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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
１９５０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互相支持，反对美国推行侵略政策，在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５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嬗变，由结盟到对抗，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可谓尖锐复杂，惊心动魄，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赫鲁晓夫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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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同年９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１９５４年９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５周年庆祝活动。
此时的赫鲁晓夫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１９５５年底以前撤出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５．２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１５项工程，扩建１４１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１０月３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最高级会谈，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等。师哲与费德林担任翻译。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会出这么个难题。他急忙以无礼的口气拒绝道：
“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知搞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不识相，继续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
“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竟未作表态。毛泽东见此情景，知道会谈不会取得一致看法，于是便让服务员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点，请客人品尝。
赫鲁晓夫随手拿起松烟熏制的火腿，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好东西，大家快吃！”
布尔加宁、米高扬都自取品尝，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如此不讲外交礼仪，便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竟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在１０月３日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答道：
“一定要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你们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活动，无须别人牵着鼻子走！”毛泽东话中有话。
赫鲁晓夫在上海畅游了黄浦江后，自己坐专机来到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语言不通彼此只好比划或沉默相顾。
忽听飞机轰鸣，赫鲁晓夫看到陪同师哲走下飞机，像是盼到了救星，便大声喊：“快来救救我们！”
赫鲁晓夫从外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
“毛泽东同志，我们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答道：
“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还想进一步解释，毛泽东不愿听下去了，“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人多，地大物博，什么都能发展。”
赫鲁晓夫没词了，但他并不死心，以后他又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东欧搞了经互会，你们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不上他的当。
毛泽东说：“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不少，现在我们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
赫鲁晓夫起而反驳道：“不！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搞颠覆活动。”
毛泽东听了这话，十指交叉，活动着手腕，若有所思地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汗来，才把这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出。事后，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简直是位隐藏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大师，他有时话讲得过于简单，而有时又讲得十分复杂，使人费解。”
赫鲁晓夫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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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５５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马上在国内引发了一阵骚乱。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为了抗议批判斯大林上街游行，后来还发生了军警与群众队伍发生冲突事件。
同年１０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件。
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非常需要在兄弟党内有影响的中共伸出手拉他一把。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中共火速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磋商，特别指名提出邀请周恩来前往。遗憾的是，当时周恩来已安排好到其它国家访问，不能马上赴莫斯科。
中共即组织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一人驱车到机场迎接。刘少奇等人下飞机后，赫鲁晓夫便急步向前，把刘少奇拉到自己的车里，滔滔不绝地向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
“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阶级敌人十分猖狂，共产党和干部被绞死；西方反动势力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一大通。刘少奇表情严肃，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始终没有表态。赫鲁晓夫摸不着底，惴惴不安。
刘少奇等人到了寓所，没等洗漱，赫鲁晓夫便把刘少奇拉到桌旁，继续说：“啊呀，真是可怕，太危险了！好在我们驻匈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了。”
这时刘少奇开口了，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兄弟党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和平原则。”
邓小平接着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苏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要全力扶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听了这话，摸着了中共的态度，面部的愁云一下散去，顿时笑逐颜开。
“好！好！我得赶快走了。”当时苏共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要赶快前去，把这一消息向他们传达。
刘少奇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着急，我还有话要说。”
赫鲁晓夫这才留下。
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打算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当然可以。”赫鲁晓夫满口答应。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就在中共代表团抵达苏联的第三天，苏共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匈牙利的暴乱，使局势恢复稳定。
为了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毛泽东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谈到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处理张家地界的故事。
原来，张英家人在其老家修建府第时，因地界不清与方姓邻居发生争执，打官司告到衙门。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县令不敢贸然判案，张家人把争执情况写信告诉张英。这位文华殿大学士以诗代信告诉家人要谦让。两句诗是：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毛泽东针对苏联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巧妙地借张英此诗奉劝赫鲁晓夫要平等待人，用意极深。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克里姆林宫按照惯例举行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祝酒辞，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调子明显发生变化，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说：
