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中国革命史丛书
　　唐宝林·著
　　
　　从秀才到总书记陈独秀传（下）
　　
　　中国革命史丛书　
　　目　录几句闲话１…………………………………………………
　　一　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与思索３……………………………
　　瑕瑜共有的意见　取消主义的开端３……………………
　　
　　　“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领导”　拒绝参加“六大”…１３
　　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　托陈取消派的胚胎１８…
　　二　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２５………………………………
　　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　全面否定共产国际２５…………
　　接受托派观点　视歧路为正途３６………………………
　　对“中东路事件”的意见性质不同的“三封信”…４８
　　誓做反对派被开除出党５８………………………………
　　三　领导托派活动７４…………………………………………
　　拒绝入托“三条件”　组织“无产者社”７４…………
　　饱受托派小组织排挤　获得托洛茨基赏识８５…………
　　促使托派组织统一　任托派中央总书记１０２……………
　　
　　编《热潮》呼喊民主抗日　致中共为求救国联合…１１５
　　高擎爱国大旗　制裁极“左”派１３４……………………
　　四　被捕·狱中生活·出狱１４２………………………………
　　祸起萧墙　处惊若定１４２…………………………………
　　法庭斗争惊四座　不服判决再抗辩１５０…………………
　　潜心著述文字学　遗作流传台湾岛１５８…………………
　　身陷囹圄气若虹　满纸悲愤《金粉泪》１７７……………
　　患难得情侣　晚年有慰藉１９４……………………………
　　遥控托派被开除　又得托氏关怀情１９７…………………
　　无条件出狱　未发表的声明２１４…………………………
　　五　抗战初期的主张和活动２２０………………………………
　　拥护政府领导抗日　拥护国共合作救国２２０……………
　　与托派领导集团“决裂”　在武汉独立开创局面…２３８
　　　上书托洛茨基　又受托派抨击２４７………………………
　　　与中共再次和解　拒绝回党“三条件”２６８……………
　　　蒙受“汉奸”冤屈　与党彻底破裂２８１…………………
　　六　“终身反对派”２９３………………………………………
　　颤沛流离入川　痛悼亲友逝世２９３………………………
　　最后论文书信　抛弃一切主义３００………………………
　　“最后见解”是非多　悲观论调指前途３０９……………
　　　贫病交加风骨健　叶落归根回故里３２７…………………
　　七　余论——关于对陈独秀的评价３３５………………………
　　　几句闲话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２０世纪
　　
　　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他都留下了巨大的足迹，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
　　
　　２０年代后期，由于主观与客观各种复杂的原因，陈独秀犯了错误；不久，他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从此，这颗“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虽然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而且，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思想，如“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中国革命中反对把“拥护苏联”当作最高原则；落后的中国应注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人类社会最终将通过和平和民主（而不是通过暴力）过渡到共产主义等，仍为史学界认真地议论着，而且议论得越来越深入。
　　
　　本书时限，从陈独秀在１９２７年“八七”会议后正式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起，到１９４２年逝世止，可称为陈独秀的后半生。在这个时期中，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错综复杂，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发生了与他前半生不同的变化。自然，他与托派的关系最深，但是，除了一致以外，二者又有许多矛盾和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后期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吸引着不少中外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和评论，对有些问题的争论还相当激烈，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笔者几年来参加了陈独秀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写了几篇习作，与林茂生协作编著了《陈独秀年谱》，还与京、沪、皖、徐等地学者一起合作编辑了《陈独秀研究资料》；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对以前发表的论著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凡发现的，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李新、史洛明、陈铁健、张永通、刘传学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与思索瑕瑜共有的意见取消主义的开端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玛拉雅山的山鬼狂啸；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那畜辈的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
　　
　　这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编辑《革命文学史》一书时，在卷首写的一首《献诗》。诗中表现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满腔悲愤之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９月１０日，他和秘书黄文容（又名黄然）以及汪原放、陈啸青化装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到沪后，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①，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
　　
　　９月下旬，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同志亲自去看望他，并调黄文容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协助郑超麟出版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当时，陈独秀虽犯有严重的错误，并一再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指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②。
　　
　　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失败，先后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
　　
　　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①
　　
　　②《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刘建整理），《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５期；郑超麟致笔者的信（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８日）。汪原放是陈独秀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侄子。陈啸青是党在武汉开办的一个纸行（党的地下机关）的经理。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和秘书就隐蔽在纸行的楼上。
　　
　　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①另一方面，他拒绝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布尔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叫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见他的情绪。
　　
　　他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
　　
　　这是他个人学问爱好所在。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等等。对于他进行这项文字研究工作有种种议论：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②
　　
　　有人还认为他像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那样，在政治上受挫或失意之后，到纯学术的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有的还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陈独秀在文字学研究领①
　　
　　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柯柏年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９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无产者》第２期。
　　
　　域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为不管人们对他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动机作何种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这项工作的确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一年以后，即１９２９年３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此稿分五部分：（一）自序及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广州话。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①。
　　
　　陈独秀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他在《自序》中说，用现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还由于中国文字长期以来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产了”。“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他还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努力平民识字运动，但所谓平民千字课丝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必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字又有什么用处！”
　　
　　当时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阻力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陈独秀认为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他指出：“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人们，既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①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转引陈独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１９４９年８月商务印书馆清样搞。该稿在上海解放后没有出版。
　　
　　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有人肯用了。”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他说：“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字。”
　　
　　他表示自己“贸然做这本书，……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的人们，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
　　
　　在《说明》中，陈独秀讲了为什么不用当时流行的国语，而用四种地方话做标准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曾达到国语成立时期，“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份，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渡。于是他采用了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他说：“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个地方语，确能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且它们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
　　
　　《草案》内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４３个，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比较最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为“中国结合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陈独秀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①。
　　
　　此稿完成后售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甚深。陈独秀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该书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非一般作者，于是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捐赠稿费千元，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了一段贫困的生活②。
　　
　　其实，陈独秀的消极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如他在《革命文学史》一书卷尾写的《致读者》一诗中呐喊的那样：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拚命！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①
　　
　　②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何之瑜致胡适的信》（１９４８年１月７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３０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手稿。苏维埃的列宁永生，孙中山的精灵不冥；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因此，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共中央。
　　
　　那么，他的意见是什么呢？
　　
　　首先，他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①。
　　
　　陈独秀之所以持此意见，是基于他对大革命失败及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认识。陈独秀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②。他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大①
　　
　　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和《中共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中央政治通讯》第１４期。另参见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４卷第５期。
　　
　　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①的观点。他还说服一些人同意他自己的意见。有一天，王若飞到他家拜访。陈便向王谈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向下落”的看法。王开始不赞同陈的看法，认为革命是“向上涨的”，于是争了起来。陈问王：“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起来，回去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个议决案未及省委通过，王即赴苏参加“六大”，但它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译成俄文，当作中国问题材料散发）。②
　　
　　但是，陈独秀生活在上海，只能根据他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判断革命形势，看到的主要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中的失败，因此，不免流于肤浅和片面。当时，毛泽东也认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但是由于他斗争在第一线，因此他对这个问题就看得更加真切，更加深刻。他说：“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①
　　
　　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王若飞当时是江苏省委常委。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８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生活的终了。”①更重要的是，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由此可见，陈独秀的“低潮观”与毛泽东的“低潮观”，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前者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取消主义结论，后者则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把城市的防御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其次，在某些问题上，陈独秀还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
　　
　　例如，他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时“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表示怀疑，认为与“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１２月１３日，即广州起义时，他给中共中央的信，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表示“我殊不以为然”，其理由是“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这些意见表明，他当时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他甚至赞成举行广州起义：“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并积极地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①《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６９、７６、７７页。
　　
　　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
　　
　　……即谭平山①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些意见，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以后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反对“六大”路线时，却背弃了他的这些正确主张。
　　
　　当时，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否定了陈的错误主张，坚持了“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斗争的方针，指出：
　　
　　“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农民群众在现在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如今经济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可能得着改良的。”②但是，此时的中共中央也有许多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包括陈独秀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以至这些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发展成“左”倾盲动主义，并一度统治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在给人以醉心于文字学研究印象的同时，陈独秀把上述①
　　
　　②《中共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
　　
　　当时因领导南昌起义失败，被开除党籍，然后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活动。
　　
　　这些意见不断写信贡献给中共中央。但是，他的错误意见，当然不被接受；正确的部分，则由于中共中央正在盲动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也未被采纳。
　　
　　在此期间，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常来看望他。乔年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乔年劝告陈独秀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①。于是，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党中央写信，直到１９２９年７月中东路事件时，他才按捺不住，又动起笔来写信给党中央。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
　　
　　“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领导”拒绝参加“六大”担负的历史使命，而陈独秀又是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央路线也提出过重要意见，所以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列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可是这次与“八七”会议相反。那时他人在武汉，本可以参加会议而未被邀请。这次特邀他参加，他却坚决拒绝了。
　　
　　党中央为了争取他赴苏参加“六大”，做了许多工作。除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亲自邀请外，还①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劝说他，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但都没有做通他的工作。为什么陈独秀如此坚决地拒绝邀请？是否像王若飞为他担心的那样，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这种担心对陈独秀来说，也不是不可能有的，但其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他日益滋长起来的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①；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他不满意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他当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承认，他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②。
　　
　　第二，他自己解释不赴苏的原因时，很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曾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曾反问当时劝他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③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叫他去苏联①②③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７９年第１辑。
　　
　　学习也好，研究中国问题也好，参加“六大”也好，他都一概拒绝。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有人称他是“怪杰”。他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顽强的个性，常常能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见解（自然，也有些是奇谈怪论）。
　　
　　“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当时，提出这个想法，无疑是大胆而深刻的。因为，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也不敢怀疑。而恰恰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①。可惜的是，陈独秀不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经常能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提不出正确而完整的理论和路线，同时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所以，他自己一直未能实行“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的愿望。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这次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大会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不仅批评了陈独秀，还批评了国际代表鲍罗廷、魏经斯基、罗易等。共产国际虽然未作自我批评，但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第１１届中央委员会第６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也认可了中国方面对其所派代表的批评，并在组织上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从此改变了由外国人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体制，而改为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以此来指导国内共产党的工作。
　　
　　大会就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王若飞对陈独秀的错误比较注意实事求是，他曾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那次会议；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甚至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①由于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斗争，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注：指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②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应该说，这个“结论”和“决议”，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比较公道的。而且，“六大”制定的路线，与他１９２７年１１月①②“六大”记录。
　　
　　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李小丁整理）《人民日报》，１９８２年１月８日。
　　
　　致中央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所以，当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告诉他“六大”的情况，劝他不再消极，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时，他比较平静。后来他还承认：“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①所以，当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他起来反对“六大”选出来的党中央时，他就明确表示拒绝。因此，“六大”以后他对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不说是完全消除，也理应有所缓和。在拒绝参加“六大”时，他曾表示再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②。“六大”以后，他本来是应该履行诺言，继续跟着党前进的。当时的党中央也是这样认为的。“六大”期间，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曾担心陈的对立情绪，会导致他另行办报和另行组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领导人还为他辩解说：没有可能③。然而，陈独秀毕竟在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上背的包袱太沉，又对自己取消主义的意见太自负，所以经不起托洛茨基主义这一外来因素的刺激，他终于动摇了。他的历史也就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折。①②③同②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３６６、３６７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版。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托陈取消派的胚胎在叙述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主义结合之前，先要交待一下存在于陈独秀身边的派别活动，因为它对这个“结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以后成为托陈取消派的胚胎。
　　
　　这种派别活动，发端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久。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在大革命时期到“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例如彭述之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其妻陈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尹宽先后任山东地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何资深做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及书记（毛泽东之后）。
　　
　　郑超麟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塞维克》，还做过中央出版部部长。蔡振德做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马玉夫做过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刘伯庄任过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旭（任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是安源地委书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省农协委县长、江西省委书记，等等。
　　
　　“八七”会议，实际上撤了陈独秀的职。这些人对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在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不满，于是，就自称“陈独秀派”，进行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但是在“六大”以前，由于这些人还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不少人还在外地，所以，他们的活动比较和缓，比较隐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陈独秀本人不支持这种活动。据郑超麟说，他们曾争取陈独秀来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表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的工作精神”。他甚至“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①。他自信给中央信中的那些意见是正确的。若从个人品质作风上来衡量他，从任党的总书记时起，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党员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
　　
　　“六大”以后，瞿秋白、王若飞、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等人回国。但不到一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蔡和森，因“六大”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职务，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叛变、消极，李立三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自己又都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于是，他们纷纷聚集到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
　　
　　首先是汪泽楷，他参加“六大”后一回国，就去看望陈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独秀，报告了“六大”情况，然后鼓动陈与他们一起起来反对中央。但是，陈独秀断然拒绝：“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创造新党”的想法，最初是张国焘提出的。１９２８年２月至４月，正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张国焘几次拜访陈独秀，建议组织“工农党”，以摆脱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束缚。据张说，陈对此“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地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同时考虑到种种困难，提出须慎重。后来因盲动路线结束，中央准备召开“六大”而作罢。陈独秀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的这种明显的盲动错误”①。“六大”的结果，在大的方面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因此，他暂时没有“创造新党”的念头，更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李维汉说他是我党早期犯错误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的确如此。但是，汪泽楷和郑超麟却认为在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这个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的活动是很不光明的。郑也承认，我们这时反对中央，“与其说有甚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宁可说只有人事的斗争。我们仍未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②所以，周恩来在分析这帮人与托派结合原因时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①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３６５、３６７页。
　　
　　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①这个“陈独秀派”参加的一个重大活动是所谓“江苏省委独立事件”。
　　
　　省委书记项英的支持下，对抗中央派人加强省委领导的措施，宣布“独立”。据郑超麟说，这次事件“不是甚么原则的冲突，而是人事的斗争”②。不过为了宣传他们“独立”行动的“正当”性，以争取党内的同情，他们也寻找了一些借口。
　　
　　“六大”后，中共中央为了执行“夺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决定全力整顿全国各重要区域的产业支部，并把江苏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为江苏有全国最大的产业区域经济中心——上海，有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南京。中央决定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做江苏省委书记，以扩大省委的力量。江苏省委同意中央视省委力量薄弱的观点和应该加强的意见，但反对中央派人去当省委书记，也反对中央由别处调人去加强省委，主张从江苏省内部找干部。中央批评了省委的地域观念后作了妥协，同意省委的意见③。①②③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党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９日出版。
　　
　　郑起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４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接着，中央发现省委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工作薄弱，于是决定在即将发动的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斗争中，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来指导这次罢工。此委员会由中央、省委、共青团、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共同派人组成，又遭江苏省委反对，认为这个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这样，中央便派巡视员李维汉视察了江苏的党组织和工会。李视察后提出两个解决江苏省委的办法：一、以中央兼省委，撤销省委和上海市委，将省委干部分到区委，再从别处调二、三同志，加强区委；二、中央不兼省委，而分一部分人组织省委，同样将省委分到各区。但是，这两个解决办法，中央正在讨论时，江苏省委就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一概不接受，宣布“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拒绝一切指示，拒绝中央巡视员巡视，并指示各区委转移，使中央找不到他们；同时，向在沪各省部代表进行宣传，企图联合反对中央①。因为当时江苏省委的经济有独立的来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济；他们还能单独与外省党组织通信，有可能联络某几个省委起来响应，壮大声势。
　　
　　江苏省委制造的借口是：现在的中央被“广东派”及“旧中央派”把持，解决江苏及各省问题是“抢地盘”；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仍是“盲动主义”，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中央经济不公开，中央委员生活奢华等。
　　
　　搞宗派活动的人，往往用宗派观念观察别人，观察一切①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
　　
　　问题，这是个典型。明明自己要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却反咬一口。另外，当时“盲动主义”或“左”倾错误即使有，也主要表现在留恋城市，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决不是相反——“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所以，中央批评他们的借口“全是造谣”，是用“派别观念”和“封建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观察中央；攻击中央“盲动主义”，则本身就是“不动”，是对大革命失败的悲观，动摇①。
　　
　　江苏省委的这种观点和行动，与“陈独秀派”基本一致。
　　
　　所以，省委委员中的两名“陈独秀派”分子蔡振德和马玉夫竭力推动这个“独立”事件的发生，而且在“独立后”，又通过他们，找更多的“陈独秀派”帮助，特别需要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于是，李富春亲自到郑超麟家，请郑出山，答应以后让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郑对宣传部长无多兴趣，但欣赏他们的行动，一口答应帮忙。郑超麟、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等几位主要的“陈独秀派”分子，就聚集到蔡振德家好几天，听蔡讲述“独立”经过，然后为江苏省委起草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
　　
　　但是，这些文件一篇也未用，据郑超麟说，因为都超过了项英、李富春等人的政治界限。
　　
　　这个事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省委做了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①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
　　
　　开了几次会，以全党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的行动，拥护中央，保证了外省党组织与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场。同时，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政治局中，李立三、周恩来等批评了暗中支持江苏省委行动的项英，项英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出来做省委的工作。最后，江苏省委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独立”，接受中央关于“改组省委，加强区委的办法”。①事件失败时，蔡振德和马玉夫不知改悔，宣布退出省委。
　　
　　但是，整个“陈独秀派”反中央的活动，终于被揭发出来了。
　　
　　陈独秀对此事件，依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
　　
　　彭述之等人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遭到陈的一再拒绝；加之党在“六大”路线指引下，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样，“陈独秀派”的活动就很难搞下去了。然而，与陈独秀一样，这个派别在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以后，也死灰复燃了，而且与陈独秀相互作用，越走越远，终于不可收拾。
　　
　　①李立三：《编完以后》（即《党的生活》第５期“江苏问题专号”编后语）。
　　
　　二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全面否定共产国际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开始是苏联托派的一部分，后来成立了独立的秘密组织，苏联托派还派专人与他们联系①。他们始终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一切都来自托洛茨基的说教。
　　
　　托洛茨基的理论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的基本论点，在他自撰的《不断革命论》一书中，归纳为１４条，或“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一）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混在一起进行，毕其功于一役。他以“小资产阶级在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６４、８３、８４页，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出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为理由，轻视甚至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并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不例外，甚至认为“越到东方的资产阶级越反动”。为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进行愈来愈激烈的阶级斗争，向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攻，包括贫农及一切小私有者。“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从而推动世界革命；否则，无产阶级政权不能维持长久，将在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进攻，内部阶级敌人的不断叛乱中灭亡。为此，他反对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应放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上。
　　
　　（三）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论。
　　
　　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革命”，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他认为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出路是把苏联作为基地，用输出革命的办法，使西方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互相支援，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争论，１９２３年以后，是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
　　
　　托洛茨基根据自己的理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其实，据当时访问苏联的蒋介石说，在国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是苏共领导人中最支持这种合作的，对国民党人非常热情。与斯大林等人比较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越飞等人，“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
　　
　　我发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①但在“三二○”事件以后，托洛茨基一再宣称，从１９２３年一开始，他就坚决反对这种合作，后来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次讨论陈独秀提出的这个主张时，托洛茨基都予支持，但又都被否决。在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亦被斯大林所否定。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进攻，攻击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这些争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一直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中山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有①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２２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５７年版。
　　
　　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并使他们分裂。一部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一个派别。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
　　
　　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①。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１１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被托和季（诺维也夫）拒绝。１４日，联共中央开除了这两个人的党籍。
　　
　　翌年１月，托被流放到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史唐、梁干乔等人，也在１９２７年底被遣送回国。
　　
　　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其成员及分工是：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８日，唐宝林整理）。
　　
　　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①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但是，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是团员，党员则企求继续混在党内，还由于这时忙于建立组织，未及在党内大肆活动，所以他们对党还没有什么影响。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党籍。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②，抨击“草案”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是拥护已经破产的机会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仍继续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六大”，只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第三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分子，他们看到此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们就在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学生中正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选①②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第１７１一２０３页，１９４７年春苑出版社印行。以下所引《中国革命问题》中的文章，皆出自该版本。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１８６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出版。
　　
　　出安福（书记）、王文元（宣传）、范金标（组织）、李平、曾猛组成“干事会”，与俄国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到１９２８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据说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①。
　　
　　中国问题》②，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件和上述《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为了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主张，“总干事会”在１９２９年４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油印刊物，作为它的机关报。从此，他们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他们不断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介绍到中国来，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１９２９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王平一手中，首先见到了一系列托派文件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党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０３—２３３页。
　　
　　《双山回忆录》第８３．９２．１０２页。
　　
　　内。彭述之等人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后来，又看到了上述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郑超麟说，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①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的。”①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②。
　　
　　陈独秀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③。“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性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机会主义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④他以此攻击“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⑤。这时，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做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
　　
　　按照陈独秀的错误逻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是一错百错，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贯彻于大革命始终，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创议和支①②③④⑤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持，中共决定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１９２５—是历史上空前的。”①党本身的组织力量，也由“三大”时的只有４３２个党员的小党，迅速发展到“五大”时拥有５．７９万多党员的大党。这次大革命，在终于失败之前，“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②而陈独秀攻击“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曾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不能不使他把大革命的历史看作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他的这个结论，只能给党和人民的光荣历史抹黑，同时也是给他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抹黑。
　　
　　其次，陈独秀的这一“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否一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这是一个形式问题，不是不可以探讨的。但采取“党内合作”这一形式与不能保持党的独立性及领导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是同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①②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５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下，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①，更有利于发展工农运动，壮大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力量。这是一条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要去争取领导权。陈独秀则认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③；“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④显然，在这种“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指导下，根本就没有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打算，即使当时国共合作采取“党外联合”的形式，陈独秀同样是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大革命又怎能不失败呢？说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它的缺点错误。但是，阶级联盟即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功绩。至于它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条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过去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太着重了个人责任”，是不足取的，而且“六大”也有所纠正。但身为党的总书记，反①②③④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１７２期。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２２期。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过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他本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错误都“来自国际”，是“遵守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大革命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从陈独秀与国际派驻中共党内的代表的关系看，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国际及其代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中的错误有关，甚至可以说后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也要看到，陈独秀又有自己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再加上他那倔强的个性和他在中国党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执行国际路线时，不是始终处于违心地绝对服从的境地，往往是认为其正确而自觉地执行。关于这一点，大革命时期与他关系较深的郑超麟说得比较客观：“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①不仅如此，在执行国际指示时，无论错误还是正确，陈独秀还往往加以主观的发挥和创造，因此，成绩，故然打上了他的烙印；错误，他往往走得更远。所以，大革命失败，他的确负有较其他中国同志更大的责任。对这一点，陈独秀本人没有足够的认识。
　　
　　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接受托派观点视歧路为正途然而，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倒向托洛茨基，只是他转向托派的第一步，更严重的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
　　
　　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到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对于陈独秀这样的人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一幢房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陈独秀很难一下子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论断，尽管经过尹宽等种种解说，每次辩论完，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来时，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卡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
　　
　　在这个学习和辩论的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口头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见和文章给尹宽他们看，大概有七八篇。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意见的文章叫《论中国革命性质》。
　　
　　这样，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除了在革命性质上有一点保留外，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在８月到１０月，他给中央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封信，其观点都来自托洛茨基的文章，特别是那两个纲领性文件，甚至有些话也是一样的，比如：（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托洛荻基认为，“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①。陈独秀说：“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②陈独秀就由此出发得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他轻视反封建的任务，从而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党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当时，以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等代表的共产党人，利用新军阀的混战形势，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城市斗争由于敌强我弱及“左”倾的干扰，不断遭到失败，迫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农村，而且由被迫变为自觉，终于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转变。
　　
　　他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反对“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①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以下托的观点，均引自此二文。配城市”的说法。①陈独秀这里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又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经济与殖民地经济相结合，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丝毫未触动这个经济基础。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随着北伐的胜利，广大农民刚刚起来向封建势力进攻，就被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镇压了下去。这两次革命，陈独秀都是参加的，尤其是大革命，他是主要领导人，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亲自参与制订了反对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以制裁“过火”行为为名，做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怎么因此而失败的大革命，竟成了“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封建残余……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呢？这无论在事实或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陈独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根据是：“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②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竟把商品经济和殖民地经济视为“资本主义”。
　　
　　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是①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从商品分析起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凡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但是反过来却决不能说，凡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大量倾销工农业产品，而把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源源不断地掠夺走。这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坏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也在中国搞一点投资，办一些企业，但多是为他们掠夺中国同时也排挤中国民族工业服务的殖民地经济，如加工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农村破产，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瓦解，使广大农民赤贫化。这似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工人后备军的条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不发达，只有一小部分破产的农民流落到城市成为工人，而且其中多数进的是帝国主义办的企业；大部分破产农民都变成贫雇农，承受官僚、军阀、地主、富农、高利贷者越来越重的剥削。据统计，国民党统治时期，光田赋附加税一项，就超过正税数倍，甚至数十倍。至于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川各县的田赋，有的竟预征到３０年以上。再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农民就大批大批地冻死饿死，有的就沦为乞丐，或逼上梁山，成为所谓“土匪”。地主、官僚乘机兼并土地，但他们并不因此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反而认为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把资金放高利贷更有利，这就更强化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南京政府建立，表面上结束了十几年来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局面，造成了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对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大发展，实际上是相对下降不断破产的趋势。比如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发表的材料，１９２８年，向政府注册的新设工厂为２５０座，资本额为１１７８４万元，１９３１年就下降到１１３座，２７６９万元。
　　
　　由此看到，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势或占统治地位，是多么站不住脚。
　　
　　（二）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并能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的妥协”；陈独秀说：“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述经济分析，足以证明国民党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和工农平民一样，“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大革命失败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了大资产阶级，但是，他们①②《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４７页。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只得到了南京政府中几个不起决定作用的部长的职位，为点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的政权当花瓶。所以，他们如蔡元培、杨杏佛等，很快就醒悟过来，与宋庆龄等一起，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有人曾拿“六大”决议案中“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提法，来为陈独秀视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观点辩护。“六大”的提法当然是一个缺点。但是，它是在肯定“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之下，为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事实所迷惑，而产生的缺点，白璧微瑕，容易克服，而且很快就克服了。在革命实践中，后来毛泽东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长期的革命联合战线。而陈独秀在这问题上的错误是根本性质的，是他整个理论路线的一根主要支柱，由此得出了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等一系列结论。并由此出发，中国托派始终疯狂攻击我党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他们这个错误是不可克服的。这与党在“六大”决议案上的缺点，不能相提并论。
　　
　　（三）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报纸上已经有好几十种消息，证明中国相当的和平和相当的统一（？！），已经使各种各色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明显露出兴盛的征兆。”据此荒诞无稽之谈，这位在中国之外根据主观想象和报纸上的片面宣传来观察中国局势的托洛茨基开出的药方是：“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这个口号“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
　　
　　陈独秀则说：“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的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①。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②。在１０月２６日，他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的军事独载，由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
　　
　　陈独秀从此出发，为中国革命设计的道路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①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有１０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的及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①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为中国革命设计的这种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完全是闭门造车自欺欺人之谈。
　　
　　毛泽东说得好：“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②所以，国①②《毛泽东选集》第５０７、５０９页。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民会议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张。郑超麟后来写回忆录为他们辩护，说俄国革命史上的“取消派”是主张“解散”秘密的党，而他们“没有一个人主张解散秘密的党。因此，国际和中共那种所谓‘取消派’的恶谥完全是诬蔑”①。这种玩弄名词概念的“教条主义”，实在不值一驳。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当时给中央的信中，把“国民会议”吹得神乎其神，同时讥笑中国共产党“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等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至地下，一声也不响！”②。
　　
　　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炮火中诞生的时候，陈独秀及托派奋斗了２０多年的“国民会议”的回响，又在哪里呢！
　　
