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出版社馬上要編印我的自傳《春秋歲月》。他們要我寫一些關於我幾年來對於中國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我想，這是相當有意義的。我今日有所成就，不得不感謝我小學、中學和大學的教師和教授。他們對我的指引是無盡的。我的教育全部是在中國完成的。
我父親因年少出國，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國傢根底不深，後來雖然回國在北平做教授，當報紙編輯，又聘入外交部做領事等職，但因為中文不能與人較高低，總有點吃虧。先母也是在歐美長大，上的洋學堂。所以我上學時讀中文，衹好靠老師。在傢裏，除外祖父外，其餘都是半洋人。在抗日戰爭後期，父親叫我們姊妹6 人都到美國讀中學和大學。由於我沒遵父命去美國學習，父親甚至用停止供應我的一切費用相威脅，但我還是堅持己見。這裏故然有我不想依附父親、想獨立、想試一試自己能力的目的，但還有另外一種吸引。
中國給了我什麽？
自古以來，齊傢治國平天下是每個中國人最高理想，國傢的統一，領土的完整，是於高無上的原則。國富纔民強，先國後傢，是中國人的傳統。從很小的時候，我就聽到和讀到嶽母刺字“精忠報國”、唾棄賣國賊秦檜的故事。嶽母一針針刺字在兒子身上，一字字卻記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頭。千百年來，嶽飛墓前的秦檜作為賣國賊的恥辱，也銘記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頭。
中華民族每個步伐，都生動地說明，“國傢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近百年來，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瓜分、蹂躪和軍閥混戰之苦。這種痛苦，我是經歷的。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我傢舉傢流亡香港。沒幾年的功夫，1941年12月，在香港聽到連續十多天的日本侵略軍炮轟的聲音，隨之我們學校有許多處都被炸了。
在父親不在我們身邊、母親又去世的情況下，我們6姊妹冒着被炮火炸傷的危險，互相聯繫，互相看望。12月24日聖誕前夕，日軍占領了香港。
日軍侵入香港後，殺害無辜，有許多婦女被日軍強姦後又被殺死。她們的父母加丈夫，面對日本兵的槍口，毫無辦法解救他們，怒不可遏，痛不欲生。在桂林，日本人將七星岩兩個洞口封閉灌入毒氣，使近萬名中國人喪生。槍殺、強橫、慘無人道是二次大戰時日本侵略軍的慣例。
我體驗了弱國被欺、被凌的苦楚。我贊佩那些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崛起而奮鬥的英雄業績。當時，作為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同姐姐帶着小妹妹們隨着流亡的隊伍，跋涉幾千裏，從香港輾轉桂林到重慶，終於逃離了戰火、瘟疫、土匪、死亡，來到大後方的昆明。在我們與美國的父親取得聯繫後，父親命我們姊妹6人立即去美國學習，衹有我拒絶了。我不能在祖國受難時離開她。我要工作，我要盡我對祖國的責任。
1980年12月，我接受了鄧小平先生的邀請，做為裏根總統的代表訪問了北京。這是我離開祖國30多年後，第一次回到祖國。首站是我的出生地北京。當年的北京，沒有如今那麽熱鬧，車和人也不如現在那麽擁擠。一轉眼，又快20個年頭了，這期間世界發生了數不盡的變化，我的祖國也有數不盡的變化。中國在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歷經了無數考驗和挑爭中取得了認同，這是可喜的現象。在21世紀來臨之前，我們對祖國有更多的期盼與祝福。
今年7月1日，是個歷史性的日子，150年的恥辱，將在這一天掃蕩。香港的回歸，為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切盼。國傢的統一、民族的團结、骨肉的團聚、祖國的繁榮，時時敲打着我的心。我不自命為勇者，我衹想盡我的微薄之力，作振興祖國的滄海之一粟。
還在臺灣蔣經國先生在世時，在勇嚮他提出“很多從大陸來的人已垂垂老矣，離別大陸親人40多年，他們的長輩也七老八十了，如果再不讓他們回傢看看，可能再也沒機會了，這在歷史上將是件非常遺憾的事。”蔣先生答復此事可以研究。後來，我又嚮鄧小平及其他國傢領導人提出同樣的問題，得到的答復是：我們方面的考慮是積極的。此事，最終取得了臺灣往大陸探親開放的結果。至今，已有百萬計的臺胞與大陸骨肉團聚。臺胞利用到大陸探親的機會，考察了投資環境，進行了商務活動。1989年12月，我首次組織了一個包括臺商參加的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經濟貿易考察團。
