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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故事
我與“東方時空”
文／水均益 圖／鳴洋
（上）
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首席主持水均益熒屏外的幕後新聞令人稱奇：在采訪中央首長時被警衛像老鷹抓小雞似地扔出幾米遠；為取一張珍貴照片，他深更半夜翻墻入院，驚得外交官夫人以為盜賊；在美國亞特蘭大市唐人街，水均益被警察誤銬，險些喪命……
結緣新聞
我與《東方時空》是一次奇遇，也是一種緣分。應該說，沒有《東方時空》，也就沒有我的今天。然而，能夠有機會和《東方時空》結緣，一定程度上講，恐怕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命運安排。
1984年夏天，我即將從蘭州大學外語係畢業。母親希望我這個小兒子能夠留在她的身邊。為此，她背着我偷偷地找到外語係的領導，說明了傢裏的睏難，要求他們分配的時候能盡量把我安排在蘭州。係領導後來果然找我談話，說他們考慮讓我留校，在蘭州大學當教師。
正巧，那一年，國傢教委在畢業生分配上實行了一些改革舉措，其中最重要的是畢業生按照大學四年平均成績擇優分配，成績好的可以優先選擇去嚮，不再嚴格執行“哪裏來哪裏去”的原則。我四年的平均成績在我們班名列前茅。於是，我利用這個有利條件找到了係領導。我告訴他們，我不願意在學校當老師，我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闖一闖。
其實，我當時的真實想法要比這個復雜一些。我們傢素有“書香門第”、“教師之傢”的稱謂。從我爺爺開始，我的伯父、我的父親、我的三個叔叔和一個姑姑，甚至連我哥哥和姐姐都是老師。而正是由於這種知識分子的背景，我的家庭在歷次運動中飽經風霜。當時，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心態往往會導致逆來順受，不敢面對社會現實。說白了，就是容易受人欺負。我強烈地希望從我開始改變這種狀況。
我的這種論調終於說服了父母親。他們同意我不留校，也同意了我離開蘭州的想法。
靠着國傢教委的改革措施和我的四年平均成績，我得到了優先挑選單位的待遇。那一年，在北京的分配名額中，有農牧漁業部、全國總工會、中國銀行、廣電部、政法大學、民航總局、《中國日報》和新華社。
在衆多的單位名稱中，我的目光停在了“新華社”這三個字上。“就是它。”我對負責分配的老師說。
老實說，當時我對新華社是個什麽樣的單位並不瞭解，我也沒有係統地學習過新聞理論。當記者是個什麽滋味我衹能靠電影裏的描寫和合理的想象。我作出這樣的選擇多少是靠了一點直覺。我直覺，當記者肯定會是一個比較刺激的職業。天南地北，獨來獨往，也一定很浪漫。我還憑直覺感到，記者這種職業肯定充滿了變數，總是那麽新鮮，總是那麽無拘無束，一定很自由。這些都比較符合我的性格。
上大學期間，我就曾因“獨來獨往”和“無拘無束”而屢次受到批評，我們班級的政治輔導員也因此給了我一個“雅號”———“自由戰士”。
當我指着“新華社”對負責分配的老師說出“就是它”這三個字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我是在選擇着命運。14年後的今天，我強烈地感受到，其實那時我已經為自己選擇了一條可能永遠也沒有盡興的漫漫徵途———新聞事業。
應該說，在新華社的最初一段時間裏，我的那些關於記者的“直覺”就像一個又一個的泡沫在迅速地消失。
在一個月的“入社教育”和近半年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實習之後，我被安排到了新華社國際新聞部中東非洲編輯室。經過了一段因剛參加工作而感到的短暫興奮之後，隨之而來的卻是我最不習慣的坐班。每天早晨8點上班，打水，拖地，擦桌子（我經常想盡一切辦法逃避這些），然後就是處理稿件，然後就是看報，喝水，聊天，直到下午5點多下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我所在的編輯室負責處理在中東非洲地區的幾十位分社記者的稿件。我們的工作就是將分社記者通過電傳發到北京總社的稿件編輯、潤色、補充後再正式登發（叫做“發稿”），供全國各報紙、電視臺、電臺使用。
記得剛開始接觸稿件的時候，我非常地認真，逐字逐句地看，逐字逐句地改。一篇稿件編輯完畢再看，整個一個“大花臉”。由於大量地改動，記者發來的原稿已經面目全非了。於是，我衹好重新再抄一遍。
準備“下海”
有一天，我發現我們編輯室的一位老編輯在處理稿件時做法很怪。衹見他拿到稿件後並不急着在原稿上作大的改動，而是在個別地方作一點修改，然後再拿出一張空白的稿紙，分成幾段在上面寫了起來。寫好以後，他拿出一把剪刀，把記者原稿剪成一條一條的，然後再把那張稿紙剪成一條一條的。這時，他用膠水把這些小紙條重新排列，再粘在一起。最後再填好編輯單，連同這剪貼而成的“稿件”交給了發稿人。
從那以後，我也學會了這種“剪貼式”編輯手法。
當時國際部有一個特殊的部門，叫做“選報組”。這個組有一個24小時不停運轉的“報房”。那裏有許多臺電傳機，分別接受外國四大通訊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衆國際社）的新聞稿和新華社駐世界各地記者發回北京總社的稿件。這裏是新華社的一個重要崗位。按照國際部的慣例，每來一批大學畢業生，都要安排他們到這個重要的崗位工作一段時間。我也不例外。
選報組的工作勞動量很大。這不僅體現在每天分揀的稿件數量上，而且，在這個組實行的是四班倒，分為早班、中班、小夜班和大夜班，24小時不間斷。7天一輪的大夜班下來，身體非常難受。久而久之，生物鐘也發生了變化。晚上睡不着，白天卻總是迷迷糊糊的。到今天，常有朋友同事問我：“你怎麽那麽能熬夜？”我就回答說，這是在新華社練出來的。
選報組不僅鍛煉了我的熬夜本領，而且，我就是在那些不眠的大夜班裏，真正接觸了新聞，知道了新聞是怎麽回事，也體會到了好消息應該怎麽寫，從而對新聞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從電傳機上撕下來的一條條新聞稿件成了我的最好教材，特別是四大通訊社的稿件。他們的稿件讀起來很有意思，所有你想要知道的都會告訴你。
一年後，我從選報組回到了中東非洲編輯室。這時候，就像一個士兵一樣，我開始渴望能夠上“前綫”，到第一綫去當一名記者。
新華社國際部實行的是采編合一的制度。國際部的業務人員衹有出國去分社或者駐外記者站才能當記者。在國內，我們都是編輯。從1984年進入新華社後，快5年過去了，眼看着我身邊的同事一個又一個興高采烈地奔赴了“前綫”，其中也包括和我一起到國際部的大學生，而我自己卻遲遲沒有動靜。
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時候，一個機會來了。1989年年初，我被派到了新華社設在埃及首都開羅的中東總分社。中東的歲月，使我有機會去切身體驗當記者的滋味，去學習，去總結，去感受新聞。那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日子，也是我記者生涯的一個真正的開端。
從中東回來後，我回到了中東非洲編輯室，繼續當編輯。那幾年，正值“下海”風盛行。我身邊的不少同事、同學也紛紛下海做起了生意。這對我是一種不得不面對的衝擊。看着那些下海的同事們沒過多久就意氣風發地出現在我的面前，嚮我現身說法，勸我也早日離開新華社，再看看新華社那種一成不變的工作，每月幾百元的微薄薪水，漸漸地我開始動搖了。
1993年年初的一天，一個朋友找到了我，他嚮我推薦了德國西門子公司和北京一傢無綫電廠合辦的合資公司。
“這傢公司現在需要一名公關經理，你太適合了，又懂外語，又幹過新聞。”那位朋友嚮我積極推薦道。
“可是我不懂無綫電啊。”我心中無數。
“嗨，你不用擔心，你的任務是公關，”他說道，“一個月好幾千，總比你在新華社這麽苦幹好吧？！”
我决定到這傢公司去看一看。我見到了這傢公司主管業務的高級經理，一位個子很高，一頭金發的德國男人。我們談了很多關於我來公司的具體問題，比如，房子、工資、其它待遇、工作環境、深造機會等等。很快，我們達成了一致。我决定從新華社辭職，到這傢公司“下海”。
正式“觸電”
德國經理是個急性子。他馬上讓我接管公司的公關部，就任經理，並且，已經讓人替我印好了名片，安排了辦公桌。而那時，我還沒來得及嚮新華社提出我的辭呈。看着名片上“水均益，公關部經理”的字樣，我突然覺得一陣好笑。想想新華社的那些個大夜班，那一條條剪貼而成的稿件，想想中東的歲月，想想在埃及的沙漠裏飛車，連夜采訪恐怖事件的景象，“下海”，“公關經理”，這些東西似乎並不屬於我。屬於我的應該是那激動人心的新聞事業，苦也是它，樂也是它。
我沒有離開新華社，沒有去那傢合資公司。那一天，我把已經寫好的辭職報告偷偷地撕了。
就在我把那份辭職報告撕了的幾個月後，命運又給了我一個意味深長的安排：我加入了《東方時空》。
從邁進新華社的大門開始記者生涯以來的14年裏，絶大多數時間，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記者、編輯。我並沒有指望過有一天會成為很有名的人物，或者像有些朋友所說是一個“名記者”、一個“大腕”記者、一個名主持人。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水均益”這樣一個很怪的姓所帶出的一個名字，能夠被人們所熟悉。
能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特別是能夠成為一名出色的電視記者、電視主持人，這要歸功於一個名字，一個至今在中國還依然很響亮的名字———《東方時空》。
1993年4月的一天，我所在的新華社國際部中東非洲編輯組的一位同事蓋晨光對我和組長劉也剛說，他有一個朋友在中央電視臺，現在準備搞一個新的電視節目，是一個新聞性很強的欄目。在這個欄目當中，他們想定期做一些國際題材的報道。電視臺想和我們合作，具體說就是跟我們編輯組合作。
對於我來說，做了這麽多年的記者，都是拿着錄音機采訪，或者參加一個記者招待會，回來自己伏案疾書，從未接觸過電視。我很想看看電視是怎樣把我筆下描寫的索馬裏變成一組一組的畫面。另外，我也很想通過這個當時的“副業”，增加一些知識，增添一份閱歷。我從小就有一個“毛病”，對我不知道的事物永遠充滿好奇。
我們第一次幫助電視臺製作的一期節目，是關於俄羅斯就國傢體製和經濟政策問題進行全民公决的話題。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又做了第二期節目，是一個關於波黑的話題。這兩期節目，都是由《焦點時刻》的記者主持人張恆在演播室裏和兩位專傢進行訪談。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在新華社收集並分析資料，請有關方面的專傢作為采訪的嘉賓。作過兩期《焦點時刻》節目之後，我並沒有感到“觸電”有多麽特殊，衹覺得幫電視臺作一期節目就像通常給《北京青年報》或者某個報紙、雜志寫一篇外稿一樣地平常。
5月中旬的一天，我正準備睡午覺。突然，蓋晨光對我說：“水哥兒們，我想起一件事，昨天《焦點時刻》的製片人張海潮跟我說了一個想法。”
蓋晨光露出了一種神秘、莊重的表情。他說：“《焦點時刻》節目組的製片人張海潮，希望由一位當過記者、對國際形勢又比較瞭解的人，來當國際題材節目的記者主持人，我已經嚮海潮很鄭重地推薦了你。我說小水沒有問題，他當過很多年記者，而且在中東也幹過，情況非常瞭解，對國際形勢沒得說。”
我從用三張椅子拼湊而成的“小床”上坐了起來，一時有點茫然，問道：“我？我行嗎？”
“如果你能熬過一段時間的磨練，我覺得你肯定能行。而且這對你來講可能會意味着很重大的變化。你記住我的話：有一天你會成為名人，也許要不了多長時間，你會發現你的腦袋上會有一個光環。”
直到今天，我總也不能忘記那個中午的那次談話。
1993年的5月，我正式“觸電”。
初次上鏡
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和蓋晨光一個臺前，一個臺後，一起吃方便麵，一起“攢詞”，一起熬夜；同甘共苦，精誠合作。在《東方時空》，我們有了一個共同的稱謂：黃金搭檔。蓋晨光學過4年希伯萊語，在新華社值班的時候，雖然編輯稿件速度比我慢，但是他可以把一大堆英語單詞拼湊起來寫出一篇中文非常流暢的稿件，讓人嘆服。蓋晨光對於電視感覺好得出奇。我們在一起商量製作一期節目的時候，往往我先搜集一大批資料，然後嚮他如數傢珍般地一一道來。而他則坐在那裏，微閉雙眼，頻頻點頭。遇到精彩之處，他會兩眼放光，說聲：有了，就用這個作切入點。雖然，現在我們各自在不同的部門，但是，我至今仍然認為我們是最好的搭檔。
一個星期之後，我們開始準備一個關於中東和平談判問題的節目。這是我初次上鏡，我們請來兩位專傢，準備在演播室裏對他們二位進行訪談。我調集了厚厚的一大摞關於巴以雙方的背景、和平進程、目前狀況等等中外文資料，並列出了一個詳細的采訪提綱。
在這之前，我已經參與過兩期節目的製作過程。節目主要形式就是主持人與專傢一問一答。我對這個過程有一個初步的瞭解。但是真的落到我自己頭上，心裏也沒有底。晚上在傢裏，我開始撰寫需要我單獨對着鏡頭說的那兩段話———一段開場白，一段結束語。我寫了又寫，大概寫了四五遍，直到我自己認為滿意為止。然後一個人在傢裏模仿電視播音員說話的那種語氣，琢磨說話音量應該多大，等等。
老實說，我對自己的普通話沒有任何自信。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蘭州人，雖然說經過百般努力，我的普通話和我的同鄉們相比應該算是過關了，但是蘭州方言中前後鼻音沒有區分，這使我經常在正宗普通話環境中“露怯”。小學畢業後，我到了蘭州鐵路職工子弟第四中學學習。我的同學們都是鐵路局係統的子弟，他們絶大多數都講普通話。記得第一次上語文課，老師點到我，讓我念一篇課文，內容就是《東方紅》歌麯的歌詞。那時候我一句普通話也不會說。我硬着頭皮，站起來，怯怯地念道：“敦方混，太陽深，準國出了個毛澤噸（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等我坐下來的時候，我衹記得我的周圍一片狂笑。我的臉紅到了脖子根。直到現在，我時常會收到觀衆的來信，指出我在某一個節目中的某一個發音不準。普通話比我過硬的我那老父親，也會不時地在電話中婉轉地提醒我某一個字應該如何如何發音。我自己也非常渴望我能像我的中學校友、現在《新聞聯播》擔任播音員的李修平一樣說話。無奈，對於一個30歲的人來說，這一切似乎是太難了，也太晚了一點。
第二天上午10點，在一種稀裏糊塗、基本上沒有什麽自信的狀態下，我來到了演播室。走到門口，有人告訴我說，你進去吧。我當時的感覺就像小時候被推進照相館照相那樣。平生第一次坐在電視主持人的講臺前，我感到呼吸頻率飛快，好像周圍的氧氣不夠。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我腦子裏亂七八糟的，想得也特別多：外面“切換導演臺”旁邊的人會不會笑話呀？我身邊的兩位專傢會不會笑話我呀？等等，等等。
燈光一亮，蓋晨光在外面一聲令下：開始。我對着正前方開始了我的開場白。一句話之後，我的腦子裏猛然間一片空白。我已然忘了我應該說什麽，或者說，我在說什麽。面前那個玻璃片的鏡頭使我感到極不自然，我的眼睛不自覺地在躲避它。不到一半我又忘詞了。外面的人（估計是導播）說，沒關係，沒關係，再來一遍。重來。燈光一亮，我又開始了。但是，還是衹說到一半，又忘了。每到這時，我的嘴裏就在不斷地說着：“對不起，對不起。”那一個上午，僅僅為了一段開場白我一共錄了七八遍，有一遍剛說了一個“觀衆朋友”，就“你、你、你”了半天，也沒把“好”說出來。最後，總算連滾帶爬地通過了。
“銀河號”事件
正在風平浪靜的海灣水域行駛的“銀河號”的周圍，頓時沒有了平靜。每天都有幾艘西方媒體租用的船衹遊弋在“銀河號”四周，攝像機和照相機的鏡頭不斷變換各種角度，死死地盯住這艘“可疑船衹”。偶爾，還會有一架直升機出現在“銀河號”的上空。一時間，翻開幾乎所有的外國報紙，都會看到“圖文並茂”的有關“銀河號”的報道。
與此同時，美國方面表示，將根據某條國際公約，要求對“銀河號”進行登船檢查。
“銀河號”上到底有沒有違禁化學品？中國政府對於美方的指責將作出如何反應？我們是否會允許美國人上船檢查？面對這一係列的疑問，我們嗅到了似乎可以成為焦點的氣味。9月4日，我們得到消息，外交部發言人當天下午將就“銀河號”事件發表談話，同一天，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也將舉行記者招待會，澄清事實。經和製片人簡短商量，“蓋導”和我决定以這兩個記者招待會為依托，就“銀河號”事件製作一期《焦點時刻》，準備在第二天的《東方時空》播出。
外交部關於“銀河號”的表態，當時給我們的感覺是，中國政府瞭解的情況是這艘船上沒有違禁品。對“銀河號”進行檢查，衹有在中方認為可以接受的條件下才能進行，也就是說，中方並不反對在一定情況下對“銀河號”進行檢查。這可夠“懸”的，記得當時我還跟“蓋導”說，萬一查出船上有點什麽違禁的化學品，那可真不太好收場！因為，這麽大的一個國傢的政府，不可能做到對每一傢運輸公司的每一條船上都裝了些什麽了如指掌，況且，萬一哪個船員隨身攜帶了一瓶發膠水什麽的，美國人也可以說那是違禁品啊。
美國人好像抓到了大魚，緊追不放，堅持要求對“銀河號”檢查。中方先是拒絶，後來放出風聲：可以考慮在第三國碼頭聯合檢查，條件是美方事後必須就檢查結果公開發表聲明。
九月下旬的一天，我們突然得到信息：中美雙方已組成聯合檢查小組，並已在沙特阿拉伯的達蘭港對“銀河號”進行了檢查，檢查結果將於北京時間當天半夜公佈。事不宜遲，我們决定連夜跟蹤采訪，在第二天早晨的《東方時空》裏第一時間報道此事。
經過一番緊張的聯繫，我們拿到了幾件非常出彩的獨傢素材。一是中遠總公司提供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檢查“銀河號”的傳真照片，還有中美雙方談判代表簽字的檢查結果聲明。最令我們振奮的是，經過一番努力，我們終於說服了在沙特阿拉伯的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外交部負責軍控事務的官員沙祖康接受我們的電話采訪。
那天夜裏，我們攝製組來到當時還是我和“蓋導”日常工作的新華社大編輯間，等待最後消息的到來。凌晨一點，電腦中美聯社的動態消息欄裏首先出現了這樣的標題：對被指控裝載違禁化學品的中國船衹的搜查工作結束。緊接着，法新社、路透社、合衆國際社也相繼報道了這條消息。儘管各條報道采取了一種明顯的低調處理，但還是不可能躲閃中國觀衆最關註的那個事實———檢查結果：“銀河號”上沒有違禁化學品！
我們的報道和采訪按照事先的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接受我們采訪的新華社當班編輯很快根據外電介紹了最新情況，這位編輯在采訪中說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話。他援引外電報道說，當美國大兵撅着屁股把“銀河號”翻了個底朝天最終一無所獲的時候，衹好氣急敗壞地大駡：“shit（媽的）”。凌晨3點，我撥通了在沙特的沙祖康的電話。采訪很順利。挂綫之前，我想起了一件事，嚮他要一張他個人的照片。這樣，在節目中當沙祖康說話時，畫面上就會出現他的“尊容”。其實，這種做法在西方電視臺的新聞節目裏極為常見，衹是在當時還沒有被國內電視所引進。
“您傢在北京嗎？”
“在北京。”
“現在傢裏有人嗎？”
“衹有我愛人在傢。”
“我可以到您傢拿一張您的照片嗎？”
“可以，可以。”
夜半越墻
沙祖康給了我他傢的地址，然後挂了電話。這時，我纔突然想到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現在是凌晨3點多，他的夫人還並不知道所有這一切。
半小時後，我出了電視臺大門。初秋北京的後半夜，寒意驟增。大街上沒有一個人。偶爾有一輛汽車飛馳而過。我在路邊站了快10分鐘，也不見一輛出租車。這時，一輛黃色的“面的”緩緩駛來。我招手攔住了來車。等車停穩後我纔發現，這輛“面的”並不是出租車。我顧不了許多，趕緊說明情況，希望幫忙。車裏的兩個人互相看了看，其中一個點點頭，說：“上來吧！”上車後我纔知道，原來這哥兒倆一大早出門是要去郊區釣魚的。
10分鐘後，“面的”將我載到了沙祖康傢的大院門口。下了車，很快我就發現了問題。
