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纯德
当大地渴望甘霖的时候，即使远天一声雷，一朵云，也会使人快慰，若是有雨滴飘然而下，人们便会欣喜若狂地感谢它，大地将永远记住它……
《小雨点》，是苦旱时候的及时雨！
陈衡哲，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不是她的本行，但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她是新文学史上颇有贡献的女作家。在“五四”时期，“她曾作奋斗的歌吼”，确乎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陈衡哲只有一部出版较早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和两卷《衡哲散文集》及一些未辑集散篇。但她的心血铸造的“小雨点”却曾滋润过新文学的幼苗……
1890年，陈衡哲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那时正值封建社会日趋崩溃的清朝末年。她在《自传》里说：“我的祖父是湖南衡山人；但因为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江苏武进人，我自己又是生在那里的，所以就算是武进人。”
陈衡哲原名陈(雁鸟)，字乙睇，生在名门。她的祖父陈梅生有十二个子女；父亲是幼子，当了清朝的官吏，有五个儿女，陈衡哲排行第二。
1897年，陈衡哲的舅舅庄思缄到广西、广东做官，这时她家便从湖南搬到江苏外祖父那里。她从小在家读书，没有上过小学。但她的思想和才华是在家庭环境里熏陶出来的。大约五六岁时，每当舅舅回家省亲时，陈衡哲总是天不亮便起身去看舅舅。她向祖母匆匆问了安，便一口气跑到还没起床的舅舅那里，要他讲新奇的故事。她虽然是个孩子，听大人讲故事，却特别认真，舅舅在广东省城城经常耳闻目睹欧美文化，尤其是医学方面的进步。他的思想很新，很佩服西洋的科学和文化，更佩服那些到中国来的美国女子。他把所看到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生活情形讲给陈衡哲，最后一句话总是：“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的去学习西洋的独立的女子。”当时的陈衡哲最易受感动，舅舅最后那句话，往往使她热泪盈眶。她问舅舅：“我怎样方能学像她们呢？”舅舅说：“进学校呀！……”舅舅给她讲了许多中国以外的世界，她好像作了一次次的国外旅行，那么多东西都使她惊奇不已，那颗幼小的心灵里，装满了关于现代世界、科学救人、妇女新的使命等知识和认识。舅舅还对她说：“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步走。”陈衡哲回忆说：“这类的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她每见舅舅一次，要进学校的念头便加深一层，后来竟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梦想。
陈衡哲十三岁那年，父亲到西南僻远的一个省去做官，她由于求学心切，便要求母亲，让她到广东舅舅那里去上学。这位贤明的母亲深知女儿的志愿，于是同意了。秋天，当舅舅再次回乡省亲要回广东的时候，她讲了一定要到广东去的诺言。这诺言竟使她热血沸腾，痛哭一场。她回忆说：“这哭是为着快乐呢，还是惊惧，自己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定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的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感情大冲动的稚弱的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当她决心离开母亲，踏上那条陌生的人生之路的时候，心里曾有过很多痛苦和矛盾，但那颗正富于幻想的心，却有着高远的美好追求。
在广东，她得到了舅父舅母父母般的温情和抚爱。她是梦想着上学而来的，所以一到那里便央求舅母到医学校为她报名。“虽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喜欢学医的，但除了那个医学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校可进呢？有一个学校可进，不总比不进学校好一点吗？”舅舅认为她的年纪太小，想让她等两年再说，但她非要上学不可。舅母带她去报名，但学校不收不到十八岁的学生。她带着一颗失望与受伤的心回到家里，只好仍旧做舅舅的学生。
她的舅舅是一位喜欢教诲青年的人。那一年，他不但自己教陈衡哲，还请了一位客籍广东的杭州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新时代的卫生知识。三个月后，舅舅将文作武，到廉州统领新军去了；又过了三个月，家也搬了去。舅舅极忙。但每天下午，总要穿着新军统领的眼饰，骑着马，匆匆回家教她一个小时《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和一些报章杂志，然后又匆匆离去。她回忆说：舅舅“对于现代的常识，也比那时的任何尊长为丰富，故我从他的谈话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教训，可说比书本上得到的要充足与深刻得多。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陈衡哲像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儿，虽然羽毛未丰，却不畏人世的风险，只是想奋翅高飞，并不留恋生活的顺适和安乐，一心想着求学。在1917年的冬天，她被舅母带到上海，在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后来又进了一所新办的学校。上海三年，陈衡哲颇感失望，但她的英文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成为考取清华学堂赴美留学的关键筹码。
一个初踏人生征途的旅人，都会珍惜和永记亲友或尊长的指点。陈衡哲说：“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除舅舅之外，姑母也是她命运的导航人。在《纪念一位老姑母》的文章里，寄托了她许多美好的感情，她把姑母的影响看作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页。她回忆说：“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精力强盛，并且天才横溢，德行高超，使我们一见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能牛刀割鸡似的施用到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却并不像普通所谓‘才女’的一样，只限于吟风弄月。她除了做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轻的时候，白天侍侯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这样的精力，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姑母的这些影响力，深入到她的心灵和精神，启迪她磨砺意志，开辟生活。
在上海求学时期，因父亲命令给她订婚而使陈衡哲陷入黑暗的境地。这时，她便跑到乡下的姑母家里。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女孩子，在布满荆棘的生活中，是姑母对她的偏爱，给了她一线光明。
她的姑母酷爱杜诗，有一次吟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叹了一口长气，对陈衡哲说：“这是我从前的梦想。现在呵，连自己的儿孙也庇不着了！”陈衡哲说：“但是，姑母现在是庇着一个苦孩子啊！”
在她眼里，姑母是召唤黎明的一缕霞光，“使一种黑暗的前途渐渐有了光明，使我对于自己的绝望变成希望，使我相信，我这个人尚是一块值得雕刻的材料。……但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不是靠这位姑母，我恐怕将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纪念一位老姑母》）
1911年至1914年，正是陈衡哲在上海求学的时期。但这里没有理想的学校，学习成绩等于“零”，这是她至为痛苦的总结。由于无书可读，她便常去有着明秀山水环境的姑母家，并在一个家馆教了半年小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年夏天，清华学堂开始招考留美女学生。当时她自觉程度浅，不敢应试，但她得到了姑母的鼓励，认为大有考取的希望。这种鼓励，使她恢复了自信力，听了姑母的话，到上海应了考。考完后，仍回乡下教家馆。后来，姑姑和舅舅都在报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并都立刻写信给她。舅舅信上说：“清华招女生，吾知甥必去应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积年求学之愿，于今得偿，舅氏之喜慰可知矣。”姑母的信，她还没看完，“眼泪便如潮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这是生活的转折！她回忆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页，而引我离开这个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却是这位老姑母，和她对于我的深信与厚爱。”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内外矛盾重重，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新思潮把陈衡哲冲出了园门，并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她到美国后，入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当1915年9月，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发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是新文学促进派的先锋，而梅光迪（觐庄）等人，或坚决反对，或不赞成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场笔战，把他逼上了试写白话诗的道路。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小雨点·胡序》）
1918年，她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又进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陈衡哲原是一位不婚主义者，为了理想和事业，曾决心不结婚。但直到1919年任叔永第二次到美国，才由于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抛弃了不婚主义，订了婚。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开放大学女禁，先打电话给陈衡哲，聘她为教授。这一年，她获硕士学位后，在新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于夏天回国，秋天与任叔永结婚。1924年，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半年。1930年又回北京大学教历史一年。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1935年9月，任叔永任四川大学校长，她也同去成都，任该校西洋史教授。
“五四”运动后，在大学任教期间，陈衡哲曾针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妇女问题，写了许多文章，如《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在四川大学的时候，她发现有不少女学生是官僚、财阀们的姨太太，这一事实，使她心头萌发了对四川当局的强烈不满，也更同情那些深受蹂躏、压迫的女性。愤怒中，她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四川问题的文章，说这是女性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妇女要争取独立自主。在那个时代，正义和真理总是不幸的。她的文章一经发表，便遭受到四川黑暗势力的围攻，他们用“侮辱四川妇女界”的帽子压她，并要把她驱逐出境。陈衡哲怀着满腔的激愤离开四川，回到北平。她的丈夫任叔永，也在1937年6月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她对四川军阀的黑暗政治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她在文章里写道：“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见到有热力的阳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见到一次照耀终日的太阳。”她写的是“天气”，而比喻的是现实。她还说不如把四川改成“二云省”，更能名副其实。“朋友说，‘云一而已，那来二云’？我说，还有那吞云吐雾‘云’呢！我告诉您这句话，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这二云笼罩之下，是怎样的暗无天日呀！”
抗日战争爆发后，像许多人一样，陈衡哲也开始过起“流浪”生活。她和孩子先到云南昆明，1941年11月到香港；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广州湾，后又辗转到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衡哲全家回到上海。她丈夫任叔永生于1886年，是科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离开四川后，于1938年曾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1946年再度赴美，翌年回国，留居上海，解放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技图书馆馆长及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等职。1961年11月，任叔永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陈衡哲的三妹陈衡粹与著名戏剧家余上沅结婚。陈衡哲有子女三人：长子以都，获美国哈佛大学学位，在美国任大学教授；三子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解放后回国，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授。
有人说，陈衡哲自幼富有男子气，直言快语，豪爽不羁。这种气质与性格，主要表现在她走上生活之后。幼年，她爱哭，但有争强好胜，一定要像男子一样去读书的苦斗精神。关于她的性格，她曾在《自传》和其他文章中说过同样的话：“我有些行为，好像是矛盾的，譬如说：喜欢写文章，而怕毛笔字；颇喜饮酒，而最不想干杯；勇于改过，而对原则却不愿牺牲；喜欢朋友，却厌恶应酬。”
自1949年解放后，人们不知道陈衡哲蛰居何处。但中国大陆文艺界的许多人都以为她在台湾，而台湾和香港的评论家或文学史家以讹传讹地都以为她在1962年或1963年在大陆逝世、为了解她解放后的情况，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其三妹陈衡粹（其丈夫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之一余上沅教授）和其女儿任以书，她们的来信，才使得陈衡哲如断了线的风筝的历史，被找了回来。
抗战胜利后。陈衡哲留居上海，再也没有离开。1981年4月7日，陈衡粹来信说：
解放前后，她和我均在上海，直到她逝世，我们是常见面的。
但她患有严重的目疾，故她从未出去开过会，或看朋友，更谈不
上写文章了。她过着等于隐居的生活，与外界接触少，接着双目
鼓出，红肿流泪，并发症是严重甲状腺，视力衰退，咫尺不能看
见。因此不便出门，连楼都多年不下。在十年动乱中，因有一儿
一女在国外，两次大抄家，精神受到刺激，至此，她便衰老到难以
形容的地步。她有不少诗稿，但浩劫中都不知去向了。一九七六
年一月七日，因肺炎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即瑞金医院），享年八
十六岁。死时，仅我与其次女以书在旁。
1981年4月17日，她的二女儿任以书来信说：
……我姨母陈衡粹同志对母亲很了解。我深知父母之为人，
他们对身后的虚名或纪念并不放在心上。
解放后，我母亲由于年老体衰（患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及白内障），没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只在家料理家务，读大字线装古书，借以消遣。她是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多病，未曾去开过会。生活上多蒙国家照顾，她始终铭记在心。
我抄录了陈衡粹和任以书二位女士来信的部分内容，陈衡哲解放后的生活也都一目了然。
几十年来，《小雨点》不见再版；绝大部分现代文学作品选集也未选其作品，读者看不到至今仍然晶莹透明的《小雨点》。1995年“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女性的地平线》（阎纯德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才选了她的《洛绮思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小雨点》的价值是存在的，陈衡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也是可以论定的。
陈衡哲作为作家，她的创作并不丰富，只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西风》（1933年，商务印书馆），及上下两卷《衡哲散文集》（1938年，开明书店出版；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英文著作几册，如《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及其他小册子，共约一百五十余万言，写成而未发表的诗文小说，也约有一百万字，后者大抵都是抗战期间在流亡中写成的。另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西洋史》（上下册；1925—1926年）、《文艺复兴小史》（1926年）、《欧洲文艺复兴史》（1930年）等。
陈衡哲以白话从事文学创作，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家之一。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实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女作家。”（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实际上，她发表白话小说，比鲁迅还早一年。胡适在《小雨点·胡序》里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陈衡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1917年刊于《留美学生季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朋寸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作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时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当然，她的作品的影响力，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陈衡哲发表作品甚早，她到美国后即开始写作诗和散文，后又写小说，主要刊登在《留美学生季报》、《新青年》、《努力周报》、《独立评论》、《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刊物上。1916年，《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笔任叔永收到她的两首五绝：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
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他觉得自己在新大陆发现了新诗人。他把诗抄寄胡适，令猜出自何人手笔。胡适答道：
两诗绝妙！《风》诗我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
《月》诗则绝非我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
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
手！（胡适《留学日记》）
由此可见她不同凡俗的才气和情致。接着，陈衡哲便闯入了胡适、任叔永、杨杏佛、梅光迪、胡先驌等一群文人之中，她的创作才华，也便在这新的天地里展现出奇异的姿容。1918年，她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第五卷第三期）和短篇小说《老夫妻》（第五卷第四期）。以后又相继发表了其他文字。
短篇小说集《小雨点》是从她1917年至1926年的作品中选出来的，共收《小雨点》、《一日》、《波儿》、《老夫妻》、《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孟哥哥》、《西风》、《洛绮思的问题》、《运河与扬子江》、《一支扣针的故事》等十篇，初版时前有《胡序》、《任序》和《自序》。
陈衡哲在《小雨点·自序》中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又说：“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里硬逼软求的，要我替他们说话。他们或是小孩子，或是已死的人，或是程度甚低的苦人，或是我们所目为没有知识的万物，或是蕴苦含痛而不肯自己说话的人。他们的种类虽多，性质虽杂，但他们的喜怒哀乐却都是十分诚恳的。他们求我，迫我，搅扰我，使得我寝食不安，必待我把他们的志意情感，一一的表达出来之后，才让我恢复自由！他们是我作小说的唯一动机。他们来时，我一月可作数篇，他们若不来，我可以三年不写只字。这个搅扰我的势力，便是我所说的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她写作的动机、经过、内容和风格，也道出了一般作家的创作规律。
《任序》说，有文学天赋的人，做文学家的根本就算有了，“其余的便是他的训练与修养。作者是专修历史的人，她的文学作品，不过是正业外的小玩意。但她的文学作品却也未尝没有她的训练与修养，我们看了这十来篇小说，至少可以看出她文学技术的改变与进步。”又说她的创作有三点特色，一是技巧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二是作品中表现了锐敏的感觉，三是作者对人生问题有很好的见解。
陈衡哲的《一日》，叙述学校一天的生活，生动、幽默，虽有一些小说的特点，严格讲，不算小说，充其量它是散文化的小说，但其意义在于它是这本小说集的起点。
《小雨点》是一篇足能表现作者想象力的较为完整的象征小说，它和《西风》、《运河与扬子江》等篇一样，“是融合寓言、童话及天候气象知识于一炉的作品”，借助于对自然界的描写，寓意颇深，又极富诗情画意。这些篇章，其中有许多饶有风趣、清新的动人描写，令人难忘。
小雨点的家，在一个紫山上面的云里。有一天，他正同着他
的哥哥姊姊，在屋子里游玩，忽然外面来了一阵风，把他卷到了
屋外去。
小雨点着了急，伸直了喉咙叫道：“风伯伯：快点放了我呀！”
风伯伯一点也不睬，只管吹着他，向地下卷下去。小雨点吓
得闭了眼睛，连气也不敢出。后来他觉得风伯伯去了，才慢慢地
把眼睛睁开，向四围看了一看，只见自己正挂在一个红胸鸟的翅
膀上呢！那个红胸鸟此时正扑着他的翅膀，好像要飞上天去的光
景。小雨点不禁拍手叫道：
“好了，好了！他就要把我带回我的家里了。”
谁知道那个红胸鸟把他的翅膀扑得太厉害了，竟把小雨点
掀了下来。
小雨点看见自己跌在一个草叶上面，他便爬了起来，两只手
掩了眼睛，呜呜的哭起来了。
在《小雨点》中，作者以极其流利、清新的文笔，把那些自然界的事物，都在不失其真的前提下，通通人格化，赋其生命和性格，小雨点，风伯伯，泥沼，河伯伯，涧水哥哥，海公公，青莲花，死池哥哥，太阳公公……都像活生生的人。当然，小雨点是主人公，通篇都在描述他的游历和冒险：从天上落到地下，如何由江河携带入大海，又怎样由太阳公公送回老家，后来为了拯救那株就要枯萎的青莲花而又落下，被青莲花吸进液管里。当青莲花由于自然规律而要死去的时候，天真、温柔、善良而又勇于自我牺牲的小雨点说：“青莲花，青莲花！快快的不要死，我愿意再让你把我吸到液管里去。”小雨点的形象是多么可爱啊！
《西风》是一篇赞美秋色的作品，通过对秋景的描写，寄托了一层颇深的思想：厌恶龌龊的下界，热爱美丽的自然。那西风，“不是要到世间去败花打叶，摧残一切，却是不忍下界人们的思慕，要去安慰他们的。”西风和明月是希望永远相聚的好友。但明月为了要用她的光辉洗涤尘世的黑暗与不平，安慰失恋人的痛苦和寂寞，于是舍弃西风而到尘世做事，梦想尘世能是一座幸福的乐园。寂寞的西风也到了人间做事，吹红叶飞舞，让死水奔腾，陪伴失恋的少女……啊，西风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使者，一个幸福的贡献者。
下面的世界太恶浊了，住在那里的人们，只有下降的机会，
