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傳
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中國革命史叢書
唐寶林·著
從秀纔到總書記陳獨秀傳(下)
中國革命史叢書
目 錄幾句閑話1…………………………………………………
一 大革命失敗後的彷徨與思索3……………………………
瑕瑜共有的意見 取消主義的開端3……………………
“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領導” 拒絶參加“六大”…13
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 托陳取消派的胚胎18…
二 與托洛茨基主義相結合25………………………………
與托洛茨基不謀而合 全面否定共産國際25…………
接受托派觀點 視歧路為正途36………………………
對“中東路事件”的意見性質不同的“三封信”…48
誓做反對派被開除出黨58………………………………
三 領導托派活動74…………………………………………
拒絶入托“三條件” 組織“無産者社”74…………
飽受托派小組織排擠 獲得托洛茨基賞識85…………
促使托派組織統一 任托派中央總書記102……………
編《熱潮》呼喊民主抗日 緻中共為求救國聯合…115
高擎愛國大旗 製裁極“左”派134……………………
四 被捕·獄中生活·出獄142………………………………
禍起蕭墻 處驚若定142…………………………………
法庭鬥爭驚四座 不服判决再抗辯150…………………
潛心著述文字學 遺作流傳臺灣島158…………………
身陷囹圄氣若虹 滿紙悲憤《金粉淚》177……………
患難得情侶 晚年有慰藉194……………………………
遙控托派被開除 又得托氏關懷情197…………………
無條件出獄 未發表的聲明214…………………………
五 抗戰初期的主張和活動220………………………………
擁護政府領導抗日 擁護國共合作救國220……………
與托派領導集團“决裂” 在武漢獨立開創局面…238
上書托洛茨基 又受托派抨擊247………………………
與中共再次和解 拒絶回黨“三條件”268……………
蒙受“漢姦”冤屈 與黨徹底破裂281…………………
六 “終身反對派”293………………………………………
顫沛流離入川 痛悼親友逝世293………………………
最後論文書信 拋棄一切主義300………………………
“最後見解”是非多 悲觀論調指前途309……………
貧病交加風骨健 葉落歸根回故裏327…………………
七 餘論——關於對陳獨秀的評價335………………………
幾句閑話
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風雲的人物。在20世紀
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第一次大革命的歷史上,他都留下了巨大的足跡,被稱為“思想界的明星”、“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慧星”。
20年代後期,由於主觀與客觀各種復雜的原因,陳獨秀犯了錯誤;不久,他又轉嚮托派,成了中國共産黨的反對派。
從此,這顆“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雖然他與共産黨的關係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而被開除出黨,然而他與黨的爭論,仍是革命陣營內部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路綫和方法上的分歧,而且,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若幹思想,如“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在中國革命中反對把“擁護蘇聯”當作最高原則;落後的中國應註重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人類社會最終將通過和平和民主(而不是通過暴力)過渡到共産主義等,仍為史學界認真地議論着,而且議論得越來越深入。
本書時限,從陳獨秀在1927年“八七”會議後正式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崗位起,到1942年逝世止,可稱為陳獨秀的後半生。在這個時期中,陳獨秀的思想和活動錯綜復雜,他與共産國際的關係,與中國共産黨的關係,與國民黨以及民主黨派等各種政治勢力的關係,都發生了與他前半生不同的變化。自然,他與托派的關係最深,但是,除了一致以外,二者又有許多矛盾和鬥爭。所有這些,都是陳獨秀後期歷史上的重大課題,幾十年來,吸引着不少中外史學工作者,進行研究和評論,對有些問題的爭論還相當激烈,見仁見智,衆說紛紜。
筆者幾年來參加了陳獨秀歷史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寫了幾篇習作,與林茂生協作編著了《陳獨秀年譜》,還與京、滬、皖、徐等地學者一起合作編輯了《陳獨秀研究資料》;本書是這些研究成果的一個小結,對以前發表的論著中的錯誤和不足之處,凡發現的,作了糾正和補充。
本書在收集資料和撰寫的過程中,得到了李新、史洛明、陳鐵健、張永通、劉傳學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熱情支持和幫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大革命失敗後的彷徨與思索瑕瑜共有的意見取消主義的開端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號,
是喜瑪拉雅山的山鬼狂嘯;美滿的呀、美滿的人間,
已經變成了苦悶的囚牢!我的靈魂飛上了九霄,
俯瞰人間的群衆顛沛如濤;宛如被射了雙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鳴,血淚滔滔。那畜輩的良心早泯,衹知把民衆作肉食血飲;我們要恢復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們自己的覺醒。
……
這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時,陳獨秀編輯《革命文學史》一書時,在捲首寫的一首《獻詩》。詩中表現了陳獨秀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罪行的滿腔悲憤之情,真是驚天地,泣鬼神。
“八七”會議後,陳獨秀正式離開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
9月10日,他和秘書黃文容(又名黃然)以及汪原放、陳嘯青化裝後秘密登船,前往上海。到滬後,住在江西北路福生裏(今羅浮路)醬園弄一幢三層樓的房子裏①,過起了漫長的地下生活。
9月下旬,中共中央也遷到上海。瞿秋白同志親自去看望他,並調黃文容到中央宣傳部工作,協助鄭超麟出版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剋》。當時,陳獨秀雖犯有嚴重的錯誤,並一再拒絶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指赴蘇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中共中央對他還是尊重的,“並沒有把他當敵人看待。中央並沒有給他處分,他的待遇還是同往常一樣”②。
而其他有些中央領導同志,因領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失敗,先後受到各種各樣的處分。
儘管如此,陳獨秀這時的表現,還是比較消極的:一方①
②《關於八七會議的回憶——訪問李維漢同志談話記錄》,《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
汪原放:《陳獨秀和上海亞東圖書館》(劉建整理),《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鄭超麟緻筆者的信(1980年10月8日)。汪原放是陳獨秀好友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的侄子。陳嘯青是黨在武漢開辦的一個紙行(黨的地下機關)的經理。大革命失敗時,陳獨秀和秘書就隱蔽在紙行的樓上。
面,對於大革命的失敗,他因自責而陷於深深的苦悶之中,如他自己所說:“自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了悲慘的可恥的失敗後,我因親自負過重要責任,一時實感覺無以自處,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個人的反省期間。”①另一方面,他拒絶共産國際和黨中央要他去蘇聯“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的决定;《布爾塞維剋》出版時,瞿秋白叫他寫文章,他衹寫些“寸鐵”一類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見他的情緒。
他整天埋頭於研究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和音韻學問題。
這是他個人學問愛好所在。當時有人到他傢去,寒暄幾句後,他就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遇見湖北人時,他問這幾個字湖北音怎樣讀;遇見廣東人時,又問那幾個字廣東音怎樣讀,等等。對於他進行這項文字研究工作有種種議論:有人認為他像《漢書》中的曹參為相一般,人傢去見曹參有所建議,曹總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議者之口。陳獨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學的研究來回避政治問題,並掩蓋他在黨的路綫政策問題上與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為他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②
有人還認為他像歷史上有些知識分子出身的政治傢那樣,在政治上受挫或失意之後,到純學術的領域中去尋找精神寄托。歷史上的這類人物,有的還在學術上取得輝煌的成就,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陳獨秀在文字學研究領①
②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柯柏年談話記錄》(1980年6月29日,唐寶林整理)。
陳獨秀:《答國際的信》(1930年2月27日),《無産者》第2期。
域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因為不管人們對他從事這一研究工作的動機作何種猜測,誰也不否認,他對這項工作的確達到了入迷的程度,並且一年以後,即1929年3月,終於寫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一稿。此稿分五部分:(一)自序及說明;(二)北京話;(三)漢口話;(四)上海話;(五)廣州話。陳獨秀還請鄧穎超校核北京話,項英校核漢口話,瀋雁冰和陸綴文校核上海話,楊殷和羅綺園校核廣州話①。
陳獨秀為什麽研究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他在《自序》中說,用現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夠使多數人識字寫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還由於中國文字長期以來被官僚文人用來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現在的文字,代表現在的語言,敘述現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覺到中國的文字已經破産了”。“文字衹是代表語言的符號,中國許多語言衹能說出,不能寫出,它不成了有語言而無文字的國傢!”他還指出,現在有許多人努力平民識字運動,但所謂平民千字課絲毫不曾註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必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沒有,“教他們識了這些字又有什麽用處!”
當時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的阻力很大,衹做了一些註音字母的工作。但陳獨秀認為當時的註音字母還不如日本的假名便當。他指出:“註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點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製造註音字母的人們,既然沒有把它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①何之瑜:《獨秀叢著總目》附註。轉引陳獨秀:《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1949年8月商務印書館清樣搞。該稿在上海解放後沒有出版。
的方法,方法太簡陋,不成其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沒有人肯用了。”為此,陳獨秀决心率先嚮舊的傳統宣戰,為後繼者掃除前進的障礙。他說:“有人譏笑製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倉頡第二,其實想做倉頡第二並不是什麽可以被人譏笑的事;中國文字當然不是什麽倉頡一人所造,是從遠古一直到現在無數倉頡造成的,今後需要許多倉頡來製造新的文字。”
他表示自己“貿然做這本書,……十分冒險,所以希望許多有志做倉頡的人們,加以討論,糾正,並且有實際的運動,使最近的將來,中國真有一種拼音文字出現”。
在《說明》中,陳獨秀講了為什麽不用當時流行的國語,而用四種地方話做標準語,主要是他認為當時中國還不曾達到國語成立時期,“現在的所謂國語,或所謂的普通話,人為的性質太過份,離開實際語言太遠了,它不能夠叫做國語”;一種國語必須有一個地方語做標準,現在真正國語未成立以前,應該以有最大影響的地方語作標準語來過渡。於是他采用了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四個地方語。他說:“這四個地方都是中國産業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這四個地方語,確能代表全中國大多數人的實際語言,並且它們都有相當的文學作品。”
《草案》內擬定的單聲母和單韻母共43個,采用的字母形體“大致是比較最完備的國際音標,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為“中國結合聲母的語音特別發達,國際音標不盡適用”,於是,陳獨秀依據音理參照國際音標及各國字母,創造了九個結合聲母及三個單聲母①。
此稿完成後售給商務印書館,該館主持人與國民黨當局關係甚深。陳獨秀當時是國民黨通緝的“共黨首領”,該書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陳獨秀畢竟非一般作者,於是張菊生、王云五、鬍適之,傅孟真、趙元任等共捐贈稿費千元,使陳獨秀得以維持了一段貧睏的生活②。
其實,陳獨秀的消極是表面現象,他的內心卻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濤,如他在《革命文學史》一書捲尾寫的《緻讀者》一詩中吶喊的那樣:
快放下你們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飲;
烈火已將燒到你們的腳邊,你們怎不起來自衛生命?呀,趁你們的聲音未破,快起來把同伴們唱醒;趁你們的熱血未幹,
快起來和你們的仇敵拚命!在這惡魔殘殺的世界,
本沒生趣之意義與價值可尋;衹有嚮自己的仇敵挑戰,
就是死呀,死後也得安心。①
②何之瑜:《獨秀叢著總目》附註。《何之瑜緻鬍適的信》(1948年1月7日),《鬍適來往書信選》(下)第306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陳獨秀:《中國拼音文字草案》,手稿。蘇维埃的列寧永生,孫中山的精靈不冥;熱血未幹的朋友們呀,
莫忘了你們尊貴的使命!
因此,他一直密切註視着政治局勢的發展,認真閱讀黨的文件,緊張地思索革命面臨的各種問題,並將自己的意見經常寫信給中共中央。
那麽,他的意見是什麽呢?
首先,他不同意“八七”會議確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方針,主張在敵人的瘋狂屠殺面前,實行完全退卻和防禦的策略;“工農運動不要有所動作”,要動,也“應偏重經濟的鬥爭”,如“不交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尤其“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①。
陳獨秀之所以持此意見,是基於他對大革命失敗及失敗後革命形勢處於低潮的認識。陳獨秀在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時,曾寫信給中共中央,說“國民黨政權决不會像你們所估計那樣快的崩潰,群衆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所估量的那樣高昂”②。他不同意當時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認為大①
②《陳獨秀緻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緻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三),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陳獨秀緻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和《中共中央常委給陳獨秀的復信(1927年12月9日),《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另參見蔡和森:《論陳獨秀主義》,《布爾塞維剋》第4捲第5期。
革命失敗後的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是直接革命形勢”①的觀點。他還說服一些人同意他自己的意見。有一天,王若飛到他傢拜訪。陳便嚮王談了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形勢“嚮下落”的看法。王開始不贊同陳的看法,認為革命是“嚮上漲的”,於是爭了起來。陳問王:“這幾天上海的外國兵大部分撤退回國,你以為中國革命還在高漲時候,帝國主義肯把軍隊撤退麽?”這麽一問,使王若飛恍然大悟起來,回去起草了一個“江蘇省委决議案”的文件,批評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央“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這個議决案未及省委通過,王即赴蘇參加“六大”,但它被莫斯科中山大學譯成俄文,當作中國問題材料散發)。②
但是,陳獨秀生活在上海,衹能根據他視野所及的一些現象和國民黨報紙的報道,來判斷革命形勢,看到的主要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裝暴動在城市中的失敗,因此,不免流於膚淺和片面。當時,毛澤東也認為革命形勢處於低潮,但是由於他鬥爭在第一綫,因此他對這個問題就看得更加真切,更加深刻。他說:“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紅軍每到一地,群衆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纔慢慢地起來……。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①
②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王若飛當時是江蘇省委常委。
《中國現狀與共産黨的任務的决議案》(1927年11月8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
生活的終了。”①更重要的是,在領導秋收起義和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實踐中,毛澤東不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勢,而且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由此可見,陳獨秀的“低潮觀”與毛澤東的“低潮觀”,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前者得出了革命應該全面退卻的取消主義結論,後者則從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出發,主張把城市的防禦與農村的進攻結合起來,堅持革命的武裝鬥爭。
其次,在某些問題上,陳獨秀還保持着比較清醒的頭腦。
例如,他在1927年11月11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對此時“所有政治的經濟的政綱,都是無産階級專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綱”,表示懷疑,認為與“國際屢次决議案”所說的“民族革命”不同,“現在的革命性質及吾黨政綱急須確定,應迅速由中國黨起草送國際批準。”12月13日,即廣州起義時,他給中共中央的信,對廣州起義采用“‘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维埃政府’這些口號”,表示“我殊不以為然”,其理由是“蘇俄政製精義是無産階級獨裁,離此,則蘇维埃並無特殊意義”。這些意見表明,他當時仍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主革命。他甚至贊成舉行廣州起義:“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這是毫無疑義的。”並積極地建議:“在廣州的非戰鬥員悉數遣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擱……不如此,則不獨廣州孤立不能①《井岡山的鬥爭》,《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9、76、77頁。
持久,並且廣州一旦失敗,我們什麽都得不着。”“可以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
……即譚平山①如以國民黨地位或另組他黨而能從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們不可持‘黨外無黨’的謬見”。這些意見,應當說是難能可貴的。可是,以後陳獨秀在轉嚮托派、反對“六大”路綫時,卻背棄了他的這些正確主張。
當時,中共中央在給陳獨秀的回信中,否定了陳的錯誤主張,堅持了“八七”會議製定的武裝鬥爭的方針,指出:
“發動工農的經濟鬥爭,以引導到政治暴動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針。”“農民群衆在現在階段,已經分不開經濟與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號(不交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發動農民群衆是非常之對,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須走到暴動,……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權問題。”“衹準備做經濟鬥爭,而不要指出政權的目標,這就不對了。”“如今經濟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非工農自己取得政權是不可能得着改良的。”②但是,此時的中共中央也有許多錯誤的認識和政策,包括陳獨秀信中提出的那些問題,以至這些錯誤的認識和政策發展成“左”傾盲動主義,並一度統治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
在給人以醉心於文字學研究印象的同時,陳獨秀把上述①
②《中共中央常委給陳獨秀的復信》(1927年12月9日)。
當時因領導南昌起義失敗,被開除黨籍,然後參加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的活動。
這些意見不斷寫信貢獻給中共中央。但是,他的錯誤意見,當然不被接受;正確的部分,則由於中共中央正在盲動主義錯誤統治時期,也未被采納。
在此期間,陳獨秀的次子陳喬年,時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時常來看望他。喬年同情父親的遭遇,也贊同父親的某些意見。但他對父親與黨中央之間的矛盾,很感為難。有一次喬年勸告陳獨秀不要再給黨中央寫信了,因為中央裏有些人把他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①。於是,陳獨秀聽了喬年的話,在較長一段時間裏,不再給黨中央寫信,直到1929年7月中東路事件時,他纔按捺不住,又動起筆來寫信給黨中央。但是,在這段時間裏,他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思考,始終沒有停止過。
“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領導”拒絶參加“六大”擔負的歷史使命,而陳獨秀又是大革命時期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大革命失敗後,對中央路綫也提出過重要意見,所以被共産國際和黨中央列為特邀代表參加大會。可是這次與“八七”會議相反。那時他人在武漢,本可以參加會議而未被邀請。這次特邀他參加,他卻堅决拒絶了。
黨中央為了爭取他赴蘇參加“六大”,做了許多工作。除了共産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瞿秋白等親自邀請外,還①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緻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通過與他關係親近的人勸說他,如王若飛、鄭超麟、黃文容等,但都沒有做通他的工作。為什麽陳獨秀如此堅决地拒絶邀請?是否像王若飛為他擔心的那樣,怕蘇聯“正在反對托洛茨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的意見,那時人傢一定為了打擊托洛茨基原故來打擊他”?這種擔心對陳獨秀來說,也不是不可能有的,但其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他日益滋長起來的對中共中央和共産國際的不滿情緒。他認為中共中央是在排擠他和譚平山兩個老人①;尤其在大革命失敗的錯誤和責任問題上,他不滿意共産國際文過飾非,把他當替罪羊,作為右傾投降主義的代表來批判,甚至出現“某些超過事實的指摘”。他承認,他沒有這種“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②。
第二,他自己解釋不赴蘇的原因時,很強調“中國問題要由中國人自己來解决”。他曾提出:“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並認為大革命失敗的錯誤主要責任在國際身上;而國際之所以錯誤,在於外國人不瞭解中國的情況。他曾反問當時勸他赴蘇的人說:“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瞭解還是外國人瞭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麽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③所以,不管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叫他去蘇聯①②③黃然:《黨的“六大”前後若幹歷史情況》。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
黃然:《黨的“六大”前後若幹歷史情況》,《黨史資料》(叢刊)1979年第1輯。
學習也好,研究中國問題也好,參加“六大”也好,他都一概拒絶。
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傑出的思想傢和政治傢,有人稱他是“怪傑”。他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頑強的個性,常常能提出一些驚世駭俗的見解(自然,也有些是奇談怪論)。
“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在當時,提出這個想法,無疑是大膽而深刻的。因為,當時黨內幾乎沒有人懷疑共産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也不敢懷疑。而恰恰在當時及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産國際决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嚮,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絶境”①。可惜的是,陳獨秀不是個馬剋思主義理論傢。他的思想縱然經常能迸發出閃光的火花,卻提不出正確而完整的理論和路綫,同時又不承認後來毛澤東等共産黨人開闢的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所以,他自己一直未能實行“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的願望。
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隆重舉行。這次大會,製定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革命綱領,批判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大會在批判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時,不僅批評了陳獨秀,還批評了國際代表鮑羅廷、魏經斯基、羅易等。共産國際雖然未作自我批評,但①《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决議》(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産黨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
也認可了中國方面對其所派代表的批評,並在組織上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從此改變了由外國人充任共産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體製,而改為中共中央在共産國際設立常駐機構——中共代表團,以此來指導國內共産黨的工作。
大會就陳獨秀對大革命失敗應負怎樣的責任,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王若飛對陳獨秀的錯誤比較註意實事求是,他曾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反對不讓陳獨秀參加那次會議;在“六大”選舉中央委員會時,甚至提名陳獨秀當候選人。①由於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鬥爭,瞿秋白在《政治報告討論後之結論》中說:“是否責任由他(註:指陳獨秀)一人負呢?大傢說不應該,又說他應多負一點。他的思想是有係統的,常有脫離馬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至於過去,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志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現在衹能說他個人做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②不僅如此,“六大”通過的《政治决議案》在寫到這個問題時指出,大革命時期的機會主義是發生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甚至沒有采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
應該說,這個“結論”和“决議”,對於陳獨秀來說,是比較公道的。而且,“六大”製定的路綫,與他1927年11月①②“六大”記錄。
李培之:《飛度關山的人——回憶王若飛同志》(李小丁整理)《人民日報》,1982年1月8日。
緻中央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所以,當王若飛從莫斯科寫信告訴他“六大”的情況,勸他不再消極,站在“六大”路綫上重新工作時,他比較平靜。後來他還承認:“幸而六次大會對於盲動主義命令主義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對機會主義一樣,加以相當的矯正。”①所以,當那些別有用心的人鼓動他起來反對“六大”選出來的黨中央時,他就明確表示拒絶。因此,“六大”以後他對於黨中央和共産國際的對立情緒,不說是完全消除,也理應有所緩和。在拒絶參加“六大”時,他曾表示再不參加黨的領導工作,不為自己辯護,也不出面批評別人,可如往常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對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②。“六大”以後,他本來是應該履行諾言,繼續跟着黨前進的。當時的黨中央也是這樣認為的。“六大”期間,斯大林接見中共領導人時,曾擔心陳的對立情緒,會導致他另行辦報和另行組黨,進行反對派的活動。中共領導人還為他辯解說:沒有可能③。然而,陳獨秀畢竟在大革命失敗的根源和責任問題上背的包袱太沉,又對自己取消主義的意見太自負,所以經不起托洛茨基主義這一外來因素的刺激,他終於動搖了。他的歷史也就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轉折。①②③同②第425、426頁。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册,第366、367頁,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
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緻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托陳取消派的胚胎在敘述陳獨秀與托洛茨基主義結合之前,先要交待一下存在於陳獨秀身邊的派別活動,因為它對這個“結合”起了催化劑的作用,而且以後成為托陳取消派的胚胎。
這種派別活動,發端於大革命失敗之後不久。參加這個活動的人,都在大革命時期到“六大”以前,擔任過中共中央或地方黨組織的領導職務。例如彭述之先後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順直省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副書記,其妻陳碧蘭在中央婦女部工作,並兼上海區委婦女部書記。尹寬先後任山東地委書記、中央局秘書、江浙區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安徽省委書記。何資深做過湖南省委組織部長及書記(毛澤東之後)。
鄭超麟長期擔任中央宣傳部秘書,編輯中央機關報《嚮導》、《布爾塞維剋》,還做過中央出版部部長。蔡振德做過湖北省委委員、江蘇省委委員。馬玉夫做過上海區委委員兼碼頭工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劉伯莊任過北京地委書記、北方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順直省委“前委”書記。任旭(任曙)先後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湖北省委代理書記。陸沉是安源地委書記、中央農運委員、湖北區委農民部長、省農協委縣長、江西省委書記,等等。
“八七”會議,實際上撤了陳獨秀的職。這些人對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推在陳獨秀一個人身上不滿,於是,就自稱“陳獨秀派”,進行反對瞿秋白為首的新中央的活動,企圖恢復陳獨秀在黨內的領導權。但是在“六大”以前,由於這些人還擔任着各種領導職務,不少人還在外地,所以,他們的活動比較和緩,比較隱蔽,沒有引起人們的註意。之所以如此,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陳獨秀本人不支持這種活動。據鄭超麟說,他們曾爭取陳獨秀來領導他們的活動,但陳表示“不參加,而且反對這種活動”;“他是希望秋白、亦農等人,同他一般客觀,坦白,大公無私,可以漸漸接受他的意見,而恢復過去的工作精神”。他甚至“相信莫斯科是真誠革命的,雖然對於中國問題認識錯誤,將來在事實證明之下,仍能覺悟而接受他的主張”①。他自信給中央信中的那些意見是正確的。若從個人品質作風上來衡量他,從任黨的總書記時起,就把反對他的人和擁護他的人看成是一樣的工作同志,把一切黨員都視為他的群衆,從不拉攏一部分擁護他的人去打擊反對他的人。
“六大”以後,瞿秋白、王若飛、張國燾被留在莫斯科學習和工作。總書記嚮忠發、宣傳部長蔡和森等人回國。但不到一個月,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蔡和森,因“六大”前的工作錯誤被撤銷職務,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員犧牲、叛變、消極,李立三就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並任宣傳部長,實際主持中央工作。在這種混亂的形勢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領導人,而且他們自己又都在“六大”前後,先後失去了黨內重要職務,於是,他們紛紛聚集到上海,又積極地活動起來。
首先是汪澤楷,他參加“六大”後一回國,就去看望陳①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獨秀,報告了“六大”情況,然後鼓動陳與他們一起起來反對中央。但是,陳獨秀斷然拒絶:“我不來,我要來時就另外創造一個新黨。”
“創造新黨”的想法,最初是張國燾提出的。1928年2月至4月,正是“左”傾盲動主義路綫時期,張國燾幾次拜訪陳獨秀,建議組織“工農黨”,以擺脫瞿秋白為首的中央領導,擺脫共産國際及其代表的束縛。據張說,陳對此“大感興趣”,認為是“合情合理地改變黨內現狀的要圖”。但他同時考慮到種種睏難,提出須慎重。後來因盲動路綫結束,中央準備召開“六大”而作罷。陳獨秀預料“第六次代表大會能改正瞿秋白的這種明顯的盲動錯誤”①。“六大”的結果,在大的方面自然是無可非議的,因此,他暫時沒有“創造新黨”的念頭,更反對為了恢復自己的領導權,團结一部分親近的人,在黨內進行秘密的小派別活動。李維漢說他是我黨早期犯錯誤領導人中,少數幾個不搞陰謀的人,的確如此。但是,汪澤楷和鄭超麟卻認為在黨內為爭奪領導權而鬥爭是應當的,但另外創立一個新黨則是大逆不道。其實,這恰恰反映了這個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的活動是很不光明的。鄭也承認,我們這時反對中央,“與其說有甚麽路綫或理論的鬥爭,寧可說衹有人事的鬥爭。我們仍未拋棄恢復陳獨秀領導中國共産黨的幻想。”②所以,周恩來在分析這幫人與托派結合原因時指出:“大革命失敗以後,許多國共合作時代的動搖分子,①②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册,第365、367頁。
有脫離工作的,有堅持地方觀念的,有固執自己錯誤的,這些在組織上並未剋服。他們專以個人的小問題鬧無原則的糾紛,而反對派就抓住了這些不滿意黨的路綫的分子,利用這種無原則的鬥爭,以進行其反黨的活動。”①這個“陳獨秀派”參加的一個重大活動是所謂“江蘇省委獨立事件”。
省委書記項英的支持下,對抗中央派人加強省委領導的措施,宣佈“獨立”。據鄭超麟說,這次事件“不是甚麽原則的衝突,而是人事的鬥爭”②。不過為了宣傳他們“獨立”行動的“正當”性,以爭取黨內的同情,他們也尋找了一些藉口。
“六大”後,中共中央為了執行“奪取群衆”的中心任務,决定全力整頓全國各重要區域的産業支部,並把江蘇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為江蘇有全國最大的産業區域經濟中心——上海,有全國最大的政治中心——南京。中央决定派一個政治局委員去做江蘇省委書記,以擴大省委的力量。江蘇省委同意中央視省委力量薄弱的觀點和應該加強的意見,但反對中央派人去當省委書記,也反對中央由別處調人去加強省委,主張從江蘇省內部找幹部。中央批評了省委的地域觀念後作了妥協,同意省委的意見③。①②③李立三:《江蘇問題與全體黨員應有的認識——在各省來滬代表會議上的報告》(1929年1月15日),《黨內生活》第5期,1929年2月19日出版。
鄭起麟:《陳獨秀與托派》,手稿,1980年8月。
周恩來:《托洛茨基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周恩來選集》(上捲)第46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接着,中央發現省委在上海郵務工人罷工中工作薄弱,於是决定在即將發動的上海法租界電車工人罷工鬥爭中,組織一個行動委員會來指導這次罷工。此委員會由中央、省委、共青團、全國總工會、上海總工會共同派人組成,又遭江蘇省委反對,認為這個委員會“妨礙了江蘇省委的職權”。這樣,中央便派巡視員李維漢視察了江蘇的黨組織和工會。李視察後提出兩個解决江蘇省委的辦法:一、以中央兼省委,撤銷省委和上海市委,將省委幹部分到區委,再從別處調二、三同志,加強區委;二、中央不兼省委,而分一部分人組織省委,同樣將省委分到各區。但是,這兩個解决辦法,中央正在討論時,江蘇省委就表示,無論中央怎樣决定,一概不接受,宣佈“獨立”,與中央脫離關係,拒絶一切指示,拒絶中央巡視員巡視,並指示各區委轉移,使中央找不到他們;同時,嚮在滬各省部代表進行宣傳,企圖聯合反對中央①。因為當時江蘇省委的經濟有獨立的來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濟;他們還能單獨與外省黨組織通信,有可能聯絡某幾個省委起來響應,壯大聲勢。
江蘇省委製造的藉口是:現在的中央被“廣東派”及“舊中央派”把持,解决江蘇及各省問題是“搶地盤”;中央政治路綫有問題,仍是“盲動主義”,衹專註農民,忽視工人;中央經濟不公開,中央委員生活奢華等。
搞宗派活動的人,往往用宗派觀念觀察別人,觀察一切①李立三:《江蘇問題與全體黨員應有的認識——在各省來滬代表會議上的報告》(1929年1月15日)。
問題,這是個典型。明明自己要搞“獨立王國”,對抗中央,卻反咬一口。另外,當時“盲動主義”或“左”傾錯誤即使有,也主要表現在留戀城市,輕視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决不是相反——“衹專註農民,忽視工人”。所以,中央批評他們的藉口“全是造謠”,是用“派別觀念”和“封建思想”、“小資産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觀察中央;攻擊中央“盲動主義”,則本身就是“不動”,是對大革命失敗的悲觀,動搖①。
江蘇省委的這種觀點和行動,與“陳獨秀派”基本一致。
所以,省委委員中的兩名“陳獨秀派”分子蔡振德和馬玉夫竭力推動這個“獨立”事件的發生,而且在“獨立後”,又通過他們,找更多的“陳獨秀派”幫助,特別需要宣傳方面的幫助,因為他們“缺乏搖筆桿的人”。於是,李富春親自到鄭超麟傢,請鄭出山,答應以後讓鄭做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鄭對宣傳部長無多興趣,但欣賞他們的行動,一口答應幫忙。鄭超麟、彭述之、劉伯莊、汪澤楷、蔡振德、馬玉夫等幾位主要的“陳獨秀派”分子,就聚集到蔡振德傢好幾天,聽蔡講述“獨立”經過,然後為江蘇省委起草了幾篇宣言和議决案。
但是,這些文件一篇也未用,據鄭超麟說,因為都超過了項英、李富春等人的政治界限。
這個事件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對省委做了深入細緻的說服教育工作,並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①李立三:《江蘇問題與全體黨員應有的認識——在各省來滬代表會議上的報告》(1929年1月15日)。
開了幾次會,以全黨的名義譴責江蘇省委的行動,擁護中央,保證了外省黨組織與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場。同時,解鈴還需係鈴人,在政治局中,李立三、周恩來等批評了暗中支持江蘇省委行動的項英,項英表示服從中央决定,出來做省委的工作。最後,江蘇省委完全承認自己的錯誤,放棄“獨立”,接受中央關於“改組省委,加強區委的辦法”。①事件失敗時,蔡振德和馬玉夫不知改悔,宣佈退出省委。
但是,整個“陳獨秀派”反中央的活動,終於被揭發出來了。
陳獨秀對此事件,依然采取不介入的態度,既不鼓勵,也不阻止。
彭述之等人拉攏陳獨秀反對中央,進行派別活動,遭到陳的一再拒絶;加之黨在“六大”路綫指引下,得到不斷鞏固和發展,這樣,“陳獨秀派”的活動就很難搞下去了。然而,與陳獨秀一樣,這個派別在接觸到托洛茨基主義以後,也死灰復燃了,而且與陳獨秀相互作用,越走越遠,終於不可收拾。
①李立三:《編完以後》(即《黨的生活》第5期“江蘇問題專號”編後語)。
二與托洛茨基主義相結合與托洛茨基不謀而合全面否定共産國際中國托洛茨基反對派(簡稱中國托派)起源於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中間,開始是蘇聯托派的一部分,後來成立了獨立的秘密組織,蘇聯托派還派專人與他們聯繫①。他們始終沒有獨立的政治綱領,一切都來自托洛茨基的說教。
托洛茨基的理論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這個理論的基本論點,在他自撰的《不斷革命論》一書中,歸納為14條,或“互相聯繫的三個思想”:(一)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所謂“無産階級專政”論。即以“無産階級專政”的綱領,把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革命,混在一起進行,畢其功於一役。他以“小資産階級在①王文元:《雙山回憶錄》,第64、83、84頁,香港周記行,1977年出版。
經濟上和政治上缺乏獨立性及其深刻的內部分化”為理由,輕視甚至否認農民的革命性,並認為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産階級沒有任何革命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傢也不例外,甚至認為“越到東方的資産階級越反動”。為此,他提出,無産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與資産階級建立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綫。
(二)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他主張無産階級奪取政權後應進行愈來愈激烈的階級鬥爭,嚮一切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進攻,包括貧農及一切小私有者。“這種鬥爭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國內引起內戰,在國外引起戰爭”,從而推動世界革命;否則,無産階級政權不能維持長久,將在外部帝國主義國傢的包圍、進攻,內部階級敵人的不斷叛亂中滅亡。為此,他反對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而應放在國內國際的階級鬥爭上。
(三)一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斷性——“國際革命”論。
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是“國際革命”,它“在民族舞臺上開始,然後發展到幾個國傢的舞臺上,最後在世界舞臺上完成”。所以“在一定條件下,落後國傢能比先進國傢早實現無産階級專政,但要比它們晚進入社會主義”。他認為俄國落後的經濟基礎和技術條件,在十月革命後,不可能憑自己的力量來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唯一出路是把蘇聯作為基地,用輸出革命的辦法,使西方幾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傢的無産階級取得政權,然後互相支援,共同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
以上這些問題,起先是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爭論,1923年以後,是托洛茨基為首的蘇聯托派與斯大林為首的聯共中央爭論,在具體事件上,中國革命是這場爭論的焦點之一。
托洛茨基根據自己的理論,竭力反對斯大林和共産國際在中國革命中執行的路綫,尤其反對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國共合作政策。其實,據當時訪問蘇聯的蔣介石說,在國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是蘇共領導人中最支持這種合作的,對國民黨人非常熱情。與斯大林等人比較起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剋、越飛等人,“更加關心國民黨和俄國共産黨之間的合作”;“我同托洛茨基談話比同其他蘇聯領導人多。
我發現,在他們所有的人當中,數他最開門見山。他鄭重其事地對我說:‘除了蘇軍不直接參加之外,蘇俄將竭盡全力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積極提供武器和經濟援助’。”①但在“三二○”事件以後,托洛茨基一再宣稱,從1923年一開始,他就堅决反對這種合作,後來又幾次提出退出國民黨。在聯共中央和共産國際執委會多次討論陳獨秀提出的這個主張時,托洛茨基都予支持,但又都被否决。在武漢政府時期,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蘇维埃的主張,如俄國二月革命後的策略那樣,逐步由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過渡到一個政權,亦被斯大林所否定。大革命失敗之後,托洛茨基乘機發起猛烈進攻,攻擊斯大林共産國際在中國推行的是徹頭徹尾的孟什維剋機會主義路綫,導致了中國革命的慘敗。
這些爭論,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會議、共産國際執委會會議,一直到聯共(布)莫斯科活動分子會議、中山大學的群衆集會上,在黨內黨外,上層下層,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公開進行。有①蔣中正:《蘇俄在中國》第22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年版。
時,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甚至面對面爭吵。因此在群衆中,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共産主義勞動大學和列寧學院等校學習的中國留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並使他們分裂。一部人擁護托洛茨基的觀點,逐漸形成一個派別。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從蘇聯托派那兒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後互相傳閱。
中國留學生區芳、陳亦謀、梁幹喬、陸一淵、史唐等人也參加了紅場上的遊行。他們在經過主席臺時,與蘇聯托派一起,當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開寫有“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字樣的旗子,並高呼口號①。蘇聯兩派群衆也發生了火並事件。聯共黨內鬥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11日,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舉行會議,討論了紅場上發生的嚴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黨活動,被托和季(諾維也夫)拒絶。14日,聯共中央開除了這兩個人的黨籍。
翌年1月,托被流放到蘇聯東南的邊疆城市阿拉木圖。與此同時,蘇聯國內開展了大規模的肅托運動。托派的活動轉入地下。史唐、梁幹喬等人,也在1927年底被遣送回國。
經過約一年的醖釀和籌備,他們於1928年12月,在上海陸一淵傢中召開了所謂第一次代表大會,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織,自稱為“中國布爾什維剋列寧主義反對派”,選舉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簡稱“總幹”),其成員及分工是:史唐任幹事長,陸一淵任宣傳部長,張特任組織部長;梁幹喬、區芳、陳亦謀負責華南區;宋逢春、肖冰①《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月18日,唐寶林整理)。
洋、李梅五負責華北區;徐正庵負責江浙區。①他們還在武漢、香港、蘇州、廣州、北平和哈爾濱等地建立了支部。但是,由於這些人中不少人是團員,黨員則企求繼續混在黨內,還由於這時忙於建立組織,未及在黨內大肆活動,所以他們對黨還沒有什麽影響。
“六大”以後,共産國際也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産國際綱領》。會前,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茨基寫了《共産國際綱領草案批評》的文件,要求在大會上討論,並恢復其黨籍。文件第三部分的標題是《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②,抨擊“草案”在中國革命問題上“衹是擁護已經破産的機會主義”,在基本原則上,仍繼續共産國際的“錯誤路綫”。文章係統論述了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未來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資産階級的反動本質等一係列重大問題。共産國際“六大”,衹譯了這個文件的第一、第三部分,發給中國及其他少數幾個代表團閱讀,規定閱後收回,不準帶回國。但是,參加大會工作的中國共産黨員王文元、劉仁靜、趙濟等人,是中國留學生中隱蔽下來的托派分子,他們看到此文件後被深深地打動了。於是,他們就在1928年9月,在留學生中正式建立托派秘密組織,選①②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譯:《中國革命問題》第171一203頁,1947年春苑出版社印行。以下所引《中國革命問題》中的文章,皆出自該版本。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86頁,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出版。
出安福(書記)、王文元(宣傳)、範金標(組織)、李平、曾猛組成“幹事會”,與俄國托派組織建立聯繫,為國內托派組織翻譯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到1928年鼕天,莫斯科及列寧格勒中國留學生中的托派分子,據說發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①。
中國問題》②,詳細論述了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的形勢和策略。此件和上述《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被中國托派視為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兩個綱領性文件,它與中共“六大”製訂的綱領、路綫針鋒相對,為中國托派規定了係統的理論、綱領、路綫和策略。
為了傳播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件,宣傳托派主張,“總幹事會”在1929年4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創辦的刊物《我們的話》,也創辦了一個同名油印刊物,作為它的機關報。從此,他們被簡稱為“我們的話派”。他們不斷地、連篇纍牘地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譯介紹到中國來,造成了中國共産黨的一次大分裂。
1929年四、五月間,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人,從歸國留學生托派分子王平一手中,首先見到了一係列托派文件和幾期《我們的話》,主要是翻譯過來的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國後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屬支部工作,同時又與“我們的話派”關係密切,把托派文件傳入黨①②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第203—233頁。
《雙山回憶錄》第83.92.102頁。
內。彭述之等人先接觸到的是1928年共産國際“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産國際在中國大革命中推行國共合作是孟什維剋路綫、大革命失敗後,又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政策的材料;後來,又看到了上述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共産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兩篇綱領性文件。他們很快就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觀點。鄭超麟說,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甚麽電光閃過我的頭腦”。
接着,他們又介紹給陳獨秀看。陳首先被托洛茨基關於大革命問題的論述深深打動。他驚喜地發現,大革命時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對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後來要求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原來與遠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識的托洛茨基主張不謀而合;而正是因為這種主張被共産國際一再否定,纔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感到他原來的主張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正確路綫”的代表。他特別註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敗完全歸咎於共産國際的那些論斷:“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産黨,受共産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産黨那樣酷烈的”①;“蘇聯布爾什維剋黨和共産國際的權威,始而完全幫助蔣介石,反對中國共産黨之獨立政策,繼而又去援助汪精衛為土地革命的領袖”;“當反對派宣佈中國共産黨的中央(陳獨秀)在共産國際錯誤指導下進行一種機會主義的政策時,就說我們是‘誣衊’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他們(指共産國際——引者)在當時是認為中國共産黨領導是無疵①托洛茨基:《共産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
的。”①陳獨秀見此恍然大悟道:“當你們(指共産國際——引者)將革命失敗單獨歸咎於中共中央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時,而托洛茨基同志卻早已在你們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他極口稱贊“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後來他回顧說,衹是由於得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的文件,“從此以後,我們纔徹底的係統的瞭解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之真實根源之所在”②。
陳獨秀認為,以“階級聯盟”政策代替了“無産階級獨立的領導革命”政策,“是國際對於中國革命根本政策之錯誤”③。“使中共加入國民黨,根本已毀壞其獨立性便不能執行其獨立政策。中共要執行國際這機會主義政策,則步步投降資産階級,毀滅中共組織上政治上的獨立,乃必然的邏輯。”④他以此攻擊“六大”對機會主義的糾正“未曾把這些錯誤之根由係統的徹底的指摘出來,遂至留下現在的禍胎”⑤。這時,當初使他勉強接受的“六大”對於大革命失敗責任問題上做的結論,已經遠遠不能使他滿意了。
按照陳獨秀的錯誤邏輯,黨的階級聯盟政策是一錯百錯,黨的機會主義路綫貫徹於大革命始終,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歷史事實的。衆所周知,正是由於共産國際的創議和支①②③④⑤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緻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陳獨秀等:《我們的政治意見書》(1929年12月15日)。
陳獨秀給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陳獨秀:《答國際的信》(1930年2月27日)。
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
持,中共决定黨員加入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階級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綫,從而推動了1925—是歷史上空前的。”①黨本身的組織力量,也由“三大”時的衹有432個黨員的小黨,迅速發展到“五大”時擁有5.79萬多黨員的大黨。這次大革命,在終於失敗之前,“曾經在共産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②而陳獨秀攻擊“黨整個的根本政策是機會主義”,全盤否定國共合作這一統一戰綫政策曾經取得的偉大成就,不管他的主觀意圖如何,不能不使他把大革命的歷史看作漆黑一團,一無是處。他的這個結論,衹能給黨和人民的光榮歷史抹黑,同時也是給他自己過去的革命歷史抹黑。
其次,陳獨秀的這一“邏輯”也是不能成立的。關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否一定要采取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的形式,這是一個形式問題,不是不可以探討的。但采取“黨內合作”這一形式與不能保持黨的獨立性及領導權,沒有必然的聯繫。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陳獨秀大革命時期多次提出的反對加入國民黨的主張,是同他的“二次革命論”思想相聯繫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①②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决議》,《毛澤東選集》第3捲第956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捲,第169頁。
下,黨把國民黨作為統一戰綫的組織,“在國民黨、政府、軍隊中爭取領導權”①,更有利於發展工農運動,壯大以共産黨為領導核心的人民力量。這是一條爭取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問題的關鍵是要去爭取領導權。陳獨秀則認為國民黨目前的使命是:“統率革命的資産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産階級,實現資産階級民主革命”②;“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産階級的勝利”,“自然是資産階級握得政權”③;“共産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産階級革命時代的事,在國民革命時代,不會發生這類問題。”④顯然,在這種“二次革命論”的思想指導下,根本就沒有在民主革命中奪取政權的打算,即使當時國共合作采取“黨外聯合”的形式,陳獨秀同樣是會放棄革命領導權的,大革命又怎能不失敗呢?說到共産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和作用,應該進行具體分析,既要肯定它的歷史功績,也要研究它的缺點錯誤。但是,階級聯盟即統一戰綫政策的製定,並不是錯誤,而是共産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功績。至於它在國共合作領導權問題上的右傾錯誤,是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條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陳獨秀。過去檢討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完全歸咎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太着重了個人責任”,是不足取的,而且“六大”也有所糾正。但身為黨的總書記,反①②③④獨秀:《我們現在為什麽爭鬥》,《嚮導》,第172期。
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前鋒》,第2號。
陳獨秀:《資産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産階級》,《嚮導》第22期。
《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捲,第169頁。
過來把責任完全推給共産國際,說他本人原來是完全正確的,錯誤都“來自國際”,是“遵守國際紀律”、“服從國際命令”的結果,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從大革命時期中國黨與共産國際的關係看,從陳獨秀與國際派駐中共黨內的代表的關係看,陳獨秀的右傾錯誤與國際及其代表執行國共合作政策中的錯誤有關,甚至可以說後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也要看到,陳獨秀又有自己的“二次革命論”的思想,再加上他那倔強的個性和他在中國黨內崇高的地位和影響,他在執行國際路綫時,不是始終處於違心地絶對服從的境地,往往是認為其正確而自覺地執行。關於這一點,大革命時期與他關係較深的鄭超麟說得比較客觀:“在武漢,他執行的是新路綫,是國際路綫,是秋白代表的路綫,但他並不以為是屈服於別人的主張,而是認為應當這樣做去的,因為北伐畢竟勝利了,革命畢竟因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雖然産生了反動的蔣介石力量,但也把我們擁上了政權。”①不僅如此,在執行國際指示時,無論錯誤還是正確,陳獨秀還往往加以主觀的發揮和創造,因此,成績,故然打上了他的烙印;錯誤,他往往走得更遠。所以,大革命失敗,他的確負有較其他中國同志更大的責任。對這一點,陳獨秀本人沒有足夠的認識。
①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接受托派觀點視歧路為正途然而,在大革命失敗根源問題上,陳獨秀倒嚮托洛茨基,衹是他轉嚮托派的第一步,更嚴重的是,他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理論路綫上的全面轉嚮。
從原來基本擁護“六大”路綫,到徹底否定“六大”路綫,對於陳獨秀這樣的人來說,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時,陳獨秀常到昆明路提籃橋監獄對面一幢房子裏去,那兒住着彭述之和汪澤楷兩傢人,“陳獨秀派”那幫人都聚集在那兒閱讀討論托派文件。陳獨秀就與他們一起學習,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見,然後就同尹寬、彭述之、汪澤楷等人辯論。問題如此之多,如此之復雜,陳獨秀很難一下子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論斷,儘管經過尹寬等種種解說,每次辯論完,他還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來時,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見,反而以尹寬的意見(即托洛茨基的意見)為基礎,提出新的不同意見。如此一層一層討論下去,到其餘人都百分之百地贊成托洛茨基觀點時,他還有不同意見。最後卡在革命政權性質及下一次革命性質問題上,他不能接受“無産階級專政”和下一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提法。
在這個學習和辯論的過程中,陳獨秀不僅口頭說,而且有時還寫書面意見和文章給尹寬他們看,大概有七八篇。最後一篇對革命政權和革命性質問題有保留意見的文章叫《論中國革命性質》。
這樣,大約經過三、四個月的思考,到這年秋天,除了在革命性質上有一點保留外,陳獨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在8月到10月,他給中央寫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幾封信,其觀點都來自托洛茨基的文章,特別是那兩個綱領性文件,甚至有些話也是一樣的,比如:(一)關於中國社會性質:托洛荻基認為,“中國沒有與資産階級對立的封建地主階級”;“中國……是在奴隸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中”;“資本主義關係在中國無條件地占優勢和直接的統治地位”①。陳獨秀說:“封建殘餘在這一大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産階級對立地位……變成了殘餘勢力之殘餘。”②陳獨秀就由此出發得出了一係列錯誤的結論,他輕視反封建的任務,從而輕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對黨的工作重心逐漸由城市轉嚮農村。當時,以毛澤東、朱德、方志敏、賀竜等代表的共産黨人,利用新軍閥的混戰形勢,開展農村武裝鬥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而城市鬥爭由於敵強我弱及“左”傾的幹擾,不斷遭到失敗,迫使黨的工作重心逐漸轉嚮農村,而且由被迫變為自覺,終於摸索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中國革命的特殊道路。陳獨秀一開始就反對這種轉變。
他在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嚮忠發和周恩來辯論關於資産階級與封建勢力比重的問題時,反對“此時中國的經濟還是農村支①②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緻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産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以下托的觀點,均引自此二文。配城市”的說法。①陳獨秀這裏的錯誤是十分明顯的。
首先,中國的封建社會有幾千年的歷史,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又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封建經濟與殖民地經濟相結合,一直占據着統治地位。辛亥革命,衹推翻了一個皇帝,絲毫未觸動這個經濟基礎。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隨着北伐的勝利,廣大農民剛剛起來嚮封建勢力進攻,就被國民黨右派的背叛鎮壓了下去。這兩次革命,陳獨秀都是參加的,尤其是大革命,他是主要領導人,在國共兩黨聯席會議和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親自參與製訂了反對農民土地革命的綱領,以製裁“過火”行為為名,做了鎮壓農民運動的幫兇。怎麽因此而失敗的大革命,竟成了“資産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封建殘餘……變成殘餘勢力之殘餘”呢?這無論在事實或邏輯上,都是說不過去的。
陳獨秀說資本主義生産關係已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主要根據是:“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濟所支配。”②這是缺乏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碼常識,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竟把商品經濟和殖民地經濟視為“資本主義”。
是的,馬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時,是①②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緻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緻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從商品分析起的,資本主義剩餘價值的生産和剝削,離不開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講,凡是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商品經濟的社會。但是反過來卻决不能說,凡是商品經濟的社會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當時的中國就是這樣。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經濟侵略,大量傾銷工農業産品,而把發展中國民族工業所必需的原料源源不斷地掠奪走。這是釜底抽薪,從根本上破壞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帝國主義也在中國搞一點投資,辦一些企業,但多是為他們掠奪中國同時也排擠中國民族工業服務的殖民地經濟,如加工工業、交通運輸業等。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使中國農村破産,加速了小農經濟的瓦解,使廣大農民赤貧化。這似乎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大量工人後備軍的條件。但是,由於中國民族工業的不發達,衹有一小部分破産的農民流落到城市成為工人,而且其中多數進的是帝國主義辦的企業;大部分破産農民都變成貧雇農,承受官僚、軍閥、地主、富農、高利貸者越來越重的剝削。據統計,國民黨統治時期,光田賦附加稅一項,就超過正稅數倍,甚至數十倍。至於苛捐雜稅,更是層出不窮,川各縣的田賦,有的竟預徵到30年以上。再加上連年災荒,廣大農民就大批大批地凍死餓死,有的就淪為乞丐,或逼上梁山,成為所謂“土匪”。地主、官僚乘機兼併土地,但他們並不因此在農村實行資本主義生産,反而認為把土地出租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把資金放高利貸更有利,這就更強化了農村的封建剝削制度。南京政府建立,表面上結束了十幾年來軍閥混戰封建割據的局面,造成了一個“和平統一”的國內市場,這對本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是有利的。但是,在帝國主義及其附庸國民黨官僚買辦資本的排擠壓迫下,它沒有也不可能大發展,實際上是相對下降不斷破産的趨勢。比如據國民黨政府實業部發表的材料,1928年,嚮政府註册的新設工廠為250座,資本額為11784萬元,1931年就下降到113座,2769萬元。
由此看到,托洛茨基和陳獨秀說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已經資本主義生産關係占優勢或占統治地位,是多麽站不住腳。
(二)關於國民黨政權性質:托洛茨基認為國民黨政權是“資産階級國傢機關”,並能取得“更有利的與帝國主義的妥協”;陳獨秀說:“中國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確已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産階級取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我們應該肯定的告訴黨內黨外的群衆:背叛革命後整個的國民黨(從汪精衛到張學良)政權,即資産階級為中心為領導的政權。”①馬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决定上層建築。上述經濟分析,足以證明國民黨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資産階級和工農平民一樣,“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②大革命失敗時,中國民族資産階級一度依附了大資産階級,但是,他們①②《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第47頁。
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緻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衹得到了南京政府中幾個不起决定作用的部長的職位,為點綴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獨裁的政權當花瓶。所以,他們如蔡元培、楊杏佛等,很快就醒悟過來,與宋慶齡等一起,參加了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
有人曾拿“六大”决議案中“現在的政權,是地主軍閥買辦民族資産階級的國傢政權”的提法,來為陳獨秀視國民黨政權是資産階級政權的錯誤觀點辯護。“六大”的提法當然是一個缺點。但是,它是在肯定“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是資産階級的民權主義革命”,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之下,為民族資産階級一度依附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的反動的事實所迷惑,而産生的缺點,白璧微瑕,容易剋服,而且很快就剋服了。在革命實踐中,後來毛澤東又在理論上解决了這個問題;我黨與民族資産階級建立了長期的革命聯合戰綫。而陳獨秀在這問題上的錯誤是根本性質的,是他整個理論路綫的一根主要支柱,由此得出了資産階級是現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對象等一係列結論。並由此出發,中國托派始終瘋狂攻擊我黨與資産階級建立統一戰綫的策略。所以,他們這個錯誤是不可剋服的。這與黨在“六大”决議案上的缺點,不能相提並論。
(三)關於革命形勢與策略:托洛茨基認為:“現在全國並無革命局勢。”“革命被擱置到不定的未來了。”“報紙上已經有好幾十種消息,證明中國相當的和平和相當的統一(?!),已經使各種各色的經濟生活開始活躍起來,……明顯露出興盛的徵兆。”據此荒誕無稽之談,這位在中國之外根據主觀想象和報紙上的片面宣傳來觀察中國局勢的托洛茨基開出的藥方是:“共産黨能夠而且應該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無記名的選舉權為基礎之全權的立憲會議口號”,這個口號“與‘八小時工作製’,‘沒收土地’和‘中國民族完全獨立’等口號,有密切關係的。”
陳獨秀則說:“過去的革命已經過去,將來的革命還未到來”;目前“資産階級政權相當穩定”,“經濟相當恢復”。中國的革命高潮“幾時到來,卻沒有人能夠預言”①。在目前沒有革命高潮的時期,即反革命的時期,應該“提出總的民主主義的口號,如在‘八小時工作製’,‘沒收土地’之外,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國民黨軍事專政’,‘召集國民會議’等”②。在10月26日,他與彭述之聯名緻中共中央的信中,進一步明確要求把召集國民會議作為現階段黨的中心任務,“即民衆自己起來,為召集代表民衆自身利益的國民會議而奮鬥,亦即是一個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投票選舉産生出來的國民會議,以民主的組織運動來對抗國民黨的軍事獨載,由全國人民代表自己來解决一切國傢問題”。
陳獨秀從此出發,為中國革命設計的道路是:“我們無産階級的先鋒隊,即應該認識並抓住大多數民衆尤其是最下層民衆對現狀不滿這一動力,嚮他們提出他們所瞭解所感覺到必要與可能的‘為召集國民會議而奮鬥’的口號,指示他們一條政治的出路。我們對於國民會議本身當然不能有一點幻想;可是這一口號,對於國民黨的軍事獨裁以及所謂‘黨①②陳獨秀緻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有10日)。
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緻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治’‘訓政’是一個决定的革命口號;在目前反革命的時期中,衹有這一口號、這一運動,才能夠調動群衆,才能夠推動群衆嚮前鬥爭,才能夠動搖統治階級的威權。並且,即在國民會議召集的阻礙中,假冒中,流産中,及不能實現我們的要求中,便有無窮的鬥爭;每個鬥爭前進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們得着廣泛的機會教育本階級的及其他下層階級的群衆,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每個鬥爭前進一步,都是證明統治階級無希望,打破群衆對它當中任何派係的幻想,都是證明非群衆的革命暴動,根本推翻資産階級的統治,建立工農蘇维埃政權,不能消滅軍閥戰爭,不能解决群衆要求的實際問題。”①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為中國革命設計的這種通過議會鬥爭的合法運動,過渡到暴動奪取政權的道路,完全是閉門造車自欺欺人之談。
毛澤東說得好:“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傢,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傢;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裏,共産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産階級和共産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②所以,國①②《毛澤東選集》第507、509頁。
陳獨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26日)。
民會議的主張,實際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張。鄭超麟後來寫回憶錄為他們辯護,說俄國革命史上的“取消派”是主張“解散”秘密的黨,而他們“沒有一個人主張解散秘密的黨。因此,國際和中共那種所謂‘取消派’的惡謚完全是誣衊”①。這種玩弄名詞概念的“教條主義”,實在不值一駁。
陳獨秀和彭述之在當時給中央的信中,把“國民會議”吹得神乎其神,同時譏笑中國共産黨“變軍閥戰爭為推翻軍閥的革命鬥爭”等口號,是“無政府主義的空想”,“在實際行動上,等於一根雞毛拋在空中,落至地下,一聲也不響!”②。
然而,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武裝鬥爭的炮火中誕生的時候,陳獨秀及托派奮鬥了20多年的“國民會議”的回響,又在哪裏呢!