我認為這些落後地區改進的第一要務，長遠看來，應該是教育。我以我的經歷得出這樣認識。因此：10年前我就本着拋奬金，每年教師節頒發奬金和奬狀給傑出、優良的教授和教師。這個項目從廣州、佛山、合肥、上海、武漢、南京、吉林、長春、瀋陽到南昌和吉安教有所發展。我還自乘火車到湖南的芷江，捐款重建日本在湖南芷江宣佈投降的原址：受降城。那是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年的紀念年。
教育不僅僅取於課本知識，自然那是根本的和基礎的。教育還須有另一項內容，就是鼓勵、教導人們對國事的關心和關懷。在今日世界範圍的經貿競賽的長跑過程中，許多人也註重到了有些年輕人對於國事迷茫的現象。我想這是因為大傢對歷史的淡漠。但不知歷史又怎能瞭解國事？
對國事無知又如何愛國？這一切豈不是也和教育有關？教師和教授是負責教育下一代的舵手，假如衆人輕視這項工作，那麽他們又怎能有心情專註教育下一代？為此,風呼喚國人尊重教師，關懷教授，奬勵教師。
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我為教師節特地寫了一首《教師頌》，現在廣州已把此詞作了歌譜，定為教師節歌，瀋陽、南昌、吉安、吉林也在唱。對此我感到無比的光榮和安慰。
陳香梅於美京華頓
1997年4月
我父親因年少出國，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國傢根底不深，後來雖然回國在北平做教授，當報紙編輯，又聘入外交部做領事等職，但因為中文不能與人較高低，總有點吃虧。先母也是在歐美長大，上的洋學堂。所以我上學時讀中文，衹好靠老師。在傢裏，除外祖父外，其餘都是半洋人。在抗日戰爭後期，父親叫我們姊妹6 人都到美國讀中學和大學。由於我沒遵父命去美國學習，父親甚至用停止供應我的一切費用相威脅，但我還是堅持己見。這裏故然有我不想依附父親、想獨立、想試一試自己能力的目的，但還有另外一種吸引。
中國給了我什麽？
自古以來，齊傢治國平天下是每個中國人最高理想，國傢的統一，領土的完整，是於高無上的原則。國富纔民強，先國後傢，是中國人的傳統。從很小的時候，我就聽到和讀到嶽母刺字“精忠報國”、唾棄賣國賊秦檜的故事。嶽母一針針刺字在兒子身上，一字字卻記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頭。千百年來，嶽飛墓前的秦檜作為賣國賊的恥辱，也銘記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頭。
中華民族每個步伐，都生動地說明，“國傢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近百年來，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瓜分、蹂躪和軍閥混戰之苦。這種痛苦，我是經歷的。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我傢舉傢流亡香港。沒幾年的功夫，1941年12月，在香港聽到連續十多天的日本侵略軍炮轟的聲音，隨之我們學校有許多處都被炸了。
在父親不在我們身邊、母親又去世的情況下，我們6姊妹冒着被炮火炸傷的危險，互相聯繫，互相看望。12月24日聖誕前夕，日軍占領了香港。
日軍侵入香港後，殺害無辜，有許多婦女被日軍強姦後又被殺死。她們的父母加丈夫，面對日本兵的槍口，毫無辦法解救他們，怒不可遏，痛不欲生。在桂林，日本人將七星岩兩個洞口封閉灌入毒氣，使近萬名中國人喪生。槍殺、強橫、慘無人道是二次大戰時日本侵略軍的慣例。
我體驗了弱國被欺、被凌的苦楚。我贊佩那些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崛起而奮鬥的英雄業績。當時，作為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同姐姐帶着小妹妹們隨着流亡的隊伍，跋涉幾千裏，從香港輾轉桂林到重慶，終於逃離了戰火、瘟疫、土匪、死亡，來到大後方的昆明。在我們與美國的父親取得聯繫後，父親命我們姊妹6人立即去美國學習，衹有我拒絶了。我不能在祖國受難時離開她。我要工作，我要盡我對祖國的責任。
1980年12月，我接受了鄧小平先生的邀請，做為裏根總統的代表訪問了北京。這是我離開祖國30多年後，第一次回到祖國。首站是我的出生地北京。當年的北京，沒有如今那麽熱鬧，車和人也不如現在那麽擁擠。一轉眼，又快20個年頭了，這期間世界發生了數不盡的變化，我的祖國也有數不盡的變化。中國在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歷經了無數考驗和挑爭中取得了認同，這是可喜的現象。在21世紀來臨之前，我們對祖國有更多的期盼與祝福。