没有上升的希望，所以我宁愿牺牲了红枫谷里的快乐，常常下去
看看他们，想利用我这点爱力，去洗涤他们的心胸，并且去陪伴
陪伴那比较高尚一点的人们的孤寂。
这是《西风》里画龙点睛式的一段话。明月这种悲天悯人之心，实际上是作者对“缺乏自由和美丽”的现实不满。
《运河与扬子江》，酷似一篇气势磅饶的散文诗，作者像在写自己，也是在写中华民族。它昭示人们要有志气，要奋斗，要战取光明。运河和扬子江的对话，富有精意，发人深思，简短有力。运河是人工的，生命是人们给的，所以“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扬子江则不同，它把千山万岭“凿穿了，打平了”，生命是奋斗来的，因此，它的生命是“无人能毁的”。运河奴性十足，成毁由人，全不在乎，所以扬子江说：“快乐的奴隶，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总远胜于怨尤的奴隶呵！再会了，运河！我祝你永远心足，永远快乐！”
扬子江告别运河后，十分自豪地唱着歌流向东海。那结尾，很鼓舞人，使人想到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
奋斗的辛苦啊！筋断骨折；
奋斗的悲痛啊！心摧肺裂；
奋斗的快乐呵！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讥笑，征服了疑惑！
痛苦的安慰，从火山的烈焰中，采取生命的真谛！
泪是酸的，血是红的，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
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来的生命是美丽的！
一反她文笔之细腻，这《运河与扬子江》却是一座爆发的火山，一腔炽烈的爱国之情。
阿英说：“她的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显然是代表了五四运动初期的青年的思想。对于人生的态度，虽然是向上的，虽然是奋斗的，究竟是不免于朦胧的。只晓得不满意于现实，只晓得为生活而奋斗，战术与战略，以及不幸的生命的起源，以及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背景，是不曾加以精细的考察的。就是这一时期运动的主要意义，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黎明运动，很多的青年也不曾理解。五四初期的一般青年的心理现象就是如此。她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时代青年的潜在的生命的活跃的力的爆发，抗斗的生命的基本力量。”（《现代中国女作家》）在她的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是五四时期比较进步的表现。
陈衡哲的创作中，基本上不以热烈的感情做墨水，而能理智地支配自己，她的作品不是自叙传，没有旧时代多愁善感的女性的形象，而是取材于广泛的人间，客观地描写一切事物。
阿英说：“她的取材也不像一般女性作家的狭小，她是跳出了自己的周圈在从事创作。”（《现代中国女作家》，署名黄英；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贺玉波评论说：“她的作品里充满了为自由快乐而奋斗的精神，能使读者不满于现存的丑恶的世界，而有急进向上之勇气。若以整个技巧来说，那些作品也有相当的成功：就是能够利用自然界的景物，而作成象征的作品，并且能够利用难于解决的问题，而作成问题小说。从这两点看来，我们可以得知作者对于西洋文学是极有心得的。”（《中国现代女作家》；1936年，现代书局出版）对于她的小说，陈敬之也说：“由于她是一个能够把题材范围，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亲情、性爱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关于个人情智上的困扰，推而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而在技巧上则又能舍弃第一人称改用第三人称来描写的女作家，故尽管在创作上正和其他一般女作家一样，仍然有赖于她的那一股炽烈的感情，以为其永不涸竭的源泉；但她之所以显然与一般女作家有所不同者，就是她却能进一步的把这一股炽烈的感情，透过严肃的理智，冷静而客观的描写社会和反映人生。所以她不仅能够从各方面找寻写作题材，而不必以身边人物和身边琐事为限；而且还能够以卓越的意境，华丽的词藻，运用她的类似象征派的手法与乎接近理想主义的作风，借以表现她在文艺创作上的独特风格。”（《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1980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以上引了三家评论，目的在于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来说明陈衡哲的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
作为“五四”启蒙思潮高峰到来前后的陈衡哲，有别于冰心，她的创作方式作品风格，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人生、妇女、家庭和社会等诸多问题，流露出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小雨点》里，除以上几篇外，《波儿》和《巫峡里的一个女子》也有着“一种对于世间不幸人们的同情”；《洛绮思的问题》一篇充满了诗意，写爱情痛苦与事业，歌颂那种为了伟大的目标而牺牲爱情的高尚情操。瓦德白朗教授爱上了女研究生洛绮思，并订了婚约。她是一心想在哲学上有所成就，虽然极爱自己的老师，但还是要求解除婚约，这位教授为了成全她就同意了。瓦德白朗当然没有苦等“天上的天鹅”飞到人间来，他与一位体育教员结婚了。婚后，他写了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我不愿对我妻子有不满意的话，但我怎能欺骗自己，说
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己当尽我作丈夫的责
任，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
穷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将他打开，
细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
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他是一个神秘的世
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愿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贪恋那个又
苦又酸的泉水，胜于一切世俗的甘泉。
我的朋友，请你恕我乱言，我真愿有一个人，来与我同游这
个世界。我怎能希望这个人是你呢？但你却是这个世界的创造
者，没有你便没有他，所以他是纯洁的，出世的，不染尘埃的。
我不多写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结了婚，但不曾因此关
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我永
远是你的。
瓦德写的这封深怕创伤洛绮思的心灵而扣压的信，是用痛苦写成的，充满了哀怨，心理上的矛盾折磨了小说中两位主人公。他们是高尚的，这种爱情在当时也是新型的。
《一支扣针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是通过“爱情与义务的交战”的描写，表现了人生和社会问题，这是有着很深的时代意义的。
陈衡哲一生写了很多散文，但辑集出版的只有《衡哲散文集》上下两卷。此集共收短文五十二篇，是从一百数十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她在《前言》中说：“近年来常有识与不识的青年们，写信或当面问我，对于某某问题的意见。这些问题有时是属于社会，有时是关于青年的教育或修养的，有时是属于妇女的。”这不过只是她的散文的部分内容。《衡哲散文集》分五编：第一编“通论”，所论甚广，不少篇章里都有一颗跳动的爱国之心，如《清华大学与国耻》等；第二编“妇女问题”，论及的全属妇女解放及社会责任一类问题，如在《国难与知识界的妇女卜一文中说，国难当前，“……我们不但要学着过一点刻苦的生活，并且还应该抱一个不怕死的决心。这个决心是我们人格的火洗礼，受过这个洗礼的人，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做，什么重任不能负，什么精神与身体上的享受不能牺牲？”第三编“教育与青年问题”；第四编“传记”，所写多属世界文化名人的小传，《纪念一位老姑母》和《我幼时求学的经过》是写自己的；第五编“记游”，是她到美国、加拿大、北戴河的既有思想又有文采的游记散文。
陈衡哲的散文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司马长风说她的散文“善于写景物，也善于谈人论事，议论风发，其活泼幽默可与较后的两大散文家梁实秋、钱锺书互相竞耀。”
当中国新文学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陈衡哲作为女作家之林的第一个战士，先于冰心和庐隐，踏过时代的风暴，用那支才华横生之笔，为新文学呐喊助威，写了不少新诗、小说和散文。她的创作不多，但那珍贵的《小雨点》，却似及时雨一般，预示了新文学丰收季节的到来。
中国新文学已经跋涉了七十多年。如果我们要建立一座光辉的里程碑，那么这纪念碑上，一定要写下这个曾被人们遗忘的名字——陈衡哲！
1981年3月8日初稿
1994年11月25日修订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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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地渴望甘霖的时候，即使远天一声雷，一朵云，也会使人快慰，若是有雨滴飘然而下，人们便会欣喜若狂地感谢它，大地将永远记住它……
《小雨点》，是苦旱时候的及时雨！
陈衡哲，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不是她的本行，但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她是新文学史上颇有贡献的女作家。在“五四”时期，“她曾作奋斗的歌吼”，确乎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陈衡哲只有一部出版较早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和两卷《衡哲散文集》及一些未辑集散篇。但她的心血铸造的“小雨点”却曾滋润过新文学的幼苗……
1890年，陈衡哲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那时正值封建社会日趋崩溃的清朝末年。她在《自传》里说：“我的祖父是湖南衡山人；但因为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江苏武进人，我自己又是生在那里的，所以就算是武进人。”
陈衡哲原名陈(雁鸟)，字乙睇，生在名门。她的祖父陈梅生有十二个子女；父亲是幼子，当了清朝的官吏，有五个儿女，陈衡哲排行第二。
1897年，陈衡哲的舅舅庄思缄到广西、广东做官，这时她家便从湖南搬到江苏外祖父那里。她从小在家读书，没有上过小学。但她的思想和才华是在家庭环境里熏陶出来的。大约五六岁时，每当舅舅回家省亲时，陈衡哲总是天不亮便起身去看舅舅。她向祖母匆匆问了安，便一口气跑到还没起床的舅舅那里，要他讲新奇的故事。她虽然是个孩子，听大人讲故事，却特别认真，舅舅在广东省城城经常耳闻目睹欧美文化，尤其是医学方面的进步。他的思想很新，很佩服西洋的科学和文化，更佩服那些到中国来的美国女子。他把所看到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生活情形讲给陈衡哲，最后一句话总是：“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的去学习西洋的独立的女子。”当时的陈衡哲最易受感动，舅舅最后那句话，往往使她热泪盈眶。她问舅舅：“我怎样方能学像她们呢？”舅舅说：“进学校呀！……”舅舅给她讲了许多中国以外的世界，她好像作了一次次的国外旅行，那么多东西都使她惊奇不已，那颗幼小的心灵里，装满了关于现代世界、科学救人、妇女新的使命等知识和认识。舅舅还对她说：“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步走。”陈衡哲回忆说：“这类的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她每见舅舅一次，要进学校的念头便加深一层，后来竟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梦想。
陈衡哲十三岁那年，父亲到西南僻远的一个省去做官，她由于求学心切，便要求母亲，让她到广东舅舅那里去上学。这位贤明的母亲深知女儿的志愿，于是同意了。秋天，当舅舅再次回乡省亲要回广东的时候，她讲了一定要到广东去的诺言。这诺言竟使她热血沸腾，痛哭一场。她回忆说：“这哭是为着快乐呢，还是惊惧，自己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定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的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感情大冲动的稚弱的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当她决心离开母亲，踏上那条陌生的人生之路的时候，心里曾有过很多痛苦和矛盾，但那颗正富于幻想的心，却有着高远的美好追求。
在广东，她得到了舅父舅母父母般的温情和抚爱。她是梦想着上学而来的，所以一到那里便央求舅母到医学校为她报名。“虽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喜欢学医的，但除了那个医学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校可进呢？有一个学校可进，不总比不进学校好一点吗？”舅舅认为她的年纪太小，想让她等两年再说，但她非要上学不可。舅母带她去报名，但学校不收不到十八岁的学生。她带着一颗失望与受伤的心回到家里，只好仍旧做舅舅的学生。
她的舅舅是一位喜欢教诲青年的人。那一年，他不但自己教陈衡哲，还请了一位客籍广东的杭州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新时代的卫生知识。三个月后，舅舅将文作武，到廉州统领新军去了；又过了三个月，家也搬了去。舅舅极忙。但每天下午，总要穿着新军统领的眼饰，骑着马，匆匆回家教她一个小时《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和一些报章杂志，然后又匆匆离去。她回忆说：舅舅“对于现代的常识，也比那时的任何尊长为丰富，故我从他的谈话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教训，可说比书本上得到的要充足与深刻得多。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陈衡哲像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儿，虽然羽毛未丰，却不畏人世的风险，只是想奋翅高飞，并不留恋生活的顺适和安乐，一心想着求学。在1917年的冬天，她被舅母带到上海，在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后来又进了一所新办的学校。上海三年，陈衡哲颇感失望，但她的英文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成为考取清华学堂赴美留学的关键筹码。
一个初踏人生征途的旅人，都会珍惜和永记亲友或尊长的指点。陈衡哲说：“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除舅舅之外，姑母也是她命运的导航人。在《纪念一位老姑母》的文章里，寄托了她许多美好的感情，她把姑母的影响看作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页。她回忆说：“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精力强盛，并且天才横溢，德行高超，使我们一见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能牛刀割鸡似的施用到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却并不像普通所谓‘才女’的一样，只限于吟风弄月。她除了做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轻的时候，白天侍侯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这样的精力，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姑母的这些影响力，深入到她的心灵和精神，启迪她磨砺意志，开辟生活。
在上海求学时期，因父亲命令给她订婚而使陈衡哲陷入黑暗的境地。这时，她便跑到乡下的姑母家里。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女孩子，在布满荆棘的生活中，是姑母对她的偏爱，给了她一线光明。
她的姑母酷爱杜诗，有一次吟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叹了一口长气，对陈衡哲说：“这是我从前的梦想。现在呵，连自己的儿孙也庇不着了！”陈衡哲说：“但是，姑母现在是庇着一个苦孩子啊！”
在她眼里，姑母是召唤黎明的一缕霞光，“使一种黑暗的前途渐渐有了光明，使我对于自己的绝望变成希望，使我相信，我这个人尚是一块值得雕刻的材料。……但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不是靠这位姑母，我恐怕将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纪念一位老姑母》）
1911年至1914年，正是陈衡哲在上海求学的时期。但这里没有理想的学校，学习成绩等于“零”，这是她至为痛苦的总结。由于无书可读，她便常去有着明秀山水环境的姑母家，并在一个家馆教了半年小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年夏天，清华学堂开始招考留美女学生。当时她自觉程度浅，不敢应试，但她得到了姑母的鼓励，认为大有考取的希望。这种鼓励，使她恢复了自信力，听了姑母的话，到上海应了考。考完后，仍回乡下教家馆。后来，姑姑和舅舅都在报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并都立刻写信给她。舅舅信上说：“清华招女生，吾知甥必去应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积年求学之愿，于今得偿，舅氏之喜慰可知矣。”姑母的信，她还没看完，“眼泪便如潮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这是生活的转折！她回忆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页，而引我离开这个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却是这位老姑母，和她对于我的深信与厚爱。”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内外矛盾重重，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新思潮把陈衡哲冲出了园门，并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她到美国后，入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当1915年9月，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发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是新文学促进派的先锋，而梅光迪（觐庄）等人，或坚决反对，或不赞成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场笔战，把他逼上了试写白话诗的道路。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小雨点·胡序》）
1918年，她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又进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陈衡哲原是一位不婚主义者，为了理想和事业，曾决心不结婚。但直到1919年任叔永第二次到美国，才由于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抛弃了不婚主义，订了婚。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开放大学女禁，先打电话给陈衡哲，聘她为教授。这一年，她获硕士学位后，在新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于夏天回国，秋天与任叔永结婚。1924年，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半年。1930年又回北京大学教历史一年。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1935年9月，任叔永任四川大学校长，她也同去成都，任该校西洋史教授。
“五四”运动后，在大学任教期间，陈衡哲曾针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妇女问题，写了许多文章，如《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在四川大学的时候，她发现有不少女学生是官僚、财阀们的姨太太，这一事实，使她心头萌发了对四川当局的强烈不满，也更同情那些深受蹂躏、压迫的女性。愤怒中，她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四川问题的文章，说这是女性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妇女要争取独立自主。在那个时代，正义和真理总是不幸的。她的文章一经发表，便遭受到四川黑暗势力的围攻，他们用“侮辱四川妇女界”的帽子压她，并要把她驱逐出境。陈衡哲怀着满腔的激愤离开四川，回到北平。她的丈夫任叔永，也在1937年6月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她对四川军阀的黑暗政治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她在文章里写道：“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见到有热力的阳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见到一次照耀终日的太阳。”她写的是“天气”，而比喻的是现实。她还说不如把四川改成“二云省”，更能名副其实。“朋友说，‘云一而已，那来二云’？我说，还有那吞云吐雾‘云’呢！我告诉您这句话，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这二云笼罩之下，是怎样的暗无天日呀！”
抗日战争爆发后，像许多人一样，陈衡哲也开始过起“流浪”生活。她和孩子先到云南昆明，1941年11月到香港；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广州湾，后又辗转到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衡哲全家回到上海。她丈夫任叔永生于1886年，是科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离开四川后，于1938年曾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1946年再度赴美，翌年回国，留居上海，解放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技图书馆馆长及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等职。1961年11月，任叔永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陈衡哲的三妹陈衡粹与著名戏剧家余上沅结婚。陈衡哲有子女三人：长子以都，获美国哈佛大学学位，在美国任大学教授；三子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解放后回国，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授。
有人说，陈衡哲自幼富有男子气，直言快语，豪爽不羁。这种气质与性格，主要表现在她走上生活之后。幼年，她爱哭，但有争强好胜，一定要像男子一样去读书的苦斗精神。关于她的性格，她曾在《自传》和其他文章中说过同样的话：“我有些行为，好像是矛盾的，譬如说：喜欢写文章，而怕毛笔字；颇喜饮酒，而最不想干杯；勇于改过，而对原则却不愿牺牲；喜欢朋友，却厌恶应酬。”
自1949年解放后，人们不知道陈衡哲蛰居何处。但中国大陆文艺界的许多人都以为她在台湾，而台湾和香港的评论家或文学史家以讹传讹地都以为她在1962年或1963年在大陆逝世、为了解她解放后的情况，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其三妹陈衡粹（其丈夫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之一余上沅教授）和其女儿任以书，她们的来信，才使得陈衡哲如断了线的风筝的历史，被找了回来。
抗战胜利后。陈衡哲留居上海，再也没有离开。1981年4月7日，陈衡粹来信说：
解放前后，她和我均在上海，直到她逝世，我们是常见面的。