(四)關於革命性質和任務:托洛茨基聲稱:“要在中國解决基本的資産階級的民主任務,完全要歸結於無産階級專政。以工農民主專政來反對無産階級專政,乃從事一種反動的企圖……”。中國“第三次革命③(不管中國經濟比俄國落後得多,或者更正確些說,正因為這落後得多),將不會有一個‘民主’時期,甚至像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半年的‘民主’時期也不會有(1917年10月——1918年7月),而將被逼於一開始時就要最堅决地動搖與取消城市及農村中資産階級的財①②③托派稱中國辛亥革命為第一次革命,1925—1927年的大革命為第二次革命,未來革命為第三次革命。
陳獨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手稿,1980年8月。
産。”對此,中國托派認為下次中國革命將“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轉變得比較勉強,並且與中國托派的認識始終有差距,成為雙方長期爭論的一個焦點。1929年9月,陳獨秀在別的問題上都接受托派觀點的時候,還寫了一篇題為《論中國革命性質》的文章,結論說:“將來的中國革命,……不是俄國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之總和。”①劉仁靜當時看了這篇稿子後批評他轉變不徹底,實際仍堅持“民主革命”和“工農民主專政”。於是陳獨秀在10月10日給中央的信中提出以“無産階級貧農專政”來代替“六大”確定的“工農民主專政”。他甚至鸚鵡學舌地說:“民主專政現在已成為一種反動口號,成為將來機會主義者與小資産階級政黨聯合,阻礙群衆革命運動發展的理論根據。”他在解釋自己提出的口號時說:因為“城市小資産階級及中農,在革命鬥爭激進時,都必然動搖,衹有貧農是無産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在將來的革命中,衹有最革命的無産階級能夠始終堅决的站在領導地位,堅决的領導一般的工農勞動者、中小農民以及城市鄉村中的成百萬成千萬的勞苦饑寒奴隸,以不斷的革命鬥爭,徹底掃蕩……一切剝削下層民衆的①《劉仁靜緻陳獨秀的信》(1930年11月22日),《陳獨秀復劉仁靜的信》(1930年12月15日),均載《無産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出版。
陳的這篇文章一直未發表,後來在這兩封通信中,提到了這篇文章及其內容。陳在寫復信時,觀點又有發展,認為“不必機械地以十月代表社會主義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命”,因為民主革命的任務在十月革命的初期纔“徹底完成”,將來中國革命初期不必“經過二月”。
反革命勢力,建設無産階級貧農專政的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维埃),統一全國的政權,才能夠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一面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在他看來,“無産階級貧農專政”的口號比托派傳統的口號“無産階級專政”,實質是一致的。所以,他在這年年底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明確地贊賞托洛茨基早在1927年4月就提出的中國共産黨立即退出國民黨,建立蘇维埃,實行無産階級專政,一舉完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主張。這樣,陳獨秀就由昔日的“二次革命論”,一下子跳到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即“一次革命論”上來了。
其實,這種“一次革命論”,是早已被列寧批臭了的機會主義理論。列寧曾在好幾篇文章中反復指出:“無視目前的革命是民主主義的,即從根本上來說是資産階級的革命,那是荒謬的,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公社(即無産階級專政——引者)這樣的口號也是荒謬的。貶低無産階級參加民主革命,並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任務,回避無産階級和農民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那是荒謬的和反動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和條件也是荒謬的。因為這兩種革命,我們再重複一遍,無論按其性質來說,無論按參加這兩種革命的社會力量的成分來說,都是不同的。”①不僅如此,托洛茨基和陳獨秀,一方面把民主革命混到社會主義革命中去進行,似乎極“左”;另一方面,又說“現在中國並無革命局勢”,“革命被擱置到不定的未來了”,實際上又回到取消當前革命的立①《社會主義與農民》,《列寧全集》第9捲,第293—294頁。
場上來了。這是對他們提出的取消革命的“國民會議”主張的最好的註解。所以,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
“‘一次革命論’者,不要革命論也,這就是問題的本質。”①綜上所述,陳獨秀接受托派觀點後,把原先一些不失為正確的思想拋棄了,而把那些零碎的取消主義的觀點,上升為係統的理論,從而,他們一夥被稱為“托陳取消派”。
毛澤東曾經指出:“陳獨秀、王明……都不能實事求是,獨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別人的指揮棒轉,所以他們衹能把中國革命引嚮失敗。”②從陳獨秀這個轉變過程,可以看到他理論上的貧乏及由此造成的悲劇:衹是由於托洛茨基在大革命失敗責任問題上,與自己耿耿於懷的錯誤情緒心心相印,以及在取消中國革命的立場上氣味相投,他就在沒有真正瞭解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條件下,拜倒在托洛茨基的麾下。這樣,他扔掉了一根“指揮棒”(共産國際),又接受了另一根“指揮棒”(托派國際③);“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言猶在耳,卻南轅北轍,還是跟着別人走嚮歧途。
不過,應當指出,陳獨秀這裏表現的“教條主義”與王①②③1929年初,托洛茨基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後,就在土耳其聯絡俄、美、奧、法、意等國的托派分子,籌備了托派臨時國際(即“第四國際”的前身),指揮各國的托派活動。
轉自王方名:《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回憶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親切談話》,《人民日報》1979年1月2日。
《毛澤東選集》第646頁。
明的“教條主義”是不一樣的。陳在運用這些教條時,經過了自己的一些思索和“消化”,確認其為“真理”,並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了一些篩選和改造;既然這樣,為什麽還跳不出“教條主義”的圈子呢?根子在於他那個沒有改造好的小資産階級世界觀和理論上的貧乏,使他無力鑒別外來理論的是非,也創造不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來。
陳獨秀走上托派道路,完成了他歷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轉化。對這次轉化,托派曾吹噓“其劃時代的意義,當不在創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還在嚮上的象徵。”①恰恰相反,這個轉化,是他參加革命以來,由“選學妖孽”轉化為“康黨”,由革命的民主主義轉化為馬剋思主義,不斷進步之後的一次大倒退,是一個歷史的悲劇。
對“中東路事件”的意見性質不同的“三封信”陳獨秀在嚮托洛茨基主義轉嚮的時候,中國發生了“中東路事件”。
中東鐵路原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的産物,是根據1896年的《中俄攻守同盟密約》、《中俄合辦東清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897年的《旅大租藉條約》、1898年的《中俄續訂東三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等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由中國清朝政府出股金500萬兩,沙俄政府修建經營的。1897年7①犀照(即彭述之):《悼陳獨秀》(1942年6月6日),《鬥爭報》(托派中央機關報)第6捲第1期。
月動工,1901年11月竣工,與俄國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
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各種特權,還明確表示:中東鐵路“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①。但是,1924年5月,雙方簽訂《中蘇協定》時,按照蘇方旨意,該路暫由中蘇“共管”。
1926年3月,蘇聯曾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托洛茨基是主席,成員有伏羅希洛夫、捷爾任斯基和齊采林。據托洛荻基說,該會在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次决議:“為了保障在‘第二時期’(所謂第二時期,即指中國革命還未勝利的一段時期——托洛茨基註)中東路不至為帝國主義者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於蘇维埃政權之手”,同時“必須采用廣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鐵路趨於中國化”②。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政府出於內壓共産黨外親帝國主義的需要,製造了一係列反蘇事件,致使蘇聯政府被迫撤回了駐廣州、上海、武漢、長沙等地領事館及商業機構。
1929年5月,蔣介石出於上述需要,同時為了藉他人之手削弱張學良東北軍的勢力,以便進一步控製東北,又不顧蘇聯政府的抗議,指使張學良派軍警包圍哈爾濱蘇聯領事館,進①②轉引自托洛茨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載《中國革命問題》第316頁。
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1919年7月25日),載《新青年》第7捲第6號。後來蘇聯出版《蘇聯對外政策文件匯編》時,將“歸還中東鐵路……”這一段文字刪去了。
行非法搜查和劫掠;接着,又調東北軍沿蘇聯國境佈防,作出武裝進攻蘇聯的姿態,並用武力接管了中東路,逮捕、驅逐蘇方人員,致使蘇聯政府被迫於7月17日宣佈對國民黨政府絶交,撤回蘇聯政府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供職的人員,並保留1924年《中蘇協定》中的一切權利。
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傢對蔣介石製造的這個事件,表示喝采和鼓勵。他們並且乘機干涉,企圖趁火打劫,染指東北,提出所謂國際共管中東路的方案。國內各黨派、各階層也對這個事件作出了各種各樣的反應。
共産國際作出决議,指示各國共産黨組織人民群衆,發動一個“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中央對這個涉及到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復雜事件,采取了簡單化的策略,在機關報上發表了一係列宣言、决議和文章,如《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宣言》、《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李立三)、《反對國民黨嚮蘇聯挑戰》(惲代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要開始了》(羅綺園)、《中央通告第41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2號——動員廣大群衆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9號——目前政治形勢中的兩大任務——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等①。這些文件和文章,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在帝國主義支持下製造中東路事件的陰謀,但卻提出了過“左”的宣傳口號,如“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成①分別載《紅旗》第31、33、34、49號。
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等。在行動上,還強行組織群衆遊行罷工,甚至號召“以廣大群衆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
當時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在組織上作為中國支部必須執行共産國際的决議之外,還由於對形勢有一種“左”的估計,認為中東路事件是整個帝國主義嚮蘇聯的進攻,會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從而促使世界和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早日結束大革命失敗後的革命低潮形勢。
這種情況,引起了陳獨秀的註意,他改變了對政治問題長期沉默的態度,在7月28日,緻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東路問題的宣傳上,要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應該把鬥爭矛頭緊緊對準國民黨政府的誤國政策。他認為中東路問題,不單是中俄兩國間的糾紛,而是國際糾紛的導火綫,由這導火綫而至爆發戰爭“是慢性的”。這種戰爭,無論是帝國主義各國在援助中國名義下,共同嚮蘇聯進攻,或是蘇俄退讓後,帝國主義之間因爭奪中東路而導致第二次大戰,都要在中國做戰場,“在戰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他尖銳地指出:“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政府,對於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着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來欺騙民衆,並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資産階級的群衆,甚至有許多勞動群衆也受了欺騙,……這種情形不用說是於我們不利的。”
鑒於此,他認為“我們如何宣傳才能獲得廣大的民衆同情”,要特別慎重。他批評中央拿“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做動員群衆的中心口號,“太說教式了,太超群衆了,也太單調了”;“離開具體問題說教式的單調宣傳,衹有最覺悟的無産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衆,反而使群衆誤會我們衹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為此,他提議中央趕快補發一個通告,以取消中央第四十二號通告中說的這樣幾句話:“並且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的要引起本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這便是中國革命更有利的條件,而更可促成全國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他認為這種宣傳,使同志們會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結論:“原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還有這些好處,我們讓他趕快嚮蘇聯進攻吧!”①應該說,陳獨秀的這個意見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寶貴的,在當時全黨及全國紛紜復雜的政治氛圍中,吹進了一股清風。
但是,中共中央在8月3日復信時,卻認為,陳獨秀與中央的分歧,“不衹是部分的策略問題的討論,而且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的問題”;指責陳提出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的口號,是資産階級左派(如改組派、第三黨)的口號,“走上了資産階級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産階級的利益”②。
當時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王明,對陳獨秀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的批判,上綱最高,說陳獨秀是“反共産國際”,“反蘇”,“機會主義”等等。他發表一篇又臭又長的文章,列數陳獨秀的意見有七大錯誤,“從共産主義者的觀點墮落到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觀點”:(一)不瞭解戰爭問題的本質;(二)①②《紅旗》1929年8月7日。
《紅旗》1929年8月7日。
不懂得以列寧主義方法(即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去研究戰爭問題;(三)不瞭解反蘇戰爭的意義,不從無産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上去瞭解這一戰爭的意義;(四)“把帝國主義列強反蘇聯的戰爭看成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相互戰爭,看成有同時爆發的可能,而且以為這些戰爭的是否爆發都由蘇聯的政策來决定其命運”;(五)把帝國主義間的相互戰爭與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戰爭,看成同樣的“直接蹂躪中國人民”和“加於中國民族災難”的戰爭;(六)以和平主義的宣傳來代替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七)把“中國具體的民族利益”與“世界革命的利益”對立起來。他說綜合這七種錯誤,就是陳獨秀“不相信進攻蘇聯的戰爭會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事實上就是不相信在進攻蘇聯的戰爭中,全世界無産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會有‘擁護蘇聯’的直接行動”。
這種既高喊“擁護蘇聯”,又歡呼進攻蘇聯的戰爭會“引起世界革命高潮到來”的混亂思想,正是陳獨秀7月28日給中央信中揶揄的對象。
王明的文章又指出,陳獨秀錯誤的思想根源是“中國共産黨內機會主義的歷史繼續”:(一)在國共合作中躲在為“民族利益”的旗幟之下,犧牲工農群衆的“階級利益”;(二)把“民族利益”與“世界革命利益”對立起來,躲在“毛子不懂中國實際”的宣傳之下,使共産國際的正確意見不能成為全黨領導的中心;對於共産國際的正確指示,表示懷疑、消極、怠工以至於公然反抗;(三)放棄和不爭取“革命的領導權”,變成資産階級的附屬和小資産階級的尾巴主義;(四)不懂和不願以群衆的革命武裝力量去戰勝反動的武裝力量;(五)不認識和不瞭解革命高潮。①王明的文章,是一個媚上(蘇聯和共産國際)欺下、打棍子多於說理的代表作,充分暴露了說教者不學無術的政客嘴臉。可惜在那個對於蘇聯和共産國際的尊重淹沒了理智的年代,這種醜惡的東西竟能在黨內橫行。
陳獨秀自然不能接受黨中央以及王明之類的批判。他於8月11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認為中央對中東路問題的宣傳方法,在戰略上有兩個缺點:“(一)未曾用群衆所能瞭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析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衆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
(二)‘衹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與宣傳,在事實上衹能動員無産階級最覺悟分子,而未能在實際利害上激動無産階級以外廣大的群衆,尤其是比較意識落後的群衆,把這些廣大群衆放在鬥爭戰綫之外了。”
他辯駁說:7月28日我那封信,不是討論黨的一般宣傳問題,而是專指對於中東路這一特殊問題的宣傳方法,特別指出其中關於宣傳方法的缺點。“我的意見也並不是主張跟着群衆的落後意識跑,去跟着他們說要收回中東路,而正是要打破群衆的幻想,打破國民黨的假面具,把群衆拉到我們這邊來,在我們口號之下,嚮反革命的勢力進攻”。而中央“缺①韶玉(即王明):《論撒翁同志對中東路問題的意見》,載《布爾塞維剋》第2捲第10期。
少戒心與註意的宣傳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衆跑,卻也不能爭取群衆”。
最嚴重的是,陳獨秀也反過來猛烈抨擊中央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是原則的錯誤,“正是你們簡單化和純憑主觀不看事實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①這樣,雙方就把中東路問題上宣傳方法和策略的爭論,大大地升級和激化了。
為什麽本來簡單的問題會如此復雜化,一個具體問題的宣傳方法和策略之爭,會發展成原則路綫之爭呢?這是因為與這個爭論絞纏在一起的,存在着一個陳獨秀轉嚮托派、反對黨的“六大”路綫的問題,即在7月28日與8月11日之間,他給黨中央係統闡述托派理論路綫、並要中央接受的那封8月5日長信,甚至在8月11日信的末尾,他要求此信與“八·五”信、都能早日在黨報上登出。
從1929年7月到11月陳獨秀與黨中央爭論並被開除的全過程看,中東路問題上的爭論完全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是一支與主旋律不太協調的插麯;而陳獨秀接受托派觀點,欲以托派面目改造黨,則是醖釀已久的必然的事件,是他與黨中央爭論的主旋律。正是在後面這個問題上,導致了他與黨的决裂。在這個過程中,即使不發生“中東路事件”,他也是要與黨决裂的。所以,有人說陳獨秀是由於中東路問題上發表了與黨中央不同而正確的,意見被開除的,是不符合事實的。至少是衹觀其表,未察其實;一葉蔽目,不見全局。而①《紅旗》1929年8月20日。
蔡和森把陳獨秀8月5日緻中央的信與7月28日、8月11日緻中央的信,統稱為“陳獨秀關於中東路問題給中央的三封信”,也是不確切的。因為“八·五”信,衹字未提中東路問題,而其性質與其他兩封信根本不同,雖然二者同是反對共産國際的决議。當時中央的缺點,就在於沒有采取分析的態度,而認為凡是反對共産國際的都是反黨行為,必須堅决打擊。
真理猶如金子。不管被埋沒多長時間,也不管被蒙上多少塵埃,它總會發光。當初,在中國共産黨黨內,沒有一個人能夠、也不敢對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提出的“保衛蘇聯”的口號,提出異議。衹有陳獨秀有這個眼力和勇氣。為此,他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在58年之後,斯科舉行共産國際歷史研討會。研討會一致認為,過去對共産國際歷史研究,由於信奉“歷史就是面嚮過去的政治”的公式,虛偽地理解黨性原則和見風使舵,嚴重地影響了客觀的研究工作,出現了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導致在許多問題上,歪麯事實,混淆是非,掩蓋真相等等。研討會在肯定共産國際歷史作用的同時,提出了一係列需要撥亂反正、重新評價的歷史問題,其中之一是:“需要論證共産國際東方政策的成就與失誤,填補這一政策個別方面現有的‘空白點’”。
研討會在論證這個問題時,特別強調中國學者近來對共産國際活動的評價變得更客觀。中國學者指出:“把‘保衛蘇聯’的口號當作共産國際的頭等任務,不符合當時中國共産黨的民族利益。”①然而,這個研討會忽視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即最早提出這種見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國學者”,而是半個多世紀前,當“保衛蘇聯”這個口號一提出就進行批評的陳獨秀。
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舉行的這個研討會,實際上是以最權威的資格,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範圍內,為陳獨秀在中東路問題上長期蒙受的冤屈平了反。
還須指出,在中東路問題上,當時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的立場也是“保衛蘇聯”。事件剛發生時,托洛茨基就指示蘇聯、中國及各國托派,“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的勝利”②;並在1929年8月4日的文章中,引證他在1927年8月1日蘇共中央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講演說:“我們反對派對保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一點也不懷疑。我們不特自己要保護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護它。”“我可以總結一句話:我們擁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但不是擁護斯大林的路綫。”③他還批判了德、法等國托派中認為中東路事件是“蘇聯侵犯了中國自决權”的觀點④。所以,陳獨秀後來與中國托派組織談判統一時,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正確主張,還被視為他仍堅持機會主義的“五大錯誤”之一。
這也說明陳獨秀在轉嚮托洛茨基主義時,在這一問題上,①②③④托洛茨基:《保衛蘇聯與反對派——“列寧團”走的是什麽道路——極左派與馬剋思主義》,《中國革命問題》,第319頁。
托洛茨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第318頁。
托洛茨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第313頁。
《蘇共歷史問題》(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還保持着獨立的立場。
但是,中東路問題上的爭論,確是加劇了陳獨秀自以為是及其與黨中央共産國際的對立情緒,黨也因此把他轉嚮托派的問題,看得更加嚴重。誓做反對派被開除出黨陳獨秀接受托派觀點以後,不用別人勸說,就自然而然地與周圍意氣相投的人融為一體,名副其實的“陳獨秀派”於是應運而生,並在黨內加緊進行分裂活動。
陳獨秀親自出馬,在1929年8月5日給黨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貢獻“我一年來慎重考察的結論”。他以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全面係統地闡述了對於中國革命的觀點,猛烈地抨擊“八七”會議和“六大”以來的路綫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官僚集權製”等等,要求“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妄圖挑起全黨性的大爭論,以托派路綫“改正”“六大”的路綫。
在陳獨秀的指揮下,他們分頭活動,在黨內爭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文章給他們看,宣傳托派主張,發展成員,擴大組織。他們不放棄任何一個關係,拉共産黨員轉嚮托派。這方面最突出的是馬玉夫。他是江蘇省委中負責工人運動的幹部,認識許多工人同志和工人支部的負責人,此時他雖已退出省委,黨內關係仍舊存在。他爭取了《時事新報》社工人支部和一個綢廠工人支部;又爭取了許多個別工人同志,有鐵路工人、電車工人、紗廠工人、印刷工人、建築工人等等;還爭取了外地駐上海長期工作的幾個幹部。
《時事新報》社原共産黨工人支部書記是屠仰之,浙江海寧人,大革命時在杭州活動,失敗後來到上海,進《時事新報》社當排字工人。受馬玉夫影響轉嚮托派後,他還想把整個支部都拉過去,鄭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報社大廳裏召集了幾次報館支部全體黨員會議,20多人參加,鄭超麟在會上講話,宣傳托派立場,反對中央的路綫,多數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後,解放了這個支部,開除了屠仰之,於是這個支部就被托陳派“接管”。為了鞏固托派的影響,馬玉夫和鄭超麟商量後,帶着屠仰之和兩個支部幹部去同陳獨秀談了一次話。1930年,托陳派骨幹薛農山又進這個《時事新報》社任總編輯,該社更成為托派的一個據點①。薛任托陳派法南區委負責人。
當時有許多人,特別是那些懷着樸素革命熱情的工人轉嚮托派,並非真懂得托洛茨基主義如何如何,而是陳獨秀這個昔日領袖留在他們心目中的威望;是陳獨秀的影響起了作用。
綢廠工人支部書記是杜培之,江蘇????城人,也受馬玉夫拉攏後轉嚮托派並把支部全體成員拉了過來。接着,托陳派也學共産黨那樣,把杜培之作為工人代表,吸收為托陳派的中央領導成員。
彭述之和汪澤楷被分配在外地來上海的黨團員中間活①黃理文:《一九三○年江蘇省委和閘北區委的一些情況》,《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3期。
動,也拉過去幾個人,甚至通過馬任之把滬濱書店爭取過去,為他們服務。馬任之原名馬軾材,湖南寶慶人,彭述之的小同鄉,大革命中加入共産黨,隨北伐軍到福州,領導那裏的國民黨左派工作。“四一二”事件後到武漢,“七一五”分共時被捕。1928年出獄後到上海,受黨委托辦了滬濱書店,任經理,楊獻珍當編輯。彭述之利用小同鄉的關係,首先把馬任之拉進托陳派,運動楊獻珍時遭到了拒絶。不久,楊獻珍去北方工作,滬濱書店就全由馬任之控製,成為托陳派的一個支部。①此外,其他托陳派成員也都利用各自的關係,千方百計地爭取人。如鄭超麟利用其愛人劉靜貞是雲南人的關係,在駐上海的雲南同志中進行活動。鄭超麟還與在印刷工人和鐵路工人中活動的幹部建立聯繫,等等。
這樣,他們一面發展,一面把原來的陳獨秀派和新影響來的人編成小組,學習和討論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主張,並在支部會議上,就中國革命根本問題,同其他人及江蘇省委(當時上海黨組織屬於江蘇省委)和中央組織部派來的代表進行辯論。
由於他們獲得了係統的托洛茨基文件,又經過深思熟慮的思考和準備,而我們黨方面,雖然“六大”製定了基本路綫,但“黨的正確路綫還未得到有些支部全體熱烈的討論,因①參見鄭超麟:《回憶錄》及《陳獨秀與托派》。後來滬濱書店被國民黨封閉,馬任之脫離托派,參加國民黨部隊。湖南解放時,他隨李覺起義,立了功。
之,黨的政治路綫在組織上遂尚未得到完全鞏固。有些支部對某一問題,常不能在正確路綫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問題不能回答而表現動搖。”①再加上當時李立三為首的黨中央領導,的確有“左”的傾嚮,後來又發展成“左”傾機會主義路綫。所以陳獨秀等人的挑戰,立即在黨內引起混亂,“引起了中上幹部內一次軒然大波”。到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時,受其影響而加入托派的,竟達到五、六十人(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上簽名的八十一人,據鄭超麟說,其中三分之一是為壯大聲勢而虛構的)。
與此同時,托陳派還派出代表陳獨秀和尹寬,與“我們的話派”談判,要求對方提供托派文件,共同學習討論;在組織上兩派聯合或加入“我們的話派”。由於對方條件苛刻,沒有結果。
黨中央一開始就對陳獨秀等人這種非組織的派別活動提出了警告。早在6月份,即陳獨秀與托派接觸之初,黨的六屆二中全會就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指出:“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活動,近已侵入中國黨內,它在目前中國黨內理論水平低微與黨歷史糾紛尚有殘餘的條件下,很有可能與黨內一般落後的、消極的、離開工作、不滿意指導機關的黨員相結合,以助長黨內小組織傾嚮與派別觀念的暫時發展,而形成中國的反對派。”②會議分析了這種傾嚮的危害性,號召全黨與其堅决鬥爭:國際托洛茨基反對派“現在已成為帝國主義破壞蘇①②《組織問題决議案》(1929年6月),《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6册。
周恩來:《托洛茨基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聯反對世界革命的工具,無疑義的在中國的反對派要同樣的成為中國統治階級反對革命、破壞黨的工具,所以黨必須堅决的予以製裁,以鞏固黨的組織”;“黨必須站在正確的路綫上,堅决地鬥爭,以剋服目前黨內正在發展的這一特別危險的傾嚮。”①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指出中央發現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出版物”;“現在中國機會主義思想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見解,正憑藉着托洛茨基的理論……反對現實黨的路綫,企圖掩蓋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我們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主要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鬥爭。”同時提出“要從組織上……堅决地消滅反對派在黨內的任何活動以鞏固黨的一致”,“須將其活動的領袖毫無留戀地開除出去。”②對於陳獨秀“八·五”信中的錯誤意見和無理要求,黨中央理所當然地加以拒絶。8月28日,共産國際和黨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指出陳不應該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因“中央政治路綫沒有原則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中央不能在黨報上公佈他8月5日的信件。陳指責這是“用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真如反對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國際領導機①②《紅旗》,1929年9月2日。
《中共二中全會政治决議案》(1929年6月),《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6册。
關在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①。於是他宣稱,“我不應再為尋常組織紀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們傳觀我的信稿”,進一步將他們的小組織活動升級。
陳獨秀在8月5日信中,就嚮黨要求民主自由,由於黨不接受他的錯誤主張和在黨報上公佈他信件的無理要求,他就竭力攻擊黨內沒有民主,“官僚集權製”。這裏,陳獨秀所要求民主自由,是宣傳他錯誤主張的“民主”,反對“六大”路綫的“自由”。一句話,是以托派面目改造黨的“民主自由”。這樣的“民主自由”,自然是不能給予的。任何一個黨都不會給一個黨員這樣的“民主自由”。
一個被中國托派稱為“文魁”的人,1980年在香港評述陳獨秀上述的民主觀點時,說:“不幸,陳獨秀一九二九年提出的忠告,不僅不為李立三所接納,也不為此後的毛澤東所接納,……繼‘四人幫’而起的華、鄧體製,正擬取消憲法規定的‘四大自由’,從新鞏固官僚集權制度。現在重行提出陳獨秀當年的忠告,對於爭取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可說有促進作用,不僅證明陳獨秀意見之正確而已。”②可是,此人對陳獨秀“民主自由”幽靈的呼喚,是為了推翻共産黨政①②一丁:《陳獨秀歷史地位的平反過程》,《觀察傢》(香港)第31期,1980年5月。一丁即樓子春,原是托派小組織“我們的話派”成員。抗戰時期,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傢良為首的“多數派”和王文元、鄭超麟為首的“少數派”。他屬於後者,並與王、鄭、陳(其昌)一起,被稱為少數派的“四大金鋼”。解放時去香港,繼續進行托派活動,寫了不少論著,被海外稱為“研究陳獨秀的專傢”。
陳獨秀給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權,這是令人值得深思的。
陳獨秀等一夥人,在大會小會上,展開攻勢,一面為自己的錯誤辯解,一面嚮黨中央發動進攻,越來越加劇在黨內的分裂活動。9月20日,在中共江蘇省委召開的支部幹事會及中央、省委、區委各代表聯席會議上,彭述之與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惲代英面對面辯論。彭三次發言,認為陳獨秀“已不是機會主義者”,而“中央一年來的政治路綫,就是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之繼續”;聲稱“我們提出來的政治意見與中央的機會主義的整個政治路綫不同,……此種‘對立’是沒有不可以的”,“還是應該的”;攻擊黨的“鐵的紀律”是“廢話”和“官僚們壓迫群衆”的工具。關於托派問題,早在春天他就完全贊成托派主張並與陳獨秀等進行小組織活動,但他為了達到繼續留在黨內活動的目的,在會上竟詭稱自己對托派問題還正在收集材料,進行研究和考慮,“達到一定結果以後,……如果我是贊成反對派的主張,我便要公開地站在反對派的政治路綫上奮鬥”。
陳獨秀等如此我行我素,目無組織紀律,黨還是努力輓救他們。10月6日,中央緻函陳獨秀,嚮他發出“書面警告”,指出:“在黨的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綫同時存在,尤其不容許有少數同志與黨對立,破壞黨的組織係統。”“你以及和你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中央重申公佈陳獨秀的信“有妨害於對敵人的鬥爭”,决定陳“在黨的政治路綫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要他作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並編入中央直屬支部參加黨的生活。
可是,陳獨秀在10月10日復信中央時,卻反過來狂妄地嚮中央作“最後的警告”,表示决心“結合下層的革命群衆和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宣稱:“黨內的重大政治問題即領導機關政治路綫根本錯誤問題”,用組織紀律不能解决問題;“在你們絶對沒有理由可以開除發表政治意見的任何同志,……如因此造成黨的分裂,是應該由你們負責的。”
一個共産黨員如此把自己凌駕於組織之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這是罕見的。
中共中央註意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立即在10月15日召開政治局會議,並通過了《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决議》。《决議》指出陳獨秀的信,“完全推翻共産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的路綫!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恥的取消主義!”决議逐條批判了托陳派的取消主義觀點。但是,黨把托陳派在組織上的分裂活動看得更為嚴重,因此,中央最後决定:“(一)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於參加的同志須予以組織上的製裁;(二)經過討論以後,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决議的,應毫不猶疑的開除出黨;(三)陳獨秀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决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綫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接着,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聯席會議通過《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决議》,指出江蘇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决議及閘北區、滬中區關於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的報告。决議列舉了彭述之等人的錯誤:他們一貫的認為共産國際的指示、六次大會的决議、中央對於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出賣階級的。他們完全推翻了列寧主義的路綫而走到取消主義的泥坑。中央所指出陳獨秀緻中央信中的一切錯誤,就是他們的共同的觀點,他們並且拿陳獨秀的信來嚮黨內作過宣傳與活動的。汪澤楷認為列寧主義對於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革命開始的階段可以與資産階級暫時聯合加入國民黨的路綫,“完全是機會主義”。彭述之認為開始了中國革命新階段的廣州暴動等武裝起義,“完全是盲動主義,因此使中國革命失敗了”,而且統治階級穩定了,現在的鬥爭是失敗的餘波!說革命鬥爭開始復興,“是中央的欺騙”。馬玉夫甚至認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權革命在辛亥革命時就“已經完成”,現在的中國經濟“完全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等等。决議強調:黨的全國大會的决議,同志必須服從,這是布爾什維剋黨組織的基本原則……在目前黨的任務加緊的時候,他們提出反對大會的决議的意見,且煽起同志對黨的懷疑,經過黨幾次的解釋,不僅不能接受,並且連省委限期要他們把意見寫出交來,不能在下邊自由的宣傳的决議,他們都認為是“命令主義”,並且馬玉夫說這是“蔣介石的辦法”。他們完全違反了列寧黨根本的原則,取消了黨的紀律。他們並且積極的進行小組織的活動,企圖使黨分裂。决議最後批準區委的要求,開除彭述之等四人的黨籍,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
很顯然,這是對陳獨秀等人的最後警告了。他們理應懸崖勒馬。但是,他們覺得自己有了國內外托派勢力的背景而有恃無恐。陳獨秀與彭述之竟然在10月26日,聯名緻中央的信中,又對中央進行了一係列的攻擊,宣稱:“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經預見到你們不正確的政治路綫之發展和你們真正的政治面目。”最後,他們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嚮黨示威,狂妄地宣佈:“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堅决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
這種情況表明,陳獨秀等人與黨的關係已經發展到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對抗,矛盾不可調和了。
恰在陳、彭緻中央信的同日,共産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鬥爭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嚮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托洛茨基派。”①於是,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終於通過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議案》,指出陳獨秀屢次拒絶共産國際及中央决定,拒絶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後兩封信中,“公開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綫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已為共産國際及聯共黨所開除的托洛茨基為同志;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①《共産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
經决心離開革命,離開無産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嚮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這個决議並不是最後的,由於陳獨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共産國際審批。1930年2月,共産國際在審批時,還出面對陳獨秀作最後一次輓救,在給“中國共産黨轉陳獨秀”的電報中說:國際“决定予你以機會來參加本政治書記局審查中國共産黨中央開除你的黨籍的决定的會議”;“如果你對此提議置之不理……這一問題將提到共産國際主席團的會議日程中去討論。”①然而,這時的陳獨秀,比起當初拒絶參加“六大”、強調“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時的陳獨秀,走得更遠了。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他自以為找到了中國革命的出路,更無求於莫斯科;何況在他看來莫斯科已並非他當年想象的幫助中國革命的“美人”了。於是他再次斷然拒絶赴蘇。
中央的路綫後宣稱:“關於這些根本問題,我和你們實有不可調和的不同意見。……這些根本問題决不是調我個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這是官僚的辦法。”
就這樣,陳獨秀無可輓回地被開除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雙方對此都不可能有別的選擇:不能企望托陳派不反對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路綫,不進行小組織活動;也不能設想黨能容忍托陳派在黨內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個關係到黨的存亡的大問題。
①陳獨秀:《答國際的信》附件。
當時對陳獨秀和黨中央不是沒有人出來做工作的,但都未起作用。
朱藴山是陳獨秀的同鄉,二人關係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建立共産黨和國共合作時期,朱藴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動,一直受陳獨秀的指導。這次,陳獨秀特托高語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論集給朱藴山,望朱加入托派。朱說不參加,讓高將書還給陳,並囑陳不要搞托派這個名堂,指出他是中國共産黨的“開山書記”,宜慎重;蘇聯和國際的事,我們弄不清楚,冒然捲入是非漩渦,很難拔出。陳獨秀不聽所勸,一意孤行。從此,二人之間,就不談政治,衹有私交了。①爭趨嚮高潮時,黨的優秀幹部彭湃、楊殷、顔晶頤、邢士貞四人被捕入獄,他們受盡酷刑,英勇不屈。他們自知必死無疑,仍惦念黨的工作,尤其關心黨與托陣派的鬥爭,多次設法從獄中傳出遺囑一樣的書信,囑咐黨中央不要因他們被捕而傷痛,要繼續努力謀得革命的發展,尤“望黨內對於反對派的鬥爭要多從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黨”②。周恩來見到這些書信很受感動,曾寫文章,號召全黨學習他們的革命精神。從那時起到陳獨秀被開除尚有兩個多月,黨中央特別是任中央組織部長兼軍委主任的周恩來,的確“從教育上做功夫”為輓救陳獨秀等人的墮落,做了大量工作,但都沒有得①②周恩來:《彭楊顔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1929年9月14日),《紅旗》1930年8月30日。
朱藴山:《關於陳獨秀的幾點回憶》,未刊稿。
到絲毫的效果。
對陳獨秀被開除出黨這件事,幾十年來,吸引了國內外許多人進行研究和評論,産生了不少意見。有些人對陳獨秀深表惋惜和同情,甚至為他辯護。
從陳獨秀轉嚮托派到被開除的全過程來看,應該肯定,當時中共中央開除他黨籍的决定是正確的,對於維護“六大”路綫,維護黨的團结,發展革命(特別是發展農村武裝鬥爭)是十分必要的。
由於他以前的革命歷史和資望,人們對他這一轉折表示惋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國共産黨是有嚴格紀律的無産階級先鋒隊。在我們黨內沒有任何人擁有超乎黨章以上的任何特權。不能因為陳獨秀曾主持創建中國共産黨並連任了五屆總書記,黨就不應對他執行黨紀處分。正如陳雲所指出的:“紀律是執行黨的路綫的保證。在過去,由於正確地開展了黨內鬥爭,執行了黨的紀律,我們剋服了陳獨秀等人的錯誤路綫,製止和戰勝了張國燾的反革命破壞陰謀,保證了黨在各個時期的革命任務的實現。”①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正是陳獨秀的身份和影響的“特殊”,黨在處理他問題時,還是慎重的。本來,黨對於任何一個黨員執行最高的黨紀處分,應該采取慎重的態度。但在黨的歷史上,在連續三次“左”傾路綫統治全黨時期,中央曾經犯過對黨員處理不慎重的錯誤。例如對領導南昌暴動、①陳雲:《怎樣做一個共産黨員》,《陳雲文選》(1926—1949年)第74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秋收暴動的一些高級幹部的處理,就是如此。然而,在1929年那樣異常復雜激烈的階級鬥爭的歷史條件下,黨中央在處理陳獨秀黨籍問題上,不說是仁至義盡,也是做了努力作了教育和輓救之後,纔不得已采取組織措施的。
這裏必須指出,慎重並不是軟弱無力,寬大無邊,慎重並不是不執行黨的紀律。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尚且能做到為了整體和大局的利益,堅决執行紀律,“揮淚斬馬謖”;難道無産階級的政黨卻不懂得這個道理!
