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切灾难都降临了。1月8日，周总理逝世！多年来，我看到冠华与周总理的关系是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配合，但又非常含蓄、沉稳。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
　　我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我们参加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六次会议。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对峙阶段，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间往来，初到美国，出奇地新鲜。我们代表团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要给周总理带点美国东西回去。中国外交的突破，进入联合国，他是奠基人。于是，我们买了一盒巧克力，盒饼干，这在当时的国内是从来见不到的外国货。回到北京，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总理身边的小高，并且谎称“这是乔部长送给总理的”。我们当时不了解总理与冠华之间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为说是乔部长送的，总理就会留下。谁知事情适得其反。东西送给总理后不久，有一次总理召集外交部许多干部开会，记得是在人大会堂的西大厅。会开完后，总理突然转向冠华，很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送礼？”冠华被问得莫名其妙，说：“我哪里给总理送过礼？”总理说：“你从联合国回来送了我饼干和糖，你应当知道我的规矩，为什么要送东西？我要当着大家问你，你把东西拿回去。”冠华更是糊涂，说他从未给总理送过这些东西。这时，我们与此事有关的几个只好承认是我们干的，用了乔部长的名，没跟他打招呼。总理口气温和多了，说：“是你们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给工作人员大家尝尝，美国来的嘛！不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收礼物。”
　　然而，在这冷静的背后，总理与冠华之间又是如此深情地关怀着彼此。1974年春天，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情不幸又复发了。第二年秋天当我随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总理的病情恶化了。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国时，冠华同我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我说：“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冠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他会懂我的意思。”于是，我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冠华说总理生平最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同志准备点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最喜欢的法国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那时，除了见外宾，我们，包括冠华都见不到总理了。他一直住在305医院。过了些时候，总理在医院见外宾，恰巧陪见是冠华，我是翻译。见完外宾后，总理招呼我和冠华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总理颇为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受礼的。不过这一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我见到冠华镜片后眼中闪动的泪光，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这一天，当我们离开医院时，总理和冠华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冠华沉默了一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1月8日中午，冠华被中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回来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诉我，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刘告他，从7日开始,总理病情恶化。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7日下午安排要见冠华，但中午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想到8日凌晨，病情就急剧恶化，未能如愿最后见到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冠华哭了。我劝慰他，我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你难过。不过他最后挂念的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在此之前，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在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冠华说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内疚，自责。总理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在总理逝世之后，冠华惟有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
　　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势力，国务院发了一道道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北京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顾。从白天到黑夜，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天安门。冠华那些日子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总理逝世后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当时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我们，说起天安门的情景，都很感动。冠华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我和赵稼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现要惹麻烦，冠华说：“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于是司机老杨开车，我和赵稼陪同冠华到了天安门。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冬日夜长，天安门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人声沸腾，许多人打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杨把车子停在人大会堂东门，我们四人就进了广场。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周围集聚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老杨怕出事，坚持把冠华拉回车旁去了。我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冠华就心情忧郁。十点多钟，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杨送他去天安门。我们到达时，集聚的人群几乎填满了宽阔的广场，纪念碑上上下下放满了花圈。冠华和我走上了纪念碑。光天化日之下，冠华当然被一眼认出来了。人们欢迎他，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从纪念碑往下走时，碰上了几位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冠华，抢先几步，倒退着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镜头。我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可他却说：“拍吧，就拍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如果“新影”还保留了这些资料的话，我真想重温一次当年在重重阴霾下冠华的气魄。
　　冠华为总理的后事投进了全部身心，全部感情。1月某日，他护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晚上又护送总理骨灰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安放。我一整天没有见到冠华。傍晚，杜修贤同志来电话，他在八宝山为总理照了最后的像。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住了。那天在八宝山他太难过了。我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你知道，当总理的遗体要推进去火化时，大家哭得厉害极了。我的镜头模糊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了。乔老爷扶着总理的灵柩哭着说：“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这些话哭得更伤心了。我当时真怕老乔顶不住了。”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了。我深知冠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1975年11月下旬，外交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右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华顶着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时，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个月，当形势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静下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灰告别。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员守灵。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当时，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他对我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1月中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下几度。冠华已劳累十多天，仍坚持在灵堂替总理守了三天灵，使各国的使节在为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周总理最后告别时都见到了总理亲手组建的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在场,同世界各国的朋友一起为中国外交事业的这颗巨星的陨落默哀悼念。三天过后，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