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我十五歲時，高小畢業，投考杭州的中學。吸取前一年投考第一師範失敗的教訓，這次考了三個學校。除一師之外還加考一中和新辦的????務中學。結果，一師仍然落榜，一中和????中皆被錄取。父親認為????中是????運使衙門辦的學校，畢業後找工作較有把握。我也想，進一中，畢業後雖有利於升大學，但父親經商，不一定能送我進大學，於是决定順從父親的意願，讀????務中學。
????中校長蔣邦彥，金華人，是個奉係官僚，正在浙江????運使任上。????是國傢專賣商品，????運使是監督????商的大官，也是保證提供八國聯軍賠款的稅收機關，權力相當大，油水也相當多。這位蔣運使，是個典型的老官僚，他辦這所中學，是想培養一批懂外文的青年，為監督????稅的帝國主義代理人服務。記得入學考試時，這位大官坐着四人擡的官轎，到考場來視察，我的小心靈裏不由閃過一個念頭：假使有一天我也能坐着官轎到處遊蕩，倒也威風！
入學以後，我第一學期相當用功，功課一點不拉；第二學期，每逢星期天，喜歡到書店去逛逛，看到心愛的畫册，買本回來，偷空臨摹一番，相當愜意。那時畫册大都是上海出版的山水花鳥石印本，也有古裝時裝仕女畫，我臨了一陣，似有所得，於是樂此不疲。與此同時，也對流行的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發生興趣。這類小說除了單行本，還可在流行的“禮拜六”派雜志中找到。讀了之後，腦子裏發生了離奇古怪的查案破案等等想象，也拿起筆來學寫偵探小說，竟至於入迷。雖然有了此等課外樂趣，讀書還算用功，此等樂趣反映了我求知方面的一大傾嚮，這和杭州這個新環境的誘導有一定關係。第三學期開始，眼界逐漸開闊，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參加了杭州學生大遊行，長途步行到拱宸橋的日本租界，嚮日本領事館提抗議，反對日本乘歐戰結束之機，強占原德國租藉地山東青島。同時我也接觸到新文化運動的書刊，如文學研究會主持的《小說月報》從中讀到外國文學作品，開始接觸外國人的人生觀和戀愛觀。我的思維境界更加開闊了。
到了1924年第三學年，我已是一個17歲的青年，看到西湖邊上男女學生並肩笑語，心有所動。碰巧，我的一個在女子師範讀書的堂姐，在湖濱見到我，看我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便問我，要不要交個女朋友？我臉雖紅，卻點了頭，表示願意接受。這位堂姐實在熱心，到了下一個星期天，就把我叫到女一師的會客室，介紹她的同學王文英和我見面，介紹完，她即溜走。我和王文英兩人幹坐在會客室裏默然相對，不知說什麽好。衹記得我們年齡相同，約定以後在通信中互相對話。匆匆告別，我纔如釋重負，擺脫了尷尬的處境。回到????中宿舍，幾個比較接近的同學跑來問長問短，什麽女朋友長得可好看等等。我說，我們並肩坐着，誰也不敢正視對方，臉方臉圓沒看清，身高身矮站起來倒有個比較，似乎對方比我矮一點。如此回答，同學們當然不滿足，可是我這時心還在跳，不知如何是好，同學們見我精神恍惚，也就散了。
感謝那一時期讀的新文學作品，使我對所謂自由戀愛有了一個模糊的框框，對如何寫情書也有了一點可以藉鑒的資料。從這個學年開始，我和王文英平均每星期通一次信。每當粉紅色或淺藍色的信封從門房那兒取回時，我的心直跳，揣摩信裏寫的什麽，待到打開信封，看完簡單平凡的語言時，情緒倒又平靜下來。信的重要內容是，下個星期日我們將在什麽地方見面，到什麽地方去遊玩。我心裏盤算，到湖濱幾公園見面？到嶽墳還是湖心亭去玩？得馬上回信，可不能耽誤時間。等到寫了回信，又急切期待美好時刻的到來。若遇到星期六天氣不好，陰雨連綿，我就無心聽課，歪着脖子看窗外，哪怕雨稍稍停一下，心理負擔也就輕一點，不用說這天晚上一定失眠。
