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大唐书库 整理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大唐书库 整理
最初的回忆
“这孩子本来是给你的弟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的说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的那间屋子里做着针钱时，她常常对着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还有女佣在场）叙说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说着这话时，就抬起她的圆圆脸，用那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却想不到是一个这样淘气的孩子。”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微笑。
母亲是爱我的。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没有骂过我。她使我在温柔和平的空气里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滑的头发，常常带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头脑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不能够和母亲分离开的。我尤其不能够忘掉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四五岁光景我跟母亲从成都到了广元县，这地方靠近陕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
在我的模糊的记忆里，广元两个字比较显明地时时现了出来。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总有六七进。
我们的住房是在三堂里面。
最初我跟着母亲睡，睡在母亲的那间大的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一点灯光在抖动，这是从方桌上的一盏清油灯里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但是我躺在被窝里，我并不害怕。我常常睁起眼睛，看着母亲的和平的睡脸。我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进书房去读书，地方是二堂旁边，窗外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永远对着我们摆起那一副和善的面孔。他会绘地图，还会绘铅笔画，他有着彩色的铅笔，这是我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识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和我一样，他比我只大一岁多。
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我们给母亲行了礼，她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
“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
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女子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
“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玩。”
她高兴地微笑了。
“香儿，你小心照顾他们。”母亲这样吩咐。
“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
我们穿过后房的门出去。
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了一条宽的过道。
桑叶是肥大的，绿阴阴的。
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
“我们快来拾桑果。”
香儿的脸上放了光，她牵着我的手就往桑树下面跑。
馥郁的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我的鼻里。
“好香呀。”
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送。
我们也吃了几颗。
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
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的两手也是。
“看你们的嘴。”
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给我们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
“我们快去拾鸡蛋。”
香儿连忙揩拭了她的嘴，就牵起我们往里面跑。
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倾在地上了。
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
我们追过去。
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
“我们看哪一个先找着鸡蛋？”
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着了那个鸡蛋。
有时候我也会找着的，因为我很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生蛋。
香儿虽然比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见得比她少。
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是我的军队。
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
这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着桑树。
左边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的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
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
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
凤头鸡，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
麻花鸡，是一只有着黑黄的小斑点的鸡。
小凤头鸡比凤头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和普通的母鸡就没有一点分别。
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
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
每天早晨一起床，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后面鸡房那里去。
香儿给我把鸡房的门打开了。
“去吧，好好地去玩。”
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来围着吃。
我便走进书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要比较迟一点才放学。
我一个人偷偷跑到四堂后面去。
我睡在那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就觉得是睡在床上。
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
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
周围是很静寂的，没有人来惊扰我。
“大花鸡，不要叫。再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
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
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着一点鸡毛。
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
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
有时候我和三哥在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的。
傍晚吃了午饭过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着天快要黑了时就和三哥一起，香儿陪伴着，去把鸡一一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都照应进了鸡笼。
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会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
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我忽然发见少了一只鸡。
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掉了。”
香儿望着我窃笑。
“杀掉了？”
“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
不错，我吃过。那一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
我没有说话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
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我气得流出眼泪来。
“都是你的错。你坏得很。他们来捉鸡去杀，你晓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告诉你，就是了。”
香儿笑着向我告饶。
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那黑鸡的事情。
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
我走过那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那拐门里遇见了香儿。
“四少爷，我正在等你。”
“什么事情？”
我看见她那种着急的神气，知道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
“太太又叫何师傅杀鸡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
“哪一只鸡？快说。”
我圆睁着一对小眼睛看她。
“就是那只大花鸡。”
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生长着不少白色斑点。我最爱它。
我马上挣脱香儿的手，就拼命往里面跑。
我一口气跑进了母亲的房里。
我满头是汗，我还在喘气。
母亲坐在床边椅子上。我就把上半身压在她的膝头。
“妈妈，你不要杀我的鸡。那只大花鸡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杀它。”
我拉着母亲的手哀求着。
“我说是什么大的事情，你这样着急地跑进来。原来是为着一只鸡。”
母亲温和地笑起来，摸出手巾给我揩额上的汗。
“杀一只鸡，值得这样着急吗？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
“我不吃，妈妈，我要那只大花鸡，我不准人杀它。那只大花鸡，我最爱的……”我急得哭了出来。
母亲笑了。她用温和的眼光看我。
“痴儿，这也值得你哭？好，你叫香儿陪着你去厨房里去，叫何厨子把那只鸡放了，由你另外拣了一只鸡出来杀。”
“那些鸡都是我喜欢的。随便哪一只鸡我都要，我不准人家杀。”
我依旧拉着母亲的手，用哭声说话。
“那却不行，你爹爹吩咐要杀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只鸡已经给何厨子杀掉了。”
提起那只大花鸡，我忘掉了一切。我马上拉起香儿的手跑出了母亲的房间。
我们气咻咻地跑进了厨房。
何厨子正把手里拿着的大花鸡往地上一掷。
“完了，杀掉了。”
香儿叹口气，就呆呆地站住了。
大花鸡在地上扑翅膀。慢慢地移动。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
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摩着。颈项上现了一个大的伤口，血正从那里面滴出来。
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幕死的挣扎。
我不敢伸手去摸它，我只顾恐怖地看着。
别人在旁边笑起来。
“四少爷，你哭你的大花鸡呀。”
这是何厨子的带笑的声音。
他这凶手。他亲手杀了我的大花鸡。
我气得身子发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一回头就拔步跑，我不顾香儿在后面唤我。
我跑进母亲的房里就把头靠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起来。
“妈妈，你把我的大花鸡还给我。……”母亲温柔地劝慰我，她称我做痴儿。
为了这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时候。
这天午饭时桌子上果然添了两样鸡肉做的菜。
我看着那一个盘子和那一个菜碗，我就想起了大花鸡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态。
我始终不曾在那盘子和菜碗里下过一次筷子。
晚上杨嫂安慰我说，鸡被杀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
她告诉过我，那只鸡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为杀鸡的时候，袁嫂在厨房里念过了“往生咒”。
我并不相信这个女佣的话，因为那是离现实太远了，我看不见。
“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来做菜吃？”
我这样问母亲，得不着回答。
我这样问先生，也得不着回答。
问别的人，也得不着回答。
别人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始终不懂得。
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对于我，它却是我的伴侣，我的军队。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别的人。
然而我的一个最好的兵士就这样地消灭了。
从此我对于鸡的事情，对于这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生活着的鸡的事情，就失掉了兴味。
不过我还在照料那些剩余的鸡，让它们次第做了菜碗里的牺牲品。
凤头鸡也不能够是例外的一个。
在女佣里面，除了香儿常常陪着我们玩耍外，还有一个杨嫂也负着照应我们的责任。
高个儿身材，长的脸，大的眼睛，年纪三十几岁，一双小脚。
我们很喜欢她。
她记得许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我和三哥常常找个机会躲在她的房间里，逼着她给我们讲故事。
香儿也来参加，她对这事情也是很欢喜的。
杨嫂是很有口才的。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
听完了故事，我们说害怕，就要她把我们送回到母亲房里去。
夜间，桑树叶一簇一簇的遮住了天。周围很阴暗。草地上常常有声音。
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在石阶上走得很响。
杨嫂手里捏着油纸捻子，火光在晃动。
回到母亲房里。玩了一会儿，杨嫂就服侍我在母亲的床上睡下了。
三哥跟着大哥去睡。
杨嫂喜欢喝酒，她年年都要泡桑葚酒。
桑葚熟透了的时候，草地上布满了那紫色的果实。
我和三哥，还有香儿，我们常常去拾桑葚。
熟透了的桑葚，那甜香真正叫人喉咙痒。
我们一面拾，一面吃，每次拾了满衣兜的桑葚。
“这样多，这样好。”
我们每次把杨嫂叫到她的房里去，把一堆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给她看时，她总要做出惊喜的样子说话。
她拣几颗放在鼻子上闻，然后就放进了嘴里。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吃桑葚。
我们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红红的，嘴也是。
“够了，不准再吃了。”
她撩起衣襟揩拭了嘴唇，便去把立柜门开了，拿出一个酒瓶来。
她把桑葚塞进一个瓶里，一个瓶容不下，她又去取了第二个，第三个。
每个瓶里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
《忆江南》（怀旧）南唐李后主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从母亲那里我学到了这歌儿似的叫做“词”的东西。
母亲剪了些白纸头订成好几本小册子。
我的两个姐姐各有一本。后来我和三哥每个人也有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
母亲差不多每天要在那小册子上面写下一首词。是依着顺序从《白香词谱》里抄录来的。
是母亲亲手写的娟秀的小字，很整齐的排列着。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亲站着，手里捧了小册。
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我们读着小册上面写的字。
这是我们的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
我们跟了母亲读着每一个字，直到我们可以把一些字连接起来读成一句为止。
于是母亲给我们拿出那根牛骨制的印圈点的东西和一合印泥来。
我们弟兄两个就跪在方凳上面，专心地给读过的那首词加上了圈点。
第二个晚上我们又在母亲的面前温习那首词，直到我们能够把它背诵出来。
我们从没有一个时候觉得读书是件苦的事情。
但不到几个月母亲就生了我的第二个妹妹。
我们的小册子里有两个多月不曾添上了新的词。
而且从那时候起我就和三哥同睡在一张床上，在另一个房间里面。
杨嫂把她的床铺搬到我们的房间里来。她陪伴我们，她照料我们。
这第二个妹妹，我们叫她做十妹。她出世的时候，我在梦里，我完全不知道。
早晨我睁起眼睛，阳光已经照在床上了。
母亲头上束了一根帕子，她望着我微笑。
旁边突然起了初生儿的啼声。
杨嫂也望着我微笑。
我心里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是我睡在母亲的床上的最后一天了。
秋天，天气渐渐凉起来。
我们恢复了读词的事。
每晚上，二更锣一声，我们就合了那小册。
“叫杨嫂领你们去睡罢。”
母亲温和地抚摩我们的头发。
我们和母亲道了晚安，带着疲倦的眼睛，走出去。
“杨嫂，我们要睡了。”
常常是三哥先叫唤。
“来了。”
这温和的应声过后，杨嫂的高个儿身材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她拿手牵起我们，一只手牵一个。
她的手比起妈妈来，要粗糙得多。
我们走过了堂屋，穿过大哥的房间。
有时候我们也从母亲的后房后面走。
进了我们的房间，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我和三哥睡的，一张是杨嫂一个人睡的。
杨嫂爱清洁。所以她把房间和床铺都收拾得很干净。
她不许我们在地板上乱吐痰，她不许我们在床上翻筋斗。
她还不许我们做别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并不恨她，我们喜欢她。
临睡时，她叫我们站在旁边，等她把我们被褥铺好。
她给我们脱了衣服，把我们送进了被窝里。
“你不要就走开。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她正要放下帐子，我们就齐声叫起来。
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给我们讲故事。
有时候我们要听完了一个满意的故事才睡觉。
有时候我们就在她叙述的当儿闭了那疲倦的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什么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我们都不去管它了。
生活是这样和平的。
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有的只是平静的喜悦。
刚刚翻过了冬天。情形又改变了。
晚上我们照例把那本小册合起来交给母亲。
外面响着二更的锣。
“叫你二姐领你们去睡罢。杨嫂病了。”
母亲亲自把我们送到房间里。二姐牵着三哥的手，我的手是母亲牵着的。
母亲照料着二姐把我们安置在被窝里，又嘱咐我们好好地睡觉。
母亲走了以后，我们二个睁起眼睛望着帐顶，过后又把脸掉过来望着。
二姐在另一张床上咳了几声嗽。
她代替杨嫂来陪伴我们。她就睡在杨嫂的床上，不过被褥帐子已经通统换过了。
我们不能够闭眼睛，因为我们想起了杨嫂。
三堂后边，右边石阶上的一排平房里面，第四个房间没有地板，低低的瓦清油灯放在一张破方桌上面……那是杨嫂从前住过的房间。
她如今病着，回到那里去了，就躺在她那床上。
外面石阶下是秃了的桑树。
从我们这房屋，推开靠里的一扇窗户望，可以看见杨嫂的房间。
那里是冷静的，很寂寞的。
除了她这个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房间里，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比较迟。
这晚上虽然有二姐在那里陪伴我们，我却突然地觉得寂寞起来了。
以后也就没有再看见杨嫂。
我们只知道杨嫂依旧病着，虽然常常有医生来给她看病，她的病状还是没有起色。
二姐把我们照料得好。她晚上也会给我们讲故事。并且还有香儿给她帮忙。
我们就渐渐地把杨嫂忘记了。
“我们去看看杨嫂去。”
一天下午刚刚从书房里出来，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声和我说话。
“好。”我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们跑进三堂，很快地就到了右边石阶上的第四个房间。
没有别人看见我们。
我们推开那掩着的门，进去了。
阴暗的房间，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触鼻的臭气。在那一张矮床上，蓝布帐子放下了半幅。一幅旧棉被盖着杨嫂的下半身，她睡着。
床面前一个竹凳上面放着一碗浓黑的药汁，已经没有热气。
我们畏怯地走到了床前。
纸一样白的脸。一头飘蓬的乱发，眼睛闭着，嘴微微张开在出气，嘴边留着一圈黄色的痕迹。一只手从被里垂下来，一只又黄又瘦的手。
我开始疑惑起来。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妇人就是杨嫂。
我想起那一张笑脸，我想起那一张讲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瓶的桑葚酒。
我仿佛在做梦。我又感到了哭泣的心情。
“杨嫂，杨嫂。”兄弟两个齐声叫喊。
她的鼻里发出一个细微的声音。她的那只垂下来的手慢慢儿动了。
身子也微微动着。嘴里发出了一个含糊的声音。
眼睛睁开了，闭了，又睁开得更大一点。她的眼光落在我们两个的脸上。
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笑。
“杨嫂，我们来看你。”
三哥先说，我便接着说。
她勉强微笑了，慢慢儿举起手去抚摩三哥的头。
“你们来了，你们还记挂着我吗？……你们好吧？……现在有什么人在照应你们？……”声音是多么微弱无力，就像叹息声。
“二姐在照应我们。妈妈也时常来照应我们。”
三哥的声音似乎淌出了眼泪。
“好。我放心了。……我真正记挂你们，我天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们。……我怕你们离了我就会觉得不方便……”她说话有些吃力，那两只失神的眼珠不住地在我们弟兄的脸上转。
眼光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和善，可是又多了一些别的东西。
她这样看人，真要把我的眼泪也勾引出来了。
我爱怜地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只手是冷冰冰的。
她把眼光完全定在我的脸上。
“你，你近来不顽皮吗？……你还记得我。我这病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
我想不出一句话来说，却把眼泪滴在她的手上。
“你哭了。你的心肠真好。不要哭，我这病就会好的。”
她抚摩着我的头。
“你不要哭，我又不是一只鸡呀。”
她还记着那大花鸡的事情，拿来和我开玩笑。
