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时我随母亲学钢琴，到九岁时已弹得不错了，可以流利地演奏巴赫“创意曲第一首”和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等乐曲。有人鼓动我去考上海音乐学院，家长明知年龄太小不可能录取，但是他们还是决定让我去试试，见见世面，也测试一下水平。
我和哥哥盛中国都去考了。他考小提琴，我考钢琴，当时很引起了一阵轰动。我们的专业都通过了，可文化课跟不上，所以校长要我们长大了再来考。
那时我长得精瘦，梳了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显得特别有神。
后来父亲考虑到我的手小，学钢琴有局限，就让我改学了小提琴。由于有了钢琴基础，学小提琴进步很快。一年以后，我参加天津市少儿文艺会演得了一等奖。当时报纸上称我为“天才儿童”。
那次我演奏的是一首罗马尼亚民歌“云雀”和舒伯特的“音乐的瞬间”。
小学六年级时我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附小的第一批学员。由于我功课好、遵守纪律，又有特殊的音乐才能，小学毕业后我就直升音乐学院附中，成了令父母自豪的保送生。
我的父亲———盛雪，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市的一个小资产者家庭，青年时代他随家迁居到了南昌。临川是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的宰相王安石、大文豪汤显祖就出生于此。
父亲爱好艺术，习书法、拉二胡……不知何时起他迷上了刚传入中国的西洋乐器———小提琴，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九岁那年他考取了国立音乐学院四川分院。同年我的母亲朱冰也考入该院，母亲学钢琴，考试时给他弹琴伴奏。她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大地主家庭，中学时代是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习。除了会弹钢琴，母亲还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又兼学声乐。
他们是同窗，在同学的过程中，母亲被父亲那种顽强执着的学习精神深深感动，经过自由恋爱，毕业以后他们结了婚。
父亲原名盛天洞，母亲原名朱宾坤，结婚以后，他们都改了名，冰、雪是一体，可见这也是感情的象征。
有了孩子以后，母亲不得不放弃事业，操持家务，开始了她辅佐丈夫、培育子女的漫长生涯。
父亲对小提琴情有独钟，他又是那种少有的、专心致志钻研业务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聊天不串门，全力以赴地研习着小提琴的演奏艺术。
无论寒冬酷暑，他都练琴不辍，甚至于牙痛、肿脸得很大他也不休息；他不断地实践着、探索着、比较着、记录着，就像一个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因为小提琴在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无论在演奏上或教学上都处在发展初期，又没有翻译资料，他也没有机会留洋，只有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
好在那时还能买到一些外国人带进来的唱片和乐谱，这对于他都是奇珍异宝。他反复听唱片，对着乐谱查字典，弄清那些音乐术语的意义；研究着不同演奏家的风格特点，这使我们自幼熟知了海菲茨、克莱斯勒、梅纽因、津巴利斯特、蒂博……等伟大小提琴家的名字，同时聆听到他们的演奏（当然是从唱片里）。
由于他的勤奋，他在二十九岁时就被聘为教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不仅与我的母亲一起共创了名扬中外的“盛氏小提琴之家”这一奇葩，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造诣颇深的小提琴演奏人才和教学人才。
我看到他有时半夜里想到什么心得，会一骨碌爬起来写，那种锲而不舍、废寝忘食的奋发精神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我们虽然受到他的影响，也步着他的后尘，但相比之下，是望尘莫及的。
父亲的气质我认为是巴甫洛夫学说中的胆汁质一类，是艺术型的人。他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容易激动……
他非常爱他的孩子们，但是在教琴上对他们却要求十分严格、毫不含糊。由于居室不宽敞，为了便于巡视，孩子们时常在一间房里练琴（插上弱音器），每个墙角站一个人。父亲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发现问题马上指出，由于他的监督，谁也不敢偷懒。只有借故大便，在马桶上多坐一会儿。如果我们练琴不用心，他教得烦累时也会打骂我们。
