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受的是古典诗词的熏陶，他的理想是作一名词人或学者。
天边缥缈奇峰，曾是我旧时家处。拂袖去来，软尘初踏，蒙城西住。短锄栽花，长诗佐酒，几回凝伫。惯裂笛吹云，高歌散雾，振衣上、千岩树。
莫学新声后主，恐词仙、笑侬何苦。摘斗移星，惊沙落月，辟开云路。蓬岛旧游，员峤新境，从头飞渡。且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唤神龙舞。
1944年，一位名叫陈文统的广西少年禁不住内心翻涌的激情，写下了上面这首《水龙吟》。他那时神往的，是作一名洒脱豪迈的词人，将天地间的美丽与神秘，凝注于笔端，开创另一片世界。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八年以后，他对于古诗词的沉迷，“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化出的是武侠小说的刀光剑影，侠骨柔肠；他也不会想到，他的原名被人遗忘，他成了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
意想不到之中其实含有必然性，梁羽生走上“武侠”之路也许并非偶然。他家乡蒙山的青山绿水赋予他清灵的想象，还有浓郁的诗词气氛，赋予了他诗人的气质与纸上风云的豪气。在一个战争的年代，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在激荡的情怀之中，一个年轻的书生，一个怀抱着古典人文理念的少年书生，梦想着以文字改天换月，也许并不奇怪。
梁羽生曾说：“清末四大词人，我们广西竟占其二哩！”他说的是王半塘（1848—1904）和况蕙风（1859—1925），都是广西临桂人。王半塘的词写得“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而况惠风的词则“寄兴渊微，沉思独往”。
王与况是梁羽生未曾谋面的前辈词人。在梁羽生成长的过程中，还有更多直接影响了他的词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名叫刘瑞球，字剑笙，是前清的举人。刘年轻时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当过军官。辛亥革命后，心灰意懒，归隐家乡，过着传统的名士生活，下棋填词，吟风弄月，据说与况惠风曾有过交往。刘瑞球留有一册《眉隐集》，算得上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词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纪，就有了相当的古典诗词根底。九岁那年，家中来了一位姓范的客人，出了一句上联考梁羽生：“老婆吹火筒”，没想到梁羽生脱口而出：“童子放风筝”。可见，梁羽生平时背诵了许多诗句，烂熟于心，才能巧思绵绵。
梁羽生的少年时代正好是抗日战争期间，但由于广西处于南国边际，战火并没波及。梁羽生过得仍是富裕书香之家的公子哥儿生活，整日沉迷于寻章摘句，小小年纪，已俨然一副名士派头。据说他的诗词传遍了当时几个县，兼有“宝扇求诗，香中索字”之类的故事。
梁羽生不仅没有饱受战乱之苦，相反，对于他个人而言，因祸得福。因为当时一批文化人逃难至他的家乡，使他得以在学业上受到更高的熏陶。
那批文化人中，有著名的学者简又文教授，还有后来成为一代学术巨匠的饶宗颐。梁羽生按中国传统的拜师仪式，拜简又文为师。简又文教他文史，简夫人则教他英文。在偏远的荒山野岭，梁羽生通过简又文等人，呼吸着中国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芬芳。
简又文那时住在农家的牛房，画家叶因泉画了幅《牛矢山房课子图》。饶宗颐提了诗：“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黄金台。原地高天存正气，百诊千劫思人材。”
就在这简陋的牛房中，年青的梁羽生与一班学者高谈阔论，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他的学养，他的家国之恨，也许正是在这里逐渐形成。他当时的一首《水龙吟》词颇能折射他的心请：
洞庭湖畔斜阳，而今空照销魂土。潸然北望，三湘风月，乱云寒树。屈子犹狂，贾谊何在？揾新亭泪。怅残山剩水，乱蝉高抑，凄咽断，萧湘浦。
又是甲申五度，听声声、病猿啼苦，满地胡尘，谁为可法？横江击鼓。觅遍桃源，惟有蒙城，烽烟犹阻。问甚日东风，解冻吹寒，催他冬暮。
年轻的心灵，已洋溢着家国兴亡的感慨。
梁羽生从小受到的都是传统的教育，再加上他个人生活经历的平稳，使他日后的创作有平实的一面，却缺乏鲜活的灵气。一些观念、教条，成了一种束缚，使他不能放开心胸去写作。
1945年日本投降。梁羽生决定离开家乡，去广州岭南大学学习，便与简又文夫妇同行。途中染上痢疾，幸得简夫人藏有两颗美国“近仙”药丸，才救回一命。
十九岁的梁羽生面对新的未来，百感交集，在轮船出珠江口时，赋词一阙：
木兰花慢
乙酉秋，余随驭繁师（按：简又文）自桂返粤，舟中赋此。
谢西江万顷，泻珠海，送归船。尽洗涤风沙，冲残尘迹，愁郁都捐。离乱贯闻鼙鼓，听潮声，犹似警频传。八载沧桑历劫，浪花淘尽华年。
波心月影荡江圆，照澈旧山川。问洪杨故迹，至今遗几，不付秋烟？百年难得逢知己，进荒山治学发幽潜。吩咐轻舟且慢，待君遥望金田。
在对故乡的依依不舍，以及对战乱的回忆之中，梁羽生在南粤开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小草扫校||独家推出
天边缥缈奇峰，曾是我旧时家处。拂袖去来，软尘初踏，蒙城西住。短锄栽花，长诗佐酒，几回凝伫。惯裂笛吹云，高歌散雾，振衣上、千岩树。
莫学新声后主，恐词仙、笑侬何苦。摘斗移星，惊沙落月，辟开云路。蓬岛旧游，员峤新境，从头飞渡。且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唤神龙舞。
