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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革命思想傢－－瞿秋白
（作者不詳）
1935年6月,福建長灑羅漢嶺下滿了荷槍實彈的國民常軍隊，他的槍口都對準着一個文弱書生模樣的人，但尋位書生手挾香煙，顧盼自若，他選了一塊草坪盤膝而坐，對那幫劊子手徽筆點頭說：“此地很好，就在這裏，你開槍吧！”劊手們殺害的就是中國現代革命思想傢—瞿秋白。
家庭破落 中途輟學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東南角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樓。 這八桂堂是時任湖北布政使的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賡甫的住宅，因大廳前後花木繁多，其中有長得比較挺拔的八株桂花而得名，而廳後樓房因常年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名天香樓。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生性淡泊，無官無職，寄居叔父的信宅，經濟上依賴在浙江做知縣的大哥世琥的接濟，他擅長繪畫、劍術、醫道，但這些無以生計，衹屬於他修身養性的消遣。瞿秋白的母親金璇，是常州北門外（今江陰市西鄉）大岸村人，是廣東????大使金心茗的次女，天資聰穎，擅長詩詞。秋白出生的時候，頭頂發際有兩個旋紋，俗稱“雙頂”，這在當時人們眼裏被看作是福氣和聰慧的象徵，父母就給他起個乳名叫“阿雙”。進小學讀書時，學名瞿雙，後來他自己改名為“爽”或“霜”，更後又改為“秋白”，“秋白”這個名字就是由“霜”聯想而來的。此外，他還有懋淼、雄魄、鐵梅、雙林、宋陽、大耕、林祺洋等幾十個譜名、別名、筆名、化名。
1903年，瞿賡甫死在任上，瞿傢傢道中落，他的遺屬開始扳瓜分財産，作為侄輩思瑋被“勸出”八桂堂，他帶着全家遷居八桂堂前河對面的烏衣橋，後租居星聚堂。由於世瑋不治傢業，家庭負擔落在了金璇一人身上。姓生下秋白後， 又生了5子2女（其中１子１女早夭），她待候癱瘓在床上的婆婆，操持傢務， 還擔負起給子女開蒙督學的責任，對瞿秋白早年的成長有極深影響。瞿秋白從1904年起就進了私塾讀書，次年轉入冠英小學。學校校長莊苕甫是清末的舉人，但他卻具有維新思想，主張廢科舉，辦學堂，學校裏除了本地的秀纔任教師而外，還聘了一個日本教師來教博物學。瞿秋白自幼體弱多病，但讀書非常用功，成績優異小學尚未畢業，又於1909年春天考入常州府中學堂。學校長屠無博，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新式知識分子，並在日本期間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他在學生中間經常進行反清革命思想教育。瞿秋白在屠元博等人的影響下，又由於接觸到了勞動人民的空睏生活，同時亦因家庭境則的刺激，常與同學們一起議論時政。他還愛看各種書籍，如《老子道德經》、《莊子集釋》、《陶淵明集》、《三國演義》、《紅樓夢》、太平天國野史》、梁啓超的《飲冰室文集》、譚嗣同的《仁學》、嚴復翻譯的《群學肄言》等等。歷史上的英雄好漢，給他留下了“最強烈的印象和記憶”，激起他對清朝統治者的憎恨和反抗精神。有一佼，他在操場上指着自己頭上的辮子對張太雷說：“尾巴似的東西，我們非把它剪掉不行！”辛亥革命爆發了，當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傳到常州的時候，他在傢首先把象徵着種壓迫和土封建壓迫的辮子剪掉，高興地提着辮子跑到母親面前說：“皇帝倒了，辮子剪了。”
然而，彭世凱篡奪了辛革命的勝利果實，建立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常州的待頭，依然布滿了插着草標待售的究孩子，而瞿秋白自己的家庭也陷入經濟睏境，伯父世琥這時棄官閑居，將秋白的祖母接到杭州去贍養，就停止了對秋白一傢的補貼。瞿秋白傢不得不把星聚常的每月租金7元的房屋退賃， 搬到城西廟沿汀瞿氏宗宗居住。在那時，住祠堂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也無可奈何，衹好如此，生活金靠典當、藉債。瞿秋白曾對羊牧之說：“我們原來天天盼望中山，可是革命勝利了，老百姓生活還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說：“老百姓生活還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說：“我還有點粥吃， 鄉下還不知多少人連粥都吃不上哩。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他在瞿氏宗祠側門上方懸挂一隻白燈籠，上面寫着“國喪”兩字，大膽地嚮社會表示了自己的不滿。1915年鼕，因交不起學費，瞿秋白被迫輟學，離開還有一學期就要畢業的常州中學。是農歷新春正月初五，剛過40歲的金璇看看要到70歲纔還得清的債券，望望團團一桌孩子，最大的秋白不過17歲，最小的阿𠔌衹5歲，想丈夫的懶散， 她夫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她將兩盒磷火柴頭和虎骨酒吞下，服毒自盡。從此瞿秋白一傢人飄零星散，分別投親靠友，秋白則到楊氏小學教書。
參加“五·四”創辦《新社會》
瞿秋白在楊氏小教算術，圖畫、音樂等課程，家庭的慘景和學校周圍地方惡勢力，好象給他“精神上判了無期徒刑”，他的精神極其苦悶。慘酷的社會，好象嚴厲的數學教授給瞿秋白出了一道極難解决的天文學算題，悶悶的不能解决。為着解答這道難題，他不得不另尋新的出路。在1916年年底，表舅母典當了自的“當頭”，給他籌辦了一點路費，他毅然離開故鄉常州，沿着長江西上，到武漢支找在京漢鐵路局當翻澤的堂史瞿純白。在純白的幫助下，秋白進了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取文。1917年春，純白調外交部任職，他隨同北上到了北京，先參加了文官考試，未錄取，便又考進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
瞿秋白在俄文專修館，除了學習俄語、英語、法語，還研究文學、哲學、佛學，去北京大學旁聽過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鬍適的講課，試圖尋找人生問題的答案。他回憶說：“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是我最孤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際可以說絶對的斷絶，北京城裏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厭世”，就是要改變目前的生活方式，改革社會。
