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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與喬冠華
初見冠華
我第一次見到冠華是在文化大革命處於高潮時的1967年4月或5月，地點是在我傢鬍同斜對過的一傢小文具店。冠華當時住在報房鬍同，離那傢文具店也很近。那時我在北京外語學院經過了一番批判、鬥爭之後，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們這些“黑幫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我在一個星期日上午走進那傢小文具店。我正瀏覽着當時少得可憐的文具商品時，從外面進來一個瘦削修長的身影。他戴眼鏡，神態嚴峻，我覺得他帶着一種捍衛自己尊嚴的高傲氣質。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幾眼，而他卻目不斜視，進門就說買寫大字報的紙，買完就出了店門。當時我直覺地感到這個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壓力。他剛走出店門，店裏的兩個售貨員就交頭接耳起來：
“你認識他是誰嗎？”
“不認識。”
“嗨，就是外交部的喬冠華！造反派貼了他好多大字報，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來這就是我們要力保的“陳、姬、喬”之一的喬冠華！從他那種氣質看，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也是個很典型的知識分子模樣。我模糊地覺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幹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個學者。也許是當時的印象很獨特，因此多少年過去了，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卻始終留在我腦海裏。後來，我把這首次印象告訴冠華。他大笑，說那是他蒙難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寫“思想匯報”。寫“檢討”的大字報紙還要自己買。我說這大概是一種心靈的感應，使我註意到他。他開玩笑說那是月下老人牽的第一條紅綫，不過夠不上“有緣千裏來相會”，史傢鬍同和報房鬍同連一裏路都不到。然後，他很認真地說：“不過要是無緣，多少人近在咫尺終身也不會互相看一眼，更不會相識、相愛。”
到我第二次再見到冠華時已是四年後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語學院第二次受衝擊，被打成“裏通外國”，“二月逆流”。在忍無可忍的心情下，我上書毛主席，沒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隊來解决外語學院矛盾。後來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幹校搞外語教改並指示說教改工作結束後要調我到外交部。1971年3月，我在幹校接到調令，於3月31日到外交部幹部司報到，分配在亞洲司四處分管南亞次大陸。
就在我調人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從一樓辦完事要回四樓辦公室。那天上午電梯壞了，大傢衹好爬樓梯。我剛邁上前廳的大樓梯，擡頭看到有一個瘦長個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樓梯把手艱難地一步步往上爬。從背後看他略彎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這大概總是什麽領導吧！他的後面有三、四個上樓的部內幹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後，居然誰都不去超越他。我覺得這個“隊伍”好奇怪。於是，我擡腿準備跑快幾階超過那位吃力地爬樓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認識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說：“別跑！前面是喬部長！”我驚訝地問她：“哪個喬部長？”她說：“外交部還有幾個喬部長！喬老爺,喬冠華你還不知道？”我更驚異，我問：“他多大年紀？怎麽這樣老態？”她悄悄在我耳邊說：“其實他也不算老，還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對他打擊很大，本來他身體就不大好，這個打擊太大,病了一陣，我們都很替他難過，所以誰都不想超過他上樓。跟他打招呼，他要說話，更纍，也真不巧，怎麽電梯壞了。”我擡頭望望那佝僂的背影，心裏不禁産生一絲同情。此時，我的身後又壓了幾個上樓的人，像無言的默契一般都靜靜地跟在後面。一直走到三樓部長們辦公的那層樓時，冠華略略回過頭來，見後面壓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帶有歉意，擡手嚮大傢致意，勉強笑了一下，但氣喘籲籲，神態愴涼。接着他轉身慢慢地嚮自己的辦公室走去。這是我到部裏之後第一次見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蒼老了這麽多，真是令人感概！
《柳文指要》
