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受的是古典詩詞的熏陶,他的理想是作一名詞人或學者。
天邊縹緲奇峰,曾是我舊時傢處。拂袖去來,軟塵初踏,蒙城西住。短鋤栽花,長詩佐酒,幾回凝伫。慣裂笛吹雲,高歌散霧,振衣上、千岩樹。
莫學新聲後主,恐詞仙、笑儂何苦。摘鬥移星,驚沙落月,闢開雲路。蓬島舊遊,員嶠新境,從頭飛渡。且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喚神竜舞。
1944年,一位名叫陳文統的廣西少年禁不住內心翻涌的激情,寫下了上面這首《水竜吟》。他那時神往的,是作一名灑脫豪邁的詞人,將天地間的美麗與神秘,凝註於筆端,開創另一片世界。他大概做夢也沒想到,八年以後,他對於古詩詞的沉迷,“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化出的是武俠小說的刀光劍影,俠骨柔腸;他也不會想到,他的原名被人遺忘,他成了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
意想不到之中其實含有必然性,梁羽生走上“武俠”之路也許並非偶然。他家乡蒙山的青山緑水賦予他清靈的想象,還有濃郁的詩詞氣氛,賦予了他詩人的氣質與紙上風雲的豪氣。在一個戰爭的年代,在一個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在激蕩的情懷之中,一個年輕的書生,一個懷抱着古典人文理念的少年書生,夢想着以文字改天換月,也許並不奇怪。
梁羽生曾說:“清末四大詞人,我們廣西竟占其二哩!”他說的是王半塘(1848—1904)和況蕙風(1859—1925),都是廣西臨桂人。王半塘的詞寫得“氣勢宏闊,籠罩一切”,而況惠風的詞則“寄興淵微,沉思獨往”。
王與況是梁羽生未曾謀面的前輩詞人。在梁羽生成長的過程中,還有更多直接影響了他的詞人,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名叫劉瑞球,字劍笙,是前清的舉人。劉年輕時留學日本,學習軍事,回國後當過軍官。辛亥革命後,心灰意懶,歸隱家乡,過着傳統的名士生活,下棋填詞,吟風弄月,據說與況惠風曾有過交往。劉瑞球留有一册《眉隱集》,算得上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詞人。
在這樣的環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紀,就有了相當的古典詩詞根底。九歲那年,傢中來了一位姓范的客人,出了一句上聯考梁羽生:“老婆吹火筒”,沒想到梁羽生脫口而出:“童子放風箏”。可見,梁羽生平時背誦了許多詩句,爛熟於心,才能巧思綿綿。
梁羽生的少年時代正好是抗日戰爭期間,但由於廣西處於南國邊際,戰火並沒波及。梁羽生過得仍是富裕書香之傢的公子哥兒生活,整日沉迷於尋章摘句,小小年紀,已儼然一副名士派頭。據說他的詩詞傳遍了當時幾個縣,兼有“寶扇求詩,香中索字”之類的故事。
梁羽生不僅沒有飽受戰亂之苦,相反,對於他個人而言,因禍得福。因為當時一批文化人逃難至他的家乡,使他得以在學業上受到更高的熏陶。
那批文化人中,有著名的學者簡又文教授,還有後來成為一代學術巨匠的饒宗頤。梁羽生按中國傳統的拜師儀式,拜簡又文為師。簡又文教他文史,簡夫人則教他英文。在偏遠的荒山野嶺,梁羽生通過簡又文等人,呼吸着中國文化和現代文明的芬芳。
簡又文那時住在農傢的牛房,畫傢葉因泉畫了幅《牛矢山房課子圖》。饒宗頤提了詩:“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黃金臺。原地高天存正氣,百診千劫思人材。”
就在這簡陋的牛房中,年青的梁羽生與一班學者高談闊論,上下千年,縱橫萬裏。他的學養,他的傢國之恨,也許正是在這裏逐漸形成。他當時的一首《水竜吟》詞頗能折射他的心請:
洞庭湖畔斜陽,而今空照銷魂土。潸然北望,三湘風月,亂雲寒樹。屈子猶狂,賈誼何在?搵新亭淚。悵殘山剩水,亂蟬高抑,凄咽斷,蕭湘浦。
又是甲申五度,聽聲聲、病猿啼苦,滿地鬍塵,誰為可法?橫江擊鼓。覓遍桃源,惟有蒙城,烽煙猶阻。問甚日東風,解凍吹寒,催他鼕暮。
年輕的心靈,已洋溢着傢國興亡的感慨。
梁羽生從小受到的都是傳統的教育,再加上他個人生活經歷的平穩,使他日後的創作有平實的一面,卻缺乏鮮活的靈氣。一些觀念、教條,成了一種束縛,使他不能放開心胸去寫作。
1945年日本投降。梁羽生决定離開家乡,去廣州嶺南大學學習,便與簡又文夫婦同行。途中染上痢疾,幸得簡夫人藏有兩顆美國“近仙”藥丸,纔救回一命。
十九歲的梁羽生面對新的未來,百感交集,在輪船出珠江口時,賦詞一闕:
木蘭花慢
乙酉秋,餘隨馭繁師(按:簡又文)自桂返粵,舟中賦此。
謝西江萬頃,瀉珠海,送歸船。盡洗滌風沙,衝殘塵跡,愁鬱都捐。離亂貫聞鼙鼓,聽潮聲,猶似警頻傳。八載滄桑歷劫,浪花淘盡華年。
波心月影蕩江圓,照澈舊山川。問洪楊故跡,至今遺幾,不付秋煙?百年難得逢知己,進荒山治學發幽潛。吩咐輕舟且慢,待君遙望金田。
在對故鄉的依依不捨,以及對戰亂的回憶之中,梁羽生在南粵開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小草掃校||獨傢推出
天邊縹緲奇峰,曾是我舊時傢處。拂袖去來,軟塵初踏,蒙城西住。短鋤栽花,長詩佐酒,幾回凝伫。慣裂笛吹雲,高歌散霧,振衣上、千岩樹。
莫學新聲後主,恐詞仙、笑儂何苦。摘鬥移星,驚沙落月,闢開雲路。蓬島舊遊,員嶠新境,從頭飛渡。且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喚神竜舞。