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一場“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瞿秋白立即打破了孤寂的生活，領導和參加了這一場運動。5月4日那天，他帶領俄文專修館的同學參加了遊行示威和火燒趙傢樓的半爭。因為疲勞過度，回校後立即肺病發作、吐血，但他仍奮不顧身，擔任北京學聯評議部負責人，積極領導俄文專修館及附近匯文大學、鐵路管理學堂3校的罷課鬥爭，成為3校學生運動的“謀主”。
“五四”運動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開始。他判若兩人，一反歷來埋頭書方齋的文弱氣質和內嚮格，在超強度的體力支付和神經高度緊張的情況下，忍住病肺吐血的痛苦，在酷熱中奔波於街頭，聯絡 、組織、演講……他欣賞剋魯泡特金的一名名言：一次暴動勝於數千百萬册書報。他給秦耐銘的信中說：“五四”運動的直接目的已經達到。瞿秋白在舉國歡騰中能冷靜地思考問題，為了不使“五四”運動取得的勝利白白流逝，他在北京《晨報》上發表了《不簽字後之辦法》，文中用簡潔的語言提出了政府、國民、學生各自應當速辦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條，這是瞿秋白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五四”運動既使瞿秋白受到震驚、鼓舞，又使他進一步看到中國社會問題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國的各種現實問題，去探索中國的出路。“從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從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哲學問題教在這一時期興起，縈僥着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思想。”為了深入、後地探討這些問題，在俄文專修館繼續學習的同時，瞿秋白便同瞿菊農、鄭振鐸、耿濟之、許地山一道組織籌辦《新社會》旬刊。
瞿秋白在《新社會》旬刊上先後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內容涉及到許多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也涉及到哲學問題、思想問題和人生問題。這些文章的政治傾嚮性也開始明白地顯露出來。他強烈反對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對於人民的黑暗反動動統治，認為中國衹有“在舊宗教，舊帛度，舊思想的舊社會裏殺出一條血路”纔是生路。他明確提出要尋找一種能夠指導群運動的新的信仰和指導青年正確對待生活的人生觀。在《社會運動的犧牲者》一文中，他指出：“我們想改良社會最好是要能做到本改革現社會一切組織的一步。”他認為要進行改革，從文化運動直到社會運動，中間一定要經過的就是一種群運動。要使社會改造獲得成功，那就必須把群衆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結合起來，改革舊制度，打破舊習慣，建立“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用“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去創造“新的生活”。他對新村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倍倍爾的社會主義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參加了李在釗倡導成立的馬剋思學說研究會，他逐漸否了各種外來思潮中的流派和社會改革方案，傾嚮於社會主義，贊成倍倍爾的用革命手段從根本上改造舊社會的主張，表達了初步的社會主義的信念。
不久，瞿秋白覺得書本上的求索和友朋間的探計，對社會主義仍如“隔着紗窗看曉霧”，看不真切。他認為，要對社會主義認個清楚，就應當到“世界上第一個社會義革命的國傢，世界革命的中心點”—俄國去。1920年10月，北京《晨的》和上海《時事新報》派作為特約通訊員，到莫期科采訪。當時俄國戰亂未息，缺衣少食，瞿秋白又體弱多病，親友們勸他不要“自趨絶地”，但他毫不要惜地放棄衹差幾個月就可拿到的俄專畢業文賃、外交官職務，毅然前往莫期科，踏出了人生重要轉折點的關鍵一步。
投身無産階級革命 宣傳馬剋思主義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別送行的親朋好友，登上了火車，經過3 個月的艱辛，於1921年1月25日到達莫期科。從1921年初到1922年底， 瞿秋白在蘇俄度過了整整兩個年頭。為了便於工作，他給己取了一個俄文名文“維剋多爾· 斯特拉霍夫”（戰勝恐懼、剋服睏難之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訪俄各方面的社會生活，嚮國內讀者報道蘇俄現狀。從1920年10月18日在哈爾濱寫的第一篇報道《哈埠見聞上之琿春事件》起，到1923年1月25日回到北京寫的最一篇報道《赤俄之歸途》止，先後在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等報章上發表了50篇通訊報道和專論，計20餘萬字。此外，還撰寫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俄國議學史》、《俄國革命記》等4本專著。他真實和全面地反映了蘇聯當時狀況， 熱情地歌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剋思列寧主義。他用大量不可辯駁的事實表明俄國正在發生深刻的偉大變革，蘇维埃政府一方同采取各種有力的革命手段清除歷史留下的污泥濁水，改造社會，另一方面又以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抗擊外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平定國內的白匪叛亂。瞿秋白廣徵博引各種文件、報告和著述，扼要而全面地論述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任務以及馬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他的這一係列文章在當時的中國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讓中國讀者見到了人類的曙光，從而激勵無數有志之士嚮往俄國，信仰馬剋思主義，以蘇维埃俄的今天為中國的明天，並為實現這一美好的未來而投身於實際的革命鬥爭中去。