但她患有严重的目疾，故她从未出去开过会，或看朋友，更谈不
上写文章了。她过着等于隐居的生活，与外界接触少，接着双目
鼓出，红肿流泪，并发症是严重甲状腺，视力衰退，咫尺不能看
见。因此不便出门，连楼都多年不下。在十年动乱中，因有一儿
一女在国外，两次大抄家，精神受到刺激，至此，她便衰老到难以
形容的地步。她有不少诗稿，但浩劫中都不知去向了。一九七六
年一月七日，因肺炎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即瑞金医院），享年八
十六岁。死时，仅我与其次女以书在旁。
1981年4月17日，她的二女儿任以书来信说：
……我姨母陈衡粹同志对母亲很了解。我深知父母之为人，
他们对身后的虚名或纪念并不放在心上。
解放后，我母亲由于年老体衰（患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及白内障），没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只在家料理家务，读大字线装古书，借以消遣。她是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多病，未曾去开过会。生活上多蒙国家照顾，她始终铭记在心。
我抄录了陈衡粹和任以书二位女士来信的部分内容，陈衡哲解放后的生活也都一目了然。
几十年来，《小雨点》不见再版；绝大部分现代文学作品选集也未选其作品，读者看不到至今仍然晶莹透明的《小雨点》。1995年“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女性的地平线》（阎纯德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才选了她的《洛绮思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小雨点》的价值是存在的，陈衡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也是可以论定的。
陈衡哲作为作家，她的创作并不丰富，只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西风》（1933年，商务印书馆），及上下两卷《衡哲散文集》（1938年，开明书店出版；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英文著作几册，如《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及其他小册子，共约一百五十余万言，写成而未发表的诗文小说，也约有一百万字，后者大抵都是抗战期间在流亡中写成的。另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西洋史》（上下册；1925—1926年）、《文艺复兴小史》（1926年）、《欧洲文艺复兴史》（1930年）等。
陈衡哲以白话从事文学创作，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家之一。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实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女作家。”（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实际上，她发表白话小说，比鲁迅还早一年。胡适在《小雨点·胡序》里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陈衡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1917年刊于《留美学生季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朋寸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作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时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当然，她的作品的影响力，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陈衡哲发表作品甚早，她到美国后即开始写作诗和散文，后又写小说，主要刊登在《留美学生季报》、《新青年》、《努力周报》、《独立评论》、《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刊物上。1916年，《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笔任叔永收到她的两首五绝：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
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他觉得自己在新大陆发现了新诗人。他把诗抄寄胡适，令猜出自何人手笔。胡适答道：
两诗绝妙！《风》诗我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
《月》诗则绝非我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
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
手！（胡适《留学日记》）
由此可见她不同凡俗的才气和情致。接着，陈衡哲便闯入了胡适、任叔永、杨杏佛、梅光迪、胡先驌等一群文人之中，她的创作才华，也便在这新的天地里展现出奇异的姿容。1918年，她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第五卷第三期）和短篇小说《老夫妻》（第五卷第四期）。以后又相继发表了其他文字。
短篇小说集《小雨点》是从她1917年至1926年的作品中选出来的，共收《小雨点》、《一日》、《波儿》、《老夫妻》、《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孟哥哥》、《西风》、《洛绮思的问题》、《运河与扬子江》、《一支扣针的故事》等十篇，初版时前有《胡序》、《任序》和《自序》。
陈衡哲在《小雨点·自序》中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又说：“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里硬逼软求的，要我替他们说话。他们或是小孩子，或是已死的人，或是程度甚低的苦人，或是我们所目为没有知识的万物，或是蕴苦含痛而不肯自己说话的人。他们的种类虽多，性质虽杂，但他们的喜怒哀乐却都是十分诚恳的。他们求我，迫我，搅扰我，使得我寝食不安，必待我把他们的志意情感，一一的表达出来之后，才让我恢复自由！他们是我作小说的唯一动机。他们来时，我一月可作数篇，他们若不来，我可以三年不写只字。这个搅扰我的势力，便是我所说的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她写作的动机、经过、内容和风格，也道出了一般作家的创作规律。
《任序》说，有文学天赋的人，做文学家的根本就算有了，“其余的便是他的训练与修养。作者是专修历史的人，她的文学作品，不过是正业外的小玩意。但她的文学作品却也未尝没有她的训练与修养，我们看了这十来篇小说，至少可以看出她文学技术的改变与进步。”又说她的创作有三点特色，一是技巧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二是作品中表现了锐敏的感觉，三是作者对人生问题有很好的见解。
陈衡哲的《一日》，叙述学校一天的生活，生动、幽默，虽有一些小说的特点，严格讲，不算小说，充其量它是散文化的小说，但其意义在于它是这本小说集的起点。
《小雨点》是一篇足能表现作者想象力的较为完整的象征小说，它和《西风》、《运河与扬子江》等篇一样，“是融合寓言、童话及天候气象知识于一炉的作品”，借助于对自然界的描写，寓意颇深，又极富诗情画意。这些篇章，其中有许多饶有风趣、清新的动人描写，令人难忘。
小雨点的家，在一个紫山上面的云里。有一天，他正同着他
的哥哥姊姊，在屋子里游玩，忽然外面来了一阵风，把他卷到了
屋外去。
小雨点着了急，伸直了喉咙叫道：“风伯伯：快点放了我呀！”
风伯伯一点也不睬，只管吹着他，向地下卷下去。小雨点吓
得闭了眼睛，连气也不敢出。后来他觉得风伯伯去了，才慢慢地
把眼睛睁开，向四围看了一看，只见自己正挂在一个红胸鸟的翅
膀上呢！那个红胸鸟此时正扑着他的翅膀，好像要飞上天去的光
景。小雨点不禁拍手叫道：
“好了，好了！他就要把我带回我的家里了。”
谁知道那个红胸鸟把他的翅膀扑得太厉害了，竟把小雨点
掀了下来。
小雨点看见自己跌在一个草叶上面，他便爬了起来，两只手
掩了眼睛，呜呜的哭起来了。
在《小雨点》中，作者以极其流利、清新的文笔，把那些自然界的事物，都在不失其真的前提下，通通人格化，赋其生命和性格，小雨点，风伯伯，泥沼，河伯伯，涧水哥哥，海公公，青莲花，死池哥哥，太阳公公……都像活生生的人。当然，小雨点是主人公，通篇都在描述他的游历和冒险：从天上落到地下，如何由江河携带入大海，又怎样由太阳公公送回老家，后来为了拯救那株就要枯萎的青莲花而又落下，被青莲花吸进液管里。当青莲花由于自然规律而要死去的时候，天真、温柔、善良而又勇于自我牺牲的小雨点说：“青莲花，青莲花！快快的不要死，我愿意再让你把我吸到液管里去。”小雨点的形象是多么可爱啊！
《西风》是一篇赞美秋色的作品，通过对秋景的描写，寄托了一层颇深的思想：厌恶龌龊的下界，热爱美丽的自然。那西风，“不是要到世间去败花打叶，摧残一切，却是不忍下界人们的思慕，要去安慰他们的。”西风和明月是希望永远相聚的好友。但明月为了要用她的光辉洗涤尘世的黑暗与不平，安慰失恋人的痛苦和寂寞，于是舍弃西风而到尘世做事，梦想尘世能是一座幸福的乐园。寂寞的西风也到了人间做事，吹红叶飞舞，让死水奔腾，陪伴失恋的少女……啊，西风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使者，一个幸福的贡献者。
下面的世界太恶浊了，住在那里的人们，只有下降的机会，
没有上升的希望，所以我宁愿牺牲了红枫谷里的快乐，常常下去
看看他们，想利用我这点爱力，去洗涤他们的心胸，并且去陪伴
陪伴那比较高尚一点的人们的孤寂。
这是《西风》里画龙点睛式的一段话。明月这种悲天悯人之心，实际上是作者对“缺乏自由和美丽”的现实不满。
《运河与扬子江》，酷似一篇气势磅饶的散文诗，作者像在写自己，也是在写中华民族。它昭示人们要有志气，要奋斗，要战取光明。运河和扬子江的对话，富有精意，发人深思，简短有力。运河是人工的，生命是人们给的，所以“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扬子江则不同，它把千山万岭“凿穿了，打平了”，生命是奋斗来的，因此，它的生命是“无人能毁的”。运河奴性十足，成毁由人，全不在乎，所以扬子江说：“快乐的奴隶，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总远胜于怨尤的奴隶呵！再会了，运河！我祝你永远心足，永远快乐！”
扬子江告别运河后，十分自豪地唱着歌流向东海。那结尾，很鼓舞人，使人想到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
奋斗的辛苦啊！筋断骨折；
奋斗的悲痛啊！心摧肺裂；
奋斗的快乐呵！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讥笑，征服了疑惑！
痛苦的安慰，从火山的烈焰中，采取生命的真谛！
泪是酸的，血是红的，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
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来的生命是美丽的！
一反她文笔之细腻，这《运河与扬子江》却是一座爆发的火山，一腔炽烈的爱国之情。
阿英说：“她的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显然是代表了五四运动初期的青年的思想。对于人生的态度，虽然是向上的，虽然是奋斗的，究竟是不免于朦胧的。只晓得不满意于现实，只晓得为生活而奋斗，战术与战略，以及不幸的生命的起源，以及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背景，是不曾加以精细的考察的。就是这一时期运动的主要意义，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黎明运动，很多的青年也不曾理解。五四初期的一般青年的心理现象就是如此。她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时代青年的潜在的生命的活跃的力的爆发，抗斗的生命的基本力量。”（《现代中国女作家》）在她的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是五四时期比较进步的表现。
陈衡哲的创作中，基本上不以热烈的感情做墨水，而能理智地支配自己，她的作品不是自叙传，没有旧时代多愁善感的女性的形象，而是取材于广泛的人间，客观地描写一切事物。
阿英说：“她的取材也不像一般女性作家的狭小，她是跳出了自己的周圈在从事创作。”（《现代中国女作家》，署名黄英；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贺玉波评论说：“她的作品里充满了为自由快乐而奋斗的精神，能使读者不满于现存的丑恶的世界，而有急进向上之勇气。若以整个技巧来说，那些作品也有相当的成功：就是能够利用自然界的景物，而作成象征的作品，并且能够利用难于解决的问题，而作成问题小说。从这两点看来，我们可以得知作者对于西洋文学是极有心得的。”（《中国现代女作家》；1936年，现代书局出版）对于她的小说，陈敬之也说：“由于她是一个能够把题材范围，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亲情、性爱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关于个人情智上的困扰，推而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而在技巧上则又能舍弃第一人称改用第三人称来描写的女作家，故尽管在创作上正和其他一般女作家一样，仍然有赖于她的那一股炽烈的感情，以为其永不涸竭的源泉；但她之所以显然与一般女作家有所不同者，就是她却能进一步的把这一股炽烈的感情，透过严肃的理智，冷静而客观的描写社会和反映人生。所以她不仅能够从各方面找寻写作题材，而不必以身边人物和身边琐事为限；而且还能够以卓越的意境，华丽的词藻，运用她的类似象征派的手法与乎接近理想主义的作风，借以表现她在文艺创作上的独特风格。”（《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1980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以上引了三家评论，目的在于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来说明陈衡哲的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
作为“五四”启蒙思潮高峰到来前后的陈衡哲，有别于冰心，她的创作方式作品风格，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人生、妇女、家庭和社会等诸多问题，流露出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小雨点》里，除以上几篇外，《波儿》和《巫峡里的一个女子》也有着“一种对于世间不幸人们的同情”；《洛绮思的问题》一篇充满了诗意，写爱情痛苦与事业，歌颂那种为了伟大的目标而牺牲爱情的高尚情操。瓦德白朗教授爱上了女研究生洛绮思，并订了婚约。她是一心想在哲学上有所成就，虽然极爱自己的老师，但还是要求解除婚约，这位教授为了成全她就同意了。瓦德白朗当然没有苦等“天上的天鹅”飞到人间来，他与一位体育教员结婚了。婚后，他写了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我不愿对我妻子有不满意的话，但我怎能欺骗自己，说
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己当尽我作丈夫的责
任，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
穷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将他打开，
细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
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他是一个神秘的世
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愿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贪恋那个又
苦又酸的泉水，胜于一切世俗的甘泉。
我的朋友，请你恕我乱言，我真愿有一个人，来与我同游这
个世界。我怎能希望这个人是你呢？但你却是这个世界的创造
者，没有你便没有他，所以他是纯洁的，出世的，不染尘埃的。
我不多写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结了婚，但不曾因此关
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我永
远是你的。
瓦德写的这封深怕创伤洛绮思的心灵而扣压的信，是用痛苦写成的，充满了哀怨，心理上的矛盾折磨了小说中两位主人公。他们是高尚的，这种爱情在当时也是新型的。
《一支扣针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是通过“爱情与义务的交战”的描写，表现了人生和社会问题，这是有着很深的时代意义的。
陈衡哲一生写了很多散文，但辑集出版的只有《衡哲散文集》上下两卷。此集共收短文五十二篇，是从一百数十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她在《前言》中说：“近年来常有识与不识的青年们，写信或当面问我，对于某某问题的意见。这些问题有时是属于社会，有时是关于青年的教育或修养的，有时是属于妇女的。”这不过只是她的散文的部分内容。《衡哲散文集》分五编：第一编“通论”，所论甚广，不少篇章里都有一颗跳动的爱国之心，如《清华大学与国耻》等；第二编“妇女问题”，论及的全属妇女解放及社会责任一类问题，如在《国难与知识界的妇女卜一文中说，国难当前，“……我们不但要学着过一点刻苦的生活，并且还应该抱一个不怕死的决心。这个决心是我们人格的火洗礼，受过这个洗礼的人，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做，什么重任不能负，什么精神与身体上的享受不能牺牲？”第三编“教育与青年问题”；第四编“传记”，所写多属世界文化名人的小传，《纪念一位老姑母》和《我幼时求学的经过》是写自己的；第五编“记游”，是她到美国、加拿大、北戴河的既有思想又有文采的游记散文。
陈衡哲的散文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司马长风说她的散文“善于写景物，也善于谈人论事，议论风发，其活泼幽默可与较后的两大散文家梁实秋、钱锺书互相竞耀。”
当中国新文学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陈衡哲作为女作家之林的第一个战士，先于冰心和庐隐，踏过时代的风暴，用那支才华横生之笔，为新文学呐喊助威，写了不少新诗、小说和散文。她的创作不多，但那珍贵的《小雨点》，却似及时雨一般，预示了新文学丰收季节的到来。
中国新文学已经跋涉了七十多年。如果我们要建立一座光辉的里程碑，那么这纪念碑上，一定要写下这个曾被人们遗忘的名字——陈衡哲！
1981年3月8日初稿
1994年11月25日修订
排版
转载请保留！
白舒荣
她的生活，她的意志，就是一篇血泪凝成的杰作。
——题记
1987年8月27日，白薇终于走完了坎坷而悲苦的一生。她默默地走了，给我留下的，是难忘的回忆……
1978年一个温和的冬日。没有雪，没有风，太阳暖洋洋的。我兴致勃勃跋涉到北京和平里居民区。在门上轻叩，又继之以重叩，终于伸出一张胖嘟嘟老妇的脸。她盘问一番，把我让进了屋子。
这是个独间单元，房子里的东西一目了然，陈设简单，陈旧而杂乱。
“谁来了？请等一下，我就起来。”她用胳膊撑着抬起身子，慢腾腾地下了床。我一下子愣住了。她，会是女作家白薇？
白薇曾经是出名的美人。连鲁迅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还说过“有人说你像仙女……”这样的话。
一个在1894年出生的人，活到现在，当然不能指望有多漂亮，但作为女作家，她起码还应高雅端庄，犹有风韵；而眼前的这位老人，头发稀疏蓬乱，脸上褐色老年斑像织了网的蜘蛛，眼睛被上下眼皮挤成一条缝，身上一件蓝布大襟棉袄，棉袄底边上白色缝线的每个针脚都足有半寸多长……尤其当她扶着两根棍子站起来的时候，不由使我想起风雪中乞讨捐门槛的祥林嫂。
莫名的惆怅锁住了我，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又自我介绍了一番。
“我早已经是死了的人了，也不是什么作家。不要找我！”
我又是一愣。为她的不客气，也为她的自我否定。她突然慈祥地笑了一下，又说：“你也姓白？我们还是一家子呢。”
“您不是姓黄吗？白薇不是您的笔名吗？”
“谁说我姓黄！不要提我姓黄，我就是白薇。”她有点温怒。
“那么，白薇同志，请谈谈您的身世和您的创作好吗？”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是作家，不要找我。几十年前的白薇早死了！”“您怎么不是作家呢？您是‘五四’以来著名的女作家，写了很多东西，还是‘左联’和‘剧联’最早的成员……您从1922年开始创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写了东西……您怎么能不是作家呢？”
“不要提了。白薇已经死去了，活着的只是她的躯壳。”……
这第一次的拜访，是四届文代会前的事了。之后，我又看望过她许多回、有时她正昏睡不醒，有时坐在门口带着眼镜看书。遇到她情绪好的时候，她会对我说：“等我身体好了，就坐车去看望邓大姐。”邓颖超解放前后始终非常关心她。
有时她又说：“我希望国家能派我管理一个植物园，我一定能管得很好。我还留着一双布鞋，等着劳动的时候用。”
又一次她告诉我，正在构思一个剧本。我问她准备反映什么内容，她诙谐地抿着嘴说：“剧名暂时保密。”
为全面了解她，我拜访了她的亲友熟人，更多时是求助于北京的各大图书馆。从那些陈旧发黄的书刊报纸里，找寻着她的足迹。
她没有权，没有势，没有财产，没有丈夫和孩子。她贫困吗？可怜吗？不！哦，那长长的凄风苦雨的九十余年生涯哟！
一
酷暑即将来临，长沙女一师的毕业生正热汗淋淋地准备考试。
黄彰①正在教室里看书，忽然见自己的四妹气喘吁吁地往她这儿跑。她放下书，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四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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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彰：白薇的本名。“白薇”是她到日本后起的笔名。
“姐姐，不好了！我刚才经过校长办公室，看见父亲坐在里面。她来这里肯定与我俩有关系……”
糟了！不迟不早，父亲偏偏这个时候来。从家乡湖南资兴秀流到长沙，千里迢迢，没有急事，父亲是不会来的。
“姐姐，父亲一定是要把你弄回婆家，也拉我回家嫁人，这可怎么办？”
“回婆家？不！我死也不能再到李家！”
一想到婆婆和丈夫，黄彰的心里又是厌恶又是颤抖。
她的亲事是家里当权的母亲一手包办的。母亲长胳膊长腿、精明能干，家里家外的活全拿得起来。父亲比母亲小8岁，在日本留过学，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他曾在地方上兴办过教育，送大女儿黄彰和她的妹妹在男校读书。他虽然是新派，但对女儿的婚姻却采取了封建卫道士的态度。
黄彰跪在父母面前，苦苦哀求。她听人说，婆婆是远近闻名的恶寡妇，丈夫是婆婆唯一的遗腹子，惯得粗蛮混狠不通情理。
父亲铁着脸说：“父母之命是几千年的祖训，祖宗之法不可违。”她想逃跑，想死，父母派人盯着她寸步不离。那时她才十几岁。
黄家是名门，婆婆指望儿媳妇有阔阔气气的陪嫁。谁知道，她的父亲在陪嫁问题上又来了个新派：决心矫俗，只给了女儿极少的东西。黄彰的箱子里没有几件值钱的衣物，却有不少书。什么《中国近代外交失败史》、《罗曼·罗兰传》等等。
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己的儿子大字不识一个，偏偏娶了个识文认字的媳妇，婆婆不高兴，丈夫也不喜欢。
她不是一有空就拿着书看吗？。婆婆辞退了家里的长工短工，种地、种菜、喂猪、挑水……家里家外的活全让媳妇干。她整天累死累活，见不到婆婆一个好脸色。有一次婆婆劈面砸来一个茶碗，她的额角顿时流血不止，好了之后留下了伤疤。
母子俩合伙欺侮她，丈夫夹着她的手脚，婆婆使劲咬断了她的一根脚盘。后来，她想了一个对付婆婆的办法，只要婆婆要打她，她就立刻跳进门前的小河里。小河水齐大腿，婆婆是小脚不敢下水，只得站在岸边跳着脚扯天扯地地大骂。尔后，她准得挨丈夫一顿毒打。
她讨厌丈夫。婆婆晚上常拿条长凳坐守在门前，只要听到媳妇对儿子稍微有点不体贴，便立刻跳进房里，帮儿子把她痛打一顿。婆婆逼她死，一根绳子，一把菜刀任她选。
她摸黑跑回娘家求救。母亲擦着眼泪，想不出好办法。父亲摇摇头，叹了口气：“唉，我们诗礼人家，要遵从‘三从四德’……”又喝斥妻子说：“你哭什么，死了大女儿，我还有两个，总不能都给打死！”她哭着跑到舅舅家。舅舅真心帮助她，教她回去“打锅灶”。
在当地，谁家的锅灶被人砸了，这家人就要断子绝孙。这当然是件大事情。被砸的家必定要向砸锅的人诉诸法律。舅舅告诉她，只要李家肯打官司，我们就有话说。
她回了婆家，没敢立即动手。有一天，她偶然听到婆婆和丈夫在偷偷商议，要把她卖了，再重娶一个媳妇。这时候，她急了，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正好舅舅又派了家里的一个老佣工来帮助她。于是，她抡着斧头砸了李家的大锅……
几经周折，她进了衡阳女三师读书。剪起短发，穿着男孩子的衣服，怪模怪样的。
她学习努力，功课不错，就是不安分。她领着同学们驱逐洋教士，被校方视为害群之马。只是由于慑于衡阳学生界的威力，学校才没敢开除她，而将其转送进了长沙女一师。这座学校封建势力很顽固。她估计，校方定会配合父亲逼她回婆家的。她哪里还有心思读书？一边她急忙让四妹悄悄打听父亲的来意；一边赶紧找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对策。
