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小说，这是一本薄薄的励志式文选，每篇文字都告诉读者，不不不，生活并非逛玫瑰园，生命本身异常痛苦，可是——
可是你必须承担责任，克服困难，才能好好生活。
亦舒《人生路》
每个人一生下来，他或她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因为各种各样的环境际遇，他们便成为各式各样的人。
每个人都会有故事，这便成为了苦苦众生，造就了世界的繁复精彩。
不管是“中心人”抑或是“边缘人”——激情生活的创造者和人生边上的看客，都会渴望知道别人的故事。人类也许是最有好奇心，最关心同类思想与生活的动物。
道听途说已远远不够，文字的发明，自然让人类雀跃不已。
因为从此之后，无论何时，都可以在书籍当中转来转去。在嗅闻那书卷中透出的种种现代的或古典的气息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与愉悦。
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时代，书籍当得是一座重要的桥梁，延伸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与向往。
而在灯红酒绿不夜天的工业社会，书籍当得上是一服清凉剂，纯粹的阅读会让人感到安详与宁静。
即便也有厮杀，即便是黯淡的结局，“书中日月长”，似乎那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总隔了一层。
看书的日子是可以无所担待的日子，是可以感觉到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痛苦却仍然能纵酒谈笑的日子。
所以，尽管有了无线电，尽管有了电视，自15世纪印刷术诞生之后一直处于无可替代经典位置的文字，依然风光无限。
是，文字不再独统天下，影像变为新文字，新语言，是生活必需品。如交谈可用电话，消闲着电视电影，通讯用FAX，联络用电子邮件，提款按提款机（甚至连签名也免了），写文章用电脑，获得信息可通过“高速公路”，音乐也从“听”变为“看”——看M·T·V，看演唱会，回忆童年往事只须翻看录像带，梦系青春也可用新技术展示，交朋结友可通过Internet，媒人也变成了“电子红娘”……
媒介就是信息，形式就是内容，语言就是现实。甚至，已没有不经形式承载的内容，没有未经语言建构的现实。
但是，这并不代表文字的细致、缓慢、迂回、委婉、深远与完整，就轻而易举地被影像的直接反应，快速生死，粗略片面所代替。
每当匆匆在路上，看见身旁的人手携着一本书，便无来由地感到；人在旅途，能有书相伴，谁说不是一种幸福？
这是读书人的书缘，那么，写书人的呢？
写书人一开始也是读书人，坐拥书城的时候，一卷在握的时候，万象之间，云霞呈幻，花鸟争妍；人情事理，变化万千；风雨之夕，月明之夜，又岂能无所感触？
有感触便有话有文章。一下笔，即使不能写尽前尘往事，沧海月明，也足够我们剪烛把盏，夜话西窗。
所以，写书人应该更惜缘。
亦舒就是一个惜缘的作家。
我们平常所说的缘分，好像是一个很玄的概念，来无踪，去无影。充满憧憬之情的时候，我们会满怀希望地说：“看缘分吧”；而当事不如愿的时候，我们也会无可奈何地说：“这就是缘分”。还有什么有缘无分，有分无线等等，直搅得人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到头来，一样不了了之。
而对于亦舒来说，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写作伊始，她是有话要说，顺其自然地用笔“说”了出来罢了。可以说她是一个天生有小说创作的才能，又有机会取得成功的典型例子。
亦舒的创作道路一点都不艰辛曲折，写小说对她来说，像是再容易不过的事，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从她的第一篇小说开始，只要她写，就一直有报刊争着要登。
但是，她一直努力地写了三十多年，就不仅仅是任性而为了，这里面我们能感到坚持与执着的分量。
迄今为止，亦舒出版了近二百部作品，以小说居多，散文也不少。由于具有艺术勉力，她的作品不胜而走，在英国，她被人拦路问“你是写小说的亦舒吧”；在香港，连银行职员都会互相转告：“亦舒回来了”；在大陆，也有很多拥戴。
不断地创作，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毫无疑问，亦舒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极成功的作家。
这是她自己与写作的一份缘，也是她与读者的一份线。
回想起来，亦舒自己也感到遥远吧？套用她最喜欢的一句诗：呵，惆怅旧欢如梦。
那一年，她才十四岁，第一篇作品《暑假过去了》，由哥哥倪匡送到了《西点》上刊登。之后，出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甜呓》，可算是处女作。
那时候，她是家里的“小妹头”，有四个兄弟，她承受了兄弟们的许多温情。二哥倪匡更有意思，小时候叫她作小咪，长大了则戏称为“大文豪”。
当然，那个时候倪匡还不叫倪匡，也不叫卫斯理，他叫倪亦明，亦舒也叫倪亦舒，虽然差点被母亲改成了倪亦容。
看来少年时的亦舒新潮反叛得很，以至母亲也为她的“敏感，情绪化，容易激动”担心，希望她凡事能容忍，冷静。
但她的才气横溢，意气飞扬，也很早就令人为之瞩目。
据说亦舒很早就在《中国学生国报》写稿，是典型的文艺青年，她写得勤而快，早就在同学之中鹤立鸡群，更是编辑们眼中的不可多得的才女。他们追稿，打电话上她的学校，冒充是家长，诸多麻烦，他们也乐此不疲，务必要求得她的稿子到手。
亦舒也对那段穿着中学校服去交稿的奇特经历记忆犹新。那时，一千字稿费才六块钱，写了一万字，到百货公司去买了一件衬衣，花了三十七块半。
有位老编更好笑，警告他的属下：“你们不要得罪亦小姐，她未够年龄，杀人不用偿命的。”
瞧瞧，小小年纪，便成为了编辑们不敢得罪的“美丽而豪爽的才女。”
这也许是形成她的敏锐、麻利、泼辣、执着的性格最早的温床吧P
但亦舒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触觉，擅于将平凡的字眼变成奇句的才华，实在是源自于她的阅读爱好。
十二岁，她就开始读鲁迅的《野草》，后来还在一家文学杂志社里，将整套《鲁迅全集》全部读完。师承甚殷，以至不惜把鲁迅笔下的主人公的名字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来，虚构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涓生”与“子君”的香港传奇。更不用说行文中的一针见血，爽快犀利的风格，亦源于此了。
同时，还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更是至爱，至今仍爱不忍释。因为（红楼梦》中的对白：“真是精彩异常，学到一两分即终身享用不尽……”
仅仅是一句“纵使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就让她以此作底子，写出了一个又一个凄艳的爱情故事，诸如《玫瑰的故事》、（香雪海）、《风信子》、（寂寞鸽子》、《蔓陀罗》等等，等等。
亦舒还喜欢张爱玲的作品，但又认为张爱玲已过时了。殊不知，她在张爱玲那里也甚有私淑之谊，明眼的读者一览无余。
她却曾明明白白地说过看不懂萧红。也许，萧红骨子里的那份冷清，那种无处可托的忧怨是她不能身同感受的。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她是一只勇敢而美丽的飞娥扑向光明和爱情，她的殒落是中国女性很凄美也很悲烈的一段萧声。现在知道萧红的人不会太多了，能在明月流光之际低徊；于浅水湾的，竟或有谁？
亦舒出生在上海，五岁多的时候到了香港，二十七岁那年，赴英国曼切斯特上大学，读的是酒店学。这自然跟从白山黑水一个小村庄里走出来，或者说是挣扎出来，流落他乡，有着亡国之恨的萧红有着很大的不同。
性格就是命运。从古希腊就已经流传下来的名言能历久弥新，当然有它的道理在。
亦舒还喜欢金庸的武侠，倪匡的科幻，柯南道尔的侦探，以及勃朗蒂、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而且是一如既往。
她就是凭着文学青年的姿态，跑到香港《明报》去当记者的。其时她才十八岁不到，中学刚毕业，并没有立即升读大学。梳个妹妹头，将有色眼镜架在头上，左手抓记事簿，右手抓钢笔，风尘仆仆地活跃于人生舞台上，白天写新闻。专访，晚上写杂文、小说。
她时常出入于影视圈，兼写名流专访，这对她后来写言情小说很有帮助。那时的亦舒用过“玫瑰”、“梅肝”、“络绎”、“陆国”“叽哩抓啦”等笔名，月薪才三百八十元。
大学梦是十年后才圆的。从英国回来，酒店管理学毕业的亦舒，先到台湾圆山饭店任女待应总管，继而返港在富丽华酒店任公关。
工商界的奋斗可以说是极富色彩的，但亦舒毕竟是亦舒，那种长时间的仕途经济，对一位浑身长满了浪漫文艺细胞的女子来说毕竟是很闷的，不久她又重蹈覆辙，跑到“佳视”当编剧，之后又在港府新闻处任高级新闻官。直到近年才“退役”，移民加拿大当全职作家兼家庭主妇。
一番辗转下来，已较世故成熟，任性已不再是专利，但依然有个性得很。
我们且来看看亦舒当年在记者笔下是怎么一副模样：
无可否认，亦舒是漂亮的。
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黑漆漆的眼珠透着灵气和慧黠。
笑起来，整齐洁白的牙齿，衬着嘴角边两个小酒窝，很甜很甜。
谁说作家没有美女？
第一次看到她向我迎面走来，我脑海中胡乱地涌上她小说中一个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主人公：
玫瑰、子君、燕呢、蝎子号……
不过，没有喜宝。
喜宝美得世俗，亦舒有点清纯，这使我没法把她俩联系起来。
但亦舒一开口，你瞧！她不再清纯，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妇人。如果光听她说话，不看她的脸，你会以为是一个男孩子，因她说得又急又快又＃又豪爽。遇着这时候，你可别开口，她不会让你插嘴，在她面前，你最好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忠实的听众。
但是，也许有那么一天，她会托着下颔，静静地听你高谈阔论。只是，你还没有说完上句，她已完全明白你的下句。而且觉得本小姐太幼稚和可笑，完全不够成熟。她丝毫不客气，眯起眼睛，咬着下唇，然而，终于忍俊不禁，“噗味”一声笑起来。