外交部宿舍壁壘森嚴，大鐵門上着鎖，叫了好幾聲，無人應答。我圍着鐵門轉了好幾圈，感覺不好爬，門太高，而且沒有落腳的地方。順着墻根往前走走，我忽然發現了一處理想的地方。有一段墻大概有兩米高，墻下有幾塊大石頭。我擡腳試了試，很穩。於是，在一個漆黑的夜晚，在我30歲的時候，我使出了我幾歲時捉迷藏練就的本領，一翻身，跳進了外交部的宿舍大院。摸黑，我準確地找到了沙祖康位於二層的宿舍門口。
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沙祖康的愛人聽到敲門聲時的狀態。反正，當我敲了足有幾十下門後，纔從門裏傳來了一聲顫微微的問話：“誰啊？”我用最快的速度說明了一切，並且從門縫下面將我當時身上帶着的所有能說明我是個好人的物品一一塞了進去，其中包括中央電視臺食堂的飯卡。沙夫人將門開了個小縫，看了看我，又看看我手裏的那些證件，最後，她終於相信了出現在她面前的不是歹徒。一切按我和“蓋導”的構想得到了實現。當天清晨，在《東方時空·焦點時刻》播出的《“銀河號”貨輪未查出違禁化學品》的報道中，沙祖康的照片出現在他接受我電話采訪的那一段畫面上。
美國大兵在“銀河號”上倒也確實找到一些東西，衹不過不是他們所希望的違禁品，而是掃帚拖把一類的日雜品。事後，關於“銀河號”，我聽到了一種很有意思的說法：美國“老冒”不過是被咱“幽了一默”。
如果說本世紀中國人在體育上有什麽夢想的話，申辦奧運就是其中最壯烈的一次。十幾億人，上下一條心，將一個國傢變成了一片“奧運”的熱土。
《東方時空》關註着這場命運和榮譽之戰。
1993年9月初的一天，在首都老機場，中國政府申辦奧運代表團即將飛往瑞士，攜幾十名國內各界知名人士、體壇明星、演藝界人物，浩浩蕩蕩趕赴洛桑。他們將在那兒進行最後的努力，並帶回全國人民所期盼的好消息。
誕生纔4個月的《焦點時刻》此刻兵分兩路，與衆多媒介在機場展開了一場“新聞大戰”的角逐。
《焦點時刻》的記者一路由女編導兼記者章偉秋率領，另一路由我和一名攝像記者來策應。章偉秋的主要任務是本期節目的主持和後期的編輯。我的任務是現場采訪。
出發前，製片人張海潮囑咐我說：“你的任務就是‘逮人’，衹要是代表團的，有一個是一個。”
北京秋高氣爽，藍天上綴着朵朵白雲。代表團的男女成員個個身穿統一的酒紅色製服，顯得精神抖擻。
我們先“逮”着的是楊瀾，那是我第一次與這位當時大紅大紫的《正大綜藝》主持人交談。大牌主持給我的印象是樸素，沒有化妝的臉上一雙眼睛不像在電視上那麽大。下一個“逮”到的是黃志紅。她坐在候機樓外的一處臺階上，面對着我的話筒笑聲不斷，直到我說謝謝。當我問她對我們申辦成功有沒有信心的時候，黃志紅用她那略帶男性音質的朗朗笑聲回了我三個字：沒問題。
從候機樓外到候機樓內，再到停機坪，我和攝像一路衝鋒，基本實現了製片人“見一個‘逮’一個”的實戰部署。
我被扔了
到了停機坪，我們發現，和我們一樣在衝鋒陷陣的其他新聞單位的記者不下五六十人。我在心裏暗自叫苦：等一會李鐵映等領導同志到飛機旁為代表團送行時恐怕免不了一場惡戰。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樁遭遇。
那是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場大型音樂會。一進大會堂，我的眼睛就開始搜尋可以采訪的對象。自然，按一般規律，這種搜尋當然是首先尋找官大的，然後再看有沒有名氣大的，即使在國外也脫不了這個俗套。
那天的音樂會客人中，“最高貴賓”是國傢副主席榮毅仁。還沒有經歷過幾次手持話筒采訪領導人的我，顯然有些“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决定采訪“榮老闆”。
中場休息的時候，榮副主席被人簇擁着走進了貴賓休息室。我便拉着攝像在休息室到入口處之間的一處地方悄悄地埋伏下來。
音樂會下半場開始的鈴聲剛一響過，榮毅仁就出現在了我們的視野裏。就在他和我們將要擦肩而過的時候，我手拿話筒，一步衝了上去。
“榮副主席，我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還沒等我把這句話說完，幾個彪形大漢餓虎撲食般撲嚮了我，其中一個像老鷹抓小雞一樣一把將我拎了起來，扔在了五六米開外的地方。這一切發生在瞬間，至今還記得我的攝像按我們預謀對準了榮毅仁，卻不見水均益，環顧四周纔找到我的那雙瞪圓的大眼睛。
現場采訪往往就是這樣。今天的李鐵映會讓我取得什麽結果呢？
按照國內各新聞單位的慣例，任何一條新聞是否重要，會不會擺在重要版面或顯著位置，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要看在這條新聞裏出現的領導人的重要程度，看他在黨和國傢領導人中的排名。作為國務委員的李鐵映同志和作為當時舉國關註的申辦奧運這兩個因素足可以讓衆記者趨之若鶩。
按照歡送儀式，李鐵映等領導同志要在飛機舷梯下一側和代表團成員一一握手。所有的記者則被安排在另一側的一塊固定區域，然後再用粗粗的隔離繩將記者們圈在裏面。外面則每隔兩步站立一名身強力壯的警衛人員，隨時將不安分分子擋回隔離區域內。情節嚴重的則會被“紅牌”罰出場外，甚至事後通知所在單位，吊銷其采訪資格。正是由於如此嚴格的紀律，在當時，要采訪一位國傢級領導人既有很大的難度，還要冒一定的風險。
我和攝像被圈在采訪區域內以後，我就開始盤算如何在這樣的局面下冒一次險，試着采訪一下李鐵映。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通過找李鐵映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正式提出采訪請求，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即便是你找到了工作人員，他們聽清楚你的意圖後，十有八九會告訴你：寫一份蓋有單位公章的正式報告，交上來再說吧。如果在現場即興采訪，撇開事後的麻煩不說，單是如何跨過隔離繩接近重兵把守的采訪對象，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人民大會堂的遭遇已經讓我充分領教了這一點。
“沒準他會專門走嚮記者區，說兩句吧。”攝像對我說，像是在安慰我。我心裏在說：你一定是外國電視新聞看多了。
一想到這兒，一個絶妙的主意突然在我腦子裏産生了：白宮草坪外，每天早晨總有一大批記者在那裏守株待兔。每當總統出現在草坪上時，時而會有某個記者在畫面外高呼：早上好，總統先生。趕上總統心情好的時候，也許會回過頭來，衝記者們說上兩句。這兩句有時候就成了當日的白宮新聞。我為什麽不來一個如法炮製？
李鐵映一行嚮飛機舷梯旁走了過來。記者區裏閃光燈、照相機、攝像機噼啪亂作一團。代表團主要成員一一和鐵映同志握手，登上了舷梯，回身嚮送行的人群招手致意。這時，鐵映同志正在頻頻嚮舷梯上的人們招手。他背衝着我們這個方向，離我們大概有十幾米。
情急口誤
“鐵映同志，您好！”我大叫一聲。
鐵映同志果然本能地回過頭來。
“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
鐵映同志點點頭，衝我這個方向笑笑。
這時我拽了一把我手中連接話筒和攝像機的話筒綫，肩扛着攝像機正在拍攝的攝像一個激靈，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我毫不猶豫，一步就跨過攔着我們的隔離繩，攝像也跨了過來，扛着機器跟着我跑。
我手裏拿着話筒，一邊快速嚮鐵映同志靠攏，一邊繼續我的問題：“鐵映同志，請問你在23日奧委會宣佈申辦結果的時候會看電視轉播嗎？”
在鐵映同志笑容可掬地回答我的問題的同時，我們及時站在了他的跟前。一切都像是經過了排練，非常準確。記者區外的警衛和鐵映身邊的警衛都像預料的那樣，開始聽到我高呼“鐵映同志”的時候衹是微微一震，當看到鐵映同志的反應後他們默許了我們的行動。
當然，如果說這次采訪有什麽不完美的話，問題就出在我的身上。回到電視臺，把錄像帶放進機器裏一看，在場的人全都哈哈大笑。原來，由於當時緊張，我高呼了鐵映同志後，在說“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這句話時，出現口誤，說成了“我是中央電視臺臺長”！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為什麽偏偏在“臺長”和“記者”兩個字上出現口誤了呢？因為我壓根兒也沒打算篡臺長的權啊！
《東方時空》就奧運申辦城市揭曉的報道作出部署：23日，國際奧委會宣佈的當天，《東方時空》準備全方位製作一期特別節目。
畢竟，作為一個新聞欄目，《東方時空》的采編人員有着基本的新聞素質。在當初設計采訪方案時，為了保證播出，大傢想到了各種不同的結果下我們節目的應對措施。具體說，節目有兩套方案，方案a和方案b。方案a是北京獲得主辦權，方案b則是其它城市獲得主辦權。當然，大傢更多地籌劃的還是方案a。
接近凌晨兩點的時候，電視開始轉播國際奧委會準備宣佈最後結果的消息。所有在臺內待命的《東方時空》的工作人員聚集在位於電視臺主樓二樓《東方時空》的一間大辦公室裏收看電視。
薩馬蘭奇首先感謝了所有參加角逐奧運會申辦權的城市，然後纔正式宣佈了獲得二年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的名字。
那天，包括《東方時空》的幾十位同仁在內的許許多多中國人因為聽到“beijing”這個熟悉的名字而歡呼的時候，電視上的薩馬蘭奇還在繼續講話。最終，他正式宣佈了獲得主辦權的城市的名字———悉尼。
儘管我沒有同聲傳譯，人們也已明白了一切。
辦公室裏的歡笑聲戛然而止，所有的人像是被點金術點了一樣，僵在了那裏。有的手裏握着已經快空了的香檳酒瓶，有的雙手舉在空中。大傢瞪大了雙眼，聽着電視裏楊瀾在解釋剛纔發生的一切，她說獲得主辦權的是悉尼，而不是北京。
這時，我渾身上下已被香檳酒澆了個透，站在那裏大口大口地喘氣。
“走方案b！”在場的製片人一聲號令。
大傢馬上各奔自己的崗位。我趕緊找了塊毛巾，擦幹了衣服上的香檳酒漬，招呼攝像，坐在一部事先準備好的國際電話旁，很快就撥通了悉尼的電話。此後的幾個小時裏，無論是演播室裏，還是在編輯機旁，每一項工作都在飛速地進行着。大傢在機械地完成着每一個步驟，每一個人的臉上沒有一絲異樣，也沒有一句廢話。就像在此之前的許許多多連夜趕製的“急活”一樣，方案b在早晨7點過一點被送上了播出綫。同樣，也像以往那樣，所有的人員並沒有急着回傢睡覺，而是重新又彙聚到了二樓的辦公室來，等着收看節目播出。
“黑色九月”
7點20分，節目開始了。片頭是一組各界人士收看電視轉播時的表情的慢鏡頭，背景加了一段悠揚的音樂。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我們的記者在二十一世紀劇場拍攝到的王光美等人收看現場大屏幕轉播的表情。畫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光美女士臉上的表情由喜至泣的轉變。鏡頭慢慢地推嚮王光美的特寫，她的雙眼中兩顆晶瑩的淚珠在攝像機頭燈光的照射下一閃一閃。
辦公室裏靜得有點可怕。經過了一夜的奮戰，30多個人，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明顯的倦意。節目在繼續。《生活空間》的同事們采製了一段一群青年人在長城上點着蠟燭預祝北京申辦成功的情景。畫面一黑，下面又是那段慢鏡頭，又是王光美臉上急轉直下的表情，又是那兩顆晶瑩剔透的淚珠。
這時，辦公室裏突然傳出了一聲悲哀的嚎叫：“我×他媽！”《生活空間》的編導、一米八個頭的陳謙一邊大駡，一邊用力踹了身旁的辦公櫃一腳。
頓時，一個悲壯的場面出現了。《東方時空》的這間辦公室裏，30多位平均年齡30歲左右的電視人（其中也包括我）哭成了一片。大傢再也抑製不住幾個小時前強按下去的那種情感。嚎啕大哭裏包含着失落，包含着委屈，包含着每一個中國人在那個黑色夜裏的傷心和失望，也包含着一種似乎被愚弄了的悲憤。當然，這哭聲中也私藏了一點我們經過一夜勞頓後無法控製的發泄。
在我的記憶裏，這是《東方時空》的工作人員唯一一次如此壯觀痛快的大哭。
1993年9月，我過了而立之年。一個月後，我抱起了一個後來管我叫爸爸的可愛的小生命。然而，對於大多數善良的中國人來說，1993年9月卻是一個“黑色九月”。
我接到第一封觀衆來信是在1993年的6月，也就是我第一次上鏡的兩個星期後。
那是一封來自河南的觀衆來信。信很短，也沒有對我的采訪和主持有什麽說法，衹是在一番自我介紹後問了我一個問題：水均益是不是你的筆名，好像沒有聽說過有姓水的嘛。後來，來信逐漸多了起來。有問我是不是漢族的，有問我多大的，也有問我認不認識另一位姓水的某某。再往後，就有人在來信中開始對我們某一期節目提出看法和意見。當然，這中間最多的是對我們《焦點時刻》中的曝光性的報道大聲叫好的。
有封來信的信封上是這樣寫的：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包青天”欄目記者水均益收。我開始意識到，觀衆們之所以喜歡我們，是因為他們把《焦點時刻》當成了主持公道的青天大老爺，儘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誤解。還有一次，在一輛出租車上，司機認出了我。“哎喲，你就是那個《焦點時刻》的記者吧？哥兒們，不錯，真有你們的！”下車的時候這位老兄死活不讓我付錢，衹跟我要了個聯繫電話，說是以後要有什麽“黑事兒”好找我。
《焦點時刻》的火爆很快引起了中央電視臺領導的重視。1994年春節剛過，我們就聽到了一個內部消息：臺裏準備把《焦點時刻》欄目放在晚上的黃金時間播出。
這太令人振奮了！
在電視臺工作的人都知道黃金時間意味着什麽。十倍、幾十倍的收視率可以輕易地使一個欄目以及這個欄目中的名字在一夜之間名揚四海，就像《新聞聯播》和每年除夕的《春節聯歡晚會》那樣。
很快，這個消息得到了更正。考慮到如果單把《焦點時刻》從《東方時空》中抽出放在晚上的時間，就會破壞《東方時空》的完整性，也會使《東方時空》減色不少，因此臺裏决定，《焦點時刻》依然留在《東方時空》，保持不動。另外，在第一套節目晚上黃金時間，也就是七點三十分《新聞聯播》之後，以《焦點時刻》為原型，設置一個新的欄目。新欄目定於1994年的4月1日開播。
這個新欄目就是以後風靡全國的《焦點訪談》。
“舉起手來”
《東方時空》、《焦點訪談》欄目組的許多同事都知道我有過一段“不光彩”的歷史。至今，還會有人在某一個場合跟我開玩笑說：“嘿，你是不是在美國被警察銬過？”的確，我不僅被美國警察給銬了起來，而且我還險些吃了他們的槍子兒！
那是在1995年10月，從開羅常駐兩年回來後我第一次出國，也是作為電視記者的第一次國外采訪。
1995年8月，電視臺通知我，準備派我和“蓋導”組成一個記者組，前往美國紐約報道10月份在那裏舉行的聯合國成立50周年的特別聯大。江澤民主席將親自代表中國出席這次聯大。
在紐約，我們4個人製作了兩期《焦點訪談》，圓滿地完成了對聯合國五十周年慶祝活動的采訪任務。按照事先的安排，我們又乘飛機前往美國前總統卡特的老傢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從1993年開始，在亞特蘭大的一批美國醫生發起了一項為中國貧睏地區義診的活動。他們每年夏天都要利用暑期休假到甘肅的一些貧睏地區，為那裏的白內障患者治療。他們還為當地醫院無償地提供了大批的醫療設備。我們《焦點時刻》一直在跟蹤拍攝他們的活動。這次到亞特蘭大也是想從另一個側面反映這些具有高尚人道主義精神的美國醫生們。
我們采訪的重點人物是這項活動的發起人之一———康納德醫生。為了支持到甘肅的義診活動，這位60多歲的美國醫生已經從自己的腰包裏拿出了30萬美元。
康納德和妻子住在亞特蘭大郊外。完成了對美國醫生的采訪，我們回到亞特蘭大市，準備第二天啓程返回紐約，然後從那裏回國。
我們4人中的一位在亞特蘭大有一位親戚。取得聯繫後，他很快開車來到了我們的旅館。他提出晚上請我們到亞特蘭大市的唐人街吃飯。
在國外，最經不住誘惑的事情就是有人請你吃中餐。面包黃油吃一頓還新鮮，兩三頓之後，就開始不由自主地討厭這玩意兒———這哪叫飯啊！
傍晚，我們一行5人來到了一傢臺灣人開的中餐館，當然是美美地飽餐了一頓。
如狼似虎般大吃一通之後，我犯了煙癮。從小學開始就背着父母學抽煙的我有着近20年的“煙齡”。抽煙人都知道一句名言：飯後一支煙，賽過活神仙。飯後來上一支一直是我多年的習慣。而我這個毛病，在美國卻處處受阻。美國許多州都明文規定在公衆場所不許吸煙，其中也包括餐館。據說，如果有人控告你違反這個法律規定，你就免不了吃官司。入鄉隨俗，為了避免跑到美國來因為抽煙吃官司，我總是在飯局接近尾聲時，自己一個人偷偷跑到外面馬路旁“過把癮”再回來。
這一天，我還是如法炮製。一個人來到餐廳外面，點上一支香煙，站在街邊，一邊欣賞着夜色裏的街景，一邊愉快地吞雲吐霧。
突然間，從我的右面傳來一陣急促的警笛聲。緊接着，我看見一隊警車急馳而來，大約有六七輛。車頂上那五顔六色的警燈在毫無規則地閃爍着。警車在離我20來米的地方突然急速轉彎，朝着我站的地方衝了過來。其中一輛拖着刺耳的剎車聲橫在了我前方5米的地方。
衹見左右兩扇車門同時打開，兩名警官跳將出來，一個以車門為掩護，另一個雙手搭在車頂上，兩個人手中的槍一致對準着我。
還未等我反應過來，以車門為掩護的那個就衝我大叫“freeze，don’tmove，handsup，ori’llshoot（別動，舉起手來，否則我就開槍！）”即便從來沒有學過英語，光是看那些美國警匪大片，笨蛋也會意識到麻煩來了。我下意識地嚮上舉起雙手，看看左右，確認他們是在衝我一個人喊。透過眼角的餘光，我看見其它幾輛警車都停在四周，車上的警察四散開來，其中幾個舉着槍直奔我們吃飯的餐館旁邊的一傢店鋪。
險些喪命
我雙手舉在半空中，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間還夾着那支沒有抽完的香煙。一陣微風吹來，將我身上穿着的半長風衣的一角掀了起來。我下意識地放下右手，企圖理一理衣角。正在端着槍嚮我走來的一位警察看見我這個動作立刻大叫：“freeze！freeze！freeze！（別動！別動！別動！）”我聽見了他“嘩啦”拉槍栓的聲音。
“ok，ok！”我猛然意識到剛纔動作的危險性，於是趕緊又舉起了右手。
“what’sthematter（怎麽回事？）？”我的聲音在夜空中顫抖着。
對方根本不予理睬，一步跨上來，一隻手舉着槍，另一隻手從上到下快速將我摸了個遍。
“turnaround！（轉過身去！）”對方命令道。
緊接着，我的雙手被拉了下來，並到一起。“咔喳”，我感到手腕被兩道冰涼的金屬狠狠地勒在了一起。手銬！！！
這時我漸漸開始從剛纔的蒙頓狀態裏緩了過來。
“怎麽回事？你們在幹什麽？我是中國公民，我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護照！”我用英語衝着警察大叫着。
雖然我的護照並不是外交護照，但急中生智，我想外交豁免權的神聖也許會讓這幾位美國警察冷靜下來。
這時，幾個警察從旁邊那傢店鋪裏拖出了一個亞裔青年，命令他趴在地上，並將他雙手反銬起來。
一位警官模樣的人走到我跟前。
“你是中國人？”他問我。
我稍稍冷靜了下來，說：“我是來自北京的中國人，我持有中國護照。我要求你現在立即放開我，否則你們會後悔的！”
學了這麽多年英語，這時我纔驚訝地發現，我的英語可以如此流利。
這時，“蓋導”他們聽到外面的動靜走了出來。看見我雙手被反銬着的樣子，大吃一驚，呼啦一下就圍了上來，七嘴八舌，連比劃帶嚷嚷。衹可惜，他們的英語表達能力此時最多能讓對方明白他們認識我。不過，這就足夠了！
看見他們，我心中一陣溫暖。剛纔慌亂中的緊張感一下子放鬆了不少，也踏實了不少。
看到這樣，那位警官似乎感覺出了問題，他馬上命令手下的人打開了我的手銬，然後要求看我們的護照。不巧，那天出門，我們四個誰都沒有帶護照。情急之中，我拿出了在聯合國采訪時辦的采訪證給他看。
確認了我們的身分，那位警官臉上馬上露出歉意的笑容。他說：“我們非常抱歉，你在一個錯誤時間，出現在了一個錯誤的地方。”
他解釋說，這裏是一個亞裔犯罪分子經常活動的地方。幾分鐘前，他們接到舉報，我們用餐的飯館旁邊一傢雜貨店遇到搶劫。當他們趕到這裏時，看見我站在外面，誤以為是一個望風的同夥，於是就發生了剛纔的一切。他們已經抓到了搶劫嫌疑犯，就是剛纔那個亞裔模樣的人。
最後，那位警官說，他以亞特蘭大某某區警署的名義鄭重嚮我表示口頭道歉，他的警號是多少多少，名叫什麽，是什麽警銜，他對此事負全部責任。
當然，我也有權進一步追究。我猶豫了一會，最後還是决定就此了事。
警車閃着燈遠去後，一位女同事告訴我們，她從飯館出來到現在，兩腿一直在不住地顫抖。
“蓋導”說他看見我時，我當時面色煞白。
其實，最令人後怕的事情他們並沒有看到。就在對方瞄準我的時候，如果我去理風衣的那衹右手動作再大一點，也許，常以自我防衛為藉口誤傷無辜的美國警察就會摳動扳機。
