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农历二月廿二日，我出生在福建漳州华安县的一个农村。附近有条美丽的九龙江。传说500多年前，有9条龙在江里洗过澡。乡亲们敬称九龙潭，渴望九龙长在，保四季平安。
我的父亲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就和家乡的水客们结伴去南洋谋发家之道。母亲是个能干的女裁缝，日夜穿针引线，维持全家生计，积攒去南洋的路费。
我小时候喜欢在屋前屋后空地上用沙子、石块、树枝搭图案玩。有一次，新搭了一座小庙，中间还坐了用泥捏成的小菩萨。我一直盯着看，心里乐滋滋的。
第二天清晨，我发现它已被大风吹散，伤心得哭了。我边流泪，边重搭。因为有前一天的经验，我搭的庙更大，小菩萨更加逼真。破涕为笑以后，我第一次悟到事情总会越做越好。
漂洋寻父
6岁那年，我跟着母亲坐上大轮船离开厦门。在海上颠来簸去足足折腾了个把月才在爪哇巴城上岸。随后改乘一天火车到茂兀市。我第一次看见车窗外不断闪光的景色非常惊奇，觉得比茫茫一片的大海好看。最后坐马车到基亚维镇。
马车在一家杂货店门前停下。父亲看见我们时，除了吃惊外，态度非常冷淡。他并不欢迎我们去。原来，他在海外历尽艰辛，为了站稳脚跟，同意当地一位陈姓侨商收他做女婿。我的母亲到那里以后，才知道发生婚变。她不吵不闹，在杂货铺附近租了间木屋，带着我另立门户。那位姓陈的母亲也算通情达理，送了些家具和生活用品过来。很快，我的母亲又搞来一架旧缝纫机，开始为邻近人家做衣服，靠自己的收入养活我。
坐马车上学
第二年，父亲执意送我到茂兀市一所基督小学去读书。这所小学是一位印尼华裔传教士办的，用的是英语课本。上课时，我用心听，用心记；回到家，用心复习，用心做习题。由于坚持了这四个“用心”，我的成绩一直很好。
书本上许多是耶稣的故事，很有趣。其中的《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更吸引我。我的嗜读习惯，从那时开始养成。
学校离家很长一段路。每天必须大蒙蒙亮就起床，带着母亲头一天晚上就做好的干饼，跳上杂货铺进城运东西的马车赶到学校；下午放学后又搭马车回家。有时，马车装货要等时间，晚来接我，我也不着急，利用等车的时间在黑板上作粉笔画。我画得最多的是木偶演出图。刚画完又擦去，心里很不好受，常常会眼泪汪汪。这，可以说是我最初对艺术的向往。
每天来回几个钟头在马车上，是我童年时极感兴趣的事。途中，我会眯上眼睛，幻想能走到稀奇古怪的地方，过书里描述的游览生活。马车停下，我张开眼睛，还是杂货铺，不免惘然，但仍跳下车，帮助搬货。
陈氏母亲看我勤快，很喜欢我，经常给我零用钱，鼓励我多做事。不过，我自己的母亲却叮嘱我不要搬重东西。
晚饭后，我还到杂货铺学记账。我学东西顶真，很快就学到了记账本事。
我爱木偶人
离我家不远，有位研究木偶艺术的德兰尼叔叔。他有许多亲手制作的木头人。木头人手脚会动，眼睛会左右来回转。我喜欢看他玩木偶，更喜欢静心看他把一块普通木头刻成可爱的小人面孔。德兰尼叔叔见我文静好学，主动带我去婚丧寿喜演出地，让我坐在看得最清楚的地方。节目都是由当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加工而成的，极受观众欢迎。
记得一位百岁老人办寿庆，德兰尼叔叔带着木偶班子的人吃长寿面、长寿桃，我也有一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德兰尼叔叔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引我走上艺术创作道路的启蒙老师。我在“五·七”干校时，拾起一块造房子锯下的木头，用水果刀刻了一座鲁迅头像。虽然我想表达的“横眉冷对”神情还没有完全出来，但也寄托了我的内心思绪。
后来，我的聪明小孙女汤芸又用彩色笔为头像加了胡子。嘴唇、眉毛、眼珠，于是头像成了我们祖孙两人共同创作的珍贵纪念品。
父亲失踪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和陈氏母亲大吵大闹，还自作主张把运货的马车也卖了。杂货铺的生意，他更不管。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被母亲摇醒，听到远处传来吼骂和惊叫，接着是砸东西和奔跑……天亮后，我去看陈氏母亲，她界青脸肿，怪可怜的样子。从此，杂货铺关门，父亲失踪。周围的人都猜测他寻了短见。