　　（四）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托洛茨基声称：“要在中国解决基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乃从事一种反动的企图……”。中国“第三次革命③（不管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正因为这落后得多），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９１８年７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①②③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次革命。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产。”对此，中国托派认为下次中国革命将“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转变得比较勉强，并且与中国托派的认识始终有差距，成为双方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在别的问题上都接受托派观点的时候，还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革命性质》的文章，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①刘仁静当时看了这篇稿子后批评他转变不彻底，实际仍坚持“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于是陈独秀在１０月１０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六大”确定的“工农民主专政”。他甚至鹦鹉学舌地说：“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为一种反动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他在解释自己提出的口号时说：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的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①《刘仁静致陈独秀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２日），《陈独秀复刘仁静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均载《无产者》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出版。
　　
　　陈的这篇文章一直未发表，后来在这两封通信中，提到了这篇文章及其内容。陈在写复信时，观点又有发展，认为“不必机械地以十月代表社会主义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命”，因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才“彻底完成”，将来中国革命初期不必“经过二月”。
　　
　　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口号比托派传统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一致的。所以，他在这年年底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明确地赞赏托洛茨基早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就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主张。这样，陈独秀就由昔日的“二次革命论”，一下子跳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一次革命论”上来了。
　　
　　其实，这种“一次革命论”，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机会主义理论。列宁曾在好几篇文章中反复指出：“无视目前的革命是民主主义的，即从根本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那是荒谬的，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公社（即无产阶级专政——引者）这样的口号也是荒谬的。贬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并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任务，回避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那是荒谬的和反动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条件也是荒谬的。因为这两种革命，我们再重复一遍，无论按其性质来说，无论按参加这两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成分来说，都是不同的。”①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方面把民主革命混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进行，似乎极“左”；另一方面，又说“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实际上又回到取消当前革命的立①《社会主义与农民》，《列宁全集》第９卷，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场上来了。这是对他们提出的取消革命的“国民会议”主张的最好的注解。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
　　
　　“‘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①综上所述，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后，把原先一些不失为正确的思想抛弃了，而把那些零碎的取消主义的观点，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他们一伙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毛泽东曾经指出：“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②从陈独秀这个转变过程，可以看到他理论上的贫乏及由此造成的悲剧：只是由于托洛茨基在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与自己耿耿于怀的错误情绪心心相印，以及在取消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气味相投，他就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条件下，拜倒在托洛茨基的麾下。这样，他扔掉了一根“指挥棒”（共产国际），又接受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派国际③）；“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却南辕北辙，还是跟着别人走向歧途。
　　
　　不过，应当指出，陈独秀这里表现的“教条主义”与王①②③１９２９年初，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就在土耳其联络俄、美、奥、法、意等国的托派分子，筹备了托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的前身），指挥各国的托派活动。
　　
　　转自王方名：《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人民日报》１９７９年１月２日。
　　
　　《毛泽东选集》第６４６页。
　　
　　明的“教条主义”是不一样的。陈在运用这些教条时，经过了自己的一些思索和“消化”，确认其为“真理”，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些筛选和改造；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跳不出“教条主义”的圈子呢？根子在于他那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理论上的贫乏，使他无力鉴别外来理论的是非，也创造不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
　　
　　陈独秀走上托派道路，完成了他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化。对这次转化，托派曾吹嘘“其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①恰恰相反，这个转化，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妖孽”转化为“康党”，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不断进步之后的一次大倒退，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对“中东路事件”的意见性质不同的“三封信”陈独秀在向托洛茨基主义转向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是根据１８９６年的《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１８９７年的《旅大租借条约》、１８９８年的《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５００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的。１８９７年７①犀照（即彭述之）：《悼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６月６日），《斗争报》（托派中央机关报）第６卷第１期。
　　
　　月动工，１９０１年１１月竣工，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
　　
　　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①。但是，１９２４年５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
　　
　　１９２６年３月，苏联曾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是主席，成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荻基说，该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次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同时“必须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②。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需要，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了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及商业机构。
　　
　　１９２９年５月，蒋介石出于上述需要，同时为了借他人之手削弱张学良东北军的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又不顾苏联政府的抗议，指使张学良派军警包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①②转引自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载《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６页。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载《新青年》第７卷第６号。后来苏联出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将“归还中东铁路……”这一段文字删去了。
　　
　　行非法搜查和劫掠；接着，又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作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被迫于７月１７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并保留１９２４年《中苏协定》中的一切权利。
　　
　　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蒋介石制造的这个事件，表示喝采和鼓励。他们并且乘机干涉，企图趁火打劫，染指东北，提出所谓国际共管中东路的方案。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对这个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罗绮园）、《中央通告第４１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４２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４９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①。这些文件和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阴谋，但却提出了过“左”的宣传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①分别载《红旗》第３１、３３、３４、４９号。
　　
　　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甚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当时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在组织上作为中国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之外，还由于对形势有一种“左”的估计，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早日结束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沉默的态度，在７月２８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中东路问题，不单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的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是慢性的”。这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各国在援助中国名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或是苏俄退让后，帝国主义之间因争夺中东路而导致第二次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鉴于此，他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为此，他提议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说的这样几句话：“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他认为这种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①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
　　
　　但是，中共中央在８月３日复信时，却认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责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②。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对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的批判，上纲最高，说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等。他发表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列数陈独秀的意见有七大错误，“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一）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二）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
　　
　　《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
　　
　　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去研究战争问题；（三）不了解反苏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的意义；（四）“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争，看成有同时爆发的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的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来决定其命运”；（五）把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同样的“直接蹂躏中国人民”和“加于中国民族灾难”的战争；（六）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七）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他说综合这七种错误，就是陈独秀“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
　　
　　这种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到来”的混乱思想，正是陈独秀７月２８日给中央信中揶揄的对象。
　　
　　王明的文章又指出，陈独秀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一）在国共合作中躲在为“民族利益”的旗帜之下，牺牲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二）把“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领导的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然反抗；（三）放弃和不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四）不懂和不愿以群众的革命武装力量去战胜反动的武装力量；（五）不认识和不了解革命高潮。①王明的文章，是一个媚上（苏联和共产国际）欺下、打棍子多于说理的代表作，充分暴露了说教者不学无术的政客嘴脸。可惜在那个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尊重淹没了理智的年代，这种丑恶的东西竟能在党内横行。
　　
　　陈独秀自然不能接受党中央以及王明之类的批判。他于８月１１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认为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辩驳说：７月２８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①韶玉（即王明）：《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载《布尔塞维克》第２卷第１０期。
　　
　　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最严重的是，陈独秀也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原则的错误，“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①这样，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和激化了。
　　
　　为什么本来简单的问题会如此复杂化，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之争，会发展成原则路线之争呢？这是因为与这个争论绞缠在一起的，存在着一个陈独秀转向托派、反对党的“六大”路线的问题，即在７月２８日与８月１１日之间，他给党中央系统阐述托派理论路线、并要中央接受的那封８月５日长信，甚至在８月１１日信的末尾，他要求此信与“八·五”信、都能早日在党报上登出。
　　
　　从１９２９年７月到１１月陈独秀与党中央争论并被开除的全过程看，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一支与主旋律不太协调的插曲；而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欲以托派面目改造党，则是酝酿已久的必然的事件，是他与党中央争论的主旋律。正是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他与党的决裂。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不发生“中东路事件”，他也是要与党决裂的。所以，有人说陈独秀是由于中东路问题上发表了与党中央不同而正确的，意见被开除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只观其表，未察其实；一叶蔽目，不见全局。而①《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０日。
　　
　　蔡和森把陈独秀８月５日致中央的信与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１日致中央的信，统称为“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三封信”，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八·五”信，只字未提中东路问题，而其性质与其他两封信根本不同，虽然二者同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时中央的缺点，就在于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而认为凡是反对共产国际的都是反党行为，必须坚决打击。
　　
　　真理犹如金子。不管被埋没多长时间，也不管被蒙上多少尘埃，它总会发光。当初，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也不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出异议。只有陈独秀有这个眼力和勇气。为此，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５８年之后，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一致认为，过去对共产国际历史研究，由于信奉“历史就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的公式，虚伪地理解党性原则和见风使舵，严重地影响了客观的研究工作，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导致在许多问题上，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等等。研讨会在肯定共产国际历史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之一是：“需要论证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成就与失误，填补这一政策个别方面现有的‘空白点’”。
　　
　　研讨会在论证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中国学者近来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价变得更客观。中国学者指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①然而，这个研讨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半个多世纪前，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进行批评的陈独秀。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的这个研讨会，实际上是以最权威的资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长期蒙受的冤屈平了反。
　　
　　还须指出，在中东路问题上，当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立场也是“保卫苏联”。事件刚发生时，托洛茨基就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②；并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４日的文章中，引证他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特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③他还批判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④。所以，陈独秀后来与中国托派组织谈判统一时，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还被视为他仍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
　　
　　这也说明陈独秀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①②③④托洛茨基：《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９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８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３页。
　　
　　《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
　　
　　还保持着独立的立场。
　　
　　但是，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确是加剧了陈独秀自以为是及其与党中央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党也因此把他转向托派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誓做反对派被开除出党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以后，不用别人劝说，就自然而然地与周围意气相投的人融为一体，名副其实的“陈独秀派”于是应运而生，并在党内加紧进行分裂活动。
　　
　　陈独秀亲自出马，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贡献“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他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猛烈地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集权制”等等，要求“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妄图挑起全党性的大争论，以托派路线“改正”“六大”的路线。
　　
　　在陈独秀的指挥下，他们分头活动，在党内争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文章给他们看，宣传托派主张，发展成员，扩大组织。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马玉夫。他是江苏省委中负责工人运动的干部，认识许多工人同志和工人支部的负责人，此时他虽已退出省委，党内关系仍旧存在。他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工人支部；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纱厂工人、印刷工人、建筑工人等等；还争取了外地驻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
　　
　　《时事新报》社原共产党工人支部书记是屠仰之，浙江海宁人，大革命时在杭州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进《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受马玉夫影响转向托派后，他还想把整个支部都拉过去，郑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报社大厅里召集了几次报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２０多人参加，郑超麟在会上讲话，宣传托派立场，反对中央的路线，多数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后，解放了这个支部，开除了屠仰之，于是这个支部就被托陈派“接管”。为了巩固托派的影响，马玉夫和郑超麟商量后，带着屠仰之和两个支部干部去同陈独秀谈了一次话。１９３０年，托陈派骨干薛农山又进这个《时事新报》社任总编辑，该社更成为托派的一个据点①。薛任托陈派法南区委负责人。
　　
　　当时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转向托派，并非真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如何如何，而是陈独秀这个昔日领袖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是陈独秀的影响起了作用。
　　
　　绸厂工人支部书记是杜培之，江苏盐城人，也受马玉夫拉拢后转向托派并把支部全体成员拉了过来。接着，托陈派也学共产党那样，把杜培之作为工人代表，吸收为托陈派的中央领导成员。
　　
　　彭述之和汪泽楷被分配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①黄理文：《一九三○年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动，也拉过去几个人，甚至通过马任之把沪滨书店争取过去，为他们服务。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彭述之的小同乡，大革命中加入共产党，随北伐军到福州，领导那里的国民党左派工作。“四一二”事件后到武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１９２８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委托办了沪滨书店，任经理，杨献珍当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的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进托陈派，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不久，杨献珍去北方工作，沪滨书店就全由马任之控制，成为托陈派的一个支部。①此外，其他托陈派成员也都利用各自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争取人。如郑超麟利用其爱人刘静贞是云南人的关系，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郑超麟还与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中活动的干部建立联系，等等。
　　
　　这样，他们一面发展，一面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影响来的人编成小组，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并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其他人及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党组织属于江苏省委）和中央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
　　
　　由于他们获得了系统的托洛茨基文件，又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准备，而我们党方面，虽然“六大”制定了基本路线，但“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①参见郑超麟：《回忆录》及《陈独秀与托派》。后来沪滨书店被国民党封闭，马任之脱离托派，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解放时，他随李觉起义，立了功。
　　
　　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①再加上当时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有“左”的倾向，后来又发展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陈独秀等人的挑战，立即在党内引起混乱，“引起了中上干部内一次轩然大波”。到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陈独秀被开除时，受其影响而加入托派的，竟达到五、六十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八十一人，据郑超麟说，其中三分之一是为壮大声势而虚构的）。
　　
　　与此同时，托陈派还派出代表陈独秀和尹宽，与“我们的话派”谈判，要求对方提供托派文件，共同学习讨论；在组织上两派联合或加入“我们的话派”。由于对方条件苛刻，没有结果。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这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６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②会议分析了这种倾向的危害性，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①②《组织问题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６册。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这一特别危险的倾向。”①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藉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现实党的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提出“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②对于陈独秀“八·五”信中的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党中央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８月２８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８月５日的信件。陈指责这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９月２日。
　　
　　《中共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６册。
　　
　　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①。于是他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进一步将他们的小组织活动升级。
　　
　　陈独秀在８月５日信中，就向党要求民主自由，由于党不接受他的错误主张和在党报上公布他信件的无理要求，他就竭力攻击党内没有民主，“官僚集权制”。这里，陈独秀所要求民主自由，是宣传他错误主张的“民主”，反对“六大”路线的“自由”。一句话，是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民主自由”。这样的“民主自由”，自然是不能给予的。任何一个党都不会给一个党员这样的“民主自由”。
　　
　　一个被中国托派称为“文魁”的人，１９８０年在香港评述陈独秀上述的民主观点时，说：“不幸，陈独秀一九二九年提出的忠告，不仅不为李立三所接纳，也不为此后的毛泽东所接纳，……继‘四人帮’而起的华、邓体制，正拟取消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从新巩固官僚集权制度。现在重行提出陈独秀当年的忠告，对于争取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可说有促进作用，不仅证明陈独秀意见之正确而已。”②可是，此人对陈独秀“民主自由”幽灵的呼唤，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①②一丁：《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程》，《观察家》（香港）第３１期，１９８０年５月。一丁即楼子春，原是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成员。抗战时期，中国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和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他属于后者，并与王、郑、陈（其昌）一起，被称为少数派的“四大金钢”。解放时去香港，继续进行托派活动，写了不少论著，被海外称为“研究陈独秀的专家”。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权，这是令人值得深思的。
　　
　　陈独秀等一伙人，在大会小会上，展开攻势，一面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面向党中央发动进攻，越来越加剧在党内的分裂活动。９月２０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上，彭述之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面对面辩论。彭三次发言，认为陈独秀“已不是机会主义者”，而“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继续”；声称“我们提出来的政治意见与中央的机会主义的整个政治路线不同，……此种‘对立’是没有不可以的”，“还是应该的”；攻击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和“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关于托派问题，早在春天他就完全赞成托派主张并与陈独秀等进行小组织活动，但他为了达到继续留在党内活动的目的，在会上竟诡称自己对托派问题还正在收集材料，进行研究和考虑，“达到一定结果以后，……如果我是赞成反对派的主张，我便要公开地站在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上奋斗”。
　　
　　陈独秀等如此我行我素，目无组织纪律，党还是努力挽救他们。１０月６日，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重申公布陈独秀的信“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决定陈“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要他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活。
　　
　　可是，陈独秀在１０月１０日复信中央时，却反过来狂妄地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宣称：“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问题”，用组织纪律不能解决问题；“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一个共产党员如此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是罕见的。
　　
　　中共中央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在１０月１５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陈独秀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耻的取消主义！”决议逐条批判了托陈派的取消主义观点。但是，党把托陈派在组织上的分裂活动看得更为严重，因此，中央最后决定：“（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三）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接着，１０月２５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的报告。决议列举了彭述之等人的错误：他们一贯的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出卖阶级的。他们完全推翻了列宁主义的路线而走到取消主义的泥坑。中央所指出陈独秀致中央信中的一切错误，就是他们的共同的观点，他们并且拿陈独秀的信来向党内作过宣传与活动的。汪泽楷认为列宁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完全是机会主义”。彭述之认为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广州暴动等武装起义，“完全是盲动主义，因此使中国革命失败了”，而且统治阶级稳定了，现在的斗争是失败的余波！说革命斗争开始复兴，“是中央的欺骗”。马玉夫甚至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辛亥革命时就“已经完成”，现在的中国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等等。决议强调：党的全国大会的决议，同志必须服从，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基本原则……在目前党的任务加紧的时候，他们提出反对大会的决议的意见，且煽起同志对党的怀疑，经过党几次的解释，不仅不能接受，并且连省委限期要他们把意见写出交来，不能在下边自由的宣传的决议，他们都认为是“命令主义”，并且马玉夫说这是“蒋介石的办法”。他们完全违反了列宁党根本的原则，取消了党的纪律。他们并且积极的进行小组织的活动，企图使党分裂。决议最后批准区委的要求，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党籍，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很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等人的最后警告了。他们理应悬崖勒马。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有了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陈独秀与彭述之竟然在１０月２６日，联名致中央的信中，又对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宣称：“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最后，他们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狂妄地宣布：“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这种情况表明，陈独秀等人与党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对抗，矛盾不可调和了。
　　
　　恰在陈、彭致中央信的同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①于是，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指出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①《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共产国际审批。１９３０年２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出面对陈独秀作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①然而，这时的陈独秀，比起当初拒绝参加“六大”、强调“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时的陈独秀，走得更远了。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他自以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更无求于莫斯科；何况在他看来莫斯科已并非他当年想象的帮助中国革命的“美人”了。于是他再次断然拒绝赴苏。
　　
　　中央的路线后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就这样，陈独秀无可挽回地被开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不能企望托陈派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不进行小组织活动；也不能设想党能容忍托陈派在党内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存亡的大问题。
　　
　　①陈独秀：《答国际的信》附件。
　　
　　当时对陈独秀和党中央不是没有人出来做工作的，但都未起作用。
　　
　　朱蕴山是陈独秀的同乡，二人关系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朱蕴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一直受陈独秀的指导。这次，陈独秀特托高语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论集给朱蕴山，望朱加入托派。朱说不参加，让高将书还给陈，并嘱陈不要搞托派这个名堂，指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宜慎重；苏联和国际的事，我们弄不清楚，冒然卷入是非漩涡，很难拔出。陈独秀不听所劝，一意孤行。从此，二人之间，就不谈政治，只有私交了。①争趋向高潮时，党的优秀干部彭湃、杨殷、颜晶颐、邢士贞四人被捕入狱，他们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他们自知必死无疑，仍惦念党的工作，尤其关心党与托阵派的斗争，多次设法从狱中传出遗嘱一样的书信，嘱咐党中央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尤“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②。周恩来见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曾写文章，号召全党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从那时起到陈独秀被开除尚有两个多月，党中央特别是任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主任的周恩来，的确“从教育上做功夫”为挽救陈独秀等人的堕落，做了大量工作，但都没有得①②周恩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４日），《红旗》１９３０年８月３０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未刊稿。
　　
　　到丝毫的效果。
　　
　　对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件事，几十年来，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进行研究和评论，产生了不少意见。有些人对陈独秀深表惋惜和同情，甚至为他辩护。
　　
　　从陈独秀转向托派到被开除的全过程来看，应该肯定，当时中共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维护“六大”路线，维护党的团结，发展革命（特别是发展农村武装斗争）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他以前的革命历史和资望，人们对他这一转折表示惋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我们党内没有任何人拥有超乎党章以上的任何特权。不能因为陈独秀曾主持创建中国共产党并连任了五届总书记，党就不应对他执行党纪处分。正如陈云所指出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①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正是陈独秀的身份和影响的“特殊”，党在处理他问题时，还是慎重的。本来，党对于任何一个党员执行最高的党纪处分，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但在党的历史上，在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中央曾经犯过对党员处理不慎重的错误。例如对领导南昌暴动、①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文选》（１９２６—１９４９年）第７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秋收暴动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处理，就是如此。然而，在１９２９年那样异常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在处理陈独秀党籍问题上，不说是仁至义尽，也是做了努力作了教育和挽救之后，才不得已采取组织措施的。
　　
　　这里必须指出，慎重并不是软弱无力，宽大无边，慎重并不是不执行党的纪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尚且能做到为了整体和大局的利益，坚决执行纪律，“挥泪斩马谡”；难道无产阶级的政党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另外，陈独秀在推销他的取消主义主张时，是打着反对中央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旗帜进行的。有些史学工作者在评论他被开除党籍事件时，对此也有不平之鸣。
　　
　　毋庸讳言，党的“六大”决议，在基本精神正确的同时，确有“左”的缺点。嗣后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工作，在１９３０年如在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的宣传方法上，在纪念这年“五卅”、“八一”“国际反战赤色日”，号召并组织各大城市罢工、罢课、罢市，到大街上去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中，都有所表现。陈独秀在致中央的信中，也批评了一些当时实际存在的“左”倾错误。但是，我们必须分析事物的实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
　　
　　陈独秀并不是从正确的立场出发反“左”的，而且他的主要锋芒，不是落在那些真正的“左”倾错误上，而是指向“八七”会议、“六大”决议的基本路线上。如他自己所说：“自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我对于六次大会根本路线十分不满。”①实际上，他转向托派后，否认一切暴动，包括“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以及他原先肯定的“广州暴动”。但在转向托派前，他对“六大”路线却没有不满的表示，甚至在“八·五”信中，还肯定“六大”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加以相当的矫正”。现在，他把党认为“六大”后革命形势复兴，攻击为“左”的形势估计；把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攻击为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把利用军阀混战发展革命势力，攻击为“军事投机”；把不接受他的“国民会议”等合法运动主张，攻击为“召回主义者”②，等等。总之，他认为党的错误，已“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共中央“至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③。所以他一再号召全党同志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他这种所谓反“左”，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所进行的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做法，是根本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也反“左”，就看不清他犯的取消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的实质，更不能把他与当时党内一些同志站在正确原则立场上反对①②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召回主义者”即“召回派’，是１９０６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的“左”倾冒险主义派别。他们反对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是革命者，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俄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左”倾错误的斗争混淆起来，从而否定中央对他的处理。
　　
　　总而言之，１９２９年的陈独秀，是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同时也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他分裂党而被党开除，取消革命而被革命取消，离开人民而被人民抛弃，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陈独秀的悲剧是，在他被迫接受这种结果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和继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自认找到了这条道路。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三领导托派活动拒绝入托“三条件”组织“无产者社”以陈独秀为中心的托派小组织，正式成立于１９２９年９月。
　　
　　原先，陈独秀等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而准备加入“我们的话派”或者两派合并。
　　
　　但是，“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的眼光，来看待陈独秀等人的投靠行为。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并且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①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提出的“误国政策”，“坚持工农民主专政”②，“迁就‘六大’议决①②他们把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当作“工农民主专政”来批判。
　　
　　《双山回忆录》第１４３页。
　　
　　案”①“三大错误”，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②。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层群众”的对策。③陈独秀起先同意个人分别加入“我们的话派”的方案，但是彭述之、尹宽坚决反对，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④。尹宽提出两派在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办法。恰在这时，在苏联的秘密托派刘仁静、王文元、吴季严（陈独秀的外甥）回到国内。王、吴在党内隐蔽下来，分别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任干事，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明托派观点，在党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刘仁静回国时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起草了中国托派的“政纲”⑤，由刘带回中国。托还给刘起了“列尔士”（Ｌｅｌｓ）假名，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的“通讯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调解“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刘仁静在建党初期一度是团中央的负责人，与陈独秀的关系很密切。俩人还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①②③④⑤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３８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手稿。
　　
　　《双山回忆录》第１４３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１５期，１９３０年３月出版。
　　
　　陈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致中央信中说：“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当的补救。”
　　
　　表大会。这次刘回国后，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里。郑超麟和尹宽去看他，并讲述了他们和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情况。然后，刘与郑约好，在东有恒路余庆里的郑超麟家中，会见陈独秀。
　　
　　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郑家，还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陈派新的活动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召开会议。陈独秀与刘仁静相隔多年后再次见面，有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语言，双方谈得很投机。刘仁静当场出示托洛茨基写的三个文件：一个是他在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时，托特意写的《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①；第二件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第三件是《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都是俄文打印稿，比先前所传的中文译镐完整准确。当场决定，由刘仁静与郑超麟分工翻译，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中正式出版。谈到托陈派与“我们的话派”关系问题时，陈独秀委托刘向“总干”表示：他（陈独秀）将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②刘仁静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几天后，就举行了这次谈判，托陈派代表是陈独秀和尹宽，“我们的话派”代表是史唐和宋逢春。谈判是在法租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的楼上进行的，那是尹宽的家。刘仁静把史唐和宋逢春领来后，列席会谈。据宋逢春回忆，那天陈独秀穿一件墨绿色哗叽长衫，前额已经①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的前途》（油印小册子）。列尔士：《答我们的话派》，《十月》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３月３０日出版。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３８页。
　　
　　光秃，两边尚有黑发，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人到齐后，陈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判。当宋逢春问陈独秀大革命失败情况时，陈摇摇头说“很惭愧”，接着说：“唉，老毛子懂什么，懂什么！”听刘仁静介绍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生活问题没解决，睡水泥地，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蹭饭吃，抽香烟屁股，但还是坚持干“革命”。陈独秀说：“他们这帮年轻人，与我们老干部比，了不得！”①当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我们的话派”提出两条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共同讨论问题；（二）托陈取消派全体成员加入托派组织②。史唐和宋逢春表示接受这两条要求，但需经“总干”研究决定后作出正式答复。但是，在具体对待托陈派的做法上，“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也发生了分裂。梁干乔认为中国托派中，只有他和刘仁静受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他在苏联加入托派时见到托洛茨基，比刘还早，因此他代表中国托派的“正统”，是当然的领袖。他害怕陈独秀等一批老干部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这种地位，所以，他和张师（１９２９年初接替陆一渊任“总干”宣传部长）视陈独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对派是“阴谋”，是“企图消灭反对派”，因而主张“不要理他们”；区芳、史唐、张特则要求他们在承认“我们的话派”“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分别地而①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它的组织”①；宋逢春因为在与陈、尹谈判时就表示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及两派合并的意见，被“总干”说成是“投降主义”，遂被开除②。后来宋与刘仁静、王文元等发起成立“十月社”。
　　
　　所以，“总干”一时难以答复托陈派的要求。于是，９月间，“我们的话派”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史唐、区芳（在大会上当选为“总干”宣传部长）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③会后，陈独秀又托列席“总干”会议的刘仁静向“总干”提议：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组织。刘仁静则根本看不起“孩子们胡搞”的“我们的话派”，他提出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修改“二代会”政治决议案，改组“总干”，以吸收陈独秀、彭述之加入领导，并对“总干”说：“我们的统一运动，只可以说是全为独秀个人，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但是二人提议均遭“总干”拒绝。④于是，陈独秀愤怒拒绝了“总干”的“三个条件”，决心①②③④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
　　
　　“我们的话派”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载１９３０年２、３月合刊，第９期俄文《反对派公报》，转引自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１６页；区芳：《反刘仁静政纲》。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我们的话派”内部机关刊物，油印）之二，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５日出版。区芳：《反刘仁静政纲》与彭述之等人，自行组织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推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①；通过了尹宽起草的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②；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即后来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就这样，１９２９年９月，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托派的第二个小组织便宣告成立了。接着，他们就加紧在中共党内的分裂活动，以致最后陈独秀等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清除托派的序幕，从此开始，不仅与陈独秀一起活动的党员统统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个被清除出来。紧接在陈、彭等五人之后，中共中央还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一③。不久，江苏省委又开除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①②③《红旗》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门罗主义”。门罗是１８１７—１８２４年美国总统。他在１８２３年曾向国会提出一个咨文，其中制订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原则，被称为“门罗主义’。
　　
　　当时拉美各国纷纷独立，为了防止欧洲“神圣同盟”的干涉，在咨文中，美国以“保护者”姿态出现，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在当时对防止欧洲列强染指拉美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美国长期侵略奴役拉美的一个工具。
　　
　　参见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陈碧兰：《彭述之的思想与他在中国共产党以及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作用和活动》，（日）中岛岭雄编：《失去了的中国革命》（彭述之选集）第１８４页，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东京版。
　　
　　笔者过去著文曾说托陈派在１９２９年９月即选出五人委员会，不确。因为那是１２月的事。
　　
　　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８人的党籍。
　　
　　陈独秀与这些被党开除的人，满怀希望地开始了更加紧张的托派活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本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一人声明）。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等。会上正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常委有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培之去做了强盗，被捕枪毙，由罗世补上），秘书长吴季严（吴因在１９３１年３月被陈独秀撤去参加托派统一协议委员会代表资格，也辞去秘书长职，由何资深代替）。
　　
　　开散发。当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看到这个由八十一人签名的意见书后，便在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分别致函那些还在党内的签名者，如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然、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王永庆等，要他们表明在意见书上的签名，“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
　　
　　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①“意见书’是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通过，但到翌年３月才公开散发。
　　
　　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①。结果，他们都不予理睬，遂被开除出党。
　　
　　托陈派小组织在党外独立后，在陈独秀领导下，主要从宣传和组织两方面开展活动。在宣传方面，他们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写的文章，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很长，油印成一本好多页的小册子，作为托派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他们的主要宣传阵地是陈独秀主编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该刊在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创刊，讨论刊物名称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决定用《无产者》，是模仿列宁在１９０５年日内瓦主编的地下刊物的名称。从此，托陈派又被简称为“无产者社”。这就是“无产者社”名称的来历，并不是有人说的早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选举托陈派中央机构时，就“把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小组织命名为‘无产者社’”②。
　　
　　《无产者》先是铅印的，出了两期，因负责印刷的工人王成伟被捕，稿件没收，第三期起改为油印。陈独秀不仅主编《无产者》，还奋笔撰稿，几乎每期的重点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油印的费用，主要靠陈独秀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筹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和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筹款。因为李本是一个正直的老革命者，陕西潼关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光复陕西。１９２４年，又参加冯玉祥的首都革命，欢①②《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红旗》第８６期、１０１期，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２日、４月１６日出版。
　　
　　迎孙中山北上，曾为冯部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驻沪代表。
　　
　　大革命时倾向共产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大革命失败后，关系断绝。１９２９年４月他营救了被捕的郑超麟，并想通过郑超麟重新与共产党接近，但此时陈独秀、郑超麟正好转向托派，于是把他也带了过来。李并不知道托洛茨基主义为何物，只崇拜陈独秀。这次他受陈独秀委托到西北筹款，搞到了一笔钱，但托派身份暴露后，杨虎城就立即叫他离开了。后来，他脱离托派，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参议会议长。
　　
　　在组织方面，他们曾在党内大力发展成员，原以为会一呼百诺，蜂拥而来，搞垮党的组织，以取而代之，但结果却是美梦一场。因为此时中共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一面制裁他们，一面在党内层层做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座谈会，批判托陈派主张，清除托派的影响。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在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他说：“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他指出，托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是极左与极右的结合，即“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估计与策略”；他们的作用是“帮助统治阶级反党”，“帮助敌人破坏革命”；他们的前途是“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①。周恩来的精辟论述，及时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巩固了全党的阵地，顶住了陈独秀和整个托派的冲击。后来，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４４页。
　　
　　李立三、潘文育等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又在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陈独秀攻击党转向农村是背叛工人运动、攻击红军是“土匪”的种种谬论，都发生了很好的作用。因此，他们的组织在离开党４个月时，就发生了危机。一些人因生活困难等原因，“气势消沉；心灰意冷”，“把一切事情都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骨干蔡振德对托派前途完全失望，干脆脱离组织，到西安投靠了杨虎城，一度任《西京日报》社长①。
　　
　　在此情况下，陈独秀并未气馁，他找到了刚刚被党开除的何资深担任“无产者社”的秘书长，并对组织进行整顿。但此时“无产者社”成员只有一百一二十人，而且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居于多数。即使如此，他们还要摆出一副与共产党抗衡的架势，在上海与党的组织规模一样，设置了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在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另外北平也建立一个支部②。
　　
　　两个月后，即１９３０年６月，陈独秀在“无产者社”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左派反对派过去及目前工作》的报告，并作出决议。决议宣称：半年以来，我们“总算草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团结了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分子”。决议在攻击中共重视农村武装斗争是“机会主义”之后，强调他们托派要进行城市工人运动，领导群众作防御的斗争，整顿内部组织，培养工人干部，除上海外，在广东、武汉、天津、青岛①②何之瑜：《关于陈独秀的托派活动》，未刊稿。
　　
　　蔡振德后来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去新疆同盛世才联络时，被盛杀害。另一说是，他在１９３３年参加马仲英军事冒险，进入新疆，战死于疆场。
　　
　　及东三省各个工业中心区域发展工作①。但是后来完全落空，只在１９３１年春，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支部。所以，到１９３１年一年前还少了几个。
　　
　　陈独秀为《无产者》创刊号写的《本报发刊词》中，气势汹汹地宣称：“本报的责任就在团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领导之下，彻头彻尾地扫除现在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的路线，盲动主义的策略和官僚主义的党制。”同时，他又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长文，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极力要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浪潮在两个浪潮中间”）和策略口号（苏维埃）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４月１３日，他又写了臭名昭著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从所谓的西欧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攻击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哄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①《无产者》第２期，１９３０年７月１日出版。
　　
　　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①这是托陈派攻击中国共产党坚持农村武装斗争路线的一篇典型文章。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为“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至此，托陈派取消革命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了。
　　
　　饱受托派小组织排挤获得托洛茨基赏识在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被党开除的时候，刘仁静也离开了共产党。因为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日，刘仁静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叙述了他回国后如何促使“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联合，以建立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与共产党对抗及其暂时受挫的经过。这篇文章被中共中央批评为刘仁静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进行第二党组织”。所以，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９日公开致函刘仁静，要刘在三日之内对中央与托派路线作出抉择②。刘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当时有不少托派分子，是这样自动脱党的。与此同时，刘仁静又与托陈派和“我们的话派”决裂。
　　
