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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頭說起
喜劇演員的自白
——《從頭說起》選章
作者：黃宏
做好事不留名
人們常說：做好事不留名。
可是有的時候，做完好事不留名還真不行！漠河是中國最北方的一個小鎮。在這裏，夏天的黑夜短，鼕天的黑夜長。鼕季到來，景色十分壯觀，冰天雪地，大雪沒腰，樹是白的，山是白的，宛如一個銀色的世界。一年的寒鼕臘月，我隨瀋陽軍區文工團來到這裏，為部隊演出。
真叫一個冷啊！滴水成冰。最低溫度零下四、五十度，穿着老羊皮大衣還凍得渾身打顫。劇場設在一個大車庫裏，演員們嘴都凍得不聽使喚，大傢裹着皮大衣，圍在爐子旁，哆裏哆嗦候場。有的女演員凍得直哭，你想冷到什麽份上。再好的節目也聽不到臺下的掌聲，戰士們用跺腳來代替鼓掌，那種演出場面真是令人難忘。
那是一個大肆宣揚做好事不留名的年代。我是一名年輕的共青團員，更有着滿腦子渴望奉獻、付出的念頭。我們當時住在老百姓的一傢大車店裏，所謂的大車店其實就是那種最便宜的旅店，圓木壘的房子，長長的一溜火炕，屋子中央生了個大火爐。
演出前，我看到竈坑裏的火快熄滅了，摸了摸微溫的火炕，忽然産生了一個為大夥做好事的念頭，把炕燒熱！我暗暗拿定主意，心裏十分得意。當晚我是第四個節目，下臺後直奔大車店。漠河地處大興安嶺林區，遍地都是木材，我先劈柴，後燒炕，甩開膀子大幹。其實燒火炕很簡單，但絶對不能用急火，不然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我哪裏知道這些，衹想着在隊友們回來之前讓炕熱起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四個竈坑全部塞滿了劈柴，那麽冷的天，我居然忙乎得滿頭大汗。
幹完了好事，我又急忙跑回劇場去參加謝幕。但是演出已經結束了，當時的教導員劉錫安很嚴肅地問我跑到哪裏去了，然後狠狠地批評我無組織無紀律。我低着頭接受批評，心中卻充滿自豪。心想：你不用生氣，呆會兒高興還來不及呢！果然，當演員們跺着腳搓着手回到大車店的時候，一推門，熱浪便撲面而來。所有的人都驚喜地叫起來：太好啦！這是誰幹的？我預想的結果終於出現了。大夥一邊歡呼雀躍，一邊脫下厚重的棉衣，穿着背心褲衩在炕上折騰，有的人還用火爐上的熱水洗開了澡。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的心裏甭提有多美了，簡直都被自己給感動了。儘管還有人用充滿感激的口吻詢問着到底是誰幹的，我也默不作聲地躲在一旁欣賞着自己的勞動成果。
大夥終於睡下了。可是沒一會兒又都起來了。原來，炕燒得太熱，所有的人都扛不住了，翻過來掉過去地折騰了半天，一個個抱着棉被開始由炕頭往炕梢挪。衹有我們的老隊長範延東不為所動。範老師是個體重二百多斤的大胖子，打起呼嚕來格外的響亮，看着大傢都往炕梢靠，範老師得意地說：你們這幫傢夥真不會享福！你們不睡我睡！他說着就把自己的毛衣毛褲棉衣棉褲都鋪在身子底下，躺在高高的褥子上打起呼嚕來。
迷迷糊糊地睡到半夜，忽然有人大喊着火啦，我睜眼一看，屋裏煙霧彌漫，已經看不見人。炕頭竄起了火苗，我嚇壞了，不知道出了什麽事。好半天，纔明白禍是我闖的。這時大夥已經穿着背心褲衩在屋裏救起火來，拿着水桶直往炕上澆。最慘不忍睹的是我們的範老師，他所有的衣服都被燒了個精光，披着條濕被子站在那兒直運氣。大車店裏烏煙瘴氣，亂作一團。
教導員劉錫安大聲地喝道：到底是誰幹的？！今天必須查出來！對！誰幹的？把他揪出來！我瞅瞅這個，看看那個，心裏直打鼓：我是說還是不說？人都說做好事不留名，對，我不能說！這時火已經被撲滅了，窗門大敞四開，外面的冷風颼颼地颳進來，地下炕上全都是水，看樣子很快就會結冰。看着眼前的情景，劉教導員氣得直打哆嗦，當然他的哆嗦裏肯定也有冷的成分。
當時，我哆嗦得比誰都厲害。開會，一定要查出罪魁禍首！劉錫安宣佈。大夥全都披着被子，裹着羊皮大衣愣愣地站在那兒。
我小心地觀察了一下屋內的形勢，知道必須挺身而出了，於是我舉起了手：我說兩句，都說做好事不留名，我本來是真不想留名的，可是……大傢都像看怪物一樣地看着我，好像不知道我在說什麽。劉錫安好半天才蹦出話來：這……這還是好事嗎？這裏是大興安嶺，着了火是鬧着玩的嗎？！你這個傢夥……唉！好不容易做了一次好事，得到的卻是這樣的結果。那年頭的工資都不高，聽說就因為這場火災，範老師得到了那年全隊唯一的一份救濟補助。
後來大興安嶺真的着起了大火，我義不容辭奔赴火綫慰問演出。也許，在內心深處，我仍然有着漠河大車店的那一次險些釀成火災的後怕吧？收發室的情緣收發室曾經是我不大喜歡的地方。我想，它既是自由主義泛濫的場所，又是個是非之地。一些沒事幹的人經常端着個大茶缸，一泡就是一天。春夏秋鼕，天天如此。張傢長李傢短，沒有說不到的地方。從國內說到國外，從地球說到宇宙，從剋林頓說到院裏的寡婦。誰到誰傢來，誰往誰傢去，哪傢來個女的，什麽時候走的，為了盯着人傢出門的時間，有時候能捨棄一頓午飯。
因此，除了打電話，取報紙信件，我從不在那裏逗留。
你可以不喜歡它，可你不能得罪它。別看收發室的權力不大，但有時，還真離不開它。那時，全團衹有一部電話，關係好的來電話了，老頭可以站在院裏給你吆喝兩嗓子；關係不好的，他說不在，把電話一挂，你也沒脾氣。那時通訊落後，收發室門口那塊黑板就是bp機，他要是用粉筆給你寫上一條，給誰回電話，可算是最大的情分了。後來大傢有了bp機了，他又出了新招，用小鎖頭把收發室撥盤的電話鎖上，讓你接到傳呼也回不了電話。
收發室有個氣筒，沒事老頭把氣筒裏的皮墊卸下來，在手裏攥着，遇着順眼的他纔給你安上，經常是自行車的氣沒打上，人氣得夠嗆。
一天，我去收發室取信，正趕上他們在議論我的小品。本想扭頭躲開，聽了兩句覺得說得還挺有道理。
看沒看昨晚的《招聘》？黃宏演的！你別說，還真不錯！我一露面，別人對我說：哎，黃宏，你也不會喝酒啊，酒嗑嘮得不錯！三盅全會，整啤的！絶了！我問：你們平時都愛喝酒？還有什麽酒桌用語？感情深一口悶，感情鐵喝出血呀！這兩句後來在全國流傳的話，最初就是我在收發室裏捕捉到的。
也正是從那次開始，我對收發室的印象有了改變。這裏是有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亂，雜，包括那裏的氣味。但有一點使我願意走進它：這裏有一群真正的老百姓。
我在部隊文藝界有一個綽號，叫全軍一大遛。也就是說，我寫完一篇作品，願意念給別人聽。聽者無意，說者有心，內行談門道，外行聽熱鬧。通過他們對作品的反應，我可以判斷出作品是否抓人。
收發室不就是我檢驗作品的最好場所嗎？我的許多作品，包括《超生遊擊隊》等的第一個檢驗場所都在這裏。
久而久之，我在這裏得到了收穫。久而久之，他們對聽我的作品也越來越感興趣。不管意見是否成熟，卻常常爭辯得面紅耳赤。
上次，我纔說了一條意見，你說了三條，可是我那一條人傢黃宏照着修改了，你那三條，人傢根本沒理你的碴！尤其是看收發室的老徐頭，經常跟外面的人吹牛：黃宏的小品都是我幫着整出來的。可當我問他的時候，他卻全然否定。
任何事都是如此，衹有你真正地走近了它，你纔會瞭解它的魅力所在。收發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日出而聚，日落而散。
有位看倉庫的老頭和老徐頭是好朋友，雖說自己一份雜志不訂，但是全團的雜志他必須看個遍纔讓老徐頭髮放。因此，大傢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老雜志。沒有他不知道的事，也沒他能說明白的東西。至今我還記得，他翻雜志時冥思苦想的表情，遇到生字時抓耳撓腮的尷尬，他和老徐頭一直是我作品最忠實的聽衆和評委。
後來我上了大學，因為背題枯燥，有時收發室就成了我的自習室，把哲學、政治經濟學、大學語文、邏輯學和馬列主義原理統統帶到了收發室背給他們聽，其他的人都聽跑了，衹剩下了老徐頭和老雜志。當我背完一段剩餘價值時，老徐頭拿起飯盒嘆了口氣：唉！一條剩魚()，有什麽價值？那時我明白了一個簡單道理：幸虧我的作品不像剩餘價值那樣枯燥，否則就沒人聽了。
我不僅對收發室，而且對老徐頭也産生了感情。我們演出回來得很晚，敲門可費老大勁了。後來，我每次回來時，都給老徐頭帶上一盒夜餐，衹要是趴在門口輕輕地說上一句：帶夜餐了！那門開得別提多痛快了。後來，老徐頭問我：黃宏，聽說每次你給我帶飯都跟人傢說是給狗帶的？，唉！什麽狗啊人的，反正都是看門的！我這一句玩笑不要緊，害得我小半年沒叫開門。
後來我調到了北京。有一次回瀋陽，我特意到團裏，也特意到收發室看了一眼，換人了。這裏也比從前冷清多了。不知為什麽，我的心一下子變得空落落的，像丟了什麽貴重的東西似的。
每一個人，每一張臉，每一次微笑，每一回沉思。老徐頭專註的表情。
不絶於耳的電話鈴聲。鼕天掀開門簾的剎那撲面而至的溫熱。
人們七嘴八舌的話題。漸漸地，我的記憶也變成了一間收發室，收集往事，發送情感。總有一天，我會把你寫入我的作品：我的收發室！我與小品一起調入總政我是總政歌舞團唯一不搞歌舞的小品演員。還沒調到總政歌舞團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全國一流的文藝團體，它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演員。當時總政歌舞團所謂的十大腕在全國都是赫赫有名的藝術傢：李雙江、剋裏木、彭麗媛、董文華、王秀芬、程志、鬱鈞劍、閻維文、毛阿敏和熊卿材。後來，我和蔡國慶也成為其中的一員。
我調入總政，首先結識的人就是李雙江，應該說，我是聽着他的歌聲長大的。他熱情好客、樂於助人，在我調動過程中，他忙前忙後，真像個老大哥。他的為人和他的歌聲一樣熱情奔放。
在總政歌舞團，演員們不僅在藝術上互相學習藉鑒，在日常生活中相處得也很融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特點和愛好。閻維文傢裏存有全世界各地的名酒，而自己在酒桌上卻滴酒不沾。鬱鈞劍雖說傢裏存酒不多，但在酒桌上卻健談豪飲。程志說起話來口若懸河，沒有談不到的話題，可笑的是，傢裏養了一條小狗，一見到蔡國慶就叫，後來我為它編了一段廣告語---程志傢養了條小狗，一見着蔡國慶就叫。因為它經常趴在鋼琴上聽程志發聲，因而不喜歡通俗。
在這個團體中，衹要你工作幹得出色，什麽問題都不用你費心。
我剛剛調到總政不久，因為沒有房子，所以暫時住在賓館，一天在院裏見到了團長。
黃宏，你剛來有什麽睏難沒有？瀋陽的東西都陸續運來了，沒有地方存放。哦，你還沒有房子吧？那你住在哪兒？賓館！是這樣……團長沉吟了一下，馬上又問我：你現在是什麽級別？師級！好，你稍等一下！說着，上樓了，五分鐘後他拿來了一串鑰匙。這是一套師職住房，你去看看，如果滿意，趕緊安頓下來，馬上要下部隊演出了。我驚訝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當我來到那套新房子的時候，不知所措了。四室一廳，上下樓，一切設施俱全。
我當時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好好工作，報答總政歌舞團的知遇之恩。
總政歌舞團上為中央軍委和三大總部，下為全軍各大軍區各大兵種服務。全國各地，大江南北，到處都留下了總政歌舞團的足跡。每年要完成一百二十場的下部隊演出任務。在任務面前，所有的演員責無旁貸。這樣的工作強度，在全國任何一傢文藝團體都是不可想象的。