赴俄考察的革命實踐，大量經典著作為閱讀，使瞿秋白以一個較快的速主實現了嚮共産主義革界觀的轉變。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了中國共産常的早期組織，1921年9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此時，他除了做記者， 還到莫期科東方大學中國班講授俄文，並擔任政治理論課的翻譯。當時在東方大學讀書的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乘 對瞿秋白講課時熱心認真、誨人不倦有很深的印象。1922年12月5日，共産國際“四大”結束後，由於國內革命鬥爭的需要，中共領袖陳獨秀請他回國工作，瞿秋白自己也覺得：在這兒“研究社會哲學的理論如此之久而現實的社會生活衹有俄國歷史的及現今的環境，中國社會呢？客中中國書籍沒有，不要說現代的不能研究，就是歷史的都不成。”於是，瞿秋白决定回國，直接參加國內的革命實踐。
瞿秋白回國後不久，1923年7月，中國共産常在文洲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要不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合作問題。瞿秋白堅持國共合作的正確意見，為大會起草了黨的綱領草案，並在會上就草案作了說明，他被大會選為中央候補委員，負責宣傳工作。1924年1月,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瞿秋白又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此後召開的中國共産常“四大”、“五大”上，瞿秋白均當選為中央常委，成為中共産黨 的重要領導人，為黨的理論建設和宣傳工作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為國民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1923年1月回國到1927年7月這段時間裏，瞿秋白負責主編黨的理論刊物《新青年》季刊，又負責編輯《嚮導》、《前鋒》兩個刊物，還承擔了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的編輯和撰稿，1925年五卅運動中,他又創辦並編輯《熱血日報》。 他一共撰寫了200多篇文章，100多萬字。他在這些文章中宣傳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常在各個時期的政治主張，揭露帝主義的血腥罪行和軍閥長府的黑暗統治，批判了各種錯誤的思潮（其中包括國民常右派戴季陶等的錯誤觀點），及時地給工農群衆指引半爭方向。
瞿秋白是中國最早宣傳馬剋思主義的理論傢，也第一個嘗試用馬剋思主義的理論傢，也是第一個堂試用馬剋思主義研究中國現代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研究中國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人。他認為20年代的中國，經濟上仍處於宗法社會的半自然經濟，政治上仍然是封建政權，中國又深受着帝國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侵略。這樣一種政治經濟地位决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的資産階級有民主革命。在這一革命完成，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說，應當明白“民權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邏輯上歷史上的差別”，“並不因為中國革命運動或所謂輯上歷上的差別”，“並不因為中國革命運動或所謂新思想帶着一些社會主義色彩，便足證明現時所需要的革命是社會主義的。”瞿秋白又進一步分析了中國社地各階級狀況，反復指出，中國革命當時雖然是資産階級性質的，但革命主力卻不是資産階級而是無産階級和農民階級，革命主力卻不是資産階級而是無産階級和農民階級，革命的伉地階級更不可能是資産階級而必然是無産階級。他強調無産階級在革命的過程中要剋服遏帛資産階級的畏怯妥協，逐步實現對革命的領導權。
瞿秋白是中國共産黨內最早指出武裝鬥爭的必更性的人。他指出，中國革命要將武裝革命和群運動同時進行，互為促進。五卅慘案發生後，他從帝國主義對工人群衆的血腥鎮壓中迫切地感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就必須着手建立工農自己的武裝，要用革命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他說：“有平民之軍隊而後有平民之政權，然後可以雪恥，可以立國，可以求得我四萬萬人夢想中之自由與獨立。”他還強調了革命軍隊必須在革命政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取得革命政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取得革命戰切的勝利。
瞿秋白在這一時期，還在國共兩黨創辦的上海大學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主講《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社會科學概論》、《現代民族問題》等課程，使許多青年接受了馬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後來他在對講稿進行修改的基礎上發表了《現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等論著。他還翻譯了蘇俄哲學家歌列夫的《新哲學—唯物論》一書。瞿秋白比較全面係統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李原理，他是現代哲學史上第一次把辯證法與唯物論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宣傳，也是第一次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宣傳的中國哲學家，對於中國馬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建設作出了在量開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
主持八七會議 堅持革命鬥爭
正當國民革命蓬勃開展、北伐戰爭形勢大好的時候， 國共關係卻開始破裂。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先後發動政變，在肆屠殺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了，全國陷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國共産黨决的半爭。
