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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自傳
郎平自傳
郎平陸星兒
失蹤的球襪
1998年11月1日我們從東京直飛鹿兒島。
鹿兒島在日本的西部，是個小島。我們下榻的旅館正對面是個“活火山”，可緊挨着山腳卻住着很多的人傢。我奇怪，這些人傢為什麽不搬走？日本的陪同人員告訴我，因為這些住戶喜歡、留戀這兒獨特的風景，就是不願離開，一旦有預報再走也不晚。
在鹿兒島是參加小組賽，我們和韓國隊、剋羅地亞隊，還有泰國隊分在一組。第一階段我們必須全勝，然後在第二階段，我們還要碰到古巴隊、意大利隊和保加利亞隊。在這樣的兩個階段，我們必須獲得前兩名，才能和另外兩組的前兩名共同進入前四名的半决賽。但從這幾年的比賽情況看，我們打古巴隊一直處於下風，幾乎沒勝過。因此，第一階段的小組賽我們非打第一不可。但分析小組賽的陣容，我們並不樂觀，剋羅地亞隊很強，他們吸收了原蘇聯隊的三名隊員，1995年我們和剋羅地亞隊打過一場，3∶2險勝，以後再也沒有交鋒，奧運會以後我們換了一些年輕隊員，這些隊員都沒打過剋羅地亞隊，心裏不是特別有底，賽前，我們的針對性訓練，更多地放在剋羅地亞隊身上，我們還把意大利隊請來，打了兩場比賽，讓我們的隊員適應一下歐洲的打法。李豔的狀態很好，我還是提醒她：“現在，很多國傢都熟悉你、研究你，你要做好最睏難的準備，技術上的，心理上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所警惕。”
再說打韓國隊，這三年我們雖然從來沒有輸過，但我還是再三強調，打韓國隊不能大意。
我的預感是有根據的。
在東京日立佐合公司訓練時，我每天都仔細地觀察隊員，發現隊員在賽前不是很興奮，我隱隱地擔心：她們是不是疲勞了？隊員們確實很辛苦，打完全國聯賽，她們沒有時間休整，直接來國傢隊報到。但在出國之前，我已經安排了相當長時間的調整訓練，隊員不應該再出現疲勞狀態。我和張蓉芳分頭找隊員聊天，瞭解她們各自的內心活動。吳詠梅說，她很有信心，還特別提到1994年世界錦標賽輸給韓國隊那場球：“我特別不理解，她們怎麽會輸給韓國隊的？”張蓉芳還有心地追問道：“吳詠梅，你覺得這次打韓國隊有多大把握？”吳詠梅說：“心很定！”張蓉芳嚮我轉述了吳詠梅的話，我心裏反而有些不安了，韓國隊的頑強是不可小看的。
打韓國隊的前一天晚上，我獨自在窗前坐了坐。
我們住在海濱，20層的樓，高高在上，拉開窗簾，海風拂面，令人心曠神怡。不一會兒，亞文進來說，打贏剋羅地亞隊，隊員們情緒很好，又有大海的景色做伴，大傢都說，但願我們自始至終都能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我的心卻放不下，不敢輕鬆，總感覺沒到愉快的時候，特別是打韓國隊，好像覺得能贏，又沒有十分的把握，很難預料會發生什麽情況，打這種球，很難受，心老提着。
不知為什麽，到了鹿兒島，老是要發生一些意外、一些差錯。
打剋羅地亞隊那天，隊員們做準備活動，我在幫他們撿球時，衹聽我的膝關節“咔嚓”一聲，當時沒太在意，馬上比賽了，精力都集中在比賽上，對別的事情都沒有感覺了。打完第一局，站起來換場地，我纔發現我的左腿直不瞭瞭，很疼很脹，但我這時候不能瘸着腿走路啊，主教練要註意形象，我硬挺着。打完比賽，我的膝關節腫得像個大饅頭，在食堂裏馬上用冰做緊急處理，田大夫把我的腿加固了，晚上睡覺，腿也彎不了，24小時以後纔慢慢能走路，外國隊員笑話我：“中國隊隊員沒傷，教練先受傷了。”打韓國隊前一天的傍晚，還有一個小小的細節也讓我稍稍地揪了揪心：吃過晚飯，我洗了雙襪子，用衣架晾在陽臺上，然後召集隊員開賽前的準備會，隊員們在會上異口同聲地說，打韓國隊有把握，打得好3∶0，打不好3∶1。我提出了和她們相反的看法，我說，我們不能按一般的情況來判斷，在大賽中，絶對不能有錯誤的判斷，哪怕一絲一毫，都會使你變主動為被動。在新聞發佈會上，韓國隊教練已經說了這樣的話：我們怕中國隊怕了三年，你怕也得打，不怕也得打，還不如放開手腳打。我要求隊員一定不能有僥幸思想。但在準備會上，我感到隊員們談得都很一般，贏了剋羅地亞隊，大傢還是鬆了點勁。開完會回到房間，我突然發現，晾在衣架上的襪子少了一隻，我四處找了找，纔看到那衹失蹤的襪子挂在陽臺的欄桿上，幾乎是衹挂住一根細細的綫，我挺敏感，心猛地收緊了一下：這衹襪子差一點從陽臺上掉下去，是不是在說明點什麽？我想，這不是迷信，我很能體會自己，這些微妙的、不為人覺察的心理變化，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一隻襪子根本不值錢，丟了就丟了，我的心為什麽會為此一動？我不由得想到，這次錦標賽我們會怎麽樣？
和韓國隊比賽的那天早晨，我起床後在陽臺上站了會兒，看到剋羅地亞隊員一個個都在海邊散步，她們昨天又輸給韓國隊，也許是時差沒倒好，她們沒有發揮出最好的狀態。這時，我聽到隔壁陽臺上何琦在對吳詠梅說：“你看你看，剋羅地亞隊昨天輸了，想不開了，在底下溜彎呢。”我隨口接一句：“希望我們不要爆冷門啊！”何琦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會的。”
但不知為什麽，突然間,我又想到昨天夜裏尋找那衹“失蹤的球襪”的情景。
“差一點掉下去的球襪”似乎真是一種預兆。
中韓賽開始了，袁偉民卻要上飛機去廣州出差，臨走前，他在辦公室看衛星轉播，前兩局中國女排輸了，袁偉民坐在辦公室裏不動了，走不瞭瞭？！有人來催了，飛機是不等人的。第三局一開始，眼看起飛的時間實在緊迫，袁偉民揣着惴惴不安的心去了機場。一下飛機，他迫不及待地打電話詢問：結果怎樣？電話那頭傳來的消息令人懊喪：中國女排2∶3輸給了韓國隊。
自我執教中國女排以來，韓國隊從來沒有贏過中國隊，但金炯實接手教鞭以後，韓國隊為打中國隊做了長期的準備，今天的比賽她們是抱着决一死戰的心情，一定要打贏中國隊。中國隊在第一局曾以13∶9的形勢領先，最後卻讓對方連追6分。第二局，中國隊又以6∶3領先，但仍然被韓國隊追成8平。12平以後，中國隊又連連失誤，以15∶17又丟一局。顯然，中國隊今天輸給韓國隊的主要原因就是失誤太多，特別在關鍵的第五局，失誤送了6分之多。中國女排教練陳忠和說，郎平帶隊以來從沒有出現過這樣高的失誤率。據說，李嵐清同志也有點坐不住了，打電話到廣州找袁偉民：給郎平打個電話吧。但是，這個電話該怎麽打，是批評還是安慰？！袁偉民為難了、猶豫了。
輸了這場球，大傢就緩不過勁了，有的隊員當場就哭。我不許隊員當着別人的面哭：你衹能贏不能輸？！當然，我們輸得實在太關鍵了。
在大食堂吃飯的時候，意大利隊主教練佛利哥尼看到我，親切地說：“放鬆點，中國隊沒有問題，我看了錄像，我真不敢相信韓國隊打得這麽好，但我不相信她們場場都能打得這麽好。”古巴隊主教練安東尼奧也拍拍我的肩膀說：“以後還有機會。”
體育不相信眼淚
我能控製自己，畢竟見過世面，經歷過很多失敗了，在公開場合，我知道該怎麽做，尤其在賽後的新聞發佈會上，還要回答記者不愉快的提問，我必須說得有理有節。那天，我先接受日本tbs電視臺采訪，到會晚了，我一進會場，有記者就問我：“郎教練，你今天輸給韓國隊心裏一定很怨？”因為在場的國際排聯的人也都認為中國隊勝韓國隊應該沒有問題。我沒有對“怨不怨”作正面回答，我說：“韓國隊是一支非常強的隊伍，而且，是一支有特點的隊伍，在上一屆的世界錦標賽上也取得很好的成績，是第四名，我們和韓國隊較量，一直不是占有絶對的優勢，而這場球是韓國隊這幾年來發揮得最好的，我們首先要祝賀她們，相比之下，我們在技戰術的運用以及思想的準備上面，都不如韓國隊那麽充分，打韓國隊我們雖然有把握，但到了關鍵時刻反而怕輸，精力沒有集中在球上，是思想問題導致了技術的發揮。相反，韓國隊有輸的準備，幹脆放開打，反而打得輕鬆。從比賽中，我們看出運動員心理的微妙變化，實力並不是絶對的，如果兩強對陣，就看臨場的處理和發揮，誰發揮得好就能取勝,以弱勝強的例子是很多的。”
新聞發佈會開到10點多，我又召集教練班子先碰頭，統一思想，我的話很踏實、很堅决：球可以輸，人不能輸，進不了前四，第五也要爭，不到最後一場球，不到最後一局球，不到最後一分球，我們决不能放棄！
連夜我們再召開全隊會議。會議的氣氛始終很沉重、很壓抑，形勢一下子變得如此嚴峻，哪個隊員的心裏不追悔莫及？吳詠梅很自責，一邊講一邊哭，她是隊裏比較強的一個副攻手，她說對方把她看得很嚴，她沒有發揮好，更主要的是，對睏難準備不夠。孫王月也一直在抹淚，認為自己沒帶領好大傢，衹有幾個新隊員說，問題在於二傳分配球不合理，聽到這樣的話，打二傳的何琦也哭了。
我先讓隊員們講，最後，我做總結，我說得比較嚴厲，我對她們說：“現在，我不要求你們考慮名次，特別在睏難的時候，要做到有難同當，團结一致。”我們已經站在懸崖邊，衹有擰成一股繩，才能防止“身落萬丈”的悲劇重演。1994年世界錦標賽是前車之鑒，那時候也是一場交叉球，也是輸給韓國隊，隊員沒有了鬥志，結果一瀉千裏。
痛苦的鹿兒島之夜
隊員們都休息了，我仍靠在陽臺的欄桿上呆呆地看着已經什麽也看不見的海，還有“活火山”，心裏像着了火，仿佛這鹿兒島上的“活火山”，真的爆發了！
給隊員們說了那麽多話，把心裏最重的話都說了，而這些話好像就是我的心、我的血。話說完了，我覺得自己也掏空了，留給自己的衹是心在痛，扭傷的膝關節還在痛。吃了兩顆救心丸，還有止痛片。我膝關節的傷是最重的，為我做手術的醫生，打開我的膝關節都嚇一跳，醫生說，我膝關節的磨損程度，已經像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儘管我的肌肉很年輕。膝關節已經動了三次手術，平時走路都得特別當心，用力稍稍不當，立刻腫起來，一瘸一拐的，像個半殘廢，心裏很痛苦。浪浪不懂事的時候，看我走路的樣子，會笑話我，那時候，她一見我高興，就會像頭小鹿似地朝我撲過來，我就緊張，怕膝蓋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現在，浪浪大了，有朋友來約我們跳舞、滑雪，她馬上會說：“我媽媽不能去，我媽媽腿疼。”我纔40歲，到了60歲怎麽辦？
這幾年常常生病，確實幹得很辛苦，最主要的是晚上睡不好。回來執教，全國人民的重托都壓在身上，隊伍的情況又不理想，工作特別費心，心纍。白天訓練，一到球場，我教練的腦子就開始轉動，還得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有個別隊員，你一不看她，她就少使點勁，你得看着她，還得點她，她練纍了，你還得想辦法調動她。尤其是封閉訓練時，一到晚上，我要帶隊員看錄像，隊員分組看，星期一是二傳，星期二是主攻，星期三是副攻，但是，我得天天陪着看，每個組都要幫她們分析。我腦子裏全是球啊，有些隊員的技術問題過不了關，我半夜裏會坐起來想問題：孫王月的攔網問題怎麽治？根據李豔的動作結構，她的扣球用什麽辦法使她有所改變？一天到晚就是這些解决不完的問題，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質量差，每天都處在朦朦朧朧的狀態中。儘管，袁指導對我說，他當教練時也纍，但一關燈必須睡覺，命令自己不再想問題，抓緊休息。他能做到，我怎麽命令都不行，做夢還在想，夢裏都是球。我對袁指導說：“你的承受力還是比我強，看來，我做不了教練，我心事太重，哪個隊員技術長進不大，或者，哪個隊員情緒不好，我都會苦惱，特別苦惱。”
長期積勞，體質便明顯下降，經常發高燒，血壓低，脖子一動就頭暈惡心。一個人躺在宿舍裏，我感到難受、無助。我的宿舍不朝陽面，開着窗也黑乎乎的，房間年久失修，屋角的墻皮斑斑駁駁地往下掉，平時忙，不註意這些，一生病，情緒低落，我想得很多：回來的生活條件這樣差，生了病，也沒有相愛的人來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兒在身邊叫我一聲媽媽。我什麽也沒有。再往遠裏想想，身體垮了，以後回美國，沒有能力撫養女兒，女兒衹能跟着她爸，我真的什麽都沒有了，落到這一步，我該怎麽辦？看看周圍的人，譬如我姐姐朗洪，人傢也不幹什麽大事業，平平穩穩地過日子，該過節過節，該下班就下班，下班到傢，有丈夫、有女兒，老少一起生活，心寬體胖，多好。可我呢，丈夫沒有了，女兒也不在身邊，我和周圍的人形成了那樣大的反差，這使我心裏的渴望格外強烈，渴望健康，渴望家庭，渴望愛情，那是最美滿不過的了，哪怕做個家庭婦女，有健康，有家庭，就是幸福。可是，我這個郎平有什麽？雖然有不少人羨慕我：郎平，你一個女人，要去世界上拿冠軍、拿亞軍，多麽偉大。我偉大在哪裏？我就是肯付出罷了，把自己統統貢獻出來，如果1995年不回來，說不定我又成傢了，和別人一樣地過日子，儘管普普通通，但生活實實在在。
當然，身體好了，這些在生病時比較灰調的想法便煙消雲散。儘管身體常常出問題，但這個事業沒幹完，我不會倒下，我挺堅強，病一好，又忙碌起來，隊裏的工作又斤斤計較，一點都不肯馬虎。
“特別倔強、特別認真，郎平從小就這樣。”郎洪評價郎平，自有姐姐的角度，“我就挺能認錯的，郎平不這樣，她要是認為自己沒錯，死活不承認。她做事又特別認真，不管幹什麽，幹了就一定要幹好。我們倆小時候往相册上粘相角，掙零花錢，一大盒纔給一角六，我們倆晚上偷偷地粘，不敢讓我媽知道。我幹活比較糙，郎平看我粘得不好，一個個都給挑了出來：你這不行！我說，一兩個沒粘好怕什麽，那麽多呢，誰還給你一個個檢查？她不幹，非讓我返工，她自己就粘得特別認真。”
太認真，一絲不苟，郎平纔“心纍”。談到郎平的“纍”，性格穩實的郎洪，神情便憂鬱起來。“事情一多，你看她老心事重重的，跟她說話，她似聽非聽。衹有打完比賽，她才高興，去商店買這個、買那個，俏皮話也多了。”
郎平心纍，還因為她對人對事太細緻，無論打球、執教，無論做母親、做妻子、做女兒，擔當任何一個角色，她都不肯粗糙，不肯將就，總想盡力做得完美、完善。但是再完善、再完美，也難以保證打球不輸、感情不敗。
人的感情是一部歷史
打完亞特蘭大奧運會，又拼了整整兩年，本想，這次世界錦標賽打進前四，我真的可以告別球場，沒想到，這個“別”，還沒那麽好告。可是，我的身體，我的心理，還能不能繼續支撐下去？打預賽就障礙重重，後面還有古巴隊，還有俄羅斯隊，還有巴西隊，強隊林立，還會出現怎樣的險情？
軟軟地倚着欄桿，我突然感到一陣很無助的孤獨，好像從山頂滾落到深深的峽𠔌，聳立四周的是懸崖、是峭壁，沒有人知道我，沒有人來拉我，我衹能靠自己一步步地往上爬，我覺得渾身軟弱無力，心跳、心慌。以前，這樣的心跳、心慌，往往是在半夜裏做夢突然醒來的時候，腦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在哪裏？身邊沒有人，無依無靠，像在一座大山裏，很冷，很空，心，沒着沒落的，仿佛迷失了，很可怕。這樣的空白停留幾分鐘，意識纔會蘇醒。但這會兒的“空白感”分明不是夢，我很清醒，是醒着的孤獨。面對這樣殘酷的事實，就像面對這夜色茫茫的大海，無言無語，沒有人能對我說點什麽。
“鐵榔頭”從回國的那天起，便是孤軍奮戰，她身後的那個傢，像經歷了地震搖晃後的房子垮塌了。對於生活中發生的這一場“地震”，郎平精練地概括了她的想法：“我也不願意走這一步，想了很久。我最看重的是心情，生活在一個家庭裏，不能兩方面都沒有，物質上沒有，精神上也沒有，你會覺得很貧窮，任何人都不應該這樣生活。”正因為郎平太重感情，所以，她纔有理性的决定。
有幾天，從早到晚都在聊，不免會聊到傢、婚姻、愛情，這是個永恆的話題，也是個沉重的話題。郎平說着、說着，便不由得嘆氣。可以想象，這“話題”裏有不少“荊棘”，觸到了她心底最深的痛楚。但她還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理智，她不想更多地談論感情生活中那些是是非非的往事，更不想涉獵別人，埋怨什麽、指責什麽。生活是一部歷史。她衹想接受“婚姻失敗”的事實。
我回國執教，大傢都把註意力放在女排身上，我不願意讓大傢對我的個人生活評頭論足。對生活的這種結局，我自己已經很痛苦，對方也痛苦，我不能因為我是名人而讓女兒的父親也跟着被傳媒說東道西，這會傷害我，也會傷害他，傷害他的傢人。所以，這些年，有關我的生活問題，我沒有接受任何一個記者的采訪，我不想談離婚的事，這會讓我分心，我回來是帶女排打球，不是來製造新聞寫我、炒我，這一點，我很清醒，特別小心，我也不和國內的朋友談我離婚的事，再好的朋友也有朋友，一傳十、十傳百，根本沒這個必要。我在傢裏都很少說我自己的事，我母親很心疼我，我不想再給她增加壓力和痛苦。當然，我給傢裏人說說，我自己宣泄了，輕鬆了，但老人沒工作，整天會琢磨，我等於把痛苦轉嫁給母親了，我不能這樣。