父亲黄晦此来的目的，黄彰姐妹果然猜得一点不差。黄彰只得表面应付着父亲，暗中开始策划自己的事。四妹原说她要同她一块儿逃跑，见了父亲却又心软了。晚上，她把大姐拉进空教室里说：“我不能同你一起走了，我舍不得父亲和母亲，我怕跑出去没钱会饿肚子，再说父亲为此让人指骂，也是做女儿的不孝……”
黄彰不忍心看着四妹跳进火坑。开导她说：“四妹，用不着顾虑重重。我有孟贲的力气，可以背着你跑。出去以后，我们教书、做工，或者去留学。你有那么高的音乐天分，去学习音乐，我学绘画。如果逃不出去，我们就跳湘江自尽。”
四妹听了大姐的话，突然抱住姐姐，一大滴眼泪滚落了下来：“姐姐啊！你这样决心，这样决心了吗？”
黄彰抓住四妹的肩膀：“小鬼！你变了心！从此天南地北，各走一条路。你去做别人敲敲打打的奴隶；我，不知道落脚到何方。你的骨头软得站不起来，你毁了你自己的前程！在世上，我等于再没有你了！”
四妹大动感情，抱着姐姐哀哭，并恳切地说：“我一定帮你逃出去！”她希望四妹保密，还提出一个要求：“父亲把我的行李全部搬到回家的船上了，我只留着一套换洗的衣服，你给我预备一点随身用的东西，今晚就要准备好，我决定乘明天上午开往上海的船走。”姐妹抱着、哭着，谁也没有说动谁。黄彰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清晨起来，她眼圈发黑，头晕乎乎地走出寝室，立即觉得有点不对头。见到的人都神色紧张或窃窃低语或用异样的目光打量她。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一个挑洗脸水的女校工回答了她的疑问：“不是戒严，小姐。我听说学校里有位小姐今天要逃走，所以那些先生都出来挡住大门。”
看来，出逃的消息败露了。她眼前一黑，脑子嗡的一声，几乎摔倒在门坎上。女校工急忙扶住她，喊了一声：“黄小姐病了！”
学校周围都站上了岗，大门走不出去。同学们分成两派：站在校方一边阻拦她的；同情帮助她出走的。
校长把她叫到自己的屋子，搬出“三从四德”和“女诫”的教条，瘦长的脸忽阴忽阳地“开导”了她几个钟头。
从校长室出来，她被送进了舍监室。一个舍监解掉了她的裙子。这无异于剪掉了一个鸟儿的羽翼。她焦急万分。已经托人订好这天的船票，而身陷“囹圄”，奋飞不得，怎么办？四妹向寡妇险的舍监恳求说：“让她去吃点东西吧！我给她冲了碗藕粉。”
“该让她吃点东西，可怜她好几天没吃饭了。”另外的几个孩子在旁边帮腔，“我们保证不让她跑掉。”
她被簇拥回寝室。四妹立即打开后窗，伸头往后院扫视了一遍，回转身拖着白薇走到窗口，以命令的口气说：“快，快跳出去！”
窗外几个朋友领她穿过后院的矮树林和空旷的院坪，奔到了东墙根。当她爬上同学们准备好的梯子正要越墙时，发现外面有人监视着，只好又下来，奔向西南角一间荒凉的空屋。
几个同学赶紧从墙根挖了一个洞口，她猫着身子从这里爬了出去。一个同学高兴地说：“长沙有个兴汉门，将来你学成归国，在这儿建个‘黄彰门’吧！”
她跑出小巷，叫住一辆人力车，立即跳了上去，拉下布帘，直奔湘江码头。江风送爽，码头上闹闹哄哄的。在待航的轮船上，她找到了同学们给她安排的舱位和简单的行李。捏捏口袋，里面仅有6枚“袁大头”。她忐忑不安地走出舱房，挤在甲板的一角，看看有没有人追踪。岸上已是万家灯火。江岸伸着长长的腰身，橘子洲、岳麓山，朦胧在望。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莫名的怅惘，沉甸甸的离愁，余悸未消的惊忧……
哦！她眼前猛地一亮。仿佛天门大开，仙女下凡，一群女学生走下码头。一色是浅色上衣、黑色的裙子。多么熟悉的风姿！她们是来捉拿她“归案”的？还是来“劝君更进一杯酒”的呢？
原来四妹和二十几个同学前来为她送行。她们每人两毫三角凑了5块多钱给她做路费，有的还送裙子送洗脸巾、香皂、牙刷，整整为她凑齐了一箱子日用什物。
翌日清晨，轮船穿雾拨浪启航，载着醇厚的友情，载着她憧憬着的光明……这时间，是1918年。
二
轮船由湘江进入洞庭湖后，她翻来覆去想：假如到了上海，得不到陈组威先生的帮助怎么办？不怕，不怕流落。我有一双手，能干粗细活儿，有个肩膀，能挑百斤重担。如果流落到乡村，就给人家挖土、锄草、挑担、砻谷或种菜、管果树；假如流落到城市，就帮人纺纱、绣花、缝衣、烧饭、洗衣，还可以教小学，教初中。好些重要的课程也担得起，可惜四妹不跟我一块儿出来；如果同四妹在一起，四妹能教音乐、体操，那么整个学校的课，姐妹俩能包教下来，一对多好的伙伴啊！
她心事重重，记不清是怎样换上由汉口到上海的大轮船的。在船上，她碰见了学校的一位女佣陈妈，正伴进一个教员回上海。陈妈一见黄彰，非常吃惊地大声问：“大小姐，你怎么跑出来的？校园、大门、学校的周周围围，全站着岗，铁桶一样把你围困起来了，你是怎么跑出来的？说也奇怪，你又没犯事，为什么让那么多人把你包围起来？”
陈妈说着难过起来，“小姐，你真可怜，是你妈害了你，叫你受这样的罪……”陈妈扯着衣角擦眼泪，也不断给她擦干泪水。船上的人都投以诧异的目光。陈妈从里衣袋里掏出两块光洋，塞在她手里：“你没有钱，在外面没有熟人帮助是不行的。我这里只有这一点儿，到了上海，再帮你十块八块的。”
真是慈爱的母亲！她感动得无法形容。但怎么能接受陈妈这来之不易的钱呢？推辞再三，陈妈怎么也不依，硬塞给她，并领她到住在官舱里的女主人房里。哪知那位衣着华丽，像个官太太一般的教员反训了她一大顿，说她是个不知贵贱的女人，放着在家里舒服的小姐不当，倒要反抗父母，跑到外省去……最后竟禁止陈妈和她接近。
在船上，她患了痢疾，撑持到上海，住在同学魏文媛的母亲陈夫人家里。陈夫人请医生给她治好了病。音乐教师陈组威闻讯，也叫丈夫送来一点钱。原来陈先生离开湖南答应资助她八十元到日本留学，可是由于刚生了小孩，只给了她五元。加上自己身边还剩下的五元，仍然不够到日本的船费。幸亏好心的陈夫人又在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七元，她才买了一张到横滨的四等舱票。开销了轮船上的伙食费，到横滨上岸时，她只剩下两角日元，写了一封信寄给东京的熟人，口袋里就全空了。
到了东京，找到了陈、童两大姐的寓所。她俩是湖南最先留日的两位女学生，也是黄彰在国外唯一的“亲人”。在两位大姐处只住了两天，她就开始做工自谋生路了。
她被介绍到一个在东京的英国传教士家里当佣工。每天她得打扫教堂、客厅和所有的房间；在花园里剪草、培花，管理上架的葡萄和喂养兔子；洗菜、烧饭、刷靴、洗尿布；教女主人学中文；晚上还要缝制大量的军衣，直到深夜。没有工钱，只吃两餐淡饭。腊月寒冬，她依然穿着从湖南出走时的那件发了黄的浏阳夏布上衣，系着一条变灰了的黑布裙，上街买菜时，冻得发抖，只好飞跑。英国太太毫无怜悯心，不但不给钱添衣服，还说她年轻、能干、能跑，越发加派她的工作。有些在东京的中国人，看到这个衣单瘦削的中国女子在街上飞跑，互相传说“有个湖南女子流落在东京”。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反而对其藐视与非议。
她吃着主人的残羹剩饭，喂兔子时，看着兔子快活地吃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嫩草，常常不由得想起自己竟不如主人的一只小兔。每当此时，母亲、父亲、弟妹们、爱她的二舅……便一个个浮现在她的脑际。
每逢星期日，主人硬要她跟着做礼拜。她不愿唱那赞美“主”的诗，牧师夫妇大为不满。为了有个兔饲料房暂避风雨，她只得加倍努力劳动，熬夜多缝些军衣，希望能博得主人的喜欢。不料，她的拇指被机器压坏了，狠心的主人不给医治，只涂些碘酒，终于化脓而成残疾。
后来，女主人见她身体实在太虚弱，不仅深夜缝军衣打瞌睡，就是白天也常常把活儿掉在地上，索性辞了她。经过争执，只给了1／3的工钱。这个宣扬“天国”福音的伪善者，原来是个吃人的魔鬼！她出卖了全部的劳力和精力，到头来只剩得自己面黄肌瘦皮包骨。拿了几块钱，不够吃几餐饭，索性一个不收，她愤慨已极，把钱扔下就走了。
不久，长沙第一女师马校长来了信，寄给她一些钱救了急。马校长说，他已给黄彰的父亲写了信，要他寄钱供女儿读书，如果不寄，就叫他放弃父女关系，并将把他女儿呈交湖南省教育厅负担。父亲怕丢面子，只好让步，寄来了七十元，她才进入东亚日语学校补习日语。
“五四”运动在祖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科学、民主的大旗，“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反响极大，不少人纷纷回国投入斗争。她因经济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回国，但精神上却受到“五四”浪潮的振奋。
从东亚日语学校结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叩开了日本女子最高学府——东京御茶囗水高等女子师范的大门。从此，生活露出了笑脸，一条坦途，向这个飘零异国的孤女展开着。走上去！那里五彩缤纷，那里有成功和光明！
二年级第二学期，她选的是生物为主，数理为副，从此和显微镜、解剖器械结了缘。忘记听了谁的话，她课余猛读起美学来。又听人说“哲学能解决宇宙间一切问题”，于是她在课余又学了哲学。后来，她又认认真真地学了两年佛学，能看《法华经》和《华严经》。
考取女高师，是官费的。在这之前，仍靠课余劳动维持生活。有时做家庭女佣，有时在街上卖水，最多的时间是“挑码头”。她每天从下课一直挑到晚上。四个小时挑八十件，收入可供三四天的生活开支。后来，她因病留级，停了官费。日中联谊会通使和东京的中国青年会马干事介绍她到美国牧师司坦勒家做工。她住在浴室隔壁一间又潮湿又阴暗的小屋里当了下女。
司坦勒太太家里共七口。七口人的家务事并不轻松，每人一张床上薄薄的毯子、被子六七件，要一张张、一件件叠整齐，要擦地板、家具和门窗，这就占去一个上午的大半时间；然后去买菜、寄信、送信……每个孩子一天换下几套衣服要洗，要熨烫平整，直到晚上，累得昏头昏脑，每根神经都紧绷绷的。
有一天，日中联谊会通使和马干事到司坦家里找她，抱着几大包衣服，有中式的、西式的、华丽的、高雅的，还有高跟、半高跟鞋，手表、项链及美丽的羽扇——这都是从中国留日学生那里借来的。他们说，她的日语讲得好，又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中国留日女学生推她当代表，当晚出席一位伯爵夫人招待东方各国妇女的宴会，让她挑选最合适的衣饰穿戴起来。
司坦勒太太很高兴，忙着帮她洗刷身上的煤垢，精心替她化装。她挑选了一身中式衣服，上身是桂花色的绸衣，配上同色多褶的裙子，右襟上扣一朵红晶晶的绢花，戴上手表，握着羽扇，一霎时，下女竟成了大家闺秀。司坦勒还亲自驾着汽车送她到伯爵大院。走出车门，人们便争相迎接，纷纷上前同她握手。不料，却有人借机中伤，诬她为茶花女式的女人。流言不翼而飞，竟传到了远隔重洋的父母耳中。父亲气得声言要与她脱离父女关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家乡传来四妹被迫出嫁的悲惨消息，新愁旧怨一起涌上心头。她责怪父亲不该这样扼杀自己的女儿，当即写了二十多封信向父亲进行说理斗争。她的信措词大胆、激烈：“我且离开父女的地位，像兄妹那样，坦白地说道理吧！你处处退让，一向让母亲逞能，听她操纵一切，她做错了，她也不扭转过来。这对吗？把女儿做人情，乱七八糟断送女儿的前途，一个个全都投进苦海去，你全不管，也不心痛。你全没有责任吗？母亲把女儿做第一道人情，订了婚，你就附和着做第二道人情嫁出去，而且是那样悲惨地嫁出去，演着人生鲜有的悲剧。你的良心忍吗？害得一窝儿女在痛苦里煎熬。以你一个革命者，何以竟做出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来？！在你们是及早把女儿嫁了，完成任务。在女儿是比卖到妓院还遭殃。这些苦痛，你都看不到吗？如果看得到，而忍心一做再做，只管你们的人情做得厚，不管女儿怎样痛苦、悲哀、凄惨，生或死，或浮沉在生死线上，那惨苦难堪的岁月，等于把女儿赐死，比断送于无穷无尽的苦痛里还可怕啊！”
父亲回信痛骂，说她是：“家庭革命”、“父子革命”、“大逆不道”的孽种。从此，家庭彻底地把她抛弃了，她对这个家庭也再无一点留恋。
异国生涯，一年又一年地摧折着这个孤女的肝肠；金钱与权势的压力，毁坏了人性的天真。她憎恨人世的虚伪，她怀疑生物中最高等智慧的人类，何以甘心把人类社会建筑在残酷、刻薄、昏暗、虚伪的基础之上！
她痛苦之极，想用解剖刀，剖开这人类社会看个清楚。用那些实验药，点只酒精灯，把这些家伙分析来看看！割下些人类社会的小片，摆在显微镜下，察看那些组织的究竟！
可是，这些蠢笨的道具，只能验物，不能验社会、人类。她烦闷极了，刻骨的烦闷逼迫着她在痛苦里打圈圈。
她急切地需要一种武器，像解剖刀和显微镜一样，能解剖、验证人类社会！她要用武器刻画出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给权势者一点讨伐！
“我要宣战的武器！我要学习文学，掌握文学这个武器！”她无声地呐喊着。这，便是她由生物学转向文学的初衷。
指引她迈进文学之门的导师是田汉。
她当时曾和田汉的爱人易漱瑜同住。田汉教她们学英文，读易卜生的《娜拉》，看文学概论。后来，她把学校图书馆所藏的莎士比亚、斯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诸人的剧作都借来读。从此，日本朋友和老师都知道她喜欢文学。
每月用三块钱订十本“回读”文学书，从寓所带到学校，晚上又带回住处，拼命地读。凡是名家杰作，只要能到手的，她无所不读。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涉猎了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王尔德、左拉、莫泊桑、福楼拜等人的小说、戏剧，歌德、海涅、拜伦、雪莱和济慈的诗，以及日本当代文学作品。她很喜爱斯特林堡、卡夫卡等表现主义的东西，未来派的东西也看。
这么一来，她对于学校，简直是挂招牌了，有岌岌站不往脚之势，各科主任对她都讨厌起来，但许多爱好文艺的教授，常叫她到他们家里去玩。
有一次，她应邀到了中村吉藏家里。中村吉藏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小说、戏曲都写了不少。他问她喜欢什么派别的文学？她说喜欢梅特林克的《青鸟》。
中吉村藏不大高兴：“唔，唔……你喜欢象征派、神秘派的家伙？那么，你喜欢霍普特曼的《沉钟》罗？象征派、神秘派是老早就过时的潮流了。现在还喜欢那些，简直是思想落伍！”
听了他冷峻的话语，她羞愧得直想掉泪。
中村吉藏又问她，喜不喜欢易卜生的作品。鼓励她多看些社会问题的书，并说：“今日的文学，是社会问题的文学。你看过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吗？”后来，她认真阅读了这位英国著名社会戏剧家的《银匣》、《争斗》等作品。那里面的社会意识之浓，是前所未有的。这给了她很多启发。所以，对于中村吉藏，也颇有相见太晚之恨。
三
1924年夏。在日本东京郊区的一个公园，盛开着白的、红的、黄的、紫的花。还有一片参天的吉林。丰腴潇洒的白薇，穿着淡蓝色无领连衣裙，胸前佩戴着一枝白蔷蔽，与身披黑披风、清癯秀雅、风度翩翩的中国学生杨骚，一同漫步在古林的绿海里。清风幽凉，杜鹃和画眉声声啼叫。他们互相倾吐着情怀。
杨骚是福建漳洲人，他的养父是前清举人。爱好诗文，有名士之风。他从小受养父影响，喜欢游览山水，寻访古迹，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民间故事颇有兴趣。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开始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1921年考取公费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杨骚告诉白薇，自从他知道了自己是贫贱的父亲所生，很害羞，很抑郁，很伤心，又很同情那贫苦的父母兄弟。每当看见那些穷苦憔悴的脸儿，他总是暗地里哭红了眼睛。所以，他从小就阴郁、沉闷、爱哭。幸而在养母特别疼爱之下，得有充足的学费留学。有了官费之后，家里还源源接济他。
白薇热情鼓励杨骚正视生活，发挥才干。她认为“要做人，总得和种种悲惨痛苦的环境作战斗，世上没有理想的生活等着人们去享受。只有从艰苦中挣扎出来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人生”。
这个道理，是她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总结也来的，撩开回忆的薄纱，往事痛苦多于欢乐，不堪回首：艰苦的童年，婆家的地狱生涯，长沙的出走……每一件都是一片辛酸。
他们促膝交谈，了解了彼此的身世、爱好，心贴得更近了。
千金易得，知音难逢。在比自己还小两岁的杨骚面前，白薇那么透明、赤诚，无所保留地倾吐着一切。
他的头轻轻地俯向她的耳边，喃喃地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的心、灵、影。爱你那艰苦奋斗的个性。因此，我的心灵也完全交给了你。你是我在这世上寻来找去的最理想的女子。”然后，他又问：“你爱我么？”
白薇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爱你，你是我发现的最清新、最纯洁，不带俗气的男性。”
杨骚深情地注视着她的眼睛，发下宏愿：“我要为了你更加努力。我一定要成为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家、画家和文学家，要去法国、意大利留学深造。不过，得先去发财，发一笔大财。我要发几百财来。不但我自己要去欧洲各国留学，就是我喜欢的几个朋友，也都叫他们到欧洲留学，我帮助他们学费。学成归国后，我就在西湖建筑一座艺术的魔宫，我住在里面，每月招待一两次我所接近的艺术家，一年半载召集一次全国的艺术家，在里面讨论、研究。里面辟一个全国艺术品的展览场，给爱好艺术的人去游览。我自己住在魔宫的最高一层，或者那层给我爱人住。”
白薇笑他是空想家。他不服气：“没有空想，就不能成就事业，世上所有的文明全是由空想来的。你不信，且看我将来执全中国艺术界的牛耳吧。”
她的悲惨的过去，使她特别需要人间的温暖，特别需要爱情的慰藉。她把杨骚看作是她的最美的天地，是她的艺术的全身。
但不久以后，她的恋人竟一连几个月杳无音讯。咖啡店女招待一张桃花般的笑脸，一个媚眼，就使他把热恋中的情人丢在脑后。她不忍心责备他，却也不免抱怨几句。
他辩白说：“我只爱你一个人。爱和喜欢是两回事。对别的女人，我只不过是喜欢喜欢而已，你何必那么小心眼儿。”
“那么，我也像你似的，今天去喜欢这个，明天又去喜欢那个，你作何感想？”
杨骚低下了头，没有回答。他依然我行我素。
她受到打击，发着高烧，危在旦夕地躺在妇人Home。
妇人Home是教会办的一种慈善机构，又称女人公寓，专为旅日的异国单身职业妇女或留学生服务。里面备有各国饭菜，还可以学习音乐、歌舞。白薇是领到官费后才进这里的。
妇人公寓的舍监守请来医生替她看病。医生诊视良久，查不出来是什么病。过了些日子，杨骚来信简单告诉她，自己离东京回国去了，“十二分对不起你，我没有和你告别”。时间是1925年初春。
她砰然跌倒在床上，昏死了过去。
“中夜雨，明月何时出？雨洒悲尘悲越新，病扰脑筋脑更病。假睡终夜，合着怅望西湖的眼睛，心震震，可不是你在湖滨送来的叹声？啊！我丝丝垂着的发端上，都吊着一位青衣曼陀阴郁的诗人你！我眼仿佛迷惑在海底，手被风妖雨怪拖去似的……”
一封封情书和血带泪由东京飞到西湖。
后来，她哀三求四，向一个亲近的人借了一只金镯，当了七十元做路费，不顾一切地赶回杭州。在西湖葛岭山下一个朋友家里，她找到了她的恋人杨骚。他凶残横暴地把她怒骂了一顿。
不久，杨骚离开了杭州回到自己的家乡漳洲，准备到南洋去发财。临别时他告诉她，三年后一定会来找她。
她恨他反复无常冷酷无情。但感情是个怪物，越要从心根肺底拔除他，他的影子越牢牢地追着她。她经受着失恋的痛苦。
后来她病倒在葛岭，没钱交房费、饭费和药费，卖了创作的一部诗剧才还了帐。这本诗剧就是《琳丽》。当时的一位文学名人看到了这本书后，曾惊呼“突然发现了新文坛的一颗明星”。还有的评论家称它是“中国诗剧界的唯一创作”。
回到日本后，她的弟弟也到了日本，靠她生活，不久又生病住院开刀。她卖光了所有的书籍、衣服，忍饥受冻，数月不尝莱米油盐，只靠红薯豆汤延命，省出钱医好弟弟的病。创伤未愈的白薇，又加上长时间的苦饿，终于一病不起，再病逾年。从此到市区警察署领取了“贫无依皈”的证书，进了腥秽的贫病院受人怜恤。从此无人理睬，告贷无门，生活染上了可憎恶颜色。父亲还来信责骂她不照顾弟弟，是“家庭革命父子革命的叛逆！”
她拖着空肠和松软的脚步在街头徘徊，低吟着自己的悲歌：
踽踽街头为着饥肠疯，
有力有手没处用！
前夜静候在新宿站，
今晚深夜还在上野餐朔风。
夜色渺渺黑茫茫，
生活的锁链哟，何太凶？！
夜之街女泪淋淋，
生命的花朵，
一任雨打风飘有谁怜：
卖花的白俄女郎会引起绅士的怜惜，
慷慨地买了她的花束又对她同情。
但他们强横的妙眼，
谁肯看看这漂泊惨苦的支那女学生？
祖国贫困落后，她的子女在异国倍受欺凌。冷冰冰的铁腕，正扼紧她的咽喉。活着，真难！
她继续天天跑到街上找工作。终于在一家咖啡店谋到了一个女招待的差使。做到第三天的下午，店里的客人很少，店主在厨房里突然淫邪地捏紧她的膀子。她“哇”的一声，没命地跑出了店门。
到哪里去呢？找朋友去哭一场？眼泪不能当饭吃。她想起了一个和颜悦色的女教授。女教授曾一再表示过，愿意尽力帮助她解决困难。白薇满怀希望地到了女教授的家。女教授非常热情，待她如上宾，并柔声柔气地对她说：“你是我很看重的一个中国女学生，在东京，你没有亲人，需要什么，尽管向我说好了。”
白薇说：“我最近生活十分困难，想向您借二十元钱，两个月后一定奉还。”
话音未落，女教授丰腴慈爱的笑脸突然变成一副丧门神的模样，并恶声恶气地骂道：“你这样专门靠借钱生活，简直不是一个正经女子所走的路。正经女子在未嫁以前，要顺从父母，也只能仅仅用父母的钱；出嫁以后，要忠贞于夫君，也不能欺骗夫君去用他人的钱……现在都会的女子坏得很，却不料你这个支那的姑娘也学到了坏女人的行径……＂
听了这些话，白薇不屑解释，拔腿就跑。她满面泪痕。她不明白，为什么人穷了，就什么冤枉，什么脏水都可以往身上泼。尤其是和黑暗社会抗争的孤单贫穷女子，无论心地怎样清白，人格怎样高尚，也不会被人理解，只会无理地受摧残，受虐待。生机在哪里？这可诅咒的世界！可诅咒的人心！可诅咒的金钱！可诅咒的无价值的交际！
写信给湖南的父亲，父亲责怪她在海外挥金如土；写信给下南洋的恋人，恋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骂她无能。那么去投降父亲，投降封建礼教，乖乖结束留学生活回国走父亲为自己安排好的路？不！不能！
在萧瑟如寒林的屋子里，她坐卧不宁。白天她苦苦躲在家里看借来的书，晚上饥火总要把她逼到街上去。夜色沉沉，灯光昏迷，她的心绪恶劣透顶。这个冷冰冰如铁的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铁轨像蛇似的曲转延伸……“躺上去，白薇！”一个声音催促着，“双眼一闭，火车呜的一声，你就不会再有穷困和屈辱。躺上去！还等什么！”
“不，你要再想想。就这样去死？做异国的孤鬼？白薇，你不能丧失生的勇气，不是你自己几次鬼门关里打回来的么？要轻生？背叛自己？真可耻！”
她迈上铁轨的脚下来又上去，上去又下来……最后，她一下子瘫坐在铁轨旁，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
东方发白，慢慢地射出了几道金光，冉冉升起了一个通红的火球。她慢慢站起来，向着苍天起誓：“我不要死，我要和世界上这一切恶毒宣战！我要革命！要让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她恨不得立刻飞到广东去，学骑马，学开枪，打前锋！赶快推倒封建势力，推倒资本主义势力，还要把现在腐败的恶劣人的人心，统统送到北海、鄂霍次克海去喂鱼。
四
南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革命的热潮，民众的激情，放射着巨大的磁力。
白薇在日本，虽然又补上了官费，还可以进研究班多读两年，但回国参加革命的热望，使她再也不能安心坐在教室里了。1926年初冬，身着西装、风度潇洒的白薇，从长崎登上美国的远洋轮回国。海水拍击着船帮，为远归的游子演奏进行曲。充当下女，流浪街头，狂热的初恋，勤奋的学习……异国九年的往事，已留在身后。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着眼于未来吧！她头脑里索绕着美丽的憧憬和新生的希望。
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作家们热情地接待了她。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成了她新结识的好友，成仿吾还像老大哥一样，教她读马列主义的书。
十几年没有见到父母了，怀乡思亲之心油然而生，催促着她跋涉了八天，翻过高耸的大庾岭，回到了湖南资兴。秀流的水还是那么碧绿。可爱的家乡却由于连年军阀争战，官兵土匪的蹂躏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像个大病一场的女子，改变了娇美的容颜。
进了家门，她想拥抱母亲，却不料被母亲推出五六尺远。母亲看着眼前身材修长、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的“洋”女儿，困惑而气愤地摇了摇头，接着便嚎哭起来。当天，她就被打发到了舅舅家。
父亲一直躲着不见面，等女儿一走，马上就出来了。两位老人赶紧打开女儿的箱子，翻来翻去，没有搜到一件“茶花女”式的服装和首饰，只抄出一些简素的旧衣、书籍和她写的一些诗及诗剧《琳丽》。
父亲细细读了她的作品，觉得女儿是个“未来人”，即革命人，很有出息。二老悲喜交集，深悔多年误会、薄待了女儿，错听谣传。于是马上从舅舅那里接她回了家。父亲用慈爱的目光倾泻自己的感情。母亲特地杀了只黄母鸡，用甜酒汁蒸给女儿吃。妹妹把父亲抄检箱子的情形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父母同情女儿的境遇，考虑了女儿的未来，帮助她解除了同李家的婚姻关系。乡亲们希望她留下来，为家乡办学，培育人材。而她的一颗火热的心，牢牢牵挂着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她早就幻想当一名女兵学习射击、骑马、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亲身讨伐糟踏祖国山河、蹂躏同胞、卖国求荣的北方军阀。她怀着满腔热血，辞谢了父老们的盛情，匆匆投奔革命中心武汉，这是1927年春天。
到了武昌，旅费快用光了，她住在一间很小旅馆里。白天用白开水送下一个面包，晚上臭虫成群结伙吸她的血。她在街上徘徊了几天，终于碰上了一个留日时期的补习学校的同学殷德祥。经殷介绍，她到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担任日语翻译。
她庆幸自己这么顺利就迈进了革命队伍，每天努力译着日本报纸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报导和评论，供高级首脑们参考。业余时间抓紧写作，有时参加军民演出活动。过了不久，她又兼任武昌中山大学讲师，教授日语、动物、植物等科。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她的意料。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血腥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4月下旬至5月下旬，武汉军队的主力北伐。自薇穿着军装，脚踏一双长统皮靴，站在职员队列里。