另外,陳獨秀在推銷他的取消主義主張時,是打着反對中央機會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旗幟進行的。有些史學工作者在評論他被開除黨籍事件時,對此也有不平之鳴。
毋庸諱言,黨的“六大”决議,在基本精神正確的同時,確有“左”的缺點。嗣後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工作,在1930年如在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宣傳方法上,在紀念這年“五卅”、“八一”“國際反戰赤色日”,號召並組織各大城市罷工、罷課、罷市,到大街上去舉行遊行集會等活動中,都有所表現。陳獨秀在緻中央的信中,也批評了一些當時實際存在的“左”傾錯誤。但是,我們必須分析事物的實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
陳獨秀並不是從正確的立場出發反“左”的,而且他的主要鋒芒,不是落在那些真正的“左”傾錯誤上,而是指嚮“八七”會議、“六大”决議的基本路綫上。如他自己所說:“自八七會議‘定出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各處實行暴動,我曾寫過幾封信給當時的中央,指出……沒有客觀條件的隨便暴動,衹有更加削弱黨的力量,更加使黨離開群衆。”“我對於六次大會根本路綫十分不滿。”①實際上,他轉嚮托派後,否認一切暴動,包括“南昌暴動’、“秋收暴動”、以及他原先肯定的“廣州暴動”。但在轉嚮托派前,他對“六大”路綫卻沒有不滿的表示,甚至在“八·五”信中,還肯定“六大”對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加以相當的矯正”。現在,他把黨認為“六大”後革命形勢復興,攻擊為“左”的形勢估計;把堅持農村武裝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攻擊為機會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把利用軍閥混戰發展革命勢力,攻擊為“軍事投機”;把不接受他的“國民會議”等合法運動主張,攻擊為“召回主義者”②,等等。總之,他認為黨的錯誤,已“不是枝節的局部的問題”,而是“整個的機會主義政策”;中共中央“至今還沒有一點政治自覺,而且日益倒行逆施,無可救藥了”③。所以他一再號召全黨同志毫不隱諱地站在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旗幟之下,來“拯救黨”,“拯救中國革命”。他這種所謂反“左”,與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所進行的抵製和糾正“左”傾錯誤的做法,是根本不相同的。所以,我們不能因為陳獨秀也反“左”,就看不清他犯的取消主義和分裂主義錯誤的實質,更不能把他與當時黨內一些同志站在正確原則立場上反對①②③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
“召回主義者”即“召回派’,是1906年俄國革命低潮時期布爾什維剋內部産生的“左”傾冒險主義派別。他們反對合法工作與秘密工作相結合,拒絶在工會和其他合法團體中進行工作,宣稱衹有走上街壘的人才是革命者,主張召回國傢杜馬(俄國議會)中的社會民主工黨的代表。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
“左”傾錯誤的鬥爭混淆起來,從而否定中央對他的處理。
總而言之,1929年的陳獨秀,是被中共中央開除出黨的,同時也是他自絶於黨,自絶於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他分裂黨而被黨開除,取消革命而被革命取消,離開人民而被人民拋棄,這是合乎邏輯的結果。陳獨秀的悲劇是,在他被迫接受這種結果的時候,還以為自己在真誠地尋求救國救民和繼續革命的道路,並且自認找到了這條道路。這一點,是值得後人深思的。三領導托派活動拒絶入托“三條件”組織“無産者社”以陳獨秀為中心的托派小組織,正式成立於1929年9月。
原先,陳獨秀等不打算單獨成立組織,而準備加入“我們的話派”或者兩派合併。
但是,“總幹事會”的主要成員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倫的眼光,來看待陳獨秀等人的投靠行為。他們不但不歡迎,“而且很厭惡”,並且認為這是“沒有出路的老機會主義者嚮我們托派投機了”。①他們抓住陳獨秀在中東路問題上提出的“誤國政策”,“堅持工農民主專政”②,“遷就‘六大’議决①②他們把陳獨秀提出的“無産階級貧農專政”當作“工農民主專政”來批判。
《雙山回憶錄》第143頁。
案”①“三大錯誤”,說陳獨秀“還在堅持二次革命論的機會主義觀點”②。為此,他們采取了“揭穿那些機會主義領袖們的‘卑鄙動機’,爭取下層群衆”的對策。③陳獨秀起先同意個人分別加入“我們的話派”的方案,但是彭述之、尹寬堅决反對,認為他們“都很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不能領導我們這些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幹部,衹能受我們領導”④。尹寬提出兩派在平等基礎上實行聯合的辦法。恰在這時,在蘇聯的秘密托派劉仁靜、王文元、吳季嚴(陳獨秀的外甥)回到國內。王、吳在黨內隱蔽下來,分別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宣傳部任幹事,劉則嚮中央代表惲代英公開表明托派觀點,在黨外進行公開的托派活動。劉仁靜回國時曾繞道土耳其拜見托洛茨基,托親自起草了中國托派的“政綱”⑤,由劉帶回中國。托還給劉起了“列爾士”(Lels)假名,委他充當托洛茨基與中國托派之間的“通訊員”,所以他回國後即以“老托代表”自居,調解“我們的話派”與“陳獨秀派”的關係。劉仁靜在建黨初期一度是團中央的負責人,與陳獨秀的關係很密切。倆人還一起參加了共産國際第四次代①②③④⑤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第238頁。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手稿。
《雙山回憶錄》第143頁。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出版。
陳在1929年10月10日緻中央信中說:“我在八月五日寫給你們那一封長信,是用了合法手續,很委麯求全的極力遷就在第六次大會的議决案範圍內,嚮黨建議,希望有相當的補救。”
表大會。這次劉回國後,住在法租界一個公寓裏。鄭超麟和尹寬去看他,並講述了他們和陳獨秀轉嚮托派的情況。然後,劉與鄭約好,在東有恆路餘慶裏的鄭超麟傢中,會見陳獨秀。
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鄭傢,還有蔡振德傢,成了托陳派新的活動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談,後來就正式召開會議。陳獨秀與劉仁靜相隔多年後再次見面,有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共同語言,雙方談得很投機。劉仁靜當場出示托洛茨基寫的三個文件:一個是他在土耳其拜訪托洛茨基時,托特意寫的《中國布爾塞維剋列寧主義派(反對派)的綱領草案》①;第二件是《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第三件是《共産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都是俄文打印稿,比先前所傳的中文譯鎬完整準確。當場决定,由劉仁靜與鄭超麟分工翻譯,收在《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中正式出版。談到托陳派與“我們的話派”關係問題時,陳獨秀委托劉嚮“總幹”表示:他(陳獨秀)將公開承認大革命時期的錯誤,接受托派的理論和策略;提議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②劉仁靜表示願意轉達,並建議兩派代表直接談判。幾天後,就舉行了這次談判,托陳派代表是陳獨秀和尹寬,“我們的話派”代表是史唐和宋逢春。談判是在法租界一幢兩層樓的房子的樓上進行的,那是尹寬的傢。劉仁靜把史唐和宋逢春領來後,列席會談。據宋逢春回憶,那天陳獨秀穿一件墨緑色嘩嘰長衫,前額已經①②區芳:《反劉仁靜政綱》。列爾士:《反對派統一運動的前途》(油印小册子)。列爾士:《答我們的話派》,《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出版。
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第238頁。
光禿,兩邊尚有黑發,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學者的派頭。人到齊後,陳就拿出幾塊錢來,從飯店叫來幾盤菜,邊吃邊談判。當宋逢春問陳獨秀大革命失敗情況時,陳搖搖頭說“很慚愧”,接着說:“唉,老毛子懂什麽,懂什麽!”聽劉仁靜介紹莫斯科回來的青年托派,大多數生活問題沒解决,睡水泥地,穿單衣,像野狗一樣到處蹭飯吃,抽香煙屁股,但還是堅持幹“革命”。陳獨秀說:“他們這幫年輕人,與我們老幹部比,了不得!”①當談到正題時,陳獨秀嚮“我們的話派”提出兩條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共同討論問題;(二)托陳取消派全體成員加入托派組織②。史唐和宋逢春表示接受這兩條要求,但需經“總幹”研究决定後作出正式答復。但是,在具體對待托陳派的做法上,“我們的話派”的“總幹”,也發生了分裂。梁幹喬認為中國托派中,衹有他和劉仁靜受過托洛茨基的接見,而他在蘇聯加入托派時見到托洛茨基,比劉還早,因此他代表中國托派的“正統”,是當然的領袖。他害怕陳獨秀等一批老幹部加入進來,會危及他的這種地位,所以,他和張師(1929年初接替陸一淵任“總幹”宣傳部長)視陳獨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對派是“陰謀”,是“企圖消滅反對派”,因而主張“不要理他們”;區芳、史唐、張特則要求他們在承認“我們的話派”“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分別地而①②區芳:《反劉仁靜政綱》。
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整理)。
非集體地經過審查,加入它的組織”①;宋逢春因為在與陳、尹談判時就表示同意吸收陳獨秀派及兩派合併的意見,被“總幹”說成是“投降主義”,遂被開除②。後來宋與劉仁靜、王文元等發起成立“十月社”。
所以,“總幹”一時難以答復托陳派的要求。於是,9月間,“我們的話派”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在史唐、區芳(在大會上當選為“總幹”宣傳部長)主持下,討論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一、公開宣佈斯大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二、公開與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三、公開解散自己的獨立小組織。”③會後,陳獨秀又托列席“總幹”會議的劉仁靜嚮“總幹”提議:陳獨秀派以個人名義分別加入組織。劉仁靜則根本看不起“孩子們鬍搞”的“我們的話派”,他提出召集臨時代表大會,修改“二代會”政治决議案,改組“總幹”,以吸收陳獨秀、彭述之加入領導,並對“總幹”說:“我們的統一運動,衹可以說是全為獨秀個人,其餘諸子,碌碌不足道也。”但是二人提議均遭“總幹”拒絶。④於是,陳獨秀憤怒拒絶了“總幹”的“三個條件”,决心①②③④區芳:《反劉仁靜政綱》。列爾士:《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
“我們的話派”1929年11月15日緻托洛茨基的信。原載1930年2、3月合刊,第9期俄文《反對派公報》,轉引自雙山譯《托洛茨基檔案中緻中國同志的信》第16頁;區芳:《反劉仁靜政綱》。
《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决議》,《反對派內部生活》(“我們的話派”內部機關刊物,油印)之二,1980年6月15日出版。區芳:《反劉仁靜政綱》與彭述之等人,自行組織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産黨布爾什維剋列寧派”;推出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①;通過了尹寬起草的决議,譴責“我們的話派”的“門羅主義”②;還請劉仁靜起草綱領,即後來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就這樣,1929年9月,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的第二個小組織便宣告成立了。接着,他們就加緊在中共黨內的分裂活動,以致最後陳獨秀等被開除出黨。
陳獨秀被開除出黨,揭開了中國共産黨清除托派的序幕,從此開始,不僅與陳獨秀一起活動的黨員統統被開除出黨,而且從莫斯科回國隱蔽在黨內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個被清除出來。緊接在陳、彭等五人之後,中共中央還批準江蘇省委開除了江蘇省委委員羅世,批準中央直屬支部開除了王平一③。不久,江蘇省委又開除鄭超麟、尹寬、劉伯莊、李季、①②③《紅旗》1929年11月27日。
“門羅主義”。門羅是1817—1824年美國總統。他在1823年曾嚮國會提出一個咨文,其中製訂了美國對拉美政策的原則,被稱為“門羅主義’。
當時拉美各國紛紛獨立,為了防止歐洲“神聖同盟”的干涉,在咨文中,美國以“保護者”姿態出現,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這在當時對防止歐洲列強染指拉美起了一定的遏製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成為美國長期侵略奴役拉美的一個工具。
參見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陳碧蘭:《彭述之的思想與他在中國共産黨以及托洛茨基運動中的作用和活動》,(日)中島嶺雄編:《失去了的中國革命》(彭述之選集)第184頁,1980年11月東京版。
筆者過去著文曾說托陳派在1929年9月即選出五人委員會,不確。因為那是12月的事。
陳碧蘭、杜琳、謝莊、薛農山等8人的黨籍。
陳獨秀與這些被黨開除的人,滿懷希望地開始了更加緊張的托派活動。1929年12月,在陳獨秀的主持下開了一次“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本派的綱領——《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八十一人聲明)。意見書猛烈抨擊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所謂“機會主義”路綫,要求恢復托洛茨基的黨籍和領導工作,恢復中國黨內被開除同志的黨籍,改組蘇聯共産黨、共産國際及其各國支部的領導,重新决定聯共、國際及中共的路綫等。會上正式選舉了“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的“常務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常委有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培之去做了強盜,被捕槍斃,由羅世補上),秘書長吳季嚴(吳因在1931年3月被陳獨秀撤去參加托派統一協議委員會代表資格,也辭去秘書長職,由何資深代替)。
開散發。當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看到這個由八十一人簽名的意見書後,便在中央機關報《紅旗》上分別緻函那些還在黨內的簽名者,如何資深、張以森、莊季貞、陸沉、劉毅然、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劉靜貞、吳季嚴、王永慶等,要他們表明在意見書上的簽名,“是否你們自覺的列名,抑係取消派的假藉名義,應立即作一聲明書,並做反取消派的文章……。
否則,黨認為你們已自覺的參加反黨的行動,黨衹有給予最①“意見書’是1929年12月15日通過,但到翌年3月纔公開散發。
後的製裁,以鞏固黨的鐵的紀律”①。結果,他們都不予理睬,遂被開除出黨。
托陳派小組織在黨外獨立後,在陳獨秀領導下,主要從宣傳和組織兩方面開展活動。在宣傳方面,他們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寫的文章,收集翻譯出版了兩本《中國革命問題》;尹寬起草了“宣傳大綱”,寫得很長,油印成一本好多頁的小册子,作為托派小組討論的依據和對外宣傳的材料。他們的主要宣傳陣地是陳獨秀主編的中央機關報《無産者》。該刊在1930年3月1日創刊,討論刊物名稱時,鄭超麟提議用《無産階級革命》,後來决定用《無産者》,是模仿列寧在1905年日內瓦主編的地下刊物的名稱。從此,托陳派又被簡稱為“無産者社”。這就是“無産者社”名稱的來歷,並不是有人說的早在1929年12月選舉托陳派中央機構時,就“把以陳獨秀為核心的小組織命名為‘無産者社’”②。
《無産者》先是鉛印的,出了兩期,因負責印刷的工人王成偉被捕,稿件沒收,第三期起改為油印。陳獨秀不僅主編《無産者》,還奮筆撰稿,幾乎每期的重點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筆。“無産者社”的活動經費,包括刊物鉛印油印的費用,主要靠陳獨秀利用他的社會關係籌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嚮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和西安警備司令馬青苑籌款。因為李本是一個正直的老革命者,陝西潼關人,曾參加辛亥革命,光復陝西。1924年,又參加馮玉祥的首都革命,歡①②《關於陳獨秀一生活動的評價》,《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5期。
《紅旗》第86期、101期,1930年3月22日、4月16日出版。
迎孫中山北上,曾為馮部第二軍(軍長鬍景翼)的駐滬代表。
大革命時傾嚮共産黨,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大革命失敗後,關係斷絶。1929年4月他營救了被捕的鄭超麟,並想通過鄭超麟重新與共産黨接近,但此時陳獨秀、鄭超麟正好轉嚮托派,於是把他也帶了過來。李並不知道托洛茨基主義為何物,衹崇拜陳獨秀。這次他受陳獨秀委托到西北籌款,搞到了一筆錢,但托派身份暴露後,楊虎城就立即叫他離開了。後來,他脫離托派,投靠鬍宗南,做了西安參議會議長。
在組織方面,他們曾在黨內大力發展成員,原以為會一呼百諾,蜂擁而來,搞垮黨的組織,以取而代之,但結果卻是美夢一場。因為此時中共中央采取了果斷措施,一面製裁他們,一面在黨內層層做工作,召開各種代表會、座談會,批判托陳派主張,清除托派的影響。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在析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他說:“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大革命之失敗與新的革命浪潮之復興,存留在黨內落後的小資産階級‘同路者’形成了反對派發展的基礎。”他指出,托派活動的策略路綫是極左與極右的結合,即“口頭上‘左’的革命口號而實際上右的革命形勢估計與策略”;他們的作用是“幫助統治階級反黨”,“幫助敵人破壞革命”;他們的前途是“必然會整個賣給統治階級”①。周恩來的精闢論述,及時地統一了全黨的思想,鞏固了全黨的陣地,頂住了陳獨秀和整個托派的衝擊。後來,①《周恩來選集》(上捲)第44頁。
李立三、潘文育等中央宣傳部的幹部,又在黨報上發表了一係列批判陳獨秀攻擊黨轉嚮農村是背叛工人運動、攻擊紅軍是“土匪”的種種謬論,都發生了很好的作用。因此,他們的組織在離開黨4個月時,就發生了危機。一些人因生活睏難等原因,“氣勢消沉;心灰意冷”,“把一切事情都推到陳獨秀一個人身上”。骨幹蔡振德對托派前途完全失望,幹脆脫離組織,到西安投靠了楊虎城,一度任《西京日報》社長①。
在此情況下,陳獨秀並未氣餒,他找到了剛剛被黨開除的何資深擔任“無産者社”的秘書長,並對組織進行整頓。但此時“無産者社”成員衹有一百一二十人,而且老黨員和知識分子居於多數。即使如此,他們還要擺出一副與共産黨抗衡的架勢,在上海與黨的組織規模一樣,設置了滬東、滬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個區委,在紗廠和碼頭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另外北平也建立一個支部②。
兩個月後,即1930年6月,陳獨秀在“無産者社”代表會議上作了《關於中國左派反對派過去及目前工作》的報告,並作出决議。决議宣稱:半年以來,我們“總算草創了一條新的道路,並團结了一些重要部門的幹部分子”。决議在攻擊中共重視農村武裝鬥爭是“機會主義”之後,強調他們托派要進行城市工人運動,領導群衆作防禦的鬥爭,整頓內部組織,培養工人幹部,除上海外,在廣東、武漢、天津、青島①②何之瑜:《關於陳獨秀的托派活動》,未刊稿。
蔡振德後來作為楊虎城的代表去新疆同盛世纔聯絡時,被盛殺害。另一說是,他在1933年參加馬仲英軍事冒險,進入新疆,戰死於疆場。
及東三省各個工業中心區域發展工作①。但是後來完全落空,衹在1931年春,在香港建立了一個支部。所以,到1931年一年前還少了幾個。
陳獨秀為《無産者》創刊號寫的《本報發刊詞》中,氣勢洶洶地宣稱:“本報的責任就在團聚中國無産階級的先進分子,在國際布爾什維剋列寧派(反對派)領導之下,徹頭徹尾地掃除現在國際及中國共産黨領導機關之機會主義的路綫,盲動主義的策略和官僚主義的黨製。”同時,他又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的長文,認為國民黨“資産階級政權”是“走嚮逐步統一與相當的穩定”,主張無産階級應極力要求參加資産階級的國民會議,抨擊共産國際和中共對革命形勢的估計(“革命浪潮在兩個浪潮中間”)和策略口號(蘇维埃)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是從“左”的方面“消極抵製”國民會議。4月13日,他又寫了臭名昭著的《關於所謂“紅軍”問題》的文章,從所謂的西歐和俄國革命經驗出發,攻擊中共領導人“領導農民做遊擊戰爭”是“背叛”中國工人運動,攻擊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産階級(土匪與潰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的內戰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內哄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産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①《無産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出版。
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①這是托陳派攻擊中國共産黨堅持農村武裝鬥爭路綫的一篇典型文章。托派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無産階級政黨不能離開城市工人運動這個中心,而到農村去搞農民運動,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為“農民的黨”、“小資産階級的黨”。至此,托陳派取消革命的真面目暴露無遺了。
飽受托派小組織排擠獲得托洛茨基賞識在陳獨秀、彭述之等人被黨開除的時候,劉仁靜也離開了共産黨。因為在1929年11月5日,劉仁靜發表了一篇題為《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的文章,敘述了他回國後如何促使“我們的話派”與陳獨秀派聯合,以建立中國統一的托派組織與共産黨對抗及其暫時受挫的經過。這篇文章被中共中央批評為劉仁靜在組織“新的反黨聯盟”,“進行第二黨組織”。所以,中共中央在12月29日公開緻函劉仁靜,要劉在三日之內對中央與托派路綫作出抉擇②。劉未予理睬,隨即自動脫黨。當時有不少托派分子,是這樣自動脫黨的。與此同時,劉仁靜又與托陳派和“我們的話派”决裂。
從1929年9月到次年3月,劉仁靜寫了好幾篇文章和給托洛茨基的信,批評陳獨秀寫的《論中國革命性質》、10月10日給中央的信、《告全黨同志書》及《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中的某些觀點:(一)批評陳“不徹底承認自己①②《紅旗》1929年12月20、29日。
《無産者》第2期。
的錯誤”,說他企圖“脫卸過去革命失敗應負的責任”,“表面上承認錯誤,實際上反執之愈堅”①。因為陳獨秀在1929年12月10日發表《告全黨同志書》批駁黨中央開除他黨籍的决議時,一方面宣稱他原先反對國共合作、繼之屢次要求退出國民黨的主張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辯護自己因屈服於共産國際紀律及國際代表和黨中央多數人的壓力,纔未能堅持自己的主張,而執行國際路綫,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劉仁靜和其他托派分子,都認為陳在大革命中是“自覺地執行”共産國際的路綫,而不是“盲目地執行”。(二)批評陳提出的“無産階級貧農專政”口號,是與“無産階級專政’對立的,“將成為民主專政者之最後遁窖”②。(三)批評陳獨秀不願解散自己舊的小組織,等等。鑒於此,劉仁靜宣佈,陳獨秀派是“假藉反對派的招牌”,“實際是舊貨貼了新商標”,變成了“右派反對派”,而不是“左派反對派”。他甚至宣稱:“我們最初對於陳獨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後,發現他“離開革命立場,精神衰敗”,“墮落成為一個失意的政客”,“一個小資産階級民主主義者”;“集合於他周圍的……都是些欺詐失意的政客”,“我們應當丟掉他”③。所以,當他幫助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發表時,他斷然拒絶在上面簽字,並聲明這個意見書比他原來起草的稿子“擴大了許多”,“沒有一點革命的作用,衹是替陳①②③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
列爾士:《評陳獨秀雙十日給中央的信》,《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附錄。
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十月》第1期,1980年3月30日出版。
獨秀鞏固他過去的錯誤。”①在這樣批評陳獨秀的同時,劉仁靜還竭力攻擊“我們的話派”。先是責怪“總幹”不吸收陳獨秀派,而要與“我們的話派”决裂;後來又說“總幹”之所以“拒陳”,“完全是為了地位”,而不是“路綫”分歧②。他又批評“總幹”規定托派組織“是黨內的”,衹“註重在黨內進行反對派的工作”,而不是獨立組織,同時在黨外活動。他認為“我們的話派”的“二代會”政治决議案中關於革命形勢“正在復興”的提法,與中共中央的觀點相似。以此,他攻擊“總幹”執行的是“投降派路綫”③。鑒於此,劉仁靜夥同王文元和從“我們的話派”中分裂出來的宋逢春以及陸夢衣、紫亮、董汝斌、廖麟、黎白曼、周慶崇等九人,在1930年1月1日發起成立“中國左派共産市義同盟”,發表了《告同志書》,宣佈“總幹”“已經死亡”,提議徹底批判“我們的話派”和“陳獨秀派”的錯誤,“先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統一,再做組織上的統一”。這就是中國托派第三個小組織。由於他們於3月30日出版機關報《十月》,於是被稱為“十月社”。與此同時,在莫斯科的肅托運動中,中國留學生托派組織的組織部長馬彥卿交出200多人的托派名單,蘇共又將名單轉交給中共中央。名單中有一部分人已經回國,隱藏在黨內。於是中共中央就要這些人表①②③1929年9月緻托洛茨基的信,信的原文未見到,此處轉引自11月托洛茨基給劉仁靜的復信。《托洛茨基檔案中緻中國同志的信》,第3頁。
《告同志韋》,劉仁靜、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署名,單行本,1930年1月1日。
劉仁靜發表《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時寫的“附言”。
明自己的政治態度。結果,多數在莫斯科衹是反對王明而未加入托派的同志,如惲雨棠等,紛紛發表聲明,否認自己是托派。對於真正的托派分子,周恩來親自找他們談話,說衹要他們承認錯誤,批判托洛茨基,就可以照舊留在黨內。但衹有個別人聲明脫離托派,王文元和妻子葉英及黎白曼(黎彩蓮)、周慶崇、吳季嚴等,被開除出黨。①“我們的話派”就“十月社”的成立作出决議,譴責“反革命機會主義反對派劉仁靜等人嚮我們——反對派嚴重進攻”,並將劉仁靜、王文元等人開除了。②但劉仁靜與王文元等人的合作,也不長久。7月19目,劉仁靜又因在批判陳獨秀時,堅持認為1923年國共合作時,他和張國燾主張的“加入國民黨而對國民黨怠工是布爾什維剋路綫”的觀點,被“十月社”開除。③他們認為根本不應該加入國民黨。
“我們的話派”開除劉仁靜的同時,該派內部在對待陳獨秀的問題上的分裂,也愈演愈烈。由於史唐、區芳和張特主張在“三個條件”下,可以吸收陳獨秀派,梁幹喬就攻擊史唐等“受了陳獨秀金錢收買”,自動脫離“總幹”工作,並煽動“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寫信要挾“總幹”:“誓死不同陳獨秀派妥協,否則香港區全體同志脫離①②③《十月社對於劉仁靜同志的决議》,《十月旬刊》第2期。
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决議,《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紅旗》第87、99、101期。
反對派”(當時香港托派組織屬於廣東省幹事會領導)①。梁幹喬還席捲該派與國內外通訊處,截留外國寄來的文件,斷絶該派經濟來源,致使該派工作一度陷於混亂。為此,“總幹”作出了開除梁幹喬和張師的决議②。衹是後來區芳被捕,梁幹喬又回來成為“我們的話派”的首領。
這年夏天,一些遊離在上述三派小組織之外的蘇聯回來的托派分子趙濟、劉胤等7人,又成立了第四個托派小組織——“戰鬥社”。趙濟坦率地承認,他們所以另立組織,不是由於思想觀點的分歧,而是“到時在統一商談中及統一組織中我們也可占一位置”③。
中國托派的四個小組織,就這樣先後出場了。他們各自稱王,自鳴不凡,互相傾軋,勾心鬥角,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偏見,但他們又都是一個主子——托洛茨基。因此,他們在派別爭鬥中,都嚮托洛茨基寫信匯報,攻擊異己。托洛茨基始終是關心着中國托派運動的。他對於來自中國托派的信件,無不認真閱讀,及時答復。我們從托派刊物上和1980年1月纔啓封的托洛茨基檔案中的密封部分裏,發現從1929①②③趙濟:《三十年代初托派組織在上海的活動》,《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2期。趙說“戰鬥社”成立於1930年12月,似不確。王文元,鄭超麟說是這年夏天。
《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决議》。
《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緻總幹的信》(1930年3月(1930年4月25日),均載《反對派的內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出版。
年1月至1940年8月,托洛茨基給中國托派及陳獨秀寫的信有22封,其中直接談陳獨秀問題的就有17封之多。
1930年4月以前,托洛茨基對劉仁靜與“我們的話派”在吸收陳獨秀派加入托派問題上的爭吵,表示了以下的態度:開始,他聽信劉仁靜反映的陳獨秀在基本立場上已傾嚮托派、但在革命性質問題上仍有保留的情況,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評劉不應與“我們的話派”分裂:“你說他們(即“我們的話派”——引者)反對陳獨秀到他們的隊伍中來,為了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自己分裂的。
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我們與他之間,在過去的歧見(一九二四——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間沒有事先的鄭重考驗,不可能統一起來。
無論如何,現在就搞左派統一,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與他們决裂,那是魯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說陳獨秀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是站在R①立場上的,並不與我們一致。可是這個問題卻是基本的。現在與堅持‘民主專政’的人搞統一,便是不可饒恕的輕率。”②1929年11月15日,“我們的話派”緻函托洛茨基,報告①②托洛茨基緻劉仁靜的信(1929年11月)。該信是答復劉9月去的信,《托洛茨基檔案中緻中國同志的信》第3頁。
即拉狄剋,曾是蘇聯托派的骨幹,但在大革命時期中共退出國民黨及以後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一直動搖,與托洛茨基有分歧,1927年被蘇共開除後,表示悔過,承認“工農民主專政”等觀點,1930年恢復黨籍,因此,被托派視為變節者。後來,他又被開除,並在1937年“托布反黨案件”審判中被判長期徒刑。
因為陳獨秀不接受“三個條件”,繼續自己的獨立活動,因此,“我們認為陳獨秀不曾脫離機會主義,我們决定象反對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反對他。”①12月22日,托洛茨基復信,對劉仁靜說的陳獨秀趨嚮托派,表示“很歡迎”;同時他又說:“我很知道他(即陳獨秀——引者)在革命那幾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馬爾丁諾夫的政策。”而對“我們的話派”說陳還沒有放棄機會主義,則表示“直至現在我還沒有讀過陳獨秀任何綱領式的聲明書,所以沒有可能在此問題上發表意見”。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他在信末提出了他與斯大林分歧的15個問題,作為衡量陳獨秀和其他人“與我們是否原則上一致”的標準②。
派”决裂以後,又寫信給托洛茨基,繼續攻擊這兩派的錯誤,報告他與之决裂的情況。2月24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與陳獨秀派决裂,但不同意他與“我們的話派”决裂。他說:“關於陳獨秀派,因為這一派繼續的站在‘民主專政’的主張上,換言之即對於最根本的問題站在史大林及馬爾丁諾夫的主張上,這就决定了問題,假使陳獨秀直到現在還不瞭解這一所謂‘布爾什維剋’的口號在中國的作用是掩蓋純粹的孟什維剋的政策,……那是很壞的;同他統一組織,全然談不到,因為他的軟弱,同他作實際的協定,是沒有意義的。”還說:“關於對陳獨秀派的估量,‘我們的話派’比較的正確。現①②《反對派的內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出版。
同上書第16頁。
在這種不同的意見,已經消滅,因為你十分正確的對陳獨秀派采取了完全不可調和的態度。”①但是,當接到劉仁靜2月21日批判陳獨秀等八十一人意見書的信後,托洛茨基心中開始疑狐起來。4月3日復信,他要劉把這個意見書“忠實地翻譯出來,寄給我。此事很重要,我請您翻譯得盡可能完美確切”②。他要直接根據陳獨秀的意見作出自己的判斷。
從托洛茨基這四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掌握到陳獨秀轉嚮托派的第一手材料——陳獨秀發表的聲明之前,對陳的態度是十分審慎的:既歡迎,又有疑慮,但卻堅定地表示了托派的原則立場。然而不久,當看到“無産者社”寄去的陳獨秀1929年12月10日發表的《告全黨同志書》之後,他的態度就十分熱烈了,甚至要求中國托派嚮陳獨秀學習。
這年8月22日,托洛茨基又分別復函劉仁靜和“我們的話派”,熱情地贊揚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陳獨秀有很多的政治經驗,這些經驗是大多數中國反對派同志們所未有的”;“當我們有了象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决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佈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麽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象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産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①②載《反對派的內部生活》之二。
《十月》(旬刊),1930年7月15日出版。
者與(革命)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輕人能夠而且應該嚮陳獨秀同志學習!”托還對劉說:“我怕我這裏的陳獨秀的地址不能用。請你代我嚮他問候,並請告訴他,讀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歡喜。我堅决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托洛茨基還認為各派“並沒有綱領上的戰略上的分歧意見,有些細節上的歧異,這些歧異,你們(指“我們的話派”——引者)和劉仁靜都拿來異常地誇大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這三派有什麽各自分立之理由”①。信嚴厲批評“我們的話派”“要其他兩派都須嚮你們承認錯誤,然後你們允許他們加入你們的組織……這種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們的特色”。“我無論如何是不同意的”。最後要求三派加速統一:“共同擬訂一個簡短的統一綱領,並依照人數為比例,召集一個統一大會。”②9月1日,托洛茨基給“十月社”和陳獨秀的信(對“十月社”7月27日信的回信),更加明確地表示:“(一)國際局的立場,並不襢護中國左派反對派的某一派來反對另一派。因為我們的所有材料未證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嚴重的分歧意見。(二)因此任何中國左派反對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認自己是國際反對派的代表,以反對另外的派別。(三)對於陳獨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們曾接得譯成英①②《建立》(中國托派少數派機關報)第1期,1947年5月出版。《托洛茨基檔案中緻中國同志的信》第23頁。
當時托洛茨基還未知“戰鬥社”的成立。
文的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同志公開信。在這信中,陳獨秀同志對於所有根本問題之立場完全與我們一般的立場相同。因此,我未看出為什麽幾個中國同志繼續的稱陳獨秀同志的一派為‘右派’的理由。”
關於統一的方法,這封信提出一個新的建議:“四派組織協議委員會以擬就政綱的根本提綱和統一的組織方法。”①從這裏可以看到,托洛茨基雖對四派平等看待,但對“陳獨秀派”格外垂青。不僅如此,陳獨秀過去因不被“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承認,受盡奚落與侮辱,“妾身未明”;現在托洛茨基給了如此高的評價,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國托派領袖地位上來了。後來,托見到陳寫的其他文章,還直接寫信給陳,推崇備至,說從這些文章中看到“儘管中國革命遭到了潰敗,而馬剋思思想卻依舊活着,而且在發生作用”;甚至表示,單單為了能閱讀陳的作品,“我就該學習中文”②。
同時,托派“臨時國際”書記局(托洛茨基等各國托派首領簽名)發表《國際共産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産黨員書》,並寄到中國,係統地重申了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各種問題的立場,催促中國托派小組織早日統一。③於是,各派被迫派出代表,組成“協議委員會”,進行協①②③《十月之路》第1期。
托洛茨基1931年4月7日緻陳獨秀的信,《托洛茨基檔案中緻中國同志的信》,第42頁。
《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出版。
商,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國托派的綱領。但是,由於思想問題沒有解决,協商時各派又各施詭計,發生爭吵。“我們的話派”受了批評,傲慢氣勢有所收斂,在11月24日召開的本派上海積極分子會議上,作出决議,承認“統一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應即刻免除組織的成見,開誠布公地努力促成統一,在最短期內,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同時,區芳也表示,過去反對陳獨秀派等不良傾嚮的鬥爭有錯誤,“神經過敏”,采用了“對待敵人的方法”①。但是他們提出了立即無條件統一的主張,即立即“取消備派機關報,停止各派領導機關的活動,混合各派組織’②。並且為了在統一的領導機構中控製多數,梁幹喬采取了對本派人數報大數的辦法,說本派成員有300人,等於其他三派人數的總和,其實最後約定下來是120人至140人。“十月社”對陳獨秀派還是不買賬,王文元為“協委”起草的《中國左派共産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仍然強調“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要嚴厲地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産階級與貧農專政’”。這些都遭到“無産者社”的反對。
合成立了“中國共産主義同盟(反對派)”,發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後我們對於統一的提議》,對陳獨秀仍以挑釁的口吻說:“我們沒有認整個的‘無産者派’為左派反對派,因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領導作用的陳獨秀同志,在許多①②第三號通告:《協議委員會對於無産者社來信的决議》,油印小册子。
區芳:《談談統一問題》,《我們的話》第15期。
嚴重問題上,還沒有與左派反對派的意見一致,如1、對於革命性質問題,據其最後發表的政治主張(《論中國革命性質》一文)以為‘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因之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2、政權問題,他堅持‘無産階級與貧農專政’。3、國民會議問題,他始終說它是‘一個簡單的主觀的策略’,不把它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4、‘紅軍’問題,他認為是純粹‘流寇土匪’,沒有一點出路。5、對中東路問題之錯誤,即迎合小資産階級愛國主義的所謂‘誤國政策’的口號。”①這樣,托洛茨基的信反而把四派的矛盾,主要是陳獨秀派與其他三派的矛盾,弄得更加明確和尖銳了。於是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8日,又寫來一封長信,力圖調解:(一)關於革命性質問題:托洛茨基沒有正面表態,衹是引了陳獨秀等人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的一段話——其中有一句是“中國資産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完成,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後,托洛茨基說:“我認為這樣說法是完全正確的,而且絶不能引起誤會。”托洛茨基的這個解答並沒有解除雙方的分歧,因為雙方對於用無産階級專政完成民主任務並沒有分歧,分歧在於“一開始”要解决什麽性質的任務。陳獨秀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將開始於民主主義的鬥①《十月之路》第1期。
爭,而非開始於社會主義的鬥爭。”①其他托派則堅持:“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民主任務,衹有在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初期中附帶地完成。”②(二)關於政權問題:托洛茨基說:“‘無産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産階級專政’口號相衝突,而衹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這個口號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絶無相同之點。”這個回答,使中國托派十分意外,因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核心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並不斷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無産階級政黨必須在民主革命時就提出“無産階級專政”的口號,以保證無産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
為此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一直猛烈抨擊共産國際和中共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攻擊這個口號將工農並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確定在專政當中真正的領導地位是工人所有的,還是農民所有的”;還因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此,根據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必然導致“資産階級專政”③。所以中國托派中的反陳派也就抓住陳獨秀提出的“無産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不放,說它與“無産階級專政”口號“根本對立”,而與“民主專政”的口號“接近”、“妥協”。經托洛茨基上述“裁判”後,反陳派就①②③意固:《不斷革命ABC》第23、24頁,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中國左派共産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王文元起草,1930年10月。
頑石:《對區白的〈我們之間不同意見〉的批評》,《現階段的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下册),“中國共産覺左派反對派中央宣傳部”出版,1934年。
“閉口無言”了。
(三)關於國民會議問題:陳獨秀開始所以有那樣的觀點,是因為托洛茨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纔提出“國民會議”作為“中心政治口號”的說法。在此前,陳獨秀看到的托氏文件,都是把這口號與“八小時工作製”等其他口號並提的。所以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黨同志書》中,陳獨秀還認為黨批判他把國民會議作為“總的政治口號”是冤枉的。後來,陳獨秀終於接受了這個提法。但是陳獨秀與青年托派長期爭論的卻是這個口號能否實現。陳獨秀認為可以實現,應該為此而奮鬥,青年托派則認為它不過是反革命時期“團聚群衆”、對抗資産階級的一個策略,也與中共的“蘇维埃”口號相對立。其實,托洛茨基從未把這個問題說死,他說這是個“猜謎式的問題”,“衹能做種種假定”。所以他說過“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話,也說過“這絶不是說:資産階級民主政製在兩個革命的過渡期,是沒有可能的”①。
在1月8日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複了上述觀點,仍然強調“沒有任何可能,來預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所以,不管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寫了多少文字進行解釋或批評,始終未解决中國托派內部的這個爭論。
(四)關於紅軍問題:陳獨秀的觀點,出自前註《關於所謂“紅軍”問題》的文章。據鄭超麟說,當時“無産者社”是“全體同意的”。該文基本觀點也是來自托洛茨基。托洛茨基①托洛茨基:《論國民會議口號——緻中國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第說過:“賀竜葉挺的起事,即令他們放棄了機會主義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險及假共産主義的、馬黑諾①式的行動;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別的沒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擊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動的農民起義是一種“罪惡”,“缺乏集中指導的農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騷動起來,但沒有勝利的真實機運”②。直到1930年9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臨時國際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共産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産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中還宣稱:“必須等到無産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纔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维埃制度於鄉村裏面。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得革命。”
但是,由於陳的這篇文章太露骨,中共中央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再加上紅軍運動的勝利發展,尤其是蔣介石對蘇區進行反革命圍剿時,還將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大量印出來,在江西散發”③。於是,青年托派就抓住這一點,打擊陳獨秀。托洛茨基在1月8日回信中,不得不表示:“……將‘紅軍’同土匪混為一談。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應該糾正的。”接着,①②③王學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戰綫的一些鬥爭情況》,《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3輯。
參見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共産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
馬黑諾是1918年烏剋蘭遊擊隊領袖,反對烏剋蘭反動派和德國占領軍受無政府派、富農及反動分子影響,拒絶參加集中化的紅軍,妨礙了對反革命的鬥爭,且成為鄉村反動分子集團的中心,最後為蘇维埃軍隊所消滅。
他修正了自己完全排斥“紅軍”的觀點,說:“革命的農民武裝,自然有遊民無産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運動則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條件裏頭,將來無産階級專政也是應當依靠在這個根基上面的。”實際上,托洛茨基和陳獨秀一直沒有改變對紅軍的教條式的攻擊,陳獨秀在1932年被捕後的審訊中,還宣稱共産黨在掌握政權之前不應組織紅軍。
(五)關於中東路事件:陳獨秀的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他的民族感情更應得到尊重。作為蘇聯人托洛茨基,即使不同意陳的觀點,也不好意思讓陳放棄原來的立場,來保衛他的祖國——蘇聯。所以,托洛茨基對這個問題明智地未置一詞。
托洛茨基的“一·八”來信,再次斷定:“現在進行統一的諸派別間果然是完全沒有原則分歧的。”最後,他懇切地呼籲:“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托洛茨基的態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陳獨秀派,而批評其他三派,於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談判桌上來,協商統一。
然而,這樣一來,“無産者社”卻翹尾巴了。主要是彭述之,因有感於那些青年托派對他沒有好感,怕在未來統一的組織中不會奉他為領袖。他是矮個子,操一口很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稱他為“孔夫子”,認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學時,看了一本布哈林的《共産主義ABC》,就以馬剋思主義理論傢自居,嘮叨個沒完,擺老資格,拿臭架子,認為“搞革命還得靠我們這些老幹部,這些小孩子衹有讓他們自生自滅”①。這種觀點,與陳獨秀完全相反。大革命時期,他是陳獨秀指揮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實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綫,並處處挾陳獨秀自重。
“老先生的意見同我一般”,是他的口頭禪。而且,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幾乎每次陳獨秀發表意見後,他都要替陳獨秀做註解,長篇大論地為陳的意見找根據,話說得既長,又空洞,使與會者十分不耐煩,而他卻還洋洋自得,很不自覺。一度,他還狂妄地認為,中國共産黨領袖除了陳獨秀以外就是他,宣稱中央常委會4人(本是5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當中共駐國際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術人才,張國燾是高等事務人才”。言下之意,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大革命失敗後,他也下了臺,隨即參加所謂“陳獨秀派”的宗派活動,為恢復陳獨秀在黨內的領袖地位以恢復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奮鬥,結果失敗。與陳獨秀一起轉嚮托派並另立組織以後,又重燃他的領袖欲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緊陳獨秀,利用當時地下工作紀律,藉口保護陳獨秀(當時國民黨政府懸賞萬金緝拿共黨首領陳獨秀),控製陳獨秀的行蹤和住址(與共産黨决裂後,陳獨秀從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籃橋居住,但不把新址告訴中共中央和其他任何人,衹有彭述之一人知道他的傢在那裏)。尹寬得到托派文件以後,要同陳獨秀談話並提供托派文件時,必須通過彭述之,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大傢都把他視為陳獨秀的“總理”。現在他依然認為,必須依靠陳獨秀才能恢復他的領袖地位。另一面,他又竭力①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整理)。
利用往日與黨內下層組織一些幹部的關係,把一些支部和黨員拉入托派,以擴大他在托派內部的組織基礎。例如馬玉夫和蔡振德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先把他倆拉入托派,接着又通過他倆把幾個支部和一些人如羅世和薛農山等拉到托派中來。外地來上海與中共中央聯繫工作的幹部,也有一些通過彭述之見到陳獨秀,隨後轉嚮托派。這樣,彭述之很快掌握了托陳派中的多數。在常委中,除了陳獨秀、尹寬和何資深外馬玉夫、杜培之、羅世、吳季嚴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對陳獨秀和其他人搞封鎖,按照他的意願,操縱托陳派的某些活動。
在統一問題上,彭述之主張以“無産者社”為中心,這是違反托洛茨基來信指示的平等協議、平等統一的原則的,其他三派當然不能接受。於是他就背着陳獨秀指揮“無産者社”參加協議委員會的兩位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千方百計地延宕和破壞統一,提出要對過去政治原則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誰是誰非”,其他三派要檢討和放棄過去攻擊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成見之後,才能談組織上的統一,①致使協議工作又受到阻礙。而他們在“無産者社”內部,卻口口聲聲說其他三派沒有統一的誠意,使陳獨秀等關心統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①“無産者社”:《給“協議委員會”轉“我們的話派”、“十月社”和“戰鬥社”的一封公開信》,載《無産者》第6期,1930年11月25日出版。
促使托派組織統一任托派中央總書記尹寬從青年托派那兒瞭解到彭述之操縱馬玉夫、吳季嚴阻撓托派統一協商的真相之後,報告了陳獨秀。於是,陳獨秀的態度便成了中國托派能否盡快實現統一的關鍵。
陳獨秀是真誠希望統一的,更鄙視在組織內部搞陰謀詭計。對於過去的爭論,他認為是“咬文嚼字”,“不十分重要”,“我始終取了沉默的態度”①。現在,他見到托洛茨基和托派國際急切呼籲統一的信後,十分感動,說“使我們慚愧無地”,“我們聽了若仍舊毫不動心,便是莊周之所謂‘心死’!”他譴責那些還熱衷於分裂的人是“罪惡”,甚至說:“我個人是徹頭徹尾贊成國際意見的。……我從來不願意把真理摔在一邊,企圖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團结同志,做自己個人的群衆,這是……我所深惡痛絶的,我毫不顧慮我的意見會在‘無産者社’中是最少數,少數未必即與真理絶緣,即使是人們所預祝的什麽‘光桿’和‘孤傢寡人’,於我個人是毫無所損,更無所慚愧!”他提議:“應該從大處着眼,從政治出發來快刀斬亂麻的解决過去及現在的糾紛。”②於是,他親自出馬,找“我們的話派”、“十月社”和“戰鬥社”的領導談話,做工作,宣講托派統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①②獨秀:《對於統一運動的意見》,《無産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出版。
獨秀:《答列爾士同志》,載《無産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出版。
他對王文元說:“統一是中國反對派當時的絶對必要。如果不統一,則不但其他三派沒有前途,‘無産者社’也必然死亡,因為,反對派今後的艱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輕的革命者來負擔,而‘無産者’中則‘老人’太多了。……”①另一方面,陳獨秀召集“無産者社”全體會議,通過《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産者社”的提案》②,譴責彭述之等人的行為,指出,“我們各派或各個人過去對於左派反對派根本原則的解釋和目前政治問題的觀察確有一些不正確的意見”,但這些意見,無論如何不能“做為分裂的理由,……因此我們應取消‘算舊賬’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認錯誤的辦法”。
陳獨秀還不顧彭述之的反對,以“常委”名義發出《反對派統一的問題》的通告,嚮各支部揭露“我們無産者社當中,也有人在國際所指示的辦法以外,提出了枝節問題,即是認為……統一須以無産者社為中心”;“這分明和別派的正統觀念,同樣的不正確,同樣的要阻礙統一”。③同時,陳獨秀又采取斷然措施,召回了參加協議委員會的馬玉夫和吳季嚴,由自己和尹寬二人出任“無産者社”的代表。於是,“無産者社”分裂成兩派:陳獨秀和尹寬為代表,主張以平等協議進行統一;彭述之和馬玉夫為代表,主張以“無産者社”為①②③《無産者》第11期。
《無産者》第9期。設在巴黎的托派臨時國際在1930年9月12日,由托洛茨基及各國托派首領簽屠,給中國各個托派小組織寫了一封信,內容與托8、9月份的信相同,但到年底纔傳到中國。
《雙山回憶錄》第160頁。
中心進行統一。兩派一直爭鬥,結果前者獲得勝利。不僅撤換了代表,陳獨秀還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削弱彭述之的勢力,任命完全擁護他的何資深為中央常委秘書,代替吳季嚴;鄭超麟為滬東區委書記,代替擁護彭述之的劉伯莊,馬玉夫被迫退出了中央領導機構。①必須指出,陳獨秀在大刀闊斧地采取這些措施,宣講托派統一重要性和迫切性時,特別強調了當時黨的狀況。因為當時黨正處在第二次“左”傾路綫統治到垮臺,以及王明接着上臺的時期,革命受到了不小的損失,黨內出現了混亂。陳獨秀頗有使托派早日統一,取而代之的野心。他說:“現在正是正式黨的領導陷於完全破産,黨內同志及一切無産階級的先進分子都感覺無出路的時候,……絶對需要我們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紛爭,迅速統一起來,以集中力量並建立反對派在群衆中的信仰”②;“……在正式的黨陷於空前混亂,停止工作的今天,我們反對派各派小組織還未能迅速的統一起來,集中全部力量來對付擺在面前的鬥爭,這已經是罪惡了!”③陳獨秀的這些言論和行動,深深地打動了各派代表,終於使協商一帆風順。可以說,中國托派組織統一的實現,得之於陳獨秀最後的推動。
這時,又發生了劉仁靜要求參加協議委員會的事件。托①②③獨秀:《對於統一運動的意見》。
《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産者社”的提案》,《無産者》第9期。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手稿,1980年8月。
洛茨基來信批評劉仁靜之後,劉覺得形勢不妙,就馬上寫信給陳獨秀,承認錯誤,並要求加入“無産者社”。他說:過去反對陳獨秀《論中國革命性質》那篇文章,“完全是基於誤會”;“關於過去我們間的爭論,已由老托來信解决,我完全承認老托之正確,尤其對於統一運動之態度(基本說來)及對於革命性質之估量,我與你完全同意。……我以為我們中間已沒有重要爭論,使我不能和你們共同工作。關於過去教訓的估量,以及關於國民會議及工農運動策略之解釋,我們有些說法不同,但是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因此,我嚮你要求加入你們的組織,請你們提出討論。”①但是,“無産者社”討論的結果,拒絶了他。陳獨秀回信說:“你的要求,我們已經提出討論過,一致以為現時已距統一不遠,希望你不必加入‘無産者社’,以免別派誤會,使統一運動發生小小的阻礙。”同時指出,雖然已經沒有“爭論的必要”,但“我們之間”並不是“沒有一點不同的意見”。陳在信中指出了兩點,一是不同意劉的“國民會議是無産階級專政的通俗形式”的觀點。劉的這個觀點,導致他進一步認為通過“國民會議”和平過渡到“無産階級專政”的思想。由此,劉一直被托派駡為“議會迷”。這表明在“國民會議”問題上,陳與劉有相同點,即都認為國民會議可以實現,又有相異點即陳認為國民會議即使能實現,也要經過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有些史學工作者,認為陳劉在這個問題上是一派的,不確。陳不同意劉的另一個觀點是,蔣介石政權與無産階級①劉仁靜給陳獨秀的信(1930年11月20日),《無産者》第9期。
政權之間,將有一個“中國式的剋倫斯基政權”的過渡。陳認為中國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假如出現,“即不能根本排除‘工農民主專政’短期實現的可能性之存在”。所以陳認為中國革命將來不必經過俄國的“二月”,而直接象“十月革命”那樣,在無産階級專政的初期去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他以此既與劉劃清界綫,又與王文元等人“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觀點劃清界綫。①劉仁靜見拒於“無産者社”,惱羞成怒,一個人出版《明天》雜志(油印、64開本),自稱“中國共産主義左派反對派(明天社)”,以此要求作為獨立的一派,參加托派小組織協商統一的會議,又遭到鄙視和拒絶。他在給“協委”的信中遺憾地表示:“獨秀同志已嚮我轉達了協委對我們(包括他的妻子——引者)的請求之答復,意思是不承認‘明天社’為左派反對派的小組織,衹許列爾士個人隨時貢獻意見。這即是說,不許我們與聞參加和影響協委的種種决定(製定政綱在內),衹許我們在决定既成為事實後,發表一些無補於事實的意見。我們在接得這種答復,並讀了協委最後通過的政綱草案以後,實覺有無上之惋惜!”最後,他“要求准許我們列席”托派統一大會,②也被拒絶。就這樣,這位有點象中國托派運動鼻祖式的人物,一直被托派領導集團排斥和冷落,他於是進行各種搗亂活動,被稱為“反對派中的反對派”。①②《中國共産主義左派反對派(明天社)給協委的一封信》(1931年3月2日),《明天》第4期,1931年3月25日出版。
獨秀:《答列爾士同志》(1930年12月15日)《無産者》第9期。
各派協議委員會的工作,在陳獨秀的推動下,順利進行。
協議內容主要有兩項:一、起草統一大會文件。二、籌備統一大會具體工作。大會的主要文件——《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綱領》和《中國土地問題决議案》(草案),協商結果,改由陳獨秀起草。
《綱領》是在1929年夏天托洛茨基為中國托派起草的“政綱”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分“過渡時期中反對派之總任務”,“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中國革命的前途”,“共産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五個部分。
《綱領》竟然攻擊“中國共産黨差不多一走上鬥爭的舞臺就在機會主義領導之下”。這種文字出自曾主持創建中共、並擔任了第一至第五屆黨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之手,殊屬驚人。
《綱領》規定托派對黨的策略是:“它絶不與共産黨的活動隔絶,它在每個問題中采取它的態度,它在示威罷工等鬥爭中無情的批評正式黨領導之政策的錯誤,並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對正式領導作任何讓步。”這就規定了托派始終反共的一面。
關於“紅軍”,《綱領》說“是中國革命具有內心勢力和廣大可能性之證明”,但又斷定,“在工業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沒有勝利的機運”,攻擊中國共産黨“企圖依靠鄉材散亂的遊擊隊來組織紅軍並創立蘇维埃政府,以對抗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官僚主義冒險政策”。《綱領》為中國托派規定的“總任務”和“目前的任務”,都強調“準備”——“準備工人階級走嚮第三次中國革命”。那麽這個“革命”何時到來呢?《綱領》說:“我們不能預言”。可見,這是一個“取消主義”的綱領。說是“準備”,實際是“等待”。事實上,在中國若不象中共那樣領導人民進行農村武裝鬥爭,點燃星星之火,革命是永遠也等不來的。
《綱領》宣稱:“中國反對派是一個小組織,其目的就是……復興共産國際。”並鬍說“衹有此種小組織在自己的旗幟之下,在共産黨內黨外,公開而勇敢地前進,纔可輓救共産國際於變節及滅亡”。
為了避免爭論,《綱領》對革命性質、國民會議等問題,都抄用托洛茨基的話。所以,這個綱領是四派在托洛茨基的壓力下,互相妥協的産物,它在1931年5月1日統一大會上被順利地通過。有人回憶說,在大會上,以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等人為一方,其他三派的代表為另一方,就“國民會議”、“無産階級專政”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這是不真實的,顯然是把“協議委員會”期間的爭論,記到統一大會上了。
與此同時,陳獨秀還從他們托派的立場出發,積極參加反對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綫的鬥爭。
立三路綫在革命性質問題上,不承認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嚮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在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上,不承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形勢在全國各地和全世界各國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馬上起義,以中國革命的勝利,推動世界革命的爆發;在革命道路問題上,主張中心城市要首先發動起義,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反對毛澤東的以農村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
所有這些特點,都與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相接近,而且,李立三在他的全國武裝起義計劃遭到黨內一些同志及共産國際反對時,公然“說共産國際不瞭解中國”,“又說在占領武漢之後,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産國際說話”①。所以,共産國際在領導中共進行批判立三路綫時,明確指出它是“半托洛茨基主義”。
陳獨秀強烈譴責共産國際及中共中央反對上述立三路綫的指導思想,他認為立三路綫就是共産國際的路綫。1931年1月21日,他撰寫了《國際路綫與中國黨》一文,認為“國際現在的路綫和所謂‘李立三路綫’並沒有甚麽原則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綫也根本沒有兩樣”;“站在言動的國際路綫上反對盲動的立三路綫和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衹有使黨比立三時代更加混亂無出路”②。
當時及以後的事實,即在反對立三路綫和調和主義時,更加“左”傾的王明機會主義路綫上臺,不幸而被陳獨秀言中,但並不能因此證明陳獨秀的批判是正確的。這年3月,陳獨秀撰寫的《告全黨同志書——立三路綫與國際領導的破産》長篇宣言,證明了這一點。這篇宣言,經各派代表討論通過後,以“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協議委員會”的名義散發。宣言徹底否定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對立三路綫的批判和糾正,強烈譴責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小組織在米夫的幫助下,把①②《無産者》第10期,1931年2月1日出版。
《共産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綫問題的信》(1930年10月),《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三)。
“立三派”和“秋白派”打下了臺,把羅章竜開除了黨籍,“這是共産國際分裂中國共産黨的陰謀”。
陳獨秀認為李立三這條“反馬剋思列寧主義路綫的製作人,是共産國際自己”。這次與已往反對陳獨秀、瞿秋白的路綫一樣,為了保住共産國際的“面子”,立三路綫“衹是作了國際路綫的替身,與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時內宣佈中共中央的模範領袖為孟什維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並無二緻”。“我們有權利嚮全體黨員同志宣佈:共産國際宣佈‘立三路綫’,完全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破産;‘立三路綫’的錯誤,根本就是共産國際的錯誤”。
接着,陳獨秀把立三路綫的三個主要錯誤,與共産國際的路綫逐條進行了對照:一、關於形勢:陳獨秀認為,立三路綫說“中國已有了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高潮”,與共産國際說的“在兩個浪潮之間”一樣,“在政策上說,完全是一種沒有結果的極左傾”。
二、關於革命道路特點之一:陳獨秀說,李立三不承認國內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認為一省或幾省的勝利,直接就是全國暴動的形勢;而斯大林承認“不平衡”,卻又把中國南方的蘇维埃視為“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已經勝利的標志”,“顯然是極無根據的一種官僚的觀點”。陳獨秀認為蘇维埃紅軍,根本“沒有勝利之前途”。
三、關於革命性質:李立三的觀點是:“革命勝利的開始,革命政權的建立的開始,一定就是資産階級民權革命沒有間隔的轉變到無産階級革命之開始。”共産國際認為這是“立三路綫”之“托洛茨基主義”的特點。陳獨秀認為,“其實與托洛茨基對於不斷革命的觀點,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幹的”,說這種說法是共産國際路綫受到打擊之後,又不敢公開接受“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的“一種詭辯的辭令”。
陳獨秀接着以托派的城市中心和國民會議路綫,對“六大”以來黨註重農村革命的路綫,進行了全面的抨擊:“六大”以後,黨的領導無出路的“基本原因”,在於“黨的領導政策幾乎完全依重農民”;“斯大林派企圖在農民身上打開一條出路,由農村轉嚮城市發展,甚至根本企圖在農村中建立政權的意識,完全是離開了無産階級的一種標志”。他斷言:“在工業城市中,工人尚未起來的條件下,希望在農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圖而思有所成就,這簡直是幻想。”他認為這就是共産國際“陷中國黨於冒險盲動主義錯誤的真正根源”;其結果,“我們很早就預言並警告過:單純的軍事投機,衹有更加損害黨的基礎,使工人運動更加難於恢復”。陳獨秀甚至鬍說:“一貫的重視農民作用的路綫,在理論上與馬剋思列寧主義沒有絲毫共同之點,這是國際機會主義(俄國孟什維剋主義在內)的典型思想。”
陳獨秀在這裏,沒有也不會把農村武裝鬥爭問題上“左”傾錯誤與正在形成的中國特色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區別開來。在這一點上,他的洞察力很不敏銳,幾乎等於零。
不過,在這篇宣言中,陳獨秀接受托洛茨基“一·八”來信的批評,對自己過去完全否定紅軍,稱紅軍是“土匪”的觀點,稍稍進行了一點修正。他說:“雖然我們仍是要說明中國南部存在着的農民遊擊戰爭,不問是否有流氓無産階級分子、職業的土匪及從國民黨的反動軍隊中叛變出來的官兵參加在內,但它確是被欺騙的、被打潰的及流盡了血的中國革命依然存在的具體表現,其內部力量有偉大的可能及深厚的根基”,因此,在毫不留情地攻擊斯大林派的“官僚冒險主義的領導”同時,“對於農民遊擊隊本身,是持絶對友誼的態度,旁觀與仇視都不是共産主義者的立場”。
同時,陳獨秀在這裏乘機推銷他們托派的路綫,他說我們不得不再公開宣佈:“現在還沒有革命高潮,是兩個革命中間的過渡時期,蘇维埃與武裝暴動的口號是高調與冒險,黨的任務當是確定下這一過渡時期民主口號,提出普遍平等不記名投票直接選舉的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動員全體同志堅决的勇敢的為真正的國民會議的實現而鬥爭。”
陳獨秀最後強調:“現在改造黨的政策及黨製已成了刻不容緩的任務了。”為此,他提出四條建議:1、規定日期召集全黨的代表大會,對於政策及黨製加以根本改變——必須完全采取左派反對派的路綫。
2、在大會之前,把一切重要問題在一切會議上及機關報紙上發動黨員群衆之討論,不能拿任何罪狀作開除的理由,以保護討論正確地進行。
3、一切事實及經驗證明左派反對派路綫的完全正確,沒有理由把我們排斥於黨外,我們應當選舉代表參加大會,並且在會上討論左派反對派恢復黨籍問題,使我們得立刻回到黨內來。
4、公佈歷來為領導機關隱藏的左派反對派文件,及對於大會的提案。①這篇“告全黨同志書”,是陳獨秀以托派觀點批判“立三路綫”(包括以前的瞿秋白盲動主義路綫)的代表作,也是陳獨秀要求以托派面目改造黨的又一篇代表作。它與以後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批判並糾正王明路綫、清算歷史上一、二、三次“左”傾路綫錯誤,總結歷史經驗(《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决議》)是完全不一樣的。
王明小集團在米夫支持下,對立三路綫和所謂調和主義的瞿秋白的鬥爭,在做法上應當受到譴責;王明上臺後,的確給中國黨和中國革命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是,陳獨秀的行為無補於問題的正確解决,他提的四條建議,近乎天真、浪漫和荒唐。
四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在1931年5月1日至3日秘密舉行了三天。會場由“無産者社”負責佈置,何資深具體執行,李仲山拿出了一件猞猁皮大衣,典當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會經費問題。他們在上海大連灣路租了一幢房子,讓王茨槐帶着妻子、女兒住進,掩護開會。王茨槐原是黨員,鐵路工人,轉嚮托陳派後,任“無産者社”法南區委委員。為了保密和安全,在這三天中,除了陳獨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會場內,開完會之後才能出去。
根據各派協議的人數,20人出一代表,“我們的話派”出①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協議委員會:《告全黨同書——立三路綫與國際領導的破産》,油印小册子。
選出陳獨秀(總書記)、鄭超麟(宣傳)、陳亦謀(組織)、王文元(中央機關報主編)、宋逢春(秘書長)、羅漢、張九、彭述之、濮德志等人,組成托派中央,前五人組成常委。②在大會上,除通過了綱領外,還通過了尹寬起草的《職工運動問題提綱》、梁幹喬起草的《組織問題决議案》、王文元起草的《國民會議問題提綱》。陳獨秀起草的另一個文件、《土地問題决議草案》未被通過,决定交特別委員會繼續討論。③據宋逢春說,由於該草案中仍有稱紅軍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連後,决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過④。
大會决定中國托派的正式名稱,仍沿用托陳派小組織的名稱,即“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又叫“中國共産黨布爾塞維剋列寧派”,以示他們仍是共産國際及中共內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說的“中國共産主義同盟”。這個名稱到1935年纔起用。①②③④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整理)。
《統一大會文件匯編》(1931年5月1日通過),油印小册子。《雙山回憶錄》第159頁。
托派中央的這個名單係根據王文元、鄭超麟、濮清泉的回憶綜合而成,三者互有出入。鄭說中委中沒有羅漢,候補中委是彭述之和宋敬修;還有一個中委區芳正在獄中。
各派代表是:“我們的話派”:梁幹喬、陳亦謀、宋敬修、張九等香港4工人;“無産者社”:陳獨秀、鄭超麟、江常師、蔣振東、王茨槐;“十月社”:王文元、羅漢、宋逢春、濮德志;“戰鬥社”:趙濟、來燕堂。據鄭超麟回憶,彭述之起先不是代表,臨開會時補選上,第二天參加大會。
編《熱潮》呼喊民主抗日緻中共為求救國聯合陳獨秀從中國共産黨的總書記,變成中國共産黨反對派的總書記,這不能不說是一次歷史的嘲弄。然而,他在托派統一大會的閉幕詞中,卻激情滿懷地說:“中國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天也不能忘記,他們在期待我們,我們應擔當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①他們還給托洛茨基拍了一個電報,“喜氣洋洋地告訴他:他的中國同志正完成了一個有意義的開端,布爾什維剋——列寧派的旗幟不久就將飄揚在全國”②。
當時,全國托派人數約有500人,其組織有滬東、閘北兼滬中、滬西與法南四個區委。另有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區委和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區委。華南區委的特點,主要在工人中活動;華北區委則在一些大學中活動。這就是陳獨秀托派總書記領導下的全部組織人馬。
但是,由於他們的統一是在外部壓力下暫時的妥協和湊合;組織上主張黨內派別活動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動;加上路綫上又是根本錯誤的,所以,這樣的組織是經不起任何考驗的。統一後的托派,並不如他們想象的那樣興旺起來,而是迅速地重新陷入不斷的背叛、瓦解和破敗的泥坑中,原來隱藏着的那些矛盾,又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迸發出來了。①②《雙山回憶錄》第164頁。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首先是在中央委員會中,那些青年托派對陳獨秀還是不買賬,開會時爭吵很厲害。由於陳獨秀寫了攻擊紅軍是“土匪”的文章,統一大會上又未通過他起草的土地問題决議草案,所以大傢對他寫的文章不放心。認為他已是大傢的“總書記”了,外面會把他的觀點視為整個托派的觀點,因此要求他寫的文章發表前,最好讓大傢看看,同意後再發表。陳對此大發脾氣,說:“文章象人一樣,要有個性,大傢同意,就沒有個性了,還寫什麽文章!”①在組織上,先是尹寬,由於受到彭述之等人的排斥,連大會代表都未當上,於是就首先糾集幾個人,控製了幾個支部,進行反對“中央”的活動。而馬玉夫卻因未當上“中委”,竟去國民黨竜華警備司令部告密,致使統一大會後不到一個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機關即遭破壞,除陳獨秀、彭述之、羅漢外,其他中委全被逮捕。五個常委,捕去四個,整個托派中央陷於癱瘓。與此同時,梁幹喬、陸一淵等四人,也跑到南京,投靠國民黨特務機關,並公開發表聲明,聲稱共産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梁幹喬說他參加托派統一大會後,“沒有看見一種鮮明的足為建立健全無産階級政黨的要素”,因此他感到“懷疑”和“失望”,並說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正是現存的無産階級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純粹共産主義理論的人們,落到中國現實環境上必然發生的①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整理)。
心理現象”①。陸一淵則誣衊“中國工人群衆在資本主義下尚未孕育成無産階級的意識,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絶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②。托派一直把自身視為“真正的無産階級政黨”,把托洛茨基主義視為“真正的共産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梁、陸的背叛和聲明,從反面宣告了他們對托派事業的幻滅。
馬玉夫原是陳獨秀派的骨幹,長期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與陳獨秀一起轉為托派時,把好幾個工人支部拉到托派中來。
他的叛變引起陳獨秀的極大震動和痛苦;陳頗有寇準錯用丁渭之悔,哀嘆說:“我不識人!”馬玉夫在被陳獨秀撤回協議委員會代表時,就耿耿於懷,退出了“無産者社”的中央。他平時作風流裏流氣,還自稱是“工人代表”。所以陳獨秀說:“搞革命,當領導人,還是知識分子,工人不懂!”③其實馬玉夫恰恰是知識分子,根本不是工人。當時托派和共産黨內都①②③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
陸一淵:《以前種種》,《蘇俄評論》第1捲第3號。
梁幹喬:《回憶與展望》,《蘇俄評論》第1捲第3號。梁幹喬“背叛”後,首先以曾是廣州黃埔軍校同學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時蔣介石正在籌組法西斯組織“復興社”,戴笠正在為蔣籌建軍統特務機構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於是,梁幹喬就與戴笠等人結成“十人團”,成為軍統特務組織最早的骨幹;他還是籌組“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務組織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稱,由於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務處南京總處的書記長,主持特務組織內部的工作。抗戰爆發後,他任特務處鄭州辦事處主任時,因企圖發展個人勢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製,遂跑到西安,投靠鬍宗南,任該部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事破壞革命聖地延安的反革命活動。
有唯成份論的傾嚮。中共“六大”受了布哈林的影響,選了一個工人出身的嚮忠發當總書記。實際效果並不好。托派在理論上似乎更強調這一點,他們不明白,革命成敗關鍵在於路綫是否正確,不在於領導者的出身。
陳獨秀着手重整托派中央,吸收尹寬、宋敬修、蔣振東等人加入,但到8月又受打擊。
一天,尹寬受陳獨秀之托召集會議於上海英租界振華旅館,中央組織部長宋敬修代陳主持會議,是夜,與會者全體被捕。①就這樣,“陳獨秀想收拾殘局,重振旗鼓,但很長時間也收不攏來”②。所謂“中央常委”,一直衹有他和彭述之二、三個人。即使弄到這種地步,陳獨秀與彭述之也團结不了。
托派小組織協議統一期間,由於陳獨秀果斷地采取堅决措施,粉碎了彭述之破壞統一的陰謀,兩人關係發生破裂,連私人間的友誼也不再存在了。與陳獨秀關係極深的鄭超麟說:“陳獨秀是富於意氣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過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價值,可是對這人失望之後又容易走到另一極端去。”從此,他對於彭述之的厭惡恰好同過去的信任一般,流於過火。當時何資深議論彭述之,說他是個“紙老虎”,表面張牙舞爪,在“無産者社”中權勢很大,戳穿之後,空無所有。陳獨秀則說:“不是紙老虎,是爛西瓜。紙老虎裏面不過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産黨之透視》,臺灣文海出版社。
空無所有而已,爛西瓜表面很好看,剖開之後噴出一陣惡臭。”①此後,“無産者社”常委每次開會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統一實現,“無産者社”自然消亡時為止。可是,二人之間的爭鬥,卻並未因此結束,而是帶進到新的領域裏,繼續發展。
在陳獨秀的有决定意義的推動下,協議委員會終於達成協議,决定各派組織實行統一後,彭述之還在反對,揚言“代表下層反對上層勾結”。陳獨秀說:“別人代表下層還可以說,你彭述之代表下層就有點不象了。”統一大會前夕,彭述之因未當上代表,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斥責這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他“誓死不承認”。陳讀信後十分氣憤。後來,臨開會時,彭述之又被補選上代表,參加了大會,並在選舉時當上“候補中委”。所以5月5日舉行托派中央第一次會議時,陳獨秀當場拿出彭的信給大傢看,並當面責問他:“今天還認為此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等等嗎!”問得彭述之“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②在新成立的托派中央委員會中,陳獨秀常常與彭述之發生爭吵,往往吵得陳獨秀拂袖而去,不歡而散。有一次,陳獨秀又發火了,他穿起長衫,高聲大叫:我不願和你們這些資産階級在一起爭論,我不要什麽群衆,不要你們;我幹我的,你們幹你們的好了。說着就走了,大傢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就說:“他就是這種脾氣,過去開共産黨中央委①②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員會,也是如此。他這種傢長式的作風,是永遠也改不了的。”①這樣,兩人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决裂。陳獨秀去世時,彭述之還寫文章駡他“晚節不保”。
在這樣睏難的條件下,陳獨秀仍努力維持托派中央的工作。1931年9月5日,他創辦了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12月,又創辦了托派內部理論機關報《校內生活》。這兩個刊物都是油印的。據當時擔任《火花》刻印工作的曾猛說,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間)房租、伙食費,以及臘紙、油墨和紙張等等的費用,“都是由陳獨秀一人負擔”②。在這兩個刊物上,每期都有陳獨秀的重要文章,還有他以“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或“常委”名義起草發表的宣言、决議、通告之類的托派文件;它們還以傳單的形式,廣為散發,引起國民黨和社會各界的註意。
這時的陳獨秀,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上。
歷數國民黨統治四年來窮兵黷武,橫徵暴斂,白色恐怖,嚮帝國主義搖尾乞'z等種種罪惡,宣言:“中國人民不能再在國民黨資産階級統治下,受盡帝國主義軍閥的蹂躪了!”號召“一切被壓迫民衆起來奮鬥”,“召集群衆的國民會議預備公”;“各業工人否認國民黨的工會法,自由的組織自己的工會”;“農民自動平均分土地”;“反對國民黨屠殺農民及共産黨”等①②曾猛:《〈火花〉的情況》,未刊稿。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等①。在他以“獨秀”署名寫的《國民黨與統一——統一是中國進步的必要條件》一文中,指出國民黨二十年來不斷的內戰和不能統一中國的原因是“帝國主義勢力”和“軍閥制度”,衹有工農“革命政權”是中國統一的唯一前途②。“九一八”以後,由於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攻擊力也就越來越猛烈。9月13日,陳獨秀又寫了一篇署名文章——《中國往何處去》,批判戴季陶從所謂的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出發,以“三民主義”代替或冒充“社會主義”的觀點,認為“三民主義根本是反動的”;同時也批判托派中任曙③說的“中國經濟已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的見解;指出:“二者根本錯誤的共同點,都是從純經濟觀出發,而不是從政治鬥爭出發,都是從一個國傢社會主義出發,而不是從不斷革命論出發。”文章認為中國的出路是“無産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④在這裏,陳獨秀力圖使托洛茨基主義這種荒謬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殊不知,其結果與他批判的對象一樣,也是驢唇不對馬嘴,枉費心機;並且,因此使他與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托派中的極“左”派,發生了無窮的矛盾和衝突。
一直到第二年的“一二八”上海抗戰,達到了高潮。①②③④《火花》第2期,1931年10月出版。
當時托派北方區委的負責人,在與我黨進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著有《中國經濟研究》一書。
《火花》第1期。
《火花》,第1期,1931年9月5日出版。
這期間,由日本侵華引起的中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十分尖銳復雜。日本妄想獨霸中國與歐美帝國主義瓜分中國政策之間的矛盾;英美等國為了慫恿日本侵蘇而犧牲中國東北的陰謀;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的軍事和對日妥協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外交,及其對抗日民衆的高壓政策;東北抗日人民義勇軍及馬占山等一部分官兵的自發抗戰;以愛國學生為先鋒的全國人民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及其獨裁統治的抗日民主運動洶涌澎湃,國民黨反蔣派、地方實力派乘機進行的倒蔣運動,以及蔣介石在此浪潮衝擊下被迫下野,等等,這一切,都引起了陳獨秀的極大興趣。他奔走吶喊,奮筆疾書,寫下了大量的文字。根據現在收集到的不完全的統計,從1931年9月到1932年7月,他在《火花》、《校內生活》、《熱潮》雜志及傳單上,以個人名義或以托派組織名義發表的文章、宣言、决議和書信等達38篇之多。
在這些文章、文件中,陳獨秀憤怒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揭露英美等國操縱國聯襢護日本欺壓中國的陰謀,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了明確的立場。他抨擊蔣介石在出賣民族利益上,與接受日本二十一條時的袁世凱一樣,而在壓迫人民反帝運動方面,卻比袁世凱走得更遠①。
在這場運動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青年學生,發揚“五四”愛國運動的光榮傳統,從請願遊行,到搗毀上①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滿洲告民衆書》,《火花》第2期。
海、北平、浙江、山西等地的國民黨黨部和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給了賣國投降的國民黨政府以沉重的打擊,也因此遭到血腥的鎮壓。曾經領導過“五四”、“五卅”運動的陳獨秀,根據自身的經驗,為了給運動以更大更直接的影響,在1931年12月5日,創辦了一個類似《每周評論》和《熱血日報》的刊物——《熱潮》周刊,並自任主編。這是他一生中最後的一次自辦刊物。他在《發刊詞》中宣稱:“二十世紀是兩種熱潮的世紀,一種是廣大的勞苦饑寒奴隸嚮一班寄生蟲算賬的熱潮,一種是幾十種被壓迫民族嚮帝國主義算賬的熱潮;這兩種熱潮,雖是時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騰,其結局將無物能與之抵抗,特別是兩種熱潮之合流,終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今日正是中國民族的熱潮和帝國主義的兇焰開始决鬥時期,在這一次决鬥中,將是他們的兇焰薫涸我們的熱潮,還是我們的熱潮淹滅他們的兇焰,這就要看我們的努力了!”最後表示:“本刊之發行,便是要為熱潮做一小小記錄,也要供給熱潮一點小小動力。”
現在見到的《熱潮》,截止1932年1月23日共出了7期①,共載評論文章48篇,其中陳獨秀以“頑石”、“三戶”筆名發表的文章有12篇,而每期首篇都是“頑石”的文章。據當時應陳之邀常為《熱潮》寫稿的劉仁靜說,陳獨秀所以取“三戶”這個筆名,用的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個典故,以示自己當時力量雖小,將來定能推翻國民黨龐大的統治機①據劉仁靜說,就出了這幾期,“一二八”抗戰後,就停刊了。
器①。此外,《熱潮》每期都有一組似匕首投槍之類的“時事短評”,共102篇,據劉仁靜說也都出自陳的手筆,別人寫不出來。
陳獨秀在《熱潮》上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譴責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和英、美帝國主義襢護日本、欺壓中國的行徑,主張“對日絶交”,“對日宣戰”,指出“帝國主義強盜們所組織的國際聯盟和美國,都是被壓迫民族的敵人,不是我們的朋友”,要人們放棄“美國是中國之友”的幻想。②抨擊蔣介石、汪精衛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賣民族利益的罪惡勾當。在日本侵略面前,蔣介石不僅令數十萬東北軍“嚴禁抵抗”,致使東北三省很快淪陷,還進一步指使中國駐國聯代表顧維鈞提出了中國軍隊從錦州撤兵,設立中立區,國際共管天津等賣國方案。消息傳出後,國民黨政府怕激起民憤,放出空氣說是“日方向國聯要求”的。陳獨秀立即在《熱潮》上發表文章,揭露了國民黨政府主動提出此案的真相,並在第二期封面上,以大標題的形式提出《警告》:“大傢還不醒覺嗎?!政府為避免和日軍衝突,不惜提出中立區和錦州撤兵這種賣國政策。”後來,在美國諭旨下,中國政府與日本就“滿洲中立區問題”直接談判時,陳獨秀又①②頑石:《國聯第三次决議後的局勢》,《熱潮》第1期,1931年12月5日出版。
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12日,唐寶林整理)。
撰文抨擊:“犧牲東北的政策實現了!”“城下之盟實現了!”①被迫下野;汪精衛上臺後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欺騙民衆。陳獨秀即指出,在對日避戰求和的偷安政策和對民衆反日運動的高壓手段上,“汪精衛政府和蔣介石政府將沒有什麽不同”②。果真,汪精衛上臺後第三天就製造了屠殺愛國學生的“珍珠橋慘案”。陳獨秀立即把《熱潮》第四期作為《“一二一七”血案專號》推出,從各方面報道評論這個事件,猛烈抨擊汪精衛國民黨政府。頭兩篇重頭文章由陳獨秀所寫,揭露汪精衛標榜的“民主政治”,“衹是以一部分人獨裁代替個人獨裁之裝飾品、假面具而已”;他衹是替蔣介石做兩件事:“屠殺愛國民衆”,“簽訂賣國條約”。他指出愛國學生的血將宣告“政府死刑”③!
