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我十五岁时，高小毕业，投考杭州的中学。吸取前一年投考第一师范失败的教训，这次考了三个学校。除一师之外还加考一中和新办的盐务中学。结果，一师仍然落榜，一中和盐中皆被录取。父亲认为盐中是盐运使衙门办的学校，毕业后找工作较有把握。我也想，进一中，毕业后虽有利于升大学，但父亲经商，不一定能送我进大学，于是决定顺从父亲的意愿，读盐务中学。
盐中校长蒋邦彦，金华人，是个奉系官僚，正在浙江盐运使任上。盐是国家专卖商品，盐运使是监督盐商的大官，也是保证提供八国联军赔款的税收机关，权力相当大，油水也相当多。这位蒋运使，是个典型的老官僚，他办这所中学，是想培养一批懂外文的青年，为监督盐税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服务。记得入学考试时，这位大官坐着四人抬的官轿，到考场来视察，我的小心灵里不由闪过一个念头：假使有一天我也能坐着官轿到处游荡，倒也威风！
入学以后，我第一学期相当用功，功课一点不拉；第二学期，每逢星期天，喜欢到书店去逛逛，看到心爱的画册，买本回来，偷空临摹一番，相当惬意。那时画册大都是上海出版的山水花鸟石印本，也有古装时装仕女画，我临了一阵，似有所得，于是乐此不疲。与此同时，也对流行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发生兴趣。这类小说除了单行本，还可在流行的“礼拜六”派杂志中找到。读了之后，脑子里发生了离奇古怪的查案破案等等想象，也拿起笔来学写侦探小说，竟至于入迷。虽然有了此等课外乐趣，读书还算用功，此等乐趣反映了我求知方面的一大倾向，这和杭州这个新环境的诱导有一定关系。第三学期开始，眼界逐渐开阔，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了杭州学生大游行，长途步行到拱宸桥的日本租界，向日本领事馆提抗议，反对日本乘欧战结束之机，强占原德国租借地山东青岛。同时我也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如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小说月报》从中读到外国文学作品，开始接触外国人的人生观和恋爱观。我的思维境界更加开阔了。
到了1924年第三学年，我已是一个17岁的青年，看到西湖边上男女学生并肩笑语，心有所动。碰巧，我的一个在女子师范读书的堂姐，在湖滨见到我，看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便问我，要不要交个女朋友？我脸虽红，却点了头，表示愿意接受。这位堂姐实在热心，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就把我叫到女一师的会客室，介绍她的同学王文英和我见面，介绍完，她即溜走。我和王文英两人干坐在会客室里默然相对，不知说什么好。只记得我们年龄相同，约定以后在通信中互相对话。匆匆告别，我才如释重负，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回到盐中宿舍，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跑来问长问短，什么女朋友长得可好看等等。我说，我们并肩坐着，谁也不敢正视对方，脸方脸圆没看清，身高身矮站起来倒有个比较，似乎对方比我矮一点。如此回答，同学们当然不满足，可是我这时心还在跳，不知如何是好，同学们见我精神恍惚，也就散了。