大会主持人慷慨陈词，动员大家武装起来，完成北伐，打退川军，打倒南京政府，统一中国。
白薇惊奇地发现，不论是在台上演说的，还是在台下听着的，越是职位高的，越是踊跃兴奋，越是对革命热情。她想：“他们那热烈滔滔的演说，有的犹如站在柏林的革命海军围住营前的斯巴达克斯团人领袖卢森堡；他们那一阵阵狂呼怒吼的口号，有些像巴士底狱的呼声冲霄破汉，他们那矫拔的精神，俨然个个都是站在群众面前的指挥；他们那觉悟的毅力，真个每人都以革命的铁血儿自命的。”
她越凝视这些纠纠雄伟的狂热奔腾的人物，“越感觉自己是一根茫茫飘荡的羽毛，算不得一个人……直像一砂石比泰山。”但是，她总有些不相信这天的光景是事实，以为“自己在做梦”。
不久，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之，汪精卫之流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清洗”和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一线光明瞬息即逝。白薇真的做了一场“梦”。
她不愿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辞去编译局和中山大学的职务，力拒同志和机关的挽留，愤然到了上海。到上海，她想演电影。创造社的朋友们劝她写文章，并把她的名字列入《创造月刊》的执笔名单上。创造社对她的影响很大。帮助白薇迅速成长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她第一次见鲁迅，是杨骚带她去的。
1927年10月末，一个晴朗的午后。忽然房东奶奶喊着白薇的名字，告诉她来了客人。她从窗口向外一看，啊？竟是自己深深爱过的、阔别了三年的男朋友杨骚。蛰伏在心底的爱情，刹那间滚沸了。他走进她的房间，看见里面一张行军床，一张桌椅外，只挂着一张他绘的画，桌子上的镜子和相片，也都是他的东西。又看到白薇白净秀美、线条柔和的脸庞放着光彩，一双深情的眼睛，爱恋地注视着自己。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从此，他常来看她，要求恢复恋爱关系。在白薇，虽然一想到他对她的折磨不免有些恐惧，但，以往的爱，确实太深氏
他们终于决定搬在一起，像好朋友似的，一个住前楼，一个住亭子间。中间的过道，摆一张吃饭的圆桌和两张圆凳，共同使用。他们共同买菜烧饭，吃饭的时候，两人时常握着手有说有笑。在这里，他们各自努力自修和写作，杨骚写出不少诗、戏剧，还翻译了一些作品。也就在这个时候，经杨骚介绍，白薇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
创造社和大阳社一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白薇由于偏爱创造社，思想上也曾和鲁迅不接近。加上她“不可攀名人巨柱的怪癖”，所以又迟迟不想同鲁迅见面。后来虽去鲁迅家送稿，但每次都是到门口交给许广平就跑了。鲁迅曾玩笑地和人说：“白薇怕我吃掉她。”鲁迅不以创造社的对立为嫌，像对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对白薇非常关心和器重。
《打出幽灵塔》是个古典浪漫写实的悲剧，描写了第一次革命战争中，一个土豪家庭的分裂。像易卜生的《娜拉》一样，它向那些沉睡在家庭中做傀儡的不幸妇女们，喊出了赶快觉醒的呼声。鲁迅将白薇这部作品在《奔流》创刊号上刊登。她的名字出现在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大手笔之列，从而成了当时“文坛上的第一流人物”。
鲁迅主编的另一份杂志《语丝》，还刊登了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这个寓意深刻、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剧本，通篇都在痛斥着反革命两面派。
“你阳称和某某伟人一致北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彻底的革命；阴则昼夜想方设法，将要怎样去残杀同类，怎样地去剥夺国力，结局务必要达到狡兔死，走狗烹，给你一个人无忧无虑地做军阀以上的帝王！”
“你做恶就索性做恶魔也罢，但表面上要做伪善的君子，暗地里全是丑恶，当个无耻的革命叛徒，你最会借别人最善最大的主义，并且借些最美的名目，来做你去吃人去出风头的利器！你根本就不懂得革命是什么，你本身就是革命者的仇敌！”
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言辞，当然要戳痛一些人的心。国民党政府为这个剧本警告了《语丝》。
白薇开始试写长篇小说，取名《炸弹与征鸟》。它同样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以一对姐妹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再现出大革命时期形形色色的事件和人物，反映了作者对革命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积极态度。白薇认为自己写的不过是些用热烈感情把直感编排起来的记录，结构和修辞都不讲究，不想拿去发表，更缺乏继续写下去的勇气。杨骚替她把稿子送给鲁迅，回来之后高兴地对她说：“鲁迅先生说你写得好，你继续写下去罢，他的杂志上可以连载你的小说。”
“连载？”这两个字给了她多大的勇气啊！继而她又担心地问杨骚：“我的句子简直写不顺，又不懂结构，怎么办？”“我也这么说，你有很多离奇古怪的句子，请他帮你改改。鲁迅却说，修改它做什么，那正是她的别有风格。假如什么文章都由我修改，那整个杂志的文章，只有我独一的风格了。”听了杨骚的转述，她才放心大胆地把这个长篇写下去。果然，鲁迅对她的作品，除了错字或生硬的句子略有改动，其他均未随意涂改。鲁迅尊重作者的精神，大大壮了她的胆气。接着，她又把长诗《春笋之歌》拿给了鲁迅。
白薇终于见到了鲁迅。那天，杨骚带着她刚到楼梯脚，她又想跑。不料鲁迅已在楼口亲切地招呼了：“白薇，请上楼来呀，上来吧！”她走进他的书房，微微低着头，不敢看鲁迅。鲁迅温和地给她扇风，拿出许多书画给她看，还同她开玩笑说：“有人说你像仙女，我看也是凡人。”拘束立刻打消了。她这才看清楚，“他原是我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一股敬爱的心，陡然涌上心头。之后，在《奔流》的餐席上，在“左联”，在内山书店，她常和鲁迅见面。有时她也到鲁迅家里，鲁迅总是对她温和诚恳，说话含着微笑。
正由于受创造社和鲁迅的影响，白薇走上了革命的文学道路，成为“左联”和“左翼剧联”的早期成员。不顾特务盯梢和敌人搜查的迫害，她积极参加活动，掩护革命同志，讨论文艺问题，深入群众，热心做宣传辅导工作，尤其是妇女工作。一些失业贫穷的女工，知道她会写文章，就说：“大姐，求求你，你写吧，不然我们会饿死！”于是，她更勤快地拿起笔，用稿费接济苦难的姐妹。
她临危不惧，始终和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战斗在一起。“左联”在困难中创办了机关刊物——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她是热心的撰稿人之一。她与楼适夷、袁殊等人在“左翼剧联”的支持下组织了曙星剧社，后来改名为移动剧社，主要演员有石凌鹤、唐晴初、陈波儿、易洁、许幸之等十余人。她还曾被田汉、沈端先（夏衍）主编的《舞台与银幕》列为特约撰稿人，参加过左翼作家发起的推行手头字的运动。她受党的指派，打进明星电影公司，去做争取著名演员胡蝶的工作。同志们对她有极高的评论，称她“对团体，对工作有着最高的信念”。说她是非常好的人，热情、坦率、很真诚。
五
“九·一八”的炮火，点燃了举国反侵略的烈焰。白薇以敏捷的笔，愤怒地疾呼：“世界是劳苦大众的手造出来的，无耻的强盗把我们的幸福夺去了，我们的血被吸尽了……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准备我们的力量，为劳苦大众、无产阶级的解放，为铁窗、铁锁、铁链的解放，兄弟姐妹们，大家起来，和黑暗的世界奋斗……只有被压迫阶级的人携手奋斗，才能够打出我们的出路！团结起来，准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万岁！”
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屠刀下》、《塞外健儿》、《—·二八战士》、《中华儿女》等等，长诗《火信》、《祭郭松龄夫人》、《给杨韵》、《马德里》，小说《受难的女人们》……白薇的一篇篇呐喊着民众抗击侵略者的心声的作品迅疾诞生。
在抗日救亡浪潮高涨，话剧事业应运勃兴的年代，她精神活泼昂扬，仿佛春风里招展的花枝。下笔如潮，奔走如飞，还参加导演、演出。她的剧本被工人们的蓝衫剧团争相演出，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军民。她受到工人和学生的爱戴。她经常带着几个小烧饼，出入于工厂和学校的剧团。赵丹就曾在白薇的指导下，演出过董每戡的《C夫人肖像》。
但是，由于过度劳累和感情上的纠葛，白薇病倒了。一病就是六七年。在病因的纠缠下，她不能如愿以偿地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力。这已经是极大的痛苦，更哪堪承受旧社会给她的另一种碾压。
在爱情生活中，她是忠实、灼烈、清白无辜的。然而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几千年封建势力影响下，无情的舆论，世人的冷箭，总是对着无权无势的弱女子。常有无聊小报肆无忌惮、不堪入目地造谣中伤她。说她几乎和当时所有进步的男作家都有不正当的关系，还嘲笑她的悲惨状况……
当时“白薇”这个名字成了“可怜”和“讽刺”的代名词；为白薇辩护的人，也成了“不世故”和“多余”的代用语。似乎“白薇”两个字，除了让人可怜和作为谈资外，已经是死去的文字。她虽然有坚强的信念和无私的爱——爱人类、爱真理、爱生活。但终敌不住这些外来的凶猛无情的压力。她的精神受了重伤。在疾病、饥饿和冷酷面前都没有屈服的她，而今却一天天走着悲惨的、被杀的路。
1935年春的一个晚上，露冷风寒夜凄凄，她的心忐忑像发热病，望着瞌睡的繁星，她疯狂地在草地上踏着，热泪汹涌不尽。她仿佛灵魂刚出窍的惨死鬼，无限悲怨、无限哀痛地在黑夜的草上踯躅，泥一脚水一脚的没有目的。“死呢？生呢？”她这样念着想着……
社会的、人生的，给予她的刺激太多，她的心给毒箭射破了。
有个好心人劝她：你现在病到这个样子，没有钱医，又没人管，孤苦伶仃地躺着，一步也动不得，已经病了六七年，你的病是不会好了。老这样拖着，你自己苦，朋友们看了也着急，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自杀。还有个人劝她说：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都苦不堪言。你虽然发表大剧本，写了东北义勇军，写了“—·二八”战士，写了工人斗争，但是你那些剧本能够发表了拿到钱医病么？不能，再过三十年也不能。你的病愈拖愈重，这样凄凉惨淡地活着，不如一死了事。她想着这些话，眼泪一半洒在草地上，一半流在肚子里。她望着无际的天边、无垠的草地……
“不，不能！就这样死去，我不甘心！”
一个出走后又在前进中的娜拉，她的真实是不能因打击、毁誉而消失的。她不怕艰难，不畏毒箭，她只抱着一颗鲜红的、热烈向上的心，去反抗一切阻碍。她要奋斗到底！
她含泪挣扎在病床上，稿纸摆在膝上，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不停地写作。长篇小说《悲剧生涯》和装满了一大箱子未有机会发表的描写抗日生活的剧本，几乎都是伴着她的病痛完成的。
广大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位他们所喜爱的女作家。1937年4月出版的《妇女生活》第四卷第六期上，登了这样两封引人注目的信：
兹九先生①
最近听人说，女作家白薇的生活很苦，病又重，所以有人在
为她筹点钱医病，不知道这消息确实否？确实的话，请你打听一
下他们筹款的方法，发起人是谁，收款人是谁，因为我是白薇的
作品的爱读者，贫病的白薇的同情者，我已积得一些钱，想送给
她，苦于不知如何送去，你大约总是知道的，请你抽空在《妇女生
活》信箱上答复我罢。致敬礼！
读者吴玉声上
--------
①兹九：即沈兹九，当时任《妇女生活》杂志的主编，是白薇留学日本的同学，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
玉声女士：很凑巧，前几天鸥查、郁风、李兰等几位朋友正和
我谈起，想为我们这位贫病的作家白薇女士筹一笔款子，让她安
心地清静地去医治她的病痛。这样病体不难恢复。我们的缘起
现在写在下面：
朋友：关于女作家白薇的近况，想你很愿意知道的吧！近七
八年来，她虽是日日在病痛与穷苦中挣扎，而愈陷愈深，但在精
神与毅力上，她仍是一位胜将。这只在最近的上海妇孺援绥的募
捐运动上，就可明显地看出来。她的病身虽然不能多动多走路，
但自募捐开始起，她一直是日夜在外奔跑；虽病重到不能移步，
还不肯休歇。这次上海妇孺赴绥慰劳团第一批出发的人员中，她
本在内，而且还已经上了船的。幸亏在开船前几分钟，她的好友
董竹君女士到船上拉她下来的。
至于白薇个人生活的内部实情，那是讲起来很凄凉的。我知
道普通一个专靠卖文稿吃饭的人，本很不容易过活下去，何况她
是一个重病的人呢？三五天的断炊，是常事，有时突然发病，一个
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不但茶水无人照应，并且还要等到偶尔来
访的客人替她设法筹送药费。实在的，医药费对于她的负担太
大，这重担快将她逼进坟墓去了。专门家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
病不是没有根本的治疗方法，她是可以完全恢复健康的。
她那样反封建的斗争，只要看过她的作品的人，大家都会知
道的。为了爱惜一位女作家的生命，我们（白薇的几个女友）现在
请求各位朋友在经济上给她一些帮助，即大家合力来为她筹一
笔钱，送她去治病，使她能早日恢复健康。这样不但是我们的快
乐，也是大家的快乐。
发起人：鸥查、董竹君、王莹、郁风、蒋逸霄、沈兹九、吴佩兰、
吴似鸿、陈圭如、寄洪、王季遇、陈维姜、蓝苹、杜君慧、罗肖、李
兰、夏国琼、陈波儿、关露。
收款处：上海亚尔培路125弄31号夏国琼女士收。
在缘起上签名的沈兹九、王莹、陈波儿、关露等十九人，都是当时社会知名妇女，有企业家、作家、记者、编辑、翻译、演员……
经过这些好心朋友的活动，总共得到捐款六百零四元。当年6月19日，友人李兰、夏国琼、杜谈等送她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白薇一到北平车站，友人廖沫沙夫妇前来迎接。不想竟突然围上来许多新闻记者。她惶惑不安，觉得就像一个随便散步者，遇到森林里跳出许多狮熊虎豹大蛇巨蟒一般，叫人惊慌恐惧。
结果，记者的宣传帮了倒忙。第三天她到协和医院就遇上了麻烦。医院硬是不肯给她住三等病房，也不许她挂两角钱一次的普通号，非要她挂特诊号不可。没有办法，只得向院方反复交涉。而医院却把她想象成一个富翁大敲竹杠。谈判的距离越来越大，最后竟互相吵起来了。一个女办事员讥笑地对她说：“你闹什么，你不是白薇吗？”
她没有回答，因为挂号病案上是用的学名“黄彰”。
“报纸上登你很多照片，人和那些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你难道不是白薇女士吗？你在我们医院里，不能住二等、三等病房，不能挂普通号，这是我们的规矩。”
她只好一再向女办事员解释，说明自己只能用最省钱的办法医好自己的病。这个不大看报的女办事员怎么也不相信她会没有钱，更不相信有那么众多的朋友捐助，硬把她当吝啬鬼而有些生气了。“我老实告诉你，咱们医院，就不能同意像你这样的人到这儿来省钱，人家冰心女士每次来，都住头等病房，你们一样有名，为什么你要住三等病房，又要挂普通号？”
白薇说：“治病就治病，与名不名有什么关系？”
为了打开僵局，她请李达夫人王会悟女士出面替她交涉。王女士找到协和医院的朋友，说明了白薇的情况，才准许她挂普通号，并指定较有经验的医生给她看病。王会悟还把她从廖沫沙家里接到自己家里养病，生活上给予一切方便和照顾。李家有两个院子，种满花木，白日合欢花明媚艳丽，晚间夜来香浓郁扑鼻。清幽宜人的环境，再加上女主人的盛情照料，使她精神上倍觉欣慰，病势大有好转。正在这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她认为，人生在世，再没有比国难当头还躲在敌后受气那么苦闷的事！也没有比在国难中能为抗敌雪耻贡献热血那么痛快的事。
日本兵常把她误当成日本女子，纠缠不休；也有人想用高额金钱收买她。但白薇还是过去的那个富于正义感和斗争精神的白薇，她满怀斗争的激情，化装成保姆，同女友叶秀梅一起，逃离了北平。
六
1938年3月，她带着从病魔和日寇手里夺来的生命，跳动着一颗救国的热心，跑到广州，无处请缨。同年6月又北上投奔武汉。
在老领导、老朋友、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主任阳翰笙家里，她见到郭沫若等许多相知的人，又拜访了田汉、洪深、沈兹九、陈北鸥一些师友。由他们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
为求职，她接连给政治部主厅厅长郭沫若写了3封长信，希望他“团结身边及可能接近的文艺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她在信中还说：“除加强工作以应抗战要求之外，得极力注重人员的修养：一方面学习好的，得到丰富的知识，练习坚贞的操守，蕴藏热烈而真实的感情，放开宽阔伟大的胸怀，培植亲爱团结的精神；一方面彻底革除旧式文人的坏习气，改掉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切不正的心向与行为，根除自私自利的风尚。痛击投机取巧，谄媚拍马之流”，务使国内青年学子“既足智多能，又锻炼坚实伟大的人格”，用这些人去抗战杀敌，必能“以一当百”。
不久战火南烧，武汉告急，三厅随政治部撤退，经长沙、衡阳、桂林，最后驻足于重庆。撤退前，白薇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再提出去延安或去前线的要求，邓颖超大姐考虑到她身体不好，解放区太艰苦，没有同意她去，派她去了桂林，担任《新华日报》特约记者。
广西的地方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为了笼络人心，也允许进步文化人在这里活动，桂林一时成为抗战时期西南文化活动中心。周恩来让白薇以文化人的身分，在这里了解广西的政治情况。
这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也在桂林布下了罗网，监视文化界的抗日活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随时可能有被秘密逮捕和暗杀的危险。面对敌人，白薇并不畏惧。她想，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杀头就杀头，为革命牺牲，死而无憾。在这儿一年多，她总是凌晨3点起来写通讯稿，吃完早饭便出外采访，深入里巷、车站、码头，访问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时到最穷的人家吃饭，有时也去看看阔人家是怎么生活的。她把了解到的情况，提供给《新华日报》作为参考，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稿。后因广西当局“截切”她的稿件，她才被迫停止工作，从桂林到了重庆。
重庆，穷得连吃几个大饼都没有钱，有时只能在穷朋友家里吃顿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阳翰笙才替她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谋得个特约编导的职务。不料，敌机狂轰滥炸，轰毁了电影制片厂。白薇只能另找避难所，暂时到“文协”所在地南温泉。欧阳山、草明、萧军等作家也住在那里。
一间西晒的小房，暂时寄放了她飘泊无定的身体，天天跑空袭警报，要躲到五公里远的山中，这时，她又突然爆发了热病，发高烧，说胡话，吓坏了欧阳山。他把同住在南温泉的杨骚找来了。
杨骚这次对病中的白薇非常关心，趁她高烧糊涂的时候，把她抬到自己幽静的书斋，亲自护理。朋友们庆幸白薇有了养病的地方。等清醒以后，顿时感到自己像一只被缚的“蛹”，“巴不得赶快变成‘蛾’咬破‘茧’飞出去！”
有人怨她不与杨骚和好，指责她说：“你这个人真古怪，杨骚眼巴巴地希望同你和好，你干嘛又回来了？真是不通人情！”听到这类的话，白薇愤怒地说：“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强制着，使我没有考虑，没有犹豫，我愉快地接受了它的制裁！我用不着去告诉什么人，因为人们都是用着那么庸俗卑鄙的心理来看待一个女性，尤其是落难的女性！”为抗议社会对女性的鄙视心理，抗议封建势力对女性的压迫，她没有接受杨骚恢复爱情关系的要求，再一次表现了她同封建意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白薇不愧是个自爱、自尊、自强的新女性。
尽管当时许多人不能理解她，但她也不乏知音。田汉夫人安娥就非常理解白薇。她说：“当我确定知道白薇拒绝了杨骚的‘怜’爱后……于是我更相信白薇的自尊，白薇的人格的完整，美丽！”
白薇在重庆，生活始终没有保障，靠写点稿子和朋友的临时资助，异常艰难地苦度岁月。她时常因为饥饿晕倒在街上或朋友家里。有时饿得胃痛如绞，全身发抖，汗流满面，四肢冰凉。她的自尊心强，又不爱暴露自己的苦况。这样，她的健康状况又进入了恶劣的境地。
她仍然希望去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事业。邓颖超大姐还是担心她那比以前更弱的身体，适应不了延安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仍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邓大姐让阳翰笙替白薇找工作，征得郭沫若同意后，1942年她被安排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工作。
进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她是多么惬意呀。她感到自己像“插了翅膀的天使”，她像“一颗地球卫星，飞到了恒星的身旁”，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她热心地去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协、中苏友协、妇女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座谈戏剧，研究小说，联合女友们写文章，倡导组织妇女进步团体，她曾被选为妇女联谊会的理事。
在抗日的大时代，她希望能跃马挥戈，为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希望终归只是希望。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下，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穿着小鞋”移步，哪能像白薇想象的那样放开脚步大干革命呢！再说，文化工作委员会待遇菲薄，每月的薪水仅能供养肚子。身体虚弱，各种疾病，不请自来，风湿病、绞肠痧、猩红热、疟疾、阿米巴痢疾……几乎和她结了不解之缘。那点薪水，喂了肚子，治不得病；治了病，肚子又发生问题。
她拖着衰弱的身体，挑水、烧饭、拾柴、补破衣服……劳累了一天，虽有满肚子东西想写，但思想和体力都不听使唤。手上写着文章，心里却盘算着要还的债……而干着谋生的杂务时，又想着看书读报和未动笔的剧本。
工作时间比健康的人长，休息时间比大多数人短，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心上像压着一块重重的磨盘。
勺土上的植物，在火热的长夏，无法挣扎着生存！枯干的树木，结不出丰满的果实；饥饿的肚子，只会咕咕叫，生不出锦绣文章。于是，有人讥讽白薇“落伍了”，“写不出东西来了”，“不能算作家了”！她虽然不好名，但别人的冷言和白眼，就像尖刀子刺着心一般使她痛彻骨髓。灵魂在苦难中受着折磨，肉体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经受着锻炼。当那数不尽的折磨要瓦解生命，生命苦断若续时，会有两个观念急剧地冲突：一个是悲愤之极，求永远的安息；一个是千倍勇敢，为胜利去奋斗！白薇选择了后者。
她拿起锄头，开山挖土，生产自救。她更渴望用这种精神，种下人类美丽崇高的心愿，让胜利的鲜花开在抗战的中华，开出一个灿烂锦绣的新国家。
当时，中华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募得了一批基金，也给白薇送来了五千元。虽然她正患严重眼病，有失明的危险，但她还是谢绝了友人们的好意。她始终不愿“无功受禄”。她说：“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师匠，比方是树木的花朵，‘贫病出作家’好像在象征着枯萎的害病的花，花儿枯又病，而要结出甜美的果实，多么困难呀！”“健康谁不爱，我却从小以多病为灾。好好地写作，一个文艺作者谁不想？贫病老纠缠我，苦于很少时间拿笔。所以‘贫病作家’这名儿对于我，是一把挑动泪水的剑！这回我听到救济贫病作家的消息，更像剑儿挑动我的泪要流。”“心里燃烧着爱和恨的火焰，我的情绪，总没有平安，愈看，愈确立着信心：为毁灭黑暗，为消灭一切丑类的心根，我要坚强忍痛地活着，我们要群力群心，扬起战士的呼声！只要我们战斗的力量尽够了，胜利是不会遥远的。”在重庆的几年，文艺界的朋友们（包括郭沫若在内）对她都很关心、照顾和同情，都称她作大姐。但真正能理解并谅解她的人，还是少数。由于她对事、对人、对己特别认真，凡看不惯、听不惯的总是要加以争辩。因此，便产生风言风语，说她和“文协”所有的人都吵过架，说她不能和人相处，人人都怕她骂，不喜欢同她一道工作，等等。
其实，她只是生性耿直，嫉恶如仇，遇事不会敷衍，不会伪饰，随处无意中流露真实，遇事太认真；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或对方是如何有声望、地位，她都不虚与委蛇，不惜为正义冲锋陷阵，穷追苦寻要把真理和正义争回来。她曾批评自己的好友刘海尼：“你是为艺术至上而活着，对妇女工作缺乏热情，因为你自私……要是我，我情愿参加妇女实际斗争，而毫无疑虑地牺牲写作！”在一次“文协”会上，涉及到男女不平等问题，她没有顾忌对方是谁，立刻提出反对意见。事后有个朋友说她这样做不好，她却摇摇头说：“谁轻视妇女，我就不尊重谁！”
她满怀赤子之心，却又孤高自傲，“凡是狐鼠为奸的地方看不得；凡利用名誉来掩饰去沽名钓誉的地方看不得；凡是人们当自己是一朵红花能处处开，损人利己地把好人踩入地窑的行为看不得！”“只得以烧灼的心，忍受挫折；不屈的胆，敢当天地无情！练习着冷眼看人，不放弃我要培养人间正气的目标！我自己是正直的，非正义的我就不为。”这就是白薇的性格。