“现在有些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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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匈事件还在发展，赫鲁晓夫的话不灵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国帮助他收拾残局，毛泽东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便让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中断了访问，返回北京，准备赴苏，毛泽东向周恩来说：“苏联领导人是被他们的物质利益迷了眼，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莫斯科白雪皑皑，冷风嗖嗖。周恩来肩负重任来到莫斯科。周恩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一个箭步冲上去，同周恩来握手、拥抱，以最高规格请周恩来下榻于克里姆林宫沙皇居住过的宫殿内。
１月８日赫鲁晓夫明确表示，希望周恩来协助他们对波匈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作。于是，周恩来于１月１１日访问了华沙，接着于１月１６日访问了匈牙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敌视态度。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了访问波、匈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进行批评：“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兄弟国家的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同志，你在波兰问题上处理得不太好。波匈事件是沉痛的教训，它们就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赫鲁晓夫这条鲁莽汉，终于“炸”了，他蓦地站了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领导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像驴一样”。此时赫鲁晓夫性格中的劣根性全部暴露出来。他瞪大眼睛对周恩来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巧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都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听了十分尴尬。他把话题一转影射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据说，在越南、老挝，有很多中国人？”
周恩来微笑道：“不少，连国王的祖父都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也有几个是中国血统的，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一时语塞。
毛泽东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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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健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跨步向前，紧紧抱住毛泽东，表示亲切和敬意。
赫鲁晓夫以得意的神情对毛泽东说：“这次我们也给铁托发了邀请，他不来是他自己失礼；如果来了，正好可以批他。”
毛泽东听了这话，说道：“铁托不来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能饶人处且饶人。”毛泽东吸了口烟问道：“铁托不来，别人来吗？”
赫鲁晓夫说：“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笑道：“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莫斯科宣言》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问题，这也是中苏双方争论的焦点。赫鲁晓夫到克里姆林宫看望时，毛泽东主动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对现代战争是一反对，二不怕。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问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人？比比看，中国古时候三国混战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看了赫鲁晓夫一眼继续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到你的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害怕。这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面有愧色不表态，将手中的烟轻轻一扬问道：“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不行，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毛泽东笑问：“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放原子弹？”
“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这是我们中央委员集体决定的！”
毛泽东指着赫鲁晓夫说：“你这种说法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有。谁的决定也不对！”
赫鲁晓夫涨红了脸，他几乎要叫了起来：“我不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见他太激动了，便转换话题，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故作谦虚之辞：“应以苏中两家为首。”
“我们没有资格。”毛泽东停顿一下，坦诚地说：“你这个人有点胆量，敢碰斯大林，尽管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
赫鲁晓夫一听这话，笑逐颜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向他忠告道：“你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特别是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像我一样。在兄弟国家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要让人家讲话，慢慢谈，着急不得……”
赫鲁晓夫一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没等毛泽东把话讲完，就嚷道：“你不了解，有些人拿了我们的东西，还骂娘，真让人生气！”
毛泽东没和他再谈下去，回到住所便派人去叫翻译李越然。这时已是深夜两点，李越然来了，毛泽东翻身坐起，从床头柜上拿了一个苏联信封，往桌子上一放，又递给李越然一支铅笔，说：“我说你写！”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请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我就不参加了，好吗？
李越然写好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道：“不是让你写中文，我是让你直接写俄文。”
李越然当即翻成俄文，再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好，就这样行了！”然后毛泽东在信封上签下了“毛泽东”３字，请苏联同志立即转给赫鲁晓夫。
中苏双方对起草《莫斯科宣言》分歧很大，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决定妥协，在赫鲁晓夫陪他进餐时提议说：“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我们搞份备忘录，算是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赫鲁晓夫正为此发愁，听了这话喜出望外，连忙说：“可以，可以。”
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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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８日，赫鲁晓夫命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信中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２年间，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毛泽东对此事高度重视。１９５８年６月７日，他作了如下批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彭德怀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明确告诉对方：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好。看到中共中央这么坚决抵制，苏联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随后，苏联又向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
７月２２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他见到尤金时，一反平时探讨哲学问题的友好气氛，严肃指出：“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他接着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者，如果按你们说的办，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尤金支吾其词，毛泽东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唯唯而退，当即请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来到北京，刚在中南海颐年堂坐下，就先埋怨尤金大使，说他书生气十足，不会办事，曲解了他的意思，然后为自己辩解说：“为对付美国第七舰队，需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这种事对中苏双方都有好处，越快越好……”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非常严肃地直指要害问题。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我们希望长波电台尽快建立起来……”
毛泽东把桌子啪地一拍，蓦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手指赫鲁晓夫的鼻子问道：“你这一大堆话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有些慌张，不知如何回答，搓搓手，搪塞道：“你别急，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部长费德林精通汉语。他用俄语提醒赫鲁晓夫：“毛泽东可真火了！”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摇摇头说：“这样吧，我们能不能达成一项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中国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将手一挥，“我们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一听这话反而坦然了，他轻悠悠地吸起香烟，坚决而短促地回答：“不能！”