　　从１９２９年９月到次年３月，刘仁静写了好几篇文章和给托洛茨基的信，批评陈独秀写的《论中国革命性质》、１０月１０日给中央的信、《告全党同志书》及《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中的某些观点：（一）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９日。
　　
　　《无产者》第２期。
　　
　　的错误”，说他企图“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①。因为陈独秀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批驳党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议时，一方面宣称他原先反对国共合作、继之屡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辩护自己因屈服于共产国际纪律及国际代表和党中央多数人的压力，才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执行国际路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刘仁静和其他托派分子，都认为陈在大革命中是“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不是“盲目地执行”。（二）批评陈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将成为民主专政者之最后遁窖”②。（三）批评陈独秀不愿解散自己旧的小组织，等等。鉴于此，刘仁静宣布，陈独秀派是“假藉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了新商标”，变成了“右派反对派”，而不是“左派反对派”。他甚至宣称：“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我们应当丢掉他”③。所以，当他帮助起草的、最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他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字，并声明这个意见书比他原来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①②③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
　　
　　列尔士：《评陈独秀双十日给中央的信》，《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附录。
　　
　　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１２月１０日的〈告全党同志书〉》，《十月》第１期，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０日出版。
　　
　　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①在这样批评陈独秀的同时，刘仁静还竭力攻击“我们的话派”。先是责怪“总干”不吸收陈独秀派，而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后来又说“总干”之所以“拒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路线”分歧②。他又批评“总干”规定托派组织“是党内的”，只“注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的工作”，而不是独立组织，同时在党外活动。他认为“我们的话派”的“二代会”政治决议案中关于革命形势“正在复兴”的提法，与中共中央的观点相似。以此，他攻击“总干”执行的是“投降派路线”③。鉴于此，刘仁静伙同王文元和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以及陆梦衣、紫亮、董汝斌、廖麟、黎白曼、周庆崇等九人，在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市义同盟”，发表了《告同志书》，宣布“总干”“已经死亡”，提议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的错误，“先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这就是中国托派第三个小组织。由于他们于３月３０日出版机关报《十月》，于是被称为“十月社”。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肃托运动中，中国留学生托派组织的组织部长马彦卿交出２００多人的托派名单，苏共又将名单转交给中共中央。名单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回国，隐藏在党内。于是中共中央就要这些人表①②③１９２９年９月致托洛茨基的信，信的原文未见到，此处转引自１１月托洛茨基给刘仁静的复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３页。
　　
　　《告同志韦》，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署名，单行本，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
　　
　　刘仁静发表《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时写的“附言”。
　　
　　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结果，多数在莫斯科只是反对王明而未加入托派的同志，如恽雨棠等，纷纷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托派。对于真正的托派分子，周恩来亲自找他们谈话，说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批判托洛茨基，就可以照旧留在党内。但只有个别人声明脱离托派，王文元和妻子叶英及黎白曼（黎彩莲）、周庆崇、吴季严等，被开除出党。①“我们的话派”就“十月社”的成立作出决议，谴责“反革命机会主义反对派刘仁静等人向我们——反对派严重进攻”，并将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开除了。②但刘仁静与王文元等人的合作，也不长久。７月１９目，刘仁静又因在批判陈独秀时，坚持认为１９２３年国共合作时，他和张国焘主张的“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观点，被“十月社”开除。③他们认为根本不应该加入国民党。
　　
　　“我们的话派”开除刘仁静的同时，该派内部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的分裂，也愈演愈烈。由于史唐、区芳和张特主张在“三个条件”下，可以吸收陈独秀派，梁干乔就攻击史唐等“受了陈独秀金钱收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煽动“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写信要挟“总干”：“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①②③《十月社对于刘仁静同志的决议》，《十月旬刊》第２期。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红旗》第８７、９９、１０１期。
　　
　　反对派”（当时香港托派组织属于广东省干事会领导）①。梁干乔还席卷该派与国内外通讯处，截留外国寄来的文件，断绝该派经济来源，致使该派工作一度陷于混乱。为此，“总干”作出了开除梁干乔和张师的决议②。只是后来区芳被捕，梁干乔又回来成为“我们的话派”的首领。
　　
　　这年夏天，一些游离在上述三派小组织之外的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赵济、刘胤等７人，又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战斗社”。赵济坦率地承认，他们所以另立组织，不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而是“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位置”③。
　　
　　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就这样先后出场了。他们各自称王，自鸣不凡，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偏见，但他们又都是一个主子——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在派别争斗中，都向托洛茨基写信汇报，攻击异己。托洛茨基始终是关心着中国托派运动的。他对于来自中国托派的信件，无不认真阅读，及时答复。我们从托派刊物上和１９８０年１月才启封的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密封部分里，发现从１９２９①②③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２期。赵说“战斗社”成立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似不确。王文元，郑超麟说是这年夏天。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
　　
　　《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致总干的信》（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均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出版。
　　
　　年１月至１９４０年８月，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及陈独秀写的信有２２封，其中直接谈陈独秀问题的就有１７封之多。
　　
　　１９３０年４月以前，托洛茨基对刘仁静与“我们的话派”在吸收陈独秀派加入托派问题上的争吵，表示了以下的态度：开始，他听信刘仁静反映的陈独秀在基本立场上已倾向托派、但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仍有保留的情况，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评刘不应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你说他们（即“我们的话派”——引者）反对陈独秀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
　　
　　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一九二四——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
　　
　　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Ｒ①立场上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②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我们的话派”致函托洛茨基，报告①②托洛茨基致刘仁静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１月）。该信是答复刘９月去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３页。
　　
　　即拉狄克，曾是苏联托派的骨干，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退出国民党及以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一直动摇，与托洛茨基有分歧，１９２７年被苏共开除后，表示悔过，承认“工农民主专政”等观点，１９３０年恢复党籍，因此，被托派视为变节者。后来，他又被开除，并在１９３７年“托布反党案件”审判中被判长期徒刑。
　　
　　因为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象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①１２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复信，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很欢迎”；同时他又说：“我很知道他（即陈独秀——引者）在革命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在信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１５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的标准②。
　　
　　派”决裂以后，又写信给托洛茨基，继续攻击这两派的错误，报告他与之决裂的情况。２月２４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与陈独秀派决裂，但不同意他与“我们的话派”决裂。他说：“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还说：“关于对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①②《反对派的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出版。
　　
　　同上书第１６页。
　　
　　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全不可调和的态度。”①但是，当接到刘仁静２月２１日批判陈独秀等八十一人意见书的信后，托洛茨基心中开始疑狐起来。４月３日复信，他要刘把这个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完美确切”②。他要直接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托洛茨基这四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掌握到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陈独秀发表的声明之前，对陈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既欢迎，又有疑虑，但却坚定地表示了托派的原则立场。然而不久，当看到“无产者社”寄去的陈独秀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他的态度就十分热烈了，甚至要求中国托派向陈独秀学习。
　　
　　这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复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地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①②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之二。
　　
　　《十月》（旬刊），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５日出版。
　　
　　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托洛茨基还认为各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这些歧异，你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有什么各自分立之理由”①。信严厉批评“我们的话派”“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最后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②９月１日，托洛茨基给“十月社”和陈独秀的信（对“十月社”７月２７日信的回信），更加明确地表示：“（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的所有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分歧意见。（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认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派别。（三）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英①②《建立》（中国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１期，１９４７年５月出版。《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２３页。
　　
　　当时托洛茨基还未知“战斗社”的成立。
　　
　　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关于统一的方法，这封信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四派组织协议委员会以拟就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①从这里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虽对四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派”格外垂青。不仅如此，陈独秀过去因不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与侮辱，“妾身未明”；现在托洛茨基给了如此高的评价，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国托派领袖地位上来了。后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还直接写信给陈，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甚至表示，单单为了能阅读陈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②。
　　
　　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系统地重申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早日统一。③于是，各派被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①②③《十月之路》第１期。
　　
　　托洛茨基１９３１年４月７日致陈独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４２页。
　　
　　《十月之路》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出版。
　　
　　商，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的纲领。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协商时各派又各施诡计，发生争吵。“我们的话派”受了批评，傲慢气势有所收敛，在１１月２４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决议，承认“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方法”①。但是他们提出了立即无条件统一的主张，即立即“取消备派机关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②。并且为了在统一的领导机构中控制多数，梁干乔采取了对本派人数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成员有３００人，等于其他三派人数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是１２０人至１４０人。“十月社”对陈独秀派还是不买账，王文元为“协委”起草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要严厉地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些都遭到“无产者社”的反对。
　　
　　合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的‘无产者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独秀同志，在许多①②第三号通告：《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议》，油印小册子。
　　
　　区芳：《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１５期。
　　
　　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如１、对于革命性质问题，据其最后发表的政治主张（《论中国革命性质》一文）以为‘是由彻底的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因之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２、政权问题，他坚持‘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３、国民会议问题，他始终说它是‘一个简单的主观的策略’，不把它当成目前政治的总口号。４、‘红军’问题，他认为是纯粹‘流寇土匪’，没有一点出路。５、对中东路问题之错误，即迎合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所谓‘误国政策’的口号。”①这样，托洛茨基的信反而把四派的矛盾，主要是陈独秀派与其他三派的矛盾，弄得更加明确和尖锐了。于是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一）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托洛茨基没有正面表态，只是引了陈独秀等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后，托洛茨基说：“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误会。”托洛茨基的这个解答并没有解除双方的分歧，因为双方对于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任务并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一开始”要解决什么性质的任务。陈独秀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开始于民主主义的斗①《十月之路》第１期。
　　
　　争，而非开始于社会主义的斗争。”①其他托派则坚持：“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中附带地完成。”②（二）关于政权问题：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这个回答，使中国托派十分意外，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不断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民主革命时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保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一直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攻击这个口号将工农并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确定在专政当中真正的领导地位是工人所有的，还是农民所有的”；还因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因此，根据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专政”③。所以中国托派中的反陈派也就抓住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不放，说它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根本对立”，而与“民主专政”的口号“接近”、“妥协”。经托洛茨基上述“裁判”后，反陈派就①②③意固：《不断革命ＡＢＣ》第２３、２４页，春燕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
　　
　　《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王文元起草，１９３０年１０月。
　　
　　顽石：《对区白的〈我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批评》，《现阶段的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下册），“中国共产觉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出版，１９３４年。
　　
　　“闭口无言”了。
　　
　　（三）关于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开始所以有那样的观点，是因为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２日的信中才提出“国民会议”作为“中心政治口号”的说法。在此前，陈独秀看到的托氏文件，都是把这口号与“八小时工作制”等其他口号并提的。所以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还认为党批判他把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政治口号”是冤枉的。后来，陈独秀终于接受了这个提法。但是陈独秀与青年托派长期争论的却是这个口号能否实现。陈独秀认为可以实现，应该为此而奋斗，青年托派则认为它不过是反革命时期“团聚群众”、对抗资产阶级的一个策略，也与中共的“苏维埃”口号相对立。其实，托洛茨基从未把这个问题说死，他说这是个“猜谜式的问题”，“只能做种种假定”。所以他说过“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话，也说过“这绝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①。
　　
　　在１月８日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上述观点，仍然强调“没有任何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所以，不管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写了多少文字进行解释或批评，始终未解决中国托派内部的这个争论。
　　
　　（四）关于红军问题：陈独秀的观点，出自前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据郑超麟说，当时“无产者社”是“全体同意的”。该文基本观点也是来自托洛茨基。托洛茨基①托洛茨基：《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说过：“贺龙叶挺的起事，即令他们放弃了机会主义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险及假共产主义的、马黑诺①式的行动；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别的没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击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农民起义是一种“罪恶”，“缺乏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②。直到１９３０年９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临时国际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中还宣称：“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得革命。”
　　
　　但是，由于陈的这篇文章太露骨，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再加上红军运动的胜利发展，尤其是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还将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③。于是，青年托派就抓住这一点，打击陈独秀。托洛茨基在１月８日回信中，不得不表示：“……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接着，①②③王学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０年第３辑。
　　
　　参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马黑诺是１９１８年乌克兰游击队领袖，反对乌克兰反动派和德国占领军受无政府派、富农及反动分子影响，拒绝参加集中化的红军，妨碍了对反革命的斗争，且成为乡村反动分子集团的中心，最后为苏维埃军队所消灭。
　　
　　他修正了自己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直没有改变对红军的教条式的攻击，陈独秀在１９３２年被捕后的审讯中，还宣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红军。
　　
　　（五）关于中东路事件：陈独秀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他的民族感情更应得到尊重。作为苏联人托洛茨基，即使不同意陈的观点，也不好意思让陈放弃原来的立场，来保卫他的祖国——苏联。所以，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明智地未置一词。
　　
　　托洛茨基的“一·八”来信，再次断定：“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最后，他恳切地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托洛茨基的态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陈独秀派，而批评其他三派，于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协商统一。
　　
　　然而，这样一来，“无产者社”却翘尾巴了。主要是彭述之，因有感于那些青年托派对他没有好感，怕在未来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是矮个子，操一口很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称他为“孔夫子”，认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ＡＢＣ》，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唠叨个没完，摆老资格，拿臭架子，认为“搞革命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干部，这些小孩子只有让他们自生自灭”①。这种观点，与陈独秀完全相反。大革命时期，他是陈独秀指挥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实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处处挟陈独秀自重。
　　
　　“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而且，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表意见后，他都要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使与会者十分不耐烦，而他却还洋洋自得，很不自觉。一度，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宣称中央常委会４人（本是５人，蔡和森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国际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言下之意，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大革命失败后，他也下了台，随即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奋斗，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组织以后，又重燃他的领袖欲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紧陈独秀，利用当时地下工作纪律，借口保护陈独秀（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共党首领陈独秀），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与共产党决裂后，陈独秀从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篮桥居住，但不把新址告诉中共中央和其他任何人，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他的家在那里）。尹宽得到托派文件以后，要同陈独秀谈话并提供托派文件时，必须通过彭述之，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大家都把他视为陈独秀的“总理”。现在他依然认为，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另一面，他又竭力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利用往日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他在托派内部的组织基础。例如马玉夫和蔡振德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先把他俩拉入托派，接着又通过他俩把几个支部和一些人如罗世和薛农山等拉到托派中来。外地来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系工作的干部，也有一些通过彭述之见到陈独秀，随后转向托派。这样，彭述之很快掌握了托陈派中的多数。在常委中，除了陈独秀、尹宽和何资深外马玉夫、杜培之、罗世、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对陈独秀和其他人搞封锁，按照他的意愿，操纵托陈派的某些活动。
　　
　　在统一问题上，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是违反托洛茨基来信指示的平等协议、平等统一的原则的，其他三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就背着陈独秀指挥“无产者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千方百计地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成见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①致使协议工作又受到阻碍。而他们在“无产者社”内部，却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没有统一的诚意，使陈独秀等关心统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①“无产者社”：《给“协议委员会”转“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一封公开信》，载《无产者》第６期，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出版。
　　
　　促使托派组织统一任托派中央总书记尹宽从青年托派那儿了解到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阻挠托派统一协商的真相之后，报告了陈独秀。于是，陈独秀的态度便成了中国托派能否尽快实现统一的关键。
　　
　　陈独秀是真诚希望统一的，更鄙视在组织内部搞阴谋诡计。对于过去的争论，他认为是“咬文嚼字”，“不十分重要”，“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①。现在，他见到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急切呼吁统一的信后，十分感动，说“使我们惭愧无地”，“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他谴责那些还热衷于分裂的人是“罪恶”，甚至说：“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他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②于是，他亲自出马，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领导谈话，做工作，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①②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３０日出版。
　　
　　独秀：《答列尔士同志》，载《无产者》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出版。
　　
　　他对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①另一方面，陈独秀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②，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为，指出，“我们各派或各个人过去对于左派反对派根本原则的解释和目前政治问题的观察确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无论如何不能“做为分裂的理由，……因此我们应取消‘算旧账’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
　　
　　陈独秀还不顾彭述之的反对，以“常委”名义发出《反对派统一的问题》的通告，向各支部揭露“我们无产者社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指示的办法以外，提出了枝节问题，即是认为……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③同时，陈独秀又采取断然措施，召回了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二人出任“无产者社”的代表。于是，“无产者社”分裂成两派：陈独秀和尹宽为代表，主张以平等协议进行统一；彭述之和马玉夫为代表，主张以“无产者社”为①②③《无产者》第１１期。
　　
　　《无产者》第９期。设在巴黎的托派临时国际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２日，由托洛茨基及各国托派首领签屠，给中国各个托派小组织写了一封信，内容与托８、９月份的信相同，但到年底才传到中国。
　　
　　《双山回忆录》第１６０页。
　　
　　中心进行统一。两派一直争斗，结果前者获得胜利。不仅撤换了代表，陈独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彭述之的势力，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季严；郑超麟为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刘伯庄，马玉夫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①必须指出，陈独秀在大刀阔斧地采取这些措施，宣讲托派统一重要性和迫切性时，特别强调了当时党的状况。因为当时党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到垮台，以及王明接着上台的时期，革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党内出现了混乱。陈独秀颇有使托派早日统一，取而代之的野心。他说：“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②；“……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③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一帆风顺。可以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实现，得之于陈独秀最后的推动。
　　
　　这时，又发生了刘仁静要求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事件。托①②③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
　　
　　《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无产者》第９期。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洛茨基来信批评刘仁静之后，刘觉得形势不妙，就马上写信给陈独秀，承认错误，并要求加入“无产者社”。他说：过去反对陈独秀《论中国革命性质》那篇文章，“完全是基于误会”；“关于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尤其对于统一运动之态度（基本说来）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我与你完全同意。……我以为我们中间已没有重要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关于过去教训的估量，以及关于国民会议及工农运动策略之解释，我们有些说法不同，但是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①但是，“无产者社”讨论的结果，拒绝了他。陈独秀回信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同时指出，虽然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但“我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陈在信中指出了两点，一是不同意刘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的观点。刘的这个观点，导致他进一步认为通过“国民会议”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由此，刘一直被托派骂为“议会迷”。这表明在“国民会议”问题上，陈与刘有相同点，即都认为国民会议可以实现，又有相异点即陈认为国民会议即使能实现，也要经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有些史学工作者，认为陈刘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派的，不确。陈不同意刘的另一个观点是，蒋介石政权与无产阶级①刘仁静给陈独秀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无产者》第９期。
　　
　　政权之间，将有一个“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权”的过渡。陈认为中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如出现，“即不能根本排除‘工农民主专政’短期实现的可能性之存在”。所以陈认为中国革命将来不必经过俄国的“二月”，而直接象“十月革命”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去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他以此既与刘划清界线，又与王文元等人“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划清界线。①刘仁静见拒于“无产者社”，恼羞成怒，一个人出版《明天》杂志（油印、６４开本），自称“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以此要求作为独立的一派，参加托派小组织协商统一的会议，又遭到鄙视和拒绝。他在给“协委”的信中遗憾地表示：“独秀同志已向我转达了协委对我们（包括他的妻子——引者）的请求之答复，意思是不承认‘明天社’为左派反对派的小组织，只许列尔士个人随时贡献意见。这即是说，不许我们与闻参加和影响协委的种种决定（制定政纲在内），只许我们在决定既成为事实后，发表一些无补于事实的意见。我们在接得这种答复，并读了协委最后通过的政纲草案以后，实觉有无上之惋惜！”最后，他“要求准许我们列席”托派统一大会，②也被拒绝。就这样，这位有点象中国托派运动鼻祖式的人物，一直被托派领导集团排斥和冷落，他于是进行各种捣乱活动，被称为“反对派中的反对派”。①②《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给协委的一封信》（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明天》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３月２５日出版。
　　
　　独秀：《答列尔士同志》（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无产者》第９期。
　　
　　各派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在陈独秀的推动下，顺利进行。
　　
　　协议内容主要有两项：一、起草统一大会文件。二、筹备统一大会具体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中国土地问题决议案》（草案），协商结果，改由陈独秀起草。
　　
　　《纲领》是在１９２９年夏天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起草的“政纲”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分“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中国革命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五个部分。
　　
　　《纲领》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这种文字出自曾主持创建中共、并担任了第一至第五届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之手，殊属惊人。
　　
　　《纲领》规定托派对党的策略是：“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领导作任何让步。”这就规定了托派始终反共的一面。
　　
　　关于“红军”，《纲领》说“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又断定，“在工业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运”，攻击中国共产党“企图依靠乡材散乱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纲领》为中国托派规定的“总任务”和“目前的任务”，都强调“准备”——“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那么这个“革命”何时到来呢？《纲领》说：“我们不能预言”。可见，这是一个“取消主义”的纲领。说是“准备”，实际是“等待”。事实上，在中国若不象中共那样领导人民进行农村武装斗争，点燃星星之火，革命是永远也等不来的。
　　
　　《纲领》宣称：“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复兴共产国际。”并胡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开而勇敢地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
　　
　　为了避免争论，《纲领》对革命性质、国民会议等问题，都抄用托洛茨基的话。所以，这个纲领是四派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下，互相妥协的产物，它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统一大会上被顺利地通过。有人回忆说，在大会上，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为一方，其他三派的代表为另一方，就“国民会议”、“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不真实的，显然是把“协议委员会”期间的争论，记到统一大会上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从他们托派的立场出发，积极参加反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立三路线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不承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马上起义，以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中心城市要首先发动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反对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
　　
　　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相接近，而且，李立三在他的全国武装起义计划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及共产国际反对时，公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又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①。所以，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共进行批判立三路线时，明确指出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强烈谴责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反对上述立三路线的指导思想，他认为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１日，他撰写了《国际路线与中国党》一文，认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言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②。
　　
　　当时及以后的事实，即在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时，更加“左”倾的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上台，不幸而被陈独秀言中，但并不能因此证明陈独秀的批判是正确的。这年３月，陈独秀撰写的《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长篇宣言，证明了这一点。这篇宣言，经各派代表讨论通过后，以“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的名义散发。宣言彻底否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和纠正，强烈谴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小组织在米夫的帮助下，把①②《无产者》第１０期，１９３１年２月１日出版。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
　　
　　“立三派”和“秋白派”打下了台，把罗章龙开除了党籍，“这是共产国际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陈独秀认为李立三这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制作人，是共产国际自己”。这次与已往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路线一样，为了保住共产国际的“面子”，立三路线“只是作了国际路线的替身，与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
　　
　　接着，陈独秀把立三路线的三个主要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逐条进行了对照：一、关于形势：陈独秀认为，立三路线说“中国已有了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高潮”，与共产国际说的“在两个浪潮之间”一样，“在政策上说，完全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极左倾”。
　　
　　二、关于革命道路特点之一：陈独秀说，李立三不承认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认为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国暴动的形势；而斯大林承认“不平衡”，却又把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视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已经胜利的标志”，“显然是极无根据的一种官僚的观点”。陈独秀认为苏维埃红军，根本“没有胜利之前途”。
　　
　　三、关于革命性质：李立三的观点是：“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的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开始。”共产国际认为这是“立三路线”之“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陈独秀认为，“其实与托洛茨基对于不断革命的观点，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说这种说法是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打击之后，又不敢公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的“一种诡辩的辞令”。
　　
　　陈独秀接着以托派的城市中心和国民会议路线，对“六大”以来党注重农村革命的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六大”以后，党的领导无出路的“基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重农民”；“斯大林派企图在农民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转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他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是幻想。”他认为这就是共产国际“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源”；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陈独秀甚至胡说：“一贯的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
　　
　　陈独秀在这里，没有也不会把农村武装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与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他的洞察力很不敏锐，几乎等于零。
　　
　　不过，在这篇宣言中，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一·八”来信的批评，对自己过去完全否定红军，称红军是“土匪”的观点，稍稍进行了一点修正。他说：“虽然我们仍是要说明中国南部存在着的农民游击战争，不问是否有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职业的土匪及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中叛变出来的官兵参加在内，但它确是被欺骗的、被打溃的及流尽了血的中国革命依然存在的具体表现，其内部力量有伟大的可能及深厚的根基”，因此，在毫不留情地攻击斯大林派的“官僚冒险主义的领导”同时，“对于农民游击队本身，是持绝对友谊的态度，旁观与仇视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同时，陈独秀在这里乘机推销他们托派的路线，他说我们不得不再公开宣布：“现在还没有革命高潮，是两个革命中间的过渡时期，苏维埃与武装暴动的口号是高调与冒险，党的任务当是确定下这一过渡时期民主口号，提出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动员全体同志坚决的勇敢的为真正的国民会议的实现而斗争。”
　　
　　陈独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了。”为此，他提出四条建议：１、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
　　
　　２、在大会之前，把一切重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正确地进行。
　　
　　３、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
　　
　　４、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①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以托派观点批判“立三路线”（包括以前的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作，也是陈独秀要求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又一篇代表作。它与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并纠正王明路线、清算历史上一、二、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明小集团在米夫支持下，对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主义的瞿秋白的斗争，在做法上应当受到谴责；王明上台后，的确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陈独秀的行为无补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他提的四条建议，近乎天真、浪漫和荒唐。
　　
　　四个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秘密举行了三天。会场由“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何资深具体执行，李仲山拿出了一件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会经费问题。他们在上海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王茨槐原是党员，铁路工人，转向托陈派后，任“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为了保密和安全，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能出去。
　　
　　根据各派协议的人数，２０人出一代表，“我们的话派”出①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告全党同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油印小册子。
　　
　　选出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中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长）、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志等人，组成托派中央，前五人组成常委。②在大会上，除通过了纲领外，还通过了尹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未被通过，决定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③据宋逢春说，由于该草案中仍有称红军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连后，决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过④。
　　
　　大会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沿用托陈派小组织的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名称到１９３５年才起用。①②③④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统一大会文件汇编》（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通过），油印小册子。《双山回忆录》第１５９页。
　　
　　托派中央的这个名单系根据王文元、郑超麟、濮清泉的回忆综合而成，三者互有出入。郑说中委中没有罗汉，候补中委是彭述之和宋敬修；还有一个中委区芳正在狱中。
　　
　　各派代表是：“我们的话派”：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香港４工人；“无产者社”：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十月社”：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志；“战斗社”：赵济、来燕堂。据郑超麟回忆，彭述之起先不是代表，临开会时补选上，第二天参加大会。
　　
　　编《热潮》呼喊民主抗日致中共为求救国联合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变成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然而，他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却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①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②。
　　
　　当时，全国托派人数约有５００人，其组织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与法南四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委。华南区委的特点，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华北区委则在一些大学中活动。这就是陈独秀托派总书记领导下的全部组织人马。
　　
　　但是，由于他们的统一是在外部压力下暂时的妥协和凑合；组织上主张党内派别活动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动；加上路线上又是根本错误的，所以，这样的组织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统一后的托派，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兴旺起来，而是迅速地重新陷入不断的背叛、瓦解和破败的泥坑中，原来隐藏着的那些矛盾，又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迸发出来了。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１６４页。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首先是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青年托派对陈独秀还是不买账，开会时争吵很厉害。由于陈独秀写了攻击红军是“土匪”的文章，统一大会上又未通过他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所以大家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是大家的“总书记”了，外面会把他的观点视为整个托派的观点，因此要求他写的文章发表前，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对此大发脾气，说：“文章象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①在组织上，先是尹宽，由于受到彭述之等人的排斥，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于是就首先纠集几个人，控制了几个支部，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而马玉夫却因未当上“中委”，竟去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统一大会后不到一个月——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３日，托派中央机关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中委全被逮捕。五个常委，捕去四个，整个托派中央陷于瘫痪。与此同时，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也跑到南京，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梁干乔说他参加托派统一大会后，“没有看见一种鲜明的足为建立健全无产阶级政党的要素”，因此他感到“怀疑”和“失望”，并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正是现存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纯粹共产主义理论的人们，落到中国现实环境上必然发生的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心理现象”①。陆一渊则诬蔑“中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下尚未孕育成无产阶级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绝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②。托派一直把自身视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梁、陆的背叛和声明，从反面宣告了他们对托派事业的幻灭。
　　
　　马玉夫原是陈独秀派的骨干，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与陈独秀一起转为托派时，把好几个工人支部拉到托派中来。
　　
　　他的叛变引起陈独秀的极大震动和痛苦；陈颇有寇准错用丁渭之悔，哀叹说：“我不识人！”马玉夫在被陈独秀撤回协议委员会代表时，就耿耿于怀，退出了“无产者社”的中央。他平时作风流里流气，还自称是“工人代表”。所以陈独秀说：“搞革命，当领导人，还是知识分子，工人不懂！”③其实马玉夫恰恰是知识分子，根本不是工人。当时托派和共产党内都①②③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第１卷第３号。
　　
　　梁干乔：《回忆与展望》，《苏俄评论》第１卷第３号。梁干乔“背叛”后，首先以曾是广州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时蒋介石正在筹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戴笠正在为蒋筹建军统特务机构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于是，梁干乔就与戴笠等人结成“十人团”，成为军统特务组织最早的骨干；他还是筹组“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务组织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处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内部的工作。抗战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时，因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破坏革命圣地延安的反革命活动。
　　
　　有唯成份论的倾向。中共“六大”受了布哈林的影响，选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实际效果并不好。托派在理论上似乎更强调这一点，他们不明白，革命成败关键在于路线是否正确，不在于领导者的出身。
　　
　　陈独秀着手重整托派中央，吸收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加入，但到８月又受打击。
　　
　　一天，尹宽受陈独秀之托召集会议于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中央组织部长宋敬修代陈主持会议，是夜，与会者全体被捕。①就这样，“陈独秀想收拾残局，重振旗鼓，但很长时间也收不拢来”②。所谓“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个人。即使弄到这种地步，陈独秀与彭述之也团结不了。
　　
　　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期间，由于陈独秀果断地采取坚决措施，粉碎了彭述之破坏统一的阴谋，两人关系发生破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再存在了。与陈独秀关系极深的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从此，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当时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在“无产者社”中权势很大，戳穿之后，空无所有。陈独秀则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台湾文海出版社。
　　
　　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①此后，“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自然消亡时为止。可是，二人之间的争斗，却并未因此结束，而是带进到新的领域里，继续发展。
　　
　　在陈独秀的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下，协议委员会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各派组织实行统一后，彭述之还在反对，扬言“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陈独秀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象了。”统一大会前夕，彭述之因未当上代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后来，临开会时，彭述之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所以５月５日举行托派中央第一次会议时，陈独秀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问得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②在新成立的托派中央委员会中，陈独秀常常与彭述之发生争吵，往往吵得陈独秀拂袖而去，不欢而散。有一次，陈独秀又发火了，他穿起长衫，高声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说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就说：“他就是这种脾气，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①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员会，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①这样，两人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决裂。陈独秀去世时，彭述之还写文章骂他“晚节不保”。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仍努力维持托派中央的工作。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他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１２月，又创办了托派内部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这两个刊物都是油印的。据当时担任《火花》刻印工作的曾猛说，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间）房租、伙食费，以及腊纸、油墨和纸张等等的费用，“都是由陈独秀一人负担”②。在这两个刊物上，每期都有陈独秀的重要文章，还有他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或“常委”名义起草发表的宣言、决议、通告之类的托派文件；它们还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引起国民党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这时的陈独秀，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
　　
　　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白色恐怖，向帝国主义摇尾乞'z等种种罪恶，宣言：“中国人民不能再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下，受尽帝国主义军阀的蹂躏了！”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的国民会议预备公”；“各业工人否认国民党的工会法，自由的组织自己的工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等①②曾猛：《〈火花〉的情况》，未刊稿。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等①。在他以“独秀”署名写的《国民党与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一文中，指出国民党二十年来不断的内战和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制度”，只有工农“革命政权”是中国统一的唯一前途②。“九一八”以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攻击力也就越来越猛烈。９月１３日，陈独秀又写了一篇署名文章——《中国往何处去》，批判戴季陶从所谓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出发，以“三民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同时也批判托派中任曙③说的“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见解；指出：“二者根本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从纯经济观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斗争出发，都是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不断革命论出发。”文章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④在这里，陈独秀力图使托洛茨基主义这种荒谬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殊不知，其结果与他批判的对象一样，也是驴唇不对马嘴，枉费心机；并且，因此使他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托派中的极“左”派，发生了无穷的矛盾和冲突。
　　
　　一直到第二年的“一二八”上海抗战，达到了高潮。①②③④《火花》第２期，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出版。
　　
　　当时托派北方区委的负责人，在与我党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著有《中国经济研究》一书。
　　
　　《火花》第１期。
　　
　　《火花》，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出版。
　　
　　这期间，由日本侵华引起的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日本妄想独霸中国与欧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之间的矛盾；英美等国为了怂恿日本侵苏而牺牲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军事和对日妥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外交，及其对抗日民众的高压政策；东北抗日人民义勇军及马占山等一部分官兵的自发抗战；以爱国学生为先锋的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独裁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汹涌澎湃，国民党反蒋派、地方实力派乘机进行的倒蒋运动，以及蒋介石在此浪潮冲击下被迫下野，等等，这一切，都引起了陈独秀的极大兴趣。他奔走呐喊，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文字。根据现在收集到的不完全的统计，从１９３１年９月到１９３２年７月，他在《火花》、《校内生活》、《热潮》杂志及传单上，以个人名义或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文章、宣言、决议和书信等达３８篇之多。
　　
　　在这些文章、文件中，陈独秀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英美等国操纵国联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了明确的立场。他抨击蒋介石在出卖民族利益上，与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时的袁世凯一样，而在压迫人民反帝运动方面，却比袁世凯走得更远①。
　　
　　在这场运动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青年学生，发扬“五四”爱国运动的光荣传统，从请愿游行，到捣毁上①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火花》第２期。
　　
　　海、北平、浙江、山西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给了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也因此遭到血腥的镇压。曾经领导过“五四”、“五卅”运动的陈独秀，根据自身的经验，为了给运动以更大更直接的影响，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创办了一个类似《每周评论》和《热血日报》的刊物——《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自办刊物。他在《发刊词》中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薰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的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最后表示：“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