我在後面《婚姻辯證法》一書裏，把寫情書叫作“紙上談兵”。我和王文英在紙上談了一年的兵，到最後竟然發展到希望成為永久伴侶的地步。王文英藉看我堂姐為名，這年暑假到我桐廬老傢來看我，我卻不敢嚮父母直言，她就是我未來的對象。
第三個學年終了，????中嚮學生傢長通報學生成績，我的學業是丙等，操行也是丙等。父親雖未嚮我追究，我心裏卻直打鼓。交女朋友談戀愛是個違反校規的操行問題，至於學業丙等，則有全班滑坡的普遍性，因為從本學年起，采用外國原版教科書，教師外文水平不高，上課照本宣讀，學生如墜五裏霧中，考試時又要外文答捲，學業成績如何好得了；加上這學年終了，我和幾個同學擁到英文教員房間，要求免考，被訓斥一頓，認為是“越軌行為”，也算到了我的品行賬上。連拿兩個丙等，怎麽還有面子上第四學年？於是暗中串連四個成績差的同學，作越級考大學的準備。當時我們認為廈門大學是個理想的目標，因為那裏剛鬧過學潮，一部分師生離校到上海創辦大夏大學，廈大大傷元氣，繼續招生時特別願意把浙江籍學生。我們通過一個浙籍助教和一個浙籍高班學生的關係，瞭解到考試日期和考試科目，便在1924年暑假期間；匆匆就道。王文英瞭解到我的窘況，願意和我共患難，一同去考廈大。這樣，我們五個浙江學生，約好先坐火車去到上海，兩天後搭上了去廈門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海輪。在輪船碼頭，碼頭工人把我們幾個鄉下青年攔住，強要我們每人出一元錢，把我們的鋪蓋行李提上船去，說如果不出，便不讓我們上船，這是碼頭規矩。我們衹得乖乖地被敲了竹杠，纔得上船。
我們買的是統艙票，因為是夏天，就在船的後甲板上占了個鋪位。打開鋪蓋，露天睡覺，落得涼快。誰知第二天晚上遇到大雨，鋪蓋全部淋濕，衹好坐以待旦。第三天到達廈門，趕到廈大，找到關係人，纔知道考期已過，但學校同意補考。考試結果，衹一個姓金的同學被錄取，其餘四人落榜。回浙江吧，江蘇、浙江兩省軍閥正在上海交戰，此路不通。怎麽辦？幸虧浙籍教師幫忙，同意為我們四人辦一個補習班，纔算安頓下來。
進廈大，想讀中國文學，而補習班自然是補中學高班的課。開班第一課是數學，先學代數，我腦子裏一盆漿糊，不知怎麽代法；後來學幾何，還有點門路，因為它與平面造型有關，和我的美術細胞對勁，我還學得津津有味。在補習班和王文英天天在一起，但因情緒不佳，兩人之間熱度漸退，她和幾個老學生有了接觸，對我日趨冷淡。到了年底，得知我父親經商失敗，他寄來旅費，催我回浙江。補習班諸人包括王文英，也都動搖起來，約定一同離開廈門回故鄉。我們買了一條貨船的客票，一起動身。這次的船有艙位，不像上次那樣風餐露宿，澆得一身濕，但這是衹“野雞”船，到上海碼頭後沒有固定泊位，停在黃浦江上，等拉客的小舢板把我們拉上岸。那小舢板的主人乘機勒索，我們又被敲了竹杠纔得上岸。
廈門地處閩南，氣候較暖，入鼕以後出現一種怪現象：夏布長衫和棉袍子一齊過鼕。事隔六十餘年，1988年秋後，我重訪廈門，夏布長衫雖已絶跡，當地人穿的仍是短袖短褲，而我已年逾八十，上身穿的是薄毛衫夾外衣，下身是呢子長褲。我想加入嚴鼕，一定得穿呢大衣了。
在廈門半年，學得幾句廈門方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讀作“吉依灑西吾勒切博狗直”。
