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
（作者不详）
1935年6月,福建长洒罗汉岭下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常军队，他的枪口都对准着一个文弱书生模样的人，但寻位书生手挟香烟，顾盼自若，他选了一块草坪盘膝而坐，对那帮刽子手徽笔点头说：“此地很好，就在这里，你开枪吧！”刽手们杀害的就是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
家庭破落 中途辍学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东南角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 这八桂堂是时任湖北布政使的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的住宅，因大厅前后花木繁多，其中有长得比较挺拔的八株桂花而得名，而厅后楼房因常年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名天香楼。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生性淡泊，无官无职，寄居叔父的信宅，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世琥的接济，他擅长绘画、剑术、医道，但这些无以生计，只属于他修身养性的消遣。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是常州北门外（今江阴市西乡）大岸村人，是广东盐大使金心茗的次女，天资聪颖，擅长诗词。秋白出生的时候，头顶发际有两个旋纹，俗称“双顶”，这在当时人们眼里被看作是福气和聪慧的象征，父母就给他起个乳名叫“阿双”。进小学读书时，学名瞿双，后来他自己改名为“爽”或“霜”，更后又改为“秋白”，“秋白”这个名字就是由“霜”联想而来的。此外，他还有懋淼、雄魄、铁梅、双林、宋阳、大耕、林祺洋等几十个谱名、别名、笔名、化名。
1903年，瞿赓甫死在任上，瞿家家道中落，他的遗属开始扳瓜分财产，作为侄辈思玮被“劝出”八桂堂，他带着全家迁居八桂堂前河对面的乌衣桥，后租居星聚堂。由于世玮不治家业，家庭负担落在了金璇一人身上。姓生下秋白后， 又生了5子2女（其中１子１女早夭），她待候瘫痪在床上的婆婆，操持家务， 还担负起给子女开蒙督学的责任，对瞿秋白早年的成长有极深影响。瞿秋白从1904年起就进了私塾读书，次年转入冠英小学。学校校长庄苕甫是清末的举人，但他却具有维新思想，主张废科举，办学堂，学校里除了本地的秀才任教师而外，还聘了一个日本教师来教博物学。瞿秋白自幼体弱多病，但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优异小学尚未毕业，又于1909年春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长屠无博，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并在日本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他在学生中间经常进行反清革命思想教育。瞿秋白在屠元博等人的影响下，又由于接触到了劳动人民的空困生活，同时亦因家庭境则的刺激，常与同学们一起议论时政。他还爱看各种书籍，如《老子道德经》、《庄子集释》、《陶渊明集》、《三国演义》、《红楼梦》、太平天国野史》、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等等。历史上的英雄好汉，给他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激起他对清朝统治者的憎恨和反抗精神。有一佼，他在操场上指着自己头上的辫子对张太雷说：“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行！”辛亥革命爆发了，当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常州的时候，他在家首先把象征着种压迫和土封建压迫的辫子剪掉，高兴地提着辫子跑到母亲面前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
然而，彭世凯篡夺了辛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常州的待头，依然布满了插着草标待售的究孩子，而瞿秋白自己的家庭也陷入经济困境，伯父世琥这时弃官闲居，将秋白的祖母接到杭州去赡养，就停止了对秋白一家的补贴。瞿秋白家不得不把星聚常的每月租金7元的房屋退赁， 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宗居住。在那时，住祠堂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生活金靠典当、借债。瞿秋白曾对羊牧之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 乡下还不知多少人连粥都吃不上哩。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他在瞿氏宗祠侧门上方悬挂一只白灯笼，上面写着“国丧”两字，大胆地向社会表示了自己的不满。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离开还有一学期就要毕业的常州中学。是农历新春正月初五，刚过40岁的金璇看看要到70岁才还得清的债券，望望团团一桌孩子，最大的秋白不过17岁，最小的阿谷只5岁，想丈夫的懒散， 她夫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她将两盒磷火柴头和虎骨酒吞下，服毒自尽。从此瞿秋白一家人飘零星散，分别投亲靠友，秋白则到杨氏小学教书。
参加“五·四”创办《新社会》
瞿秋白在杨氏小教算术，图画、音乐等课程，家庭的惨景和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好象给他“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精神极其苦闷。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数学教授给瞿秋白出了一道极难解决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为着解答这道难题，他不得不另寻新的出路。在1916年年底，表舅母典当了自的“当头”，给他筹办了一点路费，他毅然离开故乡常州，沿着长江西上，到武汉支找在京汉铁路局当翻泽的堂史瞿纯白。在纯白的帮助下，秋白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取文。1917年春，纯白调外交部任职，他随同北上到了北京，先参加了文官考试，未录取，便又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除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去北京大学旁听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的讲课，试图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他回忆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是我最孤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厌世”，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改革社会。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一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瞿秋白立即打破了孤寂的生活，领导和参加了这一场运动。5月4日那天，他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半争。因为疲劳过度，回校后立即肺病发作、吐血，但他仍奋不顾身，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积极领导俄文专修馆及附近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堂3校的罢课斗争，成为3校学生运动的“谋主”。