中国学艺的传统教育就是严厉二字。在戏曲界，闻鸡起舞吊嗓子是口头禅，加上贝多芬父亲的打骂教育很影响了一批人，认为“不打不成材”就是真理。
父亲打骂我们是出于急躁、出于“恨铁不成钢”、出于接受了“严厉教学法”，而不是不爱我们或虐待我们。
每当父亲控制不住对我们发脾气以后，他也很后悔，会心里难过内疚。如果我们睡觉了，他会轻轻走到我们床前问我们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或是帮我们把枕头弄得更舒服一些，或把被子盖盖好。这说明他内心是非常矛盾的，其实他对我们的严厉也是一种负责的体现。
对每个孩子的前途他都关心备至，我13岁离家去上海学习后，他百忙中不断写信叮嘱这叮嘱那，有次他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两面写满了密密麻麻叮嘱的话语，也许是圆珠笔不好，漏油太多，结果是两面的字重叠到了一起，使我一个字都看不清楚，但父亲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对于他这样一个惜时如金的人来说，写了一封无法看的信当然是件遗憾的事。事后他听了这事也禁不住遗憾地笑起来。
以后，孩子们长大了，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只要有熟人、朋友到我们的所在地，他就要忙着煮茶叶蛋（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买好我们喜欢吃的土特产托人带来。凡是我们演出乘火车乘轮船路过南京，他都要奔来看望我们，仍不忘带上好的吃食。
父亲生性耿直，从不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他花在业务上的时间太多了，无暇研究人际关系，更不屑于耍弄权术。这是许多学者的通病，也是造成他们这类人屡屡碰壁的根源。
父亲不是感觉不到人事矛盾的压力和威胁，但他不想花这个时间去研究，当然也常常不知怎么办！耍手腕的事他做不来也不愿做。他总是想回避矛盾，以为钻到家里这个螺蛳壳里或换一个工作单位情况就会改变，事实不是这样，“人际矛盾”是无处不有的。尤其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正大搞阶级斗争、人斗人、人整人。
在上山下乡年代里，不少人想靠子女学一件乐器考入部队文工团以逃过下乡厄运，他们有的求我父亲教琴，如果没有学出头，他们就埋怨父亲教得不好或者说他没好好教，不然怎么自己的子女一个个都考入了文艺团体呢？为此父亲受了不少委屈也难以辩驳。
同事之间，或多或少有竞争关系，自古有“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一说。如果仅仅是业务公平竞争，这还问题不大，可常常有人是用其他手段将竞争者打下去。我父亲哪里是人家的对手？这种其他手段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用职权，拉拢一些人给他的学生打低分就可以了。因为艺术不是算术，打分的灵活性很大。在反右期间，父亲还差点被他的同事领导打成右派。退一步想想，如果父亲识时务一点，悠着点，多“尊重”一点好大喜功的领导人，多给他们一点面子，也许情况要好些，谁知道呢？说穿了还是他不会做人。他只顾钻研学问，不问政治、不通权术，而业务竞争又是残酷的。
父亲像不少文人那样，有很强的自尊心。但是在过去许多年代里，我们是不重视人的尊严的，知识分子尤其得不到，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多少人在人格饱受侮辱之后九泉之下也未能瞑目……
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如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父亲不愿随意批评自己———因为作为一个人，他认为自己已够努力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无端辱骂自己。但是骂得不够，当然检讨就通不过，还要一次次地重写，然后再听大家提意见———变相地骂！有人还趁机搞打击报复泄私愤。这是什么世道啊！我常常见父亲开完会眼睛通红地回到家里，只见他愣在那里，饭也吃不下……当然，父亲也有缺点，比如政治学习常常迟到，发言不积极，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他不喜欢参加这种空话、假话、言不由衷话的会议。他不愿装“假积极”。
父亲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热爱生活、执著追求事业的人。可惜他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还未来得及整理，就在65岁时与世长辞了。虽是患急病误诊而逝，但也是长期心力交瘁造成的结果。