今年7月1日，是個歷史性的日子，150年的恥辱，將在這一天掃蕩。香港的回歸，為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切盼。國傢的統一、民族的團结、骨肉的團聚、祖國的繁榮，時時敲打着我的心。我不自命為勇者，我衹想盡我的微薄之力，作振興祖國的滄海之一粟。
還在臺灣蔣經國先生在世時，在勇嚮他提出“很多從大陸來的人已垂垂老矣，離別大陸親人40多年，他們的長輩也七老八十了，如果再不讓他們回傢看看，可能再也沒機會了，這在歷史上將是件非常遺憾的事。”蔣先生答復此事可以研究。後來，我又嚮鄧小平及其他國傢領導人提出同樣的問題，得到的答復是：我們方面的考慮是積極的。此事，最終取得了臺灣往大陸探親開放的結果。至今，已有百萬計的臺胞與大陸骨肉團聚。臺胞利用到大陸探親的機會，考察了投資環境，進行了商務活動。1989年12月，我首次組織了一個包括臺商參加的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經濟貿易考察團。
我認為這些落後地區改進的第一要務，長遠看來，應該是教育。我以我的經歷得出這樣認識。因此：10年前我就本着拋奬金，每年教師節頒發奬金和奬狀給傑出、優良的教授和教師。這個項目從廣州、佛山、合肥、上海、武漢、南京、吉林、長春、瀋陽到南昌和吉安教有所發展。我還自乘火車到湖南的芷江，捐款重建日本在湖南芷江宣佈投降的原址：受降城。那是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年的紀念年。
教育不僅僅取於課本知識，自然那是根本的和基礎的。教育還須有另一項內容，就是鼓勵、教導人們對國事的關心和關懷。在今日世界範圍的經貿競賽的長跑過程中，許多人也註重到了有些年輕人對於國事迷茫的現象。我想這是因為大傢對歷史的淡漠。但不知歷史又怎能瞭解國事？
對國事無知又如何愛國？這一切豈不是也和教育有關？教師和教授是負責教育下一代的舵手，假如衆人輕視這項工作，那麽他們又怎能有心情專註教育下一代？為此,風呼喚國人尊重教師，關懷教授，奬勵教師。
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我為教師節特地寫了一首《教師頌》，現在廣州已把此詞作了歌譜，定為教師節歌，瀋陽、南昌、吉安、吉林也在唱。對此我感到無比的光榮和安慰。
陳香梅於美京華頓
1997年4月
落葉片片
帶來了
是舊恨？
是新愁？
你若是悄悄地來，
為何不悄悄地走？
——《落葉》
父母的婚姻
我是1925年6月23日在中國北京有名的協和醫院出生的。當時的北京還稱為北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定都北平後，纔將北平改名為北京。
陳傢祖籍原為福建，後經祖父陳慶雲移居至廣東南海。
祖父是商賈，年輕得志，做過中國招商局局長，在任時認識了外祖父。祖母曾氏和外祖母邱氏當時都懷着孩子，於是兩人相約若是一男一女則結為親傢，若是兩個男兒將讓他們結為兄弟，若同是女的則結為姊妹。其後陳傢得子、廖傢弄瓦，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說是指腹為婚。
我的母親廖香詞和她的兄弟姊妹多在歐美上學，父親陳應榮也在英國的牛津大學得了法學博士，後來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了哲學博士學位，深受歐美文化影響。母親在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讀音樂和繪畫，對於歐洲有一分情緣。她對於中國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父親是長子，13歲喪父即被寡母送到英國的倫敦讀書，也深受英國習俗的影響。我的父母都是“奉父母之命”自歐洲回傢，其時外祖父在古巴當公使，結果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結了婚。
外祖父母雖是西化但不脫離傳統習俗，而父母年輕西化，可能都希望自由婚姻。但清末民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代，中國仍是非常封建的社會。母親是由外祖母親自到羅馬把她帶到古巴去的；父親也奉母命自倫敦回國省親，然後自廣州到古巴。這些往事都是我的九姨親自告訴我的。
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當然非常西化。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加州結婚後纔隨着外祖父回到中國，我記得外祖母為了要學習中文，還請了一名中文教師；那位標準京片子的中文教師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也跟着外祖母學習英語和法語。