1971年秋，父親（即章士釗—編者）的巨著《柳文指要》衝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撓，在毛主席的親自關懷下終於出版了。在成書過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正、修正。父親對他晚年能見到《柳文指要》問世十分興奮。他親筆題字贈送各方朋友，其中有兩册送給冠華和姬鵬飛同志。因為我在部裏工作，父親就囑咐我把這兩套書送到他們兩位部長那裏。我把書拿到辦公室後不覺猶豫起來那時我已入部半年，對部裏那些人與人之間的復雜關係和議論他人的習氣已有所見有所聞。我想如果我把這兩部書送給姬、喬兩位外交部的最高領導，難免有人會在背後交頭接耳，說這是“用她爸爸的書走上層路綫”。於是，我嘆口氣，把父親的書暫時放在辦公室櫃子裏，等到適當時機再說。豈料日子一長就淡忘了。幾個月之後，父親患感冒住在北京醫院。正逢張奚若先生也住院。張奚若是外交學會會長，冠華是副會長。一日，冠華去探望張奚老，言談中得知父親也在住院。冠華與父親早已相識，就在辭別張奚老之後到父親病房探望。閑談之中，父親問冠華翻閱了他贈送的《柳文指要》沒有。冠華愕然,不知父親所指為何著作。父親也奇怪，為何冠華未收到贈書。後來，想必冠華對他秘書發了火，因為第二天上午程秘書打電話給我時，語氣是很僵硬的。
程秘書問我：“章含之同志，你父親是否要你送過一套他的著作給喬部長！”我答：“是有這事。”
程問：“書在哪兒！”我說：“在我這兒的櫃子裏。”
程又問：“這麽長時間你為什麽不送給喬部長？”
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說：“沒機會。”
程秘書最後很認真嚴肅地對我說：“請你立刻把書送給喬部長或者送到我這裏。以後有這樣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擱這麽久。喬部長很不高興。他還以為你把書交給我了。接着，他又改變主意說：“算了，我馬上來拿，你別走開。”
後來，當我們很熟悉之後，有一次程秘書告訴我冠華那次的確很生氣。他從父親病房出來後回到部裏，一到辦公室就把程秘書叫去。
冠華陰沉着臉問他：“章行老有一套書送我的，為什麽你不給我？今天我去看他，他問我，我一無所知。”
程秘書自然冤枉，說從未見過此書。
冠華忽然記起父親說是叫“小女帶交”的，就問程秘書：
“行老有個女兒在部裏？”程說：“是的，在亞洲司。”
冠華問：“我怎麽不知道？來多久了？叫什麽名字？”
於是，程秘書就給我打了那個電話。他說以為我會要他引我去見喬部長，沒想到我把書給他就算了。後來他給冠華送書，冠華問他我在哪裏。程說在司裏，書是他上樓拿的。當時冠華未再說什麽。此後也從未“召見”過我。
第一眼的交換花了四年時間
這年的十一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恢復中國席位的决議。這是當時震驚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周總理親自指揮了第一個赴聯合國中國代表團的準備工作，從代表團的團長、主要成員，一直到翻譯人員以及第一個聯大發言都由他們兩位最高領導審定。團長是冠華，我是代表團翻譯之一。當人員確定之後，由冠華主持在部裏六層的大會議室召開代表團成立大會。除代表團全體成員外，還有其他部、司兩級領導參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裏一個急件，等趕到會議室時,裏面已坐滿了人，連會議室門口也已有四、五位臨時搬了椅子來的與會者。我也從旁邊國際司的辦公室藉了張椅子，坐在門外。此時，衹聽見冠華在裏面宣佈開會，他簡單講了形勢，毛主席、周總理的一係列指示。因為我坐在門外,衹聽見他的聲音，並不見他本人。講完形勢後，冠華說這個代表團的成員來自部內各個單位，彼此可能還不熟悉，所以互相認識一下。於是，他逐個點名。當叫到我名字時，我在門外站起來，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頭，大概當時不少人還不認識我，我聽到會場裏有交頭接耳的聲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這個外來者。當時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進新人。我有點窘迫，趕緊退回座位坐下。豈料此時冠華的聲音響了起來：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兒？”
我更窘了，衹好又站起來：輕聲說：“是的。”
冠華並未放過我。他又說：“就是你扣了行老給我的《柳文指要》？”
會場又是一片耳語聲。我不知所措，心裏很是咄咄這位部長如此咄咄逼人，一點小事記得這麽牢，叫我當衆難堪。最後，冠華說：
“好吧！今天算認識你了。”
我想冠華很快就把這個場面忘記了。後來當我提到這件事時還耿耿於懷，可冠華說他不記得那是故意的,衹記得那天會上當他第一眼見到我站起來時覺得我很美。我說從那個小文具一開始到這次會上我服倆第一次對視，這第一眼的交換花了四年的時間。
性格的衝撞
在我們出席聯大會議期間。我和冠華之間又發生了幾次衝撞。當我們代表團抵達紐約後不久，爆發了在當時的東巴基斯坦，現孟加拉國的印巴戰爭。年輕的中國代表團進入了安理會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着否决權，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嚮喬冠華團長的表態。