我和哥哥盛中国都去考了。他考小提琴，我考钢琴，当时很引起了一阵轰动。我们的专业都通过了，可文化课跟不上，所以校长要我们长大了再来考。
那时我长得精瘦，梳了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显得特别有神。
后来父亲考虑到我的手小，学钢琴有局限，就让我改学了小提琴。由于有了钢琴基础，学小提琴进步很快。一年以后，我参加天津市少儿文艺会演得了一等奖。当时报纸上称我为“天才儿童”。
那次我演奏的是一首罗马尼亚民歌“云雀”和舒伯特的“音乐的瞬间”。
小学六年级时我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附小的第一批学员。由于我功课好、遵守纪律，又有特殊的音乐才能，小学毕业后我就直升音乐学院附中，成了令父母自豪的保送生。
我的父亲———盛雪，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市的一个小资产者家庭，青年时代他随家迁居到了南昌。临川是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的宰相王安石、大文豪汤显祖就出生于此。
父亲爱好艺术，习书法、拉二胡……不知何时起他迷上了刚传入中国的西洋乐器———小提琴，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九岁那年他考取了国立音乐学院四川分院。同年我的母亲朱冰也考入该院，母亲学钢琴，考试时给他弹琴伴奏。她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大地主家庭，中学时代是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习。除了会弹钢琴，母亲还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她又兼学声乐。
他们是同窗，在同学的过程中，母亲被父亲那种顽强执着的学习精神深深感动，经过自由恋爱，毕业以后他们结了婚。
父亲原名盛天洞，母亲原名朱宾坤，结婚以后，他们都改了名，冰、雪是一体，可见这也是感情的象征。
有了孩子以后，母亲不得不放弃事业，操持家务，开始了她辅佐丈夫、培育子女的漫长生涯。
父亲对小提琴情有独钟，他又是那种少有的、专心致志钻研业务的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聊天不串门，全力以赴地研习着小提琴的演奏艺术。
无论寒冬酷暑，他都练琴不辍，甚至于牙痛、肿脸得很大他也不休息；他不断地实践着、探索着、比较着、记录着，就像一个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因为小提琴在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无论在演奏上或教学上都处在发展初期，又没有翻译资料，他也没有机会留洋，只有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
好在那时还能买到一些外国人带进来的唱片和乐谱，这对于他都是奇珍异宝。他反复听唱片，对着乐谱查字典，弄清那些音乐术语的意义；研究着不同演奏家的风格特点，这使我们自幼熟知了海菲茨、克莱斯勒、梅纽因、津巴利斯特、蒂博……等伟大小提琴家的名字，同时聆听到他们的演奏（当然是从唱片里）。
由于他的勤奋，他在二十九岁时就被聘为教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不仅与我的母亲一起共创了名扬中外的“盛氏小提琴之家”这一奇葩，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造诣颇深的小提琴演奏人才和教学人才。
我看到他有时半夜里想到什么心得，会一骨碌爬起来写，那种锲而不舍、废寝忘食的奋发精神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我们虽然受到他的影响，也步着他的后尘，但相比之下，是望尘莫及的。
父亲的气质我认为是巴甫洛夫学说中的胆汁质一类，是艺术型的人。他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容易激动……
他非常爱他的孩子们，但是在教琴上对他们却要求十分严格、毫不含糊。由于居室不宽敞，为了便于巡视，孩子们时常在一间房里练琴（插上弱音器），每个墙角站一个人。父亲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发现问题马上指出，由于他的监督，谁也不敢偷懒。只有借故大便，在马桶上多坐一会儿。如果我们练琴不用心，他教得烦累时也会打骂我们。
中国学艺的传统教育就是严厉二字。在戏曲界，闻鸡起舞吊嗓子是口头禅，加上贝多芬父亲的打骂教育很影响了一批人，认为“不打不成材”就是真理。
父亲打骂我们是出于急躁、出于“恨铁不成钢”、出于接受了“严厉教学法”，而不是不爱我们或虐待我们。