不管怎麽說，我慶幸在平生第一次如此近地面對槍口時，沒有做出什麽不明智的動作。
感謝上帝！
如果讓我說，這件事有什麽經驗可汲取的話，那就是：遇到警察讓您別動，您可千萬聽話，別亂動，有理也別動！
還有，護照之類的身分證件要隨身帶。
不敢回憶
1995年5月，我從新華社正式調入了中央電視臺。在中央電視臺工作這五、六年來，如果說亞特蘭大奇遇讓人後怕不已的話，香港回歸報道因我貪睡險些誤了大事更是讓我不敢回憶。
“小水，小水，醒醒！”
同屋的編輯何紹偉一邊叫我，一邊用手搖晃着我。我從沉睡中醒了過來，睜開了發澀的眼皮。何紹偉就站在我的床邊，見我醒來，他用低沉的聲音問我：“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
我稀裏糊塗地看着他，反問道：“幾點了？”
“5點半。”何紹偉不緊不慢地說。
“啊！5點半？”我驚慌失措地喊道，騰地一下站在了床上。
“壞事兒了！”我一邊自言自語，一邊衝嚮洗手間，用飛快的速度擦了一把臉，然後開始穿襯衫，係領帶。透過洗手間的窗戶，我看到外面天色已大亮。
1997年6月30日清晨5點半，這是一個特殊日子的開始。再過不到20個小時，也就是1997年7月1日零點，標志香港回歸祖國的政權交接儀式將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為了全方位地報道香港回歸這一中華民族的盛事，中央電視臺派出三四百名記者分赴香港、全國各地和世界十幾個城市，並製定了以北京和香港兩個主演播室為中心的72小時特別報道方案。
72小時特別報道的第一槍定於6月30日清晨6點以現場直播的形式從香港打響，而設在會議展覽中心的香港主演播室的主持人便是我。72小時的第一場直播報道就從我這裏開始，離直播還有不到30分鐘，我居然差一點睡過頭，而且更可怕的是，此刻我還在10幾公裏以外的跑馬地中央電視臺駐地。想到這裏，我不禁渾身發抖。
5點35分，我衝出了駐地大樓的前門。大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也見不到一輛出租車。平常的時候，從我們在港島跑馬地的駐地乘出租車到會展中心的演播室，至少需要半小時。香港的交通管製非常嚴格，到處都是單行道，而且堵車現象極為普遍。
我站在門口，心裏不住地說着“要壞事、要壞事”，同時，像沒頭的蒼蠅一樣在馬路邊上下亂竄。正在這時，我突然發現從路的一頭來了一輛出租車。我不顧一切地衝到馬路中間，雙手在空中胡亂揮舞着將車攔住，我當時想好了，不管出租車上有沒有客人，也不管通常很刻板的香港司機是否已經下班，反正我死活要讓他拉我去會議展覽中心。上了車，我對司機說：“先生，我有十分、十分緊急的情況，請你務必在15分鐘內將我送到會展中心，15分鐘！”
那司機從反光鏡裏看了看我，似乎十分理解地用廣東話說了句：“沒問題。”
5點40分，出租車從跑馬地出發了。這時，我的手機又一次響了起來。負責演播室的製片人梁建增在電話裏用顫抖的聲音問我：“小水，找到出租車了嗎？”
“找到了！我現在已經坐在車上了，馬上就到！”我略有把握地快速嚮他匯報道。隨即，我從書包裏拿出電動剃須刀和梳子，一隻手拿着剃須刀颳鬍子，另一隻手忙亂地梳理着頭髮。我知道，我必須在趕到演播室前作好一切個人準備工作，因為按照時間估算，我坐進演播室主持席上的時候，離直播開始最多衹有幾分鐘。
5點56分，出租車停在了會展中心的大廳前。梁建增正站在大門口焦急地等候着我。看見我，他急不可待地說：“你快上樓，我來結賬！”
我顧不上多說一句話，一手拎着書包，另一隻手提着西服，發瘋般地衝了進去。當我嘴裏像念經一樣說着“對不起”跑進演播室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站在那裏看着我，他們臉上復雜的表情也許衹有我心裏明白。讓我至今感動的是，那一刻居然沒有一個人對我說一句責怪的話。演播室外面的導演通過耳機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水主，不要緊張，還有兩分鐘，戴上話筒，準備和北京的主持人通話。”
我與“東方時空”（下）
香港報道
話音剛落，我就在耳機裏聽到了北京主持人敬一丹的聲音。
“小水，你來了？”
我如釋重負地說：“敬大姐，謝天謝地，我趕來了。”
6月30日清晨6點整，中央電視臺香港回歸72小時特別報道正式開始了。敬一丹在幾句簡單的開場白後說：“現在就請我們在香港演播室的主持人水均益為您報道回歸前一天香港的情況。”
後來我纔知道，5點的時候，鬧鐘、手機全都按時響了，然而，我卻全然不知。同屋的幾位同事5點鐘出發的時候，慌亂之中並沒有意識到該提醒我起床。5點半的時候，正當會展中心演播室的工作人員在為6點的直播進行最後的準備時，突然有人發現我還沒有到位。人們大驚失色。眼看直播即將開始，作為直播主要角色的主持人此時卻不見蹤影。工作人員急忙將電話打到了駐地的房間。幸好，那天上午沒有任務的何紹偉聽見了電話鈴聲，並及時叫醒了正在酣睡的我。
直到今天，每當我想起香港的這一插麯，依然會感到陣陣後怕。假如那天我沒有按時趕到演播室，那不僅將使電視臺極為被動，也將是我終身遺憾的一件事。事後，我和同事們開玩笑說，當我站在馬路上等出租車的時候，就已經在構思如何嚮電視臺領導寫一份深刻的檢討，並準備就此告別電視臺，流浪四方。
當然，玩笑歸玩笑。但我卻從內心裏感激在那件事中所有的領導和同事。72小時特別報道就這樣有驚無險地開始了。下午4點，我們香港演播室報道了港督彭定康離開港督府的情況。
一切按計劃在進行着。但是，播出中間也有不盡如人意的缺陷。比如，在報道彭定康離開港督府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小插麯。我們在港督府外面安排了一臺攝像機和一位現場記者，準備隨時嚮觀衆報道現場的情況。按照事先瞭解到的情況，彭定康在主持完港督府降旗儀式後將乘車在港督府院內繞場一周，以示惜別之情。為此，我們在現場的記者精心設計了一段現場解說詞，大意是：彭定康的汽車在港督府內繞了一圈，車輪緩慢，試圖表示港督對這裏的依依不捨。然而，歷史的車輪卻滾滾嚮前，香港的回歸已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止的現實。
果然，彭定康在降旗儀式後鑽進了汽車。汽車也果然圍着港督府的院子開始轉圈。於是，那位現場的記者不失時機地將那段解說詞說了出來。可是，當他說完“歷史的車輪將滾滾嚮前”，衹見彭定康的汽車在轉完一圈後，並沒有像事先預定的那樣開出大門，而是繼續圍着院子又轉了起來。我們那位記者大概對這一臨時出現的情況沒有思想準備。他先是沉默了一會。緊接着，他在畫面外說道：“彭定康的汽車又在院子裏轉了一圈。”
也許是因為害怕冷場，他把剛纔說過的那段“車輪滾滾”的解說詞又重複了一遍。彭定康好像存心要和我們那位記者作對，他的汽車在轉完了第二圈以後還是沒有出門，繼續開始轉第三圈。萬般無奈的記者這時說出了一句後來遭到不少觀衆批評的解說詞：“汽車又轉了一圈。”
香港回歸72小時的特別報道，是中央電視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全方位立體報道工程，電視臺動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對於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電視臺同仁來說，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如此大規模的現場直播。
記得從香港回到北京後，有人給我們的報道總結了幾個特點。記者報道信息空洞，衹會說“一圈又一圈”、“一輛又一輛”（指我們的記者在報道駐港部隊車隊進入香港時的解說），一架又一架（指記者報道駐港部隊直升機降落時的解說），“來了兩個人，還不知道是幹什麽的”（指我們的記者在報道彭定康離開香港時對從一輛轎車上下來的兩個人的解說），等等。還有人說，“水均益找不到白岩鬆，急得在演播室沒話找話”。
曝光家乡
我出生在蘭州。蘭州是我的老傢。我們傢幾代人都是徹頭徹尾的蘭州人。聽說我要回傢探親，《焦點時刻》製片人張海潮建議我公私兼顧，在蘭州確定一個報道題目，請當地電視臺的攝像師幫助拍攝，帶回北京製作播出。一別十餘年，我對蘭州的情況可以說知之甚少。於是，我打電話回傢，把我的想法告訴了父親，請他幫我推薦一個適合我們節目報道的話題，並囑咐他老人傢，話題要有時效性，也就是說，是當下具有新聞價值的事情。父親以大學教授特有的嚴謹廣泛徵求了各方面的意見，包括他在蘭州大學的學生們和我在甘肅電視臺當導演的叔叔的意見。兩天之後，父親打電話嚮我鄭重推薦了兩個選題。一是甘肅省一些地方的珍貴文物流失嚴重；二是蘭州市這些年大氣污染嚴重。自從我幹了電視以後，遠在蘭州的父母親更加離不開電視了。他們成了《東方時空》和後來的《焦點訪談》的忠實觀衆，幾乎每期節目必看。母親看電視的目的更單純一些，就是看我，看我這幾天是不是瘦了，是不是病了，是不是又熬夜了。有一次，在我正巧感冒的時候，為《焦點時刻》的一期節目配了一段畫外音。沒想到，節目播出後，母親從蘭州打電話來。“你是不是感冒了?”母親第一句話就問我。父親看電視就沒有如此細緻。他總是以一種批判的眼光看待我的報道。每隔一段時間，父親會就我的表現幫我總結一次。這樣，他對《東方時空》和《焦點訪談》的節目風格了如指掌也就沒有什麽奇怪的了。和很多觀衆一樣，父親對我們的節目能對一些社會醜惡現象和問題曝光大加贊賞。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父親嚮我推薦的兩個選題都是“曝光”型的。我徵求了“蓋導”和製片人張海潮的意見，最後選擇了大氣污染的選題。這是我從蘭州走出來後，這麽多年的記者生涯中第一次報道有關蘭州的事情，而且，這第一次竟然是去揭蘭州的“短”。這次報道甚至使我在家乡一度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人。蘭州雖然地處“飛沙走石”的西北高原，但地區局部氣候獨特，常年乾燥少雨，加上四周綿延的高山，空氣基本無法流通。近一二十年，隨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業的發展，蘭州的大氣污染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在鼕季。每年一過十月，蘭州市基本上沒有一絲風。傢傢戶戶煤煙爐冒出的煙、單位鍋爐房的黑煙、汽車的尾氣統統盤旋在市中心的上空，無法排除。與此同時，西固區裏的“蘭化”、“蘭煉”以及熱電廠高聳入雲的大煙囪，每時每刻噴出的滾滾濃煙又順着黃河氣流的帶動流嚮市中心。所有這些煙塵彙聚在蘭州的上空，無路可走，久而久之，就在城市的上空形成了一層七八百米乃至一千多米厚的逆溫層。刺眼嗆鼻的煙塵遮天蔽日般地籠罩在人們的頭上。蘭州人給它起了一個形象的名字——“大鍋蓋”。由於這個“大鍋蓋”，蘭州市居然是一個從衛星上看不見的城市。隨着采訪的進一步深入，大氣污染對蘭州市民健康危害的有關數字觸目驚心。由於大氣污染，蘭州人得呼吸道疾病的幾率比一般地方要高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肺癌患者比一般地方要高出兩倍!為了真實反映蘭州大氣污染的狀況，我們到西固區的幾個大工廠進行了采訪拍攝。這些工廠都是比較嚴重的污染單位，每一傢都有幾十個大煙囪每天排放着大量的有害煙塵。因為不知道這些單位會不會因為擔心我們曝光而遮遮蓋蓋，甚至拒絶采訪，在聯繫時我強調拍攝的目的是要反映治理污染所取得的成績。這種“聲東擊西”的招數衹是《焦點訪談》記者經常使用的衆多招數中的一個小招。為了能真實地記錄下這些工廠排污的實際情況，我提出采訪有關人員的場景要在工廠的作業區。對方果然中計，采訪中衹顧大談各種各樣的工作和業績，而忽視了對我們攝像機的警惕。
無言以對
每到這時，我們的攝像師就會尋機掉轉鏡頭，對準那些我們早已事先看好了的目標。有一次，在采訪化工廠的一位老總時，我手舉着話筒，餘光看見遠處的一個大煙囪突然開始噴出黑黑的濃煙。此時，那位老總正面對着攝像機，如果攝像掉轉鏡頭去拍煙囪，肯定會引起老總的註意。我靈機一動，嚮那位老總提議，為了有更好的談話效果，我們來一個“運動中”的訪問，我倆一起嚮背着煙囪的方向邊走邊說，攝像跟在一旁拍攝。對電視一無所知的這位老總連聲說“好”。我趕緊假裝嚮攝像交代怎麽拍攝，暗中悄悄告訴他：“等一會兒我和他(老總)邊走邊談的時候，你別拍他，拍你左面的那個大煙囪。”攝像心領神會。回到北京，我自己親自動手編輯了這個節目，並給它起名為《蘭州，盼望藍天》。節目在《焦點訪談》播出後，父親打來電話，說“很好”。緊接着，國傢環保局和甘肅省環保局的同志也通過電話表示感謝我們《焦點訪談》對環保工作的支持。接下來，就是我蘭州的一些親戚朋友同學的電話、信件。從我後來收到的來信看，《蘭州，盼望藍天》在全國的觀衆中反響強烈。很多人是第一次瞭解到蘭州如此嚴重的大氣污染情況，感到非常吃驚。有一位江西的觀衆還主動表示可以嚮蘭州市無償轉讓他發明的一種治理污染技術的專利權。通過衛星收看了我們節目的一位旅日華僑還發來傳真，願意為蘭州市牽綫搭橋，聯繫日本一些基金會提供無償援助，合作治理污染。然而，我沒有料到，此時在蘭州市，《蘭州，盼望藍天》卻引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大多數市民認為《焦點訪談》這個光曝得好，有助於有關部門下决心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解决這個問題。但是，省市一些領導同志卻認為《蘭州，盼望藍天》給蘭州市抹了黑，它將影響蘭州市正在爭取外部投資的努力。我後來還聽說，有人認為，水均益作為一個蘭州人曝自己家乡的光，太不應該了。我無言以對。要做一個敢講真話的記者，讓人無言以對的事還多着哩。“咱們的車被人破壞了!”那是在1995年初的一天，山東省臨沂地區莒南縣縣城外，走出縣城邊上的一傢小飯館，“蓋導”便一眼看見我們記者組乘坐的面包車的一個車輪癟了，而且，他憑基本的嗅覺知道，這决不是偶然的。“咱們的車被人破壞了!”他盡量壓低聲音說，生怕旁邊的人會聽到。難道有人發現了我們?大傢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嚮了我。因為在記者組中間，衹有我一個人已經有了兩年的“出鏡史”，屬於走在大街上可能被人認出來的那種記者。而且，我們這次來執行任務的這個地方，這幾天肯定會對“東方時空”這四個字極為敏感。我下意識地低頭看看自己的裝束，心想：不會暴露啊?我戴着墨鏡，夾剋衫的衣領立着，都到耳朵根兒了。兩個星期前，山西幾位觀衆來到中央電視臺，找到了我們《焦點時刻》欄目組，嚮我們反映莒南縣人民法院在解决一起經濟糾紛時非法拘留人質的違法行為。這幾個人是山西一傢企業的法人代表。他們的企業和莒南縣一傢企業簽定了一項産品買賣合同，後來雙方在合同上發生糾紛，山西的企業拒絶支付購買莒南企業産品的剩餘款項。莒南的那傢企業便嚮莒南縣法院狀告山西那傢企業。莒南縣人民法院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依法判定山西那傢企業敗訴，並要求被告在規定時間內付清所欠款項。然而，判决書送到山西以後卻遲遲不見動靜。這時，莒南縣人民法院的院長竟然作出了一個荒唐的决定，去山西抓人!於是，一天夜裏，幾名莒南縣法院的法警和莒南縣的公安人員闖進了山西那傢企業的法人代表傢，二話沒說，抓了人，並連夜將他帶回了莒南。輪胎被刺
到了莒南縣城以後，他們把那人關在了一處平房裏，並告訴他，什麽時候把錢還上，什麽時候就放你。那位法人代表趕緊托人往山東送錢。錢送到莒南的時候，他已經在那間平房裏被足足關了一個月。
據那位倒黴的法人代表後來回憶，他在被關押期間，曾多次被毒打。
那位法院院長甚至用威脅的口吻對他說：“你不要以為我對你沒辦法，我在這裏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管空氣！”
這是一起典型的法院違反異地執法有關規定，非法扣留人質的事件。《焦點時刻》派出了記者到莒南采訪這一事件。在采訪那位法院院長的時候，對方先是拒絶，後來勉強同意了，但條件是不許拍攝。
我們的攝像把攝像機抱在自己的腿上坐在一旁，鏡頭卻對着那位滿嘴酒氣，言詞狂妄的院長。
院長說：“你們是記者？記者又能把我怎麽樣？”邊說邊晃着捏在手裏的中央電視臺介紹信和《東方時空》的記者證。
隨後，他把記者證舉到半空中，搖晃着說：“這個東西是金子的嗎？”
在被問到山西的那位企業法人代表為什麽會在莒南被關了一個多月的時候，院長稱不是關，是請他來莒南辦了一個“學習班”。
至於是什麽“學習班”，他支支吾吾，一時答不上來，最後又說是法律知識“學習班”。
這位法院院長不斷地強調一個觀點：欠債還錢，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莒南縣人民法院有權為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這位法官大人到那時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已經是違法的了。
記者在采訪中瞭解到，在那個期間，莒南縣根本沒有舉辦過什麽“學習班”。那位院長卻的確說過類似“抓人”的話。關押人質的小平房附近的老百姓證實，他們的確聽到過打駡和怪叫的聲音。
回到北京後，根據所有這些采訪的內容趕製的一期《焦點時刻》在《東方時空》節目中很快播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響。
許多觀衆看到屏幕上那一段法院院長晃着記者證問“這個東西是金子的嗎？”還有他狂言“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內容後，氣憤至極，紛紛打電話、來信表示感謝我們對這類現象的揭露。有人詢問那位法院院長是否已經得到處理。更多的人關心這件事所揭露的在經濟糾紛中非法拘留人質為什麽在其他地方也不少見，産生的原因是什麽。
《焦點時刻》决定對莒南的這件事不能停留在一期節目、一次揭露的狀況。在“蓋導”領命對此事繼續追蹤的時候，我開始參加了對這一事件的後續深度采訪。我們就莒南事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觀衆反饋和社會各界對此類事件的討論作了更進一步的報道，在《東方時空》和《新聞聯播》中播出。
《新聞聯播》在報道有關這一事件的新聞後面專門加上了一句：本臺記者已經再次前往莒南縣，對此事深入報道。這條新聞播出的時候，我們一行5人，攝像機2套已經在飛往青島市的夜班飛機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搭乘一輛面包車上了路。車子足足跑了8個小時，纔到達距青島500公裏的莒南縣。當我們在縣城外填飽了肚子，稍事休整後準備“殺”進城去的時候，莒南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本章開頭的一幕發生了。
司機仔細檢查了面包車那個已經癟了的輪胎後，確定“蓋導”的直覺是對的。因為輪胎的氣門芯是被銳器整整齊齊地切斷的。而且，這種汽車輪胎的氣門芯都死死地埋在輪胎鋼圈裏面，必須用專門的工具才能將它取出來。看來，下手的人很懂行，是有備而來，動作很麻利。因為，我們幾個進去吃飯總共纔用了不到半小時的時間。
這時候，大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起將目光投嚮了“蓋導”，似乎是想聽聽他這個臨時領隊下什麽命令。
一場虛驚
“蓋導”不愧是軍人出身，顯得很鎮定，在司機更換輪胎的時候，與大傢低聲宣佈了對策：馬上公開我們的身分，以中央電視臺記者的名義就地在馬路邊再攔兩輛過路的外地車，請司機幫忙拉我們進城。
“花多少錢都行，這時候顧不了那麽多了，我做主。”“蓋導”斬釘截鐵地說。根據大傢商量好的方案，我們5個人加上司機分成3個組，一個組兩個人，每組單獨乘坐一輛車。第一批由對莒南縣城地形比較瞭解的呼嘯起帶一個攝像，直奔縣委大院。我和另一個攝像乘坐第二輛車，跟在後面，但不進縣委大院。第三輛車是“蓋導”和面包車司機。他們停在更遠的地方，相機行事。
我們之所以如此“小題大做”“草木皆兵”，是因為，就在我們從北京出發的時候，我們得到消息，莒南傳來話說，《東方時空》的記者要是再來莒南，來一個就揍扁一個。加上剛纔的“輪胎”事件，看來消息並非空穴來風。在莒南縣城裏，一張大網也許已經張開。
“蓋導”的方案是，為了避免我們5個人被對方“一鍋端”，我們分批進入。第一批要是在規定的時間內不出來，其他人就先撤出莒南，並同時嚮山東省公安機關報警，請求解救我們的記者。依此類推，“蓋導”和面包車司機將是最後一批撤離的人員。事後，我還跟他開玩笑說：“哥兒們你行啊，把睏難讓給別人，把方便留給自己嘛。”