陈氏母亲把杂货铺转给别人，决心回娘家过日子。她送来几件父亲的衣服。两位母亲痛哭一场。这时，陈氏母亲才告诉我们，父亲去城里购货时交上了赌友，把货款输光，又抽上了鸦片烟。
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堕落了，失踪了。没有了父亲，我们住在那里很不是味。我的母亲拼命赚钱，为回家乡凑路费。
一位陌生人到我家，找我母亲谈了几句悄悄话，又表示，可以带我们回家。母亲高兴得连夜整理东西。我流着泪去向德兰尼叔叔告别。到了船上，母亲才对我说，父亲为了躲赌债，逃回福建老家了。我们非常兴奋，恨不得插翅飞回，过幸福生活。
进了家门，只见父亲两眼深陷、骨瘦如柴地躺在床上呻吟。母亲伏在他床边失声痛哭。我却异乎寻常地冷静。我想，如果他没有染上恶习，兴许会成为印尼大商人……这样的恶果，怨谁？
自作自受。父亲在我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当场，我就立下心愿，决不做他那样的人。
没有过多久，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我画花鸟
离我家不远的村镇上，有家木匠铺，老板手艺不凡，生意一直很兴旺。一天，他突然到我家，要我用油漆在新柜子上面画花鸟。他断定买主会喜欢，可以提高售价。我的母亲当场就婉言谢绝了。后来，老板又来游说过几次，母亲被他缠得没有法子，只好让我去试试。老板哈哈大笑，拉着我就往外走。
有只小柜子，类似现在老式家具中的五斗橱，不过抽屉外面还有两扇对开门。小柜子已经抹过一层淡黄油漆。我捉摸了一会，决定在门上画花鸟。先用小木尖蘸着划线用的粉淡淡勾上两只张着小嘴好像对歌的鸟。站在边上的老板笑着催我快上深色油漆。
后来，聪明的老板索性把柜子搬到屋外空地上。这引来大群人，他们边看我画，边评头评足。这样，的确起到了“宣传效应”。
许多要添家具的大户人家都到店里订货。还有要求画胖娃娃的。箱盖、椅背、桌面，都有画。老板收入猛增，十三四岁的我也开始有了收入。母亲说，我赚的钱，可以够自己生活开销。
“以画谋生”，为我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我的父亲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就和家乡的水客们结伴去南洋谋发家之道。母亲是个能干的女裁缝，日夜穿针引线，维持全家生计，积攒去南洋的路费。
我小时候喜欢在屋前屋后空地上用沙子、石块、树枝搭图案玩。有一次，新搭了一座小庙，中间还坐了用泥捏成的小菩萨。我一直盯着看，心里乐滋滋的。
第二天清晨，我发现它已被大风吹散，伤心得哭了。我边流泪，边重搭。因为有前一天的经验，我搭的庙更大，小菩萨更加逼真。破涕为笑以后，我第一次悟到事情总会越做越好。
漂洋寻父
6岁那年，我跟着母亲坐上大轮船离开厦门。在海上颠来簸去足足折腾了个把月才在爪哇巴城上岸。随后改乘一天火车到茂兀市。我第一次看见车窗外不断闪光的景色非常惊奇，觉得比茫茫一片的大海好看。最后坐马车到基亚维镇。
马车在一家杂货店门前停下。父亲看见我们时，除了吃惊外，态度非常冷淡。他并不欢迎我们去。原来，他在海外历尽艰辛，为了站稳脚跟，同意当地一位陈姓侨商收他做女婿。我的母亲到那里以后，才知道发生婚变。她不吵不闹，在杂货铺附近租了间木屋，带着我另立门户。那位姓陈的母亲也算通情达理，送了些家具和生活用品过来。很快，我的母亲又搞来一架旧缝纫机，开始为邻近人家做衣服，靠自己的收入养活我。
坐马车上学
第二年，父亲执意送我到茂兀市一所基督小学去读书。这所小学是一位印尼华裔传教士办的，用的是英语课本。上课时，我用心听，用心记；回到家，用心复习，用心做习题。由于坚持了这四个“用心”，我的成绩一直很好。
书本上许多是耶稣的故事，很有趣。其中的《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更吸引我。我的嗜读习惯，从那时开始养成。
学校离家很长一段路。每天必须大蒙蒙亮就起床，带着母亲头一天晚上就做好的干饼，跳上杂货铺进城运东西的马车赶到学校；下午放学后又搭马车回家。有时，马车装货要等时间，晚来接我，我也不着急，利用等车的时间在黑板上作粉笔画。我画得最多的是木偶演出图。刚画完又擦去，心里很不好受，常常会眼泪汪汪。这，可以说是我最初对艺术的向往。
