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纔女外交傢龔澎
一
新中國外交界最傑出的女性、外交部建部44年來任期最長的司長龔澎女士出身安徽名門望族。不過到了龔澎的父親龔鎮洲（原名龔振鵬）那一輩卻很窮。龔澎的母親徐文女士是黃興夫人徐宗漢的堂妹，令這位享年85歲的老媽媽傷心萬分的是愛女龔澎竟先她一年去世。龔鎮洲是辛亥革命時期安徽著名的革命黨人，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龔鎮洲被任命為陸軍第35旅（即“鐵血軍”）旅長，統率江淮500子弟，轉戰在長江流域。“鐵血大將軍”的美名傳遍江淮大地。1913年“二次革命”時，安徽都督柏文蔚武力討袁，出任討袁軍部司令。龔鎮洲聞風響應，在蕪湖發佈《討袁檄文》，痛陳袁世凱十大罪狀，“願與天下共棄之”。“二次革命”失敗後，龔派“湖鵬”號魚雷艇送柏去南京，自己因遭袁世凱明令通緝，乃於1914年初偕夫人徐文和剛滿月的長女龔普生亡命日本。當時一傢三口躲藏在一傢小船裏，在母親懷抱裏的龔普生一聲也沒有哭，使得全家安然抵達日本。
1914年10月10日，龔澎在東京灣西岸、日本最大的海港橫濱出生。因為出生在舊中國的國慶節，她最初起名“慶生”，後來改為“維航”，直到大學畢業。襁褓中的龔澎在母親的懷抱裏度過許多難忘的日日夜夜，那個時候的龔鎮洲常常奔波於日本與南洋諸島。蔡鍔的護國軍興，龔鎮洲受托為護國軍籌款代表，多次到新加坡南洋一帶華僑中募捐。在全國人民一片討伐聲中，袁世凱在新華宮一命嗚呼，龔鎮洲始得以返回祖國。先應浙江都督呂公望之約組織愛國討袁軍，不久即赴廣州，及至孫中山先生憤而揭起護法旗號，在廣州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自任海陸軍大元帥後，即任命龔鎮洲為虎門要塞總指揮。龔一傢便在廣州住了下來。
深得父親鐘愛的龔澎最初是在美麗的南國城市廣州度過她的安定、幸福的童年。即使在長期的顛沛流離之中，龔鎮洲也不忘對自己的女兒進行道德感化和思想熏陶，他常常給龔澎講述自己20多年來難忘的革命經歷。那些永遠也說不完的驚心動魄的故事令龔澎十分入迷，不勝神往。父親身材高大的形象以及他的許多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像烙印一樣留在龔澎幼小的心靈裏，對她的一生都産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正因為如此，父女的感情很好，以至於後來龔澎成了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後，還要坐到父親大腿上撒撒嬌。
由於龔鎮洲曾是陳炯明的知己至交，也由於孫中山和陳炯明的關係，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從二十年代開始，龔鎮洲大部分時間在上海作寓公。即使他一度淪為城市貧民，夏典鼕贖，他也始終不忘子女的學業，經常為子女的教育奔波。龔澎和比自己年長一歲的姐姐龔普生（前外交部國際司司長、首任駐愛爾蘭大使、傑出外交傢章漢夫夫人）在1928年同時進入上海聖瑪利亞女中就讀。
地處舊上海梵皇都傑司斐爾路底的聖瑪利亞女中是一所聖公會辦的教會中學，和中西女中、啓秀女中一樣，它也是為上海中産階級家庭受過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作進入社交界準備的進修學校。那時滬上流行一種說法，女孩子一定要到聖瑪利亞女中去鍍鍍金，不然就嫁不出去。在這所極為嚴格的教會學校裏，龔澎一度是“十分虔誠的基督教徒”（費正清語）。據與龔澎同一個寢室的鄭安娜（馮亦代夫人，已故）女士生前告訴筆者，身材高大酷似乃父的龔澎一副男孩子脾氣，衣着樸素，從不打扮。她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如醉如癡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據馮亦代、鄭安娜夫婦說，天資聰穎的龔澎有兩件法寶：一是書。一捲在手，深入故事人物，興之所至，有時手舞足蹈，講書中故事，以娛同窗學友；一是一隻餅幹桶。她讀書入迷，往往錯過吃飯時間，起初還忍着饑餓看書，以後她父親知道了，憐惜女兒，便每周送她一桶馬寶山餅幹。她得了這桶餅幹之後，如魚得水，幹脆也不上飯廳了，除了上課之外，便是看小說，餓了就餅幹桶一開，好像面對王母蟠桃園中的仙果，一面執捲，一面隨手撿吃餅幹。一書看完又看一書，一桶餅幹完了，父親又送來一桶……為此，龔澎還得了個“餅幹桶”的雅號。
令龔澎如此癡迷的是英國著名小說傢和詩人沃可特·司各特的一係列歷史小說。這也許多少可以解釋日後她為什麽在聖瑪利亞女中畢業後報考燕京大學歷史係。如果不是國難當頭，龔澎真的會朝歷史學家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即使在“一二·九”學生運動最緊張的時候，龔澎仍寫出了史學論文《清代漢人拓殖東北述略》。這篇頗有造詣的學術論文後來發表在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主編的《禹貢》半月刊上。但是，從“五卅”運動，“九·一八”，一直到“一·二八”，國傢民族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多災多難，任何一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無法平靜下來。
時代潮流的強烈衝擊，民族危亡的嚴酷現實，使龔澎很快成為聖瑪利亞女中聞名的“異教徒”。
1933年夏，龔澎考取了北平燕京大學歷史係。這對龔澎一生而言，也是極為重要的，她翻開了自己歷史的嶄新一頁。
生在杭州武林門耶酥堂弄的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從二十年代開始，陸續取得了陝西督軍陳藩的勺園（明代米萬鐘勺園舊地，後由晚清權貴和kun建為別墅）、徐世昌的鑒春園、張學良的蔚秀園和載濤的朗潤園，建成了中國諸教會大學中最為中國化的燕京大學。這位聲稱“中國是我第二故鄉”、“杭州乃我血脈之地”的司徒雷登先生在中國辦學，自然有其目的。但是客觀上，這所美國教會大學卻替新中國的外交部培養了一個“方面軍”：黃華、楊剛、龔普生、龔澎、柯華、凌青、周南、韓敘、包永清、齊宗華、吳青、楊公素等。它和上海聖約翰大學也算得上是南北遙相呼應的新中國外交官的“搖籃”。平心而論，作為美國的私立大學，國民黨的控製相對於其他國立大學要鬆得多，這在客觀上保護了學生愛國思想的發展，校園集體生活和學生自治又有利於凝聚成有組織的力量。由於中國政府的文武官員以及他們的軍警憲特不能隨便侵入燕大校園，由著名國學大師錢穆命名的“未名湖”便成了一個“安全島”。於是，身材矮小的北大數學係學生黃敬（當時名俞啓威）和體格魁梧的清華大學歷史係學生、拉丁化文字運動的積極分子姚依林（當時名姚剋廣），在崇文門內蘇州鬍同盔甲廠13號斯諾夫婦寓所的小客廳把燕京大學的黃華、張兆麟、陳翰伯、龔普生、龔澎等愛國進步學生聚集在“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旗幟下。
“一二·九”遊行的那一天，燕京大學出動了6個大隊（每隊90人），一如其父性格豪爽、辦事風風火火、在學生中擁有極高威望的龔澎是大隊長之一。當國民黨軍警在高粱橋阻攔學生遊行隊伍時，龔澎帶頭大喝一聲“衝啊”，一下子突破了軍警的防綫，真可謂女中豪傑。“一二·一六”大遊行前夕，燕京大學成立“敢死隊”，第一個報名的就是龔澎。“一二·九”遊行後，學生自治會又成立了課外活動委員會，下設華北專題研究會、時事研究會、青年問題座談會和宣傳處共五個機構，龔澎是課外活動委員會的主席。據當時與龔澎共事的資深外交傢，前駐幾內亞、加納、英國、菲律賓大使柯華先生告訴筆者，龔澎是一個對於工作非常負責，對人非常真誠熱情的人。柯先生說：“回想當年‘一二·九’運動中的燕京同學，誰也不能不承認她是一個卓越的學生領袖，她是燕大同學的光榮，她是燕大同學的驕傲。”
經過“一二·九”的戰鬥洗禮，在晚清“太傅”陳寶琛的孫子陳潔（即陳矩孫）的介紹下，龔澎於1936年在燕京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同年底，由於持不同意見，燕大黨支部沒有參加北平學生第五次遊行。中共北平學委對燕大支部此舉非常惱火，認為燕大支部拒絶上級黨的指示，鬧獨立性，不能容忍，就把燕大支部成員開除出黨。陳潔、龔澎等10名學生就這樣被“集體開除”了（1938年陳潔、龔澎等到達延安後，在劉少奇過問下，得以恢復黨籍）。1937年夏天，龔澎自燕京大學畢業後回到上海。
在滬滯留的6個月中，龔澎在聖瑪利亞女中教書，並兼任賑濟工作。龔澎最後還是决定離開家庭，奔赴延安。早就支持女兒參加抗日救國運動的父親雖然感情上難捨難分，但是他沒有阻攔，以默許支持了女兒的選擇。
龔澎在延水河邊、寶塔山下度過的時間還不到一年。她1938年春到延安後先在陝北公學22隊學習，隨後轉至延安馬列學院一班學習。在短短的幾個月的學習中，龔澎有幸親聆中共一大批領袖人物如毛澤東、劉少奇、陳雲、張聞天等的教誨，這對她的政治思想覺悟和政策水平的提高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龔澎那一口流利的英語也使她嶄露頭角，她經常參加一些翻譯工作，甚至為毛澤東充任英語譯員。鮮為人知的是，早在燕大時，龔澎就譯過《西行漫記》。
1938年9月，龔澎打起背包，紮好綁帶，告別延安，跟着彭德懷將軍在垣麯渡過黃河進入太行山區。本來她是去沁縣後溝村華北《新華日報》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軍前方總部駐地——屯留，龔澎就停留下來——她被留下了，分配到總司令部秘書處工作。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傢費正清在自己的對華回憶錄中這樣介紹龔澎這一時期的生活和工作情況：“約在1938年底，她到達前綫戰地，幫助開展農運工作，在華北農村生活了兩年，過着遊擊隊和農村基層幹部的生活。她同農村婦女共事，幫助她們組織起來，反對男子欺壓婦女的暴行，與她們同甘共苦，頭上身上也長滿了虱子。她還曾當過彭德懷將軍的隨從副官，對他非常崇敬。”
龔澎於1940年8月底奉黨中央之命離開晉東南前往重慶，來到了被費正清幽默地稱之為“共産黨人和國民黨特務交錯組成的三明治”——曾傢岩50號“周公館”，來到了周恩來身邊。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她不無遺憾地告別這個世界，龔澎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了30年！據費正清稱：“黨的領導原來打算派她出國，後因皖南事變發生而耽擱。”無疑，這樣卻使龔澎更加輝煌。在山城重慶，龔澎歷任《新華日報》記者、中共駐重慶代表秘書等職。但是她的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來與外國記者招待所的聯絡員和新聞發佈員”。龔澎還是周恩來的秘書和第二任英語譯員。1945年春，直到已故資深外交傢、前外交部副部長、駐美大使章文晉來到重慶成為周恩來第三任英語譯員時，龔澎方卸去此任。龔澎在重慶的工作駕輕就熟，卓有成效。她的外表形象和精湛一流的工作奠定了她作為“寰球新聞界最出類拔萃的婦女”和後來光彩照人的外交生涯的全部基礎。龔澎學的是歷史，也鐘情於歷史，但是她在新聞發佈工作方面卻表現出少有的天賦。倘若她不是到重慶南方局，而是去了華北《新華日報》，那麽可以斷定，她一定和彭子岡（《大公報》記者）、浦熙修（《新民報》記者）、楊剛（《大公報》記者、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秘書主任）一樣是傑出的女記者。外交和新聞從來就有相通之處，楊剛的經歷就是明證。其實，龔澎的新聞發佈經歷可以追溯到6年前的12月。
1935年“一二·九”學生示威遊行後，根據斯諾的建議，在舉行“一二·一六”大遊行之前，為擴大影響，製造輿論，龔普生、龔澎姐妹於12月12日在臨湖軒舉行了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除斯諾以外，前來參加記者招待會的還有合衆社、《芝加哥每日新聞》、《華北明星報》（天津）、《亞細亞雜志》、《密勒氏評論報》（上海）和《大學》雜志記者。儘管和龔澎後來在中國外交部、日內瓦主持的外國記者招待會相比，這6位記者的規模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是龔澎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亦是她數十年新聞發言人不朽生涯的令人難忘的“源頭”！
當時，歐美記者雲集重慶，都住在巴縣中學內國民黨國際宣傳處招待所裏。龔澎嚮這些記者介紹解放區的抗日戰爭以及解放區統一戰綫的真實情況，從而擊破了反動派的反共謠言。龔澎發佈的新聞消息不斷為日後的事實所證明。很多記者很清楚龔澎作為堅定的共産黨人自然是為共産黨講話的，龔澎自己也不諱言這一點。但是龔澎的話得到了時間的驗證，因而受到外國記者的歡迎。每與龔澎交談，必有所獲，記者們不僅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也掃清了心中的疑團。對一些為反動派宣傳所蒙蔽蠱惑的外國記者，龔澎極為冷靜，不卑不亢，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耐心說服。龔澎所作的一切，很自然地贏得了記者們的敬重、欽佩。
費正清對龔澎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娓娓敘述道：
“……我幸運地結識了幾位散處在重慶城裏的左翼人士，特別是兩位善於辭令的年輕婦女（龔澎和楊剛）。
“作為毛澤東和延安中共駐重慶的代表，周恩來象徵着統一戰綫，而對此統一戰綫，國共雙方都還希望維持它在形式上的存在。因此，周公館即周恩來駐重慶辦事處能夠在這裏，把來自延安的消息提供給外國記者。1943年6月，在訪問了行政院的幾位部長和若幹教育傢，又纍積了一些日本書刊資料後，我對美國《時代》雜志駐重慶記者白修德說，我覺得我應該接近中共，看看他們能提供什麽。結果，沒過幾天，就有一位聰明而富有魅力的名叫龔澎的年輕女子來看我。那時，她剛剛開始走上作為周恩來新聞發佈員的輝煌歷程。