每当父亲控制不住对我们发脾气以后，他也很后悔，会心里难过内疚。如果我们睡觉了，他会轻轻走到我们床前问我们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或是帮我们把枕头弄得更舒服一些，或把被子盖盖好。这说明他内心是非常矛盾的，其实他对我们的严厉也是一种负责的体现。
对每个孩子的前途他都关心备至，我13岁离家去上海学习后，他百忙中不断写信叮嘱这叮嘱那，有次他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两面写满了密密麻麻叮嘱的话语，也许是圆珠笔不好，漏油太多，结果是两面的字重叠到了一起，使我一个字都看不清楚，但父亲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对于他这样一个惜时如金的人来说，写了一封无法看的信当然是件遗憾的事。事后他听了这事也禁不住遗憾地笑起来。
以后，孩子们长大了，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只要有熟人、朋友到我们的所在地，他就要忙着煮茶叶蛋（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买好我们喜欢吃的土特产托人带来。凡是我们演出乘火车乘轮船路过南京，他都要奔来看望我们，仍不忘带上好的吃食。
父亲生性耿直，从不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他花在业务上的时间太多了，无暇研究人际关系，更不屑于耍弄权术。这是许多学者的通病，也是造成他们这类人屡屡碰壁的根源。
父亲不是感觉不到人事矛盾的压力和威胁，但他不想花这个时间去研究，当然也常常不知怎么办！耍手腕的事他做不来也不愿做。他总是想回避矛盾，以为钻到家里这个螺蛳壳里或换一个工作单位情况就会改变，事实不是这样，“人际矛盾”是无处不有的。尤其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正大搞阶级斗争、人斗人、人整人。
在上山下乡年代里，不少人想靠子女学一件乐器考入部队文工团以逃过下乡厄运，他们有的求我父亲教琴，如果没有学出头，他们就埋怨父亲教得不好或者说他没好好教，不然怎么自己的子女一个个都考入了文艺团体呢？为此父亲受了不少委屈也难以辩驳。
同事之间，或多或少有竞争关系，自古有“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一说。如果仅仅是业务公平竞争，这还问题不大，可常常有人是用其他手段将竞争者打下去。我父亲哪里是人家的对手？这种其他手段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用职权，拉拢一些人给他的学生打低分就可以了。因为艺术不是算术，打分的灵活性很大。在反右期间，父亲还差点被他的同事领导打成右派。退一步想想，如果父亲识时务一点，悠着点，多“尊重”一点好大喜功的领导人，多给他们一点面子，也许情况要好些，谁知道呢？说穿了还是他不会做人。他只顾钻研学问，不问政治、不通权术，而业务竞争又是残酷的。
父亲像不少文人那样，有很强的自尊心。但是在过去许多年代里，我们是不重视人的尊严的，知识分子尤其得不到，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多少人在人格饱受侮辱之后九泉之下也未能瞑目……
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如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父亲不愿随意批评自己———因为作为一个人，他认为自己已够努力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无端辱骂自己。但是骂得不够，当然检讨就通不过，还要一次次地重写，然后再听大家提意见———变相地骂！有人还趁机搞打击报复泄私愤。这是什么世道啊！我常常见父亲开完会眼睛通红地回到家里，只见他愣在那里，饭也吃不下……当然，父亲也有缺点，比如政治学习常常迟到，发言不积极，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他不喜欢参加这种空话、假话、言不由衷话的会议。他不愿装“假积极”。
父亲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热爱生活、执著追求事业的人。可惜他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还未来得及整理，就在65岁时与世长辞了。虽是患急病误诊而逝，但也是长期心力交瘁造成的结果。
母亲是个极善良的人，刚生下哥哥盛中国时，由于缺乏育儿经验，整天将他捂得严严实实，生怕他吹风着了凉，结果是反而捂坏了他的身体，使他瘦弱多病。隔年生下我，母亲就多了一些经验，因此我长得比较壮实。