　　
　　现在见到的《热潮》，截止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共出了７期①，共载评论文章４８篇，其中陈独秀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的文章有１２篇，而每期首篇都是“顽石”的文章。据当时应陈之邀常为《热潮》写稿的刘仁静说，陈独秀所以取“三户”这个笔名，用的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典故，以示自己当时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①据刘仁静说，就出了这几期，“一二八”抗战后，就停刊了。
　　
　　器①。此外，《热潮》每期都有一组似匕首投枪之类的“时事短评”，共１０２篇，据刘仁静说也都出自陈的手笔，别人写不出来。
　　
　　陈独秀在《热潮》上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英、美帝国主义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幻想。②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在日本侵略面前，蒋介石不仅令数十万东北军“严禁抵抗”，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还进一步指使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提出了中国军队从锦州撤兵，设立中立区，国际共管天津等卖国方案。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府怕激起民愤，放出空气说是“日方向国联要求”的。陈独秀立即在《热潮》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此案的真相，并在第二期封面上，以大标题的形式提出《警告》：“大家还不醒觉吗？！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种卖国政策。”后来，在美国谕旨下，中国政府与日本就“满洲中立区问题”直接谈判时，陈独秀又①②顽石：《国联第三次决议后的局势》，《热潮》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出版。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撰文抨击：“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城下之盟实现了！”①被迫下野；汪精卫上台后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欺骗民众。陈独秀即指出，在对日避战求和的偷安政策和对民众反日运动的高压手段上，“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②。果真，汪精卫上台后第三天就制造了屠杀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陈独秀立即把《热潮》第四期作为《“一二一七”血案专号》推出，从各方面报道评论这个事件，猛烈抨击汪精卫国民党政府。头两篇重头文章由陈独秀所写，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他只是替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③！
　　
　　除此以外，陈独秀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抗日民主运动的评论上，企图影响学生运动按他们的路线进行。
　　
　　《热潮》每期都有文章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对初期学生的和平请愿，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批评他们“愚蠢无知”，“随在他们的上层领袖和一般高等华人的尾巴后”，任人“玩弄和欺骗”，对统治者抱有幻想。当学生斗争发展到捣毁国民①②③顽石：《“一二一七”与“三一八”》和三户：《“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均载《热潮》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出版。
　　
　　顽石：《真正的危机》，《热潮》第３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出版。
　　
　　三户：《直接谈判之途径》，《热潮》第１期。
　　
　　党党部的暴力斗争后，陈独秀就热情地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①。
　　
　　当运动汹涌发展，冲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黄色工会头目们的束缚时，他发出了“挤他们到后台去”的号召，指出这些动摇和妥协的分子“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②！
　　
　　当学生运动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镇压而停滞不前时，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国民党）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③。
　　
　　还须特别提出的是，陈独秀还努力捍卫学生运动的正义性，沉重地回击反动派对它的种种攻击和诬蔑。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驳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加在爱国学生头上的“越轨行动”罪名。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其‘越轨行①②③顽石：《真正的危机》、《“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
　　
　　顽石：《挤他们到后台去》，《热潮》第７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载《热潮》第７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出版。
　　
　　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
　　
　　“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①他还在提出学生运动与工农兵结合时，批驳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的主张，并指出这种主张是“埋葬学生运动”和“埋葬反日运动”的主张。
　　
　　这些表明，在民族危机面前，陈独秀还保持着他在１９０３年“拒俄运动”及以后“五四”、“五卅”运动中反帝爱国的传统。所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他被捕后，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府的“危害民国”罪。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反复宣传了他的独特的政治主张——“反日反国民党”的纲领。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前，其基本内容有两点：第一，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千万不要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②由此，陈独秀说：“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我以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①②《发刊词》，《热潮》第１期。
　　
　　顽石：《谈谈“越轨行动”》，《热潮》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出版。真正危机！”①第二，召开国民会议，领导一切国是。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②这个国民会议的纲领是：宣告对日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永远无效；武装全国反日民众参加战争；解散一切不受国民会议命令者的武装；没收所有奸商亲日派的财产充作军费；全国工厂由各厂工人设立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宣布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和召集全国农民大会议决土地制度的日期。③陈独秀在这里，似乎找到了他转向托派以来梦寐以求的“议会斗争”。①②③三户：《论国民救国会议》，《热潮》第３期。
　　
　　顽石：《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热潮》第６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３日出版。
　　
　　顽石：《真正的危机》。
　　
　　令，奋起抗战。陈独秀极为振奋。他在事变第二、第三天，接连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①，称“现在的事实已显然证明，中国的士兵及一部分下级军官，在民众反日的激烈空气下，在违反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之下，是可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破坏十九路军抗日的种种活动，号召“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一切巡捕义勇军及各地的士兵自动起来参战！十九路军的士兵及下级军官们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无抵抗主义，防止上级军官的妥协，作战到底”！“立开上海市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队伍！”后来淞沪抗战被蒋介石破坏，陈独秀起草发表了《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的传单，列数蒋介石国民党“纵敌卖国”六大罪状，疾呼“全中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的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
　　
　　这时，陈独秀对“九一八”以后的形势，进行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估计。他认为“九一八”后的形势同１９２９年他与党决裂到１９３１年５月刚任托派总书记时的形势完全不一样。那时，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日趋稳定，经济也会随之而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所以他反对党采取的武装斗争的策略，主张开展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现在，他认为“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①油印传单。
　　
　　斗时期”。尤其是反日运动发展到反国民党，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府发生统治危机时，他更进一步认为：“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①；“目前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指“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引者）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则更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与列宁描绘的俄国１９０５年时的革命形势相似，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③陈独秀从这样的估计出发，于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起草了常委《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多数同意，少数反对。①②③独秀：《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火花》第７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出版。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校内生活》第２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①。不仅如此，陈独秀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提出了一条实际上偏离托派传统观念——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任何联合——的策略：“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后的形势，所以１９３１年５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②。
　　
　　这期间，陈独秀还主动缓和与党的对立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运动。他在“决议案”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
　　
　　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①②“常委”为公布《法南旧区委同志答复常委的信》加的按语，《校内生活》第４期，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日出版。
　　
　　《校内生活》第３期，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０日出版。
　　
　　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之总机关。”在“我们的任务”中，还说：“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为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
　　
　　在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①中，他更明确地表示：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行动，“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不仅如此，他还与彭述之、罗汉三人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②这种立场和态度，与他当年开始转向托派，与党决裂，直到“九一八”前的情景，形成显明的对比。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他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的立场，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上述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的同一期《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文章写了按语，在按语中竟还在批判党在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批判张闻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①②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火花》第７期。
　　
　　会》报告①和《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②，批评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对红军的态度也如此。他需要的红军，是当“配角”的红军，配合他的“国民会议”。甚至在他起草这个２月及其前途》一文，又老调重弹，胡说“红军”是土匪“为生活而奋斗的方式”；“现在的‘红军’运动，不但还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即党（国际与中国党）的领导亦不充分，领导的政策更不正确。……而且党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③由于陈独秀对党的基本纲领的态度未变，又由于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统治全党，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作出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托陈派说成与国民党改组派、江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所以，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签名要求与党“合作抗日”的呼吁信，非但没有得到响应，还受到斥责。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报告这件事时说：“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①②③《火花》第９期，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６日出版。
　　
　　《红旗》周报第２３期。
　　
　　《红旗》周报第２２期。
　　
　　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破坏沪西大罢工），党愿意与他们在全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①“我自将心向明月，那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等人对此颇为遗憾。不过，陈独秀等提出与党合作抗日的思想，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上海“一二八”抗战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所破坏，形势急转直下；他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不久被逮捕入狱，他的思想也就随着消沉下去。
　　
　　高擎爱国大旗制裁极“左”派中国托派本来就是理论上极“左”、行动上极右，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怪胎组织；可是在其内部还有更加荒唐的极“左”派。他们激烈反对陈独秀反日反蒋的立场和他对形势的估计、对任务和策略的决定。
　　
　　一些人以“工人无祖国”等漂亮的词藻，反对提“对日宣战”的口号，为侵略者效劳。为此，陈独秀撰文予以严厉的谴责，揭露他们拿什么“大同主义”、“打破国界”、“不要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他们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７－１９３３）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实际是反动的。”①在托派内部刊物上，陈独秀还详细分析严厉批判了这种反动的极“左”思潮，指出这种人在宣传鼓动中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主张什么“工人无祖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不是我们的阶级立场”等等，在我们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看来，都是绝顶荒谬的“理论”，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②反对陈独秀主张最厉害的是陈岱青（书记）、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五人组成的上海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法南区委以及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③；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①②③《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８日），《校内生活》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出版。
　　
　　顽石：《论对日宣战与排货》，《热潮》第１期。
　　
　　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①。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谓“共同行动”的策略和对苏维埃红军态度的转变，说与小资产阶级及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蒋斗争中“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张”②。刘仁静还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③。
　　
　　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都立即一一给以回击。他以“常委”的名义，“警告法区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④。他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①②③④《常委对法区扩大会意见书的批评》，《校内生活》，第３期。
　　
　　列尔士《中国的前途》、《对于政治决议的意见》，均载《校内生活》第３期。
　　
　　《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
　　
　　《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４日），《校内生活》第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①。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②，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陈独秀的结论是，他们“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③。可见，双方都拿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攻击对方的“机会主义”。
　　
　　应该说，陈独秀是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对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有所领会，但这些话对极左的托派分子讲，犹如对牛弹琴。
　　
　　法南区委不仅一般地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还拒绝散发常委的宣传文件，如《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等。所以，在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屡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的情况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采取组织①②③《常委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校内生活》，第３期。
　　
　　同②。
　　
　　《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手段，先是撤销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后又解散了法南区委①。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因不同意陈独秀“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而分裂成两派——以汪泽楷为首的“旧临委”和以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常委”曾三次作出决议，批评前者右的“取消主义等待主义的路线”，批评后者“极左”及分裂组织的错误，要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合并统一，但遭到双方抵制。为此，陈独秀以“常委”名义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到北京，取消“北方区委”，成立“北方特委”；还是受到抵制，又两度改组“北方特委”；最后提出，对于常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谁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该决定，常委就认为谁是不想留在反对派组织之内，有意破坏反对派的组织，必须予以最后制裁……谁不愿意参加新特委，必须书面声明理由，以凭常委审查处置，否则即以违反纪律论”②，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③陈独秀所以如此“十二道金牌”迅速坚决地处理这个纠纷，压平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估计北方的政治形势“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进攻平津之可能”。他要求北方组织迅速①②③《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７日）；《伯庄对北方问题的报告》（１９３２年６月３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常委通告第６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校内生活》第活》。第３期。
　　
　　健全起来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学生和工人中的工作。他具体指示：“……尤其是北平的现状下，在学生群众中，关于民族民主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①“在北方真正的基础，当然是铁路工人、天津的产业工人及唐山等地的矿工……特委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在铁路（平汉、平奉、津浦、平绥等）上，在天津和唐山去找工人群众联系，派能吃苦耐劳而又勇敢坚定的同志到上述的群众中去工作，建立我们的组织！这是我们整个北方工作的基础之所在。”②此外，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后建立“民众政权”的主张，连“常委”的唯一伙伴彭述之也反对。彭声称陈在机关报上发表这种主张时，他因生病，“事前并未予闻”。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而目前又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期，因此，“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因此，“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只提“反蒋”就可以了③。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一系列文①②③参见法南区委陈岱青等５人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２日致常委的信。雪衣：《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几个争论问题》，均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１９３４年５月《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
　　
　　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显示了对政治形势观察敏锐的卓越才能，因为此后不久，１９３３年初，日本就侵入热河，冯玉祥即组织察北同盟军进行长城抗战国民党政府屈辱订立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想夺取平津，学生奋起救亡，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件，主要都是陈独秀个人思想的产物。只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当时托派组织不健全，所谓“常委”实际只有他和彭述之两人在活动，再加上他一贯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还有他所掌撑的宣传工具，使得他的意见主张，得以迅速而顺利地通过组织或个人的名义传播各方；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当时托派总书记的地位和历史上的威望，在必要时，他可以利用会议多数同意，通过他起草的文件。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场争论中，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并不因此而被压服。法南区委坚持反对陈独秀“常委”决议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二三人的常委已不如经常状态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健全，而且差得很远”；某些重大问题，“常委本身尚未取得一致，而通告却已发出，口号亦在机关报上提出了。而且事后述之同志到处都说明他对独秀的意见不能同意。”①于是，争论一直继续了下去，直到１９３４年下半年至１９３５年初，另一批托派分子，趁陈独秀在狱中的机会，在刘仁静的支持下，又把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了出来，作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进行批判，要陈独秀承认错误，因他拒绝，而演了一场“开除”陈的闹剧。
　　
　　就这样，“九一八”后的陈独秀，虽然满怀激情，渴望乘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再次大干一场，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他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其中虽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于实际斗争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眼看着大好的革命形势像洪峰一①法南区委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２日）。
　　
　　样迅即远逝，他所起草发表的那些文章、宣言、决议以及主编的刊物，也都被裹挟而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四被捕·狱中生活·出狱祸起萧墙处惊若定还在１９３２年春天的时候，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知道后几经催促，又把二人拉回来，才整顿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陈仍为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书谢少珊。
　　
　　６月１５日，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以及“九一八”后采取的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红军、义勇军“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行动”）的策略，请求指示。
　　
　　９月２２至２６日、１０月３日，托洛茨基两次给陈独秀回信。对于与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信中说，根据俄国的经验，农民游击队“时常和工人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中国“在农民运动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他指示必须首先建立“工会和党的中心”，“并且要预备和获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它的‘红军’”。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国民会议”的口号，指示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除了国民会议，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号”。“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行……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口头的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①托洛茨基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就凭他头脑中想出来的理论，再加上他的所谓“革命经验”，便武断地教导陈独秀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其荒谬绝伦（尤其是中国农民问题和红军问题），可想而知。但是，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还未接到托洛茨基的这两封信，就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破坏。那天，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到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二一○号谢少珊家开会，被中统特务全部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本可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终于在晚上被捕，致使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陈独秀一生奔走革命多次被捕，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②过去被捕，每次都经过营救，很快获释，这次却被判刑坐牢了。①②有人说陈独秀五次被捕。其实，１９１３年８月在芜湖被龚振鹏绑缚欲杀，是出于误会，事件也属绑架，与其他四次被反动当局逮捕，性质不同。
　　
　　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均载《中国革命问题》，第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为了保护叛徒谢少珊，一直未透露谢出卖陈的情况。在审判时，检察官没有对谢提出起诉，在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叙述陈独秀被捕经过时，故意称在逮捕彭述之等人时，“当场抄出大批反动文件，并有小条通信处数纸。探捕等即根据此项地点……将陈独秀拘获。”①陈独秀第四次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濮德志参加“常委”以后，有一天，他的爱人张颖新在路上碰到了过去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此人与她的小姑费侠，在莫斯科时仅是未入党的团员，回国时即被逮捕，接着如徐恩曾说的“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叛变了。因她们不知党内什么机密，无可出卖。费克勤加入中统组织后，与徐乃达、解叔达（均原是托派“战斗社”的成员）等人组织在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的领袖，包括托陈派首领陈独秀。此时，国民党正悬赏万金缉拿陈独秀。
　　
　　但张颖新不了解她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到家里去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濮家约见友人，叫费克勤见着了。事后濮德志批评张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情报很快由费克勤——费侠传到徐恩曾手中。１０月１５日那天，濮德志去托派中央常务秘书谢少珊家开会，特务即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②。①②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８日濮清泉（即濮德志）给作者的信。７月２６日郑超麟给作者的信。曾猛：《关于陈独秀被捕经过情形》（未刊稿）。曾猛是这次事件被捕者之一，也是谢少珊供出的地址。被捕时，曾正在印刷第１３期《火花》。
　　
　　《检察官起诉书》，《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出版。《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中央日报》，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４日、２５日。
　　
　　至于陈独秀如何被捕，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给南京政府的两个密电说得很清楚：河日（即１７日，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的电报称：“……共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兹咸日（１５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５人，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①并可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即于当日下午７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拘获，……”②不仅如此，谢还供出了５名常委（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托派中央与外地组织联络机关，有《火花》的印刷机关等。所以，国民党特务又根据谢少珊口述地点，先后破坏了这些机关，逮捕了另外５名托派骨干分子，致使这次事件，除谢外，最后共捕获并判刑者达１０人之多。谢少珊从此加入“中统”，改名为“谢力功”，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可见，陈独秀这次被捕，为托派内部叛徒谢少珊出卖，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徐恩曾策划干的，与共产党无涉。
　　
　　当时，国民党之所以逮捕陈独秀，主要因为它把陈仍看作是“共党首领”。虽然，国民党早已知道陈独秀组织了反党小组织，成为中共的反对派。但是，它把陈的反对派的活动①②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天字第１６０３４号。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第１２７７号。
　　
　　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把陈独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时期进行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看成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都是反对国民党统治，而不能容忍。因此，他们一直把陈独秀当做中共领袖看待，说“该党专事赤化”，“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①。所以这次陈被捕，被国民党称作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进行大肆宣传。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广东省党部、湖南清乡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以及全国许多县党部、军队的师党部等，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列数陈独秀从创建共产党到南方“星火燎原”的各种“罪状”，“恳请严办”，“迅予处决”②。直到后来，蒋介石、陈立夫和何应钦之流，通过研究“罪证”，向叛徒调查，审讯陈独秀本人，确证陈独秀等与湘鄂赣各省武装暴动的共产党没有联络关系，并且，“反对斯大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采用红军策略”，蒋介石才在舆论的压力下作出将陈独秀案“交法院公开审判”的决定。
　　
　　陈独秀一直幻想托派能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进行合法的国民会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者，当亦愿受。”③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
　　
　　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①②③《大公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日。
　　
　　这些电文，都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沪上共狱陈独秀被捕记》，《晨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谈到谢少珊叛变时，陈独秀表示了与上次马玉夫不同的谅解态度，说：“这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①然后，他们进行了反对“引渡”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早已与租界勾结好，斗争失败。１０月１９日，他们乘夜车，被押往南京。在京沪列车上，陈独秀“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到南京时，还未醒来，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一时传为佳话。２５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传询陈独秀，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进行。陈表示他与赣鄂等省暴动行动，“毫无关系”；对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②。传询毕，军政部的“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围着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③。陈欣然挥毫，草成数书：一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二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幸而墨尽，才得解围”④。陈独秀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气质，在他的传奇生涯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页，在社会各界人士中，获得了广泛同情和尊敬。
　　
　　何应钦传询陈独秀之后，即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托词①②③④《陈独秀军部挥毫》，载《晶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９日。包惠僧说：“三军可夺帅……”是写给何应钦的。
　　
　　《陈独秀王灵均信》（１９３３年１月７日），转引自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未刊稿。
　　
　　《申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其非现役军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遂令王振南军法司司长备文将陈等转送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①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均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合依《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项提起公诉”。
　　
　　陈独秀交法院审理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都纷纷向他推荐辩护律师。他的“五四”以前的挚友章士钊还自告奋勇义务任他的律师。他接受了章士钊，别的都谢绝了。②章士钊是陈独秀早年的诤友。１９０３年《苏报》案后，两人曾创办《国民日日报》，以代《苏报》；１９１４年，陈独秀又在日本佐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时，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宣传革新思想。后来，陈独秀在《存殁六首绝句》中，曾以“章子当年有令名”的诗句赞扬章士钊。但是，后来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１９２６年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章士钊充当了段执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愤，于是便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快信，说是我们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我和你绝交”③。从此，两人一直处在敌对地位。但是他们俩对早年的友谊还是难以忘怀的。①②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０２页。
　　
　　段锡朋致胡适的信（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
　　
　　《申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所以这次陈独秀被捕，二人都不计前嫌，章主动出来为陈辩护，陈则表示接受。后来，陈独秀在狱中生活三年，得到章多方面的照顾，二人又重建友谊。这次他以全国著名大律师的身份毛遂自荐做陈独秀的辩护律师，来到南京时写了一首诗，仍对陈独秀的为人表示无限的钦佩。诗曰：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１９３４年初冬，章士钊又应陈独秀狱中消愁之求，给陈写了一张屏条，诗中表达的情感更加深沉，全诗如下：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
　　
　　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
　　
　　议从刻木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尚目尽迎。
　　
　　（佛罗伊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尚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浮动于中）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士钊甲戌初冬①法庭斗争惊四座不服判决再抗辩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１６、１７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
　　
　　检察官起诉书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说“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即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全负责”。然后列举了托派中央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的《政治决议案》、《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书》、《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等文件，及以陈独秀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国将往何处去？》、《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等文章，揭发陈独秀“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指控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②。
　　
　　章士钊出庭辩护，说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①②《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３年版。以下所引陈案文件，除另注出处外，皆载此书。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７２页。
　　
　　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章还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指出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的职务（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最后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等等，为陈独秀曲为巧辩，甚至认为“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
　　
　　章士钊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锋，真可谓为陈辩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殊不知，从陈独秀和托派的观点来衡量，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历史上的耻辱，不是光荣；是败绩，不是功绩。而且，他们一贯自认，托派“反共”与国民党反共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反共”是为了“拯救共产党免于堕落”。其实，托派“反共”，在客观效果上，正是章士钊辩护词中所描写的，托派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同盟军。
　　
　　陈独秀在章士钊辩护后，不仅不思反省，反而拍案而起，立即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
　　
　　陈独秀本人的文件就是《陈独秀自撰辩诉状》。对于应付这次审讯，陈独秀作了认真的准备，早在２月２０日就撰写好了《辩诉状》。这是一篇既辩护自己又攻击敌人的杰出的文件；自辩则义正辞严，攻敌则尖锐有力。他在《辩诉状》中宣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陈独秀说，这就是他“五四”以后“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他光明磊落地申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在这里，他仍以共产党自居，并宣称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
　　
　　并表示他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挺身奋斗。
　　
　　接着，陈独秀从法理和历史事实上，阐述了何为“国”，何为“民国”；又雄辩地论证了何为“危害民国”，何为“叛国”。他认为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卖国于外敌，毁坏民权之内政，才是“叛国”、“危害民国”的实质。
　　
　　“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孙中山等“曾推倒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末孙中山“岂非已叛国两次”！
　　
　　然后，他矛头一转，猛烈抨击国民党“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其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试问谁为‘危害民国’？”陈独秀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把自己变成了原告，把法庭当作战场，一下子使国民党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控诉，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他陈独秀，而正是国民党政府自己。
　　
　　最后，陈独秀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他要求法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从中世纪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到１９３３年９月德国纳粹法庭上的季米特洛夫，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进步和革命的人士在反动派的法庭上，变被告为原告，审判反动当局的佳话。陈独秀这次法庭斗争，正好发生在季米特洛夫莱比锡受审事件的同一年的前５个月，同样脍炙人口，轰动社会。他以不久前抒发过的“三军不可夺志”的气魄，傲然挺立在国民党的法庭上。虽然经过“托陈取消派”的侵蚀，仍以其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泼辣酣畅的激扬文字，再现了“五四”时期的勇敢精神。他高举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大旗，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腐败和专制独裁，在法庭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法庭三次公开审讯时，旁听席之拥挤，一次甚于一次。２０日那一天，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南京的，“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坐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亦有立于室外者”，总计有二百多人。①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②。
　　
　　这次法庭斗争的唯一不足是蒙上了一层托派的阴影，本来其影响是完全可以与莱比锡审判相比拟的。在回答法官提问时，陈独秀明确表示：对于红军，“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共党理论，先有农工为基础，待有政权，才需要有军队”；与共产党关系，因“意见不同”，而被开除；“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是因政策不同”③。这样，他虽然多次在法庭上拒绝发表象过去起草托派文件和文章时那样的诬蔑攻击中共和红军的言论，但是却表明了他取消中国工农红军，反对中国革命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立场，并且在他和托派屡遭国民党法西斯摧残的现实面前，仍沉溺于所谓“国民会议”的迷梦中。这使他大声宣布的他要“鞠躬尽瘁”“挺身奋斗”的共产党“终极目的”成为一个南辕北辙①②③《陈独秀开审记》，《国闻周报》第１０卷第１７期，１９３３年５月１日。
　　
　　《陈独秀案公开审判》，载《申报》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日。
　　
　　《陈彭案辩论总结》，载《申报》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２日。
　　
　　的笑柄。同时，也为章士钊辩护、社会名流营救①和法庭审判时进行反共宣传、诬蔑攻击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提供了炮弹。
　　
　　这样，当时就出现了极其微妙复杂的情形：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本意，自认为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但却被社会各界各政党派别完全“误解”。中共早已批判他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工具，国民党反动政府今天明白表示要利用这个工具；那些老朋友，也因其反共而为他辩护、奔走营救……。他觉得即使混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他要扭转这种舆论，使社会理解他，然而谈何容易。一次，他特别致函汪原放，要他与章士钊商量，把章的《辩护词》中以下一段文字删去②：“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一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便无不可。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其实，文字可以删去，又何以抹去已经造成的社会影响①②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５９页。
　　
　　当时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署名快邮代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也说：“念其反对暴动政策，斥红军为土匪，遂遭共党除名”云云。
　　
　　——在人们心中陈独秀反共的形象。他要别人改辩护词，别人则要他改供词。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事后对他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①就这样，陈独秀努力表现出刚直不阿，维护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但别人都不理解他，这使他感到迷惑和痛苦。而且，他非但不能改变老朋友的看法，更不能改变国民党要利用他的企图。
　　
　　秀反共上大肆渲染，大做文章，引用陈独秀在法庭上的声明和《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的文字，宣称：鉴于陈独秀“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途……反对史丹林派（即中国共产党——引者）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审按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予减科”；一面又诬蔑他“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将陈独秀、彭述之各处有期徒刑１３年，褫夺公权１５年。其他被捕者各判５年、２年半不等。
　　
　　陈独秀自然不服判决。他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然后，他提出上诉，并且接受教训，不再委托律师，自己在６月１５日写了《上诉状》，驳斥所谓“政①陈松年：《回忆父亲陈独秀》。
　　
　　府即国家”之谬说，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种种罪行，阐明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段”，“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批驳法院的判罪是“莫须有”；“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于理于法两具无当”①。
　　
　　诉是“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②。
　　
　　陈独秀与彭述之接读检察官的《上诉答辩书》后，立即提出《再抗辩书》，表示两点意见：（一）以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之君主专制，改建民主共和，其为效法欧美政制，和袁世凯以“中国特别国情”而复辟，毁坏民主共和之正反两例，阐明近世各国政制皆“择善而从”，驳斥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政制，未可强为比拟”之谬说。（二）再次以政党、国家、政府“三者界义各别”为理，驳斥所谓“危害民国与叛国”罪。③。
　　
　　６月３０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８年。
　　
　　陈独秀被判刑后，就被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称“老虎桥模范监狱”）执行。他一个人住一间牢房，其他人住普通牢房。为了收监陈独秀这个大人物，监狱申请了很大一笔款，特意把他住的牢房翻修一新。开始管制较严，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①②③《火花》第２卷第１号。
　　
　　《火花》，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５日出版。
　　
　　《法治周报》，第１卷第３３期。
　　
　　陈独秀被捕候审期间，曾胃病复发，一度不能进食；判刑入狱后，又完全失去自由，因此曾表示不堪牢狱生活，不如立处死刑。当时，他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不像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之自由，狱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①所以判刑后，陈独秀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与监狱当局的“恶法”进行坚决斗争，甚至绝食。他对典狱长说：“你们执行恶法，我拚老命也要抗议。”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他说：“恶法就要打倒！”最后，斗争胜利了，“三不准”成了“三允许”，甚至“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②。为了满足他读书的要求，房里放了两个大书架。陈就通过亲朋，搞来大量书报，把两个书架塞得满满的。他身体有病，允许著名中医黄钟先生从上海到狱中来给他治病，又安排同狱的濮德志、罗世藩轮流看护他。后来还允许他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从此，陈独秀在狱中过着“特殊的优待”生活。
　　
　　潜心著述文字学遗作流传台湾岛五四时期，陈独秀及不少爱国学生被捕入狱。陈独秀曾①②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２７５０号，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陈独秀致胡适的信（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１４３页。
　　
　　发表过一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总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①陈独秀这次入狱，把研究室和监狱合而为一，利用国民党提供的优待条件，把监狱当研究室，潜心读书研究，著书立说，以另一种方式，争取“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为人类创造“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入狱之初，他对被捕、审讯、判决不服，进行抗争，心烦意乱，只读点书，无心写作。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准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朋友的建议，拟订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扬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自诩欲“制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②。为此，他准备在二、三年内，除了文字学著作外，着手写下列各书：《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①②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２２３页，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每周评论》第２５号。
　　
　　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国语。但他从不傲才持物，固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根据当时他给胡适、汪原放的信，他在狱中所读的书，有以下几类：政治理论：《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上三书皆日文版）；英文亚当斯密的《原富》、英文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反杜林论》、《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还有《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及何礼著的几本主张共和政治的小册子。
　　
　　历史：《古代社会》（摩根著）、《殷虚书契》（罗振玉著）、《中亚细亚游记》、《廿四史》、《廿五史》及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第一国际史》及《中国革命史》等。
　　
　　传记：《马克斯传》、《达尔文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等。
　　
　　文字学：《殷虚书契》、《汉晋木简汇编》、许慎《说文》等中国历代重要的文字音韵学著作、《英德字典》、《德语文法教程》、日本出版的蒙古语、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语、土耳其语小丛书以及几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
　　
　　其他：《不如归》（日本近代文学名著）、《玉函山房辑佚书》、《世界地理新字典》、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等。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１９３７年提前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而就其已完成或进行的项目来看，仍十分可观：《孔子与儒学》，后来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内容与五四时期绝对否定“孔家店”相比有所进步，对孔子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批评人们“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主张对孔子重新评价，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他认为：“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对于“第二价值”，他认为“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在维护封建社会的统一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他尖锐地指出：“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但是，“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孔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曾国藩、郑孝胥，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为此，他呼吁：“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①《我的回忆录》，就是《实庵自传》，因动手晚，狱中只写了少年时代的两章。这两章发表后振动文坛，内容十分精采，可惜后来没有继续写下去。
　　
　　其实，写自传是陈独秀被捕后首先考虑的写作计划。当时托派朋友和胡适都积极推动他写自传。托派希望他仿效托洛茨基写的《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和他自己写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那样，通过自传，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同时写《中国大革命史》。狱外托派组织还答应向他提供材料。胡适则在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７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声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
　　
　　陈独秀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出版。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及他的拼音文字稿一直未能出版，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问题。除了他自己的各项开支之外，高君曼及其两个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费，一直由他负担。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偶有接济之外，主要靠亚东图书馆的稿费和版税。高君曼每月从亚东领取３０元。１９３１年她去世后，儿子陈哲民在上海读书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图书馆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①《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１８—１９号。
　　
　　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①。除了建议把《独秀文存》重印出来，拿版税还债外，他打算先着手写自传，卖稿给亚东图书馆。但是，当时因《独秀文存》不能登报门售，亚东图书馆对接受陈独秀自传颇为犹豫。于是陈的写作积极性也因此而一时受挫。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指汪孟邹——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后来，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又积极起来。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大约稿费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就在这封信里，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史》、《法兰西革命》等书，说明他是真要动手写自传了。不过他还是希望亚东出，３月１４日给高语罕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即汪孟邹——引者）一谈，只要他肯即时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但是，接着他因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极坏，暂时取消了写自传的念头，尤其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８页。
　　
　　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不是他不会写文学传记，而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心情，使他提不起写文学作品的劲来。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３日，他致函汪原放时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他又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
　　
　　就这样，一搁就是三年多，直到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旬，《宇宙风》杂志主编陶亢德托汪孟邹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部写出来，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他在这年７月８日给陶亢德的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已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①结果，他奋笔疾书，仅到月底，就写了两章。第一章题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题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内容叙述了作者少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昭明文选》，参加县考府考和院试中①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８期。
　　
　　秀才及南京乡试的情形，控诉抨击了残害读书人的科举制度；生动地展现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性，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过程。
　　
　　自传在取材和写法上，十分严谨，堪称典范：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接着，陈独秀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
　　
　　陈独秀又提到佛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这里，无论与休谟或佛兰克林比，读者都可以看到陈独秀既善于吸收前人之长，又善于自我创造的特长。
　　
　　《宇宙风》得此两章《实庵自传》欣喜无状，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
　　
　　遗憾的是，这两章自传寄出后，陈独秀随即出狱，又冲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无暇再顾及自传的写作；同时他又不愿为“卖文糊口”而粗制滥造赶写自传，于是他不得不把自传搁下，专写政论文章。因为面对期望已久、方兴未艾的全国抗战的爆发，他决不能袖手旁观。他那颗强烈的爱国心，总把民族兴亡、国家利益和人民苦难放在第一位。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他在回答陶亢德催促续写自传的信中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佛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①从这封信看，陈独秀这时并未完全放弃续写自传的打算。
　　
　　翌年３月，亚东图书馆将其两章自传出单行本时，他还向汪孟邹表示打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允许各章继出单行本。
　　
　　可是，接着陈独秀入川，又被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所吸引，虽经汪孟邹几次催促，他认为写《小学识字教本》，比《自传》更为重要，候此书写好再考虑《自传》的续写问题。但《教本》未写完，他就去世了。这样，陈独秀自传只以那两章“瑰宝”传之于世，凡读过此两章者，无不为其奇特的情节、绚烂的文彩、幽默的笔调所倾倒，同时又为作者早逝未完成全部自传而惋惜。
　　
　　入狱之初，主要因为政治原因，出版问题不落实，不得不搁下自传的写作后，陈独秀就把精力集中到非政治的纯学术领域中去，潜心进行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文字学研究和著述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时期。他每次政治上受挫，就注重学术，并以此经验衡量别人。他曾为鲁迅从政而中断了小说的创作而可惜，也曾为胡适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他致函胡适，说胡“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赠以“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励，望其从著不从政，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他还建议胡可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帮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既已被捕，商务印书馆“可以放心出版①转引自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
　　
　　了”，或者由崇拜他的学生傅孟真掌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出版。他认为此书可起“引龙出水”的作用，“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
　　