每天来回几个钟头在马车上，是我童年时极感兴趣的事。途中，我会眯上眼睛，幻想能走到稀奇古怪的地方，过书里描述的游览生活。马车停下，我张开眼睛，还是杂货铺，不免惘然，但仍跳下车，帮助搬货。
陈氏母亲看我勤快，很喜欢我，经常给我零用钱，鼓励我多做事。不过，我自己的母亲却叮嘱我不要搬重东西。
晚饭后，我还到杂货铺学记账。我学东西顶真，很快就学到了记账本事。
我爱木偶人
离我家不远，有位研究木偶艺术的德兰尼叔叔。他有许多亲手制作的木头人。木头人手脚会动，眼睛会左右来回转。我喜欢看他玩木偶，更喜欢静心看他把一块普通木头刻成可爱的小人面孔。德兰尼叔叔见我文静好学，主动带我去婚丧寿喜演出地，让我坐在看得最清楚的地方。节目都是由当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加工而成的，极受观众欢迎。
记得一位百岁老人办寿庆，德兰尼叔叔带着木偶班子的人吃长寿面、长寿桃，我也有一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德兰尼叔叔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引我走上艺术创作道路的启蒙老师。我在“五·七”干校时，拾起一块造房子锯下的木头，用水果刀刻了一座鲁迅头像。虽然我想表达的“横眉冷对”神情还没有完全出来，但也寄托了我的内心思绪。
后来，我的聪明小孙女汤芸又用彩色笔为头像加了胡子。嘴唇、眉毛、眼珠，于是头像成了我们祖孙两人共同创作的珍贵纪念品。
父亲失踪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经常和陈氏母亲大吵大闹，还自作主张把运货的马车也卖了。杂货铺的生意，他更不管。一天深夜，我在熟睡中被母亲摇醒，听到远处传来吼骂和惊叫，接着是砸东西和奔跑……天亮后，我去看陈氏母亲，她界青脸肿，怪可怜的样子。从此，杂货铺关门，父亲失踪。周围的人都猜测他寻了短见。
陈氏母亲把杂货铺转给别人，决心回娘家过日子。她送来几件父亲的衣服。两位母亲痛哭一场。这时，陈氏母亲才告诉我们，父亲去城里购货时交上了赌友，把货款输光，又抽上了鸦片烟。
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堕落了，失踪了。没有了父亲，我们住在那里很不是味。我的母亲拼命赚钱，为回家乡凑路费。
一位陌生人到我家，找我母亲谈了几句悄悄话，又表示，可以带我们回家。母亲高兴得连夜整理东西。我流着泪去向德兰尼叔叔告别。到了船上，母亲才对我说，父亲为了躲赌债，逃回福建老家了。我们非常兴奋，恨不得插翅飞回，过幸福生活。
进了家门，只见父亲两眼深陷、骨瘦如柴地躺在床上呻吟。母亲伏在他床边失声痛哭。我却异乎寻常地冷静。我想，如果他没有染上恶习，兴许会成为印尼大商人……这样的恶果，怨谁？
自作自受。父亲在我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当场，我就立下心愿，决不做他那样的人。
没有过多久，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我画花鸟
离我家不远的村镇上，有家木匠铺，老板手艺不凡，生意一直很兴旺。一天，他突然到我家，要我用油漆在新柜子上面画花鸟。他断定买主会喜欢，可以提高售价。我的母亲当场就婉言谢绝了。后来，老板又来游说过几次，母亲被他缠得没有法子，只好让我去试试。老板哈哈大笑，拉着我就往外走。
有只小柜子，类似现在老式家具中的五斗橱，不过抽屉外面还有两扇对开门。小柜子已经抹过一层淡黄油漆。我捉摸了一会，决定在门上画花鸟。先用小木尖蘸着划线用的粉淡淡勾上两只张着小嘴好像对歌的鸟。站在边上的老板笑着催我快上深色油漆。
后来，聪明的老板索性把柜子搬到屋外空地上。这引来大群人，他们边看我画，边评头评足。这样，的确起到了“宣传效应”。
许多要添家具的大户人家都到店里订货。还有要求画胖娃娃的。箱盖、椅背、桌面，都有画。老板收入猛增，十三四岁的我也开始有了收入。母亲说，我赚的钱，可以够自己生活开销。
“以画谋生”，为我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虽然在我家孤儿寡母极度困难的时候，旅长们并未施仁慈关照，但是，我小小年纪会画会赚钱的消息却很快传到了他们耳朵里。这时，掌权的族长才感到应该用祠堂的公积金资助我去厦门“集美”师范学校读书，学成后回乡办学。