1927年8月7日,在漢口俄租界三教街41號(今漢口鄱陽街139號， 會議由瞿秋白主持。會議通過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確定了武裝準了在湘、鄂、贛、粵四省發動秋收起義的决定。在這次會議上，選舉産生了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這次全議在革命危急關頭，將打散了的隊伍重新團聚起來，使中國革命完成了由國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重大轉折，它與後來的遵議會議一起被視作是中國共産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兩次轉折性會議。
“八七”會議以後，在瞿秋白為首時臨時中央政治局的策劃組織下，全國各地爆發了100多次武裝起義， 此後又上了創建農村革命根地的道路但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而加劇的革命爭性病使黨的實際工作中出現的盲識到這個問題，便着手糾正。1928年6月，瞿秋白赴莫斯科出席在那兒召開的上共“六大”。 會後留在莫期科擔任中國共産黨駐共産國際的代表團團長。在莫期科其間，他雖建康狀況不佳，但仍堅持工作10小時以上，十分關註國內的革命鬥爭。1930年7月， 他回國繼續主持工作，並糾正在他出國期間主持工作的李立三的工作失誤。但在1931年1 月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遭到王明等人的錯誤批判,被排擠出中央領導機構。
瞿秋白被排擠出中央領導機構後，並沒有停止革命鬥爭，他隨即參加並領導了當時上海文藝戰綫的鬥爭。瞿秋白自小多才多藝，尤其喜愛文學，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也不時流露對文學事業的依戀情結。1931年5 月瞿秋白因上海黨中央某機關被破壞而避難到茅盾先生傢中，與茅盾談起了創作問題。之後，他與妻子楊之華扮作鄉音新來到上海的人租了南市紫霞路68號一們愛好文學而又同情革的謝詹如的兩間樓房，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自此直到1932年鼕天，他完成了大量翻譯作品和許多重林的論文和雜文。他並且與魯迅先生建立了親密的戰半的友誼。魯迅為了表明他特別看重他們的友誼，將清代何瓦琴語書寫成立軸贈給秋白：“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期世當以同懷視之、”
瞿秋白的譯作有着明確的指導思想，就是藉俄羅期革命民主主義文學、蘇聯新文學的翻譯介紹，喚醒中國人民，推動中國新文學、革命文學的發展，做普洛米修期盜天火給人間的工作。他的譯作文筆流暢可觀。魯迅再三感嘆說：“中文俄文教好，像他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後來，魯迅在談到《死魂靈》的翻譯工作時又說：“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殺者為罪大惡極。”
瞿秋白創作的雜文明白曉暢，與魯迅的雜文合稱“雙璧”。如果說，魯迅的雜文是首和投槍，因為它們鋒利無比地刺嚮敵人的心窩，深入事物的底藴，那麽，瞿秋白的雜文就好比是照見魔怪的明鏡，因為它們清晰地揭穿敵人的面目。他在題為《沉默》的文章中寫道：“至於對付將要呼吼起來的聲音，那就有一切種種的武器，可以用來者住民衆的嘴和鼻子，割斷那些會呼吼的喉管。於是乎對人說：這些小百姓沉默了！但是，總有那一天—這些不中聽的聲音終究要掩沒不住的。……這種靜止和沉默之後，跟眷就要有真正震動世界的霹靂！”文章揭示了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消息，在於掩蓋其虛弱，說明了人民力量的強大和不可戰勝，預示了革命的勝利前景。
瞿秋白寫的大量論文論述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文學與人民的關係。他認為，文學可以用作階級半爭工具，革命文學應當成為革命爭的利器。革命文學的根本任務又决定了文學必須為工農大會服務，與工農大衆相結合。他縱同歷史，認為文原來就是屬於勞動人民的，衹是由於剝削階級的長期統治他纔喪失了享用的權利。因此把工農大作為文學的主要的服務對象，讓文學重新屬於人民，是歷史的必然，是革命文學運動應當負起的歷史使命。瞿秋白以他的馬剋思主義文藝理論水平和在文學藝術上的造詣，從思想路綫上指導了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成為中國革命文學事來的奠者和開拓者之一。
獻身革命 英名千古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離開上海前往中央共蘇區—瑞金， 擔任中央教育委員，並擔任《紅色中華》報社社長兼主編。他還創辦了國立蘇维埃大學，擔任了較長，開學後，他對創辦了國立蘇维埃大學，擔任了校長，開學後，他對政治教育的每一門課程都作出具體指示，甚至對每一次學習的討論題目都予以原則指示。他還創辦了蘇區工農劇社與高爾基戲劇學院，並大力開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掃盲運動。雖然工作相當勞累，身體又差，還時咯血，三天兩頭髮高燒，而物質生活又很艱苦，勤奮工作，為根據地文人教育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撤離蘇區，瞿秋白由於身患肺病留在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分局宣傳部長。蘇區在國民黨軍隊的瘋狂進攻下，形勢非常危險，中央分局决定將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等轉移出發。1935年2月11 日瞿秋白一行從瑞金九堡附近啓程，前往福建，準備轉道廣東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 日他們到達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瞿秋白不幸被捕。敵人逼他投降就範，但他堅决拒絶，並在獄中宣傳：“中國共産黨的勝利，就是國傢前途的光明。”6月18日， 國民黨宣佈槍决令，他視死如歸：說：“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體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嚮刑場，慷慨就義，死時僅36歲。
瞿秋白提的一生，疾病纏身，日常事務繁重，但他知識淵博，才華橫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許多重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選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傢，也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傢，無論是他英勇獻身革命事業的光輝事跡，還是涉及政治、哲學、文學、史學、翻譯等衆多領域的重要思想，都值得中國人民學習和珍視。他悲壯死去，他精神永存，他英名千古！