1944年，一位名叫陈文统的广西少年禁不住内心翻涌的激情，写下了上面这首《水龙吟》。他那时神往的，是作一名洒脱豪迈的词人，将天地间的美丽与神秘，凝注于笔端，开创另一片世界。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八年以后，他对于古诗词的沉迷，“笔泻西江，文翻北海”，化出的是武侠小说的刀光剑影，侠骨柔肠；他也不会想到，他的原名被人遗忘，他成了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
意想不到之中其实含有必然性，梁羽生走上“武侠”之路也许并非偶然。他家乡蒙山的青山绿水赋予他清灵的想象，还有浓郁的诗词气氛，赋予了他诗人的气质与纸上风云的豪气。在一个战争的年代，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在激荡的情怀之中，一个年轻的书生，一个怀抱着古典人文理念的少年书生，梦想着以文字改天换月，也许并不奇怪。
梁羽生曾说：“清末四大词人，我们广西竟占其二哩！”他说的是王半塘（1848—1904）和况蕙风（1859—1925），都是广西临桂人。王半塘的词写得“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而况惠风的词则“寄兴渊微，沉思独往”。
王与况是梁羽生未曾谋面的前辈词人。在梁羽生成长的过程中，还有更多直接影响了他的词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名叫刘瑞球，字剑笙，是前清的举人。刘年轻时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当过军官。辛亥革命后，心灰意懒，归隐家乡，过着传统的名士生活，下棋填词，吟风弄月，据说与况惠风曾有过交往。刘瑞球留有一册《眉隐集》，算得上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词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纪，就有了相当的古典诗词根底。九岁那年，家中来了一位姓范的客人，出了一句上联考梁羽生：“老婆吹火筒”，没想到梁羽生脱口而出：“童子放风筝”。可见，梁羽生平时背诵了许多诗句，烂熟于心，才能巧思绵绵。
梁羽生的少年时代正好是抗日战争期间，但由于广西处于南国边际，战火并没波及。梁羽生过得仍是富裕书香之家的公子哥儿生活，整日沉迷于寻章摘句，小小年纪，已俨然一副名士派头。据说他的诗词传遍了当时几个县，兼有“宝扇求诗，香中索字”之类的故事。
梁羽生不仅没有饱受战乱之苦，相反，对于他个人而言，因祸得福。因为当时一批文化人逃难至他的家乡，使他得以在学业上受到更高的熏陶。
那批文化人中，有著名的学者简又文教授，还有后来成为一代学术巨匠的饶宗颐。梁羽生按中国传统的拜师仪式，拜简又文为师。简又文教他文史，简夫人则教他英文。在偏远的荒山野岭，梁羽生通过简又文等人，呼吸着中国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芬芳。
简又文那时住在农家的牛房，画家叶因泉画了幅《牛矢山房课子图》。饶宗颐提了诗：“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黄金台。原地高天存正气，百诊千劫思人材。”
就在这简陋的牛房中，年青的梁羽生与一班学者高谈阔论，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他的学养，他的家国之恨，也许正是在这里逐渐形成。他当时的一首《水龙吟》词颇能折射他的心请：
洞庭湖畔斜阳，而今空照销魂土。潸然北望，三湘风月，乱云寒树。屈子犹狂，贾谊何在？揾新亭泪。怅残山剩水，乱蝉高抑，凄咽断，萧湘浦。
又是甲申五度，听声声、病猿啼苦，满地胡尘，谁为可法？横江击鼓。觅遍桃源，惟有蒙城，烽烟犹阻。问甚日东风，解冻吹寒，催他冬暮。
年轻的心灵，已洋溢着家国兴亡的感慨。
梁羽生从小受到的都是传统的教育，再加上他个人生活经历的平稳，使他日后的创作有平实的一面，却缺乏鲜活的灵气。一些观念、教条，成了一种束缚，使他不能放开心胸去写作。
1945年日本投降。梁羽生决定离开家乡，去广州岭南大学学习，便与简又文夫妇同行。途中染上痢疾，幸得简夫人藏有两颗美国“近仙”药丸，才救回一命。
十九岁的梁羽生面对新的未来，百感交集，在轮船出珠江口时，赋词一阙：
木兰花慢
乙酉秋，余随驭繁师（按：简又文）自桂返粤，舟中赋此。
谢西江万顷，泻珠海，送归船。尽洗涤风沙，冲残尘迹，愁郁都捐。离乱贯闻鼙鼓，听潮声，犹似警频传。八载沧桑历劫，浪花淘尽华年。
波心月影荡江圆，照澈旧山川。问洪杨故迹，至今遗几，不付秋烟？百年难得逢知己，进荒山治学发幽潜。吩咐轻舟且慢，待君遥望金田。
在对故乡的依依不舍，以及对战乱的回忆之中，梁羽生在南粤开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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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岭南求学、工作、成名，他的青春与梦想植根于岭南的山水之中。
梁羽生在岭南大学读的是国际经济。
然而，他的兴趣却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师中有好几位文史专家。从前的老师简又文就在岭大任教。他们常常聚首，纵论诗词，吟风弄月，相互唱和。还有冼玉清教授、金应熙先生，都与梁羽生有过交往。
梁羽生在岭大的四年，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期，仿佛暴风雨的前夜，既有当前无边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隐若现。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严峻的选择。
在北方，学生们走上街头，反独裁、要民主的口号淹没了平静的校园。这是一个无法平静地在书院作学问的年代，爱国的激情必须转化成行动——直接而坚决的行动，才能获得认同。