“五四”运动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判若两人，一反历来埋头书方斋的文弱气质和内向格，在超强度的体力支付和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忍住病肺吐血的痛苦，在酷热中奔波于街头，联络 、组织、演讲……他欣赏克鲁泡特金的一名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他给秦耐铭的信中说：“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瞿秋白在举国欢腾中能冷静地思考问题，为了不使“五四”运动取得的胜利白白流逝，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不签字后之办法》，文中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这是瞿秋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五四”运动既使瞿秋白受到震惊、鼓舞，又使他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索中国的出路。“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教在这一时期兴起，萦侥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为了深入、後地探讨这些问题，在俄文专修馆继续学习的同时，瞿秋白便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一道组织筹办《新社会》旬刊。
瞿秋白在《新社会》旬刊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涉及到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和人生问题。这些文章的政治倾向性也开始明白地显露出来。他强烈反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黑暗反动动统治，认为中国只有“在旧宗教，旧帛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才是生路。他明确提出要寻找一种能够指导群运动的新的信仰和指导青年正确对待生活的人生观。在《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一文中，他指出：“我们想改良社会最好是要能做到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他认为要进行改革，从文化运动直到社会运动，中间一定要经过的就是一种群运动。要使社会改造获得成功，那就必须把群众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建立“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用“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去创造“新的生活”。他对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倍倍尔的社会主义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参加了李在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逐渐否了各种外来思潮中的流派和社会改革方案，倾向于社会主义，赞成倍倍尔的用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造旧社会的主张，表达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的信念。
不久，瞿秋白觉得书本上的求索和友朋间的探计，对社会主义仍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看不真切。他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认个清楚，就应当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义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俄国去。1920年10月，北京《晨的》和上海《时事新报》派作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期科采访。当时俄国战乱未息，缺衣少食，瞿秋白又体弱多病，亲友们劝他不要“自趋绝地”，但他毫不要惜地放弃只差几个月就可拿到的俄专毕业文赁、外交官职务，毅然前往莫期科，踏出了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关键一步。
投身无产阶级革命 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 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期科。从1921年初到1922年底， 瞿秋白在苏俄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为了便于工作，他给己取了一个俄文名文“维克多尔· 斯特拉霍夫”（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访俄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向国内读者报道苏俄现状。从1920年10月18日在哈尔滨写的第一篇报道《哈埠见闻上之珲春事件》起，到1923年1月25日回到北京写的最一篇报道《赤俄之归途》止，先后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章上发表了50篇通讯报道和专论，计20余万字。此外，还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等4本专著。他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状况， 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苏维埃政府一方同采取各种有力的革命手段清除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又以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抗击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平定国内的白匪叛乱。瞿秋白广征博引各种文件、报告和著述，扼要而全面地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的这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以苏维埃俄的今天为中国的明天，并为实现这一美好的未来而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
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大量经典著作为阅读，使瞿秋白以一个较快的速主实现了向共产主义革界观的转变。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常的早期组织，1921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除了做记者， 还到莫期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乘 对瞿秋白讲课时热心认真、诲人不倦有很深的印象。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后，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领袖陈独秀请他回国工作，瞿秋白自己也觉得：在这儿“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要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瞿秋白决定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革命实践。
瞿秋白回国后不久，1923年7月，中国共产常在文洲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要不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问题。瞿秋白坚持国共合作的正确意见，为大会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并在会上就草案作了说明，他被大会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又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常“四大”、“五大”上，瞿秋白均当选为中央常委，成为中共产党 的重要领导人，为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1923年1月回国到1927年7月这段时间里，瞿秋白负责主编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又负责编辑《向导》、《前锋》两个刊物，还承担了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又创办并编辑《热血日报》。 他一共撰写了200多篇文章，100多万字。他在这些文章中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常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揭露帝主义的血腥罪行和军阀长府的黑暗统治，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思潮（其中包括国民常右派戴季陶等的错误观点），及时地给工农群众指引半争方向。