1945年秋，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她知道后，曾经“一百次”地想进城去看望毛主席。但因有人造谣说她“落伍了”、“倒下了”，因此有点胆怯，终未成行。后来，毛主席在周公馆招待妇女界，她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
名界妇女人物，济济一堂，她坐在后排座位上，谨慎又恭敬地仰望毛主席的仪容。她曾听人说毛主席好几次问起她，有一次还错认白杨做白薇。她内心深深感激毛主席的关怀。
散会的时候，忽然有个青年喊了一声。“毛主席，你常问起的白薇就是她。”毛主席回过头来，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她听着就流了眼泪，别人说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听说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咽了热泪，回答着毛主席：“唉！这几年我已经倒下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毛主席更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励她：“你没有倒，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没有倒下……”
七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了上海。仍然贫困病弱，住在朋友家里。
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蘸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蘸。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里的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的榻榻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榻榻米上，写作、读书。食具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几把羹匙，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榻榻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孕美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
住的房子和凉亭差不多，热天，前面太阳直晒；冷天，北风从屋后面半截板壁长驱直入，顶上是个北窗，风由天窗灌进来，房里冷得和露宿差不多。
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驾驭和外界的联系，不能深入生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想看新书，也买不起，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
1947年冬，家乡报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她急忙回了家。不久，母亲也因忧痛成疾而过世。料理完双亲的后事，她想仍回上海。
这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写的。何香凝兴奋地告诉她，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好。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应该为人民的胜利多做些工作。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她就结识了何香凝，后来时有接触和联系。看了何香凝的信，她觉得应该留在家乡，为家乡的解放贡献点力量。她把何香凝寄给她的报刊，让父老乡亲和表兄弟们传阅，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她还接触到一些对国民党不满、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白薇就和他们讲“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故事。也曾借探亲访友的机会，到清江、(石带)头、渡头……深入农民家中，谈时局、谈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人们齐心协力反剥削、反迷信、反征兵、反内战……
在穷乡僻壤的湘南山区里，留过学、见过大世面的白薇，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她又没有架子，说的道理中听，所以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很爱听她的话。为了迎接家乡的解放，她找了块立脚的基地——资兴县立中学。她当年的学生李宙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白薇到县中第一次上课，一进教室，抬头看见蒋介石的肖像挂在墙上，便立刻对学生们说：“教室里挂这种像不好，撕下来罢！”边说边把肖像撕得粉碎。
资兴县伪县长鲁某，为了笼络白薇，请她到县政府任职，许以高薪，她严词拒绝了，说：“现在政府的事太糟了，不好办；违背良心的事我又不耗干，我还是和青年学生在一起好了。”
1949年，蒋介石集团残余的许多杂牌军以及交警队、民警队、内警队，等等，在湘粤边境掠掳绑杀、强奸、拉夫，疯狂之极。湘南粤北的人民奋起斗争，游击队纷纷崛起，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资兴人民也拿起刀枪，开展了武装斗争。白薇公开的身分是县立中学教员，暗地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她动员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干，把家藏的六支枪，捐献给游击队，壮大了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的力量；她利用亲族关系，做过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盘踞在资兴的敌人；她在游击队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帮助写出了《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
她认为：“这才是人生！”“人生就是战斗，对腐朽、罪恶、横霸者宣战，这才算活着。”一个年近花甲的多病之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主动、自觉、积极地追随党的领导，勇敢战斗在湘南的山区，为祖国，为家乡解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她之所以赢得当地人的爱戴与尊敬，这是很自然的。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几次接她到中南海去，问到湘南游击队的情况时，连连表扬她：“游击队搞得不错，你干得很好嘛。”
白薇身受封建压迫、资本主义势力压迫和民族压迫，她坚定不移地追随并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第一次大革命开始，她始终是一位执著的革命者。
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自己的创作自觉地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接在一起。除早期的剧本《苏斐》、《琳丽》、《访雯》有艺术至上、唯美主义倾向外，其他作品，不管艺术上受哪些流派的影响，思想内容上都是与人民的事业和妇女的解放息息相关。
她的艺术风格大致经历了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到现实主义这些发展阶段。辞采华美，才气横溢，尤其是早期作品，尤其是剧作。她的诗歌质朴自然，热情奔放，赤心直呈。至于小说，则热情、坦白、大胆，蔑视传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较深。
早期，她醉心于西方现代派，受象征主义影响较大。在她投身革命后，思想上渐渐自觉地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一概扬弃了以片面创作艺术的追求，片面理解文艺的大众化，注重了普及，而忽视了艺术性。她的作品愈到后来，艺术性愈差，这与她的这种主导思想转变不无关系。这是她思想的偏颇，也是时代的悲剧。
病、困折磨了她一生。不然，以她的才华和非凡的毅力，她会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她的三十年代的作品，已经为后辈作家的成长发生了影响。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创，使她有些扭曲，任性、易怒、不大合群，遇事过于认真，过分的直率和自尊，都妨碍了她和周围的人相处和互相理解。这些，也造成了自身的悲剧。但是，白薇绝不是一个悲剧主人公。她的昂扬的如火似铁的意志，她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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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生活，她的意志，就是一篇血泪凝成的杰作。
——题记
1987年8月27日，白薇终于走完了坎坷而悲苦的一生。她默默地走了，给我留下的，是难忘的回忆……
1978年一个温和的冬日。没有雪，没有风，太阳暖洋洋的。我兴致勃勃跋涉到北京和平里居民区。在门上轻叩，又继之以重叩，终于伸出一张胖嘟嘟老妇的脸。她盘问一番，把我让进了屋子。
这是个独间单元，房子里的东西一目了然，陈设简单，陈旧而杂乱。
“谁来了？请等一下，我就起来。”她用胳膊撑着抬起身子，慢腾腾地下了床。我一下子愣住了。她，会是女作家白薇？
白薇曾经是出名的美人。连鲁迅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还说过“有人说你像仙女……”这样的话。
一个在1894年出生的人，活到现在，当然不能指望有多漂亮，但作为女作家，她起码还应高雅端庄，犹有风韵；而眼前的这位老人，头发稀疏蓬乱，脸上褐色老年斑像织了网的蜘蛛，眼睛被上下眼皮挤成一条缝，身上一件蓝布大襟棉袄，棉袄底边上白色缝线的每个针脚都足有半寸多长……尤其当她扶着两根棍子站起来的时候，不由使我想起风雪中乞讨捐门槛的祥林嫂。
莫名的惆怅锁住了我，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又自我介绍了一番。
“我早已经是死了的人了，也不是什么作家。不要找我！”
我又是一愣。为她的不客气，也为她的自我否定。她突然慈祥地笑了一下，又说：“你也姓白？我们还是一家子呢。”
“您不是姓黄吗？白薇不是您的笔名吗？”
“谁说我姓黄！不要提我姓黄，我就是白薇。”她有点温怒。
“那么，白薇同志，请谈谈您的身世和您的创作好吗？”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是作家，不要找我。几十年前的白薇早死了！”“您怎么不是作家呢？您是‘五四’以来著名的女作家，写了很多东西，还是‘左联’和‘剧联’最早的成员……您从1922年开始创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写了东西……您怎么能不是作家呢？”
“不要提了。白薇已经死去了，活着的只是她的躯壳。”……
这第一次的拜访，是四届文代会前的事了。之后，我又看望过她许多回、有时她正昏睡不醒，有时坐在门口带着眼镜看书。遇到她情绪好的时候，她会对我说：“等我身体好了，就坐车去看望邓大姐。”邓颖超解放前后始终非常关心她。
有时她又说：“我希望国家能派我管理一个植物园，我一定能管得很好。我还留着一双布鞋，等着劳动的时候用。”
又一次她告诉我，正在构思一个剧本。我问她准备反映什么内容，她诙谐地抿着嘴说：“剧名暂时保密。”
为全面了解她，我拜访了她的亲友熟人，更多时是求助于北京的各大图书馆。从那些陈旧发黄的书刊报纸里，找寻着她的足迹。
她没有权，没有势，没有财产，没有丈夫和孩子。她贫困吗？可怜吗？不！哦，那长长的凄风苦雨的九十余年生涯哟！
一
酷暑即将来临，长沙女一师的毕业生正热汗淋淋地准备考试。
黄彰①正在教室里看书，忽然见自己的四妹气喘吁吁地往她这儿跑。她放下书，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四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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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彰：白薇的本名。“白薇”是她到日本后起的笔名。
“姐姐，不好了！我刚才经过校长办公室，看见父亲坐在里面。她来这里肯定与我俩有关系……”
糟了！不迟不早，父亲偏偏这个时候来。从家乡湖南资兴秀流到长沙，千里迢迢，没有急事，父亲是不会来的。
“姐姐，父亲一定是要把你弄回婆家，也拉我回家嫁人，这可怎么办？”
“回婆家？不！我死也不能再到李家！”
一想到婆婆和丈夫，黄彰的心里又是厌恶又是颤抖。
她的亲事是家里当权的母亲一手包办的。母亲长胳膊长腿、精明能干，家里家外的活全拿得起来。父亲比母亲小8岁，在日本留过学，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他曾在地方上兴办过教育，送大女儿黄彰和她的妹妹在男校读书。他虽然是新派，但对女儿的婚姻却采取了封建卫道士的态度。
黄彰跪在父母面前，苦苦哀求。她听人说，婆婆是远近闻名的恶寡妇，丈夫是婆婆唯一的遗腹子，惯得粗蛮混狠不通情理。
父亲铁着脸说：“父母之命是几千年的祖训，祖宗之法不可违。”她想逃跑，想死，父母派人盯着她寸步不离。那时她才十几岁。
黄家是名门，婆婆指望儿媳妇有阔阔气气的陪嫁。谁知道，她的父亲在陪嫁问题上又来了个新派：决心矫俗，只给了女儿极少的东西。黄彰的箱子里没有几件值钱的衣物，却有不少书。什么《中国近代外交失败史》、《罗曼·罗兰传》等等。
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己的儿子大字不识一个，偏偏娶了个识文认字的媳妇，婆婆不高兴，丈夫也不喜欢。
她不是一有空就拿着书看吗？。婆婆辞退了家里的长工短工，种地、种菜、喂猪、挑水……家里家外的活全让媳妇干。她整天累死累活，见不到婆婆一个好脸色。有一次婆婆劈面砸来一个茶碗，她的额角顿时流血不止，好了之后留下了伤疤。
母子俩合伙欺侮她，丈夫夹着她的手脚，婆婆使劲咬断了她的一根脚盘。后来，她想了一个对付婆婆的办法，只要婆婆要打她，她就立刻跳进门前的小河里。小河水齐大腿，婆婆是小脚不敢下水，只得站在岸边跳着脚扯天扯地地大骂。尔后，她准得挨丈夫一顿毒打。
她讨厌丈夫。婆婆晚上常拿条长凳坐守在门前，只要听到媳妇对儿子稍微有点不体贴，便立刻跳进房里，帮儿子把她痛打一顿。婆婆逼她死，一根绳子，一把菜刀任她选。
她摸黑跑回娘家求救。母亲擦着眼泪，想不出好办法。父亲摇摇头，叹了口气：“唉，我们诗礼人家，要遵从‘三从四德’……”又喝斥妻子说：“你哭什么，死了大女儿，我还有两个，总不能都给打死！”她哭着跑到舅舅家。舅舅真心帮助她，教她回去“打锅灶”。
在当地，谁家的锅灶被人砸了，这家人就要断子绝孙。这当然是件大事情。被砸的家必定要向砸锅的人诉诸法律。舅舅告诉她，只要李家肯打官司，我们就有话说。
她回了婆家，没敢立即动手。有一天，她偶然听到婆婆和丈夫在偷偷商议，要把她卖了，再重娶一个媳妇。这时候，她急了，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正好舅舅又派了家里的一个老佣工来帮助她。于是，她抡着斧头砸了李家的大锅……
几经周折，她进了衡阳女三师读书。剪起短发，穿着男孩子的衣服，怪模怪样的。
她学习努力，功课不错，就是不安分。她领着同学们驱逐洋教士，被校方视为害群之马。只是由于慑于衡阳学生界的威力，学校才没敢开除她，而将其转送进了长沙女一师。这座学校封建势力很顽固。她估计，校方定会配合父亲逼她回婆家的。她哪里还有心思读书？一边她急忙让四妹悄悄打听父亲的来意；一边赶紧找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对策。
父亲黄晦此来的目的，黄彰姐妹果然猜得一点不差。黄彰只得表面应付着父亲，暗中开始策划自己的事。四妹原说她要同她一块儿逃跑，见了父亲却又心软了。晚上，她把大姐拉进空教室里说：“我不能同你一起走了，我舍不得父亲和母亲，我怕跑出去没钱会饿肚子，再说父亲为此让人指骂，也是做女儿的不孝……”
黄彰不忍心看着四妹跳进火坑。开导她说：“四妹，用不着顾虑重重。我有孟贲的力气，可以背着你跑。出去以后，我们教书、做工，或者去留学。你有那么高的音乐天分，去学习音乐，我学绘画。如果逃不出去，我们就跳湘江自尽。”
四妹听了大姐的话，突然抱住姐姐，一大滴眼泪滚落了下来：“姐姐啊！你这样决心，这样决心了吗？”
黄彰抓住四妹的肩膀：“小鬼！你变了心！从此天南地北，各走一条路。你去做别人敲敲打打的奴隶；我，不知道落脚到何方。你的骨头软得站不起来，你毁了你自己的前程！在世上，我等于再没有你了！”
四妹大动感情，抱着姐姐哀哭，并恳切地说：“我一定帮你逃出去！”她希望四妹保密，还提出一个要求：“父亲把我的行李全部搬到回家的船上了，我只留着一套换洗的衣服，你给我预备一点随身用的东西，今晚就要准备好，我决定乘明天上午开往上海的船走。”姐妹抱着、哭着，谁也没有说动谁。黄彰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清晨起来，她眼圈发黑，头晕乎乎地走出寝室，立即觉得有点不对头。见到的人都神色紧张或窃窃低语或用异样的目光打量她。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一个挑洗脸水的女校工回答了她的疑问：“不是戒严，小姐。我听说学校里有位小姐今天要逃走，所以那些先生都出来挡住大门。”
看来，出逃的消息败露了。她眼前一黑，脑子嗡的一声，几乎摔倒在门坎上。女校工急忙扶住她，喊了一声：“黄小姐病了！”
学校周围都站上了岗，大门走不出去。同学们分成两派：站在校方一边阻拦她的；同情帮助她出走的。
校长把她叫到自己的屋子，搬出“三从四德”和“女诫”的教条，瘦长的脸忽阴忽阳地“开导”了她几个钟头。
从校长室出来，她被送进了舍监室。一个舍监解掉了她的裙子。这无异于剪掉了一个鸟儿的羽翼。她焦急万分。已经托人订好这天的船票，而身陷“囹圄”，奋飞不得，怎么办？四妹向寡妇险的舍监恳求说：“让她去吃点东西吧！我给她冲了碗藕粉。”
“该让她吃点东西，可怜她好几天没吃饭了。”另外的几个孩子在旁边帮腔，“我们保证不让她跑掉。”
她被簇拥回寝室。四妹立即打开后窗，伸头往后院扫视了一遍，回转身拖着白薇走到窗口，以命令的口气说：“快，快跳出去！”
窗外几个朋友领她穿过后院的矮树林和空旷的院坪，奔到了东墙根。当她爬上同学们准备好的梯子正要越墙时，发现外面有人监视着，只好又下来，奔向西南角一间荒凉的空屋。
几个同学赶紧从墙根挖了一个洞口，她猫着身子从这里爬了出去。一个同学高兴地说：“长沙有个兴汉门，将来你学成归国，在这儿建个‘黄彰门’吧！”
她跑出小巷，叫住一辆人力车，立即跳了上去，拉下布帘，直奔湘江码头。江风送爽，码头上闹闹哄哄的。在待航的轮船上，她找到了同学们给她安排的舱位和简单的行李。捏捏口袋，里面仅有6枚“袁大头”。她忐忑不安地走出舱房，挤在甲板的一角，看看有没有人追踪。岸上已是万家灯火。江岸伸着长长的腰身，橘子洲、岳麓山，朦胧在望。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莫名的怅惘，沉甸甸的离愁，余悸未消的惊忧……
哦！她眼前猛地一亮。仿佛天门大开，仙女下凡，一群女学生走下码头。一色是浅色上衣、黑色的裙子。多么熟悉的风姿！她们是来捉拿她“归案”的？还是来“劝君更进一杯酒”的呢？
原来四妹和二十几个同学前来为她送行。她们每人两毫三角凑了5块多钱给她做路费，有的还送裙子送洗脸巾、香皂、牙刷，整整为她凑齐了一箱子日用什物。
翌日清晨，轮船穿雾拨浪启航，载着醇厚的友情，载着她憧憬着的光明……这时间，是1918年。
二
轮船由湘江进入洞庭湖后，她翻来覆去想：假如到了上海，得不到陈组威先生的帮助怎么办？不怕，不怕流落。我有一双手，能干粗细活儿，有个肩膀，能挑百斤重担。如果流落到乡村，就给人家挖土、锄草、挑担、砻谷或种菜、管果树；假如流落到城市，就帮人纺纱、绣花、缝衣、烧饭、洗衣，还可以教小学，教初中。好些重要的课程也担得起，可惜四妹不跟我一块儿出来；如果同四妹在一起，四妹能教音乐、体操，那么整个学校的课，姐妹俩能包教下来，一对多好的伙伴啊！
她心事重重，记不清是怎样换上由汉口到上海的大轮船的。在船上，她碰见了学校的一位女佣陈妈，正伴进一个教员回上海。陈妈一见黄彰，非常吃惊地大声问：“大小姐，你怎么跑出来的？校园、大门、学校的周周围围，全站着岗，铁桶一样把你围困起来了，你是怎么跑出来的？说也奇怪，你又没犯事，为什么让那么多人把你包围起来？”
陈妈说着难过起来，“小姐，你真可怜，是你妈害了你，叫你受这样的罪……”陈妈扯着衣角擦眼泪，也不断给她擦干泪水。船上的人都投以诧异的目光。陈妈从里衣袋里掏出两块光洋，塞在她手里：“你没有钱，在外面没有熟人帮助是不行的。我这里只有这一点儿，到了上海，再帮你十块八块的。”
真是慈爱的母亲！她感动得无法形容。但怎么能接受陈妈这来之不易的钱呢？推辞再三，陈妈怎么也不依，硬塞给她，并领她到住在官舱里的女主人房里。哪知那位衣着华丽，像个官太太一般的教员反训了她一大顿，说她是个不知贵贱的女人，放着在家里舒服的小姐不当，倒要反抗父母，跑到外省去……最后竟禁止陈妈和她接近。
在船上，她患了痢疾，撑持到上海，住在同学魏文媛的母亲陈夫人家里。陈夫人请医生给她治好了病。音乐教师陈组威闻讯，也叫丈夫送来一点钱。原来陈先生离开湖南答应资助她八十元到日本留学，可是由于刚生了小孩，只给了她五元。加上自己身边还剩下的五元，仍然不够到日本的船费。幸亏好心的陈夫人又在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七元，她才买了一张到横滨的四等舱票。开销了轮船上的伙食费，到横滨上岸时，她只剩下两角日元，写了一封信寄给东京的熟人，口袋里就全空了。
到了东京，找到了陈、童两大姐的寓所。她俩是湖南最先留日的两位女学生，也是黄彰在国外唯一的“亲人”。在两位大姐处只住了两天，她就开始做工自谋生路了。
她被介绍到一个在东京的英国传教士家里当佣工。每天她得打扫教堂、客厅和所有的房间；在花园里剪草、培花，管理上架的葡萄和喂养兔子；洗菜、烧饭、刷靴、洗尿布；教女主人学中文；晚上还要缝制大量的军衣，直到深夜。没有工钱，只吃两餐淡饭。腊月寒冬，她依然穿着从湖南出走时的那件发了黄的浏阳夏布上衣，系着一条变灰了的黑布裙，上街买菜时，冻得发抖，只好飞跑。英国太太毫无怜悯心，不但不给钱添衣服，还说她年轻、能干、能跑，越发加派她的工作。有些在东京的中国人，看到这个衣单瘦削的中国女子在街上飞跑，互相传说“有个湖南女子流落在东京”。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反而对其藐视与非议。
她吃着主人的残羹剩饭，喂兔子时，看着兔子快活地吃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嫩草，常常不由得想起自己竟不如主人的一只小兔。每当此时，母亲、父亲、弟妹们、爱她的二舅……便一个个浮现在她的脑际。
每逢星期日，主人硬要她跟着做礼拜。她不愿唱那赞美“主”的诗，牧师夫妇大为不满。为了有个兔饲料房暂避风雨，她只得加倍努力劳动，熬夜多缝些军衣，希望能博得主人的喜欢。不料，她的拇指被机器压坏了，狠心的主人不给医治，只涂些碘酒，终于化脓而成残疾。
后来，女主人见她身体实在太虚弱，不仅深夜缝军衣打瞌睡，就是白天也常常把活儿掉在地上，索性辞了她。经过争执，只给了1／3的工钱。这个宣扬“天国”福音的伪善者，原来是个吃人的魔鬼！她出卖了全部的劳力和精力，到头来只剩得自己面黄肌瘦皮包骨。拿了几块钱，不够吃几餐饭，索性一个不收，她愤慨已极，把钱扔下就走了。
不久，长沙第一女师马校长来了信，寄给她一些钱救了急。马校长说，他已给黄彰的父亲写了信，要他寄钱供女儿读书，如果不寄，就叫他放弃父女关系，并将把他女儿呈交湖南省教育厅负担。父亲怕丢面子，只好让步，寄来了七十元，她才进入东亚日语学校补习日语。
“五四”运动在祖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科学、民主的大旗，“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反响极大，不少人纷纷回国投入斗争。她因经济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回国，但精神上却受到“五四”浪潮的振奋。
从东亚日语学校结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叩开了日本女子最高学府——东京御茶囗水高等女子师范的大门。从此，生活露出了笑脸，一条坦途，向这个飘零异国的孤女展开着。走上去！那里五彩缤纷，那里有成功和光明！
二年级第二学期，她选的是生物为主，数理为副，从此和显微镜、解剖器械结了缘。忘记听了谁的话，她课余猛读起美学来。又听人说“哲学能解决宇宙间一切问题”，于是她在课余又学了哲学。后来，她又认认真真地学了两年佛学，能看《法华经》和《华严经》。
考取女高师，是官费的。在这之前，仍靠课余劳动维持生活。有时做家庭女佣，有时在街上卖水，最多的时间是“挑码头”。她每天从下课一直挑到晚上。四个小时挑八十件，收入可供三四天的生活开支。后来，她因病留级，停了官费。日中联谊会通使和东京的中国青年会马干事介绍她到美国牧师司坦勒家做工。她住在浴室隔壁一间又潮湿又阴暗的小屋里当了下女。
司坦勒太太家里共七口。七口人的家务事并不轻松，每人一张床上薄薄的毯子、被子六七件，要一张张、一件件叠整齐，要擦地板、家具和门窗，这就占去一个上午的大半时间；然后去买菜、寄信、送信……每个孩子一天换下几套衣服要洗，要熨烫平整，直到晚上，累得昏头昏脑，每根神经都紧绷绷的。
有一天，日中联谊会通使和马干事到司坦家里找她，抱着几大包衣服，有中式的、西式的、华丽的、高雅的，还有高跟、半高跟鞋，手表、项链及美丽的羽扇——这都是从中国留日学生那里借来的。他们说，她的日语讲得好，又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中国留日女学生推她当代表，当晚出席一位伯爵夫人招待东方各国妇女的宴会，让她挑选最合适的衣饰穿戴起来。