他急了，跳着腳跟我嚷嚷道：“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不留在最後，萬一出了事，誰來指揮營救作戰呢？”
安排妥當，開始按計劃行動，在進城的車上大傢個個臉上帶着嚴肅的神情，大有“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英雄氣概。
我當時在想，要真是“鴻門宴”，估計我們遇到的待遇决不會比那位法人代表上的“學習班”輕鬆多少，輕則鼻青臉腫，重則恐怕要被搞成個殘疾之類，那可就慘啦。因為這種事情在其它地方也不是沒有發生過。反正是山高皇帝遠，人傢先把你收拾了再說。這幾年，由於新聞單位加強了曝光和輿論監督的力度，使得一些心懷鬼胎的人日子更難過。他們也對新聞界懷恨在心，打駡記者的事件時有發生。
97年，我們《焦點訪談》報道過的河南那位故意殺人的公安人員張金柱，就曾經暴打過不止一個新聞記者。據說，張金柱在被處决之前聲稱，是記者們“要我的命”！
我們的三輛車按照預定的方案駛入了莒南縣城。每輛車保持足夠的距離，但又能相互看得見。
看着第一輛車開進了縣委大院，我叫司機遠遠地停下了車。司機是青島人。儘管我們告訴他我們是中央電視臺的記者，來這裏有重要任務，請他不用擔心。但我們上車後，他還是表現得既莫名其妙，又忐忑不安。不到10分鐘，我們的記者出來了，身邊多了一個幹部模樣的人，那人和他一起鑽進了我們的一號車。
車出了縣委大院，拐上了旁邊的一條小路。
“這傢夥幹什麽呢？”我暗暗地說，回頭看看，“蓋導”他們的車還在遠處停着。
在一個拐彎處，一號車停了下來，我們的人從車窗裏伸出了一隻手在拚命地比劃，意思是在招呼我們跟上去。於是，我們大膽地跟了上去。
3輛車七拐八拐駛進了一個大院，我擡頭一看，門口一個牌子上寫着：莒南縣委招待所。大院裏停着許多車，多數是奧迪和桑塔納，其中有好幾輛車的車牌上寫着：魯a—×××××。“魯a”表示這是濟南來的車。
“都進來吧，沒事啦！”我們事先估計最有可能被扣押、毒打的那位前鋒記者，下車衝我們大聲招呼。
還未等我和“蓋導”問他怎麽回事，招待所主樓門口的一大群人便迎了上來。
人群中一位領導模樣的人走上前來，據介紹，他是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很快，我們就明白了。
春節團圓
自從《東方時空》報道了莒南人民法院非法拘留人質的事情後，立即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山東省有關方面的重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臨沂地區和莒南縣迅速組成了三級聯合調查組，兩天前就到莒南縣開始了調查。
“昨天晚上《新聞聯播》說你們已經往這裏來了，我們今天一直都在等你們。”山東高院的這位副院長說，“我們堅决支持你們的工作。”
聽到這裏，我們記者組五個人不約而同地互相看了看，臉上露出了一絲衹有我們自己纔明白的神色。就在一個小時前我們還在為如何應付最壞的情況而設計對策，而現在一切都煙消雲散了。大傢的心情頓時輕鬆了不少。
聯合調查組的負責同志馬上接受了我們的采訪。根據調查組的調查，我們此前的報道完全屬實。莒南縣人民法院在處理這起經濟糾紛時采用扣留人質的手段是非法的，那位縣法院院長負有主要責任。根據有關方面的决定，那位院長已被停職審查。我們提出能否再采訪一下那位法院院長，回答是院長已經住進了醫院，據說是高血壓犯了。
不知是動了惻隱之心還是想親眼證實一下法院院長的病情，“蓋導”提出我們攝製組想要去醫院看望這位院長，但保證不采訪，也不拍攝。縣裏同志猶豫了一下說，他們去徵求一下院長本人和醫院的意見，明天給我們答復。
第二天上午，縣裏回答我們現在就可以去醫院。在縣醫院的一間“高幹病房”裏，我們終於見到了這位“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法官大人。衹見他緊閉雙眼，鼻子裏插着一根輸氧的導管，胳膊上插着一根輸液的管子。旁邊一張床上還躺着一個人，這人見我們進來，馬上用被子蒙住全身，開始在裏面抽泣。隨我們一起去醫院的人告訴我們說，這人是院長的“傢屬”。從我們進去到離開，院長始終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儘管他緊閉着雙眼，但是我發現，他的眼珠似乎不停地在眼皮裏面轉動。
探望了院長之後，我們便離開了莒南。然而，當我們趕回北京準備整理我們關於這件事的後續報道的時候，我們接到通知：關於莒南這件事“就此打住”，不再報道，理由是要維護人民法官的整體形象。後來，我們得知，那位法院院長被撤了職。
至於那天中午發生的“輪胎事件”，我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關於莒南這件事，我還一直有個不解的問題。那位血壓後來不知恢復正常沒有的法院院長，從哪裏學來的那句“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話？因為莒南革命老區的人民是不會教他說這樣的話的，肯定不會。
自從我分配到北京工作以後，雖然我每年都要爭取回一趟蘭州老傢看望父母親，但由於工作的關係，卻很少有機會在春節和老人團聚。
1997年春節，在深圳大學工作的姐姐决定這一年的春節，從寒冷的西北把父母親接到深圳過節。姐姐同時還嚮在武漢工作的二哥以及在北京的我發出了邀請，希望我們到深圳來團聚。
每年春節電視臺的工作都很忙，我知道已經有兩年沒見的父母親，這時肯定非常希望我能去看望他們。父母都已年過七旬，人老了，就更想念漂泊在外的子女。平時，父母總是要求我經常給他們打電話，哪怕衹是報個平安也行。要是偶爾我犯點懶，兩三個星期不打電話，父親就會嚴正地提醒我：“你又有兩個禮拜沒來電話了！”末了，再加上一句：“媽媽天天在念叨你。”在幾個孩子中，衹有我是從小在母親身邊長大的，我和母親感情很深。每當聽到父親說這樣的話，我都會感到深深的愧疚。
同事們也知道前幾年我是怎樣過的春節，非常理解地支持我調整了《東方時空》總主持人的值班安排，我10多年來第一次在春節與父母團團圓圓地過了個年。
觸目驚心
初一過後，姐姐提議全家出去玩一次。我的外甥建議去深圳野生動物園。他說，那裏是中國最大的野生動物園，有上百種動物，可以像非洲的那些野生動物保護區一樣，在很近的距離看到獅子老虎。聽上去，這個建議很誘人。於是，全家一致同意。我萬萬沒有想到，小外甥的這個建議後來卻導致我們發現了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內幕。
深圳野生動物園位於深圳市郊的西麗湖畔，占地足有幾十個足球場那麽大。動物園的四周是幾米高的圍墻和鐵絲網，據說鐵絲網通着低壓電，用來防止野生動物跑出動物園傷人。動物園裏面到處是芭蕉、椰樹一類的熱帶植物。動物園依山傍水，幾條彎彎麯麯的小路穿行於各個動物區之間。
在獅虎山下，我們坐上了一輛門窗緊閉的特製大巴士。大巴士帶着我們進入一個有點像美國電影《侏羅紀公園》那樣的一個巨大的雙層大鐵門，來到了獅虎山中。我有點失望的是，這裏並不像外甥描繪的那樣獅虎成群。除了在荒山坡上偶爾有一兩衹老虎獅子躲在孤零零的小樹下懶洋洋地睡覺外，我們幾乎沒有看見什麽動物的影子。
倒是在山下賣飲料和紀念品的商業區裏，我們卻看見五步一隻老虎，三步一隻黑熊，兩步一隻猴子。衹不過，這些動物的脖子上都拴着粗粗的大鐵鏈。它們身邊的“主人”在不停地招呼遊人過來和這些動物合影留念，和老虎合影一次30元，狗熊20元，猴子10元。
我看見有一位遊客走到老虎管理員的身邊，交了錢，然後，站在老虎邊上照相。不知什麽原因，那衹老虎總是把臉扭嚮另外一面，無論管理員怎麽呵斥，也無動於衷。
管理員走上前去，舉起手中的一根細細的鐵棍，使勁對着那衹老虎的頭猛抽了幾下，老虎頓時頭破血流。終於，那老虎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把頭轉了過來。
看來是棍棒管教的成果，那些供遊人拍照的野生動物大都非常溫順聽話。衹不過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它們眼光呆滯，看上去似乎有點“看破紅塵”的意味。出於職業習慣，我拿出了相機，拍下了這幅景象。
這時，從動物園的另一處傳來了一陣高音喇叭聲，循着聲音，我們來到了一個體育場。原來這裏正在舉行一場大型動物表演，獅子、老虎、大象、蟒蛇、天鵝、孔雀個個披紅挂緑，有的站在彩車上頻頻嚮觀衆鞠躬作揖，有的則在馴養員的吆喝聲中排出各種不斷變換的隊形。體育場中央用大氣球懸挂着幾個大條幅，上面的字令人哭笑不得：“百獸盛會”，“萬衆齊心建深圳”，“百獸歡騰慶回歸”！我實在想不出，把這些野生動物用棍棒折騰到一塊兒，和香港回歸這一中華民族的盛事有什麽關係。
回到北京後，我在《東方時空》的《面對面》小欄目中，談論了我在深圳野生動物園的所見所聞。
幾天後，我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人一上來就說：“小水，我是‘宗師’。”在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中，大傢習慣把資格最老，深受觀衆喜愛的著名主持人趙忠祥戲稱為“宗師”。時間一長，趙老師本人有時候在大傢中間也半開玩笑地這麽叫自己。
趙老師在電話裏說，他看了我主持的那一期談論深圳野生動物園的《面對面》節目，深有同感。他告訴我，深圳野生動物園還存在着更可怕的問題，他手裏有一大摞這方面的材料，來源絶對可靠。他說，我如果感興趣，他可以把這些材料提供給我，也可以幫我聯繫，進一步瞭解情況。
“我覺得你們真應該給他們‘丫’曝曝光，他們簡直是在迫害動物啊！”平時很少出言不遜的趙老師，在電話裏顯得異常氣憤。
趙忠祥老師曾因《動物世界》裏那具有磁性的配音而聞名大江南北。近幾年他又主持中央電視臺的《人與自然》節目。也許是由於這樣的背景和經歷，趙老師酷愛動物，也熱衷於野生動物保護工作。
動物苦海
根據趙老師提供的材料和有關綫索，我們作了大量的調查，隨着工作的一步步深入，一幅幅可怕的景象出現在了我們的眼前。據動物園內部的材料顯示，幾年中這裏就有10幾衹老虎死亡。那麽為什麽老虎的死亡率在這傢動物園如此之高?動物園又為什麽對老虎的死亡漠不關心呢?根據國傢有關部門的規定，衹有動物園、馬戲團等一些特殊單位才能按國傢規定的調撥價格買賣一定數量的野生動物。而國傢的調撥價格又和國際國內野生動物的黑市價格有着極其懸殊的差價。比如，一隻活的東北虎國傢的調撥價衹有兩、三萬元，而在黑市上，一張虎皮就能賣到十萬元左右，在國外黑市就更是暴利，能夠賣到四五十萬元人民幣。除此之外，虎骨、虎肉也是能獲取高額利潤的東西。於是，社會上一些不法分子看準了珍稀野生動物所能帶來的巨大利潤，不顧國傢法律的嚴厲規定，鋌而走險大搞走私販賣珍稀野生動物的勾當。而這些犯罪分子看準的一個突破口就是全國各地的動物園和馬戲團。我們還瞭解到，深圳野生動物園個別人甚至說過：野生動物，尤其是老虎或狗熊之類的動物，死了比活着更值錢。動物死亡，除非特殊情況，動物園一般不需要負任何責任，衹要在動物數量增減表上註明時間和大概的原因就可交差。這樣的動物一旦告別塵世，動物園會因此增加一大筆收入，因為任何一種受國傢法律保護的野生動物的皮毛骨血，五臟六腑，哪一樣都是在市場上物稀價貴的玩意兒，這當然是在非法的地下黑市上。這些稀有物品還為他們拉關係、拍馬屁提供了其他任何單位無法競爭的獨特“貢品”。更有甚者，一次動物園裏開聯歡會，園領導一時高興，竟然讓人把園裏唯一一隻國傢保護動物——一條大蟒蛇抓來，讓廚師殺了給全園人吃。然而，長期以來這個野生動物園卻一直以野生動物的保護者自居，人們對此也深信不疑。一次，深圳海關一次罰沒了48衹走私的國傢保護動物——穿山甲。海關的同志將它們送到了深圳野生動物園。在他們看來，這些穿山甲衹有在這裏才能得到保護。善良的海關人員絶不會想到，恐怕至今也不知道，在這些穿山甲被送到深圳野生動物園的一個月之後，48衹穿山甲衹剩下一隻。在動物數量增減表上寫着的原因是自然死亡和走失。在這傢動物園一處很隱蔽的地方，有一個神秘的建築。在它的裏面，有兩個直徑好幾米大的水泥酒窖。這裏是深圳野生動物園的虎骨酒加工中心。動物園不僅私下大肆兜售從這裏釀製的虎骨酒，而且還嚮內部各個部門規定了銷售虎骨酒的定量指標。等等，等等。類似這樣嚴重的虐待、殘害、以野生動物營利的情況數不勝數，令人觸目驚心。當我把這些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蓋導”後，“蓋導”瞪着眼睛說：“這哪他媽的是野生動物園啊，整個一個動物的‘奧斯維辛’嘛!”50多年前，德國納粹用來迫害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曾經震驚了全世界，而今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居然存在着一個迫害野生動物的“奧斯維辛”!想到這裏，我感到全身上下一陣一陣地發冷。真是不寒而慄!經過請示新聞評論部領導(這時《東方時空》、《焦點訪談》和《實話實說》、《新聞調查》共同組成了新聞評論部)，我們决定立即組成記者組飛往深圳。1997年初，“蓋導”、我和一名攝像記者作為“先頭部隊”趕到了深圳。我們的任務是進一步摸清情況，盡可能掌握確鑿的證據。一旦有了這些，評論部將派出特殊人員和設備增援我們。臨行前，我們製定一個策略：“悄悄地進村”，不暴露身分，更不能打草驚蛇。到了深圳後，我們有意挑選了遠離野生動物園，地理位置相當偏僻的深圳東湖賓館住了下來。為了避免被人認出，我請我在深圳的幾位同學以他們的名字替我們登記了房間。到了房間後，“蓋導”建議我不要隨便進出飯店。
喬裝探秘
“沒事你最好就呆在房間裏。”他認真地對我說，“我們先摸清情況，等大規模往上撲的時候，你再上。”由於這幾年在《東方時空》和《焦點訪談》裏主持了不少節目，此時我的知名度已經頗高了，但是這也相應地限製了我參與一些批評性節目的采訪。許多編導都不願讓我們這樣的主持人參與這種曝光性質的采訪，原因是有時需要暗訪的時候對方容易認出我們，工作起來不方便，有一次，我們去化去裝訪販賣盜版vcd的情況。我身上別着無綫話筒，帶上墨鏡，腦袋上扣了一頂壘球帽，帽沿壓得很低，走進了一傢事先經調查確認出售盜版vcd的小店。我故意用極不標準的普通話問小店老闆有沒有“那種”vcd。老闆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沒有，我們這裏衹賣正版的。”後來，無論我如何引誘他，說我是外地的，可以大批買，特愛看vcd，但是買不起正版的，等等，等等，小老闆都一口咬定，沒有。無奈我衹好作罷。但是就在我擡腿正要出門的時候，小老闆在我身後漫不經心地扔出的一句話，讓我萬分尷尬。“我們怎麽敢賣啊，現在到處在打擊盜版，你們《焦點訪談》不也報道過嗎?”原來這傢夥早就認出我了!我們已從許多方面瞭解到了不少深圳野生動物園的情況，但是這件事的最要害人物是幾位動物園的內部職工。他們掌握了深圳野生動物園幾年來虐待、殘害和以野生動物營利的大量說實而具體的數據和文字材料。臨行前，我又和他們在電話裏談了長達兩個小時。我問了很多具體的問題。我們瞭解到就在我們到達前後，又有一批虎骨被倒進了酒窖；這兩天會有人來買虎皮；又有一些珍稀動物莫名奇妙地死亡。根據這些情況，第二天一大早，“蓋導”和攝像記者拿着一部特意從北京帶來的“掌中寶”傢用攝像機，前往深圳野生動物園。我的任務當然是“在傢留守”。到了動物園，他們以遊客的身分私下做了大量的探訪，並用“掌中寶”拍攝了虎骨酒窖的位置。他們還記錄下了個別動物園員工嚮遊人兜售虎骨酒的情景。這一天的收穫很大，也進一步證實了我們事先掌握的情況。為了抓到更確鑿的證據，我們决定嚮北京申請再派兩個記者來，相互策應，進行化裝采訪。第二天，我們的援兵就到了。兩位攝像記者帶來了秘密武器——一套超小型拍攝裝置。以前，《東方時空》和《焦點訪談》的記者在采訪中也使用過偷拍的手段來記錄某些醜惡現象(比如出租車司機宰客、公路亂收費等)。但是，那時一般都是使用“掌中寶”。辦法是把“掌中寶”放進一個黑色的小提包裏，在包的一側再掏出一個窟窿，這樣，鏡頭就可以拍到外面的情況。但是，這種辦法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容易被人發現。因為，鏡頭片是反光的，一不小心對方就會看見提包裏面有東西晃眼。有了這套超小型拍攝裝置這種問題就基本上解决了。在不少暗訪中，這種裝置發揮了决定性的作用。有的時候，從電視上看，簡直無法想象某個正在亂收費的人怎麽能夠面對拍攝鏡頭，如此“老實交代”。“蓋導”帶領着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馬又一次前往深圳野生動物園。按照事先的設計，他們分成兩股。一股人去化裝采訪兜售虎骨酒的情況(“蓋導”親自挂帥)，另一股則設法拍攝酒窖詳細情況和其它一些可疑情況。兩股人員以遊客的身分，在大門口買了票，“啓動”了所有設備，開始尋找目標。不一會兒，就有“目標”找上了門。一位牽着老虎讓遊人拍照的馴獸員盯上了“蓋導”。他若無其事地走到“蓋導”身邊，問他：“老闆，要不要一點好東西?”“蓋導”故作天真，問他什麽好東西。“虎骨酒啦!”那人拖着長音回答說。站在一旁的攝像將夾在身體一側的“提包”對準馴獸員，搭訕道：“多少錢?”“180元一瓶，多買可以商量。”
無言結局
“太貴了，你這是宰我們！”“蓋導”說着標準的北京方言。根據我們瞭解的情況，動物園員工嚮遊客兜售的虎骨酒都是動物園發給個人享用的。有些員工知道這東西有人要，於是就高價出售。
經過幾輪討價還價，“蓋導”他們和馴獸員終於談妥了價格，一瓶120元。這時，“蓋導”故意裝作不放心地問：“你的虎骨酒是不是真的？”
“老闆，你們放心啦，絶對是真的嘛。我們園裏自己搞的，我們有兩個大酒窖，老虎一死就把骨頭扔進去泡，沒問題啦。”那人趕緊解釋說。他一點都沒有註意到攝像記者胳膊下面夾着的“提包”有什麽問題。
“我們這裏還有虎皮賣呢，還有熊掌、熊膽，要什麽有什麽，都是外面見不到的啦！”他拖着長音喋喋不休。“蓋導”和攝像在一旁暗自高興。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他們“套”出了不少關於動物園的事情。最後，“蓋導”假裝被說服的樣子，决定買那人5瓶虎骨酒。
對馴獸員來說，這可能是一筆不小的生意。於是，他把手裏的老虎交給了一位同伴，帶着“蓋導”他們直奔他的宿舍。
在宿舍裏，馴獸員為了打消我們的疑慮，還拿出了他的工作證和身分證以示證明。我們的攝像裝作眼神不好，拿起工作證，放在眼前，同時把胳膊下面的“提包”往上一翹，嘴裏還在念叨着：“我看看你的工作證，×××，深圳野生動物園馴獸員，噢，沒錯。”那樣子好像是在查戶口，又好像是在對觀衆進行現場解說。看到攝像如此大膽地“偷拍”，嚇得“蓋導”直用自己的身體去擋他。無奈，攝像正在興頭上，根本沒有理會“蓋導”的意圖，躲開“蓋導”的身體又繼續拍攝。幸虧，那位粗心的馴獸員賺錢心切，完全沒有察覺。雙方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很快就成交了。
正在這時，那人腰間的呼機響了。“蓋導”把自己的手機藉給他讓他回電話。電話接通後，衹見那人頻頻點頭，樣子越來越緊張。他一邊看着“蓋導”他們兩人，一邊嘴裏不斷地說：“是嗎？不會吧？
啊？”放下電話，那人膽戰心驚地問“蓋導”：“你們不是記者吧？”
“什麽？記者？記者跑你這裏幹什麽？”“蓋導”裝作莫名其妙的樣子。“你要是懷疑我們，那我們不買了。”
“沒有，沒有。”那人生怕到手的生意跑了，於是趕緊說，“不過，你們可別害我！”
出了門，“蓋導”他們趕緊跳上一輛出租車，溜之大吉。
我們另一股帶着超小型設備的記者相對來講就沒有“蓋導”他們這樣驚險。他們大搖大擺地爬到酒窖跟前拍攝到了房子裏面的情況。
他們又扮作商人，走進了動物園一間辦公室，詢問是否能購買珍稀動物毛皮。之後他們又來到動物園外面的一排小餐館，瞭解到了許多情況。他們甚至還在一傢小餐館中坐下來要了點吃的。根據餐館老闆的推薦，他們還要了一瓶虎骨酒，一邊吃，一邊跟老闆聊起了動物園裏的事情。
“你們這裏靠着動物園，肯定能搞到正宗的東西了？”記者故意問得很神秘。
“沒問題啦，什麽珍稀動物都可以啦。”老闆一點也不隱諱。
“動物園一年要死好多動物，大傢一起發財嘛。”老闆指指遠處的動物園，又指指自己的餐館。
……
寫到這裏，我已經不能繼續往下寫了。從深圳回來以後的好長一段時間，“奧斯維辛”這4個字還時常會猛然間出現在我的腦海。從那以後，每隔一段時間，我都要帶着女兒去一次動物園，每次都要讓她把動物園裏所有的動物完整地看一遍。因為，潛意識裏我生怕等到女兒長大後，有些動物她就再也見不到了。