感谢那一时期读的新文学作品，使我对所谓自由恋爱有了一个模糊的框框，对如何写情书也有了一点可以借鉴的资料。从这个学年开始，我和王文英平均每星期通一次信。每当粉红色或浅蓝色的信封从门房那儿取回时，我的心直跳，揣摩信里写的什么，待到打开信封，看完简单平凡的语言时，情绪倒又平静下来。信的重要内容是，下个星期日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见面，到什么地方去游玩。我心里盘算，到湖滨几公园见面？到岳坟还是湖心亭去玩？得马上回信，可不能耽误时间。等到写了回信，又急切期待美好时刻的到来。若遇到星期六天气不好，阴雨连绵，我就无心听课，歪着脖子看窗外，哪怕雨稍稍停一下，心理负担也就轻一点，不用说这天晚上一定失眠。
我在后面《婚姻辩证法》一书里，把写情书叫作“纸上谈兵”。我和王文英在纸上谈了一年的兵，到最后竟然发展到希望成为永久伴侣的地步。王文英借看我堂姐为名，这年暑假到我桐庐老家来看我，我却不敢向父母直言，她就是我未来的对象。
第三个学年终了，盐中向学生家长通报学生成绩，我的学业是丙等，操行也是丙等。父亲虽未向我追究，我心里却直打鼓。交女朋友谈恋爱是个违反校规的操行问题，至于学业丙等，则有全班滑坡的普遍性，因为从本学年起，采用外国原版教科书，教师外文水平不高，上课照本宣读，学生如坠五里雾中，考试时又要外文答卷，学业成绩如何好得了；加上这学年终了，我和几个同学拥到英文教员房间，要求免考，被训斥一顿，认为是“越轨行为”，也算到了我的品行账上。连拿两个丙等，怎么还有面子上第四学年？于是暗中串连四个成绩差的同学，作越级考大学的准备。当时我们认为厦门大学是个理想的目标，因为那里刚闹过学潮，一部分师生离校到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厦大大伤元气，继续招生时特别愿意把浙江籍学生。我们通过一个浙籍助教和一个浙籍高班学生的关系，了解到考试日期和考试科目，便在1924年暑假期间；匆匆就道。王文英了解到我的窘况，愿意和我共患难，一同去考厦大。这样，我们五个浙江学生，约好先坐火车去到上海，两天后搭上了去厦门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海轮。在轮船码头，码头工人把我们几个乡下青年拦住，强要我们每人出一元钱，把我们的铺盖行李提上船去，说如果不出，便不让我们上船，这是码头规矩。我们只得乖乖地被敲了竹杠，才得上船。
我们买的是统舱票，因为是夏天，就在船的后甲板上占了个铺位。打开铺盖，露天睡觉，落得凉快。谁知第二天晚上遇到大雨，铺盖全部淋湿，只好坐以待旦。第三天到达厦门，赶到厦大，找到关系人，才知道考期已过，但学校同意补考。考试结果，只一个姓金的同学被录取，其余四人落榜。回浙江吧，江苏、浙江两省军阀正在上海交战，此路不通。怎么办？幸亏浙籍教师帮忙，同意为我们四人办一个补习班，才算安顿下来。
进厦大，想读中国文学，而补习班自然是补中学高班的课。开班第一课是数学，先学代数，我脑子里一盆浆糊，不知怎么代法；后来学几何，还有点门路，因为它与平面造型有关，和我的美术细胞对劲，我还学得津津有味。在补习班和王文英天天在一起，但因情绪不佳，两人之间热度渐退，她和几个老学生有了接触，对我日趋冷淡。到了年底，得知我父亲经商失败，他寄来旅费，催我回浙江。补习班诸人包括王文英，也都动摇起来，约定一同离开厦门回故乡。我们买了一条货船的客票，一起动身。这次的船有舱位，不像上次那样风餐露宿，浇得一身湿，但这是只“野鸡”船，到上海码头后没有固定泊位，停在黄浦江上，等拉客的小舢板把我们拉上岸。那小舢板的主人乘机勒索，我们又被敲了竹杠才得上岸。
厦门地处闽南，气候较暖，入冬以后出现一种怪现象：夏布长衫和棉袍子一齐过冬。事隔六十余年，1988年秋后，我重访厦门，夏布长衫虽已绝迹，当地人穿的仍是短袖短裤，而我已年逾八十，上身穿的是薄毛衫夹外衣，下身是呢子长裤。我想加入严冬，一定得穿呢大衣了。
在厦门半年，学得几句厦门方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读作“吉依洒西吾勒切博狗直”。
盐中校长蒋邦彦，金华人，是个奉系官僚，正在浙江盐运使任上。盐是国家专卖商品，盐运使是监督盐商的大官，也是保证提供八国联军赔款的税收机关，权力相当大，油水也相当多。这位蒋运使，是个典型的老官僚，他办这所中学，是想培养一批懂外文的青年，为监督盐税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服务。记得入学考试时，这位大官坐着四人抬的官轿，到考场来视察，我的小心灵里不由闪过一个念头：假使有一天我也能坐着官轿到处游荡，倒也威风！
