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受的是古典詩詞的熏陶，他的理想是作一名詞人或學者。
天邊縹緲奇峰，曾是我舊時傢處。拂袖去來，軟塵初踏，蒙城西住。短鋤栽花，長詩佐酒，幾回凝伫。慣裂笛吹雲，高歌散霧，振衣上、千岩樹。
莫學新聲後主，恐詞仙、笑儂何苦。摘鬥移星，驚沙落月，闢開雲路。蓬島舊遊，員嶠新境，從頭飛渡。且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喚神竜舞。
1944年，一位名叫陳文統的廣西少年禁不住內心翻涌的激情，寫下了上面這首《水竜吟》。他那時神往的，是作一名灑脫豪邁的詞人，將天地間的美麗與神秘，凝註於筆端，開創另一片世界。他大概做夢也沒想到，八年以後，他對於古詩詞的沉迷，“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化出的是武俠小說的刀光劍影，俠骨柔腸；他也不會想到，他的原名被人遺忘，他成了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
意想不到之中其實含有必然性，梁羽生走上“武俠”之路也許並非偶然。他家乡蒙山的青山緑水賦予他清靈的想象，還有濃郁的詩詞氣氛，賦予了他詩人的氣質與紙上風雲的豪氣。在一個戰爭的年代，在一個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在激蕩的情懷之中，一個年輕的書生，一個懷抱着古典人文理念的少年書生，夢想着以文字改天換月，也許並不奇怪。
梁羽生曾說：“清末四大詞人，我們廣西竟占其二哩！”他說的是王半塘（1848—1904）和況蕙風（1859—1925），都是廣西臨桂人。王半塘的詞寫得“氣勢宏闊，籠罩一切”，而況惠風的詞則“寄興淵微，沉思獨往”。
王與況是梁羽生未曾謀面的前輩詞人。在梁羽生成長的過程中，還有更多直接影響了他的詞人，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名叫劉瑞球，字劍笙，是前清的舉人。劉年輕時留學日本，學習軍事，回國後當過軍官。辛亥革命後，心灰意懶，歸隱家乡，過着傳統的名士生活，下棋填詞，吟風弄月，據說與況惠風曾有過交往。劉瑞球留有一册《眉隱集》，算得上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詞人。
在這樣的環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紀，就有了相當的古典詩詞根底。九歲那年，傢中來了一位姓范的客人，出了一句上聯考梁羽生：“老婆吹火筒”，沒想到梁羽生脫口而出：“童子放風箏”。可見，梁羽生平時背誦了許多詩句，爛熟於心，才能巧思綿綿。
梁羽生的少年時代正好是抗日戰爭期間，但由於廣西處於南國邊際，戰火並沒波及。梁羽生過得仍是富裕書香之傢的公子哥兒生活，整日沉迷於尋章摘句，小小年紀，已儼然一副名士派頭。據說他的詩詞傳遍了當時幾個縣，兼有“寶扇求詩，香中索字”之類的故事。
梁羽生不僅沒有飽受戰亂之苦，相反，對於他個人而言，因禍得福。因為當時一批文化人逃難至他的家乡，使他得以在學業上受到更高的熏陶。
那批文化人中，有著名的學者簡又文教授，還有後來成為一代學術巨匠的饒宗頤。梁羽生按中國傳統的拜師儀式，拜簡又文為師。簡又文教他文史，簡夫人則教他英文。在偏遠的荒山野嶺，梁羽生通過簡又文等人，呼吸着中國文化和現代文明的芬芳。
簡又文那時住在農傢的牛房，畫傢葉因泉畫了幅《牛矢山房課子圖》。饒宗頤提了詩：“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黃金臺。原地高天存正氣，百診千劫思人材。”
就在這簡陋的牛房中，年青的梁羽生與一班學者高談闊論，上下千年，縱橫萬裏。他的學養，他的傢國之恨，也許正是在這裏逐漸形成。他當時的一首《水竜吟》詞頗能折射他的心請：
洞庭湖畔斜陽，而今空照銷魂土。潸然北望，三湘風月，亂雲寒樹。屈子猶狂，賈誼何在？搵新亭淚。悵殘山剩水，亂蟬高抑，凄咽斷，蕭湘浦。
又是甲申五度，聽聲聲、病猿啼苦，滿地鬍塵，誰為可法？橫江擊鼓。覓遍桃源，惟有蒙城，烽煙猶阻。問甚日東風，解凍吹寒，催他鼕暮。
年輕的心靈，已洋溢着傢國興亡的感慨。
梁羽生從小受到的都是傳統的教育，再加上他個人生活經歷的平穩，使他日後的創作有平實的一面，卻缺乏鮮活的靈氣。一些觀念、教條，成了一種束縛，使他不能放開心胸去寫作。
1945年日本投降。梁羽生决定離開家乡，去廣州嶺南大學學習，便與簡又文夫婦同行。途中染上痢疾，幸得簡夫人藏有兩顆美國“近仙”藥丸，纔救回一命。
十九歲的梁羽生面對新的未來，百感交集，在輪船出珠江口時，賦詞一闕：
木蘭花慢
乙酉秋，餘隨馭繁師（按：簡又文）自桂返粵，舟中賦此。
謝西江萬頃，瀉珠海，送歸船。盡洗滌風沙，衝殘塵跡，愁鬱都捐。離亂貫聞鼙鼓，聽潮聲，猶似警頻傳。八載滄桑歷劫，浪花淘盡華年。
波心月影蕩江圓，照澈舊山川。問洪楊故跡，至今遺幾，不付秋煙？百年難得逢知己，進荒山治學發幽潛。吩咐輕舟且慢，待君遙望金田。
在對故鄉的依依不捨，以及對戰亂的回憶之中，梁羽生在南粵開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小草掃校||獨傢推出
天邊縹緲奇峰，曾是我舊時傢處。拂袖去來，軟塵初踏，蒙城西住。短鋤栽花，長詩佐酒，幾回凝伫。慣裂笛吹雲，高歌散霧，振衣上、千岩樹。
莫學新聲後主，恐詞仙、笑儂何苦。摘鬥移星，驚沙落月，闢開雲路。蓬島舊遊，員嶠新境，從頭飛渡。且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喚神竜舞。