“龔澎答應定期過訪，並教我學習華語會話。她的性格裏，既有青春的朝氣，又有對中國共産黨事業的堅定信念，再加上隨軍記者所特有的敏銳觀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彌漫在重慶的沮喪而單調乏味的氣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鮮空氣。她所擺出的問題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國民黨種種暴行的訴狀態——暗殺、鉗製輿論、搗毀印刷廠、捏造罪證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監獄、不準遊行示威、取消罷工權等等。當斥責國民黨拒絶給予公民自由權，而共産黨也同樣拒絶給予時，龔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場，顯得純粹地正直了。她知道雙方的內情，因為她在彼此爭鬥的國共雙方都生活過。”
在這樣的氣氛中，龔澎在重慶很快成了言論自由的象徵。
費正清繼續寫道：
“龔澎總是挎着她那滿裝着延安最新廣播新聞稿的書包來到國際宣傳處的外國記者招待所。整天為國民黨新聞檢查扯皮不休的西方記者們特別歡迎這種對立面的材料。她對那些沒有傢室之纍的主張采取有力行動的外國記者所産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於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為在這個充斥着隨聲附和者和趨炎附勢者的城市裏，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見者的角色。她是在野黨的發言人，以他們的改良理想來揭露執政黨的罪惡事實。”
龔澎的性格和為人，她的充滿青春活力，她對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事業的堅貞與忠誠，再加上她對重慶的西方記者的了如指掌和她具有一股女性少有的幽默感，不僅僅是吸引了費正清。幾乎那個時期的所有駐重慶外國記者都對龔澎懷有好感。他們對她的外表、為人和才能贊嘆備至。這些記者在自己的通訊作品以及後來的回憶錄裏都毫無例外、相當突出地寫到龔澎。
龔澎得了痢疾，《紐約時報》記者布魯剋斯·艾特金森把她送到海軍醫生那裏診治。並非衹有布魯剋斯·艾特金森感受到龔澎的那股奔放的熱情，“我發覺她對她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産生了一種馴服功能。”費正清這樣回憶，“別的記者更不用說了，《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約瑟夫·艾爾索普因她的魅力而發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愛律剋·塞瓦賴德一見到她就容光煥發，菲利浦·司普勞斯則是暗自表示傾慕之情。英國大使館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這樣，還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點是，她具有……善於同人交談的特長。”
前外交部副部長、中美大使級會談首任中方代表王炳南的德籍夫人安娜利澤博士在其長篇回憶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的末尾寫道：“……聰明的龔澎，她就像是畫中描繪的美人。在外國記者中，龔澎很受歡迎，因此，那些懷着惡意的傢夥便到處宣揚：外國記者的報告非常親共，是因為他們想得到這個很有魅力的女共産黨員的偏愛。龔澎與記者們很友好合作，但並沒有個人感情包括在內。對那些頗為露骨的求愛的話，她總是采取聽而不聞的態度，不加理會。但外國記者中並沒有人因此而對她抱有惡感。”
誠然，龔澎美貌絶倫，極富女性魅力。但是，龔澎主要是靠勤勉的工作，靠真誠的為人，靠幾近嚴酷的自律和中國共産黨人的光明磊落來徵服外國記者。
據費正清回憶，皖南事變前後，他在街上與龔澎不期而遇，“時值清洗運動開始，她正被特務盯梢，處於被捕的威脅之下，因為知道我不願在公開場合和共産黨人接觸，就和我擦肩而過，招呼也不打……”龔澎的善解人意由此可見一斑。
龔澎曾非常直爽真誠地對費正清說：“不管怎麽說，我還非常膚淺。我沒有進行深刻的思考。我喜歡接觸各種事物，但一種事物也不精通。我沒有讀過多少書，但頗有成為一名宣傳傢的危險，所談除應時的口號以外，全然空洞無物。”聽罷龔澎這番坦率的自我剖析，費正清好久說不出話來，“多麽嚴酷的自我批評！”他嘆息道。
1941年“皖南事變”後，有的西方國傢擔心國民黨的這破壞行為可能導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規模進攻。駐重慶的英國大使剋拉剋·卡爾——這是一位對中共頗為友好的外交官——對於國民黨的這種做法頗不以為然。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卡爾大使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度。湊巧龔澎在場，立刻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用大量事實揭露了事實真相和國民黨的陰謀。結果，龔澎無形中成了這個記者招待會的中心人物，回答記者們一個接着一個的問題，闡明了中國共産黨人的一貫原則和立場，取得了極好的宣傳效果。愛潑斯坦饒有感慨地說，龔澎“善於利用一切機會來做工作，她往往實際上是在給輿論以正確的引導，但並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導。”這是爐火純青的藝術！這就是龔澎的魅力！
許多外國記者贊嘆地說：“龔澎的一舉一動，體現着大傢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賞的周恩來的工作作風。”這真是一語中的，入木三分！龔澎所以在重慶新聞界衆望所歸，其原因蓋出於此也！
彼時重慶傳播媒界曾流傳一種說法：“龔澎有外國記者替她保鏢。”話雖然過頭，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她的工作成績和效果。費正清曾寫道“龔澎他們出了一本小册子，裏面盡是共産黨駡國民黨的東西……這位令人贊賞的使者給了我幾本（一半是她譯的），然後告訴我：由於國民黨認為她在外國人中散發宣傳品太多正在準備綁架她，她不能像以前那樣經常出來了。我於是嚮她保證，她的工作對象可以很容易就組織起一個車隊來保護她。”雖是應酬時的笑話，但也說明“保鏢”一說並非子虛烏有，空穴來風。“這真使我大吃一驚。她和她的夥伴們就在這種隨時有可能被捕的環境中工作和生活，不論是這兒，還是別的地方，他們一直是這樣生活的。”費正清正是從龔澎和她的戰友身上看到了中國共産黨人那種捨生忘死、不怕任何艱難，為國傢民族、為勞苦大衆奮鬥的最可寶貴的犧牲精神和崇高品德。
就在龔澎的事業蒸蒸日上之際，生活中的災難卻接踵而至。
二
1942年春，龔澎因註射針頭感染造成並發癥，住進醫院治了半年。在此期間，她的親愛的父親在凄涼境況中去世，身邊並無親人。
抗戰中期，上海孤島形勢日益險惡，敵偽囑意龔鎮洲，汪精衛親筆緻函，敦請龔出任國民黨“六大”中央委員，不就；隨後又以“軍政部長”相誘，也為大義凜然的龔鎮洲堅拒。無奈，龔衹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匆匆逃離上海，繞道安徵屯溪抵重慶。雖然陪都國民政府委以“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的虛職，但龔卻抱病奔走於桂、渝、昆之間，宣傳抗日救亡。1942年初，龔澎已為臥病桂林的龔鎮洲赴渝治療妥作安排，誰料六七月間日機狂轟濫炸桂林，傳染病流行，龔突染霍亂，旋以敗血癥惡化病故。噩耗傳來，久染病榻的龔澎淚流滿面，泣不成聲。而此刻，她還根本不知道，她新婚29天就匆匆分別的丈夫已先於父親兩個月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是一個鮮為人知、充滿了哀傷和美麗的動人故事。那是1938年，太行山的鼕天來得特別早，整個山區籠罩在一片銀白色的世界裏。龔澎剛到八路軍前綫司令部不久，一天，朱德總司令在太行深山一個小村莊（潞縣所轄）裏告訴龔澎和秘書處其他同志，有一位新從德國回來的留學生要來參加秘書處的工作。朱總言罷，顯得很興奮，20年前他亦曾留學德國啊！和大多數工作人員一樣，龔澎是懷着非常好奇的心情等待這位甘心吃苦的“海外學子”的。當時八路軍是窮人的隊伍，吃小米包𠔌，穿粗布草鞋，整天打仗鑽山溝，苦得很！願意參加八路軍的留學生委實如鳳毛麟角。
1939年舊歷除夕那一天，秘書處移防，在一個老鄉傢裏，龔澎第一次見到了頗有英武之氣的劉文華。“他那時候很結實，臉上透露着黑紅色的健康光彩。”龔澎後來回憶道。劉文華是河北大興縣人，生在北京，匯文中學畢業後即考入唐山交通大學水利工程係。1932年赴德國柏林科技大學繼續他所醉心的水利工程。他很快就和溫朋久（中國首任駐日內瓦總領事、外交部前西歐非洲司副司長）、陸達（前冶金工業部副部長）、朱江戶（北京林業大學教授）一起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抗日救亡聯合會和反帝大同盟。劉文華是抗日救亡聯合會和反帝大同盟的中堅分子和核心領導成員。所以劉文華早在1936年在柏林就已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在中共旅德支部負責人、反帝大同盟主席王炳南的領導下，劉文華在海外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他和溫朋久等人一起還主辦深受旅歐僑胞歡迎的《中國出路》和《抗日救亡》兩個油印刊物。他倆寫稿編稿，又刻又印，起了很大的鼓動宣傳作用。抗戰爆發後翌年1月，劉文華跟隨楊虎城將軍一起回國，經香港、武漢到達西安。即由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奔赴晉東南抗日前綫。僅僅一個月，劉文華就從繁華的柏林、巴黎來到抗日最前綫。他很快適應了這種反差，不久就調到前方司令部秘書處，擔任朱德、彭德懷的秘書。
也許是前世有緣，初次相見，龔澎就感到劉文華並不陌生。劉的弟妹是龔澎燕京大學的同學，兩人的出身經歷也頗相似：童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受的大城市教會學校的教育……在一個特殊的戰爭環境裏，彼此朝夕相處，很容易接近、交流，也容易獲得共識。半個世紀後，筆者在劉文華當年的同窗、戰友陸達先生厚厚的相册裏看到了青年時代的劉文華：架着一副不深的眼鏡，方圓的臉上微露出一絲笑意，天庭飽滿，十分帥氣。清秀的臉龐讓人感到有一種書生氣。劉文華才華橫溢，絶頂聰明。紮實的文學功底使得他落筆成文，出口成章。他對中國古典詩詞、文學名篇，甚至外國文學名著中的詞句爛熟於心，不少篇章背誦如流。龔澎後來贊嘆地說：“他的聰明，對事物的瞭解和分析能力是我稀見的。”讓龔澎芳心暗許的主要原因還是劉文華對革命的忠誠、堅定和成熟，以及他的崇高道德品質和思想境界。
50多年過去了，陸達先生仍激動地對筆者說：劉文華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我受他的革命影響最深！龔澎在獲悉劉文華噩耗後寫給吳青的回信中深情地寫道：“我初到山西，還不過是23歲的青年，帶着濃厚的過去的生活習慣，還不太會適應新處的環境，顯然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弱點我都具備了。我時常傷感自己不為同志們瞭解。他們忽視我所珍貴而自滿的優點，同時又不能指出我自己覺得很明顯的短處。衹有文華瞭解我；但是他並不因同情而助長我的感傷。他非常愛我，他對我的弱點很嚴厲地加以糾正。有時候，我不願在他面前低頭，我和他爭吵起來。但是靜下來想一想，我總是接受他的批評的。就是這樣，他給我的幫助真不少啊！”“我愛他的纔，而我更愛他堅強的無産階級政黨的黨性。”“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否定自己從舊社會帶來的殘餘意識，同時力求和工農出身的同志生活打成一片，以加強自己無産階級的意識。他和上級下級同志相處非常融洽，赤誠地愛護黨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個人生活方面，他從來未要求過舒適，穿着一套土布做的，被太陽曬成非黃非灰的軍衣——我們笑他連友軍（指國民黨軍隊）的夥夫也不如——代表十八集團軍出入於友軍司令部，他從未希望過穿得好些。今年年初他給我信中提起最近有些進步，就是對同志的缺點能夠坦白直接指出，誠懇幫助他們糾正。他說這方面受彭德懷同志的影響不淺（劉文華深得彭德懷的器重）。前多少還有些‘少管閑事’的態度。衹要是黨的工作，事不分大小，他都一樣認真嚴肅地做。他教過夥夫、飼養員的功課，也幫助過文化程度低而經驗比較豐富的同志學習。對我，他時常督促我讀書。那時候，他很仔細地讀過聯共（布）黨史兩遍，敵後環境可能找到的參考書也都看過；而我呢，卻差得遠！在任何生活上的問題，他完全服從我，愛惜我。但是，我的懶，對我小資産階級性的發作，他卻是毫不放鬆地和我爭辯不已。他的為人非常實際，他並不希望將來有勳功偉績，但願能做一個好黨員。記得有一次，他的軟鐵米達尺和對表尺——緊隨着他身邊的水利工程學生時代的紀念品——已經成為我的消遣物了，我問他：‘你六七年學的東西掉光了！現在做的事和工程師毫無關係，將來你還是改行吧！’他不同意我的話，‘我將來要做一個布爾什維剋的工程師。現在我正在鍛煉自已黨的意識和提高自己馬列主義的認識，這不能說和工程師無關。’”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經過朦朦朧朧、若即若離的短暫遲疑，愛情的幼芽便乘着敵人大掃蕩前短暫寧靜的“縫隙”鑽出了頭。但是龔澎沒有馬上答應和劉文華結婚。在婚姻問題上，龔澎是很嚴肅慎重的。還是在燕京大學讀書的時候，一位新聞係的男生發狂似地追求被譽為“校花”的龔澎。最後，這位癡情的“無冕之王”一直追到延安。但是畢竟是“道不同，不相與謀”，那位後來當了中央社記者的男生見龔澎不為所動，“精誠所至”，金石不開，衹得怏快回到武漢，最後鬱鬱病逝。這回，經過一年零八個月“漫長”的反復“考驗”、仔細“考察”後，當周圍的同事都認定劉文華和龔澎是天生一對，地造一雙時，龔澎把自己和劉文華的關係告訴了遠在上海“孤島”的老父、慈母和姐妹、弟弟，讓親人們一起分享自己的歡樂。