瞿秋白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第一个堂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研究中国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人。他认为20年代的中国，经济上仍处于宗法社会的半自然经济，政治上仍然是封建政权，中国又深受着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资产阶级有民主革命。在这一革命完成，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应当明白“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逻辑上历史上的差别”，“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辑上历上的差别”，“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瞿秋白又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地各阶级状况，反复指出，中国革命当时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革命主力却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主力却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的伉地阶级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而必然是无产阶级。他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要克服遏帛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逐步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指出武装斗争的必更性的人。他指出，中国革命要将武装革命和群运动同时进行，互为促进。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从帝国主义对工人群众的血腥镇压中迫切地感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必须着手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要用革命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说：“有平民之军队而后有平民之政权，然后可以雪耻，可以立国，可以求得我四万万人梦想中之自由与独立。”他还强调了革命军队必须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革命战切的胜利。
瞿秋白在这一时期，还在国共两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等课程，使许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他在对讲稿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发表了《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论著。他还翻译了苏俄哲学家歌列夫的《新哲学—唯物论》一书。瞿秋白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李原理，他是现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也是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的中国哲学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在量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
主持八七会议 坚持革命斗争
正当国民革命蓬勃开展、北伐战争形势大好的时候， 国共关系却开始破裂。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动政变，在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了，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决的半争。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汉口鄱阳街139号，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议通过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武装准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次全议在革命危急关头，将打散了的队伍重新团聚起来，使中国革命完成了由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重大转折，它与后来的遵议会议一起被视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转折性会议。
“八七”会议以后，在瞿秋白为首时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策划组织下，全国各地爆发了100多次武装起义， 此后又上了创建农村革命根地的道路但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而加剧的革命争性病使党的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盲识到这个问题，便着手纠正。1928年6月，瞿秋白赴莫斯科出席在那儿召开的上共“六大”。 会后留在莫期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在莫期科其间，他虽建康状况不佳，但仍坚持工作10小时以上，十分关注国内的革命斗争。1930年7月， 他回国继续主持工作，并纠正在他出国期间主持工作的李立三的工作失误。但在1931年1 月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遭到王明等人的错误批判,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
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后，并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随即参加并领导了当时上海文艺战线的斗争。瞿秋白自小多才多艺，尤其喜爱文学，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也不时流露对文学事业的依恋情结。1931年5 月瞿秋白因上海党中央某机关被破坏而避难到茅盾先生家中，与茅盾谈起了创作问题。之后，他与妻子杨之华扮作乡音新来到上海的人租了南市紫霞路68号一们爱好文学而又同情革的谢詹如的两间楼房，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自此直到1932年冬天，他完成了大量翻译作品和许多重林的论文和杂文。他并且与鲁迅先生建立了亲密的战半的友谊。鲁迅为了表明他特别看重他们的友谊，将清代何瓦琴语书写成立轴赠给秋白：“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期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的译作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借俄罗期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苏联新文学的翻译介绍，唤醒中国人民，推动中国新文学、革命文学的发展，做普洛米修期盗天火给人间的工作。他的译作文笔流畅可观。鲁迅再三感叹说：“中文俄文教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后来，鲁迅在谈到《死魂灵》的翻译工作时又说：“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者为罪大恶极。”