在那样一个时刻，学习国际经济能够做什么？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时候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当时的词作及日后的作品中可以推测，他该是一名抱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知识分子，向往着祖国的和平与繁荣。
1949年，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达香港，进入《大公报》工作。这是一家左派的报纸。自此以后，梁羽生的立场，一直倾向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为此，他与恩师简又文的关系逐渐疏远，政治干预了人际交往。他们中断来往长达十几年，直到文革后期，才重续前缘。据说，梁羽生还动员身为台湾立法委员的简又文，献出一件很受珍视的广东古物给广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贫”的说法，隋代的碑石在广东相当稀有，流传下来的只有四块，其中刘猛进碑被简又文收藏，简氏非常珍视，曾把自己的寓所称为“猛进书屋”。他自称将这块碑石带到了香港，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试图说服简氏将此碑石献给台湾当局。
七十年代初期，简又文告诉梁羽生：碑石埋在广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劝他献给国家，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广州的家人献碑，一方面送了个拓本给台湾。
国民党当局为了挑拨离间，其“中央社”发出报道，说简又文向台湾献出了原碑，以使大陆方面以为简献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后来才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间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岭南著名的诗人、画家，曾任教于岭南大学，与梁羽生结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卧床，却仍惦记着梁羽生的肠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细细为他分析病症：
xx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则退，如此老老实实最好。兹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医院太闲而写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赋性忠厚而坦挚，近世罕见。必须养好身体，才能尽其所长。关于你的“拉肚”，我很挂心。万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问过我的主治医生，据云：此是消化系统病，必要寻出原因，才有办法。常见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系第四种。过于疲劳刚抵抗力不足，而百病丛生矣。望认真小心葆爱。……
冼玉清1965.5.1
发出此信五个月以后，这位杰出的女诗人便与世长辞了。
老师们的博学、关爱，为这位作客岭南的异乡人带来了力量与温情。异乡也渐渐地与他的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另一个故乡。
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着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报》期间，曾与金庸同事，这两位武侠大师未成名前的相遇实在令人寻味。他们当时一起谈武侠，一起下围棋，一起写文章，虽然谈不上如何亲密，却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几十年，不是在报社作编辑，就是作专业的写作人。如果没有武侠小说，他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或编辑，靠写一点短文章打发岁月。
与金庸、古龙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显得平淡无奇，他过的是一种闲散的写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只是养养花，下下棋，读读书，聊聊天。
也许，梁羽生的性格比较适于作学者，难怪他在成为一代武侠名家后，还会感叹：“青春岁月都在刀光剑影中虚度了。是该埋怨朋友还是埋怨自己呢？话说回来，我疏懒成性，天资亦薄。不写武侠小说，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还是该埋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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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在岭南大学读的是国际经济。
然而，他的兴趣却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师中有好几位文史专家。从前的老师简又文就在岭大任教。他们常常聚首，纵论诗词，吟风弄月，相互唱和。还有冼玉清教授、金应熙先生，都与梁羽生有过交往。