司坦勒太太很高兴，忙着帮她洗刷身上的煤垢，精心替她化装。她挑选了一身中式衣服，上身是桂花色的绸衣，配上同色多褶的裙子，右襟上扣一朵红晶晶的绢花，戴上手表，握着羽扇，一霎时，下女竟成了大家闺秀。司坦勒还亲自驾着汽车送她到伯爵大院。走出车门，人们便争相迎接，纷纷上前同她握手。不料，却有人借机中伤，诬她为茶花女式的女人。流言不翼而飞，竟传到了远隔重洋的父母耳中。父亲气得声言要与她脱离父女关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家乡传来四妹被迫出嫁的悲惨消息，新愁旧怨一起涌上心头。她责怪父亲不该这样扼杀自己的女儿，当即写了二十多封信向父亲进行说理斗争。她的信措词大胆、激烈：“我且离开父女的地位，像兄妹那样，坦白地说道理吧！你处处退让，一向让母亲逞能，听她操纵一切，她做错了，她也不扭转过来。这对吗？把女儿做人情，乱七八糟断送女儿的前途，一个个全都投进苦海去，你全不管，也不心痛。你全没有责任吗？母亲把女儿做第一道人情，订了婚，你就附和着做第二道人情嫁出去，而且是那样悲惨地嫁出去，演着人生鲜有的悲剧。你的良心忍吗？害得一窝儿女在痛苦里煎熬。以你一个革命者，何以竟做出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来？！在你们是及早把女儿嫁了，完成任务。在女儿是比卖到妓院还遭殃。这些苦痛，你都看不到吗？如果看得到，而忍心一做再做，只管你们的人情做得厚，不管女儿怎样痛苦、悲哀、凄惨，生或死，或浮沉在生死线上，那惨苦难堪的岁月，等于把女儿赐死，比断送于无穷无尽的苦痛里还可怕啊！”
父亲回信痛骂，说她是：“家庭革命”、“父子革命”、“大逆不道”的孽种。从此，家庭彻底地把她抛弃了，她对这个家庭也再无一点留恋。
异国生涯，一年又一年地摧折着这个孤女的肝肠；金钱与权势的压力，毁坏了人性的天真。她憎恨人世的虚伪，她怀疑生物中最高等智慧的人类，何以甘心把人类社会建筑在残酷、刻薄、昏暗、虚伪的基础之上！
她痛苦之极，想用解剖刀，剖开这人类社会看个清楚。用那些实验药，点只酒精灯，把这些家伙分析来看看！割下些人类社会的小片，摆在显微镜下，察看那些组织的究竟！
可是，这些蠢笨的道具，只能验物，不能验社会、人类。她烦闷极了，刻骨的烦闷逼迫着她在痛苦里打圈圈。
她急切地需要一种武器，像解剖刀和显微镜一样，能解剖、验证人类社会！她要用武器刻画出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给权势者一点讨伐！
“我要宣战的武器！我要学习文学，掌握文学这个武器！”她无声地呐喊着。这，便是她由生物学转向文学的初衷。
指引她迈进文学之门的导师是田汉。
她当时曾和田汉的爱人易漱瑜同住。田汉教她们学英文，读易卜生的《娜拉》，看文学概论。后来，她把学校图书馆所藏的莎士比亚、斯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诸人的剧作都借来读。从此，日本朋友和老师都知道她喜欢文学。
每月用三块钱订十本“回读”文学书，从寓所带到学校，晚上又带回住处，拼命地读。凡是名家杰作，只要能到手的，她无所不读。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涉猎了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王尔德、左拉、莫泊桑、福楼拜等人的小说、戏剧，歌德、海涅、拜伦、雪莱和济慈的诗，以及日本当代文学作品。她很喜爱斯特林堡、卡夫卡等表现主义的东西，未来派的东西也看。
这么一来，她对于学校，简直是挂招牌了，有岌岌站不往脚之势，各科主任对她都讨厌起来，但许多爱好文艺的教授，常叫她到他们家里去玩。
有一次，她应邀到了中村吉藏家里。中村吉藏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小说、戏曲都写了不少。他问她喜欢什么派别的文学？她说喜欢梅特林克的《青鸟》。
中吉村藏不大高兴：“唔，唔……你喜欢象征派、神秘派的家伙？那么，你喜欢霍普特曼的《沉钟》罗？象征派、神秘派是老早就过时的潮流了。现在还喜欢那些，简直是思想落伍！”
听了他冷峻的话语，她羞愧得直想掉泪。
中村吉藏又问她，喜不喜欢易卜生的作品。鼓励她多看些社会问题的书，并说：“今日的文学，是社会问题的文学。你看过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吗？”后来，她认真阅读了这位英国著名社会戏剧家的《银匣》、《争斗》等作品。那里面的社会意识之浓，是前所未有的。这给了她很多启发。所以，对于中村吉藏，也颇有相见太晚之恨。
三
1924年夏。在日本东京郊区的一个公园，盛开着白的、红的、黄的、紫的花。还有一片参天的吉林。丰腴潇洒的白薇，穿着淡蓝色无领连衣裙，胸前佩戴着一枝白蔷蔽，与身披黑披风、清癯秀雅、风度翩翩的中国学生杨骚，一同漫步在古林的绿海里。清风幽凉，杜鹃和画眉声声啼叫。他们互相倾吐着情怀。
杨骚是福建漳洲人，他的养父是前清举人。爱好诗文，有名士之风。他从小受养父影响，喜欢游览山水，寻访古迹，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民间故事颇有兴趣。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开始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1921年考取公费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杨骚告诉白薇，自从他知道了自己是贫贱的父亲所生，很害羞，很抑郁，很伤心，又很同情那贫苦的父母兄弟。每当看见那些穷苦憔悴的脸儿，他总是暗地里哭红了眼睛。所以，他从小就阴郁、沉闷、爱哭。幸而在养母特别疼爱之下，得有充足的学费留学。有了官费之后，家里还源源接济他。
白薇热情鼓励杨骚正视生活，发挥才干。她认为“要做人，总得和种种悲惨痛苦的环境作战斗，世上没有理想的生活等着人们去享受。只有从艰苦中挣扎出来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人生”。
这个道理，是她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总结也来的，撩开回忆的薄纱，往事痛苦多于欢乐，不堪回首：艰苦的童年，婆家的地狱生涯，长沙的出走……每一件都是一片辛酸。
他们促膝交谈，了解了彼此的身世、爱好，心贴得更近了。
千金易得，知音难逢。在比自己还小两岁的杨骚面前，白薇那么透明、赤诚，无所保留地倾吐着一切。
他的头轻轻地俯向她的耳边，喃喃地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的心、灵、影。爱你那艰苦奋斗的个性。因此，我的心灵也完全交给了你。你是我在这世上寻来找去的最理想的女子。”然后，他又问：“你爱我么？”
白薇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爱你，你是我发现的最清新、最纯洁，不带俗气的男性。”
杨骚深情地注视着她的眼睛，发下宏愿：“我要为了你更加努力。我一定要成为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家、画家和文学家，要去法国、意大利留学深造。不过，得先去发财，发一笔大财。我要发几百财来。不但我自己要去欧洲各国留学，就是我喜欢的几个朋友，也都叫他们到欧洲留学，我帮助他们学费。学成归国后，我就在西湖建筑一座艺术的魔宫，我住在里面，每月招待一两次我所接近的艺术家，一年半载召集一次全国的艺术家，在里面讨论、研究。里面辟一个全国艺术品的展览场，给爱好艺术的人去游览。我自己住在魔宫的最高一层，或者那层给我爱人住。”
白薇笑他是空想家。他不服气：“没有空想，就不能成就事业，世上所有的文明全是由空想来的。你不信，且看我将来执全中国艺术界的牛耳吧。”
她的悲惨的过去，使她特别需要人间的温暖，特别需要爱情的慰藉。她把杨骚看作是她的最美的天地，是她的艺术的全身。
但不久以后，她的恋人竟一连几个月杳无音讯。咖啡店女招待一张桃花般的笑脸，一个媚眼，就使他把热恋中的情人丢在脑后。她不忍心责备他，却也不免抱怨几句。
他辩白说：“我只爱你一个人。爱和喜欢是两回事。对别的女人，我只不过是喜欢喜欢而已，你何必那么小心眼儿。”
“那么，我也像你似的，今天去喜欢这个，明天又去喜欢那个，你作何感想？”
杨骚低下了头，没有回答。他依然我行我素。
她受到打击，发着高烧，危在旦夕地躺在妇人Home。
妇人Home是教会办的一种慈善机构，又称女人公寓，专为旅日的异国单身职业妇女或留学生服务。里面备有各国饭菜，还可以学习音乐、歌舞。白薇是领到官费后才进这里的。
妇人公寓的舍监守请来医生替她看病。医生诊视良久，查不出来是什么病。过了些日子，杨骚来信简单告诉她，自己离东京回国去了，“十二分对不起你，我没有和你告别”。时间是1925年初春。
她砰然跌倒在床上，昏死了过去。
“中夜雨，明月何时出？雨洒悲尘悲越新，病扰脑筋脑更病。假睡终夜，合着怅望西湖的眼睛，心震震，可不是你在湖滨送来的叹声？啊！我丝丝垂着的发端上，都吊着一位青衣曼陀阴郁的诗人你！我眼仿佛迷惑在海底，手被风妖雨怪拖去似的……”
一封封情书和血带泪由东京飞到西湖。
后来，她哀三求四，向一个亲近的人借了一只金镯，当了七十元做路费，不顾一切地赶回杭州。在西湖葛岭山下一个朋友家里，她找到了她的恋人杨骚。他凶残横暴地把她怒骂了一顿。
不久，杨骚离开了杭州回到自己的家乡漳洲，准备到南洋去发财。临别时他告诉她，三年后一定会来找她。
她恨他反复无常冷酷无情。但感情是个怪物，越要从心根肺底拔除他，他的影子越牢牢地追着她。她经受着失恋的痛苦。
后来她病倒在葛岭，没钱交房费、饭费和药费，卖了创作的一部诗剧才还了帐。这本诗剧就是《琳丽》。当时的一位文学名人看到了这本书后，曾惊呼“突然发现了新文坛的一颗明星”。还有的评论家称它是“中国诗剧界的唯一创作”。
回到日本后，她的弟弟也到了日本，靠她生活，不久又生病住院开刀。她卖光了所有的书籍、衣服，忍饥受冻，数月不尝莱米油盐，只靠红薯豆汤延命，省出钱医好弟弟的病。创伤未愈的白薇，又加上长时间的苦饿，终于一病不起，再病逾年。从此到市区警察署领取了“贫无依皈”的证书，进了腥秽的贫病院受人怜恤。从此无人理睬，告贷无门，生活染上了可憎恶颜色。父亲还来信责骂她不照顾弟弟，是“家庭革命父子革命的叛逆！”
她拖着空肠和松软的脚步在街头徘徊，低吟着自己的悲歌：
踽踽街头为着饥肠疯，
有力有手没处用！
前夜静候在新宿站，
今晚深夜还在上野餐朔风。
夜色渺渺黑茫茫，
生活的锁链哟，何太凶？！
夜之街女泪淋淋，
生命的花朵，
一任雨打风飘有谁怜：
卖花的白俄女郎会引起绅士的怜惜，
慷慨地买了她的花束又对她同情。
但他们强横的妙眼，
谁肯看看这漂泊惨苦的支那女学生？
祖国贫困落后，她的子女在异国倍受欺凌。冷冰冰的铁腕，正扼紧她的咽喉。活着，真难！
她继续天天跑到街上找工作。终于在一家咖啡店谋到了一个女招待的差使。做到第三天的下午，店里的客人很少，店主在厨房里突然淫邪地捏紧她的膀子。她“哇”的一声，没命地跑出了店门。
到哪里去呢？找朋友去哭一场？眼泪不能当饭吃。她想起了一个和颜悦色的女教授。女教授曾一再表示过，愿意尽力帮助她解决困难。白薇满怀希望地到了女教授的家。女教授非常热情，待她如上宾，并柔声柔气地对她说：“你是我很看重的一个中国女学生，在东京，你没有亲人，需要什么，尽管向我说好了。”
白薇说：“我最近生活十分困难，想向您借二十元钱，两个月后一定奉还。”
话音未落，女教授丰腴慈爱的笑脸突然变成一副丧门神的模样，并恶声恶气地骂道：“你这样专门靠借钱生活，简直不是一个正经女子所走的路。正经女子在未嫁以前，要顺从父母，也只能仅仅用父母的钱；出嫁以后，要忠贞于夫君，也不能欺骗夫君去用他人的钱……现在都会的女子坏得很，却不料你这个支那的姑娘也学到了坏女人的行径……＂
听了这些话，白薇不屑解释，拔腿就跑。她满面泪痕。她不明白，为什么人穷了，就什么冤枉，什么脏水都可以往身上泼。尤其是和黑暗社会抗争的孤单贫穷女子，无论心地怎样清白，人格怎样高尚，也不会被人理解，只会无理地受摧残，受虐待。生机在哪里？这可诅咒的世界！可诅咒的人心！可诅咒的金钱！可诅咒的无价值的交际！
写信给湖南的父亲，父亲责怪她在海外挥金如土；写信给下南洋的恋人，恋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骂她无能。那么去投降父亲，投降封建礼教，乖乖结束留学生活回国走父亲为自己安排好的路？不！不能！
在萧瑟如寒林的屋子里，她坐卧不宁。白天她苦苦躲在家里看借来的书，晚上饥火总要把她逼到街上去。夜色沉沉，灯光昏迷，她的心绪恶劣透顶。这个冷冰冰如铁的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铁轨像蛇似的曲转延伸……“躺上去，白薇！”一个声音催促着，“双眼一闭，火车呜的一声，你就不会再有穷困和屈辱。躺上去！还等什么！”
“不，你要再想想。就这样去死？做异国的孤鬼？白薇，你不能丧失生的勇气，不是你自己几次鬼门关里打回来的么？要轻生？背叛自己？真可耻！”
她迈上铁轨的脚下来又上去，上去又下来……最后，她一下子瘫坐在铁轨旁，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
东方发白，慢慢地射出了几道金光，冉冉升起了一个通红的火球。她慢慢站起来，向着苍天起誓：“我不要死，我要和世界上这一切恶毒宣战！我要革命！要让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她恨不得立刻飞到广东去，学骑马，学开枪，打前锋！赶快推倒封建势力，推倒资本主义势力，还要把现在腐败的恶劣人的人心，统统送到北海、鄂霍次克海去喂鱼。
四
南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革命的热潮，民众的激情，放射着巨大的磁力。
白薇在日本，虽然又补上了官费，还可以进研究班多读两年，但回国参加革命的热望，使她再也不能安心坐在教室里了。1926年初冬，身着西装、风度潇洒的白薇，从长崎登上美国的远洋轮回国。海水拍击着船帮，为远归的游子演奏进行曲。充当下女，流浪街头，狂热的初恋，勤奋的学习……异国九年的往事，已留在身后。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着眼于未来吧！她头脑里索绕着美丽的憧憬和新生的希望。
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作家们热情地接待了她。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成了她新结识的好友，成仿吾还像老大哥一样，教她读马列主义的书。
十几年没有见到父母了，怀乡思亲之心油然而生，催促着她跋涉了八天，翻过高耸的大庾岭，回到了湖南资兴。秀流的水还是那么碧绿。可爱的家乡却由于连年军阀争战，官兵土匪的蹂躏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像个大病一场的女子，改变了娇美的容颜。
进了家门，她想拥抱母亲，却不料被母亲推出五六尺远。母亲看着眼前身材修长、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的“洋”女儿，困惑而气愤地摇了摇头，接着便嚎哭起来。当天，她就被打发到了舅舅家。
父亲一直躲着不见面，等女儿一走，马上就出来了。两位老人赶紧打开女儿的箱子，翻来翻去，没有搜到一件“茶花女”式的服装和首饰，只抄出一些简素的旧衣、书籍和她写的一些诗及诗剧《琳丽》。
父亲细细读了她的作品，觉得女儿是个“未来人”，即革命人，很有出息。二老悲喜交集，深悔多年误会、薄待了女儿，错听谣传。于是马上从舅舅那里接她回了家。父亲用慈爱的目光倾泻自己的感情。母亲特地杀了只黄母鸡，用甜酒汁蒸给女儿吃。妹妹把父亲抄检箱子的情形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父母同情女儿的境遇，考虑了女儿的未来，帮助她解除了同李家的婚姻关系。乡亲们希望她留下来，为家乡办学，培育人材。而她的一颗火热的心，牢牢牵挂着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她早就幻想当一名女兵学习射击、骑马、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亲身讨伐糟踏祖国山河、蹂躏同胞、卖国求荣的北方军阀。她怀着满腔热血，辞谢了父老们的盛情，匆匆投奔革命中心武汉，这是1927年春天。
到了武昌，旅费快用光了，她住在一间很小旅馆里。白天用白开水送下一个面包，晚上臭虫成群结伙吸她的血。她在街上徘徊了几天，终于碰上了一个留日时期的补习学校的同学殷德祥。经殷介绍，她到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担任日语翻译。
她庆幸自己这么顺利就迈进了革命队伍，每天努力译着日本报纸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报导和评论，供高级首脑们参考。业余时间抓紧写作，有时参加军民演出活动。过了不久，她又兼任武昌中山大学讲师，教授日语、动物、植物等科。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她的意料。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血腥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4月下旬至5月下旬，武汉军队的主力北伐。自薇穿着军装，脚踏一双长统皮靴，站在职员队列里。
大会主持人慷慨陈词，动员大家武装起来，完成北伐，打退川军，打倒南京政府，统一中国。
白薇惊奇地发现，不论是在台上演说的，还是在台下听着的，越是职位高的，越是踊跃兴奋，越是对革命热情。她想：“他们那热烈滔滔的演说，有的犹如站在柏林的革命海军围住营前的斯巴达克斯团人领袖卢森堡；他们那一阵阵狂呼怒吼的口号，有些像巴士底狱的呼声冲霄破汉，他们那矫拔的精神，俨然个个都是站在群众面前的指挥；他们那觉悟的毅力，真个每人都以革命的铁血儿自命的。”
她越凝视这些纠纠雄伟的狂热奔腾的人物，“越感觉自己是一根茫茫飘荡的羽毛，算不得一个人……直像一砂石比泰山。”但是，她总有些不相信这天的光景是事实，以为“自己在做梦”。
不久，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之，汪精卫之流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清洗”和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一线光明瞬息即逝。白薇真的做了一场“梦”。
她不愿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辞去编译局和中山大学的职务，力拒同志和机关的挽留，愤然到了上海。到上海，她想演电影。创造社的朋友们劝她写文章，并把她的名字列入《创造月刊》的执笔名单上。创造社对她的影响很大。帮助白薇迅速成长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她第一次见鲁迅，是杨骚带她去的。
1927年10月末，一个晴朗的午后。忽然房东奶奶喊着白薇的名字，告诉她来了客人。她从窗口向外一看，啊？竟是自己深深爱过的、阔别了三年的男朋友杨骚。蛰伏在心底的爱情，刹那间滚沸了。他走进她的房间，看见里面一张行军床，一张桌椅外，只挂着一张他绘的画，桌子上的镜子和相片，也都是他的东西。又看到白薇白净秀美、线条柔和的脸庞放着光彩，一双深情的眼睛，爱恋地注视着自己。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从此，他常来看她，要求恢复恋爱关系。在白薇，虽然一想到他对她的折磨不免有些恐惧，但，以往的爱，确实太深氏
他们终于决定搬在一起，像好朋友似的，一个住前楼，一个住亭子间。中间的过道，摆一张吃饭的圆桌和两张圆凳，共同使用。他们共同买菜烧饭，吃饭的时候，两人时常握着手有说有笑。在这里，他们各自努力自修和写作，杨骚写出不少诗、戏剧，还翻译了一些作品。也就在这个时候，经杨骚介绍，白薇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
创造社和大阳社一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白薇由于偏爱创造社，思想上也曾和鲁迅不接近。加上她“不可攀名人巨柱的怪癖”，所以又迟迟不想同鲁迅见面。后来虽去鲁迅家送稿，但每次都是到门口交给许广平就跑了。鲁迅曾玩笑地和人说：“白薇怕我吃掉她。”鲁迅不以创造社的对立为嫌，像对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对白薇非常关心和器重。
《打出幽灵塔》是个古典浪漫写实的悲剧，描写了第一次革命战争中，一个土豪家庭的分裂。像易卜生的《娜拉》一样，它向那些沉睡在家庭中做傀儡的不幸妇女们，喊出了赶快觉醒的呼声。鲁迅将白薇这部作品在《奔流》创刊号上刊登。她的名字出现在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大手笔之列，从而成了当时“文坛上的第一流人物”。
鲁迅主编的另一份杂志《语丝》，还刊登了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这个寓意深刻、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剧本，通篇都在痛斥着反革命两面派。
“你阳称和某某伟人一致北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彻底的革命；阴则昼夜想方设法，将要怎样去残杀同类，怎样地去剥夺国力，结局务必要达到狡兔死，走狗烹，给你一个人无忧无虑地做军阀以上的帝王！”
“你做恶就索性做恶魔也罢，但表面上要做伪善的君子，暗地里全是丑恶，当个无耻的革命叛徒，你最会借别人最善最大的主义，并且借些最美的名目，来做你去吃人去出风头的利器！你根本就不懂得革命是什么，你本身就是革命者的仇敌！”
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言辞，当然要戳痛一些人的心。国民党政府为这个剧本警告了《语丝》。
白薇开始试写长篇小说，取名《炸弹与征鸟》。它同样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以一对姐妹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再现出大革命时期形形色色的事件和人物，反映了作者对革命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积极态度。白薇认为自己写的不过是些用热烈感情把直感编排起来的记录，结构和修辞都不讲究，不想拿去发表，更缺乏继续写下去的勇气。杨骚替她把稿子送给鲁迅，回来之后高兴地对她说：“鲁迅先生说你写得好，你继续写下去罢，他的杂志上可以连载你的小说。”
“连载？”这两个字给了她多大的勇气啊！继而她又担心地问杨骚：“我的句子简直写不顺，又不懂结构，怎么办？”“我也这么说，你有很多离奇古怪的句子，请他帮你改改。鲁迅却说，修改它做什么，那正是她的别有风格。假如什么文章都由我修改，那整个杂志的文章，只有我独一的风格了。”听了杨骚的转述，她才放心大胆地把这个长篇写下去。果然，鲁迅对她的作品，除了错字或生硬的句子略有改动，其他均未随意涂改。鲁迅尊重作者的精神，大大壮了她的胆气。接着，她又把长诗《春笋之歌》拿给了鲁迅。
白薇终于见到了鲁迅。那天，杨骚带着她刚到楼梯脚，她又想跑。不料鲁迅已在楼口亲切地招呼了：“白薇，请上楼来呀，上来吧！”她走进他的书房，微微低着头，不敢看鲁迅。鲁迅温和地给她扇风，拿出许多书画给她看，还同她开玩笑说：“有人说你像仙女，我看也是凡人。”拘束立刻打消了。她这才看清楚，“他原是我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一股敬爱的心，陡然涌上心头。之后，在《奔流》的餐席上，在“左联”，在内山书店，她常和鲁迅见面。有时她也到鲁迅家里，鲁迅总是对她温和诚恳，说话含着微笑。
正由于受创造社和鲁迅的影响，白薇走上了革命的文学道路，成为“左联”和“左翼剧联”的早期成员。不顾特务盯梢和敌人搜查的迫害，她积极参加活动，掩护革命同志，讨论文艺问题，深入群众，热心做宣传辅导工作，尤其是妇女工作。一些失业贫穷的女工，知道她会写文章，就说：“大姐，求求你，你写吧，不然我们会饿死！”于是，她更勤快地拿起笔，用稿费接济苦难的姐妹。
她临危不惧，始终和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战斗在一起。“左联”在困难中创办了机关刊物——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她是热心的撰稿人之一。她与楼适夷、袁殊等人在“左翼剧联”的支持下组织了曙星剧社，后来改名为移动剧社，主要演员有石凌鹤、唐晴初、陈波儿、易洁、许幸之等十余人。她还曾被田汉、沈端先（夏衍）主编的《舞台与银幕》列为特约撰稿人，参加过左翼作家发起的推行手头字的运动。她受党的指派，打进明星电影公司，去做争取著名演员胡蝶的工作。同志们对她有极高的评论，称她“对团体，对工作有着最高的信念”。说她是非常好的人，热情、坦率、很真诚。
五
“九·一八”的炮火，点燃了举国反侵略的烈焰。白薇以敏捷的笔，愤怒地疾呼：“世界是劳苦大众的手造出来的，无耻的强盗把我们的幸福夺去了，我们的血被吸尽了……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准备我们的力量，为劳苦大众、无产阶级的解放，为铁窗、铁锁、铁链的解放，兄弟姐妹们，大家起来，和黑暗的世界奋斗……只有被压迫阶级的人携手奋斗，才能够打出我们的出路！团结起来，准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万岁！”
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屠刀下》、《塞外健儿》、《—·二八战士》、《中华儿女》等等，长诗《火信》、《祭郭松龄夫人》、《给杨韵》、《马德里》，小说《受难的女人们》……白薇的一篇篇呐喊着民众抗击侵略者的心声的作品迅疾诞生。
在抗日救亡浪潮高涨，话剧事业应运勃兴的年代，她精神活泼昂扬，仿佛春风里招展的花枝。下笔如潮，奔走如飞，还参加导演、演出。她的剧本被工人们的蓝衫剧团争相演出，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军民。她受到工人和学生的爱戴。她经常带着几个小烧饼，出入于工厂和学校的剧团。赵丹就曾在白薇的指导下，演出过董每戡的《C夫人肖像》。
但是，由于过度劳累和感情上的纠葛，白薇病倒了。一病就是六七年。在病因的纠缠下，她不能如愿以偿地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力。这已经是极大的痛苦，更哪堪承受旧社会给她的另一种碾压。
在爱情生活中，她是忠实、灼烈、清白无辜的。然而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几千年封建势力影响下，无情的舆论，世人的冷箭，总是对着无权无势的弱女子。常有无聊小报肆无忌惮、不堪入目地造谣中伤她。说她几乎和当时所有进步的男作家都有不正当的关系，还嘲笑她的悲惨状况……
当时“白薇”这个名字成了“可怜”和“讽刺”的代名词；为白薇辩护的人，也成了“不世故”和“多余”的代用语。似乎“白薇”两个字，除了让人可怜和作为谈资外，已经是死去的文字。她虽然有坚强的信念和无私的爱——爱人类、爱真理、爱生活。但终敌不住这些外来的凶猛无情的压力。她的精神受了重伤。在疾病、饥饿和冷酷面前都没有屈服的她，而今却一天天走着悲惨的、被杀的路。