1944年，一位名叫陳文統的廣西少年禁不住內心翻涌的激情，寫下了上面這首《水竜吟》。他那時神往的，是作一名灑脫豪邁的詞人，將天地間的美麗與神秘，凝註於筆端，開創另一片世界。他大概做夢也沒想到，八年以後，他對於古詩詞的沉迷，“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化出的是武俠小說的刀光劍影，俠骨柔腸；他也不會想到，他的原名被人遺忘，他成了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
意想不到之中其實含有必然性，梁羽生走上“武俠”之路也許並非偶然。他家乡蒙山的青山緑水賦予他清靈的想象，還有濃郁的詩詞氣氛，賦予了他詩人的氣質與紙上風雲的豪氣。在一個戰爭的年代，在一個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在激蕩的情懷之中，一個年輕的書生，一個懷抱着古典人文理念的少年書生，夢想着以文字改天換月，也許並不奇怪。
梁羽生曾說：“清末四大詞人，我們廣西竟占其二哩！”他說的是王半塘（1848—1904）和況蕙風（1859—1925），都是廣西臨桂人。王半塘的詞寫得“氣勢宏闊，籠罩一切”，而況惠風的詞則“寄興淵微，沉思獨往”。
王與況是梁羽生未曾謀面的前輩詞人。在梁羽生成長的過程中，還有更多直接影響了他的詞人，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名叫劉瑞球，字劍笙，是前清的舉人。劉年輕時留學日本，學習軍事，回國後當過軍官。辛亥革命後，心灰意懶，歸隱家乡，過着傳統的名士生活，下棋填詞，吟風弄月，據說與況惠風曾有過交往。劉瑞球留有一册《眉隱集》，算得上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詞人。
在這樣的環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紀，就有了相當的古典詩詞根底。九歲那年，傢中來了一位姓范的客人，出了一句上聯考梁羽生：“老婆吹火筒”，沒想到梁羽生脫口而出：“童子放風箏”。可見，梁羽生平時背誦了許多詩句，爛熟於心，才能巧思綿綿。
梁羽生的少年時代正好是抗日戰爭期間，但由於廣西處於南國邊際，戰火並沒波及。梁羽生過得仍是富裕書香之傢的公子哥兒生活，整日沉迷於尋章摘句，小小年紀，已儼然一副名士派頭。據說他的詩詞傳遍了當時幾個縣，兼有“寶扇求詩，香中索字”之類的故事。
梁羽生不僅沒有飽受戰亂之苦，相反，對於他個人而言，因禍得福。因為當時一批文化人逃難至他的家乡，使他得以在學業上受到更高的熏陶。
那批文化人中，有著名的學者簡又文教授，還有後來成為一代學術巨匠的饒宗頤。梁羽生按中國傳統的拜師儀式，拜簡又文為師。簡又文教他文史，簡夫人則教他英文。在偏遠的荒山野嶺，梁羽生通過簡又文等人，呼吸着中國文化和現代文明的芬芳。
簡又文那時住在農傢的牛房，畫傢葉因泉畫了幅《牛矢山房課子圖》。饒宗頤提了詩：“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黃金臺。原地高天存正氣，百診千劫思人材。”
就在這簡陋的牛房中，年青的梁羽生與一班學者高談闊論，上下千年，縱橫萬裏。他的學養，他的傢國之恨，也許正是在這裏逐漸形成。他當時的一首《水竜吟》詞頗能折射他的心請：
洞庭湖畔斜陽，而今空照銷魂土。潸然北望，三湘風月，亂雲寒樹。屈子猶狂，賈誼何在？搵新亭淚。悵殘山剩水，亂蟬高抑，凄咽斷，蕭湘浦。
又是甲申五度，聽聲聲、病猿啼苦，滿地鬍塵，誰為可法？橫江擊鼓。覓遍桃源，惟有蒙城，烽煙猶阻。問甚日東風，解凍吹寒，催他鼕暮。
年輕的心靈，已洋溢着傢國興亡的感慨。
梁羽生從小受到的都是傳統的教育，再加上他個人生活經歷的平穩，使他日後的創作有平實的一面，卻缺乏鮮活的靈氣。一些觀念、教條，成了一種束縛，使他不能放開心胸去寫作。
1945年日本投降。梁羽生决定離開家乡，去廣州嶺南大學學習，便與簡又文夫婦同行。途中染上痢疾，幸得簡夫人藏有兩顆美國“近仙”藥丸，纔救回一命。
十九歲的梁羽生面對新的未來，百感交集，在輪船出珠江口時，賦詞一闕：
木蘭花慢
乙酉秋，餘隨馭繁師（按：簡又文）自桂返粵，舟中賦此。
謝西江萬頃，瀉珠海，送歸船。盡洗滌風沙，衝殘塵跡，愁鬱都捐。離亂貫聞鼙鼓，聽潮聲，猶似警頻傳。八載滄桑歷劫，浪花淘盡華年。
波心月影蕩江圓，照澈舊山川。問洪楊故跡，至今遺幾，不付秋煙？百年難得逢知己，進荒山治學發幽潛。吩咐輕舟且慢，待君遙望金田。
在對故鄉的依依不捨，以及對戰亂的回憶之中，梁羽生在南粵開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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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嶺南求學、工作、成名，他的青春與夢想植根於嶺南的山水之中。
梁羽生在嶺南大學讀的是國際經濟。
然而，他的興趣卻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師中有好幾位文史專傢。從前的老師簡又文就在嶺大任教。他們常常聚首，縱論詩詞，吟風弄月，相互唱和。還有冼玉清教授、金應熙先生，都與梁羽生有過交往。
梁羽生在嶺大的四年，正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期，仿佛暴風雨的前夜，既有當前無邊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隱若現。每一個中國人都面臨着嚴峻的選擇。
在北方，學生們走上街頭，反獨裁、要民主的口號淹沒了平靜的校園。這是一個無法平靜地在書院作學問的年代，愛國的激情必須轉化成行動——直接而堅决的行動，才能獲得認同。