亦舒是舒明的。
她也是矛盾的。
她会用整月的稿费，去买一套连何莉莉也嫌太贵的连卡佛名牌套装。也会穿着蓝色的牛仔短裤，套一件褪了色的T恤，到大饭店坐下来吃饭，左右顾盼，旁若无人。
不是人人都受得了她的挪揄的。如果作为蓝本，被她写进小说中，那么除了是当美丽的女主人公外，你会很不幸。因为不知为什么，她的脑子竟会装满那么多刻薄古怪的名堂。好好一句唐诗宋词元曲，竟被她倾手拈来，嵌进她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挖苦话中，配合得那样天衣无缝，令人不能不佩服她才思敏捷。
她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虽然有时也满嘴的愁，但这只是心血来潮，要向大众做做情绪表演。转眼间，她又嬉笑怒骂，嘻嘻哈哈，忘记刚刚还在自艾自叹，说这个社会无情无义，“血肉横飞”了……
矛盾是她不快乐的根源，而且照她的苛求，天下不会有合她心意的男子。柴娃娃怀疑她最成功的小说，便是她自己一生的影子，对这点，我举双手赞成。另外，我也同意这样一句话：“亦舒有追求理想的翅膀，却有爱慕虚荣的泥足。
然而，这才是人生。
亦舒明白这点，也是幸运的。
冯湘湘《亦舒》
因此，她才写了《玫瑰的故事》这样有着理想爱情的作品，也才写了《喜宝》这样惹人争议的作品吧，
她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够深度，只属意笔，因为不是人人能做曹雪芹，也不是个个可写《红与黑》。
亦舒经常自嘲——由来生活逼人。
这种逼人的生活，并不是指三餐不继的那一种，而是想过好一点生活的那一种。香港地，居大不易，又百物腾贵，能维持小康生活，亦舒于愿已足。
写书对于她来说，从一开始起，就不过是个找零用的方式。
她对人说：“看，直到现在，也不过买了几件衣服，与女朋友喝喝茶。”很奇怪自己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
这也许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注定她不能端坐写字楼，也没有机会做太太师奶，非得写、写、写不可。
但并不表示她就要交“行货”，她的小说一篇接一篇地连载，却没有诲淫诲盗之作。只不过在写每一篇小说之前，总还会考虑到市场，问一问：有没有人要看这种题材，够不够趣味，可还能引人入胜？
她自认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不过是有艺术倾向的人，卖文为生。写是因为喜欢写，从不考虑什么值得写或是不值得写。写作不能斤斤计较。
所以，她称赞自己：“我是我惟一认识的，写流行小说写得如此开心，兴奋、满足，以及一本正经的人。”
亦舒从来不觉得这个作家行业无聊、肤浅、幼稚，也绝不谦虚，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个骗稿费的人。而且，谁要是略加挪揄，立刻反面，绝交。
因为“我写得不够好是一回事，批评我已足够，一概与这个行业无关。”
这种透明的个性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正如香港诗人王一桃的采访记中所披露：她大多时间在英校受教育，生活也比较西化。十二岁那年，父亲还给她起了“依莎贝”这个英文名。
她二哥倪匡对她的作风自然看不惯，曾叫她作“假洋鬼子”，并讥讽她“只配喝可乐”。不知道是否基于这个原因，亦舒才和假洋鬼子决裂？
还曾发生过这么一件逸事：她从英国留学回来见工，招聘人想试试她的英语流利不流利，可她就是不讲，理由是对方也是中国人，为何一定要讲英语？在她看来，工可以不做，做人的原则不能无！搞得对方很没趣。
但在一些方面，她又随意得很，诸如许多女性都对自己的年龄守口如瓶，生怕张扬出去会影响前程。她则非常的坦然地说：“别人或许可以瞒年龄，因半途出家，读者不知底蕴；而像自己自小太行者，往回算不难查明，总不能同读者说：八岁开始写作生涯。”“因此从来没有企图假装比真实年纪年轻。管谁叫姑姑，甚至叫婆婆也不在乎。”差点就没把自己是四六年生人凿在额头上了。
人生道路上免不了风风雨雨，亦舒也经历过爱的波折，但幸好，她生命中已过去的那几个男性，并没有令她成为人生道路上的输家。
她现在有美满的家庭，可爱的孩子。先生曾是港大教师，虽然没有“拜伦的才，梵高的艺，王子的风度，油王的钞票”，却是一位真正的知己。她很欣赏“老伴”，曾经说过：“各人有各人的成绩，互相尊重对方的工作。他不懂《红楼梦》，我不懂建筑学，但在那一嫩稚心灵相通。”
她生命中还有另一个男子，是一个叫卫斯理的人，有时也叫倪匡。
那是她的二哥。她的大哥曾是鞍山钢铁二厂厂长，三哥是飞机工程师，弟弟供职于教育界，只有她和二哥，算得上是“同文”。
倪匡写科幻，亦舒写言情，如今在港台，甚至在华人圈子里，提起科幻小说或言情小说，大约没有人会漏掉他们两兄妹的名字，他们确实打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天地。
“作家是天生的”，这是倪匡的名言。按他的意思，作家有着与生俱来的写作细胞，而这正是他卓然成家的主要条件。一般人经过学习，当然也能写出文从字顺的文章，但充其量也是写作人而已，成不了金庸、琼瑶，当然也包括他和亦舒等“天纵英才”的作家。
他就曾这样去描述亦舒的创作状况：未经历险的写作道路。
是什么驱使她去写一篇小说的，真的不知道，曾经问过她，她自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一个天赋有写小说才能的人，不论她年龄是多么小，拿起笔，铺好纸，写下了一生之中第一篇小说，实在是不能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
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我看亦舒小说》，特别向读者提及：何以在她的排列组合之下，这七八千个汉字可以如此生动而吸引人？很多人看了就去买亦舒服的书。
老兄欣赏小妹，还曾写下趣事一桩。话说八十年代初，倪匡每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文化界朋友相聚，都有人要求他：“请代向亦舒说，我们想刊登她的小说，条件无妨，只管提出。”一次两次还不觉得怎样，三次四次倪匡不免有点光火，五次六次他已忍无可忍，作“狮子吼”大叫：“怎么一回事，我也是写小说的，怎么不向我约稿，老是要我代约亦舒的稿！”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亦舒笔下也常提到哥哥，打趣说别看他是‘天才”，工作勤奋得不是常人可比。傍晚在书房赶完稿出来，往往面色苍白，脚步踉跄，倒在椅子上，大叫“力保健”。对他的崇敬之情一直不减，并极其衷心感谢父母给她这样好的兄长。
其实亦舒也不退多让，她自己也是很努力工作的人，有时连吃一顿午饭的时间，她也会埋怨“又少写了四千字”。
过去，她运笔如风，日写万言，还可从容去赴朋友的饭局。但后来，每天只写三几千字，而且常常要涂改，她自嘲“简直成了‘白油皇后’”。早几年，她还干脆辞去了公职，专心写作，可见她要求自己之严格，认真了。
亦舒尊重自己的工作，珍惜她和读者的缘分。她很会自处，调子一向不高。
偶然的回眸，她会得说：
“天资比较差的人如我，头十年写作，根本连最基本的技巧都掌握不到，往回看，可作白写论，浪费时间精力。
总要操练到十三四年，好像才有点开窍，觉得有故事要讲，有话要说，而主角性格亦发展得较为完整。幸亏野心不大，尽写些身边事，勉强及格。
至今写作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仍然摸索，约略知道自己已在一所大厦里，往前走，有一道道的门，打开，每一室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大厦里恐怕有百多间房间，我，我大概正在试图开第三间房门……这开门的玩艺儿其味无穷，可惜极之耗时费神，有时想得稍远，能力又有所不逮，十分气馁。不知不觉，甘多三十年过去了，多写十年可掌握窍巧，是最乐观的说法了。”
《十年啦》
为此，她不惜得罪传媒，保持自我，不喜别人打扰，一贯不愿接受访问。在她的心底里，认为名气不是靠吹出来的，而是来自读者的“火眼金睛”，终归是以实力取胜的。
这便给了她很自由的言论天地，她的言词的尖酸刻薄让她的同文在抱怨她“一贯喜欢骂人”的同时又舍不得不跟她做朋友。正如她的小说，写得多了，颇有点雷同，但不管怎样，她总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尽量不让你失望。
近年来，她定居在温哥华，处事越形低调，甚至谦称自己是家庭主妇。连《中国文学家辞典》等问她要小传，她也“抵死不从”，反而将话题扯到其他同文身上，包括她的二哥倪匡和主编“星辰”版的何锦玲。说“香港作家多的是，轮也轮不到我这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
呵，已从绚烂趋向平淡。
但亦舒还是亦舒，有话她还是清心直说，在她的一部又一部源源不断的小说散文中，她完完全全地“出卖”了自己：“要表达什么，大可在私家传栏中大方地说明，何劳别人一支笔。”
于是，我们在她近期的《随意》，《随想》等等结集中，依然看到她对流行小说的看法，对作品传世条件的阐述，对自己性格的剖析，对世事的洞明，对爱情婚姻的迷们，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高见。
你可以不同意她的看法，但拿在手上，你不会不看。一看，也可能会“咦然”一声：这不还是那个叫“玫瑰”，又叫“叽哩抓啦”还叫“依莎贝”的亦舒吗？
可见她的作品中的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简洁明快，一针见血，甚至尖刻，很有个人风格，甚至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标记，让她一直拥有相当稳定的读者群。
图书在线
可是你必须承担责任，克服困难，才能好好生活。
亦舒《人生路》
每个人一生下来，他或她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因为各种各样的环境际遇，他们便成为各式各样的人。
每个人都会有故事，这便成为了苦苦众生，造就了世界的繁复精彩。
不管是“中心人”抑或是“边缘人”——激情生活的创造者和人生边上的看客，都会渴望知道别人的故事。人类也许是最有好奇心，最关心同类思想与生活的动物。
