墨客和繪畫收藏傢。他傢裏收藏着很多寶貴的文物，因此我們“相親”的地點可以說是相當豪華的。那天容所傢請我們吃飯，讓雙方在飯桌上見面，氣氛比較融洽。出席相親儀式的男方有我、本莊大將夫婦、滿洲國帝室御用挂吉岡中佐。“帝室御用挂”這個官銜即皇帝秘書或皇室顧問的意思，相當於清廷的“御前行走”官職，用現在的話來講，即“聯絡員”。事後證明這個一直不離皇帝左右的人始終支配着溥儀的命運。女方有浩的父母、外祖母、舅父母、浩本人，還有個介紹人中由侯的母親道代刀合，是她把浩的相片交給吉岡中佐的。那天我穿了一身筆挺的軍服，來到容所傢時突然發現大廳門口有一對大型的景泰藍獅子，這是中國常見的擺設。我還認得出這是頤和園內的東西。怎麽會在日本出現呢？後來我纔知道，甲午戰爭中一個日本軍官得到了這件戰利品，把它運到日本，賣給了古董店，輾轉流傳又到了收藏文物出名的浩的外祖母傢。我初次到浩的外祖母傢，就看見了來自中國的古物，這也算是一樁奇遇吧！在這種場合，我有些拘謹，除了應酬一些必要的問話外，正襟危坐，沒有什麽話好說。我看看浩，見她穿一件綉着百合花的桃色衣裙，含羞地低頭坐着，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更顯得撫媚動人。席間最活躍的要算吉岡中佐，他喋喋不休地說着：
“我在回到日本的時候，皇太後賜給我非常漂亮的點心。可是我在飛機上吃的時候，怎麽咬也咬不動，仔細一看，原來是口香糖，你說可笑不可笑？”
他說着，樂得前仰後合，別人也隨聲附和地笑起來。顯然這都是為了打發時光。本來這次會見，就是為了大傢互相看一眼，沒有很多好說的話。晚餐用過，我們到另外一間大房子去休息。在那裏，本莊大將問我對浩的印象如何。我說了句心裏話：“很好。”本莊大將當時就將我的看法傳給浩的傢裏，浩的一傢對我的看法也不錯，認為我彬彬有禮，能體貼人。他們去問浩對我印象如何，浩羞得滿臉通紅地衹說了句：“一切都拜托了。”
我倆的事就這樣定下來了。
訂婚和結婚
“相親”雙方同意之後，當然很快就要進入訂婚階段。
這是需要保守秘密的，因為男女雙方都是有地位的人物，這種婚禮會成為社會上轟動一時的新聞。新聞記者鼻子真靈，不知怎的打聽到了一點消息，就到處詢問和采訪。不少記者問到我將要和誰結婚，我總是訥訥地說不知道呀！不知道誰傢姑娘要嫁給我呀！但是記者還是打聽出來了。有一天宮內省宗秩察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到嵯峨傢用試探性的口吻問：“你傢將要嫁到滿洲去的女兒，名字中有個‘子’字吧？”
接電話的是浩傢裏一個老傭人，她一時沒有想到後果，脫口回答：“沒有‘子’字。”
浩傢裏四個姊妹，衹有浩的名字沒有“子”字。女傭人以為宮內省弄不清楚嫁出去的姑娘是“浩”還是“浩子”，打電話來核實一下，所以就答復了。浩傢裏覺得奇怪，馬上打電話問宮內省，對方說沒有給你傢打電話。這纔知道是新聞記者打聽新聞來了。但是這個記者雖然很能幹，他能想盡辦法獲得第一手材料。他的目的還是沒有得逞，因為關東軍部在沒有正式發表婚事消息之前，嚴禁一切有關報道。
昭和12年（1937年）2月6日，滿洲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表了我和嵯峨浩訂婚的消息。很多親戚朋友嚮我祝賀。3月6日在濱口傢正式舉行了我倆的訂婚儀式，一大群攝影記者包圍了浩，給她拍了各式各樣的照片，登在當時的報刊雜志上。那天我面對着一大堆記者，發表了訂婚講話，大意是說愛新覺羅傢、嵯峨傢將永結友好，也講了日滿親善的意思。據當時在場的人反映，我的日語講得很流利，這是我來到日本以後苦學日語的結果。想起幾年前我和潤麒來到日本，為了學好日語，真是下了苦功，我們兩人互背單詞，背錯了，還互相打手心呢！
訂婚以後，我和浩經常來往，增進了彼此的瞭解和信任，我倆稱得上情投意合。那時浩在跟岡田三郎助先生學習油畫，我本來在故宮伴讀時候就對中國古典書畫發生了興趣，在日本千葉步兵學校學習，也常有人來求我寫字。我那時對日本畫也發生了興趣，正在嚮橫山大觀先生學習日本畫。雖然西洋畫、中國畫、日本畫畫法不同，但畫理相通。這使我們增多了共同的語言，在結婚之前浩還一心一意地想創作幾幅好畫作為姑娘時代的紀念品留在傢裏。
隨着結婚的日子愈來愈迫近，浩必須按照禮節進宮去嚮皇太後辭行。因為嵯峨傢與皇宮的關係非常密切。浩的曾祖父曾撫養過大正天皇陛下的姊姊滋宮韶子公主。父親實勝小的時候就隨着祖父進宮，皇太後對浩的祖父母和父親都很熟悉。現在浩要出嫁了，自然要嚮皇太後辭行。為了晉謁皇太後，浩起早睡晚地學習進宮的禮儀和詞句，心情緊張得睡不好覺。進宮那一天，她由中山侯夫人陪着去見皇太後。皇太後親切地告訴她：“侍奉滿洲國皇帝，與侍奉我國的天皇一樣。侍奉溥傑，也要表現出日本婦女固有的美德。……”後來浩把這些話傳達給我，我聽了很受感動。那次晉見，皇太後送給浩一件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在她年輕時給她的純一色的嫩緑和服衣料，也送給我一件和服衣料以及其他東西。總之，這次晉見，給我倆都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我倆的婚禮定在昭和12年（1937年）4月3日，在九段軍人會館舉行。偽滿洲國派宮內府大臣熙洽作為特使參加婚禮。日本皇族竹田宮恆德王和王妃也出席了婚禮。當時的內閣總理林銑十郎陸軍大將、日本宮內省的鬆平宮相、貴族院議長、衆議院議長都來參加了婚禮。我和浩的婚禮在當時是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很多人都希望參加這次婚禮以示榮耀。但是决定這次婚禮的規模在陸軍省，關東軍藉口婚禮費用有限，把參加婚禮的人數限製在500人。這樣我們雙方參加的人數都受到了限製。我這方面的親友衹有有限的幾人，浩的朋友參加婚禮的也衹限5名，師長衹限7名。親友們對這種粗暴無禮的干涉都感到十分憤慨，但也無可奈何。婚禮那天，浩內穿白衣，上面套着紅色的中國衣料做的雲紋花鳥襯衣，外面是粉紅色和服。頭髮結成垂發髻，兩側聳起，長發垂在後面，顯得更加美麗。這個發式是請一位在宮中長年為女官梳頭的七十多歲老人梳理的。我則穿了一身滿洲國的大禮服。當我到濱口浩的外祖父傢去看望浩時，我們兩人看着彼此一身盛裝，都不禁相視而笑，並且在房間前面拍下了紀念照片，這就是現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那張照片。浩是在外祖父傢住了一宿，再回到嵯峨傢的，然後由自己傢坐車去軍人會館舉行婚禮。一路上汽車是在小學生手執太陽旗列隊歡迎的海洋中前進的。那情景，浩覺得真是難忘。婚禮是在下午3時舉行的。由本莊大將夫婦主持。
婚禮後，我們就開始了一周的新婚旅行，然後回到東京。我在千葉的稻毛海岸租了一處新居，離步兵學校很近。這是一幢朝陽的日本式建築，站在檐下可以展望袖浦一帶大海，風景秀麗宜人。我每天早晨七點鐘過後，騎上步兵學校派來接我的馬，到學校去上課。浩則在傢裏接受婦女雜志記者的訪問，或者接待一些來嚮我索字的人。我倆那時還養了一隻可愛的小狗，小狗總是在我倆之間跑來跑去，逗人喜歡。我的父親醇親王，知道我結婚了，特地從北京送來了桌布、一套銀質的煙具，還特意按照中國的風俗習慣送給浩兩件大紅旗袍。浩很高興。我現在回憶那一時期的新婚生活，寧靜、樸素而又甜蜜，就像我那時每天看到的細浪拍岸一樣。海浪輕輕地拍打着，嚮海岸奔來，又靜悄悄地退了回去，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貝殼，躺在沙灘上任人揀拾。這種淡泊的生活是我祈求的，也是浩祈求的。
日本報紙關於我倆婚禮的報道
我和潔的婚禮，當時在日本是轟動朝野的。很多報紙都作了詳細的報道。
1937年4月4日的《讀賣新聞》是這樣報道的：
淡雲蔽空，春光明媚，櫻花待放的4月3日，在九段軍人會館，滿洲國皇帝陛下的禦弟溥傑氏與嵯峨公勝候爵的孫女浩小姐，在日滿結緣更加牢固的兩國朝野的歡慶聲中，圓滿地舉行了結婚典禮。
特為顯貴人士新婚準備的帝國飯店261室，夫婦兩人度過了蜜月的第一夜。媒人本莊夫人是在夜裏1點左右離開該室後就寢的，所以新婚夫婦是在第二天早晨10點左右纔起床。這天早晨，透過春雨綿綿的飯店窗口，可以看到新夫婦食用面包、咖啡早點時的和睦身影。過了一會兒，溥傑氏換上晨禮服，由浩夫人工整地係上領帶；浩夫人穿的是深緑色鑲邊的漂亮西裝。衹有侍從小原一人跟隨。下午2點40分離開飯店，乘東京站發3點40分的火車去度蜜月旅行。在溫泉呆四五天後，8日左右去千葉縣稻毛的新居，築起素樸的家庭。
3日的盛大典禮，定時在下午3點，在媒人本莊大將的引導下，身穿天藍色華麗的滿洲國中尉大禮服的溥傑氏進入會場，正襟危坐在席位上。接着，垂發、身穿潔白千層內衣、唐織勾雲綉地花鳥花紋紅色罩衣、緋紅和服褲裙的恬靜的浩小姐，在本莊夫人的伴同下步到神前。祭壇左右出席的有：新郎方面的親屬代表兼滿洲國皇帝御使熙洽宮內府大臣、潤麒氏、謝大使；新娘方面有嵯峨公勝侯爵夫婦、雙親實勝夫婦及弟弟和妹妹、牧野、七條兩位子爵、濱口吉右衙門等。隨後，在靜穆中響起神官的奏樂聲，新郎、新娘交換了將牢固連結日滿兩國千載之緣的三敬杯。這瞬間，溥傑氏凜凜風姿的臉上和浩小姐清純的雙眸都閃出美麗尊貴的光輝。這時，熙洽宮內府大臣捧讀皇帝陛下的詔書。4點，圓滿地結束了隆重的典禮。接着6點喜筵開始。出席在該館二樓大宴會廳的有：林首相以下各閣僚夫婦，鬆平宮內府大臣，百武侍從長，近衛、富田貴衆兩院議長，梅津陸軍次官，今村參謀次長，西尾、板垣、多田、岡村四位師團長，香川教育本部長，菱刈、荒木、川島三位大將，駒井德三氏，熙洽宮內府大臣，謝大使夫婦，廣田前首相，三條公爵，女市小路伯爵。此外，還有代表日滿兩國民的顯官將星四百餘人，如綺羅星似地落坐。以主桌上的溥傑氏和換成洋發身穿長袖和服的浩小姐為中心，大傢舉起香檳和紅白葡萄酒杯後，首先是媒人光榮的本莊大將緻詞，還有與會人代表林首相、謝大使的祝詞。最後，在來賓總代表佐藤外相的帶領下，在“萬歲”聲響徹彩燈輝煌的大廳中，結束了將日滿兩國親善嚮前推進百步的絢爛豪華的盛大宴會。此後，在榮光擁簇下的新郎新娘回到了新婚第一夜的帝國飯店。
這一隆重典禮，如前已報道。為了使在遙遠的新京的皇帝陛下能看到禦弟歡慶之日的情況，全部實況已拍成電影，已航空寄往新京。
1937年4月5日的《讀賣新聞》是這樣報道的：
春雨綿綿的4日，溥傑中尉和浩夫人在新婚的第二天，他們去度幸福的蜜月旅行。溥傑氏在浩夫人親手換成早禮服之後，在下午2點45分，攜身着黑大衣、高高竪起皮衣領、頭戴潔白的蝴蝶結的浩夫人，出現在度過新婚第一夜的帝國飯店大廳。接着在雨中徑直到了東京車站。
恰在這時，星期天遊山的擁擠的群衆，立即擁到二人的周圍。攝影記者不斷地閃着閃光燈拍照。每次閃亮，浩夫人就把上身躲進丈夫後背的左胳膊裏，真是和睦的一對。開往米原的火車3點10分發車。在極為擁擠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擠到了二等車廂靠月臺方面的座位。在僅有父親實勝氏和弟弟妹妹等傢裏人的送行中，他們開始了蜜月旅行。
8日左右，將在千葉縣稻毛的新居，開始築起樸素的家庭。
我在新婚之際，特地嚮溥儀寫信報告了我當時的甜蜜生活，因為我知道他對我倆的結合是非常懷疑和不滿的。浩在我的授意下，也給大哥溥儀寫了信，她表示等我畢業回國，她一同回來，“得早日瞻仰天顔，敬承聖訓，實浩畢生之大幸也。”我們這樣做的苦心，都是為了希望獲得溥儀的諒解，我們能夠和他和平相處地生活下去。
“七·七”事變發生
好景不長，稻毛海岸這種寧靜的生活很快被破壞了。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畔的炮聲不僅震動了中國，使中國爆發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這炮聲也傳到遙遠的日本，使我倆小家庭的和平日子過不下去了。當時日本動員很多人對華作戰，很多日本人客死他鄉。我的一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山本也應徵入伍，在上海大場的一次戰鬥中，中彈身亡了。我想起我在軍校學習時，他耐心地教我綁腿、擦槍，為我鋪被褥，不禁黯然神傷。“山本，你到底是為誰去死的呢？”我默默地問着。對於這次侵華戰爭，浩雖然是個日本人，卻明顯地認為“日本不對”。我是滿洲國皇帝的弟弟，又同日本華族閨秀結了婚，對於這場日本屠殺中國人的戰爭真是感到痛苦難言，也感到愧不可當。
8月末，我從千葉步兵學校畢業。9月，回到了偽滿洲國的新京長春。潤麒那時已同我的妹妹三格格（愛新覺羅·韞穎）結婚，他又與我同在千葉步兵學校學習，也一起回到新京。浩那時已懷孕，她在日本又住了一段時間，到10月12日，纔到東北來。她是第一次來中國，我特地到瀋陽去接她，再陪她到長春。車站上也有一些人歡迎她，有關東軍的傢屬以及偽滿內府的傢屬如張景惠總理夫人、東條英機夫人等。
我為我的新傢安排了住所，就是西萬壽寺大街117號。這裏原來是一個蒙古王的牧場，周圍雜草叢生，野兔、獐子出沒。據說過去這一帶還有土匪，誰也不願意到這個危險的地方來，現在長春作為“新京”，需要開發，纔在這裏蓋了房子。分給我的房子是一排五間平房，孤零零的，沒有第二傢人傢。浩來時，房內墻壁還沒有幹，周圍也沒有砌圍墻，房內沒有電話。浩帶來的女傭人直接找了關東軍聯繫，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下了命令，纔為我們圍上了圍墻，裝上了電話。我住的是這樣簡陋的房子，可是報上登載的溥傑和嵯峨浩居住的新居照片卻是一棟鋼筋水泥的兩層樓洋房，這真是開玩笑！拿偽滿洲國外交部長謝介石的公館攝下像來冒充我倆的新居，天下哪有這樣拙劣的撒謊？我倆的傢具運來時，日本憲兵完全不懂得輕拿輕放，隨便磕碰，一些好端端的桐木傢具都被砸壞了。浩已經看出來，住這樣簡陋的房子，對待我們這樣粗暴無禮，難道這是對待滿洲國皇帝禦弟的待遇嗎？我也覺得臉上無光，正式嚮關東軍提出意見，希望為我擴建一下住宅，房屋實在狹窄，不夠住。關東軍的一位軍官對我說：
“中日戰爭巳蔓延到中國境內，日本軍隊正要準備攻打南京。日本國內正在進行總動員，滿洲國也要為這神聖的戰爭作出貢獻。你是個滿洲軍隊的中尉，難道就可以提這樣的問題嗎？”
我聽了一聲不響，我知道不僅是我，連哥哥溥儀也是處於這樣無權的地位，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
寂寞的偽滿宮廷生活
浩來到新京，是不習慣的。不僅是東北氣候寒冷，皇宮裏那一套三跪九叩的禮節不適應，更主要的是溥儀對她存有戒心，那種冷漠的態度使她忐忑不安。康德四年（1938年）3月1日，即我倆結婚將近一年的時候，關東軍強迫溥儀簽字通過了《帝位繼承法》。
帝位繼承法
（康德四年3月1日）
第一條滿洲帝國帝位由康德皇帝男係子孫之男子永世繼承之。
第二條帝位傳帝長子。
第三條帝長子不在，傳帝長孫，長子及其子孫皆不在，傳帝次子及其子孫，以下皆仿此。
第四條帝子孫之繼承帝位，先嫡出；帝庶子孫之繼承帝位，以帝嫡子孫皆不在為限。
第五條帝子孫皆不在，傳帝兄弟及其子孫。
……
這是因為浩已懷孕，迫近分娩，如果生個男孩的話，在目前溥儀無嗣的情況下，就可以由一個含有日本血統的孩子來繼承皇位，這是溥儀最懼怕也是最感痛苦的事情。對他來說，《帝位繼承法》的頒布，有如末日之將臨。對我來說，雖然明知這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的事，可也難免暗暗自喜。溥儀對這種政略性的婚姻心存警惕，甚至懷疑浩是日方派在我身邊的密探，平時見面時總是坐得遠遠的。在桌吃飯時也不吃一口浩製作的飯菜，實在不得已時，衹好在我下過筷的地方，勉強夾一口嘗嘗。倒是浩努力去適應這種陌生的生活，她以為她嫁到愛新覺羅傢，就是個中國人了。她要做一個中國人傢的好兒媳婦。不過真寂寞呀！在我們傢周圍有一塊一千三百坪的空地，我把地買了下來，自己鬆土，種了五百棵杏樹。這裏原來有個杏樹林，每到三月杏花盛開的季節，遊人常來這裏踏青賞花，後來軍隊把杏樹都砍了，我想把它恢復起來，將來就做我和浩散步遊玩的地方。
關東軍愈來愈粗暴的干涉，也使浩在寂寞的生活中感到氣憤。他們不歡迎浩到皇宮中去，認為一個中尉的妻子不應該肆無忌憚地到宮中來。他們強迫滿洲國軍隊像關東軍一樣地信仰日本祖先天照大神，還修建了奉祭天照大神的廟，名之曰“建國神廟”，鬍說這也是滿洲國祖先的廟，這樣顛倒是非地胡亂指定別人的祖先，硬把日本人的祖先錯當作我們的祖先，是溥儀最感痛苦的事。溥儀是信佛的，經常打坐念經，尤其在精神苦悶的時候，他更依靠念佛來祈求平安。吉岡有一天意味深長地對溥儀說：“你是滿洲國的皇帝，你信神。我們日本有現成的神道，你為什麽不信呀！”意思是你信佛教是信歪門邪道，衹有信天照大神纔算正經。幾天以後，新任的關東軍司令官對溥儀說：“滿洲國和日本親密一體，你最近要到日本去，正是日本祭祖的時候，正好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請過來，也顯得日本和滿洲一心一德呀！”在日本關東軍的壓力下，溥儀衹好到日本把天照大神請了來。所謂天照大神衹是一塊鏡子、一塊玉、一把寶劍三樣東西，象徵性地代表一種神。請過來後要蓋個廟祀奉他。
溥儀傷心的是“建國神廟”蓋起來後，他就不能到自己祖先陵墓去敬天崇祖了。他最敬重祖先，常到東陵祭祖，但是現在衹能去東陵遊覽一下，不能祭祀了。
由於強迫中國人信仰日本的祖先，引起了東北人民強烈的不滿，我想我留學過日本，兩個國傢的風俗習慣完全是不同的，不能強迫一個國傢的人民去信仰另一個國傢的宗教，服從他們的習慣，學不會，還要拳打腳踢。物極必反，這樣搞下去，勢必要導致“滿洲國”的軍隊去反對日本關東軍，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慧生出生
1938年2月26日，浩在新京市立醫院生下了我倆的第一個女兒。給孩子起個什麽名字呢？我想了想，給她起名“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我還給孩子寫了首詩：
卒步三十二，今茲兒始生。
馬蹄身半老，蝸角愧浮名。
久薄貪嗔障，偏深父女情。
親心何處在？呱爾夜啼聲。
從詩裏看，可以看出我過三十而立之年始獲得這個盼望已久的嬰兒。儘管我是禦弟，但詩裏也流露出自憐身世的意思。我愛我的孩子勝過一切。我那時在宮內的禁衛隊上班，一下班我就守着我的女兒，我喜歡她。慧生出生時，很多人都來祝賀。“滿洲國”帝室御用挂關東軍吉岡大佐也到醫院來祝賀，他送給孩子的禮品是一件白色的鬆鼠皮大衣，聽說他給孩子準備了兩種綢帶，如果是男孩，就用水色綢帶；如果是女孩子，就用粉紅色的綢帶。當他知道浩生的是一個女孩時，把係了粉紅色的綢帶的禮物扔下就走了。為什麽吉岡對我們有一個女孩那樣的不感興趣呢？因為根據《帝位繼承法》的規定，我倆有了男孩，就可以由我來繼承帝位，以後再由我倆的孩子來繼承帝位，以便實現日本帝國主義直接統治滿洲的陰謀。現在我們有了一位女兒，這就使得當初一手操辦我倆婚事的吉岡大佐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了。我喜歡慧生，還有一個原因，因為這樣做，溥儀就可以安於現狀不用擔心了。我的心情很矛盾，繼承帝位似是喜事，但我不忍讓溥儀傷心；不繼承帝位，對我來說，仍維持現狀，但溥儀可以放心了。
溥儀對於慧生的出生非常高興。也許也是因為她是個女孩，不會讓日本人的陰謀得逞而覺得高興吧！他特別疼愛慧生，因此對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變。在吃飯的時候，他讓慧生夾在他和我之間坐着吃飯，連我的妹妹的孩子們（三格格和五格格的孩子）進宮也不能享受這樣的待遇，他們衹能到另外一間大屋子去吃飯。有一次吃飯的時候，分給慧生的菜夾到慧生的盤子裏，慧生不吃。溥儀問她為什麽。慧生說她想把這些菜帶回傢給小姨吃。溥儀被孩子體貼別人的心腸感動了，就告訴孩子說：“你別擔心，一會兒我把這些好吃的菜都裝進盒子裏帶回傢去。你放心好了，你多吃一點吧！”溥儀對我用一種充滿羨慕的眼光說：
“你真是個幸福的人呀！”
衆所周知，溥儀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不幸的。我從他這話裏聽出了他的痛苦，我的心裏也隱隱作痛。
還有一次，慧生穿了件底襟很長的衣服進宮，自己踩着了衣服摔了一跤。溥儀急忙跑過來，抱起慧生，送到浩的身邊，對浩說：“不要給孩子穿這麽長的衣服，太危險了。”溥儀是多麽喜歡慧生呀！
溥儀喜歡音樂，會彈鋼琴。慧生4歲時，溥儀就送給她一臺鋼琴，由當時唱滿洲歌出名的岩田壽子先生教練。她學得很不錯。後來慧生又學會了拉小提琴。她曾經進宮由溥儀鋼琴伴奏，她拉了《閃閃的星星》等樂麯。慧生在宮中語言學得也很快，她和清朝皇族一樣，稱父親為“阿瑪”、母親為“奶奶”，不像一般家庭中的稱呼父親、母親為“爸爸”、“媽媽”。她最喜歡我，曾經自己編了支歌《阿瑪和小慧生》或叫做《小慧生和阿瑪》，和我一起即興唱着。當我們父女倆邊唱邊玩沉醉在美妙的歌聲中時，我真感覺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昭和17年（1942年），慧生5歲，正值偽“滿洲國”建國十周年，高鬆宮殿下作為天皇的代表，從日本來滿洲參加慶典。為了紀念高鬆宮殿下訪問滿洲，慧生唱了《恭迎高鬆宮殿下歌》的歌麯，並且灌了唱片。這張唱片當時在偽滿洲蓄音器株式會社的錄音室裏放過，聽起來清脆悅耳。這張用中日兩種唱詞錄製的唱片曾經復製了十來張，有的被帶回日本。浩曾經留有一張，可惜後來在她的離亂生活中遺失了。如今浩和慧生都已經離我而去了。我手頭保留着的慧生的遺物，衹有她後來在日本學習繪畫時繪製的《酒和魚》靜物寫生油畫，由浩從日本帶回來挂在我的會客室的墻上。看到這張畫，我還能想起慧生幼時活潑可愛的形象。
戰時的新京、北京和東京
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我曾經兩次去日本。一次是1939年春，我擔任了偽滿洲國駐日大使館武官的職務。我們住在東京牛達若鬆町，每天早晨都到櫻田町偽滿洲國大使館武官室去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出席外交關係宴會或者接待客人，有時浩也參加。那次去日本，皇太後接見了浩，並且叫浩帶上慧生去見她，還贈送了慧生禮物。
在當偽滿洲國駐日大使館武官的時候，發生過一件事情。大使館秘書吳沆然被日本憲兵抓走了，下落不明，我也不敢過問這件事。1942年我已經調回偽滿洲國了，有個自稱是監獄看守所的人拿着一張便條到長春我的傢裏來，說這張條是吳沆然寫的，托他親自送到我的手裏。條子上的意思是說他在監獄裏已經關了很久了，要我設法營救；如果我救不了的話，也請想個辦法讓他速死，省得活受罪。我看了條之後，心裏很害怕，當着看守的面，把條燒毀了。我還訓斥他為什麽這樣大膽，我要那個看守轉告吳沆然，今後不要再幹這種冒險的事了。那個看守被我嚇跑，從此不敢再來找我。後來我打聽，聽說吳沆然被處死了。這件事一直在我心頭盤桓很久，夜裏睡不着覺。我沒有營救他，反而促成了他的遇難，我的罪孽有多深重呀！
1939年10月，我調到奉天軍官學校去上班。那時浩已懷着嫮生，我勸她分娩後再回國。1940年3月13日，浩在順天堂醫院生下了嫮生。1941年6月，浩帶着慧生和嫮生回到新京，我那時住在奉天五格格的丈夫萬嘉熙的傢裏，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到新京和傢人團聚。1942年北京的醇親王一定要我們帶上慧生回傢住幾天，我利用暑假帶領全家人去了北京。這次回傢是我永遠也不能忘記的。對浩來說，1941年在醇親王六十大壽的時候，她已經去過一次北京，她對王府規模之大，生日慶典的隆重，感到非常驚奇。那一年，她親自寫了一張字祝壽，博得了醇親王府的稱贊，覺得日本女子也懂得書法，能寫漢字，是很不容易的。這一次，醇親王是想看看孫女慧生，於是我們就攜帶剛剛兩歲半的慧生，還有剛從日本來中國的浩的妹妹，一起再回北府。見了醇親王，慧生也學着我們的樣子，嚮爺爺叩拜請安。醇親王把慧生抱在懷裏。這是他的第一個親生孫女。我和溥儀都遠在東北，一傢人分隔兩地，醇親王難得看見自己的骨肉，如今看見慧生，倍覺親切。慧生用日語和華語唱起了歌，醇親王笑着說：“和三格格小時一樣！”我每天早晨梳洗完畢，去參拜祠堂，然後給父親醇親王請安，又一起用餐，在花園裏散步。當我陪着父親在林間花徑上悠閑地散步時，我不免想起從前我在北府經常過這種寧靜的生活，衹是這幾年為了復興清朝留學日本，纔過那種疲於奔命的學校生活。後來又在偽滿洲國任職，過着那種忍氣吞聲的生活。前後對比，我不知何時才能重過這樣清靜的生活呢！真是感慨萬分。我與浩和慧生重遊了一次紫禁城。慧生被輝煌巍峨的京城宮殿迷住了。她從未見過這麽雄偉壯麗的建築，她還被特許坐在慈禧太後坐過的椅子上照了張像。照像的人對她說：“這是你老祖母坐過的。”在紫禁城的一剎那，我想起了我和溥儀在故宮讀書的那段生活，我倆共同策劃外逃，以及偷運文物外出等情況。歲月無情，幾年過去，我倆都離開了紫禁城。溥儀當上了皇帝，我也在偽滿洲國當一名軍官，衹是我倆處在日本卵翼之下，復興清朝的美夢何時能實現呢？一想起這一點，我的，心情又沉重起來了。我們也重遊了頤和園。我的幾個在王剋敏漢姦政府工作的同學為了我能夠平安地遊覽頤和園，特別加強了保衛工作，因為頤和園附近治安情況不好。在頤和園內長廊漫步，在昆明湖泛舟，我看到了萬壽山頂上的日本哨兵，同樣感到北京處在日本統治下的陰影，再也無心在北京遨遊。
這裏還可以說這樣一件事。此次北京之行，當時設在通縣的“冀東自治政府”的漢姦頭目殷汝耕千方百計地拉我到他傢去吃了一頓飯，熱情地為我介紹“冀東自治政府”的情況。酒酣耳熱之際，他嚮我提出：
“你到北京來怎麽樣？希望你到我這兒來！”
我沉默不語。我明白了為什麽關東軍輕易不讓我們到北京來，因為他們估計到會有這樣的情況，誰都想利用我們哥兒倆作傀儡的。我趕緊離開這塊是非之地吧！第二天我們就回到了長春，結束了這次短暫的北京之行。
回到新京不久，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始了對美國的全面戰爭。偽滿洲國也在關東軍的授意下嚮美、英宣戰。
戰爭一打起來，日軍勢如破竹，接連占領了馬尼拉、新加坡等地，顯得所嚮無敵。然而好景不長，衹過了半年，立刻戰局逆轉。戰綫過長這個致命的弱點給日本帶來了難以剋服的睏難。日本國內節衣縮食支援戰爭，自然也把這個睏難轉嫁到偽滿洲國身上，滿洲生産的小麥、𠔌物都運到日本去，滿洲人自己衹能吃高粱，並且實行了配給製。“我們流血流汗種出來的小麥都給日本人吃，我們自己衹能吃高粱，難道我們衹配吃高梁嗎？”東北人埋怨着。然而關東軍卻說：“在戰爭獲得最後勝利之前，你們就要剋製。”他們變本加厲地壓榨我們，還要我們獻出金銀財寶。
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日本陸軍大學學習。我們全家又到了日本，住在東京的麻布狸穴。為了能讓慧生上學習院的幼兒園，浩在前一年就托浩的妹妹把慧生接回日本，住在慧生的姥姥傢。這時嵯峨傢已由濱口搬到東橫絨日吉。嵯峨父母對慧生是疼愛的，但是戰時衣着、煙草都實行了配給製，慧生的生活也是艱苦的。當我重到日本見到慧生時，她穿着粗糙的衣裙，但和從前一樣的健康活潑。幼兒園的伙食好一些，有時還能吃到外邊很難吃到的小油餅。慧生在幼兒園裏，每周兩次到住在世田𠔌用賀的鈴木鎮一先生傢學拉小提琴。她的小夥伴中出了位名傢，現在活躍在日本舞臺上的小提琴傢豐田耕兒先生（柏林藝術大學教授）就是當時慧生學習拉小提琴的同學。
1944年，戰爭更加吃緊，物資更加匱乏，我明顯地感覺到生活不如以前了。吃飯衹能吃些蕎麥湯圓，或吃混合面。在吃不飽飯的情況下我還堅持學習。有時溥儀怕我吃不飽，特意從偽滿為我捎來了肉鬆、幹酪和點心。我真感謝他。在寒冷的鼕夜裏，生一隻取暖的火盆，我披着中國式的毛皮外套，把腳跨在火盆上，一直學習到深夜。
到1945年，由於戰爭連綿，連陸軍大學的教官也走上了戰場，學校實在辦不下去了。我們也决定回新京去。1945年2月，正當我們做好一切準備，整裝待歸時，東京發生了可怕的夜間空襲。炸彈爆炸的火光把東京照耀得如同白晝，狸穴附近變成了一片火海，街上炸死了很多人。那天我作為一個軍人去參加防空演習，傢裏衹剩下浩和兩個孩子，她們嚇得心驚膽戰。我從街頭看到的空襲情況想到中國，這生我養我的土地，此刻不也正經受着這些災難麽？而且已持續八年了。
1945年2月，我和浩帶着嫮生乘軍用飛機返回新京，慧生因為要上小學，留在日吉嵯峨的傢裏。清晨，慧生在羽田機場為我們送行。那天天氣很好，我清楚地看到慧生在微笑着嚮我們揮手，我也揮手，但我覺得惆悵。可惡的不得人心的戰爭，什麽時候才能結束呢？漸漸地我看不見慧生了。她消失了。
天哪！誰知道這次別離，竟是我和慧生的永別呢？因為自那以後不久，我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戰亂生活和接踵而來的戰犯生活，而慧生後來也死於與愛情牽連的事故中。現在我要是回憶慧生的話，衹能回憶起她那童年天真可愛的笑容，以及那次機場上模糊的送行時微笑的笑容。
德王來訪
我們乘坐的軍用飛機，途中因為空襲，臨時在大阪着陸，等到到達新京機場時，飛機誤點，已經是夜晚8點鐘了。久別了的新京，在夜裏看來，更顯得靜謐和安寧，與不久前被空襲的東京來比，使人覺得和平是多麽寶貴呀！但我憂心忡忡，因的我知道偽滿洲國已被綁在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車上，這種虛假的和平是很容易在一個早晨被破壞的。
我和溥儀經常議論未來的局勢，愁眉不展。我們夢想復闢清明，一直沒有死心，但當前如何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束縛，不當殖民地的奴才，更是直接面臨的議題，而我們對此毫無辦法。
我們這種狼狽的處境和內心的苦悶，大約也被別人察覺了，這表現在我回到新京不久，蒙古德王的一次來訪中。德王是偽蒙疆自治區的頭子，他來訪問偽滿洲國，等於是兩“國”首腦的會晤。德王穿着傳統的蒙古服裝，梳着長長的辮子，臉膛通紅，是個身體強壯的蒙古漢子。他見了溥儀，寒暄幾句話後就說：“我們蒙族雖然表面上自治，但實際上一點權力也沒有。您們是大清皇室之後，怎麽也是這樣的軟弱？我們蒙族一直將溥儀皇帝作為我們的王來尊敬，因為您是清朝的直係。可您們將日本的天照大神都請來作為自己的祖先。這使我們該如可理解呢？現在滿洲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皇帝衹是袖手旁觀，這不是當了日本的傀儡嗎？你們今後亥怎麽辦呢？”
溥儀聽了德王的話，一言不發。
我聽了德王的話，臉上直發熱，胸膛中燃燒起滿腔怒火。我不由得正顔厲色地對德王說：“請您放心。我相信我們不辜負德王之言的日子，不久即將到來。”
我這句話的意思到底意味着什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衹能說我們是不甘心當奴才的。我和溥儀都讀過聖賢書。陳寶琛老師教我們讀過四書五經，傳統的中國文化告訴我們：“哀莫大於心死”，“寧為玉碎，毋為瓦全”。所以我們對於處在關東軍統治下的屈辱生活實難容忍，於是就迸發出了剛纔我對德王說的兩句話。其實我們如何圖反抗？實在也是毫無良策。
德王聽了我那耐人尋味的兩句話，不知道他悟出了什麽，竟恭恭敬敬地說：“我懂了。我們會永遠尊敬皇帝陛下。”
第二天，吉岡找溥儀問：“昨天德王和你們都講些什麽？”
溥儀說：“我們衹說些傢常話。”
吉岡說：“不見得吧！恐怕講了些對日本不利的話吧！”
可恨的吉岡，他一定佈置了密探，偵察我們的活動。溥儀身邊一定有他安排的人，可以隨時掌握我們的情況。在偽皇宮內部有日本憲兵隊，住在內外宮之間，表面上這是保衛溥儀皇帝的安全的，實際上是監視我們的。他們身穿便衣，別人不易察覺他們。他們每天註視着哪些人來見溥儀。另外，一定還有吉岡直接安排的人，不然，為什麽德王和溥儀說什麽話他們都知道呢？
愈來愈難堪的生活
由於戰局的惡化，我們在偽滿的日子也愈來愈難過，事實無情地諷刺了我們，我們衹能做關東軍的奴隸。其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關東軍御用挂吉岡中佐飛揚跋扈的氣焰。