1935年6月,福建長灑羅漢嶺下滿了荷槍實彈的國民常軍隊，他的槍口都對準着一個文弱書生模樣的人，但尋位書生手挾香煙，顧盼自若，他選了一塊草坪盤膝而坐，對那幫劊子手徽筆點頭說：“此地很好，就在這裏，你開槍吧！”劊手們殺害的就是中國現代革命思想傢—瞿秋白。
家庭破落 中途輟學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東南角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樓。 這八桂堂是時任湖北布政使的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賡甫的住宅，因大廳前後花木繁多，其中有長得比較挺拔的八株桂花而得名，而廳後樓房因常年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名天香樓。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生性淡泊，無官無職，寄居叔父的信宅，經濟上依賴在浙江做知縣的大哥世琥的接濟，他擅長繪畫、劍術、醫道，但這些無以生計，衹屬於他修身養性的消遣。瞿秋白的母親金璇，是常州北門外（今江陰市西鄉）大岸村人，是廣東????大使金心茗的次女，天資聰穎，擅長詩詞。秋白出生的時候，頭頂發際有兩個旋紋，俗稱“雙頂”，這在當時人們眼裏被看作是福氣和聰慧的象徵，父母就給他起個乳名叫“阿雙”。進小學讀書時，學名瞿雙，後來他自己改名為“爽”或“霜”，更後又改為“秋白”，“秋白”這個名字就是由“霜”聯想而來的。此外，他還有懋淼、雄魄、鐵梅、雙林、宋陽、大耕、林祺洋等幾十個譜名、別名、筆名、化名。
1903年，瞿賡甫死在任上，瞿傢傢道中落，他的遺屬開始扳瓜分財産，作為侄輩思瑋被“勸出”八桂堂，他帶着全家遷居八桂堂前河對面的烏衣橋，後租居星聚堂。由於世瑋不治傢業，家庭負擔落在了金璇一人身上。姓生下秋白後， 又生了5子2女（其中１子１女早夭），她待候癱瘓在床上的婆婆，操持傢務， 還擔負起給子女開蒙督學的責任，對瞿秋白早年的成長有極深影響。瞿秋白從1904年起就進了私塾讀書，次年轉入冠英小學。學校校長莊苕甫是清末的舉人，但他卻具有維新思想，主張廢科舉，辦學堂，學校裏除了本地的秀纔任教師而外，還聘了一個日本教師來教博物學。瞿秋白自幼體弱多病，但讀書非常用功，成績優異小學尚未畢業，又於1909年春天考入常州府中學堂。學校長屠無博，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新式知識分子，並在日本期間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他在學生中間經常進行反清革命思想教育。瞿秋白在屠元博等人的影響下，又由於接觸到了勞動人民的空睏生活，同時亦因家庭境則的刺激，常與同學們一起議論時政。他還愛看各種書籍，如《老子道德經》、《莊子集釋》、《陶淵明集》、《三國演義》、《紅樓夢》、太平天國野史》、梁啓超的《飲冰室文集》、譚嗣同的《仁學》、嚴復翻譯的《群學肄言》等等。歷史上的英雄好漢，給他留下了“最強烈的印象和記憶”，激起他對清朝統治者的憎恨和反抗精神。有一佼，他在操場上指着自己頭上的辮子對張太雷說：“尾巴似的東西，我們非把它剪掉不行！”辛亥革命爆發了，當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傳到常州的時候，他在傢首先把象徵着種壓迫和土封建壓迫的辮子剪掉，高興地提着辮子跑到母親面前說：“皇帝倒了，辮子剪了。”
然而，彭世凱篡奪了辛革命的勝利果實，建立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常州的待頭，依然布滿了插着草標待售的究孩子，而瞿秋白自己的家庭也陷入經濟睏境，伯父世琥這時棄官閑居，將秋白的祖母接到杭州去贍養，就停止了對秋白一傢的補貼。瞿秋白傢不得不把星聚常的每月租金7元的房屋退賃， 搬到城西廟沿汀瞿氏宗宗居住。在那時，住祠堂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也無可奈何，衹好如此，生活金靠典當、藉債。瞿秋白曾對羊牧之說：“我們原來天天盼望中山，可是革命勝利了，老百姓生活還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說：“老百姓生活還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說：“我還有點粥吃， 鄉下還不知多少人連粥都吃不上哩。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他在瞿氏宗祠側門上方懸挂一隻白燈籠，上面寫着“國喪”兩字，大膽地嚮社會表示了自己的不滿。1915年鼕，因交不起學費，瞿秋白被迫輟學，離開還有一學期就要畢業的常州中學。是農歷新春正月初五，剛過40歲的金璇看看要到70歲纔還得清的債券，望望團團一桌孩子，最大的秋白不過17歲，最小的阿𠔌衹5歲，想丈夫的懶散， 她夫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她將兩盒磷火柴頭和虎骨酒吞下，服毒自盡。從此瞿秋白一傢人飄零星散，分別投親靠友，秋白則到楊氏小學教書。
參加“五·四”創辦《新社會》
瞿秋白在楊氏小教算術，圖畫、音樂等課程，家庭的慘景和學校周圍地方惡勢力，好象給他“精神上判了無期徒刑”，他的精神極其苦悶。慘酷的社會，好象嚴厲的數學教授給瞿秋白出了一道極難解决的天文學算題，悶悶的不能解决。為着解答這道難題，他不得不另尋新的出路。在1916年年底，表舅母典當了自的“當頭”，給他籌辦了一點路費，他毅然離開故鄉常州，沿着長江西上，到武漢支找在京漢鐵路局當翻澤的堂史瞿純白。在純白的幫助下，秋白進了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取文。1917年春，純白調外交部任職，他隨同北上到了北京，先參加了文官考試，未錄取，便又考進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
瞿秋白在俄文專修館，除了學習俄語、英語、法語，還研究文學、哲學、佛學，去北京大學旁聽過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鬍適的講課，試圖尋找人生問題的答案。他回憶說：“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是我最孤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際可以說絶對的斷絶，北京城裏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厭世”，就是要改變目前的生活方式，改革社會。
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北京，一場“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瞿秋白立即打破了孤寂的生活，領導和參加了這一場運動。5月4日那天，他帶領俄文專修館的同學參加了遊行示威和火燒趙傢樓的半爭。因為疲勞過度，回校後立即肺病發作、吐血，但他仍奮不顧身，擔任北京學聯評議部負責人，積極領導俄文專修館及附近匯文大學、鐵路管理學堂3校的罷課鬥爭，成為3校學生運動的“謀主”。