母亲虽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习多年，但她却不崇洋媚外，既没有养成吃洋面包的习惯，也没有给任何一个孩子起洋名字。她和父亲给我哥哥起名盛中国，给我起名盛中华是面对当时的国力羸弱、政治腐败，面对中国人民惨遭他国蹂躏，爱国之情、悲愤之心使他们寄希望于子女，希望我们长大后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又陆续有了弟弟妹妹，我们兄弟姐妹总共是十一个，八男三女。
母亲的多产也许与遗传有关，因为听她说外婆生育了十八胎二十四个（其中有几对双胞胎），旧社会医疗条件差，尽管外婆有钱，早早住进医院待产，但孩子还是夭折了不少；再加上她自己不愿带孩子，把他们交给奶妈（她是律师，又开绣花作坊，还喜欢搓麻将），最后只存活了五个。
十一个孩子都是由父母二人亲手抚养长大，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与磨难。母亲最不愿听的话就是将孩子托给别人去带。她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也是不人道的，除非万不得已。因为带孩子是要付出很大心血的，没有善良的心和母爱是带不好的。孩子可能会受苦，受了苦也不会讲。
记得我家是通宵不关灯的，因为只有这样母亲才能随时观察到孩子们的动静而便于照料。
凡是孩子有病，她从不马虎，总是及时送医院。天再冷，人再乏，她一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就会咬紧牙关立即行动，绝不会“等到明天再说”，因为她亲眼看到有些家长因贪睡而耽误了孩子的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儿童医院，一个男人抱着刚死去的儿子喊道：“爸爸来晚了，爸爸来晚了……”由于母亲的尽心尽力，孩子们才几次逃过了危险。我的小妹有次发哮喘病，脸憋得发紫，母亲马上抱她去医院，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一会儿就没救了。母亲积累了不少育儿经验，比如孩子吵闹可能是有病，不吵不闹、昏睡可能是病得更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我家最难熬的岁月，样样靠配给，半夜排队买菜的事她总不让孩子们去，要我们保障睡眠好好学习。常常是天寒地冻她就披星戴月悄悄出了门———而且是空着肚子，穿着单薄，那冷、那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有次我回家度寒假，吃饭时父亲给每人分了一小块红烧肉，母亲见我吃完了自己那块还意犹未尽的馋相，就将她那块放到了我碗里，我当然不要，推来让去之后这块肉最终还是被我吃下去了———我含着眼泪吃下了它。望着母亲憔悴的面容，我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赚许多钱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那次我在家度假，有道美味佳肴是刮吃粘在锅上的奶糕，这奶糕是牛奶、奶糕、水和糖搅拌在一起煮给未满周岁的小弟弟的食物，煮沸后锅壁上常会粘附着一些，我不在家时这只锅子是大家轮流刮，我难得回家，他们就优待我了，这只锅子中属于我专享。母亲从来不吃一口，她总是这样，吃得最差，穿得最差，但劳务最重的也是她。
我有一个学钢琴的弟弟，听到唱“那个新疆好地方呀”！看了宣传新疆是好地方的电影，就坚持要求去新疆“支边”。由于他身体不好，父母担心他身体顶不住，劝他不要去，可他坚决要响应党的号召，到医院动了大手术后身体尚未复原，就拖着虚弱的病体去了新疆。可是到了目的地，见到的是一片荒原，根本不像电影中那样牛羊成群，葡萄满架。但他没有气馁，积极劳动，吃苦耐劳，还当了队长。没想到文革中被人陷害，五花大绑弄得不知去向，先听说在做苦役，后来又听说被塞到了地板下……这消息使母亲昏死过去了七天七夜，后来弟弟在全家不遗余力的营救下才解救出来（他差一点被判了五年监禁）。
在动荡的年代，我和我哥哥的孩子都无人带养，万般无奈之下，还是母亲挺身而出挑起了这副重担。“备战备荒为人民”时她还要去挖防空洞，每天都撑着，像一头牛一样地劳作。
母亲很明理，虽然在孩子们不听话时也会打上两巴掌，骂上几句，但是不多。她很少盯着我们的缺点数落不停，她是身教重于言教的，训教也是适可而止。她说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有缺点也要慢慢改，改不了只有到社会生活的大风大浪中去冲刷。所以我们和她在一起精神上总是轻松愉快、压力不大。
她尊重孩子们的隐私，从来不乱翻我们的东西看看有什么奥妙之类。不像有些家长，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他们的一切都要由自己管，不顾及对方的尊严与人格。
祖父有病，母亲从不讲嫌弃的话。他大小便失禁，也是母亲亲自擦洗，只见她被臭气熏得一边呕吐一边擦，我们虽也对祖父好但没能做到这一步，总是站在一旁看着。