入学以后，我第一学期相当用功，功课一点不拉；第二学期，每逢星期天，喜欢到书店去逛逛，看到心爱的画册，买本回来，偷空临摹一番，相当惬意。那时画册大都是上海出版的山水花鸟石印本，也有古装时装仕女画，我临了一阵，似有所得，于是乐此不疲。与此同时，也对流行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发生兴趣。这类小说除了单行本，还可在流行的“礼拜六”派杂志中找到。读了之后，脑子里发生了离奇古怪的查案破案等等想象，也拿起笔来学写侦探小说，竟至于入迷。虽然有了此等课外乐趣，读书还算用功，此等乐趣反映了我求知方面的一大倾向，这和杭州这个新环境的诱导有一定关系。第三学期开始，眼界逐渐开阔，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了杭州学生大游行，长途步行到拱宸桥的日本租界，向日本领事馆提抗议，反对日本乘欧战结束之机，强占原德国租借地山东青岛。同时我也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如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小说月报》从中读到外国文学作品，开始接触外国人的人生观和恋爱观。我的思维境界更加开阔了。
到了1924年第三学年，我已是一个17岁的青年，看到西湖边上男女学生并肩笑语，心有所动。碰巧，我的一个在女子师范读书的堂姐，在湖滨见到我，看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便问我，要不要交个女朋友？我脸虽红，却点了头，表示愿意接受。这位堂姐实在热心，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就把我叫到女一师的会客室，介绍她的同学王文英和我见面，介绍完，她即溜走。我和王文英两人干坐在会客室里默然相对，不知说什么好。只记得我们年龄相同，约定以后在通信中互相对话。匆匆告别，我才如释重负，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回到盐中宿舍，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跑来问长问短，什么女朋友长得可好看等等。我说，我们并肩坐着，谁也不敢正视对方，脸方脸圆没看清，身高身矮站起来倒有个比较，似乎对方比我矮一点。如此回答，同学们当然不满足，可是我这时心还在跳，不知如何是好，同学们见我精神恍惚，也就散了。
感谢那一时期读的新文学作品，使我对所谓自由恋爱有了一个模糊的框框，对如何写情书也有了一点可以借鉴的资料。从这个学年开始，我和王文英平均每星期通一次信。每当粉红色或浅蓝色的信封从门房那儿取回时，我的心直跳，揣摩信里写的什么，待到打开信封，看完简单平凡的语言时，情绪倒又平静下来。信的重要内容是，下个星期日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见面，到什么地方去游玩。我心里盘算，到湖滨几公园见面？到岳坟还是湖心亭去玩？得马上回信，可不能耽误时间。等到写了回信，又急切期待美好时刻的到来。若遇到星期六天气不好，阴雨连绵，我就无心听课，歪着脖子看窗外，哪怕雨稍稍停一下，心理负担也就轻一点，不用说这天晚上一定失眠。
我在后面《婚姻辩证法》一书里，把写情书叫作“纸上谈兵”。我和王文英在纸上谈了一年的兵，到最后竟然发展到希望成为永久伴侣的地步。王文英借看我堂姐为名，这年暑假到我桐庐老家来看我，我却不敢向父母直言，她就是我未来的对象。