就在這緊急關口，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决定重新起用資深的政治傢布托，任命他為副總理兼外長，並立即趕赴紐約促使安理會通過停火决議。布托是中國的老朋友，他到達紐約後，剛剛住進彼埃爾飯店就要求會見冠華。本來，我並不擔任冠華的翻譯，但由於他的翻譯另有重要任務，臨時把我叫去翻譯。冠華趕到飯店與布托會晤，並嚮他通報當天上午他與聯合國秘書長吳丹會談的情況。由於上午不是我去翻譯，談話又涉及許多軍事進展和地名，我在好幾個地方都沒有翻清楚。冠華當時很急躁，對着我不耐煩地批評說：“你怎麽這樣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嚮輝同志，中國代表團代表）你來幫個忙。”我當時辯解說：“我是臨時通知來的，今天早上你和吳丹談什麽不是我翻的。”冠華揮揮手說：“算了，算了，沒有時間同你解釋！”我覺得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又覺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團的路上，冠華他們還在緊張地討論當天晚上的安理會對策，沒有人註意到這個被“撤職”的年輕女翻譯。一直到電梯送我們一行到十四樓，各人回房間時，我的房間與冠華在同一方向，他纔意識到我的存在，於是回頭對我說：“你也不要鬧情緒，多鍛煉鍛煉就好了。”我覺得這官氣十足的“鼓勵”實在是一種屈辱，沒回答他就轉身進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樓道裏見到冠華時，不知是否他覺得頭一天對我太厲害了，於是開玩笑說：“笨豬（BOUJUIR，法語諧音，意為“早上好”），笨豬，還想着昨天的事啊！”我冤氣未消，淡淡地說：“哪敢和團長鬧情緒！不過團長也不必駡人笨豬吧!”他說“我的法文發音不好！”我說：“比我的英文好！”
那無限的惆帳
轉過年到了1972年的8月，聯大的準備工作又忙起來了。中央為了協調各友好國傢的方針，派冠華在大會前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
沒料到，我和冠華關係的轉折竟也在這次出訪。我們在巴基斯坦訪問兩天，同布托和他們的外長會談。第二天下午談判結束，準備次日乘專機回國。晚上，我和葉成章同志整理完會談記錄，要讓冠華審閱後交使館發回國內。老葉要我拿去給冠華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辭。
我們住在拉瓦爾品第的洲際旅館。冠華註的是個很大的套間。我推門進外屋時，發現他獨自坐在客廳的長沙發上。已是夜間，屋內燈光很暗。此時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備，顯得疲憊、憂傷。他看見我，輕聲說了聲：“進來吧！”我被這氛圍深深地感動了，說不出為什麽心頭有一種酸楚的感覺，是為我年輕的生活中已出現的坎坷還是為我那他人所不知的孤獨，我難以說清。我看着眼前顯得憔悴的冠華，忘記了過去的衝突，倒是從心底産生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傷感。冠華也不急於問我有什麽事，指指桌燈邊的小沙發，說：“坐吧！”我遞給他我整理的記錄，輕聲地說等他看完了我再來拿，他把記錄隨手放在沙發上，卻慢慢地對我說：“不忙，坐一坐吧！”屋內那樣靜謐，我們誰都不想說話。過了一會兒，冠華慢慢地說：“我知道你對我有意見。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憐，什麽部長不部長，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氣。”他又說：“如果我得罪過誰，你都對他們說我可憐，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說罷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我一時不知道說什麽好，我被他那臉上無限的惆悵打動了，一種同情，一種理解觸動着我。我覺得那作為部長的喬冠華衹是他天天必須扮演的角色，此時的喬冠華纔是他全部的自我。我那晚辦完一切事後回到屋裏，怎麽也無法擺脫冠華客廳裏的那個氣氛，心裏空蕩蕩的。當時，我和丈夫已經分開三年，我到外交部後對誰都沒有說過，但此時此刻我突然想哭，為命運的崎嶇，為生活的不公。
回到烏魯木齊後，冠華好像仍未擺脫在拉瓦爾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緒。他顯得平靜，寡言，總像是在想着什麽。我們在烏魯木齊休息了兩天。第二天的上午，冠華提議大傢在賓館院裏散步。我們一行十餘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八月是很美的，天氣比北京涼爽，瓜果特別脆甜。走到一個大花壇前，冠華停下來，那裏栽了許多紅得發紫的大理花。冠華問新疆陪同的同志：“這花可以摘兩朵嗎？”一般當然是不允許的，但冠華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說可以。冠華摘了幾朵，我記得當時我們十多人中一共有三個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還興致勃勃地說要照個像。他要我們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後，我偶爾翻出這張照片。我問冠華為什麽要摘那大理花照像。他說其實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給我。他並不知道我當時的生活狀況，也說不清是種什麽感覺，衹是想送我一朵鮮豔的盛開的花。
主席的批評和關懷
一個多月後，在我們準備去紐約出席聯合國27屆大會時，冠華從毛主席那裏得知我婚姻已破裂。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訪華後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記得是九月二十九日，第二天我們要出發。毛主席召我們去談田中首相訪華的情況，在座的有周總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鵬飛和喬冠華以及我們幾個參加中日建交公報工作的翻譯。那天，主席對於繼中美關係後又打開中日關係非常高興。他談笑風生，古今中外，講了許多話。當場的氣氛也十分輕鬆。我常常想起那段時間主席和周總理的那種融洽關係，那是多麽可貴！可惜，那是在亂世的大環境中，因而在和諧的背後已暗藏着陰謀。