可郎平的生活問題仍有一些小報小刊把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拿來大做文章。一位76歲的老球迷用長者的關心給郎平寫信，他說，他在《體育天地》雜志上讀到一篇題為“郎平：情感糾纏何時了？”的文章，“纔得知你面臨離婚的痛苦，作為一名超級老女排迷，我深表同情。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親愛的郎平同志，不要悲傷，不要灰心，你是堅強的，好樣的，相信你會處理好感情問題，戰勝自我……”
讀到球迷寫來這樣的信，不知為什麽，郎平會感到更深的無奈、更重的煩惱。
1999年年初，深圳舉行“風雲際會話當年”的老女排隊員聚會，說好每個老隊員都帶上丈夫和孩子———這是老女排隊員離開球場後最活生生的內容。
坐在臺下，聽老女排隊員一個接一個數說他們的家庭、她們的幸福，袁偉民的愛人鄭滬英有點坐不住了，她低下頭，不敢正視站在臺上的郎平，此時此刻她是什麽心情？曾經，郎平也有過燕爾之樂的幸福：新婚那天，他們一起去西山放風箏，像兩個大孩子一樣地玩耍，着實讓人羨慕。每次比賽歸來，他去機場接她，兩人坐在大巴士的最後一排“嘀嘀咕咕”悄悄話說一路，記者們想采訪也插不上話……但郎平不再回憶。今天的郎平獨自站在隊伍的末尾，別的老女排隊員都是團團圓圓的景象，如果節目主持人走到郎平面前提問，她該怎樣訴說她的家庭？女兒在美國讀書，是一年級的小學生了，她不能飛來中國參加母親的聚會，除此以外，她無法再說什麽了。但郎平的表情，一臉坦然。
我的美國朋友
我不是鐵人、“女強人”，太痛苦的時候，我會關着門給我的美國朋友打電話、寫信，有時我會在電話裏哭。我沒有想到，感情的糾紛會讓我感到這樣痛苦難忍。年輕的時候很天真，一聽父母叨叨說：“不要着急結婚成傢，你現在很簡單，不明白，這是終身大事，找不好要後悔一輩子！”那時候，我特煩聽這樣的說教，我心想，結婚還有什麽難的，我世界冠軍都拿了，什麽樣的苦沒吃過，那種訓練的苦，苦到殘酷，我都不敢回憶，但我挺過來了，所以，我自以為，我在生活中肯定是個強者，能有什麽問題剋服不了？現在回想父母的話，還真是這樣，我不是剋服不了自己的問題，而是無法讓對方按照你的意願為人處事，那種精神和觀念的差異以及對生活不同的追求，不像物質的東西好解决。不過，我不後悔，畢竟愛過，也幸福過，衹是，要把愛和幸福變成永久的事，太難了。這種“難”，讓你束手無策、進退兩難，有時真的很絶望。勞爾告訴我，她離婚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感受。勞爾的前夫約翰，我很熟悉，他是個工作狂，愛排球愛得不得了，寫有關排球的理論著作，每天寫到半夜兩三點，一早又接着寫，叫他吃飯，如果有電話談工作，他一談四五十分鐘，勞爾一個人也沒情緒吃飯了，一到周末，兩個人出去玩玩吧，約翰又出去講課。約翰對人一腔熱情，誰有睏難，衹要來個電話，他立刻開車去援助，他這樣的，做朋友特別好，但不能做丈夫，中國有句俗話：胳膊肘往外拐。所以，作為妻子，勞爾就覺得很不滿足，她覺得家庭沒樂趣，享受不到生活。現在，勞爾又結婚了，戴維是個建築設計師，還帶着兩個孩子和勞爾一起生活，他很會生活，一下班就回傢，勞爾做飯，他總在廚房裏幫忙，晚上，他們和孩子一起休息、娛樂，周末，勞爾帶隊去比賽，他也陪着一塊兒去，最近，他們又一起去夏威夷度假了，勞爾感到很幸福。
但我一開始並不理解勞爾，約翰人那麽好，為什麽離婚？現在我明白，婚姻的成與敗，不是好與壞的衝突，也不是黑與白的反差。我們中國人愛用一個“緣”字來一概而論，我對“緣”的理解，是這樣一句成語：氣味相投，是冥冥中的默契。
人格更有價值
告別鹿兒島。
第二天一早我們飛福岡打復賽。
在離開鹿兒島的機場上，我看到韓國隊教練金炯實喜形於色。當然，我很理解他的興奮，這麽多年被中國隊壓着，好不容易有個出頭的日子了。亞洲的三支強隊，中國隊、日本隊、韓國隊，都有一個心照不宣的目標，要在亞洲做“老大”，所以，韓國隊贏了我們這場球，有一種終於浮出水面喘口氣的感覺，而且，中國隊給了她們這個機會，她們後面的球再好好發揮，有可能打進前四的，所以，她們便忍不住地喜出望外。一起去福岡的幾支隊伍，中韓兩隊，氣氛是個鮮明的對比，韓國隊員們那個高興啊，大聲說笑，好像是故意笑給我們看的，韓國隊的教練也咧着嘴，笑容滿面地在我面前走過來、走過去，一直到上飛機，金炯實還是不停地走來走去，一會兒跟這個隊員說說，一會兒又跟那個隊員說說，最後，他在我前面的一個座位上坐下，我看他的臉部表情一直在美啊。而且，我們輸給韓國隊後，國際排聯的一些官員也流露出幸災樂禍的態度。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很刺激，我反復對自己說：就是要給中國人爭氣啊！我也要求我的隊員們：不許因為輸球就低着頭走路。輸了就什麽都不是，贏了就看不起人，就是小人之見，我們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志氣和風度，勝不驕，敗不餒。
到福岡的第一場球是中國隊和意大利隊對陣。中國隊打得很好，3∶0很順利地贏了意大利隊。這是在輸給韓國隊的一天之後，女排隊員能夠這樣快地擺脫輸球的陰影，恢復臨戰狀態，這使郎平感到滿意。意大利隊的教練更有意思，在賽後的新聞發佈會上，有記者問他：“你們今天這麽快就輸給了中國隊，你是什麽感覺？”這位意大利隊教練聳聳肩，對自己隊伍的不良表現卻幽默了一下：“今天和中國隊的比賽，我們意大利隊是在打保齡球。”在場的有些記者一下子沒反應過來，他緊接着又解釋道：“保齡球不是有一個個木頭瓶子麽，光站在那兒一個個地挨打。”記者們都笑了。意大利隊教練的比喻很生動、很形象，在整個比賽中，他確實把他的12個隊員統統都換上場打了一遍，還是沒打好。
打完意大利隊的第二天，就是中古之戰。
幾乎所有的人，對中國隊勝古巴隊不抱希望，兩隊的實力畢竟懸殊，這是現實。
對中國隊而言，轉機的唯一性就是戰勝古巴隊。
有人悄悄地嚮我建議：你和古巴隊教練關係很好，能不能通融一下，讓我們一下，預賽以來，古巴隊衹輸給保加利亞隊一局，這絲毫不妨礙她們什麽。
我和古巴隊的兩位白人教練歐亨尼奧、安東尼奧的確有很多交往，他倆都是西班牙人。歐亨尼奧在古巴隊執教三十多年，打完1996年奧運會，拿到了“五連冠”他纔退役。安東尼奧從1968年起就是古巴隊教練班子的成員，一直給歐亨尼奧當助教，也有30年的教齡了。安東尼奧笑起來慈眉善目，矮個子、大額頭，一個挺有趣的男人，從表面看他比較懶散，老背個腰包晃晃悠悠，跟八佰伴世界明星隊來中國比賽，安東尼奧經常逛自由市場，什麽都買，他的隊員好像也都非常隨意、自在。在八佰伴他是我的助教，負責技術分析，有一場球我們對日本隊，安東尼奧把日本隊的錄像全部找來，把輪次、打法放給隊員看。我感覺，古巴隊的教練方法，和我們的基本相同，她們不僅在身材和身體素質上有實力，在技術上也抓得比較細緻，不像外表大大咧咧、無所謂的樣子。安東尼奧被任命為古巴隊主教練後，率領古巴女排進行環球熱身賽，一年有九個月在國外訓練、比賽，這樣也可以節約經費，古巴比較窮。安東尼奧每次見我，總是流露出疲倦的樣子，會情不自禁地說：“我很想念我的太太，想念我的孩子們。”他有三個孩子，最小的兒子13歲。我也問他：“你成年纍月在外面工作，而且，你在國傢隊都30年了，你是怎麽過來的？”他說：“沒有辦法，為了生存，為了能掙到這些錢，我有三個孩子要撫養，如果我有錢，我也不願意在外漂泊。”古巴女排在古巴影響很大，能在古巴女排工作，他們也認為是光榮，工資比較高，待遇也比較好。古巴是社會主義國傢，有不少東西和我們比較相像，在每一次賽前賽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古巴隊教練的發言比較謹慎、謙虛，但他們又很自信。安東尼奧在場上的風度，我也比較欣賞，他不大喊大叫，不到特別危急的時候，他不輕易叫暫停。他也有緊張的時候，一緊張，他愛晃腿，翹着二郎腿，晃晃晃，實在沒轍的時候，他兩條腿又放平，身體往前探，胳膊支在膝蓋上，一聳肩，做個很無奈的動作，尤其在關鍵球的處理上，古巴隊員容易急躁，出現了不應該出現的失誤，安東尼奧會表示遺憾，但從不流露着急的神情，比較瀟灑。
他對我們中國隊瞭解得很細，我們的弱點他們抓得很準，顯然，他們對我們做了很多研究。同樣，他安東尼奧手裏的幾個老隊員什麽時候會換上場，用什麽辦法對付我們，習慣用什麽樣的戰術，在哪一個位置攻擊得比較多，我心裏也很清楚。在賽場，我們確實是“敵對雙方”，互相知己知彼，但在比賽之餘，我們是朋友，是很好的朋友，安東尼奧告訴我，他傢裏種了很多香蕉，還會自己釀酒，每次打世界大賽我們見面，他都會帶一瓶他傢自己釀的紅葡萄酒送我，這酒非常好喝，他還把他傢裏的電話、地址抄給我，邀請我去古巴玩，他說：“我們古巴有綺麗的風景和優美的海岸綫。”從他的語氣裏我能聽出，這個西班牙人已經在古巴深深地紮根了。
世界排壇是個戰場，也是個家庭，作戰有規則，而這個“大家庭”更要有傢風、有傢規。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我都不會接受這個建議，讓，就是摻假。打不好，我承擔責任。好漢做事好漢當。
儘管，這是好心，但至少不是個好的建議。我對提建議的朋友說：“謝謝你體諒我的處境，可我的脾氣你也知道，我不可能衹是為一塊奬牌去做喪失我人格的事，這好比在戰場上打不過人傢，去嚮人傢求饒，我怎麽可能張口去說這樣丟臉的話？要輸，也要輸出個人樣，我哪怕犧牲了，也不能跪在那裏死，也得昂首挺胸地站在那裏。”
我剛進國傢隊的時候，聽老隊員張蓉芳、曹慧英、楊希她們講過這樣一件事，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那是1977年打世界杯的時候，由於日本隊穩獲世界冠軍，她們就讓給韓國隊一局，這樣算小分，韓國隊就比中國隊多一局球，韓國隊獲得第三名，得銅牌，中國隊是第四，而前三名的球隊站在領奬臺上，得第四名的中國隊站在下面，人傢發奬的時候，站在下面的隊員還得拿着黃手絹使勁揮舞。這件事，對老女排的隊員刺激很大，她們覺得不公平，一是裁判不公，二是利用隊與隊的關係搞貓膩。由此，也激發了中國隊要奮發圖強，自己強大了，就不用擔心人傢讓不讓的了。
中古賽結束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外國記者問道：“你們中國隊又輸給了古巴隊，郎平小姐，請問，你認為中國隊還有沒有進入四強的可能性？”郎平很平靜地回答：“按正常情況，希望比較渺茫了。”
我不能天天坐在榮譽上
輸了球，親朋好友們都為我擔憂，卻無法分擔我內心的痛苦。心好像在收縮，變成又緊又硬的一小團，但是，我腦子很清醒：必須面對現實，而且，衹有獨自地面對，獨自地把握自己，這樣的時候，誰也幫不了你，誰也無法左右你！
這種“獨自面對”“獨自把握”的感覺，有點悲壯。
我想到了當年離開中國女排冠軍隊伍時的情景。
那是1986年打完世界錦標賽，我要正式退役了，要從“世界冠軍”的高峰走下來。
人不可能永遠生活在高峰上。我先去北師大學英語，半年後，有個機會，美國舊金山華僑建立了“新中國教育基金會”，我作為享受這個基金會所提供奬學金的第一個留學生，算公派自費去美國留學，為期兩年，為我做經濟擔保的是生活在洛杉磯的一個華裔，她叫何吉，是臺灣人，但在美國長大。認識何吉是1984年，我們去美國參加洛杉磯奧運會，中國女排拿了冠軍，洛杉磯的華人為我們舉行慶功會，我和何吉坐一桌，何吉自我介紹說她和她先生都是球迷，喜歡中國女排，她讓我叫她何姐，她待人很親。以後，我們常有信件往來，過年過節互相問個好。聽說我想去美國留學，何姐願意為我擔保：這很簡單，毫無問題。後來，去美國領事館辦簽證，那些官員都認出我了，還對我說：“很遺憾，我們美國隊輸給你們了。”這些官員挺有意思，他們還問我，為什麽辦自費公派的簽證？他們可以給我沒有政府行為的簽證，這樣，我在美國就可以合理地打工掙學費。但那個時候，我想法很單純，我要遵守紀律，我和單位說好算公派，我不能擅自更改。可是，當我們到了美國，我纔體會到，拿公派自費的簽證，生活有多難，因為不能工作，經濟沒有來源，而出國時，我們身邊僅有幾百美元。那時剛結婚，操辦婚事花了一些錢，然後，把所有積蓄的存款都換成美元，所謂“全部存款”也就是三四百美元。走的時候，傢裏的東西原封不動，我衹想出去一兩年，學學語言、開開眼界。另外一個原因是，在中國女排這些年，打了“五連冠”，得到很多的榮譽，郵票、首日封，甚至一些筆記本、日記簿，都印上了我們的形象，人們對女排隊員幾乎是傢喻戶曉，走到哪兒，很引人註目，觀衆、球迷都特別熱情，叫你，圍住你，簽字，照相，至少要嚮你行個註目禮。（十三）
當運動員的時候，反正天天關在球館裏還不覺得不方便，但退下來了，你卻不能像普通人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別人註意，身不由己，連上個街買東西，都受拘束，放不開。有一次，我和他想去看電影，又生怕被別人註意，買了票，故意遲到幾分鐘，等黑燈了，開演了，我們纔找到位子坐下，沒想到剛坐下，也許是我們倆的個子太高，還是被幾個觀衆發現了，“郎平，郎平”地叫起來，這一叫，整個劇場都不安寧了，我一看情況不妙，趕緊撤。
對於郎平的“撤”，不少人感到惋惜。不是可以到體校、體委做些領導工作嗎，打世界冠軍的經歷和經驗，是多麽寶貴的財富。據說，有關方面也提議，安排郎平到北京體委做領導工作。
我不願意當官
有過一次很深刻的教訓，我耿耿於懷，發誓不當官。
那年，我們在湖南的郴州訓練，那時的訓練基地條件很差，是那種竹棚子，透風的，鼕天很冷。我們的領隊是湖南郴州人，所以，把我們介紹到郴州訓練。一個星期天我在傢休息，郴州基地的主任來敲門，他對我說領隊讓我跟他去一趟國傢經委。那個時候的我，很單純，很積極，心想，是領導安排的事情我總得去做，這是政治任務啊。到了那兒，我纔知道，這個基地主任是嚮國傢經委要錢，說是建設訓練基地。我也幫着說話呀，因為那兒的訓練條件確實太差，我認為國傢應該考慮改善我們的訓練條件，讓我們繼續為國傢爭光。也許，我說話管點用，當時，我們女排很紅啊，我們合理的要求，上面果然給予考慮，很快就撥了錢。但是，我後來纔知道，這筆款到位以後，他們並沒有馬上用來建設訓練基地，有人把這情況告到紀律檢察委員會，中紀委又反饋給國傢體委，還提到了我，說是郎平去要的錢。體委要我寫檢查。我長那麽大，從來沒犯過這麽嚴重的“錯誤”，要說清楚、寫檢查之類的。可是，我錯哪兒了，我寫什麽檢查？首先，是隊裏的領導安排我去的，其次，我就知道他們要錢是為了建設訓練基地，這本身是一件好事，我纔幫着說話的。至於，他們拿了錢用在什麽地方，怎麽用的，這不是我的事，我根本不瞭解情況。要我寫檢查，沒道理的。可是，領隊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他說，他沒說讓我去。難道，我是個“傻子”，領導沒說讓我去，我就跟着一個不相幹的什麽主任去國傢經委要錢？
我衹好找袁指導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說了，但那時候，領隊是黨的代表，黨領導一切，袁指導能說什麽？我情緒很壞，因為，體委的批評很嚴厲的：郎平，你要謙虛謹慎，你拿了世界冠軍，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處要錢？！給我扣那麽大的一個帽子，我怎麽受得了？但我就是不寫檢查，實事求是地寫了個情況匯報，我說，我沒錯，你們怎麽處理都可以。我把這份東西交上去以後，上面再也沒追究。
可這個事件的陰影在我心裏好像再也抹不去。有些人是這樣當官的。當了官還得順着別人說話，不管這是不是你的思想，上面說什麽，你就得說什麽。我當不了這樣的官，我沒這個“修養”，我心太軟，老同情人，這不是當官的料。我希望自己能學點實在的、科學的、真正有用的東西。所以，到美國，我選學了體育管理。
我是1987年4月離開北京的。
我想開始另一種生活：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美國畢竟是另外一個世界，沒有多少人知道“女排精神”。但是，對於我的出國，對於我的這一選擇，有人卻在感情上難以接受，他們總覺得，“女排”是中國的象徵，而我的名字，即使從女排的隊伍中撤下來，也不應該從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中消失，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應該加入這股“出國潮”。也有人輓留我：“你是世界冠軍，你是有功之臣，國傢不會虧待你的。”