????中校長蔣邦彥，金華人，是個奉係官僚，正在浙江????運使任上。????是國傢專賣商品，????運使是監督????商的大官，也是保證提供八國聯軍賠款的稅收機關，權力相當大，油水也相當多。這位蔣運使，是個典型的老官僚，他辦這所中學，是想培養一批懂外文的青年，為監督????稅的帝國主義代理人服務。記得入學考試時，這位大官坐着四人擡的官轎，到考場來視察，我的小心靈裏不由閃過一個念頭：假使有一天我也能坐着官轎到處遊蕩，倒也威風！
入學以後，我第一學期相當用功，功課一點不拉；第二學期，每逢星期天，喜歡到書店去逛逛，看到心愛的畫册，買本回來，偷空臨摹一番，相當愜意。那時畫册大都是上海出版的山水花鳥石印本，也有古裝時裝仕女畫，我臨了一陣，似有所得，於是樂此不疲。與此同時，也對流行的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發生興趣。這類小說除了單行本，還可在流行的“禮拜六”派雜志中找到。讀了之後，腦子裏發生了離奇古怪的查案破案等等想象，也拿起筆來學寫偵探小說，竟至於入迷。雖然有了此等課外樂趣，讀書還算用功，此等樂趣反映了我求知方面的一大傾嚮，這和杭州這個新環境的誘導有一定關係。第三學期開始，眼界逐漸開闊，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參加了杭州學生大遊行，長途步行到拱宸橋的日本租界，嚮日本領事館提抗議，反對日本乘歐戰結束之機，強占原德國租藉地山東青島。同時我也接觸到新文化運動的書刊，如文學研究會主持的《小說月報》從中讀到外國文學作品，開始接觸外國人的人生觀和戀愛觀。我的思維境界更加開闊了。
到了1924年第三學年，我已是一個17歲的青年，看到西湖邊上男女學生並肩笑語，心有所動。碰巧，我的一個在女子師範讀書的堂姐，在湖濱見到我，看我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便問我，要不要交個女朋友？我臉雖紅，卻點了頭，表示願意接受。這位堂姐實在熱心，到了下一個星期天，就把我叫到女一師的會客室，介紹她的同學王文英和我見面，介紹完，她即溜走。我和王文英兩人幹坐在會客室裏默然相對，不知說什麽好。衹記得我們年齡相同，約定以後在通信中互相對話。匆匆告別，我纔如釋重負，擺脫了尷尬的處境。回到????中宿舍，幾個比較接近的同學跑來問長問短，什麽女朋友長得可好看等等。我說，我們並肩坐着，誰也不敢正視對方，臉方臉圓沒看清，身高身矮站起來倒有個比較，似乎對方比我矮一點。如此回答，同學們當然不滿足，可是我這時心還在跳，不知如何是好，同學們見我精神恍惚，也就散了。
感謝那一時期讀的新文學作品，使我對所謂自由戀愛有了一個模糊的框框，對如何寫情書也有了一點可以藉鑒的資料。從這個學年開始，我和王文英平均每星期通一次信。每當粉紅色或淺藍色的信封從門房那兒取回時，我的心直跳，揣摩信裏寫的什麽，待到打開信封，看完簡單平凡的語言時，情緒倒又平靜下來。信的重要內容是，下個星期日我們將在什麽地方見面，到什麽地方去遊玩。我心裏盤算，到湖濱幾公園見面？到嶽墳還是湖心亭去玩？得馬上回信，可不能耽誤時間。等到寫了回信，又急切期待美好時刻的到來。若遇到星期六天氣不好，陰雨連綿，我就無心聽課，歪着脖子看窗外，哪怕雨稍稍停一下，心理負擔也就輕一點，不用說這天晚上一定失眠。
我在後面《婚姻辯證法》一書裏，把寫情書叫作“紙上談兵”。我和王文英在紙上談了一年的兵，到最後竟然發展到希望成為永久伴侶的地步。王文英藉看我堂姐為名，這年暑假到我桐廬老傢來看我，我卻不敢嚮父母直言，她就是我未來的對象。