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不少人，有人还克扣老人的粮食。母亲从不这样做，相反，考虑到祖父有糖尿病，还尽可能让他多吃一点。她总是从自己身上省、省、省，为每一个身边的人服务着、奉献着。
母亲毕竟不是铁打的，过度劳累、缺乏营养、夏烤冬冻，使她患有多种疾病。但她总是撑着———被一个伟大爱心支撑着。
在她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孩子个个尊老爱幼心地善良，长大后互相之间从没因经济问题闹过纠葛。
母亲的爱心绝不仅仅是对家人，凡是有人有困难找她，她总是尽力地帮助。一次我见她将半盆米倒给一个穿着破烂拖儿带女的逃荒妇女，而我家当时并不富裕，可以说是很拮据；当她知道我班有个外地同学生病又缺衣御寒时，她就煮了鸡蛋挂面、拿出我们的旧棉衣裤要我送去。
母亲绝不是个只会生孩子、烧饭洗衣的人，她是非常聪明智慧的。如果不生这么多孩子，不这么倾注全力培育下一代，她肯定是一位成功的歌唱家或钢琴家。
看到她年轻时在学校获得的一大摞奖牌，我才知道她不仅在文艺方面高人一等，还在体育方面胜人一筹。
母亲的多才多艺给我们影响很大。她不仅会弹琴唱歌，还写得一手端庄的好字，她文章写得又快又通顺；她喜绘画作诗，父亲常常和她一起切磋技艺。父亲也写得一手好书法———风格飘逸、气宇轩昂。
母亲的事业是在子女长大成人、一个个参加了工作、她又带大了一个孙子两个孙女以后才开始的。虽然事业的开展是太迟了一些，但还是发出了夕阳般的光辉。她在近六十岁时开始演唱，虽然她身体虚胖，腿也走路不便，但那天生的玉喉和那显示技巧的精彩高音定位，常常博得满堂喝彩。1984年“盛氏小提琴之家”在广州等地演出时，她的独唱节目是最轰动的节目之一。人们祝贺她育儿有方，同时也钦佩她的智慧与毅力。
她在演唱的同时还潜心研究教学，所教的学生有的考进了专业团体担任独唱，有的成为业余文艺骨干。有些在职演员也慕名来向她请教，她从来不保守，总是诚恳接待。
有次我回家省亲，走到家附近就听到厨房里传出声声怪叫，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进去一看，只见有几个青年男女正围着我母亲在练唱。他们走后我问母亲怎么唱得这么难听。她说这些都是非常喜欢唱歌的人，尽管不具备当歌唱家的条件，但她还是想满足一下他们的愿望，训练总比不训练好。这些人里有泥水匠、护士、电工、知青……他们收入低，没钱交学费找正规教师学，知道占用了母亲不少时间，又不收学费，练完声他们就帮做家务，有的洗衣、有的扫地、有的切菜……人多力量大，一下子就干完了家务。母亲看了也很高兴。
我问她为什么不在房里练声要钻到厨房，她说是父亲受不了这种叫喊声———他没法工作。为此母亲特地买了一架手风琴，把学习阵地转移到厨房（我家厨房与住房隔一小段路）。
可是问题还是有，没过几天我看到一位邻居匆匆来找母亲说：“朱冰同志，求求你们不要再唱了，我们实在受不了啦！”他是代表附近居民来交涉的。我母亲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接着她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经过协商，只在下午三点至五点唱，而且是隔天。此后，每每听到他们练声我就忍俊不禁，因为他们一时找不到发音共鸣点，音又唱不准，不好意思唱，可又必须发声，只好鼓足勇气乱吼。
从六七岁起，我就开始学钢琴、小提琴，可那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终生职业。九岁以后，我常幻想着、思忖着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我多是在工程师、画家、文学家、医生几项职业中选择着。
以后，当我作为一名保送生进入了音乐学院附中后，我才意识到———小提琴，这就是我的终生职业了。我已再无选择余地，所以幻想也就终止了。
在我十三岁时，参加了北京的音乐周会演，演奏的是沙拉沙蒂的“流浪者之歌”（殷承宗伴奏）。这是一首高难度的小提琴作品，集各项复杂技巧于一炉，乐意回肠荡气……我的老师———父亲，在教学上大胆创新，因材施教，使我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不仅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还初步驾驭了各种技巧。我的音乐记忆力特别强，悟性高，手指灵活，脑子反应快，所以在专业上一直是学校的尖子。
我的哥哥盛中国也是附中学生，比我高一班，他在上一年参加了北京音乐周的演出，是由“红领巾乐队”伴奏，演奏了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他也是父亲一手教出来的。在当时的音乐刊物《人民音乐》上先后登有我俩独奏的照片。
不久，父亲调到南京工作（反右斗争时，他差点被打成右派，一怒之下，他要求调动工作。原定调到上海，不知怎么到了南京），此后我从天津转学到上海。
