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歲時我隨母親學鋼琴，到九歲時已彈得不錯了，可以流利地演奏巴赫“創意麯第一首”和賀緑汀的“牧童短笛”等樂麯。有人鼓動我去考上海音樂學院，傢長明知年齡太小不可能錄取，但是他們還是决定讓我去試試，見見世面，也測試一下水平。
我和哥哥盛中國都去考了。他考小提琴，我考鋼琴，當時很引起了一陣轟動。我們的專業都通過了，可文化課跟不上，所以校長要我們長大了再來考。
那時我長得精瘦，梳了兩條長辮子，一雙大眼睛顯得特別有神。
後來父親考慮到我的手小，學鋼琴有局限，就讓我改學了小提琴。由於有了鋼琴基礎，學小提琴進步很快。一年以後，我參加天津市少兒文藝會演得了一等奬。當時報紙上稱我為“天才兒童”。
那次我演奏的是一首羅馬尼亞民歌“雲雀”和舒伯特的“音樂的瞬間”。
小學六年級時我成為了中央音樂學院業餘附小的第一批學員。由於我功課好、遵守紀律，又有特殊的音樂才能，小學畢業後我就直升音樂學院附中，成了令父母自豪的保送生。
我的父親———盛雪，出生在江西省臨川市的一個小資産者家庭，青年時代他隨傢遷居到了南昌。臨川是個山清水秀、人傑地靈的地方，歷史上的宰相王安石、大文豪湯顯祖就出生於此。
父親愛好藝術，習書法、拉二鬍……不知何時起他迷上了剛傳入中國的西洋樂器———小提琴，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十九歲那年他考取了國立音樂學院四川分院。同年我的母親朱冰也考入該院，母親學鋼琴，考試時給他彈琴伴奏。她出生在湖南長沙一個大地主家庭，中學時代是在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學習。除了會彈鋼琴，母親還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又兼學聲樂。
他們是同窗，在同學的過程中，母親被父親那種頑強執着的學習精神深深感動，經過自由戀愛，畢業以後他們結了婚。
父親原名盛天洞，母親原名朱賓坤，結婚以後，他們都改了名，冰、雪是一體，可見這也是感情的象徵。
有了孩子以後，母親不得不放棄事業，操持傢務，開始了她輔佐丈夫、培育子女的漫長生涯。
父親對小提琴情有獨鐘，他又是那種少有的、專心緻志鑽研業務的人。他不抽煙不喝酒，不聊天不串門，全力以赴地研習着小提琴的演奏藝術。
無論寒鼕酷暑，他都練琴不輟，甚至於牙痛、腫臉得很大他也不休息；他不斷地實踐着、探索着、比較着、記錄着，就像一個科研人員夜以繼日地在實驗室裏做實驗。因為小提琴在當時剛傳入中國不久，無論在演奏上或教學上都處在發展初期，又沒有翻譯資料，他也沒有機會留洋，衹有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才能掌握其中的奧妙。
好在那時還能買到一些外國人帶進來的唱片和樂譜，這對於他都是奇珍異寶。他反復聽唱片，對着樂譜查字典，弄清那些音樂術語的意義；研究着不同演奏傢的風格特點，這使我們自幼熟知了海菲茨、剋萊斯勒、梅紐因、津巴利斯特、蒂博……等偉大小提琴傢的名字，同時聆聽到他們的演奏（當然是從唱片裏）。
由於他的勤奮，他在二十九歲時就被聘為教授。在以後的幾十年裏，他不僅與我的母親一起共創了名揚中外的“盛氏小提琴之傢”這一奇葩，還為國傢培養了一大批造詣頗深的小提琴演奏人才和教學人才。
我看到他有時半夜裏想到什麽心得，會一骨碌爬起來寫，那種鍥而不捨、廢寢忘食的奮發精神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我們雖然受到他的影響，也步着他的後塵，但相比之下，是望塵莫及的。
父親的氣質我認為是巴甫洛夫學說中的膽汁質一類，是藝術型的人。他感情強烈、愛憎分明、容易激動……
他非常愛他的孩子們，但是在教琴上對他們卻要求十分嚴格、毫不含糊。由於居室不寬敞，為了便於巡視，孩子們時常在一間房裏練琴（插上弱音器），每個墻角站一個人。父親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發現問題馬上指出，由於他的監督，誰也不敢偷懶。衹有藉故大便，在馬桶上多坐一會兒。如果我們練琴不用心，他教得煩纍時也會打駡我們。