瞿秋白创作的杂文明白晓畅，与鲁迅的杂文合称“双璧”。如果说，鲁迅的杂文是首和投枪，因为它们锋利无比地刺向敌人的心窝，深入事物的底蕴，那么，瞿秋白的杂文就好比是照见魔怪的明镜，因为它们清晰地揭穿敌人的面目。他在题为《沉默》的文章中写道：“至于对付将要呼吼起来的声音，那就有一切种种的武器，可以用来者住民众的嘴和鼻子，割断那些会呼吼的喉管。于是乎对人说：这些小百姓沉默了！但是，总有那一天—这些不中听的声音终究要掩没不住的。……这种静止和沉默之后，跟眷就要有真正震动世界的霹雳！”文章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在于掩盖其虚弱，说明了人民力量的强大和不可战胜，预示了革命的胜利前景。
瞿秋白写的大量论文论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可以用作阶级半争工具，革命文学应当成为革命争的利器。革命文学的根本任务又决定了文学必须为工农大会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他纵同历史，认为文原来就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只是由于剥削阶级的长期统治他才丧失了享用的权利。因此把工农大作为文学的主要的服务对象，让文学重新属于人民，是历史的必然，是革命文学运动应当负起的历史使命。瞿秋白以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和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从思想路线上指导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成为中国革命文学事来的奠者和开拓者之一。
献身革命 英名千古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共苏区—瑞金， 担任中央教育委员，并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还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担任了较长，开学后，他对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担任了校长，开学后，他对政治教育的每一门课程都作出具体指示，甚至对每一次学习的讨论题目都予以原则指示。他还创办了苏区工农剧社与高尔基戏剧学院，并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虽然工作相当劳累，身体又差，还时咯血，三天两头发高烧，而物质生活又很艰苦，勤奋工作，为根据地文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苏区，瞿秋白由于身患肺病留在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苏区在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下，形势非常危险，中央分局决定将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转移出发。1935年2月11 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 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瞿秋白不幸被捕。敌人逼他投降就范，但他坚决拒绝，并在狱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6月18日， 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体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死时仅36岁。
瞿秋白提的一生，疾病缠身，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许多重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值得中国人民学习和珍视。他悲壮死去，他精神永存，他英名千古！
1935年6月,福建长洒罗汉岭下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常军队，他的枪口都对准着一个文弱书生模样的人，但寻位书生手挟香烟，顾盼自若，他选了一块草坪盘膝而坐，对那帮刽子手徽笔点头说：“此地很好，就在这里，你开枪吧！”刽手们杀害的就是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家—瞿秋白。
家庭破落 中途辍学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东南角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 这八桂堂是时任湖北布政使的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的住宅，因大厅前后花木繁多，其中有长得比较挺拔的八株桂花而得名，而厅后楼房因常年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名天香楼。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生性淡泊，无官无职，寄居叔父的信宅，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世琥的接济，他擅长绘画、剑术、医道，但这些无以生计，只属于他修身养性的消遣。瞿秋白的母亲金璇，是常州北门外（今江阴市西乡）大岸村人，是广东盐大使金心茗的次女，天资聪颖，擅长诗词。秋白出生的时候，头顶发际有两个旋纹，俗称“双顶”，这在当时人们眼里被看作是福气和聪慧的象征，父母就给他起个乳名叫“阿双”。进小学读书时，学名瞿双，后来他自己改名为“爽”或“霜”，更后又改为“秋白”，“秋白”这个名字就是由“霜”联想而来的。此外，他还有懋淼、雄魄、铁梅、双林、宋阳、大耕、林祺洋等几十个谱名、别名、笔名、化名。
1903年，瞿赓甫死在任上，瞿家家道中落，他的遗属开始扳瓜分财产，作为侄辈思玮被“劝出”八桂堂，他带着全家迁居八桂堂前河对面的乌衣桥，后租居星聚堂。由于世玮不治家业，家庭负担落在了金璇一人身上。姓生下秋白后， 又生了5子2女（其中１子１女早夭），她待候瘫痪在床上的婆婆，操持家务， 还担负起给子女开蒙督学的责任，对瞿秋白早年的成长有极深影响。瞿秋白从1904年起就进了私塾读书，次年转入冠英小学。学校校长庄苕甫是清末的举人，但他却具有维新思想，主张废科举，办学堂，学校里除了本地的秀才任教师而外，还聘了一个日本教师来教博物学。瞿秋白自幼体弱多病，但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优异小学尚未毕业，又于1909年春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长屠无博，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并在日本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他在学生中间经常进行反清革命思想教育。瞿秋白在屠元博等人的影响下，又由于接触到了劳动人民的空困生活，同时亦因家庭境则的刺激，常与同学们一起议论时政。他还爱看各种书籍，如《老子道德经》、《庄子集释》、《陶渊明集》、《三国演义》、《红楼梦》、太平天国野史》、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等等。历史上的英雄好汉，给他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激起他对清朝统治者的憎恨和反抗精神。有一佼，他在操场上指着自己头上的辫子对张太雷说：“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行！”辛亥革命爆发了，当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常州的时候，他在家首先把象征着种压迫和土封建压迫的辫子剪掉，高兴地提着辫子跑到母亲面前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