道听途说已远远不够，文字的发明，自然让人类雀跃不已。
因为从此之后，无论何时，都可以在书籍当中转来转去。在嗅闻那书卷中透出的种种现代的或古典的气息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与愉悦。
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时代，书籍当得是一座重要的桥梁，延伸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与向往。
而在灯红酒绿不夜天的工业社会，书籍当得上是一服清凉剂，纯粹的阅读会让人感到安详与宁静。
即便也有厮杀，即便是黯淡的结局，“书中日月长”，似乎那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总隔了一层。
看书的日子是可以无所担待的日子，是可以感觉到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痛苦却仍然能纵酒谈笑的日子。
所以，尽管有了无线电，尽管有了电视，自15世纪印刷术诞生之后一直处于无可替代经典位置的文字，依然风光无限。
是，文字不再独统天下，影像变为新文字，新语言，是生活必需品。如交谈可用电话，消闲着电视电影，通讯用FAX，联络用电子邮件，提款按提款机（甚至连签名也免了），写文章用电脑，获得信息可通过“高速公路”，音乐也从“听”变为“看”——看M·T·V，看演唱会，回忆童年往事只须翻看录像带，梦系青春也可用新技术展示，交朋结友可通过Internet，媒人也变成了“电子红娘”……
媒介就是信息，形式就是内容，语言就是现实。甚至，已没有不经形式承载的内容，没有未经语言建构的现实。
但是，这并不代表文字的细致、缓慢、迂回、委婉、深远与完整，就轻而易举地被影像的直接反应，快速生死，粗略片面所代替。
每当匆匆在路上，看见身旁的人手携着一本书，便无来由地感到；人在旅途，能有书相伴，谁说不是一种幸福？
这是读书人的书缘，那么，写书人的呢？
写书人一开始也是读书人，坐拥书城的时候，一卷在握的时候，万象之间，云霞呈幻，花鸟争妍；人情事理，变化万千；风雨之夕，月明之夜，又岂能无所感触？
有感触便有话有文章。一下笔，即使不能写尽前尘往事，沧海月明，也足够我们剪烛把盏，夜话西窗。
所以，写书人应该更惜缘。
亦舒就是一个惜缘的作家。
我们平常所说的缘分，好像是一个很玄的概念，来无踪，去无影。充满憧憬之情的时候，我们会满怀希望地说：“看缘分吧”；而当事不如愿的时候，我们也会无可奈何地说：“这就是缘分”。还有什么有缘无分，有分无线等等，直搅得人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到头来，一样不了了之。
而对于亦舒来说，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写作伊始，她是有话要说，顺其自然地用笔“说”了出来罢了。可以说她是一个天生有小说创作的才能，又有机会取得成功的典型例子。
亦舒的创作道路一点都不艰辛曲折，写小说对她来说，像是再容易不过的事，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从她的第一篇小说开始，只要她写，就一直有报刊争着要登。
但是，她一直努力地写了三十多年，就不仅仅是任性而为了，这里面我们能感到坚持与执着的分量。
迄今为止，亦舒出版了近二百部作品，以小说居多，散文也不少。由于具有艺术勉力，她的作品不胜而走，在英国，她被人拦路问“你是写小说的亦舒吧”；在香港，连银行职员都会互相转告：“亦舒回来了”；在大陆，也有很多拥戴。
不断地创作，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毫无疑问，亦舒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极成功的作家。
这是她自己与写作的一份缘，也是她与读者的一份线。
回想起来，亦舒自己也感到遥远吧？套用她最喜欢的一句诗：呵，惆怅旧欢如梦。
那一年，她才十四岁，第一篇作品《暑假过去了》，由哥哥倪匡送到了《西点》上刊登。之后，出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甜呓》，可算是处女作。
那时候，她是家里的“小妹头”，有四个兄弟，她承受了兄弟们的许多温情。二哥倪匡更有意思，小时候叫她作小咪，长大了则戏称为“大文豪”。
当然，那个时候倪匡还不叫倪匡，也不叫卫斯理，他叫倪亦明，亦舒也叫倪亦舒，虽然差点被母亲改成了倪亦容。
看来少年时的亦舒新潮反叛得很，以至母亲也为她的“敏感，情绪化，容易激动”担心，希望她凡事能容忍，冷静。
但她的才气横溢，意气飞扬，也很早就令人为之瞩目。
据说亦舒很早就在《中国学生国报》写稿，是典型的文艺青年，她写得勤而快，早就在同学之中鹤立鸡群，更是编辑们眼中的不可多得的才女。他们追稿，打电话上她的学校，冒充是家长，诸多麻烦，他们也乐此不疲，务必要求得她的稿子到手。
亦舒也对那段穿着中学校服去交稿的奇特经历记忆犹新。那时，一千字稿费才六块钱，写了一万字，到百货公司去买了一件衬衣，花了三十七块半。
有位老编更好笑，警告他的属下：“你们不要得罪亦小姐，她未够年龄，杀人不用偿命的。”
瞧瞧，小小年纪，便成为了编辑们不敢得罪的“美丽而豪爽的才女。”
这也许是形成她的敏锐、麻利、泼辣、执着的性格最早的温床吧P
但亦舒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触觉，擅于将平凡的字眼变成奇句的才华，实在是源自于她的阅读爱好。
十二岁，她就开始读鲁迅的《野草》，后来还在一家文学杂志社里，将整套《鲁迅全集》全部读完。师承甚殷，以至不惜把鲁迅笔下的主人公的名字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来，虚构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涓生”与“子君”的香港传奇。更不用说行文中的一针见血，爽快犀利的风格，亦源于此了。
同时，还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更是至爱，至今仍爱不忍释。因为（红楼梦》中的对白：“真是精彩异常，学到一两分即终身享用不尽……”
仅仅是一句“纵使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就让她以此作底子，写出了一个又一个凄艳的爱情故事，诸如《玫瑰的故事》、（香雪海）、《风信子》、（寂寞鸽子》、《蔓陀罗》等等，等等。
亦舒还喜欢张爱玲的作品，但又认为张爱玲已过时了。殊不知，她在张爱玲那里也甚有私淑之谊，明眼的读者一览无余。
她却曾明明白白地说过看不懂萧红。也许，萧红骨子里的那份冷清，那种无处可托的忧怨是她不能身同感受的。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她是一只勇敢而美丽的飞娥扑向光明和爱情，她的殒落是中国女性很凄美也很悲烈的一段萧声。现在知道萧红的人不会太多了，能在明月流光之际低徊；于浅水湾的，竟或有谁？
亦舒出生在上海，五岁多的时候到了香港，二十七岁那年，赴英国曼切斯特上大学，读的是酒店学。这自然跟从白山黑水一个小村庄里走出来，或者说是挣扎出来，流落他乡，有着亡国之恨的萧红有着很大的不同。
性格就是命运。从古希腊就已经流传下来的名言能历久弥新，当然有它的道理在。
亦舒还喜欢金庸的武侠，倪匡的科幻，柯南道尔的侦探，以及勃朗蒂、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而且是一如既往。
她就是凭着文学青年的姿态，跑到香港《明报》去当记者的。其时她才十八岁不到，中学刚毕业，并没有立即升读大学。梳个妹妹头，将有色眼镜架在头上，左手抓记事簿，右手抓钢笔，风尘仆仆地活跃于人生舞台上，白天写新闻。专访，晚上写杂文、小说。
她时常出入于影视圈，兼写名流专访，这对她后来写言情小说很有帮助。那时的亦舒用过“玫瑰”、“梅肝”、“络绎”、“陆国”“叽哩抓啦”等笔名，月薪才三百八十元。
大学梦是十年后才圆的。从英国回来，酒店管理学毕业的亦舒，先到台湾圆山饭店任女待应总管，继而返港在富丽华酒店任公关。
工商界的奋斗可以说是极富色彩的，但亦舒毕竟是亦舒，那种长时间的仕途经济，对一位浑身长满了浪漫文艺细胞的女子来说毕竟是很闷的，不久她又重蹈覆辙，跑到“佳视”当编剧，之后又在港府新闻处任高级新闻官。直到近年才“退役”，移民加拿大当全职作家兼家庭主妇。
一番辗转下来，已较世故成熟，任性已不再是专利，但依然有个性得很。
我们且来看看亦舒当年在记者笔下是怎么一副模样：
无可否认，亦舒是漂亮的。
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黑漆漆的眼珠透着灵气和慧黠。
笑起来，整齐洁白的牙齿，衬着嘴角边两个小酒窝，很甜很甜。
谁说作家没有美女？
第一次看到她向我迎面走来，我脑海中胡乱地涌上她小说中一个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主人公：
玫瑰、子君、燕呢、蝎子号……
不过，没有喜宝。
喜宝美得世俗，亦舒有点清纯，这使我没法把她俩联系起来。
但亦舒一开口，你瞧！她不再清纯，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妇人。如果光听她说话，不看她的脸，你会以为是一个男孩子，因她说得又急又快又＃又豪爽。遇着这时候，你可别开口，她不会让你插嘴，在她面前，你最好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忠实的听众。
但是，也许有那么一天，她会托着下颔，静静地听你高谈阔论。只是，你还没有说完上句，她已完全明白你的下句。而且觉得本小姐太幼稚和可笑，完全不够成熟。她丝毫不客气，眯起眼睛，咬着下唇，然而，终于忍俊不禁，“噗味”一声笑起来。
亦舒是舒明的。
她也是矛盾的。
她会用整月的稿费，去买一套连何莉莉也嫌太贵的连卡佛名牌套装。也会穿着蓝色的牛仔短裤，套一件褪了色的T恤，到大饭店坐下来吃饭，左右顾盼，旁若无人。
不是人人都受得了她的挪揄的。如果作为蓝本，被她写进小说中，那么除了是当美丽的女主人公外，你会很不幸。因为不知为什么，她的脑子竟会装满那么多刻薄古怪的名堂。好好一句唐诗宋词元曲，竟被她倾手拈来，嵌进她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挖苦话中，配合得那样天衣无缝，令人不能不佩服她才思敏捷。