第三个学年终了，盐中向学生家长通报学生成绩，我的学业是丙等，操行也是丙等。父亲虽未向我追究，我心里却直打鼓。交女朋友谈恋爱是个违反校规的操行问题，至于学业丙等，则有全班滑坡的普遍性，因为从本学年起，采用外国原版教科书，教师外文水平不高，上课照本宣读，学生如坠五里雾中，考试时又要外文答卷，学业成绩如何好得了；加上这学年终了，我和几个同学拥到英文教员房间，要求免考，被训斥一顿，认为是“越轨行为”，也算到了我的品行账上。连拿两个丙等，怎么还有面子上第四学年？于是暗中串连四个成绩差的同学，作越级考大学的准备。当时我们认为厦门大学是个理想的目标，因为那里刚闹过学潮，一部分师生离校到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厦大大伤元气，继续招生时特别愿意把浙江籍学生。我们通过一个浙籍助教和一个浙籍高班学生的关系，了解到考试日期和考试科目，便在1924年暑假期间；匆匆就道。王文英了解到我的窘况，愿意和我共患难，一同去考厦大。这样，我们五个浙江学生，约好先坐火车去到上海，两天后搭上了去厦门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海轮。在轮船码头，码头工人把我们几个乡下青年拦住，强要我们每人出一元钱，把我们的铺盖行李提上船去，说如果不出，便不让我们上船，这是码头规矩。我们只得乖乖地被敲了竹杠，才得上船。
我们买的是统舱票，因为是夏天，就在船的后甲板上占了个铺位。打开铺盖，露天睡觉，落得凉快。谁知第二天晚上遇到大雨，铺盖全部淋湿，只好坐以待旦。第三天到达厦门，赶到厦大，找到关系人，才知道考期已过，但学校同意补考。考试结果，只一个姓金的同学被录取，其余四人落榜。回浙江吧，江苏、浙江两省军阀正在上海交战，此路不通。怎么办？幸亏浙籍教师帮忙，同意为我们四人办一个补习班，才算安顿下来。
进厦大，想读中国文学，而补习班自然是补中学高班的课。开班第一课是数学，先学代数，我脑子里一盆浆糊，不知怎么代法；后来学几何，还有点门路，因为它与平面造型有关，和我的美术细胞对劲，我还学得津津有味。在补习班和王文英天天在一起，但因情绪不佳，两人之间热度渐退，她和几个老学生有了接触，对我日趋冷淡。到了年底，得知我父亲经商失败，他寄来旅费，催我回浙江。补习班诸人包括王文英，也都动摇起来，约定一同离开厦门回故乡。我们买了一条货船的客票，一起动身。这次的船有舱位，不像上次那样风餐露宿，浇得一身湿，但这是只“野鸡”船，到上海码头后没有固定泊位，停在黄浦江上，等拉客的小舢板把我们拉上岸。那小舢板的主人乘机勒索，我们又被敲了竹杠才得上岸。
厦门地处闽南，气候较暖，入冬以后出现一种怪现象：夏布长衫和棉袍子一齐过冬。事隔六十余年，1988年秋后，我重访厦门，夏布长衫虽已绝迹，当地人穿的仍是短袖短裤，而我已年逾八十，上身穿的是薄毛衫夹外衣，下身是呢子长裤。我想加入严冬，一定得穿呢大衣了。
在厦门半年，学得几句厦门方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读作“吉依洒西吾勒切博狗直”。
从厦门回到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里，迟迟不敢回桐庐。父亲急了，亲自赶来杭州，把我揪了回去。到了家，大受训斥，母亲从旁劝解，气氛才稍稍缓和。我心里那股子委屈劲儿无法形容，一怒而从家中出走。母亲急了，叫人到处寻觅，直到傍晚，发现我一人坐在“胡母井”的井栏上发呆。他们以为我要投并，一把抓住我，拉了回家。父亲见此情景，不再发脾气了，但一连几天，老是对我发牢骚，说这三年的学费白白浪费，逼我回盐中补读，读到毕业，才算了却一份心愿。我从小养成倔脾气，怎么肯吃回头草，当然拒绝。但我心里也在盘算：进不了大学，又不愿回盐中，难道在家吃老米饭不成？于是下了决心，寻个职业，自力更生。我把此意告诉父亲，同时向盐中同学求援，看他们能否为我觅个饭碗，让我有个立身之地。结果是音讯杳然，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天，一个亲戚拿来一张上海的《申报》，上面登了一则广告，是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招考练习生。