選自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前沿故事》部分章節
文／水均益 圖／鳴洋
（上）
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首席主持水均益熒屏外的幕後新聞令人稱奇：在采訪中央首長時被警衛像老鷹抓小雞似地扔出幾米遠；為取一張珍貴照片，他深更半夜翻墻入院，驚得外交官夫人以為盜賊；在美國亞特蘭大市唐人街，水均益被警察誤銬，險些喪命……
結緣新聞
我與《東方時空》是一次奇遇，也是一種緣分。應該說，沒有《東方時空》，也就沒有我的今天。然而，能夠有機會和《東方時空》結緣，一定程度上講，恐怕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命運安排。
1984年夏天，我即將從蘭州大學外語係畢業。母親希望我這個小兒子能夠留在她的身邊。為此，她背着我偷偷地找到外語係的領導，說明了傢裏的睏難，要求他們分配的時候能盡量把我安排在蘭州。係領導後來果然找我談話，說他們考慮讓我留校，在蘭州大學當教師。
正巧，那一年，國傢教委在畢業生分配上實行了一些改革舉措，其中最重要的是畢業生按照大學四年平均成績擇優分配，成績好的可以優先選擇去嚮，不再嚴格執行“哪裏來哪裏去”的原則。我四年的平均成績在我們班名列前茅。於是，我利用這個有利條件找到了係領導。我告訴他們，我不願意在學校當老師，我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闖一闖。
其實，我當時的真實想法要比這個復雜一些。我們傢素有“書香門第”、“教師之傢”的稱謂。從我爺爺開始，我的伯父、我的父親、我的三個叔叔和一個姑姑，甚至連我哥哥和姐姐都是老師。而正是由於這種知識分子的背景，我的家庭在歷次運動中飽經風霜。當時，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心態往往會導致逆來順受，不敢面對社會現實。說白了，就是容易受人欺負。我強烈地希望從我開始改變這種狀況。
我的這種論調終於說服了父母親。他們同意我不留校，也同意了我離開蘭州的想法。
靠着國傢教委的改革措施和我的四年平均成績，我得到了優先挑選單位的待遇。那一年，在北京的分配名額中，有農牧漁業部、全國總工會、中國銀行、廣電部、政法大學、民航總局、《中國日報》和新華社。
在衆多的單位名稱中，我的目光停在了“新華社”這三個字上。“就是它。”我對負責分配的老師說。
老實說，當時我對新華社是個什麽樣的單位並不瞭解，我也沒有係統地學習過新聞理論。當記者是個什麽滋味我衹能靠電影裏的描寫和合理的想象。我作出這樣的選擇多少是靠了一點直覺。我直覺，當記者肯定會是一個比較刺激的職業。天南地北，獨來獨往，也一定很浪漫。我還憑直覺感到，記者這種職業肯定充滿了變數，總是那麽新鮮，總是那麽無拘無束，一定很自由。這些都比較符合我的性格。
上大學期間，我就曾因“獨來獨往”和“無拘無束”而屢次受到批評，我們班級的政治輔導員也因此給了我一個“雅號”———“自由戰士”。
當我指着“新華社”對負責分配的老師說出“就是它”這三個字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我是在選擇着命運。14年後的今天，我強烈地感受到，其實那時我已經為自己選擇了一條可能永遠也沒有盡興的漫漫徵途———新聞事業。
應該說，在新華社的最初一段時間裏，我的那些關於記者的“直覺”就像一個又一個的泡沫在迅速地消失。
在一個月的“入社教育”和近半年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實習之後，我被安排到了新華社國際新聞部中東非洲編輯室。經過了一段因剛參加工作而感到的短暫興奮之後，隨之而來的卻是我最不習慣的坐班。每天早晨8點上班，打水，拖地，擦桌子（我經常想盡一切辦法逃避這些），然後就是處理稿件，然後就是看報，喝水，聊天，直到下午5點多下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我所在的編輯室負責處理在中東非洲地區的幾十位分社記者的稿件。我們的工作就是將分社記者通過電傳發到北京總社的稿件編輯、潤色、補充後再正式登發（叫做“發稿”），供全國各報紙、電視臺、電臺使用。
記得剛開始接觸稿件的時候，我非常地認真，逐字逐句地看，逐字逐句地改。一篇稿件編輯完畢再看，整個一個“大花臉”。由於大量地改動，記者發來的原稿已經面目全非了。於是，我衹好重新再抄一遍。
準備“下海”
有一天，我發現我們編輯室的一位老編輯在處理稿件時做法很怪。衹見他拿到稿件後並不急着在原稿上作大的改動，而是在個別地方作一點修改，然後再拿出一張空白的稿紙，分成幾段在上面寫了起來。寫好以後，他拿出一把剪刀，把記者原稿剪成一條一條的，然後再把那張稿紙剪成一條一條的。這時，他用膠水把這些小紙條重新排列，再粘在一起。最後再填好編輯單，連同這剪貼而成的“稿件”交給了發稿人。
從那以後，我也學會了這種“剪貼式”編輯手法。
當時國際部有一個特殊的部門，叫做“選報組”。這個組有一個24小時不停運轉的“報房”。那裏有許多臺電傳機，分別接受外國四大通訊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衆國際社）的新聞稿和新華社駐世界各地記者發回北京總社的稿件。這裏是新華社的一個重要崗位。按照國際部的慣例，每來一批大學畢業生，都要安排他們到這個重要的崗位工作一段時間。我也不例外。
選報組的工作勞動量很大。這不僅體現在每天分揀的稿件數量上，而且，在這個組實行的是四班倒，分為早班、中班、小夜班和大夜班，24小時不間斷。7天一輪的大夜班下來，身體非常難受。久而久之，生物鐘也發生了變化。晚上睡不着，白天卻總是迷迷糊糊的。到今天，常有朋友同事問我：“你怎麽那麽能熬夜？”我就回答說，這是在新華社練出來的。
選報組不僅鍛煉了我的熬夜本領，而且，我就是在那些不眠的大夜班裏，真正接觸了新聞，知道了新聞是怎麽回事，也體會到了好消息應該怎麽寫，從而對新聞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從電傳機上撕下來的一條條新聞稿件成了我的最好教材，特別是四大通訊社的稿件。他們的稿件讀起來很有意思，所有你想要知道的都會告訴你。
一年後，我從選報組回到了中東非洲編輯室。這時候，就像一個士兵一樣，我開始渴望能夠上“前綫”，到第一綫去當一名記者。
新華社國際部實行的是采編合一的制度。國際部的業務人員衹有出國去分社或者駐外記者站才能當記者。在國內，我們都是編輯。從1984年進入新華社後，快5年過去了，眼看着我身邊的同事一個又一個興高采烈地奔赴了“前綫”，其中也包括和我一起到國際部的大學生，而我自己卻遲遲沒有動靜。
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時候，一個機會來了。1989年年初，我被派到了新華社設在埃及首都開羅的中東總分社。中東的歲月，使我有機會去切身體驗當記者的滋味，去學習，去總結，去感受新聞。那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日子，也是我記者生涯的一個真正的開端。
從中東回來後，我回到了中東非洲編輯室，繼續當編輯。那幾年，正值“下海”風盛行。我身邊的不少同事、同學也紛紛下海做起了生意。這對我是一種不得不面對的衝擊。看着那些下海的同事們沒過多久就意氣風發地出現在我的面前，嚮我現身說法，勸我也早日離開新華社，再看看新華社那種一成不變的工作，每月幾百元的微薄薪水，漸漸地我開始動搖了。
1993年年初的一天，一個朋友找到了我，他嚮我推薦了德國西門子公司和北京一傢無綫電廠合辦的合資公司。
“這傢公司現在需要一名公關經理，你太適合了，又懂外語，又幹過新聞。”那位朋友嚮我積極推薦道。
“可是我不懂無綫電啊。”我心中無數。
“嗨，你不用擔心，你的任務是公關，”他說道，“一個月好幾千，總比你在新華社這麽苦幹好吧？！”
我决定到這傢公司去看一看。我見到了這傢公司主管業務的高級經理，一位個子很高，一頭金發的德國男人。我們談了很多關於我來公司的具體問題，比如，房子、工資、其它待遇、工作環境、深造機會等等。很快，我們達成了一致。我决定從新華社辭職，到這傢公司“下海”。
正式“觸電”
德國經理是個急性子。他馬上讓我接管公司的公關部，就任經理，並且，已經讓人替我印好了名片，安排了辦公桌。而那時，我還沒來得及嚮新華社提出我的辭呈。看着名片上“水均益，公關部經理”的字樣，我突然覺得一陣好笑。想想新華社的那些個大夜班，那一條條剪貼而成的稿件，想想中東的歲月，想想在埃及的沙漠裏飛車，連夜采訪恐怖事件的景象，“下海”，“公關經理”，這些東西似乎並不屬於我。屬於我的應該是那激動人心的新聞事業，苦也是它，樂也是它。
我沒有離開新華社，沒有去那傢合資公司。那一天，我把已經寫好的辭職報告偷偷地撕了。
就在我把那份辭職報告撕了的幾個月後，命運又給了我一個意味深長的安排：我加入了《東方時空》。
從邁進新華社的大門開始記者生涯以來的14年裏，絶大多數時間，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記者、編輯。我並沒有指望過有一天會成為很有名的人物，或者像有些朋友所說是一個“名記者”、一個“大腕”記者、一個名主持人。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水均益”這樣一個很怪的姓所帶出的一個名字，能夠被人們所熟悉。
能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特別是能夠成為一名出色的電視記者、電視主持人，這要歸功於一個名字，一個至今在中國還依然很響亮的名字———《東方時空》。
1993年4月的一天，我所在的新華社國際部中東非洲編輯組的一位同事蓋晨光對我和組長劉也剛說，他有一個朋友在中央電視臺，現在準備搞一個新的電視節目，是一個新聞性很強的欄目。在這個欄目當中，他們想定期做一些國際題材的報道。電視臺想和我們合作，具體說就是跟我們編輯組合作。
對於我來說，做了這麽多年的記者，都是拿着錄音機采訪，或者參加一個記者招待會，回來自己伏案疾書，從未接觸過電視。我很想看看電視是怎樣把我筆下描寫的索馬裏變成一組一組的畫面。另外，我也很想通過這個當時的“副業”，增加一些知識，增添一份閱歷。我從小就有一個“毛病”，對我不知道的事物永遠充滿好奇。
我們第一次幫助電視臺製作的一期節目，是關於俄羅斯就國傢體製和經濟政策問題進行全民公决的話題。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又做了第二期節目，是一個關於波黑的話題。這兩期節目，都是由《焦點時刻》的記者主持人張恆在演播室裏和兩位專傢進行訪談。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在新華社收集並分析資料，請有關方面的專傢作為采訪的嘉賓。作過兩期《焦點時刻》節目之後，我並沒有感到“觸電”有多麽特殊，衹覺得幫電視臺作一期節目就像通常給《北京青年報》或者某個報紙、雜志寫一篇外稿一樣地平常。
5月中旬的一天，我正準備睡午覺。突然，蓋晨光對我說：“水哥兒們，我想起一件事，昨天《焦點時刻》的製片人張海潮跟我說了一個想法。”
蓋晨光露出了一種神秘、莊重的表情。他說：“《焦點時刻》節目組的製片人張海潮，希望由一位當過記者、對國際形勢又比較瞭解的人，來當國際題材節目的記者主持人，我已經嚮海潮很鄭重地推薦了你。我說小水沒有問題，他當過很多年記者，而且在中東也幹過，情況非常瞭解，對國際形勢沒得說。”
我從用三張椅子拼湊而成的“小床”上坐了起來，一時有點茫然，問道：“我？我行嗎？”
“如果你能熬過一段時間的磨練，我覺得你肯定能行。而且這對你來講可能會意味着很重大的變化。你記住我的話：有一天你會成為名人，也許要不了多長時間，你會發現你的腦袋上會有一個光環。”
直到今天，我總也不能忘記那個中午的那次談話。
1993年的5月，我正式“觸電”。
初次上鏡
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和蓋晨光一個臺前，一個臺後，一起吃方便麵，一起“攢詞”，一起熬夜；同甘共苦，精誠合作。在《東方時空》，我們有了一個共同的稱謂：黃金搭檔。蓋晨光學過4年希伯萊語，在新華社值班的時候，雖然編輯稿件速度比我慢，但是他可以把一大堆英語單詞拼湊起來寫出一篇中文非常流暢的稿件，讓人嘆服。蓋晨光對於電視感覺好得出奇。我們在一起商量製作一期節目的時候，往往我先搜集一大批資料，然後嚮他如數傢珍般地一一道來。而他則坐在那裏，微閉雙眼，頻頻點頭。遇到精彩之處，他會兩眼放光，說聲：有了，就用這個作切入點。雖然，現在我們各自在不同的部門，但是，我至今仍然認為我們是最好的搭檔。
一個星期之後，我們開始準備一個關於中東和平談判問題的節目。這是我初次上鏡，我們請來兩位專傢，準備在演播室裏對他們二位進行訪談。我調集了厚厚的一大摞關於巴以雙方的背景、和平進程、目前狀況等等中外文資料，並列出了一個詳細的采訪提綱。
在這之前，我已經參與過兩期節目的製作過程。節目主要形式就是主持人與專傢一問一答。我對這個過程有一個初步的瞭解。但是真的落到我自己頭上，心裏也沒有底。晚上在傢裏，我開始撰寫需要我單獨對着鏡頭說的那兩段話———一段開場白，一段結束語。我寫了又寫，大概寫了四五遍，直到我自己認為滿意為止。然後一個人在傢裏模仿電視播音員說話的那種語氣，琢磨說話音量應該多大，等等。
老實說，我對自己的普通話沒有任何自信。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蘭州人，雖然說經過百般努力，我的普通話和我的同鄉們相比應該算是過關了，但是蘭州方言中前後鼻音沒有區分，這使我經常在正宗普通話環境中“露怯”。小學畢業後，我到了蘭州鐵路職工子弟第四中學學習。我的同學們都是鐵路局係統的子弟，他們絶大多數都講普通話。記得第一次上語文課，老師點到我，讓我念一篇課文，內容就是《東方紅》歌麯的歌詞。那時候我一句普通話也不會說。我硬着頭皮，站起來，怯怯地念道：“敦方混，太陽深，準國出了個毛澤噸（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等我坐下來的時候，我衹記得我的周圍一片狂笑。我的臉紅到了脖子根。直到現在，我時常會收到觀衆的來信，指出我在某一個節目中的某一個發音不準。普通話比我過硬的我那老父親，也會不時地在電話中婉轉地提醒我某一個字應該如何如何發音。我自己也非常渴望我能像我的中學校友、現在《新聞聯播》擔任播音員的李修平一樣說話。無奈，對於一個30歲的人來說，這一切似乎是太難了，也太晚了一點。
第二天上午10點，在一種稀裏糊塗、基本上沒有什麽自信的狀態下，我來到了演播室。走到門口，有人告訴我說，你進去吧。我當時的感覺就像小時候被推進照相館照相那樣。平生第一次坐在電視主持人的講臺前，我感到呼吸頻率飛快，好像周圍的氧氣不夠。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我腦子裏亂七八糟的，想得也特別多：外面“切換導演臺”旁邊的人會不會笑話呀？我身邊的兩位專傢會不會笑話我呀？等等，等等。
燈光一亮，蓋晨光在外面一聲令下：開始。我對着正前方開始了我的開場白。一句話之後，我的腦子裏猛然間一片空白。我已然忘了我應該說什麽，或者說，我在說什麽。面前那個玻璃片的鏡頭使我感到極不自然，我的眼睛不自覺地在躲避它。不到一半我又忘詞了。外面的人（估計是導播）說，沒關係，沒關係，再來一遍。重來。燈光一亮，我又開始了。但是，還是衹說到一半，又忘了。每到這時，我的嘴裏就在不斷地說着：“對不起，對不起。”那一個上午，僅僅為了一段開場白我一共錄了七八遍，有一遍剛說了一個“觀衆朋友”，就“你、你、你”了半天，也沒把“好”說出來。最後，總算連滾帶爬地通過了。
“銀河號”事件
正在風平浪靜的海灣水域行駛的“銀河號”的周圍，頓時沒有了平靜。每天都有幾艘西方媒體租用的船衹遊弋在“銀河號”四周，攝像機和照相機的鏡頭不斷變換各種角度，死死地盯住這艘“可疑船衹”。偶爾，還會有一架直升機出現在“銀河號”的上空。一時間，翻開幾乎所有的外國報紙，都會看到“圖文並茂”的有關“銀河號”的報道。
與此同時，美國方面表示，將根據某條國際公約，要求對“銀河號”進行登船檢查。
“銀河號”上到底有沒有違禁化學品？中國政府對於美方的指責將作出如何反應？我們是否會允許美國人上船檢查？面對這一係列的疑問，我們嗅到了似乎可以成為焦點的氣味。9月4日，我們得到消息，外交部發言人當天下午將就“銀河號”事件發表談話，同一天，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也將舉行記者招待會，澄清事實。經和製片人簡短商量，“蓋導”和我决定以這兩個記者招待會為依托，就“銀河號”事件製作一期《焦點時刻》，準備在第二天的《東方時空》播出。
外交部關於“銀河號”的表態，當時給我們的感覺是，中國政府瞭解的情況是這艘船上沒有違禁品。對“銀河號”進行檢查，衹有在中方認為可以接受的條件下才能進行，也就是說，中方並不反對在一定情況下對“銀河號”進行檢查。這可夠“懸”的，記得當時我還跟“蓋導”說，萬一查出船上有點什麽違禁的化學品，那可真不太好收場！因為，這麽大的一個國傢的政府，不可能做到對每一傢運輸公司的每一條船上都裝了些什麽了如指掌，況且，萬一哪個船員隨身攜帶了一瓶發膠水什麽的，美國人也可以說那是違禁品啊。
美國人好像抓到了大魚，緊追不放，堅持要求對“銀河號”檢查。中方先是拒絶，後來放出風聲：可以考慮在第三國碼頭聯合檢查，條件是美方事後必須就檢查結果公開發表聲明。
九月下旬的一天，我們突然得到信息：中美雙方已組成聯合檢查小組，並已在沙特阿拉伯的達蘭港對“銀河號”進行了檢查，檢查結果將於北京時間當天半夜公佈。事不宜遲，我們决定連夜跟蹤采訪，在第二天早晨的《東方時空》裏第一時間報道此事。
經過一番緊張的聯繫，我們拿到了幾件非常出彩的獨傢素材。一是中遠總公司提供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檢查“銀河號”的傳真照片，還有中美雙方談判代表簽字的檢查結果聲明。最令我們振奮的是，經過一番努力，我們終於說服了在沙特阿拉伯的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外交部負責軍控事務的官員沙祖康接受我們的電話采訪。
那天夜裏，我們攝製組來到當時還是我和“蓋導”日常工作的新華社大編輯間，等待最後消息的到來。凌晨一點，電腦中美聯社的動態消息欄裏首先出現了這樣的標題：對被指控裝載違禁化學品的中國船衹的搜查工作結束。緊接着，法新社、路透社、合衆國際社也相繼報道了這條消息。儘管各條報道采取了一種明顯的低調處理，但還是不可能躲閃中國觀衆最關註的那個事實———檢查結果：“銀河號”上沒有違禁化學品！
我們的報道和采訪按照事先的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接受我們采訪的新華社當班編輯很快根據外電介紹了最新情況，這位編輯在采訪中說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話。他援引外電報道說，當美國大兵撅着屁股把“銀河號”翻了個底朝天最終一無所獲的時候，衹好氣急敗壞地大駡：“shit（媽的）”。凌晨3點，我撥通了在沙特的沙祖康的電話。采訪很順利。挂綫之前，我想起了一件事，嚮他要一張他個人的照片。這樣，在節目中當沙祖康說話時，畫面上就會出現他的“尊容”。其實，這種做法在西方電視臺的新聞節目裏極為常見，衹是在當時還沒有被國內電視所引進。
“您傢在北京嗎？”
“在北京。”
“現在傢裏有人嗎？”
“衹有我愛人在傢。”
“我可以到您傢拿一張您的照片嗎？”
“可以，可以。”
夜半越墻
沙祖康給了我他傢的地址，然後挂了電話。這時，我纔突然想到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現在是凌晨3點多，他的夫人還並不知道所有這一切。
半小時後，我出了電視臺大門。初秋北京的後半夜，寒意驟增。大街上沒有一個人。偶爾有一輛汽車飛馳而過。我在路邊站了快10分鐘，也不見一輛出租車。這時，一輛黃色的“面的”緩緩駛來。我招手攔住了來車。等車停穩後我纔發現，這輛“面的”並不是出租車。我顧不了許多，趕緊說明情況，希望幫忙。車裏的兩個人互相看了看，其中一個點點頭，說：“上來吧！”上車後我纔知道，原來這哥兒倆一大早出門是要去郊區釣魚的。
10分鐘後，“面的”將我載到了沙祖康傢的大院門口。下了車，很快我就發現了問題。
外交部宿舍壁壘森嚴，大鐵門上着鎖，叫了好幾聲，無人應答。我圍着鐵門轉了好幾圈，感覺不好爬，門太高，而且沒有落腳的地方。順着墻根往前走走，我忽然發現了一處理想的地方。有一段墻大概有兩米高，墻下有幾塊大石頭。我擡腳試了試，很穩。於是，在一個漆黑的夜晚，在我30歲的時候，我使出了我幾歲時捉迷藏練就的本領，一翻身，跳進了外交部的宿舍大院。摸黑，我準確地找到了沙祖康位於二層的宿舍門口。