我微微笑了一下，心里却只想哭。
“你们看，我的记性真坏。这碗药恐怕又冷了。我却忘记了喝它。”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转，瞥见了那竹凳上的药碗，便把眉头一皱，说着话就要撑起身子来拿那药碗。
“你不要起来，不要动，等我来端给你。”
三哥抢着先把药碗捧在手里。
“冷了喝不得。我拿去叫人给你弄热。”
三哥说着就往外面走。
“你不要去，三少爷，你给我端回来。冷了喝下去是一样的。常常去惊动别人，人家会怪我花样多。”
她费力撑起身子，挣红了脸，着急地阻止着三哥。
三哥把药碗捧了回来，泼出了一些药汁在地上。
她一把夺过了药碗，把脸俯在药碗上面，大口地喝着。
听见那大的声响，我就仿佛看见药汁怎样通过她的喉管，流进了她的肚里。
她抬起头来，把空碗递给了三哥。
她的脸上还带着红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边的药渣，就颓然地倒下去，长叹一声，好像已经用尽了气力。
她闭上眼睛，不再睁开看我们一眼。鼻里发出了低微的吼声。
我们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间里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阴暗起来。
我的脸对着三哥的脸，那眼光好像带了恐怖地在问：“怎么办？”
没有回答。
“三少爷，四少爷，四少爷，三少爷。”
在外面远远地香儿用了那带点调皮的声音叫起来。
“走吧。”
我连忙去拉三哥的衣襟。
在石阶上我们被香儿看见了。
“你们偷偷跑到杨大娘的房间里去过了。我要去告诉太太。”
香儿走过来，见面就说出这种话。她的脸上现了得意的笑。
“太太吩咐过我不要带你们去看杨大娘。”
“你真坏。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们不怕。”
香儿果然把这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责骂我们，她只说我们以后不可以再到杨嫂的房间里去。不过她却没有说出理由来。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杨嫂的病不但不曾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
我们经过三堂后面那条宽的过道，往四堂里去的时候，常常听见杨嫂的奇怪的呻吟声。
听说她不肯喝药。
听说她有时候还会发出撕裂人心的怪叫。
我不敢再走三堂后面经过。我怕听她那种怪叫声。
人一提起杨嫂，就马上做出恐怖的，严肃的表情。
“天真正没有眼睛，像杨嫂这样的好人怎么生这样的玻”母亲好几次一面叹气，一面对众人说着这样的话。
但我却不知道杨嫂究竟生的是什么玻
我只知道广元县没有一个好医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
又过了好几天。
“四少爷，你快去看，杨大娘在吃虱子。”
一个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学出来，在拐门里遇着香儿，她拉着我的膀子，对我做了一个惊奇的歪脸。
“我躲在门外看。她解开衣服捉虱子，捉到一个就丢进嘴里，咬一口。她接连丢了好几个进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骂。她后来又脱了裹脚布放在嘴里嚼，真脏。”
香儿极力在模仿杨嫂的那些样子，她自己不觉得有一些儿残酷。
“我不要看。”
我生气地挣脱了香儿的手，就往母亲的房里跑。
虱子，裹脚布，在我的头脑里和杨嫂连接起来。我想起杨嫂从前是很爱干净的。
我不说一句话，就把头放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母亲费了好些工夫来安慰我。她一面含了眼泪对父亲说：“杨嫂的病不会好了。我们给她买一副好点的棺材罢。她服侍我们这几年，很忠心。待三儿四儿又是那样好，就和自己亲生的差不多。”
母亲的话又把眼泪给我引了出来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思了。
可是杨嫂并不死，虽然医生已经说那病是无法医治的了。
她依旧活着，吃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怪叫。
于是每个人对这事情都失了兴趣，没有谁再到她的房门外去窃听了。
一提起杨嫂吃虱子……，大家都不高兴地皱着眉头。
“天呀。有什么法子可以使她早些死掉，免得她受这活罪。”
大家都希望她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的方法。
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母亲第一个就反对这提议。
但是杨嫂的存在却使得全个衙门都被一种忧郁的空气笼罩了。
每个人听见说杨嫂还没有死，就马上把脸阴沉下来，好像听见一个不祥的消息。
许多人的好心都在希望着一个人死，这个人却是他们所爱的人。
然而他们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在吃晚饭。
“杨大娘死了。”
香儿气咻咻地跑进房来，开口就报告这一个好消息。
袁嫂跟着走进来证实了香儿的话。
杨嫂的死是毫无疑惑的了。
“谢天谢地。”
母亲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就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
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谁也无心吃饭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
健康的杨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泼地现出来。
我终于把饭碗推开，俯在桌子上面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同时我想起了杨嫂的最后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和我们谈起了杨嫂的事情：她是一个寡妇。她在我们家里一共做了四年的女佣。临死时她还不满三十岁。
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就只是这一点儿。
她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却不能够跟着我们回成都去。
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所以我们就把她葬在广元县。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坟前有没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么字。
“在阴间（鬼的世界）大概无所谓家乡罢，不然杨嫂倒做了异乡的鬼了。”
母亲偶尔感叹地对人这样说。
在清明节和中元节，母亲叫人带了些纸钱到杨嫂的坟上去烧。
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
我也喜欢读书，因为喜欢我们的教读先生。
这个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种种的方法来获取我们的敬爱。
“刘先生。”
早晨一走进书房，我们就给他行礼，望着他笑。
他带笑地点着头。
我和三哥同坐在一张条桌前面，一个人一个方凳子，我们是跪着的。
认方块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
母亲曾经叫贾福传过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管教我们。
但是我却从不知道严厉是什么一回事。我背书背诵不出，刘先生就叫我慢慢儿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来，三哥也是。
因为这缘故我们就更喜欢书房。
而且在满是阳光的温暖的书房里看着大哥和两个姐姐用功地读书的样子，看着先生的温和的笑脸，看着贾福的和气的笑脸，我觉得很高兴。
先生常常在给父亲绘地图。
我不知地图是什么东西，拿来做什么用。
可是在一张厚厚的白纸上面绘出了许多条纤细的黑线，又填上了各种的颜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还有许多奇怪的东西，如现今人们所称为圆规之类的。
绘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绘。那种俯着头专心用功的样子。
“刘先生也很辛苦呵。”
我时时偷眼去望先生，不禁这样想起来。
有时候我和三哥放了学，还回到书房去看先生绘地图。
刘先生忽然把地图以及别的新奇的东西收拾了，就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我今晚上给你们画一个娃娃。”
这娃娃就是人物图的意思。
自然我们的心是不能够等到晚上的，我们就逼着他马上绘给我们看。
如果这一天大哥和二姐三姐的功课弄得很好，先生比较有多的时间，那么不必要我们多次请求，他便答应了。
他拿过那一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就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那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者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来涂上了颜色。
“这张给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
一张一张地增加着，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好几十张图画了。
做了一个缺少着玩具的孩子，所以我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
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的房屋……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活动起来。
但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一张更大的画：有狮子，有老虎，有豺狼，有山，有洞……这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画里面看见过，先生却不肯绘出来给我们。
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逼着先生要图画。
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很寂寞罢。
我们看着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
忽然墙外面起了长的吹哨声，在这静夜里尖锐地响着。
先生停了笔倾听着。
“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呀。”
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
“他现在又要换马了。”
于是低微的马蹄声去远了。
那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要专差送达的。他到一个驿站就要换一次马，还有别的预备，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
一个下午先生费了二三天的工夫把我渴望了许久的那张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的图画绘成功了。
我进书房去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了那张画在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给我的。”
这夸耀使得我的眼泪因妒忌而要流出来了。
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绘出来给了我的。
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
“先生，我要。”
我红着脸，直跑到刘先生的面前。
“过几天我再画一张给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它不可。”
我马上就哭出来，任是先生怎样劝慰，都没有用。
同时我的哭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
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开口骂他做坏人。
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给我解释。
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母亲的房里。
母亲摆出严肃的面孔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我止了泪，抽泣地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并且她要贾福去传话叫先生打我。
我抽泣地让贾福牵着我的手重进了书房。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而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
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结好那散了的鞋带。
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旁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通统送给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儿莫名其妙。
“我都不要。”我没有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时候我确实有着“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到处撒布着生命的春天。
嫩绿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播了芝麻般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
以后母亲再摊开纸来看时，大部分的蚕卵，都陆续成了极小的蚕儿。
使人充满了好奇的愉快的蚕儿的蠕动。那样小的东西。
但是蚕儿一天天地大起来。
使人充满了更惊奇的喜悦的那么迅速的繁殖。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这事情忙碌着。
大的簸箕里面布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着，就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晚上夜深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熟，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淡绿色的蚕子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只是一片沙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子，就觉得心里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个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使他过着两三天的痛苦的生活。
“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竟然得着了这种病症，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见着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病的药方，那时候在我们那里根本没有西医。但是女佣们的肚皮里有着种种奇怪的药方的。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病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了。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是买不到黄酒的。母亲便请父亲在合州去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于这事情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次忘记加了桑叶就使蚕子饿死了许多，后来稍疏忽了一点又被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子去。她因此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怕她再遇着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那背誓的恐惧时时来压迫她，她终于下了养蚕的决心。
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的效力。不过后来母亲就和薛太太结拜了姐妹。
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了几个茧子来玩。
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丝车。
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来吃，他们不绝口地称赞味道的鲜美。
“做个蚕子命运也很悲惨呀。”
我有时候不觉这样地想。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问案件。
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役，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问案子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
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
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役就去把那犯人按翻在地上，给他褪了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
“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呀。”
那人爬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呀。”
“胡说。你招不招？”
那犯人依旧哭喊着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役就停止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流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呀。”
“你这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直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事情倒使我莫名其妙了。这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摆起严肃的面孔说几句“胡说。招不招？再打。”的话，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硬心肠。
打屁股差不多是构成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役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吧。”
我在心里请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有跑开了。
我把这个告诉了母亲。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就和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呢？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谁。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但是我并不听从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并不曾回答过我的问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了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母亲房里没有别的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般犯人实在太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太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罢。”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定不杀一个人就是了。”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伙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他就辞职走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果然发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常常是空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带枷的犯人蹲踞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回到母亲房里无意间说出来，被父亲听见了。
这时离新年还远，所以父亲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下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役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看着彼此的脸。
“叫你们给我打。”
父亲更生气了。
差役大声响应起来。但没有人动手。
刘升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
这时候差役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听见了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接连说了许多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依旧是和平时一样地亲切。他们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
但是我心里却很难过，因为我不敢对他们说出来是我害他们挨的打。
又有一次，我看见领十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十妹在出痘子，依着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究竟是比较锐敏得多。她可以在奶妈的嘴唇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突然显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边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羊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役拉着她的两手，另一个差役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自己责备着自己的贪嘴。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青的奶妈临走时带了一副非常凄惨的脸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过后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后悔。她说那一个晚上她忘掉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平时母亲待人是十分温和的。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点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去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给他解释：“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牢记着。”