投考资格是中学程度，学过现代会计和历史地理常识。投考者可自投有关作业，等候评审，一旦录取，先在门市服务，供给食宿，每月工资十五元。这个天外喜讯乐得我手舞足蹈，父亲也面露笑容，催我赶快作准备。那亲戚还告诉我，这家三友实业社最近创制了一种“自由布”，上海极为流行。他拿来布样给我看，于是我灵机一动，想起了这两年在盐中课余美术班学会的铅笔写生和水彩静物画法，如果画张自由布的广告寄去，也许录取的机会会多一些。因此，我除了作好必需的答卷，还用心仿照报上的广告模式，画了一幅广告画。记得画的是一身自由布的女装，表示我还有美术方面的技能。
考卷寄出，心中一块石头并未落地。一星期后，三友实业社来了信，说考卷合格，催我立刻去上海面试。这我才如同科举时代看到榜上有自己的大名那样，觉得总算对得起祖先对我的期望。
十八岁的青年，胆子不小，况且上一年远走厦门，到过上海，所以这次单身出门，父母都放心。到上海后，投宿去年住过的一家小旅馆，离南京路很近，放下行李，就直奔三友实业社。接待我的是名叫王叔汤的年轻总务。他带我见了总经理沈九成，并当场摊开笔墨，叫我画张画。我真有点像过了科举考场，心里发慌。回头看看，总经理在自顾自翻文件；王叔汤站在旁边，一口宁波话，说我寄去的那幅广告画得不错，今天无非是要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手笔，你只管大胆作画，好坏无所谓。我逐渐定下心来，从起稿到着色，大约一小时交了卷。王叔汤拿画给总经理看，交换了一下意见，走来告诉我，我被正式录取了，叫我把行李搬来门市部，正式上班。我心中这块是在空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今后自力更生的岁月，就从这儿开始。
打听到这次录取的练习生有十余人，都是中学生。王叔汤告诉我，这里许多老职工也都是投考录取的中学生，其中个别还读过大学。三友实业社的总经理沈九成是个有头脑的实业家，他愿吸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作为他的部下，练习生的工资待遇虽然不高，可是店里在生活方面不惜花钱，尽量满足青年人的需要。沈九成治店方式最突出的一点是每个星期天上午休业，开一次会，由总经理讲一次话，告诉青年怎样对待顾客，对待自己，对待事业，说得实实在在，没一句空话，没一句训话，时间也很短。开完会，请全体职工吃一次水果，用以调剂营养，然后就自由活动。
沈九成作风民主，待人和气，几个高级职员都是他培养出来的，我们青年人对他非常尊敬。
我进门市部，先被派在三楼布疋部卖布，由老店员教我如何量市，如何剪布，如何包装，如何收款。这些活，在旧式商店里要学三年才能出师，这里三天就能学会，但学会并不等于熟练，人家三年学徒，等到出师，已经成为一个熟练而精明的店员，我当然不能如此相比。至于如何对待顾客，总经理总是循循善诱，反复阐明，我们年轻人也都心悦诚服，从来没发生过和顾客吵架的事。
三友实业社以制造洋蜡烛芯起家，进而生产“三角牌”毛巾，夺取了日本人占领的市场，在国货制造业中赫赫有名。后来又在生活用品方面下工夫，生产毛巾毯、罗纹帐、自由布等棉织品。门市部开设在南京路中段，靠近先施、永安两家大百货公司。这一带是上海的购物中心，三友社以生产国货棉织品为号召，门市部顾客相当踊跃。沈九成看到现代工商业广告竞争激烈，不惜花钱长期在各大日报刊登广告，介绍自己的产品。由于介绍得实事求是，不讲虚套，赢得了广大市民的信任。店里专设一个广告部，由专人设计和安排每天所需的广告内容。这个部有固定职工三人，一个管文字，一个管图画，外加一个练习生。我进店三月后，有时调我到广告部上班，制作门市部大门口的两块广告牌，宣传本社的新产品；有时在各个专业柜台画点小广告，为顾客指明购物方向。