然而，彭世凯篡夺了辛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常州的待头，依然布满了插着草标待售的究孩子，而瞿秋白自己的家庭也陷入经济困境，伯父世琥这时弃官闲居，将秋白的祖母接到杭州去赡养，就停止了对秋白一家的补贴。瞿秋白家不得不把星聚常的每月租金7元的房屋退赁， 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宗居住。在那时，住祠堂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如此，生活金靠典当、借债。瞿秋白曾对羊牧之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又用筷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 乡下还不知多少人连粥都吃不上哩。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他在瞿氏宗祠侧门上方悬挂一只白灯笼，上面写着“国丧”两字，大胆地向社会表示了自己的不满。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离开还有一学期就要毕业的常州中学。是农历新春正月初五，刚过40岁的金璇看看要到70岁才还得清的债券，望望团团一桌孩子，最大的秋白不过17岁，最小的阿谷只5岁，想丈夫的懒散， 她夫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她将两盒磷火柴头和虎骨酒吞下，服毒自尽。从此瞿秋白一家人飘零星散，分别投亲靠友，秋白则到杨氏小学教书。
参加“五·四”创办《新社会》
瞿秋白在杨氏小教算术，图画、音乐等课程，家庭的惨景和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好象给他“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精神极其苦闷。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数学教授给瞿秋白出了一道极难解决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为着解答这道难题，他不得不另寻新的出路。在1916年年底，表舅母典当了自的“当头”，给他筹办了一点路费，他毅然离开故乡常州，沿着长江西上，到武汉支找在京汉铁路局当翻泽的堂史瞿纯白。在纯白的帮助下，秋白进了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取文。1917年春，纯白调外交部任职，他随同北上到了北京，先参加了文官考试，未录取，便又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除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去北京大学旁听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的讲课，试图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他回忆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是我最孤寂的生涯。朋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厌世”，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改革社会。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一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瞿秋白立即打破了孤寂的生活，领导和参加了这一场运动。5月4日那天，他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半争。因为疲劳过度，回校后立即肺病发作、吐血，但他仍奋不顾身，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积极领导俄文专修馆及附近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堂3校的罢课斗争，成为3校学生运动的“谋主”。
“五四”运动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判若两人，一反历来埋头书方斋的文弱气质和内向格，在超强度的体力支付和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忍住病肺吐血的痛苦，在酷热中奔波于街头，联络 、组织、演讲……他欣赏克鲁泡特金的一名名言：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他给秦耐铭的信中说：“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瞿秋白在举国欢腾中能冷静地思考问题，为了不使“五四”运动取得的胜利白白流逝，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不签字后之办法》，文中用简洁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国民、学生各自应当速办的事情和恪守的信条，这是瞿秋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五四”运动既使瞿秋白受到震惊、鼓舞，又使他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索中国的出路。“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教在这一时期兴起，萦侥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为了深入、後地探讨这些问题，在俄文专修馆继续学习的同时，瞿秋白便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一道组织筹办《新社会》旬刊。
瞿秋白在《新社会》旬刊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涉及到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和人生问题。这些文章的政治倾向性也开始明白地显露出来。他强烈反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黑暗反动动统治，认为中国只有“在旧宗教，旧帛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才是生路。他明确提出要寻找一种能够指导群运动的新的信仰和指导青年正确对待生活的人生观。在《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一文中，他指出：“我们想改良社会最好是要能做到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他认为要进行改革，从文化运动直到社会运动，中间一定要经过的就是一种群运动。要使社会改造获得成功，那就必须把群众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建立“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用“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去创造“新的生活”。他对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倍倍尔的社会主义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参加了李在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逐渐否了各种外来思潮中的流派和社会改革方案，倾向于社会主义，赞成倍倍尔的用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改造旧社会的主张，表达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的信念。
不久，瞿秋白觉得书本上的求索和友朋间的探计，对社会主义仍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看不真切。他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认个清楚，就应当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义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俄国去。1920年10月，北京《晨的》和上海《时事新报》派作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期科采访。当时俄国战乱未息，缺衣少食，瞿秋白又体弱多病，亲友们劝他不要“自趋绝地”，但他毫不要惜地放弃只差几个月就可拿到的俄专毕业文赁、外交官职务，毅然前往莫期科，踏出了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关键一步。