除此以外,陳獨秀的主要精力放在對學生抗日民主運動的評論上,企圖影響學生運動按他們的路綫進行。
《熱潮》每期都有文章報道和評論學生運動,對初期學生的和平請願,基本上持否定態度,批評他們“愚蠢無知”,“隨在他們的上層領袖和一般高等華人的尾巴後”,任人“玩弄和欺騙”,對統治者抱有幻想。當學生鬥爭發展到搗毀國民①②③頑石:《“一二一七”與“三一八”》和三戶:《“一二一七”與改組派及國傢主義派》,均載《熱潮》第4期,1931年12月29日出版。
頑石:《真正的危機》,《熱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出版。
三戶:《直接談判之途徑》,《熱潮》第1期。
黨黨部的暴力鬥爭後,陳獨秀就熱情地稱贊“學生運動走出了‘衹問外交不問內政’的迷魂陣,由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這本是運動發展之極自然的邏輯”①。
當運動洶涌發展,衝破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上層分子及黃色工會頭目們的束縛時,他發出了“擠他們到後臺去”的號召,指出這些動搖和妥協的分子“必然會被前進分子擠到鬥爭的後臺去;同時也必須把他們擠到後臺去,反日鬥爭才能嚮前發展”②!
當學生運動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鎮壓而停滯不前時,陳獨秀明確地指出,衹是“嚮政府示威,搗毀阻害反日運動的(國民黨)黨部,毆打妥協賣國的官僚……,還不能夠真正解决問題”;“要自覺的轉換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時間、精力和熱忱於工人、農民和兵士方面來,……才能使反日運動進到更高的階段”③。
還須特別提出的是,陳獨秀還努力捍衛學生運動的正義性,沉重地回擊反動派對它的種種攻擊和誣衊。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駁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加在愛國學生頭上的“越軌行動”罪名。指出:站在愛國民衆反日救國的立場而言,學生搗毀國民黨黨部,喊出“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因封存和沒收姦商的日貨而“侵犯私有財産和幹犯法律”等等“越軌行動”,都是“必要的”,“必需的”,應該“大幹其‘越軌行①②③頑石:《真正的危機》、《“一二一七”與改組派及國傢主義派》。
頑石:《擠他們到後臺去》,《熱潮》第7期。
頑石:《由反日到反國民黨》,載《熱潮》第7期,1932年1月23日出版。
動’”;“‘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人類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軌行動’。可以說,沒有‘越軌行動’,便沒有人類進化”。
“我們應該高聲大喊‘越軌行動神聖’!”①他還在提出學生運動與工農兵結合時,批駁了國傢主義派所謂“反動為靜”和“躍出漩渦”的主張,並指出這種主張是“埋葬學生運動”和“埋葬反日運動”的主張。
這些表明,在民族危機面前,陳獨秀還保持着他在1903年“拒俄運動”及以後“五四”、“五卅”運動中反帝愛國的傳統。所以,1932年10月,他被捕後,國民黨政府就以他寫的文章為據,判他為鼓吹抗日反對政府的“危害民國”罪。
與此同時,陳獨秀還反復宣傳了他的獨特的政治主張——“反日反國民黨”的綱領。在上海“一二八”抗戰以前,其基本內容有兩點:第一,抗日救國衹能依靠中國人民尤其是“下層的勞苦民衆”“奮起自救”,“千萬不要依賴現在的統治者”,並且強調:“我們三四萬萬有歷史,而且有文化歷史、革命歷史的中國人,能說沒有力量嗎?除開少數賣國的軍閥、官僚、姦商和豪紳等寄生蟲,還有多數愛國的民衆,……我們相信,民衆熱潮具有大炮飛機以上的力量;被壓迫民族能夠而且也衹有拿這一力量來淹滅帝國主義的兇焰,淹滅它一切的敵人。”②由此,陳獨秀說:“中國人民之不能及時奮起自救!我以為這纔是此次反日運動中之真正危機!也就是中國民族之①②《發刊詞》,《熱潮》第1期。
頑石:《談談“越軌行動”》,《熱潮》第5期1932年1月7日出版。真正危機!”①第二,召開國民會議,領導一切國是。在“反日反國民黨的高潮中涌現出一個和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對抗的國民會議”,作為全國反日民衆代表自動集合的總機關,組織武裝,組織國傢,以徹底反抗帝國主義,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一切走狗的總機關。②這個國民會議的綱領是:宣告對日絶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及由此所得的權益一切永遠無效;武裝全國反日民衆參加戰爭;解散一切不受國民會議命令者的武裝;沒收所有姦商親日派的財産充作軍費;全國工廠由各廠工人設立工廠委員會監督生産;宣佈實行8小時工作製;宣佈土地歸農民和召集全國農民大會議决土地制度的日期。③陳獨秀在這裏,似乎找到了他轉嚮托派以來夢寐以求的“議會鬥爭”。①②③三戶:《論國民救國會議》,《熱潮》第3期。
頑石:《中國民衆應該怎樣救國即自救》,《熱潮》第6期,1932年1月13日出版。
頑石:《真正的危機》。
令,奮起抗戰。陳獨秀極為振奮。他在事變第二、第三天,接連以“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名義,起草發表了《為“上海事變”第一次告民衆書》和《第二次告民衆書》①,稱“現在的事實已顯然證明,中國的士兵及一部分下級軍官,在民衆反日的激烈空氣下,在違反國民黨政府的命令之下,是可以抵抗帝國主義強盜軍隊的。”文件揭露蔣介石南京政府破壞十九路軍抗日的種種活動,號召“上海一切被壓迫民衆立刻武裝起來到前綫去!一切巡捕義勇軍及各地的士兵自動起來參戰!十九路軍的士兵及下級軍官們堅决反對南京政府的無抵抗主義,防止上級軍官的妥協,作戰到底”!“立開上海市民衆代表會議,組織緊急行動委員會,集中一切物質力量,幫助抗日的武裝隊伍!”後來淞滬抗戰被蔣介石破壞,陳獨秀起草發表了《為日軍占領淞滬告全國民衆》的傳單,列數蔣介石國民黨“縱敵賣國”六大罪狀,疾呼“全中國的革命民衆們!要抗日救國首先要推翻縱敵賣國的國民黨政府”,“自動的召集全權的國民會議”。
這時,陳獨秀對“九一八”以後的形勢,進行了新的更加激進的估計。他認為“九一八”後的形勢同1929年他與黨决裂到1931年5月剛任托派總書記時的形勢完全不一樣。那時,他認為革命處於低潮,國民黨統治日趨穩定,經濟也會隨之而有相當的恢復和發展,所以他反對黨采取的武裝鬥爭的策略,主張開展以召開“國民會議”為中心的合法運動。現在,他認為“正是中國民族的熱潮和帝國主義的兇焰開始决①油印傳單。
鬥時期”。尤其是反日運動發展到反國民黨,蔣介石下野,國民黨政府發生統治危機時,他更進一步認為:“革命的民衆都早已認識國民黨政府根本是賣國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國”①;“目前是國民黨資産階級的統治已由動搖而走嚮崩潰,民衆已經開始擡頭的新時期,形成了無産階級進攻的客觀環境,反日的民族鬥爭已造成了武裝民衆的特殊機會……,我們一秒鐘也不能放鬆抓住目前這一階段的實際環境與機會,鼓動工人群衆起來為這些口號(指“武裝群衆打倒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等——引者)而鬥爭,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勢。”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則更明確地指出,目前形勢與列寧描繪的俄國1905年時的革命形勢相似,是“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已開始發展的新時期;這一新時期就是大多數民衆表示不能與國民黨政府相容,……且覺悟到有建設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因此,我們左派反對派應當覺悟到不僅限於‘國民會議’之形式的口號,……(而且)要從速推翻國民黨政府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實現‘革命的民衆政權’。”③陳獨秀從這樣的估計出發,於1932年2月10日起草了常委《政治决議案——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並在上海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表决通過:多數同意,少數反對。①②③獨秀:《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1932年1月20日),《火花》第7期,1932年1月28日出版。
《常委對於北方問題的决議》(1932年1月7日),《校內生活》第2期。
頑石:《由反日到反國民黨》。
《政治决議案》提出“我們的任務”是:“組織及參加各地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的義勇軍運動,使之堅决的舉起反日反國民黨的旗幟”;“用全力推動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進攻的鬥爭。罷工運動一廣泛起來,便應組織工人蘇维埃,如果當地已有義勇軍或我們能夠影響的軍隊,更進而建立工農兵蘇维埃”;“在適當地點召集全體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領導全國範圍的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①。不僅如此,陳獨秀在這個“决議案”中,還提出了一條實際上偏離托派傳統觀念——不與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及其政黨作任何聯合——的策略:“如果小資産階級的黨派,甚至嚮左盤旋的自由資産階級黨派還未放棄對日戰爭的旗幟而企圖推翻國民黨政權,我們和他們可以在共同行動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衆之最兇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陳獨秀在後來解釋為什麽有這個策略轉變時,強調正是由於“九一八”後的形勢,所以1931年5月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政綱“已經不適用至少是不夠了,當然衹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務”②。
這期間,陳獨秀還主動緩和與黨的對立情緒,呼籲與黨合作領導運動。他在“决議案”中說,“我們的黨——中國共産黨,雖然做過不少的錯誤,畢竟還是在群衆中有權威的黨。
它不但是無産階級的黨,並且應該站在民族領袖地位;它此時即應號召民衆自動的建立全權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來代①②“常委”為公佈《法南舊區委同志答復常委的信》加的按語,《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出版。
《校內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出版。
替國民黨政府領導全國的反日鬥爭。……紅軍一與某一工業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漢)民衆運動匯合起來,即應在那裏召集國民會議,做反日反國民黨鬥爭之總機關。”在“我們的任務”中,還說:“在已有農民蘇维埃的省份,城市蘇维埃或義勇軍一經成立,應即匯合蘇维埃區域的紅軍占領城市”。“為執行以上的任務,我們……積極要求我黨的領導機關改變策略,召集緊急會議,以謀整個黨策略上組織上的統一,在未統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動上的合作。”
在1932年1月1日發表的《告全黨同志書》①中,他更明確地表示:在所有工會運動中,罷工鬥爭中,學生運動中,反日運動中,國民會議鬥爭中,反國民黨鬥爭中,以至蘇维埃運動中,一切共産主義者聯合行動,“我們左派反對派在一切行動中都準備和全黨同志攜手前進!”不僅如此,他還與彭述之、羅漢三人署名,直接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議。②這種立場和態度,與他當年開始轉嚮托派,與黨决裂,直到“九一八”前的情景,形成顯明的對比。但是,這種變化僅僅是在抗日問題上,他反對黨的基本綱領的立場,一點也沒有改變。就在1931年12月26日,他在上述發表《告全黨同志書》的同一期《火花》上,為托洛茨基的文章寫了按語,在按語中竟還在批判黨在蘇區成立的“中華蘇维埃共和國”,批判張聞天做的《慶祝蘇维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①②羅漢緻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
《火花》第7期。
會》報告①和《中國共産黨為第一次全國蘇维埃代表大會告全國工農勞苦民衆書》②,批評黨始終不肯拋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是為‘反地主’的資産階級在將來的新政權中留一席地”。對紅軍的態度也如此。他需要的紅軍,是當“配角”的紅軍,配合他的“國民會議”。甚至在他起草這個2月及其前途》一文,又老調重彈,鬍說“紅軍”是土匪“為生活而奮鬥的方式”;“現在的‘紅軍’運動,不但還沒有城市工人革命運動的領導,即黨(國際與中國黨)的領導亦不充分,領導的政策更不正確。……而且黨有農民意識化的危險。”③由於陳獨秀對黨的基本綱領的態度未變,又由於這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綫開始統治全黨,1932年1月9日作出的《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决議》,把托陳派說成與國民黨改組派、江蘇耆老和第三黨一樣,“是最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些妥協的反革命派”。所以,陳獨秀、彭述之、羅漢三人簽名要求與黨“合作抗日”的呼籲信,非但沒有得到響應,還受到斥責。中共中央在嚮共産國際報告這件事時說:“取消派為要維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騙,在‘一二八’後嚮黨提出來要求聯合,共同的開聯席會議。黨嚮被取消派欺騙的少數工廠中的群衆的回答是:號召他們了①②③《火花》第9期,1932年4月16日出版。
《紅旗》周報第23期。
《紅旗》周報第22期。
解取消派破壞反帝運動的罪惡(破壞滬西大罷工),黨願意與他們在全上海工人階級一致的聯合戰綫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但是黨不能與陳獨秀派開聯席會議,革命的共産黨與反革命的陳獨秀是不能聯合在一起的。”①“我自將心嚮明月,那知明月照溝渠”。陳獨秀等人對此頗為遺憾。不過,陳獨秀等提出與黨合作抗日的思想,沒有維持多久,隨着上海“一二八”抗戰被蔣介石反動集團所破壞,形勢急轉直下;他因進行反蔣抗日活動,不久被逮捕入獄,他的思想也就隨着消沉下去。
高擎愛國大旗製裁極“左”派中國托派本來就是理論上極“左”、行動上極右,戰略上極“左”、策略上極右的怪胎組織;可是在其內部還有更加荒唐的極“左”派。他們激烈反對陳獨秀反日反蔣的立場和他對形勢的估計、對任務和策略的决定。
一些人以“工人無祖國”等漂亮的詞藻,反對提“對日宣戰”的口號,為侵略者效勞。為此,陳獨秀撰文予以嚴厲的譴責,揭露他們拿什麽“大同主義”、“打破國界”、“不要祖國”、“不愛資産階級豪紳地主的國傢”、“反對狹義的愛國和虛偽的民族主義”等等“高尚的理想”,來根本反對對日宣戰,“則衹表示他們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從耶穌、托爾斯泰①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7-1933)第208—209頁。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
到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一樣,……實際是反動的。”①在托派內部刊物上,陳獨秀還詳細分析嚴厲批判了這種反動的極“左”思潮,指出這種人在宣傳鼓動中反對使用“救國”、“愛國”這類名詞,發出鄙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和“抗日救國”、“對日宣戰”等口號的論調,主張什麽“工人無祖國”,“籠統的反日和對日宣戰、救國、愛國,都是救資産階級的國”,“不是我們的階級立場”等等,在我們被壓迫國的無産階級看來,都是絶頂荒謬的“理論”,所以他認為:“我們應該積極的領導中國的愛國運動,應該用我們的綱領領導愛國運動而充實其內容,一直到奪取政權。”②反對陳獨秀主張最厲害的是陳岱青(書記)、陳其昌、趙濟、王平一、李特五人組成的上海最有影響的托派區委——法南區委以及以托派理論權威自居的劉仁靜。他們認為陳獨秀對形勢“陷入了幼稚的過分的估計”,“不能說已經走上群衆運動直接上升、開始革命高潮的時期”③;還說:”十九路軍的抵抗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表現,它對工人階級影響衹是一種欺騙的作用”,“沒有絲毫抵抗主義或半抵抗主義的氣息”。批評陳獨秀對十九路軍的“歌頌”和“原諒”,“必然增加工人階級對十九路軍乃至其他左派資産階級的幻想,充分①②③《法區擴大會議的意見》,《校內生活》第3期。
獨秀:《被壓迫國的無産階級應不應該領導愛國運動》(1931年11月28日),《校內生活》第1期,1931年12月出版。
頑石:《論對日宣戰與排貨》,《熱潮》第1期。
表現尾巴主義的精神,必須嚴厲加以糾正”①。他們特別猛烈地抨擊所謂“共同行動”的策略和對蘇维埃紅軍態度的轉變,說與小資産階級及嚮左盤旋的自由資産階級在反蔣鬥爭中“共同行動”的策略,“徹頭徹尾是機會主義”,是“引導無産階級和廣大群衆服從自由資産階級當苦力”的“尾巴主義機會主義的道路”;“匯合蘇维埃區域的紅軍占領城市”是“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張”②。劉仁靜還認為中國現在還沒有人數衆多的無産階級,必須經過經濟復興才能談得上無産階級奪取政權等,所以他批判陳獨秀提出“組織蘇维埃”是“空談”。劉認為國民會議與蘇维埃政權是一回事,批評陳獨秀的“先國民會議後蘇维埃政權”的觀點是違背“不斷革命論”的機會主義,“我們應當與這些意見堅决無情的鬥爭”③。
對於這些批判,陳獨秀都立即一一給以回擊。他以“常委”的名義,“警告法區擴大會議及一切同志:我們萬分不應該因反對史大林派全然不顧客觀環境的盲動主義,遂走到客觀主義取消主義之另一極端;我們萬分不應該因為反對史大林派依靠農民來代替無産階級執行革命任務的錯誤,遂走到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過輕之另一極端”④。他解釋說:所謂“‘共同行動’,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時的協作,而不是長①②③④《常委對法區擴大會意見書的批評》,《校內生活》,第3期。
列爾士《中國的前途》、《對於政治决議的意見》,均載《校內生活》第3期。
《法區擴大會議的意見》。
《法南區委陳岱青等人緻常委的信》(1932年3月14日),《校內生活》第期的政治聯盟;所共同行動者,主要是小資産階級的黨派,其次纔是資産階級的自由派,而不是整個資産階級”。他認為馬剋思、列寧、托洛茨基主張的無産階級政黨的獨立,是反對與資産階級政黨“混合”,“並不反對兩黨利害一時一致時,有一時的聯合”;“我們是否做資産階級的苦力,要看我們是否有獨立的組織和政策,不在於拒絶任何共同行動”①。最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陳岱青、劉仁靜等人麯解和反對常委决議案,反對“共同行動”的策略,是為了“辯護他們認為小資産階級民主派已經是我們主要敵人這一錯誤的觀察”②,而反對與蘇维埃紅軍“匯合”,則是“走到等待主義的道路”。陳獨秀的結論是,他們“在理論上是根本反對不斷革命論的機會主義;在現時局勢的估量上,是徹頭徹尾的取消主義”③。可見,雙方都拿着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攻擊對方的“機會主義”。
應該說,陳獨秀是讀了一些馬剋思、列寧的著作,對列寧主義的策略思想有所領會,但這些話對極左的托派分子講,猶如對牛彈琴。
法南區委不僅一般地反對陳獨秀托派常委的意見和政策,還拒絶散發常委的宣傳文件,如《為日軍占領淞滬告全國民衆書》等。所以,在他們堅持自己的立場觀點,屢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的情況下,陳獨秀最後不得不采取組織①②③《常委對仁靜同志論“中國前途”的批評》,《校內生活》,第3期。
同②。
《常委批評列爾士同志對於政治决議案的意見》,《校內生活》,第3期。
手段,先是撤銷陳岱青區委書記的職務,後又解散了法南區委①。
在上述事件發生的同時,北方最大的托派組織“北方區委”,也因不同意陳獨秀“常委”的意見和政策,而分裂成兩派——以汪澤楷為首的“舊臨委”和以任曙為首的“臨時工作委員會”。陳獨秀“常委”曾三次作出决議,批評前者右的“取消主義等待主義的路綫”,批評後者“極左”及分裂組織的錯誤,要二者在糾正錯誤的基礎上立即合併統一,但遭到雙方抵製。為此,陳獨秀以“常委”名義派劉伯莊為特派員到北京,取消“北方區委”,成立“北方特委”;還是受到抵製,又兩度改組“北方特委”;最後提出,對於常委的决議“必須絶對執行,誰在組織上行動上不服從該决定,常委就認為誰是不想留在反對派組織之內,有意破壞反對派的組織,必須予以最後製裁……誰不願意參加新特委,必須書面聲明理由,以憑常委審查處置,否則即以違反紀律論”②,甚至說:“誰表示不幹,就讓誰滾出去。”③陳獨秀所以如此“十二道金牌”迅速堅决地處理這個糾紛,壓平不同意見,是因為他估計北方的政治形勢“在最近將來很有劇變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熱河,甚至進攻平津之可能”。他要求北方組織迅速①②③《常委給北方特委的信》(1932年7月25日),《校內生活》,第4期。
《常委對於北方問題的第三次决議》(1932年6月27日);《伯莊對北方問題的報告》(1932年6月3日),《校內生活》,第4期。
《常委通告第6號——為小陳及法南區委破壞組織原則》,《校內生活》第活》。第3期。
健全起來開展工作,特別是在學生和工人中的工作。他具體指示:“……尤其是北平的現狀下,在學生群衆中,關於民族民主的運動,特別值得註意。”①“在北方真正的基礎,當然是鐵路工人、天津的産業工人及唐山等地的礦工……特委無論如何,必須設法在鐵路(平漢、平奉、津浦、平綏等)上,在天津和唐山去找工人群衆聯繫,派能吃苦耐勞而又勇敢堅定的同志到上述的群衆中去工作,建立我們的組織!這是我們整個北方工作的基礎之所在。”②此外,對於陳獨秀提出的在推翻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後建立“民衆政權”的主張,連“常委”的唯一夥伴彭述之也反對。彭聲稱陳在機關報上發表這種主張時,他因生病,“事前並未予聞”。他認為“民衆政權”的提法,“不能表現政權的階級性”,而目前又還未到發出“無産階級專政”這一口號的時期,因此,“目前在宣傳鼓動上不應該涉及政權問題”;又“因為目前沒有代替國民黨政權的適當口號”,因此,“不應該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衹提“反蔣”就可以了③。
所有這些都說明,當時以托派組織名義發表的一係列文①②③參見法南區委陳岱青等5人1932年6月22日緻常委的信。雪衣:《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和《幾個爭論問題》,均載《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二——國民會議與蘇维埃》,“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宣傳部”1934年5月《常委給北方特委的信》(1932年7月25日)。
在這裏,陳獨秀再次顯示了對政治形勢觀察敏銳的卓越才能,因為此後不久,1933年初,日本就侵入熱河,馮玉祥即組織察北同盟軍進行長城抗戰國民黨政府屈辱訂立塘沽協定。1935年,日本又製造華北事變,想奪取平津,學生奮起救亡,發動了“一二九”運動。
件,主要都是陳獨秀個人思想的産物。衹是因為,一方面由於當時托派組織不健全,所謂“常委”實際衹有他和彭述之兩人在活動,再加上他一貫個人說了算的傢長製作風,還有他所掌撐的宣傳工具,使得他的意見主張,得以迅速而順利地通過組織或個人的名義傳播各方;另一方面,則由於他當時托派總書記的地位和歷史上的威望,在必要時,他可以利用會議多數同意,通過他起草的文件。不過,也正因為如此,在這場爭論中,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並不因此而被壓服。法南區委堅持反對陳獨秀“常委”决議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二三人的常委已不如經常狀態的集體領導機關的健全,而且差得很遠”;某些重大問題,“常委本身尚未取得一致,而通告卻已發出,口號亦在機關報上提出了。而且事後述之同志到處都說明他對獨秀的意見不能同意。”①於是,爭論一直繼續了下去,直到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初,另一批托派分子,趁陳獨秀在獄中的機會,在劉仁靜的支持下,又把1931年至1932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了出來,作為“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進行批判,要陳獨秀承認錯誤,因他拒絶,而演了一場“開除”陳的鬧劇。
就這樣,“九一八”後的陳獨秀,雖然滿懷激情,渴望乘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潮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再次大幹一場,但是由於主觀和客觀條件的種種限製,他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他提出的一係列政治主張,其中雖有一些閃光的思想,於實際鬥爭沒有發生什麽影響。眼看着大好的革命形勢像洪峰一①法南區委緻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
樣迅即遠逝,他所起草發表的那些文章、宣言、决議以及主編的刊物,也都被裹挾而去,沒有在歷史上留下什麽痕跡。
四被捕·獄中生活·出獄禍起蕭墻處驚若定還在1932年春天的時候,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獄中時疫流行,保外就醫。陳獨秀知道後幾經催促,又把二人拉回來,纔整頓起比較健全的五人“常委會”:陳仍為書記,委員彭述之、羅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書謝少珊。
6月15日,陳獨秀緻函托洛茨基,報告了中國托派重整組織的情況,以及“九一八”後采取的與左傾的小資産階級、自由資産階級、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蘇维埃紅軍、義勇軍“建立聯合戰綫”(“共同行動”)的策略,請求指示。
9月22至26日、10月3日,托洛茨基兩次給陳獨秀回信。對於與紅軍聯合抗日的問題,信中說,根據俄國的經驗,農民遊擊隊“時常和工人及地方黨部發生衝突”,中國“在農民運動本身,是有着很強的私有性與反動傾嚮的。……它會仇視工人的,因為早已有了武裝會更增加這種仇視”。他指示必須首先建立“工會和黨的中心”,“並且要預備和獲得對農民運動的領導,特別是它的‘紅軍’”。托洛茨基特別強調“國民會議”的口號,指示在目前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中,“除了國民會議,不能夠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號”。“現在革命的煽動,首先應該盡可能地嚮着反對國民黨政府方面進行……無論是關於什麽具體問題口頭的文字的煽動、罷工、露天大會、示威、抵製,都必須加上‘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的口號。”①托洛茨基完全不瞭解中國的實際,就憑他頭腦中想出來的理論,再加上他的所謂“革命經驗”,便武斷地教導陳獨秀如何進行中國革命,其荒謬絶倫(尤其是中國農民問題和紅軍問題),可想而知。但是,陳獨秀的托派中央還未接到托洛茨基的這兩封信,就於1932年10月15日被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破壞。那天,彭述之、羅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到上海虹口區有恆路春陽裏二一○號謝少珊傢開會,被中統特務全部逮捕。陳獨秀因病未出席這次會議,本可幸免,但由於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謝少珊的出賣,他終於在晚上被捕,致使托派中央被一網打盡。陳獨秀一生奔走革命多次被捕,這是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②過去被捕,每次都經過營救,很快獲釋,這次卻被判刑坐牢了。①②有人說陳獨秀五次被捕。其實,1913年8月在蕪湖被龔振鵬綁縛欲殺,是出於誤會,事件也屬綁架,與其他四次被反動當局逮捕,性質不同。
托洛茨基:《再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論無産階級與農民戰爭》、《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給中國同志的信》,均載《中國革命問題》,第陳獨秀被捕後,國民黨為了保護叛徒謝少珊,一直未透露謝出賣陳的情況。在審判時,檢察官沒有對謝提出起訴,在陳的起訴書和判决書中敘述陳獨秀被捕經過時,故意稱在逮捕彭述之等人時,“當場抄出大批反動文件,並有小條通信處數紙。探捕等即根據此項地點……將陳獨秀拘獲。”①陳獨秀第四次被捕的經過是這樣的:濮德志參加“常委”以後,有一天,他的愛人張穎新在路上碰到了過去在莫斯科留學時的同學費剋勤。此人與她的小姑費俠,在莫斯科時僅是未入黨的團員,回國時即被逮捕,接着如徐恩曾說的“寫了一張效忠保證書”——叛變了。因她們不知黨內什麽機密,無可出賣。費剋勤加入中統組織後,與徐乃達、解叔達(均原是托派“戰鬥社”的成員)等人組織在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揮下,專門搜捕共産黨的領袖,包括托陳派首領陳獨秀。此時,國民黨正懸賞萬金緝拿陳獨秀。
但張穎新不瞭解她們已是特務,就約費到傢裏去玩。那天正好陳獨秀藉濮傢約見友人,叫費剋勤見着了。事後濮德志批評張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傢;但情報很快由費剋勤——費俠傳到徐恩曾手中。10月15日那天,濮德志去托派中央常務秘書謝少珊傢開會,特務即跟蹤而至,來了個緊急搜捕②。①②1980年6月18日濮清泉(即濮德志)給作者的信。7月26日鄭超麟給作者的信。曾猛:《關於陳獨秀被捕經過情形》(未刊稿)。曾猛是這次事件被捕者之一,也是謝少珊供出的地址。被捕時,曾正在印刷第13期《火花》。
《檢察官起訴書》,《陳案書狀匯錄》,亞東圖書館出版。《江蘇高等法院判决書》,《中央日報》,1933年5月24日、25日。
至於陳獨秀如何被捕,當時任國民黨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給南京政府的兩個密電說得很清楚:河日(即17日,陳獨秀被捕後第三天)的電報稱:“……共黨首領陳獨秀在滬活動,前經與租界當局特別交涉,協同捕房偵查月餘,茲鹹日(15日)在虹口破獲共黨常委會議機關,捕獲共黨謝少珊等5人,按謝供地址,將陳獨秀捕獲。”①並可將共産黨首領陳獨秀拘捕到案等語,即於當日下午7時,帶同該犯至嶽州路永興裏十一號樓上將共黨首領陳獨秀拘獲,……”②不僅如此,謝還供出了5名常委(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真實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幾處機關,其中有托派中央與外地組織聯絡機關,有《火花》的印刷機關等。所以,國民黨特務又根據謝少珊口述地點,先後破壞了這些機關,逮捕了另外5名托派骨幹分子,致使這次事件,除謝外,最後共捕獲並判刑者達10人之多。謝少珊從此加入“中統”,改名為“謝力功”,意為國民黨立了一功。可見,陳獨秀這次被捕,為托派內部叛徒謝少珊出賣,由國民黨中統特務徐恩曾策劃幹的,與共産黨無涉。
當時,國民黨之所以逮捕陳獨秀,主要因為它把陳仍看作是“共黨首領”。雖然,國民黨早已知道陳獨秀組織了反黨小組織,成為中共的反對派。但是,它把陳的反對派的活動①②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天字第16034號。
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院密第1277號。
看成是共産黨內部的矛盾,把陳獨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時期進行的“反日反國民黨”活動,看成與共産黨在農村進行的蘇维埃運動一樣,都是反對國民黨統治,而不能容忍。因此,他們一直把陳獨秀當做中共領袖看待,說“該黨專事赤化”,“嚴令警務人員密查拿辦”①。所以這次陳被捕,被國民黨稱作捕到了“久緝未獲之共産黨領袖”,進行大肆宣傳。
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廣東省黨部、湖南清鄉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以及全國許多縣黨部、軍隊的師黨部等,紛紛致電國民黨中央,列數陳獨秀從創建共産黨到南方“星火燎原”的各種“罪狀”,“懇請嚴辦”,“迅予處决”②。直到後來,蔣介石、陳立夫和何應欽之流,通過研究“罪證”,嚮叛徒調查,審訊陳獨秀本人,確證陳獨秀等與湘鄂贛各省武裝暴動的共産黨沒有聯絡關係,並且,“反對斯大林派在中國現況之下采用紅軍策略”,蔣介石纔在輿論的壓力下作出將陳獨秀案“交法院公開審判”的决定。
陳獨秀一直幻想托派能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進行合法的國民會議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也衹得表示:“願尊重國傢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參加個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應得者,當亦願受。”③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
陳獨秀被捕後,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還開玩笑說:“嗨,原以為就我一①②③《大公報》1932年11月1日。
這些電文,都保存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滬上共獄陳獨秀被捕記》,《晨報》1932年10月31日。
個人被捕,沒想到你們都來了。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鬆快鬆快了。”談到謝少珊叛變時,陳獨秀表示了與上次馬玉夫不同的諒解態度,說:“這孩子膽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現出來很慌張,很不成熟。”①然後,他們進行了反對“引渡”的鬥爭,由於國民黨早已與租界勾結好,鬥爭失敗。10月19日,他們乘夜車,被押往南京。在京滬列車上,陳獨秀“酣睡達旦,若平居之無事者然”,到南京時,還未醒來,處危不驚,置生死於度外,一時傳為佳話。25日,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在軍政部會客室傳詢陳獨秀,以“半談話、半審問”的方式進行。陳表示他與贛鄂等省暴動行動,“毫無關係”;對抗日問題,“仍須聯俄方為有利”②。傳詢畢,軍政部的“許多青年軍人紛紛持筆墨和數寸長的小紙條”,四面圍着陳獨秀,嚮他“索書紀念”③。陳欣然揮毫,草成數書:一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二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三曰:“莫等閑白了少年頭”……“幸而墨盡,纔得解圍”④。陳獨秀藉此抒發了自己的胸懷,表現了威武不能屈的氣質,在他的傳奇生涯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頁,在社會各界人士中,獲得了廣泛同情和尊敬。
何應欽傳詢陳獨秀之後,即根據蔣介石的命令,托詞①②③④《陳獨秀軍部揮毫》,載《晶報》1932年11月9日。包惠僧說:“三軍可奪帥……”是寫給何應欽的。
《陳獨秀王靈均信》(1933年1月7日),轉引自汪原放《亞東六十年》未刊稿。
《申報》1932年10月27日。
《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
“陳等雖屬危害民國罪犯,但以其非現役軍人,且犯案地點,又核與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七條前段規定不合”,遂令王振南軍法司司長備文將陳等轉送江蘇高等法院,公開審判。①稱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組織以危害民國為目的之團體或集會,均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合依《刑訴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提起公訴”。
陳獨秀交法院審理消息傳出後,蔡元培、鬍適等都紛紛嚮他推薦辯護律師。他的“五四”以前的摯友章士釗還自告奮勇義務任他的律師。他接受了章士釗,別的都謝絶了。②章士釗是陳獨秀早年的諍友。1903年《蘇報》案後,兩人曾創辦《國民日日報》,以代《蘇報》;1914年,陳獨秀又在日本佐章士釗創辦《甲寅》雜志。那時,兩人朝夕相處,志同道合,宣傳革新思想。後來,陳獨秀在《存歿六首絶句》中,曾以“章子當年有令名”的詩句贊揚章士釗。但是,後來章士釗當了段祺瑞執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後,兩人就分道揚鑣了。1926年北京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三一八”慘案,章士釗充當了段執政鎮壓學生運動的幫兇,對此,陳獨秀十分氣憤,於是便給章士釗寫了一封快信,說是我們從小一道革命,你現在怎麽這樣的糊塗,“我和你絶交”③。從此,兩人一直處在敵對地位。但是他們倆對早年的友誼還是難以忘懷的。①②③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02頁。
段錫朋緻鬍適的信(1932年11月30日),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
《申報》1932年10月27日。
所以這次陳獨秀被捕,二人都不計前嫌,章主動出來為陳辯護,陳則表示接受。後來,陳獨秀在獄中生活三年,得到章多方面的照顧,二人又重建友誼。這次他以全國著名大律師的身份毛遂自薦做陳獨秀的辯護律師,來到南京時寫了一首詩,仍對陳獨秀的為人表示無限的欽佩。詩曰:王氣衹今收六代,世傢無礙貫三孫。
廿載浪跡傷重到,此輩青流那足論?獨有故人陳仲子,聊將糟李款牢門。
1934年初鼕,章士釗又應陳獨秀獄中消愁之求,給陳寫了一張屏條,詩中表達的情感更加深沉,全詩如下:夜郎流客意何如?猶記楓林入夢初。
夙鄙諸生爭蜀、洛,那禁文網落潘、吳。
議從刻木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縣,眼中臺鹿會相呼。
三十年前楚兩生,君時捫虱我談兵。
伯先京口長轟灑,子𠔌香山苦嗜餳。
昌壽裏過梅福裏,力山聲雜博泉聲。
紅蕖聚散原如此,野馬風尚目盡迎。
(佛羅伊德畫一囚室,其人目送窗尚間,日光一綫,生平夢想事件均浮動於中)獨秀兄近自江寧函索拙書,因便為長句寫寄。世亂日亟,衣冠塗炭,如獨秀幽居著書,似猶得所。奉懷君子,不盡於言。士釗甲戌初鼕①法庭鬥爭驚四座不服判决再抗辯1933年4月15、16、17日,國民黨政府江蘇省高等法院三次審訊陳獨秀等人的案件。
檢察官起訴書以陳獨秀“為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執行常務委員首席,是一黨之主腦”為由,說“其個人行動及發表之反動文件應負責任……即以中共反對派名義刊行之反動傳單、宣言書及其指揮之行動,亦應由其完全負責”。然後列舉了托派中央1932年2月10日的《政治决議案》、《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告民衆書》、《為日本占領淞滬告全國民衆》等文件,及以陳獨秀個人名義發表的《中國將往何處去?》、《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等文章,揭發陳獨秀“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傳共産主義,一面則對於國民黨政府冷譏熱諷,肆意攻擊,綜其要旨……推翻國民政府,由無産階級專政”等等,指控陳獨秀、彭述之等“組織以危害民國為目的之團體或集會,又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觸犯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②。
章士釗出庭辯護,說陳獨秀主張以“法定之選民投票”取得政權,“何得為罪?”“國傢與主持國傢之機關(政府)或人①②《陳案書狀匯錄》,亞東圖書館1933年版。以下所引陳案文件,除另註出處外,皆載此書。
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72頁。
物既截然不同範疇,因而攻擊機關或人物之言論,遂斷為危及國傢,於邏輯無取,即於法理不當。”章還說陳獨秀鼓吹的共産主義與三民主義不但不衝突,“而且是一個好朋友”,指出陳曾與國民黨“合作”,擔任過國民黨的職務(廣東國民政府教育廳長);在《汪陳宣言》中苦口勸阻“主張打倒國民黨的人”;最後與中共分裂組織托派以反共等等,為陳獨秀麯為巧辯,甚至認為“托洛茨基派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以清共”。
章士釗把陳獨秀描繪成國民黨的功臣、三民主義的信徒、鼓吹議會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鋒,真可謂為陳辯護絞盡腦汁,煞費苦心。殊不知,從陳獨秀和托派的觀點來衡量,所有這些,都是陳獨秀歷史上的恥辱,不是光榮;是敗績,不是功績。而且,他們一貫自認,托派“反共”與國民黨反共有本質的區別;他們“反共”是為了“拯救共産黨免於墮落”。其實,托派“反共”,在客觀效果上,正是章士釗辯護詞中所描寫的,托派成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同盟軍。
陳獨秀在章士釗辯護後,不僅不思反省,反而拍案而起,立即發表聲明:“章律師之辯護,全係個人之意見,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當然,陳獨秀的這種表現,也是可以理解的。
陳獨秀本人的文件就是《陳獨秀自撰辯訴狀》。對於應付這次審訊,陳獨秀作了認真的準備,早在2月20日就撰寫好了《辯訴狀》。這是一篇既辯護自己又攻擊敵人的傑出的文件;自辯則義正辭嚴,攻敵則尖銳有力。他在《辯訴狀》中宣稱:“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落後的中國,外睏於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內睏於軍閥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協的上層剝削階級全軀保妻子之徒,能實行以血購自由的大業……惟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與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産階級勢力,聯合一氣,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之宰製,對內掃蕩軍閥官僚之壓迫。然後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傢獨立與統一、發展經濟、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陳獨秀說,這就是他“五四”以後“組織中國共産黨之原因”。他光明磊落地申明:“共産黨之終極目的,自然是實現無剝削、無階級、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在這裏,他仍以共産黨自居,並宣稱為實現這一終極目的,“中國共産黨目前的任務”是:“反抗帝國主義以完成中國獨立”,“反抗軍閥官僚以實現國傢統一”,“改善工農生活”,“實現徹底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
並表示他過去、現在及將來“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息尚存,挺身奮鬥。
接着,陳獨秀從法理和歷史事實上,闡述了何為“國”,何為“民國”;又雄辯地論證了何為“危害民國”,何為“叛國”。他認為國傢是“土地、人民、主權之總和”;賣國於外敵,毀壞民權之內政,纔是“叛國”、“危害民國”的實質。
“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傢或侵害民權之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孫中山等“曾推倒滿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謂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國傢”,那末孫中山“豈非已叛國兩次”!