譚玉齡貴人死後，溥儀心情十分苦悶。吉岡張羅着為溥儀再娶一位貴人。溥儀怕吉岡在他身邊安插一名密探，自己選了位15歲的小女孩子，叫福貴人，即李玉琴。吉岡不徵得溥儀的同意，即把福貴人的照片寄給了日本皇太後。溥儀十分氣憤，那張蒼白的臉上青筋直跳，顯得更加蒼白。吉岡甚至肆無忌憚地當着很多人公開說：“皇帝算什麽，他連個後代都沒有。我要是不管他，他什麽也幹不成。直截了當地說，他就是我的孩子。”我聽了這些話，明白了溥儀的處境。現在關東軍不過是在利用溥儀，如果到了一點利用價值都沒有的時候，他們就會毫不憐憫地殺掉溥儀。
至於我呢？我的地位不如溥儀，當時我已經升為偽滿洲國軍的上尉，我要出去乘用自己傢的汽車也不準。理由是：“一個滿洲國軍上尉不能乘自己傢的私用車。”在日本，皇族也能享受特殊待遇，為什麽我這個滿洲國皇帝的禦弟竟連坐汽車的權利都沒有呢？張景惠總理也覺得太說不過去，親自去嚮關東軍交涉，他願意自己掏錢為我買一輛汽車，最後也是不準。鼕天到了，我傢的煤不夠用，浩都凍得患了感冒，水管也有凍裂的危險，我們實在無奈，知道嚮宮內府申請是無用的，衹好嚮關東軍求援，這才分給了我們一點煤。
就在這樣緊張的日子裏，由於戰爭吃緊，日本國內也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亂。這時學習院已封閉了。慧生和浩的母親、妹妹一起疏散到日光附近的山裏——櫪木縣的船生。昭和20年（1945年）暮春，浩的妹妹來了封信：
……在日光的深山裏，也傳來了要擁戴天皇，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的風聲。甚至命令任銚子醬油社社長的舅父提供醬油瓶子。這是用來裝上炸藥，對付從銚子海岸登陸的美軍的。總之，武器相當欠缺，戰局十分危急，糧食匱乏。也許這是我給你們的最後一封信了。我祈禱運送這封信的輪船別被擊沉……
看了這封信，我十分着急。我想念寄居在外婆傢的慧生。在戰局混亂的年代，一傢人應該在一起，是不是打個電報讓慧生趕緊回國呢？我想。
但是，來不及了。當時海上交通已經中斷。我們一傢已經被日本海分隔在兩岸，飛機也已不通航。慧生衹能一個人依附外婆住在日本。
戰火蔓延偽滿洲國
果然偽滿洲國表面寧靜的生活是短暫的，很快，戰火蔓延到了這裏，摧枯拉朽，這個本來就是空有虛名的帝國，不堪一擊，轉眼就崩潰了。
我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回到偽滿，先任偽軍事部參謀司第四科中校科員。有一天，偽軍中一個姓姜的上校對我說：“真川次長想調你當參謀司第二科科長，你看怎麽樣？”我知道第二科專司諜報，自知偽滿洲國的壽命長不了，犯不上蹚這個渾水，就以資纔不夠堅辭。薑又問我：“兵器科怎麽樣？”我怕一再堅辭容易引起薑的懷疑，就表示兵器科可以應承。但心裏想：到了偽滿洲國垮臺的那一天，幹兵器總比幹諜報要少判幾年罪。我已經預感到末日即將到來。1945年3月，我回到北京參加六妹的婚禮時，我的族兄溥雪齋勸告我：“現在日本大勢已去，你要早自為計。”我出於那種頑固的本性，雖感到前面是條死路，也衹好硬着頭皮走下去。我對雪齋說“事已至此，有死而已。”那時前清豫親王府的端鎮就是從偽滿軍隊中辭職回傢到銀行去工作的，他也在深夜來探訪我，勸我當機立斷，離開偽滿，回到北京暫避。我以一種“飛蛾撲火”的心情對他說：“日本要垮臺，這已是事實了，我哪會不知？但是我一走，丟下哥哥怎麽辦？這種事我幹不了。反正豁出這條命算了。”到了6月底，真川鶴吉讓他的心腹馮志遠少校來問我：願意不願意當禁衛團步兵團長？我想到了這般緊急時候，我要能把禁衛步兵團抓到手裏，就能保衛皇帝，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我就立刻表示請他轉告真川次長，我無條件地願意調往禁衛團。但到了7月初偽軍宣佈人事調動時，我卻被發表偽軍官學校的預科生徒隊隊長。雖然並不如意，但是出於軍人服從的天職。我第二天就走馬上任。這時偽預科生徒隊和本科生正在長春近郊水源地一帶作聯合演習，我還未和即將離任的隊長辦好接替手續，就迫不及待地趕到演習地參加演習，演習完後我還發表演說：“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我們效忠皇帝，實行日滿共存共亡的時候，希望大傢同抱此心，同心協力幹下去。……”我那時的心情是已把自己綁在日滿合作這輛戰車上，身不由己，明知前面是條死路，也衹好照直走下去了。
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首先是空襲。新京也遭受了轟炸。1945年8月9日夜裏，尖銳刺耳的空襲警報把我從睡夢中驚醒了。也許是我早有預感吧，我又當過幾年軍人，很快我就穿衣而起。警覺地要辨明發生了什麽問題。這時“轟”地一聲，劇烈的爆炸聲震耳欲聾，窗外一片火光，宮內府南邊升起了竄天的火柱，有的建築物着火了。我趕緊擰開收音機。播音員還是用她那一貫鎮靜的聲音在說話：“清晨兩點，從哈爾濱方面飛來的敵機開始嚮吉林進攻。在帝京附近扔下了炸彈……”
我立刻明白了，這是蘇聯的飛機來轟炸。局勢變得嚴重了。這時浩也已經起來了。我囑咐她要小心，要她攜帶嫮生到防空壕去避一避。我是軍人，這正是我赴湯蹈火的時候。我飛跑出去，到警衛處坐車趕到宮內府。一路上街上已經擠滿了驚慌失措的人群。因為這是第一次空襲，人們不知道隨之而來的將是些什麽樣的災難呢！我來到偽軍官學校，召集偽連長區隊長講了話。我說：“現在蘇聯背信棄義，突然嚮我們發動進攻。我們要效忠皇帝陛下，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我們背後有百萬英勇的關東軍，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當天夜裏，我又來到皇宮去看望溥儀。他對我冒着危險來看他，也有些感動，又增強了他的“同族必親”的觀念。我們一起廝守着，我發覺他當時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果然有一種悲哀冷漠的感覺，同時也有一種復仇的快感，因為14年來日本帝國主義挾持他的傀儡生活即將結束，但隨之而來的將是一種什麽生活呢？他又不能不感到茫然了。慢慢地走散的人又回到宮內，我想念浩和嫮生，上午特地回傢看望了下。她們也已經自防空洞回到傢裏。我又一次囑咐她們要小心。吃了些飯，我不放心溥儀，又到宮內去。當時由於時局緊張，有的日本官員留在新京的傢屬要撤回東京，她們約浩同回日本。看來日本是打敗了，不然不至於這樣消極沮喪。可憐的浩，誰讓她嫁給一個中國人做妻子呢！此刻，她是該和命運多蹇的丈夫共患難呢，還是貪圖安全回到日本呢？當然回到日本也是處在戰爭環境中。浩選擇了前者。她告訴日本官員的傢屬：
“謝謝您的關心。我要留在這裏，請不必擔心。”
當然，留在這裏，她也是想念着現在正在日本的慧生，放心不下。可惡的戰爭，把我們一傢人兩下分離，弄得牽腸挂肚，心懸兩地。
8月10日下午2時，吉岡來電話叫我和浩到他那裏去。到了那裏，吉岡一反往日盛氣凌人的常態，非常消沉地對我們說：“蘇聯已嚮我們宣戰。”
他告訴我們，蘇聯的幾千輛坦剋已經越過國境，正在嚮我們這裏挺進，估計明天將到達新京附近。時間很緊迫，我們要做好撤退的準備。關東軍打算帶着皇帝據守通化，但估計也衹能守兩個月左右。因此要我們和關東軍一起退守通化，並且要做好戰敗自殺的準備。
我感到愕然。怎麽回事？平日號稱“擁有數十萬精兵。”揚言可以堅守滿洲的關東軍竟這樣不堪一擊，不做任何抵抗，拱手要把新京讓給蘇軍，太讓人失望了。溥儀經常用短波收音機收聽外國新聞節目，並且經常把他聽到的消息告訴我，所以我已經知道日本慘敗以及美軍在廣島扔原子彈的消息。我以為日軍總還能支撐一陣子，沒有想到日軍竟這樣脆弱地不戰而退。想起關東軍平時趾高氣揚地騎在我們頭上欺侮我們的樣子，令人氣憤，更氣憤的是如今兵敗如山倒，到了末日還要讓我們自殺，怕我們落到蘇軍手裏會泄露關東軍欺侮中國人的真相。想到這裏，我實在覺得不能容忍，與其讓日本人逼着我們在遠離新京的通化自殺，還不如就在這裏結束我的一生吧！想到這裏，我不禁把手伸進了我的槍套。
這時，突然浩瘋狂似地撲嚮我，奪住了我的手。
“住手，死還不容易？可你們兄弟倆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怎麽輕易想去死呢？你怎麽能丟下皇上自己先去死呢？是不是非要死呢？我們還不到這個時候，我們還有辦法。”
浩的話使我感動。是的，我還不到死的時候，應該想辦法生存下去。而且浩那種親切的關懷增加了我的力量，使我能夠在艱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我終於嚮吉岡表示：
“事已如此，我一切聽從你的安排吧！”
逃離新京
8月11日，關東軍和宮內府緊張地準備轉移。
我也要準備逃亡了。
因為此去兇多吉少，要作好覆滅前的决鬥，行李是不能多帶的，要輕裝前進。房子呢？讓僕人們住吧！我叫僕人們搬進來住。他們流着淚說他們衹是看守，什麽時候我回來還把房子還給我。我把一些日用品分給了他們。一些重要的珍寶，我選了個秘密的地方挖坑埋了起來。眼看全家要踏上前途渺茫的徵途，多年來在陸軍士官學校培養起來的那股軍人精神在我血液中奔流着，我願在這裏為保衛作為滿洲國首都的新京而犧牲。我去看看溥儀作好了離京前的準備沒有。他木然地站在那裏，底下侍從忙亂地搬着東西。我嚮溥儀說：
“皇上請善自珍重。我願留在這裏戰鬥到底。”
溥儀一擺手說：
“你切不可貿然從事。等我死了，你再打仗也不晚。你跟我一起撤退吧！”
這時我已當了宮內府侍從武官，就是在溥儀左右，為了保衛他的安全而盡力。他也似乎衹能信任我們這樣的親屬。我和浩等告別，要她和三格格、五格格等隨着宮內府的傢屬一起撤退。我和溥儀、潤麒等在一起，由關東軍護衛着單組成一個隊伍撤退。這時蘇聯宣佈參戰已經三天，新京的市民們正在街頭挖掘壕溝準備巷戰。一個個臨時防寨已經修築起來。關東軍忙着轉移司令部和他們的傢屬。在街上可以看到有的日本軍人腰挎軍刀，脛纏裹腿，喝醉了酒，高唱着法西斯軍歌行走着。日本婦女則如喪傢之犬，攜兒背女，倉皇地走着。那些被關東軍拋棄的下級職員的傢屬以及一般日本人的傢屬都身背大包裹，手提行李箱，冒着酷暑，一群一群地擁嚮新京車站。這時列車因為被軍隊徵用，車站裏已經沒有列車了。人群中哭喊着、怒駡着，都希望能得到一張撤退的車票。有的日本人開始出售高價貨車車票，這些高價車票也被絶望了的人群一搶而空，他們希望趕緊離開這死神包圍的新京，逃到新的地方去。
在一片慌亂中，所謂“遷都”也開始了。溥儀和我們這些隨身官員以及傢屬們由關東軍警衛軍和宮裏的警衛軍護送着乘坐宮廷列車南逃。臨出發前，溥儀率領我們，攜帶清朝歷代祖先牌位到新京神社前集合，嚮神靈祈禱，願神靈保佑我們一路平安。神社的神職人員正磨刀霍霍，準備蘇軍來到時集體自殺。然後隊伍嚮新京車站出發。這時下起了滂沱大雨，我們沉默地在雨中行走。我想號稱“鎮守東北穩如泰山”擁有百萬雄師的關東軍，你們都到哪裏去了呢？讓我們如今這樣si惶地逃難。兩旁的群衆看見我們這一行失魂落魄地逃走，都破口大駡。飄潑般的大雨聲加上群衆的咒駡聲使我們的心情更加沉重。來到車站，見車站裏擠滿了黑壓壓的候車的人群，擠得連個站腳的地方都沒有。人們哭喊着，嬰兒尖叫的哭聲，母親的安撫聲和訓斥聲，各種音響交織，嘈雜而又混亂。這裏變成了人間的活地獄。我們這一行由警衛軍保衛着，硬是分開擠在站上的人群坐進了專車。車站上的人們用羨慕而又怨恨的眼光看着我們。有人哀求着：
“已經等了兩天了，求求你們，讓我上車吧！”
“把這個孩子帶走吧！我們已經老了,死了算了。孩子還年輕，給他條活路吧！”
憲兵怒斥着他們，用力把那些緊抓住列車車把的人們推開。列車開動了。這是子夜一點鐘，隨着列車的開動，車廂的電燈熄滅了，黑暗的列車在漆黑的夜裏蠕動着，漸漸地，離新京愈來愈遠了。偽滿洲國的首都已經被我們拋在後面，好像宣佈了它的滅亡。火車的氣笛時而發出凄厲的哀鳴，又像在為已經死亡了的滿洲國唱哀歌。偽滿洲國是死亡了，至於我們呢？我不知道列車要開到哪裏？也不知道前面是什麽樣的命運在等待着我們。
在專車上，由於戰局突變，匆忙逃亡，方寸已亂，御膳房不可能為溥儀準備豐盛的伙食。慌亂之間，衹給溥儀做了碗????水煮麵條，傢屬們衹能啃幹面包。8月13日早晨，列車到達偽滿的臨時首都臨江。車已過通化，在通化時，列車曾略停了一下，關東軍的人上車和溥儀商量了一下作戰的事情，嚮他匯報了一通捏造的“捷報”。因為臨江沒有可以作臨時皇宮的地方，列車又往前開，一直開到了東邊的大慄子溝。
大慄子溝位於長白山與鴨緑江之間，是一個靠近中朝邊境的小山村。這裏本來是個不為人知的小地方，就是因為戰亂之際溥儀和我們這一行到過這裏，現在這個地名很多人都知道了。這裏沒有什麽像樣的房子，有個大慄子溝礦業所，溥儀的臨時皇宮暫設在礦長傢裏。我和浩、嫮生住在一所木造的二層小樓樓下的房間裏，五格格和萬嘉熙住在我們前面的房間裏，吉岡住在我們的樓上。二格格、三格格則住在另一棟樓的樓下。這裏風光明媚，長白山層巒疊嶂，早晚隨着陽光的濃淡，不斷變換它的新裝，可是我們無心欣賞，再美麗的風景也徒然讓我們黯然神傷。
在那些日子裏，溥儀領着我們嚮祖宗的遺位叩頭，他也不斷地用金錢占卦，以卜吉兇。我以為我們可能要在大慄子溝這個僻靜的小村住一些日子。幻想它能成為世外桃源。可是這個幻想很快破滅了。8月15日,溥儀通知我到他房裏去聽廣播，我立刻過去。一進他的屋子，衹見他正襟危坐，態度嚴肅而又悲哀。收音機裏正在播放日本天皇的一個講話，聲音夾雜雜音，聽不清楚，可是斷斷續續地能夠聽出來他在宣讀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實行無條件投降的昭書：
“……夫謀帝國臣民之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此為皇祀皇宗之遺範，為朕之拳拳之措者……”
聽到這裏，溥儀哭了。我想安慰他，可是實在說不出話來。我倆手拉着手，相對流淚。完了，這下子徹底證明“滿洲國”是完了，因為連日本都投降了，哪還有我們的生路呢？8月16日，張景惠為了證明這個消息是否真實，特地到通化關東軍司令部去了一趟。第二天，他帶回來一個確鑿無誤的消息，日本是投降了。於是我們就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即要不要解散“滿洲國”和皇帝要不要退位的問題。
溥儀退位
那天晚上，在礦業所簡陋的食堂裏召開了緊急的參議府會議。我們隨便搬來幾把椅子。張景惠坐在議長席上，臧式毅參議府議長、熙洽宮內府大臣等隨便坐下。在昏暗的燈光下，大傢無法掩飾那種悲哀的心情。會議持續開了一整夜，到8月18日凌晨1點，纔通過了决議，决定“滿洲國”解體和皇帝宣佈退位。
退位儀式簡單而嚴肅，皇帝溥儀宣讀完退位詔書之後，和與會者依次靜靜握手，悄然退出會場，他成為平民了。溥儀很會做戲，在宣佈退位時，自己跪下說，由於他的無能，給日本天皇添了很多麻煩，請求天皇原諒。他在退出會場時，還和站立在旁的日本兵擁抱告別，日本兵感動得掉了淚。我忽然對溥儀産生了反感，到了此時，還有什麽心思作這種醜態呢！短命的偽滿洲國一共經歷了十三年零五個月。就在大慄子溝這個偏僻的地方土崩瓦解，結束了它的生命。我們從新京捧來的清朝歷代祖先的牌位，也在這裏燒毀。隨着煙消灰盡，說明清朝確實是滅亡了，它不可能再復興了，關於它的任何幻想都破滅了。退位儀式一結束，偽滿洲國的要人藉口這裏有土匪，他們要撤回新京了。隨後的關東軍警備隊、偽滿禁衛隊的士兵也都撤退。衹剩下以博儀為首的愛新覺羅傢族成員和一些內廷職員以及吉岡御用挂等日籍職員。我們這些人嚮何處去呢？溥儀雖想回北京，但這是做不到的。眼下，唯一的出路是逃亡日本。當關東軍和大本營聯繫時，得到的答復是不予接受。這使我們氣憤到了極頂。當初為了利用我們，一再督促着我們建立“滿洲國”，現在戰爭失敗了，又把我們扔下不管，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呢？經過我們一再的催促，日本終於同意溥儀一行到日本京都都立飯店暫時避難。溥儀到了這時，由於實在害怕，竟嚮吉岡提了個問題：
“今後生命能不能保險？”
吉岡露出了從未見過的兇相，手拍胸口厲聲說：
“誰能保險？拿出膽子來！”
溥儀乘坐8月22日從通化起飛的飛機去日本。第一批出發的除了他以外，還有我、潤麒、萬嘉熙、毓贍、毓yan、毓dang三個侄子，醫生黃子正、僕人李國雄。皇后婉容以及浩、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等以後再去。博儀去和婉容等告別，說：
“我們先走一步，你們可以坐第二批飛機，或從陸路經朝鮮到日本來。衹要到了日本，就沒有問題了。至於今後的生活，不會有什麽問題的，我已經把錢提前匯到日本去了。”
我也和浩告別，說句實話，我很高興，因為回到日本我又可以見到我那心愛的慧生了。所以當浩為我準備好洗臉用具和準備換洗的衣服時，我都不想帶，我以為幾個小時就到日本，用不着帶那些東西了。我有些過度興奮，我對浩說：
“你和嫮生隨後就來吧！今後，我再也不當這皇宮內的差使了。我們一傢四口子好好過日子吧！”
浩也輕鬆地對我說：
“是啊！我隨後就來。”
出發的時候到了，溥儀已經脫去皇帝服，換上褐色的西服，穿開襟襯衫。他和正在哭泣的婉容和福貴人李玉琴說：
“我等着你們到日本來。”
接着，他又嚮一般職員致谢，說：
“長期以來多蒙關照，祝大傢健康幸福。”
說着，說着，他哭了。
我也和浩再次告別，我比較冷靜，多年嚴酷的軍校生活畢竟對我有所鍛煉。
飛機起飛了，我再次看了看為我送行的浩，她正微笑。我嚮她揮手。我原以為真的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重逢的。哪知道這一別就達十六年呢？因為飛機到達奉天機場時，蘇聯紅軍幾乎同時到達。飛機一着陸，我們就被逮捕，成了階下囚。我們經過新京被送到蘇聯，從此開始了囚徒的生活，至於浩呢？她和嫮生開始了她倆顛沛流離、扣人心弦的流浪生活。關於她的這一段經歷，浩後來寫成《流浪的王妃》一書，在日本和中國都已出版發行。我就不在這裏敘說了。
在伯力特別收容所
到了伯力市內，蘇聯當局就把第45收容所“一宅分兩院”，劃為兩個區域：一個是溥儀和我們這一小集團；一個是日本高級軍官和偽滿大臣以及偽滿將級以上軍官。我和我的妹夫、侄子、榮源、黃子正可以在兩個“禁區”內隨便來往；溥儀和那些敵偽戰犯則是不準私越雷池一步，散步時，彼此也不得越過一條白綫。我最初是介乎溥儀和萬、潤之間的一個特殊存在，受到“準溥儀”的待遇，一時也不能到敵偽大堆的那邊去，也不參加一切勞動，到了後來，纔逐漸一般化，隨便出入於兩個“禁區”之間了。
這個特別收容所內的俘虜，既有日本帝國主義的高級軍官、高級文官，也有漢姦組織中的偽滿皇帝和偽滿大臣，偽滿的將級軍官，真是洋洋大觀，集敵偽於一堂。
每天一起床，屋內、院中就看到做種種奇形怪狀的體操的人群：有的全裸做冷水摩擦，有的做日本式早操，有的做“西式健康法”——我們叫它是“鷹抓兔子”，有的練太極拳，有的做八段錦，有的在地下打滾和翻筋鬥。接着就可聽到樓上、樓下、室內、廊間發出種種奇聲怪韻：有的高呼佛號念經，有的高唱日本的“謠麯”，有的哼二簧或唱昆麯。開飯時，因人多地窄，嚮例分三次開。當時在廚房工作的是日本的軍士和兵。在民主運動還未展開時，日本軍人中的法西斯空氣還非常濃厚，殖民地主人公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開飯的次序，是“日先偽後”，大官據首座，小官列次席。後來這些文官武將的本質逐漸暴露出來，如：關東軍經理部（軍需部）的中將偷白糖，致使日本俘虜兵嘆為“世界的末日已到”；敵偽大官為爭一塊面包而大吵大駡；偽滿少將偷竊日本中將的毛衣。藉一個日本兵的話來說：“過去看到這些高級將領，真像金泥彩飾的莊嚴佛像一般，現在看起來，就像金彩剝落露出黃泥的破佛像一樣。”
在伯力特別收容所的五年間，除了每日三餐之外，其餘差不多全是“娛樂”的時間。散步，下棋，打麻將，開寶，成為消磨時光的“日課”。
漢姦集團的文武大官中，當時對於日本戰俘的態度，大約可分為三種：
一種是深惡痛絶，大有不共戴天之勢，即不得已見了面，也想藉機大駡他們一頓。代表這類的典型人物就是溥儀。但這樣的是極少數。
一種是無恩無怨，不即不離。這類人占絶大部分。過去的老軍閥、“大人物”多屬於這一類。
一種是甘心繼續過去的關係，不但不仇視這幫既害了祖國，也害了自己的法西斯惡魔，反在“不打死老虎”的遮羞布下，把殖民地的主從關係延長到伯力的俘虜收容所內。這種類型的人也居少數，是一些從殖民地出身，確實得過日本“好處”的忠實漢姦們。
我當時的心情是：仇恨蘇聯，懷戀日本。對國民黨是又恨又怕，對共産黨根本沒有認識。認為蘇聯是把自己的“半生基業”連根拔掉的“仇人”，國民黨是歷史上的死對頭，共産黨和自己是水火不相容的存在。特別是看到蘇聯在衛國大戰之後，又遇到1946年的大旱災，面包、乳、肉，無一不缺，想想還是過去那種社會的生活好。更因為自己的妻子是日本籍，長女又在日本，將來後半生的寄托，除了日本更無別路。我受日本法西斯教育多年，看日本的一切都覺得順眼，尤其是認為以日本軍隊的“忠勇精強”，總會有捲土重來的一天。
我不但對以山田乙三為首的前關東軍司令官以下的戰犯，見面必先行禮，說話必敬呼“閣下”，即對於次級的人物，也是無話不談。那時日本戰犯中已經有人獲準釋放回國，我認準哪些日本戰犯有可能被遣返回國的，我就找機會接近他們，告訴他們浩住在那裏，希望他們回國後能為我捎個口信，告訴浩，衹要我還有一口氣，我一定要插翅飛到她的身旁，要她耐心等着。兩個孩子請她撫養好，等着我平安歸來。我甚至還打聽怎樣才能加入日本國籍，我以為我不可能回中國，回國後等着我的是死路一條，我衹有偷逃到日本去，加入日本籍。
在伯力收容所，有一個蘇聯翻譯叫別爾面闊夫，他在研究中國的歷史，要我為他寫些材料，如中國的婚喪嫁娶、儒教、佛教的情況等。我都給他寫了。他送給我一些紙煙糖果等日用品作為酬謝。我說：
“你需要什麽材料，我都可以給你寫，但你要幫我辦一件事。”
他說：“什麽事？”
我說：“我的妻子在日本，你要幫我和她取得聯繫，讓我找到她。”
果然過了些日子，他告訴我，他有一個朋友要到日本東京去，要我給浩寫封信交給他，他那朋友一到東京，往郵筒一扔就行了。我真是感激涕零，連忙寫好了那封信交給了他。不久，他告訴我，他的朋友已動身，此事已辦妥了。
不久，我又找別爾面闊夫。我說：
“你想個辦法把我送日本去好了，乘日本戰犯遣返回國時，把我也夾在中間。我回到日本，夫妻兒女一傢團聚，大恩大德，我忘不了你。”
別爾面闊夫大吃一驚，說：“你好大膽子！這事我辦不了。這件事你以後也別再對人講，別人知道了，將來你回到中國，共産黨决饒不了你。”
我聽了，也大吃一驚，從此不敢再提。
到撫順戰犯管理所
1950年7月28日，我和溥儀等一行，從伯力第45特別收容所出發，乘三等旅客列車南下回國。後來我知道解放以後中國政府經過與蘇聯政府的交涉，纔答應將我們這一批戰犯引渡回國的。
火車從綏芬河出發，經過牡丹江到哈爾濱時，已是晚上，深夜到達了長春。黑暗中聽到列車員報“長春”站名時，我不由得陷入對故土的沉思，衹是火車風馳電掣般地嚮前駛去，我的思路也隨着嚮前發展。8月3日中午到達瀋陽，火車停了下來。上來一些穿軍裝的人員，叫了溥儀、張景惠等人下車，坐進一輛轎車拉走，沒有叫我。被叫下車的人不知此去還能不能回來，嚇得面孔煞白，溥儀尤其表現得緊張。他下車後拉着毓嵣直往前走，說：“走！我領着你去見老祖宗！”我們這些沒有叫走的人，也是嘀嘀咕咕，很怕要分別處理我們這些人，也許我們是第二批處决吧？一個多小時以後，叫走的人又都回來了，一看他們的神色，我們就放心了。他們神色坦然，說東北人民政府高崗主席接見了他們，勸他們要安心改造，明確地說了不殺他們，中國有強大的政權，政權穩定，多殺一個人沒好處，少殺一個沒有壞處，並告訴他們將要送他們去撫順學習改造。招待會還預備了水果、茶點。車廂裏突然活躍了起來，大傢感到吃了顆定心丸，神情確實穩定下來。有的偽滿大臣居然猜測可能要被送到撫順去療養，從前他們曾去那兒療養過。明明是階下囚，怎能出此妄想呢？我可笑這些同僚們平日啖食魚肉慣了，連分析問題的起碼能力都喪失了。
火車離開瀋陽，行駛了一個多小時，就到了撫順車站。一下車，就使我們這些戰犯的頭腦猛地清醒過來，明白地知道我們的身份仍是戰犯。站臺上整整圍了大半圈戰士，手持上着刺刀的槍，圈外邊還放着一挺機槍，有機槍手看守着。我們每七、八個人被押上一輛卡車，卡車上有四名持槍的士兵站在四角拿槍頂着我們。有的人不識相，還想伸出脖子四下觀望，馬上被戰士喝令低頭。當這一連串有武裝押送戰犯的卡車在撫順市內駛過時，市民莫不駐足觀望。我們都灰溜溜地低下了頭，這時纔覺得自己是多麽見不得人啊！
卡車把我們送到一個大院裏停了下來。大院周圍高墻聳立，上面圍着電網。我明白了，這是監獄。
偽滿大臣中有人認識我們在押的監獄，說這就是日偽時期日本人蓋的撫順大獄，專為關押革命志士用的，沒想到現在用來關押我們自己了。正是用上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這句成語。不過解放以後，監獄裏已有了暖氣設備，比以前改善多了。
管理所的戰犯都編了號碼，身上別上號碼，代替原來的名字。溥儀的號碼是981號，我是1000號。我們彼此也用這些號碼相互稱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裏我生活了11年。
一件使我痛苦的事情
每當我百無聊賴，或夜深人靜睡不着覺的時候，一個潛伏的念頭總是像幽靈似的偷偷地爬上我的心頭。那就是我想念我的妻子和女兒。失去了他們，我變得孤獨。我常常懷念我們在萬壽西街寓所的那一段生活，“相依為命”真是再準確不過地說明了我們兩人的情況。也想到在大慄子溝臨上飛機時她滿懷深情註視着我的情景。誰會想到我們從此竟音信斷絶了呢？浩肯定也在想念我，衹是她不知道我現在關在東三省的鐵籠子裏。我們真像蘇軾詞中所說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我這種思傢的痛苦難免要流露出來，有時我和住在一個鐵籠子裏的三個侄兒閑聊時表示了想念的心情。那時管理所為了教育我們，常常搜集我們的思想情況，瞭解到我這種思傢的情緒。1951年11月，有一次李渤濤科長召集犯人講話時，突然講了下面一段話：
“有人到了現在，還念念不忘地惦記着他的日本人老婆。你不想想，日寇是想利用你，所以纔讓日本女人來同你結婚，為什麽你對利用了你的日本女人還這樣念念不忘呢？”
我聽了猶如晴天霹靂，五雷轟頂，因為當時正是抗美援朝形勢緊張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站穩立場，劃清界限，跟帝國主義作鬥爭，當時我這種情況不是正好說明我沒有跟帝國主義劃清界限嗎？而且我娶了日本老婆，日本帝國主義通過我的老婆利用我為他們侵略中國服務，浩會不會是特務呢？管理所領導在階級鬥爭形勢緊張的情況下對我提出警告是應該的。但我相信浩决不會是特務，浩同情中國，她自己就不滿關東軍趾高氣揚的驕橫作風。我們雖由日本軍方包辦而結合，但我們有純真的感情，我們都是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正是由於她願意當一名中國人，纔不斷喚醒我頭腦中殘存的民族意識，而共同痛恨日本軍國主義。我當時很難表白自己這種心情，感到十分痛苦。這時李渤濤科長找我來了，這個比我大約年輕二十歲的人竟說出了十分老練而婉轉的話：
“你想日本妻子和孩子是可以的，也是很自然的，但這與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戰爭侵略我國是兩回事。你要經常想一想，這些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使多少中國人妻離子散、傢破人亡？現在朝鮮人民也正因為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戰爭而陷入妻兒分散的局面。你為什麽老陷入自己小家庭的分離而不能自拔呢？這裏有一個站在什麽立場的問題。國難大於傢仇，我們要仇恨帝國主義，把註意力集中到反帝這一方面來。你不要因為想念老婆孩子影響學習，影響改造舊觀念，這樣對自己的身體也沒有好處呀！”
我一時語塞，竟流下了淚。誰說這裏沒有仁慈呢？這種既嚴肅又溫暖的語言體現着中國共産黨的改造政策。我雖然想念浩，可是當時的形勢我必須把反帝放在首位，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學習形勢、政策、時事方面。這就是站在人民立場上觀察問題。
海外來鴻
在大坦白大檢舉的滾滾浪潮中，我傾吐了過去的罪惡歷史，猶如洗了一個澡。洗去了污泥濁跡，感到輕鬆愉快了。在這時候，更使我感到高興的是我與久別的浩、慧兒、嫮兒又恢復了聯繫。
那是1954年8月與11月之間。一天，孫所長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讓我坐下，笑着問我：“想念妻子和女兒嗎？”
“不想。”我違心地回答着，因為1951年我已經因為想念妻兒受過批判。其實這幾年來何嘗不想念浩和慧兒、嫮兒呢？衹是因為我們是戰犯，不準和傢屬通信，所以我衹能把對妻女的懷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坎裏。我幻想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來割斷我倆之間這種纏綿不斷的相思。我希望我快點被判刑，我的罪惡已經坦白了，判了刑，我成了正式罪犯，浩就可以和我離婚，結束我們之間關係。其實不判刑浩也可以和別人結婚，我這個人不值得愛，她索性和別人另建立家庭，我也就死了這顆心了。當然還有一個更好的設想，那就是浩等着我，等我服滿刑，她攜着孩子翩然歸來，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要是這幾年內日本也變成中國那樣的人民民主國傢，那就更好了，浩也像我現在那樣地受着民主教育，她能夠改變她那種貴族小姐式的生活方式，那我們生活在一起就更沒有隔閡了。瞎！我真是鬍思亂想，我想到哪裏去了？這幾年來我就是這樣神魂顛倒地生活着。
孫所長見我神思恍惚，就提醒我給浩和女兒寫封信，他給寄去。管理所允許戰犯和傢屬通信了。這真是喜出望外的大喜訊，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出乎意外的是，孫所長還告訴我是慧生曾給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寫了信，要求她能夠與她失去多年聯繫的父親通信。周總理同意她的請求，並且把慧生的信批轉給了我。我用顫抖的手接過那封遠隔重洋寄來的信，目光落在信上：
我的中文雖然很拙劣，但請允許我用在日本學習的中文寫這封信……我的父親溥傑久無音訊，母親和我們都很擔心。我們不知給日夜思念的父親寫過多少次信，寄過多少張照片，但是從來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衹好望洋興嘆。
雖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卻是同樣的。我想，如果周恩來總理有孩子，一定能夠理解我們對父親的思念。一定能夠理解盼望與丈夫團聚，同時含辛茹苦地將我們撫育成人的母親的心情。
現在，中國與日本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但是，我們的家庭是由中國的父親和日本的母親組成的，我們全家人都真心實意地期望中日友好。這一心願是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攔的。母親盼望早日回到父親的身邊。我也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中日友好的橋梁，所以纔這樣拼命她學習中文。
謝謝，拜托了。請將這封信連同照片轉交給我的父親……
我讀着讀着，不禁哭出了聲！浩！你教育出了這麽好的女兒，能寫出這樣通情達理、善解人意的信件，而且從信中可以看出慧生像你一樣的熱愛中國，她要做個像樣的中國人，她還要從事中日友好的工作，這完全是你的意願呀！想不到我身陷囹圄九年，女兒們在你的哺育下已經成長起來了，我怎麽嚮你表達我的感激心情呀！我嚮孫所長表示了感謝，我很快給浩寫了信。信寫得很簡短，信裏說：“我現在在撫順。托慧生的福，我能給你去信。……”
我告訴她，是周總理轉給我慧生的信的；我還告訴她，周總理欣賞這封信。真的，捧着這封信，我覺得沉甸甸的，這裏面不僅寄托着浩、慧生、嫮生三顆赤熱的心，它還經過一個偉人的手，傳遞着偉人的溫暖。我捧着這封信，真是覺得手心灼熱，因而如醉如癡了。