第三個學年終了，????中嚮學生傢長通報學生成績，我的學業是丙等，操行也是丙等。父親雖未嚮我追究，我心裏卻直打鼓。交女朋友談戀愛是個違反校規的操行問題，至於學業丙等，則有全班滑坡的普遍性，因為從本學年起，采用外國原版教科書，教師外文水平不高，上課照本宣讀，學生如墜五裏霧中，考試時又要外文答捲，學業成績如何好得了；加上這學年終了，我和幾個同學擁到英文教員房間，要求免考，被訓斥一頓，認為是“越軌行為”，也算到了我的品行賬上。連拿兩個丙等，怎麽還有面子上第四學年？於是暗中串連四個成績差的同學，作越級考大學的準備。當時我們認為廈門大學是個理想的目標，因為那裏剛鬧過學潮，一部分師生離校到上海創辦大夏大學，廈大大傷元氣，繼續招生時特別願意把浙江籍學生。我們通過一個浙籍助教和一個浙籍高班學生的關係，瞭解到考試日期和考試科目，便在1924年暑假期間；匆匆就道。王文英瞭解到我的窘況，願意和我共患難，一同去考廈大。這樣，我們五個浙江學生，約好先坐火車去到上海，兩天後搭上了去廈門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海輪。在輪船碼頭，碼頭工人把我們幾個鄉下青年攔住，強要我們每人出一元錢，把我們的鋪蓋行李提上船去，說如果不出，便不讓我們上船，這是碼頭規矩。我們衹得乖乖地被敲了竹杠，纔得上船。
我們買的是統艙票，因為是夏天，就在船的後甲板上占了個鋪位。打開鋪蓋，露天睡覺，落得涼快。誰知第二天晚上遇到大雨，鋪蓋全部淋濕，衹好坐以待旦。第三天到達廈門，趕到廈大，找到關係人，纔知道考期已過，但學校同意補考。考試結果，衹一個姓金的同學被錄取，其餘四人落榜。回浙江吧，江蘇、浙江兩省軍閥正在上海交戰，此路不通。怎麽辦？幸虧浙籍教師幫忙，同意為我們四人辦一個補習班，纔算安頓下來。
進廈大，想讀中國文學，而補習班自然是補中學高班的課。開班第一課是數學，先學代數，我腦子裏一盆漿糊，不知怎麽代法；後來學幾何，還有點門路，因為它與平面造型有關，和我的美術細胞對勁，我還學得津津有味。在補習班和王文英天天在一起，但因情緒不佳，兩人之間熱度漸退，她和幾個老學生有了接觸，對我日趨冷淡。到了年底，得知我父親經商失敗，他寄來旅費，催我回浙江。補習班諸人包括王文英，也都動搖起來，約定一同離開廈門回故鄉。我們買了一條貨船的客票，一起動身。這次的船有艙位，不像上次那樣風餐露宿，澆得一身濕，但這是衹“野雞”船，到上海碼頭後沒有固定泊位，停在黃浦江上，等拉客的小舢板把我們拉上岸。那小舢板的主人乘機勒索，我們又被敲了竹杠纔得上岸。
廈門地處閩南，氣候較暖，入鼕以後出現一種怪現象：夏布長衫和棉袍子一齊過鼕。事隔六十餘年，1988年秋後，我重訪廈門，夏布長衫雖已絶跡，當地人穿的仍是短袖短褲，而我已年逾八十，上身穿的是薄毛衫夾外衣，下身是呢子長褲。我想加入嚴鼕，一定得穿呢大衣了。
在廈門半年，學得幾句廈門方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讀作“吉依灑西吾勒切博狗直”。
從廈門回到杭州，住在一傢小旅館裏，遲遲不敢回桐廬。父親急了，親自趕來杭州，把我揪了回去。到了傢，大受訓斥，母親從旁勸解，氣氛纔稍稍緩和。我心裏那股子委屈勁兒無法形容，一怒而從傢中出走。母親急了，叫人到處尋覓，直到傍晚，發現我一人坐在“鬍母井”的井欄上發呆。他們以為我要投並，一把抓住我，拉了回傢。父親見此情景，不再發脾氣了，但一連幾天，老是對我發牢騷，說這三年的學費白白浪費，逼我回????中補讀，讀到畢業，纔算了卻一份心願。我從小養成倔脾氣，怎麽肯吃回頭草，當然拒絶。但我心裏也在盤算：進不了大學，又不願回????中，難道在傢吃老米飯不成？於是下了决心，尋個職業，自力更生。我把此意告訴父親，同時嚮????中同學求援，看他們能否為我覓個飯碗，讓我有個立身之地。結果是音訊杳然，急得我像熱鍋上的螞蟻。