她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虽然有时也满嘴的愁，但这只是心血来潮，要向大众做做情绪表演。转眼间，她又嬉笑怒骂，嘻嘻哈哈，忘记刚刚还在自艾自叹，说这个社会无情无义，“血肉横飞”了……
矛盾是她不快乐的根源，而且照她的苛求，天下不会有合她心意的男子。柴娃娃怀疑她最成功的小说，便是她自己一生的影子，对这点，我举双手赞成。另外，我也同意这样一句话：“亦舒有追求理想的翅膀，却有爱慕虚荣的泥足。
然而，这才是人生。
亦舒明白这点，也是幸运的。
冯湘湘《亦舒》
因此，她才写了《玫瑰的故事》这样有着理想爱情的作品，也才写了《喜宝》这样惹人争议的作品吧，
她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够深度，只属意笔，因为不是人人能做曹雪芹，也不是个个可写《红与黑》。
亦舒经常自嘲——由来生活逼人。
这种逼人的生活，并不是指三餐不继的那一种，而是想过好一点生活的那一种。香港地，居大不易，又百物腾贵，能维持小康生活，亦舒于愿已足。
写书对于她来说，从一开始起，就不过是个找零用的方式。
她对人说：“看，直到现在，也不过买了几件衣服，与女朋友喝喝茶。”很奇怪自己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
这也许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注定她不能端坐写字楼，也没有机会做太太师奶，非得写、写、写不可。
但并不表示她就要交“行货”，她的小说一篇接一篇地连载，却没有诲淫诲盗之作。只不过在写每一篇小说之前，总还会考虑到市场，问一问：有没有人要看这种题材，够不够趣味，可还能引人入胜？
她自认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不过是有艺术倾向的人，卖文为生。写是因为喜欢写，从不考虑什么值得写或是不值得写。写作不能斤斤计较。
所以，她称赞自己：“我是我惟一认识的，写流行小说写得如此开心，兴奋、满足，以及一本正经的人。”
亦舒从来不觉得这个作家行业无聊、肤浅、幼稚，也绝不谦虚，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个骗稿费的人。而且，谁要是略加挪揄，立刻反面，绝交。
因为“我写得不够好是一回事，批评我已足够，一概与这个行业无关。”
这种透明的个性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正如香港诗人王一桃的采访记中所披露：她大多时间在英校受教育，生活也比较西化。十二岁那年，父亲还给她起了“依莎贝”这个英文名。
她二哥倪匡对她的作风自然看不惯，曾叫她作“假洋鬼子”，并讥讽她“只配喝可乐”。不知道是否基于这个原因，亦舒才和假洋鬼子决裂？
还曾发生过这么一件逸事：她从英国留学回来见工，招聘人想试试她的英语流利不流利，可她就是不讲，理由是对方也是中国人，为何一定要讲英语？在她看来，工可以不做，做人的原则不能无！搞得对方很没趣。
但在一些方面，她又随意得很，诸如许多女性都对自己的年龄守口如瓶，生怕张扬出去会影响前程。她则非常的坦然地说：“别人或许可以瞒年龄，因半途出家，读者不知底蕴；而像自己自小太行者，往回算不难查明，总不能同读者说：八岁开始写作生涯。”“因此从来没有企图假装比真实年纪年轻。管谁叫姑姑，甚至叫婆婆也不在乎。”差点就没把自己是四六年生人凿在额头上了。
人生道路上免不了风风雨雨，亦舒也经历过爱的波折，但幸好，她生命中已过去的那几个男性，并没有令她成为人生道路上的输家。
她现在有美满的家庭，可爱的孩子。先生曾是港大教师，虽然没有“拜伦的才，梵高的艺，王子的风度，油王的钞票”，却是一位真正的知己。她很欣赏“老伴”，曾经说过：“各人有各人的成绩，互相尊重对方的工作。他不懂《红楼梦》，我不懂建筑学，但在那一嫩稚心灵相通。”
她生命中还有另一个男子，是一个叫卫斯理的人，有时也叫倪匡。
那是她的二哥。她的大哥曾是鞍山钢铁二厂厂长，三哥是飞机工程师，弟弟供职于教育界，只有她和二哥，算得上是“同文”。
倪匡写科幻，亦舒写言情，如今在港台，甚至在华人圈子里，提起科幻小说或言情小说，大约没有人会漏掉他们两兄妹的名字，他们确实打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天地。
“作家是天生的”，这是倪匡的名言。按他的意思，作家有着与生俱来的写作细胞，而这正是他卓然成家的主要条件。一般人经过学习，当然也能写出文从字顺的文章，但充其量也是写作人而已，成不了金庸、琼瑶，当然也包括他和亦舒等“天纵英才”的作家。
他就曾这样去描述亦舒的创作状况：未经历险的写作道路。
是什么驱使她去写一篇小说的，真的不知道，曾经问过她，她自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一个天赋有写小说才能的人，不论她年龄是多么小，拿起笔，铺好纸，写下了一生之中第一篇小说，实在是不能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
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我看亦舒小说》，特别向读者提及：何以在她的排列组合之下，这七八千个汉字可以如此生动而吸引人？很多人看了就去买亦舒服的书。
老兄欣赏小妹，还曾写下趣事一桩。话说八十年代初，倪匡每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文化界朋友相聚，都有人要求他：“请代向亦舒说，我们想刊登她的小说，条件无妨，只管提出。”一次两次还不觉得怎样，三次四次倪匡不免有点光火，五次六次他已忍无可忍，作“狮子吼”大叫：“怎么一回事，我也是写小说的，怎么不向我约稿，老是要我代约亦舒的稿！”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亦舒笔下也常提到哥哥，打趣说别看他是‘天才”，工作勤奋得不是常人可比。傍晚在书房赶完稿出来，往往面色苍白，脚步踉跄，倒在椅子上，大叫“力保健”。对他的崇敬之情一直不减，并极其衷心感谢父母给她这样好的兄长。
其实亦舒也不退多让，她自己也是很努力工作的人，有时连吃一顿午饭的时间，她也会埋怨“又少写了四千字”。
过去，她运笔如风，日写万言，还可从容去赴朋友的饭局。但后来，每天只写三几千字，而且常常要涂改，她自嘲“简直成了‘白油皇后’”。早几年，她还干脆辞去了公职，专心写作，可见她要求自己之严格，认真了。
亦舒尊重自己的工作，珍惜她和读者的缘分。她很会自处，调子一向不高。
偶然的回眸，她会得说：
“天资比较差的人如我，头十年写作，根本连最基本的技巧都掌握不到，往回看，可作白写论，浪费时间精力。
总要操练到十三四年，好像才有点开窍，觉得有故事要讲，有话要说，而主角性格亦发展得较为完整。幸亏野心不大，尽写些身边事，勉强及格。
至今写作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仍然摸索，约略知道自己已在一所大厦里，往前走，有一道道的门，打开，每一室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大厦里恐怕有百多间房间，我，我大概正在试图开第三间房门……这开门的玩艺儿其味无穷，可惜极之耗时费神，有时想得稍远，能力又有所不逮，十分气馁。不知不觉，甘多三十年过去了，多写十年可掌握窍巧，是最乐观的说法了。”
《十年啦》
为此，她不惜得罪传媒，保持自我，不喜别人打扰，一贯不愿接受访问。在她的心底里，认为名气不是靠吹出来的，而是来自读者的“火眼金睛”，终归是以实力取胜的。
这便给了她很自由的言论天地，她的言词的尖酸刻薄让她的同文在抱怨她“一贯喜欢骂人”的同时又舍不得不跟她做朋友。正如她的小说，写得多了，颇有点雷同，但不管怎样，她总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尽量不让你失望。
近年来，她定居在温哥华，处事越形低调，甚至谦称自己是家庭主妇。连《中国文学家辞典》等问她要小传，她也“抵死不从”，反而将话题扯到其他同文身上，包括她的二哥倪匡和主编“星辰”版的何锦玲。说“香港作家多的是，轮也轮不到我这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
呵，已从绚烂趋向平淡。
但亦舒还是亦舒，有话她还是清心直说，在她的一部又一部源源不断的小说散文中，她完完全全地“出卖”了自己：“要表达什么，大可在私家传栏中大方地说明，何劳别人一支笔。”
于是，我们在她近期的《随意》，《随想》等等结集中，依然看到她对流行小说的看法，对作品传世条件的阐述，对自己性格的剖析，对世事的洞明，对爱情婚姻的迷们，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高见。
你可以不同意她的看法，但拿在手上，你不会不看。一看，也可能会“咦然”一声：这不还是那个叫“玫瑰”，又叫“叽哩抓啦”还叫“依莎贝”的亦舒吗？
可见她的作品中的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简洁明快，一针见血，甚至尖刻，很有个人风格，甚至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标记，让她一直拥有相当稳定的读者群。
图书在线
我愿意读者尊重我、爱护我、喜欢我，统统因我的文字。他们毋须理会我长相如何，什么年纪，住在何方…
亦舒《出名》
泰戈尔曾有诗云：
我知道有一天我的荆棘会戴上花朵。
我知道我的忧伤会伸展它的红玫瑰叶子，把心开向太阳。
那天空在郁闷的日日夜夜里所守望的南风会忽然地使我的心震颤。
我的爱会在瞬息中开花；当这花结了果可以供献的时候，我将不再羞惭。
夜阑时候，在我朋友的摩触之下，它将落在他的足旁，快乐地散掉它最后的花瓣。
《诗选》
每个写作人都会希望“我的荆棘会戴上花朵”。“荆棘”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与受苦受难相连系的，这一点，亦舒也许领会得比别的作家透彻，她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年轻的时候，她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情绪波动得很厉害，芝麻绿豆的事情，看得比天塌下来还大，她母亲就说：看看圣经吧。
随意打开垦经，读一两句，有时颇似当头棒喝，感到从来没有一本书的句子可以使她看了更觉舒服平安。