中國學藝的傳統教育就是嚴厲二字。在戲麯界，聞雞起舞吊嗓子是口頭禪，加上貝多芬父親的打駡教育很影響了一批人，認為“不打不成材”就是真理。
父親打駡我們是出於急躁、出於“恨鐵不成鋼”、出於接受了“嚴厲教學法”，而不是不愛我們或虐待我們。
每當父親控製不住對我們發脾氣以後，他也很後悔，會心裏難過內疚。如果我們睡覺了，他會輕輕走到我們床前問我們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吃點東西；或是幫我們把枕頭弄得更舒服一些，或把被子蓋蓋好。這說明他內心是非常矛盾的，其實他對我們的嚴厲也是一種負責的體現。
對每個孩子的前途他都關心備至，我13歲離傢去上海學習後，他百忙中不斷寫信叮囑這叮囑那，有次他在一張薄薄的信紙兩面寫滿了密密麻麻叮囑的話語，也許是圓珠筆不好，漏油太多，結果是兩面的字重疊到了一起，使我一個字都看不清楚，但父親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見一斑。對於他這樣一個惜時如金的人來說，寫了一封無法看的信當然是件遺憾的事。事後他聽了這事也禁不住遺憾地笑起來。
以後，孩子們長大了，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工作。衹要有熟人、朋友到我們的所在地，他就要忙着煮茶葉蛋（這是他的拿手好戲）、買好我們喜歡吃的土特産托人帶來。凡是我們演出乘火車乘輪船路過南京，他都要奔來看望我們，仍不忘帶上好的吃食。
父親生性耿直，從不吹牛拍馬、阿諛奉承。他花在業務上的時間太多了，無暇研究人際關係，更不屑於耍弄權術。這是許多學者的通病，也是造成他們這類人屢屢碰壁的根源。
父親不是感覺不到人事矛盾的壓力和威脅，但他不想花這個時間去研究，當然也常常不知怎麽辦！耍手腕的事他做不來也不願做。他總是想回避矛盾，以為鑽到傢裏這個蠃螄殼裏或換一個工作單位情況就會改變，事實不是這樣，“人際矛盾”是無處不有的。尤其在他所處的那個年代———正大搞階級鬥爭、人鬥人、人整人。
在上山下鄉年代裏，不少人想靠子女學一件樂器考入部隊文工團以逃過下鄉厄運，他們有的求我父親教琴，如果沒有學出頭，他們就埋怨父親教得不好或者說他沒好好教，不然怎麽自己的子女一個個都考入了文藝團體呢？為此父親受了不少委屈也難以辯駁。
同事之間，或多或少有競爭關係，自古有“文人相輕”、“同行是冤傢”一說。如果僅僅是業務公平競爭，這還問題不大，可常常有人是用其他手段將競爭者打下去。我父親哪裏是人傢的對手？這種其他手段其實很簡單，就是利用職權，拉攏一些人給他的學生打低分就可以了。因為藝術不是算術，打分的靈活性很大。在反右期間，父親還差點被他的同事領導打成右派。退一步想想，如果父親識時務一點，悠着點，多“尊重”一點好大喜功的領導人，多給他們一點面子，也許情況要好些，誰知道呢？說穿了還是他不會做人。他衹顧鑽研學問，不問政治、不通權術，而業務競爭又是殘酷的。
父親像不少文人那樣，有很強的自尊心。但是在過去許多年代裏，我們是不重視人的尊嚴的，知識分子尤其得不到，這不能不說是個悲劇———多少人在人格飽受侮辱之後九泉之下也未能瞑目……
在歷次思想改造運動中，如整風、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父親不願隨意批評自己———因為作為一個人，他認為自己已夠努力了。他不明白為什麽要無端辱駡自己。但是駡得不夠，當然檢討就通不過，還要一次次地重寫，然後再聽大傢提意見———變相地駡！有人還趁機搞打擊報復泄私憤。這是什麽世道啊！我常常見父親開完會眼睛通紅地回到傢裏，衹見他愣在那裏，飯也吃不下……當然，父親也有缺點，比如政治學習常常遲到，發言不積極，問他為什麽這樣，他說他不喜歡參加這種空話、假話、言不由衷話的會議。他不願裝“假積極”。
父親啊，他是一個好人———一個熱愛生活、執著追求事業的人。可惜他寫下了幾十萬字的學習筆記還未來得及整理，就在65歲時與世長辭了。雖是患急病誤診而逝，但也是長期心力交瘁造成的結果。
我和哥哥盛中國都去考了。他考小提琴，我考鋼琴，當時很引起了一陣轟動。我們的專業都通過了，可文化課跟不上，所以校長要我們長大了再來考。
那時我長得精瘦，梳了兩條長辮子，一雙大眼睛顯得特別有神。