下部隊演出有時一天要連演三場，而且還不在一個場地，長途奔波，十分勞累，但所有的演員以苦為樂，把下部隊當成一件愉快的事情。演出之餘，和戰士打打球、玩玩撲剋，非常快活。一次我和董文華分到一個小隊，到邊遠部隊慰問。窮鄉僻壤，生活非常枯燥。部隊領導為了讓我們輕鬆一下，把我們帶到附近一座新建的廟宇去遊覽，並嚮我們介紹：這座廟雖說是新建的，但非常靈驗。據說拜完之後，寡婦可以再嫁，想要兒子的可以得子。領導這樣熱心地推薦，我們也就客隨主便了。
廟宇是佛教聖地，雖然我對宗教一無所知，但從心裏卻很尊重。以前到了五臺山或者是靈隱寺，也是一定要燒上一炷香，拜上一次佛的。
在部隊領導的陪同下，我和董文華等人來到這座新建的廟宇。迎接我們的是一位能說會道的年輕大師。剛一跨進門檻，大師就恭恭敬敬地迎上來作了一個揖，用欣喜的口氣說：這不是電視裏的老熟人嗎？今天真是貴賓盈門，讓我寺蓬蓽增輝啊！看來，現在的廟宇也不像從前那樣與世隔絶了，見到幾個陪同幹部穿着軍裝，大師連忙說道：咱們可是一傢人啊！你們是拿槍的，我們是拿香的！說着他拿着佛珠在女演員們的項鏈、手鐲上畫了起來，一邊畫還一邊念念有詞：來，貧僧給你們開開光，讓你們都沾沾佛氣。開完了光，又領着我們前殿後殿正殿偏殿左殿右殿大殿小殿地轉了一大圈。最後，把我們領到了一座新建的佛塔前。
大師先是對着佛塔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後轉過身來對着我們正色介紹道：這是新建的一座九級佛塔，剛剛竣工，包括貧僧在內還沒有人上去過，二位大師(指我和董文華)有幸光臨我殿，正趕上黃道吉日，佛塔上午剛剪完彩下午就迎來了二位貴賓，你們哪一位要是能先登上佛塔，可稱為佛塔第一人，將載入我佛門史册！眼看着高高的佛塔，真是進退兩難。上吧？太高，加上這幾天下部隊演出實在疲勞；不上吧？人傢這麽熱情。我和小董對視了一下：上！既然來了，就圖個吉利！可是要上總得搶個先，佛塔第一人嘛！我和董文華同時搶占了兩個不同方向的樓梯口，同時起步，朝塔頂攀登而上。
為了爭當第一人，我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樓梯是蠃旋式的，轉起來特別容易頭暈，不過大師倒沒有騙我們，這座佛塔確實是剛剛建成，扶手上的油漆還沒幹透呢，蹭了我一手的漆！我氣喘籲籲搶先登上了塔頂。啊，我成了佛塔第一人！我高興得忍不住歡呼起來，我剛剛站穩，董文華居然也跑了上來。
我是第一人！我是第一人！就在我倆爭論不休的時候，其他幾個演員也都先後登上了塔頂。我第一！我第一！大傢吵成一團，沒想到吵醒了正在塔尖上午睡的油漆工：吵什麽吵？沒看見這有人在睡覺嗎？什麽你第一我第一的，我天天在這塔尖上睡覺！大傢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
在市場經濟的今天，總政歌舞團除了下部隊外，也承擔着大量商演任務。由於牌子響，陣容強，總政歌舞團的商業演出效益相當可觀。每到這時，所有的主要演員從不比任何人多拿一分錢。後來，這也成了總政歌舞團的一項慣例。在這一點上，也贏得了全團演員贊譽。團的名氣大，邀請的單位也就多了，有時日程還真排不開。尤其我，是團裏唯一的小品演員，無法替換，所以，趕場的事也時常發生。一天下午，我在瀋陽電視臺錄像，晚上七點要趕到三百公裏之外的丹東去參加另外一場演出，電視臺怕我趕不上，特意派了一輛好車，錄完像，一分鐘也沒耽擱，立即乘車趕往丹東。離丹東大約還有一百公裏的時候，路邊有一個警察擺手讓我們停車，我告訴司機不能停，萬一耽誤，就來不及了。警察一看不停車，便啓動警車在後追趕。我們在前面跑，他們在後面追，兩輛車在瀋丹公路上展開了競賽，依仗着我們的車好，他們一直沒有追上，但那輛警車緊追不捨，鳴笛閃燈，叫個不停。我對司機說：千萬別讓他追上，看樣這個警察脾氣不小，一旦讓他抓住肯定麻煩。警車一直追到丹東，我們的車剛到劇場，團辦公室的劉主任就從劇場內匆匆走出來：黃宏，有輛警車到半路去接你們，沒碰到嗎？他的話音未落，那輛警車鳴着警笛趕到劇場。警察跳下車來：黃老師，我們的警車是給你開路的，你跑啥呀？上山的時候身後跟衹老虎，你們在後邊追比在前面開路管用。除了緊張的工作之外，團裏對演員的生活安排非常周到。每年春節之前，都要在中國劇院舉辦一次大的遊藝會。四五百人，連傢屬帶孩子坐在一起，那個熱鬧勁，不亞於春節晚會。
大幕拉開，臺上擺着各式各樣的遊藝奬品。大的有上萬元的電視音響，小的有居傢過日子用的飯鍋痰盂。最有趣的是，演員和領導可以自己互設奬項。比如說董文華的一輛自行車，閻維文的一瓶酒，都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奬。
那次我到商店買了一對木棉枕頭，為了調動大傢的胃口，我把枕頭裝進一個大號冰箱的盒子裏。往那一擺，就我這奬的個頭大，臺下所有的人都以為奬品是一臺冰箱呢。
結果那天晚上，黃宏是最搶手的。最後，終於被大劇院的主任抓到了。他興奮地走到了臺上，全場為他鼓掌。他剛要上去搬冰箱，結果被主持人攔住：黃宏說，在領他這個奬之前，必須首先宣讀這封信。主任恭恭敬敬地把信打開，一字一句地念了起來：朋友你好！你能抽到這份奬，就是咱們的緣分！禮輕情誼重，冰箱盒子裏裝的是一對枕頭！臺下所有的人都大笑起來。主任再往下念的時候，氣力就不那麽足了。
如果這對枕頭被未婚者抓到了，希望你把另外一隻留給你的夢中情人；如果是已婚者抓到了，希望你們同床共枕，千萬不要同床異夢；如果是領導抓到了，希望你多辦實事，千萬不能高枕無憂！如果是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員抓到了，在這裏我就給您拜個年吧，辛苦一年了！吃好！睡好！---黃宏肯定是因為這對枕頭的緣故，當抽奬結束的時候，我抓到的奬品是所有的奬品中價值最低的，是團領導貢獻出來的一口鍋。我上臺領奬的時候，臺下所有的人都哄了起來。
主持人還不依不饒地非讓我談談感想。我說：這鍋還不如那枕頭呢，領導衹給了我一個吃飯的槽子，柴米油????還得自己去掙，努力吧！總政歌舞團的故事是說也說不完的，每個人都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書。
從我來到這個團體開始，每臺歌舞晚會就多了一種新的藝術形式，那就是小品。我不僅把小品帶入了總政歌舞團，也把小品這種藝術形式開創性地帶進了雙擁晚會。
雙擁晚會是由全國雙擁工作領導小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國傢民政部、廣播電影電視部四傢聯合主辦的一臺大型春節文藝晚會。它的影響雖說沒有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那麽大，但卻是規格最高的一臺迎春晚會。每年的大年二十九，來自全國各地的雙擁模範代表全部到場，黨和國傢、軍隊的領導人出席，全國軍民共度新春佳節。
1991年，我帶着單人小品《演講》孤身一人闖進了雙擁晚會，那也是這臺以歌舞為主的雙擁晚會歷史上第一次接納小品。
上臺之前，我的心情非常緊張。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及其他黨和國傢領導人同肩扛一條杠的列兵坐在一起，就要求小品不僅在表演上要保持原有的幽默與趣味，同時要求作品的選材、立意達到高度的水準。觀衆不樂怎麽辦？有失格調怎麽辦？正是這種緊張的心情為我的《演講》找到了新的感覺。我就像一個真的演講者站在那裏，嚮大傢講述：我是怎樣因為熱愛解放軍纔去搶軍帽，結果搶到了特務連連長的頭上；我本來想找一個女兵做媳婦，結果找了個女民兵。全場觀衆轟然大笑，中央領導們也個個捧腹。我在小品結尾的那一句：軍民團结緊緊的，試看天下能怎地成了後來中央首長見到我時的開場白。
從《演講》開始，小品就成了雙擁晚會上不可缺少的藝術門類。
從那之後，我接連不斷地帶着小品《小站》、《夜練》、《俺爹來特區》、《歪打正着》、《照相》、《三峽情話》連續七年參加雙擁晚會，而且逐漸使小品成為晚會的重點節目。由一個，到兩個，甚至整個晚會以小品為主。從此，小品在雙擁晚會上，在全軍官兵的心目中占據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雙擁晚會的小品與春節晚會的小品不同，它的題材窄，要求作品的立意深、思想性強。可以說，雙擁晚會使我對歌頌題材的小品創作進行了嘗試，自覺不自覺地提高了我對小品格調的追求。
在我們積極倡導和推薦下，一大批地方的喜劇演員先後穿上軍裝走進部隊，使部隊的小品喜劇隊伍不斷壯大起來。小品輕便易行，演出火爆，可以直接反映部隊的現實生活，所以每到一處，都會受到戰士的熱烈歡迎。總政首長考慮到部隊對小品的需要，於是在1996年5月，正式命名成立了總政小品喜劇藝術團。
在全軍文化部長和文工團團長會議上，總政於永波主任宣佈了這個决定，並告訴我們：雙擁晚會上的小品不僅受到全軍指戰員的一致稱贊，而且每年都受到江澤民主席的表揚。江主席看了1996年的雙擁晚會，當場就表揚了小品節目，第二天，還通過工作人員把對小品的意見及時轉告給總政治部。
在部隊的文藝工作中，小品很快地有了它特殊的位置和作用。
在這個會議上，總政話劇團團長王壽仁被任命為小品喜劇藝術團團長，我任副團長。
所有總政係統從事喜劇表演的演員都是這個藝術團的成員：郭達、魏積安、李文啓、孫濤、郭月等等。
這是一個結構鬆散的隊伍，也是一個龐大而專業的演出群體。
1996年八一建軍節，成立不久的小品喜劇藝術團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了建團後的第一次公演。
這就意味着我們的小品喜劇藝術團不僅僅面嚮部隊，而且要接受社會的檢驗。這些反映軍人題材的小品是否能得到認可，還是個未知數。我和團長王壽仁都有些擔心，因此，我們進行了周密的排練，導演李文啓在道具、燈光和布景上也獨具匠心。
即使是這樣，對於公開售票的上座率，我們心裏仍然沒底。沒想到，第一張海報剛剛貼出，前來購票的人就絡繹不絶。一天的功夫，三場演出的門票全部售光，直到這時，我們心裏纔鬆了一口氣。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我們首場演出的當天，北京下起了暴雨，交通出現了問題，公共汽車堵塞，出租車拒載。演出就要開始了，我們躲在後臺，為觀衆的上座率擔心：觀衆會不會來？能來多少？要是衹來半場怎麽辦？沒有想到，大幕一拉開，全場座無虛席！三場演出結束了，劇場領導一再要求我們加演，我們小品喜劇藝術團首次演出取得了成功。
小品一直是我的生命。記者不止一次地問我：你認為小品還會長久嗎？我的回答是：會長久！衹要我們付出努力。這麽多年來，殫精竭慮，我像珍視自己的女兒一樣守護小品，並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來完美它。人們酣暢的笑容在裏面泛光，官兵們喜笑顔開的樣子在裏面珍藏。這就是小品藝術帶給我的夢想。軍營小品永遠會健康嚮上地發展，永遠是文藝百花園中開不敗的一朵小花。
外面的世界美國的八字祝福小說《北京人在紐約》中有這樣一段話：如果你愛一個人，就讓他去紐約，因為那裏是人間的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就讓他去紐約，因為那裏是人間的地獄。這段話不僅適用於紐約，其實，也適用於美國。美國的先進與發達是它給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無論是紐約的發達，華盛頓的典雅，西雅圖的優美，洛杉磯的繁華，都會讓你對這個國傢産生越來越深的震動。不過，隨着一次又一次的出訪，我也同時更深刻地感到了美國與中國這兩個東西方截然不同的國傢與民族之間的種族、文化、風俗、習慣，甚至是為人處事上的巨大差異。而且，由於每次出訪的時間都比較短暫，我們和美國人之間的溝通與交往憑藉的僅僅是表面的接觸，比如吃飯、坐車或者買東西。