我覺得自己似乎被誤解了，我不是怕“虧待”，我就是覺得，國傢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夠再躺在“冠軍”的奬狀、奬杯上吃一輩子老本，我不能天天坐在榮譽上，你今後還要不要生活了，人是活生生的，我還得去幹，想幹，就得拋開過去，“世界冠軍”衹說明我的過去，而一旦從女排的隊伍中退下來，我什麽都不是，我得重新學習本領，我得重新開始生活，必須把自己看成“一無所有”，我前面的路是“零”，一切從頭開始，一步一步地再開闢一條新路。
美國給我的第一個觸動是，我發現自己真是“一無所知”，也可以說“一無所有”。
我14歲開始進體校過集體生活，吃的、住的都不用自己操心，都是國傢供給，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自己都不花錢，國傢什麽都管，我都被管慣了，到哪兒買機票、怎麽買機票，根本不知道，別看我走了那麽多國傢、那麽多城市，一切都有人安排好的。
一開始，我住在洛杉磯何吉傢，讀書的學校在洛杉磯附近，在學校裏正好碰到演《廬山戀》的張瑜，我們一起上學，周末一起玩，好像還過得去，主要是換了一個全新的生活環境，有新鮮感。雖然，我來過美國很多次，但都是打比賽，從機場到旅館、從旅館到賽場，就是沿路看看風景，對美國的歷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等，一概不瞭解，而出來留學，可以安定下來、深入下去，讓我見識很多東西。譬如，一到美國，看別人使用信用卡，不用進銀行就能取錢，還有寫支票的，我很驚訝，遺憾的是，我不能工作，沒人給我支票和信用卡，不能親自體驗擁有“支票”的感覺。
剛到洛杉磯的時候，我穿的裙子和套裝，都是奧運會代表團統一的製服，何吉拿出500美元帶我去買衣服，進商店一看，很普通的一套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相當於國內好幾個月的工資，我怎麽也買不下手，再說，花人傢的錢，我心裏更不是滋味。有時上完課，閑下來看看電視，看着看着突然心慌，好像沒地方着落，懸在半空中。那時，也有幾個學校請我做教練，我不能接受，因為國傢給的是公派簽證，規定我不能工作，不工作就意味着老得把何吉傢當作公傢食堂，我吃飽了肚子，吃餓了心。這種感覺，以前從來沒有體驗過，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什麽國傢隊、世界冠軍，都是最高的地位，現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層，還得靠人傢藉我汽車、給我買衣服，我所有的優勢一時都沒有了，心裏很難平衡。但我慢慢地想通了，我來美國學習，就是要掌握自己過去沒有的東西，美國的“好”，是人傢一點點奮鬥出來的，我也要開始新的奮鬥。
調整好心態，我輕裝上陣，决定離開華人比較集中的洛杉磯，去美國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雖說，洛杉磯有何吉等華人朋友，一些愛國的老華僑都知道中國女排的事跡，都熱心地願意幫助我，還經常為我舉行“派對”。但我一方面很感激他們的關照，心裏卻清醒，我不是小雞，不能躲在別人的翅膀下找食，再說，老是讓華僑們照顧着，這樣的氛圍，同國內生活沒有本質區別。而且，加州華人多，大傢在一起說的還是中國話，對學習語言不利。我來美國不為鍍金，我需要真切的感受、紮實的學習，首先就要過好語言關。
在十個夏令營裏做教練
我讀書的新墨西哥大學在阿伯剋基市，這是個大學城。要在阿伯剋基找工作比較睏難，因為這裏主要是學校，他們選擇人才的條件相對苛刻。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我怎麽去新墨西哥州學習、工作？我衹是選擇一個美國朋友比較多的地方，有照應、有溝通，這對於學習語言、瞭解美國都有幫助。再說，我希望過一段清靜的生活，這個地方比較僻靜，人與人也比較親近。
郎平的美國朋友勞爾就在新墨西哥大學執教大學女子排球隊。郎平是勞爾的助理教練，而學校給郎平的待遇是，她可以免費讀書。
移居新墨西哥州，郎平纔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留學生活。
勞爾是大學排球隊主教練，我輔助她做些場外指導。在這樣的大學排球隊，無論是做教練還是做助教，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隊員。一開始，我心裏很難接受這樣一種狀況，我心想，我是世界冠軍隊隊員，跑到這兒來哄一群幾乎不會打球的大學生，位置整個是顛倒。但我不得不說服自己：不想顛倒，回中國去，你來美國，就是找“顛倒”來的。
1987年年底，勞爾暫時要離開學校回美國隊準備奧運會，她走以後，我們和她的丈夫約翰一起生活。約翰過去也是美國男排運動員，現在的工作主要是寫一些排球方面的書，並為排協做些咨詢，約翰對電腦的使用非常熟練，他教我懂得電腦。約翰是個細心的男人，為了讓我更快地熟悉英語，他在所有物品上都貼上英語單詞，什麽電飯鍋、電冰箱、電水壺等等，連我們上厠所的那點時間也不放過，專門去買了給兒童的看圖識字的書。有一次，他給我上課，講人的器官，一邊教一邊畫，鼻子、眼睛、嘴巴，把我當幼兒園的小孩子了，他真的很有意思。
勞爾夫婦待我們像傢人一樣，但我不能老讓他們來負擔我們的生活，我必須獨立、自給。那年夏天，我參加了美國的排球夏令營，我去教孩子們打排球，對我這樣一位世界級的運動員，他們比較尊重，支付的工資也相對高一些。整個夏天，有十周時間，我在十個夏令營做教練，從美國最東部的紐約一直做到美國最西部的舊金山。這個夏天很辛苦，來參加排球夏令營的這些孩子，純粹是為了玩，從早到晚都得陪着他們、哄着他們。
孩子們也沒有睡午覺的習慣，吃了飯接着玩，一直玩到晚上10點，一會兒給這個講，一會兒給那個講，當時，我語言還不過關，要表達點什麽特別費勁，很傷腦筋。這些美國孩子都很自信，教他們打球，都搶着做示範，都覺得自己能示範得最好，表演欲極強，沒有一點自卑感，玩起來很投入，很有趣。孩子們問我一些當運動員的體會，我也講講我當年的訓練生活，他們不可理解：怎麽可以這樣苦？！
每次夏令營結束，夏令營的組織者都要讓大傢聚一聚，而所謂的“聚”，每個人自己出錢，一塊兒去附近的餐館吃一頓飯。這樣吃一頓，相當於我們在北京的一個月工資，我心裏很捨不得，有時就找藉口推托。
初到美國，郎平的確很窮，白天讀書時的那頓午飯，她不捨得去學校食堂或麥當勞吃一份快餐，她自己做三明治帶飯，去超市買點沙拉醬、洋白菜、西紅柿、火腿，再買兩疊面包一夾，這樣，花五六個美元，一頓快餐的錢，他們倆可以吃一個星期。但吃到後來，見三明治她就想吐。
第一次回國，和女排老隊員一起去哈爾濱市打一場表演賽，她的那些老隊友，大都是處長、主任級幹部，郎平還是個窮學生，她玩笑地稱自己是“國際農民”。不過，這個“國際農民”不僅以560分的托福成績通過了語言關，而且，經過嚴格的考試成為新墨西哥大學體育管理專業的研究生。1989年9月，她去意大利甲a排球俱樂部摩德納隊打主力，她是意大利排壇第一個中國隊員，又是第一個以世界冠軍隊員的資格去那裏打球的運動員，用她自己的話說：“我必須勤工儉學給自己掙學費，更重要的是，這對我們中國運動員的價值是一種證明。”
生平第一次為錢打球
我們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到意大利一下飛機我換上運動服就去訓練場，由於簽證的關係，我到晚了，我更得加緊訓練做彌補，畢竟拿了人傢挺高的工資，我得好好幹。一種雇傭和被雇傭感覺很明確，不是在中國，打球是為國傢爭光，“五連冠”打下來，我衹拿過一次“巨額奬金”一萬元。那時候，很了不得了，萬元戶啊！每次出國比賽，我們的零花錢是15美元，誰都不捨得花，一點點攢着，攢到一定數目，我給傢裏買了一臺彩電。（十八
所以，俱樂部老闆高薪聘用我，也讓我興奮，這樣，再回美國讀書，我們可以租一套房子，不用再麻煩勞爾了。雖然，住勞爾的房子，我們象徵性地付一點房租，衹是意思意思，花錢不多，但畢竟是別人的傢，又是美國朋友的傢，在文化上、生活習慣上畢竟有很大差異，吃飯，他們也不起油鍋，我們當然客隨主便，但總是不太適應，不像在自己傢可以很隨便，脫了鞋想扔哪兒扔哪兒。
生活不獨立，感覺便不完整。
所以，去摩德納打球，拿了人傢的錢，我得知恩圖報，要讓那個隊在意大利打出好成績。結果，第一天訓練，活動得太猛，沒控製好，再加上旅途疲勞，就把肌肉拉傷了，傷了也不好意思說，輕傷不下火綫。第二天比賽，照打不誤，我用一條半腿在那兒跳，3：0就把對方拿下來了，對方還是意大利一支挺強的隊。真的，我的技術爐火純青，不是說大話，我用一條腿都能贏她們，在中國女排，在袁指導手下，那些日日夜夜的訓練，練成的是真功夫。那時候我們出國比賽，坐飛機的時間稍微長一些，袁指導都不放過我們，讓我們到機艙後面練蹲，就是那句口號：衹爭朝夕。大強度的訓練，我們這些女排隊員個個都是“傷痕纍纍”，但我們誰都不埋怨，拿了冠軍，痛痛快快、高高興興地流一通眼淚，再苦再纍，都被成功和眼淚衝刷了，那時候，湊齊這樣一撥人，心特齊，又是那樣一種大環境，球運很好。
而意大利這些打球的女孩子，和中國的、古巴的運動員不同，她們有很大的依賴性，我一上場，她們就來勁，有主心骨了，哪怕我打得不怎麽好，她們也來勁，可是，我衹要一不上場，她們立刻沒鬥志了。而且，她們的性情非常直爽，比賽輸了，她們會沮喪到極點，幹什麽都沒心思了，打贏了就高興，一高興，恨不得把心窩都掏給你，喜怒哀樂全寫在臉上。意大利人還有個特點，如果他覺得別人確實比他強，他就沒一點爭強好勝的幹勁了，我老說她們沒出息。其實，摩德納隊衹有一個對手，意大利冠軍隊，那個隊國傢隊運動員很多，還有兩個外籍球員。所以，和這樣的意大利球員一起打球，我的作用更加顯然，一路打下來，摩德納隊的積分第一。但是，我的腿很不爭氣，賽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關節嚴重受傷，同時又崴了腳，不得不動手術，醫生關照，必須休息一個月。
我心裏又着急又難過，這樣，我等於要缺席四場球，結果，這四場球全輸了，我就要看老闆的臉色，他一見我，總是這句話：“你的膝關節怎麽樣？”而他的表情是在說：“你的膝關節怎麽還不好？”我當然理解老闆的心情，俱樂部是靠贏球纔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闆的臉色就知道是贏球了還是輸球了，他的臉像天氣預報。而且，一輸球，老闆不高興了，工資拖着不發，從10號拖到20號，你還不能催，但心裏又明白就是因為球沒打好，對於我來說，就是因為你病假不上球場。還好，我的合同上寫着，受傷了要保證治療、保證發工資，老闆就是再拖十天八天，最後還得付。可是，拿這樣的錢，心情特別復雜，我在傢養傷，心裏也急啊，拿了人傢的錢還不能上場打球，能心安理得嗎？後來，我沒等傷好利索，就咬牙上場，讓朋友從美國給我寄來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場。有一陣，軟骨碎了，小碎片就在關節裏跑，又卡在了骨縫裏，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積液，膝蓋腫得厲害，腿根本彎不了，比賽前，先讓醫生把積液抽出來，打完比賽再抽，沒辦法，多痛苦、多麻煩，我也得堅持，已經歇了一個月，很過意不去了，你拿人傢的錢，你又需要錢，幹不了也得幹，我真是賣命地打。這是一種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為錢打球。
我的膝蓋還算爭氣。1989－1990賽季的意大利杯决賽，我們摩德納隊拿了意大利杯賽的冠軍，這是摩德納隊有史以來第一次坐上冠軍的寶座，我被評為這個賽季錦標賽和意大利杯賽的最佳運動員，老闆給了奬金。當地的報紙，幾乎每個星期都有關於我的報道，他們給我的評價是：中國的馬拉多納。那個時候，馬拉多納也正好在意大利踢球。
在意大利的第二年，我本想轉隊，但摩德納隊輓留我，老闆還給我長了工資，我心軟了，我這個人比較講義氣。可是，第二年的比賽更加艱苦，這個隊幾乎靠我一個人在打，我不得不全力地打，打得過猛，第二次受傷，而且，傷得越加嚴重，醫生開出的病假是兩個月，有八場球不能打，我養傷在傢，心裏卻負疚，坐臥不寧，深感健康的重要：掙錢差不多就行了，一個人不能為錢喪失一切。我决定結束“掙學費”的打球生活，再回美國。我的簽證因為這段工作經歷，變為“工作簽證”，在美國可以辦緑卡了。
衝擊世界尖端，必須捨棄必須付出
我幹任何事情，我要作哪些犧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總覺得，搞我們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世界尖端的東西，必須得捨掉些什麽。如果，我認為親情、友情、金錢對於我很重要，我就不幹排球。我選擇幹，必須把這些全放下。我回來接手女排，放棄合同，放棄家庭，放棄女兒，放棄朋友，一定要放掉的，我想好了纔回來幹的。我知道一旦回來，又回到從前，就是排球，三點一綫：體育館———食堂———宿舍，哪兒也別想去，等於沒有生活。
這種“等於沒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歲、二十來歲的時候去經歷、去承受，似乎還不是太睏難，因為，在那個年代，大的環境是這樣，大部分人的生活也這樣單調和艱苦。但是，郎平回國執教是1995年，她在美國，已經有過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兩個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國傢訓練局，她這個主教練的宿舍和女排隊員一樣，一間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裏一張單人的、矮矮的小鐵床，國傢訓練局運動員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廠的浴室還簡陋：外間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鐵架，而裏間的淋浴設備，就是一圈水管上裝着一個個水竜頭。
郎平早有思想準備，回來就是“回到最初當運動員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兩室的房子，就是她當運動員時北京市委奬勵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場包圍着，從早到晚鬧哄哄，她的一扇防盜鐵門也防不住強盜，先後被撬了兩次。女兒從美國回來探親，母親來幫郎平帶浪浪，一老一小經常睡地鋪。1996年，勞爾來北京，去郎平傢做客，看到她住這樣的房子，一連問了好幾聲：“詹妮，你就住在這裏？就住這裏？你回來工作，國傢沒給你房子？”
1998年，郎平纔搬進新房子，房子大了許多，這是廣東麗珠藥業集團經過董事會的研究，用以小換大的方式，解决了郎平的住房問題，也聊表這個企業對中國體育事業的支持。
我剛回來，早有人提醒我、勸告我：“你已經是‘五連冠’功臣，你那麽輝煌了，再回來幹什麽，女排是這個狀況，你還不保住你自己那點名氣算了，別把那點榮譽給毀了。”這次世界錦標賽，打成現在這局面，似乎要被這些“提醒”和“勸告”說中了。
因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經歷，我已經把自己這個“世界冠軍”一腳一腳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實，身上早就沒有了“五連冠”的包袱，倒是大傢還在把“五連冠”當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沒有經歷過出國後“一文不名、一無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國，我的心態肯定也降不下來。但我擁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成熟了許多，我不會再受外界幹擾，去計較別人會怎麽看我。這次衝世界錦標賽就算不能如願，我們可以從失敗中學到東西，也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筆勾銷，我竭盡全力，也敢於嚮自我挑戰，這不也是一種成功？
輸給了古巴隊，我還是要求隊員們去認真觀看韓國隊與保加利亞隊的比賽，要準備下一場我們和保加利亞隊的對陣。我還是重申這句話：進不了前四，也要爭取第五！