　　他殷殷嘱告胡适：“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文字拼音的运动。①殊不知，此时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胡适了。他既要从著，更要从政；而所从著者，对陈独秀建议的曲高和寡、吃力不讨好的“拼音文字”，并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陈独秀这个学力上比自己强而又难处的朋友和政敌再一次“抬轿子”。胡适心中明白，虽然人们在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常把他与陈独秀齐名，其实这对于他来说是溢美之言，真正的旗手是陈独秀，自己最多是“第二小提琴”。而且那时，他是一个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这次，他再也不愿承担这样的角色了。
　　
　　有趣的是，胡适和陈的学生傅孟真、王森然等，也都为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而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王森然在１９３４年得知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１４４页。
　　
　　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①。
　　
　　陈独秀没有成为革命的理论家，却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字学家。拼音文字稿未能出版，并未打击他从事文字学研究的积极性，最后终于硕果累累，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第一类，音韵学方面：《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这是一篇有独特见解的音韵学论文。陈独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语音后认为：“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感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
　　
　　论文对音韵学研究中传统的“叶韵”（即“押韵”）和“通转”之说表示异义，提出以“复声母说”取代之。他认为，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古韵读音不同今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对许多字的读音不能解释，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具有数声不得其解，乃造为通转之说。他指出这些都是荒谬的，“正确之解释，惟依古音有复声母之说，一字之音本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作者最后强调：“笃守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此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２２３—２２４页，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夷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①《连语类编》：此稿是为其“古代有复声母说”提供证据的，汇编了古籍中遗留有复声母痕迹的连语（即转语、连绵词），“辟华语单音节之说”。陈独秀在自序中说，作“此书非徒以考古”，乃为推动中国拼音文字的推广，“中国拼音文字之难行，单音及方言为二大障碍，古今语皆多复音之义明，拼音文字之障碍去其一矣”②。此稿在狱中时未出版，随作者转辗涉徙到江津，因北大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１９４１年春取出此稿，书短序赠北大以报答，但因战时困难，仍未出版。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此表把古音分成四类十系，将《说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之字，依类录入，见古音阴阳入三声之互相通转，其条理至为明晰。此表在狱中写了初稿，１９４１年初重订，作自序，油印２５份，征求文字学家魏建功、陈钟凡、顾飒刚等（均是陈独秀的学生）意见。魏等认为“此作开古音学界一新纪元”，但具体的学术观点，不能完全苟同。陈钟凡认为：“古韵非一成不变之物，周秦与汉魏，未必同符，隋唐以后，变化益繁；欲范以定型，恐难苟合。”③他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所谓古人阴阳互用之字，当古人互用时，其音值究为何如，似尚待精密之研讨，遽难加以①②③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１９４２年７月），未刊稿。
　　
　　陈独秀：《连语类编》手稿。
　　
　　《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２０、２１号。
　　
　　断论。”①陈独秀表示，此乃一人之见，持反对意见者必不乏人，各方异议，拟汇齐将来作一后序总讨论，给予答复。但未见他回答，就去世了。
　　
　　《荀子韵表及考释》：考释荀子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②《屈宗韵表及考释》：考释屈原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此稿狱中未完成，以后也未续成。本稿及上稿，都纠正了一些流误。
　　
　　《晋吕静韵集目》：此稿完成于狱中，但未见发表。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此稿考证了广韵数字同韵异读的情况，指出并补正了顾炎武、怀永、江有浩等人在广韵研究上的舛误和不足③。
　　
　　以上七种音韵学论著④，在陈独秀逝世后，由何之瑜汇编成第一本《陈独秀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１９４９年３月，该书排出清样，大３２开，共２７１页，约２０万字。但因上海解放，社会变迁，该书胎死腹中。不过这些手稿和清样，一直妥善保存至今，但不知何日能与读者见面。
　　
　　第二类，文字学方面：《干支为字母说》：这是一篇短篇学术论文。文章认为①②③④还有一份陈独秀手制的《表》，何之瑜说“不知何用”，附印其中。
　　
　　《东方杂志》第３６卷第４号。
　　
　　《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２号。
　　
　　陈钟凡致陈独秀的信（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１日）。
　　
　　“干支”“起源甚古，约在殷商之前。……观《尔雅》所载干支之异名，概为复音字，其义绝不可解”。故陈独秀断定干支与汉字不同，乃外族传入的“译音”；指出阴阳五行家对干支的解释是“逞臆妄说”；干支为星宿辰属之说，也不能完全说通，因此，论文认为：“干支之解释求之于义，不如求之于音，故近人于支为字母之说，有所取焉。”①《实庵字说》：这是继１９１３年《字义类例》之后，又一部逐个解析汉字的文字学著作，在《东方杂志》连载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人评价说：“《实庵字说》于金石甲骨文字，多所发明。”又说：“其书最大成就，即在将有关联谊之字，分别释例，而所举间附以英语学名，于九经文字，鼎彝刻词，及音韵诸书，均有捃拾。……此较孙诒让所著《名原》，仅录古文者有别。”②《识字初阶》：此稿在狱中只完成初稿，晚年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成为文字学巨著。
　　
　　其内容汇毕生文字音韵学研究之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是陈独秀竭力鼓吹汉字拼音的运动一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另觅蹊径之为。此稿分上下两编，上编解字根及半字根共５４４个字，共分十类：象数、象天、象地、象草木、象鸟兽鱼虫、象人身体、象人动作，象宫室城郭、象服饰、象器用；下编是字根孳乳之字，目录上列了两章：（一）字根并合者共３６６字。（二）字根或①②梅：《实庵字说》，《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２年６月９日。
　　
　　陈独秀：《干支为字母说》，手稿。
　　
　　字根并合字之附加偏旁者。第一章又分甲、复体字；乙、合体字；丙、象声字。其中甲、丙两种在书稿中已完成，乙合体字写到“抛”字，未作注释，乃成绝笔。因为１９４２年５月日就谢世了。因此，下编第二章只留下了目录。
　　
　　即使如此，陈独秀临终前说过：“本书之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编亦可单独问世。”①当时有人提议请他人代写，以完成书稿。陈独秀说：“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写也。”②于是，该书稿就这样残留人间。
　　
　　稿中对每一字的解析十分精详，造诣颇深，例如：上下甲文、金文上、下均作b、b，毛公鼎上下二字合作b。
　　
　　《说文》帝篆下亦云：“b，古文上字。”b门篆下云：“b，古文下字。”古文恒以—*蟮兀舷挛蘅上螅思右欢袒诘刂舷乱韵笾Ｗ纳献鰾，下作b，或作b，隶小变之作上下。
　　
　　陈独秀认为汉字的确存在着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但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探索汉字规律，每有政治活动的余暇，就孜孜以求。《字义类例》着重以“分析字义的渊源”，探寻字义产生、发展的规律，但未能探寻到整个汉字的发展规律。《实庵字说》进一步解剖麻①②陈独秀致魏建功、台静农的信（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
　　
　　转自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
　　
　　雀，从每个字的具体分析上，寻找一般的规律。最后在《小学识字教本》中，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文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历代学者甚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三派：一是以字形为主，如许慎的《说文》；二是以字音为主，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三是音形结合起来，如近代有些文字学家。陈独秀对这三派，各取所长，形音义均作全面的研究，融以己意，独成一家。他的文字学著作最大的特色就是独创性。即使是初期的《字义类例》，不少地方也是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尤其是《小学识字教本》中提出的“字根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最终使之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科学系统的，“他却是第一人，这也是他最大的创见”①。无疑的，陈独秀是吸取了前人的成果的。他在《教本》自序中说：“本书解字颇采黄生、顾炎武以来诸人之说。”但他却不是亦步亦趋，随声附和，更不是拾人牙慧，而是经过长期系统深入地研究后，大胆地突破了传统，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体系。
　　
　　了一篇“自序”，寄给陈钟凡，征求意见。他在附信中说：“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形，声皆有义，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之文字也。”①陈钟凡评论这部书稿时说：“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②魏建功在读到《小学识字教本》稿时，“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末弃本，抱残守阙，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③。
　　
　　书稿表明，陈独秀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以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从事文字的研究。
　　
　　不是一把眼光盯在一文一字上，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地探讨，博大乃至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为了求得一字的真义，陈独秀不仅广征博引，从大量的古籍中，从地下发掘出的实物中寻找根据，而且作了精确的考证。如对鬲、鼎、曾、复、持（另）、*j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发掘出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至于甲文、金文、篆、隶等更不用说是一一经过研究的了。可见，这部书稿中凝聚着作者多么巨大的劳动。
　　
　　更可贵的是，陈独秀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实①②③魏建功为陈独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作的序，《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清样稿。
　　
　　转引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１９４２年夏７月手稿。
　　
　　转引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１９４２年夏７月手稿。
　　
　　用。因此，他的著作，不仅对古文字学研究，而且对文字改革、识字教育以至整个文化教育，都有颇高的学术价值。自然，他的研究，也不无瑕疵之处。陈独秀研究文字学，都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进行的，参考资料绝不能搜集得那么充分，尤其是狱中数年，自己上街买书、进图书馆查索的自由也没有，精神上又受着各种折磨，特别是晚年从事《小学识字教本》的撰述，一直是在贫病交加中进行，以至没有写完就去世，还来不及从头到尾的修改，哪能没有不足之处呢！但是，直到１９８７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即《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达到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①最为可惜的是，陈独秀这部文字学巨著《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与他本人一样坎坷。１９３９年，国民党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得知陈独秀在从事文字学研究工作后，就约请他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５０００元稿费。
　　
　　陈独秀后来就先把能自成体系、单独问世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编译馆，嘱先行出版。但是，为了书名问题，陈独秀与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了争执。“小学”是“文字学”的古称，后来又广义为“语言文字学”。陈独秀的这部著作，特点就是形、声、义合一，集一生音韵学、文字学研究之大成，因此无论从狭义或广义上说，称此稿为《小学识字教本》是最确切不过的。但是，陈立夫显然怕引起读者误会是“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主张把“小学”二字改掉。陈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
　　
　　独秀坚决不肯，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别谋印行”①。结果，直到陈逝世，该书还未出版，预支的稿费，也按陈嘱，未动一分。后来为了缓和矛盾，编译馆将此稿油印了５０册，分赠学术界人士，从而使此稿流传各方，并在台湾出版。②此外，陈独秀在狱中还研究并准备撰写《古代的中国》（未成书）、《现代中国》（未成书）、《耶稣与基督教》（未成书）和《道家概论》等。《道家概论》，只写了《老子考略》一文，此文对老子与道家、老子略历与著书以及历代学者对老子研究中的流误，进行了辨伪和考证。他对《古代的中国》的研究，是为了研究古代思想、古代语言、古代文字服务的。据他的朋友回忆，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深入，很有见地。
　　
　　可惜没有留下文字。
　　
　　身陷囹圄气若虹满纸悲愤《金粉泪》陈独秀在狱中还写了不少诗词，有的是应邀为他人题画写字，有的是自吟自赋。陈对我国古代诗词有很深的研究，他本人喜欢写五言诗、七言诗和对联，不喜欢规矩严格的词；就是写五言、七言格律诗，有时对仗也不工整，“七绝”中还会①②１９７１年，台北语文研究中心将此书正式出版，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序，形式堂皇，却不记作者是谁，也不登陈独秀写的序。近知湖南岳麓书社已将该书列入出版计划。
　　
　　陈独秀致魏建功信（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９日）。
　　
　　突然冒出一个八字句来。只要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诗如其人，这与他本人放荡不羁的性格相符。诗言志，就其狱中所写而言，不管是送人的，还是自存的，所写内容都不是风花雪月，卖弄文采，也不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而是鲜明地表示他积极向上、坚持革命的志向，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风骨，同时也表现了他泼辣尖锐、生动幽默的文笔。
　　
　　当时，绘画艺术大师刘海粟第一次旅欧回来，听说陈独秀入狱，就赶到南京探望。他与陈相识于“五四”运动中，对陈独秀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刘海粟十分敬佩，相见恨晚。陈对他在上海艺校不顾社会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大胆指导学生画模特儿，搞画展，也给予高度的评价。１９２２年等人营救的结果，实际上是刘海粟起了关键的作用。刘找到了当时上海滩上很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李征五。李原系国民党的左派人物，性豪爽，重然诺，思想开明。刘要他营救陈独秀，他当即一口答应，随后到法捕房，保释了陈。①这一段“刘海粟营救陈独秀”的历史，知者不多，刘过去也不愿多说。
　　
　　这次，刘海粟到南京探监，见到阔别多年的陈独秀，又听到他法庭斗争的事迹，十分激动，快步上前，紧握陈的手，大声说：“你伟大……”。陈也很兴奋，抢着说：“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接着又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就这样，虽在狱中，二人①谷苇：《刘海粟谈陈独秀》，《团结报》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５日。
　　
　　却似旁若无人，该笑风生起来。狱卒和同狱者见之，无不惊讶！相谈中，陈的气概和风度，给刘海粟留下深刻印象。临别时，刘从皮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和一瓶墨汁，请陈独秀即席挥毫，题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一副珍贵对联：身处艰难气若虹刘海粟至今还珍藏着这副对联，他认为：“这副对联，倒是真实地记录了陈独秀当时的坦荡的胸怀和昂扬的情绪。”
　　
　　１９３５年，刘海粟上黄山，画了一幅《古松图》。关于此画的创作过程，刘在画的题记中写道：“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
　　
　　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可见，刘画此孤松时孤苦伶仃的心境。
　　
　　陈独秀见此图，触景生情，不觉也大发感慨，题诗曰：黄山孤山，不孤无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独秀此诗幽默易懂，雅俗共赏，富于哲理，隽永有味，突破了刘海粟所画所题的意境，表示了他虽身陷囹圄，并不感到孤独的心情。
　　
　　陈独秀在狱中，很多人向他求字，他写了不少。可惜，现在所见不多。汪原放一次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时写一张小屏，不久，他送汪两张条屏。一张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一张是：“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①显然，这条屏之意，也包含着他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并对自己奋斗屡遭失败，毫不介意；“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丝毫没有消极悲观的情绪。
　　
　　条屏末署：“独秀书于金陵”，与给《古松图》题诗一样，未署年月。他１９３４年写的脍炙人口的《金粉泪》五十六首，却署为“所谓民国二十三年”。
　　
　　这组诗因其矛头猛烈攻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既不发表（不可能发表），也不示人；直到１９３６或１９３７年，汪孟邹到狱中探望时，陈独秀才拿给他看。汪要求拿回去给侄辈和同事们看看。汪孟邹本是个胆子极小的人，虽与陈独秀私交很好，在白色恐怖下，他不敢参加共产党及托陈派，有一段时间与陈来往都很害怕。可是，这次他却胆子大了起来，竟把这组“反诗”携出监狱，之后又转辗秘藏，保存了下来。
　　
　　《金粉泪》是一组七言绝句，全诗感时伤事，倾吐了陈独秀胸中的感愤，抒发了陈独秀抗日反蒋、忧国忧民的情思。
　　
　　《金粉泪》命题的意旨，是因南京旧时为“六朝金粉”的繁华古都，而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们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六朝金粉之中，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在他们暴虐统治下的全国人民，却水深火热，血泪和流。此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８９页。
　　
　　时，蒙冤服刑于南京监狱的陈独秀，对此感慨万千，愤然将这组诗命笔为《金粉泪》。诗的内容都是根据作者读报和接待来访人员中所见所闻的事实，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广阔的范围内，针对国民党的政策，淋漓尽致地揭露、讽刺、痛斥、控诉了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指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前途，无限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
　　
　　《金粉泪》中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屈服退让、卖国求荣的诗有：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飞机轰炸名城”指日机轰炸锦州。“天朝”指蒋家王朝）。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儿拍手汉号啕；儿皇忠悃应无失，毋事皇军汗马劳。”
　　
　　（“苏马幽居”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将领苏炳文和马占山，被投闲置散。“蒋蔡逃”指主张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将领蒋光鼐、蔡廷楷被赶跑了。）“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
　　
　　（“庆车邮”，讽刺国民党政府表面上不承认“伪满洲国”，实际上又指使北平当局派代表和“伪满洲国”签订与关内通车通邮。）“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三民”指三民主义。“海底”指１９３３年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告热河将士书中说：“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那里，……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关东少帅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何应钦在天津宴客语。”
　　
　　（“关东少帅”指张学良，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淮上勋臣”指段祺瑞，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为学生。）“虏民夺地数千里，使节依然笑语迎；无力复仇应抱恨，如何握手进香苹。”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
　　
　　（“回銮”指蒋介石于“一·二八”战起第三天宣布迁都洛阳，《淞沪协定》签字以后回到南京。）《金粉泪》大多数诗是揭露和讽刺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作者站在革命和进步的立场上，对曾经与自己一起进行过革命活动的国民党要人复古、倒退的行为，竭尽嬉弄，泼墨最多，如：“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杨永泰以拥蒋倒党取悦于蒋。”
　　
　　（“吴秀才”即吴佩孚。杨永泰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经正”、“礼教尊”、“旧文明”皆指当时“尊孔读经”的复古活动。“孙联帅投壶”指孙传芳在当年北伐军挺进韶关时还在南京邀集社会名流搞投箭入壶的古礼，不知灭亡将至。）“抽水马桶少不了，洋房汽车没有不行；此外摩登齐破坏，长袍骑射庆升平。”
　　
　　（“骑射”，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１日报载，张学良、何成捌，张群等发起“武汉骑射会”。）“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墓建中兴。”
　　
　　（“木鞋”指日本。“三民”即三民主义。“祭陵保墓”指国民党官僚戴传贤等到陕西谒周陵（周文王陵）、茂陵（汉武帝墓），指责考古学家发掘古墓，他们以为祭陵保墓可以使中国中兴。）“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人以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
　　
　　（“金刚法会”，当时报载戴传贤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时轮金刚法会”，邀请班禅主坛念经。一些国民党要人和社会人士还在报上刊出大幅《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宣称定期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法会，“切望十方善信如期到会恭候大法”。）“保墓贤人别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辞；三皇五帝推翻后，稻桶（道统）灰飞大圣悲。”
　　
　　（“稻桶（道统）”，“道统”即“稻桶”——饭碗。“保墓”，维护道统的戴传贤之类“大圣”，是为了保自己的饭碗。）作者毕生追求民主政治，对蒋介石集中外独裁者之大成，推行特务统治，深恶痛绝，如：“世事由来似奕棋，黄龙青白耍斯梯（Ｓｗａｓｔｉｋｓａ）；红袍不及蓝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
　　
　　（“黄龙青白耍斯梯”指清朝黄龙旗，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德国纳粹标徽。“红袍”指古时高官礼服。“蓝袍”指学纳粹组织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青衣”指贱服。晋愍帝被匈奴军掳去，曾着青衣行酒。１９３３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谈判时，日方曾要求制裁蓝衣社。随即，蓝衣社与中国军队及国民党组织一起，遵照“塘沽协定”，退出绥东、察北、冀东地区。）“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嬴家”指秦始皇。）“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
　　
　　（“博浪狙张良”指张良曾遣人用铁锥狙击秦皇于博浪沙。
　　
　　现代秦皇蒋介石的暴虐千古少有，却没有听到象张良这样的人去刺杀他。可见陈独秀对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之恨。）后来，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的消息时，陈独秀象儿童过年那样高兴，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人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①。
　　
　　“关门闭户两争持，佝偻主人佯不知；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开门闭户谓英美与日本之争持也。”
　　
　　（“关门”显系“开门”之误。帝国主义对华政策，英美主张门户开放，日本主张闭门独占。佝偻主人国民党雄兵百万，不去抵抗日本侵略，只知残害百姓。）“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嫌疑反动日惊心，拱默公卿致太平，干事委员资笑谑，女权不重重花瓶男干事女干事干事干干事，大委员小委员委员委委员，彼中自嘲之词也。”
　　
　　（“嫌疑反动”指国民党诬革命为反动，略涉嫌疑，即遭迫害。“拱默”即两手拱着默不吱声。）“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法外有法”指南京政府的法律外还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党中党”指国民党中还有ＣＣ和蓝衣社这种特务组织。“黑白人”指沙皇时代的反动帮派组织“黑白党”。）闭户闭心兼闭口，莫伤亡国且偷生。”
　　
　　（“党先生”指国民党特务。）《金粉泪》几乎把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中所有重要军政要员都揪出来示众，揭露他们高唱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实际男盗女娼、寡廉鲜耻的丑恶嘴脸。诗中公开点名讽刺的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何应钦、胡汉民、戴传贤、吴敬恒、孙科、陈公博、张人杰、陈济棠、李石曾、邵元冲、杨永泰等。
　　
　　蒋介石集卖国、独裁、复古、腐败于一身，是全诗集中攻击的目标。
　　
　　汪精卫（兆铭）一身媚态，毫无骨气，诗云：“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谓汪兆铭也。”
　　
　　（“吴兴体”，浙江吴兴赵孟顮，宋朝翰林学士，封魏公。
　　
　　他的书法妩媚，称“吴兴体”。）汪为了权位什么都可出卖，献媚于敌人。后来他投降日本，当伪南京政府的傀儡主席，不是偶然的。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期及１９２０年共同筹备西南大学时，就与汪精卫有所接触。在１９２１年任广东政府教育长、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共同签发《汪陈宣言》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陈与汪的关系更密，了解愈深。写这首诗时１９３４年，对汪精卫的观察真是入“骨”三分。当时国民党中与汪的关系比陈深的不乏其人，可是有几人有此观察。否则以后汪及其主子日本不会如此得逞于一时。
　　
　　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裙带相连，授受权位，垄断了中国的政治：“一门亲贵人称羡，宋玉高唐结主欢；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谓宋孔相继为财长。”
　　
　　（“宋玉高唐”，战国楚人宋玉，善词赋，有《高唐赋》等名篇。“一门亲贵”应指宋家，以女结欢蒋家和孔家。）陈立夫恬不知耻说国民党是伊尹、周公，殊不知伊、周乃中国古代伟大贤明的政治家，分别使商及西周盛极一时，所以陈说：“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陈立夫谓国民党为伊尹周公。”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内没有伊、周那样的人物，有的是残害人民的“妖孽”：“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由于妖孽作恶，国民党的统治将“一世兴衰”，决不会长久。
　　
　　而“功业震人寰”的英雄豪杰，必将在扫荡这些妖孽中产生。
　　
　　陈独秀的这个预言又是很伟大的，实际上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不到“一世”就垮台了。
　　
　　何应钦如前所述，“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
　　
　　在与日本的交涉中，他最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屈服妥协，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胡汉民身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只因陈树人之子与自己的眷属有暧昧关系，竟嗾陈济棠杀之：“萧何立法身难免，嗾杀陈郎道路哀司马家儿同眷属，祝君终老妙高台胡汉民嗾陈济棠杀陈树人之子。”
　　
　　（萧何是西汉制订法制的大臣，曾被刘邦猜疑，遭囚禁；国民党立法院胡汉民也曾与蒋介石争权，一度被囚禁于南京汤山。“司马家儿”指晋永嘉五年，匈奴军刘曜攻洛阳，掳晋惠帝司马衷之羊皇后；不久，刘曜僭位又立羊氏为皇后。两帝共一后。）戴传贤，这位当年曾在陈独秀等创建共产党时险些加入共产党的“左”倾分子，后又自称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国民党内最大的三民主义理论家，原来如前诗所述是一个复古狂之外，还是一个晦淫晦盗的伪君子、假道士：“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妒病难医今有药，老僧同榻尔何能戴传贤有惧内癖，营金屋于宝华山僧舍，颜曰不二书斋，以与僧同宿诳其妻。”
　　
　　关于吴敬恒（稚晖），诗云：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吴敬恒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艮兑”是八卦中的两个卦名，这里指宦侍妇妾之行。）本世纪初，在拒俄运动中，吴敬恒在上海，陈独秀在安徽，奔走呼号，同为反帝战友。可是，曾几何时，吴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力主清共，屠杀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后又嗾杀作者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但是，革命者是杀不绝的，而你这条“汪汪”叫的老狗，虽然早年运气好，没有溺死，晚年又钻营成名，官运亨通，现在你的不肖子染上了花柳病，吴家烟火将断啊！
　　
　　早年跛足的张人杰（静江），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挤走汪精卫后，一度任国民党主席。但不久也被挤下台，北伐时为浙江省主席，未到任。在南京政府分赃中，争监察院长而不可得，为此发怒。国民党中充斥着这种老气横秋的腐败分子。陈独秀诗云：“分肥不及暗生填，蹩脚先生老气横；唯一辉煌新建设，前朝灯火万家明张人杰长建设委员会，所建设者，李纯遗留之电灯公司而已。”
　　
　　当年迫害赴法勤工俭学革命青年的李石曾，更是一个大贪官：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李石曾垄断庚款及故宫财物，以十万元赠程艳秋出洋。”
　　
　　以上吴敬恒、张人杰、李石曾三人还是故宫国宝的窃贼：南下明珠三百箧，满朝元老面团团故宫盗宝案乃李石曾、吴敬恒、张人杰合伙为之。”
　　
　　吴敬恒对陈独秀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１９４２年陈独秀逝世时，他做悼诗还骂陈是“阿Ｑ”、“跳梁”小丑。说他“思想极高明，政治大失败；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①云云。这首诗却清楚地反衬出作者自己复古反动的嘴脸。
　　
　　国民党官员监守自盗，大官大盗者，还有行政院长汪精卫、铁道部长孙科、实业部长陈公博：“十三万万债台高，破产惊呼路政糟；太子叼光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孙科长铁道部时侵吞三百万元，汪兆铭任行政院长以铁道部为外府。”
　　
　　机器农场偷卖尽，增加生产厚民生谓陈公博长实业部长事。”
　　
　　真是“贪夫济济盈朝右”！此外，《金粉泪》还讽刺国民党官员抽大烟，“为免欠呻濒掩袖，好将烟泡暗中吞”；“凛凛威风”的监察委员们只会拍苍蝇；“皇皇大典”举行高等文官考试，不过是虚张声势，欺骗民众，“官运高低靠后台”。
　　
　　可见，这样一个贪官污吏充斥朝廷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民国”，“民国”，何民之国？所以作者称其“所谓民国”，实为“亡国”，真是“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由此亦可知，它的“统一”、“升平”、“新生活运①吴敬恒，《挽陈仲甫先生》，载重庆《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２年６月８日。
　　
　　动”、“储蓄致富”种种，不过都是假象：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
　　
　　（“赣港宁”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香港的胡汉民、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全诗大意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是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仍是三分天下。当年为统一三国操劳一生的诸葛亮若再世，又要分身了。其实所谓“统一”——“党中无派”乃是法西斯“清党”高压的结果，这一点，“阿斗先生”蒋介石自然心中明白。）“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新生活”指１９３４年２月国民党在全国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军事化”，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
　　
　　“放风筝”，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等曾在南京组织大放风筝。）“麻雀乌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检查毒品富家利，奖券航空大发财。”
　　
　　（“麻雀”即麻将等赌具；乌鸦即鸦片等毒品。“奖券航空大发财”指当时报上宣传的“航空奖券”，宣称“航空救国，储蓄致富”。）陈独秀自小就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如今，看到在国民党这帮贪官污吏残酷压榨下，民族经济凋敝，人民家破人亡，更是满纸悲愤：“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兴复农村”指国民党设置的“农村复兴委员会”。）“鸦片专营陆海军，明严烟禁暗销行；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
　　
　　（“巢县新焚”指１９３４年４月皖北强行铲毁烟苗，巢县农民不服，群起反抗，官兵竟纵火焚烧。）“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敞絮过冬天。”
　　
　　“委员提款联翩至，心软州官挂印逃；入室无人拘妇去，婴儿索乳苦哀号。”
　　
　　“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乌夜啼，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机广东湖南皆以飞机捐榨取民间巨款。”
　　
　　不只是劳动人民断绝了生机，在苛捐杂税下，民族工商业也濒临破产危机：“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中国的出路何在？革命，唯有革命！为此，作者不仅捍卫历史上的一切革命运动，还呼唤新的革命的到来：“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微笑"訝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蒋介石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
　　
　　（“张大辫”指张勋，一个疯狂的保皇复辟派，当年曾在长江流域顽抗辛亥革命。本诗以反话斥蒋介石，捍卫了辛亥革命和五四、五卅运动。）“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
　　
　　（“胡儿语”指外国语。“甲必丹”即Ｃａｐｔａｉｎ，船长、海陆军尉校级军衔，这里指做官，充当买办。本诗是反话斥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维护当时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当然不能理解为作者主张对蒋介石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而是呼喊人民起来，推翻整个国民党的暴虐统治。
　　
　　在国民党暴虐统治下进行革命，自然不会轻而易举，必然饱经摧残和牺牲：“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孕妇婴儿甘拚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前述作者给汪原放所写论天才常受社会迫害之条屏，也是这个意思。作者在这里也表现了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但他坚信这一切终会过去，正如他当时写的一副对联中所说的：“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①所以，陈独秀写《金粉泪》这组诗并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已经看透了，自己经过这次磨难，非但没有消极悲观，反而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革命前途更有信心。虽然自己年纪老了，又有病，但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因此，他颇具匠心地安排第一首诗是：“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①转自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燕云”即河北、大同。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成为历史上卖国求荣当儿皇帝的典例。）最末一首是：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样，首尾相顾，互相呼应，把显然平时陆续写成的五十六首诗，组成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在“胡儿”（日本）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国民党“妖孽”横行，“一世兴衰”的背景下，突出了一个“骨”字——自己特殊的风骨。虽然在整组诗中，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五十四首诗，都为这两首两句两字铺垫的。
　　
　　《金粉泪》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陈独秀的特殊风骨，在形式上，也表现了他的特殊风格。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到《向导》、《布尔塞维克》的“寸铁”，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短文。《金粉泪》则嬉笑怒骂皆成诗。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发展，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患难得情侣晚年有慰藉陈独秀在狱中（包括出狱后）能进行以上如此艰巨的研究和著述工作，除了靠他本人的天才和勤奋、朋友的帮助外，还赖他第三个妻子潘兰珍生活上的精心照料。
　　
　　陈独秀与潘兰珍相识于他领导“无产者社”时期。１９３０年下半年，陈独秀搬到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潘兰珍则住在后楼。俩人一楼相处，隔窗相望，渐渐产生感情，接着就同居，成为夫妻。当时潘兰珍才２３岁，陈已有５２岁了。
　　
　　潘兰珍籍贯江苏南通，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１９１１年４岁时随父母逃荒来到上海。父亲为了一家人活命，在外滩码头上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搬拿东西，后来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母亲拾煤渣，用以烧饭防寒。潘兰珍豆蔻年华时，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为了减轻父亲负担，去纺织厂当童工，饱尝人间之苦。后来，她长大了，却受了一个流氓的欺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死后，她又被抛弃，精神上受到刺激，孤苦伶仃独居在这幢楼房里。陈独秀到这里住，用的是化名，与潘兰珍同居后，也未对潘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和身份，只说自己姓李，南京人。南京与安徽的口音差不多。陈独秀有空便教潘读书识字，进行启蒙教育。潘较聪明，不久就能粗读书报。
　　
　　正好在陈独秀认识潘兰珍前不久，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７日，陈独秀的第一个妻子高大众在安庆去世，享年５３岁。在南京困境中挣扎的高君曼曾带着儿女到安庆奔丧。这是她婚后第一次到陈家，住了约一年，１９３１年下半年，她从安庆返回南京后不久，患了子宫癌，病故，终年４６岁。就这样，两个妻子先后去世，陈独秀都未在场，也未提供任何帮助，而且正在这样的情景中，他又与潘兰珍同居，不禁引起不少人的议论。
　　
　　当年家乡人对他娶高君曼就颇不满意，现在则更不满意了。
　　
　　早年饱受人生之苦，又在爱情上受过欺骗的潘兰珍，是个忠厚朴实的妇女。她对陈独秀十分信任，到陈被捕前，竟然与这个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共同生活了两年时间，却未对他有一点怀疑。１９３１年，有一天，潘兰珍听楼下一个邻居说，楼上住着一个“老西”（即共产党），潘又把这话传给陈独秀，因为楼上住家不止他们二人，潘不在意，陈听了却有心，立即决定搬家，由郑超麟帮助搬到周家嘴路一条弄堂的底头裁缝铺的前楼。后来又搬到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每次觅新居，他都要楼上，以防不测时，有个回旋的余地。但是，这一次，他终于在这个楼上被捕了。
　　
　　陈独秀与潘兰珍的生活是融洽的，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赌气跑回浦东娘家。所以陈被捕时，她得以幸免。她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和照片时，才恍然大悟，惊讶地说：“这不就是我家的老头子吗？”原来这个姓李的老头子还是“老西”的首领。那个时代，老百姓在白色恐怖下，都谈“共”色变，更不用说是“共匪首领”陈独秀了。一般人必唯恐避之不及。潘兰珍本来未与陈一起被捕，又是在两人争吵时相离，完全可以乘机远遁。但她竟毫不犹豫地跳进漩涡，跑来与陈独秀共度患难。
　　
　　陈独秀被捕后，也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老友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到第二年３月，陈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潘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讯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造成损失，却感到难过。被捕后半个月，还要高语罕再到他家寻觅潘的财物，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当时托派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探望陈独秀。
　　
　　陈立即托高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
　　
　　后来，由于潘兰珍的坚持，陈才答应她来。她看到陈在狱中生活清苦，又有病痛折磨，天天到狱中来照顾他的生活。
　　
　　于是从１９３４年秋开始，她迁居南京，先住在段锡朋处，后租了一间小屋，每天上午９时到下午５时，到狱中照料陈的生活。陈以病弱之体在狱中顺利地度过三年生活，又进行以上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多亏了潘兰珍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和帮助。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三年如一日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使陈深受感动；而众多亲友宾客，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陈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光贵重的皮袍子就送来了几件）和钱财，也使潘大开眼界，看到陈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后来出狱，潘又紧紧相随，转辗入川，体贴入微地服侍他晚年的生活和病体，直到他逝世。
　　
　　遥控托派被开除又得托氏关怀情陈独秀等人被捕以后，对于中国托派真是雪上加霜，本来就衰微破败的托派组织，顿陷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先是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议，协商拼凑了几个人——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陈其昌、任曙，成立了一个托派“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因为委员“力争自己是‘马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做，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陈岱青退出，任曙接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９月，任曙擅自召来广东、北平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补选了几个外省的委员，就把“上海临委”，改名为“全国临委”，并且解散了上海各个区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陈其昌等人反对，致使托派工作又陷于瘫痪。任曙没法，就撒手而去，到北平当大学教授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等人加入，刘伯庄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临委”又因“工作无计划，无办法”而再次改组，从而成立起比较稳定的托派临委三人小组——陈其昌（书记）、蒋振东、赵济。①但是三人未开过一次会，实标上是陈其昌“一个人唱独脚戏”②，因此也开展不了什么活动。后来，尹宽出狱，参加了临委。
　　
　　１９３２年冬，陈独秀利用“优待”条件，通过经常到南京军人监狱探望郑超麟的刘静贞（郑的妻子，当时化名吴静如），与上海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陈委派刘为他的交通，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０页。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２辑。
　　
　　纪它（即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７期，一、二个月来一次，传进临委的文件、刊物和书信，带出陈独秀的文章、意见和信函。陈以此妄图继续遥控托派的活动。
　　
　　但是，他的许多意见遭到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且把历史上的争论扯了出来，于是爆发了一场时间更长，更加激烈的争论。各人都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托派中央宣传部把这些争论文章收集起来，编了三本《政治问题讨论集》，共２９篇，其中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笔名发表的有９篇。另外，在同时期《火花》和《校内生活》上，陈独秀还发表有关争论的文章、决议、书信６篇。这次争论涉及的问题很多，范围很广，但争得最激烈的是以下四个问题：（一）形势问题：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９日，陈独秀为临委起草了《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认为“至少在１９３５年以前，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国家，如果没有意外的大的事变发生，这二三年中还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的时期，在此革命低落期间，不应该采用过高的自欺的口号，如‘苏维埃’等，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他为此致函临委说：“我提议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关于参加国民大会运动的政纲（即政治要求，此政纲中，除以前我们发表的各项要求外，应加上一项：反对国民党起草的宪法草案，宪法应由国民大会自己起草，由全国人民直接总投票表决）及工作大纲”。“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使我们相当的脱离散漫、孤立、软弱的现状”。①刘仁静抓住这个文件，多次进行批判和讥讽。１１月，他致函陈独秀，说陈在“一二八”抗日运动中的认识和主张是“陷于浪漫主义”，而九月二十九日的文章又“走到另一极端”，以“短视的经验主义代替过去的浪漫主义”，“助长人民的宪法幻想”，“为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中国所描划的前途，同他为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的中国所描划的前途一样虚幻。中国反对派的发展将更多耽误两年。”②陈独秀不服，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为自己辩护说，如马克思１８５０年预言德国革命再起未中一样，自己在“一二八”时号召民众起来反日反国民党，准备复兴革命，组织苏维埃，准备领导民众自动召集国民会议取得政权等，这一切估量即使不幸未中，也未必是刘仁静说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是浪漫主义”。刘仁静在《评区白的政治意见》文章中，批评他坚持错误，不如彭述之（即区白）“已承认了一九三二年的错误”。陈独秀立即撰《读列尔士〈评区白的政治意见〉后》，坚持认为自己在“一二八”时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且说如果将来再出现那样的局势，托派主张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刘仁静的“盲动主义”和“反马克思”等等大帽子压倒，“我真要为中国革命痛苦”。刘仁静又在《经济复兴与民主斗①②列尔士：《对于〈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批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编：《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以下各人争论文章，除另有出处外，皆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之二、之三，恕不一一注释。
　　
　　《校内生活》第７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出版。署名：雪衣。
　　
　　争——答雪衣同志》文章中，讽刺陈对形势的估量常常是“动摇的”，“一时轻浮的乐观认苏维埃革命快要到来，一时又改变成沮丧的悲观，认为革命无抬头的可能，叫人们如何对他发生信仰”，这才是“无耻的机会主义”。
　　
　　（二）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忠实贯彻托洛茨基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日信中的指示，他在《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认为“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不但是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且即可为在现时的宣传口号”。在《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几个争论问题》、《对于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等文章中，他又强调“国民会议即立宪会议，不但是民主任务之一，而且是这一任务的主要支柱，是总摄一切民主口号而与之不可分离的中心口号”；在中国，国民会议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在国民会议口号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与革命高潮时“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并不对立，二者结合，才是托洛茨基真正的“不断革命论”。他以此反复批判彭述之把国民会议口号只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把国民会议和苏维埃对立起来”；“用国民会议口号做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等观点，是“用左的辞句掩饰阶段论路线的本质”，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令人惊异的背叛”。他要托派立刻肃清彭述之的理论，否则会产生“诸多离奇的可耻的机会主义政策”。彭述之则在《我们间不同的意见》和《对雪衣的政治意见的批评和答复》文章中，以鄙夷的口吻，说他完全不了解“不断革命论”，“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成了“国民会议狂”，一贯“从右边来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声明他与陈独秀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路线分歧”，要求托派“慎重的考虑，坚决的选择”。
　　
　　（三）经济复兴问题：刘仁静在《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等文章中，认为托派“应当负起肃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责任”；“经济恢复，工人也相对的多些，肚子也吃得饱些，夺取政权的斗争更容易胜利。”他还认为，必须经济复兴到同先进国家接近的程度，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革命任务；“中国如无经济复兴，不惟没有革命，且会走向野蛮主义”。为此，他在《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国家统一和权力集中、生产力发展这些条件，比现在国家分裂和生产力衰败的条件，对于它（无产阶级）是有利些”①。
　　
　　陈独秀在《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等文章中，批判刘的这些观点“纯然是改良派和阶段论者的路线”，“是无耻的机会主义”，“包含了浓厚的反动性”。他认为：“离开无产阶级革命，而要求国家统一，要求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要求权力集中，这恰好是法西斯蒂的政纲！”②他指出，不管经济状况如何，“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同盟军，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象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能通过民主运动——国民会议道路，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几个争论的问题》）刘仁静反唇相讥，指责陈是①②《校内生活》第９期。
　　
　　《火花》第２卷第２期。
　　
　　“小资产阶级政客戴着反对派的假面具，极盼望无产阶级受到刺激走上革命以拥护他们取得政权”，并说自“无产者社”成立以来，陈的策略“没有一次不错误”（《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
　　
　　（四）“共同行动”问题：陈独秀在《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认为：“在阶级斗争未达到最后决胜负以前，资产阶级中之自由主义者，往往因外国的侵略或国内的军事独裁之专横，而表示所谓‘左倾’”；“当他们向左盘旋时，我们可以和他们共同行动，以打击共同的敌人，例如抗日与倒蒋”，同时批评暴露他们的不彻底性和对群众的欺骗。他甚至说：“只要有接近群众的机会，不但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之运动应该参加，即反动的资产阶级机关（如基督教青年会）亦应该参加。”①刘仁静说他这种主张是抹杀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是“偷运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的理论”（《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陈独秀则指责他及史朝生“笼统的对于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共同行动以全盘的否定，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种错误“危害于我们的运动，将不在机会主义之下”②。
　　
　　当时托派“临委”在这场争论之前，还发了《反对派政治问题争论提纲》，企图有组织地进行这场讨论，以分清是非，①②《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集团的策略》，《校内生活》第１３期，１９３５年２月８日出版。
　　
　　《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集团的策略》，《校内生活》第１３期，１９３５年２月８日出版。
　　
　　统一思想，“使反对派可以早些由理论过渡到行动”。但是实际结果是剪不断，理更乱，愈争愈烈，各趋极端。这是因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的荒谬立场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而且，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他们都是错误的。
　　
　　但从当时争论的情况看来，陈独秀似乎较多地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他认为共产国际已经无可挽救，就改变托派国际的策略，开始筹备独立的托派国际——第四国际，以示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他十分关心中国托派的命运，派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Ｆｒａｎｋ＆Ｇｌａｓｓｅ，中文名字李福仁）到中国来，帮助重振托派组织①。
　　
　　李福仁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地位仅次于斯诺。他还把另一个在华的美国记者伊罗生（Ｈ·Ｒ·Ｉｓａａｃｓ）拉到托派中来。伊罗生在１９３３年受共产国际委托，一方面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一方面主编中共中央外围报纸《中国论坛》。他还在鲁迅、丁玲等人帮助下，为美国出版商选编了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与李福仁接触以后，接受了托派“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①这是刘仁静的说法，他自己说是自动来的。但从他来华后的活动看，的确扮演了托洛茨基的“特派员”的角色。
　　
　　义”和轻视中国红军运动的观点，在《中国论坛》上拒绝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中国红军运动的胜利，拒绝批判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最后，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国论坛》的出版，并在《红旗》报上清算伊罗生的错误。于是，伊就彻底转向托派。他和李福仁同时与陈其昌、尹宽为首的托派中央及“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刘仁静进行联络。刘一直被托派中央所排斥，所以竭力拉拢“国际代表”李福仁及伊罗生。李、伊故然深受其影响，认为陈其昌、尹宽领导的托派组织“太保守、不能开展，因此主张插几个青年人进去”①。这样，未遭破坏的北平托派组织，先后派史朝生、刘家良等人来到上海。这批思想更“左”的青年托派分子，企图夺取托派临委的领导权。他们在李福仁、伊罗生和刘仁静的支持下，参加到正在进行的争论中来，使争论很快白热化，最后集中到更有利于他们夺权的“共同行动”和“改组”问题上，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陈其昌为首的临委认为，正确的“联合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②，所以，他们曾要求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①②纪它：《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油印小册子，１９３５年２月６日。
　　
　　和反法西斯大会”①，并且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个宣言：公开地号召全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种工作。”同时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需保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②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福建事变”时，他们还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合作。史朝生等人就把这些历史问题翻出来，竭力进行攻击，声称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共同行动”。同时，他们攻击陈其昌为首的常委是“上层官僚主义”，“工作方式好象是个保姆或教授”③。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２日，史朝生致函陈独秀，批评陈被捕后的托派中央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以至组织“几乎溃散”，“极无生气”。批评临委只依靠上海几个老同志挽救局面。主张在全国范围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①②③史朝生致陈其昌“常委”的信（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校内生活》第１１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出版。
　　
　　《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宣言》、《致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的公开信》（署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火花》第２卷第这个大会是“世界反帝大同盟”安排的。“大同盟”是国际统一战线组织，由各国著名进步人士如英国的肖伯纳、马莱爵士，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古久里、罗曼·罗兰，中国的宋庆龄、鲁迅等参加组成。１９３３年９月，“大同盟”委派宋庆龄在上海召开这个大会，并派来了马莱、古久里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大会９月３０日召开，会后成立了“上海反帝大同盟”。
　　
　　还提议临委做一个关于目前争论问题和组织工作的草案和大纲，发到各地及下级讨论①。５月１５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当前推动组织的步骤》，重复了４月１２日信中的意见，要求“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斗争，并予肃清”②。
　　
　　陈其昌则批评史朝生的“组织意见”“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主义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主张整顿组织“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急进主义”③。这时，陈其昌搞了一个《政治决议草案》。史朝生等人攻击它有许多错误，于是自己起草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要求代替“草案”。陈其昌又批评“讨论提纲”“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前后矛盾”，“顾此失彼”，“文字技术拙劣”，“不配代替草案”。史朝生等人又反过来批驳陈其昌批评“提纲”的意见是“咬文嚼字和混乱错误”，坚持用“提纲”代替“草案”，并批判陈其昌和陈独秀主张的与胡汉民等“首先推翻蒋介石”的“联合战线”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④。
　　
　　就这样，双方吵到１９３５年１月２日，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背着陈其昌拟订并发出《临委紧要通告》，通知各支部十天内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会议”，议程（一）制定目①②③④《关于“提纲”与“草案”—并答复对提纲的批评》。
　　
　　纪它：《批评朝生同志的组织意见》。
　　
　　《校内生活》第１１期。
　　
　　《与雪衣同志论召集代表大会问题》，《校内生活》第１１期。
　　
　　前政治路线，以“提纲”为根据，要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二）准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
　　
　　（三）发表筹备成立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言。
　　
　　（四）改组“临委”。
　　
　　陈独秀从双方的来信中，了解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企图调解双方的矛盾。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他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认为他们争论“太琐碎”，提议“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说：“我认为草案和提纲都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太长”，“陈词滥调”，“毫无生气”。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并且现在写了一个草案，贡献于代大”。他规劝陈其昌对于史朝生等人指出的“不主张着重于基本路线的规定和教育，而着重于零碎的实际工作的倾向”，应“痛加反省和改正”。他反驳刘仁静、史朝生在联合战线上的观点，申明不应反对一切联合，“联合战线乃是两个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某种政治上一时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谁投降谁，即谁接受谁的指导”。“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之，目前万不可操切！！！”①陈独秀这里讲的他也“写了一个草案”，是《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草案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实力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①《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碎的防御之阶段”。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妥协的结果，“南京政府必然逐步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支配”。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主斗争”；“国民会议的口号，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及其总和”。“必须有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农民战争对于国民会议的斗争，“也只能放在次要地位”①。
　　
　　可是史朝生等人根本就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他们在１月１３日，按原计划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７人举行“上海代表会议”（陈其昌等人弃权）。史朝生、胡文华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全体一致同意，并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战线”的意见“乃史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必须作“无情的斗争”。宣称要对他们“作最后一次的谈话，假如他们重新考虑之后，放弃这种意见，我们是同志，否则，应立即开除出党。会议决议将中国托派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会”，不复用“临委”名称。“中央”由１０人组成，包括李福仁。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书记）３人组成常委。②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陈独秀听后悲愤已极，立即写信给史朝生等人，说①②《中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肃清机会主义》（小册子）。
　　
　　“一切不乐观的现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的辩论，切勿希图利用组织威权来箝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动是不能容许的”。他呼吁“一切须代大及国际解决”！
　　
　　“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由少数人捣乱后，盗用组织威权来解决政治意见，尤不可采用开除个人这种滑稽手段”。他特别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①殊不知新的托派中央对陈独秀遥远的干预更为恼火。他们本来就是把他和陈其昌等人一块打击的，这次他是自投罗网。１月２５日，新的中央给陈独秀复了一封很长的信，系统地列数批判陈独秀四大机会主义错误：“共同行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现在仍把“红军”看做“流寇土匪”；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指责说，如果这些错误不改正，“则许多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分子将不断的借你的‘权威’和借你的这些错误发展起来”；表示不同意陈独秀解决组织问题的办法，“或者纠正错误，或者马上分裂，任何拖延的办法（如‘等国际来信’或‘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都是有害的形式主义！”②。并且采取断然措施，将陈其昌和尹宽开除了。在他们以“常委”名义发表①②《中央委员会致雪衣同志信—关于表示政治立场及怎样解决组织问题》，《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雪衣最近来信》，《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的通告《为撤销陈其昌商吉士（尹宽）党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后态度事》中，说中央委员会与陈其昌、尹宽作“最后谈话”，陈、尹表示“原来的政治主张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更改”，因此决定将他俩人“开除”，并要求陈独秀、赵济、蒋振东等人表态。
　　
　　陈独秀当然表示反对，所以也被“开除”了①。当时王文元正好出狱来到上海，他也致函刘家良、史朝生托派“常委”，呼吁“在目前中国这样黑色的氛围中，我们这点点快等于零的力量，应该要相当加以珍惜的”；提议将不同意见提交全体讨论，大会解决，“请国际作最后解决”，在解决前，“不要进行组织分裂和制裁”②。但是，新的托派中央没有理他。
　　
　　直到１９３５年３月，新的托派中央被国民党破坏：刘家良、史朝生、胡文华及李福仁等在上海被捕，同时伊罗生和刘仁静也在北平被捕（当时伊罗生雇刘仁静为助手，在北方收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资料），他们组织的“中央”随即“消亡”，这一出闹剧才宣告结束。
　　
　　事件发生以后，李福仁和伊罗生虽因“洋人”很快获释，然托派又陷于“领导机关根本没有”的状态中。这年夏天，王文元又来到上海，收罗起２０多个托派分子，企图重新组织起来。王文元说：“狱中的独秀对组织很关心，他写信出来，主张由陈其昌、赵济和我（王文元——引者），暂时成立一个三①②连根（即王文元）：《对目前组织问题的意见》，载《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油印单行本）。
　　