一天，一個親戚拿來一張上海的《申報》，上面登了一則廣告，是上海南京路三友實業社門市部招考練習生。投考資格是中學程度，學過現代會計和歷史地理常識。投考者可自投有關作業，等候評審，一旦錄取，先在門市服務，供給食宿，每月工資十五元。這個天外喜訊樂得我手舞足蹈，父親也面露笑容，催我趕快作準備。那親戚還告訴我，這傢三友實業社最近創製了一種“自由布”，上海極為流行。他拿來布樣給我看，於是我靈機一動，想起了這兩年在????中課餘美術班學會的鉛筆寫生和水彩靜物畫法，如果畫張自由布的廣告寄去，也許錄取的機會會多一些。因此，我除了作好必需的答捲，還用心仿照報上的廣告模式，畫了一幅廣告畫。記得畫的是一身自由布的女裝，表示我還有美術方面的技能。
考卷寄出，心中一塊石頭並未落地。一星期後，三友實業社來了信，說考卷合格，催我立刻去上海面試。這我纔如同科舉時代看到榜上有自己的大名那樣，覺得總算對得起祖先對我的期望。
十八歲的青年，膽子不小，況且上一年遠走廈門，到過上海，所以這次單身出門，父母都放心。到上海後，投宿去年住過的一傢小旅館，離南京路很近，放下行李，就直奔三友實業社。接待我的是名叫王叔湯的年輕總務。他帶我見了總經理瀋九成，並當場攤開筆墨，叫我畫張畫。我真有點像過了科舉考場，心裏發慌。回頭看看，總經理在自顧自翻文件；王叔湯站在旁邊，一口寧波話，說我寄去的那幅廣告畫得不錯，今天無非是要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手筆，你衹管大膽作畫，好壞無所謂。我逐漸定下心來，從起稿到着色，大約一小時交了捲。王叔湯拿畫給總經理看，交換了一下意見，走來告訴我，我被正式錄取了，叫我把行李搬來門市部，正式上班。我心中這塊是在空中的石頭纔算落了地，今後自力更生的歲月，就從這兒開始。
打聽到這次錄取的練習生有十餘人，都是中學生。王叔湯告訴我，這裏許多老職工也都是投考錄取的中學生，其中個別還讀過大學。三友實業社的總經理瀋九成是個有頭腦的實業傢，他願吸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作為他的部下，練習生的工資待遇雖然不高，可是店裏在生活方面不惜花錢，盡量滿足青年人的需要。瀋九成治店方式最突出的一點是每個星期天上午休業，開一次會，由總經理講一次話，告訴青年怎樣對待顧客，對待自己，對待事業，說得實實在在，沒一句空話，沒一句訓話，時間也很短。開完會，請全體職工吃一次水果，用以調劑營養，然後就自由活動。
瀋九成作風民主，待人和氣，幾個高級職員都是他培養出來的，我們青年人對他非常尊敬。
我進門市部，先被派在三樓布疋部賣布，由老店員教我如何量市，如何剪布，如何包裝，如何收款。這些活，在舊式商店裏要學三年才能出師，這裏三天就能學會，但學會並不等於熟練，人傢三年學徒，等到出師，已經成為一個熟練而精明的店員，我當然不能如此相比。至於如何對待顧客，總經理總是循循善誘，反復闡明，我們年輕人也都心悅誠服，從來沒發生過和顧客吵架的事。
三友實業社以製造洋蠟燭芯起傢，進而生産“三角牌”毛巾，奪取了日本人占領的市場，在國貨製造業中赫赫有名。後來又在生活用品方面下工夫，生産毛巾毯、羅紋帳、自由布等棉織品。門市部開設在南京路中段，靠近先施、永安兩傢大百貨公司。這一帶是上海的購物中心，三友社以生産國貨棉織品為號召，門市部顧客相當踴躍。瀋九成看到現代工商業廣告競爭激烈，不惜花錢長期在各大日報刊登廣告，介紹自己的産品。由於介紹得實事求是，不講虛套，贏得了廣大市民的信任。店裏專設一個廣告部，由專人設計和安排每天所需的廣告內容。這個部有固定職工三人，一個管文字，一個管圖畫，外加一個練習生。我進店三月後，有時調我到廣告部上班，製作門市部大門口的兩塊廣告牌，宣傳本社的新産品；有時在各個專業櫃臺畫點小廣告，為顧客指明購物方向。