我寫的信經過日本赤十字社，到了浩的手裏。母女三人反復地貪婪地讀着我的信。如今千山萬水隔不斷我們夫妻父女的感情，我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不久，我也收到她們三人的來信。我可以比較清楚地瞭解她們的情況了。慧生的中文信寫得很好，中國話也說得好，她正在讀中國文學和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她說如今中國是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傢，我不能不讀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聽說她還起了個中國名字，我想如果我將來釋放以後可以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話，慧生可以當我的助手。自從浩和我恢復通信以後，我在撫順管理所的生活似乎變得充實了。為了表達我喜愛兩個女兒的心情，我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詩：
寄慧、嫮二女
今生自分永沉淪，卻慶昭蘇大地春。
眼底光陰誠過客，瀛寰兒女已成人！
桑榆欲養阿爺志，朝夕無違乃母心。
時至會當回祖國，嚮東計日樂天倫。
1957年春日作
詩既表達了我對浩的感激之情，也流露了我盼望她們回來，我們全家團聚的願望。
由於我可以和傢屬通信，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全部戰犯也都可以和傢屬通信。感謝管理所給了我們這種方便。由於傢屬來信作了些思想工作，也推動了當時正在開展的坦白、檢舉工作。我覺得也要感謝慧生的努力，使我們獲得了這種幸福。我也和北京的弟弟、妹妹們通了信。四弟溥任，現在的名字叫金友之，他當了小學校長。四妹韞嫻和七妹韞歡當了小學教師。五妹韞馨是個縫紉工人，生活很好。她的子女都上了中學，她還學會了騎自行車。六妹韞娛是個畫傢。三妹韞穎還當了街道治安保衛委員，她還是個社會活動傢，經常到鄰里串門，宣傳新婚姻法。想不到當初我們這些嬌慵懶散的“金枝玉葉”，都在新社會中有了她們相應的地位。這使我感到高興和放心。我想到自己，也覺得放心。我相信共産黨，衹要我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我想黨一定會寬大處理我們，給自己以重新做人的機會。
元帥們的鼓勵
我這個想法，進一步得到了證實。
1955年3月間，有一天我和溥儀忽然被叫到所長辦公室去。一進門看見屋裏坐滿了一些戴着金光閃閃肩章的人。孫所長說將軍們非常關心你們的學習和改造，你們隨便談談吧！將軍們問了問我們的童年生活和偽滿時期的生活，特別問了問現在的情況，問我們對管理所的學習和生活有什麽意見。我和溥儀都如實作了匯報，一再感謝共産黨的教育和幫助，表示認罪，願意接受改造。有一位帶鬍子手中握着煙斗的人，我經常看新聞記錄片，認得他是賀竜元帥。他問溥儀：“你在這裏，與以前當皇帝時候相比，吃的東西哪個好吃？”溥儀回答說：“這兒好吃，我過去在皇宮裏雖然吃山珍海味，但都不知道味道。現在在這裏，二兩的包子一頓能吃六個。”賀竜又問我傢中還有什麽人，還嚮我問起嵯峨浩的情況。我告訴他，我們已經通信。賀竜問起以後的發展趨勢。我小聲說：“她在日本生活慣了，以後不一定會回來了。”賀竜笑着說：“人是可以改變的，我想她總有一天會回來的。”賀竜的話使我吃驚，但也看到了希望。我體會到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海洋般的寬闊胸懷，因而感到新生在望。賀竜最後敲着煙斗說：“不要光是認罪，你們要好好學習、改造。你們將來還能親自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實況呢！”後來，我知道那天還有聶榮臻元帥在座。在回去的路上，溥儀問我：“‘能看到社會主義’是什麽意思？”
我不敢說出我心中真正的想法，我覺得這裏隱含着我們還有被釋放出去的可能。回顧當初我們以為來到撫順一定要被槍斃的想法，未免覺得太可笑了。我說：“那是鼓勵我們要認真學習改造。”
“是的。”
當我們回到監捨，把元帥接見的情況告訴大傢以後，在同屋的夥伴中引起了一陣轟動：“恭喜你們，老溥、二溥。”我們那時已經被大傢簡化地稱作：“老溥”、“二溥”，有時叫“大老溥”、“二老溥”，說明原來的帝王之尊已經被推翻了。大傢都從元帥這些簡短的鼓勵的話語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親屬來訪
1956年3月10日，即第一次參觀後的第三天，我和溥儀、潤麒、萬嘉熙以及三個侄子毓yan、毓dang、毓贍都被通知到所長那裏去。我們都納悶：有什麽事要找我們呢？一到所長的接待室，發現原來闊別了十幾年的載濤叔叔和兩個妹妹來看望我們了。親人意外相見，真是喜出望外。七叔多年不見，雖已69歲，但臉色紅潤，健壯如舊。他首先告訴我們不久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他看見了毛主席，當時周恩來總理把他介紹給毛主席，告訴毛主席這是載濤先生，是溥儀的叔叔。毛主席和他握手後說，聽說溥儀學習得還不錯呀，你可以去看看他們嘛！說到這裏，濤七叔的聲音哽咽起來，我們全家都感動得流了淚，毓yan甚至痛哭出聲。七叔又說，第二天彭真市長又找到他，告訴他可以帶弟妹去撫順，並發給了旅費。三妹和五妹又搶着說，東北天氣冷，政府特地為他們發了棉衣。說着說着，她們又激動得哭了起來，這時在旁的孫明齋所長知趣地說：“你們慢慢地談吧！”帶着管理所的其他幹部退出了接待室，讓我們更方便地暢談。
傢人聚會，我們盡情地談了起來。七叔說到父親載灃在解放以後，由於周恩來總理的建議，曾被中央文史館聘為館員。他於1951年逝世，臨終時除了我和溥儀外，其他子女都在場，妥善地辦了喪事。他本人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也是全國政協委員，古稀之年，還參加了他最喜愛的解放軍係統的養馬工作，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時間。他說話時那種愉快的心情溢於言表，連我們也覺得高興。七叔還告訴我如今滿族的人口已由解放前登記的八萬人增為二百四十萬人。這是由於辛亥革命以後，清廷崩潰，滿族處境睏難，求職無門，一般的冒稱漢族，愛新覺羅的子孫也改姓金、肇、羅等，滿族凋零，生活也日趨睏難。衹有到瞭解放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平等友愛的大家庭，滿族人才敢於公開自己的身分。憲法公佈之後，根據人口登記的統計數字，滿族人口一躍為二百四十萬，這裏藴藏着少數民族的一把辛酸血淚。我自己是體會很深的。清廷覆滅，我成為末路王孫，不自量地妄圖復闢清朝，鑒於自己沒有力量，衹有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也已崩潰，我成了階下閃。我固有自己應負的罪責，但我又是個沒落的滿族，更沒有好下場了。七叔的講話卻給了我信心，中國共産黨的民族平等政策使我認識到衹要我認罪改造，我是有出路的。七叔還鄭重地告訴我祖宗的陵墓都保護得好好的。我放心了。我想起已故的父親載灃，不由得從心裏說：“阿瑪！不孝男溥儀、溥傑對不起您，連累您晚年牽腸挂肚地想着我們，臨終時我們也不能前來送別。現今是共産黨領導下的新社會，我們兄弟倆要認真改造自己，您老人傢放心吧！”
七叔和三妹、五妹整整和我們談了一天半。他們住在撫順市東公園專傢招待所，溥儀也被管理所用專車送去同他們敘談。他們參觀了管理所的伙房、浴室和監捨，覺得這裏的條件很好，和學校差不多，他們也放了心。
慧生殉情
自從和浩、慧生、hu生以及北京的弟妹恢復通信以後，我覺得生活變得充實了。管理所大墻內的天空似乎也變得寬闊了。我天天盼望海外來信。我通過信和妻女們交談着，覺得生活有了盼頭，我等待着有朝一日走出大門與傢人團聚。慧生的中文信寫得很好。她攻讀中國文學，已經讀了林語堂的《京華煙雲》，中文版魯迅的《彷徨》，甚至讀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這使我想起她周歲的時候，為了占卜孩子的未來，讓孩子在一個擺着各種各樣東西的盤子裏隨意抓東西，抓到什麽就意味着她將來有什麽樣的前程。慧生居然抓着離她最遠的筆。這使我覺得很高興，孩子與筆墨有緣，這就能繼承我將來的事業了。現在她真的喜歡中國文學，而且已經知道愛新覺羅傢的門第，她要使她自己能夠有足夠的文學素養可以繼承起書香門第的傳統。我的慧兒！你讓我得到多大安慰呀！你給了我多大的信心呀！如果我要是改造不好，怎麽對得起你們呀！慧生要考大學了，她想報考東京大學哲學專業。她來信徵求我的意見，我說：“尊重你本人的意見。”親友們不同意，說讀哲學容易被赤化的；有人說報考東京大學哲學係的女生衹有慧生一個，混在男生中間，耳鬃廝磨，又談論哲學，時間長了，弄不好姑娘的性情發生變化，萬一變成個獨身主義者怎麽辦？於是慧生動搖了，她决定參加學習院的考試，報考國文專業。我想這也不錯，將來她可以把日本的古典文學介紹到中國來。我和浩、還有慧生，不是都願意作中日友好的橋梁嗎？
浩可是很久沒有來信了。1954年11月26日她來信說，為了鼓勵我和溥儀學習和寫作，她要送給我們兩人各一支自來水筆，她將托正在日本訪問的李德全部長帶回來。現在已是1958年1月了。李德全部長早已於1957年底回國，怎麽還沒有把筆送來呢？浩本人也遲遲不來信，出了什麽問題嗎？真使我不放心。1月26日，管理所收到李德全部長帶回來的已回到日本的前日本戰犯寫給目前仍留在管理所內日本戰犯的信，因此我覺得我的筆也快捎來了。
但是浩的信仍沒有來。
望穿秋水。1月28日，浩的信終於來了。同時到達的還有浩的妹妹啓子的信。拆開一看，真是晴天霹靂，我的慧兒她自殺了。難怪浩沒有給我來信，她正陷在難以自拔的悲痛之中。過了一段時間，我纔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慧生在學習院認識了男同學大久保武道，兩人相愛。浩的心思是她既嫁給了中國人，她就是中國人，女兒也是中國人，應當嫁給個中國人，而且應該是滿族。浩這種熱愛中國的想法，始終讓我感動。當我長期以來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復闢清朝，同時又因受日本欺侮深感屈辱內心陷於極端矛盾的時候，常因浩的反抗日寇橫行霸道的情緒而增強了自己的民族意識。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不如一個加入中國籍的外國女人呀！我要保持中國人的尊嚴。但是在兒女婚姻問題上，應該是尊重本人意願的，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阻礙女兒和一個日本人結婚。我想起慧生在最後一封信中就告訴我她有個男朋友，她很喜歡他，但沒有提到結婚，也沒有說明她的母親持反對態度，衹是問我她該如何辦？我想我是有罪之身，長期不和女兒在一起，也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實在沒有資格來答復她這種問題，因此回信中衹說我不瞭解情況，希望她照母親的意見辦。這使得慧生非常失望，她本來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結果得不到我的支持，衹好走上了絶路。她和大久保兩人，1957年12月4日下午7時相約在日本靜崗縣天城山隧道到八丁池之間開槍自盡。五天之後遺體纔被人從一棵百日紅樹下發現。兩人依偎着，手槍已經射穿了太陽穴。慧生實由我而死，要是我能給她些支持的話，或我再勸勸浩，她是不至於走上這條絶路的，我又增加了罪孽。
慧生殉情的消息很快傳遍了管理所。當天管教科金源科長找我談話。
金科長安慰我說：“人總是要有一死的，不過你的女兒正在求學，不到死的年齡，正是奮發有為，力求上進的時候，她的死令人可惜。你不要難過，要化悲痛為力量，更好地學習改造。你要認識到這件事你也是有責任的，因為你不在傢裏，不和老伴在一起，你不能對女兒進行工作。假如你要是和老伴在一起，你直接做一點工作，這件事也會處理得好一些，你女兒也不至於自尋短見。你要從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罪過，因而增強改造的勇氣。女兒已經死了，人死不能復生，你已經失去了女兒，再悲痛也沒有用。你要更加愛護剩下的這個女兒，讓她健康地生長。不要過於悲傷了。”
天哪！這比父母還親切的安慰，我哪能不感動呢？我又一次掉下了淚。是的，為了浩，為了唯一的hu生女兒，我要擦幹眼淚，堅強地生活下去。第二天，我就給浩發了信，我寫信時仿佛慧生還活着，難以相信她已經去世了，我嚮浩懺悔了我的罪過。我寫道：
我把將來的一切全部寄托在慧生和hu生身上了。我之所以能經受種種磨難，活到今天，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和兩個女兒和浩團聚……這是為什麽啊！？天各一方，身為父親不能為女兒做任何事情，這是我終生的遺恨。如果說誰有罪的話，那就是我，是身為父親的我……
我縱使一千遍一萬遍檢討我的罪過，也已經晚了，因為慧生畢竟已經離開我了。1月30日，就在我最悲痛的時刻，浩和女兒托李德全部長捎給我的金筆寄來了。握着金筆，想到寄筆給我的慧兒已經不在人世了，不覺潸然淚下。我夜不能寐，神魂顛倒，在夜深人靜之際寫下了三首懷念慧生的詩。
哭慧女三首並序
嗚呼慧兒！吾三十有二生汝，五十之年喪汝，在此駒隙十八年中，因我之故，曾使汝煢孑東籬寄食，復使汝焦側北京上書；還使汝瑩雪成恨，禍發天城荒麓；終使汝棄樂習文，反緻溝通中日文化大志成空。還使……罪鹹在我而禍偏及汝。
（一）
嗚呼慧兒！吾為汝父，
負汝實深。死者已矣，
生者何堪？有母飄零；
有妹無告，罪鹹在我，
苦汝深矣！負汝深矣！！
嗚呼慧兒，偏有此父。
已矣已矣，恨何有極！！！
（二）
嗚呼慧兒，吾為汝父，
而悼汝哭汝，悼也無及，
哭亦奚益！生睽萬裏，
死亦殊途，清夜捫心，
徒濺空淚。嗚呼慧兒，
嗟何及矣。
（三）
嗚呼慧兒！吾伏枕哀吟，
汝不可聞。我懺我慟，
汝豈或知？嗚呼慧生！
汝其瞑目於地下，
乃父將迎爾骨還吾故土。
嗚呼哀哉！
慧生死後，浩為了紀念她以及自己這顛沛流離的一生，寫了《流浪的王妃》一書在日本出版，來信叫我寫序。未見過書的內容而寫序的可能就是我一人，但為了懷念慧兒並懺悔自己，我還是寫了序並附上這三首詩，詩後還加上了三首律詩：
情到難堪愈見情，曾誇吾女有shi縈。
螢窗識我哀成錯，鮒轍呼誰渴望營。
永世別來長恨處，廿年夭折可憐生。
瞑懷前後空餘淚，咄咄書空慧字名。
誤盡生平愧掌珠，纍她齠稚寄人廬。
十年夢裏猶呼父，萬裏瀛寰更上書。
骨血自連心臆痛，恩情寧為死生殊。
無邊悔恨無窮淚，清夜捫心暗悼初。
噩耗遙傳尚半疑，分明笑貌憶平時。
空垂老淚瞻爾母，自作餘殃禍我兒。
豈計幼聰偏命薄，備嘗死別復生離。
鼕窗暗焰寒燈下，伏枕低吟悼女詩。
序寄走後又過了一月，到12月4日，是慧兒遇難的周年忌日了，我不覺悲從中來，又吟一律：
兩眼未幹哀兒淚，去年今日又並年。
荒山碧血真吾恨，遺牘與我倍汝憐。
無用心情傷事後，那堪言笑憶生前。
老妻弱女天涯外，一度思量一黯然。
兄妹喜相逢
1960年12月6日，我和其他幾個獲得特赦的人員登上了駛往北京的火車。火車在原野上奔馳着，我的心也奔馳着，恨不得一步就到北京。沿路美麗的風景，看得我心花怒放。12月7日下午，火車到達北京。一出北京車站，寬闊的馬路，清潔的街道，兩旁的高樓大廈都讓我眼花繚亂。路上穿着深藍色中山裝的行人個個顯得精神飽滿。我禁不住想衝着人們喊一聲：“北京，我回來了！”那天，車站上沒有來接我的人，因我這事先沒有寫信告知五妹具體回來的日期，他們衹是籠統知道我將於最近回來。撫順戰犯管理所也沒有派人護送我回北京。我一出車站，就陷入了汪洋大海般的人群中。屈指算來，我離開北京十六年了，北京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確使我難以相認了。我衹知道五妹住在西城前井鬍同8號，自己坐車到西四，在西四附近轉悠了半天，夜裏8點多才來到五妹傢裏，讓五妹和老萬吃了一驚。但我還是高興的，我原是北京人，後海一帶是我誕生之地。我在這童年經過的地方躑躅徘徊，尋覓舊蹤，以一個真正自由人的身分回到了傢，該有多高興呀！老萬對我說：“聽民政局的同志說，你要回來了，可不知道你今天就來了呀！”我說我心裏着急，恨不得一步就趕到傢呀！五妹那時在一傢小飯鋪當出納，老萬自回傢後在編譯社工作，外甥兒女也都在上學和工作。那一夜我們一傢共話傢常，暢談別後情況，一晚上都在歡樂中度過。
第二天，老萬陪我到派出所報了戶口。我們先到載濤七叔傢，又去看望了四弟溥任、二妹、三妹、六妹、七妹等。大傢見面，都是驚喜交集，愛新覺羅這一傢畢竟歡喜地團聚了。看到大哥溥儀則是在稍隔幾天之後，那時他在北京植物園工作，離得較遠。民政局的幹部通知他到五妹傢來看我。他見了我，上來叫了我一聲：“二弟！”緊緊地擁抱我，就哭了。我也哭着叫他“大哥！”我倆分別一年，歡慶自己的新生，情不自禁地流了熱淚。
12月12日，市民政局通知我搬到崇內旅館去居住。去年大哥特赦以後也在這裏居住過個時期。我和其他被特赦的人員組織起來參加學習和參觀。我們每天有一定時間學習，民政局組織我們參觀解放以後的工農業發展情況、名勝古跡和重要建築物，讓我們看到北京市的飛躍發展，瞭解北京，熟悉生活。
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
就在回到北京後的不久，1960年年底以前，市委統戰部通知我：周恩來總理要接見溥儀和我兄弟倆。一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又高興又緊張。敬愛的周總理！我雖然沒有見過您，但我早就仰慕您。您對慧生上書的指示，您准許我和浩、慧生等通信，已使我感到您是一位傑出的通情達理的完全瞭解群衆心理的國傢領導人，我極願一睹丰采，當面表達我的謝忱以及我今後為國傢為人民服務的心願，可是我長期在戰犯管理所拘禁，沒有機會會見國傢領導人，真不知見了您該如何說話，我的心有些緊張。
那天晚上，汽車把我們兄弟倆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廳。我第一次見到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總理確實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在和他接近時不知不覺就解除了緊張的感覺，輕鬆起來。他先問我在撫順管理所十一年的生活、學習情況，回到北京後的觀感，嚮我談到政府實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他對薄儀說：“你在清末當過皇帝，這不能歸你負責。可是在偽滿那一段，那就完全是你的責任了。”然後直截了當地嚮我提出：“你希望做些什麽工作合適？”
其實這也是長期盤桓在我心頭的一個問題，我今後做些什麽工作好呢？我要走什麽樣的道路呢？撫順戰犯管理所的11年生活使我已經樹立了一個牢固的念頭：我要做一個勞動者。於是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願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無論工廠或農村，我都願意去。”
總理聽了我的話，不覺笑了起來，衝我微笑着說：
“你的意見我是理解的，你說說心裏話，你到底希望做些什麽工作呢？”
總理的話似一股暖流傳遍了我的全身，我解除了任何顧慮，願意嚮這位偉人傾吐我內心的想法。我想我從小熟讀古書，喜歡做詩；我還愛好書法，喜歡京劇、相聲等文藝。我說：“我想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做些文學和歷史研究，或者藝術方面的工作。”
總理點了點頭說：“還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好。”他把身子轉嚮溥儀說：“根據你的體會，你說是不是先從事一點輕微的體力勞動，熟悉一些情況好呢？”
溥儀說：“是的。我在植物園勞動，深感縮短了我和當前社會的距離。我通過勞動實踐，接觸到本部門以及社會上的事和人，我就瞭解了社會，感到祖國的可愛，增強了我作為新中國公民的責任感。”
總理表揚溥儀說：“你說得很好。說明你這一時期參加工作，參加勞動，收穫是很大的呀！”
那天晚上的談話基本上確定了我的就業方向，我也同意大哥溥儀的意見，參加勞動實踐對我來說確也是必要的。幾天以後，我就被通知到景山公園管理處工作。開始了我特赦以後的新生活。
西花廳的除夕晚餐
就在我回到北京參加工作以後，我的傢屬就在為我醖釀重建家庭。我回來了，浩回來不回來呢？我們夫妻倆該不該團聚呢？大傢都認為破鏡應該重圓，當年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建立起來的政略婚姻現在已經完全有了嶄新的內容。事實已證明我們夫妻倆的感情是深厚的純潔的，在熱愛中國和中日友好這個大目標下，我們夫妻倆的感情更加鞏固，沒有理由再讓我們天各一方了。
使我難忘的是我最敬愛的周總理也在為我的生活問題操心。溥儀特赦以後，周總理就和他提過物色對象重建家庭。現在他老人傢也考慮到我和浩的團聚問題。1961年2月3日，北京市委統戰部廖沫沙部長召集我的傢屬進行座談，商討我和浩的團聚問題。座談會上我的弟妹都主張兄嫂應該團聚。會後潤麒和三妹、老萬和五妹就來到崇內旅館我的住地。商量用他們幾個人的名義嚮浩發出一封邀請信，告訴她我已特赦回京，歡迎她回國與我團聚。他們也敦促我嚮浩寫信，誠懇地請她回國。請浩回來，這本來是我心頭醖釀已久的宿願，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朝思暮想的就是我能獲釋，她能回來，重建家庭，像一個普通老百姓那樣地平靜地過日子。歷史上東漢梁鴻孟光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的故事，多麽讓我嚮往呀！我很想重建家庭，但我沒有給浩寫信，因為在親屬醖釀我倆團聚的問題上，極力持反對意見的是大哥溥儀。他因為仇恨日本帝國主義，對作為日本人的浩極端不信任，總覺得這是日本派來監視他的特務，一直對浩有戒心。我娶了個日本妻子，他認為就是我犯下的天大錯誤。我理解他這種固執的偏見，但又埋怨他不理解我和浩之間純正的愛情。他是我的長兄，弟妹們對他都無可奈何，我也惴惴不安，深恐我寫信邀請浩回來的事會惹怒大哥。因而不敢輕易寫這封邀請信。
在這關鍵時刻，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出頭來調解我們之間的矛盾了。1961年2月12日下午，總理請我們愛新覺羅傢族到他傢中共進晚餐。接到請柬的除我以外還有七叔載濤、大哥溥儀、四弟溥任、二妹妹和二妹夫鄭廣元、三妹韞穎和三妹夫郭布羅·潤麒、四妹錫嫻、五妹韞馨和五妹夫萬嘉熙、六妹韞娛和六妹夫王力民、七妹韞歡等人。同時在座的還有中央統戰部徐冰副部長、北京市委統戰部的廖沫沙部長，還有北京市民政局的幹部等。那天是舊歷十二月二十七日，快到除夕了，天氣晴朗，西花廳裏喜氣洋洋，洋溢着節日的氣氛。總理和鄧穎超大姐一直張羅着招待我們，為我們沏上了芳香四溢的碧蠃春茶。總理直截了當地說：
“今天請你們來一起過年。另外和你們商量一下溥傑的家庭問題。他出來了，他的夫人還在日本，要不要邀請他的夫人回來一傢團聚呢？”
大傢思想沒有準備，一時出現了冷場的情況。我也沒有想到總理為這件事把我的傢屬全都請了來。我望着總理那親切慈祥的面容，心裏直翻騰。我想：總理呀！您對我一個有罪之人如此關懷，叫我怎樣報答您呢？
總理看見大傢不說話，就說：“怎麽樣？找個年紀大的先說怎樣？”
他點名要溥儀先說。大哥溥儀果然發表了他不同意浩回來的意見，理由是他痛恨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日本侵略者對他的迫害使他心有餘悸，一提起日本人他就害怕。我和浩這樁由日本軍國主義者包辦的政略婚姻隨着日本的戰敗理所當然應該解體，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
“其他人說說吧！”
這時四弟溥任說了話：“我歡迎嫂子回來和二哥團聚，他們夫妻倆是有感情的。我們不應該拆散這一對有感情的夫妻。至於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我們大傢可以幫助嫂子思想進步。”
緊跟着發言的是七妹。她不慌不忙地說：“我覺得讓嫂子回來沒有關係。二哥回來了，應該讓嫂子回來和他團聚。夫妻團圓，人之常情嘛！再說日本女子講究‘從一而終’，我們沒有理由不讓嫂子回來。至於嫂子是個日本人，對中國的社會生活不適應，我們大傢幫助她，她會慢慢適應的。她的思想狀況，經過大傢幫助，也會進步的。”
隨着老萬、五妹、潤麒、三妹、四妹等都發表了贊成浩回來團聚的意見，連年邁的七叔也同意浩回來。
這時在一旁聽着大傢討論的鄧穎超大姐說話了：“肚子餓了吧？吃了飯再說吧！”
我們這次集會是下午4：30開始的，現在已經6：00多了。說句實話，肚子確實也饑腸轆轆了。總理也忙着說：“咱們不說了，先吃飯吧！快到除夕了，咱們吃頓餃子過年吧！”
我們在一個小飯廳裏吃年夜飯。一共擺兩桌；總理和鄧大姐、載濤叔叔以及我們兄弟們坐一桌；另一桌是徐冰同志、廖沫沙同志以及潤麒等人。桌上端上了熱氣騰騰的餃子，還有很多菜。我記得有一盤蒸得很爛的鴨子。總理和鄧大姐不斷地為我們夾菜夾餃子。我們還飲酒，飲的是茅臺酒。我的弟妹中很多人還是第一次飲茅臺酒呢！最後端上的是一鍋紫糯米甜粥，這是別人送給總理的好米，總理用來招待我們了。吃飯中間，鄧大姐看見潤麒那一桌男人多，就說：“你們這桌年輕人多，吃得多，我們這桌來支援你們吧！”說罷就把我們這桌多餘的餃子和菜往那桌上端。大傢覺得在總理身邊吃的這頓年夜飯吃得舒適溫暖，真是一生難忘。
吃完飯稍事休息，總理又組織我們繼續討論剛纔的話題。大傢的意見也都是希望浩回來，就連最初不同意浩回國的大哥溥儀，最後也不堅持他的意見了。
這時總理說：“請浩回來還是可以的。這麽大的一個中國怎麽會容不下一個日本女子呢？人是可以轉變的嘛！我們把嵯峨浩接回來，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她和溥傑生活得很和諧，建立起一個美好的家庭，這是好事；一個是可能彼此失望，那就讓她再回去。她想回日本也可以回去，來去自由嘛！嵯峨浩要是來了，大傢要幫助她進步。她是由一個不同的社會制度國傢來的，對於我們的社會，不會一下子就理解。大傢要耐心地幫助她，不要操之過急，不要有什麽顧慮，要多和她接觸。”
在座的人都一一答應了。總理也覺得很高興。這次接見一直到晚上8：30纔結束。大傢從西花廳出來，被分頭送回自己的傢中。我在整個接見過程中，一直沒有說話，但心情激動。總理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事務中為我們夫婦倆的團聚而操勞。總理對我的恩德真是比天還高，比海還深。總理對我的恩情我沒齒不忘。就在那天晚上，總理親口囑咐我寫信邀請嵯峨浩回來。我回傢後含淚給浩寫了封信，我寫道：“我們現在有了偉大的共産黨，有了恩人周總理，我們可以團聚了。您回來吧！弟妹們在盼着兄嫂團聚，我也在盼我們夫妻重逢。我已經等了十六年，即使等白了頭，我也要等你回來，把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重建成一個幸福美滿的新家庭。等着您的答復。”
我的這封信以及親屬的邀請信，總理都請人帶往日本，親自交給了浩，並徵求了浩的意見。實際上，在這以前總理已經派人和浩取得了聯繫，浩已有充分的歸國準備。因此當這兩封信到達浩手裏以後，浩就整裝待發了。
舊時燕子今歸來
浩是在1961年5月回到中國的。在動身前，我與她通過幾次信，告訴她我已做好了一切準備。她回來時，有哪些人要和她一起來，都可以來。浩告訴我除了她和女兒hu生外，還有嶽母嵯峨尚子、她的妹妹町田幹子、我當年的同事、日本投降時曾任清東陵守備隊的守備人員宮下明治同來。當時中、日還沒有建交，從日本到中國來要繞道香港。事後聽說，日本人回中國，浩還是第一個。所以他們要辦理入境簽證，比較費事。他們這一行在香港滯留了一些日子。
我和五妹夫萬嘉熙在1961年4月26日晚20：30坐火車去廣州迎接浩回來。4月28日晚23：00到達廣州，住進了愛群大廈。因為浩一時不能回來，在大約半個月的時間裏我和老萬就在廣州等待着，每天有人陪我們參觀名勝古跡，看電影。但實在沒有心思看下去。我們度日如年似地度過了這十來天。
我終於接到通知，浩一行將於5月12日到達廣州。我和老萬在指定的時間內到車站去接他們。這是從深圳開往廣州的列車。我和老萬進月臺去迎接，眼看列車到站，慢慢地停下來了，旅客們從車廂下來涌嚮站臺的出口。這時我看見幾個婦女正從車廂的梯階走下來，憑我的直覺，那是浩！沒有錯，長時期苦難歲月的煎熬，她的額頂也平添了皺紋，她也老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認出來，這是浩。她身穿黑織錦的旗袍，這是為了表示她要回國做一個中國女人，因而穿了中國旗袍。她手裏捧着一隻方盒，那一定是慧生的骨灰盒，我感到心裏一陣痛楚。我的慧兒，你回來了，可惜我衹能見到你的骨灰，再也見不到你那美麗活潑的倩影了。我的心怦怦跳動着，和老萬默默地迎上去。浩已經看見我了，她也嚮我走過來。我倆凝視着，長時期別離後的重逢，本來有千言萬語要傾訴，這時卻反而說不出話來。
還是浩先開口，她欠了欠身，喃喃地說：“我對不起你……”她的喉頭像堵住了似的。
“你什麽也不要說了……”我走上前輕輕地接過那衹骨灰盒，把它抱在懷裏，就像我當初摟着我那五、六歲的慧兒一樣。這時hu生上來叫了我一聲“爸爸！”她已是個21歲的姑娘。我從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影上依稀看到了當初那個稚氣十足的孩子。看到hu生，想着慧生，我的心碎了。我招呼了我的嶽母、幹子夫人和宮下先生，隨着人群走出站臺。在走嚮旅館的馬路上，我用一隻手抱着慧生的遺骨，另一隻手習慣地輓住了浩的臂膀。在日本，當初我和浩結婚時，我們就是這樣輓着臂膀走路的，hu生又緊緊依偎着我們。16年的歲月是漫長的，但現在當我和浩輓着臂膀一道走路時，我覺得這個漫長的歲月結束了，我們的新生活開始了。我想起了宋人吳文英的《憶舊遊》詞：
葵夢迷煙處，問離巢孤燕，飛過誰傢？故人為寫深怨，空壁掃秋蛇。
我寫字時筆鋒柔婉飄逸，那實在是在流灑着我那難以擺脫的一腔離愁。現在舊時燕子歸來了，我的心裏充滿了希望，讓我們重築新巢營建新生吧！
在廣州的第一天晚上，我們一傢三口縱談往昔的生活，以往的回憶是辛酸的，我和浩都覺得不堪回首，尤其我想起偽滿那一段黑暗的日子，更覺得羞愧難當。我們更多談的是今後如何從頭做起。最高興的是hu生，她用年輕姑娘特有的銀鈴般的聲音嚮我們講述着她的過去，以及她初到中國時難忘的印象。這聲音總使我想起我從前常聽到她那清脆的童音。
我們在廣州住了三天。5月15日早晨6:30我們坐火車回來。5月17日早晨8：05到達了北京。
護國寺街52號
一出北京車站，我的弟妹幾乎全部都來接我們了。浩一眼認出了三妹，高興地上前握手。她倆在日本時就熟悉得像親姊妹一樣。汽車把我們送往新居，一路上浩註意着金碧輝煌的故都建築以及大量新蓋的高層建築。她註意到我們這個新國傢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汽車在護國寺街52號門前停下。這是我們的新居。這所房子原本是父親醇親王的産業，他買了一些小房子分給我們兄弟幾人居住。這所房原來就打算分給我的，但我一直沒有住過。在我搬進來住之前，是一所工廠使用着。當我們從廣州回到北京，很短的時間內，工廠已經遷出，小四合院被油漆一新，安置着沙發、軟床等新式傢具。當時家庭私用電話還很少，但是我們傢裝上了電話，連鍋碗瓢勺都準備好了。還有一名保姆照顧我們的生活。這一切都使浩驚喜若狂。她問我：“誰為我們安排了這樣好的居住條件？我懷着感激的心情告訴了她一個人的名字：“周恩來。”
“他那麽忙，還能照顧到我們的生活？”