1940年8月1日，龔澎和劉文華宣佈正式結婚。沒有婚禮、沒有喜宴。龔澎和劉文華在自已所在的小村落旁一個偏僻的山溝裏，找到一棵小楊樹，用全部的摯愛和柔情在樹幹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和結婚的日子，作為永久的紀念。兩人滿懷美好的憧憬，希望自己忠貞愛情和美滿的婚姻能夠和小楊樹一起生長和發展。年輕的夫婦當時想，倘若三五年後有機會舊地重遊，該有多麽欣慰、多麽幸福！
但是，為了革命，為了抗戰，新婚燕爾，蜜月未滿，這對纏綿恩愛、充滿柔情蜜意的少年夫妻便依依不捨地匆匆分別了。因工作需要，龔澎於8月30日離開太行前往重慶南方局。整整兩年了，這裏有她青春的足跡，忠貞不渝的愛情，還有難捨難分的新婚丈夫！臨別的那一天夜晚，年輕的夫婦輾轉反側，不能入眠。劉文華後來告訴陸達，龔澎當時整整哭了半夜，清淚漣漣，枕頭都濕透了半邊。誰無兒女柔情？劉文華也是血肉之軀。但是，為了不影響龔澎的情緒，他極力剋製自己的傷感，好言勸慰道：凡是黨需要的地方，就應該毫無牽挂地去。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分手的時候終於到了。劉文華和左權將軍站在山坡上一直目送自己的夫人龔澎、劉志蘭漸漸遠去，消失在彎彎太行山道兩旁的密林深處。龔澎、劉志蘭出發後在一個蘋果園憩息，還每人買了一堆蘋果，找人帶給自己的丈夫。
分別之後，劉文華按照夫婦倆事先的約定，每10天必給龔澎一信，而且依次編了號。這位多情的留德學子還特意把那棵“證婚”的小楊樹下一片飄零的殘葉連同從樹桿刻字處用鋼筆拓印下的紙片一並寄給了遠在巴山蜀水的愛妻龔澎。而在山城重慶的龔澎每逢劉文華生日、結婚紀念日，必展開粉紅信箋，寫滿了自己的滿腹思念。魂牽夢繞，相思密密寄。可恨的是烽火三月，關山阻斷，很多信都沒有收到。不久，深得彭德懷將軍贊賞的劉文華調任太行第二軍分區政治委員，與司令員秦基偉將軍共事。一次行軍路上，斑疹傷寒初愈便隨軍作戰的劉文華因盲腸炎突發，迅速轉為腹膜炎，礙於醫療條件，得不到及時診治，溘然長逝。在難忍的疼痛而引起的劇烈抽搐中，劉文華提筆，顫顫巍巍地給龔澎寫下讀之肝腸寸斷的遺書：
“我現受着有生以來從來沒有遇到的痛苦。倘若我是普通的人，我寧願自殺；但對共産主義者，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覺，就是在與民族敵人苦鬥面前，我一定會苦鬥到最後一息。就是死，我也不願違背共産主義者美德。我相信中共中央毛澤東同志，相信坐鎮華北抗戰的彭德懷同志，相信黨的土地政策，‘三三’製政策，相信新民主主義，相信共産主義。我愛我的同志，我亦有時怪他們，那是為了幫助他們。但是我恨仇敵。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測，讓她嫁人。衹要她不脫離革命，她就永遠對得起我的……”
後來捧讀着這封遺書，龔澎的心都碎了，潸然淚下……
周恩來接到劉文華病故的消息，沒有馬上告訴龔澎。當初，周恩來獲悉龔澎新婚別夫時，曾很歉意地說：真對不起，把你們夫妻拆開了。嗣後，他一直嚮華北方面提議調劉文華來重慶，終因前方工作需要，路途遙遠，無法南來。當龔澎病愈出院後收到吳青來信（該時左權、何雲均已犧牲）時，讀着讀着就感到非常恐懼和不安。戰爭年月，很多夫婦都如此敏感。雖然吳青並沒有直言劉文華已去世，她衹是推己及人地寫道：“革命是長期的，一點點犧牲算什麽呢？”吳青是自慰，也是慰人——也許是給龔澎透點風吧。可是晉東南戰事激烈，“掃蕩”頻仍，龔澎讀了一遍又讀第二遍，越讀越感到不妙，越讀越感到吳青太行來信的沉重。急促的呼吸，沸騰的熱血，聯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和不測，龔澎愈發不能自持。她找到周恩來，請求他告訴自己，是否已得到了劉文華的不幸消息。龔澎其實衹是問問，並無精神準備。她期待着周恩來笑自己愚蠢和神經過敏。龔澎緊張地盯着周恩來那張非常熟悉的臉龐，迅速捕捉着這位敬愛領導的任何變化。面對龔澎的單刀直入，周恩來猝不及防。他知道沒法再瞞下去了，臉上頓時失卻了往日的溫和與微笑。眉宇緊鎖的周恩來嚴肅而沉痛地說：“龔澎同志，劉文華同志已經在五、六月前患急性盲腸炎因醫藥設備條件所限而病故了。我收到電報也遲了些，你在病中又遭父喪，……到目前為止，你的身體尚未完全恢復，我不忍心加深你心中已有的創痛，所以一直瞞着你……”
什麽都不用說了！一切都明白了！猶如晴天一聲霹靂，龔澎呆立半晌，久久說不出話來，衹有兩行清淚順着雙頰滾滾滴落下來。她做夢也沒有想到兩年前太行山道上的分別竟是永別！“三八”婦女節收到劉文華的那張頗為雅緻的明信片，竟是他們恩愛夫妻的訣別！那時他是多麽樂觀；在敘述了自己在敵後的生活和工作後，含情脈脈地告訴妻子，無時不刻不在思念。他希望很快打垮希特勒，然後打倒日本鬼子，“到那時，我們就可以相見了！”這突如其來的痛苦，“像幾卡車的裝貨，上面標記着‘悲痛’、‘失望’、‘驚恐’、‘苦惱’，要我一下子容納下來，並且把它們消化，隨着我的血液，流輸到身體每一個細胞。你說這是什麽滋味？”龔澎這樣告訴吳青。
但是龔澎沒有垮下去。作為女性來說，她有柔弱的一面；但是，作為革命者來說，她是堅強的。“幸而接到文華的噩耗是在父親逝世之後”，龔澎這樣寫道，“——當我被逼對人的生死已經作過一個比較徹底的思考之後。”抹幹眼淚，便是冷靜的思索：“人有生長也有死亡。這是自然界的規律。人的生死既不單純由自己主觀决策，也不能由愛他的人决定。人和愛他的人寶貴他的生活是希望他在生的旅程中多做點事。而且和他相處多些，可以多得到他和給他一些愛護和幫助。縱使由於體貼和註意，人的生命可以延長，但是長生不老的人並不存在。物質的形體必歸還物質——人化剩骨，骨化為土，一切都在變動中。像父親、文華這樣充滿着生命力和戰鬥意志的人，不也是按着這規律而消逝在大自然中了嗎？！痛定思痛，我擡起頭來，决心將文華中途放下的事業繼承下來，一則以紀念他；一則以貫徹我的信仰。”龔澎無法抑製自己的激情：“親愛的朋友，我和你一樣地愛着太行山那塊貧瘠的土地。因為它是被我們最親愛的同志們的血滋養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段的見證；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屍骨。我更愛在那堅持抗戰和敵人作殊死戰的同志們、老鄉們。我們是要靠他們來保衛這塊土地，替成千成萬和我們遭遇相同的姐妹們復仇的。你放心，我會頑強地接受文華遺留下來給我的責任。我會更註意自己，並不是希望多活幾年，但願能在活着的時候，多做一些有益於民族、有益於黨的事。在這大時代中，我絶不會被私人感傷所湮沒，因為這便不是父親教養成人的我，也便不是文華所期望的我。”
在這封1942年11月29日深夜裏寫給遠方與自己相同遭遇的吳青的長信最後，龔澎請求女友：“假使他安眠的那塊地，不被戰爭的炮火所毀損，還在我們隊伍保衛之下，待明春雪融冰化的時候，我懇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種植一些樹秧；讓他知道這是在遼遠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
斯人不再，逝者長已矣！龔澎很快從失父失夫的痛苦中挺立起來，用更緊張的工作來緩解那綿綿不絶的哀痛和悠悠長長的情思。差不多在此前後，龔澎認識了剛來重慶的喬冠華。
三
1942年9月下旬，喬冠華在韶關安然送走鄒韜奮以後，經桂林赴重慶，誰料途經貴州婁山關下“七十二回”處翻車，喬冠華九死一生。當他出現在老友馮亦代先生面前時，一副狼狽模樣，連眼鏡的“腿腳”也折了，衹好暫且係根繩子挂在耳朵上。
喬冠華和馮亦代是在香港相識的老朋友，喬一度還睡在馮傢樓上。自1938年夏天在香港告羅斯打行的“聰明人”咖啡館裏兩人第一次見面後，到現在已有4個年頭了。衹是馮亦代早在年前2月離港抵渝。故友闊別重逢，別提有多高興。喬冠華還是住在馮傢。夫人鄭安娜為喬搭了一張行軍床。但是好景不長，軍統局二處處長王新衡很快警覺地嗅出喬冠華的行蹤和落腳點，並親自上馮傢“調查”。喬冠華無可奈何，衹好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搬到純陽洞的《新華日報》宿舍去了。在此之前，鄭安娜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忽然與龔澎在重慶街頭不期而遇。睽違多年，鄭安娜明顯感到老朋友變化很大：成熟、老練、更加樸素。龔澎很快到棗子嵐埡重慶印刷廠宿舍來看望鄭安娜和馮亦代。龔澎饒有感慨地說：現在自己已沒有時間看書了。鄭安娜問及婚事，龔澎不由得低下頭，輕聲地說：“丈夫已死了，我現在就是一個人……”
龔澎走後，鄭安娜就和馮亦代議論開了。“你還記得我在香港跟你說過的話嗎？我說龔澎和老喬是天生的一對，一個是纔女，一個是才子。”鄭安娜對馮亦代說。馮亦代當然記得，衹是當年他還沒見過龔澎。先前流寓香港時，喬冠華是自己傢的常客。自從見過喬冠華後，鄭安娜經常感嘆地說，如果龔澎與老喬相識，倒是蠻般配的。其實當初也不過是說說而已。鄭安娜那時根本不知道龔澎人在何方。“現在可好了，兩人走到一起了。”鄭安娜又動了舊念。於是，馮亦代夫婦分頭徵求龔澎和喬冠華的意見。不想他們亦有此意，卻缺少一個當面說情或點破的人。馮亦代夫婦挑破了那一層薄薄的窗戶紙。真是千裏姻緣一綫牽。周恩來後來獲悉此事，十分高興，說早該如此，安娜、亦代做了件好事。
於是，龔澎在與外國人打交道時也不再掩飾喬冠華與自己的關係了。費正清對喬冠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龔澎嚮我介紹了她的未婚夫喬（即喬冠華）。喬個子高大，幾乎和我差不多，戴着一副大眼鏡，留着大學生式的長發，再加上露着牙齒發出爽朗笑聲和不拘禮節的十足幽默感。”“他在《群衆》雜志上發表的文章，我讀後發覺其文章辯纔滔滔，熱情奔放，議論縱橫，結構嚴謹，不帶半句贅言。革命既是他的哲學，又是他的宗教。我對他說：‘看來你曾學過極權主義的理論。’他說，‘我是個極權主義者’。”
1943年11月，龔澎和喬冠華毫不聲張地悄悄結婚了，沒有驚動任何同事朋友。老友徐遲頗為不快，大大地發了一通議論：“這在事先我們全不知道。事成以後，我們感到驚喜。但是，和當時的任何婚事是完全不相同的，他們的婚禮竟然什麽禮儀形式一概沒有的。我也反對一般的繁瑣的禮節，但認為有一定的樸素的禮節還是應當的。他們這樣的做法卻連我都感到太不習慣，不可理解了。”
新婚不久，喬冠華、龔澎夫婦便不幸遭劫。他倆為數不多的幾件衣服被小偷一掃而空。當時喬冠華夫婦的愛情小屋築在曾傢岩50號——周公館的三樓上。這位高明的“梁上君子”是用一根前端帶鐵鈎的竹竿從窗格子裏伸進去，輕而易舉地得手的。費正清慷慨解衣，“由於我和喬木的身體相仿，又加上我正準備搭機回國，我便取出一套1936年在牛津時做的藍嗶嘰西裝，極力說服他把它作為友誼的紀念品接受下來。他回答道：‘物質的東西是供人們使用的。重要的是使用者是誰……我相信，我文章裏的觀點是你所同意和欣賞的。我們正在追求一種共同的理想，並在同一條戰綫上作戰，不是嗎？’”
喬冠華到重慶後，照例承襲了在香港的慣例，在神仙橫街《新華日報》社租住的一間屋子繼續舉辦讀書會。結婚後，喬冠華不再唱“獨腳戲”，而是開“夫妻老婆店”了。馮亦代兩年前還曾饒有興味地回憶當年愉快的情景：“老喬照例做總結發言，但是龔澎常有質疑，兩夫妻往往爭得面紅耳赤。不過他們的爭論，我們其他參加的人很難提意見，一是他們理論水平高，二是他們看的材料多，而龔澎看的材料和她得到的時局消息，特別牽涉到國際問題，使她說來頭頭是道，我們聽了不得不點頭稱是。老喬也看書多，而且特別熟悉德國軍事理論傢剋勞塞維茨的主張，對世界大戰的形勢研究有素。聽他們的爭論，對於我們聽者常是一種快感，因為他們言必有據，决不信口下結論。我看當時能參加他們爭論的也衹有鬍繩、楊剛兩人，其他人衹能洗耳恭聽。他們的爭論往往使復雜的形勢、暖昧的外交辭令，幾句話就說清楚了，揭穿了那些所謂政治傢的謊言。我想我們這些人在抗戰時能夠對世界及國內形勢看得比較清楚，和他們的讜論是分不開的。”而那時，小小的一間房屋前後竟布滿了特務，他們如同惡狼一般的眼睛閃着緑光，監視着室內人員的每一個舉動！
1944年秋，龔澎在山城重慶一傢簡陋的醫院裏生下了第一個小孩，他就是現在繼承父業的中國駐朝鮮大使喬宗淮。
龔澎臨盆之際，適逢同窗鄭安娜也有孕待産。也許是人生的“第一回”，母親又不在身邊，不免有些慌亂失措，連嬰兒的衣衫尿布等雜什都未及準備。大約是福人自有天助，正當喬冠華夫婦一籌莫展之際，忽然有人從“孤島”上海帶來一個包裹，打開一看，原來是馮亦代大兒馮浩襁褓時所用的舊物。喬、馮兩傢皆大歡喜，遂一分為二。後來龔澎分娩之時，喬冠華始終精心侍奉在側。為了照顧好母子倆，喬冠華就在産房席地而臥，一時傳為美談。
滿月不久，龔澎就投入了緊張的工作，有時就把宗淮丟在“周公館”，由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幫忙照看，哭了抱，饑了喂，忙得不亦樂乎，同志們都說這個“仔仔”福大命大。
喬冠華和龔澎尚有一女，名“鬆都”（即“鬆鬆”）。朝鮮停戰談判時，喬冠華作為李剋農的顧問隨志願軍代表團駐開城鬆嶽山麓來鳳莊。一嚮善解人意、體恤屬下的周恩來曾命龔澎前往探視夫婿，故有“鬆都”之名。
經過八年艱苦卓絶的浴血奮戰，抗日戰爭終於勝利了。隨後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赴重慶談判。作為中共代表團外事組的成員，龔澎比以往更為忙碌。張彥先生在龔澎逝世12周年寫的一段回憶，反映了龔澎當時的工作狀況和精神風貌：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的陪都重慶。時間是1945年9月……”“當時我剛剛跨出校門，邁嚮生活。憑着地下黨的一封隱蔽在牙膏裏衹有半寸長的介紹信，來到了中共代表團的駐地。接待我的，就是龔澎。她顯然已經很瞭解我的底細和來意，一見面就緊緊握着我的手說：‘歡迎你來參加我們的戰鬥！’我頓時感到熱乎乎的。雖然初次見面，我卻在她面前絲毫也不感到拘束。她儼然是以一個大姐姐的身份，在為我這個還不知如何邁步的小兄弟安排着前途。
“這時，她從外面勞累了一天回來，已經很疲憊了，卻仍然興致勃勃地和我談到深夜。她談到當時重慶錯綜復雜的鬥爭形勢，談到正處在鬥爭最前綫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同志。她也談到，在外國記者中，她和同志們怎樣去爭取那些正直的，警惕那些別有用心的。他們巧妙地衝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通過不同類型的外國記者，把中國鬥爭的真實情況及時傳播到全世界去。這種冒着風險的虎穴裏戰鬥的生活，在她嘴裏卻成了一個個十分風趣的故事，個人安危似乎根本不在話下。她的語言，她的表情，都讓人感到，她已經把自己溶化在這種特殊的戰鬥生活中了。”