南京路上幾傢比較大的商場商店都有自己的廣告宣傳牌，其中要算先施公司的廣告面積最大，每個櫥窗之間竪立一塊長條廣告牌，總共有七八塊，上面畫着各種各樣的貨品，定期變換，以吸引顧客。這些廣告牌畫筆潑辣，色彩奪目，成為我學習的榜樣。在南京路一年，我認真看過先施公司的每一期廣告大畫，從未漏過。1949年我在中央美術學院教畫，和教師們講起這件事，蔣兆和老師笑嘻嘻地對我說，那些畫都是他畫的。當年他從四川來上海，謀到這個畫廣告的職務，這對他以後造型能力的提高有很大作用。這話一點不假，我在1982年北京第一次個展的自序中也曾提到，我的造型能力，基本上是從各種職業實踐中培養起來的。我和蔣兆和20年代末期神交的歷史，到了幼年代末期纔被說破，說明世界雖大，時間雖久，天涯海角，人間的關係有時也會巧逢在一起，正如老話所說，“颶尺天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南京路是上海的一條經濟大動脈，也是文藝娛樂生活的大花園。先施、永安兩大公司都有屋頂遊樂園，京戲、昆麯、文明戲、電影、麯藝、魔術、雜技，應有盡有，花兩角錢可以看個飽。南京路老閘巡捕房對面有座市政廳，是洋人獨占的地方，每逢星期六晚間，工部局的外國管弦樂隊在此演奏，買票入座，票價甚高，高鼻子洋人有點文化教養的，才能在其中占個座位，以顯示自己的高貴地位。三友社廣告部那位姓季的專職畫傢，在上海受過正規美術教育，接觸過外國音樂，他告訴我們，市政廳音樂堂的三樓，有免費的座位，可以自由出入，你們有興趣，可以帶你們去見識見識。十八歲的我，嘗過屋頂遊樂園各種土産文娛，也頗想嘗嘗外國音樂的滋味，就跟了去。看到樓下穿戴整齊的紳士淑女，一本正經地坐在那兒，聽完一小段樂麯鼓一陣掌，麯盡人散，秩序井然。我覺得太拘束，太紳士氣，不合我的口味。然而，遊樂園和大戲院裏那種怪聲叫好，在觀衆頭上拋擲毛巾的行為，似乎也太野蠻了些。照我的想法，似乎應該各去其弊，適得其中纔對。為了新鮮好奇，後來我也時常找個同伴，鑽到市政廳三樓聽一會聽不懂的洋音樂，覺得另有一種樂趣。這是我接觸外國音樂文化的開始。與此同時，看外國電影的興趣也逐漸滋長起來。我那第一幅漫畫《兩毛錢飽眼福》就是在新開張的北京大戲院眼見的事實。戲院在放電影的休息間隙中，由一個白俄女子赤身在臺上表演各種姿態，以娛觀衆，誰眼饞，誰就買票去看。嚴格說來，這是一種外國文化。
三友實業社門市部房屋很窄，青年練習生每年有增，原有的宿舍已擠不下。這年春季在老西門租到一幢大屋，所有新老職工，都搬到新宿舍去住，每天由大卡車接送。宿舍裏有唱機、唱片，聽聽京劇名演員的清唱，也是一種娛樂。我從小喜歡看戲，老傢門口有座大廟，廟前有戲臺，請來戲班子，名義上為了敬神，實際是為居民自娛。我曾嚮大表姐學習製作紙型小菩薩，編成小戲演給弟妹看。到了上海，看戲機會多了，有時也喜歡哼幾句。在老西門宿舍裏，我獨握情於唱片中的京劇唱腔，曾反復聽譚合培的《坐宮》、楊小樓的《拜山》、時慧寶的《空城計》，同時也學會拉京鬍，對一板三眼的腔調略窺門徑。這種興趣，到了1935年初次訪問北京時，就大大膨脹起來，幾乎每天晚上都得上劇場看戲。記得我看過“富連成”科班中“盛”字輩在前門廣和樓的演出；看過楊小樓的《金錢豹》、楊寶森和某票友的《禦碑亭》、苟慧生的《紅娘》。到了50年代，在畫舞的同時，我也開始畫戲。對於畫戲，我體會到，一個不懂戲的人，儘管他有很好的速寫工夫，也難免要出差錯。懂戲還有個深懂淺懂之別。比如，昆麯和京戲風格相近，而實有差別；馬連良和周信芳做派不同，一舉手一投足，各異其趣。如果不懂得這之間的分寸差別，便畫不出各自獨具的風采和情趣來。