南京路上几家比较大的商场商店都有自己的广告宣传牌，其中要算先施公司的广告面积最大，每个橱窗之间竖立一块长条广告牌，总共有七八块，上面画着各种各样的货品，定期变换，以吸引顾客。这些广告牌画笔泼辣，色彩夺目，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在南京路一年，我认真看过先施公司的每一期广告大画，从未漏过。1949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画，和教师们讲起这件事，蒋兆和老师笑嘻嘻地对我说，那些画都是他画的。当年他从四川来上海，谋到这个画广告的职务，这对他以后造型能力的提高有很大作用。这话一点不假，我在1982年北京第一次个展的自序中也曾提到，我的造型能力，基本上是从各种职业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我和蒋兆和20年代末期神交的历史，到了幼年代末期才被说破，说明世界虽大，时间虽久，天涯海角，人间的关系有时也会巧逢在一起，正如老话所说，“飓尺天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南京路是上海的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是文艺娱乐生活的大花园。先施、永安两大公司都有屋顶游乐园，京戏、昆曲、文明戏、电影、曲艺、魔术、杂技，应有尽有，花两角钱可以看个饱。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对面有座市政厅，是洋人独占的地方，每逢星期六晚间，工部局的外国管弦乐队在此演奏，买票入座，票价甚高，高鼻子洋人有点文化教养的，才能在其中占个座位，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地位。三友社广告部那位姓季的专职画家，在上海受过正规美术教育，接触过外国音乐，他告诉我们，市政厅音乐堂的三楼，有免费的座位，可以自由出入，你们有兴趣，可以带你们去见识见识。十八岁的我，尝过屋顶游乐园各种土产文娱，也颇想尝尝外国音乐的滋味，就跟了去。看到楼下穿戴整齐的绅士淑女，一本正经地坐在那儿，听完一小段乐曲鼓一阵掌，曲尽人散，秩序井然。我觉得太拘束，太绅士气，不合我的口味。然而，游乐园和大戏院里那种怪声叫好，在观众头上抛掷毛巾的行为，似乎也太野蛮了些。照我的想法，似乎应该各去其弊，适得其中才对。为了新鲜好奇，后来我也时常找个同伴，钻到市政厅三楼听一会听不懂的洋音乐，觉得另有一种乐趣。这是我接触外国音乐文化的开始。与此同时，看外国电影的兴趣也逐渐滋长起来。我那第一幅漫画《两毛钱饱眼福》就是在新开张的北京大戏院眼见的事实。戏院在放电影的休息间隙中，由一个白俄女子赤身在台上表演各种姿态，以娱观众，谁眼馋，谁就买票去看。严格说来，这是一种外国文化。
三友实业社门市部房屋很窄，青年练习生每年有增，原有的宿舍已挤不下。这年春季在老西门租到一幢大屋，所有新老职工，都搬到新宿舍去住，每天由大卡车接送。宿舍里有唱机、唱片，听听京剧名演员的清唱，也是一种娱乐。我从小喜欢看戏，老家门口有座大庙，庙前有戏台，请来戏班子，名义上为了敬神，实际是为居民自娱。我曾向大表姐学习制作纸型小菩萨，编成小戏演给弟妹看。到了上海，看戏机会多了，有时也喜欢哼几句。在老西门宿舍里，我独握情于唱片中的京剧唱腔，曾反复听谭合培的《坐宫》、杨小楼的《拜山》、时慧宝的《空城计》，同时也学会拉京胡，对一板三眼的腔调略窥门径。这种兴趣，到了1935年初次访问北京时，就大大膨胀起来，几乎每天晚上都得上剧场看戏。记得我看过“富连成”科班中“盛”字辈在前门广和楼的演出；看过杨小楼的《金钱豹》、杨宝森和某票友的《御碑亭》、苟慧生的《红娘》。到了50年代，在画舞的同时，我也开始画戏。对于画戏，我体会到，一个不懂戏的人，尽管他有很好的速写工夫，也难免要出差错。懂戏还有个深懂浅懂之别。比如，昆曲和京戏风格相近，而实有差别；马连良和周信芳做派不同，一举手一投足，各异其趣。如果不懂得这之间的分寸差别，便画不出各自独具的风采和情趣来。