其中讓我感受最深的則是那句俗話：入鄉隨俗。到了美國，一切就都要按照美國人的規矩，否則的話，不僅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誤會與不快，更嚴重的話，還會引起衝突和糾紛，導致觸犯美國的法律，甚至坐牢。
在發達與繁華的背後，給我印象較深的，是美國的治安。
初到紐約的一天晚上，我來到第十六街的一傢帽子店，店主是一位美籍華人。一拉開店門，他認出了我：你是從大陸來的黃宏先生吧？是啊！這麽晚了，你怎麽還敢在這兒溜達？怎麽了？這地方很不安全。前不久發生了一件事，一個日本人超了一個美國黑人的車，就因為別了他一下，這個黑人就反超車掏槍把日本人當場打死了。你沒看見門口有很多黑人嗎？整天喝得醉醺醺的，離他們遠點！很不安全！聽完這番話，心中難免有些不安，我剛剛走出帽子店，就被一個大個子黑人拉住，滿口酒氣衝我嘰哩嘟嚕說了一通我不懂的英語。帽子店的老闆急忙趕出來對我說：這個黑人問你打不打電話？打電話？我大惑不解。
你如果要打電話，他可以幫你撥通任何一個國傢的長途。而你衹要交他一美元，隨便講多久都可以。為什麽？因為他是偷竊了別人的電話密碼在街上販賣的。這位帽子店的老闆是用中文告訴我的。
我驚恐地告別那裏，趕緊在路邊打了一輛出租車，一拉門，司機又是一個黑人。
無奈我衹好上車，為了給自己壯膽，一路上忐忑不安地吹着口哨以表示一種輕鬆。
一次從紐約乘機到另一個城市，因為牛群在候機廳拍照，惹來了警察的麻煩。這裏是不準拍照的！我沒有看到你們禁止拍照的標志呀！牛群說。沒有標志也不允許，請把你剛纔拍過的膠捲抽出來！為什麽？全團都被惹怒了：你們不是法製國傢嗎？希望能拿出法律依據！警察態度十分蠻橫，扣住我們所有人的護照，不準登機。這時身邊一個香港華人跟我們說：別跟他們爭了。他們說是法製國傢，有時是不講法的。那個警察叫來了治安總頭，並命令一個打工的印度人，把牛群相機中的膠捲抽出來。身在他鄉，寄人籬下，不能因為一個膠捲影響全團的日程。無奈，二十多人就眼巴巴瞅着膠捲被當場曝了光。
每次去美國總有不愉快的事情。飛機長途飛行，最舒適的座位一是靠過道，進出方便，二是靠窗戶，可以看風景。發登機牌，本應該abcd挨着發，可是那位美國小姐故意像下跳棋一樣，把我們二十多個人全都排到了既不靠過道又不靠窗戶最難受的中間位置。
登機後，相聲演員劉偉跟身邊的一個美國人換了個座位。
緊接着，惹來了麻煩。在美國的航班上，酒是收錢的，而且很貴。當賣酒的小姐推車走來時，那個美國人對劉偉說：我換給你座位了，你應該給我買瓶啤酒。劉偉毫不猶豫地掏出四美金買了一瓶啤酒給他，算作答謝。這位美國人接過啤酒不客氣地喝個精光。不一會兒，啤酒車又推過來。美國佬又衝劉偉說：你還得給我買一瓶。劉偉搞不清是怎麽回事，就又給他買了一瓶。飯還沒吃完，酒車又推過來了，那個美國佬竟厚顔無恥地要劉偉再給他買一瓶。
劉偉忍無可忍，氣得往剛吃完的飯盒裏吐了口口水說：你把這個吃下去，我就給你買。這下美國佬把臉轉過去，不再作聲。
在很多觀念和習慣上，我們與美國確實存在着相當大的差異。我們彼此評價彼此衡量的標準可能也帶着深刻的本民族的烙印。在這裏，我不想為我們自己的一些可能不符合美國標準的行為開脫，可是，在這個標準的背後，是不是也有着他們對我們的一些早已經
根深蒂固的成見呢？中國其實是一個禮儀之邦，是一個懂得尊重別人習慣的民族，但是，我們一樣有自己不能被剝奪的尊嚴。
就是因為這一次又一次的經歷，纔有了後來，我為美國人留下的八字祝福。
事情的起因是出於我的不是和衝動，但是就是在美國，有時小衝動卻會引起大事，因為你不知道它又觸犯了哪一條法律。
我們又一次登機了，又全部被安排在中間座位。飛機要起飛了。殷秀梅回頭對我說：黃宏，你的雜志看完了嗎？給我看看。因為坐在中間，我不能把雜志從別人頭上扔過去，所以匆匆解開安全帶把雜志遞過去又趕緊回到了座位上把安全帶係好。這時，一個美國空姐帶着一臉的怒氣朝我衝過來，我知道自己錯了，急忙嚮她賠禮。她還是不依不饒地訓斥，我從那聽不大懂的英語中，突然聽到了china的發音，我氣極了，伸出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做出一個開槍的動作。
我就是沒槍，要有槍我就崩了你！這下她看懂了，臉色一沉扭頭就朝機頭走去。不一會兒，飛機的發動機熄火了，接着廣播響了起來：因為飛機上有人帶槍，我們要停止飛行，進行檢查。
艙門一開，上來了兩名警察。在那位小姐的帶領下，警察來到了我的面前，他們首先嚮我四周的旅客取證，然後衝我說：這位小姐指控你攜帶手槍！我說：你們的機場有安檢，如果我身上有槍，我又是怎麽登機的呢？他們考慮了一下，又換了一種說法：那麽這位小姐懷疑你的神經有問題。我說：進入你們美國時，我持有健康檢查證明。警察回過頭來，像是在勸說那個空中小姐，可是那位小姐還是不依不饒。最後警察又對我說：你剛纔用槍的手勢對準這位小姐，現在她指控你侵犯人權！事已至此，光靠憤怒和針鋒相對已無濟於事，我靈機一動，說：貴國尊重人權我早就知道，但是每個國傢有每個國傢不同的習慣。在中國，大姆指代表好，加上食指，就是八字，八就是發，我這個手勢是嚮她祝福。警察聽完後忍不住地想笑，扭過頭去嚮那位女士做瞭解釋和安慰。
警察走了，艙門重新關閉，飛機照常起飛，我在心中暗暗竊喜。儘管那位空中小姐每次給我發盒飯時仍帶着滿臉怒氣，但我心裏卻痛快多了。
飛機在休斯頓徐徐降落。走出機艙的時候，飛機上的一位保安衝我舉起了手，悄悄地做了一個八字的手勢。
他笑了，我也笑了。看來有時幽默能化解一切！加拿大的遺失不知為什麽常常想起那次出訪加拿大的情景，那是一次充滿着快樂和奇妙的旅行。在那次的行程當中，我們遺失了許多東西，也找到了很多東西。
中國文聯組成藝術代表團出訪加拿大，第一站是溫哥華。演出結束後，我們在一傢華人餐館共進晚餐，深夜返回賓館。第二天一大早就趕往機場奔赴下一站多倫多。我們急三火四地來到機場，首先是六小齡童發現自己的東西丟了。六小齡童這次演出的節目還是猴王孫悟空，每次上臺頭上要戴兩個雉雞翎，平時怕把翎子折斷，所以走到哪兒都拿個長長的紙筒裝着。托運行李時纔發現，紙筒不見了。這可急壞了六小齡童，因為不是在國內，一旦找不到，就會影響下一站的演出。大傢都等着登機，在為他着急的同時也帶有幾分責怪。
這時，關牧村又喊了起來：壞了！我的演出服落在賓館了！賓館距離機場有將近一個小時的路程，就是飛回去也來不及了，這可怎麽辦？她十分着急，忙着給賓館打電話。就在這時，舞蹈演員劉震又突然跳了起來：糟了，我把錢包丟在換票處了！裏面有護照和兩千多美元的現金。孫悟空真有幾分靈氣，他丟了一根毛，折騰得全團都不消停。大傢分頭去找。
丟得快回來得更快。首先是機場的兩個工作人員拿着貼有航班號的紙筒找到了六小齡童。這時賓館的車也趕到了機場，原來賓館早上清理房間的人發現了關牧村的衣服，然後按照我們在前臺訂機票的存根找到了我們的航班。還沒等我們的電話到賓館，人傢送衣服的車已經嚮機場出發了。沒多久機場的廣播又響了起來，在裏邊聽到了劉震的名字。在失物招領處，他不僅取回了自己的護照，現金也是分文不少。大傢高高興興地登機了，帶隊的高占祥風趣地說：咱們這回什麽東西都丟了，就是沒丟人！飛機剛剛關好艙門，我妻子段小潔突然又叫了起來：壞了。黃宏，咱們的相機不見了，準是剛纔幫着他們找東西的時候掉的！那臺相機是我為了拍劇照而購置的，是我所有的相機裏最好的一臺。而且裏面還有我們在溫哥華剛剛拍完的膠捲。但是飛機起飛了，我嘆了口氣，對媳婦說：咱這東西丟晚了，要是早丟一會兒，也許還有指望！隨隊翻譯懷着一綫希望找到了空中小姐。當飛機上的廣播剛剛播完，前艙的一位女士馬上舉起了手，大傢驚奇地說：有戲！我說：不可能，人傢鬧不好是嚮空中小姐要飲料的。翻譯拉着我走了過去，那位女士說：剛纔在機場撿到了一個相機，因為找不到失主，把相機交給了機場的失物招領處。
空中小姐聞訊馬上回到了前艙與機場聯絡。不到半個小時，我們就被告之，相機已經在另一架飛機上，將比我們晚半小時到達多倫多，到機場稍候便可以領取。
真是意外之喜。我的心裏充滿了感激，從隨身的包裏拿出自己的一些磁帶送給了那位女士，當她得知我是一位中國演員時，非常高興。剎那間，整個機艙裏洋溢着一片溫情。
後來，我終於忍不住嚮翻譯提出了心底的疑問：為什麽在加拿大我們不丟東西呢？這幾件事是因為偶然還是所有的加拿大人都有這樣的公德？翻譯告訴我：這不是偶然。在加拿大，有兩件事你是不用犯愁的，一是丟東西，二是找證人。因為這個國傢的人大多信仰天主教，崇尚為別人做好事。另外，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有當證人的記錄。比如你在路上撞了車，馬上就會有人過來跟你說，這位先生，我看到是他的車撞了你，這是我的名片，如果需要證人的話，我可以作證。這就是加拿大人！直至現在，我也不知道該用一種什麽樣的筆觸來記述我在聽到這番話時的感受。在中國，也到處可見那些拾金不昧的人，那些樂於助人的人，那些挺身而出的人，那些見義勇為的人，但是，我仍然長時間地感動於我在加拿大的那次經歷。
前幾天偶爾在報紙上看到了這樣一則報道：在石傢莊，一輛出租車撞人之後肇事者逃跑了，另一輛出租車的司機熱心地把傷者拉到了醫院，可是傷者和其傢屬卻一口咬定就是這位司機撞傷的人。
我無意於在這裏比較加拿大國民和中國國民的道德水準，更無意於大肆宣揚西方文明較之東方文明的進步。我衹希望，我在加拿大所經歷的一切，有一天可以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除此之外，我不敢對我們的文明再做任何的評說，卻情願自己的筆下可以有一種悠長的回味。
在加拿大，我們無疑找回了我們丟失的一些東西，但是，無法否認，我們也同樣永遠地遺失了一些找不回來的東西。
問路在巴黎法蘭西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國傢，而首都巴黎更是清高排外。大街上很少看見日本和美國生産的汽車，就連英語在這裏也不盛行。這裏的人生活得很悠閑，也不像其他國傢的節奏那麽快。在巴黎，最多的就是咖啡廳。人們最喜歡的就是牽着狗，坐在臨街的陽傘下，一邊品嚐着咖啡，一邊欣賞着馬路上穿着各樣時裝的行人。在巴黎，如果你走道不小心踩到狗屎，千萬別太在意，因為，在巴黎，狗拉屎的時候是絶不可以去打擾它，這也堪稱是巴黎的文明。在這裏問路不能使用英語，否則，他會裝作聽不懂，或者指給你一條錯路，甚至不理睬你。如果你不會說法語，可以跟他打手勢，法國人很懂幽默，他會對你用語言之外的方式傳遞信息很感興趣，他也會盡力去理解你的意圖，然後，高高興興地把你帶到你想去的地方。所以在巴黎，英語不如啞語。
初到巴黎的第一天，我們乘車在市區遊覽，忽然，我的眼睛一亮。
在馬路上看見了加拿大留學生---大山。我叫停了汽車，果真是他。
大山是來巴黎旅遊，真是沒想到我們在這兒見面了，太巧了。不知這算不算他鄉遇故知。
過去我一直以為外國人的長相都相似，可沒想到，在衆多的行人當中，我一眼就認出了大山，看來外國人長得也不都是一個模樣。
我們的相遇使他的旅遊不再孤獨，我們也多了一個免費導遊。跟他一起上街，心裏比較踏實。
一天，我倆從盧浮宮出來，乘地鐵趕往演出的劇場。巴黎的地鐵上下三層，因為很纍，又加上對大山的信任，上車一放鬆，我就靠在那裏睡着了。等我睜開眼睛的時候，車廂裏幾乎沒有人了，衹剩下一位陌生的法國老人，大山也不見了。
我馬上意識到，自己坐過了站。晚上七點演出開始，而現在已經是六點二十了，大山怎麽會扔下我一個人走了呢？真要是耽誤了演出怎麽辦？我驚慌起來。