投身无产阶级革命 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 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期科。从1921年初到1922年底， 瞿秋白在苏俄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为了便于工作，他给己取了一个俄文名文“维克多尔· 斯特拉霍夫”（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访俄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向国内读者报道苏俄现状。从1920年10月18日在哈尔滨写的第一篇报道《哈埠见闻上之珲春事件》起，到1923年1月25日回到北京写的最一篇报道《赤俄之归途》止，先后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章上发表了50篇通讯报道和专论，计20余万字。此外，还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等4本专著。他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状况， 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俄国正在发生深刻的伟大变革，苏维埃政府一方同采取各种有力的革命手段清除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改造社会，另一方面又以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抗击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平定国内的白匪叛乱。瞿秋白广征博引各种文件、报告和著述，扼要而全面地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的这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以苏维埃俄的今天为中国的明天，并为实现这一美好的未来而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
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大量经典著作为阅读，使瞿秋白以一个较快的速主实现了向共产主义革界观的转变。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常的早期组织，1921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除了做记者， 还到莫期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在东方大学读书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乘 对瞿秋白讲课时热心认真、诲人不倦有很深的印象。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后，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领袖陈独秀请他回国工作，瞿秋白自己也觉得：在这儿“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要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瞿秋白决定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革命实践。
瞿秋白回国后不久，1923年7月，中国共产常在文洲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要不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问题。瞿秋白坚持国共合作的正确意见，为大会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并在会上就草案作了说明，他被大会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又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常“四大”、“五大”上，瞿秋白均当选为中央常委，成为中共产党 的重要领导人，为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1923年1月回国到1927年7月这段时间里，瞿秋白负责主编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又负责编辑《向导》、《前锋》两个刊物，还承担了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又创办并编辑《热血日报》。 他一共撰写了200多篇文章，100多万字。他在这些文章中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常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揭露帝主义的血腥罪行和军阀长府的黑暗统治，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思潮（其中包括国民常右派戴季陶等的错误观点），及时地给工农群众指引半争方向。
瞿秋白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第一个堂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研究中国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人。他认为20年代的中国，经济上仍处于宗法社会的半自然经济，政治上仍然是封建政权，中国又深受着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资产阶级有民主革命。在这一革命完成，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应当明白“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逻辑上历史上的差别”，“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辑上历上的差别”，“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瞿秋白又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地各阶级状况，反复指出，中国革命当时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革命主力却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主力却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的伉地阶级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而必然是无产阶级。他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要克服遏帛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逐步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指出武装斗争的必更性的人。他指出，中国革命要将武装革命和群运动同时进行，互为促进。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从帝国主义对工人群众的血腥镇压中迫切地感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必须着手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要用革命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说：“有平民之军队而后有平民之政权，然后可以雪耻，可以立国，可以求得我四万万人梦想中之自由与独立。”他还强调了革命军队必须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革命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革命战切的胜利。
瞿秋白在这一时期，还在国共两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等课程，使许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他在对讲稿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发表了《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论著。他还翻译了苏俄哲学家歌列夫的《新哲学—唯物论》一书。瞿秋白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李原理，他是现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也是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的中国哲学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在量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