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沙祖康的愛人聽到敲門聲時的狀態。反正，當我敲了足有幾十下門後，纔從門裏傳來了一聲顫微微的問話：“誰啊？”我用最快的速度說明了一切，並且從門縫下面將我當時身上帶着的所有能說明我是個好人的物品一一塞了進去，其中包括中央電視臺食堂的飯卡。沙夫人將門開了個小縫，看了看我，又看看我手裏的那些證件，最後，她終於相信了出現在她面前的不是歹徒。一切按我和“蓋導”的構想得到了實現。當天清晨，在《東方時空·焦點時刻》播出的《“銀河號”貨輪未查出違禁化學品》的報道中，沙祖康的照片出現在他接受我電話采訪的那一段畫面上。
美國大兵在“銀河號”上倒也確實找到一些東西，衹不過不是他們所希望的違禁品，而是掃帚拖把一類的日雜品。事後，關於“銀河號”，我聽到了一種很有意思的說法：美國“老冒”不過是被咱“幽了一默”。
如果說本世紀中國人在體育上有什麽夢想的話，申辦奧運就是其中最壯烈的一次。十幾億人，上下一條心，將一個國傢變成了一片“奧運”的熱土。
《東方時空》關註着這場命運和榮譽之戰。
1993年9月初的一天，在首都老機場，中國政府申辦奧運代表團即將飛往瑞士，攜幾十名國內各界知名人士、體壇明星、演藝界人物，浩浩蕩蕩趕赴洛桑。他們將在那兒進行最後的努力，並帶回全國人民所期盼的好消息。
誕生纔4個月的《焦點時刻》此刻兵分兩路，與衆多媒介在機場展開了一場“新聞大戰”的角逐。
《焦點時刻》的記者一路由女編導兼記者章偉秋率領，另一路由我和一名攝像記者來策應。章偉秋的主要任務是本期節目的主持和後期的編輯。我的任務是現場采訪。
出發前，製片人張海潮囑咐我說：“你的任務就是‘逮人’，衹要是代表團的，有一個是一個。”
北京秋高氣爽，藍天上綴着朵朵白雲。代表團的男女成員個個身穿統一的酒紅色製服，顯得精神抖擻。
我們先“逮”着的是楊瀾，那是我第一次與這位當時大紅大紫的《正大綜藝》主持人交談。大牌主持給我的印象是樸素，沒有化妝的臉上一雙眼睛不像在電視上那麽大。下一個“逮”到的是黃志紅。她坐在候機樓外的一處臺階上，面對着我的話筒笑聲不斷，直到我說謝謝。當我問她對我們申辦成功有沒有信心的時候，黃志紅用她那略帶男性音質的朗朗笑聲回了我三個字：沒問題。
從候機樓外到候機樓內，再到停機坪，我和攝像一路衝鋒，基本實現了製片人“見一個‘逮’一個”的實戰部署。
我被扔了
到了停機坪，我們發現，和我們一樣在衝鋒陷陣的其他新聞單位的記者不下五六十人。我在心裏暗自叫苦：等一會李鐵映等領導同志到飛機旁為代表團送行時恐怕免不了一場惡戰。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樁遭遇。
那是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場大型音樂會。一進大會堂，我的眼睛就開始搜尋可以采訪的對象。自然，按一般規律，這種搜尋當然是首先尋找官大的，然後再看有沒有名氣大的，即使在國外也脫不了這個俗套。
那天的音樂會客人中，“最高貴賓”是國傢副主席榮毅仁。還沒有經歷過幾次手持話筒采訪領導人的我，顯然有些“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决定采訪“榮老闆”。
中場休息的時候，榮副主席被人簇擁着走進了貴賓休息室。我便拉着攝像在休息室到入口處之間的一處地方悄悄地埋伏下來。
音樂會下半場開始的鈴聲剛一響過，榮毅仁就出現在了我們的視野裏。就在他和我們將要擦肩而過的時候，我手拿話筒，一步衝了上去。
“榮副主席，我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還沒等我把這句話說完，幾個彪形大漢餓虎撲食般撲嚮了我，其中一個像老鷹抓小雞一樣一把將我拎了起來，扔在了五六米開外的地方。這一切發生在瞬間，至今還記得我的攝像按我們預謀對準了榮毅仁，卻不見水均益，環顧四周纔找到我的那雙瞪圓的大眼睛。
現場采訪往往就是這樣。今天的李鐵映會讓我取得什麽結果呢？
按照國內各新聞單位的慣例，任何一條新聞是否重要，會不會擺在重要版面或顯著位置，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要看在這條新聞裏出現的領導人的重要程度，看他在黨和國傢領導人中的排名。作為國務委員的李鐵映同志和作為當時舉國關註的申辦奧運這兩個因素足可以讓衆記者趨之若鶩。
按照歡送儀式，李鐵映等領導同志要在飛機舷梯下一側和代表團成員一一握手。所有的記者則被安排在另一側的一塊固定區域，然後再用粗粗的隔離繩將記者們圈在裏面。外面則每隔兩步站立一名身強力壯的警衛人員，隨時將不安分分子擋回隔離區域內。情節嚴重的則會被“紅牌”罰出場外，甚至事後通知所在單位，吊銷其采訪資格。正是由於如此嚴格的紀律，在當時，要采訪一位國傢級領導人既有很大的難度，還要冒一定的風險。
我和攝像被圈在采訪區域內以後，我就開始盤算如何在這樣的局面下冒一次險，試着采訪一下李鐵映。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通過找李鐵映同志身邊的工作人員，正式提出采訪請求，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即便是你找到了工作人員，他們聽清楚你的意圖後，十有八九會告訴你：寫一份蓋有單位公章的正式報告，交上來再說吧。如果在現場即興采訪，撇開事後的麻煩不說，單是如何跨過隔離繩接近重兵把守的采訪對象，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人民大會堂的遭遇已經讓我充分領教了這一點。
“沒準他會專門走嚮記者區，說兩句吧。”攝像對我說，像是在安慰我。我心裏在說：你一定是外國電視新聞看多了。
一想到這兒，一個絶妙的主意突然在我腦子裏産生了：白宮草坪外，每天早晨總有一大批記者在那裏守株待兔。每當總統出現在草坪上時，時而會有某個記者在畫面外高呼：早上好，總統先生。趕上總統心情好的時候，也許會回過頭來，衝記者們說上兩句。這兩句有時候就成了當日的白宮新聞。我為什麽不來一個如法炮製？
李鐵映一行嚮飛機舷梯旁走了過來。記者區裏閃光燈、照相機、攝像機噼啪亂作一團。代表團主要成員一一和鐵映同志握手，登上了舷梯，回身嚮送行的人群招手致意。這時，鐵映同志正在頻頻嚮舷梯上的人們招手。他背衝着我們這個方向，離我們大概有十幾米。
情急口誤
“鐵映同志，您好！”我大叫一聲。
鐵映同志果然本能地回過頭來。
“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
鐵映同志點點頭，衝我這個方向笑笑。
這時我拽了一把我手中連接話筒和攝像機的話筒綫，肩扛着攝像機正在拍攝的攝像一個激靈，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我毫不猶豫，一步就跨過攔着我們的隔離繩，攝像也跨了過來，扛着機器跟着我跑。
我手裏拿着話筒，一邊快速嚮鐵映同志靠攏，一邊繼續我的問題：“鐵映同志，請問你在23日奧委會宣佈申辦結果的時候會看電視轉播嗎？”
在鐵映同志笑容可掬地回答我的問題的同時，我們及時站在了他的跟前。一切都像是經過了排練，非常準確。記者區外的警衛和鐵映身邊的警衛都像預料的那樣，開始聽到我高呼“鐵映同志”的時候衹是微微一震，當看到鐵映同志的反應後他們默許了我們的行動。
當然，如果說這次采訪有什麽不完美的話，問題就出在我的身上。回到電視臺，把錄像帶放進機器裏一看，在場的人全都哈哈大笑。原來，由於當時緊張，我高呼了鐵映同志後，在說“我是中央電視臺記者”這句話時，出現口誤，說成了“我是中央電視臺臺長”！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為什麽偏偏在“臺長”和“記者”兩個字上出現口誤了呢？因為我壓根兒也沒打算篡臺長的權啊！
《東方時空》就奧運申辦城市揭曉的報道作出部署：23日，國際奧委會宣佈的當天，《東方時空》準備全方位製作一期特別節目。
畢竟，作為一個新聞欄目，《東方時空》的采編人員有着基本的新聞素質。在當初設計采訪方案時，為了保證播出，大傢想到了各種不同的結果下我們節目的應對措施。具體說，節目有兩套方案，方案a和方案b。方案a是北京獲得主辦權，方案b則是其它城市獲得主辦權。當然，大傢更多地籌劃的還是方案a。
接近凌晨兩點的時候，電視開始轉播國際奧委會準備宣佈最後結果的消息。所有在臺內待命的《東方時空》的工作人員聚集在位於電視臺主樓二樓《東方時空》的一間大辦公室裏收看電視。
薩馬蘭奇首先感謝了所有參加角逐奧運會申辦權的城市，然後纔正式宣佈了獲得二年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的名字。
那天，包括《東方時空》的幾十位同仁在內的許許多多中國人因為聽到“beijing”這個熟悉的名字而歡呼的時候，電視上的薩馬蘭奇還在繼續講話。最終，他正式宣佈了獲得主辦權的城市的名字———悉尼。
儘管我沒有同聲傳譯，人們也已明白了一切。
辦公室裏的歡笑聲戛然而止，所有的人像是被點金術點了一樣，僵在了那裏。有的手裏握着已經快空了的香檳酒瓶，有的雙手舉在空中。大傢瞪大了雙眼，聽着電視裏楊瀾在解釋剛纔發生的一切，她說獲得主辦權的是悉尼，而不是北京。
這時，我渾身上下已被香檳酒澆了個透，站在那裏大口大口地喘氣。
“走方案b！”在場的製片人一聲號令。
大傢馬上各奔自己的崗位。我趕緊找了塊毛巾，擦幹了衣服上的香檳酒漬，招呼攝像，坐在一部事先準備好的國際電話旁，很快就撥通了悉尼的電話。此後的幾個小時裏，無論是演播室裏，還是在編輯機旁，每一項工作都在飛速地進行着。大傢在機械地完成着每一個步驟，每一個人的臉上沒有一絲異樣，也沒有一句廢話。就像在此之前的許許多多連夜趕製的“急活”一樣，方案b在早晨7點過一點被送上了播出綫。同樣，也像以往那樣，所有的人員並沒有急着回傢睡覺，而是重新又彙聚到了二樓的辦公室來，等着收看節目播出。
“黑色九月”
7點20分，節目開始了。片頭是一組各界人士收看電視轉播時的表情的慢鏡頭，背景加了一段悠揚的音樂。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我們的記者在二十一世紀劇場拍攝到的王光美等人收看現場大屏幕轉播的表情。畫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光美女士臉上的表情由喜至泣的轉變。鏡頭慢慢地推嚮王光美的特寫，她的雙眼中兩顆晶瑩的淚珠在攝像機頭燈光的照射下一閃一閃。
辦公室裏靜得有點可怕。經過了一夜的奮戰，30多個人，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明顯的倦意。節目在繼續。《生活空間》的同事們采製了一段一群青年人在長城上點着蠟燭預祝北京申辦成功的情景。畫面一黑，下面又是那段慢鏡頭，又是王光美臉上急轉直下的表情，又是那兩顆晶瑩剔透的淚珠。
這時，辦公室裏突然傳出了一聲悲哀的嚎叫：“我×他媽！”《生活空間》的編導、一米八個頭的陳謙一邊大駡，一邊用力踹了身旁的辦公櫃一腳。
頓時，一個悲壯的場面出現了。《東方時空》的這間辦公室裏，30多位平均年齡30歲左右的電視人（其中也包括我）哭成了一片。大傢再也抑製不住幾個小時前強按下去的那種情感。嚎啕大哭裏包含着失落，包含着委屈，包含着每一個中國人在那個黑色夜裏的傷心和失望，也包含着一種似乎被愚弄了的悲憤。當然，這哭聲中也私藏了一點我們經過一夜勞頓後無法控製的發泄。
在我的記憶裏，這是《東方時空》的工作人員唯一一次如此壯觀痛快的大哭。
1993年9月，我過了而立之年。一個月後，我抱起了一個後來管我叫爸爸的可愛的小生命。然而，對於大多數善良的中國人來說，1993年9月卻是一個“黑色九月”。
我接到第一封觀衆來信是在1993年的6月，也就是我第一次上鏡的兩個星期後。
那是一封來自河南的觀衆來信。信很短，也沒有對我的采訪和主持有什麽說法，衹是在一番自我介紹後問了我一個問題：水均益是不是你的筆名，好像沒有聽說過有姓水的嘛。後來，來信逐漸多了起來。有問我是不是漢族的，有問我多大的，也有問我認不認識另一位姓水的某某。再往後，就有人在來信中開始對我們某一期節目提出看法和意見。當然，這中間最多的是對我們《焦點時刻》中的曝光性的報道大聲叫好的。
有封來信的信封上是這樣寫的：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包青天”欄目記者水均益收。我開始意識到，觀衆們之所以喜歡我們，是因為他們把《焦點時刻》當成了主持公道的青天大老爺，儘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誤解。還有一次，在一輛出租車上，司機認出了我。“哎喲，你就是那個《焦點時刻》的記者吧？哥兒們，不錯，真有你們的！”下車的時候這位老兄死活不讓我付錢，衹跟我要了個聯繫電話，說是以後要有什麽“黑事兒”好找我。
《焦點時刻》的火爆很快引起了中央電視臺領導的重視。1994年春節剛過，我們就聽到了一個內部消息：臺裏準備把《焦點時刻》欄目放在晚上的黃金時間播出。
這太令人振奮了！
在電視臺工作的人都知道黃金時間意味着什麽。十倍、幾十倍的收視率可以輕易地使一個欄目以及這個欄目中的名字在一夜之間名揚四海，就像《新聞聯播》和每年除夕的《春節聯歡晚會》那樣。
很快，這個消息得到了更正。考慮到如果單把《焦點時刻》從《東方時空》中抽出放在晚上的時間，就會破壞《東方時空》的完整性，也會使《東方時空》減色不少，因此臺裏决定，《焦點時刻》依然留在《東方時空》，保持不動。另外，在第一套節目晚上黃金時間，也就是七點三十分《新聞聯播》之後，以《焦點時刻》為原型，設置一個新的欄目。新欄目定於1994年的4月1日開播。
這個新欄目就是以後風靡全國的《焦點訪談》。
“舉起手來”
《東方時空》、《焦點訪談》欄目組的許多同事都知道我有過一段“不光彩”的歷史。至今，還會有人在某一個場合跟我開玩笑說：“嘿，你是不是在美國被警察銬過？”的確，我不僅被美國警察給銬了起來，而且我還險些吃了他們的槍子兒！
那是在1995年10月，從開羅常駐兩年回來後我第一次出國，也是作為電視記者的第一次國外采訪。
1995年8月，電視臺通知我，準備派我和“蓋導”組成一個記者組，前往美國紐約報道10月份在那裏舉行的聯合國成立50周年的特別聯大。江澤民主席將親自代表中國出席這次聯大。
在紐約，我們4個人製作了兩期《焦點訪談》，圓滿地完成了對聯合國五十周年慶祝活動的采訪任務。按照事先的安排，我們又乘飛機前往美國前總統卡特的老傢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從1993年開始，在亞特蘭大的一批美國醫生發起了一項為中國貧睏地區義診的活動。他們每年夏天都要利用暑期休假到甘肅的一些貧睏地區，為那裏的白內障患者治療。他們還為當地醫院無償地提供了大批的醫療設備。我們《焦點時刻》一直在跟蹤拍攝他們的活動。這次到亞特蘭大也是想從另一個側面反映這些具有高尚人道主義精神的美國醫生們。
我們采訪的重點人物是這項活動的發起人之一———康納德醫生。為了支持到甘肅的義診活動，這位60多歲的美國醫生已經從自己的腰包裏拿出了30萬美元。
康納德和妻子住在亞特蘭大郊外。完成了對美國醫生的采訪，我們回到亞特蘭大市，準備第二天啓程返回紐約，然後從那裏回國。
我們4人中的一位在亞特蘭大有一位親戚。取得聯繫後，他很快開車來到了我們的旅館。他提出晚上請我們到亞特蘭大市的唐人街吃飯。
在國外，最經不住誘惑的事情就是有人請你吃中餐。面包黃油吃一頓還新鮮，兩三頓之後，就開始不由自主地討厭這玩意兒———這哪叫飯啊！
傍晚，我們一行5人來到了一傢臺灣人開的中餐館，當然是美美地飽餐了一頓。
如狼似虎般大吃一通之後，我犯了煙癮。從小學開始就背着父母學抽煙的我有着近20年的“煙齡”。抽煙人都知道一句名言：飯後一支煙，賽過活神仙。飯後來上一支一直是我多年的習慣。而我這個毛病，在美國卻處處受阻。美國許多州都明文規定在公衆場所不許吸煙，其中也包括餐館。據說，如果有人控告你違反這個法律規定，你就免不了吃官司。入鄉隨俗，為了避免跑到美國來因為抽煙吃官司，我總是在飯局接近尾聲時，自己一個人偷偷跑到外面馬路旁“過把癮”再回來。
這一天，我還是如法炮製。一個人來到餐廳外面，點上一支香煙，站在街邊，一邊欣賞着夜色裏的街景，一邊愉快地吞雲吐霧。
突然間，從我的右面傳來一陣急促的警笛聲。緊接着，我看見一隊警車急馳而來，大約有六七輛。車頂上那五顔六色的警燈在毫無規則地閃爍着。警車在離我20來米的地方突然急速轉彎，朝着我站的地方衝了過來。其中一輛拖着刺耳的剎車聲橫在了我前方5米的地方。
衹見左右兩扇車門同時打開，兩名警官跳將出來，一個以車門為掩護，另一個雙手搭在車頂上，兩個人手中的槍一致對準着我。
還未等我反應過來，以車門為掩護的那個就衝我大叫“freeze，don’tmove，handsup，ori’llshoot（別動，舉起手來，否則我就開槍！）”即便從來沒有學過英語，光是看那些美國警匪大片，笨蛋也會意識到麻煩來了。我下意識地嚮上舉起雙手，看看左右，確認他們是在衝我一個人喊。透過眼角的餘光，我看見其它幾輛警車都停在四周，車上的警察四散開來，其中幾個舉着槍直奔我們吃飯的餐館旁邊的一傢店鋪。
險些喪命
我雙手舉在半空中，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間還夾着那支沒有抽完的香煙。一陣微風吹來，將我身上穿着的半長風衣的一角掀了起來。我下意識地放下右手，企圖理一理衣角。正在端着槍嚮我走來的一位警察看見我這個動作立刻大叫：“freeze！freeze！freeze！（別動！別動！別動！）”我聽見了他“嘩啦”拉槍栓的聲音。
“ok，ok！”我猛然意識到剛纔動作的危險性，於是趕緊又舉起了右手。
“what’sthematter（怎麽回事？）？”我的聲音在夜空中顫抖着。
對方根本不予理睬，一步跨上來，一隻手舉着槍，另一隻手從上到下快速將我摸了個遍。
“turnaround！（轉過身去！）”對方命令道。
緊接着，我的雙手被拉了下來，並到一起。“咔喳”，我感到手腕被兩道冰涼的金屬狠狠地勒在了一起。手銬！！！
這時我漸漸開始從剛纔的蒙頓狀態裏緩了過來。
“怎麽回事？你們在幹什麽？我是中國公民，我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護照！”我用英語衝着警察大叫着。
雖然我的護照並不是外交護照，但急中生智，我想外交豁免權的神聖也許會讓這幾位美國警察冷靜下來。
這時，幾個警察從旁邊那傢店鋪裏拖出了一個亞裔青年，命令他趴在地上，並將他雙手反銬起來。
一位警官模樣的人走到我跟前。
“你是中國人？”他問我。
我稍稍冷靜了下來，說：“我是來自北京的中國人，我持有中國護照。我要求你現在立即放開我，否則你們會後悔的！”
學了這麽多年英語，這時我纔驚訝地發現，我的英語可以如此流利。
這時，“蓋導”他們聽到外面的動靜走了出來。看見我雙手被反銬着的樣子，大吃一驚，呼啦一下就圍了上來，七嘴八舌，連比劃帶嚷嚷。衹可惜，他們的英語表達能力此時最多能讓對方明白他們認識我。不過，這就足夠了！
看見他們，我心中一陣溫暖。剛纔慌亂中的緊張感一下子放鬆了不少，也踏實了不少。
看到這樣，那位警官似乎感覺出了問題，他馬上命令手下的人打開了我的手銬，然後要求看我們的護照。不巧，那天出門，我們四個誰都沒有帶護照。情急之中，我拿出了在聯合國采訪時辦的采訪證給他看。
確認了我們的身分，那位警官臉上馬上露出歉意的笑容。他說：“我們非常抱歉，你在一個錯誤時間，出現在了一個錯誤的地方。”
他解釋說，這裏是一個亞裔犯罪分子經常活動的地方。幾分鐘前，他們接到舉報，我們用餐的飯館旁邊一傢雜貨店遇到搶劫。當他們趕到這裏時，看見我站在外面，誤以為是一個望風的同夥，於是就發生了剛纔的一切。他們已經抓到了搶劫嫌疑犯，就是剛纔那個亞裔模樣的人。
最後，那位警官說，他以亞特蘭大某某區警署的名義鄭重嚮我表示口頭道歉，他的警號是多少多少，名叫什麽，是什麽警銜，他對此事負全部責任。
當然，我也有權進一步追究。我猶豫了一會，最後還是决定就此了事。
警車閃着燈遠去後，一位女同事告訴我們，她從飯館出來到現在，兩腿一直在不住地顫抖。
“蓋導”說他看見我時，我當時面色煞白。
其實，最令人後怕的事情他們並沒有看到。就在對方瞄準我的時候，如果我去理風衣的那衹右手動作再大一點，也許，常以自我防衛為藉口誤傷無辜的美國警察就會摳動扳機。
不管怎麽說，我慶幸在平生第一次如此近地面對槍口時，沒有做出什麽不明智的動作。
感謝上帝！
如果讓我說，這件事有什麽經驗可汲取的話，那就是：遇到警察讓您別動，您可千萬聽話，別亂動，有理也別動！
還有，護照之類的身分證件要隨身帶。
不敢回憶