三哥羞惭地埋着头，不敢说话，香儿快活地在旁边窃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儿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从我的话。你懂了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点云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儿陪着你们去玩。”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白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如今母亲也做了这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到世间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职回成都去了，虽然那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间的生活我觉得还算是很愉快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爱我。
这两年里我只挨过一次打，是母亲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叩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吓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吃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依旧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被母亲打。
不知道怎样从小孩时候起我对于一切的礼仪就起了盲目的憎厌，这种憎厌，并且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的。
父亲在广元县做了两年的官，回到成都后就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不久，革命就发生了。
对于革命我并不曾感到什么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变所给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天听见教读先生（他似乎姓龙，又好像姓邓）用了激动的声音叙说当时的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说出反对满清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二年。他们的发辫是在日本时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一个剪掉辫子）。如今就戴了假的辫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窃笑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但是对于他们没有辫子的头，我却起了大的羡慕。
我的头脑后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早晨要母亲或女佣来梳。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里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个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了变兵的光顾。
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虽然二伯父的公馆离我们这里很近，但在当时谁也失掉了辨别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被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骚动，众人就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屋里去想逃避的方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于是一屋里的人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着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元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元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屋顶楼板上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把我们弟兄姐妹送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拉起轿帘看外面的情形。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拥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青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闹声。好像那个和这里只隔两三家的赵公馆被变兵攻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迫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领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的。
天黑红的。几株枯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叫喊。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垣墙并不高，一个女佣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伏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爬起来在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使我们不感到一点儿不方便。
母亲一晚上担心着家里的情形。第二天上午外面比较平静了，她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去，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我们没有一点损伤。
父亲告诉我们：昨晚半夜里果然有十几个变兵撬了大门进来。家里已经有了准备。十几个堂勇端起火药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排列着，又加上三叔的二个镖客（三叔刚在南充做了知县回来）。变兵看见这里人多，便不敢动手，只说来借点路费。父亲叫人拿了一封银元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只损失了这一百元。以后再也没有变兵来纠缠了。
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仿佛祖父也到了别处去。
第二天十九日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这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这事情。
从此我们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知给谁拿去了，父亲叫泥水匠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用。
赵尔丰被革命党抓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生出种种不同的影响。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怎样被杀头的事情。
共和革命是成功了。
二叔三叔头上的假辫子取了下来。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仆人姜福（他不知从哪里刚学会了一点剪发的手艺），找了一把剪发的刀子，把我和三哥的小辫子剪掉。我们觉得非常快活。
接着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仆人中有一二个不肯剪的，却不留心在街上给警察强迫剪去了。
变动是很多的。
我们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照例是父亲管这些事情。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杯子在大圆形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是代表当时的十八剩我对于做国旗的事情也感到一点兴味。但是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家里又收起了它，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了革命感到大的悲哀。父亲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
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大概因为他是个诗人的缘故罢。祖父也是个诗人。父亲和二叔却不大做诗。
至于我们这一辈，虽然大半都是小孩子，但对于满清政府的灭亡，却没有一个会觉得不快活的。
满清倒了。我们依旧在龙先生的教导下面读书。但不久大哥就进了中学。
这些时候我在家里的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两年半以后，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死在民国三年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苦痛的。一直到最后的一天她还有着知觉，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弹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走到病床前去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丝毫不能够安慰她。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在她临死前五天叫大哥到一个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副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种痛苦的病痛中还想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女佣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眼里含着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别人手里执着红绫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以后数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时候饱看她。
红绫终于放了下去，掩盖了棺材，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个人就抬了棺盖压上去。
二姐和三姐不肯走开，她们伤心地哭着，把头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听见两个姐姐在签押房里面哀哀地哭着。我不能够闭上眼睛。我的眼泪也淌了出来。我怜悯我的两个姐姐。我也怜悯我自己。
早晨我也会被她们的哭声惊醒。我就在床上含了眼泪祷告着母亲保佑我的两个姐姐。
白天我常常望着签押房里灵帷前的母亲的画像。我心里疑惑地想着这时候母亲在什么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们三弟兄匍匐地跪在灵前蒲团上，听着一个表哥诵读父亲替我们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
那诵读的声音是很滑稽的，我虽然还是一个孩子，却也不想笑。我细嚼着这两句话的滋味。我的眼泪滴在蒲团上了。
这以后的第二天灵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殡在城外一个寺院里面，后来安葬在磨盘山。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了两个洞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果然就进了那个洞穴。
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就恢复了原状。母亲房里的陈设和母亲在时并没有两样，只多了壁上的一张母亲的放大的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进父亲房间，看不见母亲，仿佛以为她是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了一声“妈”。过后才猛省着我的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如今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有着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较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的缘故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讨了一个更年青的母亲来。
这个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却不能够医好我的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给我像那个死去的母亲所给我的那么多。我也不能够像爱那个母亲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只因为两个以前本来是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光景二姐也跟着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痨”的玻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患了玻有一次她几乎死掉，还是靠着“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来救活了的。
因了医好二姐的病，母亲特别叫人买了刀叉做了西餐请了四圣祠医院的几个“洋太太”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是我们第一次和西洋人接触。她们会说中国话，曾经拉着我问了好些事情。我并不惧怕她们，我觉得她们也是很和气的。
母亲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后来就做了朋友。她带着我到她们的医院里去玩过几次，也医治过玻她们也送了我们一些西洋点心和好几本书籍。我很喜欢那本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不过那时候我却没有想到去读它的内容。
自从母亲一死，二姐就没有过着一天的好日子。大概是过分的悲痛压倒了她，毁坏了她的全部健康。
她的身子一天天地瘦弱起来，脸上简直没有一点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着。她常常提起母亲就哭，我很少看见她笑过。
“妈，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姐呵。”我常常在暗中祷告着。
但是二姐的病依旧没有起色。父亲为她请了许多名医来诊断，都没有用。父亲是相信着中医的。母亲死后我们就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断绝了来往。
冬天一到，二姐便渐渐地睡倒下去了。谁看见她，都会叹息地说：她瘦得真可怜。
十一月底祖父的生日里，我们家里接连唱了三天戏，戏台在大厅上。天井里坐着几十桌客。全家的人都快活地忙碌着。
二姐一个人病在房里，听见这些闹声，那心里的寂寞一定是很难受的。晚上客人散去了一大半，大厅上还在演戏。父亲叫人把二姐扶了出来看。
二姐坐在一把藤椅上，不能够动弹，只是用那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戏台。我不知道她眼里看见的是什么景象。
脸瘦成一个尖脸，没有血色，嘴唇枯焦着。我的心为爱，为怜悯而痛楚了。
“我要进去。”二姐把头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样子低声说。女佣便把她扶了进去。
三天后二姐就永远闭了她的眼睛。她也是死在天明以前。
那时候我在梦里，不能够看见她的最后的一刻是怎样过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奇怪的梦。我到了一个坟常地方很宽，长了一寸多深的草。中间立着一个不认识的人的坟墓。后面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时候仿佛是春天的早晨。阳光在树梢上闪耀。坟边生了不少野花，正开着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两三双蝴蝶时时在花上面飞舞。在树枝上还有些山鸟在唱歌。
我站在坟前看那墓碑上的刻字，一股微风把花香送进我的鼻里。忽然坟墓后面起了一阵响亮的哭声。
这时候我就惊醒起来了，心跳得很厉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声依旧在我的身边荡漾。我分辨出来这是三姐的哭声。
一阵恐怖压倒了我。我没有一点疑惑：二姐死了。
父亲忙着料理二姐的后事。过一会姨外婆坐了轿子来数数落落地哭了一常回到成都以后我还是一个小孩。能够和我在一块儿玩耍的，就只有三哥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还有几个女佣和仆人，也时常同着我玩。在广元陪我们玩的香儿却死掉了。
大哥那时候已经成人了。他的趣味和我的当然差了许多。
他喜欢和姐姐，堂姐，表姐们在一块儿玩。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青年男女是很多的。
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的生活就变得很忙碌了。姐姐，堂姐，表姐都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的种类就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好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房里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批评《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外，就没有一个人不曾熟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所以我当时虽然不曾开始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里的人物和事情。
后来有两个表姐离开了成都，二姐又跟着母亲死了。大哥们的聚会当然没有以前那样地热闹，但依旧时常继续着，而且还有新的参加者，譬如两个表哥和一个年青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参加过两三次。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的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叙述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京戏。我们接连看了两三个月，因为父亲是那戏园的股东，被送了一厚本的戏票，而父亲自己又没有多的时间常常去看戏。
那时候我们只爱看武打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筋斗，翻杠杆。
父亲对于京戏大概有特殊的嗜好，在那些时候一个戏园里要添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总是由他发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总要先在我们家里的客厅中清唱几句，自然是父亲请他们吃饭。我们好几个弟兄就躲在花园里偷看。我们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的缘故。
有一次父亲请新到的八九个京班名角在客厅里吃饭。饭后大家正在花园里游玩，那个唱老旦的宝幼亭（我们先听过了他的唱片）忽然发起狂来，跪倒在地上赌咒般说了许多话。
众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我们在旁边觉得好笑。我和这些戏子都很熟习，有时我还跟着父亲到后台里去看他们化装。
一个唱青衣的小孩子名叫张文芳，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当时在成都也受人欢迎。他的哥哥本来也唱青衣，如今倒了嗓不再登台了，就管束着他，靠着他过活。他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一次。他简直是一个小孩子，并没有一点女人气。然而在戏里他却改换了面目做着种种的薄命女人。我看惯了他演的那些悲剧，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有一次离新年不远，我跟着父亲到了他们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戏园里面），看见他穿着一身短打，手里拿了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挥舞着，我不觉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会儿，问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亲来带我回家的时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罢。
然而说句公平的话，父亲对待戏子的态度是很真实的，他把他们当作朋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并没有和旦角有过特别的来往。
三叔却喜欢一个川班的小旦，这人叫做李凤卿。祖父也喜欢他。有一次祖父带我去看戏，当李凤卿包了头穿着粉红衫子出台时，祖父曾经带笑地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
李凤卿时常来找三叔。他也常常和我谈话。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会写一手绢秀的字。他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举动和言语都和女人相像，有时候手上脸上还留着脂粉。这是川班旦角和京班旦角不同的地方。
有一次三叔把他弄到我们客厅里来化装照相，我就看见他那里包头，擦粉，踩跷，他先装扮成一个执长矛的古代的女将，后来就改扮做一个旗装贵妇。这两张照片后来都挂在三叔房里，三叔还亲笔题了几首诗在上面。
这个李凤卿的境遇是很悲惨的。后来在祖父死后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还是三叔去照料他安埋了的。
三叔做了一副挽联吊他，里面有“……也当忍须臾，待侬一诀”的话。
二叔也做过一副挽联，后来他偶尔和教读先生谈起这事情，那个六十岁的曹先生不觉惊讶地问道：“××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个风雅士。”
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县的时候，曹先生是那县的教官。他到我们家里来教书还是由三叔的介绍。李凤卿和三叔认识也就是在南充。
所见风雅士三个字，就和平时听见曹先生说的“满清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浃沦肌髓”的话一样，我觉得非常肉麻。