毛主席在講了許多歷史故事之後，不知怎麽，話鋒一轉，直視着我說：“我的章老師，今天我要批評你！你沒有出息！”我當時坐在正對主席的一張臨時搬來的椅子上，我以為毛主席還在開玩笑，於是笑嘻嘻地說：“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評，我這人是沒出息！”主席認真地說：“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麽不離婚？你為什麽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麽不解放自己！”主席當着這麽多領導，突如其來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傷痕使我一時亂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繼而，我心頭一酸，哭了起來，邊落淚邊說：“主席，別說這事，好嗎？”主席說：“我今天就是要說，你好面子，怕別人知道，我就要說給大傢聽。”在場的周總理等幾個領導都愣愣地看着這戲劇性的一幕，大概都覺得不好插話，一時出現了幾秒鐘難堪的沉默。我終於說：“主席，你批評得很對，我回去就辦，本來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講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說：“那好！辦完了我祝賀你。”
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沒有想到毛主席會深知我個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對我父輩般的關懷。
主席語重心長的談話之後的第二天，我就隨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出席聯大會議了。這年，我是團長喬冠華的主要翻譯。世上的事總像是由不可知的命運在操縱，我沒有想到冠華當時心中已萌發對我的情感，因而也沒有想到臨行前主席這番話所激起的冠華感情上的波瀾。但不久，我就章識到我需要面對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擇。
一種磁性的吸引
這一年的聯大會議開得十分平淡。作為團長的喬冠華相對來說比較輕鬆。
到達紐約之後忙碌了幾天，我常常覺得冠華若有所思，對我也很客氣。終於有一天，我們之間發生了一段微妙的談話。這天上午，冠華有一個會見，地點約在大會大廳後面的休息過道。大會開會時，那裏比咖啡廳安靜。我和禮賓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華到了會見地點後等了十多分鐘仍不見對方來。禮賓司的同志說他去會場內找一找，於是整個寬敞的大過道就剩下了我和他兩人坐在長沙發上。我們交換了幾句沒有什麽意義的對話後都沉默了。然後，冠華突然問我：“那天主席說的情況是確實的嗎？”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我說：“什麽情況？”他說：“就是主席講的你個人生活的情況。”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臨行前在主席那裏的談話，一時有些慌亂，最後我說：“其實我們早已分開三年了。沒有辦手續是有一些客觀原因，那時他也處於政治壓力下，我不願增加他的睏難。主席批評我，是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辦。”冠華顯得很不自然，幹咳了兩聲說：“那好！”就再不往下問了。我也很不自然。一種心靈的感應告訴我，冠華並非坐等客人無聊隨口問問以示領導的關懷。後來，冠華突然站起來說：“我想走走！”就在過廊上來回散步直到禮賓司的同志把客人找來。
那次短暫對話後一切似乎恢復原樣，我仍陪同冠華會見客人，我們再沒有提到我個人生活的話題。然而，我深知一種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間。過了些天的一個夜晚，冠華那層樓的服務員小朱下來叫我們四、五個人上去，說“喬團長今晚無事，想請大傢到他房裏聽音樂。”我們上去時，冠華已在放貝多芬的交響樂。他酷愛西方古典音樂，愛貝多芬，更愛肖邦的鋼琴麯。那天晚上，誰都不說話，衹是沉浸在一首首的樂麯中。中間，冠華衹是在換唱片時似乎從夢中醒來，說了一句：“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後來，我記得在政治動亂的歲月，他十分苦惱時唯一的寄托也是音樂。我曾經嘆息地對他說：“其實你應當是文學家或者是音樂傢。唯一不適合你的就是政治傢。你毫無掩飾地宣泄你的感情，這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諱。”他反唇相譏說：“你不也是這樣？”
那天晚上聽到十點多鐘，大傢站起來說：“喬部長休息吧，我們回去了。”他點點頭。可是我們走到房門口時，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為是第二天開會的事，可他卻說：“沒什麽事，衹是想留你再陪我聽一張肖邦的鋼琴。”於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對面的沙發裏，我知道在悠揚舒展的鋼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靜。一種磁性在吸引我們靠近，但又有一種社會的無形壓力在排斥我們的接近。幾個月之後，冠華告訴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後，他很久不能平靜。半夜，他起來想寫點什麽，但心緒很亂，衹寫了兩句話：“晚風菰葉生秋怨，隔江人在雨聲中”。他說這是寫給我的……
1973年11月，我們衝破重重阻力結婚了。但我們誰都無法料到，等待我們的是十年風雨，十年磨難！更沒有料到的是，我們的愛情竟成一場生死之戀，在飽經十年的辛酸與苦澀之後，冠華於1983年9月22日帶着無限的遺憾告別人世！