母亲虽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习多年，但她却不崇洋媚外，既没有养成吃洋面包的习惯，也没有给任何一个孩子起洋名字。她和父亲给我哥哥起名盛中国，给我起名盛中华是面对当时的国力羸弱、政治腐败，面对中国人民惨遭他国蹂躏，爱国之情、悲愤之心使他们寄希望于子女，希望我们长大后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又陆续有了弟弟妹妹，我们兄弟姐妹总共是十一个，八男三女。
母亲的多产也许与遗传有关，因为听她说外婆生育了十八胎二十四个（其中有几对双胞胎），旧社会医疗条件差，尽管外婆有钱，早早住进医院待产，但孩子还是夭折了不少；再加上她自己不愿带孩子，把他们交给奶妈（她是律师，又开绣花作坊，还喜欢搓麻将），最后只存活了五个。
十一个孩子都是由父母二人亲手抚养长大，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与磨难。母亲最不愿听的话就是将孩子托给别人去带。她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也是不人道的，除非万不得已。因为带孩子是要付出很大心血的，没有善良的心和母爱是带不好的。孩子可能会受苦，受了苦也不会讲。
记得我家是通宵不关灯的，因为只有这样母亲才能随时观察到孩子们的动静而便于照料。
凡是孩子有病，她从不马虎，总是及时送医院。天再冷，人再乏，她一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就会咬紧牙关立即行动，绝不会“等到明天再说”，因为她亲眼看到有些家长因贪睡而耽误了孩子的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儿童医院，一个男人抱着刚死去的儿子喊道：“爸爸来晚了，爸爸来晚了……”由于母亲的尽心尽力，孩子们才几次逃过了危险。我的小妹有次发哮喘病，脸憋得发紫，母亲马上抱她去医院，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一会儿就没救了。母亲积累了不少育儿经验，比如孩子吵闹可能是有病，不吵不闹、昏睡可能是病得更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我家最难熬的岁月，样样靠配给，半夜排队买菜的事她总不让孩子们去，要我们保障睡眠好好学习。常常是天寒地冻她就披星戴月悄悄出了门———而且是空着肚子，穿着单薄，那冷、那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有次我回家度寒假，吃饭时父亲给每人分了一小块红烧肉，母亲见我吃完了自己那块还意犹未尽的馋相，就将她那块放到了我碗里，我当然不要，推来让去之后这块肉最终还是被我吃下去了———我含着眼泪吃下了它。望着母亲憔悴的面容，我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赚许多钱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那次我在家度假，有道美味佳肴是刮吃粘在锅上的奶糕，这奶糕是牛奶、奶糕、水和糖搅拌在一起煮给未满周岁的小弟弟的食物，煮沸后锅壁上常会粘附着一些，我不在家时这只锅子是大家轮流刮，我难得回家，他们就优待我了，这只锅子中属于我专享。母亲从来不吃一口，她总是这样，吃得最差，穿得最差，但劳务最重的也是她。
我有一个学钢琴的弟弟，听到唱“那个新疆好地方呀”！看了宣传新疆是好地方的电影，就坚持要求去新疆“支边”。由于他身体不好，父母担心他身体顶不住，劝他不要去，可他坚决要响应党的号召，到医院动了大手术后身体尚未复原，就拖着虚弱的病体去了新疆。可是到了目的地，见到的是一片荒原，根本不像电影中那样牛羊成群，葡萄满架。但他没有气馁，积极劳动，吃苦耐劳，还当了队长。没想到文革中被人陷害，五花大绑弄得不知去向，先听说在做苦役，后来又听说被塞到了地板下……这消息使母亲昏死过去了七天七夜，后来弟弟在全家不遗余力的营救下才解救出来（他差一点被判了五年监禁）。
在动荡的年代，我和我哥哥的孩子都无人带养，万般无奈之下，还是母亲挺身而出挑起了这副重担。“备战备荒为人民”时她还要去挖防空洞，每天都撑着，像一头牛一样地劳作。
母亲很明理，虽然在孩子们不听话时也会打上两巴掌，骂上几句，但是不多。她很少盯着我们的缺点数落不停，她是身教重于言教的，训教也是适可而止。她说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有缺点也要慢慢改，改不了只有到社会生活的大风大浪中去冲刷。所以我们和她在一起精神上总是轻松愉快、压力不大。
她尊重孩子们的隐私，从来不乱翻我们的东西看看有什么奥妙之类。不像有些家长，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他们的一切都要由自己管，不顾及对方的尊严与人格。
祖父有病，母亲从不讲嫌弃的话。他大小便失禁，也是母亲亲自擦洗，只见她被臭气熏得一边呕吐一边擦，我们虽也对祖父好但没能做到这一步，总是站在一旁看着。