二叔对曹先生谈起李凤卿的生平。他本是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给仇人抢了去，因为他家里不肯出钱赎取，他就被人坏了身子卖到戏班里去，做了旦角。
五叔后来也玩过川班的旦角。他还替他们编过剧本。
我素来就不高兴看川戏，后来连京戏也不高兴看了。
我们组织一个新剧团，在后堂屋后面竹林里演新剧。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张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重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种种方法强迫她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她们走。
父亲也被我们拉来了。他居然坐在那里看完了我们演的戏。他又给我们编了一个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当二哥和三哥扮着戏里面的两个主角在那里表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他不觉也哈哈笑起来。
在公馆里我有着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和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和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爱管闲事，我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一起玩，向他们讯问种种的事情。因此他们都叫我做“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我就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那个木灶里去。他们打纸牌时，我也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帮忙。有时候他们也诚挚地对我诉说他们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评主人们的好坏。他们对我没有一点隐瞒。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当我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一点儿吝惜。
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和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落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出去在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做了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用一根裤带缢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生存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人也起了愤怒的激情。
常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着那些瘦弱的老轿夫在烟灯旁边叙述他们的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旁边听着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我和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着到我离开成都的时候。不过自从我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后我就很少有时间在门房和马房里面玩了。接着我又参加了社会运动。
厨房里很早就不进去了。因为我不高兴看谢厨子和女佣们调情（他后来就和祖父的一个女佣结了婚，那女人原是一个寡妇），而且谢厨子仗着祖父喜欢他，常常拿出威势欺凌别人，也很使我不高兴他，虽然我从前和他很好，常常看他做菜做点心。
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实行的种种虚伪的礼仪和应酬。常常家里有女客来要我去吃饭，我就在门房里躲起来。有两次在除夕里全家的人在堂屋里敬神，我却躲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外面有许多人在叫我，我不应。我默默地听着爆竹声响了又止了，再过一会我才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这时候我的胆量已经变大了。
家里平日敬神的时候，我也会设法躲开。我为了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我始终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如今我想起来，这也许是对于礼仪的一种消极的反抗罢。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个合作办了一份小说杂志，名称似乎就是“十日”，一个月出三本，每本用复写纸印了五六份。
我是这杂志的第一个订阅者。大哥允许把他的一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说在杂志的第一期上面发表了，所以他们也送他一份，还有一个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们家里大哥是第一个写小说的人。他的小说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旧句开始的；奉表哥的小说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诸如此类的公式文章。把女郎两个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说。小说的结局离不掉情死，后面还有一对情人的绝命书。
我对于《十日杂志》上的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大的兴味。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小说时分明摆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牍，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说和杂志。小说里每段描写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从尺牍或文选上面抄来的。他们写小说并不费一点力。
不过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是很佩服的。
这杂志出版了三个月，我只花了九个铜元的订阅费，就得了厚厚的九本书。
民国六年春天成都发生了第一次的巷战。在七天的巷战中我看见了种种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这时候二叔的两个儿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着喉症死了。我在几天的工夫失掉了两个同伴。
他们本来可以不死的，但因为街上断绝了行人，请不到医生来诊治，只得让他们躺在家里，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后来两个轿夫背着他们跨过战壕，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医院时，他们已是奄奄一息了。
战事刚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们的病还没有好，父亲就病死了。
父亲也是最爱我的。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就在他病中他听说我的病好得多了，他要看我，便叫我到他的房里去。
我到了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脸，叫了一声“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抚摩我的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常来看我呀。”罗嫂是在我们病中照料我们的那个老女佣。
父亲微笑了，眼里却有泪珠在发亮。
“好，你回去休息罢。”过了半晌父亲这样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当他第一次晕过去的时候，我们围在床前哭唤他。他居然慢慢儿醒了转来。我们以为他不会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钟光景他又开始在床上抽气了。我们看着他一秒钟一秒钟地死下去。
于是我们的环境马上就改变了。好像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剧变。
满屋子都是哭声。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跑进来，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们弟兄三个抱头大哭起来。
自从父亲讨了继母进来以后我们就搬到左边厢房里祝后来祖父吩咐把我们紧隔壁的那间停过母亲灵柩的签押房装修好，做了大哥结婚时的新房。大哥和嫂嫂就住在我们的隔壁。
这时候嫂嫂在隔壁听见了我们的哭声，便过来劝慰大哥。
他们夫妇低着头慢慢地出去了。
埋葬了父亲以后我心里更空虚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是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因为父亲平时不大喜欢乘轿，常常带了我在街上慢步闲走的。
但是一走到拥挤的街心，和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另另的一个人。
从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够有一个的父亲，而且在我们弟兄中间我又是一个最蒙着他的爱的孩子。
父亲死后成都又发生了一次更厉害的巷战。结果全城的房屋被烧毁了一半。我们受了更大的惊惶，却还没有什么物质上的损失。
我们自然有饭吃，不过缺少了蔬菜。
在马房里轿夫们喝着烧酒嚼着干锅魁（大饼）来充塞肚里的饥饿，那情景是有些悲惨的。
枪炮声、火光，流血、杀人，以及种种酷残的景象。而且我们被迫着时时在死的边沿上盘旋。……巷战不久就停止了。然而从这时候起时局就永远继续着混乱下去。那军阀割据的局面到现在还没有打破。
我的生活比较变得忧郁起来。我便把全个心放到书本上去，想从那里得一些安慰。
三哥已经进了中学，但父亲一死，我的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就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有人出来给我帮忙。
我便自动地跟着香表哥开始读英文。每天晚上他到家里来教我，不要一点酬报，这样继续了三年。他还教我知道一点各种科学的根底，直到祖父死后我和三哥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时候。
香表哥是一个极真挚极聪明的青年。当时像他那样的学识在我们亲戚中间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缚了他，使他至今还在生活负担下面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呻吟，浪费地牺牲了他的有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满了感激。对于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大哥，大哥买了不少的新画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完了它们。而且我能够和三哥一块儿离开成都到上海，以及后来我能够一个人到法国去读书，大半是靠着他的力量。虽为着法国的事情我和他曾经起了大的争执，但他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里永埋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深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
父亲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渐渐变得苦痛了。他的死仿佛给我拨开了另一只眼睛，使我看清楚了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个面目。
对于我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着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一个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我的身子被缚得太紧了。我不能够动弹。我不能够摔掉肩上的重压。我就把全部时间用来读书。而书本却蚕食了我的健康。
我的身体一天天地瘦弱起来。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就常常被病魔缠绕着了。
这年秋天我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这是得了祖父的许可的，因为祖父听见人说学了英文可以考进邮局做事，而邮局里的位置在军阀割据的局势下的成都市面上算是比较优越的，薪水是现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稳固，不会因政变而动遥我的一个舅父就在那里面占着一个很高的位置，被许多人羡慕着。
我在青年会里上了一个月的课就生了三次玻祖父便不许我再去了。他并且不许我出街，只教我在家里静养。同时他又叫香表哥在家里正式地教我读英文，这一次由于祖父的吩咐，便送了月薪给香表哥。但这月薪是很小的数目。
祖父的这举动原是为了关心我的健康。这半年来不知道怎样他突然变得非常地爱我了。他因为听人说牛奶很养人，便自己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时给我一些东西，或者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温和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的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时常把我叫去，站在他的床前。我们彼此对望着，他的黑瘦的老脸上露了微笑，眼里却淌出了眼泪。
以前在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什么感情存在着。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惧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作专制压迫的代表而憎恨过。我们有几次在一处谈话毫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仇敌。
但是在这半年里不知道怎样，好像一个奇迹突然从天上落下来一般，我们两个居然近于互相了解了？
然而时间是这么短。在这年的最后的一日我就失掉了他。
我的悲哀自然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两个永远就没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而我也就第三次失掉曾经热烈地爱过我的人了。
新年中别的家庭里充满了喜悦，爆竹声挨门挨户地响起来。然而在众人的欢乐中，我们一家人却匍匐在灵前哀哀地哭着死了的祖父。
这悲哀一半是虚假的，因为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的光景，叔父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处分了他的东西，而且后来他们又在他的灵前发生过几次的争吵。
可惜祖父不能够有知觉了，不然他对于所谓“五世同堂”的好梦也会感到幻灭罢。我想他的病中的发狂决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
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继续着曾祖造就了这一份家业，做了多年的官以后退休下来，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搜罗了不少的书画古玩，结了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这许多儿女，还见着了重孙（大哥的儿子），但结果他把儿子们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久的斗争的根源，而自己却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没有人真正爱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愈加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着拿传统的观念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着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斗争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天地增加着，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
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圆光那样地消灭了。对于他的死我并没有大的遗憾。虽然我在悲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同时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家里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
祖父死后半年光景在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接连读了两年半的书。在那学校里因为我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后来就改成了旁听生，被剥夺去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谁知道这事情竟帮助我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那里的学业到上海去。
民国十二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逃出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庭。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别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那个被遗留下的旧家庭就没有一点留恋的感情。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
我的悲哀只是因为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面呻吟，憔悴地等着那些旧的传统观念来宰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已经用眼泪埋葬过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是被腐旧的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一个理想在前面迷着我的眼睛，我怀着一个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二年的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刊物，并且在那刊物上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做大哥的人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
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子。
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
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
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到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常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
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
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过承担了一切，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脖。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同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的手里夺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表弟们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
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起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
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信。他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
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两个月以后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几页的遗书。在那上面我读着这样的话：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把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胜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罢。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就是大哥自杀的动机了。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但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我只知道他不愿意死，而且他也没有死的必要。我知道他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甚至在第四次的遗书里他还不自觉地喊着：“我不愿意死。”然而他终于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吞食了自己摘下的苦果而死去了。
结果他在那般虚伪的绅士眼前失掉了面子，并且把更痛苦的生活留给他的妻子和一儿四女（其中有四个我并未见过）。我们的叔父婶娘们在他死后还到他的家里逼着讨他生前欠的债；至于别人借他的钱，那就等于“付之东流”了。
大哥终于做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者而死去了。他这一生完全是在敷衍别人，任人播弄。他知道自己已经逼近了深渊，却依旧跟着垂死的旧家庭一天一天地陷落下去，终于到了完全灭顶的一天。他便不得不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拿毒药做他唯一的拯救了。