“因為我已經獲得特赦，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了。”
“我們在庭院裏種些花和樹吧！”浩說。
我馬上表示同意。我還告訴她，我正在景山公園勞動，種樹還算是本行呢？我倆後來確實在小院子裏種花植樹，把它打扮得像花園一樣。浩很滿意。
我帶浩到景山公園去，把她介紹給王師傅。浩對王師傅深深地鞠了個躬，連說“謝謝”。
我和浩有時還上街到西四一帶購物。有人從浩的舉止上發現她像個日本人，註意地看着她。浩總是友好地微笑，甚至不管對方是不是認識她，主動地告訴他們：“我是中國人。”
周總理把浩比作王寶釧
浩會見敬愛的周總理的時候終於到來了。1961年6月10日上午11：30到下午4：30之間，周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舉行招待會招待剛從日本來華的嵯峨尚子、嵯峨浩、町田幹子、宮下明治以及我們愛新覺羅傢族成員。在座的還有著名作傢老捨先生、戲劇傢程硯秋的夫人、日本在華人士西園寺公一以及徐冰、廖承志、廖沫沙、童小鵬、羅青長等。
我們一傢和我的弟妹都在護國寺我的傢裏等着，大約11時左右，廖沫沙派車來接我們到西花廳去。那天總理很高興，談笑風生，談了好幾個問題。我們傾聽着總理的談話，都沉醉在和煦的春風中。
總理先從到會的成員談起，他說：“今天在座的有過去的皇帝、皇族。比如西園寺就是公爵的後代，但他不願意要這個爵位了。尚子夫人、浩夫人、幹子夫人都是侯爵的後代。載濤是貝勒，他是光緒的弟弟、宣統的叔叔。溥儀先生是皇帝，‘滿洲國’我們不承認，但宣統我們是承認的。溥傑是皇帝的弟弟，嫮生是日本貴族的外甥女，又是中國皇族的女兒。溥儀、溥傑的弟弟妹妹過去也都是皇族，現在變化了。溥儀先生研究熱帶植物，還能勞動，自願參加勞動，對勞動有興趣。溥傑先生在景山公園研究園藝，半天工作，你還要照顧一下你的家庭。弟弟妹妹的情況，那是你們都知道的了。三妹是東城區的政協委員，我是全國政協的主席，從這一點說，我們還是同事。五妹曾做過服務員，現在做會計，她完全是自我奮鬥。四弟溥任在學校教書。六妹是畫傢，字寫得很好，現在是藝術傢了。七妹是小學校的教導主任、模範工作者。你們在街上走，誰能認出來是過去的皇族呢？妹夫們也都有了變化。過去這些皇族、官僚、貴族，今天都變化了，當了工人、職員或教員。”
總理這麽一講，我們都覺得在我們這些人身上發生的變化是多麽光榮呀！
總理接着又嚮我們介紹在座的滿族知名人士，像老捨先生、程硯秋夫人。總理說程硯秋是中國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傢，1957年由他和賀竜元帥介紹他入黨，第二年不幸去世。他問浩：“你有聽唱片的愛好嗎？”
浩說：“很喜歡。”
總理說：“我可以送幾張程硯秋的唱片給你，我很喜歡聽他的唱片，睡不好覺時，就聽一聽。”
由這裏總理講起了滿族的問題。總理說：“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它做了許多壞事，所以滅亡了。但也做了許多好事：第一件，把中國許多兄弟民族聯在一起，把中國的版圖確定下來了，九百多萬平方公裏。第二件，清朝為了要長期統治，減低了田賦，使農民能夠休養生息，增加了人口，發展到四萬萬人，給現在的六億五千萬人口打下了基礎。第三件，清朝同時采用滿文和漢文，使兩種文化逐漸融合接近，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清朝雖然曾使中國一度強盛，但最終還是衰敗了，這應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數貴族負責，滿族人民是不用負責的，他們也同樣受到災難。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對的。溥儀先生當時纔幾歲，他也不能負責。載濤先生當時是大臣，要負一部分責任。至於滿洲國時代，溥儀、溥傑都應該負責，當然更大的責任應由日本軍國主義來負。”
說到這裏，我和溥儀都不停點頭，我們哪能忘記我們自己應負的罪責呢？
總理又往下說：“現在的問題，是要恢復滿族應有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後，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政府歧視滿族，滿人不敢承認自己是滿族，幾乎完全和漢人同化了，也分不清了。民族將來是要互相同化的，這是自然發展的結果，但不能歧視，不能強製。因此現在還要把滿族恢復起來，事實上1949年以後已開始這樣做了。”
因為我和浩在座，浩又是剛從日本回國，在這之前曾經有過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總理專門就此談了談：“戰爭結束，偽滿洲國崩潰之際，我們曾下過命令，找到在東北的愛新覺羅傢族，要加以妥善保護。但命令好像沒有貫徹到基層，讓你們受苦了。現在溥傑和浩夫人已經團聚了。當初王寶釧等薛平貴等了十八年，浩夫人也含辛如苦地苦守寒窯十六年，你們比他們還差兩年呢！不過王寶釧等薛平貴是為了讓薛平貴做皇帝，現在浩夫人等溥傑，是為了讓溥傑做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榮公民。浩夫人是日本人，同中國人結了婚，現在已經是中國人了。我歡迎你做中國人，參加中國的社會活動。我講的這樣多，浩夫人還要再看一看，看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看看是不是這麽回事。哪一年覺得不適宜了，什麽時候都可以回去。如果回到日本，比較一下，覺得中國好，還可以再來。來去自由，我可以保證，我可以簽字，我相信你不會要我簽字的。”
總理愈說愈高興，還和我們談起了我們的兩個女兒。他見過慧生寫給他的信，他說他喜歡慧生那樣勇敢的孩子，年輕人是需要勇氣的，他希望我們能送給他一張慧生的照片。至於嫮生，看來他已經知道嫮生並不想留在北京，因為她從小是在姥姥傢長大的，浩希望嫮生留在北京，嫮生不願意。我們家庭內部正在發生矛盾。於是總理說：“嫮生願意回去，可以讓她回去，不要勉強她留下。青年人變化多，以後想來，隨時都可以申請護照。如果不來中國，同日本人結婚，又有什麽不好？唐太宗把公主嫁給西藏王，漢藏通婚。嵯峨傢把女兒嫁給愛新覺羅傢。愛新覺羅傢的女兒又嫁給日本人，有什麽不好呢？”
總理的一席話使正在躊躇的嫮生十分感動。總理已經講了很長時間的話，我們也該吃飯了。那天擺了三桌，總理談笑風生，席間愉快地和來賓一一交談着。我記得豐盛的午餐中有一碟清蒸鰣魚，我特別告訴浩，這是中國一道名菜，它的魚鱗可以食用，味道有如日本的鯛魚。使我難忘的是以總理為首的首長都來為我們的新生活祝福。我和浩一一感謝首長的關懷。
飯後總理又嚮浩表示了她和中國人結婚，今天又到中國來，這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徵。中日兩國有近兩千年的來往，我們應該努力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恢復邦交，發展中日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總理特別擔心浩不習慣於中國的生活。那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處於睏難時期，生活水平比較低。浩對總理對她的愛護關懷，都銘記在心，表示終身要為中日友好事業努力。我們臨告別時，總理親切地對嫮生說：“我剛纔對你說的話，你有什麽意見？”
嫮生滿含着淚水，對總理鞠了個躬說：“我從心裏尊敬你”
過了兩天，總理又請浩和尚子夫人等日本朋友一起觀賞了京劇《楊門女將》。總理意味深長地對我嶽母說：
“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兩國人民要將五十年來的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掉。”
幾天後，尚子夫人、幹子夫人等到外地參觀遊覽。回日本前，嫮生特地買了幅周總理的絲綉像，帶回去留作珍貴的紀念。
從此以後，我和浩過着美滿的家庭生活。我下班後就和浩種花蒔竹，聽收音機，讀報議政，品茶嘗菜。對我們這樣過盡離亂生活的人來說，這重建的家庭是多麽溫馨可愛呀！常到我傢來的是大哥溥儀。我們都尊敬大哥。他愛吃用雞蛋面粉裹着炸的紫蘇葉子。浩特地在院裏種上一小塊紫蘇，長好後做成菜給大哥吃。大哥也覺得浩體貼人，逐漸改變了過去的看法。
在大災難的日子裏
正當我和浩安居樂業，我在文史專員的崗位上努力工作的時候，1966年那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降臨了。像疾風驟雨一樣，我們被停止辦公，所有稿件都被查封了。我們必須每天參加揭發批判的活動，而這些揭發批判又往往都是要接觸到自己的。第一個批判的對象是“三傢村”成員廖沫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我們是他手下的殘兵敗將，必須揭發廖沫沙是如何縱容牛鬼蛇神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的。我們不過是特赦之後纔認識廖沫沙的，廖沫沙以統戰部長身分來指導我們學習時，也不過開頭講幾句話，此外再也沒有什麽個別接觸，叫我們揭發什麽呢？第二個批判的對象是政協副秘書長申伯純。他的罪行之一也是利用舊社會的殘渣餘孽，在《文史資料選輯》上撰寫大量大毒草，企圖推翻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對這一點我們更是無話可說，不知道我們秉筆直書而且無情地揭露舊社會的史料怎麽會是“大毒草”呢？所以一開頭，我們揭發不出什麽有分量的材料，我們衹能套着文件說空話，應付差使。當時，最不能適應這種環境的是溥儀。有一次，我們正在閱讀新發下來揭發和批判《三傢村》的文件，他遲到了，一進專員室的門就哭着說：“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長被人捆綁在卡車上遊行。他是個好人，我真想把他從車上扶下來，替他解開綁。但車開得快，我跟不上，我衹能叫幾聲……”他哭得說不下去了。我們都被他那真誠的態度所感動，也為他那直率的態度而擔憂。掌握會的王耀武很勉強地勸他不要太激動，要相信黨和政府。溥儀表示他相信廖沫沙是沒有罪的，因為他接觸過廖沫沙，他相信廖沫沙是個好人。到8月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被勒令解散。我們這些被周總理任命為文史專員的人一律免職，停止學習，不管老、弱、病、殘都去參加體力勞動。工資也減發，我每月由100元減為70元。天曉得造反派居然也知道對我們“區別對待”，在勞動時，溥儀和我、杜聿明、宋希濂四人可以幹些輕活；對有些人則存心要他們幹纍活，像康澤就得幹他力所不能及的活兒，因為他是“特務頭子”。我還很榮幸被造反派挑中，除了打掃厠所外，還用毛筆給厠所重新書寫牌子。這種情況很快被周總理知道了。聽說他很生氣，下令不許扣發我們的工資，於是我們很快就恢復了原來的工資。在我參加勞動的期間，我們護國寺街的傢也受到了這場暴風雨的衝擊。一天，一群“紅衛兵”學生衝進我們的傢，那天正好我也在傢。這群學生衝我們高呼口號：
“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站出來！”
“偽滿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趕快低頭認罪！”
我懵然了。按過去說法，這幾頂帽子扣在我的頭上也可以，可我的特赦證書上明明寫明“確實改惡從善”，我是改邪歸正的呀！而且我正在努力工作，將功補過，怎麽老算舊帳，抓住辮子不放呢？我個人受攻擊無所謂，但是黨的改造政策不能否定呀！我想着想着，這幫學生動手了。他們衝進廚房，看到廚房裏擺着貼着日本商標的醬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砸個稀巴爛。在這種情況下，浩嚇得縮成一團，不敢動彈。我知道這决不是中央的政策，我忽然上來一股勇氣，衝着這夥學生，大喝一聲：“誰在耍野蠻！你們有什麽理由，得到誰的允許，跑到這裏來胡闹？”
我看不見自己的樣子，也許當時也是氣勢洶洶的。我這副樣子，居然把學生鎮住了。他們在剎那間不知所措，停下手來，互相顧盼起來。為首的那個學生說：“你是漢姦，你罪大惡極，……”但已經沒有剛纔那股氣焰了。
另一人說：“你不認罪，我們誓不罷休！”
他們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撤走。臨走時虛張聲勢地對我們說：“明天我們再來，我們跟你沒有完！”
學生走後，我們看着滿地的玻璃碎片和醬油湯，真是感到迷惘。這就是造反！在那滿天烏雲的日子裏，我們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該怎樣過。我們衹有插上大門，關上燈，在黑暗中躲藏着，等待着厄運的到來。第二天，果然這幫學生又來了，在門外叫囂了一陣：“漢姦特務滾出來！”
他們砸了一通門，沒砸開，走了。
就在這時，周恩來總理不知從什麽地方得到了消息，派人保護了我們，學生再也不來騷擾我們傢了。在關鍵時刻，總是周總理拯救我們。
舊地重遊訪日本
“文化大革命”臨結束前兩年，對外活動有些放鬆，加以當時中日已經復交，1975年我被周恩來總理批準，和浩一道訪問了日本。
這幾年內，我的嶽父嵯峨實勝、嶽母尚子夫人都已病故。我想念當年待我如親子女的老人，我的女兒嫮生住在日本，我也懷念同窗舊友，所以很願意舊地重遊。1980年，我又赴日本訪問。1981年我參加中日友好第二次訪問團赴日本訪問。此後，1988年、1990年、1992年我都訪問過日本。
第一次訪日的時候，我雖然很高興，但是遠離日本很久，舊地重遊，碰到很多親友，我該如何說話呢？感到心中沒有底。我嚮全國政協的領導請示，希望他們為我作些指示。領導說沒有什麽好說的，相信你會處理好這些問題的！於是我就為自己歸納了兩條主意：1、我此次來日本，衹是個人探親，沒有別的政治任務。2、我來日本，是為了增加中日兩國的友好親善，不作任何批評，不發表任何議論。我想這樣說話總比較圓滿吧！
一下飛機，我首先看到偽滿洲國的舊軍人組織“蘭星會”打着大旗來歡迎我。這些都是我從前在偽滿洲國的夥伴，我很高興地會見他們。我和他們一一握手。記者擁上來問我：“請您談談您此次訪日的感想吧！”很多話筒一直伸到我的嘴邊。
我想這好說，我就模仿溥儀的說法。溥儀特赦以後，常常對采訪他的記者說：“過去的溥儀已經死了，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個新生的溥儀。”我也說：“過去的溥傑已經死掉了，現在的溥傑是獲得了真正生命的新溥傑。我此次來日本訪問。是為了看望我的親人和朋友，謝謝諸位的盛情美意！”
大傢覺得我的回答既得體又新穎。
我在東京安排好時間看望我們的親戚和朋友，一般不認識的人就沒有什麽來往。西園寺公一先生專門替我安排了看望日本天皇的時間。記者知道了這個消息，就來采訪我。記者問：
“您這次拜訪天皇，有什麽任務？”
我說：“我什麽任務也沒有，就是看望一下，表示敬意。”
“是不是所有華族，您都要去拜訪？”
“不是的。我衹拜訪我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就不去了。”
聰明的記者真是步步進逼，他們總以為我此來必定有某種政治任務，總想套出些材料來，其實我確是私人訪問，沒有政治任務，而且我事先已經有了應付記者的思想準備，他們沒有從我嘴裏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有一次，一個旅日華僑的組織請我吃飯，席間他們要我講幾句話。我望着眼前那些熟悉的祖國同胞的面孔，不禁激動起來。我說：
“我對日本並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來過這裏。那時我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弟弟，又是日本嵯峨實勝前侯爵傢的長婿。我到這裏來人傢對我很客氣。可是當時偽滿洲國是日本一手製造的殖民地，我也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多年培養的傀儡，所以我見了日本人總覺得自己比人低一頭，總覺得是殖民地奴才來朝拜宗主國。這次我重訪日本，就覺得不是這樣，我是新中國的主人翁，儘管我以個人資格探親訪友，在日本朝野人士的眼中，我仍是十億人民泱泱大國的代表，所以對我颳目相看。我自己也覺得走起路來挺胸凸肚，往日那種自卑感一掃而光了。”
我的話講完後，旅日華僑中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他們完全同意我的講話。有的僑胞還流下了熱淚。
戰後日本經過幾年奮鬥，經濟獲得了很大發展，到處高樓林立，汽車成竜。有人問起我訪日觀感，我總說：
“日本變得很可愛，但我的祖國更可愛！”
記得1975年初訪日本，有些日本朋友出於好意地對我說：
“像您這樣的人在那裏恐怕沒有個人自由可言吧？您今後還是在日本長住吧！我們可以幫您的忙。”
我聽了總是微微一笑，說：
“謝謝您的好意。請你們想一想，像我這樣的人，今天能在這裏見到您，沒有自由能行嗎？我也希望你們能到中國去看一看，我在那裏等着你們。”
他們聽了，都說：“我明白了。”
有一個時期，日本還流傳着“溥傑在中國生活潦倒”的謠言，於是先後有三個人贈給我巨額日元，有的人甚至不留姓名，把錢放在我的寓所，我都打聽清楚後把錢還給他們，並且說明我生活很好，歡迎他們到中國作客。
我的親身經歷使我覺得中日兩國人民一衣帶水，有着深厚的骨肉之情，我們要珍惜中日兩國人民這種世世代代一脈相傳的友情，决不允許軍國主義者破壞這種永恆的友誼。
1988年日本的偽滿洲國舊軍人組織“蘭星會”招待了我。我說偽滿洲國已經結束了，現在新中國如旭日東升，光芒萬丈，歡迎你們到新中國去看看。1988年2月7日我在日本竹內旅館會見了日本國會議員山口淑子。50年前她在中國的名字叫李香蘭，是偽滿洲國頗有名氣的電影演員和歌星，我們那時常有來往。如今相見，都已白發蒼蒼。我說：“以往的中日戰爭，對中日兩國都帶來了災難。”山口淑子也說戰爭對兩國都帶來了不幸，但她在戰後曾三次訪華，高興地看到新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祝福中日兩國在和平環境中和睦相處，永遠友好下去。
1975年我們訪問日本時，嫮生已經與福永健治結婚。福永是個健壯的小夥子，正在經營一傢工廠。他們現在已經有了五個孩子。那一年訪日時正好第四個外孫出生，我為孩子起名“浩伸”，就是中日聯誼之意。我還高興地寫了一首詩：
七絶
一九七五年仲春重訪扶桑，yuan錄喜聞浩伸外孫生詩，以示健治吾婿、嫮生吾女。
一姐二兄宜父母，
更欣回索慶男生。
誼聯中日宜名浩，
喜志吾心此日情。
1975年我們第一次重訪日本回國時，浩嚮我說，為了對我們敬愛的周總理表示敬意，她和嫮生商量，一定要送給周總理一點禮物。我們知道總理不會收受貴重的禮物，衹置了一扇日本小屏風和一束新鮮的玉蘭花。回到北京，總理正因病重住院，我們立刻把禮物送到醫院。總理辦公室的同志告訴我，他衹收下玉蘭花，以表心意，屏風退回，請我們自用。總理廉潔之風，於此可見。但不幸第二年春（1976年）總理終因操勞過度，病重逝世。我和浩從新聞廣播中聽到噩耗後痛哭失聲，全家都處在極度悲痛的氣氛中。總理不但贏得了我這個曾當過戰犯的人的心，而且使浩這樣出身異國的女子也把總理視作再生父母。從此我們傢中一直挂着總理的遺像。我在遺像下面寫了“音容宛在”四個字。面對着總理慈祥的遺像，我們相約，中日友好是總理一再要求我們做好的工作，我們一定要努力從事這項事業，以告慰總理在天之靈。
污水歸大海
在這幾年出訪日本以及在傢接待大量外國通訊社記者采訪的過程中，常有記者嚮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你是怎樣接受共産黨洗腦筋的？”
我聽了總是要笑，我說沒有洗腦筋的事，準確地說，衹能說“感化”。我在戰犯管理所中，從沒有人打駡過我，連大聲呵斥都沒有。我的頭腦已經頑固得像一塊冰坨，共産黨的諄諄教導像溫暖的陽光，終於把我這冰坨融化了。一次在日本，有一位記者和我談起天皇制度，問我：
“你見過新天皇嗎？”
我說：“見過，他是個很開明的人，與過去的天皇不太一樣。”
又談到皇太子浩宮剛從英國留學回來，我說：“從昭和、明仁以及浩宮三人的關係來看，日本皇室正在發生變化，與民衆的距離愈來愈縮短了。天皇是個象徵，民衆對天皇的看法正在不斷地改進。”
記者就問到我對日本天皇製的看法，我說這是日本國自己的問題，我不好說什麽。記者卻由此問到我對清朝的看法。我說：
“歷史是在前進，清王朝已經完結了。我們衹能迎着歷史的潮流前進，絶不能開倒車。如果我想要恢復清朝的話，一定要受到群衆的反對。我絶沒有這個想法。我和溥儀都是一點污水，本來早就應被曬幹了，但是我們卻溶入十億人民的汪洋大海，成為它的一部分。”
我說這話時按捺不住新生後的興奮心情。那位記者趕緊把我的話記在采訪本上。後來我在接待國內很多報紙刊物記者采訪時，也常常說這句話。我自己覺得我雖是皇室貴胃，卻也是個廢棄的舊物，不過是一滴污水，共産黨把我改造好了，使我成為人民群衆的一分子，而且盡量發揮我的作用，雖然衹是大海洋中一滴水珠，渺小不足道，但已是一滴新鮮活潑有用的水，這是我應該引為自豪的。
“我的浩！我的浩！……”
浩回來以後，我們一起相伴着，過着寧靜的生活。常有記者問起我和浩怎樣在一起生活的。我躊躇了一會兒，就告訴他“相依為命”這句常用的成語。的確，晉代李密《陳情表》中形容他和祖母的生活狀況也很能說明我們夫妻倆今日的狀況。不久，疾病終於破壞了我和浩的平穩生活。
浩得了腎病，並且逐漸惡化。1980年春，我和浩第二次訪日時，她在飛機上就感到不適，一下飛機，我把她送到東大醫院。醫院檢查後認為需要緊急治療，不然腎髒病引起心髒病並發，會有危險的。要做透析，一周透析三次，對浩來說，這就是沉重的負擔了。感謝皇太子（現明仁天皇）夫婦親自持花來醫院慰問。浩得到安慰，病也好得快一些，到4月中旬就逐漸穩定了。浩回到中國後，在北京友誼醫院治病，大約每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浩有時還要回到日本，那時北京和成田之間有直航班機往返，兩國醫院可以互調病歷和檢查資料，密切配合為浩治病。浩無論在日本或中國，都可以安心治病，當然在友誼醫院治療的時間要多些。到1987年，浩的病愈來愈重了。她兩腎功能虧損，長期住在醫院裏，醫院甚至為她配備了人工腎。我幾乎每天都在醫院陪着她，我不能離開她。夜闌人靜的時候，浩拉着我的手說：“我有一句話和你說：我死以後，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婆傢——中國，一半送回娘傢——日本，讓我和我的慧兒在一起吧！”我不等她說完已經淚如雨下，我說：“浩，你會好的，我要想盡一切辦法治好你的病。”但我已經預感到她好像要離我而去了。1980年我和浩回到日本曾經到京都二尊院——慧生長眠的地方去看望過我們的女兒。本來1961年浩回到中國時已經把慧生的遺骨帶回來，慧生生前曾經以自己是醇親王傢的後代而自豪，我想把她的骨灰安葬在我傢的墓地裏。但是十年動亂的教訓使我提心吊膽，我不能讓慧兒再經受可怕的折磨，她的遺骨必須安放在一個寧靜、安全的地方。於是我們又把慧兒遺骨的一部分帶回日本葬在二尊院。外祖父、外祖母非常疼愛慧兒這第一個外孫女，慧兒也喜歡疼愛她的外祖父、外祖母，還是讓他們在一起作伴吧！當我扶着當時已經有了腎病的浩走上墓地的臺階時，我發覺她在顫抖。當我們走到慧兒的墓前，我倆雙手合掌，閉上雙目，我流淚了，我發現浩已經泣不成聲。她想念的慧兒當是個19歲的苗條的帶有憂鬱感的少女，而我印象中的慧兒還是那個拉着小提琴，年方6歲的天真爛漫的小女孩，然而她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三年了。如果她要活到今天，也已是40多歲的婦女了。這幾年來我的內弟嵯峨公元在大阪市下關修建了中山神社，把中山宗光傢的祖先遺骨移到這裏，在中山神社裏又修建了愛新覺羅社，寬有2米，深1．6米，慧兒的遺骨也從二尊院移到這裏。中山神社面嚮着京都天皇所在地，中山傢本來就是捍衛天皇的勇士；愛新覺羅社又面嚮着北京，那裏也是離北京最近的地方。因為愛新覺羅·慧生是中國人啊！她的父母還在中國啊！
浩畢竟離開我走了，那是個寧靜的清晨。1987年6月20日上午7：50，她走完了人生的道路，終年73歲。我在8：00就打長途電話告訴嫮生，我衹哭着說了一句：“母親今天上午走了，馬上來！”就說不下去了。嫮生和福永是在21日來到北京的。浩病故後，國外報紙都刊登了“流浪王妃病逝北京”的消息。按照我們這裏的安排，6月29日上午9：00舉行了嚮浩的遺體告別的儀式。感謝我們親愛的黨，那天黨和國傢的領導人楊靜仁、楊成武以及首都各界人士數百人都來嚮浩告別，鄧穎超大姐等領導同志敬獻了花圈。我不免又想到敬愛的周總理，我想告訴周總理：您關心過的那個華籍日本女人也追隨您去了，她在臨閉目前也是想着如何做好一個中國人，如何推動中日友好這一偉大的事業。
眼看着和浩訣別的時刻到了，我留戀地俯下身去，在她耳邊像往常一樣地低聲呼喚着：“我的浩！我的浩！”然而她聽不見了。我老淚縱橫，嫮生扶我離開了浩。
那一天，我回到護國寺的傢裏。嫮生、福永都來安慰我。我輕輕地閉上眼，仿佛我倆又在30年代日本稻毛的海濱漫步，迎着那驚濤拍岸的海浪，交談一天的生活；我倆又仿佛在北京護國寺大街溜達，邊走邊和沿街攤販打着招呼。這些善良的人們都認得我們這一對由中國人、日本人組成的夫婦，都樂意和我們說幾句話。可是一睜開眼，衹剩下我一個人了。“我的浩，我的浩……”我又呼喚起來，“失去了你，我將怎樣生活呢？”
正當我痛不欲生，整天癡癡呆呆、百無聊賴的時候，我的老朋友瀋醉來看我了。我倆在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當專員，已經共事25年了。在我最睏難的時候，他總是關心着我，勉勵着我。他嚮我說出了一句使我驚心的話：“溥二哥！周總理交給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呢！”
我清醒了。是的，交給我們整理核實的史料還有很多沒有整理呢！我的《自傳》還沒有寫呢！我當了全國人大代表，我還要為人民尤其為我們滿族服務呢！我沒有理由自暴自棄，我要振作起精神，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自那以後，跟我一起生活的秘書金子忠（我的侄兒）和保姆步阿姨幫我料理生活，我又打起精神每天去從事繁忙的工作，在工作中擺脫哀愁，尋找新的歡樂。
做一個中日友好的使者
1983年5月，我當選為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在六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我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同時分工擔任了人大常委會民族委員會的副主任。我對於人大召開的各種會議都準時參加，並積極發言。我很感謝政府采納了我在人大提出的關於教育青少年、加強法製建設等建議。1984年8月31日，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成立，趙樸初任會長，孫尚清、韓樹英、沙裏、趙安博和我任副會長。成立這個會的目的是為了對中日關係史作深入的研究，總結歷史經驗，加強中日兩國人民的長期友好合作。我作為和日本有着密切關係的人員自然非常重視這個組織的建立。我在成立會上發言說，中日兩國有着兩千年的友好歷史，儘管在後來的一個時期裏發生過一些令人遺憾的事情，但是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是主要的。所以我們提出中日友好不是權宜之計，不是一種口號，而是為了兩國人民的永世友好而必須做的一件大事。尤其我們和日本的社會制度不同，風俗、歷史也不同，為了東亞的和平、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幸福，研究中日兩國間的關係，確是非常必要的。
事實上，自從周總理嚮我提出要做好中日兩國友好的工作後，我和浩就努力從事這一方面的工作。我們每次訪日，總是和各界人士接觸，宣傳中日友好。有一次一位日本記者問我：“為什麽你要做中日友好的工作呢？”我對他說：“中日兩國之間的小摩擦會有的，但是中日兩國攜起手來，子子孫孫，永久睦鄰，和平相處，難道這不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想法嗎？”1981年春節時，我和浩嚮日本朋友印發了如下的賀年卡：
恭祝
辛酉新春康疆百宜，曩歲重訪蓬瀛，備承熱情款待，無任銘刻衷懷，謹肅寸箋，聊志衷心感戴微忱。
更望今後在昔般基礎上愈益協力同心為中日兩國人民子孫永世友睦而共同奮勵前進。
一九八一年新正元日
愛新覺羅·溥傑頓首
浩
我們的護國寺傢院內有棵棗樹，高約六米，每年樹梢結滿了紅色的棗兒，這是從旅順郊外水師營的棗樹嫁接過來的。1904年2月8日，日本軍隊嚮占領東北旅順口的俄國軍隊發動突然襲擊，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爆發了那場臭名昭著的日俄戰爭，結果是日本取代了俄國在中國的利益。日俄戰爭以美國斡旋訂立了樸次茅斯條約而告終。訂立條約後日本乃木大將得意揚揚地在水師營棗樹下照像，那裏的棗樹就成了中國的恥辱、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象徵。現在我和浩的結合是中日友好的象徵，我就把那裏的棗樹嫁接到我們傢院內的棗樹上，讓它變腐朽為神奇，讓屈辱一去不復返，友好之樹永遠長青！
我之所以挑選嵯峨浩作為妻子的由來
1937年我從偽滿禁衛步兵團的崗位上又到日本千葉步兵學校去學習。那年我30歲。這時日本關東軍開始為我挑選妻子，因為當時所謂清朝直係愛新覺羅皇族的正統繼承人，一般認為衹有溥儀和我兩人。溥儀作為偽滿洲國的皇帝，除了已有皇后婉容還有其他妃子，可是還沒有太子可以作為皇位的後繼者。因此，關東軍便想為我在日本婦女中物色一位對象，以便將來如果因為溥儀無嗣需要我繼任皇位的話，這種特定的婚姻關係便可以強化“日滿一體”。那時我的正式身份是陸軍中尉，雖沒有封王，但是因為我是偽滿洲國皇帝的禦弟，同時按照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陰謀，這項秘密選擇配偶的工作便成了他們的當務之急。最理想的方法是選一個日本皇族的王女和我結婚，但這是做不到的，因為要把皇族的王女嫁給我，必須首先修改日本皇室的法典，於是就衹好在日本的公卿華族小姐中選擇。主持這項工作的是關東軍司令本莊大將。非常熱心地奔波這件事的是吉岡安直中佐。他們從很多華族姑娘的照片中選中了當時日本侯爵嵯峨公勝的孫女嵯峨浩。嵯峨傢族在公卿中是僅次於五攝傢、九清華的名門豪族。浩的曾祖父正親町三條對明治維新有功，被授予侯爵爵位。浩的祖母南加子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的同胞兄弟、宮內侍從中山忠光卿的獨生女兒，所以浩的家庭和宮中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據說在當時浩的傢裏面對這樁突如其來的婚姻大事也曾感到驚慌失措。後來浩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在吉岡等人的籌劃下和我見了面。沒有想到我和浩一見鐘情，我同意嵯峨浩作為我的妻子。本來這是一樁由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和一手包辦的婚姻，卻造就了我們這一對一生患難與共、休戚相關的恩愛夫妻。幾十年來，我們兩人常常嗟嘆是誰使我們走到一起而永不分離呢？感到不可思議。總之，不管怎麽樣，我和浩的結合，不能否認，她為我帶來了不少幸福，我也不能忘記，我這坎坷的前半生給她帶來了一連串的痛苦。我和她的結合，在我現在回憶起來，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需要說明一點的就是溥儀知道日本關東軍對我的這一陰謀後，感到非常不安，於是他就從滿族中另選了一位姑娘要我娶她為妻，企圖抵製關東軍的陰謀。當然他是抗拒不過的。最後我們都順從了日方。後來，我為了表明自己願意和浩結婚，曾經嚮溥儀寫信說明我們結婚以後的情況：