她每天看圣经，但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的教徒，因为她在其中得到这么多，付出的却很少。
“夜阑的时候，在我朋友的摩触之下，它将落在他的足旁，快乐地散掉它最后的花瓣。”——泰戈尔当然是在吟咏爱一他所信仰的基督教与佛教文化土壤上共x开放的爱的花朵。但对作家们来讲，他们俩愿意诗中的“朋友”是读者，夜阑的时候，洁白的书页在灯光下如莲花般盛放。
一本书只能以黑字白纸的形式出现，相形之下，在现代色彩纷繁的社会里并不是最讨好的，可以说还相当的沉闷。皆因报纸杂志有彩色图片助阵，电台有生动的音响效果曼妙乐声，电视之听觉视觉全接触的震撼感更不在话下，电影制作庞大，志在必得……一本书仅仅只是一本书。
但那是作者自愿选择的路，所有荣辱得失，在所不计，曲高和寡没关系，只要还有石在，总会有火花，有火花，也许有一天会成燎原大火。
承认通俗，正视流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通俗与庸俗，许多时候仅仅是一线之差。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种例子多得是。
何况香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业社会，其光怪陆离匪夷想象，为了成名，为搏出位，各种各样的法宝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非常考验作家的定力和承受力。
偏偏亦既从一开始就走流行路线，近三十年乐此不疲，并不打算改弦更张。而且又坦白得很可爱。
若干年前，一位搞文学的友人曾劝她改变作风，她只是笑笑。认为人家那路人其志虽然可嘉，但力不从心，作品意境甚高，分量却稀松手常，而且，看到他们的日子过得那清苦，无端就心惊胆战。
她直言她怕穷，而享受固定的稿费与版税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她又怕寂寞，喜欢自己的小说流行，拥有一定数目的读者。她能够做到的，是在熟悉的领域里，时时提醒自己：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在亦舒的观念中——
传世，是一个很简单的形容词，传世之作，就是世世代代可以传下去的作品，为什么有些作品历久不衰拥有读者？当然是因为好看，这是最简单的逻辑。谁说那部作品精彩？自然是广大的读者，你说好看，他说好看，我也说好看，故一手一册，继而流传到海外，华侨遍天下，亦争相阅读。该批读者老了，他们的下一代也还爱看，仍不觉作品过时，仍然追着来读，一代又一代均如此，像唐诗三百首，像红楼梦，便是传世之作。……传世之作不是小圈子可以捧出来，某些作品今世都没有人看，下一世找谁看不传世，看大量的读者可愿意把这本作品传下去。
《传世》
每个写作人都有抱负，亦舒也不例外。只是人家的目标比较壮观华丽，她觉得自己比较普通罢了，一直不停地写，只不过为了生活舒适一点。
因此她一直认为应凭实力取胜，一旦出名，更得维持名气。竞争激烈，争先恐后，今日有名不表示明年仍然出名，谁都不愿意重头再来，放更要珍惜现有成果，默默苦干，同时，绝不轻举妄动。
哗众取宠好比饮鸩止渴，办事要用点脑筋，总不能次次赤膊上阵。
偶尔做一两次宣传已经足够，毋需大锣大鼓硬销。
我们都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也许这也最亦舒最怕曝光的心结之一吧。该如何说呢？资深写作人，那金庸。倪匡、项任、胡菊人等又是什么人，岂敢掠美。
从事写作数十载，写得久又不表示写得好，提来作甚；著书百十种，可是写得多更不等于写得好，敲什么锣打什么效？
亦舒还是颇有自知之明的。
当报馆同人问“能否与家人出来一起为我们拍照？”她答“不”。“能不能给张新潮点的照片？”她说：“没有，只有穿老棉袄的。”
她最喜欢说的字，有一个就是“不”。
作为女作家，往往都有自己的世界，封闭而自足，那是属于心灵的，因无内涵而可怕，因丰富而美好。
无论是她的小说，抑或是散文，总有非常感人之处，写过有关母亲、爱人。正义、寻求、等待、死亡、复活等等的篇章。
当然，有的时候她也把作品当作一架仪器，透过这仪器过滤出社会、经济、文化、道德、伦理、习惯、传统的点滴，倒没有很大的文学性，却显示了她求真的性情。
如有一篇写周慧敏的短文，对这位玉女歌星称赞有加：
周慧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天性温婉，可是也有性格一面。
她不喜欢在服饰装扮上过度花费，同一件衣服，时时穿几次，分别在各种场合亮相。一日，相熟的记者打趣她：“慧敏，这条红裙子，穿过十次了。”
她不以为意，答道：“一件衣服不能穿多次吗？我还打算多穿几次呢？”
真是深合吾意。
这样实事求是，也丝毫不影响她受欢迎程度，在台湾，她是阿兵哥梦里情人，在大陆，风靡青少年，最奇是在香港，夺得行内男士异口同声腼腆地表示：最理想的女朋友，是周慧敏。
她的外型秀丽一如日本漫画中的美少女，又似和路迪士尼长篇动画片主角睡公主。
太好看的人都不像真人，可是她性格随和，不拘小节，又使人乐意亲近她。
长得好，又有聪明，懂得在一个虚荣的行业里脚踏实地，好好地干，真不容易。
衣服什么牌子，穿几次，微不足道？许多人的智慧都不足以勘破这一关。
《智慧》
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见的。
亦舒是很紧张自己的作品的，尽管觉得琐碎，但什么事都还是亲力亲为。稿子当然是自己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出来，集成一篇后，整理妥当，影印一份存底，点清数目，寄出去，还要千叮万嘱：编辑先生，收件之后，请复电好使放心。
邮局也是自己去跑：买速递信封，填写地址，再在中午十二时之前亲手寄出。不是不能托人，而是根本不相信任何人，万一有任何失误，还不是累己误编辑？
因每个阶段均亲身参与，感情悠然而生：是，绝对不是最好的，但确是自己写的。颇有“母不嫌儿丑”之坦然。
她自己的书，从不赠阅，要着的人，她认为他们一定会自掏腰包；不要看的人，签好上下款恭敬奉上，他也是不看。
对别人的书，她也不要求赠阅。熟悉如金庸，他的作品，她也是一本本地买，重重复复地买，到了今天，大概已第十次买《鹿鼎记》。看《书剑恩仇录》照例看得泪如泉涌，虽然它并非是金庸最好的一部，可是浪漫缠绵的细节特别多，故此使喜读爱情小说的她潸然泪下。
她对金庸的作品评价甚高，认为它们甚有传世的可能，因为“阁下最初看射雕是几岁？二十八岁，令郎在高中时也读射雕，什么，令孙今年十一岁，也已对射雕感兴趣？”
所以，一本书卖了三十五年还是一直畅销，一纸风行，已经踏上传世第一步。
至于她自己的作品？“统共才得三五十积分”，故此，稿酬偏低，力争过不行，也就算了。
亦舒自认为，文人清廉，也是应该的，那么喜欢写，畅所欲言，又写了那么久，已经够开心。加上量人为出，小心翼翼，这么些年来，不惜不赊，不拖不欠，从不收稿酬以外的利益，甚至没有预支过稿费。
当她听到起码有两位作家，坐着劳斯莱斯去与老总谈版税，立即哗然，很委屈地说：“我，一直是地铁乘客。”
许多人觉得写稿是天下第一营生，因为无本生利嘛，一支笔在手，一叠稿纸铺下，便可天花龙凤，恣意所为。
这是多么残忍啊，亦舒说，竟没有把写作人的时间心血精神算进去。
不知多少次，亲友问：要不要打牌／游泳／旅行／组饭局／聊天？答案都是，不，要赶稿。
据冯湘湘得来的第一手材料，一直在香港长到了三十多岁，亦舒都没有去过海洋公园和太平山顶，因为没有时间。但被组织者“骗”到书展，一句“亦舒来了”，当即签名签到手软。
她还有一个好习惯，从不拖稿，且不会“临时抱佛脚”，一天交一段稿。小说连载，往往能一气呵成，尽量木给人以断裂感，这在香港地是很难做到的。有的写作人一天好几个专栏，A专栏的稿子飞到B专栏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而上一段与下一节联接不上，更是经常招人非议的事。
亦舒不想这样，所以才常常要赶稿。嚷嚷得多了，亲友们都知道，她会有许多存稿的，不劳担心。
多少个清晨，不论寒暑，黎明即起，伏案苦写。而写还不过是写作最基本的条件，怎样辛苦准时交稿才更重要，倘若写得不好，也是杜然。
似千斤重担压在肩上，因此，似乎从来没有最快乐的一日。
试想想，几十年如一日，全职工作，业余写作，为的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亦舒爱做梦。
什么样的梦都有。
梦见前世与下一生，过去与未来，梦见所爱的已逝去的人，又梦见不可挽回的感情……
一门心思地做梦，一有空就做，逮着机会就做，做完又做，直至一切的梦都变成小说。
读《红楼梦》的次数多了，就了解到，梦其实是人生的缩影。
每个主角都做梦吗？全无例外。在梦中，他们得偿所愿，即使不是高高兴兴，亦苍茫得心甘情愿。
梦的好处是精简扼要，很少有人会在梦中烧饭睡觉洗衣服于家务带孩子。梦的情节永远大悲大喜，惊愕突兀，没有平凡的梦。
小说主角的梦更加可以肆无忌惮地多姿多彩，有时他自己以为已经醒来，但是没有，梦中有梦，一个梦破了，他仍然套在梦中，待真正醒来，反而更加迷糊。
由梦而引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几乎弥漫了一部文学史。
无论是“梦游天姥吟离别”的大诗仙李白，还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南唐后主李煜，甚或那位时已六十有人却还写下“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陆放翁，以及写下世界名剧《仲夏夜之梦》的大文豪莎士比亚，都借梦抒怀，由梦造境，寄愿梦中。无不表达了对理想的梦寐以求的追寻，对臆想中好梦成真的热切向往，和梦幻破灭后的万般无奈与悲叹。
《红楼梦》、《三国演义》、《桃花扇》《聊斋志异》等，更是处处见梦，亦真亦幻，在现实中徘徊，在梦境里行走，忽发恍然，忘归来路，不知汉魏。
人生当然有美梦，也会有噩梦。但对于一个一生只想做好一件事的人来说，梦中也会有踏实的感觉吧？
亦舒算得上是追求“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的作家，在短篇小说《罗衣》中，就以寓言形式披露自己一生的志向。
那也是梦中世界，排满了色彩缤纷的罗衣，姓倪的少女，却偏偏挑中一件棕色的不起眼的袍子。因为她喜欢写小说，愿意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并为此承担风险。
这很浪漫。
在这里，浪漫是一种心态，绝不等于玫瑰花与烛光晚餐或是跳舞到天明。而是不辞艰苦追求理想：一定要走这条路，换而不舍，牺牲一切在所不惜。