赫鲁晓夫毕竟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他的意志也很坚强，忽然一笑：“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用力抽了口烟：“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
毛泽东接着像是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在中国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的目的！”
话说到这种地步，赫鲁晓夫知道没有任何希望了，自找台阶地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
随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了面无表情，一言未发。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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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９月赫鲁晓夫出访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归国途中于当月３０日到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在我同艾森豪威尔交谈时，得到这样的印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以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现实，想缓和国际局势，重新建立国际关系。”
毛泽东吸了口烟，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面有愧色：“当然，他们是帝国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我想起一件事，希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个美国飞行员！”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竟公然为美国当说客，把手一摆，果断地答道：“不行，这个事儿不能商量！” 赫鲁晓夫见没有余地，突然把话题一转，用抱怨的口气向毛泽东说：“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么！”
毛泽东张开两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接着说：“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么，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人中算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冲突，这是很不值得的。”
陈毅激动地站了起来，顶他道：“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巧言辩解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你们却为西藏与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陈毅一下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们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现自己走了嘴，知道陈毅不好对付，转向周恩来说：“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严肃平静，字字有千钧之力：“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能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眼珠一转，又找到了反攻的借口：“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原则吗？”
陈毅反击道：“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领土！中印边境事件，明明是印度侵略，你却偏袒！对炮击金门你耿耿于怀，你难道是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被驳得哑口无言，向毛泽东双手一摊，抱怨道：“你看，你们一帮人对付我们几个人，这种谈判公平么？”
一直在一旁沉默的毛泽东觉得自己该说话了，他微微一笑道：“我听了半天了，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对金门打炮，还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无话可说，会谈不欢而散。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建国１０周年大典，赫鲁晓夫站在毛泽东身旁观看盛大阅兵式，苦思冥想对付毛泽东的办法，他想让中国人尝尝不听话的滋味。
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答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苏联政府于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单方撕毁了这项协定。
中国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阶段。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中国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４日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１０年功夫，而我们只用了３年的时间。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赫鲁晓夫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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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同年９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１９５４年９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５周年庆祝活动。
此时的赫鲁晓夫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１９５５年底以前撤出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５．２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１５项工程，扩建１４１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１０月３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最高级会谈，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等。师哲与费德林担任翻译。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会出这么个难题。他急忙以无礼的口气拒绝道：
“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知搞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不识相，继续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
“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竟未作表态。毛泽东见此情景，知道会谈不会取得一致看法，于是便让服务员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点，请客人品尝。
赫鲁晓夫随手拿起松烟熏制的火腿，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好东西，大家快吃！”
布尔加宁、米高扬都自取品尝，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如此不讲外交礼仪，便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竟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在１０月３日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答道：
“一定要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你们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活动，无须别人牵着鼻子走！”毛泽东话中有话。
赫鲁晓夫在上海畅游了黄浦江后，自己坐专机来到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语言不通彼此只好比划或沉默相顾。
忽听飞机轰鸣，赫鲁晓夫看到陪同师哲走下飞机，像是盼到了救星，便大声喊：“快来救救我们！”
赫鲁晓夫从外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
“毛泽东同志，我们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答道：
“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还想进一步解释，毛泽东不愿听下去了，“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人多，地大物博，什么都能发展。”
赫鲁晓夫没词了，但他并不死心，以后他又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东欧搞了经互会，你们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不上他的当。
毛泽东说：“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不少，现在我们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
赫鲁晓夫起而反驳道：“不！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搞颠覆活动。”
毛泽东听了这话，十指交叉，活动着手腕，若有所思地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汗来，才把这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出。事后，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简直是位隐藏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大师，他有时话讲得过于简单，而有时又讲得十分复杂，使人费解。”
赫鲁晓夫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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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５５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马上在国内引发了一阵骚乱。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为了抗议批判斯大林上街游行，后来还发生了军警与群众队伍发生冲突事件。