廖傢20年代在北京是大戶，外祖父母又喜歡交際。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還在古巴當公使（其時兩國沒有交換大使，公使就是全權大使），交了不少外國朋友。我的父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結婚，據說婚禮舉行時遇到使館的道路都封鎖了，以便客人出入。九姨、十姨當年是花童，父親穿着大禮服，母親梳着西式的捲發，穿着一套在巴黎特別訂做的白紗通花嫁衣，非常漂亮（父母的結婚照是我在多年顛沛流離的歲月中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母親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國女校讀書。又到意大利學音樂和藝術（母親彈鋼琴，畫油畫，三姨學音樂）。據九姨在母親去世後告訴我，母親在英國倫敦認識了一位英國貴族，交情頗深，對於父母的指腹為婚提出過抗議。當時父親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也已在牛津大學取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但和母親很少接觸。母親和三姨這對姊妹在歐洲過着青春少女的夢幻時光，不願回傢，但父命難違，衹好乖乖地回到古巴。母親在古巴結婚，一年後三姨和姨丈瀋覲鼎在北京結婚。
父母親結婚後，父親又到美國紐約和華盛頓深造，學習新聞工作。我的大姐陳靜宜就是在美京華盛頓出生的。兩年後父母親帶者兩歲的女兒回到北京，投靠外祖父，那是一個短暫大家庭生活的開始。
外祖父母傢中的大宴會我還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樓上偷看樓下舞廳的俊男美女聞樂起舞，並躲在門後偷聽母親彈琴、三姨唱歌。我們姊妹兩人有時也不禁拍着小手助興，直到老媽子半拉半扯地把我們送到睡房睡覺為止。
廖傢不但排場大，而且又有幾朵待字閨中的金花，當然惹來不少慘緑少年。顧維鈎、葉公超和當年年輕的外交傢是廖傢的常客，這些故事都是後來葉公超告訴我的；當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訴我不少住事。10多年前我也從三姨丈那兒打聽到一些零星後事，但這些年來他年歲大了，記憶力衰退了．所記不多。另外己故的劉鍇、鄭寶南也是常客。鄭寶南在擔任駐意大利代表時，我還帶着女兒去羅馬訪問過他，他殷勤地招待我們，我們還在羅馬的大噴水地中拋下了銀市，許個希望再訪羅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訪意大利時鄭寶南已退休回臺北。我在臺北多次見到過他，現在他也作古了。
當外祖父出使日本時，我們這個大家庭就散了。而父親因為到北京師範大學做教務長，我們也跟着搬了傢。那時我們住在東城貢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寬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還記得大門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圍墻，來客進入大門後須經過一條長廊，這些長廊是人力車和馬車停放的地方，長廊的盡處另有一道門，兩旁是聽差和車夫休息的地方，通過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們在那兒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對這棟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還能依稀記得那房子的結構、桂花開時的馨香、秋天梧桐葉落滿地的景況，一切仿如昨日。
當年父親在北京師範大學當教務長，並兼任英文係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對於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記得每逢周末常有學生到傢來嚮父親討教，有時假日也常有些教授來傢串門子。父親喜為人師，我相信這是他一生較為愉快的時光。
夏天我們全家到北戴河避暑，當時還沒有冷氣機，衹有風扇，六月天北京最熱，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開始涼快了。
那時北京人口不像現在人滿為患，空氣也沒有大污染，雖然還是燒煤球時代，但廚房和起居室隔離得很遠，因此對於所謂“空氣污染”這個名詞還未用着。