後來父親考慮到我的手小，學鋼琴有局限，就讓我改學了小提琴。由於有了鋼琴基礎，學小提琴進步很快。一年以後，我參加天津市少兒文藝會演得了一等奬。當時報紙上稱我為“天才兒童”。
那次我演奏的是一首羅馬尼亞民歌“雲雀”和舒伯特的“音樂的瞬間”。
小學六年級時我成為了中央音樂學院業餘附小的第一批學員。由於我功課好、遵守紀律，又有特殊的音樂才能，小學畢業後我就直升音樂學院附中，成了令父母自豪的保送生。
我的父親———盛雪，出生在江西省臨川市的一個小資産者家庭，青年時代他隨傢遷居到了南昌。臨川是個山清水秀、人傑地靈的地方，歷史上的宰相王安石、大文豪湯顯祖就出生於此。
父親愛好藝術，習書法、拉二鬍……不知何時起他迷上了剛傳入中國的西洋樂器———小提琴，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
十九歲那年他考取了國立音樂學院四川分院。同年我的母親朱冰也考入該院，母親學鋼琴，考試時給他彈琴伴奏。她出生在湖南長沙一個大地主家庭，中學時代是在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學習。除了會彈鋼琴，母親還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又兼學聲樂。
他們是同窗，在同學的過程中，母親被父親那種頑強執着的學習精神深深感動，經過自由戀愛，畢業以後他們結了婚。
父親原名盛天洞，母親原名朱賓坤，結婚以後，他們都改了名，冰、雪是一體，可見這也是感情的象徵。
有了孩子以後，母親不得不放棄事業，操持傢務，開始了她輔佐丈夫、培育子女的漫長生涯。
父親對小提琴情有獨鐘，他又是那種少有的、專心緻志鑽研業務的人。他不抽煙不喝酒，不聊天不串門，全力以赴地研習着小提琴的演奏藝術。
無論寒鼕酷暑，他都練琴不輟，甚至於牙痛、腫臉得很大他也不休息；他不斷地實踐着、探索着、比較着、記錄着，就像一個科研人員夜以繼日地在實驗室裏做實驗。因為小提琴在當時剛傳入中國不久，無論在演奏上或教學上都處在發展初期，又沒有翻譯資料，他也沒有機會留洋，衹有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才能掌握其中的奧妙。
好在那時還能買到一些外國人帶進來的唱片和樂譜，這對於他都是奇珍異寶。他反復聽唱片，對着樂譜查字典，弄清那些音樂術語的意義；研究着不同演奏傢的風格特點，這使我們自幼熟知了海菲茨、剋萊斯勒、梅紐因、津巴利斯特、蒂博……等偉大小提琴傢的名字，同時聆聽到他們的演奏（當然是從唱片裏）。
由於他的勤奮，他在二十九歲時就被聘為教授。在以後的幾十年裏，他不僅與我的母親一起共創了名揚中外的“盛氏小提琴之傢”這一奇葩，還為國傢培養了一大批造詣頗深的小提琴演奏人才和教學人才。
我看到他有時半夜裏想到什麽心得，會一骨碌爬起來寫，那種鍥而不捨、廢寢忘食的奮發精神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我們雖然受到他的影響，也步着他的後塵，但相比之下，是望塵莫及的。
父親的氣質我認為是巴甫洛夫學說中的膽汁質一類，是藝術型的人。他感情強烈、愛憎分明、容易激動……
他非常愛他的孩子們，但是在教琴上對他們卻要求十分嚴格、毫不含糊。由於居室不寬敞，為了便於巡視，孩子們時常在一間房裏練琴（插上弱音器），每個墻角站一個人。父親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發現問題馬上指出，由於他的監督，誰也不敢偷懶。衹有藉故大便，在馬桶上多坐一會兒。如果我們練琴不用心，他教得煩纍時也會打駡我們。
中國學藝的傳統教育就是嚴厲二字。在戲麯界，聞雞起舞吊嗓子是口頭禪，加上貝多芬父親的打駡教育很影響了一批人，認為“不打不成材”就是真理。
父親打駡我們是出於急躁、出於“恨鐵不成鋼”、出於接受了“嚴厲教學法”，而不是不愛我們或虐待我們。
每當父親控製不住對我們發脾氣以後，他也很後悔，會心裏難過內疚。如果我們睡覺了，他會輕輕走到我們床前問我們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吃點東西；或是幫我們把枕頭弄得更舒服一些，或把被子蓋蓋好。這說明他內心是非常矛盾的，其實他對我們的嚴厲也是一種負責的體現。