一天，一个亲戚拿来一张上海的《申报》，上面登了一则广告，是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招考练习生。投考资格是中学程度，学过现代会计和历史地理常识。投考者可自投有关作业，等候评审，一旦录取，先在门市服务，供给食宿，每月工资十五元。这个天外喜讯乐得我手舞足蹈，父亲也面露笑容，催我赶快作准备。那亲戚还告诉我，这家三友实业社最近创制了一种“自由布”，上海极为流行。他拿来布样给我看，于是我灵机一动，想起了这两年在盐中课余美术班学会的铅笔写生和水彩静物画法，如果画张自由布的广告寄去，也许录取的机会会多一些。因此，我除了作好必需的答卷，还用心仿照报上的广告模式，画了一幅广告画。记得画的是一身自由布的女装，表示我还有美术方面的技能。
考卷寄出，心中一块石头并未落地。一星期后，三友实业社来了信，说考卷合格，催我立刻去上海面试。这我才如同科举时代看到榜上有自己的大名那样，觉得总算对得起祖先对我的期望。
十八岁的青年，胆子不小，况且上一年远走厦门，到过上海，所以这次单身出门，父母都放心。到上海后，投宿去年住过的一家小旅馆，离南京路很近，放下行李，就直奔三友实业社。接待我的是名叫王叔汤的年轻总务。他带我见了总经理沈九成，并当场摊开笔墨，叫我画张画。我真有点像过了科举考场，心里发慌。回头看看，总经理在自顾自翻文件；王叔汤站在旁边，一口宁波话，说我寄去的那幅广告画得不错，今天无非是要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手笔，你只管大胆作画，好坏无所谓。我逐渐定下心来，从起稿到着色，大约一小时交了卷。王叔汤拿画给总经理看，交换了一下意见，走来告诉我，我被正式录取了，叫我把行李搬来门市部，正式上班。我心中这块是在空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今后自力更生的岁月，就从这儿开始。
打听到这次录取的练习生有十余人，都是中学生。王叔汤告诉我，这里许多老职工也都是投考录取的中学生，其中个别还读过大学。三友实业社的总经理沈九成是个有头脑的实业家，他愿吸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作为他的部下，练习生的工资待遇虽然不高，可是店里在生活方面不惜花钱，尽量满足青年人的需要。沈九成治店方式最突出的一点是每个星期天上午休业，开一次会，由总经理讲一次话，告诉青年怎样对待顾客，对待自己，对待事业，说得实实在在，没一句空话，没一句训话，时间也很短。开完会，请全体职工吃一次水果，用以调剂营养，然后就自由活动。
沈九成作风民主，待人和气，几个高级职员都是他培养出来的，我们青年人对他非常尊敬。
我进门市部，先被派在三楼布疋部卖布，由老店员教我如何量市，如何剪布，如何包装，如何收款。这些活，在旧式商店里要学三年才能出师，这里三天就能学会，但学会并不等于熟练，人家三年学徒，等到出师，已经成为一个熟练而精明的店员，我当然不能如此相比。至于如何对待顾客，总经理总是循循善诱，反复阐明，我们年轻人也都心悦诚服，从来没发生过和顾客吵架的事。
三友实业社以制造洋蜡烛芯起家，进而生产“三角牌”毛巾，夺取了日本人占领的市场，在国货制造业中赫赫有名。后来又在生活用品方面下工夫，生产毛巾毯、罗纹帐、自由布等棉织品。门市部开设在南京路中段，靠近先施、永安两家大百货公司。这一带是上海的购物中心，三友社以生产国货棉织品为号召，门市部顾客相当踊跃。沈九成看到现代工商业广告竞争激烈，不惜花钱长期在各大日报刊登广告，介绍自己的产品。由于介绍得实事求是，不讲虚套，赢得了广大市民的信任。店里专设一个广告部，由专人设计和安排每天所需的广告内容。这个部有固定职工三人，一个管文字，一个管图画，外加一个练习生。我进店三月后，有时调我到广告部上班，制作门市部大门口的两块广告牌，宣传本社的新产品；有时在各个专业柜台画点小广告，为顾客指明购物方向。