主持八七会议 坚持革命斗争
正当国民革命蓬勃开展、北伐战争形势大好的时候， 国共关系却开始破裂。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动政变，在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了，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决的半争。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汉口鄱阳街139号，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议通过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武装准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次全议在革命危急关头，将打散了的队伍重新团聚起来，使中国革命完成了由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重大转折，它与后来的遵议会议一起被视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转折性会议。
“八七”会议以后，在瞿秋白为首时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策划组织下，全国各地爆发了100多次武装起义， 此后又上了创建农村革命根地的道路但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而加剧的革命争性病使党的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盲识到这个问题，便着手纠正。1928年6月，瞿秋白赴莫斯科出席在那儿召开的上共“六大”。 会后留在莫期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在莫期科其间，他虽建康状况不佳，但仍坚持工作10小时以上，十分关注国内的革命斗争。1930年7月， 他回国继续主持工作，并纠正在他出国期间主持工作的李立三的工作失误。但在1931年1 月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遭到王明等人的错误批判,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
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后，并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随即参加并领导了当时上海文艺战线的斗争。瞿秋白自小多才多艺，尤其喜爱文学，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也不时流露对文学事业的依恋情结。1931年5 月瞿秋白因上海党中央某机关被破坏而避难到茅盾先生家中，与茅盾谈起了创作问题。之后，他与妻子杨之华扮作乡音新来到上海的人租了南市紫霞路68号一们爱好文学而又同情革的谢詹如的两间楼房，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自此直到1932年冬天，他完成了大量翻译作品和许多重林的论文和杂文。他并且与鲁迅先生建立了亲密的战半的友谊。鲁迅为了表明他特别看重他们的友谊，将清代何瓦琴语书写成立轴赠给秋白：“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期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的译作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借俄罗期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苏联新文学的翻译介绍，唤醒中国人民，推动中国新文学、革命文学的发展，做普洛米修期盗天火给人间的工作。他的译作文笔流畅可观。鲁迅再三感叹说：“中文俄文教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后来，鲁迅在谈到《死魂灵》的翻译工作时又说：“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者为罪大恶极。”
瞿秋白创作的杂文明白晓畅，与鲁迅的杂文合称“双璧”。如果说，鲁迅的杂文是首和投枪，因为它们锋利无比地刺向敌人的心窝，深入事物的底蕴，那么，瞿秋白的杂文就好比是照见魔怪的明镜，因为它们清晰地揭穿敌人的面目。他在题为《沉默》的文章中写道：“至于对付将要呼吼起来的声音，那就有一切种种的武器，可以用来者住民众的嘴和鼻子，割断那些会呼吼的喉管。于是乎对人说：这些小百姓沉默了！但是，总有那一天—这些不中听的声音终究要掩没不住的。……这种静止和沉默之后，跟眷就要有真正震动世界的霹雳！”文章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在于掩盖其虚弱，说明了人民力量的强大和不可战胜，预示了革命的胜利前景。
瞿秋白写的大量论文论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可以用作阶级半争工具，革命文学应当成为革命争的利器。革命文学的根本任务又决定了文学必须为工农大会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他纵同历史，认为文原来就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只是由于剥削阶级的长期统治他才丧失了享用的权利。因此把工农大作为文学的主要的服务对象，让文学重新属于人民，是历史的必然，是革命文学运动应当负起的历史使命。瞿秋白以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和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从思想路线上指导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成为中国革命文学事来的奠者和开拓者之一。
献身革命 英名千古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共苏区—瑞金， 担任中央教育委员，并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兼主编。他还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担任了较长，开学后，他对创办了国立苏维埃大学，担任了校长，开学后，他对政治教育的每一门课程都作出具体指示，甚至对每一次学习的讨论题目都予以原则指示。他还创办了苏区工农剧社与高尔基戏剧学院，并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和扫盲运动。虽然工作相当劳累，身体又差，还时咯血，三天两头发高烧，而物质生活又很艰苦，勤奋工作，为根据地文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苏区，瞿秋白由于身患肺病留在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苏区在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下，形势非常危险，中央分局决定将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转移出发。1935年2月11 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 日他们到达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瞿秋白不幸被捕。敌人逼他投降就范，但他坚决拒绝，并在狱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6月18日， 国民党宣布枪决令，他视死如归：说：“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体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死时仅36岁。
瞿秋白提的一生，疾病缠身，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许多重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值得中国人民学习和珍视。他悲壮死去，他精神永存，他英名千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