但是，誰也沒料到，韓國隊與保加利亞隊的比賽出現了使所有人都咋舌的結果。橫在中國女排面前“山重水復疑無路”的疊嶂，仿佛頓時炸裂，隊員們一個個真像從地縫裏鑽了出來，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競技場上風雲莫測
我們中國女排在福岡比賽似乎總有險象環生的境遇。
我忘不了1983年11月17日，就在日本福岡舉行亞洲錦標賽决賽，福岡爆出了一條震動全日本的新聞：兩度榮獲世界冠軍的中國女排卻以0∶3敗在了日本女排手下，我們不得不把四年前親手奪來的金杯又“完璧歸趙”。最讓我記憶猶新的，是那天的頒奬儀式，日本隊主教練山田重雄穿一套黑色西裝，像一團“烏雲”，神氣地從袁指導身邊飄過，袁指導目不側視。在上臺之前，袁指導叮囑我們每一個隊員：今天誰也不能哭，這裏不是中國女排的“滑鐵盧”！我們要贏得起，也要輸得起！但是，一看到山田重雄得意地與袁指導擦肩而過，張蓉芳第一個哭了起來，很大很大的兩顆淚珠從毛毛臉上滾下來，我立刻拉拉她的衣角：“毛毛，堅強點，袁指導說過，不要……”最後一個“哭”字沒說出來，我自己也忍不住了。我心裏難過，不僅僅因為輸球，最觸動我的是山田氣袁指導的那一幕，其實，袁指導完全可以不上臺站着的，我們拿世界冠軍的兩次，袁指導都不上臺領奬，但這一次輸給日本，拿了亞洲第二，卻偏偏要安排他登臺……在賽後的各國運動員招待會上，袁指導不還是自如地應付着熱鬧的場面，我卻做不到。
一直到了東京，見到使館的人，見到一些愛國的老華僑，袁指導握着他們的手，足足沉默了五分鐘，最後纔說出一句：“我們接受教訓，回去臥薪嚐膽！”我們女排隊員這時候全都哭了，但我們的眼淚不是懦弱，不是沮喪，日本一位記者在一篇文章裏寫道：“中國女排姑娘的這種哭，是令人害怕的。”
這些故事，我都給我的隊員們講過，也要求她們在打了敗仗、輸了球以後多想想袁指導的這句話：這不是中國女排的“滑鐵盧”！
在福岡打完古巴隊輸球後，我讓隊員們洗得幹幹淨淨，穿得整整齊齊，必須高高興興地去看韓國隊和保加利亞隊的比賽，還讓她們每個人都帶好本，一邊看一邊做戰術記錄。那天，我去晚了，到了球場，第一局已經打完，保加利亞隊贏了，我衹看到我的隊員都有些反常的表現，都快按捺不住了，小本拿在手上都不記了，我從一張張臉上可以看到她們的心理活動：保加利亞隊要是贏了韓國隊就好了，當然，誰也沒說，因為，對這個結果，事先誰也不敢存希望，韓國隊贏保加利亞隊好像是鐵板上釘釘的事，沒想到，第二局保加利亞隊又贏了，我的隊員幾乎都坐不住了，如果保加利亞隊真能打敗韓國隊，這就意味着我們中國隊又活了，就像下圍棋，做成了一個眼。我心裏也隱隱地翻騰：會不會真的出現喜劇性的結局？我臉上還是沒表情，好幾個攝像機在對着我呢，沒法表情，再說，纔打第二局，後面的形勢有可能發生各種變化，確實無法預測，這就是體育的魅力。坐在我後面的隊員像一群歡躍的小麻雀“嘰嘰喳喳”，興奮哪。打第三局，保加利亞隊輸了，場上的比分2∶1，第四局是關鍵，韓國隊特別頑強，能追啊。這時，何琦和吳詠梅兩個“嗒嗒嗒”地跑了，我偷偷地笑，猜想她倆一定上厠所去了，她們有時有點迷信，要把“毒氣”放掉。第四局，打到12∶10還是保加利亞隊領先。這時，一個探頭球，保加利亞隊沒打死，我衹聽到我身後的隊員們不約而同地一起跺腳、一起慘叫，教練陳忠和完全不加掩飾了，拍着自己的大腿駡駡咧咧：“他媽的，這個球還打不死，真笨啊！”我趕緊提醒他，不能喜怒形於色，攝像機在照着我們，直播出去，人傢看我們中國教練這麽沒涵養，這不行。還好，保加利亞隊守住了陣腳，勝利快成定局，我這纔深深地、深深地鬆一口氣，我對自己說：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整整三天，我基本上沒合眼，每天出門前，照照鏡子，眼睛是腫的，臉都不會笑了，肌肉綳得緊緊的，所以，在見隊員之前，我要做一做臉部按摩，化化妝，深呼吸，再看看鏡子裏的自己，精神狀態正常了，自己先認可了，然後再跨出房間。我不能讓隊員看出我的情緒。而這樣的日子熬出頭了———這是終身難忘的日子。
韓保一戰，又重新燃起了我們躋身四強的希望。
我看隊員們高興得快瘋了，像一大串鞭炮從看臺上“噼裏啪啦”地衝下來。上了車就哈哈地大笑，幾天來的沉默頃刻間被打破，一個個都像從地底下剛鑽出來的小耗子似的，蹦啊、跳啊，又似迷了路的人，突然看到路標，有了生的希望。我從內心裏感到一種“雨過天晴”的舒暢，這種感覺真是好極了。
看完保加利亞隊與韓國隊的比賽，走出球館的時候，我看到一個男孩子蹲在拐角的地方偷偷地哭，我走過去仔細一看，原來是孫王月的那個小球迷，他是為我們中國隊又有了希望而激動地哭，這個小男孩是日本人，還是個高中生，這幾年，孫王月在哪兒打球，他就跟到哪兒，特別喜歡中國女排，我問過他這樣跑來跑去費用誰出？他說，暑假他打工掙錢，6月份我們到瑞士比賽，他也去瑞士看孫王月打球。我們隊有三個鐵桿球迷，還有一個是香港的小譚，1．50米的小個子，30多歲了，長得像個小男孩，我們打到哪兒她也跟到哪兒，那天，韓國隊和保加利亞隊比賽，小譚在腦門上寫個條：“保加利亞必勝”，她又把“韓國必敗”的另一個紙條塞在鞋跟下。第三局，小譚去上厠所，回來，保加利亞隊輸了這一局，有些隊員就怪她：“小譚都是你不好，你一上厠所保加利亞隊就輸了。”嚇得小譚再也不敢動了，特別可愛。另一個是吳詠梅的球迷，吳詠梅叫她阿姨，她有丈夫、有孩子，也是個香港人，就是迷吳詠梅。我們在亞洲地區比賽，這位“阿姨”就會從香港過來看我們比賽。這些球迷，迷中國女排迷得不得了，全是自費，路費、旅館費，看球還要買門票，所以，我對這三個球迷優待，盡量幫他們搞一些票。在隊裏我們有規定，球迷不許跟車，怕影響隊員情緒，但是，對這三個球迷，我破例允許他們上車，我看他們太虔誠了。
那天，保加利亞隊贏了韓國隊，我們的隊員好像比保加利亞隊員還興奮，那三個球迷跟上了車也歡喜雀躍地唱啊叫啊，我看大傢都不知道怎麽表達好了，車廂裏一片歡騰。衹有我，有點高興不動了，上車後就覺得心髒開始難受起來，腦袋昏昏沉沉，畢竟壓抑了幾天幾夜，沒吃好、沒睡好，現在人一下子鬆了，不當心就會犯病。下車時，我讓隊員攙着我一點，回到房間趕緊躺下。吃晚飯的時候，毛毛來敲我門，我說，我現在的問題不是吃飯，是抓緊睡覺，哪怕先睡兩個小時也好，再考慮下一場怎麽對付保加利亞隊。
12年沒參加過世界錦標賽的保加利亞隊卻以3：1拿掉了躊躇滿志、準備進入四強的韓國隊，保加利亞隊爆出的這個大“冷門”，真有點翻天覆地的架勢，使本來已經十分明了的復賽形勢，突然轉折，中國隊、剋羅地亞隊、意大利隊，當然還有韓國隊和保加利亞隊自己，都回到了最初的起跑綫，都具有了進前四的可能，而所有的結果要等待最後一輪比賽結束才能確定。
我們中國隊主要拼保加利亞隊，贏保加利亞隊我們就能進前四。這是一場非常特殊的比賽。保加利亞隊給了我們“復燃”的機會，但我們又必須“消滅”她們，才能真正地“燃燒”起來，比賽就是這樣循環的，賽場上確實沒有人情可言。
打保加利亞隊的前夜，我們要開技術會，但主教練和隊長還要參加新聞發佈會，我讓崔詠梅代替賴亞文去開會，讓亞文和陳指導一起帶着隊員務虛，看看對保加利亞隊的這場球怎麽打，我們决不能再犯韓國隊的錯誤，韓國隊輕敵了。我的擔心是，隊員一看機會來了，勝球心切，容易操之過急。歐洲隊有共同的特點，你要治住她了，很好打，但反過來，你把她放了出來，她們一旦打瘋了，你就很難再收拾局面，韓國隊就碰到了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們不能盲目樂觀，從小組預賽到復賽，我們中國隊邁出的每一步都很艱苦，是磕磕絆絆纔走過來的，這說明，除了古巴隊以外，我們和其他隊的水平旗鼓相當，我們並沒有樂觀的資本，必須在技術上、心理上把睏難估計充分。人傢已經給了我們這樣好的機會，結果再把握不好，那就真的衹有認輸。隊員們表示有决心，當然，壓力不輕。我希望她們一定不要把壓力變包袱，不能把勝負看得太重，先戰勝自己，輕裝上陣，衹想一件事：如何發揮好自己的風格和水平？！
開完新聞發佈會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我再讓隊員們一起看保加利亞隊的錄像，熟悉她們的打法，主要進攻手的特點，然後對輪次，把業務的工作做好。第二天上午，召集隊員再一次做思想上的準備，把可能會遇到的種種睏難，方方面面地要想得非常周到。雖然，我們的綜合實力，比保加利亞隊要強一些，但是，從世界錦標賽開賽以來，保加利亞隊1∶3負古巴隊，3∶1勝韓國隊，這兩場球都比我們中國隊打得好，因此，到底誰強誰弱，還要看臨場發揮。我反復跟隊員強調，作為一個運動員，心理素質的強弱是决定勝負的重要因素。中午就要出發，時間很緊。賴亞文幫我做了很多工作，她身經百戰，1994年世界錦標賽的失利，她也經歷過，有教訓，有經驗，對年輕隊員有說服力。
1點鐘集合，上車去福岡體育館。
打保加利亞隊，儘管我們做了那麽多工作，隊員們還是非常緊張，我真的很少看到我們的隊員在場上緊張到喘不過氣的程度。我理解她們。第一局，雙方咬得很緊，我們的隊員還是有急躁情緒，很想把球一下子拿過來，但人傢保加利亞隊也想贏啊，她們想躋身八強，所以，這場球可謂“魚死網破”，雙方一分一分地打，一分一分地追，保加利亞隊的3號奇托娃的左手高點強攻很有威力，亞文在場上組織有效的攔網，使保加利亞隊的進攻屢屢受阻。第一局是關鍵的一局，兩個隊反復爭奪，一直打到12平，始終是交替上升。整個體育館像凝固了一樣。賴亞文在場上一直鼓勵隊員要放開打，每個球都由她指揮，保證每一個攻擊點都有重兵防守，有效地扼製了對方高大球員的進攻，顯示了一個老隊員的大將風度，好不容易地挺下來了，把第一局打成15∶12。在打到140∶12的時候，還出現了一個戲劇性場面，我們的孫王月扣球，對方8號歐佐諾娃眼看撲救不及，急中生智，用腳把球踢過網，這是國際排聯改變規則，允許用腳踢球以後，在世界錦標賽上的第一個“腳球”。
第二、第三局，我們的快攻成功率很高，打出了時間差、交叉掩護等漂亮的配合，吳詠梅的短平快常常一球打死，發揮出色。我們以快製高，使保加利亞隊很難在拿到發球權後得分，而她們隊員的情緒也明顯地鬆懈，就像我們分析的那樣，我們把她們的進攻治住了，看我們打得這樣好，這樣團结，她們的士氣便不由得退卻。
在第二、第三局，邱愛華的跳發球也連連得分，來日本以後，衹有在這場比賽中，邱愛華勇敢地采用跳發要領，也說明我們的隊員已經把想贏怕輸的包袱甩給了對手。我們打保加利亞隊的這場球，大傢一致認為，比打古巴隊、打韓國隊要發揮得好，最後，我們又以15：8、15：2連勝兩局。
而在另一個賽場，韓國隊以0：3敗給意大利隊，古巴隊以3：0勝剋羅地亞隊。這樣，世界錦標賽在福岡的小組復賽有了結果：古巴隊、中國隊、意大利隊、剋羅地亞隊依次為小組前四名。在名古屋的另一組，俄羅斯隊3：0勝荷蘭隊，巴西隊3：0勝秘魯隊。
參加决賽的四個隊分別是古巴、俄羅斯、巴西和我們中國女排。
中保比賽結束後回到賓館，我立刻關上門想好好地睡一會兒。
總算可以安定地休息一下，總算可以挪出一點心思想一想浪浪。一到比賽，我心裏真的衹有排球，別的什麽都裝不了，我這個做媽媽的，稱職嗎？我不知道，浪浪長大以後是否會瞭解、理解我的所作所為。
回來執教第一年，我把浪浪帶回北京，送她進一所雙語幼兒園學中文，那時，她三歲多，卻說不了幾句中國話，進那個幼兒園，上一堂課45分鐘，浪浪哪坐得住？美國的幼兒園很自由，傢長都可以陪在那兒。所以，課上到一半，老師放浪浪出去溜一圈。有一天從幼兒園回來，我聽浪浪嘴裏在哼哼，我問她：“浪浪，今天學歌了？”她說：“對啊，學你們的國歌，阿姨說，要嚮你媽媽學習，要愛國，你媽媽多愛國。”我聽了好氣又好笑，還給你來一句“你們的國歌”。但我很希望浪浪長大後能瞭解中國，瞭解了中國，她才能瞭解我。
躺在床上想想女兒，心情真好。
我這20年，一直都在和“成與敗”打交道，對成敗的感受尤為深刻，我覺得，决定成敗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對成敗的思想認識，二是承受成敗的心理素質。尤其這次世界錦標賽，真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是一種強烈的刺激，沒有堅強的神經，很難挺得過來。
我們打的是人類精神
搞體育，好像天天就在考慮“成敗”這兩個字。為我的成敗，不僅我傢裏人要為我擔驚、受刺激，這麽多球迷和觀衆給我寫那麽多信，通篇談的還是“成”與“敗”，所有的熟人朋友見了我，首先不是問你生活怎麽樣、身體好不好？第一句話就是：啊呀，最近不錯，又贏啦！要不就是：什麽時候贏古巴隊、拿冠軍？而報刊雜志似乎有個統一的語調：郎平，你何時再創輝煌？！
一聽到這樣的問候，我腦子就暈了，特別是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也許是接受了一些美國文化的影響，我對成敗勝負，心裏沒有太大壓力，因為，美國人的觀念是，衹要你盡全力、做最好的嘗試就行，然後，或成或敗，該是什麽是什麽，因為，成敗的因素很多，有如何看待的問題，還有如何駕馭的問題。但在中國，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概念、一種追求：必須得勝、必須拿冠軍、必須戰無不勝———我強加給自己的也衹有這一種選擇———那時候，我的生活中衹有排球，球弄不好，生活就沒有光彩，也就沒有意義了，所以，精神壓力特別大，一輸球，腦海裏就冒出一個很嚴重的問號：怎麽嚮全國人民交代？！到美國以後，我和勞爾也經常談論在兩個國傢打球我們各自不同的體驗，我也問勞爾她在美國隊打球的時候壓力大不大？勞爾說，世界冠軍衹有一個，但生活不衹是排球，排球是我們喜歡的事業，我們應該從中得到樂趣，不應該衹感到精神負擔和壓力。勞爾還說，人的能力有大小，他扛40斤，你衹能扛30斤，30斤對於你是極限，你扛足了，你就是成功者。
在新墨西哥大學給勞爾當助理教練的時候，看勞爾指導學生打球，對我也有啓發。剛開始工作，我好像衹會對學生說一句話：“這不對，這樣做不對。”什麽都是不對，隊員都覺得奇怪，怎麽從我嘴裏說出來的都是“不對”呢。勞爾和我截然不同，她總是說：“很好，這個動作不錯，你再體會體會。”或者是：“這個呢，還不是很好，你再試一遍，你一定會更好。”這種做法有好的一面，培養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剛開始，我也不太習慣，別人誇奬我打球打得好，我總是謙虛地說：“不好，我打得不好。”人傢特不理解，反問我：“你是世界冠軍，你打得不好，誰打得好？”我啞口。在中國，你不能“說”自己最好，但必須“幹”得最好，哪怕輸一場球，有些袖手旁觀的人就受不了，比我們這些天天在球場上摸打滾爬的教練和隊員更計較輸贏和成敗。
特別是世界錦標賽中國隊輸給韓國隊一場球，有些報紙用通欄標題大聲疾呼：“中國女排危機”，批評中國女排“快”不過韓國，“強”不過歐美，“躋身四強要看別人眼色”。倒是古巴女排超級巨星路易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中國隊的前景，路易斯不加思考地回答：“我相信中國女排能打進四強。”路易斯的話不僅僅是禮節，她的預見是出於對郎平的瞭解，她們共事過。接着，賽事果然出現轉機，卻又有人寫文章稱，這是“漁人之利”，是“上帝憐惜中國女排”，好像中國女排能夠反敗為勝，完全是僥幸，是“天上掉餡餅”。他們對輸贏如此敏感，卻並沒有敏感到輸贏的真諦：上帝從不憐惜一個患得患失的人。中國女排在鹿兒島失利，儘管被“逼到懸崖”，但她們沒有動搖、沒有放棄，在危難面臨不屈不撓，仍然滿懷“求生”的信心，並為“求生”盡一切努力，這種品質的意義和價值，已經超越了輸贏。
我們能夠反敗為勝，贏得最好的結局，這對於運動員來講，更應該給予肯定和鼓勵，更值得宣揚和表揚，因為，這是一種精神———在睏難和挫折面前沒有放棄的精神。我當然理解大傢的心情，都希望中國女排能和當年的“五連冠”相比，希望女排早一天拿冠軍，我也是這麽希望的。但是，我們要實事求是，得客觀地分析中國女排隊伍的情況。不能說，拿了冠軍就是拼搏，不拿冠軍就不是拼搏。我們組隊七個月，打世界杯賽獲第三，接着，我們又在奧運會上拿第二，這些成績雖然沒有達到大傢所期望的“第一”，但這樣的成績也是天天拼出來的，是我們這些隊員的血汗，她們每一天都在作最大的努力，在漳州夏訓，我們的隊員每天要濕透六七身衣服，我有時會想，現在都是獨生子女，誰捨得把自己的孩子整天放在球館裏這樣地練啊。全世界有130多支球隊，中國女排在世界排壇發展的這種格局中，能夠有這樣的成績，每個隊員都嘔心瀝血了，如果一定要她們一場不輸，輸了就冷嘲熱諷，這對運動員很不公平。
其實，輸贏算不了什麽，打世界大賽，畢竟不是打世界大戰，我們打的不是利益，我們打的是一種人類的精神。（完）