南京路上几家比较大的商场商店都有自己的广告宣传牌，其中要算先施公司的广告面积最大，每个橱窗之间竖立一块长条广告牌，总共有七八块，上面画着各种各样的货品，定期变换，以吸引顾客。这些广告牌画笔泼辣，色彩夺目，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在南京路一年，我认真看过先施公司的每一期广告大画，从未漏过。1949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画，和教师们讲起这件事，蒋兆和老师笑嘻嘻地对我说，那些画都是他画的。当年他从四川来上海，谋到这个画广告的职务，这对他以后造型能力的提高有很大作用。这话一点不假，我在1982年北京第一次个展的自序中也曾提到，我的造型能力，基本上是从各种职业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我和蒋兆和20年代末期神交的历史，到了幼年代末期才被说破，说明世界虽大，时间虽久，天涯海角，人间的关系有时也会巧逢在一起，正如老话所说，“飓尺天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南京路是上海的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是文艺娱乐生活的大花园。先施、永安两大公司都有屋顶游乐园，京戏、昆曲、文明戏、电影、曲艺、魔术、杂技，应有尽有，花两角钱可以看个饱。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对面有座市政厅，是洋人独占的地方，每逢星期六晚间，工部局的外国管弦乐队在此演奏，买票入座，票价甚高，高鼻子洋人有点文化教养的，才能在其中占个座位，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地位。三友社广告部那位姓季的专职画家，在上海受过正规美术教育，接触过外国音乐，他告诉我们，市政厅音乐堂的三楼，有免费的座位，可以自由出入，你们有兴趣，可以带你们去见识见识。十八岁的我，尝过屋顶游乐园各种土产文娱，也颇想尝尝外国音乐的滋味，就跟了去。看到楼下穿戴整齐的绅士淑女，一本正经地坐在那儿，听完一小段乐曲鼓一阵掌，曲尽人散，秩序井然。我觉得太拘束，太绅士气，不合我的口味。然而，游乐园和大戏院里那种怪声叫好，在观众头上抛掷毛巾的行为，似乎也太野蛮了些。照我的想法，似乎应该各去其弊，适得其中才对。为了新鲜好奇，后来我也时常找个同伴，钻到市政厅三楼听一会听不懂的洋音乐，觉得另有一种乐趣。这是我接触外国音乐文化的开始。与此同时，看外国电影的兴趣也逐渐滋长起来。我那第一幅漫画《两毛钱饱眼福》就是在新开张的北京大戏院眼见的事实。戏院在放电影的休息间隙中，由一个白俄女子赤身在台上表演各种姿态，以娱观众，谁眼馋，谁就买票去看。严格说来，这是一种外国文化。
三友实业社门市部房屋很窄，青年练习生每年有增，原有的宿舍已挤不下。这年春季在老西门租到一幢大屋，所有新老职工，都搬到新宿舍去住，每天由大卡车接送。宿舍里有唱机、唱片，听听京剧名演员的清唱，也是一种娱乐。我从小喜欢看戏，老家门口有座大庙，庙前有戏台，请来戏班子，名义上为了敬神，实际是为居民自娱。我曾向大表姐学习制作纸型小菩萨，编成小戏演给弟妹看。到了上海，看戏机会多了，有时也喜欢哼几句。在老西门宿舍里，我独握情于唱片中的京剧唱腔，曾反复听谭合培的《坐宫》、杨小楼的《拜山》、时慧宝的《空城计》，同时也学会拉京胡，对一板三眼的腔调略窥门径。这种兴趣，到了1935年初次访问北京时，就大大膨胀起来，几乎每天晚上都得上剧场看戏。记得我看过“富连成”科班中“盛”字辈在前门广和楼的演出；看过杨小楼的《金钱豹》、杨宝森和某票友的《御碑亭》、苟慧生的《红娘》。到了50年代，在画舞的同时，我也开始画戏。对于画戏，我体会到，一个不懂戏的人，尽管他有很好的速写工夫，也难免要出差错。懂戏还有个深懂浅懂之别。比如，昆曲和京戏风格相近，而实有差别；马连良和周信芳做派不同，一举手一投足，各异其趣。如果不懂得这之间的分寸差别，便画不出各自独具的风采和情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