對每個孩子的前途他都關心備至，我13歲離傢去上海學習後，他百忙中不斷寫信叮囑這叮囑那，有次他在一張薄薄的信紙兩面寫滿了密密麻麻叮囑的話語，也許是圓珠筆不好，漏油太多，結果是兩面的字重疊到了一起，使我一個字都看不清楚，但父親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見一斑。對於他這樣一個惜時如金的人來說，寫了一封無法看的信當然是件遺憾的事。事後他聽了這事也禁不住遺憾地笑起來。
以後，孩子們長大了，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工作。衹要有熟人、朋友到我們的所在地，他就要忙着煮茶葉蛋（這是他的拿手好戲）、買好我們喜歡吃的土特産托人帶來。凡是我們演出乘火車乘輪船路過南京，他都要奔來看望我們，仍不忘帶上好的吃食。
父親生性耿直，從不吹牛拍馬、阿諛奉承。他花在業務上的時間太多了，無暇研究人際關係，更不屑於耍弄權術。這是許多學者的通病，也是造成他們這類人屢屢碰壁的根源。
父親不是感覺不到人事矛盾的壓力和威脅，但他不想花這個時間去研究，當然也常常不知怎麽辦！耍手腕的事他做不來也不願做。他總是想回避矛盾，以為鑽到傢裏這個蠃螄殼裏或換一個工作單位情況就會改變，事實不是這樣，“人際矛盾”是無處不有的。尤其在他所處的那個年代———正大搞階級鬥爭、人鬥人、人整人。
在上山下鄉年代裏，不少人想靠子女學一件樂器考入部隊文工團以逃過下鄉厄運，他們有的求我父親教琴，如果沒有學出頭，他們就埋怨父親教得不好或者說他沒好好教，不然怎麽自己的子女一個個都考入了文藝團體呢？為此父親受了不少委屈也難以辯駁。
同事之間，或多或少有競爭關係，自古有“文人相輕”、“同行是冤傢”一說。如果僅僅是業務公平競爭，這還問題不大，可常常有人是用其他手段將競爭者打下去。我父親哪裏是人傢的對手？這種其他手段其實很簡單，就是利用職權，拉攏一些人給他的學生打低分就可以了。因為藝術不是算術，打分的靈活性很大。在反右期間，父親還差點被他的同事領導打成右派。退一步想想，如果父親識時務一點，悠着點，多“尊重”一點好大喜功的領導人，多給他們一點面子，也許情況要好些，誰知道呢？說穿了還是他不會做人。他衹顧鑽研學問，不問政治、不通權術，而業務競爭又是殘酷的。
父親像不少文人那樣，有很強的自尊心。但是在過去許多年代裏，我們是不重視人的尊嚴的，知識分子尤其得不到，這不能不說是個悲劇———多少人在人格飽受侮辱之後九泉之下也未能瞑目……
在歷次思想改造運動中，如整風、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父親不願隨意批評自己———因為作為一個人，他認為自己已夠努力了。他不明白為什麽要無端辱駡自己。但是駡得不夠，當然檢討就通不過，還要一次次地重寫，然後再聽大傢提意見———變相地駡！有人還趁機搞打擊報復泄私憤。這是什麽世道啊！我常常見父親開完會眼睛通紅地回到傢裏，衹見他愣在那裏，飯也吃不下……當然，父親也有缺點，比如政治學習常常遲到，發言不積極，問他為什麽這樣，他說他不喜歡參加這種空話、假話、言不由衷話的會議。他不願裝“假積極”。
父親啊，他是一個好人———一個熱愛生活、執著追求事業的人。可惜他寫下了幾十萬字的學習筆記還未來得及整理，就在65歲時與世長辭了。雖是患急病誤診而逝，但也是長期心力交瘁造成的結果。
母親是個極善良的人，剛生下哥哥盛中國時，由於缺乏育兒經驗，整天將他捂得嚴嚴實實，生怕他吹風着了涼，結果是反而捂壞了他的身體，使他瘦弱多病。隔年生下我，母親就多了一些經驗，因此我長得比較壯實。
母親雖在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學習多年，但她卻不崇洋媚外，既沒有養成吃洋面包的習慣，也沒有給任何一個孩子起洋名字。她和父親給我哥哥起名盛中國，給我起名盛中華是面對當時的國力羸弱、政治腐敗，面對中國人民慘遭他國蹂躪，愛國之情、悲憤之心使他們寄希望於子女，希望我們長大後能成為國傢的棟梁。
隨着歲月的推移，我又陸續有了弟弟妹妹，我們兄弟姐妹總共是十一個，八男三女。