龔澎的這一夕談，在張彥先生的生活道路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記。
抗戰勝利以後，喬冠華、龔澎這對珠聯璧合、相得益彰的夫婦在中共對外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他們是周恩來麾下的兩員得力幹將。作為唯一的女性，龔澎和夫婿喬冠華（研究處處長）、章文晉（秘書處處長）、陳傢康（聯絡處處長）還是以周恩來挂帥的中共代表團南京辦事處（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委員會的四員大將。
龔澎還是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新聞組長，這是當時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內的軍調部國民黨、美國、中共三方所有工作人員中唯一的女性。龔澎在中共方面新聞處處長黃華（前外交部長、駐加納、阿聯酋、加拿大、聯合國大使）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共代表葉劍英將軍與公衆的聯絡事務。龔澎再一次成為外國新聞記者註意的中心。《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菲爾·波特稱，龔澎“俊美瀟灑，身穿藍色旗袍，頭上卻是燙着美國發式。”龔澎自己幽默地解釋，“這並不意味着對北平居民的挑戰”。顯然，這位波特先生也像重慶國際新聞處外國記者公寓裏漢子們那樣，對龔澎的才智品貌竭盡推崇渲染之能事。在最初那一陣頌贊聲沉寂下去以後，北平軍調部開始變得冷冷清清，門可羅雀。龔澎在軍調部散夥前夕回到上海。
1946年四五月間，國共和談破裂已成定局，反人民的內戰已迫在眉睫。為了更有效地揭露國民黨的陰謀，隨中共代表團東下的龔澎，一到上海立即根據黨的指示，組織力量，千方百計以最快速度出版了英文刊物《新華周刊》。這傢設在上海大法馬路（今金陵東路）23號的16開本的宣傳刊物又是一傢“夫妻老婆店”，主編就是喬冠華，龔澎擔任該刊發行人。遺憾的是這個中國共産黨創辦的第一份對外宣傳刊物剛出版到第三期，就被色厲內荏的國民黨當局無理查封。
國共和談破裂前夜，為了暫時將核心骨幹力量儲存起來，根據周恩來指示，喬冠華、龔澎夫婦以及夏衍於10月底離滬前往相對安全的香港。行前，周恩來特地在福州路一傢飯店為喬冠會等人餞行，饗以有名的上海大閘蟹，中共上海發言人陳傢康作陪。這實際上是新中國外交部亞洲司主要負責人的一次酒會。3年後，夏衍、陳傢康分任亞洲司正副司長，喬冠華在夏衍未到任視事時任代司長。席間，周恩來感慨地說：“好容易打敗了日本，老百姓都想過和平生活，而現在又得打仗了。你們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以後再見面了。”
四
整個解放戰爭期間，香港成了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解放區與海外世界聯繫的一個窗口。黨在這裏展開了廣泛的國內國際統一戰綫工作，配合着解放軍在戰場上的浴血鬥爭，為新中國的誕生創造條件。喬冠華、龔澎始終並肩戰鬥在外事工作的最前列。喬冠華是章漢夫為書記的中共香港工委外事委員會的主持人，待夏衍離港後，他又出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喬冠華還是新華社香港（華南）分社社長。
1946年12月的最後一天，嚮全世界宣傳中國真實情況的英文半月刊《中國文摘》（《ChinaDigest》）在香港正式出版。這傢由鐘威洛主編的英文刊物及時地嚮全世界報道中國大陸上正在如火如荼展開的激烈鬥爭，報道解放戰爭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時事評論，揭露蔣管區的民不聊生和白色恐怖……刊物一問世，各國要求訂閱的函電就雪片般飛來。這位“鐘威洛”先生不是別人就是龔澎。據當時參與其事的張彥先生回憶：“龔澎既是這個小分隊的頭頭，又是和大傢滾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員。每期雜志有相當一部分是她寫、她編或者她譯的，且不說她還要審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時事評論《觀察傢》專欄，幾乎都是出自她的手筆。她屋裏的打字機聲，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兩周一次的編輯會上，她總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煙，仔細傾聽大傢的意見，然後纔發表自己的見解。她很註意讓每一個同志都有一份貢獻。”
兩年後，喬冠華、龔澎奉命離港北上。新中國外交部建部後，喬冠華出任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亞洲司代司長，同時還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局長等職；龔澎出任情報司（新聞司前身）司長，這一重要職務非她莫屬。龔澎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餘名正司級官員中的唯一女性（其胞姐龔普生出任國際司副司長）。作為外交部的第一個女司長，她在情報司（後為新聞司）一直幹到1963年升任部長助理為止，整整14年，這在外交部是空前絶後的。從此以後，龔澎一直與新聞發佈為伴，這對她來說真是駕輕就熟，老馬識途。1954年第一次日內瓦會議期間，龔澎和黃華一起成為中國代表團的發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內瓦會議時，周恩來親自提名，龔澎擔任中國代表團首席發言人。20年中，龔澎多次以新聞司長、部長助理身份隨周恩來、陳毅出訪，足跡遍及亞非歐。
龔澎繼前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聞天夫人劉英之後，成為第二個女部長助理。本來，她是最有希望升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理想人選，遺憾的是“文革”中龔澎慘遭迫害，英年撒手而去！圈內人士無不扼腕嘆息！
“文革”風暴驟然而來，龔澎被打成了“裏通外國”的“三反分子”。她首先遭到抄傢。已故資深外交傢、外交部美澳司首任司長、前駐羅馬尼亞、丹麥大使柯柏年的次子李元和先生作為目擊者告訴筆者，那是一次真正的洗劫！屋子裏滿地都是水，喬冠華耷拉着頭，一言不發，水珠順着他的頭髮一滴一滴往下掉——大約是造反派給他當頭澆了一桶涼水。室內墻壁上塗滿了“打倒陳毅”、“打倒三反分子龔澎”的大字標語。
龔澎長時間不讓粉刷掉這些口號。“讓它們留下作紀念！”她冷笑地對來人說，臉上充滿了輕衊而堅定自信的神態。抄傢的人要她劃清“界限”，她卻毫無表情地回答：“我沒有什麽界限要劃清的。”抄傢的人要她背語錄，她馬上流利地背誦道：“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造反派雖然惱羞成怒，但也無可奈何。
一次挨批鬥後，龔澎在回傢的路上特意去選購了一張用毛澤東手書體印刷的語錄：“勇敢、堅定、沉着。在鬥爭中學習。為民族解放事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回到傢裏後，龔澎把這張語錄用圖釘牢牢地釘在已刷過“打倒”標語的門上。她背靠着門，在這條語錄旁邊，讓自己的孩子拍照留念。在這張早巳泛黃的照片上，龔澎神態堅定自若，目光剛毅有神，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産黨員在過去那個特定歷史時期敢於鬥爭、不嚮邪惡低頭的精神風貌。龔澎是用這種獨特的鬥爭方式，來表示她對林彪、江青鼓吹極“左”思潮的憤怒譴責和“造反派”強加在她頭上的種種不實之詞、莫須有的罪名的極大蔑視。顯示了龔澎為了黨的事業敢於犧牲自己一切的大無畏精神。
有一天，被揪走的喬冠華秘密打來電話問龔澎，“造反派”逼自己寫材料怎麽辦？龔澎不加思索地回答：“不要寫任何東西，你要是寫了東西就不要再進傢門。”真是擲地而作金石聲，難怪不少資深外交傢都贊嘆在政治上龔澎要比喬冠華強得多！誠然，喬冠華雖然恃纔傲物，鋒芒畢露，但對夫人龔澎，30年來卻是恩愛篤深，言聽計從。在很多問題上，喬冠華總是習慣嚮龔澎請教，拿主意。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在大是大非的原則立場問題上，在處理問題的堅定、果斷上，喬冠華確實稍遜一籌。除了各自個性方面的原因以外，還有更深層的原因。縱觀龔澎數十年走過的道路，可以發現她一貫嚴於律己，時時解剖自己，平時註重提高理論修養。特別是她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朝夕相處，耳提面命，獲益匪淺。同時，長期艱苦卓絶的鬥爭實踐，使她身上的非無産階級思想得到了最徹底的根除，具備了別人少有的革命堅定性。龔澎是一個職業革命傢，真正的共産黨人，而喬冠華的骨子裏依然保留着才子文人氣。他們兩人在政治上的差異是由於環境和氣質所造成的。
周恩來終於知道了龔澎的處境。在一次外交部的集會上，周恩來親切地讓龔澎坐到前排來，似問非問地對龔澎說：“你怎麽可能是三反分子呢？”顯然，這是說給“造反派”聽的。一天龔澎病了，醫生開了兩天病假，但蠻不講理的“造反派”卻將假條撕毀。周恩來獲悉此事，立即通知外交部有關部門，讓龔澎休息4天。
龔澎終被“解放”了。但是，由於過度的緊張和憂鬱，她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1970年5月，龔澎在獲悉韓素音將來中國的消息後非常高興。就在她去衛生間的時候，突然跌倒在地，不能動彈。喬冠華趕緊將她送到醫院，主治醫生卻不在。大約過了十來個小時龔澎纔獲得診治。後來確診，龔澎患的是腦動脈血管破裂癥，不僅如此，龔澎的腦溢血是大面積的，顱內的另一根血管也已破裂，失去了思維能力。她的腦子的上半部完全被破壞了！
從5月以後，龔澎一直處於完全昏迷之中。像所有失去思維能力的人一樣，她也是靠機器維持呼吸，維持生命。人雖然還活着，但龔澎那充滿智慧的頭腦已經一片空白。喬冠華含着眼淚和韓素音講述所發生的一切。醫院裏的情景使她黯然神傷：龔澎蠟黃的臉露在被子外面，身上插着很多管子……一切都已無法輓救。
周恩來對龔澎的病情極為關註。他在會見傷了胳膊的韓素音及其丈夫陸文星時，甚至溫和地指責韓素音：“病得厲害的是龔澎，不是你！”周恩來毫不掩飾自己內心的痛苦。他說：“我們必須保持冷靜，要盡最大的力量為龔澎治療。”其實他自己也知道，縱有回天之力，不省人事的龔澎也無法蘇醒了。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組織了最好的醫療小組，實行24小時值班。但是在動不動手術的問題上，醫療專傢們分歧很大。事情又反映到周恩來那兒。儘管第二天將啓程訪問朝鮮，周恩來還是匆匆趕到醫院。周恩來的到來使醫護人員驚喜交加。周恩自己數十年的優秀部屬。外交部建部20年來，周恩來最為欣賞的女外交官就是龔澎以及前些年去世的楊剛。被采訪的十餘位資深女外交官員告訴筆者，周恩來言必稱龔澎，他說龔澎是外交部女性的一面旗幟。如今，這位女中豪傑就這樣靜靜地躺着，潔白的床單覆蓋在她那為革命、為人民奔波30餘年的充滿活力與青春的活生生的血肉軀體上。清瘦蒼白的臉上毫無血色，緊緊闔起的大眼睛失去往日的光澤和美麗，灰蒙蒙的頭髮嚮枕上四周散落飄零……神色凝重的周恩來良久默然無語，他真想哭。接着周恩來俯下身來小心翼翼地在龔澎那衹枯瘦而全無知覺的手上把脈，“太虛了！”他老人傢微微搖頭，像是喃喃自語地長嘆一聲。
周恩來認真瞭解有關情況，廣泛徵求各方意見，最後果斷决定立即施行腦顱手術。明晃晃的手術刀在龔澎美麗的臉龐上來來回回毫不憐惜地橫行，即使滿臉綳帶也遮不住那無情的鋼刀留下的痕跡。昔日光彩照人的龔澎已永遠不復存在。當周恩來再度來醫院探望時，無限痛苦地說：“我不願看到龔澎這個樣子。看了我就難過……”那一次周恩來流出了眼淚：“以後我再也不來醫院看她了……”泱泱大國的總理用最淺顯的語言說出了最沉痛的情感。
但是，周恩來依然想留住龔澎微弱的生命。那時，民進中央主席、前教育部長馬敘倫作為植物人已經活了12年，他躺在床上像正常人一樣。周恩來受到啓發，特意讓自己的保健護士鄭淑雲和北京醫院業務組的馬普遠到馬敘倫傢瞭解，為什麽馬老先生能活那麽久？護理工作是如何搞的？有什麽特殊的護理技術？以供護理龔澎時作參考。
周恩來的决策和種種努力使龔澎的生命延續了幾個月。然而1970年9月20日，龔澎終於走到了她生命旅程的盡頭，像一隻燃盡了的蠟燭，化作了縷縷青煙。23日的《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右下角刊登了龔澎的訃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外交部部長助理龔澎同志，於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龔澎同志1936年參加中國共産黨，終年56歲。”
“龔澎同志患病期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志曾前往醫院看望她。”
在“文革”的瘋狂年月裏，雖然這則消息衹有豆腐幹那麽大，但實在是非常難得、彌足珍貴了。
龔澎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正一室，左側就是一年前去世的前衛生部副部長伍雲南（國傢體委主任伍紹祖的父親）的骨灰盒，不是部長級高幹而能享有如此哀榮的，龔澎為第一人（第二人是她右側的鐵人王進喜）。整個骨灰堂裏衹有兩位女性，另一位是前衛生部長、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
周恩來沒有參加龔澎的追悼會，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種場合對來訪的龔澎生前結識的外國朋友沉痛地說：“龔澎死了！”“龔澎死了！”
喬冠華在八寶山公墓禮堂嚎啕大哭，一如他以往的大笑——毫無顧忌。聞者無不為之動容，欷噓不已，乃至同灑傷心之淚。