梁羽生在岭大的四年，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期，仿佛暴风雨的前夜，既有当前无边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隐若现。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严峻的选择。
在北方，学生们走上街头，反独裁、要民主的口号淹没了平静的校园。这是一个无法平静地在书院作学问的年代，爱国的激情必须转化成行动——直接而坚决的行动，才能获得认同。
在那样一个时刻，学习国际经济能够做什么？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时候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当时的词作及日后的作品中可以推测，他该是一名抱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青年知识分子，向往着祖国的和平与繁荣。
1949年，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达香港，进入《大公报》工作。这是一家左派的报纸。自此以后，梁羽生的立场，一直倾向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为此，他与恩师简又文的关系逐渐疏远，政治干预了人际交往。他们中断来往长达十几年，直到文革后期，才重续前缘。据说，梁羽生还动员身为台湾立法委员的简又文，献出一件很受珍视的广东古物给广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贫”的说法，隋代的碑石在广东相当稀有，流传下来的只有四块，其中刘猛进碑被简又文收藏，简氏非常珍视，曾把自己的寓所称为“猛进书屋”。他自称将这块碑石带到了香港，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试图说服简氏将此碑石献给台湾当局。
七十年代初期，简又文告诉梁羽生：碑石埋在广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劝他献给国家，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广州的家人献碑，一方面送了个拓本给台湾。
国民党当局为了挑拨离间，其“中央社”发出报道，说简又文向台湾献出了原碑，以使大陆方面以为简献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后来才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间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岭南著名的诗人、画家，曾任教于岭南大学，与梁羽生结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卧床，却仍惦记着梁羽生的肠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细细为他分析病症：
xx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则退，如此老老实实最好。兹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医院太闲而写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赋性忠厚而坦挚，近世罕见。必须养好身体，才能尽其所长。关于你的“拉肚”，我很挂心。万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问过我的主治医生，据云：此是消化系统病，必要寻出原因，才有办法。常见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系第四种。过于疲劳刚抵抗力不足，而百病丛生矣。望认真小心葆爱。……
冼玉清1965.5.1
发出此信五个月以后，这位杰出的女诗人便与世长辞了。
老师们的博学、关爱，为这位作客岭南的异乡人带来了力量与温情。异乡也渐渐地与他的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另一个故乡。
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着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报》期间，曾与金庸同事，这两位武侠大师未成名前的相遇实在令人寻味。他们当时一起谈武侠，一起下围棋，一起写文章，虽然谈不上如何亲密，却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几十年，不是在报社作编辑，就是作专业的写作人。如果没有武侠小说，他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或编辑，靠写一点短文章打发岁月。
与金庸、古龙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显得平淡无奇，他过的是一种闲散的写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只是养养花，下下棋，读读书，聊聊天。
也许，梁羽生的性格比较适于作学者，难怪他在成为一代武侠名家后，还会感叹：“青春岁月都在刀光剑影中虚度了。是该埋怨朋友还是埋怨自己呢？话说回来，我疏懒成性，天资亦薄。不写武侠小说，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还是该埋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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