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龋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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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本来是给你的弟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的说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的那间屋子里做着针钱时，她常常对着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还有女佣在场）叙说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说着这话时，就抬起她的圆圆脸，用那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却想不到是一个这样淘气的孩子。”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微笑。
母亲是爱我的。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没有骂过我。她使我在温柔和平的空气里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滑的头发，常常带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头脑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不能够和母亲分离开的。我尤其不能够忘掉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四五岁光景我跟母亲从成都到了广元县，这地方靠近陕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
在我的模糊的记忆里，广元两个字比较显明地时时现了出来。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总有六七进。
我们的住房是在三堂里面。
最初我跟着母亲睡，睡在母亲的那间大的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一点灯光在抖动，这是从方桌上的一盏清油灯里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但是我躺在被窝里，我并不害怕。我常常睁起眼睛，看着母亲的和平的睡脸。我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进书房去读书，地方是二堂旁边，窗外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永远对着我们摆起那一副和善的面孔。他会绘地图，还会绘铅笔画，他有着彩色的铅笔，这是我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识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和我一样，他比我只大一岁多。
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我们给母亲行了礼，她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
“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
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女子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
“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玩。”
她高兴地微笑了。
“香儿，你小心照顾他们。”母亲这样吩咐。
“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
我们穿过后房的门出去。
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了一条宽的过道。
桑叶是肥大的，绿阴阴的。
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
“我们快来拾桑果。”
香儿的脸上放了光，她牵着我的手就往桑树下面跑。
馥郁的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我的鼻里。
“好香呀。”
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送。
我们也吃了几颗。
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
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的两手也是。
“看你们的嘴。”
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给我们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
“我们快去拾鸡蛋。”
香儿连忙揩拭了她的嘴，就牵起我们往里面跑。
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倾在地上了。
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
我们追过去。
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
“我们看哪一个先找着鸡蛋？”
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着了那个鸡蛋。
有时候我也会找着的，因为我很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生蛋。
香儿虽然比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见得比她少。
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是我的军队。
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
这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着桑树。
左边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的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
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
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
凤头鸡，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
麻花鸡，是一只有着黑黄的小斑点的鸡。
小凤头鸡比凤头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和普通的母鸡就没有一点分别。
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
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
每天早晨一起床，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后面鸡房那里去。
香儿给我把鸡房的门打开了。
“去吧，好好地去玩。”
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来围着吃。
我便走进书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要比较迟一点才放学。
我一个人偷偷跑到四堂后面去。
我睡在那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就觉得是睡在床上。
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
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
周围是很静寂的，没有人来惊扰我。
“大花鸡，不要叫。再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
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
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着一点鸡毛。
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
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
有时候我和三哥在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的。
傍晚吃了午饭过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着天快要黑了时就和三哥一起，香儿陪伴着，去把鸡一一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都照应进了鸡笼。
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会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
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我忽然发见少了一只鸡。
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掉了。”
香儿望着我窃笑。
“杀掉了？”
“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
不错，我吃过。那一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
我没有说话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
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我气得流出眼泪来。
“都是你的错。你坏得很。他们来捉鸡去杀，你晓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告诉你，就是了。”
香儿笑着向我告饶。
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那黑鸡的事情。
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
我走过那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那拐门里遇见了香儿。
“四少爷，我正在等你。”
“什么事情？”
我看见她那种着急的神气，知道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
“太太又叫何师傅杀鸡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
“哪一只鸡？快说。”
我圆睁着一对小眼睛看她。
“就是那只大花鸡。”
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生长着不少白色斑点。我最爱它。
我马上挣脱香儿的手，就拼命往里面跑。
我一口气跑进了母亲的房里。
我满头是汗，我还在喘气。
母亲坐在床边椅子上。我就把上半身压在她的膝头。
“妈妈，你不要杀我的鸡。那只大花鸡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杀它。”
我拉着母亲的手哀求着。
“我说是什么大的事情，你这样着急地跑进来。原来是为着一只鸡。”
母亲温和地笑起来，摸出手巾给我揩额上的汗。
“杀一只鸡，值得这样着急吗？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
“我不吃，妈妈，我要那只大花鸡，我不准人杀它。那只大花鸡，我最爱的……”我急得哭了出来。
母亲笑了。她用温和的眼光看我。
“痴儿，这也值得你哭？好，你叫香儿陪着你去厨房里去，叫何厨子把那只鸡放了，由你另外拣了一只鸡出来杀。”
“那些鸡都是我喜欢的。随便哪一只鸡我都要，我不准人家杀。”
我依旧拉着母亲的手，用哭声说话。
“那却不行，你爹爹吩咐要杀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只鸡已经给何厨子杀掉了。”
提起那只大花鸡，我忘掉了一切。我马上拉起香儿的手跑出了母亲的房间。
我们气咻咻地跑进了厨房。
何厨子正把手里拿着的大花鸡往地上一掷。
“完了，杀掉了。”
香儿叹口气，就呆呆地站住了。
大花鸡在地上扑翅膀。慢慢地移动。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
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摩着。颈项上现了一个大的伤口，血正从那里面滴出来。
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幕死的挣扎。
我不敢伸手去摸它，我只顾恐怖地看着。
别人在旁边笑起来。
“四少爷，你哭你的大花鸡呀。”
这是何厨子的带笑的声音。
他这凶手。他亲手杀了我的大花鸡。
我气得身子发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一回头就拔步跑，我不顾香儿在后面唤我。
我跑进母亲的房里就把头靠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起来。
“妈妈，你把我的大花鸡还给我。……”母亲温柔地劝慰我，她称我做痴儿。
为了这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时候。
这天午饭时桌子上果然添了两样鸡肉做的菜。
我看着那一个盘子和那一个菜碗，我就想起了大花鸡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态。
我始终不曾在那盘子和菜碗里下过一次筷子。
晚上杨嫂安慰我说，鸡被杀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
她告诉过我，那只鸡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为杀鸡的时候，袁嫂在厨房里念过了“往生咒”。
我并不相信这个女佣的话，因为那是离现实太远了，我看不见。
“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来做菜吃？”
我这样问母亲，得不着回答。
我这样问先生，也得不着回答。
问别的人，也得不着回答。
别人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始终不懂得。
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对于我，它却是我的伴侣，我的军队。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别的人。
然而我的一个最好的兵士就这样地消灭了。
从此我对于鸡的事情，对于这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生活着的鸡的事情，就失掉了兴味。
不过我还在照料那些剩余的鸡，让它们次第做了菜碗里的牺牲品。
凤头鸡也不能够是例外的一个。
在女佣里面，除了香儿常常陪着我们玩耍外，还有一个杨嫂也负着照应我们的责任。
高个儿身材，长的脸，大的眼睛，年纪三十几岁，一双小脚。
我们很喜欢她。
她记得许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我和三哥常常找个机会躲在她的房间里，逼着她给我们讲故事。
香儿也来参加，她对这事情也是很欢喜的。
杨嫂是很有口才的。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
听完了故事，我们说害怕，就要她把我们送回到母亲房里去。
夜间，桑树叶一簇一簇的遮住了天。周围很阴暗。草地上常常有声音。
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在石阶上走得很响。
杨嫂手里捏着油纸捻子，火光在晃动。
回到母亲房里。玩了一会儿，杨嫂就服侍我在母亲的床上睡下了。
三哥跟着大哥去睡。
杨嫂喜欢喝酒，她年年都要泡桑葚酒。
桑葚熟透了的时候，草地上布满了那紫色的果实。
我和三哥，还有香儿，我们常常去拾桑葚。
熟透了的桑葚，那甜香真正叫人喉咙痒。
我们一面拾，一面吃，每次拾了满衣兜的桑葚。
“这样多，这样好。”
我们每次把杨嫂叫到她的房里去，把一堆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给她看时，她总要做出惊喜的样子说话。
她拣几颗放在鼻子上闻，然后就放进了嘴里。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吃桑葚。
我们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红红的，嘴也是。
“够了，不准再吃了。”
她撩起衣襟揩拭了嘴唇，便去把立柜门开了，拿出一个酒瓶来。
她把桑葚塞进一个瓶里，一个瓶容不下，她又去取了第二个，第三个。
每个瓶里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
《忆江南》（怀旧）南唐李后主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从母亲那里我学到了这歌儿似的叫做“词”的东西。
母亲剪了些白纸头订成好几本小册子。
我的两个姐姐各有一本。后来我和三哥每个人也有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
母亲差不多每天要在那小册子上面写下一首词。是依着顺序从《白香词谱》里抄录来的。
是母亲亲手写的娟秀的小字，很整齐的排列着。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亲站着，手里捧了小册。
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我们读着小册上面写的字。
这是我们的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
我们跟了母亲读着每一个字，直到我们可以把一些字连接起来读成一句为止。
于是母亲给我们拿出那根牛骨制的印圈点的东西和一合印泥来。
我们弟兄两个就跪在方凳上面，专心地给读过的那首词加上了圈点。
第二个晚上我们又在母亲的面前温习那首词，直到我们能够把它背诵出来。
我们从没有一个时候觉得读书是件苦的事情。
但不到几个月母亲就生了我的第二个妹妹。
我们的小册子里有两个多月不曾添上了新的词。
而且从那时候起我就和三哥同睡在一张床上，在另一个房间里面。
杨嫂把她的床铺搬到我们的房间里来。她陪伴我们，她照料我们。
这第二个妹妹，我们叫她做十妹。她出世的时候，我在梦里，我完全不知道。
早晨我睁起眼睛，阳光已经照在床上了。
母亲头上束了一根帕子，她望着我微笑。
旁边突然起了初生儿的啼声。
杨嫂也望着我微笑。
我心里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是我睡在母亲的床上的最后一天了。
秋天，天气渐渐凉起来。
我们恢复了读词的事。
每晚上，二更锣一声，我们就合了那小册。
“叫杨嫂领你们去睡罢。”
母亲温和地抚摩我们的头发。
我们和母亲道了晚安，带着疲倦的眼睛，走出去。
“杨嫂，我们要睡了。”
常常是三哥先叫唤。
“来了。”
这温和的应声过后，杨嫂的高个儿身材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她拿手牵起我们，一只手牵一个。
她的手比起妈妈来，要粗糙得多。
我们走过了堂屋，穿过大哥的房间。
有时候我们也从母亲的后房后面走。
进了我们的房间，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我和三哥睡的，一张是杨嫂一个人睡的。
杨嫂爱清洁。所以她把房间和床铺都收拾得很干净。
她不许我们在地板上乱吐痰，她不许我们在床上翻筋斗。
她还不许我们做别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并不恨她，我们喜欢她。
临睡时，她叫我们站在旁边，等她把我们被褥铺好。
她给我们脱了衣服，把我们送进了被窝里。
“你不要就走开。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她正要放下帐子，我们就齐声叫起来。
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给我们讲故事。
有时候我们要听完了一个满意的故事才睡觉。
有时候我们就在她叙述的当儿闭了那疲倦的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什么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我们都不去管它了。
生活是这样和平的。
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有的只是平静的喜悦。
刚刚翻过了冬天。情形又改变了。
晚上我们照例把那本小册合起来交给母亲。
外面响着二更的锣。
“叫你二姐领你们去睡罢。杨嫂病了。”
母亲亲自把我们送到房间里。二姐牵着三哥的手，我的手是母亲牵着的。
母亲照料着二姐把我们安置在被窝里，又嘱咐我们好好地睡觉。
母亲走了以后，我们二个睁起眼睛望着帐顶，过后又把脸掉过来望着。
二姐在另一张床上咳了几声嗽。
她代替杨嫂来陪伴我们。她就睡在杨嫂的床上，不过被褥帐子已经通统换过了。
我们不能够闭眼睛，因为我们想起了杨嫂。
三堂后边，右边石阶上的一排平房里面，第四个房间没有地板，低低的瓦清油灯放在一张破方桌上面……那是杨嫂从前住过的房间。
她如今病着，回到那里去了，就躺在她那床上。
外面石阶下是秃了的桑树。
从我们这房屋，推开靠里的一扇窗户望，可以看见杨嫂的房间。
那里是冷静的，很寂寞的。
除了她这个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房间里，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比较迟。
这晚上虽然有二姐在那里陪伴我们，我却突然地觉得寂寞起来了。
以后也就没有再看见杨嫂。
我们只知道杨嫂依旧病着，虽然常常有医生来给她看病，她的病状还是没有起色。
二姐把我们照料得好。她晚上也会给我们讲故事。并且还有香儿给她帮忙。
我们就渐渐地把杨嫂忘记了。
“我们去看看杨嫂去。”
一天下午刚刚从书房里出来，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声和我说话。
“好。”我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们跑进三堂，很快地就到了右边石阶上的第四个房间。
没有别人看见我们。
我们推开那掩着的门，进去了。
阴暗的房间，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触鼻的臭气。在那一张矮床上，蓝布帐子放下了半幅。一幅旧棉被盖着杨嫂的下半身，她睡着。
床面前一个竹凳上面放着一碗浓黑的药汁，已经没有热气。
我们畏怯地走到了床前。
纸一样白的脸。一头飘蓬的乱发，眼睛闭着，嘴微微张开在出气，嘴边留着一圈黄色的痕迹。一只手从被里垂下来，一只又黄又瘦的手。
我开始疑惑起来。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妇人就是杨嫂。
我想起那一张笑脸，我想起那一张讲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瓶的桑葚酒。
我仿佛在做梦。我又感到了哭泣的心情。
“杨嫂，杨嫂。”兄弟两个齐声叫喊。
她的鼻里发出一个细微的声音。她的那只垂下来的手慢慢儿动了。
身子也微微动着。嘴里发出了一个含糊的声音。
眼睛睁开了，闭了，又睁开得更大一点。她的眼光落在我们两个的脸上。
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笑。
“杨嫂，我们来看你。”
三哥先说，我便接着说。
她勉强微笑了，慢慢儿举起手去抚摩三哥的头。
“你们来了，你们还记挂着我吗？……你们好吧？……现在有什么人在照应你们？……”声音是多么微弱无力，就像叹息声。
“二姐在照应我们。妈妈也时常来照应我们。”
三哥的声音似乎淌出了眼泪。
“好。我放心了。……我真正记挂你们，我天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们。……我怕你们离了我就会觉得不方便……”她说话有些吃力，那两只失神的眼珠不住地在我们弟兄的脸上转。
眼光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和善，可是又多了一些别的东西。
她这样看人，真要把我的眼泪也勾引出来了。
我爱怜地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只手是冷冰冰的。
她把眼光完全定在我的脸上。
“你，你近来不顽皮吗？……你还记得我。我这病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
我想不出一句话来说，却把眼泪滴在她的手上。
“你哭了。你的心肠真好。不要哭，我这病就会好的。”
她抚摩着我的头。
“你不要哭，我又不是一只鸡呀。”
她还记着那大花鸡的事情，拿来和我开玩笑。
我微微笑了一下，心里却只想哭。