1995年5月，我從新華社正式調入了中央電視臺。在中央電視臺工作這五、六年來，如果說亞特蘭大奇遇讓人後怕不已的話，香港回歸報道因我貪睡險些誤了大事更是讓我不敢回憶。
“小水，小水，醒醒！”
同屋的編輯何紹偉一邊叫我，一邊用手搖晃着我。我從沉睡中醒了過來，睜開了發澀的眼皮。何紹偉就站在我的床邊，見我醒來，他用低沉的聲音問我：“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
我稀裏糊塗地看着他，反問道：“幾點了？”
“5點半。”何紹偉不緊不慢地說。
“啊！5點半？”我驚慌失措地喊道，騰地一下站在了床上。
“壞事兒了！”我一邊自言自語，一邊衝嚮洗手間，用飛快的速度擦了一把臉，然後開始穿襯衫，係領帶。透過洗手間的窗戶，我看到外面天色已大亮。
1997年6月30日清晨5點半，這是一個特殊日子的開始。再過不到20個小時，也就是1997年7月1日零點，標志香港回歸祖國的政權交接儀式將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為了全方位地報道香港回歸這一中華民族的盛事，中央電視臺派出三四百名記者分赴香港、全國各地和世界十幾個城市，並製定了以北京和香港兩個主演播室為中心的72小時特別報道方案。
72小時特別報道的第一槍定於6月30日清晨6點以現場直播的形式從香港打響，而設在會議展覽中心的香港主演播室的主持人便是我。72小時的第一場直播報道就從我這裏開始，離直播還有不到30分鐘，我居然差一點睡過頭，而且更可怕的是，此刻我還在10幾公裏以外的跑馬地中央電視臺駐地。想到這裏，我不禁渾身發抖。
5點35分，我衝出了駐地大樓的前門。大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也見不到一輛出租車。平常的時候，從我們在港島跑馬地的駐地乘出租車到會展中心的演播室，至少需要半小時。香港的交通管製非常嚴格，到處都是單行道，而且堵車現象極為普遍。
我站在門口，心裏不住地說着“要壞事、要壞事”，同時，像沒頭的蒼蠅一樣在馬路邊上下亂竄。正在這時，我突然發現從路的一頭來了一輛出租車。我不顧一切地衝到馬路中間，雙手在空中胡亂揮舞着將車攔住，我當時想好了，不管出租車上有沒有客人，也不管通常很刻板的香港司機是否已經下班，反正我死活要讓他拉我去會議展覽中心。上了車，我對司機說：“先生，我有十分、十分緊急的情況，請你務必在15分鐘內將我送到會展中心，15分鐘！”
那司機從反光鏡裏看了看我，似乎十分理解地用廣東話說了句：“沒問題。”
5點40分，出租車從跑馬地出發了。這時，我的手機又一次響了起來。負責演播室的製片人梁建增在電話裏用顫抖的聲音問我：“小水，找到出租車了嗎？”
“找到了！我現在已經坐在車上了，馬上就到！”我略有把握地快速嚮他匯報道。隨即，我從書包裏拿出電動剃須刀和梳子，一隻手拿着剃須刀颳鬍子，另一隻手忙亂地梳理着頭髮。我知道，我必須在趕到演播室前作好一切個人準備工作，因為按照時間估算，我坐進演播室主持席上的時候，離直播開始最多衹有幾分鐘。
5點56分，出租車停在了會展中心的大廳前。梁建增正站在大門口焦急地等候着我。看見我，他急不可待地說：“你快上樓，我來結賬！”
我顧不上多說一句話，一手拎着書包，另一隻手提着西服，發瘋般地衝了進去。當我嘴裏像念經一樣說着“對不起”跑進演播室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站在那裏看着我，他們臉上復雜的表情也許衹有我心裏明白。讓我至今感動的是，那一刻居然沒有一個人對我說一句責怪的話。演播室外面的導演通過耳機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水主，不要緊張，還有兩分鐘，戴上話筒，準備和北京的主持人通話。”
我與“東方時空”（下）
香港報道
話音剛落，我就在耳機裏聽到了北京主持人敬一丹的聲音。
“小水，你來了？”
我如釋重負地說：“敬大姐，謝天謝地，我趕來了。”
6月30日清晨6點整，中央電視臺香港回歸72小時特別報道正式開始了。敬一丹在幾句簡單的開場白後說：“現在就請我們在香港演播室的主持人水均益為您報道回歸前一天香港的情況。”
後來我纔知道，5點的時候，鬧鐘、手機全都按時響了，然而，我卻全然不知。同屋的幾位同事5點鐘出發的時候，慌亂之中並沒有意識到該提醒我起床。5點半的時候，正當會展中心演播室的工作人員在為6點的直播進行最後的準備時，突然有人發現我還沒有到位。人們大驚失色。眼看直播即將開始，作為直播主要角色的主持人此時卻不見蹤影。工作人員急忙將電話打到了駐地的房間。幸好，那天上午沒有任務的何紹偉聽見了電話鈴聲，並及時叫醒了正在酣睡的我。
直到今天，每當我想起香港的這一插麯，依然會感到陣陣後怕。假如那天我沒有按時趕到演播室，那不僅將使電視臺極為被動，也將是我終身遺憾的一件事。事後，我和同事們開玩笑說，當我站在馬路上等出租車的時候，就已經在構思如何嚮電視臺領導寫一份深刻的檢討，並準備就此告別電視臺，流浪四方。
當然，玩笑歸玩笑。但我卻從內心裏感激在那件事中所有的領導和同事。72小時特別報道就這樣有驚無險地開始了。下午4點，我們香港演播室報道了港督彭定康離開港督府的情況。
一切按計劃在進行着。但是，播出中間也有不盡如人意的缺陷。比如，在報道彭定康離開港督府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小插麯。我們在港督府外面安排了一臺攝像機和一位現場記者，準備隨時嚮觀衆報道現場的情況。按照事先瞭解到的情況，彭定康在主持完港督府降旗儀式後將乘車在港督府院內繞場一周，以示惜別之情。為此，我們在現場的記者精心設計了一段現場解說詞，大意是：彭定康的汽車在港督府內繞了一圈，車輪緩慢，試圖表示港督對這裏的依依不捨。然而，歷史的車輪卻滾滾嚮前，香港的回歸已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止的現實。
果然，彭定康在降旗儀式後鑽進了汽車。汽車也果然圍着港督府的院子開始轉圈。於是，那位現場的記者不失時機地將那段解說詞說了出來。可是，當他說完“歷史的車輪將滾滾嚮前”，衹見彭定康的汽車在轉完一圈後，並沒有像事先預定的那樣開出大門，而是繼續圍着院子又轉了起來。我們那位記者大概對這一臨時出現的情況沒有思想準備。他先是沉默了一會。緊接着，他在畫面外說道：“彭定康的汽車又在院子裏轉了一圈。”
也許是因為害怕冷場，他把剛纔說過的那段“車輪滾滾”的解說詞又重複了一遍。彭定康好像存心要和我們那位記者作對，他的汽車在轉完了第二圈以後還是沒有出門，繼續開始轉第三圈。萬般無奈的記者這時說出了一句後來遭到不少觀衆批評的解說詞：“汽車又轉了一圈。”
香港回歸72小時的特別報道，是中央電視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全方位立體報道工程，電視臺動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對於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電視臺同仁來說，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如此大規模的現場直播。
記得從香港回到北京後，有人給我們的報道總結了幾個特點。記者報道信息空洞，衹會說“一圈又一圈”、“一輛又一輛”（指我們的記者在報道駐港部隊車隊進入香港時的解說），一架又一架（指記者報道駐港部隊直升機降落時的解說），“來了兩個人，還不知道是幹什麽的”（指我們的記者在報道彭定康離開香港時對從一輛轎車上下來的兩個人的解說），等等。還有人說，“水均益找不到白岩鬆，急得在演播室沒話找話”。
曝光家乡
我出生在蘭州。蘭州是我的老傢。我們傢幾代人都是徹頭徹尾的蘭州人。聽說我要回傢探親，《焦點時刻》製片人張海潮建議我公私兼顧，在蘭州確定一個報道題目，請當地電視臺的攝像師幫助拍攝，帶回北京製作播出。一別十餘年，我對蘭州的情況可以說知之甚少。於是，我打電話回傢，把我的想法告訴了父親，請他幫我推薦一個適合我們節目報道的話題，並囑咐他老人傢，話題要有時效性，也就是說，是當下具有新聞價值的事情。父親以大學教授特有的嚴謹廣泛徵求了各方面的意見，包括他在蘭州大學的學生們和我在甘肅電視臺當導演的叔叔的意見。兩天之後，父親打電話嚮我鄭重推薦了兩個選題。一是甘肅省一些地方的珍貴文物流失嚴重；二是蘭州市這些年大氣污染嚴重。自從我幹了電視以後，遠在蘭州的父母親更加離不開電視了。他們成了《東方時空》和後來的《焦點訪談》的忠實觀衆，幾乎每期節目必看。母親看電視的目的更單純一些，就是看我，看我這幾天是不是瘦了，是不是病了，是不是又熬夜了。有一次，在我正巧感冒的時候，為《焦點時刻》的一期節目配了一段畫外音。沒想到，節目播出後，母親從蘭州打電話來。“你是不是感冒了?”母親第一句話就問我。父親看電視就沒有如此細緻。他總是以一種批判的眼光看待我的報道。每隔一段時間，父親會就我的表現幫我總結一次。這樣，他對《東方時空》和《焦點訪談》的節目風格了如指掌也就沒有什麽奇怪的了。和很多觀衆一樣，父親對我們的節目能對一些社會醜惡現象和問題曝光大加贊賞。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父親嚮我推薦的兩個選題都是“曝光”型的。我徵求了“蓋導”和製片人張海潮的意見，最後選擇了大氣污染的選題。這是我從蘭州走出來後，這麽多年的記者生涯中第一次報道有關蘭州的事情，而且，這第一次竟然是去揭蘭州的“短”。這次報道甚至使我在家乡一度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人。蘭州雖然地處“飛沙走石”的西北高原，但地區局部氣候獨特，常年乾燥少雨，加上四周綿延的高山，空氣基本無法流通。近一二十年，隨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業的發展，蘭州的大氣污染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在鼕季。每年一過十月，蘭州市基本上沒有一絲風。傢傢戶戶煤煙爐冒出的煙、單位鍋爐房的黑煙、汽車的尾氣統統盤旋在市中心的上空，無法排除。與此同時，西固區裏的“蘭化”、“蘭煉”以及熱電廠高聳入雲的大煙囪，每時每刻噴出的滾滾濃煙又順着黃河氣流的帶動流嚮市中心。所有這些煙塵彙聚在蘭州的上空，無路可走，久而久之，就在城市的上空形成了一層七八百米乃至一千多米厚的逆溫層。刺眼嗆鼻的煙塵遮天蔽日般地籠罩在人們的頭上。蘭州人給它起了一個形象的名字——“大鍋蓋”。由於這個“大鍋蓋”，蘭州市居然是一個從衛星上看不見的城市。隨着采訪的進一步深入，大氣污染對蘭州市民健康危害的有關數字觸目驚心。由於大氣污染，蘭州人得呼吸道疾病的幾率比一般地方要高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肺癌患者比一般地方要高出兩倍!為了真實反映蘭州大氣污染的狀況，我們到西固區的幾個大工廠進行了采訪拍攝。這些工廠都是比較嚴重的污染單位，每一傢都有幾十個大煙囪每天排放着大量的有害煙塵。因為不知道這些單位會不會因為擔心我們曝光而遮遮蓋蓋，甚至拒絶采訪，在聯繫時我強調拍攝的目的是要反映治理污染所取得的成績。這種“聲東擊西”的招數衹是《焦點訪談》記者經常使用的衆多招數中的一個小招。為了能真實地記錄下這些工廠排污的實際情況，我提出采訪有關人員的場景要在工廠的作業區。對方果然中計，采訪中衹顧大談各種各樣的工作和業績，而忽視了對我們攝像機的警惕。
無言以對
每到這時，我們的攝像師就會尋機掉轉鏡頭，對準那些我們早已事先看好了的目標。有一次，在采訪化工廠的一位老總時，我手舉着話筒，餘光看見遠處的一個大煙囪突然開始噴出黑黑的濃煙。此時，那位老總正面對着攝像機，如果攝像掉轉鏡頭去拍煙囪，肯定會引起老總的註意。我靈機一動，嚮那位老總提議，為了有更好的談話效果，我們來一個“運動中”的訪問，我倆一起嚮背着煙囪的方向邊走邊說，攝像跟在一旁拍攝。對電視一無所知的這位老總連聲說“好”。我趕緊假裝嚮攝像交代怎麽拍攝，暗中悄悄告訴他：“等一會兒我和他(老總)邊走邊談的時候，你別拍他，拍你左面的那個大煙囪。”攝像心領神會。回到北京，我自己親自動手編輯了這個節目，並給它起名為《蘭州，盼望藍天》。節目在《焦點訪談》播出後，父親打來電話，說“很好”。緊接着，國傢環保局和甘肅省環保局的同志也通過電話表示感謝我們《焦點訪談》對環保工作的支持。接下來，就是我蘭州的一些親戚朋友同學的電話、信件。從我後來收到的來信看，《蘭州，盼望藍天》在全國的觀衆中反響強烈。很多人是第一次瞭解到蘭州如此嚴重的大氣污染情況，感到非常吃驚。有一位江西的觀衆還主動表示可以嚮蘭州市無償轉讓他發明的一種治理污染技術的專利權。通過衛星收看了我們節目的一位旅日華僑還發來傳真，願意為蘭州市牽綫搭橋，聯繫日本一些基金會提供無償援助，合作治理污染。然而，我沒有料到，此時在蘭州市，《蘭州，盼望藍天》卻引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大多數市民認為《焦點訪談》這個光曝得好，有助於有關部門下决心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解决這個問題。但是，省市一些領導同志卻認為《蘭州，盼望藍天》給蘭州市抹了黑，它將影響蘭州市正在爭取外部投資的努力。我後來還聽說，有人認為，水均益作為一個蘭州人曝自己家乡的光，太不應該了。我無言以對。要做一個敢講真話的記者，讓人無言以對的事還多着哩。“咱們的車被人破壞了!”那是在1995年初的一天，山東省臨沂地區莒南縣縣城外，走出縣城邊上的一傢小飯館，“蓋導”便一眼看見我們記者組乘坐的面包車的一個車輪癟了，而且，他憑基本的嗅覺知道，這决不是偶然的。“咱們的車被人破壞了!”他盡量壓低聲音說，生怕旁邊的人會聽到。難道有人發現了我們?大傢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嚮了我。因為在記者組中間，衹有我一個人已經有了兩年的“出鏡史”，屬於走在大街上可能被人認出來的那種記者。而且，我們這次來執行任務的這個地方，這幾天肯定會對“東方時空”這四個字極為敏感。我下意識地低頭看看自己的裝束，心想：不會暴露啊?我戴着墨鏡，夾剋衫的衣領立着，都到耳朵根兒了。兩個星期前，山西幾位觀衆來到中央電視臺，找到了我們《焦點時刻》欄目組，嚮我們反映莒南縣人民法院在解决一起經濟糾紛時非法拘留人質的違法行為。這幾個人是山西一傢企業的法人代表。他們的企業和莒南縣一傢企業簽定了一項産品買賣合同，後來雙方在合同上發生糾紛，山西的企業拒絶支付購買莒南企業産品的剩餘款項。莒南的那傢企業便嚮莒南縣法院狀告山西那傢企業。莒南縣人民法院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依法判定山西那傢企業敗訴，並要求被告在規定時間內付清所欠款項。然而，判决書送到山西以後卻遲遲不見動靜。這時，莒南縣人民法院的院長竟然作出了一個荒唐的决定，去山西抓人!於是，一天夜裏，幾名莒南縣法院的法警和莒南縣的公安人員闖進了山西那傢企業的法人代表傢，二話沒說，抓了人，並連夜將他帶回了莒南。輪胎被刺
到了莒南縣城以後，他們把那人關在了一處平房裏，並告訴他，什麽時候把錢還上，什麽時候就放你。那位法人代表趕緊托人往山東送錢。錢送到莒南的時候，他已經在那間平房裏被足足關了一個月。
據那位倒黴的法人代表後來回憶，他在被關押期間，曾多次被毒打。
那位法院院長甚至用威脅的口吻對他說：“你不要以為我對你沒辦法，我在這裏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管空氣！”
這是一起典型的法院違反異地執法有關規定，非法扣留人質的事件。《焦點時刻》派出了記者到莒南采訪這一事件。在采訪那位法院院長的時候，對方先是拒絶，後來勉強同意了，但條件是不許拍攝。
我們的攝像把攝像機抱在自己的腿上坐在一旁，鏡頭卻對着那位滿嘴酒氣，言詞狂妄的院長。
院長說：“你們是記者？記者又能把我怎麽樣？”邊說邊晃着捏在手裏的中央電視臺介紹信和《東方時空》的記者證。
隨後，他把記者證舉到半空中，搖晃着說：“這個東西是金子的嗎？”
在被問到山西的那位企業法人代表為什麽會在莒南被關了一個多月的時候，院長稱不是關，是請他來莒南辦了一個“學習班”。
至於是什麽“學習班”，他支支吾吾，一時答不上來，最後又說是法律知識“學習班”。
這位法院院長不斷地強調一個觀點：欠債還錢，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莒南縣人民法院有權為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這位法官大人到那時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已經是違法的了。
記者在采訪中瞭解到，在那個期間，莒南縣根本沒有舉辦過什麽“學習班”。那位院長卻的確說過類似“抓人”的話。關押人質的小平房附近的老百姓證實，他們的確聽到過打駡和怪叫的聲音。
回到北京後，根據所有這些采訪的內容趕製的一期《焦點時刻》在《東方時空》節目中很快播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響。
許多觀衆看到屏幕上那一段法院院長晃着記者證問“這個東西是金子的嗎？”還有他狂言“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內容後，氣憤至極，紛紛打電話、來信表示感謝我們對這類現象的揭露。有人詢問那位法院院長是否已經得到處理。更多的人關心這件事所揭露的在經濟糾紛中非法拘留人質為什麽在其他地方也不少見，産生的原因是什麽。
《焦點時刻》决定對莒南的這件事不能停留在一期節目、一次揭露的狀況。在“蓋導”領命對此事繼續追蹤的時候，我開始參加了對這一事件的後續深度采訪。我們就莒南事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觀衆反饋和社會各界對此類事件的討論作了更進一步的報道，在《東方時空》和《新聞聯播》中播出。
《新聞聯播》在報道有關這一事件的新聞後面專門加上了一句：本臺記者已經再次前往莒南縣，對此事深入報道。這條新聞播出的時候，我們一行5人，攝像機2套已經在飛往青島市的夜班飛機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搭乘一輛面包車上了路。車子足足跑了8個小時，纔到達距青島500公裏的莒南縣。當我們在縣城外填飽了肚子，稍事休整後準備“殺”進城去的時候，莒南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本章開頭的一幕發生了。
司機仔細檢查了面包車那個已經癟了的輪胎後，確定“蓋導”的直覺是對的。因為輪胎的氣門芯是被銳器整整齊齊地切斷的。而且，這種汽車輪胎的氣門芯都死死地埋在輪胎鋼圈裏面，必須用專門的工具才能將它取出來。看來，下手的人很懂行，是有備而來，動作很麻利。因為，我們幾個進去吃飯總共纔用了不到半小時的時間。
這時候，大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起將目光投嚮了“蓋導”，似乎是想聽聽他這個臨時領隊下什麽命令。
一場虛驚
“蓋導”不愧是軍人出身，顯得很鎮定，在司機更換輪胎的時候，與大傢低聲宣佈了對策：馬上公開我們的身分，以中央電視臺記者的名義就地在馬路邊再攔兩輛過路的外地車，請司機幫忙拉我們進城。
“花多少錢都行，這時候顧不了那麽多了，我做主。”“蓋導”斬釘截鐵地說。根據大傢商量好的方案，我們5個人加上司機分成3個組，一個組兩個人，每組單獨乘坐一輛車。第一批由對莒南縣城地形比較瞭解的呼嘯起帶一個攝像，直奔縣委大院。我和另一個攝像乘坐第二輛車，跟在後面，但不進縣委大院。第三輛車是“蓋導”和面包車司機。他們停在更遠的地方，相機行事。
我們之所以如此“小題大做”“草木皆兵”，是因為，就在我們從北京出發的時候，我們得到消息，莒南傳來話說，《東方時空》的記者要是再來莒南，來一個就揍扁一個。加上剛纔的“輪胎”事件，看來消息並非空穴來風。在莒南縣城裏，一張大網也許已經張開。
“蓋導”的方案是，為了避免我們5個人被對方“一鍋端”，我們分批進入。第一批要是在規定的時間內不出來，其他人就先撤出莒南，並同時嚮山東省公安機關報警，請求解救我們的記者。依此類推，“蓋導”和面包車司機將是最後一批撤離的人員。事後，我還跟他開玩笑說：“哥兒們你行啊，把睏難讓給別人，把方便留給自己嘛。”
他急了，跳着腳跟我嚷嚷道：“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不留在最後，萬一出了事，誰來指揮營救作戰呢？”