在那樣一個時刻，學習國際經濟能夠做什麽？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時候在想什麽？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當時的詞作及日後的作品中可以推測，他該是一名抱有強烈愛國情懷的青年知識分子，嚮往着祖國的和平與繁榮。
1949年，中國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達香港，進入《大公報》工作。這是一傢左派的報紙。自此以後，梁羽生的立場，一直傾嚮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
為此，他與恩師簡又文的關係逐漸疏遠，政治幹預了人際交往。他們中斷來往長達十幾年，直到文革後期，纔重續前緣。據說，梁羽生還動員身為臺灣立法委員的簡又文，獻出一件很受珍視的廣東古物給廣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貧”的說法，隋代的碑石在廣東相當稀有，流傳下來的衹有四塊，其中劉猛進碑被簡又文收藏，簡氏非常珍視，曾把自己的寓所稱為“猛進書屋”。他自稱將這塊碑石帶到了香港，引起了臺灣當局的註意，試圖說服簡氏將此碑石獻給臺灣當局。
七十年代初期，簡又文告訴梁羽生：碑石埋在廣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勸他獻給國傢，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廣州的傢人獻碑，一方面送了個拓本給臺灣。
國民黨當局為了挑撥離間，其“中央社”發出報道，說簡又文嚮臺灣獻出了原碑，以使大陸方面以為簡獻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後來纔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間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嶺南著名的詩人、畫傢，曾任教於嶺南大學，與梁羽生結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臥床，卻仍惦記着梁羽生的腸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細細為他分析病癥：
xx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則退，如此老老實實最好。茲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醫院太閑而寫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賦性忠厚而坦摯，近世罕見。必須養好身體，才能盡其所長。關於你的“拉肚”，我很挂心。萬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問過我的主治醫生，據雲：此是消化係統病，必要尋出原因，纔有辦法。常見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係第四種。過於疲勞剛抵抗力不足，而百病叢生矣。望認真小心葆愛。……
冼玉清1965.5.1
發出此信五個月以後，這位傑出的女詩人便與世長辭了。
老師們的博學、關愛，為這位作客嶺南的異鄉人帶來了力量與溫情。異鄉也漸漸地與他的的生命融為一體，成為他的另一個故鄉。
還有許許多多年輕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着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報》期間，曾與金庸同事，這兩位武俠大師未成名前的相遇實在令人尋味。他們當時一起談武俠，一起下圍棋，一起寫文章，雖然談不上如何親密，卻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幾十年，不是在報社作編輯，就是作專業的寫作人。如果沒有武俠小說，他很可能衹是一個普通的文人或編輯，靠寫一點短文章打發歲月。
與金庸、古竜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顯得平淡無奇，他過的是一種閑散的寫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衹是養養花，下下棋，讀讀書，聊聊天。
也許，梁羽生的性格比較適於作學者，難怪他在成為一代武俠名傢後，還會感嘆：“青春歲月都在刀光劍影中虛度了。是該埋怨朋友還是埋怨自己呢？話說回來，我疏懶成性，天資亦薄。不寫武俠小說，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還是該埋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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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在嶺南大學讀的是國際經濟。
然而，他的興趣卻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師中有好幾位文史專傢。從前的老師簡又文就在嶺大任教。他們常常聚首，縱論詩詞，吟風弄月，相互唱和。還有冼玉清教授、金應熙先生，都與梁羽生有過交往。