也許那位法國老人看出了我的神色，於是對我比劃着告訴我：那個大鼻子下去了。我急忙下車，站在站臺上等候着大山的出現。
我一連等了三趟同方向的地鐵，都不見他的身影。這時手錶的時針已經指嚮了六點三十分，我開始絶望了，就像與父母走散的孩子一樣，在那裏不知所措。
別慌，千萬別慌！我跟自己說。我忽然想起，兜裏有一張乘坐地鐵的票根，法國的地鐵票就像中國的火車票一樣上面寫有你將到達車站的站名，買到哪一站就必須在哪一站下車，否則你將出不去站臺。我拿出票根與站臺上的牌子相對，尋找自己應當下車的站名，對上了。我終於看懂了連我自己都不認識的法語。這時我纔知道，自己已經坐過了三站，於是我馬上登上了相反方向的車。
我終於在我該下車的那一站下了車。走出地鐵一看，我傻眼了。原來，這裏是巴黎最著名的香榭裏捨大街，著名的凱旋門正伫立在不遠處，街上霓虹燈閃爍，人潮涌動。
滿街一個中國字都沒有。面對凱旋門，我卻找不到凱旋的門。
演出的時間一分一秒地逼近，我靈機一動，走進了一傢五星級酒店，嚮前臺的值班人員要求中文服務。莫名其妙的是，甭管我怎麽比劃，他總衝我說日語。
在國外，最令人氣憤的就是經常把中國人當成日本人。
於是我衹好嚮他做了一個吃飯的動作，意思是想讓他幫我找一個中國餐館。
他竟然讓服務員把我領到了這傢酒店的日本料理。
最後，我用筆在紙上畫了一面日本旗，在旁邊打了個叉。然後我又畫了一面中國國旗，這回他明白了：我是中國人。
看來，國旗是一個國傢最鮮明的象徵。他用紙片為我畫了一傢中國餐館的詳細地圖，我拿着它，調動出偵察兵勘測地形時的本領，不放過每一個路標和路牌。
那熟悉可親的中國漢字突然映入了我的眼簾---山東包子。
那時，這四個字對我來講真是親切得不能再親切了，當時恨不得立即上去咬它一口。
這是一傢小得不能再小的中國餐館了，我破門而入，終於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我忙用山東話和他打招呼。奇怪的是，這傢山東包子鋪居然沒有一個會說山東話的，全是粵語，這粵語還不如法國話好懂呢！我和他比劃半天，他倒有些不耐煩了。
正在不知所措之際，我突然在小店的墻上發現了中國藝術傢代表團來巴黎演出的大張海報。
我撲了過去：先生，看見了嗎，這個人就是我！這下，他明白了。
幾分鐘後，他熱情地為我撥通了大使館的電話，又按照大使館的指示，用他那輛拉菜的車把我送到了演出現場。差五分鐘七點。
我剛剛走進後臺，就看見宋丹丹和薑昆正在那裏訓斥大山。
黃宏不認路，在北京迷路時衹有找到長安街才能辨別出方向。這麽大個巴黎，你讓他上哪兒找去？薑昆也急了：你怎麽能把他一個人丟在地鐵上呢？大山的解釋把大傢都逗笑了：當時我看他睡得很香，不忍心去打擾他！看來他即使學了中國最傳統的相聲，可骨子裏還是外國人的思維。
有了這次的經驗，從此後在巴黎再問路我就不那麽犯愁了。衹要會比劃，尤其是再加上一點表演，基本上就不用翻譯了。比如問洗手間時，先做一個擰水竜頭的動作，然後再做一個洗手的動作，對方就會高高興興地把我帶到洗手間的門口。
一天，我們在超級市場買東西，唐傑忠老師急切地跑了過來。
小子，聽說你會法語問洗手間，快幫我問問，我憋不住了！別着急，沒問題！我嚮身邊的一位法國老頭繼續使用我的啞語，老人反應慢，我比劃半天他也沒明白什麽意思，唐老師在旁邊急得直蹦：小兔崽子，你到底會不會問？沒辦法，我衹好嚮老頭做了一個解腰帶的動作，老頭終於明白了，嚮我們指出了洗手間的方向。
唐老師急成那樣，臨走前還沒忘了駡我一句：小兔崽子，這種法語我也會！事後，我跟唐老師開玩笑地說：你還記得我四歲的時候你去我傢，我對你說的那句行話嗎？如果當初，咱要少學點行話，多學點外語，也許咱就不會這麽受憋了！黃宏，我愛你我喜歡人傢稱我為喜劇演員。我熱愛自己的職業，就像我熱愛我軍人的身份一樣。再給我機會讓我重新選擇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做一名喜劇演員。總覺得讓別人笑起來是自己的責任和存在的價值。總覺得有笑聲和笑容的生命纔是完整和無憾的。
從當演員的那一天開始，就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認識我。後來，有了些知名度，確實為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方便和光彩。但是，作為一名喜劇演員在生活中也有許多尷尬與無奈。
其實觀衆真是既可愛又單純，你塑造了什麽樣的藝術形象，他就會在生活中按照什麽樣的形象來認定你。唱一段愛情歌麯，就會被那些女孩子視為自己夢中的白馬王子，演上一個領袖人物，在生活中也會被人當作偉人。幾年前有一部描寫偉人的電影曾經在觀衆當中引起過反響，那就是《毛澤東和他的兒子》。這部電影上映後不久，我有幸和劇中的毛澤東扮演者王仁一起去深圳演出。
體育館內奏響《東方紅》的樂麯，王仁神采飛揚地出現在觀衆面前，剎那間，萬衆歡騰。無數人把自己對領袖的崇敬和熱愛附加在王仁的身上。因此，無論是在前臺還是臺後，無論是在樓道還是餐廳，王仁都是我們一行人中最閃光的人物。
記得那天要在深圳體育館演出兩場。第一場下午三點，第二場則在四個小時以後。於是中場時我約王仁回賓館休息。王仁說：路程太遠，還得打車，將就將就算了。我平時就愛跟他開玩笑：這次我掏錢，你白坐車！他終於讓我說動了：那好，我到後臺換件衣服。說着，要換下那套飾演主席的灰製服，我一把攔住了他：衣服不能換，否則這客我就不請了！當時深圳的出租司機把毛主席視為神，在車裏懸挂一張毛主席的照片驅邪免災。我叫來一輛挂着主席像的出租車，把王仁讓在後座，我坐在司機的旁邊。
車子剛到賓館，我拍了拍司機的肩膀：小夥子，回頭看看，你今天拉的是誰？司機回頭一看，驚呆了：天哪！我拉到真佛啦！多少錢？哎呀，什麽錢哪！能拉到主席是我的福氣！那晚上六點半我們還要回體育館……我來接你們！回到房間後我和王仁逗趣兒：王老師，晚上上車前必須還得穿這件衣服！王仁笑着說：我等於加演了一場！與扮演偉人的演員相比，喜劇演員就大大不同了。在日常生活中，一些觀衆經常對我說的幾句話是：嘿，老黃！來一段！你又跑這兒演小品來啦？我這孩子也不好好學習，整天皮拉嘎嘰的，讓他跟你學小品吧！由於在臺上表演的大多是那些嬉笑怒駡的小人物，因而，在生活中觀衆與我們交往的方式也比較隨便。
一年鼕天，我在北京梅地亞賓館門口打車，因為下雪，路況很糟糕，百分之九十的出租車都拒載。過了一會兒，終於有一輛出租車停了下來，司機非常熱情地搖下了玻璃窗：哎喲，沒想到是你！真他媽巧！快上來，快上來！一句他媽的，使我猶豫了一下。可是，總比在外邊凍着強，我趕緊小跑幾步拉開車門：謝謝您停車，我已經等了半天了！就是！司機一邊說話一邊啓動車子：今天這鬼天氣，都他媽不願意拉活。這要不是你呀，我他媽的根本就不停了！我跟你說啊，平時，我最喜歡的就是你們這幫玩意兒！喜劇演員變成了玩意兒，我苦笑着不知該說什麽纔好。從這時開始，他媽的他媽的成了這個司機每次開口的前導語，而且越說越興奮。熱情是真熱情，嘴裏也真是不幹淨。我想阻止他，又不能說難聽話，我仔細端詳了一下他的模樣，年紀和我相仿，但長得比較面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說：大爺，別光說話，註意點路。司機愣了一下。
我緊接着又說：大爺，到前邊路口拐彎！啊啊啊……大爺！到了。……
下車了，我付完了錢，朝司機揮了揮手：謝謝您，大爺！車走了，我估計那位司機關上門的第一句話說的是：你大爺！我知道被同輩人稱為長輩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這人天生長得老相，屬於乍看不怎麽年輕，越看越不如乍看的那種類型。三十多歲，一笑，眼角就布滿了魚尾紋；一擡眉毛，腦門上除了壟溝就是壟臺。
記得三十五歲那年，《中國青年》雜志嚮我約稿。我在文章開頭的幾句是這麽說的：青年雜志嚮我約稿，使我受寵若驚，雖說衹有三十五歲的年齡，但在生活中處處遭到五十三歲的尊重。我的藝術形象使我充滿青春活力的心靈過早老成。記得一次在麥當勞吃快餐，剛剛坐下，進來一位年輕漂亮的少婦，懷中抱着一個孩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她的身上，我趕緊往裏挪了一個位置，一是出於軍人的助人為樂的作風，二是希望這位漂亮的媽媽坐到我的旁邊。她嚮我表示感謝，對懷中呀呀學語的孩子說：快謝謝姥爺！我尷尬不已。
衹記得那次快餐吃得最快。還有一次參加一個電視座談，一位女主持人熱情活躍。哇，黃宏先生，你比臺上年輕多了！看上去，最多不過五十歲。再多的話，也衹是一點點。我趕緊接過話筒，說道：小姐，您是《夕陽紅》欄目的主持人吧？知道我年齡的人都笑了，那位小姐卻有些莫名其妙。
不光因為我長得老相，也因為我演的角色中年以上居多。演員在電視臺上鏡之前，都要經過化裝這道工序。每次往凳子上一坐，我心裏就不平衡，別人是怎麽漂亮怎麽描，我是怎麽老梆怎麽抹，用的底色都是最重的。所以，屏幕上出現的效果就大不一樣了。你想，漫畫能和工筆畫相比嗎？給觀衆留下老的印象，卸了裝下了臺也抹不掉。面老不面老我倒不在乎，反正活一年衹長一歲，任憑人傢怎麽猜、怎麽看，自然法則是改不了的。
我跟蔡國慶在一個團，每次演出，總有若幹女歌迷擁到臺上獻花。那些女孩子會把為一臺演員準備的鮮花都塞在小蔡的懷裏。等我再上臺的時候，既見不着鮮花也見不着美女。所以，每次下臺以前我都問觀衆一句：還有獻花的沒有？沒有我就下去了！一次一個女孩兒反問我：黃老師，您這身打扮也不像接受鮮花的人哪！我笑了：對，我更像種花的！想想也是，被小蔡的大眼睛溫柔專註地看上凝視上一回，就會讓一顆年輕躁動的芳心感動得想哭，其實我的眼睛長得也挺大，可是，我看誰的時候，誰都忍不住要笑，看來，這個世界不是沒有明確分工的：有人負責讓人動心，而我，負責讓人開懷。經常有些女孩子到後臺來找我們簽名、照像，名也簽了，像也照了，臨別前我最怕聽到的一句就是：黃老師，我爸爸媽媽特別喜歡你。每到這時，團裏的其他演員總要開我的玩笑。
尤其是彭麗媛和董文華，一見面就逗我。因此，不被女觀衆喜愛，成為扣在我頭上的一頂高帽。
終於有一次機會我揚眉吐氣了。
1993年，總政歌舞團到上海演出，陣容整齊，聲勢空前。演出開始了，上萬人的體育館座無虛席，我演的小品《提親》剛結束，觀衆席上突然站起一位女士，大聲喊道：黃宏，我愛你！這聲音使全場觀衆震驚了，使我們團的全體演員震驚了。
我激動地嚮着那個聲音的方向揮手致意，連聲說道：謝謝你，謝謝你！我挺胸擡頭走進後臺。此時，那頂不被女孩子喜愛的帽子終於從我的頭上摘掉了！我興奮地對大傢說：聽見沒有，還是上海人識貨呀！那些追星族衹不過讓你們簽個名、照個相什麽的，可是喜愛我的觀衆，居然站在萬人面前高喊黃宏我愛你！！幸福啊！在上海我們連演三天。
第二天，我們坐着面包車又來到了體育館。剛一下車，昨天那個聲音又響了起來：黃宏，我愛你！我順聲望去，這纔看清她四十多歲，又肥又胖，穿着黃軍裝，紮着腰帶，頭上梳兩條辮子，胸前別一溜毛主席像章，也不知在哪兒還把褲子坐得精濕。看見我，她激動得直蹦：黃宏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董文華和彭麗媛早已樂不可支。我出於禮貌，走上前去。
你好！剛要上前握手，警察把我攔住：別理她，精神病！天天都來！我灰溜溜地鑽進了體育館，到了後臺更成了大傢取笑的目標：黃宏啊黃宏，我們真以為大千世界中能有一名女觀衆為你動心，鬧了半天還是個精神病！我憋了半天，終於想出了一句話為自己解嘲：別看喜歡你們的少男少女成千上萬，喜歡我的衹有這一個，而且還是一個精神病。但我更加珍惜它，因為在她僅有的一點記憶中，還能記黃宏這倆字，不容易啊！此為笑話。不過，從她胸前的一溜像章可以看出，那個年代給她的精神帶來過何等創傷，不光是她，我們的民族不也曾傷痕纍纍嗎？相信造成人們痛苦的那個悲劇的年代永不會再來。