浩對於傢中諸事，事無巨細，皆親自操作。甚至蓬首敝衣，收拾一切。傑不在傢裏，自以簡單食物果腹。傑歸時，將撙節之餘，豐饌為餉。誠傑有生以來初嘗到此種家庭之幸福也。
以前說過，我已於17歲時和唐怡瑩結了婚，我倆感情不好，是一對名不符實的夫妻。這件事也由吉岡中佐出面，替我和唐怡瑩辦了離婚手續。
首次見面
我倆結合之前，第一步是雙方先看照片。我從吉岡遞給我的嵯峨浩的照片上，衹覺得她溫文爾雅、美麗嫻靜，外貌有點像當時我很崇拜的寶zhong戲場裏最紅的明星草笛美子。我便點了點頭，表示滿意。浩也看了我的照片，據她後來告訴我，她是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看我的照片的。第一個印象是覺得溫和安詳，雖然戴着軍帽，但五官端正，眼鏡後面的眼睛聰慧而明亮，與其說像個軍人，不如說更像個學者或文人，她覺得放了心，也表示滿意。
既然雙方都看了照片，覺得滿意，那麽就要進行下一步的工作，即“相親”，這是决定性的一步。在舊社會雙方都不可能作深入瞭解的情況下，初次見面的印象，往往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倆“相親”的日子定在昭和12年（1937年）1月18日，地點是在濱口浩的外祖父容所的傢裏。容所曾多次當選貴族院和衆議院議員，擔任過九州電力公司經理、豐國銀行行長等職務，同時也是一名經營醬油的大實業傢，又是當地的詩人、墨客和繪畫收藏傢。他傢裏收藏着很多寶貴的文物，因此我們“相親”的地點可以說是相當豪華的。那天容所傢請我們吃飯，讓雙方在飯桌上見面，氣氛比較融洽。出席相親儀式的男方有我、本莊大將夫婦、滿洲國帝室御用挂吉岡中佐。“帝室御用挂”這個官銜即皇帝秘書或皇室顧問的意思，相當於清廷的“御前行走”官職，用現在的話來講，即“聯絡員”。事後證明這個一直不離皇帝左右的人始終支配着溥儀的命運。女方有浩的父母、外祖母、舅父母、浩本人，還有個介紹人中由侯的母親道代刀合，是她把浩的相片交給吉岡中佐的。那天我穿了一身筆挺的軍服，來到容所傢時突然發現大廳門口有一對大型的景泰藍獅子，這是中國常見的擺設。我還認得出這是頤和園內的東西。怎麽會在日本出現呢？後來我纔知道，甲午戰爭中一個日本軍官得到了這件戰利品，把它運到日本，賣給了古董店，輾轉流傳又到了收藏文物出名的浩的外祖母傢。我初次到浩的外祖母傢，就看見了來自中國的古物，這也算是一樁奇遇吧！在這種場合，我有些拘謹，除了應酬一些必要的問話外，正襟危坐，沒有什麽話好說。我看看浩，見她穿一件綉着百合花的桃色衣裙，含羞地低頭坐着，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更顯得撫媚動人。席間最活躍的要算吉岡中佐，他喋喋不休地說着：
“我在回到日本的時候，皇太後賜給我非常漂亮的點心。可是我在飛機上吃的時候，怎麽咬也咬不動，仔細一看，原來是口香糖，你說可笑不可笑？”
他說着，樂得前仰後合，別人也隨聲附和地笑起來。顯然這都是為了打發時光。本來這次會見，就是為了大傢互相看一眼，沒有很多好說的話。晚餐用過，我們到另外一間大房子去休息。在那裏，本莊大將問我對浩的印象如何。我說了句心裏話：“很好。”本莊大將當時就將我的看法傳給浩的傢裏，浩的一傢對我的看法也不錯，認為我彬彬有禮，能體貼人。他們去問浩對我印象如何，浩羞得滿臉通紅地衹說了句：“一切都拜托了。”
我倆的事就這樣定下來了。
訂婚和結婚
“相親”雙方同意之後，當然很快就要進入訂婚階段。
這是需要保守秘密的，因為男女雙方都是有地位的人物，這種婚禮會成為社會上轟動一時的新聞。新聞記者鼻子真靈，不知怎的打聽到了一點消息，就到處詢問和采訪。不少記者問到我將要和誰結婚，我總是訥訥地說不知道呀！不知道誰傢姑娘要嫁給我呀！但是記者還是打聽出來了。有一天宮內省宗秩察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到嵯峨傢用試探性的口吻問：“你傢將要嫁到滿洲去的女兒，名字中有個‘子’字吧？”
接電話的是浩傢裏一個老傭人，她一時沒有想到後果，脫口回答：“沒有‘子’字。”
浩傢裏四個姊妹，衹有浩的名字沒有“子”字。女傭人以為宮內省弄不清楚嫁出去的姑娘是“浩”還是“浩子”，打電話來核實一下，所以就答復了。浩傢裏覺得奇怪，馬上打電話問宮內省，對方說沒有給你傢打電話。這纔知道是新聞記者打聽新聞來了。但是這個記者雖然很能幹，他能想盡辦法獲得第一手材料。他的目的還是沒有得逞，因為關東軍部在沒有正式發表婚事消息之前，嚴禁一切有關報道。
昭和12年（1937年）2月6日，滿洲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表了我和嵯峨浩訂婚的消息。很多親戚朋友嚮我祝賀。3月6日在濱口傢正式舉行了我倆的訂婚儀式，一大群攝影記者包圍了浩，給她拍了各式各樣的照片，登在當時的報刊雜志上。那天我面對着一大堆記者，發表了訂婚講話，大意是說愛新覺羅傢、嵯峨傢將永結友好，也講了日滿親善的意思。據當時在場的人反映，我的日語講得很流利，這是我來到日本以後苦學日語的結果。想起幾年前我和潤麒來到日本，為了學好日語，真是下了苦功，我們兩人互背單詞，背錯了，還互相打手心呢！
訂婚以後，我和浩經常來往，增進了彼此的瞭解和信任，我倆稱得上情投意合。那時浩在跟岡田三郎助先生學習油畫，我本來在故宮伴讀時候就對中國古典書畫發生了興趣，在日本千葉步兵學校學習，也常有人來求我寫字。我那時對日本畫也發生了興趣，正在嚮橫山大觀先生學習日本畫。雖然西洋畫、中國畫、日本畫畫法不同，但畫理相通。這使我們增多了共同的語言，在結婚之前浩還一心一意地想創作幾幅好畫作為姑娘時代的紀念品留在傢裏。
隨着結婚的日子愈來愈迫近，浩必須按照禮節進宮去嚮皇太後辭行。因為嵯峨傢與皇宮的關係非常密切。浩的曾祖父曾撫養過大正天皇陛下的姊姊滋宮韶子公主。父親實勝小的時候就隨着祖父進宮，皇太後對浩的祖父母和父親都很熟悉。現在浩要出嫁了，自然要嚮皇太後辭行。為了晉謁皇太後，浩起早睡晚地學習進宮的禮儀和詞句，心情緊張得睡不好覺。進宮那一天，她由中山侯夫人陪着去見皇太後。皇太後親切地告訴她：“侍奉滿洲國皇帝，與侍奉我國的天皇一樣。侍奉溥傑，也要表現出日本婦女固有的美德。……”後來浩把這些話傳達給我，我聽了很受感動。那次晉見，皇太後送給浩一件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在她年輕時給她的純一色的嫩緑和服衣料，也送給我一件和服衣料以及其他東西。總之，這次晉見，給我倆都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我倆的婚禮定在昭和12年（1937年）4月3日，在九段軍人會館舉行。偽滿洲國派宮內府大臣熙洽作為特使參加婚禮。日本皇族竹田宮恆德王和王妃也出席了婚禮。當時的內閣總理林銑十郎陸軍大將、日本宮內省的鬆平宮相、貴族院議長、衆議院議長都來參加了婚禮。我和浩的婚禮在當時是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很多人都希望參加這次婚禮以示榮耀。但是决定這次婚禮的規模在陸軍省，關東軍藉口婚禮費用有限，把參加婚禮的人數限製在500人。這樣我們雙方參加的人數都受到了限製。我這方面的親友衹有有限的幾人，浩的朋友參加婚禮的也衹限5名，師長衹限7名。親友們對這種粗暴無禮的干涉都感到十分憤慨，但也無可奈何。婚禮那天，浩內穿白衣，上面套着紅色的中國衣料做的雲紋花鳥襯衣，外面是粉紅色和服。頭髮結成垂發髻，兩側聳起，長發垂在後面，顯得更加美麗。這個發式是請一位在宮中長年為女官梳頭的七十多歲老人梳理的。我則穿了一身滿洲國的大禮服。當我到濱口浩的外祖父傢去看望浩時，我們兩人看着彼此一身盛裝，都不禁相視而笑，並且在房間前面拍下了紀念照片，這就是現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那張照片。浩是在外祖父傢住了一宿，再回到嵯峨傢的，然後由自己傢坐車去軍人會館舉行婚禮。一路上汽車是在小學生手執太陽旗列隊歡迎的海洋中前進的。那情景，浩覺得真是難忘。婚禮是在下午3時舉行的。由本莊大將夫婦主持。
婚禮後，我們就開始了一周的新婚旅行，然後回到東京。我在千葉的稻毛海岸租了一處新居，離步兵學校很近。這是一幢朝陽的日本式建築，站在檐下可以展望袖浦一帶大海，風景秀麗宜人。我每天早晨七點鐘過後，騎上步兵學校派來接我的馬，到學校去上課。浩則在傢裏接受婦女雜志記者的訪問，或者接待一些來嚮我索字的人。我倆那時還養了一隻可愛的小狗，小狗總是在我倆之間跑來跑去，逗人喜歡。我的父親醇親王，知道我結婚了，特地從北京送來了桌布、一套銀質的煙具，還特意按照中國的風俗習慣送給浩兩件大紅旗袍。浩很高興。我現在回憶那一時期的新婚生活，寧靜、樸素而又甜蜜，就像我那時每天看到的細浪拍岸一樣。海浪輕輕地拍打着，嚮海岸奔來，又靜悄悄地退了回去，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貝殼，躺在沙灘上任人揀拾。這種淡泊的生活是我祈求的，也是浩祈求的。
日本報紙關於我倆婚禮的報道
我和潔的婚禮，當時在日本是轟動朝野的。很多報紙都作了詳細的報道。
1937年4月4日的《讀賣新聞》是這樣報道的：
淡雲蔽空，春光明媚，櫻花待放的4月3日，在九段軍人會館，滿洲國皇帝陛下的禦弟溥傑氏與嵯峨公勝候爵的孫女浩小姐，在日滿結緣更加牢固的兩國朝野的歡慶聲中，圓滿地舉行了結婚典禮。
特為顯貴人士新婚準備的帝國飯店261室，夫婦兩人度過了蜜月的第一夜。媒人本莊夫人是在夜裏1點左右離開該室後就寢的，所以新婚夫婦是在第二天早晨10點左右纔起床。這天早晨，透過春雨綿綿的飯店窗口，可以看到新夫婦食用面包、咖啡早點時的和睦身影。過了一會兒，溥傑氏換上晨禮服，由浩夫人工整地係上領帶；浩夫人穿的是深緑色鑲邊的漂亮西裝。衹有侍從小原一人跟隨。下午2點40分離開飯店，乘東京站發3點40分的火車去度蜜月旅行。在溫泉呆四五天後，8日左右去千葉縣稻毛的新居，築起素樸的家庭。
3日的盛大典禮，定時在下午3點，在媒人本莊大將的引導下，身穿天藍色華麗的滿洲國中尉大禮服的溥傑氏進入會場，正襟危坐在席位上。接着，垂發、身穿潔白千層內衣、唐織勾雲綉地花鳥花紋紅色罩衣、緋紅和服褲裙的恬靜的浩小姐，在本莊夫人的伴同下步到神前。祭壇左右出席的有：新郎方面的親屬代表兼滿洲國皇帝御使熙洽宮內府大臣、潤麒氏、謝大使；新娘方面有嵯峨公勝侯爵夫婦、雙親實勝夫婦及弟弟和妹妹、牧野、七條兩位子爵、濱口吉右衙門等。隨後，在靜穆中響起神官的奏樂聲，新郎、新娘交換了將牢固連結日滿兩國千載之緣的三敬杯。這瞬間，溥傑氏凜凜風姿的臉上和浩小姐清純的雙眸都閃出美麗尊貴的光輝。這時，熙洽宮內府大臣捧讀皇帝陛下的詔書。4點，圓滿地結束了隆重的典禮。接着6點喜筵開始。出席在該館二樓大宴會廳的有：林首相以下各閣僚夫婦，鬆平宮內府大臣，百武侍從長，近衛、富田貴衆兩院議長，梅津陸軍次官，今村參謀次長，西尾、板垣、多田、岡村四位師團長，香川教育本部長，菱刈、荒木、川島三位大將，駒井德三氏，熙洽宮內府大臣，謝大使夫婦，廣田前首相，三條公爵，女市小路伯爵。此外，還有代表日滿兩國民的顯官將星四百餘人，如綺羅星似地落坐。以主桌上的溥傑氏和換成洋發身穿長袖和服的浩小姐為中心，大傢舉起香檳和紅白葡萄酒杯後，首先是媒人光榮的本莊大將緻詞，還有與會人代表林首相、謝大使的祝詞。最後，在來賓總代表佐藤外相的帶領下，在“萬歲”聲響徹彩燈輝煌的大廳中，結束了將日滿兩國親善嚮前推進百步的絢爛豪華的盛大宴會。此後，在榮光擁簇下的新郎新娘回到了新婚第一夜的帝國飯店。
這一隆重典禮，如前已報道。為了使在遙遠的新京的皇帝陛下能看到禦弟歡慶之日的情況，全部實況已拍成電影，已航空寄往新京。
1937年4月5日的《讀賣新聞》是這樣報道的：
春雨綿綿的4日，溥傑中尉和浩夫人在新婚的第二天，他們去度幸福的蜜月旅行。溥傑氏在浩夫人親手換成早禮服之後，在下午2點45分，攜身着黑大衣、高高竪起皮衣領、頭戴潔白的蝴蝶結的浩夫人，出現在度過新婚第一夜的帝國飯店大廳。接着在雨中徑直到了東京車站。
恰在這時，星期天遊山的擁擠的群衆，立即擁到二人的周圍。攝影記者不斷地閃着閃光燈拍照。每次閃亮，浩夫人就把上身躲進丈夫後背的左胳膊裏，真是和睦的一對。開往米原的火車3點10分發車。在極為擁擠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擠到了二等車廂靠月臺方面的座位。在僅有父親實勝氏和弟弟妹妹等傢裏人的送行中，他們開始了蜜月旅行。
8日左右，將在千葉縣稻毛的新居，開始築起樸素的家庭。
我在新婚之際，特地嚮溥儀寫信報告了我當時的甜蜜生活，因為我知道他對我倆的結合是非常懷疑和不滿的。浩在我的授意下，也給大哥溥儀寫了信，她表示等我畢業回國，她一同回來，“得早日瞻仰天顔，敬承聖訓，實浩畢生之大幸也。”我們這樣做的苦心，都是為了希望獲得溥儀的諒解，我們能夠和他和平相處地生活下去。
“七·七”事變發生
好景不長，稻毛海岸這種寧靜的生活很快被破壞了。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畔的炮聲不僅震動了中國，使中國爆發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這炮聲也傳到遙遠的日本，使我倆小家庭的和平日子過不下去了。當時日本動員很多人對華作戰，很多日本人客死他鄉。我的一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山本也應徵入伍，在上海大場的一次戰鬥中，中彈身亡了。我想起我在軍校學習時，他耐心地教我綁腿、擦槍，為我鋪被褥，不禁黯然神傷。“山本，你到底是為誰去死的呢？”我默默地問着。對於這次侵華戰爭，浩雖然是個日本人，卻明顯地認為“日本不對”。我是滿洲國皇帝的弟弟，又同日本華族閨秀結了婚，對於這場日本屠殺中國人的戰爭真是感到痛苦難言，也感到愧不可當。
8月末，我從千葉步兵學校畢業。9月，回到了偽滿洲國的新京長春。潤麒那時已同我的妹妹三格格（愛新覺羅·韞穎）結婚，他又與我同在千葉步兵學校學習，也一起回到新京。浩那時已懷孕，她在日本又住了一段時間，到10月12日，纔到東北來。她是第一次來中國，我特地到瀋陽去接她，再陪她到長春。車站上也有一些人歡迎她，有關東軍的傢屬以及偽滿內府的傢屬如張景惠總理夫人、東條英機夫人等。
我為我的新傢安排了住所，就是西萬壽寺大街117號。這裏原來是一個蒙古王的牧場，周圍雜草叢生，野兔、獐子出沒。據說過去這一帶還有土匪，誰也不願意到這個危險的地方來，現在長春作為“新京”，需要開發，纔在這裏蓋了房子。分給我的房子是一排五間平房，孤零零的，沒有第二傢人傢。浩來時，房內墻壁還沒有幹，周圍也沒有砌圍墻，房內沒有電話。浩帶來的女傭人直接找了關東軍聯繫，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下了命令，纔為我們圍上了圍墻，裝上了電話。我住的是這樣簡陋的房子，可是報上登載的溥傑和嵯峨浩居住的新居照片卻是一棟鋼筋水泥的兩層樓洋房，這真是開玩笑！拿偽滿洲國外交部長謝介石的公館攝下像來冒充我倆的新居，天下哪有這樣拙劣的撒謊？我倆的傢具運來時，日本憲兵完全不懂得輕拿輕放，隨便磕碰，一些好端端的桐木傢具都被砸壞了。浩已經看出來，住這樣簡陋的房子，對待我們這樣粗暴無禮，難道這是對待滿洲國皇帝禦弟的待遇嗎？我也覺得臉上無光，正式嚮關東軍提出意見，希望為我擴建一下住宅，房屋實在狹窄，不夠住。關東軍的一位軍官對我說：
“中日戰爭巳蔓延到中國境內，日本軍隊正要準備攻打南京。日本國內正在進行總動員，滿洲國也要為這神聖的戰爭作出貢獻。你是個滿洲軍隊的中尉，難道就可以提這樣的問題嗎？”
我聽了一聲不響，我知道不僅是我，連哥哥溥儀也是處於這樣無權的地位，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
寂寞的偽滿宮廷生活
浩來到新京，是不習慣的。不僅是東北氣候寒冷，皇宮裏那一套三跪九叩的禮節不適應，更主要的是溥儀對她存有戒心，那種冷漠的態度使她忐忑不安。康德四年（1938年）3月1日，即我倆結婚將近一年的時候，關東軍強迫溥儀簽字通過了《帝位繼承法》。
帝位繼承法
（康德四年3月1日）
第一條滿洲帝國帝位由康德皇帝男係子孫之男子永世繼承之。
第二條帝位傳帝長子。
第三條帝長子不在，傳帝長孫，長子及其子孫皆不在，傳帝次子及其子孫，以下皆仿此。
第四條帝子孫之繼承帝位，先嫡出；帝庶子孫之繼承帝位，以帝嫡子孫皆不在為限。
第五條帝子孫皆不在，傳帝兄弟及其子孫。
……
這是因為浩已懷孕，迫近分娩，如果生個男孩的話，在目前溥儀無嗣的情況下，就可以由一個含有日本血統的孩子來繼承皇位，這是溥儀最懼怕也是最感痛苦的事情。對他來說，《帝位繼承法》的頒布，有如末日之將臨。對我來說，雖然明知這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的事，可也難免暗暗自喜。溥儀對這種政略性的婚姻心存警惕，甚至懷疑浩是日方派在我身邊的密探，平時見面時總是坐得遠遠的。在桌吃飯時也不吃一口浩製作的飯菜，實在不得已時，衹好在我下過筷的地方，勉強夾一口嘗嘗。倒是浩努力去適應這種陌生的生活，她以為她嫁到愛新覺羅傢，就是個中國人了。她要做一個中國人傢的好兒媳婦。不過真寂寞呀！在我們傢周圍有一塊一千三百坪的空地，我把地買了下來，自己鬆土，種了五百棵杏樹。這裏原來有個杏樹林，每到三月杏花盛開的季節，遊人常來這裏踏青賞花，後來軍隊把杏樹都砍了，我想把它恢復起來，將來就做我和浩散步遊玩的地方。
關東軍愈來愈粗暴的干涉，也使浩在寂寞的生活中感到氣憤。他們不歡迎浩到皇宮中去，認為一個中尉的妻子不應該肆無忌憚地到宮中來。他們強迫滿洲國軍隊像關東軍一樣地信仰日本祖先天照大神，還修建了奉祭天照大神的廟，名之曰“建國神廟”，鬍說這也是滿洲國祖先的廟，這樣顛倒是非地胡亂指定別人的祖先，硬把日本人的祖先錯當作我們的祖先，是溥儀最感痛苦的事。溥儀是信佛的，經常打坐念經，尤其在精神苦悶的時候，他更依靠念佛來祈求平安。吉岡有一天意味深長地對溥儀說：“你是滿洲國的皇帝，你信神。我們日本有現成的神道，你為什麽不信呀！”意思是你信佛教是信歪門邪道，衹有信天照大神纔算正經。幾天以後，新任的關東軍司令官對溥儀說：“滿洲國和日本親密一體，你最近要到日本去，正是日本祭祖的時候，正好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請過來，也顯得日本和滿洲一心一德呀！”在日本關東軍的壓力下，溥儀衹好到日本把天照大神請了來。所謂天照大神衹是一塊鏡子、一塊玉、一把寶劍三樣東西，象徵性地代表一種神。請過來後要蓋個廟祀奉他。
溥儀傷心的是“建國神廟”蓋起來後，他就不能到自己祖先陵墓去敬天崇祖了。他最敬重祖先，常到東陵祭祖，但是現在衹能去東陵遊覽一下，不能祭祀了。
由於強迫中國人信仰日本的祖先，引起了東北人民強烈的不滿，我想我留學過日本，兩個國傢的風俗習慣完全是不同的，不能強迫一個國傢的人民去信仰另一個國傢的宗教，服從他們的習慣，學不會，還要拳打腳踢。物極必反，這樣搞下去，勢必要導致“滿洲國”的軍隊去反對日本關東軍，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慧生出生
1938年2月26日，浩在新京市立醫院生下了我倆的第一個女兒。給孩子起個什麽名字呢？我想了想，給她起名“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我還給孩子寫了首詩：
卒步三十二，今茲兒始生。
馬蹄身半老，蝸角愧浮名。
久薄貪嗔障，偏深父女情。
親心何處在？呱爾夜啼聲。
從詩裏看，可以看出我過三十而立之年始獲得這個盼望已久的嬰兒。儘管我是禦弟，但詩裏也流露出自憐身世的意思。我愛我的孩子勝過一切。我那時在宮內的禁衛隊上班，一下班我就守着我的女兒，我喜歡她。慧生出生時，很多人都來祝賀。“滿洲國”帝室御用挂關東軍吉岡大佐也到醫院來祝賀，他送給孩子的禮品是一件白色的鬆鼠皮大衣，聽說他給孩子準備了兩種綢帶，如果是男孩，就用水色綢帶；如果是女孩子，就用粉紅色的綢帶。當他知道浩生的是一個女孩時，把係了粉紅色的綢帶的禮物扔下就走了。為什麽吉岡對我們有一個女孩那樣的不感興趣呢？因為根據《帝位繼承法》的規定，我倆有了男孩，就可以由我來繼承帝位，以後再由我倆的孩子來繼承帝位，以便實現日本帝國主義直接統治滿洲的陰謀。現在我們有了一位女兒，這就使得當初一手操辦我倆婚事的吉岡大佐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了。我喜歡慧生，還有一個原因，因為這樣做，溥儀就可以安於現狀不用擔心了。我的心情很矛盾，繼承帝位似是喜事，但我不忍讓溥儀傷心；不繼承帝位，對我來說，仍維持現狀，但溥儀可以放心了。
溥儀對於慧生的出生非常高興。也許也是因為她是個女孩，不會讓日本人的陰謀得逞而覺得高興吧！他特別疼愛慧生，因此對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變。在吃飯的時候，他讓慧生夾在他和我之間坐着吃飯，連我的妹妹的孩子們（三格格和五格格的孩子）進宮也不能享受這樣的待遇，他們衹能到另外一間大屋子去吃飯。有一次吃飯的時候，分給慧生的菜夾到慧生的盤子裏，慧生不吃。溥儀問她為什麽。慧生說她想把這些菜帶回傢給小姨吃。溥儀被孩子體貼別人的心腸感動了，就告訴孩子說：“你別擔心，一會兒我把這些好吃的菜都裝進盒子裏帶回傢去。你放心好了，你多吃一點吧！”溥儀對我用一種充滿羨慕的眼光說：
“你真是個幸福的人呀！”
衆所周知，溥儀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不幸的。我從他這話裏聽出了他的痛苦，我的心裏也隱隱作痛。
還有一次，慧生穿了件底襟很長的衣服進宮，自己踩着了衣服摔了一跤。溥儀急忙跑過來，抱起慧生，送到浩的身邊，對浩說：“不要給孩子穿這麽長的衣服，太危險了。”溥儀是多麽喜歡慧生呀！
溥儀喜歡音樂，會彈鋼琴。慧生4歲時，溥儀就送給她一臺鋼琴，由當時唱滿洲歌出名的岩田壽子先生教練。她學得很不錯。後來慧生又學會了拉小提琴。她曾經進宮由溥儀鋼琴伴奏，她拉了《閃閃的星星》等樂麯。慧生在宮中語言學得也很快，她和清朝皇族一樣，稱父親為“阿瑪”、母親為“奶奶”，不像一般家庭中的稱呼父親、母親為“爸爸”、“媽媽”。她最喜歡我，曾經自己編了支歌《阿瑪和小慧生》或叫做《小慧生和阿瑪》，和我一起即興唱着。當我們父女倆邊唱邊玩沉醉在美妙的歌聲中時，我真感覺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昭和17年（1942年），慧生5歲，正值偽“滿洲國”建國十周年，高鬆宮殿下作為天皇的代表，從日本來滿洲參加慶典。為了紀念高鬆宮殿下訪問滿洲，慧生唱了《恭迎高鬆宮殿下歌》的歌麯，並且灌了唱片。這張唱片當時在偽滿洲蓄音器株式會社的錄音室裏放過，聽起來清脆悅耳。這張用中日兩種唱詞錄製的唱片曾經復製了十來張，有的被帶回日本。浩曾經留有一張，可惜後來在她的離亂生活中遺失了。如今浩和慧生都已經離我而去了。我手頭保留着的慧生的遺物，衹有她後來在日本學習繪畫時繪製的《酒和魚》靜物寫生油畫，由浩從日本帶回來挂在我的會客室的墻上。看到這張畫，我還能想起慧生幼時活潑可愛的形象。
戰時的新京、北京和東京
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我曾經兩次去日本。一次是1939年春，我擔任了偽滿洲國駐日大使館武官的職務。我們住在東京牛達若鬆町，每天早晨都到櫻田町偽滿洲國大使館武官室去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出席外交關係宴會或者接待客人，有時浩也參加。那次去日本，皇太後接見了浩，並且叫浩帶上慧生去見她，還贈送了慧生禮物。
在當偽滿洲國駐日大使館武官的時候，發生過一件事情。大使館秘書吳沆然被日本憲兵抓走了，下落不明，我也不敢過問這件事。1942年我已經調回偽滿洲國了，有個自稱是監獄看守所的人拿着一張便條到長春我的傢裏來，說這張條是吳沆然寫的，托他親自送到我的手裏。條子上的意思是說他在監獄裏已經關了很久了，要我設法營救；如果我救不了的話，也請想個辦法讓他速死，省得活受罪。我看了條之後，心裏很害怕，當着看守的面，把條燒毀了。我還訓斥他為什麽這樣大膽，我要那個看守轉告吳沆然，今後不要再幹這種冒險的事了。那個看守被我嚇跑，從此不敢再來找我。後來我打聽，聽說吳沆然被處死了。這件事一直在我心頭盤桓很久，夜裏睡不着覺。我沒有營救他，反而促成了他的遇難，我的罪孽有多深重呀！
1939年10月，我調到奉天軍官學校去上班。那時浩已懷着嫮生，我勸她分娩後再回國。1940年3月13日，浩在順天堂醫院生下了嫮生。1941年6月，浩帶着慧生和嫮生回到新京，我那時住在奉天五格格的丈夫萬嘉熙的傢裏，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到新京和傢人團聚。1942年北京的醇親王一定要我們帶上慧生回傢住幾天，我利用暑假帶領全家人去了北京。這次回傢是我永遠也不能忘記的。對浩來說，1941年在醇親王六十大壽的時候，她已經去過一次北京，她對王府規模之大，生日慶典的隆重，感到非常驚奇。那一年，她親自寫了一張字祝壽，博得了醇親王府的稱贊，覺得日本女子也懂得書法，能寫漢字，是很不容易的。這一次，醇親王是想看看孫女慧生，於是我們就攜帶剛剛兩歲半的慧生，還有剛從日本來中國的浩的妹妹，一起再回北府。見了醇親王，慧生也學着我們的樣子，嚮爺爺叩拜請安。醇親王把慧生抱在懷裏。這是他的第一個親生孫女。我和溥儀都遠在東北，一傢人分隔兩地，醇親王難得看見自己的骨肉，如今看見慧生，倍覺親切。慧生用日語和華語唱起了歌，醇親王笑着說：“和三格格小時一樣！”我每天早晨梳洗完畢，去參拜祠堂，然後給父親醇親王請安，又一起用餐，在花園裏散步。當我陪着父親在林間花徑上悠閑地散步時，我不免想起從前我在北府經常過這種寧靜的生活，衹是這幾年為了復興清朝留學日本，纔過那種疲於奔命的學校生活。後來又在偽滿洲國任職，過着那種忍氣吞聲的生活。前後對比，我不知何時才能重過這樣清靜的生活呢！真是感慨萬分。我與浩和慧生重遊了一次紫禁城。慧生被輝煌巍峨的京城宮殿迷住了。她從未見過這麽雄偉壯麗的建築，她還被特許坐在慈禧太後坐過的椅子上照了張像。照像的人對她說：“這是你老祖母坐過的。”在紫禁城的一剎那，我想起了我和溥儀在故宮讀書的那段生活，我倆共同策劃外逃，以及偷運文物外出等情況。歲月無情，幾年過去，我倆都離開了紫禁城。溥儀當上了皇帝，我也在偽滿洲國當一名軍官，衹是我倆處在日本卵翼之下，復興清朝的美夢何時能實現呢？一想起這一點，我的，心情又沉重起來了。我們也重遊了頤和園。我的幾個在王剋敏漢姦政府工作的同學為了我能夠平安地遊覽頤和園，特別加強了保衛工作，因為頤和園附近治安情況不好。在頤和園內長廊漫步，在昆明湖泛舟，我看到了萬壽山頂上的日本哨兵，同樣感到北京處在日本統治下的陰影，再也無心在北京遨遊。
這裏還可以說這樣一件事。此次北京之行，當時設在通縣的“冀東自治政府”的漢姦頭目殷汝耕千方百計地拉我到他傢去吃了一頓飯，熱情地為我介紹“冀東自治政府”的情況。酒酣耳熱之際，他嚮我提出：
“你到北京來怎麽樣？希望你到我這兒來！”
我沉默不語。我明白了為什麽關東軍輕易不讓我們到北京來，因為他們估計到會有這樣的情況，誰都想利用我們哥兒倆作傀儡的。我趕緊離開這塊是非之地吧！第二天我們就回到了長春，結束了這次短暫的北京之行。
回到新京不久，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始了對美國的全面戰爭。偽滿洲國也在關東軍的授意下嚮美、英宣戰。
戰爭一打起來，日軍勢如破竹，接連占領了馬尼拉、新加坡等地，顯得所嚮無敵。然而好景不長，衹過了半年，立刻戰局逆轉。戰綫過長這個致命的弱點給日本帶來了難以剋服的睏難。日本國內節衣縮食支援戰爭，自然也把這個睏難轉嫁到偽滿洲國身上，滿洲生産的小麥、𠔌物都運到日本去，滿洲人自己衹能吃高粱，並且實行了配給製。“我們流血流汗種出來的小麥都給日本人吃，我們自己衹能吃高粱，難道我們衹配吃高梁嗎？”東北人埋怨着。然而關東軍卻說：“在戰爭獲得最後勝利之前，你們就要剋製。”他們變本加厲地壓榨我們，還要我們獻出金銀財寶。
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日本陸軍大學學習。我們全家又到了日本，住在東京的麻布狸穴。為了能讓慧生上學習院的幼兒園，浩在前一年就托浩的妹妹把慧生接回日本，住在慧生的姥姥傢。這時嵯峨傢已由濱口搬到東橫絨日吉。嵯峨父母對慧生是疼愛的，但是戰時衣着、煙草都實行了配給製，慧生的生活也是艱苦的。當我重到日本見到慧生時，她穿着粗糙的衣裙，但和從前一樣的健康活潑。幼兒園的伙食好一些，有時還能吃到外邊很難吃到的小油餅。慧生在幼兒園裏，每周兩次到住在世田𠔌用賀的鈴木鎮一先生傢學拉小提琴。她的小夥伴中出了位名傢，現在活躍在日本舞臺上的小提琴傢豐田耕兒先生（柏林藝術大學教授）就是當時慧生學習拉小提琴的同學。
1944年，戰爭更加吃緊，物資更加匱乏，我明顯地感覺到生活不如以前了。吃飯衹能吃些蕎麥湯圓，或吃混合面。在吃不飽飯的情況下我還堅持學習。有時溥儀怕我吃不飽，特意從偽滿為我捎來了肉鬆、幹酪和點心。我真感謝他。在寒冷的鼕夜裏，生一隻取暖的火盆，我披着中國式的毛皮外套，把腳跨在火盆上，一直學習到深夜。
到1945年，由於戰爭連綿，連陸軍大學的教官也走上了戰場，學校實在辦不下去了。我們也决定回新京去。1945年2月，正當我們做好一切準備，整裝待歸時，東京發生了可怕的夜間空襲。炸彈爆炸的火光把東京照耀得如同白晝，狸穴附近變成了一片火海，街上炸死了很多人。那天我作為一個軍人去參加防空演習，傢裏衹剩下浩和兩個孩子，她們嚇得心驚膽戰。我從街頭看到的空襲情況想到中國，這生我養我的土地，此刻不也正經受着這些災難麽？而且已持續八年了。
1945年2月，我和浩帶着嫮生乘軍用飛機返回新京，慧生因為要上小學，留在日吉嵯峨的傢裏。清晨，慧生在羽田機場為我們送行。那天天氣很好，我清楚地看到慧生在微笑着嚮我們揮手，我也揮手，但我覺得惆悵。可惡的不得人心的戰爭，什麽時候才能結束呢？漸漸地我看不見慧生了。她消失了。
天哪！誰知道這次別離，竟是我和慧生的永別呢？因為自那以後不久，我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戰亂生活和接踵而來的戰犯生活，而慧生後來也死於與愛情牽連的事故中。現在我要是回憶慧生的話，衹能回憶起她那童年天真可愛的笑容，以及那次機場上模糊的送行時微笑的笑容。
德王來訪
我們乘坐的軍用飛機，途中因為空襲，臨時在大阪着陸，等到到達新京機場時，飛機誤點，已經是夜晚8點鐘了。久別了的新京，在夜裏看來，更顯得靜謐和安寧，與不久前被空襲的東京來比，使人覺得和平是多麽寶貴呀！但我憂心忡忡，因的我知道偽滿洲國已被綁在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車上，這種虛假的和平是很容易在一個早晨被破壞的。
我和溥儀經常議論未來的局勢，愁眉不展。我們夢想復闢清明，一直沒有死心，但當前如何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束縛，不當殖民地的奴才，更是直接面臨的議題，而我們對此毫無辦法。
我們這種狼狽的處境和內心的苦悶，大約也被別人察覺了，這表現在我回到新京不久，蒙古德王的一次來訪中。德王是偽蒙疆自治區的頭子，他來訪問偽滿洲國，等於是兩“國”首腦的會晤。德王穿着傳統的蒙古服裝，梳着長長的辮子，臉膛通紅，是個身體強壯的蒙古漢子。他見了溥儀，寒暄幾句話後就說：“我們蒙族雖然表面上自治，但實際上一點權力也沒有。您們是大清皇室之後，怎麽也是這樣的軟弱？我們蒙族一直將溥儀皇帝作為我們的王來尊敬，因為您是清朝的直係。可您們將日本的天照大神都請來作為自己的祖先。這使我們該如可理解呢？現在滿洲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皇帝衹是袖手旁觀，這不是當了日本的傀儡嗎？你們今後亥怎麽辦呢？”