新中國外交界最傑出的女性、外交部建部44年來任期最長的司長龔澎女士出身安徽名門望族。不過到了龔澎的父親龔鎮洲（原名龔振鵬）那一輩卻很窮。龔澎的母親徐文女士是黃興夫人徐宗漢的堂妹，令這位享年85歲的老媽媽傷心萬分的是愛女龔澎竟先她一年去世。龔鎮洲是辛亥革命時期安徽著名的革命黨人，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龔鎮洲被任命為陸軍第35旅（即“鐵血軍”）旅長，統率江淮500子弟，轉戰在長江流域。“鐵血大將軍”的美名傳遍江淮大地。1913年“二次革命”時，安徽都督柏文蔚武力討袁，出任討袁軍部司令。龔鎮洲聞風響應，在蕪湖發佈《討袁檄文》，痛陳袁世凱十大罪狀，“願與天下共棄之”。“二次革命”失敗後，龔派“湖鵬”號魚雷艇送柏去南京，自己因遭袁世凱明令通緝，乃於1914年初偕夫人徐文和剛滿月的長女龔普生亡命日本。當時一傢三口躲藏在一傢小船裏，在母親懷抱裏的龔普生一聲也沒有哭，使得全家安然抵達日本。
1914年10月10日，龔澎在東京灣西岸、日本最大的海港橫濱出生。因為出生在舊中國的國慶節，她最初起名“慶生”，後來改為“維航”，直到大學畢業。襁褓中的龔澎在母親的懷抱裏度過許多難忘的日日夜夜，那個時候的龔鎮洲常常奔波於日本與南洋諸島。蔡鍔的護國軍興，龔鎮洲受托為護國軍籌款代表，多次到新加坡南洋一帶華僑中募捐。在全國人民一片討伐聲中，袁世凱在新華宮一命嗚呼，龔鎮洲始得以返回祖國。先應浙江都督呂公望之約組織愛國討袁軍，不久即赴廣州，及至孫中山先生憤而揭起護法旗號，在廣州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自任海陸軍大元帥後，即任命龔鎮洲為虎門要塞總指揮。龔一傢便在廣州住了下來。
深得父親鐘愛的龔澎最初是在美麗的南國城市廣州度過她的安定、幸福的童年。即使在長期的顛沛流離之中，龔鎮洲也不忘對自己的女兒進行道德感化和思想熏陶，他常常給龔澎講述自己20多年來難忘的革命經歷。那些永遠也說不完的驚心動魄的故事令龔澎十分入迷，不勝神往。父親身材高大的形象以及他的許多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像烙印一樣留在龔澎幼小的心靈裏，對她的一生都産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正因為如此，父女的感情很好，以至於後來龔澎成了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後，還要坐到父親大腿上撒撒嬌。
由於龔鎮洲曾是陳炯明的知己至交，也由於孫中山和陳炯明的關係，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從二十年代開始，龔鎮洲大部分時間在上海作寓公。即使他一度淪為城市貧民，夏典鼕贖，他也始終不忘子女的學業，經常為子女的教育奔波。龔澎和比自己年長一歲的姐姐龔普生（前外交部國際司司長、首任駐愛爾蘭大使、傑出外交傢章漢夫夫人）在1928年同時進入上海聖瑪利亞女中就讀。
地處舊上海梵皇都傑司斐爾路底的聖瑪利亞女中是一所聖公會辦的教會中學，和中西女中、啓秀女中一樣，它也是為上海中産階級家庭受過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作進入社交界準備的進修學校。那時滬上流行一種說法，女孩子一定要到聖瑪利亞女中去鍍鍍金，不然就嫁不出去。在這所極為嚴格的教會學校裏，龔澎一度是“十分虔誠的基督教徒”（費正清語）。據與龔澎同一個寢室的鄭安娜（馮亦代夫人，已故）女士生前告訴筆者，身材高大酷似乃父的龔澎一副男孩子脾氣，衣着樸素，從不打扮。她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如醉如癡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據馮亦代、鄭安娜夫婦說，天資聰穎的龔澎有兩件法寶：一是書。一捲在手，深入故事人物，興之所至，有時手舞足蹈，講書中故事，以娛同窗學友；一是一隻餅幹桶。她讀書入迷，往往錯過吃飯時間，起初還忍着饑餓看書，以後她父親知道了，憐惜女兒，便每周送她一桶馬寶山餅幹。她得了這桶餅幹之後，如魚得水，幹脆也不上飯廳了，除了上課之外，便是看小說，餓了就餅幹桶一開，好像面對王母蟠桃園中的仙果，一面執捲，一面隨手撿吃餅幹。一書看完又看一書，一桶餅幹完了，父親又送來一桶……為此，龔澎還得了個“餅幹桶”的雅號。
令龔澎如此癡迷的是英國著名小說傢和詩人沃可特·司各特的一係列歷史小說。這也許多少可以解釋日後她為什麽在聖瑪利亞女中畢業後報考燕京大學歷史係。如果不是國難當頭，龔澎真的會朝歷史學家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即使在“一二·九”學生運動最緊張的時候，龔澎仍寫出了史學論文《清代漢人拓殖東北述略》。這篇頗有造詣的學術論文後來發表在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主編的《禹貢》半月刊上。但是，從“五卅”運動，“九·一八”，一直到“一·二八”，國傢民族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多災多難，任何一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無法平靜下來。
時代潮流的強烈衝擊，民族危亡的嚴酷現實，使龔澎很快成為聖瑪利亞女中聞名的“異教徒”。
1933年夏，龔澎考取了北平燕京大學歷史係。這對龔澎一生而言，也是極為重要的，她翻開了自己歷史的嶄新一頁。
生在杭州武林門耶酥堂弄的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從二十年代開始，陸續取得了陝西督軍陳藩的勺園（明代米萬鐘勺園舊地，後由晚清權貴和kun建為別墅）、徐世昌的鑒春園、張學良的蔚秀園和載濤的朗潤園，建成了中國諸教會大學中最為中國化的燕京大學。這位聲稱“中國是我第二故鄉”、“杭州乃我血脈之地”的司徒雷登先生在中國辦學，自然有其目的。但是客觀上，這所美國教會大學卻替新中國的外交部培養了一個“方面軍”：黃華、楊剛、龔普生、龔澎、柯華、凌青、周南、韓敘、包永清、齊宗華、吳青、楊公素等。它和上海聖約翰大學也算得上是南北遙相呼應的新中國外交官的“搖籃”。平心而論，作為美國的私立大學，國民黨的控製相對於其他國立大學要鬆得多，這在客觀上保護了學生愛國思想的發展，校園集體生活和學生自治又有利於凝聚成有組織的力量。由於中國政府的文武官員以及他們的軍警憲特不能隨便侵入燕大校園，由著名國學大師錢穆命名的“未名湖”便成了一個“安全島”。於是，身材矮小的北大數學係學生黃敬（當時名俞啓威）和體格魁梧的清華大學歷史係學生、拉丁化文字運動的積極分子姚依林（當時名姚剋廣），在崇文門內蘇州鬍同盔甲廠13號斯諾夫婦寓所的小客廳把燕京大學的黃華、張兆麟、陳翰伯、龔普生、龔澎等愛國進步學生聚集在“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旗幟下。
“一二·九”遊行的那一天，燕京大學出動了6個大隊（每隊90人），一如其父性格豪爽、辦事風風火火、在學生中擁有極高威望的龔澎是大隊長之一。當國民黨軍警在高粱橋阻攔學生遊行隊伍時，龔澎帶頭大喝一聲“衝啊”，一下子突破了軍警的防綫，真可謂女中豪傑。“一二·一六”大遊行前夕，燕京大學成立“敢死隊”，第一個報名的就是龔澎。“一二·九”遊行後，學生自治會又成立了課外活動委員會，下設華北專題研究會、時事研究會、青年問題座談會和宣傳處共五個機構，龔澎是課外活動委員會的主席。據當時與龔澎共事的資深外交傢，前駐幾內亞、加納、英國、菲律賓大使柯華先生告訴筆者，龔澎是一個對於工作非常負責，對人非常真誠熱情的人。柯先生說：“回想當年‘一二·九’運動中的燕京同學，誰也不能不承認她是一個卓越的學生領袖，她是燕大同學的光榮，她是燕大同學的驕傲。”
經過“一二·九”的戰鬥洗禮，在晚清“太傅”陳寶琛的孫子陳潔（即陳矩孫）的介紹下，龔澎於1936年在燕京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同年底，由於持不同意見，燕大黨支部沒有參加北平學生第五次遊行。中共北平學委對燕大支部此舉非常惱火，認為燕大支部拒絶上級黨的指示，鬧獨立性，不能容忍，就把燕大支部成員開除出黨。陳潔、龔澎等10名學生就這樣被“集體開除”了（1938年陳潔、龔澎等到達延安後，在劉少奇過問下，得以恢復黨籍）。1937年夏天，龔澎自燕京大學畢業後回到上海。
在滬滯留的6個月中，龔澎在聖瑪利亞女中教書，並兼任賑濟工作。龔澎最後還是决定離開家庭，奔赴延安。早就支持女兒參加抗日救國運動的父親雖然感情上難捨難分，但是他沒有阻攔，以默許支持了女兒的選擇。
龔澎在延水河邊、寶塔山下度過的時間還不到一年。她1938年春到延安後先在陝北公學22隊學習，隨後轉至延安馬列學院一班學習。在短短的幾個月的學習中，龔澎有幸親聆中共一大批領袖人物如毛澤東、劉少奇、陳雲、張聞天等的教誨，這對她的政治思想覺悟和政策水平的提高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龔澎那一口流利的英語也使她嶄露頭角，她經常參加一些翻譯工作，甚至為毛澤東充任英語譯員。鮮為人知的是，早在燕大時，龔澎就譯過《西行漫記》。
1938年9月，龔澎打起背包，紮好綁帶，告別延安，跟着彭德懷將軍在垣麯渡過黃河進入太行山區。本來她是去沁縣後溝村華北《新華日報》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軍前方總部駐地——屯留，龔澎就停留下來——她被留下了，分配到總司令部秘書處工作。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傢費正清在自己的對華回憶錄中這樣介紹龔澎這一時期的生活和工作情況：“約在1938年底，她到達前綫戰地，幫助開展農運工作，在華北農村生活了兩年，過着遊擊隊和農村基層幹部的生活。她同農村婦女共事，幫助她們組織起來，反對男子欺壓婦女的暴行，與她們同甘共苦，頭上身上也長滿了虱子。她還曾當過彭德懷將軍的隨從副官，對他非常崇敬。”
龔澎於1940年8月底奉黨中央之命離開晉東南前往重慶，來到了被費正清幽默地稱之為“共産黨人和國民黨特務交錯組成的三明治”——曾傢岩50號“周公館”，來到了周恩來身邊。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她不無遺憾地告別這個世界，龔澎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了30年！據費正清稱：“黨的領導原來打算派她出國，後因皖南事變發生而耽擱。”無疑，這樣卻使龔澎更加輝煌。在山城重慶，龔澎歷任《新華日報》記者、中共駐重慶代表秘書等職。但是她的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來與外國記者招待所的聯絡員和新聞發佈員”。龔澎還是周恩來的秘書和第二任英語譯員。1945年春，直到已故資深外交傢、前外交部副部長、駐美大使章文晉來到重慶成為周恩來第三任英語譯員時，龔澎方卸去此任。龔澎在重慶的工作駕輕就熟，卓有成效。她的外表形象和精湛一流的工作奠定了她作為“寰球新聞界最出類拔萃的婦女”和後來光彩照人的外交生涯的全部基礎。龔澎學的是歷史，也鐘情於歷史，但是她在新聞發佈工作方面卻表現出少有的天賦。倘若她不是到重慶南方局，而是去了華北《新華日報》，那麽可以斷定，她一定和彭子岡（《大公報》記者）、浦熙修（《新民報》記者）、楊剛（《大公報》記者、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秘書主任）一樣是傑出的女記者。外交和新聞從來就有相通之處，楊剛的經歷就是明證。其實，龔澎的新聞發佈經歷可以追溯到6年前的12月。
1935年“一二·九”學生示威遊行後，根據斯諾的建議，在舉行“一二·一六”大遊行之前，為擴大影響，製造輿論，龔普生、龔澎姐妹於12月12日在臨湖軒舉行了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除斯諾以外，前來參加記者招待會的還有合衆社、《芝加哥每日新聞》、《華北明星報》（天津）、《亞細亞雜志》、《密勒氏評論報》（上海）和《大學》雜志記者。儘管和龔澎後來在中國外交部、日內瓦主持的外國記者招待會相比，這6位記者的規模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是龔澎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亦是她數十年新聞發言人不朽生涯的令人難忘的“源頭”！
當時，歐美記者雲集重慶，都住在巴縣中學內國民黨國際宣傳處招待所裏。龔澎嚮這些記者介紹解放區的抗日戰爭以及解放區統一戰綫的真實情況，從而擊破了反動派的反共謠言。龔澎發佈的新聞消息不斷為日後的事實所證明。很多記者很清楚龔澎作為堅定的共産黨人自然是為共産黨講話的，龔澎自己也不諱言這一點。但是龔澎的話得到了時間的驗證，因而受到外國記者的歡迎。每與龔澎交談，必有所獲，記者們不僅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也掃清了心中的疑團。對一些為反動派宣傳所蒙蔽蠱惑的外國記者，龔澎極為冷靜，不卑不亢，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耐心說服。龔澎所作的一切，很自然地贏得了記者們的敬重、欽佩。
費正清對龔澎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娓娓敘述道：
“……我幸運地結識了幾位散處在重慶城裏的左翼人士，特別是兩位善於辭令的年輕婦女（龔澎和楊剛）。
“作為毛澤東和延安中共駐重慶的代表，周恩來象徵着統一戰綫，而對此統一戰綫，國共雙方都還希望維持它在形式上的存在。因此，周公館即周恩來駐重慶辦事處能夠在這裏，把來自延安的消息提供給外國記者。1943年6月，在訪問了行政院的幾位部長和若幹教育傢，又纍積了一些日本書刊資料後，我對美國《時代》雜志駐重慶記者白修德說，我覺得我應該接近中共，看看他們能提供什麽。結果，沒過幾天，就有一位聰明而富有魅力的名叫龔澎的年輕女子來看我。那時，她剛剛開始走上作為周恩來新聞發佈員的輝煌歷程。