同年１０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件。
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非常需要在兄弟党内有影响的中共伸出手拉他一把。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中共火速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磋商，特别指名提出邀请周恩来前往。遗憾的是，当时周恩来已安排好到其它国家访问，不能马上赴莫斯科。
中共即组织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一人驱车到机场迎接。刘少奇等人下飞机后，赫鲁晓夫便急步向前，把刘少奇拉到自己的车里，滔滔不绝地向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
“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阶级敌人十分猖狂，共产党和干部被绞死；西方反动势力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一大通。刘少奇表情严肃，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始终没有表态。赫鲁晓夫摸不着底，惴惴不安。
刘少奇等人到了寓所，没等洗漱，赫鲁晓夫便把刘少奇拉到桌旁，继续说：“啊呀，真是可怕，太危险了！好在我们驻匈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了。”
这时刘少奇开口了，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兄弟党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和平原则。”
邓小平接着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苏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要全力扶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听了这话，摸着了中共的态度，面部的愁云一下散去，顿时笑逐颜开。
“好！好！我得赶快走了。”当时苏共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要赶快前去，把这一消息向他们传达。
刘少奇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着急，我还有话要说。”
赫鲁晓夫这才留下。
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打算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当然可以。”赫鲁晓夫满口答应。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就在中共代表团抵达苏联的第三天，苏共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匈牙利的暴乱，使局势恢复稳定。
为了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毛泽东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谈到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处理张家地界的故事。
原来，张英家人在其老家修建府第时，因地界不清与方姓邻居发生争执，打官司告到衙门。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县令不敢贸然判案，张家人把争执情况写信告诉张英。这位文华殿大学士以诗代信告诉家人要谦让。两句诗是：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毛泽东针对苏联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巧妙地借张英此诗奉劝赫鲁晓夫要平等待人，用意极深。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克里姆林宫按照惯例举行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祝酒辞，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调子明显发生变化，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说：
“现在有些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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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匈事件还在发展，赫鲁晓夫的话不灵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国帮助他收拾残局，毛泽东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便让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中断了访问，返回北京，准备赴苏，毛泽东向周恩来说：“苏联领导人是被他们的物质利益迷了眼，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莫斯科白雪皑皑，冷风嗖嗖。周恩来肩负重任来到莫斯科。周恩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一个箭步冲上去，同周恩来握手、拥抱，以最高规格请周恩来下榻于克里姆林宫沙皇居住过的宫殿内。
１月８日赫鲁晓夫明确表示，希望周恩来协助他们对波匈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作。于是，周恩来于１月１１日访问了华沙，接着于１月１６日访问了匈牙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敌视态度。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了访问波、匈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进行批评：“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兄弟国家的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同志，你在波兰问题上处理得不太好。波匈事件是沉痛的教训，它们就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赫鲁晓夫这条鲁莽汉，终于“炸”了，他蓦地站了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领导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像驴一样”。此时赫鲁晓夫性格中的劣根性全部暴露出来。他瞪大眼睛对周恩来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巧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都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听了十分尴尬。他把话题一转影射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据说，在越南、老挝，有很多中国人？”
周恩来微笑道：“不少，连国王的祖父都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也有几个是中国血统的，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一时语塞。
毛泽东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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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健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跨步向前，紧紧抱住毛泽东，表示亲切和敬意。
赫鲁晓夫以得意的神情对毛泽东说：“这次我们也给铁托发了邀请，他不来是他自己失礼；如果来了，正好可以批他。”
毛泽东听了这话，说道：“铁托不来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能饶人处且饶人。”毛泽东吸了口烟问道：“铁托不来，别人来吗？”
赫鲁晓夫说：“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笑道：“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莫斯科宣言》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问题，这也是中苏双方争论的焦点。赫鲁晓夫到克里姆林宫看望时，毛泽东主动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对现代战争是一反对，二不怕。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问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人？比比看，中国古时候三国混战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看了赫鲁晓夫一眼继续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到你的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害怕。这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面有愧色不表态，将手中的烟轻轻一扬问道：“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不行，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毛泽东笑问：“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放原子弹？”
“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这是我们中央委员集体决定的！”
毛泽东指着赫鲁晓夫说：“你这种说法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有。谁的决定也不对！”
赫鲁晓夫涨红了脸，他几乎要叫了起来：“我不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见他太激动了，便转换话题，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故作谦虚之辞：“应以苏中两家为首。”
“我们没有资格。”毛泽东停顿一下，坦诚地说：“你这个人有点胆量，敢碰斯大林，尽管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
赫鲁晓夫一听这话，笑逐颜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向他忠告道：“你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特别是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像我一样。在兄弟国家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要让人家讲话，慢慢谈，着急不得……”