母親的多産也許與遺傳有關，因為聽她說外婆生育了十八胎二十四個（其中有幾對雙胞胎），舊社會醫療條件差，儘管外婆有錢，早早住進醫院待産，但孩子還是夭折了不少；再加上她自己不願帶孩子，把他們交給奶媽（她是律師，又開綉花作坊，還喜歡搓麻將），最後衹存活了五個。
十一個孩子都是由父母二人親手撫養長大，可以想象其中的艱辛與磨難。母親最不願聽的話就是將孩子托給別人去帶。她認為這是極不負責也是不人道的，除非萬不得已。因為帶孩子是要付出很大心血的，沒有善良的心和母愛是帶不好的。孩子可能會受苦，受了苦也不會講。
記得我傢是通宵不關燈的，因為衹有這樣母親才能隨時觀察到孩子們的動靜而便於照料。
凡是孩子有病，她從不馬虎，總是及時送醫院。天再冷，人再乏，她一想到可能出現的危險，就會咬緊牙關立即行動，絶不會“等到明天再說”，因為她親眼看到有些傢長因貪睡而耽誤了孩子的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兒童醫院，一個男人抱着剛死去的兒子喊道：“爸爸來晚了，爸爸來晚了……”由於母親的盡心盡力，孩子們纔幾次逃過了危險。我的小妹有次發哮喘病，臉憋得發紫，母親馬上抱她去醫院，醫生說如果再晚來一會兒就沒救了。母親積纍了不少育兒經驗，比如孩子吵鬧可能是有病，不吵不鬧、昏睡可能是病得更重。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是我傢最難熬的歲月，樣樣靠配給，半夜排隊買菜的事她總不讓孩子們去，要我們保障睡眠好好學習。常常是天寒地凍她就披星戴月悄悄出了門———而且是空着肚子，穿着單薄，那冷、那苦，沒有經歷過的人是體會不到的。
有次我回傢度寒假，吃飯時父親給每人分了一小塊紅燒肉，母親見我吃完了自己那塊還意猶未盡的饞相，就將她那塊放到了我碗裏，我當然不要，推來讓去之後這塊肉最終還是被我吃下去了———我含着眼淚吃下了它。望着母親憔悴的面容，我在心中暗暗發誓：將來一定要賺許多錢來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
那次我在傢度假，有道美味佳餚是颳吃粘在鍋上的奶糕，這奶糕是牛奶、奶糕、水和糖攪拌在一起煮給未滿周歲的小弟弟的食物，煮沸後鍋壁上常會粘附着一些，我不在傢時這衹鍋子是大傢輪流颳，我難得回傢，他們就優待我了，這衹鍋子中屬於我專享。母親從來不吃一口，她總是這樣，吃得最差，穿得最差，但勞務最重的也是她。
我有一個學鋼琴的弟弟，聽到唱“那個新疆好地方呀”！看了宣傳新疆是好地方的電影，就堅持要求去新疆“支邊”。由於他身體不好，父母擔心他身體頂不住，勸他不要去，可他堅决要響應黨的號召，到醫院動了大手術後身體尚未復原，就拖着虛弱的病體去了新疆。可是到了目的地，見到的是一片荒原，根本不像電影中那樣牛羊成群，葡萄滿架。但他沒有氣餒，積極勞動，吃苦耐勞，還當了隊長。沒想到文革中被人陷害，五花大綁弄得不知去嚮，先聽說在做苦役，後來又聽說被塞到了地板下……這消息使母親昏死過去了七天七夜，後來弟弟在全家不遺餘力的營救下纔解救出來（他差一點被判了五年監禁）。
在動蕩的年代，我和我哥哥的孩子都無人帶養，萬般無奈之下，還是母親挺身而出挑起了這副重擔。“備戰備荒為人民”時她還要去挖防空洞，每天都撐着，像一頭牛一樣地勞作。
母親很明理，雖然在孩子們不聽話時也會打上兩巴掌，駡上幾句，但是不多。她很少盯着我們的缺點數落不停，她是身教重於言教的，訓教也是適可而止。她說人各有志不可強求，有缺點也要慢慢改，改不了衹有到社會生活的大風大浪中去衝刷。所以我們和她在一起精神上總是輕鬆愉快、壓力不大。
她尊重孩子們的隱私，從來不亂翻我們的東西看看有什麽奧妙之類。不像有些傢長，認為孩子是自己生的，他們的一切都要由自己管，不顧及對方的尊嚴與人格。
祖父有病，母親從不講嫌棄的話。他大小便失禁，也是母親親自擦洗，衹見她被臭氣熏得一邊嘔吐一邊擦，我們雖也對祖父好但沒能做到這一步，總是站在一旁看着。
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不少人，有人還剋扣老人的糧食。母親從不這樣做，相反，考慮到祖父有糖尿病，還盡可能讓他多吃一點。她總是從自己身上省、省、省，為每一個身邊的人服務着、奉獻着。
母親畢竟不是鐵打的，過度勞累、缺乏營養、夏烤鼕凍，使她患有多種疾病。但她總是撐着———被一個偉大愛心支撐着。