安排妥當，開始按計劃行動，在進城的車上大傢個個臉上帶着嚴肅的神情，大有“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英雄氣概。
我當時在想，要真是“鴻門宴”，估計我們遇到的待遇决不會比那位法人代表上的“學習班”輕鬆多少，輕則鼻青臉腫，重則恐怕要被搞成個殘疾之類，那可就慘啦。因為這種事情在其它地方也不是沒有發生過。反正是山高皇帝遠，人傢先把你收拾了再說。這幾年，由於新聞單位加強了曝光和輿論監督的力度，使得一些心懷鬼胎的人日子更難過。他們也對新聞界懷恨在心，打駡記者的事件時有發生。
97年，我們《焦點訪談》報道過的河南那位故意殺人的公安人員張金柱，就曾經暴打過不止一個新聞記者。據說，張金柱在被處决之前聲稱，是記者們“要我的命”！
我們的三輛車按照預定的方案駛入了莒南縣城。每輛車保持足夠的距離，但又能相互看得見。
看着第一輛車開進了縣委大院，我叫司機遠遠地停下了車。司機是青島人。儘管我們告訴他我們是中央電視臺的記者，來這裏有重要任務，請他不用擔心。但我們上車後，他還是表現得既莫名其妙，又忐忑不安。不到10分鐘，我們的記者出來了，身邊多了一個幹部模樣的人，那人和他一起鑽進了我們的一號車。
車出了縣委大院，拐上了旁邊的一條小路。
“這傢夥幹什麽呢？”我暗暗地說，回頭看看，“蓋導”他們的車還在遠處停着。
在一個拐彎處，一號車停了下來，我們的人從車窗裏伸出了一隻手在拚命地比劃，意思是在招呼我們跟上去。於是，我們大膽地跟了上去。
3輛車七拐八拐駛進了一個大院，我擡頭一看，門口一個牌子上寫着：莒南縣委招待所。大院裏停着許多車，多數是奧迪和桑塔納，其中有好幾輛車的車牌上寫着：魯a—×××××。“魯a”表示這是濟南來的車。
“都進來吧，沒事啦！”我們事先估計最有可能被扣押、毒打的那位前鋒記者，下車衝我們大聲招呼。
還未等我和“蓋導”問他怎麽回事，招待所主樓門口的一大群人便迎了上來。
人群中一位領導模樣的人走上前來，據介紹，他是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很快，我們就明白了。
春節團圓
自從《東方時空》報道了莒南人民法院非法拘留人質的事情後，立即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山東省有關方面的重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臨沂地區和莒南縣迅速組成了三級聯合調查組，兩天前就到莒南縣開始了調查。
“昨天晚上《新聞聯播》說你們已經往這裏來了，我們今天一直都在等你們。”山東高院的這位副院長說，“我們堅决支持你們的工作。”
聽到這裏，我們記者組五個人不約而同地互相看了看，臉上露出了一絲衹有我們自己纔明白的神色。就在一個小時前我們還在為如何應付最壞的情況而設計對策，而現在一切都煙消雲散了。大傢的心情頓時輕鬆了不少。
聯合調查組的負責同志馬上接受了我們的采訪。根據調查組的調查，我們此前的報道完全屬實。莒南縣人民法院在處理這起經濟糾紛時采用扣留人質的手段是非法的，那位縣法院院長負有主要責任。根據有關方面的决定，那位院長已被停職審查。我們提出能否再采訪一下那位法院院長，回答是院長已經住進了醫院，據說是高血壓犯了。
不知是動了惻隱之心還是想親眼證實一下法院院長的病情，“蓋導”提出我們攝製組想要去醫院看望這位院長，但保證不采訪，也不拍攝。縣裏同志猶豫了一下說，他們去徵求一下院長本人和醫院的意見，明天給我們答復。
第二天上午，縣裏回答我們現在就可以去醫院。在縣醫院的一間“高幹病房”裏，我們終於見到了這位“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法官大人。衹見他緊閉雙眼，鼻子裏插着一根輸氧的導管，胳膊上插着一根輸液的管子。旁邊一張床上還躺着一個人，這人見我們進來，馬上用被子蒙住全身，開始在裏面抽泣。隨我們一起去醫院的人告訴我們說，這人是院長的“傢屬”。從我們進去到離開，院長始終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儘管他緊閉着雙眼，但是我發現，他的眼珠似乎不停地在眼皮裏面轉動。
探望了院長之後，我們便離開了莒南。然而，當我們趕回北京準備整理我們關於這件事的後續報道的時候，我們接到通知：關於莒南這件事“就此打住”，不再報道，理由是要維護人民法官的整體形象。後來，我們得知，那位法院院長被撤了職。
至於那天中午發生的“輪胎事件”，我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關於莒南這件事，我還一直有個不解的問題。那位血壓後來不知恢復正常沒有的法院院長，從哪裏學來的那句“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話？因為莒南革命老區的人民是不會教他說這樣的話的，肯定不會。
自從我分配到北京工作以後，雖然我每年都要爭取回一趟蘭州老傢看望父母親，但由於工作的關係，卻很少有機會在春節和老人團聚。
1997年春節，在深圳大學工作的姐姐决定這一年的春節，從寒冷的西北把父母親接到深圳過節。姐姐同時還嚮在武漢工作的二哥以及在北京的我發出了邀請，希望我們到深圳來團聚。
每年春節電視臺的工作都很忙，我知道已經有兩年沒見的父母親，這時肯定非常希望我能去看望他們。父母都已年過七旬，人老了，就更想念漂泊在外的子女。平時，父母總是要求我經常給他們打電話，哪怕衹是報個平安也行。要是偶爾我犯點懶，兩三個星期不打電話，父親就會嚴正地提醒我：“你又有兩個禮拜沒來電話了！”末了，再加上一句：“媽媽天天在念叨你。”在幾個孩子中，衹有我是從小在母親身邊長大的，我和母親感情很深。每當聽到父親說這樣的話，我都會感到深深的愧疚。
同事們也知道前幾年我是怎樣過的春節，非常理解地支持我調整了《東方時空》總主持人的值班安排，我10多年來第一次在春節與父母團團圓圓地過了個年。
觸目驚心
初一過後，姐姐提議全家出去玩一次。我的外甥建議去深圳野生動物園。他說，那裏是中國最大的野生動物園，有上百種動物，可以像非洲的那些野生動物保護區一樣，在很近的距離看到獅子老虎。聽上去，這個建議很誘人。於是，全家一致同意。我萬萬沒有想到，小外甥的這個建議後來卻導致我們發現了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內幕。
深圳野生動物園位於深圳市郊的西麗湖畔，占地足有幾十個足球場那麽大。動物園的四周是幾米高的圍墻和鐵絲網，據說鐵絲網通着低壓電，用來防止野生動物跑出動物園傷人。動物園裏面到處是芭蕉、椰樹一類的熱帶植物。動物園依山傍水，幾條彎彎麯麯的小路穿行於各個動物區之間。
在獅虎山下，我們坐上了一輛門窗緊閉的特製大巴士。大巴士帶着我們進入一個有點像美國電影《侏羅紀公園》那樣的一個巨大的雙層大鐵門，來到了獅虎山中。我有點失望的是，這裏並不像外甥描繪的那樣獅虎成群。除了在荒山坡上偶爾有一兩衹老虎獅子躲在孤零零的小樹下懶洋洋地睡覺外，我們幾乎沒有看見什麽動物的影子。
倒是在山下賣飲料和紀念品的商業區裏，我們卻看見五步一隻老虎，三步一隻黑熊，兩步一隻猴子。衹不過，這些動物的脖子上都拴着粗粗的大鐵鏈。它們身邊的“主人”在不停地招呼遊人過來和這些動物合影留念，和老虎合影一次30元，狗熊20元，猴子10元。
我看見有一位遊客走到老虎管理員的身邊，交了錢，然後，站在老虎邊上照相。不知什麽原因，那衹老虎總是把臉扭嚮另外一面，無論管理員怎麽呵斥，也無動於衷。
管理員走上前去，舉起手中的一根細細的鐵棍，使勁對着那衹老虎的頭猛抽了幾下，老虎頓時頭破血流。終於，那老虎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把頭轉了過來。
看來是棍棒管教的成果，那些供遊人拍照的野生動物大都非常溫順聽話。衹不過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它們眼光呆滯，看上去似乎有點“看破紅塵”的意味。出於職業習慣，我拿出了相機，拍下了這幅景象。
這時，從動物園的另一處傳來了一陣高音喇叭聲，循着聲音，我們來到了一個體育場。原來這裏正在舉行一場大型動物表演，獅子、老虎、大象、蟒蛇、天鵝、孔雀個個披紅挂緑，有的站在彩車上頻頻嚮觀衆鞠躬作揖，有的則在馴養員的吆喝聲中排出各種不斷變換的隊形。體育場中央用大氣球懸挂着幾個大條幅，上面的字令人哭笑不得：“百獸盛會”，“萬衆齊心建深圳”，“百獸歡騰慶回歸”！我實在想不出，把這些野生動物用棍棒折騰到一塊兒，和香港回歸這一中華民族的盛事有什麽關係。
回到北京後，我在《東方時空》的《面對面》小欄目中，談論了我在深圳野生動物園的所見所聞。
幾天後，我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人一上來就說：“小水，我是‘宗師’。”在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中，大傢習慣把資格最老，深受觀衆喜愛的著名主持人趙忠祥戲稱為“宗師”。時間一長，趙老師本人有時候在大傢中間也半開玩笑地這麽叫自己。
趙老師在電話裏說，他看了我主持的那一期談論深圳野生動物園的《面對面》節目，深有同感。他告訴我，深圳野生動物園還存在着更可怕的問題，他手裏有一大摞這方面的材料，來源絶對可靠。他說，我如果感興趣，他可以把這些材料提供給我，也可以幫我聯繫，進一步瞭解情況。
“我覺得你們真應該給他們‘丫’曝曝光，他們簡直是在迫害動物啊！”平時很少出言不遜的趙老師，在電話裏顯得異常氣憤。
趙忠祥老師曾因《動物世界》裏那具有磁性的配音而聞名大江南北。近幾年他又主持中央電視臺的《人與自然》節目。也許是由於這樣的背景和經歷，趙老師酷愛動物，也熱衷於野生動物保護工作。
動物苦海
根據趙老師提供的材料和有關綫索，我們作了大量的調查，隨着工作的一步步深入，一幅幅可怕的景象出現在了我們的眼前。據動物園內部的材料顯示，幾年中這裏就有10幾衹老虎死亡。那麽為什麽老虎的死亡率在這傢動物園如此之高?動物園又為什麽對老虎的死亡漠不關心呢?根據國傢有關部門的規定，衹有動物園、馬戲團等一些特殊單位才能按國傢規定的調撥價格買賣一定數量的野生動物。而國傢的調撥價格又和國際國內野生動物的黑市價格有着極其懸殊的差價。比如，一隻活的東北虎國傢的調撥價衹有兩、三萬元，而在黑市上，一張虎皮就能賣到十萬元左右，在國外黑市就更是暴利，能夠賣到四五十萬元人民幣。除此之外，虎骨、虎肉也是能獲取高額利潤的東西。於是，社會上一些不法分子看準了珍稀野生動物所能帶來的巨大利潤，不顧國傢法律的嚴厲規定，鋌而走險大搞走私販賣珍稀野生動物的勾當。而這些犯罪分子看準的一個突破口就是全國各地的動物園和馬戲團。我們還瞭解到，深圳野生動物園個別人甚至說過：野生動物，尤其是老虎或狗熊之類的動物，死了比活着更值錢。動物死亡，除非特殊情況，動物園一般不需要負任何責任，衹要在動物數量增減表上註明時間和大概的原因就可交差。這樣的動物一旦告別塵世，動物園會因此增加一大筆收入，因為任何一種受國傢法律保護的野生動物的皮毛骨血，五臟六腑，哪一樣都是在市場上物稀價貴的玩意兒，這當然是在非法的地下黑市上。這些稀有物品還為他們拉關係、拍馬屁提供了其他任何單位無法競爭的獨特“貢品”。更有甚者，一次動物園裏開聯歡會，園領導一時高興，竟然讓人把園裏唯一一隻國傢保護動物——一條大蟒蛇抓來，讓廚師殺了給全園人吃。然而，長期以來這個野生動物園卻一直以野生動物的保護者自居，人們對此也深信不疑。一次，深圳海關一次罰沒了48衹走私的國傢保護動物——穿山甲。海關的同志將它們送到了深圳野生動物園。在他們看來，這些穿山甲衹有在這裏才能得到保護。善良的海關人員絶不會想到，恐怕至今也不知道，在這些穿山甲被送到深圳野生動物園的一個月之後，48衹穿山甲衹剩下一隻。在動物數量增減表上寫着的原因是自然死亡和走失。在這傢動物園一處很隱蔽的地方，有一個神秘的建築。在它的裏面，有兩個直徑好幾米大的水泥酒窖。這裏是深圳野生動物園的虎骨酒加工中心。動物園不僅私下大肆兜售從這裏釀製的虎骨酒，而且還嚮內部各個部門規定了銷售虎骨酒的定量指標。等等，等等。類似這樣嚴重的虐待、殘害、以野生動物營利的情況數不勝數，令人觸目驚心。當我把這些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蓋導”後，“蓋導”瞪着眼睛說：“這哪他媽的是野生動物園啊，整個一個動物的‘奧斯維辛’嘛!”50多年前，德國納粹用來迫害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曾經震驚了全世界，而今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居然存在着一個迫害野生動物的“奧斯維辛”!想到這裏，我感到全身上下一陣一陣地發冷。真是不寒而慄!經過請示新聞評論部領導(這時《東方時空》、《焦點訪談》和《實話實說》、《新聞調查》共同組成了新聞評論部)，我們决定立即組成記者組飛往深圳。1997年初，“蓋導”、我和一名攝像記者作為“先頭部隊”趕到了深圳。我們的任務是進一步摸清情況，盡可能掌握確鑿的證據。一旦有了這些，評論部將派出特殊人員和設備增援我們。臨行前，我們製定一個策略：“悄悄地進村”，不暴露身分，更不能打草驚蛇。到了深圳後，我們有意挑選了遠離野生動物園，地理位置相當偏僻的深圳東湖賓館住了下來。為了避免被人認出，我請我在深圳的幾位同學以他們的名字替我們登記了房間。到了房間後，“蓋導”建議我不要隨便進出飯店。
喬裝探秘
“沒事你最好就呆在房間裏。”他認真地對我說，“我們先摸清情況，等大規模往上撲的時候，你再上。”由於這幾年在《東方時空》和《焦點訪談》裏主持了不少節目，此時我的知名度已經頗高了，但是這也相應地限製了我參與一些批評性節目的采訪。許多編導都不願讓我們這樣的主持人參與這種曝光性質的采訪，原因是有時需要暗訪的時候對方容易認出我們，工作起來不方便，有一次，我們去化去裝訪販賣盜版vcd的情況。我身上別着無綫話筒，帶上墨鏡，腦袋上扣了一頂壘球帽，帽沿壓得很低，走進了一傢事先經調查確認出售盜版vcd的小店。我故意用極不標準的普通話問小店老闆有沒有“那種”vcd。老闆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沒有，我們這裏衹賣正版的。”後來，無論我如何引誘他，說我是外地的，可以大批買，特愛看vcd，但是買不起正版的，等等，等等，小老闆都一口咬定，沒有。無奈我衹好作罷。但是就在我擡腿正要出門的時候，小老闆在我身後漫不經心地扔出的一句話，讓我萬分尷尬。“我們怎麽敢賣啊，現在到處在打擊盜版，你們《焦點訪談》不也報道過嗎?”原來這傢夥早就認出我了!我們已從許多方面瞭解到了不少深圳野生動物園的情況，但是這件事的最要害人物是幾位動物園的內部職工。他們掌握了深圳野生動物園幾年來虐待、殘害和以野生動物營利的大量說實而具體的數據和文字材料。臨行前，我又和他們在電話裏談了長達兩個小時。我問了很多具體的問題。我們瞭解到就在我們到達前後，又有一批虎骨被倒進了酒窖；這兩天會有人來買虎皮；又有一些珍稀動物莫名奇妙地死亡。根據這些情況，第二天一大早，“蓋導”和攝像記者拿着一部特意從北京帶來的“掌中寶”傢用攝像機，前往深圳野生動物園。我的任務當然是“在傢留守”。到了動物園，他們以遊客的身分私下做了大量的探訪，並用“掌中寶”拍攝了虎骨酒窖的位置。他們還記錄下了個別動物園員工嚮遊人兜售虎骨酒的情景。這一天的收穫很大，也進一步證實了我們事先掌握的情況。為了抓到更確鑿的證據，我們决定嚮北京申請再派兩個記者來，相互策應，進行化裝采訪。第二天，我們的援兵就到了。兩位攝像記者帶來了秘密武器——一套超小型拍攝裝置。以前，《東方時空》和《焦點訪談》的記者在采訪中也使用過偷拍的手段來記錄某些醜惡現象(比如出租車司機宰客、公路亂收費等)。但是，那時一般都是使用“掌中寶”。辦法是把“掌中寶”放進一個黑色的小提包裏，在包的一側再掏出一個窟窿，這樣，鏡頭就可以拍到外面的情況。但是，這種辦法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容易被人發現。因為，鏡頭片是反光的，一不小心對方就會看見提包裏面有東西晃眼。有了這套超小型拍攝裝置這種問題就基本上解决了。在不少暗訪中，這種裝置發揮了决定性的作用。有的時候，從電視上看，簡直無法想象某個正在亂收費的人怎麽能夠面對拍攝鏡頭，如此“老實交代”。“蓋導”帶領着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馬又一次前往深圳野生動物園。按照事先的設計，他們分成兩股。一股人去化裝采訪兜售虎骨酒的情況(“蓋導”親自挂帥)，另一股則設法拍攝酒窖詳細情況和其它一些可疑情況。兩股人員以遊客的身分，在大門口買了票，“啓動”了所有設備，開始尋找目標。不一會兒，就有“目標”找上了門。一位牽着老虎讓遊人拍照的馴獸員盯上了“蓋導”。他若無其事地走到“蓋導”身邊，問他：“老闆，要不要一點好東西?”“蓋導”故作天真，問他什麽好東西。“虎骨酒啦!”那人拖着長音回答說。站在一旁的攝像將夾在身體一側的“提包”對準馴獸員，搭訕道：“多少錢?”“180元一瓶，多買可以商量。”
無言結局
“太貴了，你這是宰我們！”“蓋導”說着標準的北京方言。根據我們瞭解的情況，動物園員工嚮遊客兜售的虎骨酒都是動物園發給個人享用的。有些員工知道這東西有人要，於是就高價出售。
經過幾輪討價還價，“蓋導”他們和馴獸員終於談妥了價格，一瓶120元。這時，“蓋導”故意裝作不放心地問：“你的虎骨酒是不是真的？”
“老闆，你們放心啦，絶對是真的嘛。我們園裏自己搞的，我們有兩個大酒窖，老虎一死就把骨頭扔進去泡，沒問題啦。”那人趕緊解釋說。他一點都沒有註意到攝像記者胳膊下面夾着的“提包”有什麽問題。
“我們這裏還有虎皮賣呢，還有熊掌、熊膽，要什麽有什麽，都是外面見不到的啦！”他拖着長音喋喋不休。“蓋導”和攝像在一旁暗自高興。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他們“套”出了不少關於動物園的事情。最後，“蓋導”假裝被說服的樣子，决定買那人5瓶虎骨酒。
對馴獸員來說，這可能是一筆不小的生意。於是，他把手裏的老虎交給了一位同伴，帶着“蓋導”他們直奔他的宿舍。
在宿舍裏，馴獸員為了打消我們的疑慮，還拿出了他的工作證和身分證以示證明。我們的攝像裝作眼神不好，拿起工作證，放在眼前，同時把胳膊下面的“提包”往上一翹，嘴裏還在念叨着：“我看看你的工作證，×××，深圳野生動物園馴獸員，噢，沒錯。”那樣子好像是在查戶口，又好像是在對觀衆進行現場解說。看到攝像如此大膽地“偷拍”，嚇得“蓋導”直用自己的身體去擋他。無奈，攝像正在興頭上，根本沒有理會“蓋導”的意圖，躲開“蓋導”的身體又繼續拍攝。幸虧，那位粗心的馴獸員賺錢心切，完全沒有察覺。雙方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很快就成交了。
正在這時，那人腰間的呼機響了。“蓋導”把自己的手機藉給他讓他回電話。電話接通後，衹見那人頻頻點頭，樣子越來越緊張。他一邊看着“蓋導”他們兩人，一邊嘴裏不斷地說：“是嗎？不會吧？
啊？”放下電話，那人膽戰心驚地問“蓋導”：“你們不是記者吧？”
“什麽？記者？記者跑你這裏幹什麽？”“蓋導”裝作莫名其妙的樣子。“你要是懷疑我們，那我們不買了。”
“沒有，沒有。”那人生怕到手的生意跑了，於是趕緊說，“不過，你們可別害我！”
出了門，“蓋導”他們趕緊跳上一輛出租車，溜之大吉。
我們另一股帶着超小型設備的記者相對來講就沒有“蓋導”他們這樣驚險。他們大搖大擺地爬到酒窖跟前拍攝到了房子裏面的情況。
他們又扮作商人，走進了動物園一間辦公室，詢問是否能購買珍稀動物毛皮。之後他們又來到動物園外面的一排小餐館，瞭解到了許多情況。他們甚至還在一傢小餐館中坐下來要了點吃的。根據餐館老闆的推薦，他們還要了一瓶虎骨酒，一邊吃，一邊跟老闆聊起了動物園裏的事情。
“你們這裏靠着動物園，肯定能搞到正宗的東西了？”記者故意問得很神秘。
“沒問題啦，什麽珍稀動物都可以啦。”老闆一點也不隱諱。
“動物園一年要死好多動物，大傢一起發財嘛。”老闆指指遠處的動物園，又指指自己的餐館。
……
寫到這裏，我已經不能繼續往下寫了。從深圳回來以後的好長一段時間，“奧斯維辛”這4個字還時常會猛然間出現在我的腦海。從那以後，每隔一段時間，我都要帶着女兒去一次動物園，每次都要讓她把動物園裏所有的動物完整地看一遍。因為，潛意識裏我生怕等到女兒長大後，有些動物她就再也見不到了。
選自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前沿故事》部分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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