——《從頭說起》選章
作者：黃宏
做好事不留名
人們常說：做好事不留名。
可是有的時候，做完好事不留名還真不行！漠河是中國最北方的一個小鎮。在這裏，夏天的黑夜短，鼕天的黑夜長。鼕季到來，景色十分壯觀，冰天雪地，大雪沒腰，樹是白的，山是白的，宛如一個銀色的世界。一年的寒鼕臘月，我隨瀋陽軍區文工團來到這裏，為部隊演出。
真叫一個冷啊！滴水成冰。最低溫度零下四、五十度，穿着老羊皮大衣還凍得渾身打顫。劇場設在一個大車庫裏，演員們嘴都凍得不聽使喚，大傢裹着皮大衣，圍在爐子旁，哆裏哆嗦候場。有的女演員凍得直哭，你想冷到什麽份上。再好的節目也聽不到臺下的掌聲，戰士們用跺腳來代替鼓掌，那種演出場面真是令人難忘。
那是一個大肆宣揚做好事不留名的年代。我是一名年輕的共青團員，更有着滿腦子渴望奉獻、付出的念頭。我們當時住在老百姓的一傢大車店裏，所謂的大車店其實就是那種最便宜的旅店，圓木壘的房子，長長的一溜火炕，屋子中央生了個大火爐。
演出前，我看到竈坑裏的火快熄滅了，摸了摸微溫的火炕，忽然産生了一個為大夥做好事的念頭，把炕燒熱！我暗暗拿定主意，心裏十分得意。當晚我是第四個節目，下臺後直奔大車店。漠河地處大興安嶺林區，遍地都是木材，我先劈柴，後燒炕，甩開膀子大幹。其實燒火炕很簡單，但絶對不能用急火，不然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我哪裏知道這些，衹想着在隊友們回來之前讓炕熱起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四個竈坑全部塞滿了劈柴，那麽冷的天，我居然忙乎得滿頭大汗。
幹完了好事，我又急忙跑回劇場去參加謝幕。但是演出已經結束了，當時的教導員劉錫安很嚴肅地問我跑到哪裏去了，然後狠狠地批評我無組織無紀律。我低着頭接受批評，心中卻充滿自豪。心想：你不用生氣，呆會兒高興還來不及呢！果然，當演員們跺着腳搓着手回到大車店的時候，一推門，熱浪便撲面而來。所有的人都驚喜地叫起來：太好啦！這是誰幹的？我預想的結果終於出現了。大夥一邊歡呼雀躍，一邊脫下厚重的棉衣，穿着背心褲衩在炕上折騰，有的人還用火爐上的熱水洗開了澡。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的心裏甭提有多美了，簡直都被自己給感動了。儘管還有人用充滿感激的口吻詢問着到底是誰幹的，我也默不作聲地躲在一旁欣賞着自己的勞動成果。
大夥終於睡下了。可是沒一會兒又都起來了。原來，炕燒得太熱，所有的人都扛不住了，翻過來掉過去地折騰了半天，一個個抱着棉被開始由炕頭往炕梢挪。衹有我們的老隊長範延東不為所動。範老師是個體重二百多斤的大胖子，打起呼嚕來格外的響亮，看着大傢都往炕梢靠，範老師得意地說：你們這幫傢夥真不會享福！你們不睡我睡！他說着就把自己的毛衣毛褲棉衣棉褲都鋪在身子底下，躺在高高的褥子上打起呼嚕來。
迷迷糊糊地睡到半夜，忽然有人大喊着火啦，我睜眼一看，屋裏煙霧彌漫，已經看不見人。炕頭竄起了火苗，我嚇壞了，不知道出了什麽事。好半天，纔明白禍是我闖的。這時大夥已經穿着背心褲衩在屋裏救起火來，拿着水桶直往炕上澆。最慘不忍睹的是我們的範老師，他所有的衣服都被燒了個精光，披着條濕被子站在那兒直運氣。大車店裏烏煙瘴氣，亂作一團。
教導員劉錫安大聲地喝道：到底是誰幹的？！今天必須查出來！對！誰幹的？把他揪出來！我瞅瞅這個，看看那個，心裏直打鼓：我是說還是不說？人都說做好事不留名，對，我不能說！這時火已經被撲滅了，窗門大敞四開，外面的冷風颼颼地颳進來，地下炕上全都是水，看樣子很快就會結冰。看着眼前的情景，劉教導員氣得直打哆嗦，當然他的哆嗦裏肯定也有冷的成分。
當時，我哆嗦得比誰都厲害。開會，一定要查出罪魁禍首！劉錫安宣佈。大夥全都披着被子，裹着羊皮大衣愣愣地站在那兒。
我小心地觀察了一下屋內的形勢，知道必須挺身而出了，於是我舉起了手：我說兩句，都說做好事不留名，我本來是真不想留名的，可是……大傢都像看怪物一樣地看着我，好像不知道我在說什麽。劉錫安好半天才蹦出話來：這……這還是好事嗎？這裏是大興安嶺，着了火是鬧着玩的嗎？！你這個傢夥……唉！好不容易做了一次好事，得到的卻是這樣的結果。那年頭的工資都不高，聽說就因為這場火災，範老師得到了那年全隊唯一的一份救濟補助。
後來大興安嶺真的着起了大火，我義不容辭奔赴火綫慰問演出。也許，在內心深處，我仍然有着漠河大車店的那一次險些釀成火災的後怕吧？收發室的情緣收發室曾經是我不大喜歡的地方。我想，它既是自由主義泛濫的場所，又是個是非之地。一些沒事幹的人經常端着個大茶缸，一泡就是一天。春夏秋鼕，天天如此。張傢長李傢短，沒有說不到的地方。從國內說到國外，從地球說到宇宙，從剋林頓說到院裏的寡婦。誰到誰傢來，誰往誰傢去，哪傢來個女的，什麽時候走的，為了盯着人傢出門的時間，有時候能捨棄一頓午飯。
因此，除了打電話，取報紙信件，我從不在那裏逗留。
你可以不喜歡它，可你不能得罪它。別看收發室的權力不大，但有時，還真離不開它。那時，全團衹有一部電話，關係好的來電話了，老頭可以站在院裏給你吆喝兩嗓子；關係不好的，他說不在，把電話一挂，你也沒脾氣。那時通訊落後，收發室門口那塊黑板就是bp機，他要是用粉筆給你寫上一條，給誰回電話，可算是最大的情分了。後來大傢有了bp機了，他又出了新招，用小鎖頭把收發室撥盤的電話鎖上，讓你接到傳呼也回不了電話。
收發室有個氣筒，沒事老頭把氣筒裏的皮墊卸下來，在手裏攥着，遇着順眼的他纔給你安上，經常是自行車的氣沒打上，人氣得夠嗆。
一天，我去收發室取信，正趕上他們在議論我的小品。本想扭頭躲開，聽了兩句覺得說得還挺有道理。
看沒看昨晚的《招聘》？黃宏演的！你別說，還真不錯！我一露面，別人對我說：哎，黃宏，你也不會喝酒啊，酒嗑嘮得不錯！三盅全會，整啤的！絶了！我問：你們平時都愛喝酒？還有什麽酒桌用語？感情深一口悶，感情鐵喝出血呀！這兩句後來在全國流傳的話，最初就是我在收發室裏捕捉到的。
也正是從那次開始，我對收發室的印象有了改變。這裏是有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亂，雜，包括那裏的氣味。但有一點使我願意走進它：這裏有一群真正的老百姓。
我在部隊文藝界有一個綽號，叫全軍一大遛。也就是說，我寫完一篇作品，願意念給別人聽。聽者無意，說者有心，內行談門道，外行聽熱鬧。通過他們對作品的反應，我可以判斷出作品是否抓人。
收發室不就是我檢驗作品的最好場所嗎？我的許多作品，包括《超生遊擊隊》等的第一個檢驗場所都在這裏。
久而久之，我在這裏得到了收穫。久而久之，他們對聽我的作品也越來越感興趣。不管意見是否成熟，卻常常爭辯得面紅耳赤。
上次，我纔說了一條意見，你說了三條，可是我那一條人傢黃宏照着修改了，你那三條，人傢根本沒理你的碴！尤其是看收發室的老徐頭，經常跟外面的人吹牛：黃宏的小品都是我幫着整出來的。可當我問他的時候，他卻全然否定。
任何事都是如此，衹有你真正地走近了它，你纔會瞭解它的魅力所在。收發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日出而聚，日落而散。
有位看倉庫的老頭和老徐頭是好朋友，雖說自己一份雜志不訂，但是全團的雜志他必須看個遍纔讓老徐頭髮放。因此，大傢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老雜志。沒有他不知道的事，也沒他能說明白的東西。至今我還記得，他翻雜志時冥思苦想的表情，遇到生字時抓耳撓腮的尷尬，他和老徐頭一直是我作品最忠實的聽衆和評委。
後來我上了大學，因為背題枯燥，有時收發室就成了我的自習室，把哲學、政治經濟學、大學語文、邏輯學和馬列主義原理統統帶到了收發室背給他們聽，其他的人都聽跑了，衹剩下了老徐頭和老雜志。當我背完一段剩餘價值時，老徐頭拿起飯盒嘆了口氣：唉！一條剩魚()，有什麽價值？那時我明白了一個簡單道理：幸虧我的作品不像剩餘價值那樣枯燥，否則就沒人聽了。
我不僅對收發室，而且對老徐頭也産生了感情。我們演出回來得很晚，敲門可費老大勁了。後來，我每次回來時，都給老徐頭帶上一盒夜餐，衹要是趴在門口輕輕地說上一句：帶夜餐了！那門開得別提多痛快了。後來，老徐頭問我：黃宏，聽說每次你給我帶飯都跟人傢說是給狗帶的？，唉！什麽狗啊人的，反正都是看門的！我這一句玩笑不要緊，害得我小半年沒叫開門。
後來我調到了北京。有一次回瀋陽，我特意到團裏，也特意到收發室看了一眼，換人了。這裏也比從前冷清多了。不知為什麽，我的心一下子變得空落落的，像丟了什麽貴重的東西似的。
每一個人，每一張臉，每一次微笑，每一回沉思。老徐頭專註的表情。
不絶於耳的電話鈴聲。鼕天掀開門簾的剎那撲面而至的溫熱。
人們七嘴八舌的話題。漸漸地，我的記憶也變成了一間收發室，收集往事，發送情感。總有一天，我會把你寫入我的作品：我的收發室！我與小品一起調入總政我是總政歌舞團唯一不搞歌舞的小品演員。還沒調到總政歌舞團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全國一流的文藝團體，它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演員。當時總政歌舞團所謂的十大腕在全國都是赫赫有名的藝術傢：李雙江、剋裏木、彭麗媛、董文華、王秀芬、程志、鬱鈞劍、閻維文、毛阿敏和熊卿材。後來，我和蔡國慶也成為其中的一員。
我調入總政，首先結識的人就是李雙江，應該說，我是聽着他的歌聲長大的。他熱情好客、樂於助人，在我調動過程中，他忙前忙後，真像個老大哥。他的為人和他的歌聲一樣熱情奔放。
在總政歌舞團，演員們不僅在藝術上互相學習藉鑒，在日常生活中相處得也很融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特點和愛好。閻維文傢裏存有全世界各地的名酒，而自己在酒桌上卻滴酒不沾。鬱鈞劍雖說傢裏存酒不多，但在酒桌上卻健談豪飲。程志說起話來口若懸河，沒有談不到的話題，可笑的是，傢裏養了一條小狗，一見到蔡國慶就叫，後來我為它編了一段廣告語---程志傢養了條小狗，一見着蔡國慶就叫。因為它經常趴在鋼琴上聽程志發聲，因而不喜歡通俗。
在這個團體中，衹要你工作幹得出色，什麽問題都不用你費心。
我剛剛調到總政不久，因為沒有房子，所以暫時住在賓館，一天在院裏見到了團長。
黃宏，你剛來有什麽睏難沒有？瀋陽的東西都陸續運來了，沒有地方存放。哦，你還沒有房子吧？那你住在哪兒？賓館！是這樣……團長沉吟了一下，馬上又問我：你現在是什麽級別？師級！好，你稍等一下！說着，上樓了，五分鐘後他拿來了一串鑰匙。這是一套師職住房，你去看看，如果滿意，趕緊安頓下來，馬上要下部隊演出了。我驚訝地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當我來到那套新房子的時候，不知所措了。四室一廳，上下樓，一切設施俱全。
我當時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好好工作，報答總政歌舞團的知遇之恩。
總政歌舞團上為中央軍委和三大總部，下為全軍各大軍區各大兵種服務。全國各地，大江南北，到處都留下了總政歌舞團的足跡。每年要完成一百二十場的下部隊演出任務。在任務面前，所有的演員責無旁貸。這樣的工作強度，在全國任何一傢文藝團體都是不可想象的。
下部隊演出有時一天要連演三場，而且還不在一個場地，長途奔波，十分勞累，但所有的演員以苦為樂，把下部隊當成一件愉快的事情。演出之餘，和戰士打打球、玩玩撲剋，非常快活。一次我和董文華分到一個小隊，到邊遠部隊慰問。窮鄉僻壤，生活非常枯燥。部隊領導為了讓我們輕鬆一下，把我們帶到附近一座新建的廟宇去遊覽，並嚮我們介紹：這座廟雖說是新建的，但非常靈驗。據說拜完之後，寡婦可以再嫁，想要兒子的可以得子。領導這樣熱心地推薦，我們也就客隨主便了。