我第一次見到冠華是在文化大革命處於高潮時的1967年4月或5月，地點是在我傢鬍同斜對過的一傢小文具店。冠華當時住在報房鬍同，離那傢文具店也很近。那時我在北京外語學院經過了一番批判、鬥爭之後，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們這些“黑幫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我在一個星期日上午走進那傢小文具店。我正瀏覽着當時少得可憐的文具商品時，從外面進來一個瘦削修長的身影。他戴眼鏡，神態嚴峻，我覺得他帶着一種捍衛自己尊嚴的高傲氣質。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幾眼，而他卻目不斜視，進門就說買寫大字報的紙，買完就出了店門。當時我直覺地感到這個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壓力。他剛走出店門，店裏的兩個售貨員就交頭接耳起來：
“你認識他是誰嗎？”
“不認識。”
“嗨，就是外交部的喬冠華！造反派貼了他好多大字報，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來這就是我們要力保的“陳、姬、喬”之一的喬冠華！從他那種氣質看，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也是個很典型的知識分子模樣。我模糊地覺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幹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個學者。也許是當時的印象很獨特，因此多少年過去了，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卻始終留在我腦海裏。後來，我把這首次印象告訴冠華。他大笑，說那是他蒙難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寫“思想匯報”。寫“檢討”的大字報紙還要自己買。我說這大概是一種心靈的感應，使我註意到他。他開玩笑說那是月下老人牽的第一條紅綫，不過夠不上“有緣千裏來相會”，史傢鬍同和報房鬍同連一裏路都不到。然後，他很認真地說：“不過要是無緣，多少人近在咫尺終身也不會互相看一眼，更不會相識、相愛。”
到我第二次再見到冠華時已是四年後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語學院第二次受衝擊，被打成“裏通外國”，“二月逆流”。在忍無可忍的心情下，我上書毛主席，沒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隊來解决外語學院矛盾。後來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幹校搞外語教改並指示說教改工作結束後要調我到外交部。1971年3月，我在幹校接到調令，於3月31日到外交部幹部司報到，分配在亞洲司四處分管南亞次大陸。
就在我調人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從一樓辦完事要回四樓辦公室。那天上午電梯壞了，大傢衹好爬樓梯。我剛邁上前廳的大樓梯，擡頭看到有一個瘦長個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樓梯把手艱難地一步步往上爬。從背後看他略彎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這大概總是什麽領導吧！他的後面有三、四個上樓的部內幹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後，居然誰都不去超越他。我覺得這個“隊伍”好奇怪。於是，我擡腿準備跑快幾階超過那位吃力地爬樓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認識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說：“別跑！前面是喬部長！”我驚訝地問她：“哪個喬部長？”她說：“外交部還有幾個喬部長！喬老爺,喬冠華你還不知道？”我更驚異，我問：“他多大年紀？怎麽這樣老態？”她悄悄在我耳邊說：“其實他也不算老，還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對他打擊很大，本來他身體就不大好，這個打擊太大,病了一陣，我們都很替他難過，所以誰都不想超過他上樓。跟他打招呼，他要說話，更纍，也真不巧，怎麽電梯壞了。”我擡頭望望那佝僂的背影，心裏不禁産生一絲同情。此時，我的身後又壓了幾個上樓的人，像無言的默契一般都靜靜地跟在後面。一直走到三樓部長們辦公的那層樓時，冠華略略回過頭來，見後面壓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帶有歉意，擡手嚮大傢致意，勉強笑了一下，但氣喘籲籲，神態愴涼。接着他轉身慢慢地嚮自己的辦公室走去。這是我到部裏之後第一次見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蒼老了這麽多，真是令人感概！
《柳文指要》