一天，一個親戚拿來一張上海的《申報》，上面登了一則廣告，是上海南京路三友實業社門市部招考練習生。投考資格是中學程度，學過現代會計和歷史地理常識。投考者可自投有關作業，等候評審，一旦錄取，先在門市服務，供給食宿，每月工資十五元。這個天外喜訊樂得我手舞足蹈，父親也面露笑容，催我趕快作準備。那親戚還告訴我，這傢三友實業社最近創製了一種“自由布”，上海極為流行。他拿來布樣給我看，於是我靈機一動，想起了這兩年在????中課餘美術班學會的鉛筆寫生和水彩靜物畫法，如果畫張自由布的廣告寄去，也許錄取的機會會多一些。因此，我除了作好必需的答捲，還用心仿照報上的廣告模式，畫了一幅廣告畫。記得畫的是一身自由布的女裝，表示我還有美術方面的技能。
考卷寄出，心中一塊石頭並未落地。一星期後，三友實業社來了信，說考卷合格，催我立刻去上海面試。這我纔如同科舉時代看到榜上有自己的大名那樣，覺得總算對得起祖先對我的期望。
十八歲的青年，膽子不小，況且上一年遠走廈門，到過上海，所以這次單身出門，父母都放心。到上海後，投宿去年住過的一傢小旅館，離南京路很近，放下行李，就直奔三友實業社。接待我的是名叫王叔湯的年輕總務。他帶我見了總經理瀋九成，並當場攤開筆墨，叫我畫張畫。我真有點像過了科舉考場，心裏發慌。回頭看看，總經理在自顧自翻文件；王叔湯站在旁邊，一口寧波話，說我寄去的那幅廣告畫得不錯，今天無非是要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手筆，你衹管大膽作畫，好壞無所謂。我逐漸定下心來，從起稿到着色，大約一小時交了捲。王叔湯拿畫給總經理看，交換了一下意見，走來告訴我，我被正式錄取了，叫我把行李搬來門市部，正式上班。我心中這塊是在空中的石頭纔算落了地，今後自力更生的歲月，就從這兒開始。
打聽到這次錄取的練習生有十餘人，都是中學生。王叔湯告訴我，這裏許多老職工也都是投考錄取的中學生，其中個別還讀過大學。三友實業社的總經理瀋九成是個有頭腦的實業傢，他願吸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作為他的部下，練習生的工資待遇雖然不高，可是店裏在生活方面不惜花錢，盡量滿足青年人的需要。瀋九成治店方式最突出的一點是每個星期天上午休業，開一次會，由總經理講一次話，告訴青年怎樣對待顧客，對待自己，對待事業，說得實實在在，沒一句空話，沒一句訓話，時間也很短。開完會，請全體職工吃一次水果，用以調劑營養，然後就自由活動。
瀋九成作風民主，待人和氣，幾個高級職員都是他培養出來的，我們青年人對他非常尊敬。
我進門市部，先被派在三樓布疋部賣布，由老店員教我如何量市，如何剪布，如何包裝，如何收款。這些活，在舊式商店裏要學三年才能出師，這裏三天就能學會，但學會並不等於熟練，人傢三年學徒，等到出師，已經成為一個熟練而精明的店員，我當然不能如此相比。至於如何對待顧客，總經理總是循循善誘，反復闡明，我們年輕人也都心悅誠服，從來沒發生過和顧客吵架的事。
三友實業社以製造洋蠟燭芯起傢，進而生産“三角牌”毛巾，奪取了日本人占領的市場，在國貨製造業中赫赫有名。後來又在生活用品方面下工夫，生産毛巾毯、羅紋帳、自由布等棉織品。門市部開設在南京路中段，靠近先施、永安兩傢大百貨公司。這一帶是上海的購物中心，三友社以生産國貨棉織品為號召，門市部顧客相當踴躍。瀋九成看到現代工商業廣告競爭激烈，不惜花錢長期在各大日報刊登廣告，介紹自己的産品。由於介紹得實事求是，不講虛套，贏得了廣大市民的信任。店裏專設一個廣告部，由專人設計和安排每天所需的廣告內容。這個部有固定職工三人，一個管文字，一個管圖畫，外加一個練習生。我進店三月後，有時調我到廣告部上班，製作門市部大門口的兩塊廣告牌，宣傳本社的新産品；有時在各個專業櫃臺畫點小廣告，為顧客指明購物方向。
