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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殺宋慶齡
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中，我衹簡單地寫了蔣介石對宋慶齡仇恨萬分，多次想下毒手，衹因怕受到全國人民的指責，纔遲遲未敢下手，成天派大批特務在她所住的法國公園附近莫裏哀路住宅前後進行監視。有時，特務們寫信或打電話進行恐嚇、侮辱，她不但不曾被這些無恥的卑劣行徑嚇倒，反而更積極地從事反蔣活動。最後，蔣介石叫戴笠派上海行動組長趙理君（化名陶士能），於1933年6月間，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執行委員兼總幹事楊銓（杏佛）打死在離宋宅不遠的亞爾培路，企圖以此威嚇她。我寫到這裏便沒有再寫下去，實際上，當時特務處對她搞的陰謀活動還有不少，我都沒有詳細寫出來。特別是沒有寫出蔣介石指示戴笠對她進行的許多罪惡活動，都有我的一份。
那時，我感到她住在法租界內，是我們法租界組一個最大的包袱，每天除了要寫“監視日報”外，還要去偵察與她往來的人，所以我曾兩次寄手槍子彈對她進行恐嚇，衹想促使她離開法租界，住到別處去或出國，這樣我就可以省去不少的事。
戴笠還一再命令我：一定要派人設法打進她的傢中，收買她身邊的人。我就派了一個女特務，去設法接近她身邊的一個女傭人（可能是姓李，已記不清楚）。當時那女傭纔二十多歲，我滿以為有把握收買她。而那個女特務接近她一個多月以後，跟她一道去過宋傢幾次，就引起了宋先生的註意。她叮囑女傭人少與這個女特務來往。不久，這個女特務開始嚮女傭人打聽宋傢來往客人的情況，並送她不少東西。女傭人便將這些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宋先生，宋先生除叫她把東西全部退還外，還叫她堅决不要再和這個女特務往來。這一招失敗後，我並沒有死心，又通過宋傢鄰居的幾個女傭人去做工作，仍然沒有成功。但還有一條很重要的綫索，可以達到收買甚至吸收宋傢女傭當特務的目的，那就是我派的那個女特務在和她往來的一段時間中，得知她剛與一個不務正業的丈夫離了婚，還沒有找到適當的對象。想到她還那麽年輕，總不能不交男朋友，我便决定采用“美男計”，設法使她上鈎。
如何具體進行呢？我考慮再三：如果叫一個長相不錯的青年特務化裝成知識分子去勾引她，那樣彼此的身份不相稱，會引起宋先生的註意；如果化裝成一個工人，附近又沒有工廠，一個工人經常遠道去勾搭她，似乎也不妥當。最後，我叫一個特務化裝成汽車司機，這不但彼此身份相當，不容易引起宋先生的懷疑，而且常有機會在附近或別處與她相遇。果然，不到三個月，這一招初步見效了，化裝司機的男特務與她常有往來，可為了做到一切不使她懷疑，從不探問她的主人情況。我們的如意算盤是，衹要訂婚或結婚之後，就不愁她不“嫁雞隨飛，嫁狗隨走”了。
有次戴笠到上海，我去見他時，把這事嚮他報告，他很高興，要我把這個男特務帶到上海特區接頭站與他見面，還指示應當力求避免引起宋的懷疑，千萬不宜急躁，不要露出馬腳，並發給這個特務100元作為奬勵。
而這個女傭人對宋先生一嚮很忠實，主動把自己交男朋友的情況告訴了她。宋先生仔細查問了雙方認識的經過，聽說介紹人是附近一個開私人車的司機，便叮囑她應多瞭解他的情況，然後再帶他去見見面。說實在的，當時我對此真感到有些不理解：像宋先生這樣有地位並且工作繁忙的人，怎麽會親自來過問一個女傭人的事？
由於我的精心佈置，女傭人到這個男特務傢裏去的時候，看到來往的人，都是一些汽車司機。這是因為法租界組有個叫範廣珍的組員，既是法租界巡捕房的華探探目，又是幫會頭子，他手下有的是司機、工人等等。那天，女傭人應邀去男特務傢裏，也許是有意去看虛實的，我讓範廣珍故意安排一些汽車司機模樣的人來來往往，有的駕駛出租汽車，有的給私人開車，都和那個男特務稱兄道弟，而且對他比較尊重。女傭人看到這些情況，認為那個男特務不像她過去那個丈夫流裏流氣，感到相當滿意。這樣，第一關總算過去了。