在她的影響下，我們這些孩子個個尊老愛幼心地善良，長大後互相之間從沒因經濟問題鬧過糾葛。
母親的愛心絶不僅僅是對傢人，凡是有人有睏難找她，她總是盡力地幫助。一次我見她將半盆米倒給一個穿着破爛拖兒帶女的逃荒婦女，而我傢當時並不富裕，可以說是很拮据；當她知道我班有個外地同學生病又缺衣禦寒時，她就煮了雞蛋挂面、拿出我們的舊棉衣褲要我送去。
母親絶不是個衹會生孩子、燒飯洗衣的人，她是非常聰明智慧的。如果不生這麽多孩子，不這麽傾註全力培育下一代，她肯定是一位成功的歌唱傢或鋼琴傢。
看到她年輕時在學校獲得的一大摞奬牌，我纔知道她不僅在文藝方面高人一等，還在體育方面勝人一籌。
母親的多才多藝給我們影響很大。她不僅會彈琴唱歌，還寫得一手端莊的好字，她文章寫得又快又通順；她喜繪畫作詩，父親常常和她一起切磋技藝。父親也寫得一手好書法———風格飄逸、氣宇軒昂。
母親的事業是在子女長大成人、一個個參加了工作、她又帶大了一個孫子兩個孫女以後纔開始的。雖然事業的開展是太遲了一些，但還是發出了夕陽般的光輝。她在近六十歲時開始演唱，雖然她身體虛胖，腿也走路不便，但那天生的玉喉和那顯示技巧的精彩高音定位，常常博得滿堂喝彩。1984年“盛氏小提琴之傢”在廣州等地演出時，她的獨唱節目是最轟動的節目之一。人們祝賀她育兒有方，同時也欽佩她的智慧與毅力。
她在演唱的同時還潛心研究教學，所教的學生有的考進了專業團體擔任獨唱，有的成為業餘文藝骨幹。有些在職演員也慕名來嚮她請教，她從來不保守，總是誠懇接待。
有次我回傢省親，走到傢附近就聽到廚房裏傳出聲聲怪叫，我不知這是怎麽回事，進去一看，衹見有幾個青年男女正圍着我母親在練唱。他們走後我問母親怎麽唱得這麽難聽。她說這些都是非常喜歡唱歌的人，儘管不具備當歌唱傢的條件，但她還是想滿足一下他們的願望，訓練總比不訓練好。這些人裏有泥水匠、護士、電工、知青……他們收入低，沒錢交學費找正規教師學，知道占用了母親不少時間，又不收學費，練完聲他們就幫做傢務，有的洗衣、有的掃地、有的切菜……人多力量大，一下子就幹完了傢務。母親看了也很高興。
我問她為什麽不在房裏練聲要鑽到廚房，她說是父親受不了這種叫喊聲———他沒法工作。為此母親特地買了一架手風琴，把學習陣地轉移到廚房（我傢廚房與住房隔一小段路）。
可是問題還是有，沒過幾天我看到一位鄰居匆匆來找母親說：“朱冰同志，求求你們不要再唱了，我們實在受不了啦！”他是代表附近居民來交涉的。我母親聽到這話先是一愣，接着她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經過協商，衹在下午三點至五點唱，而且是隔天。此後，每每聽到他們練聲我就忍俊不禁，因為他們一時找不到發音共鳴點，音又唱不準，不好意思唱，可又必須發聲，衹好鼓足勇氣亂吼。
從六七歲起，我就開始學鋼琴、小提琴，可那時我並未意識到這就是我的終生職業。九歲以後，我常幻想着、思忖着將來從事什麽職業，我多是在工程師、畫傢、文學家、醫生幾項職業中選擇着。
以後，當我作為一名保送生進入了音樂學院附中後，我纔意識到———小提琴，這就是我的終生職業了。我已再無選擇餘地，所以幻想也就終止了。
在我十三歲時，參加了北京的音樂周會演，演奏的是沙拉沙蒂的“流浪者之歌”（殷承宗伴奏）。這是一首高難度的小提琴作品，集各項復雜技巧於一爐，樂意回腸蕩氣……我的老師———父親，在教學上大膽創新，因材施教，使我在短短的三年多時間裏不僅具備了紮實的基本功，還初步駕馭了各種技巧。我的音樂記憶力特別強，悟性高，手指靈活，腦子反應快，所以在專業上一直是學校的尖子。
我的哥哥盛中國也是附中學生，比我高一班，他在上一年參加了北京音樂周的演出，是由“紅領巾樂隊”伴奏，演奏了莫紮特的一首協奏麯。他也是父親一手教出來的。在當時的音樂刊物《人民音樂》上先後登有我倆獨奏的照片。
不久，父親調到南京工作（反右鬥爭時，他差點被打成右派，一怒之下，他要求調動工作。原定調到上海，不知怎麽到了南京），此後我從天津轉學到上海。
母親雖在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學習多年，但她卻不崇洋媚外，既沒有養成吃洋面包的習慣，也沒有給任何一個孩子起洋名字。她和父親給我哥哥起名盛中國，給我起名盛中華是面對當時的國力羸弱、政治腐敗，面對中國人民慘遭他國蹂躪，愛國之情、悲憤之心使他們寄希望於子女，希望我們長大後能成為國傢的棟梁。