1944年,一位名叫陳文統的廣西少年禁不住內心翻涌的激情,寫下了上面這首《水竜吟》。他那時神往的,是作一名灑脫豪邁的詞人,將天地間的美麗與神秘,凝註於筆端,開創另一片世界。他大概做夢也沒想到,八年以後,他對於古詩詞的沉迷,“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化出的是武俠小說的刀光劍影,俠骨柔腸;他也不會想到,他的原名被人遺忘,他成了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
意想不到之中其實含有必然性,梁羽生走上“武俠”之路也許並非偶然。他家乡蒙山的青山緑水賦予他清靈的想象,還有濃郁的詩詞氣氛,賦予了他詩人的氣質與紙上風雲的豪氣。在一個戰爭的年代,在一個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在激蕩的情懷之中,一個年輕的書生,一個懷抱着古典人文理念的少年書生,夢想着以文字改天換月,也許並不奇怪。
梁羽生曾說:“清末四大詞人,我們廣西竟占其二哩!”他說的是王半塘(1848—1904)和況蕙風(1859—1925),都是廣西臨桂人。王半塘的詞寫得“氣勢宏闊,籠罩一切”,而況惠風的詞則“寄興淵微,沉思獨往”。
王與況是梁羽生未曾謀面的前輩詞人。在梁羽生成長的過程中,還有更多直接影響了他的詞人,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名叫劉瑞球,字劍笙,是前清的舉人。劉年輕時留學日本,學習軍事,回國後當過軍官。辛亥革命後,心灰意懶,歸隱家乡,過着傳統的名士生活,下棋填詞,吟風弄月,據說與況惠風曾有過交往。劉瑞球留有一册《眉隱集》,算得上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詞人。
在這樣的環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紀,就有了相當的古典詩詞根底。九歲那年,傢中來了一位姓范的客人,出了一句上聯考梁羽生:“老婆吹火筒”,沒想到梁羽生脫口而出:“童子放風箏”。可見,梁羽生平時背誦了許多詩句,爛熟於心,才能巧思綿綿。
梁羽生的少年時代正好是抗日戰爭期間,但由於廣西處於南國邊際,戰火並沒波及。梁羽生過得仍是富裕書香之傢的公子哥兒生活,整日沉迷於尋章摘句,小小年紀,已儼然一副名士派頭。據說他的詩詞傳遍了當時幾個縣,兼有“寶扇求詩,香中索字”之類的故事。
梁羽生不僅沒有飽受戰亂之苦,相反,對於他個人而言,因禍得福。因為當時一批文化人逃難至他的家乡,使他得以在學業上受到更高的熏陶。
那批文化人中,有著名的學者簡又文教授,還有後來成為一代學術巨匠的饒宗頤。梁羽生按中國傳統的拜師儀式,拜簡又文為師。簡又文教他文史,簡夫人則教他英文。在偏遠的荒山野嶺,梁羽生通過簡又文等人,呼吸着中國文化和現代文明的芬芳。
簡又文那時住在農傢的牛房,畫傢葉因泉畫了幅《牛矢山房課子圖》。饒宗頤提了詩:“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黃金臺。原地高天存正氣,百診千劫思人材。”
就在這簡陋的牛房中,年青的梁羽生與一班學者高談闊論,上下千年,縱橫萬裏。他的學養,他的傢國之恨,也許正是在這裏逐漸形成。他當時的一首《水竜吟》詞頗能折射他的心請:
洞庭湖畔斜陽,而今空照銷魂土。潸然北望,三湘風月,亂雲寒樹。屈子猶狂,賈誼何在?搵新亭淚。悵殘山剩水,亂蟬高抑,凄咽斷,蕭湘浦。
又是甲申五度,聽聲聲、病猿啼苦,滿地鬍塵,誰為可法?橫江擊鼓。覓遍桃源,惟有蒙城,烽煙猶阻。問甚日東風,解凍吹寒,催他鼕暮。
年輕的心靈,已洋溢着傢國興亡的感慨。
梁羽生從小受到的都是傳統的教育,再加上他個人生活經歷的平穩,使他日後的創作有平實的一面,卻缺乏鮮活的靈氣。一些觀念、教條,成了一種束縛,使他不能放開心胸去寫作。
1945年日本投降。梁羽生决定離開家乡,去廣州嶺南大學學習,便與簡又文夫婦同行。途中染上痢疾,幸得簡夫人藏有兩顆美國“近仙”藥丸,纔救回一命。
十九歲的梁羽生面對新的未來,百感交集,在輪船出珠江口時,賦詞一闕:
木蘭花慢
乙酉秋,餘隨馭繁師(按:簡又文)自桂返粵,舟中賦此。
謝西江萬頃,瀉珠海,送歸船。盡洗滌風沙,衝殘塵跡,愁鬱都捐。離亂貫聞鼙鼓,聽潮聲,猶似警頻傳。八載滄桑歷劫,浪花淘盡華年。
波心月影蕩江圓,照澈舊山川。問洪楊故跡,至今遺幾,不付秋煙?百年難得逢知己,進荒山治學發幽潛。吩咐輕舟且慢,待君遙望金田。
在對故鄉的依依不捨,以及對戰亂的回憶之中,梁羽生在南粵開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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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嶺南求學、工作、成名,他的青春與夢想植根於嶺南的山水之中。
梁羽生在嶺南大學讀的是國際經濟。
然而,他的興趣卻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師中有好幾位文史專傢。從前的老師簡又文就在嶺大任教。他們常常聚首,縱論詩詞,吟風弄月,相互唱和。還有冼玉清教授、金應熙先生,都與梁羽生有過交往。
梁羽生在嶺大的四年,正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期,仿佛暴風雨的前夜,既有當前無邊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隱若現。每一個中國人都面臨着嚴峻的選擇。
在北方,學生們走上街頭,反獨裁、要民主的口號淹沒了平靜的校園。這是一個無法平靜地在書院作學問的年代,愛國的激情必須轉化成行動——直接而堅决的行動,才能獲得認同。