1971年秋，父親（即章士釗—編者）的巨著《柳文指要》衝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撓，在毛主席的親自關懷下終於出版了。在成書過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正、修正。父親對他晚年能見到《柳文指要》問世十分興奮。他親筆題字贈送各方朋友，其中有兩册送給冠華和姬鵬飛同志。因為我在部裏工作，父親就囑咐我把這兩套書送到他們兩位部長那裏。我把書拿到辦公室後不覺猶豫起來那時我已入部半年，對部裏那些人與人之間的復雜關係和議論他人的習氣已有所見有所聞。我想如果我把這兩部書送給姬、喬兩位外交部的最高領導，難免有人會在背後交頭接耳，說這是“用她爸爸的書走上層路綫”。於是，我嘆口氣，把父親的書暫時放在辦公室櫃子裏，等到適當時機再說。豈料日子一長就淡忘了。幾個月之後，父親患感冒住在北京醫院。正逢張奚若先生也住院。張奚若是外交學會會長，冠華是副會長。一日，冠華去探望張奚老，言談中得知父親也在住院。冠華與父親早已相識，就在辭別張奚老之後到父親病房探望。閑談之中，父親問冠華翻閱了他贈送的《柳文指要》沒有。冠華愕然,不知父親所指為何著作。父親也奇怪，為何冠華未收到贈書。後來，想必冠華對他秘書發了火，因為第二天上午程秘書打電話給我時，語氣是很僵硬的。
程秘書問我：“章含之同志，你父親是否要你送過一套他的著作給喬部長！”我答：“是有這事。”
程問：“書在哪兒！”我說：“在我這兒的櫃子裏。”
程又問：“這麽長時間你為什麽不送給喬部長？”
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說：“沒機會。”
程秘書最後很認真嚴肅地對我說：“請你立刻把書送給喬部長或者送到我這裏。以後有這樣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擱這麽久。喬部長很不高興。他還以為你把書交給我了。接着，他又改變主意說：“算了，我馬上來拿，你別走開。”
後來，當我們很熟悉之後，有一次程秘書告訴我冠華那次的確很生氣。他從父親病房出來後回到部裏，一到辦公室就把程秘書叫去。
冠華陰沉着臉問他：“章行老有一套書送我的，為什麽你不給我？今天我去看他，他問我，我一無所知。”
程秘書自然冤枉，說從未見過此書。
冠華忽然記起父親說是叫“小女帶交”的，就問程秘書：
“行老有個女兒在部裏？”程說：“是的，在亞洲司。”
冠華問：“我怎麽不知道？來多久了？叫什麽名字？”
於是，程秘書就給我打了那個電話。他說以為我會要他引我去見喬部長，沒想到我把書給他就算了。後來他給冠華送書，冠華問他我在哪裏。程說在司裏，書是他上樓拿的。當時冠華未再說什麽。此後也從未“召見”過我。
第一眼的交換花了四年時間
這年的十一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恢復中國席位的决議。這是當時震驚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周總理親自指揮了第一個赴聯合國中國代表團的準備工作，從代表團的團長、主要成員，一直到翻譯人員以及第一個聯大發言都由他們兩位最高領導審定。團長是冠華，我是代表團翻譯之一。當人員確定之後，由冠華主持在部裏六層的大會議室召開代表團成立大會。除代表團全體成員外，還有其他部、司兩級領導參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裏一個急件，等趕到會議室時,裏面已坐滿了人，連會議室門口也已有四、五位臨時搬了椅子來的與會者。我也從旁邊國際司的辦公室藉了張椅子，坐在門外。此時，衹聽見冠華在裏面宣佈開會，他簡單講了形勢，毛主席、周總理的一係列指示。因為我坐在門外,衹聽見他的聲音，並不見他本人。講完形勢後，冠華說這個代表團的成員來自部內各個單位，彼此可能還不熟悉，所以互相認識一下。於是，他逐個點名。當叫到我名字時，我在門外站起來，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頭，大概當時不少人還不認識我，我聽到會場裏有交頭接耳的聲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這個外來者。當時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進新人。我有點窘迫，趕緊退回座位坐下。豈料此時冠華的聲音響了起來：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兒？”
我更窘了，衹好又站起來：輕聲說：“是的。”
冠華並未放過我。他又說：“就是你扣了行老給我的《柳文指要》？”
會場又是一片耳語聲。我不知所措，心裏很是咄咄這位部長如此咄咄逼人，一點小事記得這麽牢，叫我當衆難堪。最後，冠華說：
“好吧！今天算認識你了。”
我想冠華很快就把這個場面忘記了。後來當我提到這件事時還耿耿於懷，可冠華說他不記得那是故意的,衹記得那天會上當他第一眼見到我站起來時覺得我很美。我說從那個小文具一開始到這次會上我服倆第一次對視，這第一眼的交換花了四年的時間。
性格的衝撞
在我們出席聯大會議期間。我和冠華之間又發生了幾次衝撞。當我們代表團抵達紐約後不久，爆發了在當時的東巴基斯坦，現孟加拉國的印巴戰爭。年輕的中國代表團進入了安理會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着否决權，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嚮喬冠華團長的表態。
就在這緊急關口，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决定重新起用資深的政治傢布托，任命他為副總理兼外長，並立即趕赴紐約促使安理會通過停火决議。布托是中國的老朋友，他到達紐約後，剛剛住進彼埃爾飯店就要求會見冠華。本來，我並不擔任冠華的翻譯，但由於他的翻譯另有重要任務，臨時把我叫去翻譯。冠華趕到飯店與布托會晤，並嚮他通報當天上午他與聯合國秘書長吳丹會談的情況。由於上午不是我去翻譯，談話又涉及許多軍事進展和地名，我在好幾個地方都沒有翻清楚。冠華當時很急躁，對着我不耐煩地批評說：“你怎麽這樣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嚮輝同志，中國代表團代表）你來幫個忙。”我當時辯解說：“我是臨時通知來的，今天早上你和吳丹談什麽不是我翻的。”冠華揮揮手說：“算了，算了，沒有時間同你解釋！”我覺得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又覺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團的路上，冠華他們還在緊張地討論當天晚上的安理會對策，沒有人註意到這個被“撤職”的年輕女翻譯。一直到電梯送我們一行到十四樓，各人回房間時，我的房間與冠華在同一方向，他纔意識到我的存在，於是回頭對我說：“你也不要鬧情緒，多鍛煉鍛煉就好了。”我覺得這官氣十足的“鼓勵”實在是一種屈辱，沒回答他就轉身進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樓道裏見到冠華時，不知是否他覺得頭一天對我太厲害了，於是開玩笑說：“笨豬（BOUJUIR，法語諧音，意為“早上好”），笨豬，還想着昨天的事啊！”我冤氣未消，淡淡地說：“哪敢和團長鬧情緒！不過團長也不必駡人笨豬吧!”他說“我的法文發音不好！”我說：“比我的英文好！”