為了把這一臺假戲唱好，我又讓這個男特務搬到法租界辣斐德路靠近白萊尼門馬浪路口的一傢私人小汽車出租行的樓上居住，而且給他安排在那傢出租車行當一名義務司機。這樣，宋傢女傭人就可以很方便地在那傢車行找到他。有兩次下大雨，宋傢女傭人為送客打電話到車行雇車，這個男特務都是馬上把車開去，這不但可以取信於她，而且可從送客當中得到一點情報。這一佈置，我自認沒有露出半點破綻。誰知等到他們快要訂婚的前幾天，突然，宋傢那位女傭人不願再見這個男特務了，這個男特務在附近守候了好些天才遇到她一次。她看到這個男特務，氣得哭了，一個勁兒地駡他是壞蛋，想欺騙她。當時還不興駡“特務”二字，但從那堅决的態度和語氣看，似乎她已發覺了男方的卑劣手段和不正當目的。我再三責問那個男特務什麽地方露了馬腳，他經過仔細檢查，覺得完全沒有使對方産生懷疑的任何言行。為什麽會突然發生這一完全出人意料的變化？我當時實在猜不透。直到今天，我也還不知道是怎樣被發覺的。
這一“美男計”失敗之後，蔣介石和戴笠仍未放棄對宋先生的迫害。有天我去南京，走進雞鵝巷53號戴笠的辦公室，戴笠問我：除了暗殺，還有沒有別的辦法對付宋我沉思片刻，提出可否用製造“車禍”的辦法，將她撞傷，讓她住進醫院，再通過醫護人員使她長期住院，不死不活地過下去，這就可以徹底解决這位無法對付的人了。他聽後，用手在桌上一拍，“我也曾想到過這一辦法，你再具體點談談。”
當時我的陰謀是這樣的：搞一輛構造結實的德國小車，由我親自駕駛，擋風玻璃換用保險不碎的玻璃。因為一般車禍發生，司機受傷往往是擋風玻璃碎片造成的，衹要把它換成保險玻璃，撞後沒有碎片，頭部就不會受傷，再穿上一件防彈背心，就基本上不會有什麽危險了，何況又是存心去撞別人的車，有思想準備，更是可保無虞。我還聲稱，自己早已做好了一切準備。
戴笠對我的這一陰謀很感興趣，特別是對我自告奮勇，願意充當兇手更加滿意，一再稱贊。我回答說：“士為知己者死，死亦無憾！”
接着他就問我：何時何地最宜？我說，一定要在租界內，緊跟宋的車後，看到宋乘坐的車碰到紅燈剛停穩時，便朝她的車後撞過去。因為衹有在車停穩後撞上去，才能把車內的人撞傷，而如果在車行進時撞上去，可能把對方的車撞出很遠，但車內的人不易受重傷，撞過之後，再馬上把自己車內的製動器弄壞這樣，駕駛人員在法律上負的責任就可以輕一些。我還表示：為了工作，不怕坐幾年牢。
戴笠對於我所提的意見和表現的態度，自然十分稱心。平日我去南京見他，遇到快吃飯時，我總是趕快把要說的話說完，然後到大飯廳和內勤特務一道吃飯。這次他卻不讓我走，留我和他一道邊吃飯邊繼續談。他一再鼓勵我一定要堅定信念，並說，即使萬一事件發生後被租界的法院判了刑，他也會想辦法讓我很快出來。
我從南京回到上海，約一個月左右，戴笠便從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那裏給我弄到了一輛構造十分結實的德國小車，擋風玻璃也換成了子彈打不透的保險玻璃。我試了一下，車子很好，衹等他一聲令下，就可馬上出動。事先我觀察了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經過的幾條馬路，認為從她的住宅經環竜路、華竜路到霞飛路口等處下手最為適宜，因為法租界巡捕房內我有熟人，出事後疏通也方便些。
我做好一切準備之後，戴笠每次去上海，我總要去問：什麽時候下手？他總是答復：“等一等，决定後會通知你的。”
可大約在一年以後，他來到上海，要我把小車交還杜月笙一個學生開的汽車行，說這一計劃决定不實行了。我問他為什麽要放棄這樣一個周密的計劃，他沒有直接回答，卻笑着問我：有什麽把握能做到衹把前面車內的人撞成重傷而不撞死？我說：“沒有經驗”。他說：問題就在這裏。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會要求徹底追查，查來查去，查出是我叫人幹的，再嚮上追，恐怕連蔣介石也要感到頭痛，脫不了身。我雖然一再保證决不會說出來，即使要我抵命也决不後悔，他還是一個勁兒地搖頭，並暗示是蔣介石怕自找麻煩，所以纔决定取消這一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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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瀋醉自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7年8月版，isbn7530104571）