溥儀聽了德王的話，一言不發。
我聽了德王的話，臉上直發熱，胸膛中燃燒起滿腔怒火。我不由得正顔厲色地對德王說：“請您放心。我相信我們不辜負德王之言的日子，不久即將到來。”
我這句話的意思到底意味着什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衹能說我們是不甘心當奴才的。我和溥儀都讀過聖賢書。陳寶琛老師教我們讀過四書五經，傳統的中國文化告訴我們：“哀莫大於心死”，“寧為玉碎，毋為瓦全”。所以我們對於處在關東軍統治下的屈辱生活實難容忍，於是就迸發出了剛纔我對德王說的兩句話。其實我們如何圖反抗？實在也是毫無良策。
德王聽了我那耐人尋味的兩句話，不知道他悟出了什麽，竟恭恭敬敬地說：“我懂了。我們會永遠尊敬皇帝陛下。”
第二天，吉岡找溥儀問：“昨天德王和你們都講些什麽？”
溥儀說：“我們衹說些傢常話。”
吉岡說：“不見得吧！恐怕講了些對日本不利的話吧！”
可恨的吉岡，他一定佈置了密探，偵察我們的活動。溥儀身邊一定有他安排的人，可以隨時掌握我們的情況。在偽皇宮內部有日本憲兵隊，住在內外宮之間，表面上這是保衛溥儀皇帝的安全的，實際上是監視我們的。他們身穿便衣，別人不易察覺他們。他們每天註視着哪些人來見溥儀。另外，一定還有吉岡直接安排的人，不然，為什麽德王和溥儀說什麽話他們都知道呢？
愈來愈難堪的生活
由於戰局的惡化，我們在偽滿的日子也愈來愈難過，事實無情地諷刺了我們，我們衹能做關東軍的奴隸。其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關東軍御用挂吉岡中佐飛揚跋扈的氣焰。
譚玉齡貴人死後，溥儀心情十分苦悶。吉岡張羅着為溥儀再娶一位貴人。溥儀怕吉岡在他身邊安插一名密探，自己選了位15歲的小女孩子，叫福貴人，即李玉琴。吉岡不徵得溥儀的同意，即把福貴人的照片寄給了日本皇太後。溥儀十分氣憤，那張蒼白的臉上青筋直跳，顯得更加蒼白。吉岡甚至肆無忌憚地當着很多人公開說：“皇帝算什麽，他連個後代都沒有。我要是不管他，他什麽也幹不成。直截了當地說，他就是我的孩子。”我聽了這些話，明白了溥儀的處境。現在關東軍不過是在利用溥儀，如果到了一點利用價值都沒有的時候，他們就會毫不憐憫地殺掉溥儀。
至於我呢？我的地位不如溥儀，當時我已經升為偽滿洲國軍的上尉，我要出去乘用自己傢的汽車也不準。理由是：“一個滿洲國軍上尉不能乘自己傢的私用車。”在日本，皇族也能享受特殊待遇，為什麽我這個滿洲國皇帝的禦弟竟連坐汽車的權利都沒有呢？張景惠總理也覺得太說不過去，親自去嚮關東軍交涉，他願意自己掏錢為我買一輛汽車，最後也是不準。鼕天到了，我傢的煤不夠用，浩都凍得患了感冒，水管也有凍裂的危險，我們實在無奈，知道嚮宮內府申請是無用的，衹好嚮關東軍求援，這才分給了我們一點煤。
就在這樣緊張的日子裏，由於戰爭吃緊，日本國內也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亂。這時學習院已封閉了。慧生和浩的母親、妹妹一起疏散到日光附近的山裏——櫪木縣的船生。昭和20年（1945年）暮春，浩的妹妹來了封信：
……在日光的深山裏，也傳來了要擁戴天皇，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的風聲。甚至命令任銚子醬油社社長的舅父提供醬油瓶子。這是用來裝上炸藥，對付從銚子海岸登陸的美軍的。總之，武器相當欠缺，戰局十分危急，糧食匱乏。也許這是我給你們的最後一封信了。我祈禱運送這封信的輪船別被擊沉……
看了這封信，我十分着急。我想念寄居在外婆傢的慧生。在戰局混亂的年代，一傢人應該在一起，是不是打個電報讓慧生趕緊回國呢？我想。
但是，來不及了。當時海上交通已經中斷。我們一傢已經被日本海分隔在兩岸，飛機也已不通航。慧生衹能一個人依附外婆住在日本。
戰火蔓延偽滿洲國
果然偽滿洲國表面寧靜的生活是短暫的，很快，戰火蔓延到了這裏，摧枯拉朽，這個本來就是空有虛名的帝國，不堪一擊，轉眼就崩潰了。
我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回到偽滿，先任偽軍事部參謀司第四科中校科員。有一天，偽軍中一個姓姜的上校對我說：“真川次長想調你當參謀司第二科科長，你看怎麽樣？”我知道第二科專司諜報，自知偽滿洲國的壽命長不了，犯不上蹚這個渾水，就以資纔不夠堅辭。薑又問我：“兵器科怎麽樣？”我怕一再堅辭容易引起薑的懷疑，就表示兵器科可以應承。但心裏想：到了偽滿洲國垮臺的那一天，幹兵器總比幹諜報要少判幾年罪。我已經預感到末日即將到來。1945年3月，我回到北京參加六妹的婚禮時，我的族兄溥雪齋勸告我：“現在日本大勢已去，你要早自為計。”我出於那種頑固的本性，雖感到前面是條死路，也衹好硬着頭皮走下去。我對雪齋說“事已至此，有死而已。”那時前清豫親王府的端鎮就是從偽滿軍隊中辭職回傢到銀行去工作的，他也在深夜來探訪我，勸我當機立斷，離開偽滿，回到北京暫避。我以一種“飛蛾撲火”的心情對他說：“日本要垮臺，這已是事實了，我哪會不知？但是我一走，丟下哥哥怎麽辦？這種事我幹不了。反正豁出這條命算了。”到了6月底，真川鶴吉讓他的心腹馮志遠少校來問我：願意不願意當禁衛團步兵團長？我想到了這般緊急時候，我要能把禁衛步兵團抓到手裏，就能保衛皇帝，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我就立刻表示請他轉告真川次長，我無條件地願意調往禁衛團。但到了7月初偽軍宣佈人事調動時，我卻被發表偽軍官學校的預科生徒隊隊長。雖然並不如意，但是出於軍人服從的天職。我第二天就走馬上任。這時偽預科生徒隊和本科生正在長春近郊水源地一帶作聯合演習，我還未和即將離任的隊長辦好接替手續，就迫不及待地趕到演習地參加演習，演習完後我還發表演說：“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我們效忠皇帝，實行日滿共存共亡的時候，希望大傢同抱此心，同心協力幹下去。……”我那時的心情是已把自己綁在日滿合作這輛戰車上，身不由己，明知前面是條死路，也衹好照直走下去了。
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首先是空襲。新京也遭受了轟炸。1945年8月9日夜裏，尖銳刺耳的空襲警報把我從睡夢中驚醒了。也許是我早有預感吧，我又當過幾年軍人，很快我就穿衣而起。警覺地要辨明發生了什麽問題。這時“轟”地一聲，劇烈的爆炸聲震耳欲聾，窗外一片火光，宮內府南邊升起了竄天的火柱，有的建築物着火了。我趕緊擰開收音機。播音員還是用她那一貫鎮靜的聲音在說話：“清晨兩點，從哈爾濱方面飛來的敵機開始嚮吉林進攻。在帝京附近扔下了炸彈……”
我立刻明白了，這是蘇聯的飛機來轟炸。局勢變得嚴重了。這時浩也已經起來了。我囑咐她要小心，要她攜帶嫮生到防空壕去避一避。我是軍人，這正是我赴湯蹈火的時候。我飛跑出去，到警衛處坐車趕到宮內府。一路上街上已經擠滿了驚慌失措的人群。因為這是第一次空襲，人們不知道隨之而來的將是些什麽樣的災難呢！我來到偽軍官學校，召集偽連長區隊長講了話。我說：“現在蘇聯背信棄義，突然嚮我們發動進攻。我們要效忠皇帝陛下，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我們背後有百萬英勇的關東軍，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當天夜裏，我又來到皇宮去看望溥儀。他對我冒着危險來看他，也有些感動，又增強了他的“同族必親”的觀念。我們一起廝守着，我發覺他當時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果然有一種悲哀冷漠的感覺，同時也有一種復仇的快感，因為14年來日本帝國主義挾持他的傀儡生活即將結束，但隨之而來的將是一種什麽生活呢？他又不能不感到茫然了。慢慢地走散的人又回到宮內，我想念浩和嫮生，上午特地回傢看望了下。她們也已經自防空洞回到傢裏。我又一次囑咐她們要小心。吃了些飯，我不放心溥儀，又到宮內去。當時由於時局緊張，有的日本官員留在新京的傢屬要撤回東京，她們約浩同回日本。看來日本是打敗了，不然不至於這樣消極沮喪。可憐的浩，誰讓她嫁給一個中國人做妻子呢！此刻，她是該和命運多蹇的丈夫共患難呢，還是貪圖安全回到日本呢？當然回到日本也是處在戰爭環境中。浩選擇了前者。她告訴日本官員的傢屬：
“謝謝您的關心。我要留在這裏，請不必擔心。”
當然，留在這裏，她也是想念着現在正在日本的慧生，放心不下。可惡的戰爭，把我們一傢人兩下分離，弄得牽腸挂肚，心懸兩地。
8月10日下午2時，吉岡來電話叫我和浩到他那裏去。到了那裏，吉岡一反往日盛氣凌人的常態，非常消沉地對我們說：“蘇聯已嚮我們宣戰。”
他告訴我們，蘇聯的幾千輛坦剋已經越過國境，正在嚮我們這裏挺進，估計明天將到達新京附近。時間很緊迫，我們要做好撤退的準備。關東軍打算帶着皇帝據守通化，但估計也衹能守兩個月左右。因此要我們和關東軍一起退守通化，並且要做好戰敗自殺的準備。
我感到愕然。怎麽回事？平日號稱“擁有數十萬精兵。”揚言可以堅守滿洲的關東軍竟這樣不堪一擊，不做任何抵抗，拱手要把新京讓給蘇軍，太讓人失望了。溥儀經常用短波收音機收聽外國新聞節目，並且經常把他聽到的消息告訴我，所以我已經知道日本慘敗以及美軍在廣島扔原子彈的消息。我以為日軍總還能支撐一陣子，沒有想到日軍竟這樣脆弱地不戰而退。想起關東軍平時趾高氣揚地騎在我們頭上欺侮我們的樣子，令人氣憤，更氣憤的是如今兵敗如山倒，到了末日還要讓我們自殺，怕我們落到蘇軍手裏會泄露關東軍欺侮中國人的真相。想到這裏，我實在覺得不能容忍，與其讓日本人逼着我們在遠離新京的通化自殺，還不如就在這裏結束我的一生吧！想到這裏，我不禁把手伸進了我的槍套。
這時，突然浩瘋狂似地撲嚮我，奪住了我的手。
“住手，死還不容易？可你們兄弟倆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怎麽輕易想去死呢？你怎麽能丟下皇上自己先去死呢？是不是非要死呢？我們還不到這個時候，我們還有辦法。”
浩的話使我感動。是的，我還不到死的時候，應該想辦法生存下去。而且浩那種親切的關懷增加了我的力量，使我能夠在艱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我終於嚮吉岡表示：
“事已如此，我一切聽從你的安排吧！”
逃離新京
8月11日，關東軍和宮內府緊張地準備轉移。
我也要準備逃亡了。
因為此去兇多吉少，要作好覆滅前的决鬥，行李是不能多帶的，要輕裝前進。房子呢？讓僕人們住吧！我叫僕人們搬進來住。他們流着淚說他們衹是看守，什麽時候我回來還把房子還給我。我把一些日用品分給了他們。一些重要的珍寶，我選了個秘密的地方挖坑埋了起來。眼看全家要踏上前途渺茫的徵途，多年來在陸軍士官學校培養起來的那股軍人精神在我血液中奔流着，我願在這裏為保衛作為滿洲國首都的新京而犧牲。我去看看溥儀作好了離京前的準備沒有。他木然地站在那裏，底下侍從忙亂地搬着東西。我嚮溥儀說：
“皇上請善自珍重。我願留在這裏戰鬥到底。”
溥儀一擺手說：
“你切不可貿然從事。等我死了，你再打仗也不晚。你跟我一起撤退吧！”
這時我已當了宮內府侍從武官，就是在溥儀左右，為了保衛他的安全而盡力。他也似乎衹能信任我們這樣的親屬。我和浩等告別，要她和三格格、五格格等隨着宮內府的傢屬一起撤退。我和溥儀、潤麒等在一起，由關東軍護衛着單組成一個隊伍撤退。這時蘇聯宣佈參戰已經三天，新京的市民們正在街頭挖掘壕溝準備巷戰。一個個臨時防寨已經修築起來。關東軍忙着轉移司令部和他們的傢屬。在街上可以看到有的日本軍人腰挎軍刀，脛纏裹腿，喝醉了酒，高唱着法西斯軍歌行走着。日本婦女則如喪傢之犬，攜兒背女，倉皇地走着。那些被關東軍拋棄的下級職員的傢屬以及一般日本人的傢屬都身背大包裹，手提行李箱，冒着酷暑，一群一群地擁嚮新京車站。這時列車因為被軍隊徵用，車站裏已經沒有列車了。人群中哭喊着、怒駡着，都希望能得到一張撤退的車票。有的日本人開始出售高價貨車車票，這些高價車票也被絶望了的人群一搶而空，他們希望趕緊離開這死神包圍的新京，逃到新的地方去。
在一片慌亂中，所謂“遷都”也開始了。溥儀和我們這些隨身官員以及傢屬們由關東軍警衛軍和宮裏的警衛軍護送着乘坐宮廷列車南逃。臨出發前，溥儀率領我們，攜帶清朝歷代祖先牌位到新京神社前集合，嚮神靈祈禱，願神靈保佑我們一路平安。神社的神職人員正磨刀霍霍，準備蘇軍來到時集體自殺。然後隊伍嚮新京車站出發。這時下起了滂沱大雨，我們沉默地在雨中行走。我想號稱“鎮守東北穩如泰山”擁有百萬雄師的關東軍，你們都到哪裏去了呢？讓我們如今這樣si惶地逃難。兩旁的群衆看見我們這一行失魂落魄地逃走，都破口大駡。飄潑般的大雨聲加上群衆的咒駡聲使我們的心情更加沉重。來到車站，見車站裏擠滿了黑壓壓的候車的人群，擠得連個站腳的地方都沒有。人們哭喊着，嬰兒尖叫的哭聲，母親的安撫聲和訓斥聲，各種音響交織，嘈雜而又混亂。這裏變成了人間的活地獄。我們這一行由警衛軍保衛着，硬是分開擠在站上的人群坐進了專車。車站上的人們用羨慕而又怨恨的眼光看着我們。有人哀求着：
“已經等了兩天了，求求你們，讓我上車吧！”
“把這個孩子帶走吧！我們已經老了,死了算了。孩子還年輕，給他條活路吧！”
憲兵怒斥着他們，用力把那些緊抓住列車車把的人們推開。列車開動了。這是子夜一點鐘，隨着列車的開動，車廂的電燈熄滅了，黑暗的列車在漆黑的夜裏蠕動着，漸漸地，離新京愈來愈遠了。偽滿洲國的首都已經被我們拋在後面，好像宣佈了它的滅亡。火車的氣笛時而發出凄厲的哀鳴，又像在為已經死亡了的滿洲國唱哀歌。偽滿洲國是死亡了，至於我們呢？我不知道列車要開到哪裏？也不知道前面是什麽樣的命運在等待着我們。
在專車上，由於戰局突變，匆忙逃亡，方寸已亂，御膳房不可能為溥儀準備豐盛的伙食。慌亂之間，衹給溥儀做了碗????水煮麵條，傢屬們衹能啃幹面包。8月13日早晨，列車到達偽滿的臨時首都臨江。車已過通化，在通化時，列車曾略停了一下，關東軍的人上車和溥儀商量了一下作戰的事情，嚮他匯報了一通捏造的“捷報”。因為臨江沒有可以作臨時皇宮的地方，列車又往前開，一直開到了東邊的大慄子溝。
大慄子溝位於長白山與鴨緑江之間，是一個靠近中朝邊境的小山村。這裏本來是個不為人知的小地方，就是因為戰亂之際溥儀和我們這一行到過這裏，現在這個地名很多人都知道了。這裏沒有什麽像樣的房子，有個大慄子溝礦業所，溥儀的臨時皇宮暫設在礦長傢裏。我和浩、嫮生住在一所木造的二層小樓樓下的房間裏，五格格和萬嘉熙住在我們前面的房間裏，吉岡住在我們的樓上。二格格、三格格則住在另一棟樓的樓下。這裏風光明媚，長白山層巒疊嶂，早晚隨着陽光的濃淡，不斷變換它的新裝，可是我們無心欣賞，再美麗的風景也徒然讓我們黯然神傷。
在那些日子裏，溥儀領着我們嚮祖宗的遺位叩頭，他也不斷地用金錢占卦，以卜吉兇。我以為我們可能要在大慄子溝這個僻靜的小村住一些日子。幻想它能成為世外桃源。可是這個幻想很快破滅了。8月15日,溥儀通知我到他房裏去聽廣播，我立刻過去。一進他的屋子，衹見他正襟危坐，態度嚴肅而又悲哀。收音機裏正在播放日本天皇的一個講話，聲音夾雜雜音，聽不清楚，可是斷斷續續地能夠聽出來他在宣讀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實行無條件投降的昭書：
“……夫謀帝國臣民之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此為皇祀皇宗之遺範，為朕之拳拳之措者……”
聽到這裏，溥儀哭了。我想安慰他，可是實在說不出話來。我倆手拉着手，相對流淚。完了，這下子徹底證明“滿洲國”是完了，因為連日本都投降了，哪還有我們的生路呢？8月16日，張景惠為了證明這個消息是否真實，特地到通化關東軍司令部去了一趟。第二天，他帶回來一個確鑿無誤的消息，日本是投降了。於是我們就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即要不要解散“滿洲國”和皇帝要不要退位的問題。
溥儀退位
那天晚上，在礦業所簡陋的食堂裏召開了緊急的參議府會議。我們隨便搬來幾把椅子。張景惠坐在議長席上，臧式毅參議府議長、熙洽宮內府大臣等隨便坐下。在昏暗的燈光下，大傢無法掩飾那種悲哀的心情。會議持續開了一整夜，到8月18日凌晨1點，纔通過了决議，决定“滿洲國”解體和皇帝宣佈退位。
退位儀式簡單而嚴肅，皇帝溥儀宣讀完退位詔書之後，和與會者依次靜靜握手，悄然退出會場，他成為平民了。溥儀很會做戲，在宣佈退位時，自己跪下說，由於他的無能，給日本天皇添了很多麻煩，請求天皇原諒。他在退出會場時，還和站立在旁的日本兵擁抱告別，日本兵感動得掉了淚。我忽然對溥儀産生了反感，到了此時，還有什麽心思作這種醜態呢！短命的偽滿洲國一共經歷了十三年零五個月。就在大慄子溝這個偏僻的地方土崩瓦解，結束了它的生命。我們從新京捧來的清朝歷代祖先的牌位，也在這裏燒毀。隨着煙消灰盡，說明清朝確實是滅亡了，它不可能再復興了，關於它的任何幻想都破滅了。退位儀式一結束，偽滿洲國的要人藉口這裏有土匪，他們要撤回新京了。隨後的關東軍警備隊、偽滿禁衛隊的士兵也都撤退。衹剩下以博儀為首的愛新覺羅傢族成員和一些內廷職員以及吉岡御用挂等日籍職員。我們這些人嚮何處去呢？溥儀雖想回北京，但這是做不到的。眼下，唯一的出路是逃亡日本。當關東軍和大本營聯繫時，得到的答復是不予接受。這使我們氣憤到了極頂。當初為了利用我們，一再督促着我們建立“滿洲國”，現在戰爭失敗了，又把我們扔下不管，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呢？經過我們一再的催促，日本終於同意溥儀一行到日本京都都立飯店暫時避難。溥儀到了這時，由於實在害怕，竟嚮吉岡提了個問題：
“今後生命能不能保險？”
吉岡露出了從未見過的兇相，手拍胸口厲聲說：
“誰能保險？拿出膽子來！”
溥儀乘坐8月22日從通化起飛的飛機去日本。第一批出發的除了他以外，還有我、潤麒、萬嘉熙、毓贍、毓yan、毓dang三個侄子，醫生黃子正、僕人李國雄。皇后婉容以及浩、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等以後再去。博儀去和婉容等告別，說：
“我們先走一步，你們可以坐第二批飛機，或從陸路經朝鮮到日本來。衹要到了日本，就沒有問題了。至於今後的生活，不會有什麽問題的，我已經把錢提前匯到日本去了。”
我也和浩告別，說句實話，我很高興，因為回到日本我又可以見到我那心愛的慧生了。所以當浩為我準備好洗臉用具和準備換洗的衣服時，我都不想帶，我以為幾個小時就到日本，用不着帶那些東西了。我有些過度興奮，我對浩說：
“你和嫮生隨後就來吧！今後，我再也不當這皇宮內的差使了。我們一傢四口子好好過日子吧！”
浩也輕鬆地對我說：
“是啊！我隨後就來。”
出發的時候到了，溥儀已經脫去皇帝服，換上褐色的西服，穿開襟襯衫。他和正在哭泣的婉容和福貴人李玉琴說：
“我等着你們到日本來。”
接着，他又嚮一般職員致谢，說：
“長期以來多蒙關照，祝大傢健康幸福。”
說着，說着，他哭了。
我也和浩再次告別，我比較冷靜，多年嚴酷的軍校生活畢竟對我有所鍛煉。
飛機起飛了，我再次看了看為我送行的浩，她正微笑。我嚮她揮手。我原以為真的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重逢的。哪知道這一別就達十六年呢？因為飛機到達奉天機場時，蘇聯紅軍幾乎同時到達。飛機一着陸，我們就被逮捕，成了階下囚。我們經過新京被送到蘇聯，從此開始了囚徒的生活，至於浩呢？她和嫮生開始了她倆顛沛流離、扣人心弦的流浪生活。關於她的這一段經歷，浩後來寫成《流浪的王妃》一書，在日本和中國都已出版發行。我就不在這裏敘說了。
在伯力特別收容所
到了伯力市內，蘇聯當局就把第45收容所“一宅分兩院”，劃為兩個區域：一個是溥儀和我們這一小集團；一個是日本高級軍官和偽滿大臣以及偽滿將級以上軍官。我和我的妹夫、侄子、榮源、黃子正可以在兩個“禁區”內隨便來往；溥儀和那些敵偽戰犯則是不準私越雷池一步，散步時，彼此也不得越過一條白綫。我最初是介乎溥儀和萬、潤之間的一個特殊存在，受到“準溥儀”的待遇，一時也不能到敵偽大堆的那邊去，也不參加一切勞動，到了後來，纔逐漸一般化，隨便出入於兩個“禁區”之間了。
這個特別收容所內的俘虜，既有日本帝國主義的高級軍官、高級文官，也有漢姦組織中的偽滿皇帝和偽滿大臣，偽滿的將級軍官，真是洋洋大觀，集敵偽於一堂。
每天一起床，屋內、院中就看到做種種奇形怪狀的體操的人群：有的全裸做冷水摩擦，有的做日本式早操，有的做“西式健康法”——我們叫它是“鷹抓兔子”，有的練太極拳，有的做八段錦，有的在地下打滾和翻筋鬥。接着就可聽到樓上、樓下、室內、廊間發出種種奇聲怪韻：有的高呼佛號念經，有的高唱日本的“謠麯”，有的哼二簧或唱昆麯。開飯時，因人多地窄，嚮例分三次開。當時在廚房工作的是日本的軍士和兵。在民主運動還未展開時，日本軍人中的法西斯空氣還非常濃厚，殖民地主人公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開飯的次序，是“日先偽後”，大官據首座，小官列次席。後來這些文官武將的本質逐漸暴露出來，如：關東軍經理部（軍需部）的中將偷白糖，致使日本俘虜兵嘆為“世界的末日已到”；敵偽大官為爭一塊面包而大吵大駡；偽滿少將偷竊日本中將的毛衣。藉一個日本兵的話來說：“過去看到這些高級將領，真像金泥彩飾的莊嚴佛像一般，現在看起來，就像金彩剝落露出黃泥的破佛像一樣。”
在伯力特別收容所的五年間，除了每日三餐之外，其餘差不多全是“娛樂”的時間。散步，下棋，打麻將，開寶，成為消磨時光的“日課”。
漢姦集團的文武大官中，當時對於日本戰俘的態度，大約可分為三種：
一種是深惡痛絶，大有不共戴天之勢，即不得已見了面，也想藉機大駡他們一頓。代表這類的典型人物就是溥儀。但這樣的是極少數。
一種是無恩無怨，不即不離。這類人占絶大部分。過去的老軍閥、“大人物”多屬於這一類。
一種是甘心繼續過去的關係，不但不仇視這幫既害了祖國，也害了自己的法西斯惡魔，反在“不打死老虎”的遮羞布下，把殖民地的主從關係延長到伯力的俘虜收容所內。這種類型的人也居少數，是一些從殖民地出身，確實得過日本“好處”的忠實漢姦們。
我當時的心情是：仇恨蘇聯，懷戀日本。對國民黨是又恨又怕，對共産黨根本沒有認識。認為蘇聯是把自己的“半生基業”連根拔掉的“仇人”，國民黨是歷史上的死對頭，共産黨和自己是水火不相容的存在。特別是看到蘇聯在衛國大戰之後，又遇到1946年的大旱災，面包、乳、肉，無一不缺，想想還是過去那種社會的生活好。更因為自己的妻子是日本籍，長女又在日本，將來後半生的寄托，除了日本更無別路。我受日本法西斯教育多年，看日本的一切都覺得順眼，尤其是認為以日本軍隊的“忠勇精強”，總會有捲土重來的一天。
我不但對以山田乙三為首的前關東軍司令官以下的戰犯，見面必先行禮，說話必敬呼“閣下”，即對於次級的人物，也是無話不談。那時日本戰犯中已經有人獲準釋放回國，我認準哪些日本戰犯有可能被遣返回國的，我就找機會接近他們，告訴他們浩住在那裏，希望他們回國後能為我捎個口信，告訴浩，衹要我還有一口氣，我一定要插翅飛到她的身旁，要她耐心等着。兩個孩子請她撫養好，等着我平安歸來。我甚至還打聽怎樣才能加入日本國籍，我以為我不可能回中國，回國後等着我的是死路一條，我衹有偷逃到日本去，加入日本籍。
在伯力收容所，有一個蘇聯翻譯叫別爾面闊夫，他在研究中國的歷史，要我為他寫些材料，如中國的婚喪嫁娶、儒教、佛教的情況等。我都給他寫了。他送給我一些紙煙糖果等日用品作為酬謝。我說：
“你需要什麽材料，我都可以給你寫，但你要幫我辦一件事。”
他說：“什麽事？”
我說：“我的妻子在日本，你要幫我和她取得聯繫，讓我找到她。”
果然過了些日子，他告訴我，他有一個朋友要到日本東京去，要我給浩寫封信交給他，他那朋友一到東京，往郵筒一扔就行了。我真是感激涕零，連忙寫好了那封信交給了他。不久，他告訴我，他的朋友已動身，此事已辦妥了。
不久，我又找別爾面闊夫。我說：
“你想個辦法把我送日本去好了，乘日本戰犯遣返回國時，把我也夾在中間。我回到日本，夫妻兒女一傢團聚，大恩大德，我忘不了你。”
別爾面闊夫大吃一驚，說：“你好大膽子！這事我辦不了。這件事你以後也別再對人講，別人知道了，將來你回到中國，共産黨决饒不了你。”
我聽了，也大吃一驚，從此不敢再提。
到撫順戰犯管理所
1950年7月28日，我和溥儀等一行，從伯力第45特別收容所出發，乘三等旅客列車南下回國。後來我知道解放以後中國政府經過與蘇聯政府的交涉，纔答應將我們這一批戰犯引渡回國的。
火車從綏芬河出發，經過牡丹江到哈爾濱時，已是晚上，深夜到達了長春。黑暗中聽到列車員報“長春”站名時，我不由得陷入對故土的沉思，衹是火車風馳電掣般地嚮前駛去，我的思路也隨着嚮前發展。8月3日中午到達瀋陽，火車停了下來。上來一些穿軍裝的人員，叫了溥儀、張景惠等人下車，坐進一輛轎車拉走，沒有叫我。被叫下車的人不知此去還能不能回來，嚇得面孔煞白，溥儀尤其表現得緊張。他下車後拉着毓嵣直往前走，說：“走！我領着你去見老祖宗！”我們這些沒有叫走的人，也是嘀嘀咕咕，很怕要分別處理我們這些人，也許我們是第二批處决吧？一個多小時以後，叫走的人又都回來了，一看他們的神色，我們就放心了。他們神色坦然，說東北人民政府高崗主席接見了他們，勸他們要安心改造，明確地說了不殺他們，中國有強大的政權，政權穩定，多殺一個人沒好處，少殺一個沒有壞處，並告訴他們將要送他們去撫順學習改造。招待會還預備了水果、茶點。車廂裏突然活躍了起來，大傢感到吃了顆定心丸，神情確實穩定下來。有的偽滿大臣居然猜測可能要被送到撫順去療養，從前他們曾去那兒療養過。明明是階下囚，怎能出此妄想呢？我可笑這些同僚們平日啖食魚肉慣了，連分析問題的起碼能力都喪失了。
火車離開瀋陽，行駛了一個多小時，就到了撫順車站。一下車，就使我們這些戰犯的頭腦猛地清醒過來，明白地知道我們的身份仍是戰犯。站臺上整整圍了大半圈戰士，手持上着刺刀的槍，圈外邊還放着一挺機槍，有機槍手看守着。我們每七、八個人被押上一輛卡車，卡車上有四名持槍的士兵站在四角拿槍頂着我們。有的人不識相，還想伸出脖子四下觀望，馬上被戰士喝令低頭。當這一連串有武裝押送戰犯的卡車在撫順市內駛過時，市民莫不駐足觀望。我們都灰溜溜地低下了頭，這時纔覺得自己是多麽見不得人啊！
卡車把我們送到一個大院裏停了下來。大院周圍高墻聳立，上面圍着電網。我明白了，這是監獄。
偽滿大臣中有人認識我們在押的監獄，說這就是日偽時期日本人蓋的撫順大獄，專為關押革命志士用的，沒想到現在用來關押我們自己了。正是用上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這句成語。不過解放以後，監獄裏已有了暖氣設備，比以前改善多了。
管理所的戰犯都編了號碼，身上別上號碼，代替原來的名字。溥儀的號碼是981號，我是1000號。我們彼此也用這些號碼相互稱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裏我生活了11年。
一件使我痛苦的事情
每當我百無聊賴，或夜深人靜睡不着覺的時候，一個潛伏的念頭總是像幽靈似的偷偷地爬上我的心頭。那就是我想念我的妻子和女兒。失去了他們，我變得孤獨。我常常懷念我們在萬壽西街寓所的那一段生活，“相依為命”真是再準確不過地說明了我們兩人的情況。也想到在大慄子溝臨上飛機時她滿懷深情註視着我的情景。誰會想到我們從此竟音信斷絶了呢？浩肯定也在想念我，衹是她不知道我現在關在東三省的鐵籠子裏。我們真像蘇軾詞中所說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我這種思傢的痛苦難免要流露出來，有時我和住在一個鐵籠子裏的三個侄兒閑聊時表示了想念的心情。那時管理所為了教育我們，常常搜集我們的思想情況，瞭解到我這種思傢的情緒。1951年11月，有一次李渤濤科長召集犯人講話時，突然講了下面一段話：
“有人到了現在，還念念不忘地惦記着他的日本人老婆。你不想想，日寇是想利用你，所以纔讓日本女人來同你結婚，為什麽你對利用了你的日本女人還這樣念念不忘呢？”
我聽了猶如晴天霹靂，五雷轟頂，因為當時正是抗美援朝形勢緊張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站穩立場，劃清界限，跟帝國主義作鬥爭，當時我這種情況不是正好說明我沒有跟帝國主義劃清界限嗎？而且我娶了日本老婆，日本帝國主義通過我的老婆利用我為他們侵略中國服務，浩會不會是特務呢？管理所領導在階級鬥爭形勢緊張的情況下對我提出警告是應該的。但我相信浩决不會是特務，浩同情中國，她自己就不滿關東軍趾高氣揚的驕橫作風。我們雖由日本軍方包辦而結合，但我們有純真的感情，我們都是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正是由於她願意當一名中國人，纔不斷喚醒我頭腦中殘存的民族意識，而共同痛恨日本軍國主義。我當時很難表白自己這種心情，感到十分痛苦。這時李渤濤科長找我來了，這個比我大約年輕二十歲的人竟說出了十分老練而婉轉的話：
“你想日本妻子和孩子是可以的，也是很自然的，但這與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戰爭侵略我國是兩回事。你要經常想一想，這些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使多少中國人妻離子散、傢破人亡？現在朝鮮人民也正因為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戰爭而陷入妻兒分散的局面。你為什麽老陷入自己小家庭的分離而不能自拔呢？這裏有一個站在什麽立場的問題。國難大於傢仇，我們要仇恨帝國主義，把註意力集中到反帝這一方面來。你不要因為想念老婆孩子影響學習，影響改造舊觀念，這樣對自己的身體也沒有好處呀！”
我一時語塞，竟流下了淚。誰說這裏沒有仁慈呢？這種既嚴肅又溫暖的語言體現着中國共産黨的改造政策。我雖然想念浩，可是當時的形勢我必須把反帝放在首位，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學習形勢、政策、時事方面。這就是站在人民立場上觀察問題。
海外來鴻
在大坦白大檢舉的滾滾浪潮中，我傾吐了過去的罪惡歷史，猶如洗了一個澡。洗去了污泥濁跡，感到輕鬆愉快了。在這時候，更使我感到高興的是我與久別的浩、慧兒、嫮兒又恢復了聯繫。
那是1954年8月與11月之間。一天，孫所長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讓我坐下，笑着問我：“想念妻子和女兒嗎？”
“不想。”我違心地回答着，因為1951年我已經因為想念妻兒受過批判。其實這幾年來何嘗不想念浩和慧兒、嫮兒呢？衹是因為我們是戰犯，不準和傢屬通信，所以我衹能把對妻女的懷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坎裏。我幻想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來割斷我倆之間這種纏綿不斷的相思。我希望我快點被判刑，我的罪惡已經坦白了，判了刑，我成了正式罪犯，浩就可以和我離婚，結束我們之間關係。其實不判刑浩也可以和別人結婚，我這個人不值得愛，她索性和別人另建立家庭，我也就死了這顆心了。當然還有一個更好的設想，那就是浩等着我，等我服滿刑，她攜着孩子翩然歸來，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要是這幾年內日本也變成中國那樣的人民民主國傢，那就更好了，浩也像我現在那樣地受着民主教育，她能夠改變她那種貴族小姐式的生活方式，那我們生活在一起就更沒有隔閡了。瞎！我真是鬍思亂想，我想到哪裏去了？這幾年來我就是這樣神魂顛倒地生活着。
孫所長見我神思恍惚，就提醒我給浩和女兒寫封信，他給寄去。管理所允許戰犯和傢屬通信了。這真是喜出望外的大喜訊，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出乎意外的是，孫所長還告訴我是慧生曾給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寫了信，要求她能夠與她失去多年聯繫的父親通信。周總理同意她的請求，並且把慧生的信批轉給了我。我用顫抖的手接過那封遠隔重洋寄來的信，目光落在信上：