　　《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人委员会，着手整理工作。李福仁此时已和陈其昌及尹宽和解，常见面，也极盼组织能够恢复。”“不久，从一次上海现有同志的代表会议上，推出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陈其昌、尹宽、蒋振东、李福仁和我。此时独秀方面，因得其昌、赵济和我的不断解释，总算对‘毛子’（即外国同志）的合作也谅解了。”而此前，陈独秀“接连写出信来，力阻我们与毛子合作”。①陈独秀答应与李福仁合作，以及中国托派再次与李福仁合作，是与托洛茨基的推动分不开的。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回国②途经挪威奥斯陆时，向托洛茨基汇报了“开除陈独秀”事件，并带去了刘仁静反对陈独秀巨著《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伊受刘的影响，也说了诋毁陈独秀的话，甚至在他后来出版的被西方学者称为“不朽之作”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还指责陈独秀对第四国际的态度“可疑”。但是，托洛茨基听后却对“开除”陈的事件明确表态：“不允许”！并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运动中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他说：“我想即使陈独秀具有某些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他毕竟多活几岁，有更多的经验……他能贡献我们许多好的意见，……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的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他认为刘仁静批判陈独秀的意①②伊罗生被释放后不久回国，他用托派观点把中国实地收集的大量材料，写了一部中国大革命史——《中国革命的悲剧》，托洛茨基写序。由于观点与传统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科学院的观点完全对立，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不朽之作”。
　　
　　《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４页。
　　
　　见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是“荒谬”①的。
　　
　　就在这次谈话以后，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０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了一封信，虽然他无可奈何地宣称，对中国托派与陈独秀的“那些思想分歧问题，我暂时不表示意见”，默认“中国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与陈独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但他毫不掩饰地竭力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
　　
　　为此，他以“你们不要我要”的态度表示：“陈独秀可以而且必须有其位置在第四国际领导机关之中”；“我们现在正在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
　　
　　他甚至这样强调说：“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威权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②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刻，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荣誉”。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１９４０年托洛茨基去世。
　　
　　派中央的过程中，又有两件事，造成了陈独秀与“新中央”的矛盾。一是陈其昌以正统自居，挟陈独秀“以自重”，“算旧帐”，要过去史朝生“中央”的成员“承认错误”，因此“新①②《建立》第３期，１９４７年９月出版。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笔录，《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３１—３３４页。
　　
　　中央”迟迟建立不起来。为此，尹宽等人曾致函陈独秀，表示不满①。一是尹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这年１月１０日起草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他们发表宣言、文章和小册子，声称要肃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尹宽说陈独秀的“草案”“充满了庸俗主义和学院主义”，是“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思想是在以民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守取政权的斗争”；“在总路线上，它是代表右派，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认为托派活动不应“靠紧”民主斗争，而应“靠紧”在“抵抗日帝”、“农民战争”、“加深国民党政权的危机”等这些条件上②。他们认为：“实际的民主任务（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土地问题，八小时工作制等）不是由民主形式得到解决，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及实现它的专政来解决。……我们战略的总路线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自视为负有历史使命的阶级。它应本着自己解放的前程以彻底解决民族民主的任务为己任，但它不能自附于民族民主的运动以求分沾余润。”③陈独秀对于这种批评嗤之以鼻，并因此造成了抗战爆发以后他与托派领导集团新的“决裂”。他出狱时，有人曾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事业，他坚决拒绝。①②③商吉士：《评雪衣同志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机会主义》（托派小册子），第４页。
　　
　　商吉士：《评雪衣同志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机会主义》（托派小册子），第４页。
　　
　　吉士、东（蒋振东）等七人《给雪衣同志的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５日），载《给雪衣同志的信》（托派油印小册了），第３页。
　　
　　无条件出狱未发表的声明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８月１３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国民党首都南京，妄图在攻占上海后，直取金陵。陈独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他见到去探望的陈钟凡（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还“谈笑自若”①。
　　
　　于是陈钟凡便与胡适、张柏龄等商量联名保释他。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条件是，除了有人保之外，还需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②。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
　　
　　但是，当时时局已对国民党万分紧迫：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一方面，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③同抗日。所以，释放象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于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后，①②③吉士、东等八人签名通过的《为成立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临时委员会的建议书》（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８日），《给雪衣同志的信》第３页。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不得不令国民党政府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①。因为陈独秀拒写“悔过书”，所以要“设法开释”，即找一个自己下台的台阶。
　　
　　一个“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内容如下：“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
　　
　　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②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我解嘲自找台阶下台的托词。他们以为这样一捧——“爱国情殷”，一压——“深自悔悟”，陈独秀就可以默认了，他们的面子也保全了；并给人印象，陈独秀似乎真的写了“悔过书”。
　　
　　所以，南京政府当日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③。“指令”只把“呈文”中的“近以时局严重”语句圈掉，显然是为了更加突出“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称：“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①②③国民政府指令，第１８４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司法院呈文，呈字第２６０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汪精卫致胡适（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日），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饬知照。此令。”
　　
　　司法院接到“指令”后，旋即又在当日“训令”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称“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①。
　　
　　从“呈文”到“指令”、“训令”，以及见报的“明令”，一向以腐败和低效率著称的国民党政府，竟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见当时时局之“紧迫”，也暴露了他们急于要甩掉这个“包袱”的狼狈心情。
　　
　　第二天，即８月２２日，“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主要内容与上述“指令”相同，只在末尾宣称：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此令。”
　　
　　与此国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陈当然不能接受“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同狱的濮德志和罗世藩也劝他发表声明：“爱国情殷”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字必须声明更正②。但是，陈独秀当时并没有这样做。
　　
　　濮德志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这个人是非常乖僻的，新闻记者来见他，本可乘此机会讲讲自己的主张，但他避而不见，把我和罗世藩气坏了。”其实，陈何不想乘此辟谣！看来他的城府更深，因为出狱前就批驳“国府明令”显然是不明智的，很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司法院训令，训字第５９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可能节外生枝而耽误了出狱大计。
　　
　　就这样，８月２３日，陈独秀出狱了。第三天，他就给《申报》馆写了一封声明信。此信不长，但写得极佳，全文如下：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
　　
　　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①陈独秀所以将此信寄给《申报》馆，大概是《申报》在报道陈案审判时比较客观，且富有同情之心。据说当年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写出后，上海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只字不敢刊载，独有《申报》别出心裁，在《地方通讯》栏①上海档案馆藏，原件无标点。
　　
　　内用‘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①。陈独秀这次自然也希望它能发表这个声明，但是，这次却未能如愿以偿。
　　
　　《申报》馆接信后，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即与总经理马荫良商量，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以“危害民国”判陈的罪，可以说是一种“冤狱”，应予“赔偿”，而今将陈释放，仍要对他造谣污蔑，说什么“深自悔悟”，怎能自圆其说。陈在来信中表明两点，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自无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能作出决定。怕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查官”通不过，或为读者所忽略，都不能达到陈独秀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同时，马、胡二人对于托派情况毫无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听听共产党方面对这封信的意见，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比较淡漠，认为《申报》是否发表此文，可由《申报》自己决定。因此，编辑部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暂不发表”。另外，此信战争影响，上海各报都缩小篇幅，《申报》由五、六大张改为一张半，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新闻，并不引起重视。这样耽误到１２月１５日，《申报》因拒不接受日方检查自动停刊。②陈独秀的这封信，在那时也就不再有发表的机①②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前写给〈申报〉的一封信》。
　　
　　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前写给〈申报〉的一封信》，载《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１期。不是“出狱前”，应是“出狱后”。
　　
　　会了。
　　
　　所以，今天披露陈独秀５０多年前写的这个声明，是很有意义的。不然，人们以为陈独秀当时果真默认“深自悔悟”了。
　　
　　五抗战初期的主张和活动拥护政府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救国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中午，陈独秀由潘兰珍和三儿子陈松年迎接出狱，先在其学生——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孟真）家中住了几天；因附近房屋被日机炸坍，主人避难他去，又于月底移居陈钟凡家。
　　
　　因形势紧张，便于９月９日乘轮船迁往武汉。抵汉后，暂寓旅社，不日即移居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据说，这处住所是一个桂系军人的旧式平房，颇有庭园风味。出狱后的陈独秀，能住上这等房子，还是比较满意的。
　　
　　陈独秀出狱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变化。
　　
　　国际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促使远东的日本走上了侵华的道路，而且使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日益法西斯化。德国的希特勒，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相勾结，先后退出国际联盟，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１９３６年，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并与德国联合进攻西班牙。１９３７年，日德意终于结成法西斯侵略集团。他们发出的“征服世界”的嚎叫，在世界人民头上笼罩了一片乌云。再加上，英美法等所谓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奉行怂恿日德侵苏的“东西方慕尼黑”政策，更加深了这种世界危机。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方面取得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形成显明对比；另一方面，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民族自卫，积极开展外交斗争，先后与法国、波兰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司令部的共产国际，仍然在国际斗争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１９３５年７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制订了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纲领，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的斗争。
　　
　　在国内，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国内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精神，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１２月的“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党内关门主义的错误，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之后，党就很快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１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呼吁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订共同救国纲领。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推动和平解决，蒋介石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英美帝国主义为保护其在华利益考虑的影响下，被迫答应联共抗日。１９３７年９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
　　
　　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一向对政治形势有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思想也随着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陈独秀出狱前夕，就拟了几条“提纲”，其中有一条是：“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①陈独秀这种转变，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接受抗战后开始的。他在狱中得知“西安事变”消息时，曾十分激动，认为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但是后来，共产党为了逼蒋抗日，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这使陈独秀又感到“惘然”。他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象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②抗战爆发后，他看到中国面临亡国危险，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抗日积极性，于是，他就转而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陈独秀出狱后，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宣传抗战，表示竭诚拥护抗战。他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①，号召全国人民“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②。陈独秀这个政治立场的转变，是由于他对抗日战争有了更高的认识，而对国民党政府，则有了新的观察和期望。
　　
　　对于这次抗日战争的性质，陈独秀认为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③；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④，“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⑤。这次战争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⑥，“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①②③④⑤⑥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宇宙风》第４９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宇宙风》第４９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５页，华中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３８年３月。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５页，华中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３８年３月。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抗战文选》第８辑，向愚编，战时出版社发行，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０日。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五集，亚东图书馆发行，１９３８年４月。
　　
　　机会”①。并且，他在自己的“抗战纲领”中写道：“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②陈独秀以这样的观点，批判了托派中有人认为中日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③，“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④“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⑤的观点，并且愤怒痛斥日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山川均、佐野学和铃木茂三郎等宣扬的“爱国主义”论调，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⑥而山川均等“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借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大众，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
　　
　　抗战之初，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空气热烈，国民党①②③④⑤⑥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政论》第２２期，１９３８年８月５日。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第７页。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６页。该书无出版单位及日期，编者（未署名）按语日期是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据王文元称：该书系陈独秀遗嘱执行人何之瑜将陈的遗稿带到上海，“由朋友们集资自印”。
　　
　　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２８页。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５页，华中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３８年３月。
　　
　　也较积极，国共合作较为融洽，打了一些如“平型关”、“台儿庄”那样的胜仗，败退时也给敌人以重创，挫败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陈独秀很受鼓舞，说“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①。从陈独秀对抗战性质和意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那时他对抗战的前途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感染了一些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人。在南京时，他曾与傅斯年、胡适之谈形势。傅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
　　
　　他甚至自负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当时傅斯年被他深深打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②。
　　
　　陈独秀还自称并不是“速胜论”者，而主张“持久战”：“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①②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８年６月５日。
　　
　　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抗战》周刊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①还说：“这种最后的胜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②他还主张“全民抗战”：“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③“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④陈独秀这些观点，与当时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是，他后来自己很快背弃了这些观点。
　　
　　要实行这样的抗战，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纲领和政策，以及组织实施的力量，自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而陈独秀的考虑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他就拥护谁。他声称：“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①②③④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２—３３页。
　　
　　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宇宙风》第５２期，１９３７年陈独秀：《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我的抗战意见》第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４页。
　　
　　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①他还提出：“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②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之外，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有一个他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即他承认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与“九一八”、“一二八”时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他说：“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战争。”③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为此，他说：“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④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对国民党的抗战积极性和持久性是估计过高的。他甚至责问，“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的①②③④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１卷第９期，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５日。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
　　
　　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更为荒唐的是，他还本末倒置地认为政府能否抗战到底，取决于人民的支持，说什么“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①。所有这些，与他“一二八”前后及１９３３年法庭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话对比，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应该指出，陈独秀拥护国民党政府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对于其他问题，他仍然保持着界限。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出狱时，国民党中统局处长丁默邨也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他拒绝了。胡适、周佛海等人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蒋介石的亲信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甚至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的“五个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他都一一拒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②对于亲日派周佛海等人，他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始终一言不发。①②《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陈钟凡见陈独秀上述表现，赠诗云：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率笔和曰：“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聘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①为了合作抗日，陈独秀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减轻人民负担。他批评国民党，“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②在国共摩擦问题上，他批评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主张“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③自然，他希望国民党采用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多党制④。为了“全民抗战”，他要求“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①②③④陈独秀：《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政论》第１４期，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５集。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止征工，拉夫等”①。
　　
　　但是，这些要求对于国民党来说，完全是缘木求鱼。而且由于他对国民党抗战积极性和持久性估计过高，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又看不起，发动全民抗战又强调“党政当局”去发动——“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②，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及其反人民性的本质没有认识，也没有考虑到在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压制破坏人民抗战时应该怎么办，所以，他说的“全民抗战”，实际上是依靠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所谓“持久战”，也是一句空话。随着国民党本性的暴露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陈独秀又很快由盲目乐观变成“悲观”，变成失败主义者，“亡国论者”。他说“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③。对游击队的评价，也与开初翻了一个过，说“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④。于是，他为抗战描绘的美好的蓝图，都一一撕碎了。他提出的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党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变成了国民党“溶共”和统制各党派的最好借口；他提出的“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良好愿望，也为他所担心的“无钱者出钱”和“抓壮丁”的残酷现实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国公债的负担，加在仅能养①②③④陈独秀：《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亚东版，１９３８年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陈独秀：《抗战中的种种问题》。
　　
　　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
　　
　　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民身上”；对于城乡壮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①等等。
　　
　　第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
　　
　　要观点，是反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执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并且由此出发，他承认还“向左走到根本反对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形式的联盟”②。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件中，他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在首先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问题上，可以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行动”的策略。
　　
　　为此，他遭到了其他托派的反对和辱骂。为了洗刷这种不白之冤，他写了许多文章为自己辩护。其中一篇最著名的是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５日写的长达１．２万多字的文章——《反极左倾的错误》。文章重申他提倡的“所谓‘共同行动’是指一定时间一定事件之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不是一般的说在整个民主民族革命中和资产阶级长期的政治联盟”。接着他大量引证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论述，说明“自马克思到托洛茨基，从来不曾有过笼统的反对任何阶级联盟，也不曾有过笼统的反对和资产阶级任何形式的联盟或共同行动的说法”。同时，他从托洛茨基的论述中，归纳出来托氏反对的“四个阶级联盟”政策，有以下三个特点：①②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校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
　　
　　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一）各阶级一致，特别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致，以阶级妥协代替阶级斗争；（二）联盟的形式是站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原则上，共产党取消自己的旗帜，牺牲批评同盟者的自由，使党的政策与组织和国民党混合；（三）牺牲工农利益以保存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党及政府。”①另一方面，为了向其他托派表明他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反对“四个阶级联盟”的观点，１９３６年，他曾经在狱中写的两篇文章中，把共产党刚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作大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一篇是这年５月２１日写的《中国的一日》，宣称“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这篇文章，因为是左派的“生活书店”委托茅盾编的一本同名书②的征文，所以用了比较隐晦的语言，影射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文中讲的“横断世界”是指阶级和阶级对立，“整个世界”是指民族统一战线。①②生活书店１９３６年９月出版。
　　
　　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
　　
　　另一篇是这年７月１日以其怪僻的笔名“儿”，在托派内部发表的文章《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①。文章一开头引申《中国的一日》一文的中心思想说：“谁要幻想中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有权力的军阀能够进行解放民族的抗日战争，他不是骗子，便是痴子。”接着在分析了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抗战态度后指出：“无产阶级所以应该左袒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因为这一运动有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没有这一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日本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远东看门狗，英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领，亲英反日和亲日反英的观念，都同样不应该一秒钟在无产阶级战士的头脑中存留。”如果“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用“取甲制乙的策略”，“便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文章然后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所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不曾有任何解释，忽然由山上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说国民党也在内）……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此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他以此①《火花》第３卷第３期，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出版。“”即燕子（《诗·邶风·燕》毛传：“燕燕，也”。相传“陈”姓家族起源于殷商胡公，后被封为“陈”国（今河南淮阳县），而商国王祖先是“契”，“契母简狄吞燕生契”，所以《诗经》“商颂·玄鸟篇”上，有“夭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在陈独秀的家谱《江州义门陈氏家谱》上也是这样记载陈姓家族的起源的。所以一些陈姓知识分子，都把自己说成是燕子的子孙。
　　
　　陈独秀起此笔名，大概亦然。据郑超麟和濮清来说，他们在托派内部刊物上读到过不少陈用“儿”笔名写的文章。何之瑜也把“儿”的文章列入“陈独秀著作年表”。
　　
　　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攻击此后发表的“朱德领衔的中国红军致全国各省军事长官，要求团结一致的快邮代电”，“丢丑”更“彻底”。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陈独秀批评托派拉拢鲁迅的事。早在这年春天，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的新方针，解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文艺家协会，并在文艺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基本同意“国防文学”的口号，但认为此口号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有“不明了性”的缺陷。为此他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来进行“补救”和“纠正”。他强调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①。鲁迅对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辩证的，正确的；他批评中国托派“胡涂”到连现在反侵略斗争中“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都不懂，而上海地下党内一些“我的战友竟也在作相反的‘美梦’……也是极胡涂的昏虫”。但是当时上海地下党这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鲁迅“对抗”国防文学的口号，“破坏统一战线”，以“托派”、“内奸”等各种大帽子来排斥打击鲁迅及其意见相同的人。鲁迅非常气愤，批评“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反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９０页。
　　
　　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见，似乎认为鲁迅是同情他们的。于是他就在６月３日以陈仲山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赠送近期出版的几份托派机关报《斗争》和《火花》（内容都是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中首先攻击中共在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了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Ｒｅｄcｄｓ以打平天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的立场，……*笥牍倭拧⒄汀⒕В醵朊裰诘墓糇邮帧险较摺保欢涎云浣峁厝皇垢锩裰凇霸僭庖淮瓮郎薄薄Ｐ胖谐腥舷衷谏虾５囊话阕杂勺什准队胄∽什准渡喜惴肿游薏换队膊车摹靶抡摺保趾敌抡摺霸绞芑队泄锩阍皆舛竞Α薄＝幼判胖杏肿源担骸拔颐钦飧鐾盘澹砸痪湃鹉旰螅诎侔憷Э嗟幕肪持校颐堑闹髡挪恍傅亩氛！改昀吹母髦质卤渲っ魑颐堑恼温废哂牍ぷ鞣椒ㄊ钦返摹Ｎ颐欠炊允反罅值车幕嶂饕澹ざ饕宓恼哂牍倭诺持疲衷谖颐怯旨峋龃蚧髡庵峙驯车摹抡摺！痹谡庋拭鞯乇硎玖怂峭信傻恼沃髡乓院螅啪投月逞附写蹬鹾屠＃骸跋壬难段恼掠肫犯瘢俏沂嗄昀此把龅模谛矶嘤兴枷氲娜硕汲聊绲礁鋈酥饕宓目又惺保壬滥鼙咀约旱募夥芏凡幌ⅲ∥颐堑恼我饧缒艿玫较壬呐溃叫慕馊佟！雹俾逞冈拇诵藕螅酝信傻淖钥涓械蕉裥模酝信捎枳约孩佟洞鹜新逅够傻男拧罚堵逞溉返冢毒淼冢担福浮ⅲ担福挂场*的吹捧视为一种侮辱，所以他虽在病中，立即口述回信，讽刺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看出托派想利用鲁迅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挑拨其与中共的关系，明确回答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①托派临委拉拢鲁迅碰了一鼻子灰。陈独秀在狱中知道后大发脾气，问临委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并以宗派主义的眼光，对鲁迅进行人生攻击，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②。托派临委也抓住鲁迅回信中怀疑他们“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的说法，攻击鲁迅“牵涉进党派政治之后，甚至一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③。陈独秀和托派临委的攻击，只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陋。他们闭眼不看，鲁迅一贯是一个伟①②③《双山回忆录》第２０６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０６页。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曾多次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①（重点系鲁迅所加）这个立场与托派的主张本来就是根本对立的。鲁迅不怕压，不受捧，一贯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决不同错误、腐朽和庸俗的倾向妥协，即使与中共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坚决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宗派主义作风，一方面又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所以，陈独秀对鲁迅的攻击，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由此也表明，陈独秀当初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是多么的错误。
　　
　　可是，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狱后，他两次积极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等，“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无疑又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自然，他对党在抗战中的基本路线，并非完全拥护，他看不起甚至反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是一例。
　　
　　陈独秀的这两大转变，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其主流毕竟是顺乎历史发展的进步的表现，表明他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接受了“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原则，认为①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鲁迅全集》第６卷第各党派应“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①。这里，再现了陈独秀“爱国者”的形象，为了“抗日救国”，他可以捐弃前嫌，放弃一些原来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他自认为这是符合列宁精神的，说“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斗争的方法”②。应该说，与其他托派相比，他的这种表现是鹤立鸡群的。
　　
　　与托派领导集团“决裂”在武汉独立开创局面陈独秀上述抗战主张，是背离托派的传统立场的。
　　
　　当时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对托派在中国抗战中的政策，都有明确的指示。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但蒋介石的抗战，是违反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所以，托洛茨基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我们无需要存丝毫的幻想”；对于抗战，一面要“积极参加”，“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③１９３７年８月，第四国际通过的中日战争决议案，还提出了两个“打倒”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④对于“国共合作”，托洛茨基①②③④《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７２页。
　　
　　托洛茨基：《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５１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更是竭尽污蔑之能事。他说，过去“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的与学究气的‘孙文主义’，加入了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命的政策了。”
　　
　　派临委，根据托洛茨基筹备第四国际的精神，也开始筹备正规的中国托派政党，但是不久，尹宽和王文元又先后被捕。抗战爆发，继陈独秀出狱后，狱中托派分子纷纷被释，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到上海加入了临委。临委书记仍是陈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还有李福仁、寒君。他们根据上面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指示精神，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决议认为国民党抗战，一是“不能不以‘应战’来维护其统治权”，一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妥协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他们的政策是，“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战争”；对于国民党各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我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托派更是杯弓蛇影，歇斯底里大发作，攻击我党是“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斯大林党（指中共——引者）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它今后只有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扬言：“必须无情地打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以斯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的潮流。”①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破坏抗战。
　　
　　陈独秀斥责上述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
　　
　　王文元说：“上海方面的意见，他说寄来过，可没有保存。大概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②。
　　
　　陈独秀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为任何人所动摇。被称为是他的“忠实学生和同志”的郑超麟，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９日出狱后，曾到陈处（陈当时住在南京陈钟凡家里）住了一宿，郑反对陈的几条抗战提纲，特别反对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并从所谓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攻击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入国民党。陈不同意郑的观点，明确表示不反对共产党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的主张。话不投机半句多，郑第二天就离开了陈独秀，③从此二人再没有见面。陈却在文章和书信中经常批评郑超麟把中日战争看作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之战，应当采取①②③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第１３页。
　　
　　“失败主义政策”等荒唐的观点。
　　
　　志”王文元出狱后来到武汉他的住处住下。王也不同意陈的抗战主张，“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提到”。王试图要陈考虑在武汉创办一种刊物，但当即遭到他的反对。陈认为：办刊物“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表示“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①这个“新方法，新途径”是什么呢？陈独秀认为在国民党由于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腐败失去其在群众中的影响以后，只有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才能领导抗战和民众不满国民党统治的“骚动”。因此，托派“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须抛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
　　
　　王文元觉得陈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佩服他确象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他同意陈提出的工作精神：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但是，他绝①《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不同意陈把托派的政纲降低到“争自由与民主”，不赞成陈与各个“民主政派”联络的方针，也不同意陈抗战中不能引发革命的悲观估计。不过这不是当时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因此王文元同意留下来，与他走一段“新途径”的尝试。不久，濮德志也来到武汉，他采取了王文元同样的立场。“三驾马车”开动了起来。
　　
　　“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陈独秀筚路蓝缕，谈何容易。说也真巧，当时陈独秀正好遇上了一个国民党的师长何基沣，并与他拉上了关系。此人原属于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二○旅旅长。“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正在该地驻防，打响全国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这个军人给陈独秀的印象很好。陈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与何相谈中了解到，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何深深懂得，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养伤期间，何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于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和思索的结果，使何决心要从汉口邀猜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队里，对兵士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于是两人很快就商定一个中心思想：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这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但是，王文元、濮德志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他）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①最后落实的计划是：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个河南青年马××，到何基沣的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马为参谋。陈独秀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②。
　　
　　与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努力。国民党京沪战线溃败以后，战场西移，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以及群众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如云，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利用其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实施他的新方案。他积极地和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①。
　　
　　由于国民党丧失民心，以致不但工农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原来拥护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怨懑已极，日益对国民党采取反对派的态度。他们对共产党产生了愈益增长的期望。我党在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领导下，正利用这种形势，积极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陈独秀也敏感地觉察到了这种形势，企图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王文元和濮德志却反对他的做法，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陈独秀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陈的性格特点是：一旦决心立下，就坚定不移，别人不容置喙。于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四派会议”②，先后被二人拒绝。后来罗汉来到武汉，他又派罗汉出席“四派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接着，他又派濮德志去开封请罗章龙，函招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被共产党开除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①②“四派”即陈独秀派、第三党、全国救国会和桂系反蒋派。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２４０页。
　　
　　“复兴事业”①。但是对于真正投靠了国民党的叛徒，他是不屑为伍的。张国焘从延安叛逃到武汉后，想拉陈另组“共产党”，武汉市公安局长为此几次拉他俩在一起吃饭，企图撮合。
　　
　　陈只应付，决不与谋。他对包惠僧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②陈独秀认定自己在武汉的努力，不会得到托派领导集团的同意（后来彭述之果然批判陈独秀的这段努力是“军事投机”和“拉拢投机政客。”③）。为此，他“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④“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⑤陈独秀还把这种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并在１９３８年离托派的声明”。其实他只是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未参加任何党派”，而不是“脱离托派”，恰恰相反，他在这个声明中，明确拒绝作“脱离托派的声明”，讥其为“画蛇添①②③④⑤陈独秀：《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扫荡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页。
　　
　　犀照：《活的少数派在依附死的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油印小册子）卷三之二，第２０３页。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３６卷第１期。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２４１页。
　　
　　足”。
　　
　　陈独秀的这个行动，引起了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有的主张，“公开向外声明，Ｄ．Ｓ．（陈独秀在托派内部的代号——引者注）同志的意见不是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①。刘家良说：“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的观察：这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的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②李福仁甚至相信陈独秀是以“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国民党，才被放出来的③。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他们通过了一个叫《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④，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提纲”接着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Ｄ．Ｓ．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①②③④《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７页。
　　
　　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８页。
　　
　　刘家良致李福仁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１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９页，译注①。
　　
　　《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２８页。
　　
　　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Ｄ．Ｓ．不仅自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无共同之点”。“提纲”还说陈关于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十分明显地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政治主张。”“提纲”还认为“Ｄ．Ｓ．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由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斯党（指共产党——引者）表示让步，……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提纲”最后提醒说：“Ｄ．Ｓ．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得考虑他所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们希望Ｄ．Ｓ．同志将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上书托洛茨基又受托派抨击托派领导集团这种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不可理喻的状态，陈独秀并不感到奇怪。他毫不妥协，立即反击。但是，他反击所采取的办法是写信向托派总头目托洛茨基告状①。该信件在回击临委的指责时，完全是站在“我们”——整个托派（包括临委）立场上，以向托洛茨基汇报和检查自己工作的口吻说的。
　　
　　信一开头就叙述中国抗战的溃败局势，及中国托派由于“极左派”路线的错误，造成组织衰萎，因而对这种失败局势处于恼人的无能为力的地位。他哀叹：“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象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
　　
　　同时，他也是代表整个中国托派，提出今后他认为正确的工作方针：“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
　　
　　最后，为了打动托洛茨基的心，他把他与“极左派”集团的斗争与“第四国际的威望”联系起来，说：“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地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①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这封写于１９３９年１月的信，充满着对托派在中国命运前途的关注和忧虑，这与他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那个被人称为“脱离托派”的声明，情调显然是不同的。为什么一年之间，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那个声明与这封信的关系呢？我认为：第一，他只反对托派领导集团，并不反对托派组织。
　　
　　他把“我们的组织”与“极左派的小集团”是分开的，谴责后者，而对前者抱有希望。从私人关系上说，这个“小集团”，那时实际控制在他长期厌恶的彭述之和刘家良以及尹宽手中，这无疑更增加他与“小集团”的对立情绪。如他所说：“关于老彭和长子（即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①因此，他可以实际上脱离托派组织生活，却不愿“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不能去反对它。
　　
　　第二，他只反对托派的“板左”路线和政策策略，不反对托派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
　　
　　在抗战问题上，陈独秀与托派领导集团的分歧，是托派内部的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革命性质”、“国民会议”、“共同行动”等问题上传统分歧的继续和深入。在给托洛茨基信中，陈在分析极左派抗战问题上的错误根源时指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①《给陈其昌等的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一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
　　
　　在１９３８年３月声明前４个月，他最早向托派临委宣布“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的信中，曾批评他们“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执行的“联合战线”政策是“阶级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时，认为“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因为“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他尤其坚持托派传统的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观念，不承认中共无产阶级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决反对共产党实行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因此，陈独秀在３月声明中，断然拒绝“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局面的策略。抗战初期，由于蒋介石被迫抗战了，共产党也以民族利益为重，改变了“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托派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依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反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起着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帮助托派发展，于是“托派”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正如陈独秀在信中所述：“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据此，陈独秀痛心地指出：“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所以，陈独秀想利用他原来的声望，利用他五年坐牢表面上与托派断了联系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独立开创一个局面，去团结广泛的民主势力和插手军队，因而必须声明他与托派无关。
　　
　　但是，这个开创新局面的努力，他并不否认依然是托派的事业；看来，他是想待局面打开、有了基础之后，再来纠正和说服托派临委。这个秘密是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尝试开创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他说：“依照我的想法，这工作（指到何基沣部队工作——引者）如想顺利开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派工作人员；而独秀则讨厌上海的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王文元还说，陈独秀在与“民主党派”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时，也是以“我们”的姿态出现的。而这个“我们”，与他后来给托氏信中的“我们”是一致的，即“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托派自居”①。
　　
　　１９３９年１月所写的信是他独自开创局面受挫后思归情绪的反映。
　　
　　以上所述，说明陈独秀还没有与托派决裂，但并不是说他对这个问题，一点思想考虑也没有。说得正确些，他在武汉的努力，虽然仍然站在托派的立场上，眼睛却在观望，揣摩风向。如他对王文元说的，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②。
　　
　　他在给陈其昌等人的信中也说：“你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侣。……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③那么，他在武汉的努力，得到了什么结果①②③《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２４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呢？他的观望，又望到了什么呢？他插手军队，派王文元等三人去何部工作，可是平汉路的车票买到，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①。这就使他的军事图谋落空了。因为陈独秀虽然被释放，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的任务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②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国民党的眼睛。这样，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击接踵而来。约高语罕来，高迟迟不来；邀罗章龙，罗表示婉绝。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了一个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侦探机关３００元津贴的“日寇侦探”事件，使他伤透脑筋。虽然人人明白这是赤裸裸的“诬陷”，那些民主人士碍于政治斗争之微妙，还是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濮德志、罗汉等人，也先后离去。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着这种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他自己也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底下，被迫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
　　
　　这时的陈独秀，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一是对国民党的希望完全破灭，哀叹“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①②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３６卷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月。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页。
　　
　　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①。二是对共产党满肚子的怨恨。他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看成是党的旨意。三是认为民主党派太经不起风浪。在这又一次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上海临委派了与他有深厚友谊的陈其昌，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交换意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托洛茨基写这封信的。所以，信上所流露的那种感情，所反映的那种立场，是很自然的了。他的“从头做起”，既是武汉受挫后的呻吟，又是不甘失败的挣扎。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基础还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所以，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如数家珍似地谈到托派的组织力量：“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但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原则，与上海的托派临委和解，也同样办不到。他认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在这种矛盾和痛苦的心情支配下，他对极左派的批判，自然就夹杂着犹如一个慈母对犯有错误的儿子那样的痛惜和自责，说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的话来。
　　