在那樣一個時刻,學習國際經濟能夠做什麽?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時候在想什麽?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當時的詞作及日後的作品中可以推測,他該是一名抱有強烈愛國情懷的青年知識分子,嚮往着祖國的和平與繁榮。
1949年,中國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達香港,進入《大公報》工作。這是一傢左派的報紙。自此以後,梁羽生的立場,一直傾嚮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
為此,他與恩師簡又文的關係逐漸疏遠,政治幹預了人際交往。他們中斷來往長達十幾年,直到文革後期,纔重續前緣。據說,梁羽生還動員身為臺灣立法委員的簡又文,獻出一件很受珍視的廣東古物給廣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貧”的說法,隋代的碑石在廣東相當稀有,流傳下來的衹有四塊,其中劉猛進碑被簡又文收藏,簡氏非常珍視,曾把自己的寓所稱為“猛進書屋”。他自稱將這塊碑石帶到了香港,引起了臺灣當局的註意,試圖說服簡氏將此碑石獻給臺灣當局。
七十年代初期,簡又文告訴梁羽生:碑石埋在廣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勸他獻給國傢,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廣州的傢人獻碑,一方面送了個拓本給臺灣。
國民黨當局為了挑撥離間,其“中央社”發出報道,說簡又文嚮臺灣獻出了原碑,以使大陸方面以為簡獻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後來纔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間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嶺南著名的詩人、畫傢,曾任教於嶺南大學,與梁羽生結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臥床,卻仍惦記着梁羽生的腸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細細為他分析病癥:
xx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則退,如此老老實實最好。茲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醫院太閑而寫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賦性忠厚而坦摯,近世罕見。必須養好身體,才能盡其所長。關於你的“拉肚”,我很挂心。萬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問過我的主治醫生,據雲:此是消化係統病,必要尋出原因,纔有辦法。常見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係第四種。過於疲勞剛抵抗力不足,而百病叢生矣。望認真小心葆愛。……
冼玉清1965.5.1
發出此信五個月以後,這位傑出的女詩人便與世長辭了。
老師們的博學、關愛,為這位作客嶺南的異鄉人帶來了力量與溫情。異鄉也漸漸地與他的的生命融為一體,成為他的另一個故鄉。
還有許許多多年輕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着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報》期間,曾與金庸同事,這兩位武俠大師未成名前的相遇實在令人尋味。他們當時一起談武俠,一起下圍棋,一起寫文章,雖然談不上如何親密,卻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幾十年,不是在報社作編輯,就是作專業的寫作人。如果沒有武俠小說,他很可能衹是一個普通的文人或編輯,靠寫一點短文章打發歲月。
與金庸、古竜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顯得平淡無奇,他過的是一種閑散的寫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衹是養養花,下下棋,讀讀書,聊聊天。
也許,梁羽生的性格比較適於作學者,難怪他在成為一代武俠名傢後,還會感嘆:“青春歲月都在刀光劍影中虛度了。是該埋怨朋友還是埋怨自己呢?話說回來,我疏懶成性,天資亦薄。不寫武俠小說,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還是該埋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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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在嶺南大學讀的是國際經濟。
然而,他的興趣卻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師中有好幾位文史專傢。從前的老師簡又文就在嶺大任教。他們常常聚首,縱論詩詞,吟風弄月,相互唱和。還有冼玉清教授、金應熙先生,都與梁羽生有過交往。