廟宇是佛教聖地，雖然我對宗教一無所知，但從心裏卻很尊重。以前到了五臺山或者是靈隱寺，也是一定要燒上一炷香，拜上一次佛的。
在部隊領導的陪同下，我和董文華等人來到這座新建的廟宇。迎接我們的是一位能說會道的年輕大師。剛一跨進門檻，大師就恭恭敬敬地迎上來作了一個揖，用欣喜的口氣說：這不是電視裏的老熟人嗎？今天真是貴賓盈門，讓我寺蓬蓽增輝啊！看來，現在的廟宇也不像從前那樣與世隔絶了，見到幾個陪同幹部穿着軍裝，大師連忙說道：咱們可是一傢人啊！你們是拿槍的，我們是拿香的！說着他拿着佛珠在女演員們的項鏈、手鐲上畫了起來，一邊畫還一邊念念有詞：來，貧僧給你們開開光，讓你們都沾沾佛氣。開完了光，又領着我們前殿後殿正殿偏殿左殿右殿大殿小殿地轉了一大圈。最後，把我們領到了一座新建的佛塔前。
大師先是對着佛塔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後轉過身來對着我們正色介紹道：這是新建的一座九級佛塔，剛剛竣工，包括貧僧在內還沒有人上去過，二位大師(指我和董文華)有幸光臨我殿，正趕上黃道吉日，佛塔上午剛剪完彩下午就迎來了二位貴賓，你們哪一位要是能先登上佛塔，可稱為佛塔第一人，將載入我佛門史册！眼看着高高的佛塔，真是進退兩難。上吧？太高，加上這幾天下部隊演出實在疲勞；不上吧？人傢這麽熱情。我和小董對視了一下：上！既然來了，就圖個吉利！可是要上總得搶個先，佛塔第一人嘛！我和董文華同時搶占了兩個不同方向的樓梯口，同時起步，朝塔頂攀登而上。
為了爭當第一人，我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樓梯是蠃旋式的，轉起來特別容易頭暈，不過大師倒沒有騙我們，這座佛塔確實是剛剛建成，扶手上的油漆還沒幹透呢，蹭了我一手的漆！我氣喘籲籲搶先登上了塔頂。啊，我成了佛塔第一人！我高興得忍不住歡呼起來，我剛剛站穩，董文華居然也跑了上來。
我是第一人！我是第一人！就在我倆爭論不休的時候，其他幾個演員也都先後登上了塔頂。我第一！我第一！大傢吵成一團，沒想到吵醒了正在塔尖上午睡的油漆工：吵什麽吵？沒看見這有人在睡覺嗎？什麽你第一我第一的，我天天在這塔尖上睡覺！大傢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
在市場經濟的今天，總政歌舞團除了下部隊外，也承擔着大量商演任務。由於牌子響，陣容強，總政歌舞團的商業演出效益相當可觀。每到這時，所有的主要演員從不比任何人多拿一分錢。後來，這也成了總政歌舞團的一項慣例。在這一點上，也贏得了全團演員贊譽。團的名氣大，邀請的單位也就多了，有時日程還真排不開。尤其我，是團裏唯一的小品演員，無法替換，所以，趕場的事也時常發生。一天下午，我在瀋陽電視臺錄像，晚上七點要趕到三百公裏之外的丹東去參加另外一場演出，電視臺怕我趕不上，特意派了一輛好車，錄完像，一分鐘也沒耽擱，立即乘車趕往丹東。離丹東大約還有一百公裏的時候，路邊有一個警察擺手讓我們停車，我告訴司機不能停，萬一耽誤，就來不及了。警察一看不停車，便啓動警車在後追趕。我們在前面跑，他們在後面追，兩輛車在瀋丹公路上展開了競賽，依仗着我們的車好，他們一直沒有追上，但那輛警車緊追不捨，鳴笛閃燈，叫個不停。我對司機說：千萬別讓他追上，看樣這個警察脾氣不小，一旦讓他抓住肯定麻煩。警車一直追到丹東，我們的車剛到劇場，團辦公室的劉主任就從劇場內匆匆走出來：黃宏，有輛警車到半路去接你們，沒碰到嗎？他的話音未落，那輛警車鳴着警笛趕到劇場。警察跳下車來：黃老師，我們的警車是給你開路的，你跑啥呀？上山的時候身後跟衹老虎，你們在後邊追比在前面開路管用。除了緊張的工作之外，團裏對演員的生活安排非常周到。每年春節之前，都要在中國劇院舉辦一次大的遊藝會。四五百人，連傢屬帶孩子坐在一起，那個熱鬧勁，不亞於春節晚會。
大幕拉開，臺上擺着各式各樣的遊藝奬品。大的有上萬元的電視音響，小的有居傢過日子用的飯鍋痰盂。最有趣的是，演員和領導可以自己互設奬項。比如說董文華的一輛自行車，閻維文的一瓶酒，都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奬。
那次我到商店買了一對木棉枕頭，為了調動大傢的胃口，我把枕頭裝進一個大號冰箱的盒子裏。往那一擺，就我這奬的個頭大，臺下所有的人都以為奬品是一臺冰箱呢。
結果那天晚上，黃宏是最搶手的。最後，終於被大劇院的主任抓到了。他興奮地走到了臺上，全場為他鼓掌。他剛要上去搬冰箱，結果被主持人攔住：黃宏說，在領他這個奬之前，必須首先宣讀這封信。主任恭恭敬敬地把信打開，一字一句地念了起來：朋友你好！你能抽到這份奬，就是咱們的緣分！禮輕情誼重，冰箱盒子裏裝的是一對枕頭！臺下所有的人都大笑起來。主任再往下念的時候，氣力就不那麽足了。
如果這對枕頭被未婚者抓到了，希望你把另外一隻留給你的夢中情人；如果是已婚者抓到了，希望你們同床共枕，千萬不要同床異夢；如果是領導抓到了，希望你多辦實事，千萬不能高枕無憂！如果是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員抓到了，在這裏我就給您拜個年吧，辛苦一年了！吃好！睡好！---黃宏肯定是因為這對枕頭的緣故，當抽奬結束的時候，我抓到的奬品是所有的奬品中價值最低的，是團領導貢獻出來的一口鍋。我上臺領奬的時候，臺下所有的人都哄了起來。
主持人還不依不饒地非讓我談談感想。我說：這鍋還不如那枕頭呢，領導衹給了我一個吃飯的槽子，柴米油????還得自己去掙，努力吧！總政歌舞團的故事是說也說不完的，每個人都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書。
從我來到這個團體開始，每臺歌舞晚會就多了一種新的藝術形式，那就是小品。我不僅把小品帶入了總政歌舞團，也把小品這種藝術形式開創性地帶進了雙擁晚會。
雙擁晚會是由全國雙擁工作領導小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國傢民政部、廣播電影電視部四傢聯合主辦的一臺大型春節文藝晚會。它的影響雖說沒有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那麽大，但卻是規格最高的一臺迎春晚會。每年的大年二十九，來自全國各地的雙擁模範代表全部到場，黨和國傢、軍隊的領導人出席，全國軍民共度新春佳節。
1991年，我帶着單人小品《演講》孤身一人闖進了雙擁晚會，那也是這臺以歌舞為主的雙擁晚會歷史上第一次接納小品。
上臺之前，我的心情非常緊張。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及其他黨和國傢領導人同肩扛一條杠的列兵坐在一起，就要求小品不僅在表演上要保持原有的幽默與趣味，同時要求作品的選材、立意達到高度的水準。觀衆不樂怎麽辦？有失格調怎麽辦？正是這種緊張的心情為我的《演講》找到了新的感覺。我就像一個真的演講者站在那裏，嚮大傢講述：我是怎樣因為熱愛解放軍纔去搶軍帽，結果搶到了特務連連長的頭上；我本來想找一個女兵做媳婦，結果找了個女民兵。全場觀衆轟然大笑，中央領導們也個個捧腹。我在小品結尾的那一句：軍民團结緊緊的，試看天下能怎地成了後來中央首長見到我時的開場白。
從《演講》開始，小品就成了雙擁晚會上不可缺少的藝術門類。
從那之後，我接連不斷地帶着小品《小站》、《夜練》、《俺爹來特區》、《歪打正着》、《照相》、《三峽情話》連續七年參加雙擁晚會，而且逐漸使小品成為晚會的重點節目。由一個，到兩個，甚至整個晚會以小品為主。從此，小品在雙擁晚會上，在全軍官兵的心目中占據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雙擁晚會的小品與春節晚會的小品不同，它的題材窄，要求作品的立意深、思想性強。可以說，雙擁晚會使我對歌頌題材的小品創作進行了嘗試，自覺不自覺地提高了我對小品格調的追求。
在我們積極倡導和推薦下，一大批地方的喜劇演員先後穿上軍裝走進部隊，使部隊的小品喜劇隊伍不斷壯大起來。小品輕便易行，演出火爆，可以直接反映部隊的現實生活，所以每到一處，都會受到戰士的熱烈歡迎。總政首長考慮到部隊對小品的需要，於是在1996年5月，正式命名成立了總政小品喜劇藝術團。
在全軍文化部長和文工團團長會議上，總政於永波主任宣佈了這個决定，並告訴我們：雙擁晚會上的小品不僅受到全軍指戰員的一致稱贊，而且每年都受到江澤民主席的表揚。江主席看了1996年的雙擁晚會，當場就表揚了小品節目，第二天，還通過工作人員把對小品的意見及時轉告給總政治部。
在部隊的文藝工作中，小品很快地有了它特殊的位置和作用。
在這個會議上，總政話劇團團長王壽仁被任命為小品喜劇藝術團團長，我任副團長。
所有總政係統從事喜劇表演的演員都是這個藝術團的成員：郭達、魏積安、李文啓、孫濤、郭月等等。
這是一個結構鬆散的隊伍，也是一個龐大而專業的演出群體。
1996年八一建軍節，成立不久的小品喜劇藝術團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了建團後的第一次公演。
這就意味着我們的小品喜劇藝術團不僅僅面嚮部隊，而且要接受社會的檢驗。這些反映軍人題材的小品是否能得到認可，還是個未知數。我和團長王壽仁都有些擔心，因此，我們進行了周密的排練，導演李文啓在道具、燈光和布景上也獨具匠心。
即使是這樣，對於公開售票的上座率，我們心裏仍然沒底。沒想到，第一張海報剛剛貼出，前來購票的人就絡繹不絶。一天的功夫，三場演出的門票全部售光，直到這時，我們心裏纔鬆了一口氣。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我們首場演出的當天，北京下起了暴雨，交通出現了問題，公共汽車堵塞，出租車拒載。演出就要開始了，我們躲在後臺，為觀衆的上座率擔心：觀衆會不會來？能來多少？要是衹來半場怎麽辦？沒有想到，大幕一拉開，全場座無虛席！三場演出結束了，劇場領導一再要求我們加演，我們小品喜劇藝術團首次演出取得了成功。
小品一直是我的生命。記者不止一次地問我：你認為小品還會長久嗎？我的回答是：會長久！衹要我們付出努力。這麽多年來，殫精竭慮，我像珍視自己的女兒一樣守護小品，並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來完美它。人們酣暢的笑容在裏面泛光，官兵們喜笑顔開的樣子在裏面珍藏。這就是小品藝術帶給我的夢想。軍營小品永遠會健康嚮上地發展，永遠是文藝百花園中開不敗的一朵小花。
外面的世界美國的八字祝福小說《北京人在紐約》中有這樣一段話：如果你愛一個人，就讓他去紐約，因為那裏是人間的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就讓他去紐約，因為那裏是人間的地獄。這段話不僅適用於紐約，其實，也適用於美國。美國的先進與發達是它給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無論是紐約的發達，華盛頓的典雅，西雅圖的優美，洛杉磯的繁華，都會讓你對這個國傢産生越來越深的震動。不過，隨着一次又一次的出訪，我也同時更深刻地感到了美國與中國這兩個東西方截然不同的國傢與民族之間的種族、文化、風俗、習慣，甚至是為人處事上的巨大差異。而且，由於每次出訪的時間都比較短暫，我們和美國人之間的溝通與交往憑藉的僅僅是表面的接觸，比如吃飯、坐車或者買東西。