　　有人拿刘仁静提供的一个情况，证明陈独秀已与托派脱离关系。刘说他在１９３８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第二天我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①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
　　
　　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①。其实刘仁静后来自己出来纠正说：“有人说陈独秀那次不见我，是表明他与托派划清界限。实际相反，因为我当时已是被托派开除的人，所以他不与我交往。”②原来，１９３５年３月刘仁静在北平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徒刑两年半，进入了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③。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恼火”，并建议托派临委把刘仁静开除了。
　　
　　内，发现了一份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委员会”名义写的手稿——《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刍①②③《读〈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１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第８卷第２１期。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访问刘仁静先生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３—４月，史斌、苏晏整理），《党史资料》丛刊（上海），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议》①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宣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整个思想，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
　　
　　这个《启事》写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发表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与上述“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这说明刘仁静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意见，确是陈独秀首先提出。“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中的陈独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他又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③但是，①②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注④。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可能为《读〈资本论〉刍议》之误。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却仍然表示关怀和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①托洛茨基对二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使刘仁静出乎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独秀的冷遇。
　　
　　陈独秀冷遇刘仁静的事实，非但不能说明陈与托派脱离关系，反而说明他为了维护托派的“纯洁性”，拒绝被他和托洛茨基鄙视的刘仁静再回到托派队伍中来。刘回到托派中来的努力失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１９３９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军统头目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让李福仁转交托洛茨基，于是引起了托派临委们的愤怒。他们也立即写了《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②，以驳斥陈独秀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罪名。报告承认：“我们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战争以多大的影响。……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不能以此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象Ｄ．Ｓ．同志归咎于我们的）。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形成起来的，……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有，如不能将我们的政治路线根据随时发生的事变和民众的实际要求配合起来，向各种民众随时进行鼓动和宣传，并进而实行组织广大民众，……但同①②《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１０页。
　　
　　同上第７３页。
　　
　　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孤立了。”报告表示今后仍坚持他们自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
　　
　　两方面的意见，同时寄到了在美国的托洛茨基手里。
　　
　　中国抗战爆发以后，托洛茨基一直密切地注视着陈独秀的命运和动向。他在与托派临委成员李福仁的谈话和通信中，陈独秀问题，是一个重要话题。
　　
　　仁，他要李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因为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托洛茨基出于偏见，担心斯大林与蒋介石“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①１２月，当李福仁把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告诉托洛茨基，并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刘家良等人与陈决裂时，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鲁莽的判断”，指出：“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的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困难。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在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也完全瘫痪了。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和中国朋友们决裂，因为他们①托洛茨基：《与李福仁的谈话》（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１日），《中国革命问题》第对自己的态度愈无自信，他们也就会愈加敏感。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同时，托也不同意李作的陈独秀是“投降”后才获释的猜测，认为只能作一种假设，即在抗日问题上，“可能在一方面的蒋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们的同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是托却“完全同意李说的“斯大林派（指中共——引者）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并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他要李以他的名义立即给陈去信谈谈这个问题。”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①１９３８年２月５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设法把陈独秀“弄到美国来”，并教他“可以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他还是认为：“如果苏联参战，……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
　　
　　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②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好处。”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对陈独秀寄予了多①②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１页。
　　
　　片山潜（１８６０—１９３３）日本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同情苏联十月革命，曾协助美国共产党的建立，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８、６９页。
　　
　　么大的期望。
　　
　　过了４个月，当他得知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及陈独秀一方面反对托派临委，一方面又拒绝发表“脱离托派”声明的消息后，他又写信给李福仁，表示：“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如有可能，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很易被牵连到某种臭名洋溢的司法罗网中去，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对第四国际也极为有害。他的处境如果尚非绝难忍受，却已是极端困难的了。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①这封信后，大约有半年多得不到陈独秀的消息，托洛茨基很着急，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３日，他在给李福仁的一封短信中问：“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何？”②陈独秀的信和托派临委的报告，托洛茨基都看到了，他当然明白临委在抗日问题上的意见更符合他的思想。可是，出①②同上第７５页。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３页。
　　
　　于他一贯对陈独秀的尊敬和利用的立场，他显然不能站在临委一边批评已经孤立到只有一个人的陈独秀，否则，势必加速双方的破裂，而把陈独秀完全推出中国托派运动。所以，他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托洛茨基显然深受感动，因为陈提出的当前只能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张，与他提出的中国在“过渡时期”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不合。而陈独秀看不起中共组织，提出使中国托派成为“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的意见，更是他一贯的愿望。在１９３２年九、十月间他给陈独秀的信和１９３７年８月与李福仁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这个愿望。所以他又对陈独秀表示了较多的谅解和支持。他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①托洛茨基知道，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如何解决，他还是坚持：把陈独秀调离，到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这样既解决了陈与临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对陈留在中国危险的担心，同时，也遂了他多年来要陈独秀这个知名人物参加第四国际领导机构以提高第四国际威望的心愿。这对托洛茨基来说，是一举三得的好办法。
　　
　　①《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８页。
　　
　　王文元在陈独秀逝世时写过一篇题为《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文章①，对托洛茨基为什么几次三番在陈独秀与其他托派斗争中袒护陈独秀，有这样的评述：“将近十年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的‘保护’，陈独秀大约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开除，宣布‘自动脱离’或宣布‘变节’了！”王文元说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７日第一次提到陈独秀时说过一句名言：“陈独秀同志根据他自己观察来估计局势，与我们根据理论思考而估计局势，恰恰说着同样的话。”②又说“这个评价决定了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态度，直到最后。他自始至终十分珍视那有经验的革命的陈独秀，而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独秀。所以每当中国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气、或因理论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确的批评而攻击陈独秀时，托洛茨基所采取的态度总是袒护的甚至‘曲宥的’”。王还说托洛茨基所以特别看重陈独秀，是要陈参加第四国际，“正因为如此，他不断地要获知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陈独秀思想上的一切错误——无论真实的或虚幻的——托洛茨基没有一件不知道”；“托洛茨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陈独秀的错误，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长处与价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愿做出陈独秀‘变节’的结论。为什么呢？理由就是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他重视实际革命者的陈独秀，远过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独秀。倘然陈独秀是考茨基与普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与史大林同志的提纲》，载《中国革命问题》，第４０页。
　　
　　《国际主义者》第３期，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５日出版。署名：连根，即王文元。
　　
　　列汉诺夫型的人物，是成熟的与有机的理论家，是不知真实革命为何物的书斋学究，那末托洛茨基也许早已和他决裂了，不再寄以希望了；但陈独秀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李卜克内西与贝贝尔型的真诚革命者，有经验的，具有敏锐而正确的观察力的，但没有彻底系统化的意见的。”王文元认定托洛茨基相信当革命局势来临时，陈独秀还会与他们“说着同样的话”的；“真实的革命将使我们之间的不同意见消灭于无形，陈独秀还会回到革命的第四国际的立场来，他仍旧要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巨大作用。”
　　
　　王文元在这里指出了陈独秀与李卜克内西及贝贝尔的相同点，与普列汉诺夫及考茨基的相异点。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有与前者的相异点，恰恰是与后者的相同点，即李卜克内西与贝贝尔的错误是“左倾幼稚病”，而陈独秀却是“右倾”，这一点与普列汉诺夫相类似，而后来陈独秀的民主观，又被王文元说成接近于考茨基。所以说，把陈独秀与任何一个人简单的类比，是很难贴切的。陈独秀就是陈独秀。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独特的人物。
　　
　　托派临委见到托洛茨基的信，感到委曲和难堪。他们又专门写了一个《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①。这份“报告”对托洛茨基回信的最大挑战是：“Ｄ．Ｓ．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Ｄ．Ｓ．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①《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２１页。
　　
　　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路线。”
　　
　　“报告”强调他们是“站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监视着战争的每一步发展”，而说陈“一贯便采取政府与人民的中间的立场，一面向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资格，哀求和说服政府对民众采取宽容和改良政策，一面则以空洞和含糊的话叫民众‘相信’政府，叫民众‘自动’起来帮助政府。这种游离的超阶级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基本明确的阶级立场不能调和。”
　　
　　“报告”虽然再次否认陈独秀的批判，郑重地发表“最后负责的声明”：“Ｄ．Ｓ．攻击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实的！”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团体一贯处境孤立，……一贯与群众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能及时反映出广大群众心理的转变。”
　　
　　“报告”集中火力攻击陈独秀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因为陈独秀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和演说中，在坚持托派传统的“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观点的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发展之余地。”所以他叫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还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本是原来被他批判过的刘仁静的观点，而现在，论到托派临委来批判他了。据此，临委“报告”认为：“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摇，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
　　
　　托派反对的所谓“阶段论”，一般指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结合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不允许在这两种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这种理论不否认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掌握政权以后的初期，还允许在利用限制改造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有相当的发展。如中国解放初期那样。一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这种理论与上述理论相反，主张在民主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发展中，重新集结无产阶级力量再进行下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临委“报告”批判的陈独秀的“阶级论”显然是指后者。但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陈独秀与托派的结合，本来就是这两种机会主义理论结合的产物。因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指在革命高潮中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纲领，同时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在革命高潮到来以前，即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国民会议”斗争时期，这种理论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济必然复兴，资本主义必然有所发展；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组织起来，准备下次革命是有利的。所以，“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有两个基本点是相通的：都认为下一次夺取政权的革命高潮是社会主义革命；都拥护在目前“过渡时期”，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个思想，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一文中，结合中国问题，有详细的论述。可以说，陈独秀现在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正是来自托洛茨基；而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陈独秀此时还未论及。所以，批判陈独秀上述主张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恰恰暴露了批判者自己对这种“理论”的无知。在中国托派中，这种自称是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而对托氏理论不甚了了的人，是屡见不鲜的。梁干乔、彭述之、刘家良等就是这种典型。被认为对托氏理论有点研究的“托派理论家”郑超麟、王文元曾多次讥讽彭述之这类半吊子“托洛茨基主义者”①。所以，王文元、陈其昌（郑超麟这时还在乡下养病，１９４０年才到上海参加托派领导工作）等人，是反对对陈独秀作出违背“不断革命论”的结论的，他们也“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宽容”态度②。为此，这个又是“多数通过”的“报告”①②连根（王文元）：《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郑超麟曾写过一本《不断革命论ＡＢＣ》的书，１９４７年由春燕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阐述，因而被托派公认为“理论家”。
　　
　　抱怨说：“有极少数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争，……辩护他（指陈独秀——引者）并未离开我们立场。”这样，托派临委内部又开始酝酿新的分裂。
　　
　　应该指出，陈独秀在１９３８年４月《抗战与建国》一文中说的“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三个月后，他又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些都不是什么高见，而是陈腐的观念。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的前途，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①至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及应该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认识不足，那是另一回事。
　　
　　在组织问题上，托派《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中说，“自从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某些同志屡屡表示‘各人各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点。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６３２页。
　　
　　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Ｄ．Ｓ．同志的取消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如此，“报告”还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力，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仍继续诚恳的要求Ｄ．Ｓ．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讨论”；“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但又对托洛茨基曲宥陈独秀表示不满，强调说：“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对托洛茨基第四国际要挟说：“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由此看到，如果不是托洛茨基亲自出来“保驾”，如果不是陈其昌、王文元出于感情的“辩护”，在彭述之、刘家良这两个宿敌控制下的中国托派，这次又要重演“开除”陈独秀的闹剧。
　　
　　与中共再次和解拒绝回党“三条件”尽管中国托派几年来一直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瓦窑堡会议后，与全国各党各派联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对中国托派还是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国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并且列在第六位。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①在接着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犯”。
　　
　　西安事变中，托派又一次猛烈攻击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同时，在莫斯科审判中，又传来了所谓托洛茨基要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指示”的“证词”。于是，中共中央就把中国托派视为“日本走狗”，确定了“对于托派，应采取坚决打击，使之瓦解与消灭的方针”②。但是，在执行这个方针时，中共中央对托派问题的处理是十分谨慎、区别对待的。如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里，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罗汉到南京为营救狱中托派分子而奔走时，就请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帮忙寻找王文元。
　　
　　叶对罗汉这个著名的托派分子仍以老友（大革命时期二人同受共产党派遣，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做政治工作）热情相待，而且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处寻找王文元③。这对托洛茨基和李福仁所说的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将要求杀死狱中的陈①②③参见《双山回忆录》第２２７、２２８页；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洛甫同志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１９３７年６月６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１３７页，档案出版社１９３５年版。
　　
　　独秀等托派分子的胡言妄断，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予希望。抗战爆发后，托派由于坚持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策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抗日战争，而被全国人民所唾弃，中共中央对陈独秀依然另眼相看。
　　
　　陈独秀出狱时，与托洛茨基的预见相反，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出版的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时评”还把他与其他托派加以区别：“陈先生出狱后，在武汉的第一次讲演中说到‘……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这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托派在目前抗战中主张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败主义，这完全是汉奸理论，完全做着日贼的别动队的作用”。周恩来在进行这种区别的同时，还对罗汉说：“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并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①陈独秀出狱后，亲自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罗汉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到商京与八办联络营救狱中托派分子时，未与陈独秀商量（因当时陈已离开南京去武汉），就重提“一二八”时他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议。叶剑英和博古自然表示欢迎，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叶即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延安走一趟，并给罗开了介绍信和旅费。罗汉先到西安，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接待，并电询延安中央的决定。相谈中，林伯渠和王若飞这两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对陈独秀十分怀念。林说：“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份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延安未能去成，但是党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讯息。毛泽东同情罗汉的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陡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尝不可一起抗日。”①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党中央就向陈独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②张国焘在解释这些条件时还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③这个精神与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的宣言是一致的。党中央的“三条”由毛泽东和张闻天签署，直发罗汉。
　　
　　在当时“托派即汉奸”的气氛中，这“三个条件”应该说并不过份；从陈独秀今后活动方便考虑，也是必要的。但罗汉认为是“招降”，表示不能代陈独秀接受，可代为转达。
　　
　　陈独秀是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但对于与党“合作”或“回到党内”，并没有考虑。他对于罗汉的活动，初不知晓；知晓后，既不“予以鼓励”，也不表示反对④，以待尘埃落定后表示进退，掌握主动。博古恐怕“三条件”会①②③④《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０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
　　
　　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张回忆说罗汉到了延安，与史实不符；但他所述延安研究陈独秀问题的情况，与其他史料对照，有参考价值。
　　
　　引起独秀反感，嘱罗汉“不妨口头传达”。果不出所料，一向刚愎自用不知“认错”为何物的陈独秀，在武汉得知中央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①“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②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认为是“画蛇添足”。于是他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罗汉回南京给叶剑英和博古，作为他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独秀“交换意见”③。
　　
　　罗汉的活动，也触动了彭述之为首的托派临委的神经。他们郑重其事地在罗汉由西安返回上海时，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发表了一个“紧要声明”，先对中共进行了一番攻击：“现在中国史大林党所执行的‘联合路线’政策，其本质就是阶级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制动机。因此史大林党本身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障碍物。”扬言“今后匪特无与史大林党政治妥协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动机作用，则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彻底解放斗争，绝不会胜利。”
　　
　　明明自己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却要加诸于他人，这种贼喊捉贼的嘴脸，实在令人作呕。声明接着说：“近有罗汉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义，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党上层分子接洽所谓抗日合作。按罗汉从前虽曾与①②③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左派反对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组织关系，但五年以前早已脱离；既非本同盟的一员，自无代表之向史大林党接洽合作的资格，其行动亦与本同盟毫无关系。至于其接洽内容之违背本同盟上述一贯主张，当然无加驳斥之必要。恐外界误会，特此声明。”不仅如此，声明也向陈独秀暗示：“以前或今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①罗汉当天就给彭述之一个绝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志与兄（指彭述之——引者）等被叛徒背卖，遭受缧绁之厄后，对于一些言论似左行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们陆续叛变出去，还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来自己事实上与组织脱离关系，且亦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也。此次赴京，纯本朋友之谊面图援助几位贞坚卓绝的革命老战士出狱，而西安之行亦为此而抗辩一串无稽之谣诬，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即主张发动全国武装抗日之事实，尚有‘一二八’一役时三人签名所提出之合作纲领可为考证。日昨在兄寓所，晤赵济、独清二位，说彭兄代表现在组织，因洛甫、泽东为商讨联合抗日问题致弟私电开列三条事件，决定弟写一申明文献刊布，以免世人误会上述弟一己经历之事件，与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缠夹不清之观测。弟亦因与此一崭新组织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时成立。以故如此一节申明，亦惟有烦兄设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紧要声明》，《斗争》第２卷第９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日出版。
　　
　　法转达也。”①罗汉的信不仅说明了他的活动与托派组织无关，而且表示了对其的蔑视，不知其为“何物”。
　　
　　陈独秀也对托派的声明嗤之以鼻。他在１１月２１日给陈其昌等的信中说：“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们乱骂史（指中共——引者）国（指国民党——引者），尤其是骂史，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接着，他表明了与党“合作”问题的态度：“我对于史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是在同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陈独秀这里透露了他当初对罗汉的活动不表示可否的原因。与中共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不妨试一试；结果，条件太高，所以“现在谈不上”。他有点自知之明，觉得托派的力量太小，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他一不愿承认加入托派的错误，二不愿发表公开脱离托派的声明，而所以这样，根本的原因是，他仍坚持托派的基本立场——城市国民会议运动为中心的路线，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线。具体说，在中国社会性质、共产党性质和革命道路上，与中共中央存在着原则的分歧：①罗汉给述之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手稿。
　　
　　（一）他仍然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认为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没有什么一半一半”①。他的逻辑是：只有说中国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或“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才能解说中日战争的起因及抗战的胜利；“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
　　
　　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长期的战争。”②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是不该进行的，更谈不上胜利了。
　　
　　（二）他仍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所以，他主张让托派来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③。
　　
　　（三）他反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说：“有些人们虽然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抵制国民会①②③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１９３９年１月）。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单行本），亚东图书馆行，１９３８年版。
　　
　　《资本主义在中国》，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１集，亚东图书馆发行。
　　
　　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并扬言：“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①（四）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
　　
　　他说：“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如果“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②他甚至说：“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日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③这种“唯武器论”与他的“城市中心”观点相结合，使他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战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份的估计游①②③《抗战一年》，《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民族野心》，《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第１卷第１１期。
　　
　　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①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红军”问题上，比他当年的托派观点走得更远了。
　　
　　陈独秀上述一系列谬论，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是一个最没出息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的伟大，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被迫下乡上山的环境中，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指导，及建设不起无产阶级政党而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包围的汪洋大海中，在长期艰苦的农村武装斗争中，建设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得好：“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②根据毛泽东的建党学说，能不能建设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好党，关键不在于是城市或农村的环境，以及党员①②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第４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中工人成分有多少（这些无疑是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而在于能否用无产阶级思想经常不断地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另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把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广泛开辟敌后农村根据地，包围占据城市的敌人，以最后夺取城市，夺取抗战的胜利，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运用。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它处在一个进步的时代，却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这样，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发生了，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就必然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个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当然陈独秀是不懂得的。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时说，游击战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并说它的战略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从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中游击战的作用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所以，“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①①《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４６６、４６７页。
　　
　　至于在，“敌据城市我据乡村”的条件下，“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问题，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有精辟的论述。他在分析了我国三个特殊条件——半殖民地的条件、大国的条件、今日的条件（“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之后指出：“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义，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①陈独秀因为立足于城市为中心，所以城市一丢，即为“亡国”；毛泽东立足于农村为中心，所以，即使有困难，我们必胜。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坚持城市中心，瞧不起游击队，把毛泽东思想讥为“山上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当时王明的观点，在这些基本点上，陈独秀与王明是一门之徒。
　　
　　凡此种种，表明了陈独秀当时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是十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８集，第１７８页。
　　
　　分深刻，十分尖锐的。因此，有人把陈独秀向南京“八办”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罗汉接洽陈独秀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之事，视为陈独秀“要求回到党内”，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低估陈在抗战问题上“转变”的进步意义，以及中共中央把他当作抗战合作对象方针的正确性。
　　
　　因此，当时的确出现了自１９２９年决裂以来的和解气氛。可惜，这种气氛，很快被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一扫而空。
　　
　　蒙受“汉奸”冤屈与党彻底破裂副团长康生，拿着尚方宝剑，从莫斯科飞到延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乘当时苏联审判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与托派同盟”的狂风，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有人当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①。在这里，他进一步发挥了１９３２年１月《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左倾”路线代表作中说的，与反动派比较，托陈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并且为了“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个敌人，可以不择手段。康生立即紧跟，发表了一篇长文——《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信口雌黄地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这种诬陷是耸人听闻的。当时舆论大哗，要求康生拿出证据来，但他始终拿不出来。几十年来，中外许多史学工作者进行了种种考证和猜测，有的说因为陈独秀参加了亲日派周佛海组织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有的说是因为陈独秀出狱后接受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①《解放》周刊第２９、３０期，１９３８年２月。
　　
　　文研究会”的生活费“补助”①。其实，这两件事都发生在１９３７年陈独秀出狱以后，当时周佛海来拉拢他参加“低调俱乐部”，陈独秀始终“毫无表示”；至于陈独秀从陶希圣手中要的钱，是他向陶主编的《政论》杂志写稿支取的稿费。
　　
　　康生说陈独秀与唐有壬谈判结果是陈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可是，托洛茨基的这个指示，康生在文章中说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托洛茨基给他的“平行总部”的一封信中说的。从时间上来说，托洛茨基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给他的俄国信徒的指示，怎么能在１９３１年，就被陈独秀们执行了呢！？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再说，如果陈独秀确如康生所说那样的“日特汉奸”，不用说在１９３８年要逮捕处决，就是在“九一八”时，也难逃法网。可是有讽刺意味的是，１９３２年陈被捕却不是“日特汉奸”罪，而是“抗日罪”，“妄诋政府不抵抗”。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三百元的津贴”的说法，也是天方夜谈，不可置信。在康生发表这篇文章前不久，王明也在《解放》（第２６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文章，其中说到：“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实际上黄平、张慕陶①、徐维烈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汉奸——引者）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收买一般分子每月花５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３００元，这也是十分荒唐的事，它不过是康生、王明的①吴相湘：《陶希圣岁寒松柏》，《民国百人传》第２８４页。
　　
　　蓄意捏造。事实上，陈独秀在狱中和出狱后，虽然贫病交加，但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官的学生送钱物给他，他一般都是不收的；就是收下一些，也都拿来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以清高廉洁著称，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是不可能以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就出卖自己的灵魂的。可见，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根据，完全是用捕风捉影、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出来的。①王明、康生如此明目张胆的捏造罪名，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时的形势是日寇疯狂进攻，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矛头直指武汉。全国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正同仇敌忾，团结自救。同时，国民党的腐败日益暴露，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但是，由于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刊物上肆意造谣，硬要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①张慕陶在１９３３年参加冯玉祥、吉鸿昌察北抗日同盟军的领导，并主持该军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因执行“左”倾中共中央要其把同盟军变成公开的“红军”，拉到山东打游击的指示未成，在同盟军失败后，被开除出党。
　　
　　然后，他与托派分子杜畏之一起，在天津、北平、太原一带，联络地方上的上层实力派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但从未在组织上加入托派。托派中央曾严厉批评杜畏之联络军阀上层的活动；并声明杜的活动与托派无关；张慕陶更不屑他们一顾。后来张得到阎锡山的重用，成为阎的高级慕僚。薄一波等到阎部进行统战工作时，曾争取张慕陶回到党内，他拒绝，并帮助阎进行反蒋反共工作。西安事变时，他主张杀蒋。所以，在抗战初期，王明、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宣传工具，掀起巨大的宣传批判运动，并促使南京政府以“托派汉奸”罪，逮捕枪毙了张慕陶。实际上张慕陶不是死于托派，而是死于“反蒋”，成为蒋阎矛盾的牺牲品。
　　
　　陈独秀因在出狱后未继续，进行反蒋活动，所以王明、康生之谋未遂。
　　
　　党监狱中出来并积极主张抗日、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打成“日特汉奸”，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从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们提供了口实，致使共产党的威信蒙受严重的损失。康生的文章更成为众矢之的。从１９３８年３月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长）、傅汝霖、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九人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指责说：“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已，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时值王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也在王明的领导之下①，写了几篇“短评”。但①潘梓年：《新华日报回忆片断》，《新华日报的回忆》，第３页，重庆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这些“短评”非但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王明、康生的论断是站得住脚的，反而说什么“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①。后来又说：“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②“短评”硬把思想认识问题变成政治上的敌我问题，这种强词夺理的蛮横行为，更加引起公愤。此时，性格倔强的陈独秀，看了这些“短评”，也越发恼怒了。
　　
　　他在３月１７日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一开头叙述了他出狱初期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说明要陈独秀回党，并非号陈本人的要求，而是叶等人的提议），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接着就驳斥了“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的说法。信发泄了积郁在他心头多年的对党的怨恨，用了一些十分激烈的言词。当时，他是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完全看成是中共中央的旨意。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陈独秀哪里知道，王明、康生制造这个事件，打击陈独秀还在其次，主要矛头却是指向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①②《关于陈独秀来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０日。
　　
　　《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７日。
　　
　　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王明一直心中不满①，坐在莫斯科以太上皇自居。这次回来，他企图再次篡夺中央大权，在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抛出了一个“七大”“准备委员会”的名单②。这个名单，把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列在第六位，而他自己却列在第二位，只在毛泽东之下；但这他还不甘心，于是就寻找“石子”打人，在毛泽东、张闻天与罗汉、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问题上大做文章。康生甚至用十分明白的语言旁敲侧击地说：“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且听，让陈独秀“继续活动”，已属“不能容忍”，那么，主张与他“合作”，甚至要吸收其“回到党内”的中共中央，又当何罪？王明一方面在陈独秀问题上表现为极“左”，另一方面在抗战问题上表现为极右，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保卫大武汉”，以城市为中心进行速决战、运动战，反对持久战，游击战③，所以他的倒行逆施很快破产。一九三①②③《中共中央关于传达王明主要错误深入进行整风的指示》（１９４４年１２月《解放》第２８期。
　　
　　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五十年》第７１页）。
　　
　　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他的错误，撤销了长江局，建立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和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王明终于垮台了。但是，他和康生在武汉的恶劣影响，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陈独秀的公开信之后，罗汉又发表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劝陈独秀，才使这场风波较快地平息了下来。
　　
　　但是，陈独秀却不肯罢休，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当时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们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①《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周钦岳谈陈独秀》（周祖羲访问整理，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周钦岳抗战期间任重庆《新蜀报》主编，与陈独秀和周恩来都有接触，曾帮助安排《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出版。
　　
　　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①就这样，他与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地破裂了。
　　
　　王明垮台以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请陈独秀到延安去。当时，中共中央的意思是把他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面胡闹，因为他毕竟担任过中共中央的几届总书记。但是，都被陈独秀拒绝了②。他对劝他赴延安的好友朱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③。直到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他给友人的信中，还余怒未消地说：“彼等（指中共中央——引者）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是无理取闹。”④这说明他始终不能对所谓“日特汉奸”事件采取分析的态度，始终因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而迁怒于中共中央；同时，“家长主义”的恶习也束缚了他的手脚，领袖做惯了，不能甘居于别人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不感情用事，并且有点自知之明，到延安去看一看，面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看到他所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复兴希望之所在，那么，他那对政治形势一贯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头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他晚年的思想，也许不会那样糟糕。
　　
　　不过，说句公道话，从１９２９年被开除出党到１９４２年逝①②③④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访问吴亮平谈话记录（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１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１９３８年４月８日）。贺松生即何资深、何之瑜。
　　
　　世，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虽然错综复杂，其性质是清楚的：即始终没有超出理论与路线的范畴，是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
　　
　　另外，对于国民党明显地挑拨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也是有所警惕的。１９３９年，叛徒张国焘曾向蒋介石提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来对付共产党在抗日宣传上的影响。于是，蒋介石便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私访陈独秀。他们还特意带了去年三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认为这是提供陈大骂中共的最好材料。但陈独秀对胡、戴这两位不速之客，是有警惕的。他们见面时陈的第一句话，就捅到胡、戴的背后，问是不是蒋介石关照要来的。胡、戴答是。陈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他的行动的，就立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后，陈就询问他们的来意。胡宗南一面让陈阅看带去的“启事”剪报，一面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胡宗南此话意思很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由合而斗，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你陈独秀个人又受到中共的诬陷，你还不起来大骂一通共产党？！
　　
　　殊不知，陈不是三岁孩子，他听了胡、戴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共产党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国共之间“中立”的立场，决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自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必须说些应酬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他沉默良久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①事后，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在蒋介石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当然不足为怪。但从蒋派胡、戴访陈目的而论，陈无①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２０７—２１０页，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疑在这场斗争中巧妙地取得了胜利。因为不仅陈要他们把晤谈情况“切勿见之报刊”，而且从陈的谈话中，他们也的确捞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也表明，陈独秀基本上听取了周恩来要他不要扩大事态的关照。还有力地说明，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虽然反对中共中央的基本路线，但始终未象有些材料和章士钊提议的那样，与国民党反动派成为“犄角之势”，“合作反共”。相反，由于当时周恩来派董必武、朱蕴山、周钦岳等人对陈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国民党倒是时时害怕他再回到中共那边去，所以对他的监视工作始终不放松。而陈独秀则始终不为双方所动。１９４１年３月５日，陈独秀在给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写的信中，谈到国民党派密探到该校侦探陈独秀的情况时，嘱咐何“不必谨慎过度”，“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陈独秀一生坎坷，但也一生光明磊落，无论兴衰成败，沉浮荣辱，始终不变其节，真是“依然白发老书生”。
　　
　　六“终身反对派”颠沛流离入川痛悼亲友逝世早在１９３８年２月，陈独秀即有离汉之意。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拒绝，说“抚五（即王星拱——引者）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①。
　　
　　他也拒绝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要他去美国的建议，一因他当时的身体已很不好，二来想国民党正式准他出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陈其昌等人曾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致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为他的老友陈独秀在美国大学里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信发后，未见回音。②王文元等人还劝他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对他的严①②抗战初期胡适曾为陈独秀去美国而奔走，胡适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这家公司请陈去美国写自传，陈表示不去。
　　
　　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转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密监视，他也不愿考虑，理由是“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这个身份了”。①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日特汉奸”事件以后，他曾答应何的邀请，打算去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述文字学，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说“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害，故决计入川也”②。他所以选择入川，看来是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他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③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１日，陈独秀给何之瑜信中说：“弟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入川（罗汉、季严亦劝我往）……”但是由于发生了“日特汉奸”事件，他被迫耽下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６月１６日，他准备乘当时在国民党中做事的包惠僧为他安排的差船离汉时，阔别三十年的大姐，携家逃难，突然到了汉口。姐弟患难相逢，悲欢交集。他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④这样，一直拖到７月初，才搭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包的专轮入川。
　　
　　离开了组织的陈独秀，许多事情都要靠朋友帮忙。他入川之意决定后，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①②③④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４日）及陈松年的说明。
　　
　　《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６页。。
　　
　　陈独秀致贺松生（即何之瑜）的信（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１日；７月８日）。
　　
　　《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的王文元译注。
　　
　　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周表示欢迎。不过在背后，他又根据共产党的意见，希望陈入川后，“千万不要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那么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负责。”①可是，陈独秀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到重庆他就又是演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又是发表文章——《论游击队》等，常常文中带钩影射中共，使朋友十分为难。
　　
　　时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楼上②，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陈住下后，他在《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便为他设宴洗尘。可是，由于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加上他的高血压病日益加重，重庆天气太闷，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在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皖籍名医邓仲纯（二人都是陈早年的同学和朋友）帮助下，于８月３日移居距离重庆上游水程１８０里的江津县城③。高语罕说他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④。有一次他题李白的诗赠友自嘲曰：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①②③④淮南病叟（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１９３８年７月８日）。
　　
　　《周钦岳谈陈独秀》。
　　
　　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①江津当时约有８０万人口，是东川一个大县份，地势比重庆平坦。安徽国立第二中学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津九中”，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学生。当时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自各方迁来江津。陈独秀也因这种非亲即友的关系，带着潘兰珍和老母亲（继母谢氏）来到江津。初到江津，陈的境遇十分狼狈，如他给陈松年的信中所说：“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这是指原来说好，到江津住好友邓仲纯（又名邓初）之宅，但因对邓妻的工作没有做周全，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陈独秀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的招待，才在小客栈暂栖下来；７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同情，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以安身”。陈独秀叹曰：“出门之难如此。”②几个月后，因邓仲纯再次热忱邀请，以及资助邓开设“延年医院”的江津望族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照顾，又勉强住进“延年医院”后院——黄荆街八十三号，与邓仲纯夫妇同住一宅。在这里。陈独秀十分敬爱的母亲谢氏去世，使他十分悲痛。在给友人信中，他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以反封建著称的他，表示要遵守“丧制”，以尽孝道：“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①②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８月３日。
　　
　　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①此后不久，因潘兰珍与邓妻不睦等原因，陈独秀又通过他北大时的学生江津县县长黄鹏基的安排，住到江津大西门外江津一中校长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别墅”。月余，因江津中学教员杨宾淑要求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著，陈才最后定居到距城约２０里的鹤山坪石墙院的杨鲁承旧居“杨氏山庄”，直到去世。
　　
　　尽管陈独秀离开了“延年医院”后院，但他与邓仲纯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陈还两次去邓寓住过一个短时期：一次是１９４０年２月，从重庆治病回来，住了约３个月②；一次是这年１２月，因“乡下天寒，盗风又大炽”③。这是指他是年之物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尚未出版的一部分文字学著作的草稿失窃，使他十分痛心④。后来，失窃衣物虽大半追回，唯这两件心爱文物“去如黄鹤”。另外，在鹤山坪居住期间，由于病痛不断，邓仲纯每隔二三天从城里到乡下来，为他免费诊疗一次；加上乡下通讯不便，所以，他的通讯地址一直是邓寓。这就是我们发现一九三九年以后，大多数陈独秀的书信都发自黄荆街八十三号的原因。至友邓仲纯似乎成①②③④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８月３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１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
　　
　　了他的保健医生和义务通讯员。
　　
　　世，又使他怀念伤感不已。他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中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在给友人信中，他又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天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②大姐死在江津上游４０里的油溪镇，享年６９岁。陈在《挽大姐》一诗中说他们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今年春天，大姐病倒，陈去看望过她，分别时，“姐意愿谐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重感情，重友谊，这是陈独秀品性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固执己见，疾恶如仇，“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③，然而却忽略他重感情，重友谊的一面。这一点，晚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他早年与苏曼殊等人的友情，也是十分深沉的。但晚年他对于亲友的感情，往往带有伤感和消极的因素。“穷而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生清贫，没有压倒陈独秀，但对母亲，对大姐，对蔡元培等亲友去世①②③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２２１页。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４月７日）。
　　
　　重庆《中央日报》（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
　　