然後,他矛頭一轉,猛烈抨擊國民黨“對日本侵占國土,始終節節退讓,抵抗徒托空言,且製止人民抵抗,……嚮帝國主義屈服,寧至全國淪亡,……而予則主張由人民自己擴大其組織與武裝,對帝國主義進行民族解放戰爭,以解决東北問題,以完成國傢獨立,試問誰為‘叛國’?”“國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議會,以訓政代理民權,以特別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軍法逮捕審判槍殺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權利,……試問誰為‘危害民國’?”陳獨秀慷慨激昂,義正辭嚴,把自己變成了原告,把法庭當作戰場,一下子使國民黨對他的審判變成了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揭發和控訴,證明犯有“危害民國”和“叛國”罪的不是他陳獨秀,而正是國民黨政府自己。
最後,陳獨秀大聲宣佈:“今者國民黨政府因予始終盡粹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並令其檢察官嚮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國’及‘叛國’之罪,予不但絶對不能承認,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與予所思所行相反”;“若於強權之外,復假所謂法律以入人罪,誣予以‘叛國’及‘危害民國’,則予一分鐘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他要求法院“即應毫不猶疑的宣告予之無罪,並判令政府賠償予在拘押期間之經濟上的健康上的損失”。
從中世紀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到1933年9月德國納粹法庭上的季米特洛夫,人類歷史上留下了許多進步和革命的人士在反動派的法庭上,變被告為原告,審判反動當局的佳話。陳獨秀這次法庭鬥爭,正好發生在季米特洛夫萊比錫受審事件的同一年的前5個月,同樣膾炙人口,轟動社會。他以不久前抒發過的“三軍不可奪志”的氣魄,傲然挺立在國民黨的法庭上。雖然經過“托陳取消派”的侵蝕,仍以其意氣風發的精神風貌和潑辣酣暢的激揚文字,再現了“五四”時期的勇敢精神。他高舉民主自由獨立解放的大旗,痛斥國民黨政府賣國腐敗和專製獨裁,在法庭內外産生很大影響。法庭三次公開審訊時,旁聽席之擁擠,一次甚於一次。20日那一天,有遠自鎮江、無錫、上海等地專程來南京的,“惟庭地不敷容納,後至者多抱嚮隅”。“有立於坐次兩旁者,有立於記者席之後者,亦有立於室外者”,總計有二百多人。①陳獨秀在法庭上“態度安閑,顧盼自若,有時且雋語哄堂”②。
這次法庭鬥爭的唯一不足是蒙上了一層托派的陰影,本來其影響是完全可以與萊比錫審判相比擬的。在回答法官提問時,陳獨秀明確表示:對於紅軍,“照現在狀況尚用不着紅軍。共黨理論,先有農工為基礎,待有政權,纔需要有軍隊”;與共産黨關係,因“意見不同”,而被開除;“與皖湘閩贛等省共黨不能合,是因政策不同”③。這樣,他雖然多次在法庭上拒絶發表象過去起草托派文件和文章時那樣的誣衊攻擊中共和紅軍的言論,但是卻表明了他取消中國工農紅軍,反對中國革命走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的立場,並且在他和托派屢遭國民黨法西斯摧殘的現實面前,仍沉溺於所謂“國民會議”的迷夢中。這使他大聲宣佈的他要“鞠躬盡瘁”“挺身奮鬥”的共産黨“終極目的”成為一個南轅北轍①②③《陳獨秀開審記》,《國聞周報》第10捲第17期,1933年5月1日。
《陳獨秀案公開審判》,載《申報》1933年4月15日。
《陳彭案辯論總結》,載《申報》1933年4月22日。
的笑柄。同時,也為章士釗辯護、社會名流營救①和法庭審判時進行反共宣傳、誣衊攻擊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提供了炮彈。
這樣,當時就出現了極其微妙復雜的情形:陳獨秀轉嚮托派的本意,自認為是為了“輓救”共産黨,“復興”中國革命,但卻被社會各界各政黨派別完全“誤解”。中共早已批判他成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反對共産黨、破壞革命的工具,國民黨反動政府今天明白表示要利用這個工具;那些老朋友,也因其反共而為他辯護、奔走營救……。他覺得即使混身是嘴也說不清楚。他要扭轉這種輿論,使社會理解他,然而談何容易。一次,他特別緻函汪原放,要他與章士釗商量,把章的《辯護詞》中以下一段文字刪去②:“清共而後,獨秀雖無自更與國民黨提攜奮鬥,而以己為幹部派擯除之故,地位適與國民黨最前綫之敵人為敵,不期而化為緩衝之一團。即以共産黨論,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紅軍少一人,如斯輾轉相輔為用,謂托洛斯基派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以清共也,便無不可。即以此論功罪,其謂托洛斯基派有功於國民黨也且不暇給,罪鬍為乎來哉?”其實,文字可以刪去,又何以抹去已經造成的社會影響①②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59頁。
當時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八人署名快郵代電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營救陳獨秀,也說:“念其反對暴動政策,斥紅軍為土匪,遂遭共黨除名”雲雲。
——在人們心中陳獨秀反共的形象。他要別人改辯護詞,別人則要他改供詞。他的老朋友、國民黨元老柏烈武事後對他的兒子陳鬆年說:“你父親老了還是那個脾氣,想當英雄豪傑,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幫他的忙也幫不上,給他改供詞,他還要改正過來。”①就這樣,陳獨秀努力表現出剛直不阿,維護自己獨立的政治立場,但別人都不理解他,這使他感到迷惑和痛苦。而且,他非但不能改變老朋友的看法,更不能改變國民黨要利用他的企圖。
秀反共上大肆渲染,大做文章,引用陳獨秀在法庭上的聲明和《關於所謂“紅軍”問題》一文中的文字,宣稱:鑒於陳獨秀“研究社會主義誤入歧途……反對史丹林派(即中國共産黨——引者)利用土匪潰兵領導鄉村農民為武裝暴動,時時加以抨擊,……審按情節,尚可矜原,自應量予減科”;一面又誣衊他“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團體,並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乘日本之侵略,妄詆政府不抵抗,藉反日救國名義,欲將建設中華民國之國民黨國民政府推翻”,將陳獨秀、彭述之各處有期徒刑13年,褫奪公權15年。其他被捕者各判5年、2年半不等。
陳獨秀自然不服判决。他當場起立大聲抗議:“我是叛國民黨,不是叛國。”然後,他提出上訴,並且接受教訓,不再委托律師,自己在6月15日寫了《上訴狀》,駁斥所謂“政①陳鬆年:《回憶父親陳獨秀》。
府即國傢”之謬說,揭露國民黨政府賣國獨裁種種罪行,闡明工農蘇维埃政製乃“民主製之最後最高階段”,“對待剝削階級少數人以專政,以實現被剝削者大多數人民行使統治權之真正民主國傢”;批駁法院的判罪是“莫須有”;“侵害思想言論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實現”,“於理於法兩具無當”①。
訴是“牽引他國之政製,圖卸罪責,其理由自不成立”②。
陳獨秀與彭述之接讀檢察官的《上訴答辯書》後,立即提出《再抗辯書》,表示兩點意見:(一)以辛亥革命推翻數千年之君主專製,改建民主共和,其為效法歐美政製,和袁世凱以“中國特別國情”而復闢,毀壞民主共和之正反兩例,闡明近世各國政製皆“擇善而從”,駁斥所謂“一國有一國之政製,未可強為比擬”之謬說。(二)再次以政黨、國傢、政府“三者界義各別”為理,駁斥所謂“危害民國與叛國”罪。③。
6月30日,國民黨政府最高法院終審判决陳獨秀、彭述之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8年。
陳獨秀被判刑後,就被押解到南京第一模範監獄(又稱“老虎橋模範監獄”)執行。他一個人住一間牢房,其他人住普通牢房。為了收監陳獨秀這個大人物,監獄申請了很大一筆款,特意把他住的牢房翻修一新。開始管製較嚴,不準親友探監,不準通信,不準讀書看報。①②③《火花》第2捲第1號。
《火花》,第2捲第1期,1933年12月5日出版。
《法治周報》,第1捲第33期。
陳獨秀被捕候審期間,曾胃病復發,一度不能進食;判刑入獄後,又完全失去自由,因此曾表示不堪牢獄生活,不如立處死刑。當時,他寫給鬍適的信中說:“以弟老病之軀,即久徒亦等於大辟,因正式監獄乃終日禁閉鬥室中,不像此時在看守所中尚有隨時在室外散步及與看守者談話之自由,獄中購買藥品和食物當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為也許還是大辟爽快一點。”①所以判刑後,陳獨秀無所畏懼,視死如歸,與監獄當局的“惡法”進行堅决鬥爭,甚至絶食。他對典獄長說:“你們執行惡法,我拚老命也要抗議。”典獄長說:“惡法勝於無法。”他說:“惡法就要打倒!”最後,鬥爭勝利了,“三不準”成了“三允許”,甚至“每日接見親友,從不間斷”②。為了滿足他讀書的要求,房裏放了兩個大書架。陳就通過親朋,搞來大量書報,把兩個書架塞得滿滿的。他身體有病,允許著名中醫黃鐘先生從上海到獄中來給他治病,又安排同獄的濮德志、羅世藩輪流看護他。後來還允許他的第三個妻子潘蘭珍每天到獄中照料他。從此,陳獨秀在獄中過着“特殊的優待”生活。
潛心著述文字學遺作流傳臺灣島五四時期,陳獨秀及不少愛國學生被捕入獄。陳獨秀曾①②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訓令,訓字第2750號,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陳獨秀緻鬍適的信(1932年12月1日),《鬍適來往書信選》(中)第143頁。
發表過一篇題為《研究室與監獄》的短文:“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總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兩處發生的文明,纔是真文明,纔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①陳獨秀這次入獄,把研究室和監獄合而為一,利用國民黨提供的優待條件,把監獄當研究室,潛心讀書研究,著書立說,以另一種方式,爭取“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為人類創造“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入獄之初,他對被捕、審訊、判决不服,進行抗爭,心煩意亂,衹讀點書,無心寫作。大約經過一年多的思索和準備,他根據自己的興趣、特長和朋友的建議,擬訂了一個龐大的著述計劃,揚言“擬謀中國學術長足之進展”,自詡欲“製造中國五十年新政治學術之結晶,以謝國人”②。為此,他準備在二、三年內,除了文字學著作外,着手寫下列各書:《古代的中國》《現代中國》《道傢概論》《孔子與儒傢》《耶穌與基督教》《我的回憶錄》陳獨秀博學多藝,對歷史、哲學、文學、文字音韻學等①②王森然:《近代二十傢評傳》第223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每周評論》第25號。
都有精深造詣、獨到見解,還通曉日語、英語、法語,懂得德語、拉丁語等多種外國語。但他從不傲纔持物,固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於勤奮、學無止境的道理。他緊緊圍繞着自己所研究的課題,有目的、有計劃地博覽群書。根據當時他給鬍適、汪原放的信,他在獄中所讀的書,有以下幾類:政治理論:《列寧的組織論》、《倫理與唯物史觀》、《馬剋思主義方法論》(以上三書皆日文版);英文亞當斯密的《原富》、英文李嘉圖的《經濟與賦稅之原理》;馬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反杜林論》、《經濟學批判》、《價值、價格及利潤》。還有《盧森堡緻考茨基書信》、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問題》及何禮著的幾本主張共和政治的小册子。
歷史:《古代社會》(摩根著)、《殷虛書契》(羅振玉著)、《中亞細亞遊記》、《廿四史》、《廿五史》及日本出版的《史學雜志》、《滿洲歷史、地理》、《史林》、《第一國際史》及《中國革命史》等。
傳記:《馬剋斯傳》、《達爾文傳》、《我的生平》(托洛茨基)等。
文字學:《殷虛書契》、《漢晉木簡匯編》、許慎《說文》等中國歷代重要的文字音韻學著作、《英德字典》、《德語文法教程》、日本出版的蒙古語、西藏語、緬甸語、暹羅語、朝鮮語、安南語、馬來語、土耳其語小叢書以及幾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
其他:《不如歸》(日本近代文學名著)、《玉函山房輯佚書》、《世界地理新字典》、馬可波羅的《東方遊記》等。
陳獨秀勤奮讀書,潛心著述,取得了豐碩成果,但由於1937年提前出獄,他的寫作計劃沒有全部完成,而就其已完成或進行的項目來看,仍十分可觀:《孔子與儒學》,後來發表了《孔子與中國》一文,內容與五四時期絶對否定“孔傢店”相比有所進步,對孔子采取了分析的態度,批評人們“絶對的或相當的崇拜孔子”,主張對孔子重新評價,指出:“在現代知識的評定之下,孔子有沒有價值,我敢肯定的說有”。他認為:“孔子的第一價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態度”;“第二價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禮教”。對於“第二價值”,他認為“在二千年後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並且在歷史上造過無窮的罪惡,然而在孔子立教的當時,也有它相當的價值”,在維護封建社會的統一上,起過進步的作用。他尖銳地指出:“數十年的歷史,每逢民主運動失敗一次,反動潮流便高漲一次;同時孔子便被人高擡一次”。但是,“人類社會之進步,雖不幸而有一時的麯折,甚至於一時的倒退,然而衹要不是過於近視的人,便不能否認歷史的大流,終於是沿着人權民主運動的總方向前進的”。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孔教不廢,人權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亂的邪說;人權民主運動不高漲,束手束足、意氣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會有萬衆一心反抗強鄰的朝氣。”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衹能夠産生馮道、曾國藩、鄭孝胥,而不能夠産生馬拉、但頓、羅伯士比爾;“幸運的是萬世師表的孔子,倒黴的是全中國人民!”為此,他呼籲:“人們如果定要尊孔,也應該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發揮,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權民主運動、助長官僚氣焰的禮教了!”①《我的回憶錄》,就是《實庵自傳》,因動手晚,獄中衹寫了少年時代的兩章。這兩章發表後振動文壇,內容十分精采,可惜後來沒有繼續寫下去。
其實,寫自傳是陳獨秀被捕後首先考慮的寫作計劃。當時托派朋友和鬍適都積極推動他寫自傳。托派希望他仿效托洛茨基寫的《我的生平》、《俄國革命史》和他自己寫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那樣,通過自傳,總結中國近現代革命的經驗,同時寫《中國大革命史》。獄外托派組織還答應嚮他提供材料。鬍適則在1933年6月27日寫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聲呼籲蔡元培、陳獨秀等都來寫自傳。他說:“我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
陳獨秀首先考慮的是能不能出版。由於他的政治地位及他的拼音文字稿一直未能出版,這是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另一個因素則是經濟問題。除了他自己的各項開支之外,高君曼及其兩個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費,一直由他負擔。他的經濟來源除了親朋偶有接濟之外,主要靠亞東圖書館的稿費和版稅。高君曼每月從亞東領取30元。1931年她去世後,兒子陳哲民在上海讀書的學費和零用錢,也在亞東圖書館支取。所以陳獨秀入獄後發現自己欠亞東的錢“實在不少”;汪①《東方雜志》第34捲第18—19號。
原放來探監時,陳表示“心裏很難過”①。除了建議把《獨秀文存》重印出來,拿版稅還債外,他打算先着手寫自傳,賣稿給亞東圖書館。但是,當時因《獨秀文存》不能登報門售,亞東圖書館對接受陳獨秀自傳頗為猶豫。於是陳的寫作積極性也因此而一時受挫。1932年12月22日,他在給高語罕的信中說:“自傳一時尚未能動手寫,寫時擬分三、四册陸續出版,有稿當然交老友處(指汪孟鄒——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時印行,則衹好給別傢。自傳和《文存》是一樣的東西,倘《文存》不能登報門售,自傳當然也沒有印行可能。若寫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將來,則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後來,群益出版公司得訊,表示願意接受,陳獨秀又積極起來。1933年2月7日,他寫信給高語罕說:“自傳稍遲即可動手”,汪孟鄒處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來索此稿(大約稿費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為人尚誠實,惟不知該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聽一下。”就在這封信裏,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不斷革命論》、《西方革命史》、《法蘭西革命》等書,說明他是真要動手寫自傳了。不過他還是希望亞東出,3月14日給高語罕信中,他又說:“自傳尚未動手,此時是否急於嚮人交涉出版?倘與長沙老友(即汪孟鄒——引者)一談,衹要他肯即時付印,別的條件都不重要。”
但是,接着他因應付審判,不服上訴,又被駁回,情緒極壞,暫時取消了寫自傳的念頭,尤其是鬍適約他寫自傳,強①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68頁。
調傳記的“文學性”,更使他望而卻步。不是他不會寫文學傳記,而是當時的生活環境和心情,使他提不起寫文學作品的勁來。1933年10月13日,他緻函汪原放時說:“自傳尚未動手寫……我很懶於寫東西,因為現在的生活,令我衹能讀書,不能寫文章,特別不能寫帶文學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沒有文學趣味了!……你可以告訴適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寫自傳,一時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他又說:“我以前最喜歡看小說,現在見了小說頭便要痛,衹有自然科學、外國文、中國文字音韻學等類乾燥無味的東西,反而可以消遣。”
就這樣,一擱就是三年多,直到1937年7月上旬,《宇宙風》雜志主編陶亢德托汪孟鄒約陳獨秀寫自傳時,陳纔真正動起筆來。但他仍不願全部寫出來,衹寫到五四運動,內容亦以能出版為止。他在這年7月8日給陶亢德的信中說:“許多朋友督促我寫自傳已久矣,衹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動手。前次尊函命寫自傳之一章,擬擇其一節以應命;今尊函希望多寫一點,到五四運動止,則範圍擴大矣。今擬正正經經寫一本自傳,從起首至五四前後,內容能夠出版為止,先生以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內容有無窒礙,究竟能寫至何時,能有若幹字,此時尚難確定。”①結果,他奮筆疾書,僅到月底,就寫了兩章。第一章題為:“沒有父親的孩子”;第二章題為:“由選學妖孽到康梁派”(發表時改名為“江南鄉試”)。內容敘述了作者少年時期痛惡孔孟八股文,喜讀《昭明文選》,參加縣考府考和院試中①陶亢德:《關於〈實庵自傳〉》,《古今》第8期。
秀纔及南京鄉試的情形,控訴抨擊了殘害讀書人的科舉制度;生動地展現了作者少年時代的生活環境與其特有的奮鬥精神。讀者可以從中看到作者自小就不畏強暴、同情勞動人民疾苦的品性,和他思想啓蒙時期“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的過程。
自傳在取材和寫法上,十分嚴謹,堪稱典範:一開頭就藉用休謨的話說:“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時,如果說的太多了,總是免不了虛榮的,所以我的自傳要力求簡短,人們或者認為我自己之擅寫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種虛榮;不過這篇敘述文字所包含的東西,除了關於我自己著作的記載而外,很少有別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接着,陳獨秀寫道:“幾年以來,許多朋友極力勸我寫自傳,我遲疑不寫者,並不是因為避免什麽虛榮;現在開始寫一點,也不是因為什麽虛榮;休謨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敗,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我現在寫這本自傳,關於我個人的事,打算照休謨的話‘力求簡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見所聞的政治及社會思想之變動,盡我所記憶的描寫出來……也不濫抄不大有生氣的政治經濟材料,以誇張篇幅”。
陳獨秀又提到佛蘭剋林寫自傳時,喜歡搜集先人一切瑣碎的遺事,為此而長途跋涉,遍訪親戚故舊。陳說:“我現在不能夠這樣做,也不願意這樣做,衹略略寫出在幼年時代印象較深的幾件事而已。”
這裏,無論與休謨或佛蘭剋林比,讀者都可以看到陳獨秀既善於吸收前人之長,又善於自我創造的特長。
《宇宙風》得此兩章《實庵自傳》欣喜無狀,大登廣告,稱之為“傳記文學之瑰寶”,並在編輯後記中宣傳說:“陳獨秀先生除為本刊寫自傳(第五十期起登)外,還俯允經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陳先生是文化導師,文壇名宿,擱筆久矣,現蒙為本刊撰文,實不特本刊之幸也。”
遺憾的是,這兩章自傳寄出後,陳獨秀隨即出獄,又衝進政治鬥爭的旋渦,無暇再顧及自傳的寫作;同時他又不願為“賣文糊口”而粗製濫造趕寫自傳,於是他不得不把自傳擱下,專寫政論文章。因為面對期望已久、方興未艾的全國抗戰的爆發,他决不能袖手旁觀。他那顆強烈的愛國心,總把民族興亡、國傢利益和人民苦難放在第一位。1937年11月3日,他在回答陶亢德催促續寫自傳的信中說:“日來忙於演講及各新出雜志之徵文,各處演詞又不能不自行寫定,自傳萬不能即時續寫,乞諒之。雜志登載長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須每期連載,自傳偶有間斷,不但現在勢必如此,即將來亦不能免。佛蘭剋林自傳,即分三個時期,隔多年始完成者,況弟之自傳,即完成,最近的將來,亦未能全部發表,至多衹能寫至北伐以前也。弟對於自傳,在取材,結構,及行文,都十分慎重為之,不願草率從事,萬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從容為之,能在史學上文學上成為稍稍有價值之著作。世人粗製濫造,往往日得數千言,弟不能亦不願也。普通賣文糊口者,無論興之所至與否,必須按期得若幹字,其文自然不足觀。望先生萬萬勿以此辦法責弟寫自傳,倘必如此,弟衹有擱筆不寫,衹前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傢往往不顧著作者之興趣,此市上壞書之所以充斥,可為長嘆者也!”①從這封信看,陳獨秀這時並未完全放棄續寫自傳的打算。
翌年3月,亞東圖書館將其兩章自傳出單行本時,他還嚮汪孟鄒表示打算完成其自傳的全部,並允許各章繼出單行本。
可是,接着陳獨秀入川,又被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所吸引,雖經汪孟鄒幾次催促,他認為寫《小學識字教本》,比《自傳》更為重要,候此書寫好再考慮《自傳》的續寫問題。但《教本》未寫完,他就去世了。這樣,陳獨秀自傳衹以那兩章“瑰寶”傳之於世,凡讀過此兩章者,無不為其奇特的情節、絢爛的文彩、幽默的筆調所傾倒,同時又為作者早逝未完成全部自傳而惋惜。
入獄之初,主要因為政治原因,出版問題不落實,不得不擱下自傳的寫作後,陳獨秀就把精力集中到非政治的純學術領域中去,潛心進行文字學的研究和著述。這是他一生中從事文字學研究和著述時間最長、收穫最多的時期。他每次政治上受挫,就註重學術,並以此經驗衡量別人。他曾為魯迅從政而中斷了小說的創作而可惜,也曾為鬍適從政而中斷了文學革命而可惜。1932年12月1日,他緻函鬍適,說鬍“著述之才遠優於從政”,並贈以“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詩句相勉勵,望其從著不從政,重新煥發“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的青春;他還建議鬍可從推廣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幫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中國拼音文字草案》。
他天真地認為自己既已被捕,商務印書館“可以放心出版①轉引自陶亢德:《關於〈實庵自傳〉》。
了”,或者由崇拜他的學生傅孟真掌管的國立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出版。他認為此書可起“引竜出水”的作用,“引起國人批評和註意,坑人的中國文字,實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
他殷殷囑告鬍適:“新製拼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望先生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掀起中國文字拼音的運動。①殊不知,此時的鬍適已不是當年的鬍適了。他既要從著,更要從政;而所從著者,對陳獨秀建議的麯高和寡、吃力不討好的“拼音文字”,並不感興趣,更不願意為陳獨秀這個學力上比自己強而又難處的朋友和政敵再一次“擡轎子”。鬍適心中明白,雖然人們在提到“五四”文學革命時,常把他與陳獨秀齊名,其實這對於他來說是溢美之言,真正的旗手是陳獨秀,自己最多是“第二小提琴”。而且那時,他是一個還在美國留學的學生。這次,他再也不願承擔這樣的角色了。
有趣的是,鬍適和陳的學生傅孟真、王森然等,也都為他把過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而惋惜,認為他若專心於學術,“當代名傢,實無其匹”。王森然在1934年得知陳獨秀在獄中刻苦讀書,潛心著述時評論說:“先生書無不讀,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學,求無不精;其文,理無不透;雄辯滔滔,長於言纔。無論任何問題,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計劃周詳;苟能專門致力於理論及學術,當代名傢,實無其匹。……其個性過強,凡事均以大無畏不顧一切之精神處理之。無論任何學說,必參己意以研究之,無迷信崇拜之意。故每當大①《鬍適來往書信選》(中)第144頁。
會討論之際,其意見迭出,精詳過人;常使滿座震驚奇絶,或拍掌稱快,或呆目無言,誠為一代之驕子,當世之怪傑也。惜仍以指揮行動之時多,精心研究學術之時少,雖有專一、有恆、自信之美德,緻不能完成其哲學理論之中心。使先生終為政治傢不能成為革命理論傢,可勝惜哉”①。
陳獨秀沒有成為革命的理論傢,卻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字學家。拼音文字稿未能出版,並未打擊他從事文字學研究的積極性,最後終於碩果纍纍,歸納起來可分為兩類:第一類,音韻學方面:《中國古代有復聲母說》:這是一篇有獨特見解的音韻學論文。陳獨秀深入研究中國古代語音後認為:“人類語言之起源,或由於驚呼感嘆,或由於擬物之音,日漸演變孳乳,遂成語言。驚呼感嘆多演為韻及韻母,擬物之音多演為復聲母。”
論文對音韻學研究中傳統的“葉韻”(即“押韻”)和“通轉”之說表示異義,提出以“復聲母說”取代之。他認為,三百年來,中國音韻學者,知古韻讀音不同今韻,無所謂葉韻,然仍為廣韻韻目所拘,對許多字的讀音不能解釋,並以一字一聲為天經地義而無可疑,於一字具有數聲不得其解,乃造為通轉之說。他指出這些都是荒謬的,“正確之解釋,惟依古音有復聲母之說,一字之音本有數聲母;古代文字聲母之音素與後代不同,無所謂通轉,猶之古代文字韻母之音素與後代不同,無所謂葉韻。”作者最後強調:“篤守成說者,或目復聲母之說為怪誕不經,餘則以為此說乃追求中國原始語音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傢評傳》第223—224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新途徑之一,其前途雖猶待芟夷開闢,而比之舊說語意含糊無發音學根據之任意通轉,不失為踏實可尋之途徑也。”①《連語類編》:此稿是為其“古代有復聲母說”提供證據的,匯編了古籍中遺留有復聲母痕跡的連語(即轉語、連綿詞),“闢華語單音節之說”。陳獨秀在自序中說,作“此書非徒以考古”,乃為推動中國拼音文字的推廣,“中國拼音文字之難行,單音及方言為二大障礙,古今語皆多復音之義明,拼音文字之障礙去其一矣”②。此稿在獄中時未出版,隨作者轉輾涉徙到江津,因北大同學會資助其晚年生活費,1941年春取出此稿,書短序贈北大以報答,但因戰時睏難,仍未出版。
《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此表把古音分成四類十係,將《說文》、《至篇》、《廣韻》、《集韻》所收之字,依類錄入,見古音陰陽入三聲之互相通轉,其條理至為明晰。此表在獄中寫了初稿,1941年初重訂,作自序,油印25份,徵求文字學家魏建功、陳鐘凡、顧颯剛等(均是陳獨秀的學生)意見。魏等認為“此作開古音學界一新紀元”,但具體的學術觀點,不能完全苟同。陳鐘凡認為:“古韻非一成不變之物,周秦與漢魏,未必同符,隋唐以後,變化益繁;欲範以定型,恐難苟合。”③他寫信給陳獨秀說:“今所謂古人陰陽互用之字,當古人互用時,其音值究為何如,似尚待精密之研討,遽難加以①②③陳鐘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1942年7月),未刊稿。
陳獨秀:《連語類編》手稿。
《東方雜志》第34捲第20、21號。
斷論。”①陳獨秀表示,此乃一人之見,持反對意見者必不乏人,各方異議,擬匯齊將來作一後序總討論,給予答復。但未見他回答,就去世了。
《荀子韻表及考釋》:考釋荀子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讀音。②《屈宗韻表及考釋》:考釋屈原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讀音。此稿獄中未完成,以後也未續成。本稿及上稿,都糾正了一些流誤。
《晉呂靜韻集目》:此稿完成於獄中,但未見發表。
《廣韻東鼕鐘江中之古韻考》:此稿考證了廣韻數字同韻異讀的情況,指出並補正了顧炎武、懷永、江有浩等人在廣韻研究上的舛誤和不足③。
以上七種音韻學論著④,在陳獨秀逝世後,由何之瑜匯編成第一本《陳獨秀遺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取名《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1949年3月,該書排出清樣,大32開,共271頁,約20萬字。但因上海解放,社會變遷,該書胎死腹中。不過這些手稿和清樣,一直妥善保存至今,但不知何日能與讀者見面。
第二類,文字學方面:《幹支為字母說》:這是一篇短篇學術論文。文章認為①②③④還有一份陳獨秀手製的《表》,何之瑜說“不知何用”,附印其中。
《東方雜志》第36捲第4號。
《東方雜志》第34捲第2號。
陳鐘凡緻陳獨秀的信(1941年12月11日)。
“幹支”“起源甚古,約在殷商之前。……觀《爾雅》所載幹支之異名,概為復音字,其義絶不可解”。故陳獨秀斷定幹支與漢字不同,乃外族傳入的“譯音”;指出陰陽五行傢對幹支的解釋是“逞臆妄說”;幹支為星宿辰屬之說,也不能完全說通,因此,論文認為:“幹支之解釋求之於義,不如求之於音,故近人於支為字母之說,有所取焉。”①《實庵字說》:這是繼1913年《字義類例》之後,又一部逐個解析漢字的文字學著作,在《東方雜志》連載後,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有人評價說:“《實庵字說》於金石甲骨文字,多所發明。”又說:“其書最大成就,即在將有關聯誼之字,分別釋例,而所舉間附以英語學名,於九經文字,鼎彝刻詞,及音韻諸書,均有捃拾。……此較孫詒讓所著《名原》,僅錄古文者有別。”②《識字初階》:此稿在獄中衹完成初稿,晚年以主要精力修改補充重訂,更名為《小學識字教本》,成為文字學巨著。
其內容匯畢生文字音韻學研究之成果,致力於尋找漢字的規律,以解决漢字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是陳獨秀竭力鼓吹漢字拼音的運動一時不能實現的情況下,另覓蹊徑之為。此稿分上下兩編,上編解字根及半字根共544個字,共分十類:象數、象天、象地、象草木、象鳥獸魚蟲、象人身體、象人動作,象宮室城郭、象服飾、象器用;下編是字根孳乳之字,目錄上列了兩章:(一)字根並合者共366字。(二)字根或①②梅:《實庵字說》,《新民報》(晚刊)1942年6月9日。
陳獨秀:《幹支為字母說》,手稿。
字根並合字之附加偏旁者。第一章又分甲、復體字;乙、合體字;丙、象聲字。其中甲、丙兩種在書稿中已完成,乙合體字寫到“拋”字,未作註釋,乃成絶筆。因為1942年5月日就謝世了。因此,下編第二章衹留下了目錄。
即使如此,陳獨秀臨終前說過:“本書之體係業已完成,即上編亦可單獨問世。”①當時有人提議請他人代寫,以完成書稿。陳獨秀說:“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學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見解,又不願寫也。”②於是,該書稿就這樣殘留人間。
稿中對每一字的解析十分精詳,造詣頗深,例如:上下甲文、金文上、下均作b、b,毛公鼎上下二字合作b。
《說文》帝篆下亦云:“b,古文上字。”b門篆下云:“b,古文下字。”古文恆以—*蟮兀舷攣蘅上螅思右歡襢詰刂舷亂韻籩W納獻鰾,下作b,或作b,隸小變之作上下。
陳獨秀認為漢字的確存在着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但衹要找到漢字的規律,也就不那麽難了。因此,他一生探索漢字規律,每有政治活動的餘暇,就孜孜以求。《字義類例》着重以“分析字義的淵源”,探尋字義産生、發展的規律,但未能探尋到整個漢字的發展規律。《實庵字說》進一步解剖麻①②陳獨秀緻魏建功、臺靜農的信(1942年5月1日)。
轉自何之瑜:《獨秀叢著總目》附註。
雀,從每個字的具體分析上,尋找一般的規律。最後在《小學識字教本》中,找到了漢字的整個發展規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係。
文字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歷代學者甚多,歸納起來可分為三派:一是以字形為主,如許慎的《說文》;二是以字音為主,如王念孫的《廣雅疏證》;三是音形結合起來,如近代有些文字學家。陳獨秀對這三派,各取所長,形音義均作全面的研究,融以己意,獨成一傢。他的文字學著作最大的特色就是獨創性。即使是初期的《字義類例》,不少地方也是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尤其是《小學識字教本》中提出的“字根說”,雖然古已有之,但最終使之組成一個相當完整的科學係統的,“他卻是第一人,這也是他最大的創見”①。無疑的,陳獨秀是吸取了前人的成果的。他在《教本》自序中說:“本書解字頗采黃生、顧炎武以來諸人之說。”但他卻不是亦步亦趨,隨聲附和,更不是拾人牙慧,而是經過長期係統深入地研究後,大膽地突破了傳統,建立了一套科學的體係。
了一篇“自序”,寄給陳鐘凡,徵求意見。他在附信中說:“此書出,非難者必多,書中解說亦難免無錯誤,而方法餘以為無以易也。形、聲、義合一,此中國文字之特徵也。各大學文字學科,往往形、聲、義三人分教,是為大謬。欲通中國文字,必去六書之說,所謂指事,會意,形聲,皆合體象①文天𠔌:《漢字並不難認、難記——陳獨秀文字學研究評介》,《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第2期。
形,聲皆有義,又托於形;形、聲、義不可分也。……吾書三千字,字字形義並釋,不取某聲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難,然非此無由通識中國之文字也。”①陳鐘凡評論這部書稿時說:“其以形聲義一貫解釋文字的方法可謂縝密,是為文字學上有價值之著作。”②魏建功在讀到《小學識字教本》稿時,“贊嘆歡喜以為自古文字資料以來,文字學家趨末棄本,抱殘守闕,兩無裨補之失,俄然掃空”③。
書稿表明,陳獨秀的獨創性,絶非故逞臆說,以示特異,而是始終堅持以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來從事文字的研究。
不是一把眼光盯在一文一字上,而是在廣阔的歷史背景中,展開視野,從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習俗,自然科學成果等等方面的聯繫上來進行深入地探討,博大乃至精深,從而得出不一般的結論。為了求得一字的真義,陳獨秀不僅廣徵博引,從大量的古籍中,從地下發掘出的實物中尋找根據,而且作了精確的考證。如對鬲、鼎、曾、復、持(另)、*j等字的分析,不僅引用了《周禮》、《左傳》、《詩經》等十三四種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發掘出的蠃、蚌、陶器、青銅器、鐵器等實物,至於甲文、金文、篆、隸等更不用說是一一經過研究的了。可見,這部書稿中凝聚着作者多麽巨大的勞動。
更可貴的是,陳獨秀並非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着眼於實①②③魏建功為陳獨秀《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作的序,《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清樣稿。
轉引自陳鐘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1942年夏7月手稿。
轉引自陳鐘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1942年夏7月手稿。
用。因此,他的著作,不僅對古文字學研究,而且對文字改革、識字教育以至整個文化教育,都有頗高的學術價值。自然,他的研究,也不無瑕疵之處。陳獨秀研究文字學,都是在十分惡劣的環境中進行的,參考資料絶不能搜集得那麽充分,尤其是獄中數年,自己上街買書、進圖書館查索的自由也沒有,精神上又受着各種折磨,特別是晚年從事《小學識字教本》的撰述,一直是在貧病交加中進行,以至沒有寫完就去世,還來不及從頭到尾的修改,哪能沒有不足之處呢!但是,直到1987年,文天𠔌教授還認為:“僅就他三部著作(即《字義類例》、《實庵字說》、《小學識字教本》——引者)達到總的水平來說,恐怕目前還沒有能超過的。”①最為可惜的是,陳獨秀這部文字學巨著《小學識字教本》的命運與他本人一樣坎坷。1939年,國民黨教育部所屬國立編譯館得知陳獨秀在從事文字學研究工作後,就約請他編一部教師用的《中國文字說明》,並預支給他5000元稿費。
陳獨秀後來就先把能自成體係、單獨問世的《小學識字教本》上編交給編譯館,囑先行出版。但是,為了書名問題,陳獨秀與國民黨教育部長陳立夫發生了爭執。“小學”是“文字學”的古稱,後來又廣義為“語言文字學”。陳獨秀的這部著作,特點就是形、聲、義合一,集一生音韻學、文字學研究之大成,因此無論從狹義或廣義上說,稱此稿為《小學識字教本》是最確切不過的。但是,陳立夫顯然怕引起讀者誤會是“小學生”用的識字課本,主張把“小學”二字改掉。陳①文天𠔌:《漢字並不難認、難記——陳獨秀文字學研究評介》。
獨秀堅决不肯,並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書出版,衹有設法退還稿費,別謀印行”①。結果,直到陳逝世,該書還未出版,預支的稿費,也按陳囑,未動一分。後來為了緩和矛盾,編譯館將此稿油印了50册,分贈學術界人士,從而使此稿流傳各方,並在臺灣出版。②此外,陳獨秀在獄中還研究並準備撰寫《古代的中國》(未成書)、《現代中國》(未成書)、《耶穌與基督教》(未成書)和《道傢概論》等。《道傢概論》,衹寫了《老子考略》一文,此文對老子與道傢、老子略歷與著書以及歷代學者對老子研究中的流誤,進行了辨偽和考證。他對《古代的中國》的研究,是為了研究古代思想、古代語言、古代文字服務的。據他的朋友回憶,陳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十分深入,很有見地。
可惜沒有留下文字。
身陷囹圄氣若虹滿紙悲憤《金粉淚》陳獨秀在獄中還寫了不少詩詞,有的是應邀為他人題畫寫字,有的是自吟自賦。陳對我國古代詩詞有很深的研究,他本人喜歡寫五言詩、七言詩和對聯,不喜歡規矩嚴格的詞;就是寫五言、七言格律詩,有時對仗也不工整,“七絶”中還會①②1971年,臺北語文研究中心將此書正式出版,趙友培題簽,梁實秋作序,形式堂皇,卻不記作者是誰,也不登陳獨秀寫的序。近知湖南嶽麓書社已將該書列入出版計劃。
陳獨秀緻魏建功信(1941年9月19日)。
突然冒出一個八字句來。衹要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是不受任何限製的。詩如其人,這與他本人放蕩不羈的性格相符。詩言志,就其獄中所寫而言,不管是送人的,還是自存的,所寫內容都不是風花雪月,賣弄文采,也不是無病呻吟,顧影自憐,而是鮮明地表示他積極嚮上、堅持革命的志嚮,剛直不阿、威武不屈的風骨,同時也表現了他潑辣尖銳、生動幽默的文筆。
當時,繪畫藝術大師劉海粟第一次旅歐回來,聽說陳獨秀入獄,就趕到南京探望。他與陳相識於“五四”運動中,對陳獨秀高擎“打倒孔傢店”的旗幟,劉海粟十分敬佩,相見恨晚。陳對他在上海藝校不顧社會封建守舊勢力的攻擊,大膽指導學生畫模特兒,搞畫展,也給予高度的評價。1922年等人營救的結果,實際上是劉海粟起了關鍵的作用。劉找到了當時上海灘上很有影響的頭面人物李徵五。李原係國民黨的左派人物,性豪爽,重然諾,思想開明。劉要他營救陳獨秀,他當即一口答應,隨後到法捕房,保釋了陳。①這一段“劉海粟營救陳獨秀”的歷史,知者不多,劉過去也不願多說。
這次,劉海粟到南京探監,見到闊別多年的陳獨秀,又聽到他法庭鬥爭的事跡,十分激動,快步上前,緊握陳的手,大聲說:“你偉大……”。陳也很興奮,搶着說:“你偉大,敢於畫模特兒,和封建勢力鬥爭……”,接着又大聲抗議說:“蔣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麽!”就這樣,雖在獄中,二人①𠔌葦:《劉海粟談陳獨秀》,《團结報》1983年11月5日。
卻似旁若無人,該笑風生起來。獄卒和同獄者見之,無不驚訝!相談中,陳的氣概和風度,給劉海粟留下深刻印象。臨別時,劉從皮包裏取出事先準備好的紙、筆和一瓶墨汁,請陳獨秀即席揮毫,題字留念。陳獨秀不假思索,一揮而就,寫下一副珍貴對聯:身處艱難氣若虹劉海粟至今還珍藏着這副對聯,他認為:“這副對聯,倒是真實地記錄了陳獨秀當時的坦蕩的胸懷和昂揚的情緒。”
1935年,劉海粟上黃山,畫了一幅《古鬆圖》。關於此畫的創作過程,劉在畫的題記中寫道:“乙亥十一月遊黃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擁火猶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
院前有鬆十餘株,皆奇古。劉海粟以不堪書畫之紙筆,寫其一。”可見,劉畫此孤鬆時孤苦伶仃的心境。
陳獨秀見此圖,觸景生情,不覺也大發感慨,題詩曰:黃山孤山,不孤無孤,孤而不孤;孤與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圖。
此非調和折衷於孤與不孤之間也,題奉海粟先生獨秀此詩幽默易懂,雅俗共賞,富於哲理,雋永有味,突破了劉海粟所畫所題的意境,表示了他雖身陷囹圄,並不感到孤獨的心情。
陳獨秀在獄中,很多人嚮他求字,他寫了不少。可惜,現在所見不多。汪原放一次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時寫一張小屏,不久,他送汪兩張條屏。一張是《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一張是:“天才貢獻於社會者甚大,而社會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緩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類進步之所以為蟻行而非竜飛。”①顯然,這條屏之意,也包含着他對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議,並對自己奮鬥屢遭失敗,毫不介意;“成功愈緩愈少者,天才愈大”,絲毫沒有消極悲觀的情緒。
條屏末署:“獨秀書於金陵”,與給《古鬆圖》題詩一樣,未署年月。他1934年寫的膾炙人口的《金粉淚》五十六首,卻署為“所謂民國二十三年”。
這組詩因其矛頭猛烈攻擊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所以既不發表(不可能發表),也不示人;直到1936或1937年,汪孟鄒到獄中探望時,陳獨秀纔拿給他看。汪要求拿回去給侄輩和同事們看看。汪孟鄒本是個膽子極小的人,雖與陳獨秀私交很好,在白色恐怖下,他不敢參加共産黨及托陳派,有一段時間與陳來往都很害怕。可是,這次他卻膽子大了起來,竟把這組“反詩”攜出監獄,之後又轉輾秘藏,保存了下來。
《金粉淚》是一組七言絶句,全詩感時傷事,傾吐了陳獨秀胸中的感憤,抒發了陳獨秀抗日反蔣、憂國憂民的情思。
《金粉淚》命題的意旨,是因南京舊時為“六朝金粉”的繁華古都,而今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國民黨的達官貴人們不顧國傢民族的存亡,在六朝金粉之中,歌舞升平,紙醉金迷,在他們暴虐統治下的全國人民,卻水深火熱,血淚和流。此①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89頁。
時,蒙冤服刑於南京監獄的陳獨秀,對此感慨萬千,憤然將這組詩命筆為《金粉淚》。詩的內容都是根據作者讀報和接待來訪人員中所見所聞的事實,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廣阔的範圍內,針對國民黨的政策,淋漓盡致地揭露、諷刺、痛斥、控訴了國民黨的罪惡統治,指出了他們必然滅亡的前途,無限同情中國人民的苦難。
《金粉淚》中譴責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屈服退讓、賣國求榮的詩有:虜馬臨江卻沉寂,天朝不戰示懷柔。”
(“飛機轟炸名城”指日機轟炸錦州。“天朝”指蔣傢王朝)。
“長城以外非吾土,萬裏黃河慘澹流;還有長江天塹在,貴人高枕永無憂。”
“蘇馬幽居蔣蔡逃,鬍兒拍手漢號啕;兒皇忠悃應無失,毋事皇軍汗馬勞。”
(“蘇馬幽居”指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將領蘇炳文和馬占山,被投閑置散。“蔣蔡逃”指主張反蔣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將領蔣光鼐、蔡廷楷被趕跑了。)“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憂;幸有安排謝鄰國,首宜統一慶車郵。”
(“慶車郵”,諷刺國民黨政府表面上不承認“偽滿洲國”,實際上又指使北平當局派代表和“偽滿洲國”簽訂與關內通車通郵。)“兩載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壯千秋;中華終有新生命,海底弘開紀念周。”
(“三民”指三民主義。“海底”指1933年國民黨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告熱河將士書中說:“諸君打到哪裏,子文跟到那裏,……諸君打到海裏,子文跟到海裏。)“關東少帥如兄弟,淮上勳臣師道尊;欽慕抒誠承雅教,何郎軟語最溫存何應欽在天津宴客語。”
(“關東少帥”指張學良,是蔣介石的把兄弟。“淮上勳臣”指段祺瑞,曾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蔣為學生。)“虜民奪地數千裏,使節依然笑語迎;無力復仇應抱恨,如何握手進香蘋。”
“健兒委棄在疆場,萬姓流離半死傷;未戰先逃恬不恥,回鑾盛典大鋪張。”
(“回鑾”指蔣介石於“一·二八”戰起第三天宣佈遷都洛陽,《淞滬協定》簽字以後回到南京。)《金粉淚》大多數詩是揭露和諷刺國民黨腐敗統治的。作者站在革命和進步的立場上,對曾經與自己一起進行過革命活動的國民黨要人復古、倒退的行為,竭盡嬉弄,潑墨最多,如:“清黨倒黨一手來,萬般復古太平哉;當年北伐誠多事,笑倒藍衫吳秀纔楊永泰以擁蔣倒黨取悅於蔣。”
(“吳秀纔”即吳佩孚。楊永泰時任蔣介石南昌行營秘書長。)“經正民興禮教尊,救亡端賴舊文明;投壺雅集孫聯帥,不愧先知先覺人。”
(“經正”、“禮教尊”、“舊文明”皆指當時“尊孔讀經”的復古活動。“孫聯帥投壺”指孫傳芳在當年北伐軍挺進韶關時還在南京邀集社會名流搞投箭入壺的古禮,不知滅亡將至。)“抽水馬桶少不了,洋房汽車沒有不行;此外摩登齊破壞,長袍騎射慶升平。”
(“騎射”,1934年9月11日報載,張學良、何成捌,張群等發起“武漢騎射會”。)“木鞋踏破黃河北,救國三民有萬能;革命維新皆反動,祭陵保墓建中興。”
(“木鞋”指日本。“三民”即三民主義。“祭陵保墓”指國民黨官僚戴傳賢等到陝西謁周陵(周文王陵)、茂陵(漢武帝墓),指責考古學家發掘古墓,他們以為祭陵保墓可以使中國中興。)“四方烽火入邊城,修廟扶乩更念經,國削民奴皆細事,首宜復古正人心。”
“人以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罷兵,中國聖人長訓政,紫金山色萬年青。”
“德賽自來同命運,聖功王道怎分開;懺除犯上無君罪,齊到金剛法會來。”
(“金剛法會”,當時報載戴傳賢在北京雍和宮舉行“時輪金剛法會”,邀請班禪主壇念經。一些國民黨要人和社會人士還在報上刊出大幅《啓建時輪金剛法會啓事》,宣稱定期在杭州靈隱寺舉行法會,“切望十方善信如期到會恭候大法”。)“保墓賢人別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辭;三皇五帝推翻後,稻桶(道統)灰飛大聖悲。”
(“稻桶(道統)”,“道統”即“稻桶”——飯碗。“保墓”,維護道統的戴傳賢之類“大聖”,是為了保自己的飯碗。)作者畢生追求民主政治,對蔣介石集中外獨裁者之大成,推行特務統治,深惡痛絶,如:“世事由來似奕棋,黃竜青白耍斯梯(Swastiksa);紅袍不及藍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
(“黃竜青白耍斯梯”指清朝黃竜旗,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德國納粹標徽。“紅袍”指古時高官禮服。“藍袍”指學納粹組織的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青衣”指賤服。晉愍帝被匈奴軍擄去,曾着青衣行酒。1933年中日簽訂“塘沽協定”談判時,日方曾要求製裁藍衣社。隨即,藍衣社與中國軍隊及國民黨組織一起,遵照“塘沽協定”,退出綏東、察北、冀東地區。)“庶人議政幹刑典,民氣消沉受品彈;莫道官傢難說話,本來百姓做人難。”
“民智民權是禍胎,防微衹有倒車開;嬴傢萬世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來。”
(“嬴傢”指秦始皇。)“嚴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遲亦大方;暴虐秦皇絶千古,未聞博浪狙張良。”
(“博浪狙張良”指張良曾遣人用鐵錐狙擊秦皇於博浪沙。
現代秦皇蔣介石的暴虐千古少有,卻沒有聽到象張良這樣的人去刺殺他。可見陳獨秀對蔣介石這個獨夫民賊之恨。)後來,在獄中聽到“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的消息時,陳獨秀象兒童過年那樣高興,托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人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傢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産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①。
“關門閉戶兩爭持,佝僂主人佯不知;幸有雄兵過百萬,威加百姓不遲疑開門閉戶謂英美與日本之爭持也。”
(“關門”顯係“開門”之誤。帝國主義對華政策,英美主張門戶開放,日本主張閉門獨占。佝僂主人國民黨雄兵百萬,不去抵抗日本侵略,衹知殘害百姓。)“感恩黨國誠寬大,並未焚書衹禁書;民國也興文字獄,共和一命早嗚呼。”
“嫌疑反動日驚心,拱默公卿緻太平,幹事委員資笑謔,女權不重重花瓶男幹事女幹事幹事幹幹事,大委員小委員委員委委員,彼中自嘲之詞也。”
(“嫌疑反動”指國民黨誣革命為反動,略涉嫌疑,即遭迫害。“拱默”即兩手拱着默不吱聲。)“法外有法黨中黨,繼美沙俄黑白人;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囚捕無須煩警吏,殺人如草不聞聲。”
(“法外有法”指南京政府的法律外還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黨中黨”指國民黨中還有CC和藍衣社這種特務組織。“黑白人”指沙皇時代的反動幫派組織“黑白黨”。)閉戶閉心兼閉口,莫傷亡國且偷生。”
(“黨先生”指國民黨特務。)《金粉淚》幾乎把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中所有重要軍政要員都揪出來示衆,揭露他們高唱禮義廉恥、仁義道德,實際男盜女娼、寡廉鮮恥的醜惡嘴臉。詩中公開點名諷刺的有蔣介石、汪精衛、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何應欽、鬍漢民、戴傳賢、吳敬恆、孫科、陳公博、張人傑、陳濟棠、李石曾、邵元衝、楊永泰等。
蔣介石集賣國、獨裁、復古、腐敗於一身,是全詩集中攻擊的目標。
汪精衛(兆銘)一身媚態,毫無骨氣,詩云:“珊珊媚骨吳興體,書法由來見性真;不識恩仇識權位,古今如此讀書人謂汪兆銘也。”
(“吳興體”,浙江吳興趙孟顮,宋朝翰林學士,封魏公。
他的書法嫵媚,稱“吳興體”。)汪為了權位什麽都可出賣,獻媚於敵人。後來他投降日本,當偽南京政府的傀儡主席,不是偶然的。陳獨秀在辛亥革命時期及1920年共同籌備西南大學時,就與汪精衛有所接觸。在1921年任廣東政府教育長、1927年4月5日共同簽發《汪陳宣言》及武漢國民政府時期,陳與汪的關係更密,瞭解愈深。寫這首詩時1934年,對汪精衛的觀察真是入“骨”三分。當時國民黨中與汪的關係比陳深的不乏其人,可是有幾人有此觀察。否則以後汪及其主子日本不會如此得逞於一時。
宋子文、孔祥熙、蔣介石裙帶相連,授受權位,壟斷了中國的政治:“一門親貴人稱羨,宋玉高唐結主歡;幾見司農輕授受,乃知裙帶勝衣冠謂宋孔相繼為財長。”
(“宋玉高唐”,戰國楚人宋玉,善詞賦,有《高唐賦》等名篇。“一門親貴”應指宋傢,以女結歡蔣傢和孔傢。)陳立夫恬不知恥說國民黨是伊尹、周公,殊不知伊、周乃中國古代偉大賢明的政治傢,分別使商及西周盛極一時,所以陳說:“專製難期政令寬,每因功業震人寰;未聞辱國兒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陳立夫謂國民黨為伊尹周公。”
陳獨秀認為國民黨內沒有伊、周那樣的人物,有的是殘害人民的“妖孽”:“自來亡國多妖孽,一世興衰過眼明。”多行不義必自斃,由於妖孽作惡,國民黨的統治將“一世興衰”,决不會長久。
而“功業震人寰”的英雄豪傑,必將在掃蕩這些妖孽中産生。
陳獨秀的這個預言又是很偉大的,實際上國民黨在大陸上的統治不到“一世”就垮臺了。
何應欽如前所述,“欽慕抒誠承雅教,何郎軟語最溫存”。
在與日本的交涉中,他最忠實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屈服妥協,丟盡了中國人的臉。
鬍漢民身為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長,衹因陳樹人之子與自己的眷屬有曖昧關係,竟嗾陳濟棠殺之:“蕭何立法身難免,嗾殺陳郎道路哀司馬傢兒同眷屬,祝君終老妙高臺鬍漢民嗾陳濟棠殺陳樹人之子。”
(蕭何是西漢製訂法製的大臣,曾被劉邦猜疑,遭囚禁;國民黨立法院鬍漢民也曾與蔣介石爭權,一度被囚禁於南京湯山。“司馬傢兒”指晉永嘉五年,匈奴軍劉曜攻洛陽,擄晉惠帝司馬衷之羊皇后;不久,劉曜僭位又立羊氏為皇后。兩帝共一後。)戴傳賢,這位當年曾在陳獨秀等創建共産黨時險些加入共産黨的“左”傾分子,後又自稱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國民黨內最大的三民主義理論傢,原來如前詩所述是一個復古狂之外,還是一個晦淫晦盜的偽君子、假道士:“寶華山上暗生春,春滿書齋不二門;妒病難醫今有藥,老僧同榻爾何能戴傳賢有懼內癖,營金屋於寶華山僧捨,顔曰不二書齋,以與僧同宿誑其妻。”
關於吳敬恆(稚暉),詩云:衹憐虎子風流甚,斬祀汪汪長嘆聲吳敬恆以子有惡疾繞室長嘆,曰吳氏之祀斬矣!”(“艮兌”是八卦中的兩個卦名,這裏指宦侍婦妾之行。)本世紀初,在拒俄運動中,吳敬恆在上海,陳獨秀在安徽,奔走呼號,同為反帝戰友。可是,曾幾何時,吳參與策劃“四一二”政變,力主清共,屠殺成千上萬革命志士,後又嗾殺作者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但是,革命者是殺不絶的,而你這條“汪汪”叫的老狗,雖然早年運氣好,沒有溺死,晚年又鑽營成名,官運亨通,現在你的不肖子染上了花柳病,吳傢煙火將斷啊!