選自《郎平自傳》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9月出版
轉自燈火闌珊處
郎平陸星兒
失蹤的球襪
1998年11月1日我們從東京直飛鹿兒島。
鹿兒島在日本的西部，是個小島。我們下榻的旅館正對面是個“活火山”，可緊挨着山腳卻住着很多的人傢。我奇怪，這些人傢為什麽不搬走？日本的陪同人員告訴我，因為這些住戶喜歡、留戀這兒獨特的風景，就是不願離開，一旦有預報再走也不晚。
在鹿兒島是參加小組賽，我們和韓國隊、剋羅地亞隊，還有泰國隊分在一組。第一階段我們必須全勝，然後在第二階段，我們還要碰到古巴隊、意大利隊和保加利亞隊。在這樣的兩個階段，我們必須獲得前兩名，才能和另外兩組的前兩名共同進入前四名的半决賽。但從這幾年的比賽情況看，我們打古巴隊一直處於下風，幾乎沒勝過。因此，第一階段的小組賽我們非打第一不可。但分析小組賽的陣容，我們並不樂觀，剋羅地亞隊很強，他們吸收了原蘇聯隊的三名隊員，1995年我們和剋羅地亞隊打過一場，3∶2險勝，以後再也沒有交鋒，奧運會以後我們換了一些年輕隊員，這些隊員都沒打過剋羅地亞隊，心裏不是特別有底，賽前，我們的針對性訓練，更多地放在剋羅地亞隊身上，我們還把意大利隊請來，打了兩場比賽，讓我們的隊員適應一下歐洲的打法。李豔的狀態很好，我還是提醒她：“現在，很多國傢都熟悉你、研究你，你要做好最睏難的準備，技術上的，心理上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所警惕。”
再說打韓國隊，這三年我們雖然從來沒有輸過，但我還是再三強調，打韓國隊不能大意。
我的預感是有根據的。
在東京日立佐合公司訓練時，我每天都仔細地觀察隊員，發現隊員在賽前不是很興奮，我隱隱地擔心：她們是不是疲勞了？隊員們確實很辛苦，打完全國聯賽，她們沒有時間休整，直接來國傢隊報到。但在出國之前，我已經安排了相當長時間的調整訓練，隊員不應該再出現疲勞狀態。我和張蓉芳分頭找隊員聊天，瞭解她們各自的內心活動。吳詠梅說，她很有信心，還特別提到1994年世界錦標賽輸給韓國隊那場球：“我特別不理解，她們怎麽會輸給韓國隊的？”張蓉芳還有心地追問道：“吳詠梅，你覺得這次打韓國隊有多大把握？”吳詠梅說：“心很定！”張蓉芳嚮我轉述了吳詠梅的話，我心裏反而有些不安了，韓國隊的頑強是不可小看的。
打韓國隊的前一天晚上，我獨自在窗前坐了坐。
我們住在海濱，20層的樓，高高在上，拉開窗簾，海風拂面，令人心曠神怡。不一會兒，亞文進來說，打贏剋羅地亞隊，隊員們情緒很好，又有大海的景色做伴，大傢都說，但願我們自始至終都能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我的心卻放不下，不敢輕鬆，總感覺沒到愉快的時候，特別是打韓國隊，好像覺得能贏，又沒有十分的把握，很難預料會發生什麽情況，打這種球，很難受，心老提着。
不知為什麽，到了鹿兒島，老是要發生一些意外、一些差錯。
打剋羅地亞隊那天，隊員們做準備活動，我在幫他們撿球時，衹聽我的膝關節“咔嚓”一聲，當時沒太在意，馬上比賽了，精力都集中在比賽上，對別的事情都沒有感覺了。打完第一局，站起來換場地，我纔發現我的左腿直不瞭瞭，很疼很脹，但我這時候不能瘸着腿走路啊，主教練要註意形象，我硬挺着。打完比賽，我的膝關節腫得像個大饅頭，在食堂裏馬上用冰做緊急處理，田大夫把我的腿加固了，晚上睡覺，腿也彎不了，24小時以後纔慢慢能走路，外國隊員笑話我：“中國隊隊員沒傷，教練先受傷了。”打韓國隊前一天的傍晚，還有一個小小的細節也讓我稍稍地揪了揪心：吃過晚飯，我洗了雙襪子，用衣架晾在陽臺上，然後召集隊員開賽前的準備會，隊員們在會上異口同聲地說，打韓國隊有把握，打得好3∶0，打不好3∶1。我提出了和她們相反的看法，我說，我們不能按一般的情況來判斷，在大賽中，絶對不能有錯誤的判斷，哪怕一絲一毫，都會使你變主動為被動。在新聞發佈會上，韓國隊教練已經說了這樣的話：我們怕中國隊怕了三年，你怕也得打，不怕也得打，還不如放開手腳打。我要求隊員一定不能有僥幸思想。但在準備會上，我感到隊員們談得都很一般，贏了剋羅地亞隊，大傢還是鬆了點勁。開完會回到房間，我突然發現，晾在衣架上的襪子少了一隻，我四處找了找，纔看到那衹失蹤的襪子挂在陽臺的欄桿上，幾乎是衹挂住一根細細的綫，我挺敏感，心猛地收緊了一下：這衹襪子差一點從陽臺上掉下去，是不是在說明點什麽？我想，這不是迷信，我很能體會自己，這些微妙的、不為人覺察的心理變化，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一隻襪子根本不值錢，丟了就丟了，我的心為什麽會為此一動？我不由得想到，這次錦標賽我們會怎麽樣？
和韓國隊比賽的那天早晨，我起床後在陽臺上站了會兒，看到剋羅地亞隊員一個個都在海邊散步，她們昨天又輸給韓國隊，也許是時差沒倒好，她們沒有發揮出最好的狀態。這時，我聽到隔壁陽臺上何琦在對吳詠梅說：“你看你看，剋羅地亞隊昨天輸了，想不開了，在底下溜彎呢。”我隨口接一句：“希望我們不要爆冷門啊！”何琦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會的。”
但不知為什麽，突然間,我又想到昨天夜裏尋找那衹“失蹤的球襪”的情景。
“差一點掉下去的球襪”似乎真是一種預兆。
中韓賽開始了，袁偉民卻要上飛機去廣州出差，臨走前，他在辦公室看衛星轉播，前兩局中國女排輸了，袁偉民坐在辦公室裏不動了，走不瞭瞭？！有人來催了，飛機是不等人的。第三局一開始，眼看起飛的時間實在緊迫，袁偉民揣着惴惴不安的心去了機場。一下飛機，他迫不及待地打電話詢問：結果怎樣？電話那頭傳來的消息令人懊喪：中國女排2∶3輸給了韓國隊。
自我執教中國女排以來，韓國隊從來沒有贏過中國隊，但金炯實接手教鞭以後，韓國隊為打中國隊做了長期的準備，今天的比賽她們是抱着决一死戰的心情，一定要打贏中國隊。中國隊在第一局曾以13∶9的形勢領先，最後卻讓對方連追6分。第二局，中國隊又以6∶3領先，但仍然被韓國隊追成8平。12平以後，中國隊又連連失誤，以15∶17又丟一局。顯然，中國隊今天輸給韓國隊的主要原因就是失誤太多，特別在關鍵的第五局，失誤送了6分之多。中國女排教練陳忠和說，郎平帶隊以來從沒有出現過這樣高的失誤率。據說，李嵐清同志也有點坐不住了，打電話到廣州找袁偉民：給郎平打個電話吧。但是，這個電話該怎麽打，是批評還是安慰？！袁偉民為難了、猶豫了。
輸了這場球，大傢就緩不過勁了，有的隊員當場就哭。我不許隊員當着別人的面哭：你衹能贏不能輸？！當然，我們輸得實在太關鍵了。
在大食堂吃飯的時候，意大利隊主教練佛利哥尼看到我，親切地說：“放鬆點，中國隊沒有問題，我看了錄像，我真不敢相信韓國隊打得這麽好，但我不相信她們場場都能打得這麽好。”古巴隊主教練安東尼奧也拍拍我的肩膀說：“以後還有機會。”
體育不相信眼淚
我能控製自己，畢竟見過世面，經歷過很多失敗了，在公開場合，我知道該怎麽做，尤其在賽後的新聞發佈會上，還要回答記者不愉快的提問，我必須說得有理有節。那天，我先接受日本tbs電視臺采訪，到會晚了，我一進會場，有記者就問我：“郎教練，你今天輸給韓國隊心裏一定很怨？”因為在場的國際排聯的人也都認為中國隊勝韓國隊應該沒有問題。我沒有對“怨不怨”作正面回答，我說：“韓國隊是一支非常強的隊伍，而且，是一支有特點的隊伍，在上一屆的世界錦標賽上也取得很好的成績，是第四名，我們和韓國隊較量，一直不是占有絶對的優勢，而這場球是韓國隊這幾年來發揮得最好的，我們首先要祝賀她們，相比之下，我們在技戰術的運用以及思想的準備上面，都不如韓國隊那麽充分，打韓國隊我們雖然有把握，但到了關鍵時刻反而怕輸，精力沒有集中在球上，是思想問題導致了技術的發揮。相反，韓國隊有輸的準備，幹脆放開打，反而打得輕鬆。從比賽中，我們看出運動員心理的微妙變化，實力並不是絶對的，如果兩強對陣，就看臨場的處理和發揮，誰發揮得好就能取勝,以弱勝強的例子是很多的。”
新聞發佈會開到10點多，我又召集教練班子先碰頭，統一思想，我的話很踏實、很堅决：球可以輸，人不能輸，進不了前四，第五也要爭，不到最後一場球，不到最後一局球，不到最後一分球，我們决不能放棄！
連夜我們再召開全隊會議。會議的氣氛始終很沉重、很壓抑，形勢一下子變得如此嚴峻，哪個隊員的心裏不追悔莫及？吳詠梅很自責，一邊講一邊哭，她是隊裏比較強的一個副攻手，她說對方把她看得很嚴，她沒有發揮好，更主要的是，對睏難準備不夠。孫王月也一直在抹淚，認為自己沒帶領好大傢，衹有幾個新隊員說，問題在於二傳分配球不合理，聽到這樣的話，打二傳的何琦也哭了。
我先讓隊員們講，最後，我做總結，我說得比較嚴厲，我對她們說：“現在，我不要求你們考慮名次，特別在睏難的時候，要做到有難同當，團结一致。”我們已經站在懸崖邊，衹有擰成一股繩，才能防止“身落萬丈”的悲劇重演。1994年世界錦標賽是前車之鑒，那時候也是一場交叉球，也是輸給韓國隊，隊員沒有了鬥志，結果一瀉千裏。
痛苦的鹿兒島之夜
隊員們都休息了，我仍靠在陽臺的欄桿上呆呆地看着已經什麽也看不見的海，還有“活火山”，心裏像着了火，仿佛這鹿兒島上的“活火山”，真的爆發了！
給隊員們說了那麽多話，把心裏最重的話都說了，而這些話好像就是我的心、我的血。話說完了，我覺得自己也掏空了，留給自己的衹是心在痛，扭傷的膝關節還在痛。吃了兩顆救心丸，還有止痛片。我膝關節的傷是最重的，為我做手術的醫生，打開我的膝關節都嚇一跳，醫生說，我膝關節的磨損程度，已經像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儘管我的肌肉很年輕。膝關節已經動了三次手術，平時走路都得特別當心，用力稍稍不當，立刻腫起來，一瘸一拐的，像個半殘廢，心裏很痛苦。浪浪不懂事的時候，看我走路的樣子，會笑話我，那時候，她一見我高興，就會像頭小鹿似地朝我撲過來，我就緊張，怕膝蓋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現在，浪浪大了，有朋友來約我們跳舞、滑雪，她馬上會說：“我媽媽不能去，我媽媽腿疼。”我纔40歲，到了60歲怎麽辦？
這幾年常常生病，確實幹得很辛苦，最主要的是晚上睡不好。回來執教，全國人民的重托都壓在身上，隊伍的情況又不理想，工作特別費心，心纍。白天訓練，一到球場，我教練的腦子就開始轉動，還得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有個別隊員，你一不看她，她就少使點勁，你得看着她，還得點她，她練纍了，你還得想辦法調動她。尤其是封閉訓練時，一到晚上，我要帶隊員看錄像，隊員分組看，星期一是二傳，星期二是主攻，星期三是副攻，但是，我得天天陪着看，每個組都要幫她們分析。我腦子裏全是球啊，有些隊員的技術問題過不了關，我半夜裏會坐起來想問題：孫王月的攔網問題怎麽治？根據李豔的動作結構，她的扣球用什麽辦法使她有所改變？一天到晚就是這些解决不完的問題，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質量差，每天都處在朦朦朧朧的狀態中。儘管，袁指導對我說，他當教練時也纍，但一關燈必須睡覺，命令自己不再想問題，抓緊休息。他能做到，我怎麽命令都不行，做夢還在想，夢裏都是球。我對袁指導說：“你的承受力還是比我強，看來，我做不了教練，我心事太重，哪個隊員技術長進不大，或者，哪個隊員情緒不好，我都會苦惱，特別苦惱。”
長期積勞，體質便明顯下降，經常發高燒，血壓低，脖子一動就頭暈惡心。一個人躺在宿舍裏，我感到難受、無助。我的宿舍不朝陽面，開着窗也黑乎乎的，房間年久失修，屋角的墻皮斑斑駁駁地往下掉，平時忙，不註意這些，一生病，情緒低落，我想得很多：回來的生活條件這樣差，生了病，也沒有相愛的人來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兒在身邊叫我一聲媽媽。我什麽也沒有。再往遠裏想想，身體垮了，以後回美國，沒有能力撫養女兒，女兒衹能跟着她爸，我真的什麽都沒有了，落到這一步，我該怎麽辦？看看周圍的人，譬如我姐姐朗洪，人傢也不幹什麽大事業，平平穩穩地過日子，該過節過節，該下班就下班，下班到傢，有丈夫、有女兒，老少一起生活，心寬體胖，多好。可我呢，丈夫沒有了，女兒也不在身邊，我和周圍的人形成了那樣大的反差，這使我心裏的渴望格外強烈，渴望健康，渴望家庭，渴望愛情，那是最美滿不過的了，哪怕做個家庭婦女，有健康，有家庭，就是幸福。可是，我這個郎平有什麽？雖然有不少人羨慕我：郎平，你一個女人，要去世界上拿冠軍、拿亞軍，多麽偉大。我偉大在哪裏？我就是肯付出罷了，把自己統統貢獻出來，如果1995年不回來，說不定我又成傢了，和別人一樣地過日子，儘管普普通通，但生活實實在在。
當然，身體好了，這些在生病時比較灰調的想法便煙消雲散。儘管身體常常出問題，但這個事業沒幹完，我不會倒下，我挺堅強，病一好，又忙碌起來，隊裏的工作又斤斤計較，一點都不肯馬虎。
“特別倔強、特別認真，郎平從小就這樣。”郎洪評價郎平，自有姐姐的角度，“我就挺能認錯的，郎平不這樣，她要是認為自己沒錯，死活不承認。她做事又特別認真，不管幹什麽，幹了就一定要幹好。我們倆小時候往相册上粘相角，掙零花錢，一大盒纔給一角六，我們倆晚上偷偷地粘，不敢讓我媽知道。我幹活比較糙，郎平看我粘得不好，一個個都給挑了出來：你這不行！我說，一兩個沒粘好怕什麽，那麽多呢，誰還給你一個個檢查？她不幹，非讓我返工，她自己就粘得特別認真。”
太認真，一絲不苟，郎平纔“心纍”。談到郎平的“纍”，性格穩實的郎洪，神情便憂鬱起來。“事情一多，你看她老心事重重的，跟她說話，她似聽非聽。衹有打完比賽，她才高興，去商店買這個、買那個，俏皮話也多了。”
郎平心纍，還因為她對人對事太細緻，無論打球、執教，無論做母親、做妻子、做女兒，擔當任何一個角色，她都不肯粗糙，不肯將就，總想盡力做得完美、完善。但是再完善、再完美，也難以保證打球不輸、感情不敗。
人的感情是一部歷史
打完亞特蘭大奧運會，又拼了整整兩年，本想，這次世界錦標賽打進前四，我真的可以告別球場，沒想到，這個“別”，還沒那麽好告。可是，我的身體，我的心理，還能不能繼續支撐下去？打預賽就障礙重重，後面還有古巴隊，還有俄羅斯隊，還有巴西隊，強隊林立，還會出現怎樣的險情？
軟軟地倚着欄桿，我突然感到一陣很無助的孤獨，好像從山頂滾落到深深的峽𠔌，聳立四周的是懸崖、是峭壁，沒有人知道我，沒有人來拉我，我衹能靠自己一步步地往上爬，我覺得渾身軟弱無力，心跳、心慌。以前，這樣的心跳、心慌，往往是在半夜裏做夢突然醒來的時候，腦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在哪裏？身邊沒有人，無依無靠，像在一座大山裏，很冷，很空，心，沒着沒落的，仿佛迷失了，很可怕。這樣的空白停留幾分鐘，意識纔會蘇醒。但這會兒的“空白感”分明不是夢，我很清醒，是醒着的孤獨。面對這樣殘酷的事實，就像面對這夜色茫茫的大海，無言無語，沒有人能對我說點什麽。
“鐵榔頭”從回國的那天起，便是孤軍奮戰，她身後的那個傢，像經歷了地震搖晃後的房子垮塌了。對於生活中發生的這一場“地震”，郎平精練地概括了她的想法：“我也不願意走這一步，想了很久。我最看重的是心情，生活在一個家庭裏，不能兩方面都沒有，物質上沒有，精神上也沒有，你會覺得很貧窮，任何人都不應該這樣生活。”正因為郎平太重感情，所以，她纔有理性的决定。
有幾天，從早到晚都在聊，不免會聊到傢、婚姻、愛情，這是個永恆的話題，也是個沉重的話題。郎平說着、說着，便不由得嘆氣。可以想象，這“話題”裏有不少“荊棘”，觸到了她心底最深的痛楚。但她還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理智，她不想更多地談論感情生活中那些是是非非的往事，更不想涉獵別人，埋怨什麽、指責什麽。生活是一部歷史。她衹想接受“婚姻失敗”的事實。
我回國執教，大傢都把註意力放在女排身上，我不願意讓大傢對我的個人生活評頭論足。對生活的這種結局，我自己已經很痛苦，對方也痛苦，我不能因為我是名人而讓女兒的父親也跟着被傳媒說東道西，這會傷害我，也會傷害他，傷害他的傢人。所以，這些年，有關我的生活問題，我沒有接受任何一個記者的采訪，我不想談離婚的事，這會讓我分心，我回來是帶女排打球，不是來製造新聞寫我、炒我，這一點，我很清醒，特別小心，我也不和國內的朋友談我離婚的事，再好的朋友也有朋友，一傳十、十傳百，根本沒這個必要。我在傢裏都很少說我自己的事，我母親很心疼我，我不想再給她增加壓力和痛苦。當然，我給傢裏人說說，我自己宣泄了，輕鬆了，但老人沒工作，整天會琢磨，我等於把痛苦轉嫁給母親了，我不能這樣。