是的，只能做一件事，弃了笔的作家是值得怜悯的，因为他这样做就已经承认他一生没有力量完成一件事。一个放弃了初衷的人，在茫茫人世间，在每日每时的变化和运动中，他的内心一定是焦虑和凌乱的。
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当初来的时候就不曾抱有初衷，而只想凑热闹。当热闹冷完了，他们也该到别的地方凑新的热闹去了。天下永远不会只在一个地方热闹。
而写作，从来就是一件寂寞的事业。
周涛的这段话，想必亦舒看到，心里也会戚戚然吧。我也受过扰乱，产生过疑问，这时候我就来到一个视野空旷的地方，独自默看着那座博格达神。它仿佛能够医治我的灵魂，因为我信任名。渐渐地我平静下来，在一种严峻高目光所俯视下，你无形中会反省自己，物欲的骚动会平息下去。我想，神呀，你一生中究竟做了多少事呢？你仿佛什么也没做，连一点也没挪动过，你一生所做的事不过就是站立着，永远也不垮下去。你远远地离开人们，远远地看着人们争来斗去，生老病死；一代人的经验智慧随着他们的肉体埋进土里，下一代人又重新开始那个老一套，他们忙忙碌碌，终生忧愤，似乎有永远做不完的事，临老，到彻底休息的时候一想，原来什么也没做。
时间到了，铺——笛声响了。
所以人们老是想着：“要是能够重活一回多好！
但是，那也只能是梦中的祈祷罢了，“无处活凄凉”才是赤裸裸的现实啊。
我们至此大约可以理解，亦舒为什么要不断地写写写了，有梦的人生才是七彩的人生。
再一个原因是，亦舒爱名。
谁不爱名呢？从我们老祖宗起，就已知道名声对人是如此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在今天把什么“光宗耀祖”，“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正言顺”，“扬名立万”等等诸如此类的成语、谚语倒背如流。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庙堂意识”，无非也是在求取功名，科举制度在此起着推波逐澜的作用。〈编林外史》里范进中举那一章，正正是最好的写照。
我们并不为范进悲哀，更不会瞧不起他，世道、人心如此，根本不是个人的错。
范进还只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呢，像陶渊明，苏东坡等声名赫赫的人，一朝失意，不也一样郁闷不堪，揪然不乐。
今人都在赞陶翁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心态与“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风雅行为，殊不知他在诵诗作画，抚琴对奕的时候，心心念念的还是“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时显“金刚怒目”相见
“达亦不足资，穷亦不足悲”，世上有几人能够做到？
“富在深山有人知”，算了吧，现代人谁还那么幼稚？
“功名”两字，上头不知沾满了多少泪血。
亦舒那支笔，确实尖利得很，绕着绕着连金庸都给绕到里头去了。
金庸那样有文名，当然是因为他写得好，对他的写作才华，亦舒愿意五体投地那样膜拜。
他一开头就跑在前面，叫读者毫无二心，专注地尽心尽意欣赏他的文字，占尽优势。
但亦舒也有怀疑，人们愿意坦诚地崇拜他，同他商业场中的名流身份，是否也有很大关系？
若说港人待敬他完全没有势刮成分，那也是讲不过去的。商业社会，更兴这一套。
难怪亦好会打哈哈，希望比现在更出名。名来了，利还会远吗？名利双收，谁会抗拒！
在她之前，张爱玲的那一句“出名要趁早呵”，至今余音不绝，似乎迟一点，彼“名”已不是此“名”。
看看都凄凉到什么份上去了。
亦舒当然看过不少出名的“诀窍”，不择手段姿势难看得很，即使后来拚命去慈善会上亮相，希望发了财才立品，一样于事无补。形象既定，以后也很难洗得干净。桐油爆装的总还是桐油。故此，亦舒求名使求得相当的直言不讳，她说：我们当然都愿意比现在支出名，…可是，更加出名，也得者看是出怎么样的名。我是一个写作为生的人，倘若有朝一日出名，希望是因为我的文字吸引读者，一传十，十传百，有口皆碑，于是哗啦，一举成名。而不希望因为拍了一则广告，语不惊人死不休，故为公众认识，也不希望是因为有一日穿着奇装异服，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照片被刊在报上的缘故。这样挑剔，活该一世出不了名？也不希望借助任何知名人士、突发事件、组织机构而出名。我愿意我出名，是因为我写得好，不因为我生活正常，或是中了六合彩，或是特别懂得化妆，或是在别处有份化差，或是手持七国护照。我愿意读者尊重我、爱护我、喜欢我，统统因我的文字。他们毋须理会我长相如何，什么年纪，住在何方。出名有许多种，我只要出这一种。否则情愿永不出名。
《出名》
不过，亦舒说这些话是有“历史”打底的，短篇小说呢，有《聊斋志异》油证，长篇小说呢，有《红楼梦》排注。
《聊斋志异》借花妖狐魅的形象，借梦境、冥间、仙界等特殊环境，托寓讽今，借题发挥，兼又文笔清新活泼，引人入胜，跌宕多姿，富有感染力，在写作过程中，便不断地被人借阅，传抄。
可以说，作品还未面世，作者尚未成名，已经得到读者赏识了。待到完稿五十多年后，《聊斋志异》才有刻本面世，自此风行天下，万口传诵。
君不见，由《聊斋志异》中改编出来的“聊斋”系列电影电视剧，不是演了一年又一年，至今我们还在看？
那狐魅是多么美丽，多么跳挑动人，挑灯夜读的书生时时盼望着她们翩然而至，不惜等待成为永恒。
那花妖是多么善良，多么知情识趣，月下踌赔，不知牵动了几许怜爱的心，愿意成为一架可以挡风遮雨的绿萝棚。
（红楼梦》更是传奇，当年既无影印机，只得手抄传阅，煌煌然十几二十个版本，虽然错漏百出，读者依然为之着迷。
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巴不得就为林妹妹把那满园子的已被拔掉的荷叶再统统栽回去；再一句“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恨不得也把身外之物统统抛弃，跟着宝哥哥一步步走向那无尽的天边。
亦舒实在是不胜心向往之。
那种被阅读的境界，呵，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想想都令人心醉。
她甚至认为，只有会说国语，又看过《红楼梦》的人，才算是中国人。这一份痴迷倒是和张爱玲、三毛、林燕妮等等才女具有同样的“共识”。
亦舒曾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穿着破牛仔裤，烂T恤，头发剪得如男童，化妆品是一罐凡士林，闲时拖凉鞋，夹香烟去骑单车，奔公园，看法国小电影，县地下打波子。”
跟（红楼梦》似乎一点关联都没有。
正如许多人感到意外的，专写缠绵的爱情小说的她，也崇拜鲁迅？但这是真的、亦舒自述道：
大学生问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中国青年，应该争取什么？”鲁迅答大学生：“先争取言论自由，然后我告诉你，我们应该争取什么。”第一次看到鲁迅答大学生，是十二三岁吧，马上爱上了他……随时随地翻开鲁迅全集，一切疑难杂症都得到了解答，真不在乎旁人在想什么写什么。夜半看鲁迅，会得手舞足蹈。
这些文学的营养，潜移默化到她的作品中去了，不管是在小说或是散文里，我们经常能感觉得到。
好了，有了这些经典名著打底，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保证了亦舒的笔不会“去到尽”，从而沦为不堪入目的精神垃圾。
琐碎是免不了的，重复是可以想见的，奇形怪状也曾出现过，轻浅更不可避免，但是，总体来说，亦舒的作品基本都在水平线上。所以有评论者并不把它排除于严肃文学之外，归类于通俗文学之中，宁愿视之为边缘文学，或称之为中间文学。
这恐怕与她的智慧有关，不人云亦云，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和独到的见解。
虽然不同意人们把她和琼瑶连在一起——客气点的是“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有的干脆就称“亦舒是香港的琼瑶”——但她还是很尊重琼瑶，称琼瑶的言情小说创作已可得到九十分，不管人们如何毁誉参半，她的作品确实有爱有恨，并且十分流行。
当有编辑劝旗下写作人，题材别老是绕着孩子圈子、客厅厨房转，眼光放远点，不然读者会厌倦。而对方答之：读者就是喜欢这些，你看亦舒写了几十年还不是写身边事，照样一直有得写。
她很是义正词严地反驳：两者之间是有分别的。她比较“滑头”，从来不愿直接打开大门邀请读者进屋来坐，介绍他们三房两厅如何间隔，平常同什么名人来往，又今晚往何处跳舞，时装在什么店里买……
她希望与读者分享的，是对某件事的意见，而不是某件事情本身。
玫瑰花真漂亮，可憾不是每个女子都可以长得像玫瑰，不然全无烦恼。固此从来不打算告诉读者，窗外种了几株玫瑰，每株又长了几条虫子之类。
这就是亦舒和某些专栏作者的不同，恐怕也是她的洒脱之处，很有专业道德，并不随便糊弄读者，或者以熟卖熟，恃“老”（写作资历）欺人。
小说呢则。说又是一个世界，里头的悲欢离合，一样是现实的反映，其中的苦中作乐，笑中有泪，更让人感同身受。
曾经，在香港的地铁、轮渡上看到，十年前少女们在看亦舒的书，十年后，另一茬麦少年同样在津津有味地捧读她的书。
也清楚知道，广州环市东路上翩然而过的白领丽人们，互相荐引亦舒的书作为“办公室秘文”，模仿其中的行为方式，以应付工作上、情感上、生活上的困惑。
这不能不说是亦舒的幸运。
一个人，既选择对了路，又勤奋工作，并不等于他就能成功，这才仅仅是迈开了第一步，今后如何，还得靠天时地利人和。亦舒非常清楚这一点，在庆幸自己“好彩”的同时，惟有兢兢业业，努力增产，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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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出名》
泰戈尔曾有诗云：
我知道有一天我的荆棘会戴上花朵。
我知道我的忧伤会伸展它的红玫瑰叶子，把心开向太阳。
那天空在郁闷的日日夜夜里所守望的南风会忽然地使我的心震颤。
我的爱会在瞬息中开花；当这花结了果可以供献的时候，我将不再羞惭。
夜阑时候，在我朋友的摩触之下，它将落在他的足旁，快乐地散掉它最后的花瓣。
《诗选》