“五四”運動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開始。他判若兩人，一反歷來埋頭書方齋的文弱氣質和內嚮格，在超強度的體力支付和神經高度緊張的情況下，忍住病肺吐血的痛苦，在酷熱中奔波於街頭，聯絡 、組織、演講……他欣賞剋魯泡特金的一名名言：一次暴動勝於數千百萬册書報。他給秦耐銘的信中說：“五四”運動的直接目的已經達到。瞿秋白在舉國歡騰中能冷靜地思考問題，為了不使“五四”運動取得的勝利白白流逝，他在北京《晨報》上發表了《不簽字後之辦法》，文中用簡潔的語言提出了政府、國民、學生各自應當速辦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條，這是瞿秋白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五四”運動既使瞿秋白受到震驚、鼓舞，又使他進一步看到中國社會問題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國的各種現實問題，去探索中國的出路。“從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從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哲學問題教在這一時期興起，縈僥着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思想。”為了深入、後地探討這些問題，在俄文專修館繼續學習的同時，瞿秋白便同瞿菊農、鄭振鐸、耿濟之、許地山一道組織籌辦《新社會》旬刊。
瞿秋白在《新社會》旬刊上先後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內容涉及到許多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也涉及到哲學問題、思想問題和人生問題。這些文章的政治傾嚮性也開始明白地顯露出來。他強烈反對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對於人民的黑暗反動動統治，認為中國衹有“在舊宗教，舊帛度，舊思想的舊社會裏殺出一條血路”纔是生路。他明確提出要尋找一種能夠指導群運動的新的信仰和指導青年正確對待生活的人生觀。在《社會運動的犧牲者》一文中，他指出：“我們想改良社會最好是要能做到本改革現社會一切組織的一步。”他認為要進行改革，從文化運動直到社會運動，中間一定要經過的就是一種群運動。要使社會改造獲得成功，那就必須把群衆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結合起來，改革舊制度，打破舊習慣，建立“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用“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去創造“新的生活”。他對新村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倍倍爾的社會主義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參加了李在釗倡導成立的馬剋思學說研究會，他逐漸否了各種外來思潮中的流派和社會改革方案，傾嚮於社會主義，贊成倍倍爾的用革命手段從根本上改造舊社會的主張，表達了初步的社會主義的信念。
不久，瞿秋白覺得書本上的求索和友朋間的探計，對社會主義仍如“隔着紗窗看曉霧”，看不真切。他認為，要對社會主義認個清楚，就應當到“世界上第一個社會義革命的國傢，世界革命的中心點”—俄國去。1920年10月，北京《晨的》和上海《時事新報》派作為特約通訊員，到莫期科采訪。當時俄國戰亂未息，缺衣少食，瞿秋白又體弱多病，親友們勸他不要“自趨絶地”，但他毫不要惜地放棄衹差幾個月就可拿到的俄專畢業文賃、外交官職務，毅然前往莫期科，踏出了人生重要轉折點的關鍵一步。
投身無産階級革命 宣傳馬剋思主義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別送行的親朋好友，登上了火車，經過3 個月的艱辛，於1921年1月25日到達莫期科。從1921年初到1922年底， 瞿秋白在蘇俄度過了整整兩個年頭。為了便於工作，他給己取了一個俄文名文“維剋多爾· 斯特拉霍夫”（戰勝恐懼、剋服睏難之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訪俄各方面的社會生活，嚮國內讀者報道蘇俄現狀。從1920年10月18日在哈爾濱寫的第一篇報道《哈埠見聞上之琿春事件》起，到1923年1月25日回到北京寫的最一篇報道《赤俄之歸途》止，先後在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等報章上發表了50篇通訊報道和專論，計20餘萬字。此外，還撰寫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俄國議學史》、《俄國革命記》等4本專著。他真實和全面地反映了蘇聯當時狀況， 熱情地歌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剋思列寧主義。他用大量不可辯駁的事實表明俄國正在發生深刻的偉大變革，蘇维埃政府一方同采取各種有力的革命手段清除歷史留下的污泥濁水，改造社會，另一方面又以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抗擊外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平定國內的白匪叛亂。瞿秋白廣徵博引各種文件、報告和著述，扼要而全面地論述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任務以及馬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他的這一係列文章在當時的中國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讓中國讀者見到了人類的曙光，從而激勵無數有志之士嚮往俄國，信仰馬剋思主義，以蘇维埃俄的今天為中國的明天，並為實現這一美好的未來而投身於實際的革命鬥爭中去。
赴俄考察的革命實踐，大量經典著作為閱讀，使瞿秋白以一個較快的速主實現了嚮共産主義革界觀的轉變。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了中國共産常的早期組織，1921年9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此時，他除了做記者， 還到莫期科東方大學中國班講授俄文，並擔任政治理論課的翻譯。當時在東方大學讀書的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乘 對瞿秋白講課時熱心認真、誨人不倦有很深的印象。1922年12月5日，共産國際“四大”結束後，由於國內革命鬥爭的需要，中共領袖陳獨秀請他回國工作，瞿秋白自己也覺得：在這兒“研究社會哲學的理論如此之久而現實的社會生活衹有俄國歷史的及現今的環境，中國社會呢？客中中國書籍沒有，不要說現代的不能研究，就是歷史的都不成。”於是，瞿秋白决定回國，直接參加國內的革命實踐。