早年跛足的張人傑(靜江),在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擠走汪精衛後,一度任國民黨主席。但不久也被擠下臺,北伐時為浙江省主席,未到任。在南京政府分贓中,爭監察院長而不可得,為此發怒。國民黨中充斥着這種老氣橫秋的腐敗分子。陳獨秀詩云:“分肥不及暗生填,蹩腳先生老氣橫;唯一輝煌新建設,前朝燈火萬傢明張人傑長建設委員會,所建設者,李純遺留之電燈公司而已。”
當年迫害赴法勤工儉學革命青年的李石曾,更是一個大貪官:要人壟斷伶人喜,一擲纏頭十萬金李石曾壟斷庚款及故宮財物,以十萬元贈程豔秋出洋。”
以上吳敬恆、張人傑、李石曾三人還是故宮國寶的竊賊:南下明珠三百篋,滿朝元老面團團故宮盜寶案乃李石曾、吳敬恆、張人傑合夥為之。”
吳敬恆對陳獨秀則怕得要死,恨得要命。1942年陳獨秀逝世時,他做悼詩還駡陳是“阿Q”、“跳梁”小醜。說他“思想極高明,政治大失敗;對社會有功,於祖宗負罪”①雲雲。這首詩卻清楚地反襯出作者自己復古反動的嘴臉。
國民黨官員監守自盜,大官大盜者,還有行政院長汪精衛、鐵道部長孫科、實業部長陳公博:“十三萬萬債臺高,破産驚呼路政糟;太子叼光三百萬,宗臣外府大荷包孫科長鐵道部時侵吞三百萬元,汪兆銘任行政院長以鐵道部為外府。”
機器農場偷賣盡,增加生産厚民生謂陳公博長實業部長事。”
真是“貪夫濟濟盈朝右”!此外,《金粉淚》還諷刺國民黨官員抽大煙,“為免欠呻瀕掩袖,好將煙泡暗中吞”;“凜凜威風”的監察委員們衹會拍蒼蠅;“皇皇大典”舉行高等文官考試,不過是虛張聲勢,欺騙民衆,“官運高低靠後臺”。
可見,這樣一個貪官污吏充斥朝廷的國民黨政府會有什麽樣的前途呢!“民國”,“民國”,何民之國?所以作者稱其“所謂民國”,實為“亡國”,真是“自來亡國多妖孽,一世興衰過眼明”。由此亦可知,它的“統一”、“升平”、“新生活運①吳敬恆,《輓陳仲甫先生》,載重慶《新民報》晚刊,1942年6月8日。
動”、“儲蓄致富”種種,不過都是假象:黨中無派緣清黨,阿鬥先生雙眼明。”
(“贛港寧”指南昌行營的蔣介石、香港的鬍漢民、南京行政院長汪精衛。全詩大意是:國民黨政府表面上是統一了中國,實際上仍是三分天下。當年為統一三國操勞一生的諸葛亮若再世,又要分身了。其實所謂“統一”——“黨中無派”乃是法西斯“清黨”高壓的結果,這一點,“阿鬥先生”蔣介石自然心中明白。)“要人玩耍新生活,貪吏難招死國魂;傢國興亡都不管,滿城爭看放風箏!”(“新生活”指1934年2月國民黨在全國發起的“新生活運動”,提倡“國民軍事化”,以“禮義廉恥”為生活準則。
“放風箏”,國民黨中央委員褚民誼等曾在南京組織大放風箏。)“麻雀烏鴉總禍胎,投機彩票禁難開;檢查毒品富傢利,奬券航空大發財。”
(“麻雀”即麻將等賭具;烏鴉即鴉片等毒品。“奬券航空大發財”指當時報上宣傳的“航空奬券”,宣稱“航空救國,儲蓄致富”。)陳獨秀自小就深切同情中國人民的苦難。如今,看到在國民黨這幫貪官污吏殘酷壓榨下,民族經濟凋敝,人民傢破人亡,更是滿紙悲憤:“虎狼百萬晝橫行,興復農村氣象新;吸盡苛捐三百種,貧民血肉有黃金。”
(“興復農村”指國民黨設置的“農村復興委員會”。)“鴉片專營陸海軍,明嚴煙禁暗銷行;州官放火尋常事,巢縣新焚八大村。”
(“巢縣新焚”指1934年4月皖北強行鏟毀煙苗,巢縣農民不服,群起反抗,官兵竟縱火焚燒。)“觀瞻對外苦周旋,索命難延建設捐;白發媼翁雙跪泣,乞留敞絮過鼕天。”
“委員提款聯翩至,心軟州官挂印逃;入室無人拘婦去,嬰兒索乳苦哀號。”
“兵車方過忍朝饑,租吏追呼烏夜啼,壯者逃亡老者泣,將軍救國要飛機廣東湖南皆以飛機捐榨取民間巨款。”
不衹是勞動人民斷絶了生機,在苛捐雜稅下,民族工商業也瀕臨破産危機:“苛捐榨盡民間血,百業凋殘袖手看;商賈不知遺教美,但愁歇業忍饑寒。”
中國的出路何在?革命,唯有革命!為此,作者不僅捍衛歷史上的一切革命運動,還呼喚新的革命的到來:“五四五卅亡國禍,造反武昌更不該;微笑"訝須張大辮,石頭城畔日徘徊蔣介石謂五四運動為亡國禍。”
(“張大辮”指張勳,一個瘋狂的保皇復闢派,當年曾在長江流域頑抗辛亥革命。本詩以反話斥蔣介石,捍衛了辛亥革命和五四、五卅運動。)“士氣囂張應付難,讀書救國最平安;埋頭學得鬍兒語,好待榮膺甲必丹。”
(“鬍兒語”指外國語。“甲必丹”即Captain,船長、海陸軍尉校級軍銜,這裏指做官,充當買辦。本詩是反話斥鬍適的“讀書救國論”,維護當時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暴虐秦皇絶千古,未聞博浪狙張良。”當然不能理解為作者主張對蔣介石采取個人恐怖手段,而是呼喊人民起來,推翻整個國民黨的暴虐統治。
在國民黨暴虐統治下進行革命,自然不會輕而易舉,必然飽經摧殘和犧牲:“貪夫濟濟盈朝右,英俊凋殘國脈衰;孕婦嬰兒甘拚命,血腥吹滿雨花臺。”
前述作者給汪原放所寫論天才常受社會迫害之條屏,也是這個意思。作者在這裏也表現了對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議,但他堅信這一切終會過去,正如他當時寫的一副對聯中所說的:“海底亂塵終有日,山頭化石豈無時。”①所以,陳獨秀寫《金粉淚》這組詩並不是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為了表示自己對國民黨已經看透了,自己經過這次磨難,非但沒有消極悲觀,反而革命意志更加堅定,對革命前途更有信心。雖然自己年紀老了,又有病,但頗有“老驥伏櫪,志在千裏”的雄心壯志,因此,他頗具匠心地安排第一首詩是:“放棄燕雲戰馬豪,鬍兒醉夢倚天驕;此身猶未成衰骨,夢裏寒霜夜渡遼。”
①轉自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燕雲”即河北、大同。五代時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給契丹,成為歷史上賣國求榮當兒皇帝的典例。)最末一首是:幸有艱難能煉骨,依然白發老書生。”
這樣,首尾相顧,互相呼應,把顯然平時陸續寫成的五十六首詩,組成一個整體,一氣呵成,在“鬍兒”(日本)深入國土,民族危亡,國民黨“妖孽”橫行,“一世興衰”的背景下,突出了一個“骨”字——自己特殊的風骨。雖然在整組詩中,這樣的自我表白衹有兩句兩“骨”,卻起了畫竜點睛的作用。其他五十四首詩,都為這兩首兩句兩字鋪墊的。
《金粉淚》不僅在內容上表現了陳獨秀的特殊風骨,在形式上,也表現了他的特殊風格。從《新青年》、《每周評論》的“隨感錄”,到《嚮導》、《布爾塞維剋》的“寸鐵”,都是嬉笑怒駡皆成文章的短文。《金粉淚》則嬉笑怒駡皆成詩。這種風格的詩文,是陳獨秀所開創,後來由魯迅繼承發展,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的瑰寶。患難得情侶晚年有慰藉陳獨秀在獄中(包括出獄後)能進行以上如此艱巨的研究和著述工作,除了靠他本人的天才和勤奮、朋友的幫助外,還賴他第三個妻子潘蘭珍生活上的精心照料。
陳獨秀與潘蘭珍相識於他領導“無産者社”時期。1930年下半年,陳獨秀搬到熙華德路(今長治路)上一座石庫門房子的前樓。潘蘭珍則住在後樓。倆人一樓相處,隔窗相望,漸漸産生感情,接着就同居,成為夫妻。當時潘蘭珍纔23歲,陳已有52歲了。
潘蘭珍籍貫江蘇南通,出身於貧苦農民之傢。1911年4歲時隨父母逃荒來到上海。父親為了一傢人活命,在外灘碼頭上給上下輪船的旅客搬拿東西,後來進入英美煙草公司當工人。母親拾煤渣,用以燒飯防寒。潘蘭珍豆蔻年華時,傢裏又添了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她為了減輕父親負擔,去紡織廠當童工,飽嘗人間之苦。後來,她長大了,卻受了一個流氓的欺騙,同居後生了一個孩子。孩子死後,她又被拋棄,精神上受到刺激,孤苦伶仃獨居在這幢樓房裏。陳獨秀到這裏住,用的是化名,與潘蘭珍同居後,也未對潘說出自己的真名實姓和身份,衹說自己姓李,南京人。南京與安徽的口音差不多。陳獨秀有空便教潘讀書識字,進行啓蒙教育。潘較聰明,不久就能粗讀書報。
正好在陳獨秀認識潘蘭珍前不久,1930年7月17日,陳獨秀的第一個妻子高大衆在安慶去世,享年53歲。在南京睏境中掙紮的高君曼曾帶着兒女到安慶奔喪。這是她婚後第一次到陳傢,住了約一年,1931年下半年,她從安慶返回南京後不久,患了子宮癌,病故,終年46歲。就這樣,兩個妻子先後去世,陳獨秀都未在場,也未提供任何幫助,而且正在這樣的情景中,他又與潘蘭珍同居,不禁引起不少人的議論。
當年家乡人對他娶高君曼就頗不滿意,現在則更不滿意了。
早年飽受人生之苦,又在愛情上受過欺騙的潘蘭珍,是個忠厚樸實的婦女。她對陳獨秀十分信任,到陳被捕前,竟然與這個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共同生活了兩年時間,卻未對他有一點懷疑。1931年,有一天,潘蘭珍聽樓下一個鄰居說,樓上住着一個“老西”(即共産黨),潘又把這話傳給陳獨秀,因為樓上住傢不止他們二人,潘不在意,陳聽了卻有心,立即决定搬傢,由鄭超麟幫助搬到周傢嘴路一條弄堂的底頭裁縫鋪的前樓。後來又搬到嶽州路永興裏十一號樓上。每次覓新居,他都要樓上,以防不測時,有個迴旋的餘地。但是,這一次,他終於在這個樓上被捕了。
陳獨秀與潘蘭珍的生活是融洽的,但有時也難免發生口角。正好在陳被捕前一個月,兩人為一件小事爭執起來,潘蘭珍賭氣跑回浦東娘傢。所以陳被捕時,她得以幸免。她從報紙上看到國民黨逮捕陳獨秀的消息和照片時,纔恍然大悟,驚訝地說:“這不就是我傢的老頭子嗎?”原來這個姓李的老頭子還是“老西”的首領。那個時代,老百姓在白色恐怖下,都談“共”色變,更不用說是“共匪首領”陳獨秀了。一般人必唯恐避之不及。潘蘭珍本來未與陳一起被捕,又是在兩人爭吵時相離,完全可以乘機遠遁。但她竟毫不猶豫地跳進漩渦,跑來與陳獨秀共度患難。
陳獨秀被捕後,也處處為潘蘭珍着想,委托老友高語罕做善後工作。從1932年11月到第二年3月,陳寫了好幾封信給高,首先對出於無奈對潘隱瞞身份達兩年之久表示歉意,訊問潘“對於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他對自己被捕並不緊張,但因此給潘造成損失,卻感到難過。被捕後半個月,還要高語罕再到他傢尋覓潘的財物,說在其書桌抽屜內藏有一小袋,“係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積蓄,盡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對她不起”。他還提議潘從此與自己斷絶關係,自謀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牽連。當時托派還想幫助潘,陳則說:“潘女士她浦東有父母,她能在香煙廠做工,不需要我們幫助,並且事已揭開,她必不願受我們幫助也。”不料潘蘭珍不避嫌,不怕險,要來探望陳獨秀。
陳立即托高勸阻,說自己“案情無大危險,免她懼慮”;“婉言勸她不必來看我”。
後來,由於潘蘭珍的堅持,陳纔答應她來。她看到陳在獄中生活清苦,又有病痛折磨,天天到獄中來照顧他的生活。
於是從1934年秋開始,她遷居南京,先住在段錫朋處,後租了一間小屋,每天上午9時到下午5時,到獄中照料陳的生活。陳以病弱之體在獄中順利地度過三年生活,又進行以上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多虧了潘蘭珍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安慰和幫助。
患難識知己,日久見人心。潘蘭珍三年如一日精心照料陳獨秀的生活,使陳深受感動;而衆多親友賓客,包括國民黨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來探望陳獨秀,並饋贈各種衣物(光貴重的皮袍子就送來了幾件)和錢財,也使潘大開眼界,看到陳的價值和地位。於是兩人更加相親相愛,情深似海。後來出獄,潘又緊緊相隨,轉輾入川,體貼入微地服侍他晚年的生活和病體,直到他逝世。
遙控托派被開除又得托氏關懷情陳獨秀等人被捕以後,對於中國托派真是雪上加霜,本來就衰微破敗的托派組織,頓陷群竜無首,一片混亂。先是由上海托派滬東、滬西、法南三個區委書記高恆、寒君和陳岱青舉行緊急會議,協商拼湊了幾個人——劉仁靜、陳岱青、嚴靈峰、陳其昌、任曙,成立了一個托派“上海臨時委員會”,劉仁靜任書記。因為委員“力爭自己是‘馬剋思’……相爭不休,一事不能做,鬧了幾個月,於是不得已而改組”;劉仁靜、陳岱青退出,任曙接任書記。1933年9月,任曙擅自召來廣東、北平代表,舉行“全國緊急會議”,補選了幾個外省的委員,就把“上海臨委”,改名為“全國臨委”,並且解散了上海各個區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陳其昌等人反對,致使托派工作又陷於癱瘓。任曙沒法,就撒手而去,到北平當大學教授去了。托派臨委再次改組,蔣振東和李平等人加入,劉伯莊任書記。1933年10月,“臨委”又因“工作無計劃,無辦法”而再次改組,從而成立起比較穩定的托派臨委三人小組——陳其昌(書記)、蔣振東、趙濟。①但是三人未開過一次會,實標上是陳其昌“一個人唱獨腳戲”②,因此也開展不了什麽活動。後來,尹寬出獄,參加了臨委。
1932年鼕,陳獨秀利用“優待”條件,通過經常到南京軍人監獄探望鄭超麟的劉靜貞(鄭的妻子,當時化名吳靜如),與上海托派“臨委”建立了聯繫。陳委派劉為他的交通,①②《雙山回憶錄》第190頁。趙濟:《三十年代初托派組織在上海的活動》,《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2輯。
紀它(即陳其昌):《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校內生活》第7期,一、二個月來一次,傳進臨委的文件、刊物和書信,帶出陳獨秀的文章、意見和信函。陳以此妄圖繼續遙控托派的活動。
但是,他的許多意見遭到劉仁靜、彭述之等人的強烈反對,並且把歷史上的爭論扯了出來,於是爆發了一場時間更長,更加激烈的爭論。各人都以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權威解釋者自居,駡別人是“機會主義”。托派中央宣傳部把這些爭論文章收集起來,編了三本《政治問題討論集》,共29篇,其中陳獨秀以“雪衣”、“頑石”筆名發表的有9篇。另外,在同時期《火花》和《校內生活》上,陳獨秀還發表有關爭論的文章、决議、書信6篇。這次爭論涉及的問題很多,範圍很廣,但爭得最激烈的是以下四個問題:(一)形勢問題:1933年9月29日,陳獨秀為臨委起草了《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認為“至少在1935年以前,世界上幾個主要的國傢,如果沒有意外的大的事變發生,這二三年中還衹能是反革命擡頭革命低落的時期,在此革命低落期間,不應該采用過高的自欺的口號,如‘蘇维埃’等,我們的力量,應該集中於後年三月國民大會的鬥爭”。他為此緻函臨委說:“我提議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動分子會議,决定關於參加國民大會運動的政綱(即政治要求,此政綱中,除以前我們發表的各項要求外,應加上一項:反對國民黨起草的憲法草案,憲法應由國民大會自己起草,由全國人民直接總投票表决)及工作大綱”。“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使我們相當的脫離散漫、孤立、軟弱的現狀”。①劉仁靜抓住這個文件,多次進行批判和譏諷。11月,他緻函陳獨秀,說陳在“一二八”抗日運動中的認識和主張是“陷於浪漫主義”,而九月二十九日的文章又“走到另一極端”,以“短視的經驗主義代替過去的浪漫主義”,“助長人民的憲法幻想”,“為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中國所描劃的前途,同他為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的中國所描劃的前途一樣虛幻。中國反對派的發展將更多耽誤兩年。”②陳獨秀不服,在《我們走哪條路》一文中為自己辯護說,如馬剋思1850年預言德國革命再起未中一樣,自己在“一二八”時號召民衆起來反日反國民黨,準備復興革命,組織蘇维埃,準備領導民衆自動召集國民會議取得政權等,這一切估量即使不幸未中,也未必是劉仁靜說的“衹是小資産階級的表現,是浪漫主義”。劉仁靜在《評區白的政治意見》文章中,批評他堅持錯誤,不如彭述之(即區白)“已承認了一九三二年的錯誤”。陳獨秀立即撰《讀列爾士〈評區白的政治意見〉後》,堅持認為自己在“一二八”時的路綫是正確的,並且說如果將來再出現那樣的局勢,托派主張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劉仁靜的“盲動主義”和“反馬剋思”等等大帽子壓倒,“我真要為中國革命痛苦”。劉仁靜又在《經濟復興與民主鬥①②列爾士:《對於〈目前形勢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批評》,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中央宣傳部編:《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以下各人爭論文章,除另有出處外,皆載《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之二、之三,恕不一一註釋。
《校內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出版。署名:雪衣。
爭——答雪衣同志》文章中,諷刺陳對形勢的估量常常是“動搖的”,“一時輕浮的樂觀認蘇维埃革命快要到來,一時又改變成沮喪的悲觀,認為革命無擡頭的可能,叫人們如何對他發生信仰”,這纔是“無恥的機會主義”。
(二)國民會議問題:陳獨秀忠實貫徹托洛茨基1932年10月3日信中的指示,他在《我對於幾個問題的意見》中認為“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綫,並且即可為在現時的宣傳口號”。在《國民會議與蘇维埃》、《幾個爭論問題》、《對於區白兩篇文章的批評》等文章中,他又強調“國民會議即立憲會議,不但是民主任務之一,而且是這一任務的主要支柱,是總攝一切民主口號而與之不可分離的中心口號”;在中國,國民會議已經成為“無産階級打擊資産階級的武器”,“在國民會議口號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與革命高潮時“在蘇维埃口號下奪取政權”並不對立,二者結合,纔是托洛茨基真正的“不斷革命論”。他以此反復批判彭述之把國民會議口號衹看成是資産階級的,“把國民會議和蘇维埃對立起來”;“用國民會議口號做反對軍事獨裁的運動”,“在蘇维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等觀點,是“用左的辭句掩飾階段論路綫的本質”,對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令人驚異的背叛”。他要托派立刻肅清彭述之的理論,否則會産生“諸多離奇的可恥的機會主義政策”。彭述之則在《我們間不同的意見》和《對雪衣的政治意見的批評和答復》文章中,以鄙夷的口吻,說他完全不瞭解“不斷革命論”,“反對在蘇维埃口號下奪取政權”,成了“國民會議狂”,一貫“從右邊來接受托洛茨基主義”;聲明他與陳獨秀是“布爾什維剋與孟什維剋的路綫分歧”,要求托派“慎重的考慮,堅决的選擇”。
(三)經濟復興問題:劉仁靜在《關於經濟復興問題及其他》等文章中,認為托派“應當負起肅清資本主義發展障礙的責任”;“經濟恢復,工人也相對的多些,肚子也吃得飽些,奪取政權的鬥爭更容易勝利。”他還認為,必須經濟復興到同先進國傢接近的程度,無産階級才能擔負起革命任務;“中國如無經濟復興,不惟沒有革命,且會走嚮野蠻主義”。為此,他在《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指出“國傢統一和權力集中、生産力發展這些條件,比現在國傢分裂和生産力衰敗的條件,對於它(無産階級)是有利些”①。
陳獨秀在《肅清列爾士毒害無産階級先鋒隊的思想》等文章中,批判劉的這些觀點“純然是改良派和階段論者的路綫”,“是無恥的機會主義”,“包含了濃厚的反動性”。他認為:“離開無産階級革命,而要求國傢統一,要求生産力發展,特別是要求權力集中,這恰好是法西斯蒂的政綱!”②他指出,不管經濟狀況如何,“衹要那裏有了無産階級運動,衹要那裏有了無産階級之有力的同盟軍,那裏便有無産階級革命之可能”;“象中國這樣經濟落後的國傢,無産階級能通過民主運動——國民會議道路,比資本主義先進國的無産階級早些得到政權。”(《幾個爭論的問題》)劉仁靜反唇相譏,指責陳是①②《校內生活》第9期。
《火花》第2捲第2期。
“小資産階級政客戴着反對派的假面具,極盼望無産階級受到刺激走上革命以擁護他們取得政權”,並說自“無産者社”成立以來,陳的策略“沒有一次不錯誤”(《關於經濟復興問題及其他》)。
(四)“共同行動”問題:陳獨秀在《我對於幾個問題的意見》中認為:“在階級鬥爭未達到最後决勝負以前,資産階級中之自由主義者,往往因外國的侵略或國內的軍事獨裁之專橫,而表示所謂‘左傾’”;“當他們嚮左盤旋時,我們可以和他們共同行動,以打擊共同的敵人,例如抗日與倒蔣”,同時批評暴露他們的不徹底性和對群衆的欺騙。他甚至說:“衹要有接近群衆的機會,不但急進的小資産階級之運動應該參加,即反動的資産階級機關(如基督教青年會)亦應該參加。”①劉仁靜說他這種主張是抹殺兩個階級之間的“鴻溝”,是“偷運過去的革命資産階級的理論”(《關於經濟復興問題及其他》)。陳獨秀則指責他及史朝生“籠統的對於任何形式的階級聯合或共同行動以全盤的否定,這簡直是鬍說八道”!這種錯誤“危害於我們的運動,將不在機會主義之下”②。
當時托派“臨委”在這場爭論之前,還發了《反對派政治問題爭論提綱》,企圖有組織地進行這場討論,以分清是非,①②《雪衣來信論對宋慶齡史大林集團的策略》,《校內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出版。
《雪衣來信論對宋慶齡史大林集團的策略》,《校內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出版。
統一思想,“使反對派可以早些由理論過渡到行動”。但是實際結果是剪不斷,理更亂,愈爭愈烈,各趨極端。這是因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義的荒謬立場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誰是誰非,而且,中國革命的實踐,也證明了他們都是錯誤的。
但從當時爭論的情況看來,陳獨秀似乎較多地註意到中國的實際情況。
是斯大林共産國際堅持機會主義路綫的惡果,他認為共産國際已經無可輓救,就改變托派國際的策略,開始籌備獨立的托派國際——第四國際,以示與共産國際徹底决裂。他十分關心中國托派的命運,派美國托派組織社會主義工黨成員格拉斯(Frank&Glasse,中文名字李福仁)到中國來,幫助重振托派組織①。
李福仁在中國公開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評論》周刊的副主編,地位僅次於斯諾。他還把另一個在華的美國記者伊羅生(H·R·Isaacs)拉到托派中來。伊羅生在1933年受共産國際委托,一方面參加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工作,一方面主編中共中央外圍報紙《中國論壇》。他還在魯迅、丁玲等人幫助下,為美國出版商選編了一部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嚮美國人民介紹中國“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與李福仁接觸以後,接受了托派“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①這是劉仁靜的說法,他自己說是自動來的。但從他來華後的活動看,的確扮演了托洛茨基的“特派員”的角色。
義”和輕視中國紅軍運動的觀點,在《中國論壇》上拒絶報道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中國紅軍運動的勝利,拒絶批判陳獨秀和中國托派。最後,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國論壇》的出版,並在《紅旗》報上清算伊羅生的錯誤。於是,伊就徹底轉嚮托派。他和李福仁同時與陳其昌、尹寬為首的托派中央及“反對派中的反對派”劉仁靜進行聯絡。劉一直被托派中央所排斥,所以竭力拉攏“國際代表”李福仁及伊羅生。李、伊故然深受其影響,認為陳其昌、尹寬領導的托派組織“太保守、不能開展,因此主張插幾個青年人進去”①。這樣,未遭破壞的北平托派組織,先後派史朝生、劉傢良等人來到上海。這批思想更“左”的青年托派分子,企圖奪取托派臨委的領導權。他們在李福仁、伊羅生和劉仁靜的支持下,參加到正在進行的爭論中來,使爭論很快白熱化,最後集中到更有利於他們奪權的“共同行動”和“改組”問題上,嚮陳其昌、尹寬及其支持者陳獨秀,發起了猛烈的攻擊。陳其昌為首的臨委認為,正確的“聯合戰綫”是布爾什維剋的策略②,所以,他們曾要求參加宋慶齡領導的上海“反帝國主義戰爭①②紀它:《全體起來,製止無理的分裂組織》,油印小册子,1935年2月6日。
和反法西斯大會”①,並且表示:“同意這個會議,我們特地為這個會議準備了一個宣言:公開地號召全中國廣大的被壓迫群衆積極地參加這個會議。我們熱誠地動員我們的一切組織,去執行這種工作。”同時聲明:“我們在會議中必需保持我們對於參加的一切黨派的理論、政策、行動之討論和批評的絶對自由!”②1933年11月“福建事變”時,他們還與“福建人民政府”談判合作。史朝生等人就把這些歷史問題翻出來,竭力進行攻擊,聲稱反對任何形式的“階級聯合”或“共同行動”。同時,他們攻擊陳其昌為首的常委是“上層官僚主義”,“工作方式好象是個保姆或教授”③。
1934年4月12日,史朝生緻函陳獨秀,批評陳被捕後的托派中央沒有及時組織討論,統一思想,並召集全國代表大會,以至組織“幾乎潰散”,“極無生氣”。批評臨委衹依靠上海幾個老同志輓救局面。主張在全國範圍上去集合一切優秀的堅决分子,召開臨時大會,推舉“特別委員會”,代替“臨委”,以籌備全國代表大會並擔負過渡期中全國性指導工作,①②③史朝生緻陳其昌“常委”的信(1934年4月17日),《校內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出版。
《為號召全中國被壓迫人民參加上海反帝大會宣言》、《緻國際反帝聯盟代表團的公開信》(署名:“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火花》第2捲第這個大會是“世界反帝大同盟”安排的。“大同盟”是國際統一戰綫組織,由各國著名進步人士如英國的肖伯納、馬萊爵士,蘇聯的高爾基,法國的古久裏、羅曼·羅蘭,中國的宋慶齡、魯迅等參加組成。1933年9月,“大同盟”委派宋慶齡在上海召開這個大會,並派來了馬萊、古久裏等人組成的代表團。大會9月30日召開,會後成立了“上海反帝大同盟”。
還提議臨委做一個關於目前爭論問題和組織工作的草案和大綱,發到各地及下級討論①。5月15日,史朝生列席“常委”會議,提出《當前推動組織的步驟》,重複了4月12日信中的意見,要求“建立比較滿意的領導機關”;“一切消極、悲觀乃至對組織采取絶望的情緒或傾嚮,必須和它堅决鬥爭,並予肅清”②。
陳其昌則批評史朝生的“組織意見”“實際是搗亂組織的辦法,無政府主義辦法,小資産階級傾嚮的表現”。主張整頓組織“應該絶對排斥無計劃的急進主義”③。這時,陳其昌搞了一個《政治决議草案》。史朝生等人攻擊它有許多錯誤,於是自己起草了《國際國內形勢及我們的任務討論提綱》,要求代替“草案”。陳其昌又批評“討論提綱”“到處都是內容的錯誤”,“前後矛盾”,“顧此失彼”,“文字技術拙劣”,“不配代替草案”。史朝生等人又反過來批駁陳其昌批評“提綱”的意見是“咬文嚼字和混亂錯誤”,堅持用“提綱”代替“草案”,並批判陳其昌和陳獨秀主張的與鬍漢民等“首先推翻蔣介石”的“聯合戰綫”是“最大的機會主義幻想”④。
就這樣,雙方吵到1935年1月2日,史朝生、劉傢良等人背着陳其昌擬訂並發出《臨委緊要通告》,通知各支部十天內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會議”,議程(一)製定目①②③④《關於“提綱”與“草案”—並答復對提綱的批評》。
紀它:《批評朝生同志的組織意見》。
《校內生活》第11期。
《與雪衣同志論召集代表大會問題》,《校內生活》第11期。
前政治路綫,以“提綱”為根據,要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人放棄與資産階級或小資産階級上層集團成立“反戰”“倒蔣”等聯合戰綫的主張。(二)準備一個新的基本綱領。
(三)發表籌備成立新黨——“中國共産主義同盟”宣言。
(四)改組“臨委”。
陳獨秀從雙方的來信中,瞭解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企圖調解雙方的矛盾。1935年1月5日,他復函陳其昌、史朝生等,認為他們爭論“太瑣碎”,提議“停止爭論”,立即召集代表大會來解决。他說:“我認為草案和提綱都同樣不高明”;尹寬起草的《政治决議案》也“太長”,“陳詞濫調”,“毫無生氣”。他主張“草案”與“提綱”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並且現在寫了一個草案,貢獻於代大”。他規勸陳其昌對於史朝生等人指出的“不主張着重於基本路綫的規定和教育,而着重於零碎的實際工作的傾嚮”,應“痛加反省和改正”。他反駁劉仁靜、史朝生在聯合戰綫上的觀點,申明不應反對一切聯合,“聯合戰綫乃是兩個政治立場根本不同的政治集團在某種政治上一時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動,並不是誰投降誰,即誰接受誰的指導”。“至於整紀和清黨,應該‘行之以漸’和‘去之太甚’,並且必須於代表大會後舉行之,目前萬不可操切!!!”①陳獨秀這裏講的他也“寫了一個草案”,是《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議决草案》。草案認為世界無産階級的“實力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國無産階級的鬥爭“還停留在被迫的零①《校內生活》第13期。
碎的防禦之階段”。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妥協的結果,“南京政府必然逐步受日本帝國主義之支配”。在這種國際國內形勢下,“我們應當看清無産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不是目前的現實問題,我們目前的任務是在靠緊一切民主鬥爭”;“國民會議的口號,正是一切民主運動之反映及其總和”。“必須有不斷的民主的國民會議鬥爭,才能夠推翻國民黨政權”,農民戰爭對於國民會議的鬥爭,“也衹能放在次要地位”①。
可是史朝生等人根本就不把陳獨秀放在眼裏,他們在1月13日,按原計劃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7人舉行“上海代表會議”(陳其昌等人棄權)。史朝生、鬍文華分別作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全體一致同意,並認為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人關於“聯合戰綫”的意見“乃史大林派機會主義思想之復活”,“是資産階級在無産階級隊伍中的說客”,必須作“無情的鬥爭”。宣稱要對他們“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假如他們重新考慮之後,放棄這種意見,我們是同志,否則,應立即開除出黨。會議决議將中國托派名稱正式改為“中國共産主義同盟”,並改變全國領導機關名稱為“中央委員會”,不復用“臨委”名稱。“中央”由10人組成,包括李福仁。史朝生、鬍文華、劉傢良(書記)3人組成常委。②陳其昌為此特意趕到南京,嚮陳獨秀匯報了這一嚴重的事態發展。陳獨秀聽後悲憤已極,立即寫信給史朝生等人,說①②《中常委通告第一號——關於最近上海代表大會及其决議》,《校內生活》第13期。
《肅清機會主義》(小册子)。
“一切不樂觀的現象令我不安,……大傢不同的意見,應公開的辯論,切勿希圖利用組織威權來箝製異己,像這樣破壞組織的行動是不能容許的”。他呼籲“一切須代大及國際解决”!
“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由少數人搗亂後,盜用組織威權來解决政治意見,尤不可采用開除個人這種滑稽手段”。他特別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國同志倘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如果他算是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兒戲的,特此提出警告!”①殊不知新的托派中央對陳獨秀遙遠的幹預更為惱火。他們本來就是把他和陳其昌等人一塊打擊的,這次他是自投羅網。1月25日,新的中央給陳獨秀復了一封很長的信,係統地列數批判陳獨秀四大機會主義錯誤:“共同行動”;放棄“保衛蘇聯”及“聯合蘇聯”的口號;現在仍把“紅軍”看做“流寇土匪”;組織問題上“拉攏調和的中派主義立場”。指責說,如果這些錯誤不改正,“則許多機會主義的路綫和分子將不斷的藉你的‘權威’和藉你的這些錯誤發展起來”;表示不同意陳獨秀解决組織問題的辦法,“或者糾正錯誤,或者馬上分裂,任何拖延的辦法(如‘等國際來信’或‘召集全國代表大會’來解决),都是有害的形式主義!”②。並且采取斷然措施,將陳其昌和尹寬開除了。在他們以“常委”名義發表①②《中央委員會緻雪衣同志信—關於表示政治立場及怎樣解决組織問題》,《校內生活》第13期。
《雪衣最近來信》,《校內生活》第13期。
的通告《為撤銷陳其昌商吉士(尹寬)黨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後態度事》中,說中央委員會與陳其昌、尹寬作“最後談話”,陳、尹表示“原來的政治主張完全正確的,一點不能更改”,因此决定將他倆人“開除”,並要求陳獨秀、趙濟、蔣振東等人表態。
陳獨秀當然表示反對,所以也被“開除”了①。當時王文元正好出獄來到上海,他也緻函劉傢良、史朝生托派“常委”,呼籲“在目前中國這樣黑色的氛圍中,我們這點點快等於零的力量,應該要相當加以珍惜的”;提議將不同意見提交全體討論,大會解决,“請國際作最後解决”,在解决前,“不要進行組織分裂和製裁”②。但是,新的托派中央沒有理他。
直到1935年3月,新的托派中央被國民黨破壞:劉傢良、史朝生、鬍文華及李福仁等在上海被捕,同時伊羅生和劉仁靜也在北平被捕(當時伊羅生雇劉仁靜為助手,在北方收集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資料),他們組織的“中央”隨即“消亡”,這一出鬧劇纔宣告結束。
事件發生以後,李福仁和伊羅生雖因“洋人”很快獲釋,然托派又陷於“領導機關根本沒有”的狀態中。這年夏天,王文元又來到上海,收羅起20多個托派分子,企圖重新組織起來。王文元說:“獄中的獨秀對組織很關心,他寫信出來,主張由陳其昌、趙濟和我(王文元——引者),暫時成立一個三①②連根(即王文元):《對目前組織問題的意見》,載《全體起來,製止無理的分裂組織》(油印單行本)。
《雙山回憶錄》第190、191頁。
人委員會,着手整理工作。李福仁此時已和陳其昌及尹寬和解,常見面,也極盼組織能夠恢復。”“不久,從一次上海現有同志的代表會議上,推出了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陳其昌、尹寬、蔣振東、李福仁和我。此時獨秀方面,因得其昌、趙濟和我的不斷解釋,總算對‘毛子’(即外國同志)的合作也諒解了。”而此前,陳獨秀“接連寫出信來,力阻我們與毛子合作”。①陳獨秀答應與李福仁合作,以及中國托派再次與李福仁合作,是與托洛茨基的推動分不開的。1935年8月,伊羅生回國②途經挪威奧斯陸時,嚮托洛茨基匯報了“開除陳獨秀”事件,並帶去了劉仁靜反對陳獨秀巨著《五年來的中國左派反對派》。伊受劉的影響,也說了詆毀陳獨秀的話,甚至在他後來出版的被西方學者稱為“不朽之作”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中,還指責陳獨秀對第四國際的態度“可疑”。但是,托洛茨基聽後卻對“開除”陳的事件明確表態:“不允許”!並對於劉仁靜自命為中國托派運動中布爾什維剋傾嚮的代表的那種驕傲態度,頗覺有趣。他說:“我想即使陳獨秀具有某些機會主義的成分,但他畢竟多活幾歲,有更多的經驗……他能貢獻我們許多好的意見,……我們絶對需要留他在第四國際的總委員會中與我們合作。”他認為劉仁靜批判陳獨秀的意①②伊羅生被釋放後不久回國,他用托派觀點把中國實地收集的大量材料,寫了一部中國大革命史——《中國革命的悲劇》,托洛茨基寫序。由於觀點與傳統的共産國際和蘇聯科學院的觀點完全對立,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被譽為“不朽之作”。
《雙山回憶錄》第195、196、194頁。
見是“大大地誇大了的”,是“荒謬”①的。
就在這次談話以後,1935年8月10日,托洛茨基給李福仁寫了一封信,雖然他無可奈何地宣稱,對中國托派與陳獨秀的“那些思想分歧問題,我暫時不表示意見”,默認“中國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員會,與陳獨秀及其一派不相幹了”。但他毫不掩飾地竭力推崇陳獨秀“是知名的,而且業已證明為絶對可靠的”。“他是國際的人物,他現在被監禁在牢內。他不僅仍舊忠實於革命,而且仍舊忠實於我們的傾嚮。”
為此,他以“你們不要我要”的態度表示:“陳獨秀可以而且必須有其位置在第四國際領導機關之中”;“我們現在正在創立第四國際,以總理事會為領導國際的理論機關和咨詢機關……我認為,無疑,陳獨秀同志是應當加入總理事會的,不管他和中國支部有什麽重要分歧。”
他甚至這樣強調說:“我們如果拋棄了陳獨秀的合作,那對於第四國際的威權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②托洛茨基在陳獨秀最睏難的時刻,給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榮譽”。他們二人之間的這種關係,一直繼續到1940年托洛茨基去世。
派中央的過程中,又有兩件事,造成了陳獨秀與“新中央”的矛盾。一是陳其昌以正統自居,挾陳獨秀“以自重”,“算舊帳”,要過去史朝生“中央”的成員“承認錯誤”,因此“新①②《建立》第3期,1947年9月出版。
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談話》,1935年8月,伊羅生筆錄,《中國革命問題》第331—334頁。
中央”遲遲建立不起來。為此,尹寬等人曾緻函陳獨秀,表示不滿①。一是尹寬等人不同意陳獨秀這年1月10日起草的《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議决草案》。他們發表宣言、文章和小册子,聲稱要肅清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尹寬說陳獨秀的“草案”“充滿了庸俗主義和學院主義”,是“極端的右傾機會主義”,“中心思想是在以民主鬥爭反對無産階級守取政權的鬥爭”;“在總路綫上,它是代表右派,即資産階級的民主派”。認為托派活動不應“靠緊”民主鬥爭,而應“靠緊”在“抵抗日帝”、“農民戰爭”、“加深國民黨政權的危機”等這些條件上②。他們認為:“實際的民主任務(民族獨立、國傢統一,土地問題,八小時工作製等)不是由民主形式得到解决,而是由無産階級領導革命及實現它的專政來解决。……我們戰略的總路綫是奪取政權。”“無産階級應自視為負有歷史使命的階級。它應本着自己解放的前程以徹底解决民族民主的任務為己任,但它不能自附於民族民主的運動以求分沾餘潤。”③陳獨秀對於這種批評嗤之以鼻,並因此造成了抗戰爆發以後他與托派領導集團新的“决裂”。他出獄時,有人曾勸他回上海重整托派事業,他堅决拒絶。①②③商吉士:《評雪衣同志的〈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議决草案〉》,《肅清機會主義》(托派小册子),第4頁。
商吉士:《評雪衣同志的〈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議决草案〉》,《肅清機會主義》(托派小册子),第4頁。
吉士、東(蔣振東)等七人《給雪衣同志的信》(1935年11月15日),載《給雪衣同志的信》(托派油印小册了),第3頁。
無條件出獄未發表的聲明華戰爭。為了實現其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野心,8月13日又嚮上海發動進攻,並派飛機轟炸國民黨首都南京,妄圖在攻占上海後,直取金陵。陳獨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頂,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於難。他見到去探望的陳鐘凡(時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中文係主任),還“談笑自若”①。
於是陳鐘凡便與鬍適、張柏齡等商量聯名保釋他。但是,國民黨政府的條件是,除了有人保之外,還需本人具“悔過書”。陳獨秀聞之大怒說:“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並且拒絶人保,說“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②。他要的是“無條件出獄”。
但是,當時時局已對國民黨萬分緊迫: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軍事進攻,嚴重威脅着南京;另一方面,國共第二次合作實現,共産黨和全國人民強烈要求釋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③同抗日。所以,釋放象陳獨秀這樣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衆的一致要求。於是,汪精衛與蔣介石協商後,①②③吉士、東等八人簽名通過的《為成立第四國際中國支部(布爾什維剋——列寧派)臨時委員會的建議書》(1935年11月8日),《給雪衣同志的信》第3頁。
陳鐘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未刊稿。
陳鐘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未刊稿。
不得不令國民黨政府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①。因為陳獨秀拒寫“悔過書”,所以要“設法開釋”,即找一個自己下臺的臺階。
一個“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其內容如下:“查陳獨秀前因危害民國案件,經最高法院於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終審判决,處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蘇第一監獄執行。該犯入監以來,已愈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將來。
擬請鈞府依法宣告將該犯陳獨秀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②這裏,“愛國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們自我解嘲自找臺階下臺的托詞。他們以為這樣一捧——“愛國情殷”,一壓——“深自悔悟”,陳獨秀就可以默認了,他們的面子也保全了;並給人印象,陳獨秀似乎真的寫了“悔過書”。
所以,南京政府當日就把呈文批下,嚮司法院發出了“國民政府指令”③。“指令”衹把“呈文”中的“近以時局嚴重”語句圈掉,顯然是為了更加突出“愛國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稱:“呈悉。應予照準。業經明令宣告減刑矣。仰即轉①②③國民政府指令,第1844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司法院呈文,呈字第260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汪精衛緻鬍適(1937年8月19日),原件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飭知照。此令。”
司法院接到“指令”後,旋即又在當日“訓令”司法行政部部長王用賓,稱“現值時局緊迫,仰即轉飭先行開釋可也”①。
從“呈文”到“指令”、“訓令”,以及見報的“明令”,一嚮以腐敗和低效率著稱的國民黨政府,竟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見當時時局之“緊迫”,也暴露了他們急於要甩掉這個“包袱”的狼狽心情。
第二天,即8月22日,“宣告陳獨秀減刑”的“國府明令”就在《中央日報》等各大報上刊登出來,主要內容與上述“指令”相同,衹在末尾宣稱:陳獨秀原執行有期徒刑八年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此令。”
與此國時,監獄當局也嚮陳獨秀宣佈了這個“明令”。陳當然不能接受“深自悔悟”之類不實之詞,同獄的濮德志和羅世藩也勸他發表聲明:“愛國情殷”可以默認,“深自悔悟”四字必須聲明更正②。但是,陳獨秀當時並沒有這樣做。
濮德志後來回憶說:“陳獨秀這個人是非常乖僻的,新聞記者來見他,本可乘此機會講講自己的主張,但他避而不見,把我和羅世藩氣壞了。”其實,陳何不想乘此闢謠!看來他的城府更深,因為出獄前就批駁“國府明令”顯然是不明智的,很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司法院訓令,訓字第594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可能節外生枝而耽誤了出獄大計。
就這樣,8月23日,陳獨秀出獄了。第三天,他就給《申報》館寫了一封聲明信。此信不長,但寫得極佳,全文如下: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
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誣以叛國。夫叛國之罪有明文,外患罪與內亂罪是也。通敵之嫌,至今未聞有人加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當然不能構成。邇年以來,國內稱兵據地或企圖稱兵據地之行為,每役均於鄙人無與,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我以難堪之誣衊也。以誣衊手段摧毀他人人格與自身不顧人格,在客觀上均足以培養漢姦。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遠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獄感想見詢者,益以日來都中有數報所載鄙人言行,皆毫無風影,特發表此書面談話,以免與新聞界諸君面談時口耳之間有所訛誤。”①陳獨秀所以將此信寄給《申報》館,大概是《申報》在報道陳案審判時比較客觀,且富有同情之心。據說當年陳獨秀的自撰《辯訴狀》寫出後,上海各報“懾於國民黨的高壓,衹字不敢刊載,獨有《申報》別出心裁,在《地方通訊》欄①上海檔案館藏,原件無標點。
內用‘蘇州通訊’的形式,發表了《辯訴狀》的要點”①。陳獨秀這次自然也希望它能發表這個聲明,但是,這次卻未能如願以償。
《申報》館接信後,編輯部主持言論的鬍仲持即與總經理馬蔭良商量,二人一致認為,國民黨以“危害民國”判陳的罪,可以說是一種“冤獄”,應予“賠償”,而今將陳釋放,仍要對他造謠污衊,說什麽“深自悔悟”,怎能自圓其說。陳在來信中表明兩點,無不言之成理,在《申報》發表,自無問題。但采取什麽形式發表,用“書面談話”,還是用“讀者來信”,一時不能作出决定。怕處理不當,或是國民黨“新聞檢查官”通不過,或為讀者所忽略,都不能達到陳獨秀的目的,所以遲疑不决。同時,馬、鬍二人對於托派情況毫無瞭解,為了慎重起見,他們托鬍仲持的哥哥鬍愈之聽聽共産黨方面對這封信的意見,瞭解到共産黨方面的態度比較淡漠,認為《申報》是否發表此文,可由《申報》自己决定。因此,編輯部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决定“暫不發表”。另外,此信戰爭影響,上海各報都縮小篇幅,《申報》由五、六大張改為一張半,又多為軍事報道所占,陳獨秀出獄的新聞,並不引起重視。這樣耽誤到12月15日,《申報》因拒不接受日方檢查自動停刊。②陳獨秀的這封信,在那時也就不再有發表的機①②馬蔭良、儲玉坤:《關於陳獨秀出獄前寫給〈申報〉的一封信》。
馬蔭良、儲玉坤:《關於陳獨秀出獄前寫給〈申報〉的一封信》,載《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1期。不是“出獄前”,應是“出獄後”。
會了。
所以,今天披露陳獨秀50多年前寫的這個聲明,是很有意義的。不然,人們以為陳獨秀當時果真默認“深自悔悟”了。
五抗戰初期的主張和活動擁護政府領導抗日擁護國共合作救國1937年8月23日中午,陳獨秀由潘蘭珍和三兒子陳鬆年迎接出獄,先在其學生——時任國立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所長、中央大學教授傅斯年(孟真)傢中住了幾天;因附近房屋被日機炸坍,主人避難他去,又於月底移居陳鐘凡傢。
因形勢緊張,便於9月9日乘輪船遷往武漢。抵漢後,暫寓旅社,不日即移居武昌城內雙柏廟後街二十六號。據說,這處住所是一個桂係軍人的舊式平房,頗有庭園風味。出獄後的陳獨秀,能住上這等房子,還是比較滿意的。
陳獨秀出獄前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一係列重大而復雜的變化。
國際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僅促使遠東的日本走上了侵華的道路,而且使歐洲的德國和意大利日益法西斯化。德國的希特勒,與意大利的墨索裏尼相勾結,先後退出國際聯盟,擴軍備戰,發動侵略戰爭。1936年,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亞,並與德國聯合進攻西班牙。1937年,日德意終於結成法西斯侵略集團。他們發出的“徵服世界”的嚎叫,在世界人民頭上籠罩了一片烏雲。再加上,英美法等所謂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傢奉行慫恿日德侵蘇的“東西方慕尼黑”政策,更加深了這種世界危機。社會主義的蘇聯,一方面取得了國民經濟建設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勝利,與資本主義國傢的經濟危機形成顯明對比;另一方面,為了保衛世界和平和民族自衛,積極開展外交鬥爭,先後與法國、波蘭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作為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司令部的共産國際,仍然在國際鬥爭中發揮着積極的作用。1935年7月,共産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製訂了打擊法西斯主義的國際綱領,嚮各國共産黨人提出了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綫的任務,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各國反法西斯的鬥爭。
在國內,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的侵華戰爭,深刻地改變着中國國內各階級階層的政治態度。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批判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輓救了紅軍,輓救了黨。8月1日,中國共産黨根據共産國際“七大”路綫精神,發出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籲團结抗日,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12月的“瓦窯堡會議”,批判了黨內關門主義的錯誤,製定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策略;之後,黨就很快實現了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的轉變。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呼籲各黨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進行談判,製訂共同救國綱領。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共推動和平解决,蔣介石終於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在英美帝國主義為保護其在華利益考慮的影響下,被迫答應聯共抗日。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
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在全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係列嚴峻的問題。一嚮對政治形勢有敏銳觀察力的陳獨秀,思想也隨着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由“打倒國民黨”,轉變為“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
陳獨秀出獄前夕,就擬了幾條“提綱”,其中有一條是:“暫時對國民黨政府休戰。”①陳獨秀這種轉變,是在“西安事變”和平解决,國民黨被迫接受抗戰後開始的。他在獄中得知“西安事變”消息時,曾十分激動,認為蔣介石這個獨夫,此次難逃活命。但是後來,共産黨為了逼蔣抗日,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决,蔣介石回到了南京,這使陳獨秀又感到“惘然”。他說,“看起來蔣介石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不象我們分析的那樣脆弱。……”②抗戰爆發後,他看到中國面臨亡國危險,國民黨政府表現出相當的抗日積極性,於是,他就轉而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
陳獨秀出獄後,在南京、武漢多次發表講話、撰寫文章,宣傳抗戰,表示竭誠擁護抗戰。他提出“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呼籲全國民衆,尤其是“共産黨及其他黨派,都以在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1980年10月)。
野黨的資格絶對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①,號召全國人民“必須趕快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②。陳獨秀這個政治立場的轉變,是由於他對抗日戰爭有了更高的認識,而對國民黨政府,則有了新的觀察和期望。
對於這次抗日戰爭的性質,陳獨秀認為是“被壓迫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束縛的革命戰爭”③;它不僅是“進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僅是“反侵略戰爭”,而且是中國“六七十年來改革與革命的大運動之繼續”④,“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戰爭之繼續”⑤。這次戰爭的意義,不僅僅是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國擊義的宰割,完成國傢獨立與統一”⑥,“由半殖民地的工業進到民族工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獲得不斷的自由發展之①②③④⑤⑥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第5頁,華中圖書公司出版,1938年3月。
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第5頁,華中圖書公司出版,1938年3月。
獨秀:《言和即為漢姦!》,《抗戰文選》第8輯,嚮愚編,戰時出版社發行,1937年12月20日。
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五集,亞東圖書館發行,1938年4月。
機會”①。並且,他在自己的“抗戰綱領”中寫道:“以推翻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障礙為此次抗日戰爭之最終目的。”②陳獨秀以這樣的觀點,批判了托派中有人認為中日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③,“南京政府和東京政府的戰爭”④“兩個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的戰爭”⑤的觀點,並且憤怒痛斥日本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山川均、佐野學和鈴木茂三郎等宣揚的“愛國主義”論調,指出:“被壓迫民族的愛國運動是進步的,因為這一運動是給帝國主義者以打擊;壓迫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運動是反動的,因為它是幫助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壓迫侵略被壓迫被侵略的民族。”⑥而山川均等“厚顔的先生們,居然狡猾的藉口無産階級利益來說謊話,以欺騙大衆,他們認為資源貧乏的日本,從中國奪取得資源,於日本無産階級現在的生活和將來社會主義的建設,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無産階級應該贊助對華戰爭”。
抗戰之初,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抗戰空氣熱烈,國民黨①②③④⑤⑥陳獨秀:《告日本社會主義者》,《政論》第22期,1938年8月5日。
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
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第7頁。
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6頁。該書無出版單位及日期,編者(未署名)按語日期是1948年11月28日。
據王文元稱:該書係陳獨秀遺囑執行人何之瑜將陳的遺稿帶到上海,“由朋友們集資自印”。
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我的抗戰意見》第28頁。
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第5頁,華中圖書公司出版,1938年3月。
也較積極,國共合作較為融洽,打了一些如“平型關”、“臺兒莊”那樣的勝仗,敗退時也給敵人以重創,挫敗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陳獨秀很受鼓舞,說“這一次的抗戰,軍人確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勇敢犧牲的精神,是可欽佩的”①。從陳獨秀對抗戰性質和意義的論述中,可以看到那時他對抗戰的前途是相當樂觀的,而且感染了一些失敗主義情緒嚴重的人。在南京時,他曾與傅斯年、鬍適之談形勢。傅很頽喪地說:“我對於人類前途很悲觀,十月革命本是人類運命一大轉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布滿全世界……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運命!”陳獨秀說:“不然,從歷史上看來,人類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動物,到了絶望時,每每自己會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時各色黑暗的現象,衹是人類進化大流中一個短時間的逆流,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面,絲毫用不着悲觀。”
他甚至自負地說:“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衹要我們幾個人不嚮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當時傅斯年被他深深打動說,“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們比他年紀輕,還沒他精神旺,他現在還是樂觀”②。
陳獨秀還自稱並不是“速勝論”者,而主張“持久戰”:“日本對中國作戰,利在用飛機大炮,速戰速决,盡可能的不使戰爭範圍擴大;中國對日戰爭,利在發動全國民衆蜂起參①②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政論》第1捲第13期,1938年6月5日。
陳獨秀:《抗戰期中的種種問題》,《抗戰》周刊第1捲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加,持久抗戰,盡可能的使戰爭範圍擴大,以消耗敵人的軍力和財力。”①還說:“這種最後的勝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需能夠支持長時期的抗戰……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②他還主張“全民抗戰”:“全中國人民‘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在堅决抗戰到底的政府領導之下,對敵人作戰,這是我們勝利之最大的保障。”③“即令我們的正式軍隊節節失敗,即令敵人能夠占領中國的幾個大城市,衹要全國廣大民衆無束縛的自由組織起來,活躍起來,武裝起來,敵人便無法摧毀這到處蜂起的幾千萬武裝民衆,這幾千萬武裝民衆之遊擊戰的洪流,不但能夠使政府的正式軍隊有反攻之可能,並且使敵人已經占領的地方,一夕數驚,不能統治。”④陳獨秀這些觀點,與當時毛澤東在延安發表的論持久戰和遊擊戰的觀點是一致的。可是,他後來自己很快背棄了這些觀點。
要實行這樣的抗戰,必須在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有一係列的綱領和政策,以及組織實施的力量,自然需要統一的“領導”;而陳獨秀的考慮是:誰能領導這樣的戰爭,他就擁護誰。他聲稱:“此次抗日戰爭,無論是何人何黨所領導,①②③④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我的抗戰意見》,第32—33頁。
陳獨秀:《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宇宙風》第52期,1937年陳獨秀:《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及怎樣得到勝利》,《我的抗戰意見》第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我的抗戰意見》第34頁。
任何人任何黨派都應該一致贊助。”①他還提出:“誰能夠有實力有决心來領導這一戰爭,完成國傢獨立(即收回以前所有喪失的主權)與統一,並且能夠解决農民問題,誰便能夠安然掌握政權,建設他所主張的政治形態和工業制度: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②在陳獨秀看來,當時除了國民黨之外,共産黨和其他黨派都沒有這個力量。這就是他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戰的基本出發點。
這裏有一個他對國民黨的認識問題,即他承認這時的國民黨已經與“九一八”、“一二八”時的國民黨不一樣了。他說:“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氣彌漫了全中國,政府也有了二三年軍事上的努力,於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戰爭。”③他甚至稱國民黨政府是“堅决抗戰到底的政府”,“我們應該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决心,是不會中途妥協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國人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協即千古罪人’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人民不應該再懷疑政府了”。為此,他說:“政府要抗戰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戰到底,必須趕快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④可以看出,陳獨秀當時對國民黨的抗戰積極性和持久性是估計過高的。他甚至責問,“有人懷疑政府不許民衆自動的①②③④獨秀:《言和即為漢姦》。
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
陳獨秀:《抗戰與建國》,《政論》第1捲第9期,1938年4月25日。
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
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我以為這是過慮,難道政府不許人民抗敵救國嗎?”更為荒唐的是,他還本末倒置地認為政府能否抗戰到底,取决於人民的支持,說什麽“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這兩句話,我相信政府更能夠抗戰到底,不會中途妥協而言和”①。所有這些,與他“一二八”前後及1933年法庭上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話對比,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應該指出,陳獨秀擁護國民黨政府僅僅是在抗日問題上,對於其他問題,他仍然保持着界限。當時,國民黨千方百計拉攏他。出獄時,國民黨中統局處長丁默邨也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招待所,他拒絶了。鬍適、周佛海等人請他參加“國防參議會”;蔣介石的親信朱傢驊(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教育部長、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甚至答應供給“十萬元”經費和“國民參政會”的“五個名額”,要他“組織一個新共黨”,他都一一拒絶。他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二次合作,既然國傢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②對於親日派周佛海等人,他更有警惕。在南京時,周佛海等人舉行所謂“低調談話會”,散布抗戰悲觀妥協言論,並多次請陳獨秀參加,交換政治意見,陳始終一言不發。①②《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二),《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5期。
獨秀:《言和即為漢姦》。
陳鐘凡見陳獨秀上述表現,贈詩云:頻。
人方厭狂士,世豈識清塵?且任鸞鳳逝,高翔不可馴”。
陳獨秀率筆和曰:“莫氣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聘郊邑,兼之懲塵頻。
悠悠道途上,白發污紅塵。滄海何遼闊,竜性豈能馴。”①為了合作抗日,陳獨秀強烈要求國民黨改變一黨獨裁的統治,實行民主政治,減輕人民負擔。他批評國民黨,“提出思想信仰之統一為黨派合作抗戰的條件問題:這未免太過幻想了,而且對於各黨派合作抗日是一種有毒害的幻想!”②在國共摩擦問題上,他批評國民黨“未能拋棄招降的態度”,主張“國民黨承認共産黨及其他在野黨派,都公開合法存在,要求他們合力抗日,而不采取招降的態度,並且不妨礙在野黨對政府黨政治的批評”。③自然,他希望國民黨采用英美式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和多黨製④。為了“全民抗戰”,他要求“在野各黨派及一般人民都應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減少工人工作時間,解决貧農耕地問題,限製高租高利,廢除苛捐雜稅和保甲制度,停①②③④陳獨秀:《國民黨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種政治經濟制度》,《政論》第14期,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
陳獨秀:《各黨派應如何鞏固團结》,《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
陳鐘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
止徵工,拉夫等”①。
但是,這些要求對於國民黨來說,完全是緣木求魚。而且由於他對國民黨抗戰積極性和持久性估計過高,對共産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遊擊戰爭又看不起,發動全民抗戰又強調“黨政當局”去發動——“募集公債和訓練壯丁”②,對國民黨消極抗戰及其反人民性的本質沒有認識,也沒有考慮到在國民黨消極抗戰和壓製破壞人民抗戰時應該怎麽辦,所以,他說的“全民抗戰”,實際上是依靠國民黨政府的“片面抗戰”;所謂“持久戰”,也是一句空話。隨着國民黨本性的暴露和軍事上的節節敗退,陳獨秀又很快由盲目樂觀變成“悲觀”,變成失敗主義者,“亡國論者”。他說“政府軍一敗塗地,日本軍占領了全中國的大城市,即亡了國”③。對遊擊隊的評價,也與開初翻了一個過,說“即使遊擊隊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④。於是,他為抗戰描繪的美好的藍圖,都一一撕碎了。他提出的在野黨一致承認國民黨最高統率權的主張,變成了國民黨“溶共”和統製各黨派的最好藉口;他提出的“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的良好願望,也為他所擔心的“無錢者出錢”和“抓壯丁”的殘酷現實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國公債的負擔,加在僅能養①②③④陳獨秀:《論遊擊隊》,《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亞東版,1938年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