我自己也想一个人出去闯闯世面，实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宏愿。
1926年夏天，我满怀喜悦赶到厦门。先找到免费食宿的会馆，放下小包衣物，看时间还早，直奔学校报名处。工作人员告诉我报名已经截止两天了。
他们见我再三恳求照顾，动了同情心，告诉我，也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出资兴办的“集美”农林专科学校还有名额。
我只能硬着头皮去那里，用“汤泽民”三个字填了报名单，领了准考证。考试那天，我第一个到场。考生不多，考题也不难。奇怪的是发表在榜上的录取名额比考场上的人还多。
“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刚开办一年多，校内设备全新。比我早一年进校的赖羽朋同学见我课余喜欢写生，就主动与我交朋友。他的宿舍里有许多书，也借给我看。我特别愿意和他接近。
《布尔乔亚》
我和赖羽朋常常沿着农场小路散步。他的知识丰富，向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还鼓励我做一个百折不挠的有为有志者，叮嘱我学会以笔代刀，杀向旧世界。
我画的一幅漫画《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意为资产阶级），画面的内容是一个青年高举铁锤猛砸一块大顽石。顽石上有“布尔乔亚”四个醒目的大字。
赖羽朋非常欣赏我画的这幅漫画，高兴得拖着我转圈子，高喊：“我们一起干吧！”
他坚持要把《布尔乔亚》漫画寄到上海《大众文艺》发表。大约过了两个月，《大众文艺》编辑部寄来通知，说稿件已采用，还要求以后多投稿。无疑，在我心里，又多了一线更明亮的希望之光。
我把通知拿给赖羽朋看，他却很平静很自信地表示：
“早知道一定会发表。上海的《大众文艺》很愿意扶植青年美术人才，以后多画多投稿吧。”
赖羽朋是学生中的活跃人物，经常组织我们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标语，还发动大家三五成群上街张贴。我属能写能画的骨干人物，埋头做事最多。
被学校开除
有一次，几个当地“小政客”到学校指责学生的爱国行动是“破坏治安”。赖羽朋火冒三丈，与他们辩论。越闹越僵。最后，校方被迫登报开除了几个学生。我和赖羽朋的名字都在其中。
消息传到乡下，族长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停止对我的资助。赖羽朋决心带我离开厦门另找入学机会，我也答应跟着他闯荡世界。
这时，我的母亲哭哭啼啼赶到厦门，一定要我跟她回乡下。我把想法告诉她，她根本不听。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并不明大义，我也表现出了软弱。我回家后闷闷不乐，生了一场重病，一年多才慢慢痊愈。
躺在病床上，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既然生活的激流已经把我冲向险滩，我也只有挺而走险才能有生路。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大众文艺》，求那里的编辑帮我解决生活出路。没过多久，就收到回信说，只要我到上海，他们还是能助上一臂之力的。
我立即把外出的决心告诉母亲。我原以为她会阻拦，没有料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连连点头：“这也好！这也好！”
母亲忙着变卖东西为我凑路费。晚上还在为我赶制新衣裤，特地缝了丝绵背心。真是一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景象。
离愁别绪，只有我们母子两人心里明白有多深。临走时，我没有向任何其他人告别。母亲拉着我的手，走着、哭着、叮嘱着……可能，她预感到很难再见面了，格外伤心。从此，我们母子再没有相见过。
母亲苦了一辈子，却死得很惨，是在瘟疫病流行时丧的命。人们常说“善有善报”，而我的母亲那么善良，却没有善报。命运太不公平了。