　　的悲痛情绪，却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早在１９３７年听到被称为“中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逝世消息时，他就开始承认自己“老”了。他在给赵济的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①现在，更亲爱的亲友迭亡，更使他沉缅于无限的悲痛和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之中，不能自拔。俗话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一种万念俱灰的因素悄悄进入他的头脑中，过去常挂在嘴上勉励别人和自勉的一句口头禅——“不进则退”的话，不讲了；事业上，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也消失了。这从他晚年所写的诗中也有表现：１９４１年７月，他在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作一诗赠魏建功曰：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②诗中悲愤自己像屈原那样，纵然有忧国忧民之心和美好远大的政治抱负，亦为此而奋斗了一辈子，却不断地受挫，失败，甚至多次被捕坐牢，放逐天涯；若是如此屈死异乡，倒不如像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
　　
　　所有这些，给他晚年思想的急剧滑坡和对中国世界前途的悲观预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①②手稿影印件。
　　
　　《双山回忆录》，第２７７页。
　　
　　最后论文书信抛弃一切主义陈独秀入川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在国内，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大溃败。蒋介石也逃到四川，把重庆定为“陪都”，凭借巴蜀天险，守着一点残山贝卷水，执行起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加剧了民族危机。国际上，苏联为粉碎帝国主义制造的东、西方“慕尼黑阴谋”，在１９３９年８月和加强边防，又爆发了苏芬战争；１９４０年９月，德日意结成军事同盟；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１２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托派临委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发表了《为武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批判国民党１９２７年背叛革命后的种种罪恶，现在又“借‘应战’以达到它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目的”；攻击中共葬送了大革命，随即又以盲动主义在乡村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失败后又“奴颜婢膝地向国民党投降”，放弃阶级斗争，加深民众对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帮助了国民党政府欺骗政策的顺利进行”；还胡说抗战失败，断送了大半个中国是国共两党的“反动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谓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要求民众“重新认识国民党之一贯的妥协反动政策，尤其要立刻脱离史大林党的恶毒欺骗”，“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紧急国民会议，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领导抗战”。这种“极左派”的丑恶嘴脸被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痛斥之后，他们又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０日《给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的一封公开信》中，企图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议：“（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组织以完全公开宣传鼓动的自由（无条件的，不以三民主义为规范的）；（二）在上述的条件之下，我们准备和你们，和一切工会、一切抗日团体，及共产党以至其他党派共同合作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总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众活动及军事活动中，我们一致行动。”国民党当然不会采纳他们的这些“建议”。
　　
　　陈独秀在四川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发展和上海托派的动向，继续不断地写文章和书信发表自己的政见，批评托派临委的荒谬主张。他的意见，就是后来被何之瑜收集在《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的“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两个问题相关联的中国与世界前途的问题上。
　　
　　民主问题，一直是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分子争论的中心点。
　　
　　“革命性质”和“国民会议”问题上的争吵，实际上都是这个问题的反映。所以在狱中，陈对氏族社会以来民主主义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１９３６年，他终于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一、自有人类以后，“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生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伟大指标。所以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二、“不断革命”之真实意义，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完成民主任务。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落后国的民主任务便无从完成。所以不能把完成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分成两个阶段，完成前者再进行后者”。
　　
　　三、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要“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在现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蔑视民主主义的人，并不只是史大林，有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因为形式逻辑头脑的考茨基一班先生们，拿民主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独裁，他们也就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两方面都以为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独裁是不能并存的，同样是形式逻辑的头脑。”
　　
　　这篇用另一个怪僻笔名“孔甲”（至今只发现一篇他用“孔甲”发表的文章）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的文章①，是陈系统地阐述民主主义的一篇代表作。它给予民主主义以崇高的历史地位，这一点是可取的。但是这里已有把民主“极端化”“超阶级化”的端倪。不过，要注意的是，这时他还只是把民主与“官僚主义”相对立，而还没有与“无产阶级专政（独裁）”相对立。相反，他恰恰批评了斯大林和考茨基从左右两方面将二者对立的“形式逻辑头脑”。但是后①《火花》第三卷第１期，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０日出版。
　　
　　来他的这些思想又有发展，民主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升华，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抛弃，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有所收获，又有所失落。
　　
　　被陈独秀批评为在莫斯科“蔑视民主主义”的空气中熏陶出来的青年之一王文元，在回忆陈写作和发表此文的背景时说：“在我第三次入狱之前（即１９３５年夏到１９３７年５月——引者），我们新建的理论机关报《火花》，记得只出了两期。……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陈独秀的一个提纲，关于民主主义的。它表示出这位中国启蒙运动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他在不断跃进后的倒退。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结果他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王评论说：“我们看到了独秀的文章，没有一个人同意。他把民主主义看成为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的观念了。”①因为托派口口声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民主主义嗤之以鼻，坚决反对陈独秀的观点，而使他们最不能容忍的是，陈独秀的思想继续发展下去，连“无产阶级专政”也否定了。
　　
　　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①《双山回忆录》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加米涅夫、布啥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此，陈独秀在与濮德志等人争论时认为：“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①但是，在“史大林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当蒋介石、日本、希特勒等反苏时，他们还一直站在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立场上，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斯大林的个人问题和苏联的政治制度分开的——反对斯大林，拥护苏联。陈独秀直到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还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是，长达三年之久的莫斯科审判，终于在１９３８年３月结束，主要被告全被枪决（托洛茨基也在１９４０年８月在墨西哥被暗杀）。而所有托派一开始就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被告真犯有苏联宣布的什么“暗杀叛国罪”，而是斯大林消灭异己的结果；再加上，１９３９年的苏德协定和苏军进入芬兰境内这两件事的刺激，陈独秀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他重新审视了过去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论和观念，得出了一系列新的“意见”。其中有些问题早在狱中时就开始考虑了，如他在１９４０年９月给西流（即濮德志——引者）信中所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①这些“意见”是：第一，认为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②第二，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由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决定的：“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即无产阶级——引者）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在十月（即十月革命——引者）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③第三，把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等量齐观，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现在德俄两国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①②③《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
　　
　　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①“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②“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③所以他称莫斯科、柏林、罗马为“三大反动堡垒”（东京倒不是），呼吁世界人民首先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④。他坚信，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第四，认为反对斯大林政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⑤“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⑥对于苏联，“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⑦①②③④⑤⑥⑦《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同上书第２１页。
　　
　　《再论世界大势》，同上书第１５页。
　　
　　《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页。
　　
　　《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同上第３页。
　　
　　《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４日），《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０页。
　　
　　第五，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①“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②他甚至认为战争中的“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③。“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④第六，对于世界前途悲观。他同意王文元的“战争变质论”，认为“中日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整个大战是“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世界奴隶统治权”的战争⑤。因此，“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他甚至设想，“大战如果胜利属于希特勒……则将来法西斯蒂专政会和以前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⑥。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在理论上的变化。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分子面前还羞羞答①②③④⑤⑥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信》。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４２页。
　　
　　《给西流等的信》，同上书第３０页。
　　
　　答，欲抱琵琶半遮面，反对斯大林，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譬如他说：“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年的教训，非拟照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①但是，在要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反共政客孙洪伊、胡秋原、郑学稼面前，他一点遮羞布也不用了。郑学稼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被何之瑜称为专门用托派理论进行反共的“国民党蓝衣社理论家”。在陈独秀出狱到武汉时二人才认识，后来彼此书信往来密切。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４日，郑学稼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俄国，而不适用于中国，并说“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陈独秀在１２月２３日回信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而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①②《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原函墨迹》，台湾《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陈独秀：《给Ｓ和Ｈ的信》。耳！”②从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思想走得有多远了。如果那本《俄国革命的教训》写成的话，那些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任何反共理论家，都只能望其项背而自叹不如了。因为他不仅抛弃了托洛茨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地抛弃了，“十月革命”也否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以个人口味为中心，跳出一切圈子，“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他高兴地戴上了胡适赠送给他的“终身的反对派”的桂冠①。他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薄介石。”②陈独秀以“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
　　
　　“最后见解”是非多悲观论调指前途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先遭到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０年６月和１９４１年１月，托派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作出了两个决议：《临委对Ｄ．Ｓ．来信的决议》和①②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陈独秀：《给Ｓ和Ｈ的信》。
　　
　　《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①。
　　
　　托派临委摘引了托洛茨基生前为第四国际起草的文件，指出不应把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描写成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闻的战争”；因为战争的双方都有“反动的性质，无论那一方阵营胜利，人类都会被抛到老远的后面去。”因此，他们宣称应贯彻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作出来的关于战争的原则”。由此出发，批判陈独秀主张站在民主阵营一边反对法西斯阵营的立场，“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普列汉诺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托派临委认为在战争中应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当然是病态的）”，保卫它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度”，批判陈独秀拥护英美而把苏联与法西斯德国“放在同一平面上加以攻击和诅咒，……其昏乱和反动与第二国际的最庸俗的机会主义者是毫无二致的”。
　　
　　他们还批判陈独秀反对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主张，是“企图以此来阻止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来维持资本主义（特别是英法的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
　　
　　托派临委严厉警告说：“Ｄ．Ｓ．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Ｄ．Ｓ．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①《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２９—３５页。
　　
　　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但同时又要求“Ｄ．Ｓ．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可见，直到这时，托派临委还把陈独秀视为他们组织的一员。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陈独秀逝世。
　　
　　陈独秀自然不接受临委的批判，而且他不怕孤立，决不沉默，或直接给临委写信，或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的“证言”：“一方面在四川乡村中的陈独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①连与他私人友谊很深的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绝交了。”②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①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０日）《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七、八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精卫填海”的精神。①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使他取得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并非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这里并不是说他应该接受托派的荒谬主张，而是应该虚心地考虑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这样，也许他的晚年思想不至于走得那样远。
　　
　　在对待陈独秀和抗战的新形势、新策略的问题上，托派中央也逐渐发生分裂。１９４０年，郑超麟在安徽养病结束后来到上海，参加了相当于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斗争》报编委会。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和《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等，提出了系统的“失败主义”的思想和主张。郑超麟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因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建立独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国家。托洛茨基也从来不称中国革命为“民族的革命”，而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郑说：“说中国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等于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带着反动的性质”。因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①《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５日。
　　
　　‘ＰＥＯＰＬ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认为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①。他甚至说“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②；“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为了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他宣称：“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高明。……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最后他说：“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这个大旗将为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③恐怕在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把“极左”和极右触目惊心地结合在一起的样极了：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政策，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抗战中来，为虎作伥，替日本侵略者效劳。不管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也不管他们口头上说得如何好①②③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
　　
　　意因：《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校内生活》《火花》第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校内生活》《火花》第３卷第５期，听，问题的实质和结果，只能是这样。
　　
　　但是，这种谬论在１９４０年上半年到１９４１年年初，在托派临委中竟得到了多数的拥护。王文元发明了“战争变质论”，认为由于日美冲突加剧，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国抗战已成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战争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所以他和陈其昌、楼国华等人转而支持郑超麟的“失败主义”主张，刘家良亦然①。
　　
　　彭述之坚持原来的立场，拥护第四国际关于“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及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原则，但反对郑超麟的“失败主义”主张，而提出“保卫主义”的主张，即支持中国抗战，在战争胜利中夺取政权，为此，他们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攻击导致抗战失败的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背叛”上。于是，“失败主义”与“保卫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始彭述之处于少数。后来，李福仁介入，情况发生变化②。
　　
　　托洛茨基及其操纵下的第四国际，也坚持抗战初期的立场，即彭述之等人的立场：支持中国抗战，反对国共合作。托在他被刺死前一个月（１９４０年７月）给中国托派写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托洛茨基著，郑超麟、王文元译）自序中，还在攻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在中国革命中，①②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的政策，实行到底了。……以至反战争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①１９４１年初，李福仁根据托洛茨基生前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个决议，由“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名义通过后，带到中国，支持彭述之的立场。②于是刘家良等人就倒向彭述之一边，使彭述之一方成了“多数派”，控制了托派中央临委。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３日彭控制的“中央临委会”发出《通告》③，这个《通告》还附上陈独秀的书信和郑、彭两派的争论文章，要求在４月底以前，在托派内部，就抗战性质和是否应该取“失败主义”等问题进行正式讨论。结果，７月１３日，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在排除郑超麟等４人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称：“中国四年来抗战所以遭逢失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党！
　　
　　……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我们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④。大会选出了由彭、刘、李（福仁）、蒋（振东）、毛（鸿钅监）等人组成的新中委。①②③④《斗争》，第５卷第５期。
　　
　　《校内生活》、《火花》，第３卷第５期合刊。
　　
　　《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６８页。
　　
　　楼国华、陈其昌被排挤出来，郑超麟、王文元被排挤出《斗争》报编委会。郑超麟等人提出继续讨论政治问题的要求，也被托派“新中央”拒绝。于是郑超鳞等便另出一个托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从此，中国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又称“斗争报派”；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又称“国际主义派”。
　　
　　两派分裂后，互相攻讦更烈。“少数派”骂对方是“顽固的机会主义”、“愚蠢的机会主义”①；“多数派”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骂“少数派”是“极左派”、“教派主义”、“长了胡子的幼稚病”、“反陈独秀机会主义上的中派主义、调和主义和折衷主义”、“最无骨头的机会主义”等等②。
　　
　　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政见，但出于对陈独秀的私人友谊，不愿直接批判陈独秀，更反对制裁陈独秀。他们认为陈与“多数派”的立场同样是“保卫主义”，批判了“多数派”，等于是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此其一。其二，陈与“多数派”的不同在于陈独秀“不借用托洛茨基主义辞藻来修饰他的意见，那些保卫主义者则开口‘第四国际纲领’，闭口‘第四国际纲领’”③。所以他们敬佩陈独秀的诚实，而鄙夷彭述之等人的虚伪。其三，少数派认为陈①②③意因：发表《意因写给陈独秀的信》的按语，《国际主义者》第３期，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５日出版。
　　
　　犀照：《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２。耀如（刘家良）：《保卫马克思主义》序文。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
　　
　　独秀的一切错误结论是在假设战争中不能引发革命的前提下产生的，如果局势有变，出现他们期望的“第三次革命”，陈还会回到他们的立场上来的。所以，他们宁愿与陈互相保留观点，让事实来证明谁是谁非。为此，郑超麟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①，对陈独秀的政治见解，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法：（一）对于战争中爆发革命问题，郑对陈的《我的根本意见》表示：“有许多条，在文字上说，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尤其最初五条和最后四条。但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不错，现在是最反动的局面，现在全凭事实看不出丝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观历史过程，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认为“现在我们正处在（俄国）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那样的时代”。
　　
　　（二）关于民主与独裁制度的选择问题，郑说：“我也不否认现在英美政制优于德意政制，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形式之中选择一个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我们革命党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如果拿去这个前途，我们在中国只好选择做菲律宾人或高丽人两条道路了。做菲律宾人自然比做高丽人好些，但不值得去牺牲性命求做菲律宾人的。”（三）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郑说：“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史大林’，因为①《国际主义者》第３期。据郑超麟在发表此信时写的按语说，此信在陈独秀去世前未及发出。
　　
　　第二次革命潮将成功于好几个先进国家，……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史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
　　
　　“少数派”与陈独秀观点对立严重，但论战态度比较温和；“多数派”与陈观点距离较小，但论战态度比较粗野，主要是谩骂，用语也相当刻薄。由于两派都站在更加错误甚至反动的立场上来批判陈的“政治见解”，自然不能说服和压倒陈独秀，反而更加把他推向极端。陈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给某某的一封信①中谈到托派分裂时说：“文元等几个人在上海开什么全国大会，已够令人发笑了；他们（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排斥别人是少数派，这是史大林派的态度活现，这更加令人发笑。他们自以为是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其实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鲁士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即公开发表。”
　　
　　“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争吵愈演愈烈，虽经后来第四国际多方调解，要他们建立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以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但是始终也没有统一起来。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们为了与中共争夺天下，两派分别匆匆“建党”。“多数派”建立了彭述之为首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少数派”建立了王文元为书记（实际灵魂是郑超麟）的“中①《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附录《Ｄ．Ｓ．来信》第２０页。
　　
　　国国际主义工人党”，二者都被接纳为“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至今这两派还有在香港和海外的组织，它们在“第四国际”的指挥下，进行反共反华的活动。
　　
　　客观地说，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非是复杂的。自“见解”产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妄测，又有英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还有待后人去评说，有待将来的事实去检验。
　　
　　首先，陈独秀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不科学的。不错，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丰富和发展的真理。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从而使它失去了真理性，那不是它本身的过错；如果有人因为马克思主义被教条主义糟蹋而抛弃它，那么就犯了与教条主义者同样的错误。人类在实践中是不能没有理论指引的。
　　
　　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他个人，也不能说与制度无关。但是，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的原因呢？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如果是前者，就要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是后者，则是加强民主、加强法制，从而改善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问题。陈的错误正是采取了前一种立场。他把当时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破坏活动中，由于没有经验、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所造成的错误，看成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罪恶，把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法西斯专政等同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从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保护人民利益，后者残害人民利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本来是并不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广泛的人民民主，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损害人民民主。在阶级消亡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消除以前，国家的专政职能是不能取消的。它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陈独秀“最后见解”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这个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马恩列斯毛始终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对敌人专政的职能，提出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十分丰富，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极端贫乏。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设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
　　
　　为了克服失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国、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展了改革，而政治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陈独秀关于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是极其深刻的。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不是不可取的。
　　
　　陈独秀主张无产阶级民主制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意见，一直被人们所误解，左右两边的人都认为他“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路上去了”。胡适曾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４日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竭力吹捧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①。直到１９７７年５月，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召开的“陈独秀先生座谈会”，还吹捧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建议“编印更完备的陈氏的‘最后见解’，并译成外文，广为流传（包括空投或邮寄共党统治区），使国人与世人认识这位曾是共产党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经过沉思熟虑的痛苦经验，彻底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度。”②这自然是痴人说梦，但也说明了陈的“最后见解”的客观效果有不好的一面。
　　
　　陈独秀的这些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的重庆《大公报》上（距他逝世前才两个月），该文大肆散布悲观论调，认为战争结果德日胜利可能性“最大”，若此，“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半殖民地地位。
　　
　　文章还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给正在艰苦进行的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大泼冷水，因此，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认为其有碍对苏外交，在得知成都《新新新闻》也想刊登此文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主任委员潘①②《传记文学》编者：《关于“陈独秀先生座谈会”的几句话》，该杂志第３０卷第５期。
　　
　　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１９４９年６月出版。
　　
　　某署名拟文，指责陈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①。《大公报》本来还要登陈文的续篇《再论世界大势》，即被禁止，开了天窗。于是陈文被禁的消息不胫而走，流传开来。江津县国民党县党部立即对陈独秀组织围攻，并特地召开一个大会，请来外省的一位老牌国民党员上台讲话，“大骂仲甫是反革命”。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恼。
　　
　　中国共产党对陈独秀的政治见解也持否定态度。早在德国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的第二天，即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３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就指出：侵苏战争“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所以，“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
　　
　　（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②①②《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７６４页。
　　
　　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公函第８４３２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公函第１１６３号。
　　
　　陈独秀这时的思想是违背这些方针的。虽然他站在“英美”一边与第三条似乎相似，但陈的目标是打倒“德苏”，实质也是不同的。至于中国抗战前途，毛泽东指出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这个前景，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实现，而且在全中国也必将实现。“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①这又是与陈独秀认为中国前途不是殖民地便是半殖民地的观点相对立的。但是，鉴于陈独秀不是一般人物，他在抗战初期表示的瑕多瑜少的政治主张已经对时局发生过不良的影响，再加上“日特汉奸”事件促使他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对立的情绪等原因，中共领导，特别是周恩来，在执行上述方针时，曾通过周钦岳、朱蕴山、邓仲纯等友好人士，对陈独秀做工作，希望他入川后“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演说，不要发表文章”②。可是，这位“老先生”真是本性难移，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尽管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意见不要说“曲高和寡”，简直没有一个人赞同他，他还是那样“孤芳自赏”，不顾后果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为了消除陈独秀在《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不良影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③，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①②③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周钦岳谈陈独秀》。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揭破远东幕尼黑的阴谋》，同上书，第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这确是点出了陈文的要害。尤其是陈认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霸权，其他任何国家不是依附于这个集团，便是依附于那个集团的观点，中国抗战的前途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及否认苏联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否认苏联已经开始扭转苏德战场局势的观点，正是当时德日反动派和汪精卫汉奸们所需要的“理论”。文章还指出：“这样的‘理论’的出现和传播，决不能是偶然的。今天正是全世界战局相持不决。正是德国宣传着要发动春季攻势，日寇也要卖力气以相配合，正是反法西斯战局紧急关头，而一部分民族立场不坚定的人，为法西斯的宣传所吓倒，因而悲观动摇的情绪和倒行逆施的行为逐渐增强起来”。正是这些人需要陈独秀的“理论”。
　　
　　实际上，陈独秀在中国抗战前途问题上的悲观论调——做日本或英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他过去“二次革命论”的回潮。他过去曾严厉批判过刘仁静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统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工人阶级重新集结、发展、壮大，组织政党，发动革命有好处的观点，可是现在，他却一再宣传这种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①因此，他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主张“须等待一个时期”，到那时，即“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①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亚东１９３８年版。
　　
　　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①。
　　
　　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不知何年才能产生，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遥遥无期。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是一种幻想。
　　
　　陈独秀的这些政见与他批判的托派“失败主义”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认为第二次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无论哪个集团胜利，中国得到的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为此郑超麟主张以革命来干涉战争，不惜使抗战失败以引发革命；陈独秀则只希望“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样瓦解抗日阵营的意志。
　　
　　陈独秀的思想如此悲观，却还要为别人指出前途。他在临终前１４天（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这样说：“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陈独秀的这①陈独秀：《给托洛斯基的信》（１９３９年１月）。
　　
　　个意见，有正确的成份，也有片面性。正确者，在现世界，无论争取民族独立或建设社会主义，都不应采取闭关政策，单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力量，应该争取国际援助。片面性之一，只强调国际援助的重要性，忽略了仍应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片面性之二，只强调“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没有看到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历史时期内，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应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外援，并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长处，为我所用。陈独秀这里表现的片面性，显然来自托洛茨基“世界革命论”的影响。所以，他到死也并未完全抛弃“托洛茨基主义”。由于他高估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看不起各国人民的力量，因此就看不到在第二次大战中有些国家民族解放战争有取得胜利的前途，更看不到胜利了的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从而只能像托洛茨基那样，寄希望于将来各国人民一起来进行世界革命。所以，郑超麟认为，陈独秀一直到死还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老战将”。郑说他们虽和陈之间“有意见分歧”，但仍“视他为领袖”，“最有经验的、最忠诚于革命的、最富刚强性格的领袖”①。王文元更进一步说：“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那末，不管他今天怀着的思想是多么错误，在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①意因：《悼陈独秀同志》，载《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①他甚至认为，那时的陈独秀“仍将是托派的同志”②。而彭述之则认为陈独秀“有始无终”，“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去。”“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确是无情地批评他，攻击他，因而在情感上厌恶他，乃至仇视他……为了挽救他免于悲惨的堕落。关于最后一点，我们失败了。”③陈独秀宣称要跳出一切“理论及主义的圈子”，做推翻以前一切见解的“终身反对派”。他的愿望很好。实际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某些传统理论和主义的影响，虽然他有些思想有创新的意义。
　　
　　贫病交加风骨健叶落归根回故里陈独秀的晚年生活贫病交加，十分凄凉。
　　
　　据现有资料记载，他入川后，生活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具体是：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的关系，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只领一点少得可怜的津贴；偶尔为《东方杂志》和编译局写稿的稿费；“北大同学会”经常捐赠给他一些生活费；大姐家在陈困难时也给一点帮助，因为①②③犀照：《悼陈独秀》，载《斗争报》第６卷第１期。
　　
　　《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７页。
　　
　　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载同上。
　　
　　姐丈父子是经商的，侄女是个中学校长，侄女婿又是一个珠宝商，经济较宽裕；友好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等人的私人资助，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杨鹏升包赠。陈独秀对人家的赠款并非都接受的：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①。第二，国民党著名的官僚（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除外）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如罗家伦、傅斯年等曾亲自送钱给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尴尬。
　　
　　临走时，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朱家骅曾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之；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②。叛徒任卓宣汇给他２００元，汇去不久，就退回了。③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还前后两次预支给他共一万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但是由于与陈立夫发生了改书名的争执，书未出成，一万元钱到他去世前也未动用。④他临终时，还嘱其妻，不得死后将其卖钱（即利用其声望乞求救济）。陈独秀以此留下了一世清白，如他晚年赠友人题写的于谦幼年时写的一首诗云：①②③④访问陈松年记录，（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６日，张永通、刘传学整理）。１９４０年千元，与陈松年说的两万元有出入。
　　
　　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１月３１日）。
　　
　　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①陈独秀这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崇高品格，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崇敬。因此朋友们都主动热情地来帮助他，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北京大学毕业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官僚组成的联谊会组织“北大同学会”。该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生活费，还具体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入川后的生活。１９３９年５月重庆大轰炸，罗汉遇难，又继托何之瑜（即何资深）照顾陈。罗、何二人是忠厚之人，一贯对陈独秀尊如父师。“北大同学会”及罗汉、何之瑜的照顾和帮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安定度过的重要保证。为此，陈独秀十分感激。他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
　　
　　对其他亲友的资助，他也以字条、字联、碑文或金石篆刻相赠，虽然这种报答是象征性的。而有些亲友因知其这种“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在接济他时，故意请他写字破石。他自然也心中有数。１９４２年４月５日，在又一次收到友人杨鹏升的赠款时，他回信说：“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复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题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欲伪造此言以慰我耳。”这种迫于生活、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生活，极大地伤害了他一贯自持清高、洁身自爱的自尊心。在他不得不接受赠款后的一些复信中，充满①转自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８月３日。
　　
　　第二句陈独秀有改变，原诗是“烈火光中走一番”。
　　
　　着这样的字句：“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屡承厚赐何以报之”等等。
　　
　　但是，即使这样，由于物价猛涨，他的生活还是十分窘困。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致杨鹏升信中，他说他家每月生活费达６００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就进过当铺，还卖给房东杨鲁承家一些衣物。最后他与潘兰珍在石墙院的住房是两间厢房，一为卧室，一为书房。二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室内家具十分简陋，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满地堆积着书。唯一的装饰是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拓片，令人见了肃然起敬，１９４１年冬天，他在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借《武荣碑》字帖时，写了一首诗，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①朱蕴山后来见此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探望他，见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滚动。朱曾劝他不要搞托派，后来又劝他去延安。他都未听从。所以陈死后，朱写诗曰：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①《欧阳竞无大师纪念刊》，１９４３年５月。“贯休”是我国五代时期名僧，能诗善画，擅长书法。陈在诗中自比贯休。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高”对他病体不利的影响，打算移居贵阳：“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终以病体不胜此跋涉”而作罢。①陈独秀从１９１３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离开家乡后，一直未回。几十年来，除了在北大过了两年多比较安定的教授生活外，大部分时间，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反动政府通缉的对象，还几次被捕入狱，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由于常年没有正常的饮食，他早就患有肠胃病；狱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有发作。入川后，又由于穷困潦倒、寄人篱下而近乎靠人施舍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不断打击（自认“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大部分政治生涯归于“失败”②）；思想上找不到一个知音者（自称“不怕孤立”，却包含着多么苦涩的自我折磨）；精神上，眼见敬爱的亲人一个个“先我而死”受到的刺激，在心上刻上“无数伤痕”。这些因素，终于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了。
　　
　　１９４２年春天，他觅得一个治疗高血压病的土方：蚕豆花①②参见《实庵自传》、《敬告侨胞》，《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２年１月９日、２月１２日）。
　　
　　泡水喝。每天服用，仍未见多大效果，亦无损害。但至５月发现，“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或系酸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机，因此中毒也”①。次日（１３日）上午，老友包惠僧过访，欣喜中，又在午餐时食四季豆烧肉过量，晚餐时还食，食不消化，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精神疲乏，夜眠不安，继之头晕目眩，时而周身发寒，冷汗如浴，旋又发烧，一连几日，多次昏厥，从此一病不起。虽经邓仲纯及重庆、江津名医多方医治和抢救，均无效验。５月２５日上午，陈独秀把夫人潘兰珍、儿子陈松年及何之瑜叫到床前，对身后之事，略有所嘱：嘱何之瑜负责其遗著出版之事；嘱夫人潘兰珍，在他死后，不要把他“卖钱”，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并将狱中时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了她②；嘱早已分居自立的儿子陈松年（时在江津九中搞总务），日后将其棺木，返乡安葬，叶落归根。２７日午刻开始，陈独秀陷入昏睡状态，一直延至９时４０分与世长辞，享年６４岁。①②陈逝世后，潘遵嘱除用北大同学会转来的钱给陈办葬仪外，凡各方赠赐，概行谢绝。然后，她进入陈的友人朱蕴山、光明甫等在重庆附近办的农场工作，自食其力。不久，她与国民党一个下级军官结婚，但没多时，男人又病故。抗战胜利后，她回上海，接回养女潘凤仙，并在浦东一所小学校找到一份烷饭的工作。母女相依为命，苦度光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潘兰珍患子宫癌逝世，享年４２岁。
　　
　　何之瑜：《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油印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意味深长的是，５月１３日，他卧病前正好写到他一生握笔最后一个字《小学识字教本》中的“抛”字。由于他“抛”弃了正在前进中的世界，世界也过早地“抛”弃了他。
　　
　　此乃邓蟾秋家之茔地，陈独秀生前为躲日机轰炸，曾到此住过。这儿背依青山，面临大江。江流湍急，日夜奔腾澎湃作雷鸣。四周万树桃花，遍地桔林，风景十分幽美。陈独秀每年春秋必偕友人来登山，凭眺观赏，成了他晚年最大的乐趣。
　　
　　这年春天，陈独秀夫妇还偕江津白沙镇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夫妇到此观赏桃花，俯瞰大江风骚上下，流连不忍离去。如今出于邓家的慷慨情谊，陈得以遂愿，长眠于此；此地也因此名气更大，真所谓：“足下奔雷地底传，江山风月此长眠！”陈入殓时的衣衾棺木也由邓家所赐①。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②。在那样的时局下，那样偏僻的山村，如此葬仪，该是颇为隆重的了。他“最后见解”中鼓吹的欧美议会民主的主张，对于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来说，自然不会接受，再加上《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纠纷，对于他的逝世，报纸上当然不好大做文章，“陈独秀的死讯，只占报纸上不重要的几行地位；除掉几个亲近的人送他入土，没有什么‘哀荣’。”③①②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观察家》第２６、２７期。
　　
　　高语罕：《入蜀前后·独秀之死》。
　　
　　何之瑜：《陈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油印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乡。但是迁墓情景已非昔日葬仪所比，真是大有“世界仿佛早已忘记了这个人”的情景了。当时有人在陈独秀的灵柩即将入皖时得知，故旧及文化界“并无发动往接的意思”，十分感慨，谓：陈独秀“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矣”①。就在这寂寞中，墓迁安庆市郊北关入土，碑刻“先考陈公仲甫之墓”。
　　
　　文化大革命中，陈独秀被作为中共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中“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受到猛烈冲击，但其墓因墓碑早毁，荒草丛生莫辨，而免受如瞿秋白墓那样掘骨扬灰之灾。
　　
　　１９７９年，开始重新评价陈独秀，经中央批准，安庆市政府拨款重修陈独秀墓地，立碑：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之合葬墓子延、乔、松、鹤年泣立以后，随着国内外重评陈独秀工作的进展，陈的历史功绩和高风亮节，受到人们越来越深的尊敬，为了适应国内外游客的仰慕之情，陈独秀之慕又两次扩建，并立“无字碑”，以待后人评说。
　　
　　同时，在四川江津鼎山的陈独秀原基基，为了顺应追忆陈独秀的民心，江津县政府也拨专款，进行修复。修复后的墓高一点一米，由八十五块青石组成，立有著名书法家台静农题写的“独秀先生之墓”的墓碑。
　　
　　①史述隐致何之瑜的信（１９４７年６月８日），未刊稿。
　　
　　七余论——关于对陈独秀的评价陈独秀逝世以后，国内外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三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①《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６日。
　　
　　可自豪的！”①３３年以后，即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重复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他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②１９７９年陈独秀百岁诞辰时，另一个原托派“少数派”四大金刚之一、被海外誉为“研究陈独秀问题专家”的楼子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找到一个人，“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
　　
　　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③如何来看托派的这种评价呢？陈独秀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一种思想形成后，好走极端，而且固执己见，不为人所动。他甚至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思想方法，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①②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香港《观察家》第２６、２７期。
　　
　　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６期。
　　
　　《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①结果，他有时确能发现常人不能发现的新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见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但不少情况下，他荒谬绝伦，迷途而不知返，造成可悲的后果。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喜剧与悲剧这样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这是造成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超麟等人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明显反映出托派的偏见，如此拔高陈独秀，目的在于抬高他们托派自己。挟独秀以自重，历来如此。
　　
　　细察陈独秀的一生，从６岁跟祖父读四书五经开始，他经历了封建主义的儒说和“选学妖孽”——改良主义的“康梁派”——，反清辛亥革命的“乱党”——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党领袖——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超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道路。他的思想，的确充满着一个又一个的转折，一个又一个的否定。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转折，是飞跃，是进步；之后的转折则相当复杂，前进中有倒退，倒退中又有新的飞跃。
　　
　　然而，他的每次转变都是不彻底的。一个时期中，一种思想占主导地位，又有旧思想的残余和“新思想”的萌芽。往往是：继承，未吸取精髓；创造，没建立独立体系；抛弃，还藕断丝连。这就使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复杂性，任何简单笼统的评论都是不确切的。
　　
　　陈独秀把法兰西民主主义思想引进中国，掀起了反孔教①《给陈其昌等的信》，《独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页。
　　
　　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确有不朽的历史功勋，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从理论上说，他只是借用了西欧文明中的“科学”和“民主”两件武器，既未发展这个理论，也未在中国实践中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一起，共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作为中共领袖，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参与领导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他直接参与组织指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使他的革命历史达到了光辉的顶点。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与普列汉诺夫是不能比拟的，更不要说列宁了。他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革命时期，就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列宁”，后来托派又沿用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陈独秀都有成败两个方面。从革命实践来考察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大革命失败以前的历史时期，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五四”时期、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如果把一个人与时代联系起来的话，从１８９４年兴中会成立起，到１９１５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可称为“辛亥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从１９１５年《青年杂志》创刊起，到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可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从１９２７年井冈山斗争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时期，代表人物是毛泽东。虽然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大革命都失败了，但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没有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就没有１９４９年的胜利。同时，历史也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主要看其对历史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三个时期，还有不少英雄人物，但谁也没有比这三个人的历史功绩大。就陈独秀本人说，１９２７年以后的错误，与此前他的历史功绩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因为那已经是“毛泽东时代”了，陈独秀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影响力。所以，从他那个时代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来讲，说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是可以的。然而，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基本上是失败的。
　　
　　陈独秀一生中，的确吸收过不少外来的主义和理论，从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他也不像懒惰的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照搬别人的理论，有时还努力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中国的情况。对这些外来的理论和主义进行筛选和改造。但是悲剧在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局限性，他的筛选和改造，有的成功了，如对西欧民主主义；有的把正确的理论用歪了，如对马克思主义；有的本来是错误的东西，不可能改造成正确的东西，如托洛茨基主义等。因此他虽有把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愿望，可结果却是成少败多。
　　
　　所以，他曾哀叹道“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对于革命的重要。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没有正确的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家。
　　
　　有人说，陈独秀也有始终坚持如一的信仰，即科学——民主——社会主义；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这倒不假，即使他说“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政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时，也认为未来世界是“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他的民主是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他的社会主义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即通过民主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如果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面前，这样的社会主义连一天也存在不了。陈独秀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在客观考察陈独秀“民主观”、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有一点积极因素须给予应有的评价，即他是最早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提出分清敌我界线，防止专政到人民头上，以避免发生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这是一个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的问题。
　　
　　总之，我们从宏观上全面客观地来评价陈独秀一生功过，不能不承认他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他的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也是极为严重的。这里，我们试图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说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但限于水平，舛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