我們傢裏有好幾個傭人、車夫、門房、廚子和聽差，之外還有負責打掃、洗熨衣服的老媽子，當年還沒有洗衣機，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單……，都靠老媽子的雙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陽，衣服可以在戶外吹幹、曬幹，鼕天的衣服常得在爐邊烘幹。這個習俗在中國大城市當然已由洗衣機、烘衣機取而代之，但在窮乏的鄉下農村則沒有多大改善，一切還得要靠老天爺。
小時候照顧我和三妹的是李媽，她和照顧麽妹的奶媽——張媽是姑嫂。李媽先來，六妹出生後，李媽又把她的親戚張媽介紹來做奶媽，而她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別人照顧（我們傢裏的男女傭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個，或許還不止此數）。
服侍母親的一位女傭是城裏人，長得眉清目秀，口齒伶俐，因為她是母親的近身女傭，其他傭人對她都有點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媽和張媽常在背後駡她，說她是鬼靈精，她們說她時就說“太太房裏的”，喊慣了，真的很難記得她姓啥名誰。那個女人總是穿戴得很整齊，白上身，黑長褲，頭髮梳得黑亮亮的，一個圓圓的髻，髻邊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條手帕扣在衣襟上。她衹照顧母親，對我們小孩也是愛理不理，但對母親倒真的照顧得很周到：母親若是在休息，她就不準我們在母親房外吵鬧，常常說：“到外面去玩，你媽媽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務正業，到了月底發薪水的時候就來找他的老婆，我們放學回傢時，就會見到他坐在門房裏和男工說三道四。我年紀雖小但也不禁奇怪：為什麽一個精明標緻的女人會嫁給這麽不中看的男人。
母親對這個女傭很好，因為她很會照顧母親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時陳傢沒男孩，衹有五個丫頭，中國人說是五個賠錢貨）。父親白天把母親送到協和醫院後就回傢等候消息，把那女傭留守在醫院陪着母親。我那年大概也有8歲了，說不懂事也有點懂事，那個女傭一直等在醫院裏，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電話回傢。是父親接的電話，我還沒睡覺，我和大姐同床，父親到我們的睡房來說：“你媽又生了一個妹妹。”
在那個年代，中國男人常為了要兒子而討小老婆，父親受了西方教育，母親娘傢又非常西化，當然小老婆在陳傢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心靈中，我對那個女傭人很感激，因為她一直陪伴在母親身旁，對父親我卻有點反感。六妹出生時母親大概剛滿40歲。母親的名字——香詞是外祖父取的，我們姊妹6人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歡這名字，後改名靜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蓮、香蘭、香竹、香桃。
父親有兩個弟弟，二弟應昌，三弟應凱。他的二弟即我們的二叔陳慶昌，他於留學美國後回到中國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他參加了中國空軍，抗戰時被派到印度當武官，接待了不少當年到中國參戰的美國空軍志願隊飛行員。抗戰勝利後加入陳納德將軍組織的民航空運公司，在上海虹橋機場做站1949年民航空運公司奉美國政府命令撤退，總部移到臺灣，在香港、日本、東南亞等地成立分部，經過一段非常睏難的時期。二叔當時與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産黨員）發生戀情，已倫婚嫁，决定不與公司同進退而留守滬濱。20年間因為中美兩國之間的復雜政情，海峽兩岸對峙的形勢，我和大陸的親友消息完全斷絶。後來間接由香港方面傳來訊息，纔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時去世，他的第一任夫人先患癌疾去世，他後來與溫風鳴女士結婚。二叔去世後溫風鳴女士定居南京，並被委任為南京政協委員和南京海峽兩岸聯誼會理事。我第一次回詛國訪問時，有關當局還特別派專員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會面，後來我多次回祖國也有機會和她聚首。地已80高齡，但仍參加很多活動，身體還健康，有一子從商，生活過得不錯。我每次到南京得到省市領導招待時，她也經常應邀做陪容。