我自己也想一个人出去闯闯世面，实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宏愿。
1926年夏天，我满怀喜悦赶到厦门。先找到免费食宿的会馆，放下小包衣物，看时间还早，直奔学校报名处。工作人员告诉我报名已经截止两天了。
他们见我再三恳求照顾，动了同情心，告诉我，也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出资兴办的“集美”农林专科学校还有名额。
我只能硬着头皮去那里，用“汤泽民”三个字填了报名单，领了准考证。考试那天，我第一个到场。考生不多，考题也不难。奇怪的是发表在榜上的录取名额比考场上的人还多。
“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刚开办一年多，校内设备全新。比我早一年进校的赖羽朋同学见我课余喜欢写生，就主动与我交朋友。他的宿舍里有许多书，也借给我看。我特别愿意和他接近。
《布尔乔亚》
我和赖羽朋常常沿着农场小路散步。他的知识丰富，向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还鼓励我做一个百折不挠的有为有志者，叮嘱我学会以笔代刀，杀向旧世界。
我画的一幅漫画《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意为资产阶级），画面的内容是一个青年高举铁锤猛砸一块大顽石。顽石上有“布尔乔亚”四个醒目的大字。
赖羽朋非常欣赏我画的这幅漫画，高兴得拖着我转圈子，高喊：“我们一起干吧！”
他坚持要把《布尔乔亚》漫画寄到上海《大众文艺》发表。大约过了两个月，《大众文艺》编辑部寄来通知，说稿件已采用，还要求以后多投稿。无疑，在我心里，又多了一线更明亮的希望之光。
我把通知拿给赖羽朋看，他却很平静很自信地表示：
“早知道一定会发表。上海的《大众文艺》很愿意扶植青年美术人才，以后多画多投稿吧。”
赖羽朋是学生中的活跃人物，经常组织我们写“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标语，还发动大家三五成群上街张贴。我属能写能画的骨干人物，埋头做事最多。
被学校开除
有一次，几个当地“小政客”到学校指责学生的爱国行动是“破坏治安”。赖羽朋火冒三丈，与他们辩论。越闹越僵。最后，校方被迫登报开除了几个学生。我和赖羽朋的名字都在其中。
消息传到乡下，族长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停止对我的资助。赖羽朋决心带我离开厦门另找入学机会，我也答应跟着他闯荡世界。
这时，我的母亲哭哭啼啼赶到厦门，一定要我跟她回乡下。我把想法告诉她，她根本不听。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并不明大义，我也表现出了软弱。我回家后闷闷不乐，生了一场重病，一年多才慢慢痊愈。
躺在病床上，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既然生活的激流已经把我冲向险滩，我也只有挺而走险才能有生路。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大众文艺》，求那里的编辑帮我解决生活出路。没过多久，就收到回信说，只要我到上海，他们还是能助上一臂之力的。
我立即把外出的决心告诉母亲。我原以为她会阻拦，没有料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连连点头：“这也好！这也好！”
母亲忙着变卖东西为我凑路费。晚上还在为我赶制新衣裤，特地缝了丝绵背心。真是一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景象。
离愁别绪，只有我们母子两人心里明白有多深。临走时，我没有向任何其他人告别。母亲拉着我的手，走着、哭着、叮嘱着……可能，她预感到很难再见面了，格外伤心。从此，我们母子再没有相见过。
母亲苦了一辈子，却死得很惨，是在瘟疫病流行时丧的命。人们常说“善有善报”，而我的母亲那么善良，却没有善报。命运太不公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