陳獨秀:《抗戰中的種種問題》。
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
傢活口的小職員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負各種捐稅已經困苦不堪的農民身上”;對於城鄉壯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繩子牽着來強迫服役”①等等。
第二,由反對國共合作,轉變為擁護國共合作。
要觀點,是反對共産國際在大革命中執行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四個階級聯盟”的政策,並且由此出發,他承認還“嚮左走到根本反對和資産階級有任何形式的聯盟”②。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他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觀點,提出在首先推翻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的問題上,可以和小資産階級黨派甚至嚮左盤旋的自由資産階級的黨派“共同行動”的策略。
為此,他遭到了其他托派的反對和辱駡。為了洗刷這種不白之冤,他寫了許多文章為自己辯護。其中一篇最著名的是1932年8月15日寫的長達1.2萬多字的文章——《反極左傾的錯誤》。文章重申他提倡的“所謂‘共同行動’是指一定時間一定事件之推翻蔣介石政府,而不是一般的說在整個民主民族革命中和資産階級長期的政治聯盟”。接着他大量引證馬剋思、列寧、托洛茨基的論述,說明“自馬剋思到托洛茨基,從來不曾有過籠統的反對任何階級聯盟,也不曾有過籠統的反對和資産階級任何形式的聯盟或共同行動的說法”。同時,他從托洛茨基的論述中,歸納出來托氏反對的“四個階級聯盟”政策,有以下三個特點:①②獨秀:《反極左傾的錯誤》,《校內生活》第5期,1932年9月1日。
獨秀:《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
“(一)各階級一致,特別是工人階級與資産階級一致,以階級妥協代替階級鬥爭;(二)聯盟的形式是站在共産黨服從國民黨的原則上,共産黨取消自己的旗幟,犧牲批評同盟者的自由,使黨的政策與組織和國民黨混合;(三)犧牲工農利益以保存四個階級聯合的政黨及政府。”①另一方面,為了嚮其他托派表明他仍然忠於托洛茨基反對“四個階級聯盟”的觀點,1936年,他曾經在獄中寫的兩篇文章中,把共産黨剛剛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當作大革命時期的階級聯盟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一篇是這年5月21日寫的《中國的一日》,宣稱“在階級的社會裏,一個國際主義者的頭腦中,所謂世界,衹有兩個橫斷的世界,沒有整個的世界……若有人企圖把所謂整個的世界這一抽象觀念,來掩蓋兩個橫斷世界之存在,而和緩其鬥爭,這是反動的觀點”。“如果有人相信這利害不同的橫斷世界及橫斷社會,可以合作,可以一致,這不是癡子,便是騙子”。呼籲人們“不要做癡子,而受騙子的騙”。這篇文章,因為是左派的“生活書店”委托茅盾編的一本同名書②的徵文,所以用了比較隱晦的語言,影射共産國際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文中講的“橫斷世界”是指階級和階級對立,“整個世界”是指民族統一戰綫。①②生活書店1936年9月出版。
獨秀:《反極左傾的錯誤》。
另一篇是這年7月1日以其怪僻的筆名“兒”,在托派內部發表的文章《我們在時局中的任務》①。文章一開頭引申《中國的一日》一文的中心思想說:“誰要幻想中國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有權力的軍閥能夠進行解放民族的抗日戰爭,他不是騙子,便是癡子。”接着在分析了帝國主義各國對中國抗戰態度後指出:“無産階級所以應該左襢民族解放運動,衹是因為這一運動有打擊帝國主義的作用,沒有這一作用的民族運動,根本是反動的。日本是全世界帝國主義的遠東看門狗,英國是全世界帝國主義的首領,親英反日和親日反英的觀念,都同樣不應該一秒鐘在無産階級戰士的頭腦中存留。”如果“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用“取甲製乙的策略”,“便是可恥的選擇主人的態度”。文章然後指名攻擊中國共産黨在1935年8月1日所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不曾有任何解釋,忽然由山上建立中國蘇维埃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對抗,一跳跳到願意立刻參加各黨派(不用說國民黨也在內)……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這樣的全國‘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此四個階級聯盟還要擴大些”。他以此①《火花》第3捲第3期,1936年9月25日出版。“”即燕子(《詩·邶風·燕》毛傳:“燕燕,也”。相傳“陳”姓傢族起源於殷商鬍公,後被封為“陳”國(今河南淮陽縣),而商國王祖先是“契”,“契母簡狄吞燕生契”,所以《詩經》“商頌·玄鳥篇”上,有“夭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記載。在陳獨秀的傢譜《江州義門陳氏傢譜》上也是這樣記載陳姓傢族的起源的。所以一些陳姓知識分子,都把自己說成是燕子的子孫。
陳獨秀起此筆名,大概亦然。據鄭超麟和濮清來說,他們在托派內部刊物上讀到過不少陳用“兒”筆名寫的文章。何之瑜也把“兒”的文章列入“陳獨秀著作年表”。
攻擊“八一宣言”是個“丟醜的文件”,攻擊此後發表的“朱德領銜的中國紅軍緻全國各省軍事長官,要求團结一致的快郵代電”,“丟醜”更“徹底”。
這時,還發生了一件陳獨秀批評托派拉攏魯迅的事。早在這年春天,中共上海地下黨根據黨的新方針,解散了中國左翼作傢聯盟,成立文藝傢協會,並在文藝界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擁護共産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也基本同意“國防文學”的口號,但認為此口號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有“不明了性”的缺陷。為此他提出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來進行“補救”和“糾正”。他強調統一戰綫“新政策”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纔是階級的立場”①。魯迅對統一戰綫和無産階級領導權的認識是辯證的,正確的;他批評中國托派“鬍塗”到連現在反侵略鬥爭中“民族的立場纔是階級的立場”都不懂,而上海地下黨內一些“我的戰友竟也在作相反的‘美夢’……也是極鬍塗的昏蟲”。但是當時上海地下黨這些領導人聽不得不同意見,認為魯迅“對抗”國防文學的口號,“破壞統一戰綫”,以“托派”、“內姦”等各種大帽子來排斥打擊魯迅及其意見相同的人。魯迅非常氣憤,批評“文藝傢協會”的“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反對“輕易誣別人為‘內姦’,為‘反①《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病中答訪問者》(O.V.筆錄),《魯迅全集》第6捲第590頁。
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姦’”的作風。
托派臨委書記陳其昌誤會了魯迅的意見,似乎認為魯迅是同情他們的。於是他就在6月3日以陳仲山名義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並贈送近期出版的幾份托派機關報《鬥爭》和《火花》(內容都是攻擊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信中首先攻擊中共在1927年革命失敗,“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轉嚮“軍事投機”;“放棄了城市工作”,“想在農民基礎上製造Redcds以打平天下”;現在“失敗了”,又轉嚮“新政策”:“放棄階級的立場,……*笥牘倭擰⒄汀⒕В醵朊裰詰墓糇郵幀險較摺保歡涎雲浣峁厝皇垢錈裰凇霸僭庖淮甕郎薄薄P胖諧腥舷衷諫蝦5囊話闋雜勺什準隊胄∽什準渡喜惴腫遊薏換隊膊車摹靶掄摺保趾敵掄摺霸絞芑隊泄錈閽皆舛競Α薄=幼判胖杏腫源擔骸拔頤欽飧鐾盤澹砸瘓湃鵡旰螅詘侔憷Э嗟幕肪持校頤塹鬧髡挪恍傅畝氛!改昀吹母髦質鹵渲っ魑頤塹惱溫廢哂牘ぷ鞣椒ㄊ欽返摹N頤欠炊允反罅值車幕嶂饕澹ざ饕宓惱哂牘倭諾持疲衷諼頤怯旨峋齟蚧髡庵峙馴車摹掄摺!痹謖庋拭韉乇硎玖慫峭信傻惱沃髡乓院螅啪投月逞附寫蹬鹺屠#骸跋壬難段惱掠肫犯瘢俏沂嗄昀此把齙模諦磯嚶興枷氳娜碩汲聊緄礁鋈酥饕宓目又惺保壬濫鼙咀約旱募夥芏凡幌ⅲ∥頤塹惱我餳縋艿玫較壬吶潰叫慕餿佟!雹俾逞岡拇誦藕螅醖信傻淖鑰涓械蕉襇模醖信捎枳約孩佟洞鶩新逅夠傻男擰罰堵逞溉返塚毒淼塚擔福浮ⅲ擔福挂場*的吹捧視為一種侮辱,所以他雖在病中,立即口述回信,諷刺說:“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幹淨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衹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衆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魯迅看出托派想利用魯迅反對上海地下黨某些領導人的錯誤行為,挑撥其與中共的關係,明確回答說:“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①托派臨委拉攏魯迅碰了一鼻子灰。陳獨秀在獄中知道後大發脾氣,問臨委為什麽會對魯迅發生幻想,並以宗派主義的眼光,對魯迅進行人生攻擊,說“魯迅之於共産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决不能再有什麽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②。托派臨委也抓住魯迅回信中懷疑他們“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的說法,攻擊魯迅“牽涉進黨派政治之後,甚至一個最有骨氣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③。陳獨秀和托派臨委的攻擊,衹暴露了他們自己的醜陋。他們閉眼不看,魯迅一貫是一個偉①②③《雙山回憶錄》第206頁。
《雙山回憶錄》第206頁。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魯迅全集》第6捲第588、589頁。
大的愛國者和革命者,他曾多次明確表示堅决擁護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他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一文中說:“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嚮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綫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綫,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傢,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①(重點係魯迅所加)這個立場與托派的主張本來就是根本對立的。魯迅不怕壓,不受捧,一貫堅持原則,是非分明,决不同錯誤、腐朽和庸俗的傾嚮妥協,即使與中共的關係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堅决反對上海地下黨某些領導人的宗派主義作風,一方面又明確表示擁護“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所以,陳獨秀對魯迅的攻擊,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過由此也表明,陳獨秀當初對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立場,是多麽的錯誤。
可是,1937年8月出獄後,他兩次積極主動地找到當時在南京籌備八路軍辦事處的葉劍英、博古等,“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這無疑又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自然,他對黨在抗戰中的基本路綫,並非完全擁護,他看不起甚至反對我黨領導的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就是一例。
陳獨秀的這兩大轉變,儘管有許多局限性,但其主流畢竟是順乎歷史發展的進步的表現,表明他在中華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接受了“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的原則,認為①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綫問題》,載《魯迅全集》第6捲第各黨派應“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戰爭上面”①。這裏,再現了陳獨秀“愛國者”的形象,為了“抗日救國”,他可以捐棄前嫌,放棄一些原來十分堅持的立場和觀點。他自認為這是符合列寧精神的,說“列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馬剋思主義的現成公式所束縛,在不同的時間和環境,大膽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號和鬥爭的方法”②。應該說,與其他托派相比,他的這種表現是鶴立雞群的。
與托派領導集團“决裂”在武漢獨立開創局面陳獨秀上述抗戰主張,是背離托派的傳統立場的。
當時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對托派在中國抗戰中的政策,都有明確的指示。托洛茨基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是正義戰爭,但蔣介石的抗戰,是違反自己的意志進行的,是“被人推嚮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所以,托洛茨基指示中國托派:“對於蔣介石和他的黨,以及整個中國統治階級,我們無需要存絲毫的幻想”;對於抗戰,一面要“積極參加”,“一面政治上準備推翻蔣介石。”③1937年8月,第四國際通過的中日戰爭决議案,還提出了兩個“打倒”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④對於“國共合作”,托洛茨基①②③④《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局關於中日戰爭决議案》,《中國革命問題》,第372頁。
托洛茨基:《論中日戰爭緻裏維拉的信》,《中國革命問題》,第351頁。
《雙山回憶錄》第233頁。
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
更是竭盡污衊之能事。他說,過去“共産國際的中國支部遵照着莫斯科命令,拋棄了馬剋思主義,接受了反動的與學究氣的‘孫文主義’,加入了國民黨,服從它的紀律。……在目前的對日戰爭中,又在重複着這個同樣致命的政策了。”
派臨委,根據托洛茨基籌備第四國際的精神,也開始籌備正規的中國托派政黨,但是不久,尹寬和王文元又先後被捕。抗戰爆發,繼陳獨秀出獄後,獄中托派分子紛紛被釋,彭述之、劉傢良等人到上海加入了臨委。臨委書記仍是陳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員還有李福仁、寒君。他們根據上面托洛茨基和托派國際指示精神,在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召開了一次“中國共産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决議》,提出了他們的“抗戰”綱領。决議認為國民黨抗戰,一是“不能不以‘應戰’來維護其統治權”,一是“以‘應戰’作為達到它妥協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他們的政策是,“全體民衆立刻自動組織和武裝起來參加抗戰,……立刻召集緊急的普選全權國民會議以領導徹底的抗日戰爭”;對於國民黨各派,“號召群衆監視他們的行動,並準備力量推翻他們”。對我黨執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托派更是杯弓蛇影,歇斯底裏大發作,攻擊我黨是“徹底投降”,“今天的‘國共合作’,不僅是1925—1927年國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覺的叛變。斯大林黨(指中共——引者)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産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後衹有依附於一派資産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産階級。……成為資産階級欺騙和壓迫民衆之天然工具。”揚言:“必須無情地打擊這種小資産階級的改良派,以獨立的馬剋思主義的革命鬥爭政綱,去抵抗以斯大林黨為首的欺騙虛偽的機會主義(放棄階級鬥爭)的潮流。”①很顯然,托派的“抗戰”路綫,依然是“極左”加反動。口頭上參加抗戰,實際上是破壞抗戰。
陳獨秀斥責上述托派臨委的主張是“極左派”,不屑一顧。
王文元說:“上海方面的意見,他說寄來過,可沒有保存。大概一怒之下,扔進字紙簍了。”陳獨秀認為“宗派的做法沒有出路”,譏諷他們“衹會背老托的文章,於實際的政治鬥爭一無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間裏喊抗戰,沒有在實際行動上跨前一步,沒有鄭重地投身於政治的乃至軍事的鬥爭。不論任何時候,任何條件,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②。
陳獨秀堅持自己的主張,不為任何人所動搖。被稱為是他的“忠實學生和同志”的鄭超麟,1937年8月29日出獄後,曾到陳處(陳當時住在南京陳鐘凡傢裏)住了一宿,鄭反對陳的幾條抗戰提綱,特別反對暫時對國民黨政府“休戰”,並從所謂理論到實踐各方面,攻擊共産黨會解散組織加入國民黨。陳不同意鄭的觀點,明確表示不反對共産黨聯合國民黨一同抗日的主張。話不投機半句多,鄭第二天就離開了陳獨秀,③從此二人再沒有見面。陳卻在文章和書信中經常批評鄭超麟把中日戰爭看作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之戰,應當采取①②③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
《雙山回憶錄》,第233頁。
《“托派”對於抗戰的主張》,第13頁。
“失敗主義政策”等荒唐的觀點。
志”王文元出獄後來到武漢他的住處住下。王也不同意陳的抗戰主張,“覺得除了一般的擁護抗日之外,我們特殊的立場完全不曾提到”。王試圖要陳考慮在武漢創辦一種刊物,但當即遭到他的反對。陳認為:辦刊物“不但無可能,而且無必要”。他表示“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拋棄,今後如果還想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起若幹作用,必須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徑”。①這個“新方法,新途徑”是什麽呢?陳獨秀認為在國民黨由於軍事上失敗和政治上腐敗失去其在群衆中的影響以後,衹有那些主張民主和自由,同時又擁有武裝實力的黨派,才能領導抗戰和民衆不滿國民黨統治的“騷動”。因此,托派“舊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傳,藉此組織起來,實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須拋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團结反國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則積極跑進抗日的武裝隊伍中去,為未來任何變化預先取得有利於革命的可靠保證。”
王文元覺得陳關於工作方面的意見“值得註意”,佩服他確象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敏銳的觀察傢”,具體地懂得政治鬥爭是怎麽回事。他同意陳提出的工作精神:在熱烈沸騰的抗日怒潮中,我們絶不該再以背誦“教條”為能事,必須設法實實在在地投身進去,積極地起作用。但是,他絶①《雙山回憶錄》,第233頁。
不同意陳把托派的政綱降低到“爭自由與民主”,不贊成陳與各個“民主政派”聯絡的方針,也不同意陳抗戰中不能引發革命的悲觀估計。不過這不是當時最根本最迫切的問題,因此王文元同意留下來,與他走一段“新途徑”的嘗試。不久,濮德志也來到武漢,他采取了王文元同樣的立場。“三駕馬車”開動了起來。
“春雨斷橋人不度,小舟撐出柳陰來”。陳獨秀篳路藍縷,談何容易。說也真巧,當時陳獨秀正好遇上了一個國民黨的師長何基灃,並與他拉上了關係。此人原屬於宋哲元部下的陸軍第一二○旅旅長。“盧溝橋事件”爆發時正在該地駐防,打響全國抗戰第一槍的吉星文團,便屬於該旅所轄。事後,何被擢升為一七九師師長;因作戰挂彩,在漢口養傷。這個軍人給陳獨秀的印象很好。陳說他無任何不良嗜好,無粗獷氣,更沒有虛矯的架子,夫婦倆住在一個廂房樓裏,連個勤務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陳與何相談中瞭解到,何堅决抗日,對國民黨的領導感到異常痛心。半年來在華北的實際戰鬥,使何深深懂得,不將軍隊的政治認識提高,無法有效地抗日,更無法取得勝利。因此,在養傷期間,何幾乎讀遍了漢口所能買到的有關於抗日乃至一般社會科學的書籍。學習和思索的結果,使何决心要從漢口邀猜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隊裏,對兵士們進行政治教育工作。這正是陳獨秀夢寐以求的好機會。於是兩人很快就商定一個中心思想: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衆,藉此增強軍隊力量,謀取抗日的勝利。這就把陳獨秀抗戰綱領中減輕人民負擔,以使人民支持抗戰,“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體化了。
但是,王文元、濮德志對這種做法心有餘悸,怕重演大革命時期共産黨的政治工作人員替軍隊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劇。陳獨秀則認為:毫無理由把目前的行動當成“軍事投機”。“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說,“我們是窮光蛋,不是第三國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人傢騙取。其次,我們進入他的軍隊,目的雖然不在‘篡奪’,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變成革命傢。……(他)可能會真心轉嚮革命的,倘如此,則不難使這不小數量的武裝力量置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們既然一開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與行動方針,自不難進退隨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損害。”①最後落實的計劃是:陳獨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個河南青年馬××,到何基灃的內黃師部去,王任秘書長,濮馬為參謀。陳獨秀給他們的指示是:到軍隊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衆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衆的革命環境,即在轄區內盡可能發動土地改革運動,以便使軍隊同時革命化②。
與軍事圖謀同時並進的,是陳獨秀在政治上籌劃第三種勢力的努力。國民黨京滬戰綫潰敗以後,戰場西移,武漢成了國民黨政府的臨時首都,成了政治軍事的中心以及群衆運動新的策源地。一時冠蓋如雲,各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為抗戰事業所激發,匯集到這裏進行緊張的活動。陳獨秀利用其個人威望,緊緊抓住身邊出現的這個特殊環境,實施他的新方案。他積極地和章伯鈞等第三黨、救國會以及其他一些①②《雙山回憶錄》,第238頁。
《雙山回憶錄》,第238頁。
民主人士相接觸,“企圖組成一個聯合戰綫,想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不擁國(民黨),不阿共(産黨),以爭取民主和自由為共同目標”①。
由於國民黨喪失民心,以致不但工農和廣大的城市小資産階級,就是原來擁護國民黨的一部分資産階級,也都怨懣已極,日益對國民黨采取反對派的態度。他們對共産黨産生了愈益增長的期望。我黨在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領導下,正利用這種形勢,積極開展統一戰綫的工作。陳獨秀也敏感地覺察到了這種形勢,企圖與共産黨爭奪群衆,擴大自己的影響。但是,王文元和濮德志卻反對他的做法,認為要爭取群衆首先要打破群衆“對幾個所謂民主黨派可能發生的幻想。要打破他們的幻想,我們必不可與他們締結聯盟,必須保持獨立。在具體問題上儘管可以和他們采取共同行動,但在思想與政治上,我們卻必須對他們進行批評”。陳獨秀對此“非常生氣”。他覺得王、濮太看重教條,太不懂實際政治,與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陳的性格特點是:一旦决心立下,就堅定不移,別人不容置喙。於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四派會議”②,先後被二人拒絶。後來羅漢來到武漢,他又派羅漢出席“四派會議”,羅去了兩次,也嚮他“告退”了。接着,他又派濮德志去開封請羅章竜,函招長沙的高語罕,希望這兩位被共産黨開除又不投靠國民黨的老相識,能支持他的①②“四派”即陳獨秀派、第三黨、全國救國會和桂係反蔣派。
《雙山回憶錄》,第239—240頁。
“復興事業”①。但是對於真正投靠了國民黨的叛徒,他是不屑為伍的。張國燾從延安叛逃到武漢後,想拉陳另組“共産黨”,武漢市公安局長為此幾次拉他倆在一起吃飯,企圖撮合。
陳衹應付,决不與謀。他對包惠僧說:“張國燾想拉我,我對他說,我沒有這個能耐。”②陳獨秀認定自己在武漢的努力,不會得到托派領導集團的同意(後來彭述之果然批判陳獨秀的這段努力是“軍事投機”和“拉攏投機政客。”③)。為此,他“廣泛聲明”:“我衹註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④“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來武漢後……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⑤陳獨秀還把這種立場親自寫信給上海臨委陳其昌等人,並在1938年離托派的聲明”。其實他衹是說“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未參加任何黨派”,而不是“脫離托派”,恰恰相反,他在這個聲明中,明確拒絶作“脫離托派的聲明”,譏其為“畫蛇添①②③④⑤陳獨秀:《給〈新華日報〉的公開信》,《掃蕩報》1938年3月21日。
陳獨秀:《給陳其昌等人的信》(1937年10月21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3頁。
犀照:《活的少數派在依附死的陳獨秀》(1942年11月30日),《保衛馬剋思主義》(托派油印小册子)捲三之二,第203頁。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三)。蔡孟堅:《悼念反共強人張國燾》,《傳記文學》第36捲第1期。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雙山回憶錄》第239—241頁。
足”。
陳獨秀的這個行動,引起了托派臨委的驚慌。他們有的主張,“公開嚮外聲明,D.S.(陳獨秀在托派內部的代號——引者註)同志的意見不是我們共産主義同盟的意見,有些同志甚至主張與他决裂”①。劉傢良說:“陳獨秀及其附和者對中國資産階級存在着強烈的幻想。……據我們的觀察:這個機會主義者(一個標準的機會主義者)是沒有希望的了。與他决裂衹是一個時間問題。”②李福仁甚至相信陳獨秀是以“某種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國民黨,纔被放出來的③。最後在多數贊成之下,他們通過了一個叫《我們對於獨秀同志的意見》的提綱④,指責陳獨秀發表的“與任何黨派沒有關係”的聲明,是“完全采取了‘超黨’的,即‘超階級’的立場。他自‘八一三’以來所發表的一切文字,正由這一立場出發,因此一貫地充滿了機會主義的精神。”“他放棄了自己多年來所堅决擁護並為之奮鬥的革命旗幟,這等於叛變了組織,叛變了自己”。“提綱”接着逐條批駁了陳獨秀的抗戰主張:“D.S.主張‘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實際上即等於否認無産階級在民族解放鬥爭①②③④《保衛馬剋思主義》捲一,第7頁。
托洛茨基緻李福仁的信(1937年12月1日),《托洛茨基檔案中緻中國同志的信》第68頁。
劉傢良緻李福仁的信(1937年11月21日),《托洛茨基檔案中緻中國同志的信》第69頁,譯註①。
《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S.同志問題》,《保衛馬剋思主義》捲一,第28頁。
中的領導權,這根本是反動的思想”;D.S.不僅自己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戰,“又公開叫民衆‘要相信政府有抗戰决心,是不會中途妥協了’,這完全是替國民黨政府作宣傳筒,結果即是欺騙民衆。這與我們的基本政策毫無共同之點”。“提綱”還說陳關於在野黨“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抗日戰爭之最高統率權”的主張,“十分明顯地是主張維持國民黨的軍事專政,是完全放棄了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專政之原來的政治主張。”“提綱”還認為“D.S.所以遠離第四國際的基本立場,在最重要問題上走到了如此的機會主義,主要是由他自出獄後希圖無條件地保持自己的‘公開地位’,因而不得不嚮國民黨政府妥協,不得不嚮斯黨(指共産黨——引者)表示讓步,……放棄了自己原來的革命立場,然而這正是社會民主黨及一切所謂合法的馬剋思主義者之所以墮落之根本原因。”“提綱”最後提醒說:“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隊伍裏來,首先必得考慮他所幻想的‘公開地位’,進而考慮他近來全部思想錯誤的根源,否則他的錯誤將跟着時間前進至於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們希望D.S.同志將站在革命的利益上來互相討論和批評,以便最後獲得共同一致的正確結論。”
上書托洛茨基又受托派抨擊托派領導集團這種思想僵化,抱殘守缺,不可理喻的狀態,陳獨秀並不感到奇怪。他毫不妥協,立即反擊。但是,他反擊所采取的辦法是寫信嚮托派總頭目托洛茨基告狀①。該信件在回擊臨委的指責時,完全是站在“我們”——整個托派(包括臨委)立場上,以嚮托洛茨基匯報和檢查自己工作的口吻說的。
信一開頭就敘述中國抗戰的潰敗局勢,及中國托派由於“極左派”路綫的錯誤,造成組織衰萎,因而對這種失敗局勢處於惱人的無能為力的地位。他哀嘆:“我們當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戰爭中有很大的發展。然如果政策比較的正確些,也不致象現在這樣衰萎。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嚮……。”
同時,他也是代表整個中國托派,提出今後他認為正確的工作方針:“我們不應該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復失地以後,應該立即準備在日本繼續占領的環境中,開始在當地狹小範圍內從頭做起……。衹有組織上獲得相當數量的工人群衆,政治宣傳行動上無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於民主民族鬥爭的小集團,才能夠得上做重新創造無産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
最後,為了打動托洛茨基的心,他把他與“極左派”集團的鬥爭與“第四國際的威望”聯繫起來,說:“現時遠離群衆遠離現實鬥爭的極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覺悟過去輕視民族民主鬥爭的錯誤,大大地改變態度,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低下頭來在上述工作方針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舊說大話,擺領導者的大架子,組織空洞的領導機關,妄想依靠第四國際①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4頁。
支部的名義,閉起門來自立為王,除了使第四國際的威望在中國喪失外,別的將無所成就。”
這封寫於1939年1月的信,充滿着對托派在中國命運前途的關註和憂慮,這與他1938年3月發表的那個被人稱為“脫離托派”的聲明,情調顯然是不同的。為什麽一年之間,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變化呢?我們應當怎樣看待那個聲明與這封信的關係呢?我認為:第一,他衹反對托派領導集團,並不反對托派組織。
他把“我們的組織”與“極左派的小集團”是分開的,譴責後者,而對前者抱有希望。從私人關係上說,這個“小集團”,那時實際控製在他長期厭惡的彭述之和劉傢良以及尹寬手中,這無疑更增加他與“小集團”的對立情緒。如他所說:“關於老彭和長子(即尹寬),即使意見相同,我也誓不與之共事,況且根本意見相差很遠。”①因此,他可以實際上脫離托派組織生活,卻不願“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更不能去反對它。
第二,他衹反對托派的“板左”路綫和政策策略,不反對托派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原則。
在抗戰問題上,陳獨秀與托派領導集團的分歧,是托派內部的分歧,實質上是他們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共同行動”等問題上傳統分歧的繼續和深入。在給托洛茨基信中,陳在分析極左派抗戰問題上的錯誤根源時指出:“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嚮。例如:有些人認為民主革①《給陳其昌等的信》,《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4頁。
命在中國已經完結;有些人認為下一次革命性質是單純的社會主義的,沒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認為中國下一次革命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的;有些人懷疑國民會議的口號,認為它沒有階級的意義;……有些人認為民族民主鬥爭是資産階級的任務,無産階級雖然可以參加運動,而不是自己的任務,攻擊同志中主張中國無産階級應該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務放在自己雙肩上的人是左派資産階級的意識;有些人認為任何時期任何事件任何條件下,和其他階級的黨派協議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或國內獨裁者的共同行動,都是機會主義。這些極左派的傾嚮,在組織內部的宣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對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者。”
在1938年3月聲明前4個月,他最早嚮托派臨委宣佈“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的信中,曾批評他們“亂駡”中共和國民黨,尤其是駡中共執行的“聯合戰綫”政策是“階級合作”,是中國革命的“製動機”和“障礙物”時,認為“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則是非常的錯誤”,因為“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他尤其堅持托派傳統的城市工人運動為中心的觀念,不承認中共無産階級的性質和馬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堅决反對共産黨實行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因此,陳獨秀在3月聲明中,斷然拒絶“公開放棄並堅决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
局面的策略。抗戰初期,由於蔣介石被迫抗戰了,共産黨也以民族利益為重,改變了“推翻國民黨”的政策,實行國共合作抗日,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但是,托派卻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依然堅持“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反對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實際上起着破壞抗戰、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特務機關公開宣稱要利用這種作用,幫助托派發展,於是“托派”就成了“漢姦”的同義詞,成了人人惡而遠之的臭招牌。正如陳獨秀在信中所述:“在戰爭中,這般極左派的人們,口裏也說參加抗戰,而同時卻反對把抗日戰爭的意義解析得過高。他們的意思或者認為衹有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戰爭纔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譏笑‘愛國’這一名詞;甚至有人認為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有人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産階級當炮灰;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嚮共産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據此,陳獨秀痛心地指出:“群衆眼中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駡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漢姦’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到了回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者主要的究竟是誰。從開戰一直到今天,這種狀況仍舊繼續着,不但無法獲得群衆,簡直無法和群衆見面。”所以,陳獨秀想利用他原來的聲望,利用他五年坐牢表面上與托派斷了聯繫的條件,在國民黨統治區獨立開創一個局面,去團结廣泛的民主勢力和插手軍隊,因而必須聲明他與托派無關。
但是,這個開創新局面的努力,他並不否認依然是托派的事業;看來,他是想待局面打開、有了基礎之後,再來糾正和說服托派臨委。這個秘密是當時與陳獨秀一起嘗試開創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他說:“依照我的想法,這工作(指到何基灃部隊工作——引者)如想順利開展,必須通知上海的臨委,讓他們核準,並通盤决定工作步驟及調派工作人員;而獨秀則討厭上海的人,反對這樣幹,他認為讓我們幾個人幹好了,待有成績與需要時,再嚮上海要工作人員。”王文元還說,陳獨秀在與“民主黨派”接觸,企圖組成一個聯合戰綫時,也是以“我們”的姿態出現的。而這個“我們”,與他後來給托氏信中的“我們”是一致的,即“表面上否認托派,而言談中卻仍以托派自居”①。
1939年1月所寫的信是他獨自開創局面受挫後思歸情緒的反映。
以上所述,說明陳獨秀還沒有與托派决裂,但並不是說他對這個問題,一點思想考慮也沒有。說得正確些,他在武漢的努力,雖然仍然站在托派的立場上,眼睛卻在觀望,揣摩風嚮。如他對王文元說的,陳獨秀衹代表陳獨秀個人,至於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得在新鬥爭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②。
他在給陳其昌等人的信中也說:“你們都是史大林主義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侶。……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③那麽,他在武漢的努力,得到了什麽結果①②③《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3、24頁。
《雙山回憶錄》,第233頁。
《雙山回憶錄》,第240、241頁。
呢?他的觀望,又望到了什麽呢?他插手軍隊,派王文元等三人去何部工作,可是平漢路的車票買到,臨動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灃被免除師長職,“着毋庸回任”①。這就使他的軍事圖謀落空了。因為陳獨秀雖然被釋放,仍受着國民黨特務的監視。而且這個監視的任務是軍統特務頭子戴笠親自佈置給當時武漢警察局長蔡孟堅的。②因此陳獨秀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國民黨的眼睛。這樣,蔣介石十分嚴密地掌握着陳獨秀與何基灃的聯絡,終於在關鍵時刻掐斷了這種聯繫。不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擊接踵而來。約高語罕來,高遲遲不來;邀羅章竜,羅表示婉絶。特別是王明、康生製造了一個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偵探機關300元津貼的“日寇偵探”事件,使他傷透腦筋。雖然人人明白這是赤裸裸的“誣陷”,那些民主人士礙於政治鬥爭之微妙,還是紛紛離開了陳獨秀。跟隨他走了一段“新途徑”的王文元、濮德志、羅漢等人,也先後離去。無可奈何花落去,面對着這種風流雲散的悲涼處境,他自己也於1938年7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底下,被迫溯江而上,進入了四川。
這時的陳獨秀,真是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無限悵惘:一是對國民黨的希望完全破滅,哀嘆“開戰前國民黨政府沒有作戰的意志,倉卒應戰,最不可少的準備太不夠,甚至某些部分簡直沒有。開戰後,復以反革命的方法,來執行民族革①②蔡孟堅:《悼念反共強人張國燾》,《傳記文學》第36捲第1期1930年1月。
《雙山回憶錄》,第239頁。
命的任務,所以軍事失敗”①。二是對共産黨滿肚子的怨恨。他把王明、康生的錯誤行為,看成是黨的旨意。三是認為民主黨派太經不起風浪。在這又一次嚴重失敗和從未有過的孤獨之中,上海臨委派了與他有深厚友誼的陳其昌,來到了他的身邊,與他交換意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給托洛茨基寫這封信的。所以,信上所流露的那種感情,所反映的那種立場,是很自然的了。他的“從頭做起”,既是武漢受挫後的呻吟,又是不甘失敗的掙紮。同時,他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基礎還是托派,也衹能是托派。所以,他在給托洛茨基的信中,如數傢珍似地談到托派的組織力量:“我們在上海、香港二處有組織的人共計不滿五十,其餘全國各地遊離分子大約在百人以上。”
但是,要他放棄自己的原則,與上海的托派臨委和解,也同樣辦不到。他認為:“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在這種矛盾和痛苦的心情支配下,他對極左派的批判,自然就夾雜着猶如一個慈母對犯有錯誤的兒子那樣的痛惜和自責,說出“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嚮”的話來。
有人拿劉仁靜提供的一個情況,證明陳獨秀已與托派脫離關係。劉說他在1938年到武昌,找到了陳獨秀,“陳獨秀開始對我很客氣。第二天我去見他,他就不見我了,還給我①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
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絶交,劃清界限”①。其實劉仁靜後來自己出來糾正說:“有人說陳獨秀那次不見我,是表明他與托派劃清界限。實際相反,因為我當時已是被托派開除的人,所以他不與我交往。”②原來,1935年3月劉仁靜在北平被捕後,就押往南京被判徒刑兩年半,進入了蘇州反省院,並擔任這個反省院犯人“自治會”的主席。他在反省院辦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發表了好幾篇文章,繼續宣傳被陳獨秀批判過的先“經濟復興”後搞革命的理論,宣稱:“現在民族復興的途徑衹有靠階級調和,一致對外”;“就中國現狀看來,在中國想實現社會主義或非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人道主義者的幻想”;主張中國應該“節制私人資本,即是創造國傢資本,……實現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③。陳獨秀在獄中見到這些文章後“很惱火”,並建議托派臨委把劉仁靜開除了。
內,發現了一份以“中國共産主義同盟臨時委員會”名義寫的手稿——《開除劉仁靜黨籍啓事》。《啓事》說:“劉仁靜於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後,未能保持革命者堅决的態度,後入蘇州反省院,更顯出動搖的傾嚮。最近我們在蘇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讀到了他所投登的幾篇論文如《節制資本芻①②③《讀〈資本論〉芻議》,《半月刊》,第3捲第11期;《讀〈西洋史論〉》,《半月刊》,第8捲第21期。
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12日,唐寶林整理)。
《訪問劉仁靜先生談話記錄》(1979年3—4月,史斌、蘇晏整理),《黨史資料》叢刊(上海),1981年第4期。
議》①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宣傳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整個思想,無疑已投降於反動的孫中山主義之前。為此,我們鄭重聲明:中國共産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剋——列寧派)决不容許抱有這樣思想的分子,繼續容留在他的隊伍中。”
這個《啓事》寫於1935年11月17日,經過“臨委”核實修改補充後,改名為《中國共産主義同盟為開除劉仁靜黨籍通告》,發表在1936年12月15日出版的托派機關報《鬥爭》第14期上。《通告》一開頭與上述“啓事”開頭一樣,說他被捕後動搖,接着說:“惟當時僅憑同志口傳,本同盟不能率爾置信。”——這說明劉仁靜問題的發現及處理意見,確是陳獨秀首先提出。“通告”然後說:“近聞江蘇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見有劉仁靜投登的長文《讀〈資本論〉芻議》、《讀〈西洋史論〉》等篇,完全證實其思想的反動與叛變。……為此,本同盟正式宣佈劉仁靜為共産主義的叛徒,開除其黨籍。”
後來,劉仁靜嚮李福仁問起過這件事,李對他說:“當時開除你,是獄中的陳獨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獄後先到上海,要求恢復與托派的組織關係,未成;他又在1937年10月洛茨基,請求幫助解决其恢復組織關係,同時報告陳獨秀在武漢的言論,挑撥說:“全體同志對他表示失望了。”③但是,①②③《托洛茨基檔案中緻中國同志的信》第74頁,註④。
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12日,唐寶林整理)。
可能為《讀〈資本論〉芻議》之誤。
托洛茨基在1938年2月23日緻李福仁的回信中,對陳獨秀卻仍然表示關懷和尊敬,而對劉仁靜卻明確表示:“至於劉仁靜,我不願給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勢太緊張,我無法確定他是否在玩兩面手法。”①托洛茨基對二人的態度,真是涇渭分明,使劉仁靜出乎意料。劉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漢求救於“老冤傢”陳獨秀,但又遭陳獨秀的冷遇。
陳獨秀冷遇劉仁靜的事實,非但不能說明陳與托派脫離關係,反而說明他為了維護托派的“純潔性”,拒絶被他和托洛茨基鄙視的劉仁靜再回到托派隊伍中來。劉回到托派中來的努力失敗後,就公開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1939年,劉仁靜去西安,投到軍統頭目國民黨第十戰區政治部主任梁幹喬的麾下,任戰區政治部宣傳科長,專門對延安進行反共宣傳。
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由陳其昌帶到上海,讓李福仁轉交托洛茨基,於是引起了托派臨委們的憤怒。他們也立即寫了《臨委給國際的政治工作報告》②,以駁斥陳獨秀加給他們的“極左派”罪名。報告承認:“我們的政治路綫並沒有能給予這次戰爭以多大的影響。……但這不是我們主觀的過失,更不能以此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綫是錯誤的(象D.S.同志歸咎於我們的)。這是一大串的客觀原因形成起來的,……至於要說到我們的錯誤,也不是沒有,如不能將我們的政治路綫根據隨時發生的事變和民衆的實際要求配合起來,嚮各種民衆隨時進行鼓動和宣傳,並進而實行組織廣大民衆,……但同①②《保衛馬剋思主義》捲一,第10頁。
同上第73頁。
時也必得知道這是由於我們的組織太弱小太孤立了。”報告表示今後仍堅持他們自抗戰以來的基本路綫:“我們認為這一路綫,是完全正確的,……而且與托同志最近關於中日戰爭所發表的許多文件的意見相符。”
兩方面的意見,同時寄到了在美國的托洛茨基手裏。
中國抗戰爆發以後,托洛茨基一直密切地註視着陳獨秀的命運和動嚮。他在與托派臨委成員李福仁的談話和通信中,陳獨秀問題,是一個重要話題。
仁,他要李在中國發起一個“護陳運動”。因為那時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托洛茨基出於偏見,擔心斯大林與蔣介石“盟約一簽定,他們將殺死陳獨秀:我們一定要為他發起一個運動,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發起這個護陳運動。”①12月,當李福仁把陳獨秀的抗戰主張告訴托洛茨基,並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劉傢良等人與陳决裂時,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魯莽的判斷”,指出:“戰爭初期,特別是民族戰爭的初期,總是給革命黨造成最大的睏難。即使是布爾什維剋黨——不是在一場民族戰爭而是在沙皇帝國主義戰爭的頭幾個月中,也完全癱瘓了。它的有資格的代表們發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與模棱兩可的宣言。後來逐漸地,在群衆變動的情緒壓力下,他們纔回返到革命路綫上來。……我們不應該通過非常魯莽與非常嚴厲的手段來和中國朋友們决裂,因為他們①托洛茨基:《與李福仁的談話》(1937年8月11日),《中國革命問題》第對自己的態度愈無自信,他們也就會愈加敏感。如果他們現在跨錯了一步,同時卻不曾跟第四國際破裂,我們一定要友好的與耐性的態度來批評他們。”同時,托也不同意李作的陳獨秀是“投降”後纔獲釋的猜測,認為衹能作一種假設,即在抗日問題上,“可能在一方面的蔣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們的同志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可是托卻“完全同意李說的“斯大林派(指中共——引者)現在可能要暗殺陳獨秀的想法”,並說:“正為了這個緣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國或墨西哥來。”他要李以他的名義立即給陳去信談談這個問題。”這對陳獨秀來說是一個生死問題,對第四國際說則是一個巨大政治意義的問題,至於他能參加大會所能帶來的好處,那就更不必說了。”①1938年2月5日,托又緻函李福仁,催促他設法把陳獨秀“弄到美國來”,並教他“可以以出國宣傳、使外國工人運動贊助中國為理由,要求當局授權放洋”。他還是認為:“如果蘇聯參戰,……到那時我們的所有同志會被消滅。
我們必須在這個意義上對他們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讓陳獨秀出來,無論對於他或對於我們,同樣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國際中可以起片山潛②在莫斯科給第三國際所曾起過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陳獨秀還能比片山潛給革命事業帶來更多好處。”③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對陳獨秀寄予了多①②③《托洛茨基檔案中緻中國同志的信》第71頁。
片山潛(1860—1933)日本社會民主黨的主要創始人,同情蘇聯十月革命,曾協助美國共産黨的建立,任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托洛茨基檔案中緻中國同志的信》第68、69頁。
麽大的期望。
過了4個月,當他得知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是“日本間諜”及陳獨秀一方面反對托派臨委,一方面又拒絶發表“脫離托派”聲明的消息後,他又寫信給李福仁,表示:“我非常關懷的問題是陳獨秀的人身安全。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我毫不懷疑斯大林派會在戰爭期間暗殺他。……他應該到美國去,如有可能,應取得中國政府的同意。……陳獨秀如到美國,能為中國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展開很有效的宣傳。他以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老革命傢、且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傢資格來進行這種宣傳,對於美國工人所能發生的影響會比莫斯科的代理人們所能發生的要大到一千倍”。“陳獨秀對我們中國支部保持很謹慎的態度,我絶對能夠理解。他在中國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動都受着當局的管製。……在這樣的情形下,陳獨秀很易被牽連到某種臭名洋溢的司法羅網中去,如果發生這種事情,對他將是致命的打擊,對第四國際也極為有害。他的處境如果尚非絶難忍受,卻已是極端睏難的了。他無論如何得跑到外國來。這是我最深的信心。”①這封信後,大約有半年多得不到陳獨秀的消息,托洛茨基很着急,1939年2月23日,他在給李福仁的一封短信中問:“陳獨秀的近況如何?他在幹什麽?他的思想如何?”②陳獨秀的信和托派臨委的報告,托洛茨基都看到了,他當然明白臨委在抗日問題上的意見更符合他的思想。可是,出①②同上第75頁。
《托洛茨基檔案中緻中國同志的信》第73頁。
於他一貫對陳獨秀的尊敬和利用的立場,他顯然不能站在臨委一邊批評已經孤立到衹有一個人的陳獨秀,否則,勢必加速雙方的破裂,而把陳獨秀完全推出中國托派運動。所以,他十分審慎地表示:“我很睏難形成一種確定的見解來判斷我們的同志們的政治意見,或判斷他們極左主義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斷我們老朋友方面對於他們的嚴斥是否正確。”對於陳獨秀仍忠於托派事業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針,托洛茨基顯然深受感動,因為陳提出的當前衹能進行民族民主鬥爭的主張,與他提出的中國在“過渡時期”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所要解决的任務,並無不合。而陳獨秀看不起中共組織,提出使中國托派成為“創造無産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的意見,更是他一貫的願望。在1932年九、十月間他給陳獨秀的信和1937年8月與李福仁的談話中,他都強調了這個願望。所以他又對陳獨秀表示了較多的諒解和支持。他說:“我非常歡喜,我們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舊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含有若幹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為在本質上是正確的,我希望在這基礎上能夠同他經常合作。”①托洛茨基知道,雙方矛盾已不可調和,如何解决,他還是堅持:把陳獨秀調離,到美國參加第四國際工作。這樣既解决了陳與臨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對陳留在中國危險的擔心,同時,也遂了他多年來要陳獨秀這個知名人物參加第四國際領導機構以提高第四國際威望的心願。這對托洛茨基來說,是一舉三得的好辦法。
①《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8頁。
王文元在陳獨秀逝世時寫過一篇題為《托洛茨基與陳獨秀》的文章①,對托洛茨基為什麽幾次三番在陳獨秀與其他托派鬥爭中襢護陳獨秀,有這樣的評述:“將近十年來,如果沒有托洛茨基的‘保護’,陳獨秀大約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開除,宣佈‘自動脫離’或宣佈‘變節’了!”王文元說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第一次提到陳獨秀時說過一句名言:“陳獨秀同志根據他自己觀察來估計局勢,與我們根據理論思考而估計局勢,恰恰說着同樣的話。”②又說“這個評價决定了托洛茨基對陳獨秀的態度,直到最後。他自始至終十分珍視那有經驗的革命的陳獨秀,而不重視馬剋思主義理論傢的陳獨秀。所以每當中國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氣、或因理論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確的批評而攻擊陳獨秀時,托洛茨基所采取的態度總是襢護的甚至‘麯宥的’”。王還說托洛茨基所以特別看重陳獨秀,是要陳參加第四國際,“正因為如此,他不斷地要獲知陳獨秀的思想發展。自從一九二九年以來,陳獨秀思想上的一切錯誤——無論真實的或虛幻的——托洛茨基沒有一件不知道”;“托洛茨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陳獨秀的錯誤,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長處與價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願做出陳獨秀‘變節’的結論。為什麽呢?理由就是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他重視實際革命者的陳獨秀,遠過於馬剋思主義理論傢的陳獨秀。倘然陳獨秀是考茨基與普①②托洛茨基:《中國革命與史大林同志的提綱》,載《中國革命問題》,第40頁。
《國際主義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出版。署名:連根,即王文元。
列漢諾夫型的人物,是成熟的與有機的理論傢,是不知真實革命為何物的書齋學究,那末托洛茨基也許早已和他决裂了,不再寄以希望了;但陳獨秀顯然不是這樣的人,他是李卜剋內西與貝貝爾型的真誠革命者,有經驗的,具有敏銳而正確的觀察力的,但沒有徹底係統化的意見的。”王文元認定托洛茨基相信當革命局勢來臨時,陳獨秀還會與他們“說着同樣的話”的;“真實的革命將使我們之間的不同意見消滅於無形,陳獨秀還會回到革命的第四國際的立場來,他仍舊要在中國革命中起着巨大作用。”
王文元在這裏指出了陳獨秀與李卜剋內西及貝貝爾的相同點,與普列漢諾夫及考茨基的相異點。但是,除此以外,他還有與前者的相異點,恰恰是與後者的相同點,即李卜剋內西與貝貝爾的錯誤是“左傾幼稚病”,而陳獨秀卻是“右傾”,這一點與普列漢諾夫相類似,而後來陳獨秀的民主觀,又被王文元說成接近於考茨基。所以說,把陳獨秀與任何一個人簡單的類比,是很難貼切的。陳獨秀就是陳獨秀。他是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的一個獨特的人物。
托派臨委見到托洛茨基的信,感到委麯和難堪。他們又專門寫了一個《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S.同志問題》①。這份“報告”對托洛茨基回信的最大挑戰是:“D.S.同志自出獄後便一貫在政治上采取機會主義立場,在組織上采取取消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否認的聲明:D.S.同志與我們之間在抗戰過程中有根本不同的兩條路綫:一條是嚮①《保衛馬剋思主義》捲一,第21頁。
孟什維剋機會主義乖離的路綫,一條是不可調和的布爾什維剋——列寧派路綫。”
“報告”強調他們是“站在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觀點上,……監視着戰爭的每一步發展”,而說陳“一貫便采取政府與人民的中間的立場,一面嚮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資格,哀求和說服政府對民衆采取寬容和改良政策,一面則以空洞和含糊的話叫民衆‘相信’政府,叫民衆‘自動’起來幫助政府。這種遊離的超階級的態度與布爾什維剋——列寧派的基本明確的階級立場不能調和。”
“報告”雖然再次否認陳獨秀的批判,鄭重地發表“最後負責的聲明”:“D.S.攻擊我們為極左派所列舉的罪名沒有一條是真實的!”但又不得不承認:“我們這個團體一貫處境孤立,……一貫與群衆沒有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不能及時反映出廣大群衆心理的轉變。”
“報告”集中火力攻擊陳獨秀已經離開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理論。因為陳獨秀在《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資本主義在中國》、《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等文章和演說中,在堅持托派傳統的“中國此時還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傢’”觀點的同時,強調“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大發展之餘地。”所以他叫人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還說:“社會主義在中國經濟的成熟,自然是無稽之談;有相當力量的工業及其政黨,衹有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夠生長起來……。”“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什麽‘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本國的資本主義,或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這本是原來被他批判過的劉仁靜的觀點,而現在,論到托派臨委來批判他了。據此,臨委“報告”認為:“他對中國無産階級力量及社會主義的信心已根本動搖,他之屢屢鄭重‘無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於民族民主鬥爭’,並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斷革命論的觀點上來提出這個問題。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發展已接近了‘階段論’的學說。”
托派反對的所謂“階段論”,一般指兩種情況,一是中國共産黨堅持的、與馬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結合的“革命發展階段論”。這種理論認為在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不允許在這兩種革命之間橫插一個資産階級專政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期。這種理論不否認在經濟落後的國傢,無産階級取得民主革命勝利掌握政權以後的初期,還允許在利用限製改造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有相當的發展。如中國解放初期那樣。一是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這種理論與上述理論相反,主張在民主革命後建立資産階級專政,發展資本主義,在這個發展中,重新集結無産階級力量再進行下一次的社會主義革命。臨委“報告”批判的陳獨秀的“階級論”顯然是指後者。但是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之間,本來就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陳獨秀與托派的結合,本來就是這兩種機會主義理論結合的産物。因為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指在革命高潮中應該以“無産階級專政”為綱領,同時完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而在革命高潮到來以前,即在兩次革命高潮之間的過渡時期——“國民會議”鬥爭時期,這種理論認為,在資産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經濟必然復興,資本主義必然有所發展;這種發展對無産階級的發展壯大,組織起來,準備下次革命是有利的。所以,“二次革命論”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有兩個基本點是相通的:都認為下一次奪取政權的革命高潮是社會主義革命;都擁護在目前“過渡時期”,在資産階級專政條件下,發展資本主義,以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這個思想,托洛茨基在《共産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一文中,結合中國問題,有詳細的論述。可以說,陳獨秀現在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正是來自托洛茨基;而對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核心——“無産階級專政”問題,陳獨秀此時還未論及。所以,批判陳獨秀上述主張離開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恰恰暴露了批判者自己對這種“理論”的無知。在中國托派中,這種自稱是托洛茨基的忠實信徒,而對托氏理論不甚瞭瞭的人,是屢見不鮮的。梁幹喬、彭述之、劉傢良等就是這種典型。被認為對托氏理論有點研究的“托派理論傢”鄭超麟、王文元曾多次譏諷彭述之這類半吊子“托洛茨基主義者”①。所以,王文元、陳其昌(鄭超麟這時還在鄉下養病,1940年纔到上海參加托派領導工作)等人,是反對對陳獨秀作出違背“不斷革命論”的結論的,他們也“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對陳獨秀的“寬容”態度②。為此,這個又是“多數通過”的“報告”①②連根(王文元):《托洛茨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第3期。
鄭超麟曾寫過一本《不斷革命論ABC》的書,1947年由春燕出版社出版。