三叔陳應凱和傢人解放前後曾到香港居住了一個時期，後來還是回到廣州。陳傢祖居在廣州，有一棟三進的大房子，在廣州市桃源上街。我於抗戰時，在廣州未淪陷於日軍控製前，曾和母親一同到過廣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她於祖父逝世後即長住廣州，那棟房子是地道的南方大戶人傢宅第。祖父陳慶雲是南海世傢，年少得志，30出頭就掌管了招商局，除了正室曾夫人之外，又討了兩位妾侍（即姨太太），全家大小共住一處。兩位如夫人都無所出，而祖母則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
祖父去世時年僅38歲，據祖母告訴我，祖父對於當時的香港電車公司有興趣，認為這可以在廣州發展，有利廣州市民，於是認購了大量香港電車公司的股票，並規劃在廣州市發展。可惜當時民風保守，對於新科技更不甚瞭瞭，以電車取代坐慣了的轎子和人力車，一般人似乎還不能接受。祖父舉債買大量股票，到年終時要還清債務，找了平時認為知己的親友想藉些銀錢過年，但都被婉拒。其實當年祖父有房地産做抵押，又有其他物業，但人情冷暖自古已然，祖父大概年輕氣盛，一時想不開吧，便從自己的住宅五樓跳樓自殺而死。
祖母當時說這事來得太突然，因為她是小腳，小跑步到窗口前衹拉到祖父的長褂一角，但人己從窗口跳下去了。祖父去世後祖母一人承擔了一個大家庭，雖有産業，但孩子們都未成人，衹好負起一切責任。祖母為了大兒子的前途，特別安排把年僅13歲的父親送到英國倫敦上英國的私立學校，接受外國教育。這個安排對父親的一生有甚大影響。年輕喪父，又被寡母送到異邦求學，這一切我想在一個年輕孤兒的心中一定非常傷痛。父親到外國留學後從中學到大學都沒有機會回傢，因為要節省費用並要在暑期工作，直到大學畢業後，外祖父纔給了旅費要他回傢省母。
帶來了
是舊恨？
是新愁？
你若是悄悄地來，
為何不悄悄地走？
——《落葉》
父母的婚姻
我是1925年6月23日在中國北京有名的協和醫院出生的。當時的北京還稱為北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定都北平後，纔將北平改名為北京。
陳傢祖籍原為福建，後經祖父陳慶雲移居至廣東南海。
祖父是商賈，年輕得志，做過中國招商局局長，在任時認識了外祖父。祖母曾氏和外祖母邱氏當時都懷着孩子，於是兩人相約若是一男一女則結為親傢，若是兩個男兒將讓他們結為兄弟，若同是女的則結為姊妹。其後陳傢得子、廖傢弄瓦，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說是指腹為婚。
我的母親廖香詞和她的兄弟姊妹多在歐美上學，父親陳應榮也在英國的牛津大學得了法學博士，後來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了哲學博士學位，深受歐美文化影響。母親在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讀音樂和繪畫，對於歐洲有一分情緣。她對於中國的盲婚自然有莫大的反感。父親是長子，13歲喪父即被寡母送到英國的倫敦讀書，也深受英國習俗的影響。我的父母都是“奉父母之命”自歐洲回傢，其時外祖父在古巴當公使，結果父母便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結了婚。
外祖父母雖是西化但不脫離傳統習俗，而父母年輕西化，可能都希望自由婚姻。但清末民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代，中國仍是非常封建的社會。母親是由外祖母親自到羅馬把她帶到古巴去的；父親也奉母命自倫敦回國省親，然後自廣州到古巴。這些往事都是我的九姨親自告訴我的。
外祖母邱碧桐三代都住加州，她是在加州受的教育，當然非常西化。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加州結婚後纔隨着外祖父回到中國，我記得外祖母為了要學習中文，還請了一名中文教師；那位標準京片子的中文教師除了教授外祖母中文之外，也跟着外祖母學習英語和法語。
廖傢20年代在北京是大戶，外祖父母又喜歡交際。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還在古巴當公使（其時兩國沒有交換大使，公使就是全權大使），交了不少外國朋友。我的父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結婚，據說婚禮舉行時遇到使館的道路都封鎖了，以便客人出入。九姨、十姨當年是花童，父親穿着大禮服，母親梳着西式的捲發，穿着一套在巴黎特別訂做的白紗通花嫁衣，非常漂亮（父母的結婚照是我在多年顛沛流離的歲月中僅存的家庭照片之一）。