“龔澎答應定期過訪，並教我學習華語會話。她的性格裏，既有青春的朝氣，又有對中國共産黨事業的堅定信念，再加上隨軍記者所特有的敏銳觀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彌漫在重慶的沮喪而單調乏味的氣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鮮空氣。她所擺出的問題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國民黨種種暴行的訴狀態——暗殺、鉗製輿論、搗毀印刷廠、捏造罪證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監獄、不準遊行示威、取消罷工權等等。當斥責國民黨拒絶給予公民自由權，而共産黨也同樣拒絶給予時，龔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場，顯得純粹地正直了。她知道雙方的內情，因為她在彼此爭鬥的國共雙方都生活過。”
在這樣的氣氛中，龔澎在重慶很快成了言論自由的象徵。
費正清繼續寫道：
“龔澎總是挎着她那滿裝着延安最新廣播新聞稿的書包來到國際宣傳處的外國記者招待所。整天為國民黨新聞檢查扯皮不休的西方記者們特別歡迎這種對立面的材料。她對那些沒有傢室之纍的主張采取有力行動的外國記者所産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於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為在這個充斥着隨聲附和者和趨炎附勢者的城市裏，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見者的角色。她是在野黨的發言人，以他們的改良理想來揭露執政黨的罪惡事實。”
龔澎的性格和為人，她的充滿青春活力，她對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事業的堅貞與忠誠，再加上她對重慶的西方記者的了如指掌和她具有一股女性少有的幽默感，不僅僅是吸引了費正清。幾乎那個時期的所有駐重慶外國記者都對龔澎懷有好感。他們對她的外表、為人和才能贊嘆備至。這些記者在自己的通訊作品以及後來的回憶錄裏都毫無例外、相當突出地寫到龔澎。
龔澎得了痢疾，《紐約時報》記者布魯剋斯·艾特金森把她送到海軍醫生那裏診治。並非衹有布魯剋斯·艾特金森感受到龔澎的那股奔放的熱情，“我發覺她對她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産生了一種馴服功能。”費正清這樣回憶，“別的記者更不用說了，《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約瑟夫·艾爾索普因她的魅力而發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愛律剋·塞瓦賴德一見到她就容光煥發，菲利浦·司普勞斯則是暗自表示傾慕之情。英國大使館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這樣，還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點是，她具有……善於同人交談的特長。”
前外交部副部長、中美大使級會談首任中方代表王炳南的德籍夫人安娜利澤博士在其長篇回憶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的末尾寫道：“……聰明的龔澎，她就像是畫中描繪的美人。在外國記者中，龔澎很受歡迎，因此，那些懷着惡意的傢夥便到處宣揚：外國記者的報告非常親共，是因為他們想得到這個很有魅力的女共産黨員的偏愛。龔澎與記者們很友好合作，但並沒有個人感情包括在內。對那些頗為露骨的求愛的話，她總是采取聽而不聞的態度，不加理會。但外國記者中並沒有人因此而對她抱有惡感。”
誠然，龔澎美貌絶倫，極富女性魅力。但是，龔澎主要是靠勤勉的工作，靠真誠的為人，靠幾近嚴酷的自律和中國共産黨人的光明磊落來徵服外國記者。
據費正清回憶，皖南事變前後，他在街上與龔澎不期而遇，“時值清洗運動開始，她正被特務盯梢，處於被捕的威脅之下，因為知道我不願在公開場合和共産黨人接觸，就和我擦肩而過，招呼也不打……”龔澎的善解人意由此可見一斑。
龔澎曾非常直爽真誠地對費正清說：“不管怎麽說，我還非常膚淺。我沒有進行深刻的思考。我喜歡接觸各種事物，但一種事物也不精通。我沒有讀過多少書，但頗有成為一名宣傳傢的危險，所談除應時的口號以外，全然空洞無物。”聽罷龔澎這番坦率的自我剖析，費正清好久說不出話來，“多麽嚴酷的自我批評！”他嘆息道。
1941年“皖南事變”後，有的西方國傢擔心國民黨的這破壞行為可能導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規模進攻。駐重慶的英國大使剋拉剋·卡爾——這是一位對中共頗為友好的外交官——對於國民黨的這種做法頗不以為然。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卡爾大使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度。湊巧龔澎在場，立刻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用大量事實揭露了事實真相和國民黨的陰謀。結果，龔澎無形中成了這個記者招待會的中心人物，回答記者們一個接着一個的問題，闡明了中國共産黨人的一貫原則和立場，取得了極好的宣傳效果。愛潑斯坦饒有感慨地說，龔澎“善於利用一切機會來做工作，她往往實際上是在給輿論以正確的引導，但並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導。”這是爐火純青的藝術！這就是龔澎的魅力！
許多外國記者贊嘆地說：“龔澎的一舉一動，體現着大傢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賞的周恩來的工作作風。”這真是一語中的，入木三分！龔澎所以在重慶新聞界衆望所歸，其原因蓋出於此也！
彼時重慶傳播媒界曾流傳一種說法：“龔澎有外國記者替她保鏢。”話雖然過頭，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她的工作成績和效果。費正清曾寫道“龔澎他們出了一本小册子，裏面盡是共産黨駡國民黨的東西……這位令人贊賞的使者給了我幾本（一半是她譯的），然後告訴我：由於國民黨認為她在外國人中散發宣傳品太多正在準備綁架她，她不能像以前那樣經常出來了。我於是嚮她保證，她的工作對象可以很容易就組織起一個車隊來保護她。”雖是應酬時的笑話，但也說明“保鏢”一說並非子虛烏有，空穴來風。“這真使我大吃一驚。她和她的夥伴們就在這種隨時有可能被捕的環境中工作和生活，不論是這兒，還是別的地方，他們一直是這樣生活的。”費正清正是從龔澎和她的戰友身上看到了中國共産黨人那種捨生忘死、不怕任何艱難，為國傢民族、為勞苦大衆奮鬥的最可寶貴的犧牲精神和崇高品德。
就在龔澎的事業蒸蒸日上之際，生活中的災難卻接踵而至。
二
1942年春，龔澎因註射針頭感染造成並發癥，住進醫院治了半年。在此期間，她的親愛的父親在凄涼境況中去世，身邊並無親人。
抗戰中期，上海孤島形勢日益險惡，敵偽囑意龔鎮洲，汪精衛親筆緻函，敦請龔出任國民黨“六大”中央委員，不就；隨後又以“軍政部長”相誘，也為大義凜然的龔鎮洲堅拒。無奈，龔衹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匆匆逃離上海，繞道安徵屯溪抵重慶。雖然陪都國民政府委以“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的虛職，但龔卻抱病奔走於桂、渝、昆之間，宣傳抗日救亡。1942年初，龔澎已為臥病桂林的龔鎮洲赴渝治療妥作安排，誰料六七月間日機狂轟濫炸桂林，傳染病流行，龔突染霍亂，旋以敗血癥惡化病故。噩耗傳來，久染病榻的龔澎淚流滿面，泣不成聲。而此刻，她還根本不知道，她新婚29天就匆匆分別的丈夫已先於父親兩個月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是一個鮮為人知、充滿了哀傷和美麗的動人故事。那是1938年，太行山的鼕天來得特別早，整個山區籠罩在一片銀白色的世界裏。龔澎剛到八路軍前綫司令部不久，一天，朱德總司令在太行深山一個小村莊（潞縣所轄）裏告訴龔澎和秘書處其他同志，有一位新從德國回來的留學生要來參加秘書處的工作。朱總言罷，顯得很興奮，20年前他亦曾留學德國啊！和大多數工作人員一樣，龔澎是懷着非常好奇的心情等待這位甘心吃苦的“海外學子”的。當時八路軍是窮人的隊伍，吃小米包𠔌，穿粗布草鞋，整天打仗鑽山溝，苦得很！願意參加八路軍的留學生委實如鳳毛麟角。
1939年舊歷除夕那一天，秘書處移防，在一個老鄉傢裏，龔澎第一次見到了頗有英武之氣的劉文華。“他那時候很結實，臉上透露着黑紅色的健康光彩。”龔澎後來回憶道。劉文華是河北大興縣人，生在北京，匯文中學畢業後即考入唐山交通大學水利工程係。1932年赴德國柏林科技大學繼續他所醉心的水利工程。他很快就和溫朋久（中國首任駐日內瓦總領事、外交部前西歐非洲司副司長）、陸達（前冶金工業部副部長）、朱江戶（北京林業大學教授）一起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抗日救亡聯合會和反帝大同盟。劉文華是抗日救亡聯合會和反帝大同盟的中堅分子和核心領導成員。所以劉文華早在1936年在柏林就已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在中共旅德支部負責人、反帝大同盟主席王炳南的領導下，劉文華在海外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他和溫朋久等人一起還主辦深受旅歐僑胞歡迎的《中國出路》和《抗日救亡》兩個油印刊物。他倆寫稿編稿，又刻又印，起了很大的鼓動宣傳作用。抗戰爆發後翌年1月，劉文華跟隨楊虎城將軍一起回國，經香港、武漢到達西安。即由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奔赴晉東南抗日前綫。僅僅一個月，劉文華就從繁華的柏林、巴黎來到抗日最前綫。他很快適應了這種反差，不久就調到前方司令部秘書處，擔任朱德、彭德懷的秘書。
也許是前世有緣，初次相見，龔澎就感到劉文華並不陌生。劉的弟妹是龔澎燕京大學的同學，兩人的出身經歷也頗相似：童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受的大城市教會學校的教育……在一個特殊的戰爭環境裏，彼此朝夕相處，很容易接近、交流，也容易獲得共識。半個世紀後，筆者在劉文華當年的同窗、戰友陸達先生厚厚的相册裏看到了青年時代的劉文華：架着一副不深的眼鏡，方圓的臉上微露出一絲笑意，天庭飽滿，十分帥氣。清秀的臉龐讓人感到有一種書生氣。劉文華才華橫溢，絶頂聰明。紮實的文學功底使得他落筆成文，出口成章。他對中國古典詩詞、文學名篇，甚至外國文學名著中的詞句爛熟於心，不少篇章背誦如流。龔澎後來贊嘆地說：“他的聰明，對事物的瞭解和分析能力是我稀見的。”讓龔澎芳心暗許的主要原因還是劉文華對革命的忠誠、堅定和成熟，以及他的崇高道德品質和思想境界。
50多年過去了，陸達先生仍激動地對筆者說：劉文華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我受他的革命影響最深！龔澎在獲悉劉文華噩耗後寫給吳青的回信中深情地寫道：“我初到山西，還不過是23歲的青年，帶着濃厚的過去的生活習慣，還不太會適應新處的環境，顯然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弱點我都具備了。我時常傷感自己不為同志們瞭解。他們忽視我所珍貴而自滿的優點，同時又不能指出我自己覺得很明顯的短處。衹有文華瞭解我；但是他並不因同情而助長我的感傷。他非常愛我，他對我的弱點很嚴厲地加以糾正。有時候，我不願在他面前低頭，我和他爭吵起來。但是靜下來想一想，我總是接受他的批評的。就是這樣，他給我的幫助真不少啊！”“我愛他的纔，而我更愛他堅強的無産階級政黨的黨性。”“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否定自己從舊社會帶來的殘餘意識，同時力求和工農出身的同志生活打成一片，以加強自己無産階級的意識。他和上級下級同志相處非常融洽，赤誠地愛護黨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個人生活方面，他從來未要求過舒適，穿着一套土布做的，被太陽曬成非黃非灰的軍衣——我們笑他連友軍（指國民黨軍隊）的夥夫也不如——代表十八集團軍出入於友軍司令部，他從未希望過穿得好些。今年年初他給我信中提起最近有些進步，就是對同志的缺點能夠坦白直接指出，誠懇幫助他們糾正。他說這方面受彭德懷同志的影響不淺（劉文華深得彭德懷的器重）。前多少還有些‘少管閑事’的態度。衹要是黨的工作，事不分大小，他都一樣認真嚴肅地做。他教過夥夫、飼養員的功課，也幫助過文化程度低而經驗比較豐富的同志學習。對我，他時常督促我讀書。那時候，他很仔細地讀過聯共（布）黨史兩遍，敵後環境可能找到的參考書也都看過；而我呢，卻差得遠！在任何生活上的問題，他完全服從我，愛惜我。但是，我的懶，對我小資産階級性的發作，他卻是毫不放鬆地和我爭辯不已。他的為人非常實際，他並不希望將來有勳功偉績，但願能做一個好黨員。記得有一次，他的軟鐵米達尺和對表尺——緊隨着他身邊的水利工程學生時代的紀念品——已經成為我的消遣物了，我問他：‘你六七年學的東西掉光了！現在做的事和工程師毫無關係，將來你還是改行吧！’他不同意我的話，‘我將來要做一個布爾什維剋的工程師。現在我正在鍛煉自已黨的意識和提高自己馬列主義的認識，這不能說和工程師無關。’”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經過朦朦朧朧、若即若離的短暫遲疑，愛情的幼芽便乘着敵人大掃蕩前短暫寧靜的“縫隙”鑽出了頭。但是龔澎沒有馬上答應和劉文華結婚。在婚姻問題上，龔澎是很嚴肅慎重的。還是在燕京大學讀書的時候，一位新聞係的男生發狂似地追求被譽為“校花”的龔澎。最後，這位癡情的“無冕之王”一直追到延安。但是畢竟是“道不同，不相與謀”，那位後來當了中央社記者的男生見龔澎不為所動，“精誠所至”，金石不開，衹得怏快回到武漢，最後鬱鬱病逝。這回，經過一年零八個月“漫長”的反復“考驗”、仔細“考察”後，當周圍的同事都認定劉文華和龔澎是天生一對，地造一雙時，龔澎把自己和劉文華的關係告訴了遠在上海“孤島”的老父、慈母和姐妹、弟弟，讓親人們一起分享自己的歡樂。