那時，我感到她住在法租界內，是我們法租界組一個最大的包袱，每天除了要寫“監視日報”外，還要去偵察與她往來的人，所以我曾兩次寄手槍子彈對她進行恐嚇，衹想促使她離開法租界，住到別處去或出國，這樣我就可以省去不少的事。
戴笠還一再命令我：一定要派人設法打進她的傢中，收買她身邊的人。我就派了一個女特務，去設法接近她身邊的一個女傭人（可能是姓李，已記不清楚）。當時那女傭纔二十多歲，我滿以為有把握收買她。而那個女特務接近她一個多月以後，跟她一道去過宋傢幾次，就引起了宋先生的註意。她叮囑女傭人少與這個女特務來往。不久，這個女特務開始嚮女傭人打聽宋傢來往客人的情況，並送她不少東西。女傭人便將這些情況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宋先生，宋先生除叫她把東西全部退還外，還叫她堅决不要再和這個女特務往來。這一招失敗後，我並沒有死心，又通過宋傢鄰居的幾個女傭人去做工作，仍然沒有成功。但還有一條很重要的綫索，可以達到收買甚至吸收宋傢女傭當特務的目的，那就是我派的那個女特務在和她往來的一段時間中，得知她剛與一個不務正業的丈夫離了婚，還沒有找到適當的對象。想到她還那麽年輕，總不能不交男朋友，我便决定采用“美男計”，設法使她上鈎。
如何具體進行呢？我考慮再三：如果叫一個長相不錯的青年特務化裝成知識分子去勾引她，那樣彼此的身份不相稱，會引起宋先生的註意；如果化裝成一個工人，附近又沒有工廠，一個工人經常遠道去勾搭她，似乎也不妥當。最後，我叫一個特務化裝成汽車司機，這不但彼此身份相當，不容易引起宋先生的懷疑，而且常有機會在附近或別處與她相遇。果然，不到三個月，這一招初步見效了，化裝司機的男特務與她常有往來，可為了做到一切不使她懷疑，從不探問她的主人情況。我們的如意算盤是，衹要訂婚或結婚之後，就不愁她不“嫁雞隨飛，嫁狗隨走”了。
有次戴笠到上海，我去見他時，把這事嚮他報告，他很高興，要我把這個男特務帶到上海特區接頭站與他見面，還指示應當力求避免引起宋的懷疑，千萬不宜急躁，不要露出馬腳，並發給這個特務100元作為奬勵。
而這個女傭人對宋先生一嚮很忠實，主動把自己交男朋友的情況告訴了她。宋先生仔細查問了雙方認識的經過，聽說介紹人是附近一個開私人車的司機，便叮囑她應多瞭解他的情況，然後再帶他去見見面。說實在的，當時我對此真感到有些不理解：像宋先生這樣有地位並且工作繁忙的人，怎麽會親自來過問一個女傭人的事？
由於我的精心佈置，女傭人到這個男特務傢裏去的時候，看到來往的人，都是一些汽車司機。這是因為法租界組有個叫範廣珍的組員，既是法租界巡捕房的華探探目，又是幫會頭子，他手下有的是司機、工人等等。那天，女傭人應邀去男特務傢裏，也許是有意去看虛實的，我讓範廣珍故意安排一些汽車司機模樣的人來來往往，有的駕駛出租汽車，有的給私人開車，都和那個男特務稱兄道弟，而且對他比較尊重。女傭人看到這些情況，認為那個男特務不像她過去那個丈夫流裏流氣，感到相當滿意。這樣，第一關總算過去了。
為了把這一臺假戲唱好，我又讓這個男特務搬到法租界辣斐德路靠近白萊尼門馬浪路口的一傢私人小汽車出租行的樓上居住，而且給他安排在那傢出租車行當一名義務司機。這樣，宋傢女傭人就可以很方便地在那傢車行找到他。有兩次下大雨，宋傢女傭人為送客打電話到車行雇車，這個男特務都是馬上把車開去，這不但可以取信於她，而且可從送客當中得到一點情報。這一佈置，我自認沒有露出半點破綻。誰知等到他們快要訂婚的前幾天，突然，宋傢那位女傭人不願再見這個男特務了，這個男特務在附近守候了好些天才遇到她一次。她看到這個男特務，氣得哭了，一個勁兒地駡他是壞蛋，想欺騙她。當時還不興駡“特務”二字，但從那堅决的態度和語氣看，似乎她已發覺了男方的卑劣手段和不正當目的。我再三責問那個男特務什麽地方露了馬腳，他經過仔細檢查，覺得完全沒有使對方産生懷疑的任何言行。為什麽會突然發生這一完全出人意料的變化？我當時實在猜不透。直到今天，我也還不知道是怎樣被發覺的。