“你们看，我的记性真坏。这碗药恐怕又冷了。我却忘记了喝它。”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转，瞥见了那竹凳上的药碗，便把眉头一皱，说着话就要撑起身子来拿那药碗。
“你不要起来，不要动，等我来端给你。”
三哥抢着先把药碗捧在手里。
“冷了喝不得。我拿去叫人给你弄热。”
三哥说着就往外面走。
“你不要去，三少爷，你给我端回来。冷了喝下去是一样的。常常去惊动别人，人家会怪我花样多。”
她费力撑起身子，挣红了脸，着急地阻止着三哥。
三哥把药碗捧了回来，泼出了一些药汁在地上。
她一把夺过了药碗，把脸俯在药碗上面，大口地喝着。
听见那大的声响，我就仿佛看见药汁怎样通过她的喉管，流进了她的肚里。
她抬起头来，把空碗递给了三哥。
她的脸上还带着红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边的药渣，就颓然地倒下去，长叹一声，好像已经用尽了气力。
她闭上眼睛，不再睁开看我们一眼。鼻里发出了低微的吼声。
我们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间里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阴暗起来。
我的脸对着三哥的脸，那眼光好像带了恐怖地在问：“怎么办？”
没有回答。
“三少爷，四少爷，四少爷，三少爷。”
在外面远远地香儿用了那带点调皮的声音叫起来。
“走吧。”
我连忙去拉三哥的衣襟。
在石阶上我们被香儿看见了。
“你们偷偷跑到杨大娘的房间里去过了。我要去告诉太太。”
香儿走过来，见面就说出这种话。她的脸上现了得意的笑。
“太太吩咐过我不要带你们去看杨大娘。”
“你真坏。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们不怕。”
香儿果然把这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责骂我们，她只说我们以后不可以再到杨嫂的房间里去。不过她却没有说出理由来。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杨嫂的病不但不曾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
我们经过三堂后面那条宽的过道，往四堂里去的时候，常常听见杨嫂的奇怪的呻吟声。
听说她不肯喝药。
听说她有时候还会发出撕裂人心的怪叫。
我不敢再走三堂后面经过。我怕听她那种怪叫声。
人一提起杨嫂，就马上做出恐怖的，严肃的表情。
“天真正没有眼睛，像杨嫂这样的好人怎么生这样的玻”母亲好几次一面叹气，一面对众人说着这样的话。
但我却不知道杨嫂究竟生的是什么玻
我只知道广元县没有一个好医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
又过了好几天。
“四少爷，你快去看，杨大娘在吃虱子。”
一个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学出来，在拐门里遇着香儿，她拉着我的膀子，对我做了一个惊奇的歪脸。
“我躲在门外看。她解开衣服捉虱子，捉到一个就丢进嘴里，咬一口。她接连丢了好几个进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骂。她后来又脱了裹脚布放在嘴里嚼，真脏。”
香儿极力在模仿杨嫂的那些样子，她自己不觉得有一些儿残酷。
“我不要看。”
我生气地挣脱了香儿的手，就往母亲的房里跑。
虱子，裹脚布，在我的头脑里和杨嫂连接起来。我想起杨嫂从前是很爱干净的。
我不说一句话，就把头放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母亲费了好些工夫来安慰我。她一面含了眼泪对父亲说：“杨嫂的病不会好了。我们给她买一副好点的棺材罢。她服侍我们这几年，很忠心。待三儿四儿又是那样好，就和自己亲生的差不多。”
母亲的话又把眼泪给我引了出来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思了。
可是杨嫂并不死，虽然医生已经说那病是无法医治的了。
她依旧活着，吃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怪叫。
于是每个人对这事情都失了兴趣，没有谁再到她的房门外去窃听了。
一提起杨嫂吃虱子……，大家都不高兴地皱着眉头。
“天呀。有什么法子可以使她早些死掉，免得她受这活罪。”
大家都希望她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的方法。
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母亲第一个就反对这提议。
但是杨嫂的存在却使得全个衙门都被一种忧郁的空气笼罩了。
每个人听见说杨嫂还没有死，就马上把脸阴沉下来，好像听见一个不祥的消息。
许多人的好心都在希望着一个人死，这个人却是他们所爱的人。
然而他们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在吃晚饭。
“杨大娘死了。”
香儿气咻咻地跑进房来，开口就报告这一个好消息。
袁嫂跟着走进来证实了香儿的话。
杨嫂的死是毫无疑惑的了。
“谢天谢地。”
母亲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就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
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谁也无心吃饭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
健康的杨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泼地现出来。
我终于把饭碗推开，俯在桌子上面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同时我想起了杨嫂的最后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和我们谈起了杨嫂的事情：她是一个寡妇。她在我们家里一共做了四年的女佣。临死时她还不满三十岁。
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就只是这一点儿。
她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却不能够跟着我们回成都去。
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所以我们就把她葬在广元县。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坟前有没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么字。
“在阴间（鬼的世界）大概无所谓家乡罢，不然杨嫂倒做了异乡的鬼了。”
母亲偶尔感叹地对人这样说。
在清明节和中元节，母亲叫人带了些纸钱到杨嫂的坟上去烧。
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
我也喜欢读书，因为喜欢我们的教读先生。
这个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种种的方法来获取我们的敬爱。
“刘先生。”
早晨一走进书房，我们就给他行礼，望着他笑。
他带笑地点着头。
我和三哥同坐在一张条桌前面，一个人一个方凳子，我们是跪着的。
认方块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
母亲曾经叫贾福传过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管教我们。
但是我却从不知道严厉是什么一回事。我背书背诵不出，刘先生就叫我慢慢儿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来，三哥也是。
因为这缘故我们就更喜欢书房。
而且在满是阳光的温暖的书房里看着大哥和两个姐姐用功地读书的样子，看着先生的温和的笑脸，看着贾福的和气的笑脸，我觉得很高兴。
先生常常在给父亲绘地图。
我不知地图是什么东西，拿来做什么用。
可是在一张厚厚的白纸上面绘出了许多条纤细的黑线，又填上了各种的颜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还有许多奇怪的东西，如现今人们所称为圆规之类的。
绘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绘。那种俯着头专心用功的样子。
“刘先生也很辛苦呵。”
我时时偷眼去望先生，不禁这样想起来。
有时候我和三哥放了学，还回到书房去看先生绘地图。
刘先生忽然把地图以及别的新奇的东西收拾了，就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我今晚上给你们画一个娃娃。”
这娃娃就是人物图的意思。
自然我们的心是不能够等到晚上的，我们就逼着他马上绘给我们看。
如果这一天大哥和二姐三姐的功课弄得很好，先生比较有多的时间，那么不必要我们多次请求，他便答应了。
他拿过那一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就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那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者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来涂上了颜色。
“这张给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
一张一张地增加着，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好几十张图画了。
做了一个缺少着玩具的孩子，所以我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
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的房屋……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活动起来。
但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一张更大的画：有狮子，有老虎，有豺狼，有山，有洞……这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画里面看见过，先生却不肯绘出来给我们。
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逼着先生要图画。
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很寂寞罢。
我们看着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
忽然墙外面起了长的吹哨声，在这静夜里尖锐地响着。
先生停了笔倾听着。
“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呀。”
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
“他现在又要换马了。”
于是低微的马蹄声去远了。
那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要专差送达的。他到一个驿站就要换一次马，还有别的预备，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
一个下午先生费了二三天的工夫把我渴望了许久的那张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的图画绘成功了。
我进书房去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了那张画在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给我的。”
这夸耀使得我的眼泪因妒忌而要流出来了。
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绘出来给了我的。
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
“先生，我要。”
我红着脸，直跑到刘先生的面前。
“过几天我再画一张给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它不可。”
我马上就哭出来，任是先生怎样劝慰，都没有用。
同时我的哭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
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开口骂他做坏人。
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给我解释。
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母亲的房里。
母亲摆出严肃的面孔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我止了泪，抽泣地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并且她要贾福去传话叫先生打我。
我抽泣地让贾福牵着我的手重进了书房。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而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
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结好那散了的鞋带。
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旁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通统送给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儿莫名其妙。
“我都不要。”我没有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时候我确实有着“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到处撒布着生命的春天。
嫩绿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播了芝麻般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
以后母亲再摊开纸来看时，大部分的蚕卵，都陆续成了极小的蚕儿。
使人充满了好奇的愉快的蚕儿的蠕动。那样小的东西。
但是蚕儿一天天地大起来。
使人充满了更惊奇的喜悦的那么迅速的繁殖。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这事情忙碌着。
大的簸箕里面布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着，就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晚上夜深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熟，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淡绿色的蚕子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只是一片沙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子，就觉得心里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个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使他过着两三天的痛苦的生活。
“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竟然得着了这种病症，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见着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病的药方，那时候在我们那里根本没有西医。但是女佣们的肚皮里有着种种奇怪的药方的。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病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了。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是买不到黄酒的。母亲便请父亲在合州去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于这事情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次忘记加了桑叶就使蚕子饿死了许多，后来稍疏忽了一点又被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子去。她因此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怕她再遇着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那背誓的恐惧时时来压迫她，她终于下了养蚕的决心。
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的效力。不过后来母亲就和薛太太结拜了姐妹。
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了几个茧子来玩。
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丝车。
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来吃，他们不绝口地称赞味道的鲜美。
“做个蚕子命运也很悲惨呀。”
我有时候不觉这样地想。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问案件。
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役，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问案子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
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
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役就去把那犯人按翻在地上，给他褪了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
“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呀。”
那人爬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呀。”
“胡说。你招不招？”
那犯人依旧哭喊着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役就停止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流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呀。”
“你这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直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事情倒使我莫名其妙了。这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摆起严肃的面孔说几句“胡说。招不招？再打。”的话，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硬心肠。
打屁股差不多是构成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役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吧。”
我在心里请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有跑开了。
我把这个告诉了母亲。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就和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呢？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谁。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但是我并不听从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并不曾回答过我的问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了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母亲房里没有别的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般犯人实在太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太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罢。”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定不杀一个人就是了。”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伙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他就辞职走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果然发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常常是空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带枷的犯人蹲踞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回到母亲房里无意间说出来，被父亲听见了。
这时离新年还远，所以父亲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下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役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看着彼此的脸。
“叫你们给我打。”
父亲更生气了。
差役大声响应起来。但没有人动手。
刘升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
这时候差役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听见了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接连说了许多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依旧是和平时一样地亲切。他们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
但是我心里却很难过，因为我不敢对他们说出来是我害他们挨的打。
又有一次，我看见领十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十妹在出痘子，依着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究竟是比较锐敏得多。她可以在奶妈的嘴唇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突然显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边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羊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役拉着她的两手，另一个差役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自己责备着自己的贪嘴。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青的奶妈临走时带了一副非常凄惨的脸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过后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后悔。她说那一个晚上她忘掉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平时母亲待人是十分温和的。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点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去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给他解释：“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牢记着。”