可郎平的生活問題仍有一些小報小刊把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拿來大做文章。一位76歲的老球迷用長者的關心給郎平寫信，他說，他在《體育天地》雜志上讀到一篇題為“郎平：情感糾纏何時了？”的文章，“纔得知你面臨離婚的痛苦，作為一名超級老女排迷，我深表同情。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親愛的郎平同志，不要悲傷，不要灰心，你是堅強的，好樣的，相信你會處理好感情問題，戰勝自我……”
讀到球迷寫來這樣的信，不知為什麽，郎平會感到更深的無奈、更重的煩惱。
1999年年初，深圳舉行“風雲際會話當年”的老女排隊員聚會，說好每個老隊員都帶上丈夫和孩子———這是老女排隊員離開球場後最活生生的內容。
坐在臺下，聽老女排隊員一個接一個數說他們的家庭、她們的幸福，袁偉民的愛人鄭滬英有點坐不住了，她低下頭，不敢正視站在臺上的郎平，此時此刻她是什麽心情？曾經，郎平也有過燕爾之樂的幸福：新婚那天，他們一起去西山放風箏，像兩個大孩子一樣地玩耍，着實讓人羨慕。每次比賽歸來，他去機場接她，兩人坐在大巴士的最後一排“嘀嘀咕咕”悄悄話說一路，記者們想采訪也插不上話……但郎平不再回憶。今天的郎平獨自站在隊伍的末尾，別的老女排隊員都是團團圓圓的景象，如果節目主持人走到郎平面前提問，她該怎樣訴說她的家庭？女兒在美國讀書，是一年級的小學生了，她不能飛來中國參加母親的聚會，除此以外，她無法再說什麽了。但郎平的表情，一臉坦然。
我的美國朋友
我不是鐵人、“女強人”，太痛苦的時候，我會關着門給我的美國朋友打電話、寫信，有時我會在電話裏哭。我沒有想到，感情的糾紛會讓我感到這樣痛苦難忍。年輕的時候很天真，一聽父母叨叨說：“不要着急結婚成傢，你現在很簡單，不明白，這是終身大事，找不好要後悔一輩子！”那時候，我特煩聽這樣的說教，我心想，結婚還有什麽難的，我世界冠軍都拿了，什麽樣的苦沒吃過，那種訓練的苦，苦到殘酷，我都不敢回憶，但我挺過來了，所以，我自以為，我在生活中肯定是個強者，能有什麽問題剋服不了？現在回想父母的話，還真是這樣，我不是剋服不了自己的問題，而是無法讓對方按照你的意願為人處事，那種精神和觀念的差異以及對生活不同的追求，不像物質的東西好解决。不過，我不後悔，畢竟愛過，也幸福過，衹是，要把愛和幸福變成永久的事，太難了。這種“難”，讓你束手無策、進退兩難，有時真的很絶望。勞爾告訴我，她離婚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感受。勞爾的前夫約翰，我很熟悉，他是個工作狂，愛排球愛得不得了，寫有關排球的理論著作，每天寫到半夜兩三點，一早又接着寫，叫他吃飯，如果有電話談工作，他一談四五十分鐘，勞爾一個人也沒情緒吃飯了，一到周末，兩個人出去玩玩吧，約翰又出去講課。約翰對人一腔熱情，誰有睏難，衹要來個電話，他立刻開車去援助，他這樣的，做朋友特別好，但不能做丈夫，中國有句俗話：胳膊肘往外拐。所以，作為妻子，勞爾就覺得很不滿足，她覺得家庭沒樂趣，享受不到生活。現在，勞爾又結婚了，戴維是個建築設計師，還帶着兩個孩子和勞爾一起生活，他很會生活，一下班就回傢，勞爾做飯，他總在廚房裏幫忙，晚上，他們和孩子一起休息、娛樂，周末，勞爾帶隊去比賽，他也陪着一塊兒去，最近，他們又一起去夏威夷度假了，勞爾感到很幸福。
但我一開始並不理解勞爾，約翰人那麽好，為什麽離婚？現在我明白，婚姻的成與敗，不是好與壞的衝突，也不是黑與白的反差。我們中國人愛用一個“緣”字來一概而論，我對“緣”的理解，是這樣一句成語：氣味相投，是冥冥中的默契。
人格更有價值
告別鹿兒島。
第二天一早我們飛福岡打復賽。
在離開鹿兒島的機場上，我看到韓國隊教練金炯實喜形於色。當然，我很理解他的興奮，這麽多年被中國隊壓着，好不容易有個出頭的日子了。亞洲的三支強隊，中國隊、日本隊、韓國隊，都有一個心照不宣的目標，要在亞洲做“老大”，所以，韓國隊贏了我們這場球，有一種終於浮出水面喘口氣的感覺，而且，中國隊給了她們這個機會，她們後面的球再好好發揮，有可能打進前四的，所以，她們便忍不住地喜出望外。一起去福岡的幾支隊伍，中韓兩隊，氣氛是個鮮明的對比，韓國隊員們那個高興啊，大聲說笑，好像是故意笑給我們看的，韓國隊的教練也咧着嘴，笑容滿面地在我面前走過來、走過去，一直到上飛機，金炯實還是不停地走來走去，一會兒跟這個隊員說說，一會兒又跟那個隊員說說，最後，他在我前面的一個座位上坐下，我看他的臉部表情一直在美啊。而且，我們輸給韓國隊後，國際排聯的一些官員也流露出幸災樂禍的態度。我心裏很不是滋味，很刺激，我反復對自己說：就是要給中國人爭氣啊！我也要求我的隊員們：不許因為輸球就低着頭走路。輸了就什麽都不是，贏了就看不起人，就是小人之見，我們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志氣和風度，勝不驕，敗不餒。
到福岡的第一場球是中國隊和意大利隊對陣。中國隊打得很好，3∶0很順利地贏了意大利隊。這是在輸給韓國隊的一天之後，女排隊員能夠這樣快地擺脫輸球的陰影，恢復臨戰狀態，這使郎平感到滿意。意大利隊的教練更有意思，在賽後的新聞發佈會上，有記者問他：“你們今天這麽快就輸給了中國隊，你是什麽感覺？”這位意大利隊教練聳聳肩，對自己隊伍的不良表現卻幽默了一下：“今天和中國隊的比賽，我們意大利隊是在打保齡球。”在場的有些記者一下子沒反應過來，他緊接着又解釋道：“保齡球不是有一個個木頭瓶子麽，光站在那兒一個個地挨打。”記者們都笑了。意大利隊教練的比喻很生動、很形象，在整個比賽中，他確實把他的12個隊員統統都換上場打了一遍，還是沒打好。
打完意大利隊的第二天，就是中古之戰。
幾乎所有的人，對中國隊勝古巴隊不抱希望，兩隊的實力畢竟懸殊，這是現實。
對中國隊而言，轉機的唯一性就是戰勝古巴隊。
有人悄悄地嚮我建議：你和古巴隊教練關係很好，能不能通融一下，讓我們一下，預賽以來，古巴隊衹輸給保加利亞隊一局，這絲毫不妨礙她們什麽。
我和古巴隊的兩位白人教練歐亨尼奧、安東尼奧的確有很多交往，他倆都是西班牙人。歐亨尼奧在古巴隊執教三十多年，打完1996年奧運會，拿到了“五連冠”他纔退役。安東尼奧從1968年起就是古巴隊教練班子的成員，一直給歐亨尼奧當助教，也有30年的教齡了。安東尼奧笑起來慈眉善目，矮個子、大額頭，一個挺有趣的男人，從表面看他比較懶散，老背個腰包晃晃悠悠，跟八佰伴世界明星隊來中國比賽，安東尼奧經常逛自由市場，什麽都買，他的隊員好像也都非常隨意、自在。在八佰伴他是我的助教，負責技術分析，有一場球我們對日本隊，安東尼奧把日本隊的錄像全部找來，把輪次、打法放給隊員看。我感覺，古巴隊的教練方法，和我們的基本相同，她們不僅在身材和身體素質上有實力，在技術上也抓得比較細緻，不像外表大大咧咧、無所謂的樣子。安東尼奧被任命為古巴隊主教練後，率領古巴女排進行環球熱身賽，一年有九個月在國外訓練、比賽，這樣也可以節約經費，古巴比較窮。安東尼奧每次見我，總是流露出疲倦的樣子，會情不自禁地說：“我很想念我的太太，想念我的孩子們。”他有三個孩子，最小的兒子13歲。我也問他：“你成年纍月在外面工作，而且，你在國傢隊都30年了，你是怎麽過來的？”他說：“沒有辦法，為了生存，為了能掙到這些錢，我有三個孩子要撫養，如果我有錢，我也不願意在外漂泊。”古巴女排在古巴影響很大，能在古巴女排工作，他們也認為是光榮，工資比較高，待遇也比較好。古巴是社會主義國傢，有不少東西和我們比較相像，在每一次賽前賽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古巴隊教練的發言比較謹慎、謙虛，但他們又很自信。安東尼奧在場上的風度，我也比較欣賞，他不大喊大叫，不到特別危急的時候，他不輕易叫暫停。他也有緊張的時候，一緊張，他愛晃腿，翹着二郎腿，晃晃晃，實在沒轍的時候，他兩條腿又放平，身體往前探，胳膊支在膝蓋上，一聳肩，做個很無奈的動作，尤其在關鍵球的處理上，古巴隊員容易急躁，出現了不應該出現的失誤，安東尼奧會表示遺憾，但從不流露着急的神情，比較瀟灑。
他對我們中國隊瞭解得很細，我們的弱點他們抓得很準，顯然，他們對我們做了很多研究。同樣，他安東尼奧手裏的幾個老隊員什麽時候會換上場，用什麽辦法對付我們，習慣用什麽樣的戰術，在哪一個位置攻擊得比較多，我心裏也很清楚。在賽場，我們確實是“敵對雙方”，互相知己知彼，但在比賽之餘，我們是朋友，是很好的朋友，安東尼奧告訴我，他傢裏種了很多香蕉，還會自己釀酒，每次打世界大賽我們見面，他都會帶一瓶他傢自己釀的紅葡萄酒送我，這酒非常好喝，他還把他傢裏的電話、地址抄給我，邀請我去古巴玩，他說：“我們古巴有綺麗的風景和優美的海岸綫。”從他的語氣裏我能聽出，這個西班牙人已經在古巴深深地紮根了。
世界排壇是個戰場，也是個家庭，作戰有規則，而這個“大家庭”更要有傢風、有傢規。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我都不會接受這個建議，讓，就是摻假。打不好，我承擔責任。好漢做事好漢當。
儘管，這是好心，但至少不是個好的建議。我對提建議的朋友說：“謝謝你體諒我的處境，可我的脾氣你也知道，我不可能衹是為一塊奬牌去做喪失我人格的事，這好比在戰場上打不過人傢，去嚮人傢求饒，我怎麽可能張口去說這樣丟臉的話？要輸，也要輸出個人樣，我哪怕犧牲了，也不能跪在那裏死，也得昂首挺胸地站在那裏。”
我剛進國傢隊的時候，聽老隊員張蓉芳、曹慧英、楊希她們講過這樣一件事，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那是1977年打世界杯的時候，由於日本隊穩獲世界冠軍，她們就讓給韓國隊一局，這樣算小分，韓國隊就比中國隊多一局球，韓國隊獲得第三名，得銅牌，中國隊是第四，而前三名的球隊站在領奬臺上，得第四名的中國隊站在下面，人傢發奬的時候，站在下面的隊員還得拿着黃手絹使勁揮舞。這件事，對老女排的隊員刺激很大，她們覺得不公平，一是裁判不公，二是利用隊與隊的關係搞貓膩。由此，也激發了中國隊要奮發圖強，自己強大了，就不用擔心人傢讓不讓的了。
中古賽結束後的新聞發佈會上，外國記者問道：“你們中國隊又輸給了古巴隊，郎平小姐，請問，你認為中國隊還有沒有進入四強的可能性？”郎平很平靜地回答：“按正常情況，希望比較渺茫了。”
我不能天天坐在榮譽上
輸了球，親朋好友們都為我擔憂，卻無法分擔我內心的痛苦。心好像在收縮，變成又緊又硬的一小團，但是，我腦子很清醒：必須面對現實，而且，衹有獨自地面對，獨自地把握自己，這樣的時候，誰也幫不了你，誰也無法左右你！
這種“獨自面對”“獨自把握”的感覺，有點悲壯。
我想到了當年離開中國女排冠軍隊伍時的情景。
那是1986年打完世界錦標賽，我要正式退役了，要從“世界冠軍”的高峰走下來。
人不可能永遠生活在高峰上。我先去北師大學英語，半年後，有個機會，美國舊金山華僑建立了“新中國教育基金會”，我作為享受這個基金會所提供奬學金的第一個留學生，算公派自費去美國留學，為期兩年，為我做經濟擔保的是生活在洛杉磯的一個華裔，她叫何吉，是臺灣人，但在美國長大。認識何吉是1984年，我們去美國參加洛杉磯奧運會，中國女排拿了冠軍，洛杉磯的華人為我們舉行慶功會，我和何吉坐一桌，何吉自我介紹說她和她先生都是球迷，喜歡中國女排，她讓我叫她何姐，她待人很親。以後，我們常有信件往來，過年過節互相問個好。聽說我想去美國留學，何姐願意為我擔保：這很簡單，毫無問題。後來，去美國領事館辦簽證，那些官員都認出我了，還對我說：“很遺憾，我們美國隊輸給你們了。”這些官員挺有意思，他們還問我，為什麽辦自費公派的簽證？他們可以給我沒有政府行為的簽證，這樣，我在美國就可以合理地打工掙學費。但那個時候，我想法很單純，我要遵守紀律，我和單位說好算公派，我不能擅自更改。可是，當我們到了美國，我纔體會到，拿公派自費的簽證，生活有多難，因為不能工作，經濟沒有來源，而出國時，我們身邊僅有幾百美元。那時剛結婚，操辦婚事花了一些錢，然後，把所有積蓄的存款都換成美元，所謂“全部存款”也就是三四百美元。走的時候，傢裏的東西原封不動，我衹想出去一兩年，學學語言、開開眼界。另外一個原因是，在中國女排這些年，打了“五連冠”，得到很多的榮譽，郵票、首日封，甚至一些筆記本、日記簿，都印上了我們的形象，人們對女排隊員幾乎是傢喻戶曉，走到哪兒，很引人註目，觀衆、球迷都特別熱情，叫你，圍住你，簽字，照相，至少要嚮你行個註目禮。（十三）
當運動員的時候，反正天天關在球館裏還不覺得不方便，但退下來了，你卻不能像普通人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別人註意，身不由己，連上個街買東西，都受拘束，放不開。有一次，我和他想去看電影，又生怕被別人註意，買了票，故意遲到幾分鐘，等黑燈了，開演了，我們纔找到位子坐下，沒想到剛坐下，也許是我們倆的個子太高，還是被幾個觀衆發現了，“郎平，郎平”地叫起來，這一叫，整個劇場都不安寧了，我一看情況不妙，趕緊撤。
對於郎平的“撤”，不少人感到惋惜。不是可以到體校、體委做些領導工作嗎，打世界冠軍的經歷和經驗，是多麽寶貴的財富。據說，有關方面也提議，安排郎平到北京體委做領導工作。
我不願意當官
有過一次很深刻的教訓，我耿耿於懷，發誓不當官。
那年，我們在湖南的郴州訓練，那時的訓練基地條件很差，是那種竹棚子，透風的，鼕天很冷。我們的領隊是湖南郴州人，所以，把我們介紹到郴州訓練。一個星期天我在傢休息，郴州基地的主任來敲門，他對我說領隊讓我跟他去一趟國傢經委。那個時候的我，很單純，很積極，心想，是領導安排的事情我總得去做，這是政治任務啊。到了那兒，我纔知道，這個基地主任是嚮國傢經委要錢，說是建設訓練基地。我也幫着說話呀，因為那兒的訓練條件確實太差，我認為國傢應該考慮改善我們的訓練條件，讓我們繼續為國傢爭光。也許，我說話管點用，當時，我們女排很紅啊，我們合理的要求，上面果然給予考慮，很快就撥了錢。但是，我後來纔知道，這筆款到位以後，他們並沒有馬上用來建設訓練基地，有人把這情況告到紀律檢察委員會，中紀委又反饋給國傢體委，還提到了我，說是郎平去要的錢。體委要我寫檢查。我長那麽大，從來沒犯過這麽嚴重的“錯誤”，要說清楚、寫檢查之類的。可是，我錯哪兒了，我寫什麽檢查？首先，是隊裏的領導安排我去的，其次，我就知道他們要錢是為了建設訓練基地，這本身是一件好事，我纔幫着說話的。至於，他們拿了錢用在什麽地方，怎麽用的，這不是我的事，我根本不瞭解情況。要我寫檢查，沒道理的。可是，領隊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他說，他沒說讓我去。難道，我是個“傻子”，領導沒說讓我去，我就跟着一個不相幹的什麽主任去國傢經委要錢？
我衹好找袁指導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說了，但那時候，領隊是黨的代表，黨領導一切，袁指導能說什麽？我情緒很壞，因為，體委的批評很嚴厲的：郎平，你要謙虛謹慎，你拿了世界冠軍，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處要錢？！給我扣那麽大的一個帽子，我怎麽受得了？但我就是不寫檢查，實事求是地寫了個情況匯報，我說，我沒錯，你們怎麽處理都可以。我把這份東西交上去以後，上面再也沒追究。
可這個事件的陰影在我心裏好像再也抹不去。有些人是這樣當官的。當了官還得順着別人說話，不管這是不是你的思想，上面說什麽，你就得說什麽。我當不了這樣的官，我沒這個“修養”，我心太軟，老同情人，這不是當官的料。我希望自己能學點實在的、科學的、真正有用的東西。所以，到美國，我選學了體育管理。
我是1987年4月離開北京的。
我想開始另一種生活：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美國畢竟是另外一個世界，沒有多少人知道“女排精神”。但是，對於我的出國，對於我的這一選擇，有人卻在感情上難以接受，他們總覺得，“女排”是中國的象徵，而我的名字，即使從女排的隊伍中撤下來，也不應該從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中消失，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應該加入這股“出國潮”。也有人輓留我：“你是世界冠軍，你是有功之臣，國傢不會虧待你的。”
我覺得自己似乎被誤解了，我不是怕“虧待”，我就是覺得，國傢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夠再躺在“冠軍”的奬狀、奬杯上吃一輩子老本，我不能天天坐在榮譽上，你今後還要不要生活了，人是活生生的，我還得去幹，想幹，就得拋開過去，“世界冠軍”衹說明我的過去，而一旦從女排的隊伍中退下來，我什麽都不是，我得重新學習本領，我得重新開始生活，必須把自己看成“一無所有”，我前面的路是“零”，一切從頭開始，一步一步地再開闢一條新路。