瞿秋白回國後不久，1923年7月，中國共産常在文洲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要不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合作問題。瞿秋白堅持國共合作的正確意見，為大會起草了黨的綱領草案，並在會上就草案作了說明，他被大會選為中央候補委員，負責宣傳工作。1924年1月,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瞿秋白又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此後召開的中國共産常“四大”、“五大”上，瞿秋白均當選為中央常委，成為中共産黨 的重要領導人，為黨的理論建設和宣傳工作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為國民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1923年1月回國到1927年7月這段時間裏，瞿秋白負責主編黨的理論刊物《新青年》季刊，又負責編輯《嚮導》、《前鋒》兩個刊物，還承擔了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的編輯和撰稿，1925年五卅運動中,他又創辦並編輯《熱血日報》。 他一共撰寫了200多篇文章，100多萬字。他在這些文章中宣傳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常在各個時期的政治主張，揭露帝主義的血腥罪行和軍閥長府的黑暗統治，批判了各種錯誤的思潮（其中包括國民常右派戴季陶等的錯誤觀點），及時地給工農群衆指引半爭方向。
瞿秋白是中國最早宣傳馬剋思主義的理論傢，也第一個嘗試用馬剋思主義的理論傢，也是第一個堂試用馬剋思主義研究中國現代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研究中國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人。他認為20年代的中國，經濟上仍處於宗法社會的半自然經濟，政治上仍然是封建政權，中國又深受着帝國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侵略。這樣一種政治經濟地位决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的資産階級有民主革命。在這一革命完成，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說，應當明白“民權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邏輯上歷史上的差別”，“並不因為中國革命運動或所謂輯上歷上的差別”，“並不因為中國革命運動或所謂新思想帶着一些社會主義色彩，便足證明現時所需要的革命是社會主義的。”瞿秋白又進一步分析了中國社地各階級狀況，反復指出，中國革命當時雖然是資産階級性質的，但革命主力卻不是資産階級而是無産階級和農民階級，革命主力卻不是資産階級而是無産階級和農民階級，革命的伉地階級更不可能是資産階級而必然是無産階級。他強調無産階級在革命的過程中要剋服遏帛資産階級的畏怯妥協，逐步實現對革命的領導權。
瞿秋白是中國共産黨內最早指出武裝鬥爭的必更性的人。他指出，中國革命要將武裝革命和群運動同時進行，互為促進。五卅慘案發生後，他從帝國主義對工人群衆的血腥鎮壓中迫切地感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就必須着手建立工農自己的武裝，要用革命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他說：“有平民之軍隊而後有平民之政權，然後可以雪恥，可以立國，可以求得我四萬萬人夢想中之自由與獨立。”他還強調了革命軍隊必須在革命政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取得革命政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取得革命戰切的勝利。
瞿秋白在這一時期，還在國共兩黨創辦的上海大學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主講《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社會科學概論》、《現代民族問題》等課程，使許多青年接受了馬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後來他在對講稿進行修改的基礎上發表了《現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等論著。他還翻譯了蘇俄哲學家歌列夫的《新哲學—唯物論》一書。瞿秋白比較全面係統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李原理，他是現代哲學史上第一次把辯證法與唯物論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宣傳，也是第一次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宣傳的中國哲學家，對於中國馬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建設作出了在量開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
主持八七會議 堅持革命鬥爭
正當國民革命蓬勃開展、北伐戰爭形勢大好的時候， 國共關係卻開始破裂。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先後發動政變，在肆屠殺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了，全國陷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國共産黨决的半爭。
1927年8月7日,在漢口俄租界三教街41號(今漢口鄱陽街139號， 會議由瞿秋白主持。會議通過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確定了武裝準了在湘、鄂、贛、粵四省發動秋收起義的决定。在這次會議上，選舉産生了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這次全議在革命危急關頭，將打散了的隊伍重新團聚起來，使中國革命完成了由國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重大轉折，它與後來的遵議會議一起被視作是中國共産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兩次轉折性會議。