三哥羞惭地埋着头，不敢说话，香儿快活地在旁边窃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儿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从我的话。你懂了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点云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儿陪着你们去玩。”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白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如今母亲也做了这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到世间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职回成都去了，虽然那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间的生活我觉得还算是很愉快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爱我。
这两年里我只挨过一次打，是母亲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叩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吓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吃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依旧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被母亲打。
不知道怎样从小孩时候起我对于一切的礼仪就起了盲目的憎厌，这种憎厌，并且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的。
父亲在广元县做了两年的官，回到成都后就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不久，革命就发生了。
对于革命我并不曾感到什么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变所给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天听见教读先生（他似乎姓龙，又好像姓邓）用了激动的声音叙说当时的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说出反对满清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二年。他们的发辫是在日本时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一个剪掉辫子）。如今就戴了假的辫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窃笑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但是对于他们没有辫子的头，我却起了大的羡慕。
我的头脑后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早晨要母亲或女佣来梳。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里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个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了变兵的光顾。
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虽然二伯父的公馆离我们这里很近，但在当时谁也失掉了辨别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被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骚动，众人就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屋里去想逃避的方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于是一屋里的人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着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元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元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屋顶楼板上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把我们弟兄姐妹送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拉起轿帘看外面的情形。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拥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青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闹声。好像那个和这里只隔两三家的赵公馆被变兵攻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迫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领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的。
天黑红的。几株枯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叫喊。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垣墙并不高，一个女佣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伏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爬起来在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使我们不感到一点儿不方便。
母亲一晚上担心着家里的情形。第二天上午外面比较平静了，她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去，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我们没有一点损伤。
父亲告诉我们：昨晚半夜里果然有十几个变兵撬了大门进来。家里已经有了准备。十几个堂勇端起火药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排列着，又加上三叔的二个镖客（三叔刚在南充做了知县回来）。变兵看见这里人多，便不敢动手，只说来借点路费。父亲叫人拿了一封银元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只损失了这一百元。以后再也没有变兵来纠缠了。
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仿佛祖父也到了别处去。
第二天十九日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这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这事情。
从此我们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知给谁拿去了，父亲叫泥水匠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用。
赵尔丰被革命党抓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生出种种不同的影响。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怎样被杀头的事情。
共和革命是成功了。
二叔三叔头上的假辫子取了下来。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仆人姜福（他不知从哪里刚学会了一点剪发的手艺），找了一把剪发的刀子，把我和三哥的小辫子剪掉。我们觉得非常快活。
接着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仆人中有一二个不肯剪的，却不留心在街上给警察强迫剪去了。
变动是很多的。
我们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照例是父亲管这些事情。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杯子在大圆形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是代表当时的十八剩我对于做国旗的事情也感到一点兴味。但是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家里又收起了它，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了革命感到大的悲哀。父亲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
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大概因为他是个诗人的缘故罢。祖父也是个诗人。父亲和二叔却不大做诗。
至于我们这一辈，虽然大半都是小孩子，但对于满清政府的灭亡，却没有一个会觉得不快活的。
满清倒了。我们依旧在龙先生的教导下面读书。但不久大哥就进了中学。
这些时候我在家里的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两年半以后，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死在民国三年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苦痛的。一直到最后的一天她还有着知觉，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弹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走到病床前去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丝毫不能够安慰她。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在她临死前五天叫大哥到一个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副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种痛苦的病痛中还想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女佣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眼里含着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别人手里执着红绫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以后数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时候饱看她。
红绫终于放了下去，掩盖了棺材，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个人就抬了棺盖压上去。
二姐和三姐不肯走开，她们伤心地哭着，把头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听见两个姐姐在签押房里面哀哀地哭着。我不能够闭上眼睛。我的眼泪也淌了出来。我怜悯我的两个姐姐。我也怜悯我自己。
早晨我也会被她们的哭声惊醒。我就在床上含了眼泪祷告着母亲保佑我的两个姐姐。
白天我常常望着签押房里灵帷前的母亲的画像。我心里疑惑地想着这时候母亲在什么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们三弟兄匍匐地跪在灵前蒲团上，听着一个表哥诵读父亲替我们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
那诵读的声音是很滑稽的，我虽然还是一个孩子，却也不想笑。我细嚼着这两句话的滋味。我的眼泪滴在蒲团上了。
这以后的第二天灵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殡在城外一个寺院里面，后来安葬在磨盘山。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了两个洞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果然就进了那个洞穴。
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就恢复了原状。母亲房里的陈设和母亲在时并没有两样，只多了壁上的一张母亲的放大的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进父亲房间，看不见母亲，仿佛以为她是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了一声“妈”。过后才猛省着我的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如今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有着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较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的缘故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讨了一个更年青的母亲来。
这个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却不能够医好我的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给我像那个死去的母亲所给我的那么多。我也不能够像爱那个母亲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只因为两个以前本来是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光景二姐也跟着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痨”的玻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患了玻有一次她几乎死掉，还是靠着“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来救活了的。
因了医好二姐的病，母亲特别叫人买了刀叉做了西餐请了四圣祠医院的几个“洋太太”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是我们第一次和西洋人接触。她们会说中国话，曾经拉着我问了好些事情。我并不惧怕她们，我觉得她们也是很和气的。
母亲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后来就做了朋友。她带着我到她们的医院里去玩过几次，也医治过玻她们也送了我们一些西洋点心和好几本书籍。我很喜欢那本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不过那时候我却没有想到去读它的内容。
自从母亲一死，二姐就没有过着一天的好日子。大概是过分的悲痛压倒了她，毁坏了她的全部健康。
她的身子一天天地瘦弱起来，脸上简直没有一点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着。她常常提起母亲就哭，我很少看见她笑过。
“妈，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姐呵。”我常常在暗中祷告着。
但是二姐的病依旧没有起色。父亲为她请了许多名医来诊断，都没有用。父亲是相信着中医的。母亲死后我们就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断绝了来往。
冬天一到，二姐便渐渐地睡倒下去了。谁看见她，都会叹息地说：她瘦得真可怜。
十一月底祖父的生日里，我们家里接连唱了三天戏，戏台在大厅上。天井里坐着几十桌客。全家的人都快活地忙碌着。
二姐一个人病在房里，听见这些闹声，那心里的寂寞一定是很难受的。晚上客人散去了一大半，大厅上还在演戏。父亲叫人把二姐扶了出来看。
二姐坐在一把藤椅上，不能够动弹，只是用那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戏台。我不知道她眼里看见的是什么景象。
脸瘦成一个尖脸，没有血色，嘴唇枯焦着。我的心为爱，为怜悯而痛楚了。
“我要进去。”二姐把头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样子低声说。女佣便把她扶了进去。
三天后二姐就永远闭了她的眼睛。她也是死在天明以前。
那时候我在梦里，不能够看见她的最后的一刻是怎样过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奇怪的梦。我到了一个坟常地方很宽，长了一寸多深的草。中间立着一个不认识的人的坟墓。后面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时候仿佛是春天的早晨。阳光在树梢上闪耀。坟边生了不少野花，正开着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两三双蝴蝶时时在花上面飞舞。在树枝上还有些山鸟在唱歌。
我站在坟前看那墓碑上的刻字，一股微风把花香送进我的鼻里。忽然坟墓后面起了一阵响亮的哭声。
这时候我就惊醒起来了，心跳得很厉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声依旧在我的身边荡漾。我分辨出来这是三姐的哭声。
一阵恐怖压倒了我。我没有一点疑惑：二姐死了。
父亲忙着料理二姐的后事。过一会姨外婆坐了轿子来数数落落地哭了一常回到成都以后我还是一个小孩。能够和我在一块儿玩耍的，就只有三哥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还有几个女佣和仆人，也时常同着我玩。在广元陪我们玩的香儿却死掉了。
大哥那时候已经成人了。他的趣味和我的当然差了许多。
他喜欢和姐姐，堂姐，表姐们在一块儿玩。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青年男女是很多的。
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的生活就变得很忙碌了。姐姐，堂姐，表姐都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的种类就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好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房里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批评《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外，就没有一个人不曾熟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所以我当时虽然不曾开始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里的人物和事情。
后来有两个表姐离开了成都，二姐又跟着母亲死了。大哥们的聚会当然没有以前那样地热闹，但依旧时常继续着，而且还有新的参加者，譬如两个表哥和一个年青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参加过两三次。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的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叙述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京戏。我们接连看了两三个月，因为父亲是那戏园的股东，被送了一厚本的戏票，而父亲自己又没有多的时间常常去看戏。
那时候我们只爱看武打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筋斗，翻杠杆。
父亲对于京戏大概有特殊的嗜好，在那些时候一个戏园里要添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总是由他发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总要先在我们家里的客厅中清唱几句，自然是父亲请他们吃饭。我们好几个弟兄就躲在花园里偷看。我们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的缘故。
有一次父亲请新到的八九个京班名角在客厅里吃饭。饭后大家正在花园里游玩，那个唱老旦的宝幼亭（我们先听过了他的唱片）忽然发起狂来，跪倒在地上赌咒般说了许多话。
众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我们在旁边觉得好笑。我和这些戏子都很熟习，有时我还跟着父亲到后台里去看他们化装。
一个唱青衣的小孩子名叫张文芳，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当时在成都也受人欢迎。他的哥哥本来也唱青衣，如今倒了嗓不再登台了，就管束着他，靠着他过活。他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一次。他简直是一个小孩子，并没有一点女人气。然而在戏里他却改换了面目做着种种的薄命女人。我看惯了他演的那些悲剧，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有一次离新年不远，我跟着父亲到了他们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戏园里面），看见他穿着一身短打，手里拿了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挥舞着，我不觉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会儿，问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亲来带我回家的时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罢。
然而说句公平的话，父亲对待戏子的态度是很真实的，他把他们当作朋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并没有和旦角有过特别的来往。
三叔却喜欢一个川班的小旦，这人叫做李凤卿。祖父也喜欢他。有一次祖父带我去看戏，当李凤卿包了头穿着粉红衫子出台时，祖父曾经带笑地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
李凤卿时常来找三叔。他也常常和我谈话。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会写一手绢秀的字。他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举动和言语都和女人相像，有时候手上脸上还留着脂粉。这是川班旦角和京班旦角不同的地方。
有一次三叔把他弄到我们客厅里来化装照相，我就看见他那里包头，擦粉，踩跷，他先装扮成一个执长矛的古代的女将，后来就改扮做一个旗装贵妇。这两张照片后来都挂在三叔房里，三叔还亲笔题了几首诗在上面。
这个李凤卿的境遇是很悲惨的。后来在祖父死后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还是三叔去照料他安埋了的。
三叔做了一副挽联吊他，里面有“……也当忍须臾，待侬一诀”的话。
二叔也做过一副挽联，后来他偶尔和教读先生谈起这事情，那个六十岁的曹先生不觉惊讶地问道：“××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个风雅士。”
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县的时候，曹先生是那县的教官。他到我们家里来教书还是由三叔的介绍。李凤卿和三叔认识也就是在南充。
所见风雅士三个字，就和平时听见曹先生说的“满清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浃沦肌髓”的话一样，我觉得非常肉麻。