其中讓我感受最深的則是那句俗話：入鄉隨俗。到了美國，一切就都要按照美國人的規矩，否則的話，不僅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誤會與不快，更嚴重的話，還會引起衝突和糾紛，導致觸犯美國的法律，甚至坐牢。
在發達與繁華的背後，給我印象較深的，是美國的治安。
初到紐約的一天晚上，我來到第十六街的一傢帽子店，店主是一位美籍華人。一拉開店門，他認出了我：你是從大陸來的黃宏先生吧？是啊！這麽晚了，你怎麽還敢在這兒溜達？怎麽了？這地方很不安全。前不久發生了一件事，一個日本人超了一個美國黑人的車，就因為別了他一下，這個黑人就反超車掏槍把日本人當場打死了。你沒看見門口有很多黑人嗎？整天喝得醉醺醺的，離他們遠點！很不安全！聽完這番話，心中難免有些不安，我剛剛走出帽子店，就被一個大個子黑人拉住，滿口酒氣衝我嘰哩嘟嚕說了一通我不懂的英語。帽子店的老闆急忙趕出來對我說：這個黑人問你打不打電話？打電話？我大惑不解。
你如果要打電話，他可以幫你撥通任何一個國傢的長途。而你衹要交他一美元，隨便講多久都可以。為什麽？因為他是偷竊了別人的電話密碼在街上販賣的。這位帽子店的老闆是用中文告訴我的。
我驚恐地告別那裏，趕緊在路邊打了一輛出租車，一拉門，司機又是一個黑人。
無奈我衹好上車，為了給自己壯膽，一路上忐忑不安地吹着口哨以表示一種輕鬆。
一次從紐約乘機到另一個城市，因為牛群在候機廳拍照，惹來了警察的麻煩。這裏是不準拍照的！我沒有看到你們禁止拍照的標志呀！牛群說。沒有標志也不允許，請把你剛纔拍過的膠捲抽出來！為什麽？全團都被惹怒了：你們不是法製國傢嗎？希望能拿出法律依據！警察態度十分蠻橫，扣住我們所有人的護照，不準登機。這時身邊一個香港華人跟我們說：別跟他們爭了。他們說是法製國傢，有時是不講法的。那個警察叫來了治安總頭，並命令一個打工的印度人，把牛群相機中的膠捲抽出來。身在他鄉，寄人籬下，不能因為一個膠捲影響全團的日程。無奈，二十多人就眼巴巴瞅着膠捲被當場曝了光。
每次去美國總有不愉快的事情。飛機長途飛行，最舒適的座位一是靠過道，進出方便，二是靠窗戶，可以看風景。發登機牌，本應該abcd挨着發，可是那位美國小姐故意像下跳棋一樣，把我們二十多個人全都排到了既不靠過道又不靠窗戶最難受的中間位置。
登機後，相聲演員劉偉跟身邊的一個美國人換了個座位。
緊接着，惹來了麻煩。在美國的航班上，酒是收錢的，而且很貴。當賣酒的小姐推車走來時，那個美國人對劉偉說：我換給你座位了，你應該給我買瓶啤酒。劉偉毫不猶豫地掏出四美金買了一瓶啤酒給他，算作答謝。這位美國人接過啤酒不客氣地喝個精光。不一會兒，啤酒車又推過來。美國佬又衝劉偉說：你還得給我買一瓶。劉偉搞不清是怎麽回事，就又給他買了一瓶。飯還沒吃完，酒車又推過來了，那個美國佬竟厚顔無恥地要劉偉再給他買一瓶。
劉偉忍無可忍，氣得往剛吃完的飯盒裏吐了口口水說：你把這個吃下去，我就給你買。這下美國佬把臉轉過去，不再作聲。
在很多觀念和習慣上，我們與美國確實存在着相當大的差異。我們彼此評價彼此衡量的標準可能也帶着深刻的本民族的烙印。在這裏，我不想為我們自己的一些可能不符合美國標準的行為開脫，可是，在這個標準的背後，是不是也有着他們對我們的一些早已經
根深蒂固的成見呢？中國其實是一個禮儀之邦，是一個懂得尊重別人習慣的民族，但是，我們一樣有自己不能被剝奪的尊嚴。
就是因為這一次又一次的經歷，纔有了後來，我為美國人留下的八字祝福。
事情的起因是出於我的不是和衝動，但是就是在美國，有時小衝動卻會引起大事，因為你不知道它又觸犯了哪一條法律。
我們又一次登機了，又全部被安排在中間座位。飛機要起飛了。殷秀梅回頭對我說：黃宏，你的雜志看完了嗎？給我看看。因為坐在中間，我不能把雜志從別人頭上扔過去，所以匆匆解開安全帶把雜志遞過去又趕緊回到了座位上把安全帶係好。這時，一個美國空姐帶着一臉的怒氣朝我衝過來，我知道自己錯了，急忙嚮她賠禮。她還是不依不饒地訓斥，我從那聽不大懂的英語中，突然聽到了china的發音，我氣極了，伸出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做出一個開槍的動作。
我就是沒槍，要有槍我就崩了你！這下她看懂了，臉色一沉扭頭就朝機頭走去。不一會兒，飛機的發動機熄火了，接着廣播響了起來：因為飛機上有人帶槍，我們要停止飛行，進行檢查。
艙門一開，上來了兩名警察。在那位小姐的帶領下，警察來到了我的面前，他們首先嚮我四周的旅客取證，然後衝我說：這位小姐指控你攜帶手槍！我說：你們的機場有安檢，如果我身上有槍，我又是怎麽登機的呢？他們考慮了一下，又換了一種說法：那麽這位小姐懷疑你的神經有問題。我說：進入你們美國時，我持有健康檢查證明。警察回過頭來，像是在勸說那個空中小姐，可是那位小姐還是不依不饒。最後警察又對我說：你剛纔用槍的手勢對準這位小姐，現在她指控你侵犯人權！事已至此，光靠憤怒和針鋒相對已無濟於事，我靈機一動，說：貴國尊重人權我早就知道，但是每個國傢有每個國傢不同的習慣。在中國，大姆指代表好，加上食指，就是八字，八就是發，我這個手勢是嚮她祝福。警察聽完後忍不住地想笑，扭過頭去嚮那位女士做瞭解釋和安慰。
警察走了，艙門重新關閉，飛機照常起飛，我在心中暗暗竊喜。儘管那位空中小姐每次給我發盒飯時仍帶着滿臉怒氣，但我心裏卻痛快多了。
飛機在休斯頓徐徐降落。走出機艙的時候，飛機上的一位保安衝我舉起了手，悄悄地做了一個八字的手勢。
他笑了，我也笑了。看來有時幽默能化解一切！加拿大的遺失不知為什麽常常想起那次出訪加拿大的情景，那是一次充滿着快樂和奇妙的旅行。在那次的行程當中，我們遺失了許多東西，也找到了很多東西。
中國文聯組成藝術代表團出訪加拿大，第一站是溫哥華。演出結束後，我們在一傢華人餐館共進晚餐，深夜返回賓館。第二天一大早就趕往機場奔赴下一站多倫多。我們急三火四地來到機場，首先是六小齡童發現自己的東西丟了。六小齡童這次演出的節目還是猴王孫悟空，每次上臺頭上要戴兩個雉雞翎，平時怕把翎子折斷，所以走到哪兒都拿個長長的紙筒裝着。托運行李時纔發現，紙筒不見了。這可急壞了六小齡童，因為不是在國內，一旦找不到，就會影響下一站的演出。大傢都等着登機，在為他着急的同時也帶有幾分責怪。
這時，關牧村又喊了起來：壞了！我的演出服落在賓館了！賓館距離機場有將近一個小時的路程，就是飛回去也來不及了，這可怎麽辦？她十分着急，忙着給賓館打電話。就在這時，舞蹈演員劉震又突然跳了起來：糟了，我把錢包丟在換票處了！裏面有護照和兩千多美元的現金。孫悟空真有幾分靈氣，他丟了一根毛，折騰得全團都不消停。大傢分頭去找。
丟得快回來得更快。首先是機場的兩個工作人員拿着貼有航班號的紙筒找到了六小齡童。這時賓館的車也趕到了機場，原來賓館早上清理房間的人發現了關牧村的衣服，然後按照我們在前臺訂機票的存根找到了我們的航班。還沒等我們的電話到賓館，人傢送衣服的車已經嚮機場出發了。沒多久機場的廣播又響了起來，在裏邊聽到了劉震的名字。在失物招領處，他不僅取回了自己的護照，現金也是分文不少。大傢高高興興地登機了，帶隊的高占祥風趣地說：咱們這回什麽東西都丟了，就是沒丟人！飛機剛剛關好艙門，我妻子段小潔突然又叫了起來：壞了。黃宏，咱們的相機不見了，準是剛纔幫着他們找東西的時候掉的！那臺相機是我為了拍劇照而購置的，是我所有的相機裏最好的一臺。而且裏面還有我們在溫哥華剛剛拍完的膠捲。但是飛機起飛了，我嘆了口氣，對媳婦說：咱這東西丟晚了，要是早丟一會兒，也許還有指望！隨隊翻譯懷着一綫希望找到了空中小姐。當飛機上的廣播剛剛播完，前艙的一位女士馬上舉起了手，大傢驚奇地說：有戲！我說：不可能，人傢鬧不好是嚮空中小姐要飲料的。翻譯拉着我走了過去，那位女士說：剛纔在機場撿到了一個相機，因為找不到失主，把相機交給了機場的失物招領處。
空中小姐聞訊馬上回到了前艙與機場聯絡。不到半個小時，我們就被告之，相機已經在另一架飛機上，將比我們晚半小時到達多倫多，到機場稍候便可以領取。
真是意外之喜。我的心裏充滿了感激，從隨身的包裏拿出自己的一些磁帶送給了那位女士，當她得知我是一位中國演員時，非常高興。剎那間，整個機艙裏洋溢着一片溫情。
後來，我終於忍不住嚮翻譯提出了心底的疑問：為什麽在加拿大我們不丟東西呢？這幾件事是因為偶然還是所有的加拿大人都有這樣的公德？翻譯告訴我：這不是偶然。在加拿大，有兩件事你是不用犯愁的，一是丟東西，二是找證人。因為這個國傢的人大多信仰天主教，崇尚為別人做好事。另外，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有當證人的記錄。比如你在路上撞了車，馬上就會有人過來跟你說，這位先生，我看到是他的車撞了你，這是我的名片，如果需要證人的話，我可以作證。這就是加拿大人！直至現在，我也不知道該用一種什麽樣的筆觸來記述我在聽到這番話時的感受。在中國，也到處可見那些拾金不昧的人，那些樂於助人的人，那些挺身而出的人，那些見義勇為的人，但是，我仍然長時間地感動於我在加拿大的那次經歷。
前幾天偶爾在報紙上看到了這樣一則報道：在石傢莊，一輛出租車撞人之後肇事者逃跑了，另一輛出租車的司機熱心地把傷者拉到了醫院，可是傷者和其傢屬卻一口咬定就是這位司機撞傷的人。
我無意於在這裏比較加拿大國民和中國國民的道德水準，更無意於大肆宣揚西方文明較之東方文明的進步。我衹希望，我在加拿大所經歷的一切，有一天可以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除此之外，我不敢對我們的文明再做任何的評說，卻情願自己的筆下可以有一種悠長的回味。
在加拿大，我們無疑找回了我們丟失的一些東西，但是，無法否認，我們也同樣永遠地遺失了一些找不回來的東西。
問路在巴黎法蘭西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國傢，而首都巴黎更是清高排外。大街上很少看見日本和美國生産的汽車，就連英語在這裏也不盛行。這裏的人生活得很悠閑，也不像其他國傢的節奏那麽快。在巴黎，最多的就是咖啡廳。人們最喜歡的就是牽着狗，坐在臨街的陽傘下，一邊品嚐着咖啡，一邊欣賞着馬路上穿着各樣時裝的行人。在巴黎，如果你走道不小心踩到狗屎，千萬別太在意，因為，在巴黎，狗拉屎的時候是絶不可以去打擾它，這也堪稱是巴黎的文明。在這裏問路不能使用英語，否則，他會裝作聽不懂，或者指給你一條錯路，甚至不理睬你。如果你不會說法語，可以跟他打手勢，法國人很懂幽默，他會對你用語言之外的方式傳遞信息很感興趣，他也會盡力去理解你的意圖，然後，高高興興地把你帶到你想去的地方。所以在巴黎，英語不如啞語。
初到巴黎的第一天，我們乘車在市區遊覽，忽然，我的眼睛一亮。
在馬路上看見了加拿大留學生---大山。我叫停了汽車，果真是他。
大山是來巴黎旅遊，真是沒想到我們在這兒見面了，太巧了。不知這算不算他鄉遇故知。
過去我一直以為外國人的長相都相似，可沒想到，在衆多的行人當中，我一眼就認出了大山，看來外國人長得也不都是一個模樣。
我們的相遇使他的旅遊不再孤獨，我們也多了一個免費導遊。跟他一起上街，心裏比較踏實。
一天，我倆從盧浮宮出來，乘地鐵趕往演出的劇場。巴黎的地鐵上下三層，因為很纍，又加上對大山的信任，上車一放鬆，我就靠在那裏睡着了。等我睜開眼睛的時候，車廂裏幾乎沒有人了，衹剩下一位陌生的法國老人，大山也不見了。
我馬上意識到，自己坐過了站。晚上七點演出開始，而現在已經是六點二十了，大山怎麽會扔下我一個人走了呢？真要是耽誤了演出怎麽辦？我驚慌起來。
也許那位法國老人看出了我的神色，於是對我比劃着告訴我：那個大鼻子下去了。我急忙下車，站在站臺上等候着大山的出現。
我一連等了三趟同方向的地鐵，都不見他的身影。這時手錶的時針已經指嚮了六點三十分，我開始絶望了，就像與父母走散的孩子一樣，在那裏不知所措。