南京路上幾傢比較大的商場商店都有自己的廣告宣傳牌，其中要算先施公司的廣告面積最大，每個櫥窗之間竪立一塊長條廣告牌，總共有七八塊，上面畫着各種各樣的貨品，定期變換，以吸引顧客。這些廣告牌畫筆潑辣，色彩奪目，成為我學習的榜樣。在南京路一年，我認真看過先施公司的每一期廣告大畫，從未漏過。1949年我在中央美術學院教畫，和教師們講起這件事，蔣兆和老師笑嘻嘻地對我說，那些畫都是他畫的。當年他從四川來上海，謀到這個畫廣告的職務，這對他以後造型能力的提高有很大作用。這話一點不假，我在1982年北京第一次個展的自序中也曾提到，我的造型能力，基本上是從各種職業實踐中培養起來的。我和蔣兆和20年代末期神交的歷史，到了幼年代末期纔被說破，說明世界雖大，時間雖久，天涯海角，人間的關係有時也會巧逢在一起，正如老話所說，“颶尺天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南京路是上海的一條經濟大動脈，也是文藝娛樂生活的大花園。先施、永安兩大公司都有屋頂遊樂園，京戲、昆麯、文明戲、電影、麯藝、魔術、雜技，應有盡有，花兩角錢可以看個飽。南京路老閘巡捕房對面有座市政廳，是洋人獨占的地方，每逢星期六晚間，工部局的外國管弦樂隊在此演奏，買票入座，票價甚高，高鼻子洋人有點文化教養的，才能在其中占個座位，以顯示自己的高貴地位。三友社廣告部那位姓季的專職畫傢，在上海受過正規美術教育，接觸過外國音樂，他告訴我們，市政廳音樂堂的三樓，有免費的座位，可以自由出入，你們有興趣，可以帶你們去見識見識。十八歲的我，嘗過屋頂遊樂園各種土産文娛，也頗想嘗嘗外國音樂的滋味，就跟了去。看到樓下穿戴整齊的紳士淑女，一本正經地坐在那兒，聽完一小段樂麯鼓一陣掌，麯盡人散，秩序井然。我覺得太拘束，太紳士氣，不合我的口味。然而，遊樂園和大戲院裏那種怪聲叫好，在觀衆頭上拋擲毛巾的行為，似乎也太野蠻了些。照我的想法，似乎應該各去其弊，適得其中纔對。為了新鮮好奇，後來我也時常找個同伴，鑽到市政廳三樓聽一會聽不懂的洋音樂，覺得另有一種樂趣。這是我接觸外國音樂文化的開始。與此同時，看外國電影的興趣也逐漸滋長起來。我那第一幅漫畫《兩毛錢飽眼福》就是在新開張的北京大戲院眼見的事實。戲院在放電影的休息間隙中，由一個白俄女子赤身在臺上表演各種姿態，以娛觀衆，誰眼饞，誰就買票去看。嚴格說來，這是一種外國文化。
三友實業社門市部房屋很窄，青年練習生每年有增，原有的宿舍已擠不下。這年春季在老西門租到一幢大屋，所有新老職工，都搬到新宿舍去住，每天由大卡車接送。宿舍裏有唱機、唱片，聽聽京劇名演員的清唱，也是一種娛樂。我從小喜歡看戲，老傢門口有座大廟，廟前有戲臺，請來戲班子，名義上為了敬神，實際是為居民自娛。我曾嚮大表姐學習製作紙型小菩薩，編成小戲演給弟妹看。到了上海，看戲機會多了，有時也喜歡哼幾句。在老西門宿舍裏，我獨握情於唱片中的京劇唱腔，曾反復聽譚合培的《坐宮》、楊小樓的《拜山》、時慧寶的《空城計》，同時也學會拉京鬍，對一板三眼的腔調略窺門徑。這種興趣，到了1935年初次訪問北京時，就大大膨脹起來，幾乎每天晚上都得上劇場看戲。記得我看過“富連成”科班中“盛”字輩在前門廣和樓的演出；看過楊小樓的《金錢豹》、楊寶森和某票友的《禦碑亭》、苟慧生的《紅娘》。到了50年代，在畫舞的同時，我也開始畫戲。對於畫戲，我體會到，一個不懂戲的人，儘管他有很好的速寫工夫，也難免要出差錯。懂戲還有個深懂淺懂之別。比如，昆麯和京戲風格相近，而實有差別；馬連良和周信芳做派不同，一舉手一投足，各異其趣。如果不懂得這之間的分寸差別，便畫不出各自獨具的風采和情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