1935年春的一个晚上，露冷风寒夜凄凄，她的心忐忑像发热病，望着瞌睡的繁星，她疯狂地在草地上踏着，热泪汹涌不尽。她仿佛灵魂刚出窍的惨死鬼，无限悲怨、无限哀痛地在黑夜的草上踯躅，泥一脚水一脚的没有目的。“死呢？生呢？”她这样念着想着……
社会的、人生的，给予她的刺激太多，她的心给毒箭射破了。
有个好心人劝她：你现在病到这个样子，没有钱医，又没人管，孤苦伶仃地躺着，一步也动不得，已经病了六七年，你的病是不会好了。老这样拖着，你自己苦，朋友们看了也着急，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自杀。还有个人劝她说：社会越来越黑暗，人民都苦不堪言。你虽然发表大剧本，写了东北义勇军，写了“—·二八”战士，写了工人斗争，但是你那些剧本能够发表了拿到钱医病么？不能，再过三十年也不能。你的病愈拖愈重，这样凄凉惨淡地活着，不如一死了事。她想着这些话，眼泪一半洒在草地上，一半流在肚子里。她望着无际的天边、无垠的草地……
“不，不能！就这样死去，我不甘心！”
一个出走后又在前进中的娜拉，她的真实是不能因打击、毁誉而消失的。她不怕艰难，不畏毒箭，她只抱着一颗鲜红的、热烈向上的心，去反抗一切阻碍。她要奋斗到底！
她含泪挣扎在病床上，稿纸摆在膝上，墨水瓶挂在脖子上，不停地写作。长篇小说《悲剧生涯》和装满了一大箱子未有机会发表的描写抗日生活的剧本，几乎都是伴着她的病痛完成的。
广大读者并没有忘记这位他们所喜爱的女作家。1937年4月出版的《妇女生活》第四卷第六期上，登了这样两封引人注目的信：
兹九先生①
最近听人说，女作家白薇的生活很苦，病又重，所以有人在
为她筹点钱医病，不知道这消息确实否？确实的话，请你打听一
下他们筹款的方法，发起人是谁，收款人是谁，因为我是白薇的
作品的爱读者，贫病的白薇的同情者，我已积得一些钱，想送给
她，苦于不知如何送去，你大约总是知道的，请你抽空在《妇女生
活》信箱上答复我罢。致敬礼！
读者吴玉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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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兹九：即沈兹九，当时任《妇女生活》杂志的主编，是白薇留学日本的同学，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
玉声女士：很凑巧，前几天鸥查、郁风、李兰等几位朋友正和
我谈起，想为我们这位贫病的作家白薇女士筹一笔款子，让她安
心地清静地去医治她的病痛。这样病体不难恢复。我们的缘起
现在写在下面：
朋友：关于女作家白薇的近况，想你很愿意知道的吧！近七
八年来，她虽是日日在病痛与穷苦中挣扎，而愈陷愈深，但在精
神与毅力上，她仍是一位胜将。这只在最近的上海妇孺援绥的募
捐运动上，就可明显地看出来。她的病身虽然不能多动多走路，
但自募捐开始起，她一直是日夜在外奔跑；虽病重到不能移步，
还不肯休歇。这次上海妇孺赴绥慰劳团第一批出发的人员中，她
本在内，而且还已经上了船的。幸亏在开船前几分钟，她的好友
董竹君女士到船上拉她下来的。
至于白薇个人生活的内部实情，那是讲起来很凄凉的。我知
道普通一个专靠卖文稿吃饭的人，本很不容易过活下去，何况她
是一个重病的人呢？三五天的断炊，是常事，有时突然发病，一个
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不但茶水无人照应，并且还要等到偶尔来
访的客人替她设法筹送药费。实在的，医药费对于她的负担太
大，这重担快将她逼进坟墓去了。专门家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
病不是没有根本的治疗方法，她是可以完全恢复健康的。
她那样反封建的斗争，只要看过她的作品的人，大家都会知
道的。为了爱惜一位女作家的生命，我们（白薇的几个女友）现在
请求各位朋友在经济上给她一些帮助，即大家合力来为她筹一
笔钱，送她去治病，使她能早日恢复健康。这样不但是我们的快
乐，也是大家的快乐。
发起人：鸥查、董竹君、王莹、郁风、蒋逸霄、沈兹九、吴佩兰、
吴似鸿、陈圭如、寄洪、王季遇、陈维姜、蓝苹、杜君慧、罗肖、李
兰、夏国琼、陈波儿、关露。
收款处：上海亚尔培路125弄31号夏国琼女士收。
在缘起上签名的沈兹九、王莹、陈波儿、关露等十九人，都是当时社会知名妇女，有企业家、作家、记者、编辑、翻译、演员……
经过这些好心朋友的活动，总共得到捐款六百零四元。当年6月19日，友人李兰、夏国琼、杜谈等送她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白薇一到北平车站，友人廖沫沙夫妇前来迎接。不想竟突然围上来许多新闻记者。她惶惑不安，觉得就像一个随便散步者，遇到森林里跳出许多狮熊虎豹大蛇巨蟒一般，叫人惊慌恐惧。
结果，记者的宣传帮了倒忙。第三天她到协和医院就遇上了麻烦。医院硬是不肯给她住三等病房，也不许她挂两角钱一次的普通号，非要她挂特诊号不可。没有办法，只得向院方反复交涉。而医院却把她想象成一个富翁大敲竹杠。谈判的距离越来越大，最后竟互相吵起来了。一个女办事员讥笑地对她说：“你闹什么，你不是白薇吗？”
她没有回答，因为挂号病案上是用的学名“黄彰”。
“报纸上登你很多照片，人和那些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你难道不是白薇女士吗？你在我们医院里，不能住二等、三等病房，不能挂普通号，这是我们的规矩。”
她只好一再向女办事员解释，说明自己只能用最省钱的办法医好自己的病。这个不大看报的女办事员怎么也不相信她会没有钱，更不相信有那么众多的朋友捐助，硬把她当吝啬鬼而有些生气了。“我老实告诉你，咱们医院，就不能同意像你这样的人到这儿来省钱，人家冰心女士每次来，都住头等病房，你们一样有名，为什么你要住三等病房，又要挂普通号？”
白薇说：“治病就治病，与名不名有什么关系？”
为了打开僵局，她请李达夫人王会悟女士出面替她交涉。王女士找到协和医院的朋友，说明了白薇的情况，才准许她挂普通号，并指定较有经验的医生给她看病。王会悟还把她从廖沫沙家里接到自己家里养病，生活上给予一切方便和照顾。李家有两个院子，种满花木，白日合欢花明媚艳丽，晚间夜来香浓郁扑鼻。清幽宜人的环境，再加上女主人的盛情照料，使她精神上倍觉欣慰，病势大有好转。正在这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她认为，人生在世，再没有比国难当头还躲在敌后受气那么苦闷的事！也没有比在国难中能为抗敌雪耻贡献热血那么痛快的事。
日本兵常把她误当成日本女子，纠缠不休；也有人想用高额金钱收买她。但白薇还是过去的那个富于正义感和斗争精神的白薇，她满怀斗争的激情，化装成保姆，同女友叶秀梅一起，逃离了北平。
六
1938年3月，她带着从病魔和日寇手里夺来的生命，跳动着一颗救国的热心，跑到广州，无处请缨。同年6月又北上投奔武汉。
在老领导、老朋友、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主任阳翰笙家里，她见到郭沫若等许多相知的人，又拜访了田汉、洪深、沈兹九、陈北鸥一些师友。由他们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
为求职，她接连给政治部主厅厅长郭沫若写了3封长信，希望他“团结身边及可能接近的文艺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她在信中还说：“除加强工作以应抗战要求之外，得极力注重人员的修养：一方面学习好的，得到丰富的知识，练习坚贞的操守，蕴藏热烈而真实的感情，放开宽阔伟大的胸怀，培植亲爱团结的精神；一方面彻底革除旧式文人的坏习气，改掉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切不正的心向与行为，根除自私自利的风尚。痛击投机取巧，谄媚拍马之流”，务使国内青年学子“既足智多能，又锻炼坚实伟大的人格”，用这些人去抗战杀敌，必能“以一当百”。
不久战火南烧，武汉告急，三厅随政治部撤退，经长沙、衡阳、桂林，最后驻足于重庆。撤退前，白薇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再提出去延安或去前线的要求，邓颖超大姐考虑到她身体不好，解放区太艰苦，没有同意她去，派她去了桂林，担任《新华日报》特约记者。
广西的地方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为了笼络人心，也允许进步文化人在这里活动，桂林一时成为抗战时期西南文化活动中心。周恩来让白薇以文化人的身分，在这里了解广西的政治情况。
这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也在桂林布下了罗网，监视文化界的抗日活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随时可能有被秘密逮捕和暗杀的危险。面对敌人，白薇并不畏惧。她想，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杀头就杀头，为革命牺牲，死而无憾。在这儿一年多，她总是凌晨3点起来写通讯稿，吃完早饭便出外采访，深入里巷、车站、码头，访问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时到最穷的人家吃饭，有时也去看看阔人家是怎么生活的。她把了解到的情况，提供给《新华日报》作为参考，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稿。后因广西当局“截切”她的稿件，她才被迫停止工作，从桂林到了重庆。
重庆，穷得连吃几个大饼都没有钱，有时只能在穷朋友家里吃顿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阳翰笙才替她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谋得个特约编导的职务。不料，敌机狂轰滥炸，轰毁了电影制片厂。白薇只能另找避难所，暂时到“文协”所在地南温泉。欧阳山、草明、萧军等作家也住在那里。
一间西晒的小房，暂时寄放了她飘泊无定的身体，天天跑空袭警报，要躲到五公里远的山中，这时，她又突然爆发了热病，发高烧，说胡话，吓坏了欧阳山。他把同住在南温泉的杨骚找来了。
杨骚这次对病中的白薇非常关心，趁她高烧糊涂的时候，把她抬到自己幽静的书斋，亲自护理。朋友们庆幸白薇有了养病的地方。等清醒以后，顿时感到自己像一只被缚的“蛹”，“巴不得赶快变成‘蛾’咬破‘茧’飞出去！”
有人怨她不与杨骚和好，指责她说：“你这个人真古怪，杨骚眼巴巴地希望同你和好，你干嘛又回来了？真是不通人情！”听到这类的话，白薇愤怒地说：“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强制着，使我没有考虑，没有犹豫，我愉快地接受了它的制裁！我用不着去告诉什么人，因为人们都是用着那么庸俗卑鄙的心理来看待一个女性，尤其是落难的女性！”为抗议社会对女性的鄙视心理，抗议封建势力对女性的压迫，她没有接受杨骚恢复爱情关系的要求，再一次表现了她同封建意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白薇不愧是个自爱、自尊、自强的新女性。
尽管当时许多人不能理解她，但她也不乏知音。田汉夫人安娥就非常理解白薇。她说：“当我确定知道白薇拒绝了杨骚的‘怜’爱后……于是我更相信白薇的自尊，白薇的人格的完整，美丽！”
白薇在重庆，生活始终没有保障，靠写点稿子和朋友的临时资助，异常艰难地苦度岁月。她时常因为饥饿晕倒在街上或朋友家里。有时饿得胃痛如绞，全身发抖，汗流满面，四肢冰凉。她的自尊心强，又不爱暴露自己的苦况。这样，她的健康状况又进入了恶劣的境地。
她仍然希望去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事业。邓颖超大姐还是担心她那比以前更弱的身体，适应不了延安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仍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邓大姐让阳翰笙替白薇找工作，征得郭沫若同意后，1942年她被安排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工作。
进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她是多么惬意呀。她感到自己像“插了翅膀的天使”，她像“一颗地球卫星，飞到了恒星的身旁”，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她热心地去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协、中苏友协、妇女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座谈戏剧，研究小说，联合女友们写文章，倡导组织妇女进步团体，她曾被选为妇女联谊会的理事。
在抗日的大时代，她希望能跃马挥戈，为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希望终归只是希望。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下，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穿着小鞋”移步，哪能像白薇想象的那样放开脚步大干革命呢！再说，文化工作委员会待遇菲薄，每月的薪水仅能供养肚子。身体虚弱，各种疾病，不请自来，风湿病、绞肠痧、猩红热、疟疾、阿米巴痢疾……几乎和她结了不解之缘。那点薪水，喂了肚子，治不得病；治了病，肚子又发生问题。
她拖着衰弱的身体，挑水、烧饭、拾柴、补破衣服……劳累了一天，虽有满肚子东西想写，但思想和体力都不听使唤。手上写着文章，心里却盘算着要还的债……而干着谋生的杂务时，又想着看书读报和未动笔的剧本。
工作时间比健康的人长，休息时间比大多数人短，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心上像压着一块重重的磨盘。
勺土上的植物，在火热的长夏，无法挣扎着生存！枯干的树木，结不出丰满的果实；饥饿的肚子，只会咕咕叫，生不出锦绣文章。于是，有人讥讽白薇“落伍了”，“写不出东西来了”，“不能算作家了”！她虽然不好名，但别人的冷言和白眼，就像尖刀子刺着心一般使她痛彻骨髓。灵魂在苦难中受着折磨，肉体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经受着锻炼。当那数不尽的折磨要瓦解生命，生命苦断若续时，会有两个观念急剧地冲突：一个是悲愤之极，求永远的安息；一个是千倍勇敢，为胜利去奋斗！白薇选择了后者。
她拿起锄头，开山挖土，生产自救。她更渴望用这种精神，种下人类美丽崇高的心愿，让胜利的鲜花开在抗战的中华，开出一个灿烂锦绣的新国家。
当时，中华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募得了一批基金，也给白薇送来了五千元。虽然她正患严重眼病，有失明的危险，但她还是谢绝了友人们的好意。她始终不愿“无功受禄”。她说：“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师匠，比方是树木的花朵，‘贫病出作家’好像在象征着枯萎的害病的花，花儿枯又病，而要结出甜美的果实，多么困难呀！”“健康谁不爱，我却从小以多病为灾。好好地写作，一个文艺作者谁不想？贫病老纠缠我，苦于很少时间拿笔。所以‘贫病作家’这名儿对于我，是一把挑动泪水的剑！这回我听到救济贫病作家的消息，更像剑儿挑动我的泪要流。”“心里燃烧着爱和恨的火焰，我的情绪，总没有平安，愈看，愈确立着信心：为毁灭黑暗，为消灭一切丑类的心根，我要坚强忍痛地活着，我们要群力群心，扬起战士的呼声！只要我们战斗的力量尽够了，胜利是不会遥远的。”在重庆的几年，文艺界的朋友们（包括郭沫若在内）对她都很关心、照顾和同情，都称她作大姐。但真正能理解并谅解她的人，还是少数。由于她对事、对人、对己特别认真，凡看不惯、听不惯的总是要加以争辩。因此，便产生风言风语，说她和“文协”所有的人都吵过架，说她不能和人相处，人人都怕她骂，不喜欢同她一道工作，等等。
其实，她只是生性耿直，嫉恶如仇，遇事不会敷衍，不会伪饰，随处无意中流露真实，遇事太认真；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或对方是如何有声望、地位，她都不虚与委蛇，不惜为正义冲锋陷阵，穷追苦寻要把真理和正义争回来。她曾批评自己的好友刘海尼：“你是为艺术至上而活着，对妇女工作缺乏热情，因为你自私……要是我，我情愿参加妇女实际斗争，而毫无疑虑地牺牲写作！”在一次“文协”会上，涉及到男女不平等问题，她没有顾忌对方是谁，立刻提出反对意见。事后有个朋友说她这样做不好，她却摇摇头说：“谁轻视妇女，我就不尊重谁！”
她满怀赤子之心，却又孤高自傲，“凡是狐鼠为奸的地方看不得；凡利用名誉来掩饰去沽名钓誉的地方看不得；凡是人们当自己是一朵红花能处处开，损人利己地把好人踩入地窑的行为看不得！”“只得以烧灼的心，忍受挫折；不屈的胆，敢当天地无情！练习着冷眼看人，不放弃我要培养人间正气的目标！我自己是正直的，非正义的我就不为。”这就是白薇的性格。
1945年秋，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她知道后，曾经“一百次”地想进城去看望毛主席。但因有人造谣说她“落伍了”、“倒下了”，因此有点胆怯，终未成行。后来，毛主席在周公馆招待妇女界，她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
名界妇女人物，济济一堂，她坐在后排座位上，谨慎又恭敬地仰望毛主席的仪容。她曾听人说毛主席好几次问起她，有一次还错认白杨做白薇。她内心深深感激毛主席的关怀。
散会的时候，忽然有个青年喊了一声。“毛主席，你常问起的白薇就是她。”毛主席回过头来，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她听着就流了眼泪，别人说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听说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咽了热泪，回答着毛主席：“唉！这几年我已经倒下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毛主席更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励她：“你没有倒，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没有倒下……”
七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了上海。仍然贫困病弱，住在朋友家里。
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蘸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蘸。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里的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的榻榻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榻榻米上，写作、读书。食具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几把羹匙，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榻榻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孕美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
住的房子和凉亭差不多，热天，前面太阳直晒；冷天，北风从屋后面半截板壁长驱直入，顶上是个北窗，风由天窗灌进来，房里冷得和露宿差不多。
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驾驭和外界的联系，不能深入生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想看新书，也买不起，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
1947年冬，家乡报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她急忙回了家。不久，母亲也因忧痛成疾而过世。料理完双亲的后事，她想仍回上海。
这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写的。何香凝兴奋地告诉她，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好。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应该为人民的胜利多做些工作。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她就结识了何香凝，后来时有接触和联系。看了何香凝的信，她觉得应该留在家乡，为家乡的解放贡献点力量。她把何香凝寄给她的报刊，让父老乡亲和表兄弟们传阅，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她还接触到一些对国民党不满、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白薇就和他们讲“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故事。也曾借探亲访友的机会，到清江、(石带)头、渡头……深入农民家中，谈时局、谈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人们齐心协力反剥削、反迷信、反征兵、反内战……
在穷乡僻壤的湘南山区里，留过学、见过大世面的白薇，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她又没有架子，说的道理中听，所以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很爱听她的话。为了迎接家乡的解放，她找了块立脚的基地——资兴县立中学。她当年的学生李宙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白薇到县中第一次上课，一进教室，抬头看见蒋介石的肖像挂在墙上，便立刻对学生们说：“教室里挂这种像不好，撕下来罢！”边说边把肖像撕得粉碎。
资兴县伪县长鲁某，为了笼络白薇，请她到县政府任职，许以高薪，她严词拒绝了，说：“现在政府的事太糟了，不好办；违背良心的事我又不耗干，我还是和青年学生在一起好了。”
1949年，蒋介石集团残余的许多杂牌军以及交警队、民警队、内警队，等等，在湘粤边境掠掳绑杀、强奸、拉夫，疯狂之极。湘南粤北的人民奋起斗争，游击队纷纷崛起，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资兴人民也拿起刀枪，开展了武装斗争。白薇公开的身分是县立中学教员，暗地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她动员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干，把家藏的六支枪，捐献给游击队，壮大了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的力量；她利用亲族关系，做过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盘踞在资兴的敌人；她在游击队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帮助写出了《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
她认为：“这才是人生！”“人生就是战斗，对腐朽、罪恶、横霸者宣战，这才算活着。”一个年近花甲的多病之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主动、自觉、积极地追随党的领导，勇敢战斗在湘南的山区，为祖国，为家乡解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她之所以赢得当地人的爱戴与尊敬，这是很自然的。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几次接她到中南海去，问到湘南游击队的情况时，连连表扬她：“游击队搞得不错，你干得很好嘛。”
白薇身受封建压迫、资本主义势力压迫和民族压迫，她坚定不移地追随并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第一次大革命开始，她始终是一位执著的革命者。
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自己的创作自觉地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接在一起。除早期的剧本《苏斐》、《琳丽》、《访雯》有艺术至上、唯美主义倾向外，其他作品，不管艺术上受哪些流派的影响，思想内容上都是与人民的事业和妇女的解放息息相关。
她的艺术风格大致经历了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到现实主义这些发展阶段。辞采华美，才气横溢，尤其是早期作品，尤其是剧作。她的诗歌质朴自然，热情奔放，赤心直呈。至于小说，则热情、坦白、大胆，蔑视传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较深。
早期，她醉心于西方现代派，受象征主义影响较大。在她投身革命后，思想上渐渐自觉地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一概扬弃了以片面创作艺术的追求，片面理解文艺的大众化，注重了普及，而忽视了艺术性。她的作品愈到后来，艺术性愈差，这与她的这种主导思想转变不无关系。这是她思想的偏颇，也是时代的悲剧。
病、困折磨了她一生。不然，以她的才华和非凡的毅力，她会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她的三十年代的作品，已经为后辈作家的成长发生了影响。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创，使她有些扭曲，任性、易怒、不大合群，遇事过于认真，过分的直率和自尊，都妨碍了她和周围的人相处和互相理解。这些，也造成了自身的悲剧。但是，白薇绝不是一个悲剧主人公。她的昂扬的如火似铁的意志，她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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