那無限的惆帳
轉過年到了1972年的8月，聯大的準備工作又忙起來了。中央為了協調各友好國傢的方針，派冠華在大會前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
沒料到，我和冠華關係的轉折竟也在這次出訪。我們在巴基斯坦訪問兩天，同布托和他們的外長會談。第二天下午談判結束，準備次日乘專機回國。晚上，我和葉成章同志整理完會談記錄，要讓冠華審閱後交使館發回國內。老葉要我拿去給冠華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辭。
我們住在拉瓦爾品第的洲際旅館。冠華註的是個很大的套間。我推門進外屋時，發現他獨自坐在客廳的長沙發上。已是夜間，屋內燈光很暗。此時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備，顯得疲憊、憂傷。他看見我，輕聲說了聲：“進來吧！”我被這氛圍深深地感動了，說不出為什麽心頭有一種酸楚的感覺，是為我年輕的生活中已出現的坎坷還是為我那他人所不知的孤獨，我難以說清。我看着眼前顯得憔悴的冠華，忘記了過去的衝突，倒是從心底産生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傷感。冠華也不急於問我有什麽事，指指桌燈邊的小沙發，說：“坐吧！”我遞給他我整理的記錄，輕聲地說等他看完了我再來拿，他把記錄隨手放在沙發上，卻慢慢地對我說：“不忙，坐一坐吧！”屋內那樣靜謐，我們誰都不想說話。過了一會兒，冠華慢慢地說：“我知道你對我有意見。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憐，什麽部長不部長，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氣。”他又說：“如果我得罪過誰，你都對他們說我可憐，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說罷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我一時不知道說什麽好，我被他那臉上無限的惆悵打動了，一種同情，一種理解觸動着我。我覺得那作為部長的喬冠華衹是他天天必須扮演的角色，此時的喬冠華纔是他全部的自我。我那晚辦完一切事後回到屋裏，怎麽也無法擺脫冠華客廳裏的那個氣氛，心裏空蕩蕩的。當時，我和丈夫已經分開三年，我到外交部後對誰都沒有說過，但此時此刻我突然想哭，為命運的崎嶇，為生活的不公。
回到烏魯木齊後，冠華好像仍未擺脫在拉瓦爾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緒。他顯得平靜，寡言，總像是在想着什麽。我們在烏魯木齊休息了兩天。第二天的上午，冠華提議大傢在賓館院裏散步。我們一行十餘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八月是很美的，天氣比北京涼爽，瓜果特別脆甜。走到一個大花壇前，冠華停下來，那裏栽了許多紅得發紫的大理花。冠華問新疆陪同的同志：“這花可以摘兩朵嗎？”一般當然是不允許的，但冠華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說可以。冠華摘了幾朵，我記得當時我們十多人中一共有三個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還興致勃勃地說要照個像。他要我們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後，我偶爾翻出這張照片。我問冠華為什麽要摘那大理花照像。他說其實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給我。他並不知道我當時的生活狀況，也說不清是種什麽感覺，衹是想送我一朵鮮豔的盛開的花。
主席的批評和關懷
一個多月後，在我們準備去紐約出席聯合國27屆大會時，冠華從毛主席那裏得知我婚姻已破裂。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訪華後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記得是九月二十九日，第二天我們要出發。毛主席召我們去談田中首相訪華的情況，在座的有周總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鵬飛和喬冠華以及我們幾個參加中日建交公報工作的翻譯。那天，主席對於繼中美關係後又打開中日關係非常高興。他談笑風生，古今中外，講了許多話。當場的氣氛也十分輕鬆。我常常想起那段時間主席和周總理的那種融洽關係，那是多麽可貴！可惜，那是在亂世的大環境中，因而在和諧的背後已暗藏着陰謀。