美國給我的第一個觸動是，我發現自己真是“一無所知”，也可以說“一無所有”。
我14歲開始進體校過集體生活，吃的、住的都不用自己操心，都是國傢供給，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自己都不花錢，國傢什麽都管，我都被管慣了，到哪兒買機票、怎麽買機票，根本不知道，別看我走了那麽多國傢、那麽多城市，一切都有人安排好的。
一開始，我住在洛杉磯何吉傢，讀書的學校在洛杉磯附近，在學校裏正好碰到演《廬山戀》的張瑜，我們一起上學，周末一起玩，好像還過得去，主要是換了一個全新的生活環境，有新鮮感。雖然，我來過美國很多次，但都是打比賽，從機場到旅館、從旅館到賽場，就是沿路看看風景，對美國的歷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等，一概不瞭解，而出來留學，可以安定下來、深入下去，讓我見識很多東西。譬如，一到美國，看別人使用信用卡，不用進銀行就能取錢，還有寫支票的，我很驚訝，遺憾的是，我不能工作，沒人給我支票和信用卡，不能親自體驗擁有“支票”的感覺。
剛到洛杉磯的時候，我穿的裙子和套裝，都是奧運會代表團統一的製服，何吉拿出500美元帶我去買衣服，進商店一看，很普通的一套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相當於國內好幾個月的工資，我怎麽也買不下手，再說，花人傢的錢，我心裏更不是滋味。有時上完課，閑下來看看電視，看着看着突然心慌，好像沒地方着落，懸在半空中。那時，也有幾個學校請我做教練，我不能接受，因為國傢給的是公派簽證，規定我不能工作，不工作就意味着老得把何吉傢當作公傢食堂，我吃飽了肚子，吃餓了心。這種感覺，以前從來沒有體驗過，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什麽國傢隊、世界冠軍，都是最高的地位，現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層，還得靠人傢藉我汽車、給我買衣服，我所有的優勢一時都沒有了，心裏很難平衡。但我慢慢地想通了，我來美國學習，就是要掌握自己過去沒有的東西，美國的“好”，是人傢一點點奮鬥出來的，我也要開始新的奮鬥。
調整好心態，我輕裝上陣，决定離開華人比較集中的洛杉磯，去美國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雖說，洛杉磯有何吉等華人朋友，一些愛國的老華僑都知道中國女排的事跡，都熱心地願意幫助我，還經常為我舉行“派對”。但我一方面很感激他們的關照，心裏卻清醒，我不是小雞，不能躲在別人的翅膀下找食，再說，老是讓華僑們照顧着，這樣的氛圍，同國內生活沒有本質區別。而且，加州華人多，大傢在一起說的還是中國話，對學習語言不利。我來美國不為鍍金，我需要真切的感受、紮實的學習，首先就要過好語言關。
在十個夏令營裏做教練
我讀書的新墨西哥大學在阿伯剋基市，這是個大學城。要在阿伯剋基找工作比較睏難，因為這裏主要是學校，他們選擇人才的條件相對苛刻。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我怎麽去新墨西哥州學習、工作？我衹是選擇一個美國朋友比較多的地方，有照應、有溝通，這對於學習語言、瞭解美國都有幫助。再說，我希望過一段清靜的生活，這個地方比較僻靜，人與人也比較親近。
郎平的美國朋友勞爾就在新墨西哥大學執教大學女子排球隊。郎平是勞爾的助理教練，而學校給郎平的待遇是，她可以免費讀書。
移居新墨西哥州，郎平纔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留學生活。
勞爾是大學排球隊主教練，我輔助她做些場外指導。在這樣的大學排球隊，無論是做教練還是做助教，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隊員。一開始，我心裏很難接受這樣一種狀況，我心想，我是世界冠軍隊隊員，跑到這兒來哄一群幾乎不會打球的大學生，位置整個是顛倒。但我不得不說服自己：不想顛倒，回中國去，你來美國，就是找“顛倒”來的。
1987年年底，勞爾暫時要離開學校回美國隊準備奧運會，她走以後，我們和她的丈夫約翰一起生活。約翰過去也是美國男排運動員，現在的工作主要是寫一些排球方面的書，並為排協做些咨詢，約翰對電腦的使用非常熟練，他教我懂得電腦。約翰是個細心的男人，為了讓我更快地熟悉英語，他在所有物品上都貼上英語單詞，什麽電飯鍋、電冰箱、電水壺等等，連我們上厠所的那點時間也不放過，專門去買了給兒童的看圖識字的書。有一次，他給我上課，講人的器官，一邊教一邊畫，鼻子、眼睛、嘴巴，把我當幼兒園的小孩子了，他真的很有意思。
勞爾夫婦待我們像傢人一樣，但我不能老讓他們來負擔我們的生活，我必須獨立、自給。那年夏天，我參加了美國的排球夏令營，我去教孩子們打排球，對我這樣一位世界級的運動員，他們比較尊重，支付的工資也相對高一些。整個夏天，有十周時間，我在十個夏令營做教練，從美國最東部的紐約一直做到美國最西部的舊金山。這個夏天很辛苦，來參加排球夏令營的這些孩子，純粹是為了玩，從早到晚都得陪着他們、哄着他們。
孩子們也沒有睡午覺的習慣，吃了飯接着玩，一直玩到晚上10點，一會兒給這個講，一會兒給那個講，當時，我語言還不過關，要表達點什麽特別費勁，很傷腦筋。這些美國孩子都很自信，教他們打球，都搶着做示範，都覺得自己能示範得最好，表演欲極強，沒有一點自卑感，玩起來很投入，很有趣。孩子們問我一些當運動員的體會，我也講講我當年的訓練生活，他們不可理解：怎麽可以這樣苦？！
每次夏令營結束，夏令營的組織者都要讓大傢聚一聚，而所謂的“聚”，每個人自己出錢，一塊兒去附近的餐館吃一頓飯。這樣吃一頓，相當於我們在北京的一個月工資，我心裏很捨不得，有時就找藉口推托。
初到美國，郎平的確很窮，白天讀書時的那頓午飯，她不捨得去學校食堂或麥當勞吃一份快餐，她自己做三明治帶飯，去超市買點沙拉醬、洋白菜、西紅柿、火腿，再買兩疊面包一夾，這樣，花五六個美元，一頓快餐的錢，他們倆可以吃一個星期。但吃到後來，見三明治她就想吐。
第一次回國，和女排老隊員一起去哈爾濱市打一場表演賽，她的那些老隊友，大都是處長、主任級幹部，郎平還是個窮學生，她玩笑地稱自己是“國際農民”。不過，這個“國際農民”不僅以560分的托福成績通過了語言關，而且，經過嚴格的考試成為新墨西哥大學體育管理專業的研究生。1989年9月，她去意大利甲a排球俱樂部摩德納隊打主力，她是意大利排壇第一個中國隊員，又是第一個以世界冠軍隊員的資格去那裏打球的運動員，用她自己的話說：“我必須勤工儉學給自己掙學費，更重要的是，這對我們中國運動員的價值是一種證明。”
生平第一次為錢打球
我們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到意大利一下飛機我換上運動服就去訓練場，由於簽證的關係，我到晚了，我更得加緊訓練做彌補，畢竟拿了人傢挺高的工資，我得好好幹。一種雇傭和被雇傭感覺很明確，不是在中國，打球是為國傢爭光，“五連冠”打下來，我衹拿過一次“巨額奬金”一萬元。那時候，很了不得了，萬元戶啊！每次出國比賽，我們的零花錢是15美元，誰都不捨得花，一點點攢着，攢到一定數目，我給傢裏買了一臺彩電。（十八
所以，俱樂部老闆高薪聘用我，也讓我興奮，這樣，再回美國讀書，我們可以租一套房子，不用再麻煩勞爾了。雖然，住勞爾的房子，我們象徵性地付一點房租，衹是意思意思，花錢不多，但畢竟是別人的傢，又是美國朋友的傢，在文化上、生活習慣上畢竟有很大差異，吃飯，他們也不起油鍋，我們當然客隨主便，但總是不太適應，不像在自己傢可以很隨便，脫了鞋想扔哪兒扔哪兒。
生活不獨立，感覺便不完整。
所以，去摩德納打球，拿了人傢的錢，我得知恩圖報，要讓那個隊在意大利打出好成績。結果，第一天訓練，活動得太猛，沒控製好，再加上旅途疲勞，就把肌肉拉傷了，傷了也不好意思說，輕傷不下火綫。第二天比賽，照打不誤，我用一條半腿在那兒跳，3：0就把對方拿下來了，對方還是意大利一支挺強的隊。真的，我的技術爐火純青，不是說大話，我用一條腿都能贏她們，在中國女排，在袁指導手下，那些日日夜夜的訓練，練成的是真功夫。那時候我們出國比賽，坐飛機的時間稍微長一些，袁指導都不放過我們，讓我們到機艙後面練蹲，就是那句口號：衹爭朝夕。大強度的訓練，我們這些女排隊員個個都是“傷痕纍纍”，但我們誰都不埋怨，拿了冠軍，痛痛快快、高高興興地流一通眼淚，再苦再纍，都被成功和眼淚衝刷了，那時候，湊齊這樣一撥人，心特齊，又是那樣一種大環境，球運很好。
而意大利這些打球的女孩子，和中國的、古巴的運動員不同，她們有很大的依賴性，我一上場，她們就來勁，有主心骨了，哪怕我打得不怎麽好，她們也來勁，可是，我衹要一不上場，她們立刻沒鬥志了。而且，她們的性情非常直爽，比賽輸了，她們會沮喪到極點，幹什麽都沒心思了，打贏了就高興，一高興，恨不得把心窩都掏給你，喜怒哀樂全寫在臉上。意大利人還有個特點，如果他覺得別人確實比他強，他就沒一點爭強好勝的幹勁了，我老說她們沒出息。其實，摩德納隊衹有一個對手，意大利冠軍隊，那個隊國傢隊運動員很多，還有兩個外籍球員。所以，和這樣的意大利球員一起打球，我的作用更加顯然，一路打下來，摩德納隊的積分第一。但是，我的腿很不爭氣，賽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關節嚴重受傷，同時又崴了腳，不得不動手術，醫生關照，必須休息一個月。
我心裏又着急又難過，這樣，我等於要缺席四場球，結果，這四場球全輸了，我就要看老闆的臉色，他一見我，總是這句話：“你的膝關節怎麽樣？”而他的表情是在說：“你的膝關節怎麽還不好？”我當然理解老闆的心情，俱樂部是靠贏球纔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闆的臉色就知道是贏球了還是輸球了，他的臉像天氣預報。而且，一輸球，老闆不高興了，工資拖着不發，從10號拖到20號，你還不能催，但心裏又明白就是因為球沒打好，對於我來說，就是因為你病假不上球場。還好，我的合同上寫着，受傷了要保證治療、保證發工資，老闆就是再拖十天八天，最後還得付。可是，拿這樣的錢，心情特別復雜，我在傢養傷，心裏也急啊，拿了人傢的錢還不能上場打球，能心安理得嗎？後來，我沒等傷好利索，就咬牙上場，讓朋友從美國給我寄來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場。有一陣，軟骨碎了，小碎片就在關節裏跑，又卡在了骨縫裏，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積液，膝蓋腫得厲害，腿根本彎不了，比賽前，先讓醫生把積液抽出來，打完比賽再抽，沒辦法，多痛苦、多麻煩，我也得堅持，已經歇了一個月，很過意不去了，你拿人傢的錢，你又需要錢，幹不了也得幹，我真是賣命地打。這是一種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為錢打球。
我的膝蓋還算爭氣。1989－1990賽季的意大利杯决賽，我們摩德納隊拿了意大利杯賽的冠軍，這是摩德納隊有史以來第一次坐上冠軍的寶座，我被評為這個賽季錦標賽和意大利杯賽的最佳運動員，老闆給了奬金。當地的報紙，幾乎每個星期都有關於我的報道，他們給我的評價是：中國的馬拉多納。那個時候，馬拉多納也正好在意大利踢球。
在意大利的第二年，我本想轉隊，但摩德納隊輓留我，老闆還給我長了工資，我心軟了，我這個人比較講義氣。可是，第二年的比賽更加艱苦，這個隊幾乎靠我一個人在打，我不得不全力地打，打得過猛，第二次受傷，而且，傷得越加嚴重，醫生開出的病假是兩個月，有八場球不能打，我養傷在傢，心裏卻負疚，坐臥不寧，深感健康的重要：掙錢差不多就行了，一個人不能為錢喪失一切。我决定結束“掙學費”的打球生活，再回美國。我的簽證因為這段工作經歷，變為“工作簽證”，在美國可以辦緑卡了。
衝擊世界尖端，必須捨棄必須付出
我幹任何事情，我要作哪些犧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總覺得，搞我們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世界尖端的東西，必須得捨掉些什麽。如果，我認為親情、友情、金錢對於我很重要，我就不幹排球。我選擇幹，必須把這些全放下。我回來接手女排，放棄合同，放棄家庭，放棄女兒，放棄朋友，一定要放掉的，我想好了纔回來幹的。我知道一旦回來，又回到從前，就是排球，三點一綫：體育館———食堂———宿舍，哪兒也別想去，等於沒有生活。
這種“等於沒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歲、二十來歲的時候去經歷、去承受，似乎還不是太睏難，因為，在那個年代，大的環境是這樣，大部分人的生活也這樣單調和艱苦。但是，郎平回國執教是1995年，她在美國，已經有過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兩個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國傢訓練局，她這個主教練的宿舍和女排隊員一樣，一間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裏一張單人的、矮矮的小鐵床，國傢訓練局運動員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廠的浴室還簡陋：外間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鐵架，而裏間的淋浴設備，就是一圈水管上裝着一個個水竜頭。
郎平早有思想準備，回來就是“回到最初當運動員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兩室的房子，就是她當運動員時北京市委奬勵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場包圍着，從早到晚鬧哄哄，她的一扇防盜鐵門也防不住強盜，先後被撬了兩次。女兒從美國回來探親，母親來幫郎平帶浪浪，一老一小經常睡地鋪。1996年，勞爾來北京，去郎平傢做客，看到她住這樣的房子，一連問了好幾聲：“詹妮，你就住在這裏？就住這裏？你回來工作，國傢沒給你房子？”
1998年，郎平纔搬進新房子，房子大了許多，這是廣東麗珠藥業集團經過董事會的研究，用以小換大的方式，解决了郎平的住房問題，也聊表這個企業對中國體育事業的支持。
我剛回來，早有人提醒我、勸告我：“你已經是‘五連冠’功臣，你那麽輝煌了，再回來幹什麽，女排是這個狀況，你還不保住你自己那點名氣算了，別把那點榮譽給毀了。”這次世界錦標賽，打成現在這局面，似乎要被這些“提醒”和“勸告”說中了。
因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經歷，我已經把自己這個“世界冠軍”一腳一腳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實，身上早就沒有了“五連冠”的包袱，倒是大傢還在把“五連冠”當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沒有經歷過出國後“一文不名、一無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國，我的心態肯定也降不下來。但我擁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成熟了許多，我不會再受外界幹擾，去計較別人會怎麽看我。這次衝世界錦標賽就算不能如願，我們可以從失敗中學到東西，也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筆勾銷，我竭盡全力，也敢於嚮自我挑戰，這不也是一種成功？
輸給了古巴隊，我還是要求隊員們去認真觀看韓國隊與保加利亞隊的比賽，要準備下一場我們和保加利亞隊的對陣。我還是重申這句話：進不了前四，也要爭取第五！
但是，誰也沒料到，韓國隊與保加利亞隊的比賽出現了使所有人都咋舌的結果。橫在中國女排面前“山重水復疑無路”的疊嶂，仿佛頓時炸裂，隊員們一個個真像從地縫裏鑽了出來，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競技場上風雲莫測