梁羽生在嶺大的四年,正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期,仿佛暴風雨的前夜,既有當前無邊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隱若現。每一個中國人都面臨着嚴峻的選擇。
在北方,學生們走上街頭,反獨裁、要民主的口號淹沒了平靜的校園。這是一個無法平靜地在書院作學問的年代,愛國的激情必須轉化成行動——直接而堅决的行動,才能獲得認同。
在那樣一個時刻,學習國際經濟能夠做什麽?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時候在想什麽?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當時的詞作及日後的作品中可以推測,他該是一名抱有強烈愛國情懷的青年知識分子,嚮往着祖國的和平與繁榮。
1949年,中國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達香港,進入《大公報》工作。這是一傢左派的報紙。自此以後,梁羽生的立場,一直傾嚮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
為此,他與恩師簡又文的關係逐漸疏遠,政治幹預了人際交往。他們中斷來往長達十幾年,直到文革後期,纔重續前緣。據說,梁羽生還動員身為臺灣立法委員的簡又文,獻出一件很受珍視的廣東古物給廣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貧”的說法,隋代的碑石在廣東相當稀有,流傳下來的衹有四塊,其中劉猛進碑被簡又文收藏,簡氏非常珍視,曾把自己的寓所稱為“猛進書屋”。他自稱將這塊碑石帶到了香港,引起了臺灣當局的註意,試圖說服簡氏將此碑石獻給臺灣當局。
七十年代初期,簡又文告訴梁羽生:碑石埋在廣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勸他獻給國傢,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廣州的傢人獻碑,一方面送了個拓本給臺灣。
國民黨當局為了挑撥離間,其“中央社”發出報道,說簡又文嚮臺灣獻出了原碑,以使大陸方面以為簡獻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後來纔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間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嶺南著名的詩人、畫傢,曾任教於嶺南大學,與梁羽生結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臥床,卻仍惦記着梁羽生的腸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細細為他分析病癥:
xx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則退,如此老老實實最好。茲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醫院太閑而寫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賦性忠厚而坦摯,近世罕見。必須養好身體,才能盡其所長。關於你的“拉肚”,我很挂心。萬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問過我的主治醫生,據雲:此是消化係統病,必要尋出原因,纔有辦法。常見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係第四種。過於疲勞剛抵抗力不足,而百病叢生矣。望認真小心葆愛。……
冼玉清1965.5.1
發出此信五個月以後,這位傑出的女詩人便與世長辭了。
老師們的博學、關愛,為這位作客嶺南的異鄉人帶來了力量與溫情。異鄉也漸漸地與他的的生命融為一體,成為他的另一個故鄉。
還有許許多多年輕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着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報》期間,曾與金庸同事,這兩位武俠大師未成名前的相遇實在令人尋味。他們當時一起談武俠,一起下圍棋,一起寫文章,雖然談不上如何親密,卻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幾十年,不是在報社作編輯,就是作專業的寫作人。如果沒有武俠小說,他很可能衹是一個普通的文人或編輯,靠寫一點短文章打發歲月。
與金庸、古竜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顯得平淡無奇,他過的是一種閑散的寫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衹是養養花,下下棋,讀讀書,聊聊天。
也許,梁羽生的性格比較適於作學者,難怪他在成為一代武俠名傢後,還會感嘆:“青春歲月都在刀光劍影中虛度了。是該埋怨朋友還是埋怨自己呢?話說回來,我疏懶成性,天資亦薄。不寫武俠小說,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還是該埋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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