1940年8月1日，龔澎和劉文華宣佈正式結婚。沒有婚禮、沒有喜宴。龔澎和劉文華在自已所在的小村落旁一個偏僻的山溝裏，找到一棵小楊樹，用全部的摯愛和柔情在樹幹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和結婚的日子，作為永久的紀念。兩人滿懷美好的憧憬，希望自己忠貞愛情和美滿的婚姻能夠和小楊樹一起生長和發展。年輕的夫婦當時想，倘若三五年後有機會舊地重遊，該有多麽欣慰、多麽幸福！
但是，為了革命，為了抗戰，新婚燕爾，蜜月未滿，這對纏綿恩愛、充滿柔情蜜意的少年夫妻便依依不捨地匆匆分別了。因工作需要，龔澎於8月30日離開太行前往重慶南方局。整整兩年了，這裏有她青春的足跡，忠貞不渝的愛情，還有難捨難分的新婚丈夫！臨別的那一天夜晚，年輕的夫婦輾轉反側，不能入眠。劉文華後來告訴陸達，龔澎當時整整哭了半夜，清淚漣漣，枕頭都濕透了半邊。誰無兒女柔情？劉文華也是血肉之軀。但是，為了不影響龔澎的情緒，他極力剋製自己的傷感，好言勸慰道：凡是黨需要的地方，就應該毫無牽挂地去。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分手的時候終於到了。劉文華和左權將軍站在山坡上一直目送自己的夫人龔澎、劉志蘭漸漸遠去，消失在彎彎太行山道兩旁的密林深處。龔澎、劉志蘭出發後在一個蘋果園憩息，還每人買了一堆蘋果，找人帶給自己的丈夫。
分別之後，劉文華按照夫婦倆事先的約定，每10天必給龔澎一信，而且依次編了號。這位多情的留德學子還特意把那棵“證婚”的小楊樹下一片飄零的殘葉連同從樹桿刻字處用鋼筆拓印下的紙片一並寄給了遠在巴山蜀水的愛妻龔澎。而在山城重慶的龔澎每逢劉文華生日、結婚紀念日，必展開粉紅信箋，寫滿了自己的滿腹思念。魂牽夢繞，相思密密寄。可恨的是烽火三月，關山阻斷，很多信都沒有收到。不久，深得彭德懷將軍贊賞的劉文華調任太行第二軍分區政治委員，與司令員秦基偉將軍共事。一次行軍路上，斑疹傷寒初愈便隨軍作戰的劉文華因盲腸炎突發，迅速轉為腹膜炎，礙於醫療條件，得不到及時診治，溘然長逝。在難忍的疼痛而引起的劇烈抽搐中，劉文華提筆，顫顫巍巍地給龔澎寫下讀之肝腸寸斷的遺書：
“我現受着有生以來從來沒有遇到的痛苦。倘若我是普通的人，我寧願自殺；但對共産主義者，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覺，就是在與民族敵人苦鬥面前，我一定會苦鬥到最後一息。就是死，我也不願違背共産主義者美德。我相信中共中央毛澤東同志，相信坐鎮華北抗戰的彭德懷同志，相信黨的土地政策，‘三三’製政策，相信新民主主義，相信共産主義。我愛我的同志，我亦有時怪他們，那是為了幫助他們。但是我恨仇敵。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測，讓她嫁人。衹要她不脫離革命，她就永遠對得起我的……”
後來捧讀着這封遺書，龔澎的心都碎了，潸然淚下……
周恩來接到劉文華病故的消息，沒有馬上告訴龔澎。當初，周恩來獲悉龔澎新婚別夫時，曾很歉意地說：真對不起，把你們夫妻拆開了。嗣後，他一直嚮華北方面提議調劉文華來重慶，終因前方工作需要，路途遙遠，無法南來。當龔澎病愈出院後收到吳青來信（該時左權、何雲均已犧牲）時，讀着讀着就感到非常恐懼和不安。戰爭年月，很多夫婦都如此敏感。雖然吳青並沒有直言劉文華已去世，她衹是推己及人地寫道：“革命是長期的，一點點犧牲算什麽呢？”吳青是自慰，也是慰人——也許是給龔澎透點風吧。可是晉東南戰事激烈，“掃蕩”頻仍，龔澎讀了一遍又讀第二遍，越讀越感到不妙，越讀越感到吳青太行來信的沉重。急促的呼吸，沸騰的熱血，聯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和不測，龔澎愈發不能自持。她找到周恩來，請求他告訴自己，是否已得到了劉文華的不幸消息。龔澎其實衹是問問，並無精神準備。她期待着周恩來笑自己愚蠢和神經過敏。龔澎緊張地盯着周恩來那張非常熟悉的臉龐，迅速捕捉着這位敬愛領導的任何變化。面對龔澎的單刀直入，周恩來猝不及防。他知道沒法再瞞下去了，臉上頓時失卻了往日的溫和與微笑。眉宇緊鎖的周恩來嚴肅而沉痛地說：“龔澎同志，劉文華同志已經在五、六月前患急性盲腸炎因醫藥設備條件所限而病故了。我收到電報也遲了些，你在病中又遭父喪，……到目前為止，你的身體尚未完全恢復，我不忍心加深你心中已有的創痛，所以一直瞞着你……”
什麽都不用說了！一切都明白了！猶如晴天一聲霹靂，龔澎呆立半晌，久久說不出話來，衹有兩行清淚順着雙頰滾滾滴落下來。她做夢也沒有想到兩年前太行山道上的分別竟是永別！“三八”婦女節收到劉文華的那張頗為雅緻的明信片，竟是他們恩愛夫妻的訣別！那時他是多麽樂觀；在敘述了自己在敵後的生活和工作後，含情脈脈地告訴妻子，無時不刻不在思念。他希望很快打垮希特勒，然後打倒日本鬼子，“到那時，我們就可以相見了！”這突如其來的痛苦，“像幾卡車的裝貨，上面標記着‘悲痛’、‘失望’、‘驚恐’、‘苦惱’，要我一下子容納下來，並且把它們消化，隨着我的血液，流輸到身體每一個細胞。你說這是什麽滋味？”龔澎這樣告訴吳青。
但是龔澎沒有垮下去。作為女性來說，她有柔弱的一面；但是，作為革命者來說，她是堅強的。“幸而接到文華的噩耗是在父親逝世之後”，龔澎這樣寫道，“——當我被逼對人的生死已經作過一個比較徹底的思考之後。”抹幹眼淚，便是冷靜的思索：“人有生長也有死亡。這是自然界的規律。人的生死既不單純由自己主觀决策，也不能由愛他的人决定。人和愛他的人寶貴他的生活是希望他在生的旅程中多做點事。而且和他相處多些，可以多得到他和給他一些愛護和幫助。縱使由於體貼和註意，人的生命可以延長，但是長生不老的人並不存在。物質的形體必歸還物質——人化剩骨，骨化為土，一切都在變動中。像父親、文華這樣充滿着生命力和戰鬥意志的人，不也是按着這規律而消逝在大自然中了嗎？！痛定思痛，我擡起頭來，决心將文華中途放下的事業繼承下來，一則以紀念他；一則以貫徹我的信仰。”龔澎無法抑製自己的激情：“親愛的朋友，我和你一樣地愛着太行山那塊貧瘠的土地。因為它是被我們最親愛的同志們的血滋養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段的見證；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屍骨。我更愛在那堅持抗戰和敵人作殊死戰的同志們、老鄉們。我們是要靠他們來保衛這塊土地，替成千成萬和我們遭遇相同的姐妹們復仇的。你放心，我會頑強地接受文華遺留下來給我的責任。我會更註意自己，並不是希望多活幾年，但願能在活着的時候，多做一些有益於民族、有益於黨的事。在這大時代中，我絶不會被私人感傷所湮沒，因為這便不是父親教養成人的我，也便不是文華所期望的我。”
在這封1942年11月29日深夜裏寫給遠方與自己相同遭遇的吳青的長信最後，龔澎請求女友：“假使他安眠的那塊地，不被戰爭的炮火所毀損，還在我們隊伍保衛之下，待明春雪融冰化的時候，我懇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種植一些樹秧；讓他知道這是在遼遠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
斯人不再，逝者長已矣！龔澎很快從失父失夫的痛苦中挺立起來，用更緊張的工作來緩解那綿綿不絶的哀痛和悠悠長長的情思。差不多在此前後，龔澎認識了剛來重慶的喬冠華。
三
1942年9月下旬，喬冠華在韶關安然送走鄒韜奮以後，經桂林赴重慶，誰料途經貴州婁山關下“七十二回”處翻車，喬冠華九死一生。當他出現在老友馮亦代先生面前時，一副狼狽模樣，連眼鏡的“腿腳”也折了，衹好暫且係根繩子挂在耳朵上。
喬冠華和馮亦代是在香港相識的老朋友，喬一度還睡在馮傢樓上。自1938年夏天在香港告羅斯打行的“聰明人”咖啡館裏兩人第一次見面後，到現在已有4個年頭了。衹是馮亦代早在年前2月離港抵渝。故友闊別重逢，別提有多高興。喬冠華還是住在馮傢。夫人鄭安娜為喬搭了一張行軍床。但是好景不長，軍統局二處處長王新衡很快警覺地嗅出喬冠華的行蹤和落腳點，並親自上馮傢“調查”。喬冠華無可奈何，衹好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搬到純陽洞的《新華日報》宿舍去了。在此之前，鄭安娜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忽然與龔澎在重慶街頭不期而遇。睽違多年，鄭安娜明顯感到老朋友變化很大：成熟、老練、更加樸素。龔澎很快到棗子嵐埡重慶印刷廠宿舍來看望鄭安娜和馮亦代。龔澎饒有感慨地說：現在自己已沒有時間看書了。鄭安娜問及婚事，龔澎不由得低下頭，輕聲地說：“丈夫已死了，我現在就是一個人……”
龔澎走後，鄭安娜就和馮亦代議論開了。“你還記得我在香港跟你說過的話嗎？我說龔澎和老喬是天生的一對，一個是纔女，一個是才子。”鄭安娜對馮亦代說。馮亦代當然記得，衹是當年他還沒見過龔澎。先前流寓香港時，喬冠華是自己傢的常客。自從見過喬冠華後，鄭安娜經常感嘆地說，如果龔澎與老喬相識，倒是蠻般配的。其實當初也不過是說說而已。鄭安娜那時根本不知道龔澎人在何方。“現在可好了，兩人走到一起了。”鄭安娜又動了舊念。於是，馮亦代夫婦分頭徵求龔澎和喬冠華的意見。不想他們亦有此意，卻缺少一個當面說情或點破的人。馮亦代夫婦挑破了那一層薄薄的窗戶紙。真是千裏姻緣一綫牽。周恩來後來獲悉此事，十分高興，說早該如此，安娜、亦代做了件好事。
於是，龔澎在與外國人打交道時也不再掩飾喬冠華與自己的關係了。費正清對喬冠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龔澎嚮我介紹了她的未婚夫喬（即喬冠華）。喬個子高大，幾乎和我差不多，戴着一副大眼鏡，留着大學生式的長發，再加上露着牙齒發出爽朗笑聲和不拘禮節的十足幽默感。”“他在《群衆》雜志上發表的文章，我讀後發覺其文章辯纔滔滔，熱情奔放，議論縱橫，結構嚴謹，不帶半句贅言。革命既是他的哲學，又是他的宗教。我對他說：‘看來你曾學過極權主義的理論。’他說，‘我是個極權主義者’。”
1943年11月，龔澎和喬冠華毫不聲張地悄悄結婚了，沒有驚動任何同事朋友。老友徐遲頗為不快，大大地發了一通議論：“這在事先我們全不知道。事成以後，我們感到驚喜。但是，和當時的任何婚事是完全不相同的，他們的婚禮竟然什麽禮儀形式一概沒有的。我也反對一般的繁瑣的禮節，但認為有一定的樸素的禮節還是應當的。他們這樣的做法卻連我都感到太不習慣，不可理解了。”
新婚不久，喬冠華、龔澎夫婦便不幸遭劫。他倆為數不多的幾件衣服被小偷一掃而空。當時喬冠華夫婦的愛情小屋築在曾傢岩50號——周公館的三樓上。這位高明的“梁上君子”是用一根前端帶鐵鈎的竹竿從窗格子裏伸進去，輕而易舉地得手的。費正清慷慨解衣，“由於我和喬木的身體相仿，又加上我正準備搭機回國，我便取出一套1936年在牛津時做的藍嗶嘰西裝，極力說服他把它作為友誼的紀念品接受下來。他回答道：‘物質的東西是供人們使用的。重要的是使用者是誰……我相信，我文章裏的觀點是你所同意和欣賞的。我們正在追求一種共同的理想，並在同一條戰綫上作戰，不是嗎？’”
喬冠華到重慶後，照例承襲了在香港的慣例，在神仙橫街《新華日報》社租住的一間屋子繼續舉辦讀書會。結婚後，喬冠華不再唱“獨腳戲”，而是開“夫妻老婆店”了。馮亦代兩年前還曾饒有興味地回憶當年愉快的情景：“老喬照例做總結發言，但是龔澎常有質疑，兩夫妻往往爭得面紅耳赤。不過他們的爭論，我們其他參加的人很難提意見，一是他們理論水平高，二是他們看的材料多，而龔澎看的材料和她得到的時局消息，特別牽涉到國際問題，使她說來頭頭是道，我們聽了不得不點頭稱是。老喬也看書多，而且特別熟悉德國軍事理論傢剋勞塞維茨的主張，對世界大戰的形勢研究有素。聽他們的爭論，對於我們聽者常是一種快感，因為他們言必有據，决不信口下結論。我看當時能參加他們爭論的也衹有鬍繩、楊剛兩人，其他人衹能洗耳恭聽。他們的爭論往往使復雜的形勢、暖昧的外交辭令，幾句話就說清楚了，揭穿了那些所謂政治傢的謊言。我想我們這些人在抗戰時能夠對世界及國內形勢看得比較清楚，和他們的讜論是分不開的。”而那時，小小的一間房屋前後竟布滿了特務，他們如同惡狼一般的眼睛閃着緑光，監視着室內人員的每一個舉動！
1944年秋，龔澎在山城重慶一傢簡陋的醫院裏生下了第一個小孩，他就是現在繼承父業的中國駐朝鮮大使喬宗淮。
龔澎臨盆之際，適逢同窗鄭安娜也有孕待産。也許是人生的“第一回”，母親又不在身邊，不免有些慌亂失措，連嬰兒的衣衫尿布等雜什都未及準備。大約是福人自有天助，正當喬冠華夫婦一籌莫展之際，忽然有人從“孤島”上海帶來一個包裹，打開一看，原來是馮亦代大兒馮浩襁褓時所用的舊物。喬、馮兩傢皆大歡喜，遂一分為二。後來龔澎分娩之時，喬冠華始終精心侍奉在側。為了照顧好母子倆，喬冠華就在産房席地而臥，一時傳為美談。
滿月不久，龔澎就投入了緊張的工作，有時就把宗淮丟在“周公館”，由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幫忙照看，哭了抱，饑了喂，忙得不亦樂乎，同志們都說這個“仔仔”福大命大。
喬冠華和龔澎尚有一女，名“鬆都”（即“鬆鬆”）。朝鮮停戰談判時，喬冠華作為李剋農的顧問隨志願軍代表團駐開城鬆嶽山麓來鳳莊。一嚮善解人意、體恤屬下的周恩來曾命龔澎前往探視夫婿，故有“鬆都”之名。
經過八年艱苦卓絶的浴血奮戰，抗日戰爭終於勝利了。隨後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赴重慶談判。作為中共代表團外事組的成員，龔澎比以往更為忙碌。張彥先生在龔澎逝世12周年寫的一段回憶，反映了龔澎當時的工作狀況和精神風貌：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的陪都重慶。時間是1945年9月……”“當時我剛剛跨出校門，邁嚮生活。憑着地下黨的一封隱蔽在牙膏裏衹有半寸長的介紹信，來到了中共代表團的駐地。接待我的，就是龔澎。她顯然已經很瞭解我的底細和來意，一見面就緊緊握着我的手說：‘歡迎你來參加我們的戰鬥！’我頓時感到熱乎乎的。雖然初次見面，我卻在她面前絲毫也不感到拘束。她儼然是以一個大姐姐的身份，在為我這個還不知如何邁步的小兄弟安排着前途。
“這時，她從外面勞累了一天回來，已經很疲憊了，卻仍然興致勃勃地和我談到深夜。她談到當時重慶錯綜復雜的鬥爭形勢，談到正處在鬥爭最前綫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同志。她也談到，在外國記者中，她和同志們怎樣去爭取那些正直的，警惕那些別有用心的。他們巧妙地衝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通過不同類型的外國記者，把中國鬥爭的真實情況及時傳播到全世界去。這種冒着風險的虎穴裏戰鬥的生活，在她嘴裏卻成了一個個十分風趣的故事，個人安危似乎根本不在話下。她的語言，她的表情，都讓人感到，她已經把自己溶化在這種特殊的戰鬥生活中了。”