隨着歲月的推移，我又陸續有了弟弟妹妹，我們兄弟姐妹總共是十一個，八男三女。
母親的多産也許與遺傳有關，因為聽她說外婆生育了十八胎二十四個（其中有幾對雙胞胎），舊社會醫療條件差，儘管外婆有錢，早早住進醫院待産，但孩子還是夭折了不少；再加上她自己不願帶孩子，把他們交給奶媽（她是律師，又開綉花作坊，還喜歡搓麻將），最後衹存活了五個。
十一個孩子都是由父母二人親手撫養長大，可以想象其中的艱辛與磨難。母親最不願聽的話就是將孩子托給別人去帶。她認為這是極不負責也是不人道的，除非萬不得已。因為帶孩子是要付出很大心血的，沒有善良的心和母愛是帶不好的。孩子可能會受苦，受了苦也不會講。
記得我傢是通宵不關燈的，因為衹有這樣母親才能隨時觀察到孩子們的動靜而便於照料。
凡是孩子有病，她從不馬虎，總是及時送醫院。天再冷，人再乏，她一想到可能出現的危險，就會咬緊牙關立即行動，絶不會“等到明天再說”，因為她親眼看到有些傢長因貪睡而耽誤了孩子的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兒童醫院，一個男人抱着剛死去的兒子喊道：“爸爸來晚了，爸爸來晚了……”由於母親的盡心盡力，孩子們纔幾次逃過了危險。我的小妹有次發哮喘病，臉憋得發紫，母親馬上抱她去醫院，醫生說如果再晚來一會兒就沒救了。母親積纍了不少育兒經驗，比如孩子吵鬧可能是有病，不吵不鬧、昏睡可能是病得更重。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是我傢最難熬的歲月，樣樣靠配給，半夜排隊買菜的事她總不讓孩子們去，要我們保障睡眠好好學習。常常是天寒地凍她就披星戴月悄悄出了門———而且是空着肚子，穿着單薄，那冷、那苦，沒有經歷過的人是體會不到的。
有次我回傢度寒假，吃飯時父親給每人分了一小塊紅燒肉，母親見我吃完了自己那塊還意猶未盡的饞相，就將她那塊放到了我碗裏，我當然不要，推來讓去之後這塊肉最終還是被我吃下去了———我含着眼淚吃下了它。望着母親憔悴的面容，我在心中暗暗發誓：將來一定要賺許多錢來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
那次我在傢度假，有道美味佳餚是颳吃粘在鍋上的奶糕，這奶糕是牛奶、奶糕、水和糖攪拌在一起煮給未滿周歲的小弟弟的食物，煮沸後鍋壁上常會粘附着一些，我不在傢時這衹鍋子是大傢輪流颳，我難得回傢，他們就優待我了，這衹鍋子中屬於我專享。母親從來不吃一口，她總是這樣，吃得最差，穿得最差，但勞務最重的也是她。
我有一個學鋼琴的弟弟，聽到唱“那個新疆好地方呀”！看了宣傳新疆是好地方的電影，就堅持要求去新疆“支邊”。由於他身體不好，父母擔心他身體頂不住，勸他不要去，可他堅决要響應黨的號召，到醫院動了大手術後身體尚未復原，就拖着虛弱的病體去了新疆。可是到了目的地，見到的是一片荒原，根本不像電影中那樣牛羊成群，葡萄滿架。但他沒有氣餒，積極勞動，吃苦耐勞，還當了隊長。沒想到文革中被人陷害，五花大綁弄得不知去嚮，先聽說在做苦役，後來又聽說被塞到了地板下……這消息使母親昏死過去了七天七夜，後來弟弟在全家不遺餘力的營救下纔解救出來（他差一點被判了五年監禁）。
在動蕩的年代，我和我哥哥的孩子都無人帶養，萬般無奈之下，還是母親挺身而出挑起了這副重擔。“備戰備荒為人民”時她還要去挖防空洞，每天都撐着，像一頭牛一樣地勞作。
母親很明理，雖然在孩子們不聽話時也會打上兩巴掌，駡上幾句，但是不多。她很少盯着我們的缺點數落不停，她是身教重於言教的，訓教也是適可而止。她說人各有志不可強求，有缺點也要慢慢改，改不了衹有到社會生活的大風大浪中去衝刷。所以我們和她在一起精神上總是輕鬆愉快、壓力不大。
她尊重孩子們的隱私，從來不亂翻我們的東西看看有什麽奧妙之類。不像有些傢長，認為孩子是自己生的，他們的一切都要由自己管，不顧及對方的尊嚴與人格。
祖父有病，母親從不講嫌棄的話。他大小便失禁，也是母親親自擦洗，衹見她被臭氣熏得一邊嘔吐一邊擦，我們雖也對祖父好但沒能做到這一步，總是站在一旁看着。
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不少人，有人還剋扣老人的糧食。母親從不這樣做，相反，考慮到祖父有糖尿病，還盡可能讓他多吃一點。她總是從自己身上省、省、省，為每一個身邊的人服務着、奉獻着。