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不少人，有人还克扣老人的粮食。母亲从不这样做，相反，考虑到祖父有糖尿病，还尽可能让他多吃一点。她总是从自己身上省、省、省，为每一个身边的人服务着、奉献着。
母亲毕竟不是铁打的，过度劳累、缺乏营养、夏烤冬冻，使她患有多种疾病。但她总是撑着———被一个伟大爱心支撑着。
在她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孩子个个尊老爱幼心地善良，长大后互相之间从没因经济问题闹过纠葛。
母亲的爱心绝不仅仅是对家人，凡是有人有困难找她，她总是尽力地帮助。一次我见她将半盆米倒给一个穿着破烂拖儿带女的逃荒妇女，而我家当时并不富裕，可以说是很拮据；当她知道我班有个外地同学生病又缺衣御寒时，她就煮了鸡蛋挂面、拿出我们的旧棉衣裤要我送去。
母亲绝不是个只会生孩子、烧饭洗衣的人，她是非常聪明智慧的。如果不生这么多孩子，不这么倾注全力培育下一代，她肯定是一位成功的歌唱家或钢琴家。
看到她年轻时在学校获得的一大摞奖牌，我才知道她不仅在文艺方面高人一等，还在体育方面胜人一筹。
母亲的多才多艺给我们影响很大。她不仅会弹琴唱歌，还写得一手端庄的好字，她文章写得又快又通顺；她喜绘画作诗，父亲常常和她一起切磋技艺。父亲也写得一手好书法———风格飘逸、气宇轩昂。
母亲的事业是在子女长大成人、一个个参加了工作、她又带大了一个孙子两个孙女以后才开始的。虽然事业的开展是太迟了一些，但还是发出了夕阳般的光辉。她在近六十岁时开始演唱，虽然她身体虚胖，腿也走路不便，但那天生的玉喉和那显示技巧的精彩高音定位，常常博得满堂喝彩。1984年“盛氏小提琴之家”在广州等地演出时，她的独唱节目是最轰动的节目之一。人们祝贺她育儿有方，同时也钦佩她的智慧与毅力。
她在演唱的同时还潜心研究教学，所教的学生有的考进了专业团体担任独唱，有的成为业余文艺骨干。有些在职演员也慕名来向她请教，她从来不保守，总是诚恳接待。
有次我回家省亲，走到家附近就听到厨房里传出声声怪叫，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进去一看，只见有几个青年男女正围着我母亲在练唱。他们走后我问母亲怎么唱得这么难听。她说这些都是非常喜欢唱歌的人，尽管不具备当歌唱家的条件，但她还是想满足一下他们的愿望，训练总比不训练好。这些人里有泥水匠、护士、电工、知青……他们收入低，没钱交学费找正规教师学，知道占用了母亲不少时间，又不收学费，练完声他们就帮做家务，有的洗衣、有的扫地、有的切菜……人多力量大，一下子就干完了家务。母亲看了也很高兴。
我问她为什么不在房里练声要钻到厨房，她说是父亲受不了这种叫喊声———他没法工作。为此母亲特地买了一架手风琴，把学习阵地转移到厨房（我家厨房与住房隔一小段路）。
可是问题还是有，没过几天我看到一位邻居匆匆来找母亲说：“朱冰同志，求求你们不要再唱了，我们实在受不了啦！”他是代表附近居民来交涉的。我母亲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接着她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经过协商，只在下午三点至五点唱，而且是隔天。此后，每每听到他们练声我就忍俊不禁，因为他们一时找不到发音共鸣点，音又唱不准，不好意思唱，可又必须发声，只好鼓足勇气乱吼。
从六七岁起，我就开始学钢琴、小提琴，可那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终生职业。九岁以后，我常幻想着、思忖着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我多是在工程师、画家、文学家、医生几项职业中选择着。
以后，当我作为一名保送生进入了音乐学院附中后，我才意识到———小提琴，这就是我的终生职业了。我已再无选择余地，所以幻想也就终止了。
在我十三岁时，参加了北京的音乐周会演，演奏的是沙拉沙蒂的“流浪者之歌”（殷承宗伴奏）。这是一首高难度的小提琴作品，集各项复杂技巧于一炉，乐意回肠荡气……我的老师———父亲，在教学上大胆创新，因材施教，使我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不仅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还初步驾驭了各种技巧。我的音乐记忆力特别强，悟性高，手指灵活，脑子反应快，所以在专业上一直是学校的尖子。
我的哥哥盛中国也是附中学生，比我高一班，他在上一年参加了北京音乐周的演出，是由“红领巾乐队”伴奏，演奏了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他也是父亲一手教出来的。在当时的音乐刊物《人民音乐》上先后登有我俩独奏的照片。
不久，父亲调到南京工作（反右斗争时，他差点被打成右派，一怒之下，他要求调动工作。原定调到上海，不知怎么到了南京），此后我从天津转学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