這一“美男計”失敗之後，蔣介石和戴笠仍未放棄對宋先生的迫害。有天我去南京，走進雞鵝巷53號戴笠的辦公室，戴笠問我：除了暗殺，還有沒有別的辦法對付宋我沉思片刻，提出可否用製造“車禍”的辦法，將她撞傷，讓她住進醫院，再通過醫護人員使她長期住院，不死不活地過下去，這就可以徹底解决這位無法對付的人了。他聽後，用手在桌上一拍，“我也曾想到過這一辦法，你再具體點談談。”
當時我的陰謀是這樣的：搞一輛構造結實的德國小車，由我親自駕駛，擋風玻璃換用保險不碎的玻璃。因為一般車禍發生，司機受傷往往是擋風玻璃碎片造成的，衹要把它換成保險玻璃，撞後沒有碎片，頭部就不會受傷，再穿上一件防彈背心，就基本上不會有什麽危險了，何況又是存心去撞別人的車，有思想準備，更是可保無虞。我還聲稱，自己早已做好了一切準備。
戴笠對我的這一陰謀很感興趣，特別是對我自告奮勇，願意充當兇手更加滿意，一再稱贊。我回答說：“士為知己者死，死亦無憾！”
接着他就問我：何時何地最宜？我說，一定要在租界內，緊跟宋的車後，看到宋乘坐的車碰到紅燈剛停穩時，便朝她的車後撞過去。因為衹有在車停穩後撞上去，才能把車內的人撞傷，而如果在車行進時撞上去，可能把對方的車撞出很遠，但車內的人不易受重傷，撞過之後，再馬上把自己車內的製動器弄壞這樣，駕駛人員在法律上負的責任就可以輕一些。我還表示：為了工作，不怕坐幾年牢。
戴笠對於我所提的意見和表現的態度，自然十分稱心。平日我去南京見他，遇到快吃飯時，我總是趕快把要說的話說完，然後到大飯廳和內勤特務一道吃飯。這次他卻不讓我走，留我和他一道邊吃飯邊繼續談。他一再鼓勵我一定要堅定信念，並說，即使萬一事件發生後被租界的法院判了刑，他也會想辦法讓我很快出來。
我從南京回到上海，約一個月左右，戴笠便從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那裏給我弄到了一輛構造十分結實的德國小車，擋風玻璃也換成了子彈打不透的保險玻璃。我試了一下，車子很好，衹等他一聲令下，就可馬上出動。事先我觀察了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經過的幾條馬路，認為從她的住宅經環竜路、華竜路到霞飛路口等處下手最為適宜，因為法租界巡捕房內我有熟人，出事後疏通也方便些。
我做好一切準備之後，戴笠每次去上海，我總要去問：什麽時候下手？他總是答復：“等一等，决定後會通知你的。”
可大約在一年以後，他來到上海，要我把小車交還杜月笙一個學生開的汽車行，說這一計劃决定不實行了。我問他為什麽要放棄這樣一個周密的計劃，他沒有直接回答，卻笑着問我：有什麽把握能做到衹把前面車內的人撞成重傷而不撞死？我說：“沒有經驗”。他說：問題就在這裏。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會要求徹底追查，查來查去，查出是我叫人幹的，再嚮上追，恐怕連蔣介石也要感到頭痛，脫不了身。我雖然一再保證决不會說出來，即使要我抵命也决不後悔，他還是一個勁兒地搖頭，並暗示是蔣介石怕自找麻煩，所以纔决定取消這一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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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瀋醉自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7年8月版，isbn753010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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