母親未嫁前和三姨都在英國女校讀書。又到意大利學音樂和藝術（母親彈鋼琴，畫油畫，三姨學音樂）。據九姨在母親去世後告訴我，母親在英國倫敦認識了一位英國貴族，交情頗深，對於父母的指腹為婚提出過抗議。當時父親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也已在牛津大學取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但和母親很少接觸。母親和三姨這對姊妹在歐洲過着青春少女的夢幻時光，不願回傢，但父命難違，衹好乖乖地回到古巴。母親在古巴結婚，一年後三姨和姨丈瀋覲鼎在北京結婚。
父母親結婚後，父親又到美國紐約和華盛頓深造，學習新聞工作。我的大姐陳靜宜就是在美京華盛頓出生的。兩年後父母親帶者兩歲的女兒回到北京，投靠外祖父，那是一個短暫大家庭生活的開始。
外祖父母傢中的大宴會我還有些印象：我和姐姐在樓上偷看樓下舞廳的俊男美女聞樂起舞，並躲在門後偷聽母親彈琴、三姨唱歌。我們姊妹兩人有時也不禁拍着小手助興，直到老媽子半拉半扯地把我們送到睡房睡覺為止。
廖傢不但排場大，而且又有幾朵待字閨中的金花，當然惹來不少慘緑少年。顧維鈎、葉公超和當年年輕的外交傢是廖傢的常客，這些故事都是後來葉公超告訴我的；當然健在的九姨也告訴我不少住事。10多年前我也從三姨丈那兒打聽到一些零星後事，但這些年來他年歲大了，記憶力衰退了．所記不多。另外己故的劉鍇、鄭寶南也是常客。鄭寶南在擔任駐意大利代表時，我還帶着女兒去羅馬訪問過他，他殷勤地招待我們，我們還在羅馬的大噴水地中拋下了銀市，許個希望再訪羅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訪意大利時鄭寶南已退休回臺北。我在臺北多次見到過他，現在他也作古了。
當外祖父出使日本時，我們這個大家庭就散了。而父親因為到北京師範大學做教務長，我們也跟着搬了傢。那時我們住在東城貢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寬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還記得大門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圍墻，來客進入大門後須經過一條長廊，這些長廊是人力車和馬車停放的地方，長廊的盡處另有一道門，兩旁是聽差和車夫休息的地方，通過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們在那兒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對這棟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還能依稀記得那房子的結構、桂花開時的馨香、秋天梧桐葉落滿地的景況，一切仿如昨日。
當年父親在北京師範大學當教務長，並兼任英文係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對於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記得每逢周末常有學生到傢來嚮父親討教，有時假日也常有些教授來傢串門子。父親喜為人師，我相信這是他一生較為愉快的時光。
夏天我們全家到北戴河避暑，當時還沒有冷氣機，衹有風扇，六月天北京最熱，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開始涼快了。
那時北京人口不像現在人滿為患，空氣也沒有大污染，雖然還是燒煤球時代，但廚房和起居室隔離得很遠，因此對於所謂“空氣污染”這個名詞還未用着。
我們傢裏有好幾個傭人、車夫、門房、廚子和聽差，之外還有負責打掃、洗熨衣服的老媽子，當年還沒有洗衣機，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單……，都靠老媽子的雙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陽，衣服可以在戶外吹幹、曬幹，鼕天的衣服常得在爐邊烘幹。這個習俗在中國大城市當然已由洗衣機、烘衣機取而代之，但在窮乏的鄉下農村則沒有多大改善，一切還得要靠老天爺。
小時候照顧我和三妹的是李媽，她和照顧麽妹的奶媽——張媽是姑嫂。李媽先來，六妹出生後，李媽又把她的親戚張媽介紹來做奶媽，而她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別人照顧（我們傢裏的男女傭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個，或許還不止此數）。