“八七”會議以後，在瞿秋白為首時臨時中央政治局的策劃組織下，全國各地爆發了100多次武裝起義， 此後又上了創建農村革命根地的道路但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而加劇的革命爭性病使黨的實際工作中出現的盲識到這個問題，便着手糾正。1928年6月，瞿秋白赴莫斯科出席在那兒召開的上共“六大”。 會後留在莫期科擔任中國共産黨駐共産國際的代表團團長。在莫期科其間，他雖建康狀況不佳，但仍堅持工作10小時以上，十分關註國內的革命鬥爭。1930年7月， 他回國繼續主持工作，並糾正在他出國期間主持工作的李立三的工作失誤。但在1931年1 月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遭到王明等人的錯誤批判,被排擠出中央領導機構。
瞿秋白被排擠出中央領導機構後，並沒有停止革命鬥爭，他隨即參加並領導了當時上海文藝戰綫的鬥爭。瞿秋白自小多才多藝，尤其喜愛文學，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也不時流露對文學事業的依戀情結。1931年5 月瞿秋白因上海黨中央某機關被破壞而避難到茅盾先生傢中，與茅盾談起了創作問題。之後，他與妻子楊之華扮作鄉音新來到上海的人租了南市紫霞路68號一們愛好文學而又同情革的謝詹如的兩間樓房，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自此直到1932年鼕天，他完成了大量翻譯作品和許多重林的論文和雜文。他並且與魯迅先生建立了親密的戰半的友誼。魯迅為了表明他特別看重他們的友誼，將清代何瓦琴語書寫成立軸贈給秋白：“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期世當以同懷視之、”
瞿秋白的譯作有着明確的指導思想，就是藉俄羅期革命民主主義文學、蘇聯新文學的翻譯介紹，喚醒中國人民，推動中國新文學、革命文學的發展，做普洛米修期盜天火給人間的工作。他的譯作文筆流暢可觀。魯迅再三感嘆說：“中文俄文教好，像他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後來，魯迅在談到《死魂靈》的翻譯工作時又說：“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殺者為罪大惡極。”
瞿秋白創作的雜文明白曉暢，與魯迅的雜文合稱“雙璧”。如果說，魯迅的雜文是首和投槍，因為它們鋒利無比地刺嚮敵人的心窩，深入事物的底藴，那麽，瞿秋白的雜文就好比是照見魔怪的明鏡，因為它們清晰地揭穿敵人的面目。他在題為《沉默》的文章中寫道：“至於對付將要呼吼起來的聲音，那就有一切種種的武器，可以用來者住民衆的嘴和鼻子，割斷那些會呼吼的喉管。於是乎對人說：這些小百姓沉默了！但是，總有那一天—這些不中聽的聲音終究要掩沒不住的。……這種靜止和沉默之後，跟眷就要有真正震動世界的霹靂！”文章揭示了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消息，在於掩蓋其虛弱，說明了人民力量的強大和不可戰勝，預示了革命的勝利前景。
瞿秋白寫的大量論文論述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文學與人民的關係。他認為，文學可以用作階級半爭工具，革命文學應當成為革命爭的利器。革命文學的根本任務又决定了文學必須為工農大會服務，與工農大衆相結合。他縱同歷史，認為文原來就是屬於勞動人民的，衹是由於剝削階級的長期統治他纔喪失了享用的權利。因此把工農大作為文學的主要的服務對象，讓文學重新屬於人民，是歷史的必然，是革命文學運動應當負起的歷史使命。瞿秋白以他的馬剋思主義文藝理論水平和在文學藝術上的造詣，從思想路綫上指導了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成為中國革命文學事來的奠者和開拓者之一。
獻身革命 英名千古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離開上海前往中央共蘇區—瑞金， 擔任中央教育委員，並擔任《紅色中華》報社社長兼主編。他還創辦了國立蘇维埃大學，擔任了較長，開學後，他對創辦了國立蘇维埃大學，擔任了校長，開學後，他對政治教育的每一門課程都作出具體指示，甚至對每一次學習的討論題目都予以原則指示。他還創辦了蘇區工農劇社與高爾基戲劇學院，並大力開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掃盲運動。雖然工作相當勞累，身體又差，還時咯血，三天兩頭髮高燒，而物質生活又很艱苦，勤奮工作，為根據地文人教育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撤離蘇區，瞿秋白由於身患肺病留在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分局宣傳部長。蘇區在國民黨軍隊的瘋狂進攻下，形勢非常危險，中央分局决定將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等轉移出發。1935年2月11 日瞿秋白一行從瑞金九堡附近啓程，前往福建，準備轉道廣東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 日他們到達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瞿秋白不幸被捕。敵人逼他投降就範，但他堅决拒絶，並在獄中宣傳：“中國共産黨的勝利，就是國傢前途的光明。”6月18日， 國民黨宣佈槍决令，他視死如歸：說：“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體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嚮刑場，慷慨就義，死時僅36歲。
瞿秋白提的一生，疾病纏身，日常事務繁重，但他知識淵博，才華橫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許多重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選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傢，也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傢，無論是他英勇獻身革命事業的光輝事跡，還是涉及政治、哲學、文學、史學、翻譯等衆多領域的重要思想，都值得中國人民學習和珍視。他悲壯死去，他精神永存，他英名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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