我的中文雖然很拙劣，但請允許我用在日本學習的中文寫這封信……我的父親溥傑久無音訊，母親和我們都很擔心。我們不知給日夜思念的父親寫過多少次信，寄過多少張照片，但是從來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衹好望洋興嘆。
雖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卻是同樣的。我想，如果周恩來總理有孩子，一定能夠理解我們對父親的思念。一定能夠理解盼望與丈夫團聚，同時含辛茹苦地將我們撫育成人的母親的心情。
現在，中國與日本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但是，我們的家庭是由中國的父親和日本的母親組成的，我們全家人都真心實意地期望中日友好。這一心願是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攔的。母親盼望早日回到父親的身邊。我也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中日友好的橋梁，所以纔這樣拼命她學習中文。
謝謝，拜托了。請將這封信連同照片轉交給我的父親……
我讀着讀着，不禁哭出了聲！浩！你教育出了這麽好的女兒，能寫出這樣通情達理、善解人意的信件，而且從信中可以看出慧生像你一樣的熱愛中國，她要做個像樣的中國人，她還要從事中日友好的工作，這完全是你的意願呀！想不到我身陷囹圄九年，女兒們在你的哺育下已經成長起來了，我怎麽嚮你表達我的感激心情呀！我嚮孫所長表示了感謝，我很快給浩寫了信。信寫得很簡短，信裏說：“我現在在撫順。托慧生的福，我能給你去信。……”
我告訴她，是周總理轉給我慧生的信的；我還告訴她，周總理欣賞這封信。真的，捧着這封信，我覺得沉甸甸的，這裏面不僅寄托着浩、慧生、嫮生三顆赤熱的心，它還經過一個偉人的手，傳遞着偉人的溫暖。我捧着這封信，真是覺得手心灼熱，因而如醉如癡了。
我寫的信經過日本赤十字社，到了浩的手裏。母女三人反復地貪婪地讀着我的信。如今千山萬水隔不斷我們夫妻父女的感情，我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不久，我也收到她們三人的來信。我可以比較清楚地瞭解她們的情況了。慧生的中文信寫得很好，中國話也說得好，她正在讀中國文學和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她說如今中國是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傢，我不能不讀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聽說她還起了個中國名字，我想如果我將來釋放以後可以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話，慧生可以當我的助手。自從浩和我恢復通信以後，我在撫順管理所的生活似乎變得充實了。為了表達我喜愛兩個女兒的心情，我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詩：
寄慧、嫮二女
今生自分永沉淪，卻慶昭蘇大地春。
眼底光陰誠過客，瀛寰兒女已成人！
桑榆欲養阿爺志，朝夕無違乃母心。
時至會當回祖國，嚮東計日樂天倫。
1957年春日作
詩既表達了我對浩的感激之情，也流露了我盼望她們回來，我們全家團聚的願望。
由於我可以和傢屬通信，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全部戰犯也都可以和傢屬通信。感謝管理所給了我們這種方便。由於傢屬來信作了些思想工作，也推動了當時正在開展的坦白、檢舉工作。我覺得也要感謝慧生的努力，使我們獲得了這種幸福。我也和北京的弟弟、妹妹們通了信。四弟溥任，現在的名字叫金友之，他當了小學校長。四妹韞嫻和七妹韞歡當了小學教師。五妹韞馨是個縫紉工人，生活很好。她的子女都上了中學，她還學會了騎自行車。六妹韞娛是個畫傢。三妹韞穎還當了街道治安保衛委員，她還是個社會活動傢，經常到鄰里串門，宣傳新婚姻法。想不到當初我們這些嬌慵懶散的“金枝玉葉”，都在新社會中有了她們相應的地位。這使我感到高興和放心。我想到自己，也覺得放心。我相信共産黨，衹要我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我想黨一定會寬大處理我們，給自己以重新做人的機會。
元帥們的鼓勵
我這個想法，進一步得到了證實。
1955年3月間，有一天我和溥儀忽然被叫到所長辦公室去。一進門看見屋裏坐滿了一些戴着金光閃閃肩章的人。孫所長說將軍們非常關心你們的學習和改造，你們隨便談談吧！將軍們問了問我們的童年生活和偽滿時期的生活，特別問了問現在的情況，問我們對管理所的學習和生活有什麽意見。我和溥儀都如實作了匯報，一再感謝共産黨的教育和幫助，表示認罪，願意接受改造。有一位帶鬍子手中握着煙斗的人，我經常看新聞記錄片，認得他是賀竜元帥。他問溥儀：“你在這裏，與以前當皇帝時候相比，吃的東西哪個好吃？”溥儀回答說：“這兒好吃，我過去在皇宮裏雖然吃山珍海味，但都不知道味道。現在在這裏，二兩的包子一頓能吃六個。”賀竜又問我傢中還有什麽人，還嚮我問起嵯峨浩的情況。我告訴他，我們已經通信。賀竜問起以後的發展趨勢。我小聲說：“她在日本生活慣了，以後不一定會回來了。”賀竜笑着說：“人是可以改變的，我想她總有一天會回來的。”賀竜的話使我吃驚，但也看到了希望。我體會到中國共産黨和人民海洋般的寬闊胸懷，因而感到新生在望。賀竜最後敲着煙斗說：“不要光是認罪，你們要好好學習、改造。你們將來還能親自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實況呢！”後來，我知道那天還有聶榮臻元帥在座。在回去的路上，溥儀問我：“‘能看到社會主義’是什麽意思？”
我不敢說出我心中真正的想法，我覺得這裏隱含着我們還有被釋放出去的可能。回顧當初我們以為來到撫順一定要被槍斃的想法，未免覺得太可笑了。我說：“那是鼓勵我們要認真學習改造。”
“是的。”
當我們回到監捨，把元帥接見的情況告訴大傢以後，在同屋的夥伴中引起了一陣轟動：“恭喜你們，老溥、二溥。”我們那時已經被大傢簡化地稱作：“老溥”、“二溥”，有時叫“大老溥”、“二老溥”，說明原來的帝王之尊已經被推翻了。大傢都從元帥這些簡短的鼓勵的話語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親屬來訪
1956年3月10日，即第一次參觀後的第三天，我和溥儀、潤麒、萬嘉熙以及三個侄子毓yan、毓dang、毓贍都被通知到所長那裏去。我們都納悶：有什麽事要找我們呢？一到所長的接待室，發現原來闊別了十幾年的載濤叔叔和兩個妹妹來看望我們了。親人意外相見，真是喜出望外。七叔多年不見，雖已69歲，但臉色紅潤，健壯如舊。他首先告訴我們不久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他看見了毛主席，當時周恩來總理把他介紹給毛主席，告訴毛主席這是載濤先生，是溥儀的叔叔。毛主席和他握手後說，聽說溥儀學習得還不錯呀，你可以去看看他們嘛！說到這裏，濤七叔的聲音哽咽起來，我們全家都感動得流了淚，毓yan甚至痛哭出聲。七叔又說，第二天彭真市長又找到他，告訴他可以帶弟妹去撫順，並發給了旅費。三妹和五妹又搶着說，東北天氣冷，政府特地為他們發了棉衣。說着說着，她們又激動得哭了起來，這時在旁的孫明齋所長知趣地說：“你們慢慢地談吧！”帶着管理所的其他幹部退出了接待室，讓我們更方便地暢談。
傢人聚會，我們盡情地談了起來。七叔說到父親載灃在解放以後，由於周恩來總理的建議，曾被中央文史館聘為館員。他於1951年逝世，臨終時除了我和溥儀外，其他子女都在場，妥善地辦了喪事。他本人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也是全國政協委員，古稀之年，還參加了他最喜愛的解放軍係統的養馬工作，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時間。他說話時那種愉快的心情溢於言表，連我們也覺得高興。七叔還告訴我如今滿族的人口已由解放前登記的八萬人增為二百四十萬人。這是由於辛亥革命以後，清廷崩潰，滿族處境睏難，求職無門，一般的冒稱漢族，愛新覺羅的子孫也改姓金、肇、羅等，滿族凋零，生活也日趨睏難。衹有到瞭解放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平等友愛的大家庭，滿族人才敢於公開自己的身分。憲法公佈之後，根據人口登記的統計數字，滿族人口一躍為二百四十萬，這裏藴藏着少數民族的一把辛酸血淚。我自己是體會很深的。清廷覆滅，我成為末路王孫，不自量地妄圖復闢清朝，鑒於自己沒有力量，衹有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也已崩潰，我成了階下閃。我固有自己應負的罪責，但我又是個沒落的滿族，更沒有好下場了。七叔的講話卻給了我信心，中國共産黨的民族平等政策使我認識到衹要我認罪改造，我是有出路的。七叔還鄭重地告訴我祖宗的陵墓都保護得好好的。我放心了。我想起已故的父親載灃，不由得從心裏說：“阿瑪！不孝男溥儀、溥傑對不起您，連累您晚年牽腸挂肚地想着我們，臨終時我們也不能前來送別。現今是共産黨領導下的新社會，我們兄弟倆要認真改造自己，您老人傢放心吧！”
七叔和三妹、五妹整整和我們談了一天半。他們住在撫順市東公園專傢招待所，溥儀也被管理所用專車送去同他們敘談。他們參觀了管理所的伙房、浴室和監捨，覺得這裏的條件很好，和學校差不多，他們也放了心。
慧生殉情
自從和浩、慧生、hu生以及北京的弟妹恢復通信以後，我覺得生活變得充實了。管理所大墻內的天空似乎也變得寬闊了。我天天盼望海外來信。我通過信和妻女們交談着，覺得生活有了盼頭，我等待着有朝一日走出大門與傢人團聚。慧生的中文信寫得很好。她攻讀中國文學，已經讀了林語堂的《京華煙雲》，中文版魯迅的《彷徨》，甚至讀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這使我想起她周歲的時候，為了占卜孩子的未來，讓孩子在一個擺着各種各樣東西的盤子裏隨意抓東西，抓到什麽就意味着她將來有什麽樣的前程。慧生居然抓着離她最遠的筆。這使我覺得很高興，孩子與筆墨有緣，這就能繼承我將來的事業了。現在她真的喜歡中國文學，而且已經知道愛新覺羅傢的門第，她要使她自己能夠有足夠的文學素養可以繼承起書香門第的傳統。我的慧兒！你讓我得到多大安慰呀！你給了我多大的信心呀！如果我要是改造不好，怎麽對得起你們呀！慧生要考大學了，她想報考東京大學哲學專業。她來信徵求我的意見，我說：“尊重你本人的意見。”親友們不同意，說讀哲學容易被赤化的；有人說報考東京大學哲學係的女生衹有慧生一個，混在男生中間，耳鬃廝磨，又談論哲學，時間長了，弄不好姑娘的性情發生變化，萬一變成個獨身主義者怎麽辦？於是慧生動搖了，她决定參加學習院的考試，報考國文專業。我想這也不錯，將來她可以把日本的古典文學介紹到中國來。我和浩、還有慧生，不是都願意作中日友好的橋梁嗎？
浩可是很久沒有來信了。1954年11月26日她來信說，為了鼓勵我和溥儀學習和寫作，她要送給我們兩人各一支自來水筆，她將托正在日本訪問的李德全部長帶回來。現在已是1958年1月了。李德全部長早已於1957年底回國，怎麽還沒有把筆送來呢？浩本人也遲遲不來信，出了什麽問題嗎？真使我不放心。1月26日，管理所收到李德全部長帶回來的已回到日本的前日本戰犯寫給目前仍留在管理所內日本戰犯的信，因此我覺得我的筆也快捎來了。
但是浩的信仍沒有來。
望穿秋水。1月28日，浩的信終於來了。同時到達的還有浩的妹妹啓子的信。拆開一看，真是晴天霹靂，我的慧兒她自殺了。難怪浩沒有給我來信，她正陷在難以自拔的悲痛之中。過了一段時間，我纔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慧生在學習院認識了男同學大久保武道，兩人相愛。浩的心思是她既嫁給了中國人，她就是中國人，女兒也是中國人，應當嫁給個中國人，而且應該是滿族。浩這種熱愛中國的想法，始終讓我感動。當我長期以來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復闢清朝，同時又因受日本欺侮深感屈辱內心陷於極端矛盾的時候，常因浩的反抗日寇橫行霸道的情緒而增強了自己的民族意識。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不如一個加入中國籍的外國女人呀！我要保持中國人的尊嚴。但是在兒女婚姻問題上，應該是尊重本人意願的，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阻礙女兒和一個日本人結婚。我想起慧生在最後一封信中就告訴我她有個男朋友，她很喜歡他，但沒有提到結婚，也沒有說明她的母親持反對態度，衹是問我她該如何辦？我想我是有罪之身，長期不和女兒在一起，也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實在沒有資格來答復她這種問題，因此回信中衹說我不瞭解情況，希望她照母親的意見辦。這使得慧生非常失望，她本來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結果得不到我的支持，衹好走上了絶路。她和大久保兩人，1957年12月4日下午7時相約在日本靜崗縣天城山隧道到八丁池之間開槍自盡。五天之後遺體纔被人從一棵百日紅樹下發現。兩人依偎着，手槍已經射穿了太陽穴。慧生實由我而死，要是我能給她些支持的話，或我再勸勸浩，她是不至於走上這條絶路的，我又增加了罪孽。
慧生殉情的消息很快傳遍了管理所。當天管教科金源科長找我談話。
金科長安慰我說：“人總是要有一死的，不過你的女兒正在求學，不到死的年齡，正是奮發有為，力求上進的時候，她的死令人可惜。你不要難過，要化悲痛為力量，更好地學習改造。你要認識到這件事你也是有責任的，因為你不在傢裏，不和老伴在一起，你不能對女兒進行工作。假如你要是和老伴在一起，你直接做一點工作，這件事也會處理得好一些，你女兒也不至於自尋短見。你要從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罪過，因而增強改造的勇氣。女兒已經死了，人死不能復生，你已經失去了女兒，再悲痛也沒有用。你要更加愛護剩下的這個女兒，讓她健康地生長。不要過於悲傷了。”
天哪！這比父母還親切的安慰，我哪能不感動呢？我又一次掉下了淚。是的，為了浩，為了唯一的hu生女兒，我要擦幹眼淚，堅強地生活下去。第二天，我就給浩發了信，我寫信時仿佛慧生還活着，難以相信她已經去世了，我嚮浩懺悔了我的罪過。我寫道：
我把將來的一切全部寄托在慧生和hu生身上了。我之所以能經受種種磨難，活到今天，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和兩個女兒和浩團聚……這是為什麽啊！？天各一方，身為父親不能為女兒做任何事情，這是我終生的遺恨。如果說誰有罪的話，那就是我，是身為父親的我……
我縱使一千遍一萬遍檢討我的罪過，也已經晚了，因為慧生畢竟已經離開我了。1月30日，就在我最悲痛的時刻，浩和女兒托李德全部長捎給我的金筆寄來了。握着金筆，想到寄筆給我的慧兒已經不在人世了，不覺潸然淚下。我夜不能寐，神魂顛倒，在夜深人靜之際寫下了三首懷念慧生的詩。
哭慧女三首並序
嗚呼慧兒！吾三十有二生汝，五十之年喪汝，在此駒隙十八年中，因我之故，曾使汝煢孑東籬寄食，復使汝焦側北京上書；還使汝瑩雪成恨，禍發天城荒麓；終使汝棄樂習文，反緻溝通中日文化大志成空。還使……罪鹹在我而禍偏及汝。
（一）
嗚呼慧兒！吾為汝父，
負汝實深。死者已矣，
生者何堪？有母飄零；
有妹無告，罪鹹在我，
苦汝深矣！負汝深矣！！
嗚呼慧兒，偏有此父。
已矣已矣，恨何有極！！！
（二）
嗚呼慧兒，吾為汝父，
而悼汝哭汝，悼也無及，
哭亦奚益！生睽萬裏，
死亦殊途，清夜捫心，
徒濺空淚。嗚呼慧兒，
嗟何及矣。
（三）
嗚呼慧兒！吾伏枕哀吟，
汝不可聞。我懺我慟，
汝豈或知？嗚呼慧生！
汝其瞑目於地下，
乃父將迎爾骨還吾故土。
嗚呼哀哉！
慧生死後，浩為了紀念她以及自己這顛沛流離的一生，寫了《流浪的王妃》一書在日本出版，來信叫我寫序。未見過書的內容而寫序的可能就是我一人，但為了懷念慧兒並懺悔自己，我還是寫了序並附上這三首詩，詩後還加上了三首律詩：
情到難堪愈見情，曾誇吾女有shi縈。
螢窗識我哀成錯，鮒轍呼誰渴望營。
永世別來長恨處，廿年夭折可憐生。
瞑懷前後空餘淚，咄咄書空慧字名。
誤盡生平愧掌珠，纍她齠稚寄人廬。
十年夢裏猶呼父，萬裏瀛寰更上書。
骨血自連心臆痛，恩情寧為死生殊。
無邊悔恨無窮淚，清夜捫心暗悼初。
噩耗遙傳尚半疑，分明笑貌憶平時。
空垂老淚瞻爾母，自作餘殃禍我兒。
豈計幼聰偏命薄，備嘗死別復生離。
鼕窗暗焰寒燈下，伏枕低吟悼女詩。
序寄走後又過了一月，到12月4日，是慧兒遇難的周年忌日了，我不覺悲從中來，又吟一律：
兩眼未幹哀兒淚，去年今日又並年。
荒山碧血真吾恨，遺牘與我倍汝憐。
無用心情傷事後，那堪言笑憶生前。
老妻弱女天涯外，一度思量一黯然。
兄妹喜相逢
1960年12月6日，我和其他幾個獲得特赦的人員登上了駛往北京的火車。火車在原野上奔馳着，我的心也奔馳着，恨不得一步就到北京。沿路美麗的風景，看得我心花怒放。12月7日下午，火車到達北京。一出北京車站，寬闊的馬路，清潔的街道，兩旁的高樓大廈都讓我眼花繚亂。路上穿着深藍色中山裝的行人個個顯得精神飽滿。我禁不住想衝着人們喊一聲：“北京，我回來了！”那天，車站上沒有來接我的人，因我這事先沒有寫信告知五妹具體回來的日期，他們衹是籠統知道我將於最近回來。撫順戰犯管理所也沒有派人護送我回北京。我一出車站，就陷入了汪洋大海般的人群中。屈指算來，我離開北京十六年了，北京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確使我難以相認了。我衹知道五妹住在西城前井鬍同8號，自己坐車到西四，在西四附近轉悠了半天，夜裏8點多才來到五妹傢裏，讓五妹和老萬吃了一驚。但我還是高興的，我原是北京人，後海一帶是我誕生之地。我在這童年經過的地方躑躅徘徊，尋覓舊蹤，以一個真正自由人的身分回到了傢，該有多高興呀！老萬對我說：“聽民政局的同志說，你要回來了，可不知道你今天就來了呀！”我說我心裏着急，恨不得一步就趕到傢呀！五妹那時在一傢小飯鋪當出納，老萬自回傢後在編譯社工作，外甥兒女也都在上學和工作。那一夜我們一傢共話傢常，暢談別後情況，一晚上都在歡樂中度過。
第二天，老萬陪我到派出所報了戶口。我們先到載濤七叔傢，又去看望了四弟溥任、二妹、三妹、六妹、七妹等。大傢見面，都是驚喜交集，愛新覺羅這一傢畢竟歡喜地團聚了。看到大哥溥儀則是在稍隔幾天之後，那時他在北京植物園工作，離得較遠。民政局的幹部通知他到五妹傢來看我。他見了我，上來叫了我一聲：“二弟！”緊緊地擁抱我，就哭了。我也哭着叫他“大哥！”我倆分別一年，歡慶自己的新生，情不自禁地流了熱淚。
12月12日，市民政局通知我搬到崇內旅館去居住。去年大哥特赦以後也在這裏居住過個時期。我和其他被特赦的人員組織起來參加學習和參觀。我們每天有一定時間學習，民政局組織我們參觀解放以後的工農業發展情況、名勝古跡和重要建築物，讓我們看到北京市的飛躍發展，瞭解北京，熟悉生活。
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
就在回到北京後的不久，1960年年底以前，市委統戰部通知我：周恩來總理要接見溥儀和我兄弟倆。一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又高興又緊張。敬愛的周總理！我雖然沒有見過您，但我早就仰慕您。您對慧生上書的指示，您准許我和浩、慧生等通信，已使我感到您是一位傑出的通情達理的完全瞭解群衆心理的國傢領導人，我極願一睹丰采，當面表達我的謝忱以及我今後為國傢為人民服務的心願，可是我長期在戰犯管理所拘禁，沒有機會會見國傢領導人，真不知見了您該如何說話，我的心有些緊張。
那天晚上，汽車把我們兄弟倆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廳。我第一次見到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總理確實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在和他接近時不知不覺就解除了緊張的感覺，輕鬆起來。他先問我在撫順管理所十一年的生活、學習情況，回到北京後的觀感，嚮我談到政府實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他對薄儀說：“你在清末當過皇帝，這不能歸你負責。可是在偽滿那一段，那就完全是你的責任了。”然後直截了當地嚮我提出：“你希望做些什麽工作合適？”
其實這也是長期盤桓在我心頭的一個問題，我今後做些什麽工作好呢？我要走什麽樣的道路呢？撫順戰犯管理所的11年生活使我已經樹立了一個牢固的念頭：我要做一個勞動者。於是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願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無論工廠或農村，我都願意去。”
總理聽了我的話，不覺笑了起來，衝我微笑着說：
“你的意見我是理解的，你說說心裏話，你到底希望做些什麽工作呢？”
總理的話似一股暖流傳遍了我的全身，我解除了任何顧慮，願意嚮這位偉人傾吐我內心的想法。我想我從小熟讀古書，喜歡做詩；我還愛好書法，喜歡京劇、相聲等文藝。我說：“我想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做些文學和歷史研究，或者藝術方面的工作。”
總理點了點頭說：“還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好。”他把身子轉嚮溥儀說：“根據你的體會，你說是不是先從事一點輕微的體力勞動，熟悉一些情況好呢？”
溥儀說：“是的。我在植物園勞動，深感縮短了我和當前社會的距離。我通過勞動實踐，接觸到本部門以及社會上的事和人，我就瞭解了社會，感到祖國的可愛，增強了我作為新中國公民的責任感。”
總理表揚溥儀說：“你說得很好。說明你這一時期參加工作，參加勞動，收穫是很大的呀！”
那天晚上的談話基本上確定了我的就業方向，我也同意大哥溥儀的意見，參加勞動實踐對我來說確也是必要的。幾天以後，我就被通知到景山公園管理處工作。開始了我特赦以後的新生活。
西花廳的除夕晚餐
就在我回到北京參加工作以後，我的傢屬就在為我醖釀重建家庭。我回來了，浩回來不回來呢？我們夫妻倆該不該團聚呢？大傢都認為破鏡應該重圓，當年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建立起來的政略婚姻現在已經完全有了嶄新的內容。事實已證明我們夫妻倆的感情是深厚的純潔的，在熱愛中國和中日友好這個大目標下，我們夫妻倆的感情更加鞏固，沒有理由再讓我們天各一方了。
使我難忘的是我最敬愛的周總理也在為我的生活問題操心。溥儀特赦以後，周總理就和他提過物色對象重建家庭。現在他老人傢也考慮到我和浩的團聚問題。1961年2月3日，北京市委統戰部廖沫沙部長召集我的傢屬進行座談，商討我和浩的團聚問題。座談會上我的弟妹都主張兄嫂應該團聚。會後潤麒和三妹、老萬和五妹就來到崇內旅館我的住地。商量用他們幾個人的名義嚮浩發出一封邀請信，告訴她我已特赦回京，歡迎她回國與我團聚。他們也敦促我嚮浩寫信，誠懇地請她回國。請浩回來，這本來是我心頭醖釀已久的宿願，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朝思暮想的就是我能獲釋，她能回來，重建家庭，像一個普通老百姓那樣地平靜地過日子。歷史上東漢梁鴻孟光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的故事，多麽讓我嚮往呀！我很想重建家庭，但我沒有給浩寫信，因為在親屬醖釀我倆團聚的問題上，極力持反對意見的是大哥溥儀。他因為仇恨日本帝國主義，對作為日本人的浩極端不信任，總覺得這是日本派來監視他的特務，一直對浩有戒心。我娶了個日本妻子，他認為就是我犯下的天大錯誤。我理解他這種固執的偏見，但又埋怨他不理解我和浩之間純正的愛情。他是我的長兄，弟妹們對他都無可奈何，我也惴惴不安，深恐我寫信邀請浩回來的事會惹怒大哥。因而不敢輕易寫這封邀請信。
在這關鍵時刻，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出頭來調解我們之間的矛盾了。1961年2月12日下午，總理請我們愛新覺羅傢族到他傢中共進晚餐。接到請柬的除我以外還有七叔載濤、大哥溥儀、四弟溥任、二妹妹和二妹夫鄭廣元、三妹韞穎和三妹夫郭布羅·潤麒、四妹錫嫻、五妹韞馨和五妹夫萬嘉熙、六妹韞娛和六妹夫王力民、七妹韞歡等人。同時在座的還有中央統戰部徐冰副部長、北京市委統戰部的廖沫沙部長，還有北京市民政局的幹部等。那天是舊歷十二月二十七日，快到除夕了，天氣晴朗，西花廳裏喜氣洋洋，洋溢着節日的氣氛。總理和鄧穎超大姐一直張羅着招待我們，為我們沏上了芳香四溢的碧蠃春茶。總理直截了當地說：
“今天請你們來一起過年。另外和你們商量一下溥傑的家庭問題。他出來了，他的夫人還在日本，要不要邀請他的夫人回來一傢團聚呢？”
大傢思想沒有準備，一時出現了冷場的情況。我也沒有想到總理為這件事把我的傢屬全都請了來。我望着總理那親切慈祥的面容，心裏直翻騰。我想：總理呀！您對我一個有罪之人如此關懷，叫我怎樣報答您呢？
總理看見大傢不說話，就說：“怎麽樣？找個年紀大的先說怎樣？”
他點名要溥儀先說。大哥溥儀果然發表了他不同意浩回來的意見，理由是他痛恨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日本侵略者對他的迫害使他心有餘悸，一提起日本人他就害怕。我和浩這樁由日本軍國主義者包辦的政略婚姻隨着日本的戰敗理所當然應該解體，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
“其他人說說吧！”
這時四弟溥任說了話：“我歡迎嫂子回來和二哥團聚，他們夫妻倆是有感情的。我們不應該拆散這一對有感情的夫妻。至於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我們大傢可以幫助嫂子思想進步。”
緊跟着發言的是七妹。她不慌不忙地說：“我覺得讓嫂子回來沒有關係。二哥回來了，應該讓嫂子回來和他團聚。夫妻團圓，人之常情嘛！再說日本女子講究‘從一而終’，我們沒有理由不讓嫂子回來。至於嫂子是個日本人，對中國的社會生活不適應，我們大傢幫助她，她會慢慢適應的。她的思想狀況，經過大傢幫助，也會進步的。”
隨着老萬、五妹、潤麒、三妹、四妹等都發表了贊成浩回來團聚的意見，連年邁的七叔也同意浩回來。
這時在一旁聽着大傢討論的鄧穎超大姐說話了：“肚子餓了吧？吃了飯再說吧！”
我們這次集會是下午4：30開始的，現在已經6：00多了。說句實話，肚子確實也饑腸轆轆了。總理也忙着說：“咱們不說了，先吃飯吧！快到除夕了，咱們吃頓餃子過年吧！”
我們在一個小飯廳裏吃年夜飯。一共擺兩桌；總理和鄧大姐、載濤叔叔以及我們兄弟們坐一桌；另一桌是徐冰同志、廖沫沙同志以及潤麒等人。桌上端上了熱氣騰騰的餃子，還有很多菜。我記得有一盤蒸得很爛的鴨子。總理和鄧大姐不斷地為我們夾菜夾餃子。我們還飲酒，飲的是茅臺酒。我的弟妹中很多人還是第一次飲茅臺酒呢！最後端上的是一鍋紫糯米甜粥，這是別人送給總理的好米，總理用來招待我們了。吃飯中間，鄧大姐看見潤麒那一桌男人多，就說：“你們這桌年輕人多，吃得多，我們這桌來支援你們吧！”說罷就把我們這桌多餘的餃子和菜往那桌上端。大傢覺得在總理身邊吃的這頓年夜飯吃得舒適溫暖，真是一生難忘。
吃完飯稍事休息，總理又組織我們繼續討論剛纔的話題。大傢的意見也都是希望浩回來，就連最初不同意浩回國的大哥溥儀，最後也不堅持他的意見了。
這時總理說：“請浩回來還是可以的。這麽大的一個中國怎麽會容不下一個日本女子呢？人是可以轉變的嘛！我們把嵯峨浩接回來，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她和溥傑生活得很和諧，建立起一個美好的家庭，這是好事；一個是可能彼此失望，那就讓她再回去。她想回日本也可以回去，來去自由嘛！嵯峨浩要是來了，大傢要幫助她進步。她是由一個不同的社會制度國傢來的，對於我們的社會，不會一下子就理解。大傢要耐心地幫助她，不要操之過急，不要有什麽顧慮，要多和她接觸。”
在座的人都一一答應了。總理也覺得很高興。這次接見一直到晚上8：30纔結束。大傢從西花廳出來，被分頭送回自己的傢中。我在整個接見過程中，一直沒有說話，但心情激動。總理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事務中為我們夫婦倆的團聚而操勞。總理對我的恩德真是比天還高，比海還深。總理對我的恩情我沒齒不忘。就在那天晚上，總理親口囑咐我寫信邀請嵯峨浩回來。我回傢後含淚給浩寫了封信，我寫道：“我們現在有了偉大的共産黨，有了恩人周總理，我們可以團聚了。您回來吧！弟妹們在盼着兄嫂團聚，我也在盼我們夫妻重逢。我已經等了十六年，即使等白了頭，我也要等你回來，把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重建成一個幸福美滿的新家庭。等着您的答復。”
我的這封信以及親屬的邀請信，總理都請人帶往日本，親自交給了浩，並徵求了浩的意見。實際上，在這以前總理已經派人和浩取得了聯繫，浩已有充分的歸國準備。因此當這兩封信到達浩手裏以後，浩就整裝待發了。
舊時燕子今歸來
浩是在1961年5月回到中國的。在動身前，我與她通過幾次信，告訴她我已做好了一切準備。她回來時，有哪些人要和她一起來，都可以來。浩告訴我除了她和女兒hu生外，還有嶽母嵯峨尚子、她的妹妹町田幹子、我當年的同事、日本投降時曾任清東陵守備隊的守備人員宮下明治同來。當時中、日還沒有建交，從日本到中國來要繞道香港。事後聽說，日本人回中國，浩還是第一個。所以他們要辦理入境簽證，比較費事。他們這一行在香港滯留了一些日子。
我和五妹夫萬嘉熙在1961年4月26日晚20：30坐火車去廣州迎接浩回來。4月28日晚23：00到達廣州，住進了愛群大廈。因為浩一時不能回來，在大約半個月的時間裏我和老萬就在廣州等待着，每天有人陪我們參觀名勝古跡，看電影。但實在沒有心思看下去。我們度日如年似地度過了這十來天。
我終於接到通知，浩一行將於5月12日到達廣州。我和老萬在指定的時間內到車站去接他們。這是從深圳開往廣州的列車。我和老萬進月臺去迎接，眼看列車到站，慢慢地停下來了，旅客們從車廂下來涌嚮站臺的出口。這時我看見幾個婦女正從車廂的梯階走下來，憑我的直覺，那是浩！沒有錯，長時期苦難歲月的煎熬，她的額頂也平添了皺紋，她也老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認出來，這是浩。她身穿黑織錦的旗袍，這是為了表示她要回國做一個中國女人，因而穿了中國旗袍。她手裏捧着一隻方盒，那一定是慧生的骨灰盒，我感到心裏一陣痛楚。我的慧兒，你回來了，可惜我衹能見到你的骨灰，再也見不到你那美麗活潑的倩影了。我的心怦怦跳動着，和老萬默默地迎上去。浩已經看見我了，她也嚮我走過來。我倆凝視着，長時期別離後的重逢，本來有千言萬語要傾訴，這時卻反而說不出話來。
還是浩先開口，她欠了欠身，喃喃地說：“我對不起你……”她的喉頭像堵住了似的。
“你什麽也不要說了……”我走上前輕輕地接過那衹骨灰盒，把它抱在懷裏，就像我當初摟着我那五、六歲的慧兒一樣。這時hu生上來叫了我一聲“爸爸！”她已是個21歲的姑娘。我從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影上依稀看到了當初那個稚氣十足的孩子。看到hu生，想着慧生，我的心碎了。我招呼了我的嶽母、幹子夫人和宮下先生，隨着人群走出站臺。在走嚮旅館的馬路上，我用一隻手抱着慧生的遺骨，另一隻手習慣地輓住了浩的臂膀。在日本，當初我和浩結婚時，我們就是這樣輓着臂膀走路的，hu生又緊緊依偎着我們。16年的歲月是漫長的，但現在當我和浩輓着臂膀一道走路時，我覺得這個漫長的歲月結束了，我們的新生活開始了。我想起了宋人吳文英的《憶舊遊》詞：