服侍母親的一位女傭是城裏人，長得眉清目秀，口齒伶俐，因為她是母親的近身女傭，其他傭人對她都有點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媽和張媽常在背後駡她，說她是鬼靈精，她們說她時就說“太太房裏的”，喊慣了，真的很難記得她姓啥名誰。那個女人總是穿戴得很整齊，白上身，黑長褲，頭髮梳得黑亮亮的，一個圓圓的髻，髻邊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條手帕扣在衣襟上。她衹照顧母親，對我們小孩也是愛理不理，但對母親倒真的照顧得很周到：母親若是在休息，她就不準我們在母親房外吵鬧，常常說：“到外面去玩，你媽媽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務正業，到了月底發薪水的時候就來找他的老婆，我們放學回傢時，就會見到他坐在門房裏和男工說三道四。我年紀雖小但也不禁奇怪：為什麽一個精明標緻的女人會嫁給這麽不中看的男人。
母親對這個女傭很好，因為她很會照顧母親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時陳傢沒男孩，衹有五個丫頭，中國人說是五個賠錢貨）。父親白天把母親送到協和醫院後就回傢等候消息，把那女傭留守在醫院陪着母親。我那年大概也有8歲了，說不懂事也有點懂事，那個女傭一直等在醫院裏，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電話回傢。是父親接的電話，我還沒睡覺，我和大姐同床，父親到我們的睡房來說：“你媽又生了一個妹妹。”
在那個年代，中國男人常為了要兒子而討小老婆，父親受了西方教育，母親娘傢又非常西化，當然小老婆在陳傢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小的心靈中，我對那個女傭人很感激，因為她一直陪伴在母親身旁，對父親我卻有點反感。六妹出生時母親大概剛滿40歲。母親的名字——香詞是外祖父取的，我們姊妹6人的名字也是外祖父取的，大姐香菊（她不喜歡這名字，後改名靜宜），我是老二香梅，依次香蓮、香蘭、香竹、香桃。
父親有兩個弟弟，二弟應昌，三弟應凱。他的二弟即我們的二叔陳慶昌，他於留學美國後回到中國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他參加了中國空軍，抗戰時被派到印度當武官，接待了不少當年到中國參戰的美國空軍志願隊飛行員。抗戰勝利後加入陳納德將軍組織的民航空運公司，在上海虹橋機場做站1949年民航空運公司奉美國政府命令撤退，總部移到臺灣，在香港、日本、東南亞等地成立分部，經過一段非常睏難的時期。二叔當時與一位新寡的梅夫人（共産黨員）發生戀情，已倫婚嫁，决定不與公司同進退而留守滬濱。20年間因為中美兩國之間的復雜政情，海峽兩岸對峙的形勢，我和大陸的親友消息完全斷絶。後來間接由香港方面傳來訊息，纔知道二叔在“文化大革命”時去世，他的第一任夫人先患癌疾去世，他後來與溫風鳴女士結婚。二叔去世後溫風鳴女士定居南京，並被委任為南京政協委員和南京海峽兩岸聯誼會理事。我第一次回詛國訪問時，有關當局還特別派專員送她由南京到北京和我會面，後來我多次回祖國也有機會和她聚首。地已80高齡，但仍參加很多活動，身體還健康，有一子從商，生活過得不錯。我每次到南京得到省市領導招待時，她也經常應邀做陪容。
三叔陳應凱和傢人解放前後曾到香港居住了一個時期，後來還是回到廣州。陳傢祖居在廣州，有一棟三進的大房子，在廣州市桃源上街。我於抗戰時，在廣州未淪陷於日軍控製前，曾和母親一同到過廣州看望祖母曾老夫人，她於祖父逝世後即長住廣州，那棟房子是地道的南方大戶人傢宅第。祖父陳慶雲是南海世傢，年少得志，30出頭就掌管了招商局，除了正室曾夫人之外，又討了兩位妾侍（即姨太太），全家大小共住一處。兩位如夫人都無所出，而祖母則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
祖父去世時年僅38歲，據祖母告訴我，祖父對於當時的香港電車公司有興趣，認為這可以在廣州發展，有利廣州市民，於是認購了大量香港電車公司的股票，並規劃在廣州市發展。可惜當時民風保守，對於新科技更不甚瞭瞭，以電車取代坐慣了的轎子和人力車，一般人似乎還不能接受。祖父舉債買大量股票，到年終時要還清債務，找了平時認為知己的親友想藉些銀錢過年，但都被婉拒。其實當年祖父有房地産做抵押，又有其他物業，但人情冷暖自古已然，祖父大概年輕氣盛，一時想不開吧，便從自己的住宅五樓跳樓自殺而死。
祖母當時說這事來得太突然，因為她是小腳，小跑步到窗口前衹拉到祖父的長褂一角，但人己從窗口跳下去了。祖父去世後祖母一人承擔了一個大家庭，雖有産業，但孩子們都未成人，衹好負起一切責任。祖母為了大兒子的前途，特別安排把年僅13歲的父親送到英國倫敦上英國的私立學校，接受外國教育。這個安排對父親的一生有甚大影響。年輕喪父，又被寡母送到異邦求學，這一切我想在一個年輕孤兒的心中一定非常傷痛。父親到外國留學後從中學到大學都沒有機會回傢，因為要節省費用並要在暑期工作，直到大學畢業後，外祖父纔給了旅費要他回傢省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