龔澎的這一夕談，在張彥先生的生活道路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記。
抗戰勝利以後，喬冠華、龔澎這對珠聯璧合、相得益彰的夫婦在中共對外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他們是周恩來麾下的兩員得力幹將。作為唯一的女性，龔澎和夫婿喬冠華（研究處處長）、章文晉（秘書處處長）、陳傢康（聯絡處處長）還是以周恩來挂帥的中共代表團南京辦事處（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委員會的四員大將。
龔澎還是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新聞組長，這是當時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內的軍調部國民黨、美國、中共三方所有工作人員中唯一的女性。龔澎在中共方面新聞處處長黃華（前外交部長、駐加納、阿聯酋、加拿大、聯合國大使）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共代表葉劍英將軍與公衆的聯絡事務。龔澎再一次成為外國新聞記者註意的中心。《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菲爾·波特稱，龔澎“俊美瀟灑，身穿藍色旗袍，頭上卻是燙着美國發式。”龔澎自己幽默地解釋，“這並不意味着對北平居民的挑戰”。顯然，這位波特先生也像重慶國際新聞處外國記者公寓裏漢子們那樣，對龔澎的才智品貌竭盡推崇渲染之能事。在最初那一陣頌贊聲沉寂下去以後，北平軍調部開始變得冷冷清清，門可羅雀。龔澎在軍調部散夥前夕回到上海。
1946年四五月間，國共和談破裂已成定局，反人民的內戰已迫在眉睫。為了更有效地揭露國民黨的陰謀，隨中共代表團東下的龔澎，一到上海立即根據黨的指示，組織力量，千方百計以最快速度出版了英文刊物《新華周刊》。這傢設在上海大法馬路（今金陵東路）23號的16開本的宣傳刊物又是一傢“夫妻老婆店”，主編就是喬冠華，龔澎擔任該刊發行人。遺憾的是這個中國共産黨創辦的第一份對外宣傳刊物剛出版到第三期，就被色厲內荏的國民黨當局無理查封。
國共和談破裂前夜，為了暫時將核心骨幹力量儲存起來，根據周恩來指示，喬冠華、龔澎夫婦以及夏衍於10月底離滬前往相對安全的香港。行前，周恩來特地在福州路一傢飯店為喬冠會等人餞行，饗以有名的上海大閘蟹，中共上海發言人陳傢康作陪。這實際上是新中國外交部亞洲司主要負責人的一次酒會。3年後，夏衍、陳傢康分任亞洲司正副司長，喬冠華在夏衍未到任視事時任代司長。席間，周恩來感慨地說：“好容易打敗了日本，老百姓都想過和平生活，而現在又得打仗了。你們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以後再見面了。”
四
整個解放戰爭期間，香港成了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解放區與海外世界聯繫的一個窗口。黨在這裏展開了廣泛的國內國際統一戰綫工作，配合着解放軍在戰場上的浴血鬥爭，為新中國的誕生創造條件。喬冠華、龔澎始終並肩戰鬥在外事工作的最前列。喬冠華是章漢夫為書記的中共香港工委外事委員會的主持人，待夏衍離港後，他又出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喬冠華還是新華社香港（華南）分社社長。
1946年12月的最後一天，嚮全世界宣傳中國真實情況的英文半月刊《中國文摘》（《ChinaDigest》）在香港正式出版。這傢由鐘威洛主編的英文刊物及時地嚮全世界報道中國大陸上正在如火如荼展開的激烈鬥爭，報道解放戰爭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時事評論，揭露蔣管區的民不聊生和白色恐怖……刊物一問世，各國要求訂閱的函電就雪片般飛來。這位“鐘威洛”先生不是別人就是龔澎。據當時參與其事的張彥先生回憶：“龔澎既是這個小分隊的頭頭，又是和大傢滾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員。每期雜志有相當一部分是她寫、她編或者她譯的，且不說她還要審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時事評論《觀察傢》專欄，幾乎都是出自她的手筆。她屋裏的打字機聲，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兩周一次的編輯會上，她總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煙，仔細傾聽大傢的意見，然後纔發表自己的見解。她很註意讓每一個同志都有一份貢獻。”
兩年後，喬冠華、龔澎奉命離港北上。新中國外交部建部後，喬冠華出任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亞洲司代司長，同時還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局長等職；龔澎出任情報司（新聞司前身）司長，這一重要職務非她莫屬。龔澎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餘名正司級官員中的唯一女性（其胞姐龔普生出任國際司副司長）。作為外交部的第一個女司長，她在情報司（後為新聞司）一直幹到1963年升任部長助理為止，整整14年，這在外交部是空前絶後的。從此以後，龔澎一直與新聞發佈為伴，這對她來說真是駕輕就熟，老馬識途。1954年第一次日內瓦會議期間，龔澎和黃華一起成為中國代表團的發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內瓦會議時，周恩來親自提名，龔澎擔任中國代表團首席發言人。20年中，龔澎多次以新聞司長、部長助理身份隨周恩來、陳毅出訪，足跡遍及亞非歐。
龔澎繼前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聞天夫人劉英之後，成為第二個女部長助理。本來，她是最有希望升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理想人選，遺憾的是“文革”中龔澎慘遭迫害，英年撒手而去！圈內人士無不扼腕嘆息！
“文革”風暴驟然而來，龔澎被打成了“裏通外國”的“三反分子”。她首先遭到抄傢。已故資深外交傢、外交部美澳司首任司長、前駐羅馬尼亞、丹麥大使柯柏年的次子李元和先生作為目擊者告訴筆者，那是一次真正的洗劫！屋子裏滿地都是水，喬冠華耷拉着頭，一言不發，水珠順着他的頭髮一滴一滴往下掉——大約是造反派給他當頭澆了一桶涼水。室內墻壁上塗滿了“打倒陳毅”、“打倒三反分子龔澎”的大字標語。
龔澎長時間不讓粉刷掉這些口號。“讓它們留下作紀念！”她冷笑地對來人說，臉上充滿了輕衊而堅定自信的神態。抄傢的人要她劃清“界限”，她卻毫無表情地回答：“我沒有什麽界限要劃清的。”抄傢的人要她背語錄，她馬上流利地背誦道：“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造反派雖然惱羞成怒，但也無可奈何。
一次挨批鬥後，龔澎在回傢的路上特意去選購了一張用毛澤東手書體印刷的語錄：“勇敢、堅定、沉着。在鬥爭中學習。為民族解放事業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回到傢裏後，龔澎把這張語錄用圖釘牢牢地釘在已刷過“打倒”標語的門上。她背靠着門，在這條語錄旁邊，讓自己的孩子拍照留念。在這張早巳泛黃的照片上，龔澎神態堅定自若，目光剛毅有神，充分表現了一個共産黨員在過去那個特定歷史時期敢於鬥爭、不嚮邪惡低頭的精神風貌。龔澎是用這種獨特的鬥爭方式，來表示她對林彪、江青鼓吹極“左”思潮的憤怒譴責和“造反派”強加在她頭上的種種不實之詞、莫須有的罪名的極大蔑視。顯示了龔澎為了黨的事業敢於犧牲自己一切的大無畏精神。
有一天，被揪走的喬冠華秘密打來電話問龔澎，“造反派”逼自己寫材料怎麽辦？龔澎不加思索地回答：“不要寫任何東西，你要是寫了東西就不要再進傢門。”真是擲地而作金石聲，難怪不少資深外交傢都贊嘆在政治上龔澎要比喬冠華強得多！誠然，喬冠華雖然恃纔傲物，鋒芒畢露，但對夫人龔澎，30年來卻是恩愛篤深，言聽計從。在很多問題上，喬冠華總是習慣嚮龔澎請教，拿主意。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在大是大非的原則立場問題上，在處理問題的堅定、果斷上，喬冠華確實稍遜一籌。除了各自個性方面的原因以外，還有更深層的原因。縱觀龔澎數十年走過的道路，可以發現她一貫嚴於律己，時時解剖自己，平時註重提高理論修養。特別是她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朝夕相處，耳提面命，獲益匪淺。同時，長期艱苦卓絶的鬥爭實踐，使她身上的非無産階級思想得到了最徹底的根除，具備了別人少有的革命堅定性。龔澎是一個職業革命傢，真正的共産黨人，而喬冠華的骨子裏依然保留着才子文人氣。他們兩人在政治上的差異是由於環境和氣質所造成的。
周恩來終於知道了龔澎的處境。在一次外交部的集會上，周恩來親切地讓龔澎坐到前排來，似問非問地對龔澎說：“你怎麽可能是三反分子呢？”顯然，這是說給“造反派”聽的。一天龔澎病了，醫生開了兩天病假，但蠻不講理的“造反派”卻將假條撕毀。周恩來獲悉此事，立即通知外交部有關部門，讓龔澎休息4天。
龔澎終被“解放”了。但是，由於過度的緊張和憂鬱，她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1970年5月，龔澎在獲悉韓素音將來中國的消息後非常高興。就在她去衛生間的時候，突然跌倒在地，不能動彈。喬冠華趕緊將她送到醫院，主治醫生卻不在。大約過了十來個小時龔澎纔獲得診治。後來確診，龔澎患的是腦動脈血管破裂癥，不僅如此，龔澎的腦溢血是大面積的，顱內的另一根血管也已破裂，失去了思維能力。她的腦子的上半部完全被破壞了！
從5月以後，龔澎一直處於完全昏迷之中。像所有失去思維能力的人一樣，她也是靠機器維持呼吸，維持生命。人雖然還活着，但龔澎那充滿智慧的頭腦已經一片空白。喬冠華含着眼淚和韓素音講述所發生的一切。醫院裏的情景使她黯然神傷：龔澎蠟黃的臉露在被子外面，身上插着很多管子……一切都已無法輓救。
周恩來對龔澎的病情極為關註。他在會見傷了胳膊的韓素音及其丈夫陸文星時，甚至溫和地指責韓素音：“病得厲害的是龔澎，不是你！”周恩來毫不掩飾自己內心的痛苦。他說：“我們必須保持冷靜，要盡最大的力量為龔澎治療。”其實他自己也知道，縱有回天之力，不省人事的龔澎也無法蘇醒了。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組織了最好的醫療小組，實行24小時值班。但是在動不動手術的問題上，醫療專傢們分歧很大。事情又反映到周恩來那兒。儘管第二天將啓程訪問朝鮮，周恩來還是匆匆趕到醫院。周恩來的到來使醫護人員驚喜交加。周恩自己數十年的優秀部屬。外交部建部20年來，周恩來最為欣賞的女外交官就是龔澎以及前些年去世的楊剛。被采訪的十餘位資深女外交官員告訴筆者，周恩來言必稱龔澎，他說龔澎是外交部女性的一面旗幟。如今，這位女中豪傑就這樣靜靜地躺着，潔白的床單覆蓋在她那為革命、為人民奔波30餘年的充滿活力與青春的活生生的血肉軀體上。清瘦蒼白的臉上毫無血色，緊緊闔起的大眼睛失去往日的光澤和美麗，灰蒙蒙的頭髮嚮枕上四周散落飄零……神色凝重的周恩來良久默然無語，他真想哭。接着周恩來俯下身來小心翼翼地在龔澎那衹枯瘦而全無知覺的手上把脈，“太虛了！”他老人傢微微搖頭，像是喃喃自語地長嘆一聲。
周恩來認真瞭解有關情況，廣泛徵求各方意見，最後果斷决定立即施行腦顱手術。明晃晃的手術刀在龔澎美麗的臉龐上來來回回毫不憐惜地橫行，即使滿臉綳帶也遮不住那無情的鋼刀留下的痕跡。昔日光彩照人的龔澎已永遠不復存在。當周恩來再度來醫院探望時，無限痛苦地說：“我不願看到龔澎這個樣子。看了我就難過……”那一次周恩來流出了眼淚：“以後我再也不來醫院看她了……”泱泱大國的總理用最淺顯的語言說出了最沉痛的情感。
但是，周恩來依然想留住龔澎微弱的生命。那時，民進中央主席、前教育部長馬敘倫作為植物人已經活了12年，他躺在床上像正常人一樣。周恩來受到啓發，特意讓自己的保健護士鄭淑雲和北京醫院業務組的馬普遠到馬敘倫傢瞭解，為什麽馬老先生能活那麽久？護理工作是如何搞的？有什麽特殊的護理技術？以供護理龔澎時作參考。
周恩來的决策和種種努力使龔澎的生命延續了幾個月。然而1970年9月20日，龔澎終於走到了她生命旅程的盡頭，像一隻燃盡了的蠟燭，化作了縷縷青煙。23日的《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右下角刊登了龔澎的訃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外交部部長助理龔澎同志，於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龔澎同志1936年參加中國共産黨，終年56歲。”
“龔澎同志患病期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志曾前往醫院看望她。”
在“文革”的瘋狂年月裏，雖然這則消息衹有豆腐幹那麽大，但實在是非常難得、彌足珍貴了。
龔澎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正一室，左側就是一年前去世的前衛生部副部長伍雲南（國傢體委主任伍紹祖的父親）的骨灰盒，不是部長級高幹而能享有如此哀榮的，龔澎為第一人（第二人是她右側的鐵人王進喜）。整個骨灰堂裏衹有兩位女性，另一位是前衛生部長、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
周恩來沒有參加龔澎的追悼會，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種場合對來訪的龔澎生前結識的外國朋友沉痛地說：“龔澎死了！”“龔澎死了！”
喬冠華在八寶山公墓禮堂嚎啕大哭，一如他以往的大笑——毫無顧忌。聞者無不為之動容，欷噓不已，乃至同灑傷心之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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