赫鲁晓夫一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没等毛泽东把话讲完，就嚷道：“你不了解，有些人拿了我们的东西，还骂娘，真让人生气！”
毛泽东没和他再谈下去，回到住所便派人去叫翻译李越然。这时已是深夜两点，李越然来了，毛泽东翻身坐起，从床头柜上拿了一个苏联信封，往桌子上一放，又递给李越然一支铅笔，说：“我说你写！”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请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我就不参加了，好吗？
李越然写好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道：“不是让你写中文，我是让你直接写俄文。”
李越然当即翻成俄文，再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好，就这样行了！”然后毛泽东在信封上签下了“毛泽东”３字，请苏联同志立即转给赫鲁晓夫。
中苏双方对起草《莫斯科宣言》分歧很大，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决定妥协，在赫鲁晓夫陪他进餐时提议说：“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我们搞份备忘录，算是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赫鲁晓夫正为此发愁，听了这话喜出望外，连忙说：“可以，可以。”
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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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８日，赫鲁晓夫命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信中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２年间，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毛泽东对此事高度重视。１９５８年６月７日，他作了如下批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彭德怀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明确告诉对方：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好。看到中共中央这么坚决抵制，苏联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随后，苏联又向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
７月２２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他见到尤金时，一反平时探讨哲学问题的友好气氛，严肃指出：“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他接着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者，如果按你们说的办，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尤金支吾其词，毛泽东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唯唯而退，当即请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来到北京，刚在中南海颐年堂坐下，就先埋怨尤金大使，说他书生气十足，不会办事，曲解了他的意思，然后为自己辩解说：“为对付美国第七舰队，需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这种事对中苏双方都有好处，越快越好……”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非常严肃地直指要害问题。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我们希望长波电台尽快建立起来……”
毛泽东把桌子啪地一拍，蓦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手指赫鲁晓夫的鼻子问道：“你这一大堆话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有些慌张，不知如何回答，搓搓手，搪塞道：“你别急，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部长费德林精通汉语。他用俄语提醒赫鲁晓夫：“毛泽东可真火了！”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摇摇头说：“这样吧，我们能不能达成一项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中国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将手一挥，“我们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一听这话反而坦然了，他轻悠悠地吸起香烟，坚决而短促地回答：“不能！”
赫鲁晓夫毕竟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他的意志也很坚强，忽然一笑：“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用力抽了口烟：“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
毛泽东接着像是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在中国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的目的！”
话说到这种地步，赫鲁晓夫知道没有任何希望了，自找台阶地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
随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了面无表情，一言未发。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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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９月赫鲁晓夫出访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归国途中于当月３０日到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在我同艾森豪威尔交谈时，得到这样的印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以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现实，想缓和国际局势，重新建立国际关系。”
毛泽东吸了口烟，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面有愧色：“当然，他们是帝国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我想起一件事，希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个美国飞行员！”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竟公然为美国当说客，把手一摆，果断地答道：“不行，这个事儿不能商量！” 赫鲁晓夫见没有余地，突然把话题一转，用抱怨的口气向毛泽东说：“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么！”
毛泽东张开两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接着说：“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么，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人中算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冲突，这是很不值得的。”
陈毅激动地站了起来，顶他道：“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巧言辩解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你们却为西藏与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陈毅一下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们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现自己走了嘴，知道陈毅不好对付，转向周恩来说：“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严肃平静，字字有千钧之力：“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能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眼珠一转，又找到了反攻的借口：“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原则吗？”
陈毅反击道：“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领土！中印边境事件，明明是印度侵略，你却偏袒！对炮击金门你耿耿于怀，你难道是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被驳得哑口无言，向毛泽东双手一摊，抱怨道：“你看，你们一帮人对付我们几个人，这种谈判公平么？”
一直在一旁沉默的毛泽东觉得自己该说话了，他微微一笑道：“我听了半天了，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对金门打炮，还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无话可说，会谈不欢而散。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建国１０周年大典，赫鲁晓夫站在毛泽东身旁观看盛大阅兵式，苦思冥想对付毛泽东的办法，他想让中国人尝尝不听话的滋味。
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答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苏联政府于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单方撕毁了这项协定。
中国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阶段。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中国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４日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１０年功夫，而我们只用了３年的时间。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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