每个写作人都会希望“我的荆棘会戴上花朵”。“荆棘”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与受苦受难相连系的，这一点，亦舒也许领会得比别的作家透彻，她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年轻的时候，她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情绪波动得很厉害，芝麻绿豆的事情，看得比天塌下来还大，她母亲就说：看看圣经吧。
随意打开垦经，读一两句，有时颇似当头棒喝，感到从来没有一本书的句子可以使她看了更觉舒服平安。
她每天看圣经，但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的教徒，因为她在其中得到这么多，付出的却很少。
“夜阑的时候，在我朋友的摩触之下，它将落在他的足旁，快乐地散掉它最后的花瓣。”——泰戈尔当然是在吟咏爱一他所信仰的基督教与佛教文化土壤上共x开放的爱的花朵。但对作家们来讲，他们俩愿意诗中的“朋友”是读者，夜阑的时候，洁白的书页在灯光下如莲花般盛放。
一本书只能以黑字白纸的形式出现，相形之下，在现代色彩纷繁的社会里并不是最讨好的，可以说还相当的沉闷。皆因报纸杂志有彩色图片助阵，电台有生动的音响效果曼妙乐声，电视之听觉视觉全接触的震撼感更不在话下，电影制作庞大，志在必得……一本书仅仅只是一本书。
但那是作者自愿选择的路，所有荣辱得失，在所不计，曲高和寡没关系，只要还有石在，总会有火花，有火花，也许有一天会成燎原大火。
承认通俗，正视流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通俗与庸俗，许多时候仅仅是一线之差。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种例子多得是。
何况香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业社会，其光怪陆离匪夷想象，为了成名，为搏出位，各种各样的法宝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非常考验作家的定力和承受力。
偏偏亦既从一开始就走流行路线，近三十年乐此不疲，并不打算改弦更张。而且又坦白得很可爱。
若干年前，一位搞文学的友人曾劝她改变作风，她只是笑笑。认为人家那路人其志虽然可嘉，但力不从心，作品意境甚高，分量却稀松手常，而且，看到他们的日子过得那清苦，无端就心惊胆战。
她直言她怕穷，而享受固定的稿费与版税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她又怕寂寞，喜欢自己的小说流行，拥有一定数目的读者。她能够做到的，是在熟悉的领域里，时时提醒自己：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在亦舒的观念中——
传世，是一个很简单的形容词，传世之作，就是世世代代可以传下去的作品，为什么有些作品历久不衰拥有读者？当然是因为好看，这是最简单的逻辑。谁说那部作品精彩？自然是广大的读者，你说好看，他说好看，我也说好看，故一手一册，继而流传到海外，华侨遍天下，亦争相阅读。该批读者老了，他们的下一代也还爱看，仍不觉作品过时，仍然追着来读，一代又一代均如此，像唐诗三百首，像红楼梦，便是传世之作。……传世之作不是小圈子可以捧出来，某些作品今世都没有人看，下一世找谁看不传世，看大量的读者可愿意把这本作品传下去。
《传世》
每个写作人都有抱负，亦舒也不例外。只是人家的目标比较壮观华丽，她觉得自己比较普通罢了，一直不停地写，只不过为了生活舒适一点。
因此她一直认为应凭实力取胜，一旦出名，更得维持名气。竞争激烈，争先恐后，今日有名不表示明年仍然出名，谁都不愿意重头再来，放更要珍惜现有成果，默默苦干，同时，绝不轻举妄动。
哗众取宠好比饮鸩止渴，办事要用点脑筋，总不能次次赤膊上阵。
偶尔做一两次宣传已经足够，毋需大锣大鼓硬销。
我们都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也许这也最亦舒最怕曝光的心结之一吧。该如何说呢？资深写作人，那金庸。倪匡、项任、胡菊人等又是什么人，岂敢掠美。
从事写作数十载，写得久又不表示写得好，提来作甚；著书百十种，可是写得多更不等于写得好，敲什么锣打什么效？
亦舒还是颇有自知之明的。
当报馆同人问“能否与家人出来一起为我们拍照？”她答“不”。“能不能给张新潮点的照片？”她说：“没有，只有穿老棉袄的。”
她最喜欢说的字，有一个就是“不”。
作为女作家，往往都有自己的世界，封闭而自足，那是属于心灵的，因无内涵而可怕，因丰富而美好。
无论是她的小说，抑或是散文，总有非常感人之处，写过有关母亲、爱人。正义、寻求、等待、死亡、复活等等的篇章。
当然，有的时候她也把作品当作一架仪器，透过这仪器过滤出社会、经济、文化、道德、伦理、习惯、传统的点滴，倒没有很大的文学性，却显示了她求真的性情。
如有一篇写周慧敏的短文，对这位玉女歌星称赞有加：
周慧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天性温婉，可是也有性格一面。
她不喜欢在服饰装扮上过度花费，同一件衣服，时时穿几次，分别在各种场合亮相。一日，相熟的记者打趣她：“慧敏，这条红裙子，穿过十次了。”
她不以为意，答道：“一件衣服不能穿多次吗？我还打算多穿几次呢？”
真是深合吾意。
这样实事求是，也丝毫不影响她受欢迎程度，在台湾，她是阿兵哥梦里情人，在大陆，风靡青少年，最奇是在香港，夺得行内男士异口同声腼腆地表示：最理想的女朋友，是周慧敏。
她的外型秀丽一如日本漫画中的美少女，又似和路迪士尼长篇动画片主角睡公主。
太好看的人都不像真人，可是她性格随和，不拘小节，又使人乐意亲近她。
长得好，又有聪明，懂得在一个虚荣的行业里脚踏实地，好好地干，真不容易。
衣服什么牌子，穿几次，微不足道？许多人的智慧都不足以勘破这一关。
《智慧》
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见的。
亦舒是很紧张自己的作品的，尽管觉得琐碎，但什么事都还是亲力亲为。稿子当然是自己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出来，集成一篇后，整理妥当，影印一份存底，点清数目，寄出去，还要千叮万嘱：编辑先生，收件之后，请复电好使放心。
邮局也是自己去跑：买速递信封，填写地址，再在中午十二时之前亲手寄出。不是不能托人，而是根本不相信任何人，万一有任何失误，还不是累己误编辑？
因每个阶段均亲身参与，感情悠然而生：是，绝对不是最好的，但确是自己写的。颇有“母不嫌儿丑”之坦然。
她自己的书，从不赠阅，要着的人，她认为他们一定会自掏腰包；不要看的人，签好上下款恭敬奉上，他也是不看。
对别人的书，她也不要求赠阅。熟悉如金庸，他的作品，她也是一本本地买，重重复复地买，到了今天，大概已第十次买《鹿鼎记》。看《书剑恩仇录》照例看得泪如泉涌，虽然它并非是金庸最好的一部，可是浪漫缠绵的细节特别多，故此使喜读爱情小说的她潸然泪下。
她对金庸的作品评价甚高，认为它们甚有传世的可能，因为“阁下最初看射雕是几岁？二十八岁，令郎在高中时也读射雕，什么，令孙今年十一岁，也已对射雕感兴趣？”
所以，一本书卖了三十五年还是一直畅销，一纸风行，已经踏上传世第一步。
至于她自己的作品？“统共才得三五十积分”，故此，稿酬偏低，力争过不行，也就算了。
亦舒自认为，文人清廉，也是应该的，那么喜欢写，畅所欲言，又写了那么久，已经够开心。加上量人为出，小心翼翼，这么些年来，不惜不赊，不拖不欠，从不收稿酬以外的利益，甚至没有预支过稿费。
当她听到起码有两位作家，坐着劳斯莱斯去与老总谈版税，立即哗然，很委屈地说：“我，一直是地铁乘客。”
许多人觉得写稿是天下第一营生，因为无本生利嘛，一支笔在手，一叠稿纸铺下，便可天花龙凤，恣意所为。
这是多么残忍啊，亦舒说，竟没有把写作人的时间心血精神算进去。
不知多少次，亲友问：要不要打牌／游泳／旅行／组饭局／聊天？答案都是，不，要赶稿。
据冯湘湘得来的第一手材料，一直在香港长到了三十多岁，亦舒都没有去过海洋公园和太平山顶，因为没有时间。但被组织者“骗”到书展，一句“亦舒来了”，当即签名签到手软。
她还有一个好习惯，从不拖稿，且不会“临时抱佛脚”，一天交一段稿。小说连载，往往能一气呵成，尽量木给人以断裂感，这在香港地是很难做到的。有的写作人一天好几个专栏，A专栏的稿子飞到B专栏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而上一段与下一节联接不上，更是经常招人非议的事。
亦舒不想这样，所以才常常要赶稿。嚷嚷得多了，亲友们都知道，她会有许多存稿的，不劳担心。
多少个清晨，不论寒暑，黎明即起，伏案苦写。而写还不过是写作最基本的条件，怎样辛苦准时交稿才更重要，倘若写得不好，也是杜然。
似千斤重担压在肩上，因此，似乎从来没有最快乐的一日。
试想想，几十年如一日，全职工作，业余写作，为的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亦舒爱做梦。
什么样的梦都有。
梦见前世与下一生，过去与未来，梦见所爱的已逝去的人，又梦见不可挽回的感情……
一门心思地做梦，一有空就做，逮着机会就做，做完又做，直至一切的梦都变成小说。
读《红楼梦》的次数多了，就了解到，梦其实是人生的缩影。
每个主角都做梦吗？全无例外。在梦中，他们得偿所愿，即使不是高高兴兴，亦苍茫得心甘情愿。
梦的好处是精简扼要，很少有人会在梦中烧饭睡觉洗衣服于家务带孩子。梦的情节永远大悲大喜，惊愕突兀，没有平凡的梦。
小说主角的梦更加可以肆无忌惮地多姿多彩，有时他自己以为已经醒来，但是没有，梦中有梦，一个梦破了，他仍然套在梦中，待真正醒来，反而更加迷糊。
由梦而引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几乎弥漫了一部文学史。
无论是“梦游天姥吟离别”的大诗仙李白，还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南唐后主李煜，甚或那位时已六十有人却还写下“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陆放翁，以及写下世界名剧《仲夏夜之梦》的大文豪莎士比亚，都借梦抒怀，由梦造境，寄愿梦中。无不表达了对理想的梦寐以求的追寻，对臆想中好梦成真的热切向往，和梦幻破灭后的万般无奈与悲叹。
《红楼梦》、《三国演义》、《桃花扇》《聊斋志异》等，更是处处见梦，亦真亦幻，在现实中徘徊，在梦境里行走，忽发恍然，忘归来路，不知汉魏。