二叔对曹先生谈起李凤卿的生平。他本是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给仇人抢了去，因为他家里不肯出钱赎取，他就被人坏了身子卖到戏班里去，做了旦角。
五叔后来也玩过川班的旦角。他还替他们编过剧本。
我素来就不高兴看川戏，后来连京戏也不高兴看了。
我们组织一个新剧团，在后堂屋后面竹林里演新剧。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张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重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种种方法强迫她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她们走。
父亲也被我们拉来了。他居然坐在那里看完了我们演的戏。他又给我们编了一个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当二哥和三哥扮着戏里面的两个主角在那里表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他不觉也哈哈笑起来。
在公馆里我有着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和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和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爱管闲事，我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一起玩，向他们讯问种种的事情。因此他们都叫我做“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我就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那个木灶里去。他们打纸牌时，我也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帮忙。有时候他们也诚挚地对我诉说他们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评主人们的好坏。他们对我没有一点隐瞒。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当我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一点儿吝惜。
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和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落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出去在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做了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用一根裤带缢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生存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人也起了愤怒的激情。
常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着那些瘦弱的老轿夫在烟灯旁边叙述他们的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旁边听着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我和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着到我离开成都的时候。不过自从我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后我就很少有时间在门房和马房里面玩了。接着我又参加了社会运动。
厨房里很早就不进去了。因为我不高兴看谢厨子和女佣们调情（他后来就和祖父的一个女佣结了婚，那女人原是一个寡妇），而且谢厨子仗着祖父喜欢他，常常拿出威势欺凌别人，也很使我不高兴他，虽然我从前和他很好，常常看他做菜做点心。
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实行的种种虚伪的礼仪和应酬。常常家里有女客来要我去吃饭，我就在门房里躲起来。有两次在除夕里全家的人在堂屋里敬神，我却躲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外面有许多人在叫我，我不应。我默默地听着爆竹声响了又止了，再过一会我才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这时候我的胆量已经变大了。
家里平日敬神的时候，我也会设法躲开。我为了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我始终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如今我想起来，这也许是对于礼仪的一种消极的反抗罢。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个合作办了一份小说杂志，名称似乎就是“十日”，一个月出三本，每本用复写纸印了五六份。
我是这杂志的第一个订阅者。大哥允许把他的一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说在杂志的第一期上面发表了，所以他们也送他一份，还有一个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们家里大哥是第一个写小说的人。他的小说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旧句开始的；奉表哥的小说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诸如此类的公式文章。把女郎两个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说。小说的结局离不掉情死，后面还有一对情人的绝命书。
我对于《十日杂志》上的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大的兴味。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小说时分明摆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牍，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说和杂志。小说里每段描写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从尺牍或文选上面抄来的。他们写小说并不费一点力。
不过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是很佩服的。
这杂志出版了三个月，我只花了九个铜元的订阅费，就得了厚厚的九本书。
民国六年春天成都发生了第一次的巷战。在七天的巷战中我看见了种种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这时候二叔的两个儿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着喉症死了。我在几天的工夫失掉了两个同伴。
他们本来可以不死的，但因为街上断绝了行人，请不到医生来诊治，只得让他们躺在家里，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后来两个轿夫背着他们跨过战壕，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医院时，他们已是奄奄一息了。
战事刚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们的病还没有好，父亲就病死了。
父亲也是最爱我的。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就在他病中他听说我的病好得多了，他要看我，便叫我到他的房里去。
我到了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脸，叫了一声“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抚摩我的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常来看我呀。”罗嫂是在我们病中照料我们的那个老女佣。
父亲微笑了，眼里却有泪珠在发亮。
“好，你回去休息罢。”过了半晌父亲这样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当他第一次晕过去的时候，我们围在床前哭唤他。他居然慢慢儿醒了转来。我们以为他不会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钟光景他又开始在床上抽气了。我们看着他一秒钟一秒钟地死下去。
于是我们的环境马上就改变了。好像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剧变。
满屋子都是哭声。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跑进来，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们弟兄三个抱头大哭起来。
自从父亲讨了继母进来以后我们就搬到左边厢房里祝后来祖父吩咐把我们紧隔壁的那间停过母亲灵柩的签押房装修好，做了大哥结婚时的新房。大哥和嫂嫂就住在我们的隔壁。
这时候嫂嫂在隔壁听见了我们的哭声，便过来劝慰大哥。
他们夫妇低着头慢慢地出去了。
埋葬了父亲以后我心里更空虚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是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因为父亲平时不大喜欢乘轿，常常带了我在街上慢步闲走的。
但是一走到拥挤的街心，和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另另的一个人。
从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够有一个的父亲，而且在我们弟兄中间我又是一个最蒙着他的爱的孩子。
父亲死后成都又发生了一次更厉害的巷战。结果全城的房屋被烧毁了一半。我们受了更大的惊惶，却还没有什么物质上的损失。
我们自然有饭吃，不过缺少了蔬菜。
在马房里轿夫们喝着烧酒嚼着干锅魁（大饼）来充塞肚里的饥饿，那情景是有些悲惨的。
枪炮声、火光，流血、杀人，以及种种酷残的景象。而且我们被迫着时时在死的边沿上盘旋。……巷战不久就停止了。然而从这时候起时局就永远继续着混乱下去。那军阀割据的局面到现在还没有打破。
我的生活比较变得忧郁起来。我便把全个心放到书本上去，想从那里得一些安慰。
三哥已经进了中学，但父亲一死，我的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就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有人出来给我帮忙。
我便自动地跟着香表哥开始读英文。每天晚上他到家里来教我，不要一点酬报，这样继续了三年。他还教我知道一点各种科学的根底，直到祖父死后我和三哥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时候。
香表哥是一个极真挚极聪明的青年。当时像他那样的学识在我们亲戚中间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缚了他，使他至今还在生活负担下面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呻吟，浪费地牺牲了他的有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满了感激。对于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大哥，大哥买了不少的新画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完了它们。而且我能够和三哥一块儿离开成都到上海，以及后来我能够一个人到法国去读书，大半是靠着他的力量。虽为着法国的事情我和他曾经起了大的争执，但他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里永埋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深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
父亲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渐渐变得苦痛了。他的死仿佛给我拨开了另一只眼睛，使我看清楚了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个面目。
对于我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着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一个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我的身子被缚得太紧了。我不能够动弹。我不能够摔掉肩上的重压。我就把全部时间用来读书。而书本却蚕食了我的健康。
我的身体一天天地瘦弱起来。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就常常被病魔缠绕着了。
这年秋天我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这是得了祖父的许可的，因为祖父听见人说学了英文可以考进邮局做事，而邮局里的位置在军阀割据的局势下的成都市面上算是比较优越的，薪水是现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稳固，不会因政变而动遥我的一个舅父就在那里面占着一个很高的位置，被许多人羡慕着。
我在青年会里上了一个月的课就生了三次玻祖父便不许我再去了。他并且不许我出街，只教我在家里静养。同时他又叫香表哥在家里正式地教我读英文，这一次由于祖父的吩咐，便送了月薪给香表哥。但这月薪是很小的数目。
祖父的这举动原是为了关心我的健康。这半年来不知道怎样他突然变得非常地爱我了。他因为听人说牛奶很养人，便自己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时给我一些东西，或者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温和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的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时常把我叫去，站在他的床前。我们彼此对望着，他的黑瘦的老脸上露了微笑，眼里却淌出了眼泪。
以前在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什么感情存在着。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惧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作专制压迫的代表而憎恨过。我们有几次在一处谈话毫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仇敌。
但是在这半年里不知道怎样，好像一个奇迹突然从天上落下来一般，我们两个居然近于互相了解了？
然而时间是这么短。在这年的最后的一日我就失掉了他。
我的悲哀自然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两个永远就没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而我也就第三次失掉曾经热烈地爱过我的人了。
新年中别的家庭里充满了喜悦，爆竹声挨门挨户地响起来。然而在众人的欢乐中，我们一家人却匍匐在灵前哀哀地哭着死了的祖父。
这悲哀一半是虚假的，因为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的光景，叔父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处分了他的东西，而且后来他们又在他的灵前发生过几次的争吵。
可惜祖父不能够有知觉了，不然他对于所谓“五世同堂”的好梦也会感到幻灭罢。我想他的病中的发狂决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
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继续着曾祖造就了这一份家业，做了多年的官以后退休下来，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搜罗了不少的书画古玩，结了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这许多儿女，还见着了重孙（大哥的儿子），但结果他把儿子们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久的斗争的根源，而自己却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没有人真正爱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愈加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着拿传统的观念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着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斗争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天地增加着，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
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圆光那样地消灭了。对于他的死我并没有大的遗憾。虽然我在悲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同时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家里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
祖父死后半年光景在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接连读了两年半的书。在那学校里因为我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后来就改成了旁听生，被剥夺去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谁知道这事情竟帮助我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那里的学业到上海去。
民国十二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逃出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庭。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别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那个被遗留下的旧家庭就没有一点留恋的感情。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
我的悲哀只是因为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面呻吟，憔悴地等着那些旧的传统观念来宰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已经用眼泪埋葬过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是被腐旧的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一个理想在前面迷着我的眼睛，我怀着一个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二年的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刊物，并且在那刊物上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做大哥的人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
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子。
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
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
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到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常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
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
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过承担了一切，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脖。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同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的手里夺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表弟们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
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起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
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信。他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
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两个月以后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几页的遗书。在那上面我读着这样的话：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把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胜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罢。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就是大哥自杀的动机了。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但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我只知道他不愿意死，而且他也没有死的必要。我知道他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甚至在第四次的遗书里他还不自觉地喊着：“我不愿意死。”然而他终于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吞食了自己摘下的苦果而死去了。
结果他在那般虚伪的绅士眼前失掉了面子，并且把更痛苦的生活留给他的妻子和一儿四女（其中有四个我并未见过）。我们的叔父婶娘们在他死后还到他的家里逼着讨他生前欠的债；至于别人借他的钱，那就等于“付之东流”了。
大哥终于做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者而死去了。他这一生完全是在敷衍别人，任人播弄。他知道自己已经逼近了深渊，却依旧跟着垂死的旧家庭一天一天地陷落下去，终于到了完全灭顶的一天。他便不得不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拿毒药做他唯一的拯救了。
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龋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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