母親畢竟不是鐵打的，過度勞累、缺乏營養、夏烤鼕凍，使她患有多種疾病。但她總是撐着———被一個偉大愛心支撐着。
在她的影響下，我們這些孩子個個尊老愛幼心地善良，長大後互相之間從沒因經濟問題鬧過糾葛。
母親的愛心絶不僅僅是對傢人，凡是有人有睏難找她，她總是盡力地幫助。一次我見她將半盆米倒給一個穿着破爛拖兒帶女的逃荒婦女，而我傢當時並不富裕，可以說是很拮据；當她知道我班有個外地同學生病又缺衣禦寒時，她就煮了雞蛋挂面、拿出我們的舊棉衣褲要我送去。
母親絶不是個衹會生孩子、燒飯洗衣的人，她是非常聰明智慧的。如果不生這麽多孩子，不這麽傾註全力培育下一代，她肯定是一位成功的歌唱傢或鋼琴傢。
看到她年輕時在學校獲得的一大摞奬牌，我纔知道她不僅在文藝方面高人一等，還在體育方面勝人一籌。
母親的多才多藝給我們影響很大。她不僅會彈琴唱歌，還寫得一手端莊的好字，她文章寫得又快又通順；她喜繪畫作詩，父親常常和她一起切磋技藝。父親也寫得一手好書法———風格飄逸、氣宇軒昂。
母親的事業是在子女長大成人、一個個參加了工作、她又帶大了一個孫子兩個孫女以後纔開始的。雖然事業的開展是太遲了一些，但還是發出了夕陽般的光輝。她在近六十歲時開始演唱，雖然她身體虛胖，腿也走路不便，但那天生的玉喉和那顯示技巧的精彩高音定位，常常博得滿堂喝彩。1984年“盛氏小提琴之傢”在廣州等地演出時，她的獨唱節目是最轟動的節目之一。人們祝賀她育兒有方，同時也欽佩她的智慧與毅力。
她在演唱的同時還潛心研究教學，所教的學生有的考進了專業團體擔任獨唱，有的成為業餘文藝骨幹。有些在職演員也慕名來嚮她請教，她從來不保守，總是誠懇接待。
有次我回傢省親，走到傢附近就聽到廚房裏傳出聲聲怪叫，我不知這是怎麽回事，進去一看，衹見有幾個青年男女正圍着我母親在練唱。他們走後我問母親怎麽唱得這麽難聽。她說這些都是非常喜歡唱歌的人，儘管不具備當歌唱傢的條件，但她還是想滿足一下他們的願望，訓練總比不訓練好。這些人裏有泥水匠、護士、電工、知青……他們收入低，沒錢交學費找正規教師學，知道占用了母親不少時間，又不收學費，練完聲他們就幫做傢務，有的洗衣、有的掃地、有的切菜……人多力量大，一下子就幹完了傢務。母親看了也很高興。
我問她為什麽不在房裏練聲要鑽到廚房，她說是父親受不了這種叫喊聲———他沒法工作。為此母親特地買了一架手風琴，把學習陣地轉移到廚房（我傢廚房與住房隔一小段路）。
可是問題還是有，沒過幾天我看到一位鄰居匆匆來找母親說：“朱冰同志，求求你們不要再唱了，我們實在受不了啦！”他是代表附近居民來交涉的。我母親聽到這話先是一愣，接着她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經過協商，衹在下午三點至五點唱，而且是隔天。此後，每每聽到他們練聲我就忍俊不禁，因為他們一時找不到發音共鳴點，音又唱不準，不好意思唱，可又必須發聲，衹好鼓足勇氣亂吼。
從六七歲起，我就開始學鋼琴、小提琴，可那時我並未意識到這就是我的終生職業。九歲以後，我常幻想着、思忖着將來從事什麽職業，我多是在工程師、畫傢、文學家、醫生幾項職業中選擇着。
以後，當我作為一名保送生進入了音樂學院附中後，我纔意識到———小提琴，這就是我的終生職業了。我已再無選擇餘地，所以幻想也就終止了。
在我十三歲時，參加了北京的音樂周會演，演奏的是沙拉沙蒂的“流浪者之歌”（殷承宗伴奏）。這是一首高難度的小提琴作品，集各項復雜技巧於一爐，樂意回腸蕩氣……我的老師———父親，在教學上大膽創新，因材施教，使我在短短的三年多時間裏不僅具備了紮實的基本功，還初步駕馭了各種技巧。我的音樂記憶力特別強，悟性高，手指靈活，腦子反應快，所以在專業上一直是學校的尖子。
我的哥哥盛中國也是附中學生，比我高一班，他在上一年參加了北京音樂周的演出，是由“紅領巾樂隊”伴奏，演奏了莫紮特的一首協奏麯。他也是父親一手教出來的。在當時的音樂刊物《人民音樂》上先後登有我倆獨奏的照片。
不久，父親調到南京工作（反右鬥爭時，他差點被打成右派，一怒之下，他要求調動工作。原定調到上海，不知怎麽到了南京），此後我從天津轉學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