別慌，千萬別慌！我跟自己說。我忽然想起，兜裏有一張乘坐地鐵的票根，法國的地鐵票就像中國的火車票一樣上面寫有你將到達車站的站名，買到哪一站就必須在哪一站下車，否則你將出不去站臺。我拿出票根與站臺上的牌子相對，尋找自己應當下車的站名，對上了。我終於看懂了連我自己都不認識的法語。這時我纔知道，自己已經坐過了三站，於是我馬上登上了相反方向的車。
我終於在我該下車的那一站下了車。走出地鐵一看，我傻眼了。原來，這裏是巴黎最著名的香榭裏捨大街，著名的凱旋門正伫立在不遠處，街上霓虹燈閃爍，人潮涌動。
滿街一個中國字都沒有。面對凱旋門，我卻找不到凱旋的門。
演出的時間一分一秒地逼近，我靈機一動，走進了一傢五星級酒店，嚮前臺的值班人員要求中文服務。莫名其妙的是，甭管我怎麽比劃，他總衝我說日語。
在國外，最令人氣憤的就是經常把中國人當成日本人。
於是我衹好嚮他做了一個吃飯的動作，意思是想讓他幫我找一個中國餐館。
他竟然讓服務員把我領到了這傢酒店的日本料理。
最後，我用筆在紙上畫了一面日本旗，在旁邊打了個叉。然後我又畫了一面中國國旗，這回他明白了：我是中國人。
看來，國旗是一個國傢最鮮明的象徵。他用紙片為我畫了一傢中國餐館的詳細地圖，我拿着它，調動出偵察兵勘測地形時的本領，不放過每一個路標和路牌。
那熟悉可親的中國漢字突然映入了我的眼簾---山東包子。
那時，這四個字對我來講真是親切得不能再親切了，當時恨不得立即上去咬它一口。
這是一傢小得不能再小的中國餐館了，我破門而入，終於看到了一張中國人的臉！我忙用山東話和他打招呼。奇怪的是，這傢山東包子鋪居然沒有一個會說山東話的，全是粵語，這粵語還不如法國話好懂呢！我和他比劃半天，他倒有些不耐煩了。
正在不知所措之際，我突然在小店的墻上發現了中國藝術傢代表團來巴黎演出的大張海報。
我撲了過去：先生，看見了嗎，這個人就是我！這下，他明白了。
幾分鐘後，他熱情地為我撥通了大使館的電話，又按照大使館的指示，用他那輛拉菜的車把我送到了演出現場。差五分鐘七點。
我剛剛走進後臺，就看見宋丹丹和薑昆正在那裏訓斥大山。
黃宏不認路，在北京迷路時衹有找到長安街才能辨別出方向。這麽大個巴黎，你讓他上哪兒找去？薑昆也急了：你怎麽能把他一個人丟在地鐵上呢？大山的解釋把大傢都逗笑了：當時我看他睡得很香，不忍心去打擾他！看來他即使學了中國最傳統的相聲，可骨子裏還是外國人的思維。
有了這次的經驗，從此後在巴黎再問路我就不那麽犯愁了。衹要會比劃，尤其是再加上一點表演，基本上就不用翻譯了。比如問洗手間時，先做一個擰水竜頭的動作，然後再做一個洗手的動作，對方就會高高興興地把我帶到洗手間的門口。
一天，我們在超級市場買東西，唐傑忠老師急切地跑了過來。
小子，聽說你會法語問洗手間，快幫我問問，我憋不住了！別着急，沒問題！我嚮身邊的一位法國老頭繼續使用我的啞語，老人反應慢，我比劃半天他也沒明白什麽意思，唐老師在旁邊急得直蹦：小兔崽子，你到底會不會問？沒辦法，我衹好嚮老頭做了一個解腰帶的動作，老頭終於明白了，嚮我們指出了洗手間的方向。
唐老師急成那樣，臨走前還沒忘了駡我一句：小兔崽子，這種法語我也會！事後，我跟唐老師開玩笑地說：你還記得我四歲的時候你去我傢，我對你說的那句行話嗎？如果當初，咱要少學點行話，多學點外語，也許咱就不會這麽受憋了！黃宏，我愛你我喜歡人傢稱我為喜劇演員。我熱愛自己的職業，就像我熱愛我軍人的身份一樣。再給我機會讓我重新選擇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做一名喜劇演員。總覺得讓別人笑起來是自己的責任和存在的價值。總覺得有笑聲和笑容的生命纔是完整和無憾的。
從當演員的那一天開始，就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認識我。後來，有了些知名度，確實為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方便和光彩。但是，作為一名喜劇演員在生活中也有許多尷尬與無奈。
其實觀衆真是既可愛又單純，你塑造了什麽樣的藝術形象，他就會在生活中按照什麽樣的形象來認定你。唱一段愛情歌麯，就會被那些女孩子視為自己夢中的白馬王子，演上一個領袖人物，在生活中也會被人當作偉人。幾年前有一部描寫偉人的電影曾經在觀衆當中引起過反響，那就是《毛澤東和他的兒子》。這部電影上映後不久，我有幸和劇中的毛澤東扮演者王仁一起去深圳演出。
體育館內奏響《東方紅》的樂麯，王仁神采飛揚地出現在觀衆面前，剎那間，萬衆歡騰。無數人把自己對領袖的崇敬和熱愛附加在王仁的身上。因此，無論是在前臺還是臺後，無論是在樓道還是餐廳，王仁都是我們一行人中最閃光的人物。
記得那天要在深圳體育館演出兩場。第一場下午三點，第二場則在四個小時以後。於是中場時我約王仁回賓館休息。王仁說：路程太遠，還得打車，將就將就算了。我平時就愛跟他開玩笑：這次我掏錢，你白坐車！他終於讓我說動了：那好，我到後臺換件衣服。說着，要換下那套飾演主席的灰製服，我一把攔住了他：衣服不能換，否則這客我就不請了！當時深圳的出租司機把毛主席視為神，在車裏懸挂一張毛主席的照片驅邪免災。我叫來一輛挂着主席像的出租車，把王仁讓在後座，我坐在司機的旁邊。
車子剛到賓館，我拍了拍司機的肩膀：小夥子，回頭看看，你今天拉的是誰？司機回頭一看，驚呆了：天哪！我拉到真佛啦！多少錢？哎呀，什麽錢哪！能拉到主席是我的福氣！那晚上六點半我們還要回體育館……我來接你們！回到房間後我和王仁逗趣兒：王老師，晚上上車前必須還得穿這件衣服！王仁笑着說：我等於加演了一場！與扮演偉人的演員相比，喜劇演員就大大不同了。在日常生活中，一些觀衆經常對我說的幾句話是：嘿，老黃！來一段！你又跑這兒演小品來啦？我這孩子也不好好學習，整天皮拉嘎嘰的，讓他跟你學小品吧！由於在臺上表演的大多是那些嬉笑怒駡的小人物，因而，在生活中觀衆與我們交往的方式也比較隨便。
一年鼕天，我在北京梅地亞賓館門口打車，因為下雪，路況很糟糕，百分之九十的出租車都拒載。過了一會兒，終於有一輛出租車停了下來，司機非常熱情地搖下了玻璃窗：哎喲，沒想到是你！真他媽巧！快上來，快上來！一句他媽的，使我猶豫了一下。可是，總比在外邊凍着強，我趕緊小跑幾步拉開車門：謝謝您停車，我已經等了半天了！就是！司機一邊說話一邊啓動車子：今天這鬼天氣，都他媽不願意拉活。這要不是你呀，我他媽的根本就不停了！我跟你說啊，平時，我最喜歡的就是你們這幫玩意兒！喜劇演員變成了玩意兒，我苦笑着不知該說什麽纔好。從這時開始，他媽的他媽的成了這個司機每次開口的前導語，而且越說越興奮。熱情是真熱情，嘴裏也真是不幹淨。我想阻止他，又不能說難聽話，我仔細端詳了一下他的模樣，年紀和我相仿，但長得比較面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說：大爺，別光說話，註意點路。司機愣了一下。
我緊接着又說：大爺，到前邊路口拐彎！啊啊啊……大爺！到了。……
下車了，我付完了錢，朝司機揮了揮手：謝謝您，大爺！車走了，我估計那位司機關上門的第一句話說的是：你大爺！我知道被同輩人稱為長輩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這人天生長得老相，屬於乍看不怎麽年輕，越看越不如乍看的那種類型。三十多歲，一笑，眼角就布滿了魚尾紋；一擡眉毛，腦門上除了壟溝就是壟臺。
記得三十五歲那年，《中國青年》雜志嚮我約稿。我在文章開頭的幾句是這麽說的：青年雜志嚮我約稿，使我受寵若驚，雖說衹有三十五歲的年齡，但在生活中處處遭到五十三歲的尊重。我的藝術形象使我充滿青春活力的心靈過早老成。記得一次在麥當勞吃快餐，剛剛坐下，進來一位年輕漂亮的少婦，懷中抱着一個孩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她的身上，我趕緊往裏挪了一個位置，一是出於軍人的助人為樂的作風，二是希望這位漂亮的媽媽坐到我的旁邊。她嚮我表示感謝，對懷中呀呀學語的孩子說：快謝謝姥爺！我尷尬不已。
衹記得那次快餐吃得最快。還有一次參加一個電視座談，一位女主持人熱情活躍。哇，黃宏先生，你比臺上年輕多了！看上去，最多不過五十歲。再多的話，也衹是一點點。我趕緊接過話筒，說道：小姐，您是《夕陽紅》欄目的主持人吧？知道我年齡的人都笑了，那位小姐卻有些莫名其妙。
不光因為我長得老相，也因為我演的角色中年以上居多。演員在電視臺上鏡之前，都要經過化裝這道工序。每次往凳子上一坐，我心裏就不平衡，別人是怎麽漂亮怎麽描，我是怎麽老梆怎麽抹，用的底色都是最重的。所以，屏幕上出現的效果就大不一樣了。你想，漫畫能和工筆畫相比嗎？給觀衆留下老的印象，卸了裝下了臺也抹不掉。面老不面老我倒不在乎，反正活一年衹長一歲，任憑人傢怎麽猜、怎麽看，自然法則是改不了的。
我跟蔡國慶在一個團，每次演出，總有若幹女歌迷擁到臺上獻花。那些女孩子會把為一臺演員準備的鮮花都塞在小蔡的懷裏。等我再上臺的時候，既見不着鮮花也見不着美女。所以，每次下臺以前我都問觀衆一句：還有獻花的沒有？沒有我就下去了！一次一個女孩兒反問我：黃老師，您這身打扮也不像接受鮮花的人哪！我笑了：對，我更像種花的！想想也是，被小蔡的大眼睛溫柔專註地看上凝視上一回，就會讓一顆年輕躁動的芳心感動得想哭，其實我的眼睛長得也挺大，可是，我看誰的時候，誰都忍不住要笑，看來，這個世界不是沒有明確分工的：有人負責讓人動心，而我，負責讓人開懷。經常有些女孩子到後臺來找我們簽名、照像，名也簽了，像也照了，臨別前我最怕聽到的一句就是：黃老師，我爸爸媽媽特別喜歡你。每到這時，團裏的其他演員總要開我的玩笑。
尤其是彭麗媛和董文華，一見面就逗我。因此，不被女觀衆喜愛，成為扣在我頭上的一頂高帽。
終於有一次機會我揚眉吐氣了。
1993年，總政歌舞團到上海演出，陣容整齊，聲勢空前。演出開始了，上萬人的體育館座無虛席，我演的小品《提親》剛結束，觀衆席上突然站起一位女士，大聲喊道：黃宏，我愛你！這聲音使全場觀衆震驚了，使我們團的全體演員震驚了。
我激動地嚮着那個聲音的方向揮手致意，連聲說道：謝謝你，謝謝你！我挺胸擡頭走進後臺。此時，那頂不被女孩子喜愛的帽子終於從我的頭上摘掉了！我興奮地對大傢說：聽見沒有，還是上海人識貨呀！那些追星族衹不過讓你們簽個名、照個相什麽的，可是喜愛我的觀衆，居然站在萬人面前高喊黃宏我愛你！！幸福啊！在上海我們連演三天。
第二天，我們坐着面包車又來到了體育館。剛一下車，昨天那個聲音又響了起來：黃宏，我愛你！我順聲望去，這纔看清她四十多歲，又肥又胖，穿着黃軍裝，紮着腰帶，頭上梳兩條辮子，胸前別一溜毛主席像章，也不知在哪兒還把褲子坐得精濕。看見我，她激動得直蹦：黃宏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董文華和彭麗媛早已樂不可支。我出於禮貌，走上前去。
你好！剛要上前握手，警察把我攔住：別理她，精神病！天天都來！我灰溜溜地鑽進了體育館，到了後臺更成了大傢取笑的目標：黃宏啊黃宏，我們真以為大千世界中能有一名女觀衆為你動心，鬧了半天還是個精神病！我憋了半天，終於想出了一句話為自己解嘲：別看喜歡你們的少男少女成千上萬，喜歡我的衹有這一個，而且還是一個精神病。但我更加珍惜它，因為在她僅有的一點記憶中，還能記黃宏這倆字，不容易啊！此為笑話。不過，從她胸前的一溜像章可以看出，那個年代給她的精神帶來過何等創傷，不光是她，我們的民族不也曾傷痕纍纍嗎？相信造成人們痛苦的那個悲劇的年代永不會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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