梁羽生在嶺大的四年，正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期，仿佛暴風雨的前夜，既有當前無邊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隱若現。每一個中國人都面臨着嚴峻的選擇。
在北方，學生們走上街頭，反獨裁、要民主的口號淹沒了平靜的校園。這是一個無法平靜地在書院作學問的年代，愛國的激情必須轉化成行動——直接而堅决的行動，才能獲得認同。
在那樣一個時刻，學習國際經濟能夠做什麽？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時候在想什麽？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當時的詞作及日後的作品中可以推測，他該是一名抱有強烈愛國情懷的青年知識分子，嚮往着祖國的和平與繁榮。
1949年，中國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達香港，進入《大公報》工作。這是一傢左派的報紙。自此以後，梁羽生的立場，一直傾嚮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
為此，他與恩師簡又文的關係逐漸疏遠，政治幹預了人際交往。他們中斷來往長達十幾年，直到文革後期，纔重續前緣。據說，梁羽生還動員身為臺灣立法委員的簡又文，獻出一件很受珍視的廣東古物給廣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貧”的說法，隋代的碑石在廣東相當稀有，流傳下來的衹有四塊，其中劉猛進碑被簡又文收藏，簡氏非常珍視，曾把自己的寓所稱為“猛進書屋”。他自稱將這塊碑石帶到了香港，引起了臺灣當局的註意，試圖說服簡氏將此碑石獻給臺灣當局。
七十年代初期，簡又文告訴梁羽生：碑石埋在廣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勸他獻給國傢，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廣州的傢人獻碑，一方面送了個拓本給臺灣。
國民黨當局為了挑撥離間，其“中央社”發出報道，說簡又文嚮臺灣獻出了原碑，以使大陸方面以為簡獻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後來纔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間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嶺南著名的詩人、畫傢，曾任教於嶺南大學，與梁羽生結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臥床，卻仍惦記着梁羽生的腸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細細為他分析病癥：
xx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則退，如此老老實實最好。茲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醫院太閑而寫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賦性忠厚而坦摯，近世罕見。必須養好身體，才能盡其所長。關於你的“拉肚”，我很挂心。萬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問過我的主治醫生，據雲：此是消化係統病，必要尋出原因，纔有辦法。常見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係第四種。過於疲勞剛抵抗力不足，而百病叢生矣。望認真小心葆愛。……
冼玉清1965.5.1
發出此信五個月以後，這位傑出的女詩人便與世長辭了。
老師們的博學、關愛，為這位作客嶺南的異鄉人帶來了力量與溫情。異鄉也漸漸地與他的的生命融為一體，成為他的另一個故鄉。
還有許許多多年輕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着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報》期間，曾與金庸同事，這兩位武俠大師未成名前的相遇實在令人尋味。他們當時一起談武俠，一起下圍棋，一起寫文章，雖然談不上如何親密，卻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幾十年，不是在報社作編輯，就是作專業的寫作人。如果沒有武俠小說，他很可能衹是一個普通的文人或編輯，靠寫一點短文章打發歲月。
與金庸、古竜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顯得平淡無奇，他過的是一種閑散的寫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衹是養養花，下下棋，讀讀書，聊聊天。
也許，梁羽生的性格比較適於作學者，難怪他在成為一代武俠名傢後，還會感嘆：“青春歲月都在刀光劍影中虛度了。是該埋怨朋友還是埋怨自己呢？話說回來，我疏懶成性，天資亦薄。不寫武俠小說，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還是該埋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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