人生当然有美梦，也会有噩梦。但对于一个一生只想做好一件事的人来说，梦中也会有踏实的感觉吧？
亦舒算得上是追求“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的作家，在短篇小说《罗衣》中，就以寓言形式披露自己一生的志向。
那也是梦中世界，排满了色彩缤纷的罗衣，姓倪的少女，却偏偏挑中一件棕色的不起眼的袍子。因为她喜欢写小说，愿意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并为此承担风险。
这很浪漫。
在这里，浪漫是一种心态，绝不等于玫瑰花与烛光晚餐或是跳舞到天明。而是不辞艰苦追求理想：一定要走这条路，换而不舍，牺牲一切在所不惜。
是的，只能做一件事，弃了笔的作家是值得怜悯的，因为他这样做就已经承认他一生没有力量完成一件事。一个放弃了初衷的人，在茫茫人世间，在每日每时的变化和运动中，他的内心一定是焦虑和凌乱的。
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当初来的时候就不曾抱有初衷，而只想凑热闹。当热闹冷完了，他们也该到别的地方凑新的热闹去了。天下永远不会只在一个地方热闹。
而写作，从来就是一件寂寞的事业。
周涛的这段话，想必亦舒看到，心里也会戚戚然吧。我也受过扰乱，产生过疑问，这时候我就来到一个视野空旷的地方，独自默看着那座博格达神。它仿佛能够医治我的灵魂，因为我信任名。渐渐地我平静下来，在一种严峻高目光所俯视下，你无形中会反省自己，物欲的骚动会平息下去。我想，神呀，你一生中究竟做了多少事呢？你仿佛什么也没做，连一点也没挪动过，你一生所做的事不过就是站立着，永远也不垮下去。你远远地离开人们，远远地看着人们争来斗去，生老病死；一代人的经验智慧随着他们的肉体埋进土里，下一代人又重新开始那个老一套，他们忙忙碌碌，终生忧愤，似乎有永远做不完的事，临老，到彻底休息的时候一想，原来什么也没做。
时间到了，铺——笛声响了。
所以人们老是想着：“要是能够重活一回多好！
但是，那也只能是梦中的祈祷罢了，“无处活凄凉”才是赤裸裸的现实啊。
我们至此大约可以理解，亦舒为什么要不断地写写写了，有梦的人生才是七彩的人生。
再一个原因是，亦舒爱名。
谁不爱名呢？从我们老祖宗起，就已知道名声对人是如此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在今天把什么“光宗耀祖”，“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正言顺”，“扬名立万”等等诸如此类的成语、谚语倒背如流。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庙堂意识”，无非也是在求取功名，科举制度在此起着推波逐澜的作用。〈编林外史》里范进中举那一章，正正是最好的写照。
我们并不为范进悲哀，更不会瞧不起他，世道、人心如此，根本不是个人的错。
范进还只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呢，像陶渊明，苏东坡等声名赫赫的人，一朝失意，不也一样郁闷不堪，揪然不乐。
今人都在赞陶翁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心态与“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风雅行为，殊不知他在诵诗作画，抚琴对奕的时候，心心念念的还是“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时显“金刚怒目”相见
“达亦不足资，穷亦不足悲”，世上有几人能够做到？
“富在深山有人知”，算了吧，现代人谁还那么幼稚？
“功名”两字，上头不知沾满了多少泪血。
亦舒那支笔，确实尖利得很，绕着绕着连金庸都给绕到里头去了。
金庸那样有文名，当然是因为他写得好，对他的写作才华，亦舒愿意五体投地那样膜拜。
他一开头就跑在前面，叫读者毫无二心，专注地尽心尽意欣赏他的文字，占尽优势。
但亦舒也有怀疑，人们愿意坦诚地崇拜他，同他商业场中的名流身份，是否也有很大关系？
若说港人待敬他完全没有势刮成分，那也是讲不过去的。商业社会，更兴这一套。
难怪亦好会打哈哈，希望比现在更出名。名来了，利还会远吗？名利双收，谁会抗拒！
在她之前，张爱玲的那一句“出名要趁早呵”，至今余音不绝，似乎迟一点，彼“名”已不是此“名”。
看看都凄凉到什么份上去了。
亦舒当然看过不少出名的“诀窍”，不择手段姿势难看得很，即使后来拚命去慈善会上亮相，希望发了财才立品，一样于事无补。形象既定，以后也很难洗得干净。桐油爆装的总还是桐油。故此，亦舒求名使求得相当的直言不讳，她说：我们当然都愿意比现在支出名，…可是，更加出名，也得者看是出怎么样的名。我是一个写作为生的人，倘若有朝一日出名，希望是因为我的文字吸引读者，一传十，十传百，有口皆碑，于是哗啦，一举成名。而不希望因为拍了一则广告，语不惊人死不休，故为公众认识，也不希望是因为有一日穿着奇装异服，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照片被刊在报上的缘故。这样挑剔，活该一世出不了名？也不希望借助任何知名人士、突发事件、组织机构而出名。我愿意我出名，是因为我写得好，不因为我生活正常，或是中了六合彩，或是特别懂得化妆，或是在别处有份化差，或是手持七国护照。我愿意读者尊重我、爱护我、喜欢我，统统因我的文字。他们毋须理会我长相如何，什么年纪，住在何方。出名有许多种，我只要出这一种。否则情愿永不出名。
《出名》
不过，亦舒说这些话是有“历史”打底的，短篇小说呢，有《聊斋志异》油证，长篇小说呢，有《红楼梦》排注。
《聊斋志异》借花妖狐魅的形象，借梦境、冥间、仙界等特殊环境，托寓讽今，借题发挥，兼又文笔清新活泼，引人入胜，跌宕多姿，富有感染力，在写作过程中，便不断地被人借阅，传抄。
可以说，作品还未面世，作者尚未成名，已经得到读者赏识了。待到完稿五十多年后，《聊斋志异》才有刻本面世，自此风行天下，万口传诵。
君不见，由《聊斋志异》中改编出来的“聊斋”系列电影电视剧，不是演了一年又一年，至今我们还在看？
那狐魅是多么美丽，多么跳挑动人，挑灯夜读的书生时时盼望着她们翩然而至，不惜等待成为永恒。
那花妖是多么善良，多么知情识趣，月下踌赔，不知牵动了几许怜爱的心，愿意成为一架可以挡风遮雨的绿萝棚。
（红楼梦》更是传奇，当年既无影印机，只得手抄传阅，煌煌然十几二十个版本，虽然错漏百出，读者依然为之着迷。
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巴不得就为林妹妹把那满园子的已被拔掉的荷叶再统统栽回去；再一句“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恨不得也把身外之物统统抛弃，跟着宝哥哥一步步走向那无尽的天边。
亦舒实在是不胜心向往之。
那种被阅读的境界，呵，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想想都令人心醉。
她甚至认为，只有会说国语，又看过《红楼梦》的人，才算是中国人。这一份痴迷倒是和张爱玲、三毛、林燕妮等等才女具有同样的“共识”。
亦舒曾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穿着破牛仔裤，烂T恤，头发剪得如男童，化妆品是一罐凡士林，闲时拖凉鞋，夹香烟去骑单车，奔公园，看法国小电影，县地下打波子。”
跟（红楼梦》似乎一点关联都没有。
正如许多人感到意外的，专写缠绵的爱情小说的她，也崇拜鲁迅？但这是真的、亦舒自述道：
大学生问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中国青年，应该争取什么？”鲁迅答大学生：“先争取言论自由，然后我告诉你，我们应该争取什么。”第一次看到鲁迅答大学生，是十二三岁吧，马上爱上了他……随时随地翻开鲁迅全集，一切疑难杂症都得到了解答，真不在乎旁人在想什么写什么。夜半看鲁迅，会得手舞足蹈。
这些文学的营养，潜移默化到她的作品中去了，不管是在小说或是散文里，我们经常能感觉得到。
好了，有了这些经典名著打底，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保证了亦舒的笔不会“去到尽”，从而沦为不堪入目的精神垃圾。
琐碎是免不了的，重复是可以想见的，奇形怪状也曾出现过，轻浅更不可避免，但是，总体来说，亦舒的作品基本都在水平线上。所以有评论者并不把它排除于严肃文学之外，归类于通俗文学之中，宁愿视之为边缘文学，或称之为中间文学。
这恐怕与她的智慧有关，不人云亦云，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和独到的见解。
虽然不同意人们把她和琼瑶连在一起——客气点的是“台湾有琼瑶，香港有亦舒”，有的干脆就称“亦舒是香港的琼瑶”——但她还是很尊重琼瑶，称琼瑶的言情小说创作已可得到九十分，不管人们如何毁誉参半，她的作品确实有爱有恨，并且十分流行。
当有编辑劝旗下写作人，题材别老是绕着孩子圈子、客厅厨房转，眼光放远点，不然读者会厌倦。而对方答之：读者就是喜欢这些，你看亦舒写了几十年还不是写身边事，照样一直有得写。
她很是义正词严地反驳：两者之间是有分别的。她比较“滑头”，从来不愿直接打开大门邀请读者进屋来坐，介绍他们三房两厅如何间隔，平常同什么名人来往，又今晚往何处跳舞，时装在什么店里买……
她希望与读者分享的，是对某件事的意见，而不是某件事情本身。
玫瑰花真漂亮，可憾不是每个女子都可以长得像玫瑰，不然全无烦恼。固此从来不打算告诉读者，窗外种了几株玫瑰，每株又长了几条虫子之类。
这就是亦舒和某些专栏作者的不同，恐怕也是她的洒脱之处，很有专业道德，并不随便糊弄读者，或者以熟卖熟，恃“老”（写作资历）欺人。
小说呢则。说又是一个世界，里头的悲欢离合，一样是现实的反映，其中的苦中作乐，笑中有泪，更让人感同身受。
曾经，在香港的地铁、轮渡上看到，十年前少女们在看亦舒的书，十年后，另一茬麦少年同样在津津有味地捧读她的书。
也清楚知道，广州环市东路上翩然而过的白领丽人们，互相荐引亦舒的书作为“办公室秘文”，模仿其中的行为方式，以应付工作上、情感上、生活上的困惑。
这不能不说是亦舒的幸运。
一个人，既选择对了路，又勤奋工作，并不等于他就能成功，这才仅仅是迈开了第一步，今后如何，还得靠天时地利人和。亦舒非常清楚这一点，在庆幸自己“好彩”的同时，惟有兢兢业业，努力增产，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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