葵夢迷煙處，問離巢孤燕，飛過誰傢？故人為寫深怨，空壁掃秋蛇。
我寫字時筆鋒柔婉飄逸，那實在是在流灑着我那難以擺脫的一腔離愁。現在舊時燕子歸來了，我的心裏充滿了希望，讓我們重築新巢營建新生吧！
在廣州的第一天晚上，我們一傢三口縱談往昔的生活，以往的回憶是辛酸的，我和浩都覺得不堪回首，尤其我想起偽滿那一段黑暗的日子，更覺得羞愧難當。我們更多談的是今後如何從頭做起。最高興的是hu生，她用年輕姑娘特有的銀鈴般的聲音嚮我們講述着她的過去，以及她初到中國時難忘的印象。這聲音總使我想起我從前常聽到她那清脆的童音。
我們在廣州住了三天。5月15日早晨6:30我們坐火車回來。5月17日早晨8：05到達了北京。
護國寺街52號
一出北京車站，我的弟妹幾乎全部都來接我們了。浩一眼認出了三妹，高興地上前握手。她倆在日本時就熟悉得像親姊妹一樣。汽車把我們送往新居，一路上浩註意着金碧輝煌的故都建築以及大量新蓋的高層建築。她註意到我們這個新國傢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汽車在護國寺街52號門前停下。這是我們的新居。這所房子原本是父親醇親王的産業，他買了一些小房子分給我們兄弟幾人居住。這所房原來就打算分給我的，但我一直沒有住過。在我搬進來住之前，是一所工廠使用着。當我們從廣州回到北京，很短的時間內，工廠已經遷出，小四合院被油漆一新，安置着沙發、軟床等新式傢具。當時家庭私用電話還很少，但是我們傢裝上了電話，連鍋碗瓢勺都準備好了。還有一名保姆照顧我們的生活。這一切都使浩驚喜若狂。她問我：“誰為我們安排了這樣好的居住條件？我懷着感激的心情告訴了她一個人的名字：“周恩來。”
“他那麽忙，還能照顧到我們的生活？”
“因為我已經獲得特赦，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了。”
“我們在庭院裏種些花和樹吧！”浩說。
我馬上表示同意。我還告訴她，我正在景山公園勞動，種樹還算是本行呢？我倆後來確實在小院子裏種花植樹，把它打扮得像花園一樣。浩很滿意。
我帶浩到景山公園去，把她介紹給王師傅。浩對王師傅深深地鞠了個躬，連說“謝謝”。
我和浩有時還上街到西四一帶購物。有人從浩的舉止上發現她像個日本人，註意地看着她。浩總是友好地微笑，甚至不管對方是不是認識她，主動地告訴他們：“我是中國人。”
周總理把浩比作王寶釧
浩會見敬愛的周總理的時候終於到來了。1961年6月10日上午11：30到下午4：30之間，周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舉行招待會招待剛從日本來華的嵯峨尚子、嵯峨浩、町田幹子、宮下明治以及我們愛新覺羅傢族成員。在座的還有著名作傢老捨先生、戲劇傢程硯秋的夫人、日本在華人士西園寺公一以及徐冰、廖承志、廖沫沙、童小鵬、羅青長等。
我們一傢和我的弟妹都在護國寺我的傢裏等着，大約11時左右，廖沫沙派車來接我們到西花廳去。那天總理很高興，談笑風生，談了好幾個問題。我們傾聽着總理的談話，都沉醉在和煦的春風中。
總理先從到會的成員談起，他說：“今天在座的有過去的皇帝、皇族。比如西園寺就是公爵的後代，但他不願意要這個爵位了。尚子夫人、浩夫人、幹子夫人都是侯爵的後代。載濤是貝勒，他是光緒的弟弟、宣統的叔叔。溥儀先生是皇帝，‘滿洲國’我們不承認，但宣統我們是承認的。溥傑是皇帝的弟弟，嫮生是日本貴族的外甥女，又是中國皇族的女兒。溥儀、溥傑的弟弟妹妹過去也都是皇族，現在變化了。溥儀先生研究熱帶植物，還能勞動，自願參加勞動，對勞動有興趣。溥傑先生在景山公園研究園藝，半天工作，你還要照顧一下你的家庭。弟弟妹妹的情況，那是你們都知道的了。三妹是東城區的政協委員，我是全國政協的主席，從這一點說，我們還是同事。五妹曾做過服務員，現在做會計，她完全是自我奮鬥。四弟溥任在學校教書。六妹是畫傢，字寫得很好，現在是藝術傢了。七妹是小學校的教導主任、模範工作者。你們在街上走，誰能認出來是過去的皇族呢？妹夫們也都有了變化。過去這些皇族、官僚、貴族，今天都變化了，當了工人、職員或教員。”
總理這麽一講，我們都覺得在我們這些人身上發生的變化是多麽光榮呀！
總理接着又嚮我們介紹在座的滿族知名人士，像老捨先生、程硯秋夫人。總理說程硯秋是中國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傢，1957年由他和賀竜元帥介紹他入黨，第二年不幸去世。他問浩：“你有聽唱片的愛好嗎？”
浩說：“很喜歡。”
總理說：“我可以送幾張程硯秋的唱片給你，我很喜歡聽他的唱片，睡不好覺時，就聽一聽。”
由這裏總理講起了滿族的問題。總理說：“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它做了許多壞事，所以滅亡了。但也做了許多好事：第一件，把中國許多兄弟民族聯在一起，把中國的版圖確定下來了，九百多萬平方公裏。第二件，清朝為了要長期統治，減低了田賦，使農民能夠休養生息，增加了人口，發展到四萬萬人，給現在的六億五千萬人口打下了基礎。第三件，清朝同時采用滿文和漢文，使兩種文化逐漸融合接近，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清朝雖然曾使中國一度強盛，但最終還是衰敗了，這應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數貴族負責，滿族人民是不用負責的，他們也同樣受到災難。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對的。溥儀先生當時纔幾歲，他也不能負責。載濤先生當時是大臣，要負一部分責任。至於滿洲國時代，溥儀、溥傑都應該負責，當然更大的責任應由日本軍國主義來負。”
說到這裏，我和溥儀都不停點頭，我們哪能忘記我們自己應負的罪責呢？
總理又往下說：“現在的問題，是要恢復滿族應有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後，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政府歧視滿族，滿人不敢承認自己是滿族，幾乎完全和漢人同化了，也分不清了。民族將來是要互相同化的，這是自然發展的結果，但不能歧視，不能強製。因此現在還要把滿族恢復起來，事實上1949年以後已開始這樣做了。”
因為我和浩在座，浩又是剛從日本回國，在這之前曾經有過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總理專門就此談了談：“戰爭結束，偽滿洲國崩潰之際，我們曾下過命令，找到在東北的愛新覺羅傢族，要加以妥善保護。但命令好像沒有貫徹到基層，讓你們受苦了。現在溥傑和浩夫人已經團聚了。當初王寶釧等薛平貴等了十八年，浩夫人也含辛如苦地苦守寒窯十六年，你們比他們還差兩年呢！不過王寶釧等薛平貴是為了讓薛平貴做皇帝，現在浩夫人等溥傑，是為了讓溥傑做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榮公民。浩夫人是日本人，同中國人結了婚，現在已經是中國人了。我歡迎你做中國人，參加中國的社會活動。我講的這樣多，浩夫人還要再看一看，看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看看是不是這麽回事。哪一年覺得不適宜了，什麽時候都可以回去。如果回到日本，比較一下，覺得中國好，還可以再來。來去自由，我可以保證，我可以簽字，我相信你不會要我簽字的。”
總理愈說愈高興，還和我們談起了我們的兩個女兒。他見過慧生寫給他的信，他說他喜歡慧生那樣勇敢的孩子，年輕人是需要勇氣的，他希望我們能送給他一張慧生的照片。至於嫮生，看來他已經知道嫮生並不想留在北京，因為她從小是在姥姥傢長大的，浩希望嫮生留在北京，嫮生不願意。我們家庭內部正在發生矛盾。於是總理說：“嫮生願意回去，可以讓她回去，不要勉強她留下。青年人變化多，以後想來，隨時都可以申請護照。如果不來中國，同日本人結婚，又有什麽不好？唐太宗把公主嫁給西藏王，漢藏通婚。嵯峨傢把女兒嫁給愛新覺羅傢。愛新覺羅傢的女兒又嫁給日本人，有什麽不好呢？”
總理的一席話使正在躊躇的嫮生十分感動。總理已經講了很長時間的話，我們也該吃飯了。那天擺了三桌，總理談笑風生，席間愉快地和來賓一一交談着。我記得豐盛的午餐中有一碟清蒸鰣魚，我特別告訴浩，這是中國一道名菜，它的魚鱗可以食用，味道有如日本的鯛魚。使我難忘的是以總理為首的首長都來為我們的新生活祝福。我和浩一一感謝首長的關懷。
飯後總理又嚮浩表示了她和中國人結婚，今天又到中國來，這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徵。中日兩國有近兩千年的來往，我們應該努力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恢復邦交，發展中日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總理特別擔心浩不習慣於中國的生活。那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處於睏難時期，生活水平比較低。浩對總理對她的愛護關懷，都銘記在心，表示終身要為中日友好事業努力。我們臨告別時，總理親切地對嫮生說：“我剛纔對你說的話，你有什麽意見？”
嫮生滿含着淚水，對總理鞠了個躬說：“我從心裏尊敬你”
過了兩天，總理又請浩和尚子夫人等日本朋友一起觀賞了京劇《楊門女將》。總理意味深長地對我嶽母說：
“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兩國人民要將五十年來的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掉。”
幾天後，尚子夫人、幹子夫人等到外地參觀遊覽。回日本前，嫮生特地買了幅周總理的絲綉像，帶回去留作珍貴的紀念。
從此以後，我和浩過着美滿的家庭生活。我下班後就和浩種花蒔竹，聽收音機，讀報議政，品茶嘗菜。對我們這樣過盡離亂生活的人來說，這重建的家庭是多麽溫馨可愛呀！常到我傢來的是大哥溥儀。我們都尊敬大哥。他愛吃用雞蛋面粉裹着炸的紫蘇葉子。浩特地在院裏種上一小塊紫蘇，長好後做成菜給大哥吃。大哥也覺得浩體貼人，逐漸改變了過去的看法。
在大災難的日子裏
正當我和浩安居樂業，我在文史專員的崗位上努力工作的時候，1966年那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降臨了。像疾風驟雨一樣，我們被停止辦公，所有稿件都被查封了。我們必須每天參加揭發批判的活動，而這些揭發批判又往往都是要接觸到自己的。第一個批判的對象是“三傢村”成員廖沫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我們是他手下的殘兵敗將，必須揭發廖沫沙是如何縱容牛鬼蛇神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的。我們不過是特赦之後纔認識廖沫沙的，廖沫沙以統戰部長身分來指導我們學習時，也不過開頭講幾句話，此外再也沒有什麽個別接觸，叫我們揭發什麽呢？第二個批判的對象是政協副秘書長申伯純。他的罪行之一也是利用舊社會的殘渣餘孽，在《文史資料選輯》上撰寫大量大毒草，企圖推翻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對這一點我們更是無話可說，不知道我們秉筆直書而且無情地揭露舊社會的史料怎麽會是“大毒草”呢？所以一開頭，我們揭發不出什麽有分量的材料，我們衹能套着文件說空話，應付差使。當時，最不能適應這種環境的是溥儀。有一次，我們正在閱讀新發下來揭發和批判《三傢村》的文件，他遲到了，一進專員室的門就哭着說：“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長被人捆綁在卡車上遊行。他是個好人，我真想把他從車上扶下來，替他解開綁。但車開得快，我跟不上，我衹能叫幾聲……”他哭得說不下去了。我們都被他那真誠的態度所感動，也為他那直率的態度而擔憂。掌握會的王耀武很勉強地勸他不要太激動，要相信黨和政府。溥儀表示他相信廖沫沙是沒有罪的，因為他接觸過廖沫沙，他相信廖沫沙是個好人。到8月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被勒令解散。我們這些被周總理任命為文史專員的人一律免職，停止學習，不管老、弱、病、殘都去參加體力勞動。工資也減發，我每月由100元減為70元。天曉得造反派居然也知道對我們“區別對待”，在勞動時，溥儀和我、杜聿明、宋希濂四人可以幹些輕活；對有些人則存心要他們幹纍活，像康澤就得幹他力所不能及的活兒，因為他是“特務頭子”。我還很榮幸被造反派挑中，除了打掃厠所外，還用毛筆給厠所重新書寫牌子。這種情況很快被周總理知道了。聽說他很生氣，下令不許扣發我們的工資，於是我們很快就恢復了原來的工資。在我參加勞動的期間，我們護國寺街的傢也受到了這場暴風雨的衝擊。一天，一群“紅衛兵”學生衝進我們的傢，那天正好我也在傢。這群學生衝我們高呼口號：
“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站出來！”
“偽滿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趕快低頭認罪！”
我懵然了。按過去說法，這幾頂帽子扣在我的頭上也可以，可我的特赦證書上明明寫明“確實改惡從善”，我是改邪歸正的呀！而且我正在努力工作，將功補過，怎麽老算舊帳，抓住辮子不放呢？我個人受攻擊無所謂，但是黨的改造政策不能否定呀！我想着想着，這幫學生動手了。他們衝進廚房，看到廚房裏擺着貼着日本商標的醬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砸個稀巴爛。在這種情況下，浩嚇得縮成一團，不敢動彈。我知道這决不是中央的政策，我忽然上來一股勇氣，衝着這夥學生，大喝一聲：“誰在耍野蠻！你們有什麽理由，得到誰的允許，跑到這裏來胡闹？”
我看不見自己的樣子，也許當時也是氣勢洶洶的。我這副樣子，居然把學生鎮住了。他們在剎那間不知所措，停下手來，互相顧盼起來。為首的那個學生說：“你是漢姦，你罪大惡極，……”但已經沒有剛纔那股氣焰了。
另一人說：“你不認罪，我們誓不罷休！”
他們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撤走。臨走時虛張聲勢地對我們說：“明天我們再來，我們跟你沒有完！”
學生走後，我們看着滿地的玻璃碎片和醬油湯，真是感到迷惘。這就是造反！在那滿天烏雲的日子裏，我們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該怎樣過。我們衹有插上大門，關上燈，在黑暗中躲藏着，等待着厄運的到來。第二天，果然這幫學生又來了，在門外叫囂了一陣：“漢姦特務滾出來！”
他們砸了一通門，沒砸開，走了。
就在這時，周恩來總理不知從什麽地方得到了消息，派人保護了我們，學生再也不來騷擾我們傢了。在關鍵時刻，總是周總理拯救我們。
舊地重遊訪日本
“文化大革命”臨結束前兩年，對外活動有些放鬆，加以當時中日已經復交，1975年我被周恩來總理批準，和浩一道訪問了日本。
這幾年內，我的嶽父嵯峨實勝、嶽母尚子夫人都已病故。我想念當年待我如親子女的老人，我的女兒嫮生住在日本，我也懷念同窗舊友，所以很願意舊地重遊。1980年，我又赴日本訪問。1981年我參加中日友好第二次訪問團赴日本訪問。此後，1988年、1990年、1992年我都訪問過日本。
第一次訪日的時候，我雖然很高興，但是遠離日本很久，舊地重遊，碰到很多親友，我該如何說話呢？感到心中沒有底。我嚮全國政協的領導請示，希望他們為我作些指示。領導說沒有什麽好說的，相信你會處理好這些問題的！於是我就為自己歸納了兩條主意：1、我此次來日本，衹是個人探親，沒有別的政治任務。2、我來日本，是為了增加中日兩國的友好親善，不作任何批評，不發表任何議論。我想這樣說話總比較圓滿吧！
一下飛機，我首先看到偽滿洲國的舊軍人組織“蘭星會”打着大旗來歡迎我。這些都是我從前在偽滿洲國的夥伴，我很高興地會見他們。我和他們一一握手。記者擁上來問我：“請您談談您此次訪日的感想吧！”很多話筒一直伸到我的嘴邊。
我想這好說，我就模仿溥儀的說法。溥儀特赦以後，常常對采訪他的記者說：“過去的溥儀已經死了，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個新生的溥儀。”我也說：“過去的溥傑已經死掉了，現在的溥傑是獲得了真正生命的新溥傑。我此次來日本訪問。是為了看望我的親人和朋友，謝謝諸位的盛情美意！”
大傢覺得我的回答既得體又新穎。
我在東京安排好時間看望我們的親戚和朋友，一般不認識的人就沒有什麽來往。西園寺公一先生專門替我安排了看望日本天皇的時間。記者知道了這個消息，就來采訪我。記者問：
“您這次拜訪天皇，有什麽任務？”
我說：“我什麽任務也沒有，就是看望一下，表示敬意。”
“是不是所有華族，您都要去拜訪？”
“不是的。我衹拜訪我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就不去了。”
聰明的記者真是步步進逼，他們總以為我此來必定有某種政治任務，總想套出些材料來，其實我確是私人訪問，沒有政治任務，而且我事先已經有了應付記者的思想準備，他們沒有從我嘴裏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有一次，一個旅日華僑的組織請我吃飯，席間他們要我講幾句話。我望着眼前那些熟悉的祖國同胞的面孔，不禁激動起來。我說：
“我對日本並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來過這裏。那時我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弟弟，又是日本嵯峨實勝前侯爵傢的長婿。我到這裏來人傢對我很客氣。可是當時偽滿洲國是日本一手製造的殖民地，我也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多年培養的傀儡，所以我見了日本人總覺得自己比人低一頭，總覺得是殖民地奴才來朝拜宗主國。這次我重訪日本，就覺得不是這樣，我是新中國的主人翁，儘管我以個人資格探親訪友，在日本朝野人士的眼中，我仍是十億人民泱泱大國的代表，所以對我颳目相看。我自己也覺得走起路來挺胸凸肚，往日那種自卑感一掃而光了。”
我的話講完後，旅日華僑中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他們完全同意我的講話。有的僑胞還流下了熱淚。
戰後日本經過幾年奮鬥，經濟獲得了很大發展，到處高樓林立，汽車成竜。有人問起我訪日觀感，我總說：
“日本變得很可愛，但我的祖國更可愛！”
記得1975年初訪日本，有些日本朋友出於好意地對我說：
“像您這樣的人在那裏恐怕沒有個人自由可言吧？您今後還是在日本長住吧！我們可以幫您的忙。”
我聽了總是微微一笑，說：
“謝謝您的好意。請你們想一想，像我這樣的人，今天能在這裏見到您，沒有自由能行嗎？我也希望你們能到中國去看一看，我在那裏等着你們。”
他們聽了，都說：“我明白了。”
有一個時期，日本還流傳着“溥傑在中國生活潦倒”的謠言，於是先後有三個人贈給我巨額日元，有的人甚至不留姓名，把錢放在我的寓所，我都打聽清楚後把錢還給他們，並且說明我生活很好，歡迎他們到中國作客。
我的親身經歷使我覺得中日兩國人民一衣帶水，有着深厚的骨肉之情，我們要珍惜中日兩國人民這種世世代代一脈相傳的友情，决不允許軍國主義者破壞這種永恆的友誼。
1988年日本的偽滿洲國舊軍人組織“蘭星會”招待了我。我說偽滿洲國已經結束了，現在新中國如旭日東升，光芒萬丈，歡迎你們到新中國去看看。1988年2月7日我在日本竹內旅館會見了日本國會議員山口淑子。50年前她在中國的名字叫李香蘭，是偽滿洲國頗有名氣的電影演員和歌星，我們那時常有來往。如今相見，都已白發蒼蒼。我說：“以往的中日戰爭，對中日兩國都帶來了災難。”山口淑子也說戰爭對兩國都帶來了不幸，但她在戰後曾三次訪華，高興地看到新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祝福中日兩國在和平環境中和睦相處，永遠友好下去。
1975年我們訪問日本時，嫮生已經與福永健治結婚。福永是個健壯的小夥子，正在經營一傢工廠。他們現在已經有了五個孩子。那一年訪日時正好第四個外孫出生，我為孩子起名“浩伸”，就是中日聯誼之意。我還高興地寫了一首詩：
七絶
一九七五年仲春重訪扶桑，yuan錄喜聞浩伸外孫生詩，以示健治吾婿、嫮生吾女。
一姐二兄宜父母，
更欣回索慶男生。
誼聯中日宜名浩，
喜志吾心此日情。
1975年我們第一次重訪日本回國時，浩嚮我說，為了對我們敬愛的周總理表示敬意，她和嫮生商量，一定要送給周總理一點禮物。我們知道總理不會收受貴重的禮物，衹置了一扇日本小屏風和一束新鮮的玉蘭花。回到北京，總理正因病重住院，我們立刻把禮物送到醫院。總理辦公室的同志告訴我，他衹收下玉蘭花，以表心意，屏風退回，請我們自用。總理廉潔之風，於此可見。但不幸第二年春（1976年）總理終因操勞過度，病重逝世。我和浩從新聞廣播中聽到噩耗後痛哭失聲，全家都處在極度悲痛的氣氛中。總理不但贏得了我這個曾當過戰犯的人的心，而且使浩這樣出身異國的女子也把總理視作再生父母。從此我們傢中一直挂着總理的遺像。我在遺像下面寫了“音容宛在”四個字。面對着總理慈祥的遺像，我們相約，中日友好是總理一再要求我們做好的工作，我們一定要努力從事這項事業，以告慰總理在天之靈。
污水歸大海
在這幾年出訪日本以及在傢接待大量外國通訊社記者采訪的過程中，常有記者嚮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你是怎樣接受共産黨洗腦筋的？”
我聽了總是要笑，我說沒有洗腦筋的事，準確地說，衹能說“感化”。我在戰犯管理所中，從沒有人打駡過我，連大聲呵斥都沒有。我的頭腦已經頑固得像一塊冰坨，共産黨的諄諄教導像溫暖的陽光，終於把我這冰坨融化了。一次在日本，有一位記者和我談起天皇制度，問我：
“你見過新天皇嗎？”
我說：“見過，他是個很開明的人，與過去的天皇不太一樣。”
又談到皇太子浩宮剛從英國留學回來，我說：“從昭和、明仁以及浩宮三人的關係來看，日本皇室正在發生變化，與民衆的距離愈來愈縮短了。天皇是個象徵，民衆對天皇的看法正在不斷地改進。”
記者就問到我對日本天皇製的看法，我說這是日本國自己的問題，我不好說什麽。記者卻由此問到我對清朝的看法。我說：
“歷史是在前進，清王朝已經完結了。我們衹能迎着歷史的潮流前進，絶不能開倒車。如果我想要恢復清朝的話，一定要受到群衆的反對。我絶沒有這個想法。我和溥儀都是一點污水，本來早就應被曬幹了，但是我們卻溶入十億人民的汪洋大海，成為它的一部分。”
我說這話時按捺不住新生後的興奮心情。那位記者趕緊把我的話記在采訪本上。後來我在接待國內很多報紙刊物記者采訪時，也常常說這句話。我自己覺得我雖是皇室貴胃，卻也是個廢棄的舊物，不過是一滴污水，共産黨把我改造好了，使我成為人民群衆的一分子，而且盡量發揮我的作用，雖然衹是大海洋中一滴水珠，渺小不足道，但已是一滴新鮮活潑有用的水，這是我應該引為自豪的。
“我的浩！我的浩！……”
浩回來以後，我們一起相伴着，過着寧靜的生活。常有記者問起我和浩怎樣在一起生活的。我躊躇了一會兒，就告訴他“相依為命”這句常用的成語。的確，晉代李密《陳情表》中形容他和祖母的生活狀況也很能說明我們夫妻倆今日的狀況。不久，疾病終於破壞了我和浩的平穩生活。
浩得了腎病，並且逐漸惡化。1980年春，我和浩第二次訪日時，她在飛機上就感到不適，一下飛機，我把她送到東大醫院。醫院檢查後認為需要緊急治療，不然腎髒病引起心髒病並發，會有危險的。要做透析，一周透析三次，對浩來說，這就是沉重的負擔了。感謝皇太子（現明仁天皇）夫婦親自持花來醫院慰問。浩得到安慰，病也好得快一些，到4月中旬就逐漸穩定了。浩回到中國後，在北京友誼醫院治病，大約每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浩有時還要回到日本，那時北京和成田之間有直航班機往返，兩國醫院可以互調病歷和檢查資料，密切配合為浩治病。浩無論在日本或中國，都可以安心治病，當然在友誼醫院治療的時間要多些。到1987年，浩的病愈來愈重了。她兩腎功能虧損，長期住在醫院裏，醫院甚至為她配備了人工腎。我幾乎每天都在醫院陪着她，我不能離開她。夜闌人靜的時候，浩拉着我的手說：“我有一句話和你說：我死以後，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婆傢——中國，一半送回娘傢——日本，讓我和我的慧兒在一起吧！”我不等她說完已經淚如雨下，我說：“浩，你會好的，我要想盡一切辦法治好你的病。”但我已經預感到她好像要離我而去了。1980年我和浩回到日本曾經到京都二尊院——慧生長眠的地方去看望過我們的女兒。本來1961年浩回到中國時已經把慧生的遺骨帶回來，慧生生前曾經以自己是醇親王傢的後代而自豪，我想把她的骨灰安葬在我傢的墓地裏。但是十年動亂的教訓使我提心吊膽，我不能讓慧兒再經受可怕的折磨，她的遺骨必須安放在一個寧靜、安全的地方。於是我們又把慧兒遺骨的一部分帶回日本葬在二尊院。外祖父、外祖母非常疼愛慧兒這第一個外孫女，慧兒也喜歡疼愛她的外祖父、外祖母，還是讓他們在一起作伴吧！當我扶着當時已經有了腎病的浩走上墓地的臺階時，我發覺她在顫抖。當我們走到慧兒的墓前，我倆雙手合掌，閉上雙目，我流淚了，我發現浩已經泣不成聲。她想念的慧兒當是個19歲的苗條的帶有憂鬱感的少女，而我印象中的慧兒還是那個拉着小提琴，年方6歲的天真爛漫的小女孩，然而她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三年了。如果她要活到今天，也已是40多歲的婦女了。這幾年來我的內弟嵯峨公元在大阪市下關修建了中山神社，把中山宗光傢的祖先遺骨移到這裏，在中山神社裏又修建了愛新覺羅社，寬有2米，深1．6米，慧兒的遺骨也從二尊院移到這裏。中山神社面嚮着京都天皇所在地，中山傢本來就是捍衛天皇的勇士；愛新覺羅社又面嚮着北京，那裏也是離北京最近的地方。因為愛新覺羅·慧生是中國人啊！她的父母還在中國啊！
浩畢竟離開我走了，那是個寧靜的清晨。1987年6月20日上午7：50，她走完了人生的道路，終年73歲。我在8：00就打長途電話告訴嫮生，我衹哭着說了一句：“母親今天上午走了，馬上來！”就說不下去了。嫮生和福永是在21日來到北京的。浩病故後，國外報紙都刊登了“流浪王妃病逝北京”的消息。按照我們這裏的安排，6月29日上午9：00舉行了嚮浩的遺體告別的儀式。感謝我們親愛的黨，那天黨和國傢的領導人楊靜仁、楊成武以及首都各界人士數百人都來嚮浩告別，鄧穎超大姐等領導同志敬獻了花圈。我不免又想到敬愛的周總理，我想告訴周總理：您關心過的那個華籍日本女人也追隨您去了，她在臨閉目前也是想着如何做好一個中國人，如何推動中日友好這一偉大的事業。
眼看着和浩訣別的時刻到了，我留戀地俯下身去，在她耳邊像往常一樣地低聲呼喚着：“我的浩！我的浩！”然而她聽不見了。我老淚縱橫，嫮生扶我離開了浩。
那一天，我回到護國寺的傢裏。嫮生、福永都來安慰我。我輕輕地閉上眼，仿佛我倆又在30年代日本稻毛的海濱漫步，迎着那驚濤拍岸的海浪，交談一天的生活；我倆又仿佛在北京護國寺大街溜達，邊走邊和沿街攤販打着招呼。這些善良的人們都認得我們這一對由中國人、日本人組成的夫婦，都樂意和我們說幾句話。可是一睜開眼，衹剩下我一個人了。“我的浩，我的浩……”我又呼喚起來，“失去了你，我將怎樣生活呢？”
正當我痛不欲生，整天癡癡呆呆、百無聊賴的時候，我的老朋友瀋醉來看我了。我倆在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當專員，已經共事25年了。在我最睏難的時候，他總是關心着我，勉勵着我。他嚮我說出了一句使我驚心的話：“溥二哥！周總理交給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呢！”
我清醒了。是的，交給我們整理核實的史料還有很多沒有整理呢！我的《自傳》還沒有寫呢！我當了全國人大代表，我還要為人民尤其為我們滿族服務呢！我沒有理由自暴自棄，我要振作起精神，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自那以後，跟我一起生活的秘書金子忠（我的侄兒）和保姆步阿姨幫我料理生活，我又打起精神每天去從事繁忙的工作，在工作中擺脫哀愁，尋找新的歡樂。
做一個中日友好的使者
1983年5月，我當選為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在六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我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同時分工擔任了人大常委會民族委員會的副主任。我對於人大召開的各種會議都準時參加，並積極發言。我很感謝政府采納了我在人大提出的關於教育青少年、加強法製建設等建議。1984年8月31日，中國中日關係史研究會成立，趙樸初任會長，孫尚清、韓樹英、沙裏、趙安博和我任副會長。成立這個會的目的是為了對中日關係史作深入的研究，總結歷史經驗，加強中日兩國人民的長期友好合作。我作為和日本有着密切關係的人員自然非常重視這個組織的建立。我在成立會上發言說，中日兩國有着兩千年的友好歷史，儘管在後來的一個時期裏發生過一些令人遺憾的事情，但是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是主要的。所以我們提出中日友好不是權宜之計，不是一種口號，而是為了兩國人民的永世友好而必須做的一件大事。尤其我們和日本的社會制度不同，風俗、歷史也不同，為了東亞的和平、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幸福，研究中日兩國間的關係，確是非常必要的。
事實上，自從周總理嚮我提出要做好中日兩國友好的工作後，我和浩就努力從事這一方面的工作。我們每次訪日，總是和各界人士接觸，宣傳中日友好。有一次一位日本記者問我：“為什麽你要做中日友好的工作呢？”我對他說：“中日兩國之間的小摩擦會有的，但是中日兩國攜起手來，子子孫孫，永久睦鄰，和平相處，難道這不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想法嗎？”1981年春節時，我和浩嚮日本朋友印發了如下的賀年卡：
恭祝
辛酉新春康疆百宜，曩歲重訪蓬瀛，備承熱情款待，無任銘刻衷懷，謹肅寸箋，聊志衷心感戴微忱。
更望今後在昔般基礎上愈益協力同心為中日兩國人民子孫永世友睦而共同奮勵前進。
一九八一年新正元日
愛新覺羅·溥傑頓首
浩
我們的護國寺傢院內有棵棗樹，高約六米，每年樹梢結滿了紅色的棗兒，這是從旅順郊外水師營的棗樹嫁接過來的。1904年2月8日，日本軍隊嚮占領東北旅順口的俄國軍隊發動突然襲擊，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爆發了那場臭名昭著的日俄戰爭，結果是日本取代了俄國在中國的利益。日俄戰爭以美國斡旋訂立了樸次茅斯條約而告終。訂立條約後日本乃木大將得意揚揚地在水師營棗樹下照像，那裏的棗樹就成了中國的恥辱、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象徵。現在我和浩的結合是中日友好的象徵，我就把那裏的棗樹嫁接到我們傢院內的棗樹上，讓它變腐朽為神奇，讓屈辱一去不復返，友好之樹永遠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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