我們中國女排在福岡比賽似乎總有險象環生的境遇。
我忘不了1983年11月17日，就在日本福岡舉行亞洲錦標賽决賽，福岡爆出了一條震動全日本的新聞：兩度榮獲世界冠軍的中國女排卻以0∶3敗在了日本女排手下，我們不得不把四年前親手奪來的金杯又“完璧歸趙”。最讓我記憶猶新的，是那天的頒奬儀式，日本隊主教練山田重雄穿一套黑色西裝，像一團“烏雲”，神氣地從袁指導身邊飄過，袁指導目不側視。在上臺之前，袁指導叮囑我們每一個隊員：今天誰也不能哭，這裏不是中國女排的“滑鐵盧”！我們要贏得起，也要輸得起！但是，一看到山田重雄得意地與袁指導擦肩而過，張蓉芳第一個哭了起來，很大很大的兩顆淚珠從毛毛臉上滾下來，我立刻拉拉她的衣角：“毛毛，堅強點，袁指導說過，不要……”最後一個“哭”字沒說出來，我自己也忍不住了。我心裏難過，不僅僅因為輸球，最觸動我的是山田氣袁指導的那一幕，其實，袁指導完全可以不上臺站着的，我們拿世界冠軍的兩次，袁指導都不上臺領奬，但這一次輸給日本，拿了亞洲第二，卻偏偏要安排他登臺……在賽後的各國運動員招待會上，袁指導不還是自如地應付着熱鬧的場面，我卻做不到。
一直到了東京，見到使館的人，見到一些愛國的老華僑，袁指導握着他們的手，足足沉默了五分鐘，最後纔說出一句：“我們接受教訓，回去臥薪嚐膽！”我們女排隊員這時候全都哭了，但我們的眼淚不是懦弱，不是沮喪，日本一位記者在一篇文章裏寫道：“中國女排姑娘的這種哭，是令人害怕的。”
這些故事，我都給我的隊員們講過，也要求她們在打了敗仗、輸了球以後多想想袁指導的這句話：這不是中國女排的“滑鐵盧”！
在福岡打完古巴隊輸球後，我讓隊員們洗得幹幹淨淨，穿得整整齊齊，必須高高興興地去看韓國隊和保加利亞隊的比賽，還讓她們每個人都帶好本，一邊看一邊做戰術記錄。那天，我去晚了，到了球場，第一局已經打完，保加利亞隊贏了，我衹看到我的隊員都有些反常的表現，都快按捺不住了，小本拿在手上都不記了，我從一張張臉上可以看到她們的心理活動：保加利亞隊要是贏了韓國隊就好了，當然，誰也沒說，因為，對這個結果，事先誰也不敢存希望，韓國隊贏保加利亞隊好像是鐵板上釘釘的事，沒想到，第二局保加利亞隊又贏了，我的隊員幾乎都坐不住了，如果保加利亞隊真能打敗韓國隊，這就意味着我們中國隊又活了，就像下圍棋，做成了一個眼。我心裏也隱隱地翻騰：會不會真的出現喜劇性的結局？我臉上還是沒表情，好幾個攝像機在對着我呢，沒法表情，再說，纔打第二局，後面的形勢有可能發生各種變化，確實無法預測，這就是體育的魅力。坐在我後面的隊員像一群歡躍的小麻雀“嘰嘰喳喳”，興奮哪。打第三局，保加利亞隊輸了，場上的比分2∶1，第四局是關鍵，韓國隊特別頑強，能追啊。這時，何琦和吳詠梅兩個“嗒嗒嗒”地跑了，我偷偷地笑，猜想她倆一定上厠所去了，她們有時有點迷信，要把“毒氣”放掉。第四局，打到12∶10還是保加利亞隊領先。這時，一個探頭球，保加利亞隊沒打死，我衹聽到我身後的隊員們不約而同地一起跺腳、一起慘叫，教練陳忠和完全不加掩飾了，拍着自己的大腿駡駡咧咧：“他媽的，這個球還打不死，真笨啊！”我趕緊提醒他，不能喜怒形於色，攝像機在照着我們，直播出去，人傢看我們中國教練這麽沒涵養，這不行。還好，保加利亞隊守住了陣腳，勝利快成定局，我這纔深深地、深深地鬆一口氣，我對自己說：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整整三天，我基本上沒合眼，每天出門前，照照鏡子，眼睛是腫的，臉都不會笑了，肌肉綳得緊緊的，所以，在見隊員之前，我要做一做臉部按摩，化化妝，深呼吸，再看看鏡子裏的自己，精神狀態正常了，自己先認可了，然後再跨出房間。我不能讓隊員看出我的情緒。而這樣的日子熬出頭了———這是終身難忘的日子。
韓保一戰，又重新燃起了我們躋身四強的希望。
我看隊員們高興得快瘋了，像一大串鞭炮從看臺上“噼裏啪啦”地衝下來。上了車就哈哈地大笑，幾天來的沉默頃刻間被打破，一個個都像從地底下剛鑽出來的小耗子似的，蹦啊、跳啊，又似迷了路的人，突然看到路標，有了生的希望。我從內心裏感到一種“雨過天晴”的舒暢，這種感覺真是好極了。
看完保加利亞隊與韓國隊的比賽，走出球館的時候，我看到一個男孩子蹲在拐角的地方偷偷地哭，我走過去仔細一看，原來是孫王月的那個小球迷，他是為我們中國隊又有了希望而激動地哭，這個小男孩是日本人，還是個高中生，這幾年，孫王月在哪兒打球，他就跟到哪兒，特別喜歡中國女排，我問過他這樣跑來跑去費用誰出？他說，暑假他打工掙錢，6月份我們到瑞士比賽，他也去瑞士看孫王月打球。我們隊有三個鐵桿球迷，還有一個是香港的小譚，1．50米的小個子，30多歲了，長得像個小男孩，我們打到哪兒她也跟到哪兒，那天，韓國隊和保加利亞隊比賽，小譚在腦門上寫個條：“保加利亞必勝”，她又把“韓國必敗”的另一個紙條塞在鞋跟下。第三局，小譚去上厠所，回來，保加利亞隊輸了這一局，有些隊員就怪她：“小譚都是你不好，你一上厠所保加利亞隊就輸了。”嚇得小譚再也不敢動了，特別可愛。另一個是吳詠梅的球迷，吳詠梅叫她阿姨，她有丈夫、有孩子，也是個香港人，就是迷吳詠梅。我們在亞洲地區比賽，這位“阿姨”就會從香港過來看我們比賽。這些球迷，迷中國女排迷得不得了，全是自費，路費、旅館費，看球還要買門票，所以，我對這三個球迷優待，盡量幫他們搞一些票。在隊裏我們有規定，球迷不許跟車，怕影響隊員情緒，但是，對這三個球迷，我破例允許他們上車，我看他們太虔誠了。
那天，保加利亞隊贏了韓國隊，我們的隊員好像比保加利亞隊員還興奮，那三個球迷跟上了車也歡喜雀躍地唱啊叫啊，我看大傢都不知道怎麽表達好了，車廂裏一片歡騰。衹有我，有點高興不動了，上車後就覺得心髒開始難受起來，腦袋昏昏沉沉，畢竟壓抑了幾天幾夜，沒吃好、沒睡好，現在人一下子鬆了，不當心就會犯病。下車時，我讓隊員攙着我一點，回到房間趕緊躺下。吃晚飯的時候，毛毛來敲我門，我說，我現在的問題不是吃飯，是抓緊睡覺，哪怕先睡兩個小時也好，再考慮下一場怎麽對付保加利亞隊。
12年沒參加過世界錦標賽的保加利亞隊卻以3：1拿掉了躊躇滿志、準備進入四強的韓國隊，保加利亞隊爆出的這個大“冷門”，真有點翻天覆地的架勢，使本來已經十分明了的復賽形勢，突然轉折，中國隊、剋羅地亞隊、意大利隊，當然還有韓國隊和保加利亞隊自己，都回到了最初的起跑綫，都具有了進前四的可能，而所有的結果要等待最後一輪比賽結束才能確定。
我們中國隊主要拼保加利亞隊，贏保加利亞隊我們就能進前四。這是一場非常特殊的比賽。保加利亞隊給了我們“復燃”的機會，但我們又必須“消滅”她們，才能真正地“燃燒”起來，比賽就是這樣循環的，賽場上確實沒有人情可言。
打保加利亞隊的前夜，我們要開技術會，但主教練和隊長還要參加新聞發佈會，我讓崔詠梅代替賴亞文去開會，讓亞文和陳指導一起帶着隊員務虛，看看對保加利亞隊的這場球怎麽打，我們决不能再犯韓國隊的錯誤，韓國隊輕敵了。我的擔心是，隊員一看機會來了，勝球心切，容易操之過急。歐洲隊有共同的特點，你要治住她了，很好打，但反過來，你把她放了出來，她們一旦打瘋了，你就很難再收拾局面，韓國隊就碰到了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們不能盲目樂觀，從小組預賽到復賽，我們中國隊邁出的每一步都很艱苦，是磕磕絆絆纔走過來的，這說明，除了古巴隊以外，我們和其他隊的水平旗鼓相當，我們並沒有樂觀的資本，必須在技術上、心理上把睏難估計充分。人傢已經給了我們這樣好的機會，結果再把握不好，那就真的衹有認輸。隊員們表示有决心，當然，壓力不輕。我希望她們一定不要把壓力變包袱，不能把勝負看得太重，先戰勝自己，輕裝上陣，衹想一件事：如何發揮好自己的風格和水平？！
開完新聞發佈會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我再讓隊員們一起看保加利亞隊的錄像，熟悉她們的打法，主要進攻手的特點，然後對輪次，把業務的工作做好。第二天上午，召集隊員再一次做思想上的準備，把可能會遇到的種種睏難，方方面面地要想得非常周到。雖然，我們的綜合實力，比保加利亞隊要強一些，但是，從世界錦標賽開賽以來，保加利亞隊1∶3負古巴隊，3∶1勝韓國隊，這兩場球都比我們中國隊打得好，因此，到底誰強誰弱，還要看臨場發揮。我反復跟隊員強調，作為一個運動員，心理素質的強弱是决定勝負的重要因素。中午就要出發，時間很緊。賴亞文幫我做了很多工作，她身經百戰，1994年世界錦標賽的失利，她也經歷過，有教訓，有經驗，對年輕隊員有說服力。
1點鐘集合，上車去福岡體育館。
打保加利亞隊，儘管我們做了那麽多工作，隊員們還是非常緊張，我真的很少看到我們的隊員在場上緊張到喘不過氣的程度。我理解她們。第一局，雙方咬得很緊，我們的隊員還是有急躁情緒，很想把球一下子拿過來，但人傢保加利亞隊也想贏啊，她們想躋身八強，所以，這場球可謂“魚死網破”，雙方一分一分地打，一分一分地追，保加利亞隊的3號奇托娃的左手高點強攻很有威力，亞文在場上組織有效的攔網，使保加利亞隊的進攻屢屢受阻。第一局是關鍵的一局，兩個隊反復爭奪，一直打到12平，始終是交替上升。整個體育館像凝固了一樣。賴亞文在場上一直鼓勵隊員要放開打，每個球都由她指揮，保證每一個攻擊點都有重兵防守，有效地扼製了對方高大球員的進攻，顯示了一個老隊員的大將風度，好不容易地挺下來了，把第一局打成15∶12。在打到140∶12的時候，還出現了一個戲劇性場面，我們的孫王月扣球，對方8號歐佐諾娃眼看撲救不及，急中生智，用腳把球踢過網，這是國際排聯改變規則，允許用腳踢球以後，在世界錦標賽上的第一個“腳球”。
第二、第三局，我們的快攻成功率很高，打出了時間差、交叉掩護等漂亮的配合，吳詠梅的短平快常常一球打死，發揮出色。我們以快製高，使保加利亞隊很難在拿到發球權後得分，而她們隊員的情緒也明顯地鬆懈，就像我們分析的那樣，我們把她們的進攻治住了，看我們打得這樣好，這樣團结，她們的士氣便不由得退卻。
在第二、第三局，邱愛華的跳發球也連連得分，來日本以後，衹有在這場比賽中，邱愛華勇敢地采用跳發要領，也說明我們的隊員已經把想贏怕輸的包袱甩給了對手。我們打保加利亞隊的這場球，大傢一致認為，比打古巴隊、打韓國隊要發揮得好，最後，我們又以15：8、15：2連勝兩局。
而在另一個賽場，韓國隊以0：3敗給意大利隊，古巴隊以3：0勝剋羅地亞隊。這樣，世界錦標賽在福岡的小組復賽有了結果：古巴隊、中國隊、意大利隊、剋羅地亞隊依次為小組前四名。在名古屋的另一組，俄羅斯隊3：0勝荷蘭隊，巴西隊3：0勝秘魯隊。
參加决賽的四個隊分別是古巴、俄羅斯、巴西和我們中國女排。
中保比賽結束後回到賓館，我立刻關上門想好好地睡一會兒。
總算可以安定地休息一下，總算可以挪出一點心思想一想浪浪。一到比賽，我心裏真的衹有排球，別的什麽都裝不了，我這個做媽媽的，稱職嗎？我不知道，浪浪長大以後是否會瞭解、理解我的所作所為。
回來執教第一年，我把浪浪帶回北京，送她進一所雙語幼兒園學中文，那時，她三歲多，卻說不了幾句中國話，進那個幼兒園，上一堂課45分鐘，浪浪哪坐得住？美國的幼兒園很自由，傢長都可以陪在那兒。所以，課上到一半，老師放浪浪出去溜一圈。有一天從幼兒園回來，我聽浪浪嘴裏在哼哼，我問她：“浪浪，今天學歌了？”她說：“對啊，學你們的國歌，阿姨說，要嚮你媽媽學習，要愛國，你媽媽多愛國。”我聽了好氣又好笑，還給你來一句“你們的國歌”。但我很希望浪浪長大後能瞭解中國，瞭解了中國，她才能瞭解我。
躺在床上想想女兒，心情真好。
我這20年，一直都在和“成與敗”打交道，對成敗的感受尤為深刻，我覺得，决定成敗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對成敗的思想認識，二是承受成敗的心理素質。尤其這次世界錦標賽，真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是一種強烈的刺激，沒有堅強的神經，很難挺得過來。
我們打的是人類精神
搞體育，好像天天就在考慮“成敗”這兩個字。為我的成敗，不僅我傢裏人要為我擔驚、受刺激，這麽多球迷和觀衆給我寫那麽多信，通篇談的還是“成”與“敗”，所有的熟人朋友見了我，首先不是問你生活怎麽樣、身體好不好？第一句話就是：啊呀，最近不錯，又贏啦！要不就是：什麽時候贏古巴隊、拿冠軍？而報刊雜志似乎有個統一的語調：郎平，你何時再創輝煌？！
一聽到這樣的問候，我腦子就暈了，特別是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也許是接受了一些美國文化的影響，我對成敗勝負，心裏沒有太大壓力，因為，美國人的觀念是，衹要你盡全力、做最好的嘗試就行，然後，或成或敗，該是什麽是什麽，因為，成敗的因素很多，有如何看待的問題，還有如何駕馭的問題。但在中國，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概念、一種追求：必須得勝、必須拿冠軍、必須戰無不勝———我強加給自己的也衹有這一種選擇———那時候，我的生活中衹有排球，球弄不好，生活就沒有光彩，也就沒有意義了，所以，精神壓力特別大，一輸球，腦海裏就冒出一個很嚴重的問號：怎麽嚮全國人民交代？！到美國以後，我和勞爾也經常談論在兩個國傢打球我們各自不同的體驗，我也問勞爾她在美國隊打球的時候壓力大不大？勞爾說，世界冠軍衹有一個，但生活不衹是排球，排球是我們喜歡的事業，我們應該從中得到樂趣，不應該衹感到精神負擔和壓力。勞爾還說，人的能力有大小，他扛40斤，你衹能扛30斤，30斤對於你是極限，你扛足了，你就是成功者。
在新墨西哥大學給勞爾當助理教練的時候，看勞爾指導學生打球，對我也有啓發。剛開始工作，我好像衹會對學生說一句話：“這不對，這樣做不對。”什麽都是不對，隊員都覺得奇怪，怎麽從我嘴裏說出來的都是“不對”呢。勞爾和我截然不同，她總是說：“很好，這個動作不錯，你再體會體會。”或者是：“這個呢，還不是很好，你再試一遍，你一定會更好。”這種做法有好的一面，培養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剛開始，我也不太習慣，別人誇奬我打球打得好，我總是謙虛地說：“不好，我打得不好。”人傢特不理解，反問我：“你是世界冠軍，你打得不好，誰打得好？”我啞口。在中國，你不能“說”自己最好，但必須“幹”得最好，哪怕輸一場球，有些袖手旁觀的人就受不了，比我們這些天天在球場上摸打滾爬的教練和隊員更計較輸贏和成敗。
特別是世界錦標賽中國隊輸給韓國隊一場球，有些報紙用通欄標題大聲疾呼：“中國女排危機”，批評中國女排“快”不過韓國，“強”不過歐美，“躋身四強要看別人眼色”。倒是古巴女排超級巨星路易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中國隊的前景，路易斯不加思考地回答：“我相信中國女排能打進四強。”路易斯的話不僅僅是禮節，她的預見是出於對郎平的瞭解，她們共事過。接着，賽事果然出現轉機，卻又有人寫文章稱，這是“漁人之利”，是“上帝憐惜中國女排”，好像中國女排能夠反敗為勝，完全是僥幸，是“天上掉餡餅”。他們對輸贏如此敏感，卻並沒有敏感到輸贏的真諦：上帝從不憐惜一個患得患失的人。中國女排在鹿兒島失利，儘管被“逼到懸崖”，但她們沒有動搖、沒有放棄，在危難面臨不屈不撓，仍然滿懷“求生”的信心，並為“求生”盡一切努力，這種品質的意義和價值，已經超越了輸贏。
我們能夠反敗為勝，贏得最好的結局，這對於運動員來講，更應該給予肯定和鼓勵，更值得宣揚和表揚，因為，這是一種精神———在睏難和挫折面前沒有放棄的精神。我當然理解大傢的心情，都希望中國女排能和當年的“五連冠”相比，希望女排早一天拿冠軍，我也是這麽希望的。但是，我們要實事求是，得客觀地分析中國女排隊伍的情況。不能說，拿了冠軍就是拼搏，不拿冠軍就不是拼搏。我們組隊七個月，打世界杯賽獲第三，接着，我們又在奧運會上拿第二，這些成績雖然沒有達到大傢所期望的“第一”，但這樣的成績也是天天拼出來的，是我們這些隊員的血汗，她們每一天都在作最大的努力，在漳州夏訓，我們的隊員每天要濕透六七身衣服，我有時會想，現在都是獨生子女，誰捨得把自己的孩子整天放在球館裏這樣地練啊。全世界有130多支球隊，中國女排在世界排壇發展的這種格局中，能夠有這樣的成績，每個隊員都嘔心瀝血了，如果一定要她們一場不輸，輸了就冷嘲熱諷，這對運動員很不公平。
其實，輸贏算不了什麽，打世界大賽，畢竟不是打世界大戰，我們打的不是利益，我們打的是一種人類的精神。（完）
選自《郎平自傳》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9月出版
轉自燈火闌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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