毛主席在講了許多歷史故事之後，不知怎麽，話鋒一轉，直視着我說：“我的章老師，今天我要批評你！你沒有出息！”我當時坐在正對主席的一張臨時搬來的椅子上，我以為毛主席還在開玩笑，於是笑嘻嘻地說：“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評，我這人是沒出息！”主席認真地說：“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麽不離婚？你為什麽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麽不解放自己！”主席當着這麽多領導，突如其來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傷痕使我一時亂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繼而，我心頭一酸，哭了起來，邊落淚邊說：“主席，別說這事，好嗎？”主席說：“我今天就是要說，你好面子，怕別人知道，我就要說給大傢聽。”在場的周總理等幾個領導都愣愣地看着這戲劇性的一幕，大概都覺得不好插話，一時出現了幾秒鐘難堪的沉默。我終於說：“主席，你批評得很對，我回去就辦，本來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講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說：“那好！辦完了我祝賀你。”
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沒有想到毛主席會深知我個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對我父輩般的關懷。
主席語重心長的談話之後的第二天，我就隨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出席聯大會議了。這年，我是團長喬冠華的主要翻譯。世上的事總像是由不可知的命運在操縱，我沒有想到冠華當時心中已萌發對我的情感，因而也沒有想到臨行前主席這番話所激起的冠華感情上的波瀾。但不久，我就章識到我需要面對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擇。
一種磁性的吸引
這一年的聯大會議開得十分平淡。作為團長的喬冠華相對來說比較輕鬆。
到達紐約之後忙碌了幾天，我常常覺得冠華若有所思，對我也很客氣。終於有一天，我們之間發生了一段微妙的談話。這天上午，冠華有一個會見，地點約在大會大廳後面的休息過道。大會開會時，那裏比咖啡廳安靜。我和禮賓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華到了會見地點後等了十多分鐘仍不見對方來。禮賓司的同志說他去會場內找一找，於是整個寬敞的大過道就剩下了我和他兩人坐在長沙發上。我們交換了幾句沒有什麽意義的對話後都沉默了。然後，冠華突然問我：“那天主席說的情況是確實的嗎？”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我說：“什麽情況？”他說：“就是主席講的你個人生活的情況。”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臨行前在主席那裏的談話，一時有些慌亂，最後我說：“其實我們早已分開三年了。沒有辦手續是有一些客觀原因，那時他也處於政治壓力下，我不願增加他的睏難。主席批評我，是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辦。”冠華顯得很不自然，幹咳了兩聲說：“那好！”就再不往下問了。我也很不自然。一種心靈的感應告訴我，冠華並非坐等客人無聊隨口問問以示領導的關懷。後來，冠華突然站起來說：“我想走走！”就在過廊上來回散步直到禮賓司的同志把客人找來。
那次短暫對話後一切似乎恢復原樣，我仍陪同冠華會見客人，我們再沒有提到我個人生活的話題。然而，我深知一種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間。過了些天的一個夜晚，冠華那層樓的服務員小朱下來叫我們四、五個人上去，說“喬團長今晚無事，想請大傢到他房裏聽音樂。”我們上去時，冠華已在放貝多芬的交響樂。他酷愛西方古典音樂，愛貝多芬，更愛肖邦的鋼琴麯。那天晚上，誰都不說話，衹是沉浸在一首首的樂麯中。中間，冠華衹是在換唱片時似乎從夢中醒來，說了一句：“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後來，我記得在政治動亂的歲月，他十分苦惱時唯一的寄托也是音樂。我曾經嘆息地對他說：“其實你應當是文學家或者是音樂傢。唯一不適合你的就是政治傢。你毫無掩飾地宣泄你的感情，這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諱。”他反唇相譏說：“你不也是這樣？”
那天晚上聽到十點多鐘，大傢站起來說：“喬部長休息吧，我們回去了。”他點點頭。可是我們走到房門口時，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為是第二天開會的事，可他卻說：“沒什麽事，衹是想留你再陪我聽一張肖邦的鋼琴。”於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對面的沙發裏，我知道在悠揚舒展的鋼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靜。一種磁性在吸引我們靠近，但又有一種社會的無形壓力在排斥我們的接近。幾個月之後，冠華告訴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後，他很久不能平靜。半夜，他起來想寫點什麽，但心緒很亂，衹寫了兩句話：“晚風菰葉生秋怨，隔江人在雨聲中”。他說這是寫給我的……
1973年11月，我們衝破重重阻力結婚了。但我們誰都無法料到，等待我們的是十年風雨，十年磨難！更沒有料到的是，我們的愛情竟成一場生死之戀，在飽經十年的辛酸與苦澀之後，冠華於1983年9月22日帶着無限的遺憾告別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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