該書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進行了詳盡而通俗的闡述,因而被托派公認為“理論傢”。
抱怨說:“有極少數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觀點來回避這一鬥爭,……辯護他(指陳獨秀——引者)並未離開我們立場。”這樣,托派臨委內部又開始醖釀新的分裂。
應該指出,陳獨秀在1938年4月《抗戰與建國》一文中說的“誰能夠有實力有决心來領導這一戰爭,……誰便能夠安然掌握政權,建設他素所主張的政治形態和工業制度: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三個月後,他又說“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什麽‘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本國的資本主義,或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這些都不是什麽高見,而是陳腐的觀念。因為,當時中國面臨的前途,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準備階段。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産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産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①至於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長期性及應該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認識不足,那是另一回事。
在組織問題上,托派《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S.同志問題》中說,“自從他出獄後對我們組織所采取的冷漠、輕衊甚至敵視的態度,他對某些同志屢屢表示‘各人各幹各人的,將來再說’的觀念,甚至他在敵人面前公開表示他和‘托派’無關的聲明,這些都足以覘知他的取消組織的觀點。
①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632頁。
因此,我們應該繼續聲明,即在組織問題上我們與D.S.同志的取消觀點也陷於不可調和的地步。”儘管如此,“報告”還是屈服於托洛茨基的壓力,被迫同意陳獨秀“留在第四國際內,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現在仍繼續誠懇的要求D.S.同志和我們,和國際組織恢復正常的關係,進行徹底的討論”;“我們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見後,我們更希望他能到美國去。”但又對托洛茨基麯宥陳獨秀表示不滿,強調說:“我們認為改正一個領袖同志錯誤的最不可少的辦法,還是對他的錯誤不可調和的鬥爭”。並對托洛茨基第四國際要挾說:“假如他仍堅執成見,把我們視為‘極左派’以保留他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綫,則我們始終是無法接近無法合作的。”由此看到,如果不是托洛茨基親自出來“保駕”,如果不是陳其昌、王文元出於感情的“辯護”,在彭述之、劉傢良這兩個宿敵控製下的中國托派,這次又要重演“開除”陳獨秀的鬧劇。
與中共再次和解拒絶回黨“三條件”儘管中國托派幾年來一直瘋狂攻擊中國共産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後,與全國各黨各派聯絡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時,對中國托派還是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綫宣言》,在被點名呼籲的“中國國民黨”等40個黨派及團體的名單中,就有“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同盟”,並且列在第六位。這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産黨以民族大義為重,不計前嫌的高尚風格。①在接着舉行的國共談判中,周恩來要求釋放政治犯時,並未對獄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而是與中共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政治犯一樣看待,主張“釋放一切政治犯”。
西安事變中,托派又一次猛烈攻擊中共關於和平解决事變、促成國共合作抗日的努力,同時,在莫斯科審判中,又傳來了所謂托洛茨基要托派“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指示”的“證詞”。於是,中共中央就把中國托派視為“日本走狗”,確定了“對於托派,應采取堅决打擊,使之瓦解與消滅的方針”②。但是,在執行這個方針時,中共中央對托派問題的處理是十分謹慎、區別對待的。如抗戰爆發後在營救獄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産黨曾給托派以幫助。當時王文元因被單獨關押在“秘密拘留所”裏,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獄時,他卻連蹤跡也沒有。羅漢到南京為營救獄中托派分子而奔走時,就請中共駐南京八路軍辦事處主任葉劍英幫忙尋找王文元。
葉對羅漢這個著名的托派分子仍以老友(大革命時期二人同受共産黨派遣,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做政治工作)熱情相待,而且親自陪着羅漢到南京各處尋找王文元③。這對托洛茨基和李福仁所說的國共合作後,共産黨將要求殺死獄中的陳①②③參見《雙山回憶錄》第227、228頁;羅漢:《緻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
《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洛甫同志在白區黨代表會議上報告之一部》(1937年6月6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文件選編》(中)第《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文件選編》(中)第137頁,檔案出版社1935年版。
獨秀等托派分子的鬍言妄斷,是一個有力的批駁。
對整個托派組織是這樣,對托派中的抗日派陳獨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予希望。抗戰爆發後,托派由於堅持打倒國民黨政府的策略,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破壞抗日戰爭,而被全國人民所唾棄,中共中央對陳獨秀依然另眼相看。
陳獨秀出獄時,與托洛茨基的預見相反,中國共産黨表示歡迎。1937年11月20日出版的黨中央理論刊物《解放》,還發表“時評”——《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說:“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傢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他在數年的牢獄生活裏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
“時評”還把他與其他托派加以區別:“陳先生出獄後,在武漢的第一次講演中說到‘……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的戰爭,全體民衆應當幫助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中國……。’這與中國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張已大有差別。托派在目前抗戰中主張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敗主義,這完全是漢姦理論,完全做着日賊的別動隊的作用”。周恩來在進行這種區別的同時,還對羅漢說:“所謂中國托派,事實上亦很復雜,……我可以大約將其分為四派:一派是贊成抗日的,你和獨秀屬之……。”並表示:“以後對陳獨秀這一派的人,可以將‘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①陳獨秀出獄後,親自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嚮葉劍英、博古表示,贊成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接着,羅漢①羅漢:《緻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
到商京與八辦聯絡營救獄中托派分子時,未與陳獨秀商量(因當時陳已離開南京去武漢),就重提“一二八”時他與陳獨秀等人提出的與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議。葉劍英和博古自然表示歡迎,但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央。葉即一面電告中央,一面囑羅漢親自到延安走一趟,並給羅開了介紹信和旅費。羅漢先到西安,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接待,並電詢延安中央的决定。相談中,林伯渠和王若飛這兩位大革命時期的老同志,對陳獨秀十分懷念。林說:“陳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綫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王若飛“自信與獨秀共事較久,深悉其倔強個性,但中央看重組織問題,亦係黨內自來之原則,第三國際的支部,决不容許第四國際或第四國際有關係的份子攙入,這乃是自然的事實,所以他極端希望獨秀等幾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傢的氣魄,站在大時代的前面,過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無須再費筆墨唇舌去爭辯。”①因山洪毀路,羅漢被阻西安,延安未能去成,但是黨中央認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發來的訊息。毛澤東同情羅漢的活動,覺得中國的托派不能與蘇聯的托派相提並論,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現在我們是團结一切力量抗日,陡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①羅漢:《緻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
嘗不可一起抗日。”①當時的黨中央書記張聞天也是如此主張。於是黨中央就嚮陳獨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項條件:“(一)公開放棄並堅决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②張國燾在解釋這些條件時還說:“托派中願意恢復中共黨籍者,須公開脫離托派並承認已經參加托派的錯誤;不願恢復中共黨籍者,可以與中共在黨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戰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對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敵視態度。”③這個精神與中共中央1936年4月25日的宣言是一致的。黨中央的“三條”由毛澤東和張聞天簽署,直發羅漢。
在當時“托派即漢姦”的氣氛中,這“三個條件”應該說並不過份;從陳獨秀今後活動方便考慮,也是必要的。但羅漢認為是“招降”,表示不能代陳獨秀接受,可代為轉達。
陳獨秀是擁護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的,但對於與黨“合作”或“回到黨內”,並沒有考慮。他對於羅漢的活動,初不知曉;知曉後,既不“予以鼓勵”,也不表示反對④,以待塵埃落定後表示進退,掌握主動。博古恐怕“三條件”會①②③④《雙山回憶錄》,第230頁。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331頁。
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新華日報》,1938年3月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331頁。張回憶說羅漢到了延安,與史實不符;但他所述延安研究陳獨秀問題的情況,與其他史料對照,有參考價值。
引起獨秀反感,囑羅漢“不妨口頭傳達”。果不出所料,一嚮剛愎自用不知“認錯”為何物的陳獨秀,在武漢得知中央條件後,十分不滿,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①“現在亂哄哄的時代,誰有過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什麽過可悔。”②對於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更認為是“畫蛇添足”。於是他寫了一封回信和七條“抗戰綱領”交羅漢回南京給葉劍英和博古,作為他的答復。博古認為陳的抗戰綱領與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綫,“並無不合”,待周恩來、董必武到武漢再與陳獨秀“交換意見”③。
羅漢的活動,也觸動了彭述之為首的托派臨委的神經。他們鄭重其事地在羅漢由西安返回上海時,於1937年10月1日,發表了一個“緊要聲明”,先對中共進行了一番攻擊:“現在中國史大林黨所執行的‘聯合路綫’政策,其本質就是階級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鬥爭的製動機。因此史大林黨本身已成了中國革命的巨大障礙物。”揚言“今後匪特無與史大林黨政治妥協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製動機作用,則中國無産階級與民族徹底解放鬥爭,絶不會勝利。”
明明自己是中國革命的“製動機”和“障礙物”,卻要加諸於他人,這種賊喊捉賊的嘴臉,實在令人作嘔。聲明接着說:“近有羅漢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義,在南京,在西安,嚮史大林黨上層分子接洽所謂抗日合作。按羅漢從前雖曾與①②③羅漢:《緻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三)。
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11月13日。
左派反對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組織關係,但五年以前早已脫離;既非本同盟的一員,自無代表之嚮史大林黨接洽合作的資格,其行動亦與本同盟毫無關係。至於其接洽內容之違背本同盟上述一貫主張,當然無加駁斥之必要。恐外界誤會,特此聲明。”不僅如此,聲明也嚮陳獨秀暗示:“以前或今後,如有與此類似的任何個人行動,皆與本同盟全體無關,合併聲明。”①羅漢當天就給彭述之一個絶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志與兄(指彭述之——引者)等被叛徒背賣,遭受縲紲之厄後,對於一些言論似左行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們陸續叛變出去,還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來自己事實上與組織脫離關係,且亦不悉組織之如何組織也。此次赴京,純本朋友之誼面圖援助幾位貞堅卓絶的革命老戰士出獄,而西安之行亦為此而抗辯一串無稽之謠誣,並申述吾儕老友,最早即主張發動全國武裝抗日之事實,尚有‘一二八’一役時三人簽名所提出之合作綱領可為考證。日昨在兄寓所,晤趙濟、獨清二位,說彭兄代表現在組織,因洛甫、澤東為商討聯合抗日問題緻弟私電開列三條事件,决定弟寫一申明文獻刊布,以免世人誤會上述弟一己經歷之事件,與現在中國共産主義同盟有纏夾不清之觀測。弟亦因與此一嶄新組織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時成立。以故如此一節申明,亦惟有煩兄設①《中國共産主義同盟緊要聲明》,《鬥爭》第2捲第9期,1937年10月2日出版。
法轉達也。”①羅漢的信不僅說明了他的活動與托派組織無關,而且表示了對其的蔑視,不知其為“何物”。
陳獨秀也對托派的聲明嗤之以鼻。他在11月21日給陳其昌等的信中說:“羅漢為人固然有點糊塗,你們對他大肆攻擊,便比他更糊塗萬倍。你們亂駡史(指中共——引者)國(指國民黨——引者),尤其是駡史,雖然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則是非常的錯誤。如此錯誤下去,不知將來會走嚮何處去!”接着,他表明了與黨“合作”問題的態度:“我對於史合作,在原則上是可以的,可是現在談不上;合作必須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且是在同工作的對象不得不互相接觸時,此時並沒有這樣的條件。‘合作’自然是鬍說,羅兄嚮我也未言及此,你們又何必神經過敏呢?至於互相造謠臭駡,自然都是混蛋,都為教派所限,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
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陳獨秀這裏透露了他當初對羅漢的活動不表示可否的原因。與中共合作,“在原則上是可以的”,不妨試一試;結果,條件太高,所以“現在談不上”。他有點自知之明,覺得托派的力量太小,沒有什麽“東西”。其實,他一不願承認加入托派的錯誤,二不願發表公開脫離托派的聲明,而所以這樣,根本的原因是,他仍堅持托派的基本立場——城市國民會議運動為中心的路綫,反對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綫。具體說,在中國社會性質、共産黨性質和革命道路上,與中共中央存在着原則的分歧:①羅漢給述之的信(1937年10月1日),手稿。
(一)他仍然反對中國共産黨關於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論斷,認為中國“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沒有什麽一半一半”①。他的邏輯是:衹有說中國是“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傢”,或“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封建殘餘的舊國傢,而企圖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興國”,才能解說中日戰爭的起因及抗戰的勝利;“如果中國的社會真如共産黨所說,還是封建或半封建,則對於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還沒有勢不兩立的致命衝突,對日抗戰匪獨不必要,而且不可能。
以封建半封建的農業國之生産力與武力,絶對沒有能力對工業國戰爭,尤其不堪比較長期的戰爭。”②按照這個邏輯,世界上一切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都是不該進行的,更談不上勝利了。
(二)他仍然不承認中國共産黨的無産階級性質,說“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衹是些知識分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所以,他主張讓托派來做“重新創造無産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③。
(三)他反對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他說:“有些人們雖然口中也曾說說中國革命是資産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實際上並沒有認真的瞭解和正確的把握住這一歷史條件所决定的時代性,……所以纔有拿農村蘇维埃抵製國民會①②③陳獨秀《給托洛茨基的信》(1939年1月)。
陳獨秀《我們為什麽而戰》,《告日本社會主義者》(單行本),亞東圖書館行,1938年版。
《資本主義在中國》,載《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1集,亞東圖書館發行。
議運動的荒謬政策,所以纔有超資本主義的小資産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所以纔鬧出‘山上的馬剋思主義’的笑話,所以纔有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錯誤路綫,……這一大串頭腳顛倒亂雜無章的政策,都由於未能瞭解並把握這一時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亂跳,而進退失據。”並揚言:“必須把所謂‘山上的馬剋思主義’的昏亂思想從根鏟除,因為近代的一切大運動都必然是城市領導農村。”①(四)他反對中國共産黨獨立自主抗日遊擊戰爭的方針。
他說:“抗戰一年了,農民仍舊是隔岸觀火”;如果“跟着以最前進政黨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論’,和大唱其‘大刀嚮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來,“皇軍”便要發抖的法蠃’;……中國永遠還是農民無知、商人無恥、士大夫無知而又無恥的中國。”②他甚至說:“我們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現代,在今日的中國,現政府如果失敗,別的黨能夠支持一省或數省政權繼續抗戰。”③這種“唯武器論”與他的“城市中心”觀點相結合,使他得出一種荒謬的結論:“幻想專靠遊擊隊來保護國傢,便是天大的錯誤。就是正規軍的遊擊戰術即運動戰,亦不可濫用。……過去的所謂‘紅軍’及山上的‘蘇维埃政府’為什麽到處失敗,也正因為在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農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夠獨立存在。在此次抗戰中,如果我們執迷不悟,過份的估計遊①②③《抗戰一年》,《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民族野心》,《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政論》第1捲第11期。
擊隊和遊擊戰術,無意識的幫助敵人更容易的占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隊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①在這裏,可以看到,在“紅軍”問題上,比他當年的托派觀點走得更遠了。
陳獨秀上述一係列謬論,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是一個最沒出息的教條主義者。毛澤東的偉大,正是在中國共産黨被迫下鄉上山的環境中,吸取歷史上農民起義軍因為沒有無産階級先進思想的指導,及建設不起無産階級政黨而失敗的教訓,十分註意在農民小資産階級包圍的汪洋大海中,在長期艱苦的農村武裝鬥爭中,建設一個真正的無産階級的黨,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剋思主義,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說得好:“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
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大傢看看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决議就可以瞭解。……毛澤東同志對於建立一個什麽樣的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什麽,黨的作風是什麽,都有完整的一套。……並且用這個學說來教育我們全黨、全軍和人民,使我們建立了這麽一個好的黨,所以纔取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②根據毛澤東的建黨學說,能不能建設一個真正無産階級性質的好黨,關鍵不在於是城市或農村的環境,以及黨員①②鄧小平:《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41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論遊擊隊》,《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中工人成分有多少(這些無疑是重要條件,但不是决定條件),而在於能否用無産階級思想經常不斷地剋服黨內各種非無産階級的思想。
另外,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把遊擊戰提到戰略高度,廣泛開闢敵後農村根據地,包圍占據城市的敵人,以最後奪取城市,奪取抗戰的勝利,是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的具體運用。這在世界軍事史上也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中國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傢,但它處在一個進步的時代,卻被另一個小而強的國傢所攻擊,這樣,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發生了,於是根據地的問題、嚮運動戰發展的問題等等也發生了。這就必然要求把遊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這個頗為新鮮的遊擊戰爭,當然陳獨秀是不懂得的。毛澤東在論述遊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時說,遊擊戰僅僅次於運動戰,因為沒有遊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並說它的戰略作用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成正規戰。至於就遊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持久的意義說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從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中遊擊戰的作用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遊擊戰,决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所以,“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反對這個方針的人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①①《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466、467頁。
至於在,“敵據城市我據鄉村”的條件下,“鄉村能夠最後戰勝城市”的問題,毛澤東在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作的《論新階段》報告中,有精闢的論述。他在分析了我國三個特殊條件——半殖民地的條件、大國的條件、今日的條件(“今天主要的是中國進步了,有了新的政黨、軍隊與人民,這是勝敵的基本力量”)之後指出:“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國如中國,存在着許多優良條件,利於我們組織堅持的長期的廣大的戰爭,去反對占領城市的敵人,用犬牙交錯的戰爭,將城市包圍起來,孤立城市,從長期戰爭中逐漸生長自己力量,變化敵我形勢,再配合之以世界的變動,就能把敵人驅逐出去而恢復城市。毫無疑義,鄉村反對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國也是睏難的,因為城市總是集中的,鄉村總是分散的,敵人占領我主要的大城市與交通綫之後,我之行政區與作戰陣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給了我們以很多睏難,這就規定了抗日戰爭的長期性與殘酷性。然而我們必須說,鄉村能夠戰勝城市,因為有上述三位一體的條件。”①陳獨秀因為立足於城市為中心,所以城市一丟,即為“亡國”;毛澤東立足於農村為中心,所以,即使有睏難,我們必勝。這就是二者的根本區別。
堅持城市中心,瞧不起遊擊隊,把毛澤東思想譏為“山上馬剋思主義”,這也是當時王明的觀點,在這些基本點上,陳獨秀與王明是一門之徒。
凡此種種,表明了陳獨秀當時與中共中央的分歧,是十①《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8集,第178頁。
分深刻,十分尖銳的。因此,有人把陳獨秀嚮南京“八辦”表示贊成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羅漢接洽陳獨秀與共産黨合作抗日之事,視為陳獨秀“要求回到黨內”,不能不說是一種誤解。
但是,這絲毫也沒有低估陳在抗戰問題上“轉變”的進步意義,以及中共中央把他當作抗戰合作對象方針的正確性。
因此,當時的確出現了自1929年决裂以來的和解氣氛。可惜,這種氣氛,很快被王明、康生的錯誤行為一掃而空。
蒙受“漢姦”冤屈與黨徹底破裂副團長康生,拿着尚方寶劍,從莫斯科飛到延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們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乘當時蘇聯審判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與托派同盟”的狂風,堅决反對中央在“三條件”下團结陳獨秀等人抗日的方針。王明在政治局會議上聲色俱厲地表示,我們和什麽人都可以合作,衹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産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下屬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有人當場指出:“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王明卻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①。在這裏,他進一步發揮了1932年1月《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决議》這個“左傾”路綫代表作中說的,與反動派比較,托陳派是“最危險的敵人”的觀點,並且為了“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個敵人,可以不擇手段。康生立即緊跟,發表了一篇長文——《鏟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信口雌黃地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
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的這種誣陷是聳人聽聞的。當時輿論大嘩,要求康生拿出證據來,但他始終拿不出來。幾十年來,中外許多史學工作者進行了種種考證和猜測,有的說因為陳獨秀參加了親日派周佛海組織的“低調俱樂部,的活動;有的說是因為陳獨秀出獄後接受周佛海、陶希聖主持的“藝①《解放》周刊第29、30期,1938年2月。
文研究會”的生活費“補助”①。其實,這兩件事都發生在1937年陳獨秀出獄以後,當時周佛海來拉攏他參加“低調俱樂部”,陳獨秀始終“毫無表示”;至於陳獨秀從陶希聖手中要的錢,是他嚮陶主編的《政論》雜志寫稿支取的稿費。
康生說陳獨秀與唐有壬談判結果是陳執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可是,托洛茨基的這個指示,康生在文章中說是1935年12月,托洛茨基給他的“平行總部”的一封信中說的。從時間上來說,托洛茨基1935年12月給他的俄國信徒的指示,怎麽能在1931年,就被陳獨秀們執行了呢!?真是荒唐到了極點。再說,如果陳獨秀確如康生所說那樣的“日特漢姦”,不用說在1938年要逮捕處决,就是在“九一八”時,也難逃法網。可是有諷刺意味的是,1932年陳被捕卻不是“日特漢姦”罪,而是“抗日罪”,“妄詆政府不抵抗”。
關於陳獨秀每月接受日本“三百元的津貼”的說法,也是天方夜談,不可置信。在康生發表這篇文章前不久,王明也在《解放》(第26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的文章,其中說到:“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無恥的民族叛徒黃平、張慕陶、徐維烈(實際上黃平、張慕陶①、徐維烈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漢姦——引者)等,每月從日寇的華北特務機關部,領取五萬元的津貼。”收買一般分子每月花5萬元,而收買他們的“匪首”卻衹要300元,這也是十分荒唐的事,它不過是康生、王明的①吳相湘:《陶希聖歲寒鬆柏》,《民國百人傳》第284頁。
蓄意捏造。事實上,陳獨秀在獄中和出獄後,雖然貧病交加,但有好幾個在國民黨內做官的學生送錢物給他,他一般都是不收的;就是收下一些,也都拿來接濟別人。所以,陳獨秀一直以清高廉潔著稱,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望,是不可能以每月300元的“津貼”就出賣自己的靈魂的。可見,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是“漢姦”的根據,完全是用捕風捉影、移花接木、無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出來的。①王明、康生如此明目張膽的捏造罪名,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當時的形勢是日寇瘋狂進攻,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繼陷落,矛頭直指武漢。全國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正同仇敵愾,團结自救。同時,國民黨的腐敗日益暴露,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深得人心。但是,由於王明、康生在共産黨的刊物上肆意造謠,硬要把陳獨秀這個剛從國民①張慕陶在1933年參加馮玉祥、吉鴻昌察北抗日同盟軍的領導,並主持該軍中共地下黨的工作,因執行“左”傾中共中央要其把同盟軍變成公開的“紅軍”,拉到山東打遊擊的指示未成,在同盟軍失敗後,被開除出黨。
然後,他與托派分子杜畏之一起,在天津、北平、太原一帶,聯絡地方上的上層實力派進行反蔣抗日活動,但從未在組織上加入托派。托派中央曾嚴厲批評杜畏之聯絡軍閥上層的活動;並聲明杜的活動與托派無關;張慕陶更不屑他們一顧。後來張得到閻錫山的重用,成為閻的高級慕僚。薄一波等到閻部進行統戰工作時,曾爭取張慕陶回到黨內,他拒絶,並幫助閻進行反蔣反共工作。西安事變時,他主張殺蔣。所以,在抗戰初期,王明、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和宣傳工具,掀起巨大的宣傳批判運動,並促使南京政府以“托派漢姦”罪,逮捕槍斃了張慕陶。實際上張慕陶不是死於托派,而是死於“反蔣”,成為蔣閻矛盾的犧牲品。
陳獨秀因在出獄後未繼續,進行反蔣活動,所以王明、康生之謀未遂。
黨監獄中出來並積極主張抗日、具有重大影響的人物,打成“日特漢姦”,使廣大有正義感的人們十分費解和不滿,從而對中國共産黨及其執行的統一戰綫政策産生了懷疑和動搖,並為那些熱心反共的人們提供了口實,致使共産黨的威信蒙受嚴重的損失。康生的文章更成為衆矢之的。從1938年3月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周佛海(國防參議會參議員,江蘇省教育廳長)、傅汝霖、梁寒操(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高一涵(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西曼(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陶希聖(國防參議會議員)、林庚白(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九人聯名發表的公開信,指責說:“近來迭見共産黨出版之《群衆》、《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姦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姦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已,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衊,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之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
時值王明任中共長江局書記,中國共産黨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也在王明的領導之下①,寫了幾篇“短評”。但①潘梓年:《新華日報回憶片斷》,《新華日報的回憶》,第3頁,重慶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這些“短評”非但沒有提供“證據”來證明王明、康生的論斷是站得住腳的,反而說什麽“陳獨秀是否漢姦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姦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姦行動以為斷”①。後來又說:“陳獨秀雖然聲明了他與托派漢姦沒有組織關係,可是直到今天還是托派思想的俘虜,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人民把陳獨秀和托派漢姦聯結在一起,不是沒有理由的。”②“短評”硬把思想認識問題變成政治上的敵我問題,這種強詞奪理的蠻橫行為,更加引起公憤。此時,性格倔強的陳獨秀,看了這些“短評”,也越發惱怒了。
他在3月17日給《新華日報》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一開頭敘述了他出獄初期在南京、武昌與葉劍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觸,以及“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思”(說明要陳獨秀回黨,並非號陳本人的要求,而是葉等人的提議),而現在,“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接着就駁斥了“陳獨秀是否漢姦,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姦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姦行動為斷”的說法。信發泄了積鬱在他心頭多年的對黨的怨恨,用了一些十分激烈的言詞。當時,他是把王明、康生的錯誤行為完全看成是中共中央的旨意。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陳獨秀哪裏知道,王明、康生製造這個事件,打擊陳獨秀還在其次,主要矛頭卻是指嚮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①②《關於陳獨秀來信》,《新華日報》1938年3月20日。
《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姦問題》,《新華日報》,1938年3月17日。
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之後,王明一直心中不滿①,坐在莫斯科以太上皇自居。這次回來,他企圖再次篡奪中央大權,在準備召開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他拋出了一個“七大”“準備委員會”的名單②。這個名單,把中共中央書記張聞天列在第六位,而他自己卻列在第二位,衹在毛澤東之下;但這他還不甘心,於是就尋找“石子”打人,在毛澤東、張聞天與羅漢、陳獨秀聯繫合作抗日問題上大做文章。康生甚至用十分明白的語言旁敲側擊地說:“雖然陳匪獨秀從九一八以來就與日寇勾結,然而,他還可以在武漢演講,使用其老姦巨滑的偵探技術……讓這些日寇漢姦在全國抗戰之後方還能繼續活動,這不能不是全中國人民的恥辱,全國抗戰的損失。為了抗戰的勝利,中國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且聽,讓陳獨秀“繼續活動”,已屬“不能容忍”,那麽,主張與他“合作”,甚至要吸收其“回到黨內”的中共中央,又當何罪?王明一方面在陳獨秀問題上表現為極“左”,另一方面在抗戰問題上表現為極右,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綫”,反對獨立自主;“保衛大武漢”,以城市為中心進行速决戰、運動戰,反對持久戰,遊擊戰③,所以他的倒行逆施很快破産。一九三①②③《中共中央關於傳達王明主要錯誤深入進行整風的指示》(1944年12月《解放》第28期。
的正確路綫。這次會議的政治、軍事和組織路綫是完全錯誤的”(《中共五十年》第71頁)。
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黨中央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他的錯誤,撤銷了長江局,建立了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和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王明終於垮臺了。但是,他和康生在武漢的惡劣影響,卻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陳獨秀的公開信之後,羅漢又發表了一封很長的公開信,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都參加進來,對共産黨發起圍攻。周恩來為了捍衛黨的利益,在十分睏難的條件下,對各方面人士做了許多工作,尤其幾次托人去看望陳獨秀,並囑陳在當時“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①,以免事態的繼續擴大。任長沙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漢慰勸陳獨秀,纔使這場風波較快地平息了下來。
但是,陳獨秀卻不肯罷休,衹答應暫時休戰,準備將來“算總賬”。他在當時給何之瑜的信中說:“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所說:‘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羅漢的事,有他自己與你們的信,我不願多說。關於我,恐怕永無解决之一日。他們自己雖然沒有繼續說到我,而他們正在指使他們漢口及香港的外圍,在刊物上,在口頭上仍然大肆其造謠污衊。我在社會上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社會自有公評。他們無情理的造謠中傷,於我無損,衹他們自暴其醜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材料,將①《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整理)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周欽嶽談陳獨秀》(周祖羲訪問整理,1982年12月)。周欽嶽抗戰期間任重慶《新蜀報》主編,與陳獨秀和周恩來都有接觸,曾幫助安排《新華日報》在重慶的出版。
來到法庭算總賬,此無他也。……”①就這樣,他與黨的關係再一次,也是永遠地破裂了。
王明垮臺以後,周恩來曾多次托人請陳獨秀到延安去。當時,中共中央的意思是把他弄到延安養起來,不讓他在外面胡闹,因為他畢竟擔任過中共中央的幾屆總書記。但是,都被陳獨秀拒絶了②。他對勸他赴延安的好友朱藴山說,中共中央裏沒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釗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後”了,“他們開會,我怎麽辦呢?我不能被人牽着鼻子走,弄得無結果而散”③。直到1940年6月12日,他給友人的信中,還餘怒未消地說:“彼等(指中共中央——引者)對弟造謠誣衊無所不至,真是無理取鬧。”④這說明他始終不能對所謂“日特漢姦”事件采取分析的態度,始終因王明、康生的錯誤行為而遷怒於中共中央;同時,“傢長主義”的惡習也束縛了他的手腳,領袖做慣了,不能甘居於別人的領導之下。如果他不感情用事,並且有點自知之明,到延安去看一看,面對抗日根據地軍民生氣勃勃的革命景象,看到他所夢寐以求的中國革命復興希望之所在,那麽,他那對政治形勢一貫具有敏銳觀察力的頭腦,就會得出相應的結論;他晚年的思想,也許不會那樣糟糕。
不過,說句公道話,從1929年被開除出黨到1942年逝①②③④緻楊鵬升的信(1940年6月12日)。
朱藴山:《關於陳獨秀的幾點回憶》(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訪問吳亮平談話記錄(1983年6月21日,唐寶林整理)。
陳獨秀緻賀鬆生的信(1938年4月8日)。賀鬆生即何資深、何之瑜。
世,陳獨秀與中共中央的矛盾雖然錯綜復雜,其性質是清楚的:即始終沒有超出理論與路綫的範疇,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
另外,對於國民黨明顯地挑撥他與共産黨的關係,他也是有所警惕的。1939年,叛徒張國燾曾嚮蔣介石提議:派國民黨知名人士公開訪問陳獨秀,將陳的抗戰言論編輯成册,來對付共産黨在抗日宣傳上的影響。於是,蔣介石便派鬍宗南、戴笠帶上禮物到江津白沙鎮,微服私訪陳獨秀。他們還特意帶了去年三月由傅汝霖、段錫朋等人在《大公報》上為陳的所謂“漢姦”事件辯護啓事的剪報,認為這是提供陳大駡中共的最好材料。但陳獨秀對鬍、戴這兩位不速之客,是有警惕的。他們見面時陳的第一句話,就捅到鬍、戴的背後,問是不是蔣介石關照要來的。鬍、戴答是。陳原以為他們是來審查他的行動的,就立即表示,自己是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並不與聞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後,陳就詢問他們的來意。鬍宗南一面讓陳閱看帶去的“啓事”剪報,一面說:“受到人身攻擊一事,大傢不平則鳴。傅汝霖、段錫朋諸先生是陳老的學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諸先生為陳老恢復名譽的辯護啓事,乃國人之公論,民心之所嚮。今天特來求教,請陳老談談對國事的看法。值茲二次大戰爆發,德軍席捲歐陸,波羅的海四國乃蘇俄前衛邊沿,被德軍閃電一擊,不一周而盡失,眼看蘇俄處於極不利之局。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鬥,大戰當前,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為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鬍宗南此話意思很清楚,國際形勢對蘇聯不利,國內形勢由於國共由合而鬥,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你陳獨秀個人又受到中共的誣陷,你還不起來大駡一通共産黨?!
殊不知,陳不是三歲孩子,他聽了鬍、戴的話,看透了他們的來意,雖然他對共産黨有一肚子怨氣,但他堅守國共之間“中立”的立場,决不為國民黨提供反共的彈藥;自然,在這種場合,他也必須說些應酬的話,但更重要的是,他仍堅持自己獨特的見解,於是,他沉默良久後慢吞吞地說出了這樣一番話:“蔣先生的抗戰决策,是符合國人願望的。弱國強敵,速勝睏難,衹要舉國上下,團结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我本人多遭誣衊,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啓事一則,足可證明。列名為我辯者,乃國內知名人士,有國民黨的,有非國民黨的,有以教育傢聞名的。我原打算嚮法院起訴,因見代鳴不平的公啓,乃作罷。先生等對我關註,深緻謝意。本人孤陋寡聞,雅不願公開發表言論,緻引起喋喋不休之爭。務請兩君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勢,大不利於蘇,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強權政治,初敗於希、墨的極權政治,蘇聯好比爛鼕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决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①事後,戴笠將陳的談話記錄呈報蔣介石,蔣閱後說:“陳的見解深湛,眼光遠大。”在蔣介石口中說出這樣的話來,當然不足為怪。但從蔣派鬍、戴訪陳目的而論,陳無①瀋醉、文強:《戴笠其人》第207—210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版。
疑在這場鬥爭中巧妙地取得了勝利。因為不僅陳要他們把晤談情況“切勿見之報刊”,而且從陳的談話中,他們也的確撈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同時也表明,陳獨秀基本上聽取了周恩來要他不要擴大事態的關照。還有力地說明,陳獨秀轉嚮托派以後,雖然反對中共中央的基本路綫,但始終未象有些材料和章士釗提議的那樣,與國民黨反動派成為“犄角之勢”,“合作反共”。相反,由於當時周恩來派董必武、朱藴山、周欽嶽等人對陳做了許多爭取工作,國民黨倒是時時害怕他再回到中共那邊去,所以對他的監視工作始終不放鬆。而陳獨秀則始終不為雙方所動。1941年3月5日,陳獨秀在給江津第九中學任教的何之瑜寫的信中,談到國民黨派密探到該校偵探陳獨秀的情況時,囑咐何“不必謹慎過度”,“他們願探的三件事(一)我們與幹部派(指中共——引者)有無關係;(二)我們自己有無小組織;(三)有無反對政府的秘密行動。我們一件也沒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聽什麽呢?”陳獨秀一生坎坷,但也一生光明磊落,無論興衰成敗,沉浮榮辱,始終不變其節,真是“依然白發老書生”。
六“終身反對派”顛沛流離入川痛悼親友逝世早在1938年2月,陳獨秀即有離漢之意。當時,陳鐘凡曾推薦他到武漢大學教書,他拒絶,說“撫五(即王星拱——引者)與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書,我所學亦無以教人”①。
他也拒絶托洛茨基及中國托派要他去美國的建議,一因他當時的身體已很不好,二來想國民黨正式準他出國赴美,成功機會可說絶對沒有。陳其昌等人曾請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致書中國駐美大使鬍適,請他為他的老友陳獨秀在美國大學裏謀得一個客座教授的職位,讓他赴美講學。信發後,未見回音。②王文元等人還勸他去香港,以便脫出國民黨對他的嚴①②抗戰初期鬍適曾為陳獨秀去美國而奔走,鬍適聯繫了一傢圖書公司,這傢公司請陳去美國寫自傳,陳表示不去。
陳獨秀緻陳鐘凡的信,轉自陳鐘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
密監視,他也不願考慮,理由是“我們擁護與參加抗戰,就無論如何得留在抗戰地區,利用人傢不得不給我們的合法身份來作公開批評;一去香港便自動放棄這個身份了”。①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漢調解所謂“日特漢姦”事件以後,他曾答應何的邀請,打算去長沙嶽麓山下專心著述文字學,但是後來又改變主意,說“湖南非樂土,城市將難免為戰區,鄉間亦不無土匪侵害,故决計入川也”②。他所以選擇入川,看來是想在抗戰中有所作為。他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時,還與王約定:至多半年後,再到“大後方”相聚,“一起打開更有效的工作出路”③1938年2月11日,陳獨秀給何之瑜信中說:“弟一星期後,當可動身入川(羅漢、季嚴亦勸我往)……”但是由於發生了“日特漢姦”事件,他被迫耽下來打了一場筆墨官司。6月16日,他準備乘當時在國民黨中做事的包惠僧為他安排的差船離漢時,闊別三十年的大姐,攜傢逃難,突然到了漢口。姐弟患難相逢,悲歡交集。他對包惠僧說:“老姐姐來了,我怎能撇開他們,自己先行!”④這樣,一直拖到7月初,纔搭上“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個銀行包的專輪入川。
離開了組織的陳獨秀,許多事情都要靠朋友幫忙。他入川之意决定後,曾在一次宴會上徵詢民主人士章伯鈞的意見,①②③④陳獨秀緻陳鬆年的信(1938年6月14日)及陳鬆年的說明。
《雙山回憶錄》,第246頁。。
陳獨秀緻賀鬆生(即何之瑜)的信(1938年2月11日;7月8日)。
《托洛茨基緻中國同志的信》第74頁的王文元譯註。
章當即問在場的重慶《新蜀報》主編周欽嶽:“仲甫入川怎麽樣?”周表示歡迎。不過在背後,他又根據共産黨的意見,希望陳入川後,“千萬不要活動,更不要發表什麽政治性的東西,那麽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問題,我都可以負責。”①可是,陳獨秀總要頑強地表現自己。一到重慶他就又是演說——《資本主義在中國》,又是發表文章——《論遊擊隊》等,常常文中帶鈎影射中共,使朋友十分為難。
時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號川源公司”樓上②,這裏是禁煙委員會主任李仲公的辦事處。陳住下後,他在《新民報》、《新蜀報》的朋友張恨水、張慧劍、周欽嶽便為他設宴洗塵。可是,由於政治的和物質的條件不容許,加上他的高血壓病日益加重,重慶天氣太悶,對病不利,又尋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居住,所以他在重慶衹住了一個月,就在江津國立九中校長鄧季宣和皖籍名醫鄧仲純(二人都是陳早年的同學和朋友)幫助下,於8月3日移居距離重慶上遊水程180裏的江津縣城③。高語罕說他本不願離開重慶,因他關心政局,江津太閉塞。但“政治的和物質的條件不容許,他衹好退居人事比較閑適生活比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④。有一次他題李白的詩贈友自嘲曰:問君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①②③④淮南病叟(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1947年11月19日。
陳獨秀緻陳鬆年的信(1938年8月9日)。
陳獨秀緻賀鬆生的信(1938年7月8日)。
《周欽嶽談陳獨秀》。
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①江津當時約有80萬人口,是東川一個大縣份,地勢比重慶平坦。安徽國立第二中學經教育部批準立案後,改名“江津九中”,遷到此縣,收容前方疏散到重慶的安徽教職員學生。當時這樣的人員及其傢屬不下數千人,先後自各方遷來江津。陳獨秀也因這種非親即友的關係,帶着潘蘭珍和老母親(繼母謝氏)來到江津。初到江津,陳的境遇十分狼狽,如他給陳鬆年的信中所說:“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這是指原來說好,到江津住好友鄧仲純(又名鄧初)之宅,但因對鄧妻的工作沒有做周全,人來了,她竟“閉門謝客”。陳獨秀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幸蒙同鄉舊交方孝遠先生的招待,纔在小客棧暫棲下來;7日,又得東門郭傢公館房東同情,挪出樓房一間,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獨秀嘆曰:“出門之難如此。”②幾個月後,因鄧仲純再次熱忱邀請,以及資助鄧開設“延年醫院”的江津望族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的照顧,又勉強住進“延年醫院”後院——黃荊街八十三號,與鄧仲純夫婦同住一宅。在這裏。陳獨秀十分敬愛的母親謝氏去世,使他十分悲痛。在給友人信中,他說:“弟遭喪以後,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於半聾,已五十日,未見減輕,倘長久如此,則百事俱廢矣。”以反封建著稱的他,表示要遵守“喪製”,以盡孝道:“先母撫我之恩等於生母,心喪何止①②陳獨秀緻陳鬆年的信(1938年8月9日)。
秦園:《陳獨秀江津題詩》,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8月3日。
三年,形式喪製,弟固主短喪,免廢人事,然酒食酬應以及為人作文作書,必待百日以後。”①此後不久,因潘蘭珍與鄧妻不睦等原因,陳獨秀又通過他北大時的學生江津縣縣長黃鵬基的安排,住到江津大西門外江津一中校長施明璋傢“施傢大院”——“延陵別墅”。月餘,因江津中學教員楊賓淑要求陳獨秀幫助整理其祖父楊魯承的遺著,陳纔最後定居到距城約20裏的鶴山坪石墻院的楊魯承舊居“楊氏山莊”,直到去世。
儘管陳獨秀離開了“延年醫院”後院,但他與鄧仲純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誼,陳還兩次去鄧寓住過一個短時期:一次是1940年2月,從重慶治病回來,住了約3個月②;一次是這年12月,因“鄉下天寒,盜風又大熾”③。這是指他是年之物篆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及尚未出版的一部分文字學著作的草稿失竊,使他十分痛心④。後來,失竊衣物雖大半追回,唯這兩件心愛文物“去如黃鶴”。另外,在鶴山坪居住期間,由於病痛不斷,鄧仲純每隔二三天從城裏到鄉下來,為他免費診療一次;加上鄉下通訊不便,所以,他的通訊地址一直是鄧寓。這就是我們發現一九三九年以後,大多數陳獨秀的書信都發自黃荊街八十三號的原因。至友鄧仲純似乎成①②③④陳獨秀緻楊鵬升的信(1940年8月3日)。
陳獨秀緻楊鵬升的信(1940年12月13日)。
陳獨秀緻楊鵬升的信(1940年2月21日)。
陳獨秀緻楊鵬升的信(1939年5月5日)。
了他的保健醫生和義務通訊員。
世,又使他懷念傷感不已。他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一文中稱:“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産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①在給友人信中,他又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天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②大姐死在江津上遊40裏的油溪鎮,享年69歲。陳在《輓大姐》一詩中說他們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長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今年春天,大姐病倒,陳去看望過她,分別時,“姐意願諧往,臨行復遲疑。送我西廓外,木立無言辭。依依不忍去,悵悵若有思。骨肉生死別,即此俄頃時。當時未警覺,至今苦追憶”。纏綿悱惻,感人至深。
重感情,重友誼,這是陳獨秀品性中的一個顯著特點。一般人往往衹看到他固執己見,疾惡如仇,“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於人”③,然而卻忽略他重感情,重友誼的一面。這一點,晚年表現得尤為突出。其實他早年與蘇曼殊等人的友情,也是十分深沉的。但晚年他對於親友的感情,往往帶有傷感和消極的因素。“窮而益堅,不墜青雲之志”。一生清貧,沒有壓倒陳獨秀,但對母親,對大姐,對蔡元培等親友去世①②③王森然:《近代二十傢評傳》,第221頁。
陳獨秀緻楊鵬升的信(1940年4月7日)。
重慶《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
的悲痛情緒,卻使他受到極大的刺激。早在1937年聽到被稱為“中國托派中最傑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蓮”逝世消息時,他就開始承認自己“老”了。他在給趙濟的信中說:“彩蓮的死使我很悲傷。一生中我遭遇到這樣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從來不曾如此難受過,也許是我老了……。”①現在,更親愛的親友迭亡,更使他沉緬於無限的悲痛和一個又一個沉重的精神打擊之中,不能自拔。俗話說:“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一種萬念俱灰的因素悄悄進入他的頭腦中,過去常挂在嘴上勉勵別人和自勉的一句口頭禪——“不進則退”的話,不講了;事業上,一往無前的奮鬥精神也消失了。這從他晚年所寫的詩中也有表現:1941年7月,他在聽說友人周光午、何之瑜、臺靜農、魏建功等於屈原祭日聚飲大醉之事後,作一詩贈魏建功曰:詩人枉嚮汨羅去,不及劉伶老醉鄉。②詩中悲憤自己像屈原那樣,縱然有憂國憂民之心和美好遠大的政治抱負,亦為此而奮鬥了一輩子,卻不斷地受挫,失敗,甚至多次被捕坐牢,放逐天涯;若是如此屈死異鄉,倒不如像西晉皖人“竹林七賢”之一劉伶那樣,醉生夢死在故鄉。
所有這些,給他晚年思想的急劇滑坡和對中國世界前途的悲觀預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①②手稿影印件。
《雙山回憶錄》,第277頁。
最後論文書信拋棄一切主義陳獨秀入川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又發生了一係列重大的變化:在國內,武漢、廣州相繼失守,國民黨軍隊大潰敗。蔣介石也逃到四川,把重慶定為“陪都”,憑藉巴蜀天險,守着一點殘山貝捲水,執行起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路綫,不斷製造反共摩擦,加劇了民族危機。國際上,蘇聯為粉碎帝國主義製造的東、西方“慕尼黑陰謀”,在1939年8月和加強邊防,又爆發了蘇芬戰爭;1940年9月,德日意結成軍事同盟;1941年6月,希特勒發動侵蘇戰爭;12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在這種形勢下,上海托派臨委於1938年10月28日發表了《為武漢廣州失陷告全國民衆書》,批判國民黨1927年背叛革命後的種種罪惡,現在又“藉‘應戰’以達到它與帝國主義妥協的目的”;攻擊中共葬送了大革命,隨即又以盲動主義在鄉村建立“蘇维埃”,組織“紅軍”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失敗後又“奴顔婢膝地嚮國民黨投降”,放棄階級鬥爭,加深民衆對英美法等帝國主義的幻想,“幫助了國民黨政府欺騙政策的順利進行”;還鬍說抗戰失敗,斷送了大半個中國是國共兩黨的“反動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謂國共合作)所造成的後果”;要求民衆“重新認識國民黨之一貫的妥協反動政策,尤其要立刻脫離史大林黨的惡毒欺騙”,“立刻召集普選全權的緊急國民會議,以代替國民黨的軍事獨裁領導抗戰”。這種“極左派”的醜惡嘴臉被陳獨秀緻托洛茨基的信痛斥之後,他們又在1939年1月20日《給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的一封公開信》中,企圖修補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議:“(一)政府立即開放民衆運動,給全國各黨派各民衆組織以完全公開宣傳鼓動的自由(無條件的,不以三民主義為規範的);(二)在上述的條件之下,我們準備和你們,和一切工會、一切抗日團體,及共産黨以至其他黨派共同合作發動民衆,武裝民衆,組織民衆,總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衆活動及軍事活動中,我們一致行動。”國民黨當然不會采納他們的這些“建議”。
陳獨秀在四川密切註視着國內外政局的發展和上海托派的動嚮,繼續不斷地寫文章和書信發表自己的政見,批評托派臨委的荒謬主張。他的意見,就是後來被何之瑜收集在《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中的“最後見解”,主要集中在民主與專政、戰爭與革命,以及與此兩個問題相關聯的中國與世界前途的問題上。
民主問題,一直是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分子爭論的中心點。
“革命性質”和“國民會議”問題上的爭吵,實際上都是這個問題的反映。所以在獄中,陳對氏族社會以來民主主義的歷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1936年,他終於得出了以下幾個結論:一、自有人類以後,“民主主義乃隨着歷史的發展,而形成各階段的內容與形態”;“在社會主義運動未發生以前,完成這些民主任務,乃人類進步之唯一偉大指標。所以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做是資産階級的專利品”;“不要把民主主義的要求當做僅僅是推翻資産階級軍事獨裁的手段而不是我們的目的。”
二、“不斷革命”之真實意義,是“由無産階級的政權來完成民主任務。沒有無産階級的政權,落後國的民主任務便無從完成。所以不能把完成民主革命和無産階級奪取政權分成兩個階段,完成前者再進行後者”。
三、無産階級民主主義要“徹底鏟除官僚主義”。“在這一意義上在現時代,衹有無産階級纔是民主主義勢力的真正代表;我們共産主義者同時也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史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蔑視民主主義的人,並不衹是史大林,有許多淺薄的老布爾什維剋黨人,因為形式邏輯頭腦的考茨基一班先生們,拿民主主義來對抗無産階級獨裁,他們也就拿無産階級獨裁來和民主主義對抗,兩方面都以為民主主義和無産階級獨裁是不能並存的,同樣是形式邏輯的頭腦。”
這篇用另一個怪僻筆名“孔甲”(至今衹發現一篇他用“孔甲”發表的文章)發表的題為《無産階級與民主主義》的文章①,是陳係統地闡述民主主義的一篇代表作。它給予民主主義以崇高的歷史地位,這一點是可取的。但是這裏已有把民主“極端化”“超階級化”的端倪。不過,要註意的是,這時他還衹是把民主與“官僚主義”相對立,而還沒有與“無産階級專政(獨裁)”相對立。相反,他恰恰批評了斯大林和考茨基從左右兩方面將二者對立的“形式邏輯頭腦”。但是後①《火花》第三捲第1期,1936年3月10日出版。
來他的這些思想又有發展,民主主義的思想進一步升華,無産階級專政徹底拋棄,從而在更高的層次上,有所收穫,又有所失落。
被陳獨秀批評為在莫斯科“蔑視民主主義”的空氣中熏陶出來的青年之一王文元,在回憶陳寫作和發表此文的背景時說:“在我第三次入獄之前(即1935年夏到1937年5月——引者),我們新建的理論機關報《火花》,記得衹出了兩期。……值得特別提出來的是陳獨秀的一個提綱,關於民主主義的。它表示出這位中國啓蒙運動大師思想上的新轉變,他在不斷躍進後的倒退。他比較鄭重地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結果他達到了這樣一個結論: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民主是社會進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它本身並不含有階級性,更不是資産階級的專利品,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扣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則是反動而非進步。他認為一個真正的工人國傢絶對應該比任何資産階級更加民主。”王評論說:“我們看到了獨秀的文章,沒有一個人同意。他把民主主義看成為一個超歷史超階級的範疇,還原成一個抽象的觀念了。”①因為托派口口聲聲“無産階級專政”,所以對民主主義嗤之以鼻,堅决反對陳獨秀的觀點,而使他們最不能容忍的是,陳獨秀的思想繼續發展下去,連“無産階級專政”也否定了。
托洛茨基分子聯盟”的莫斯科審判,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①《雙山回憶錄》第209—210頁。
加米涅夫、布啥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老布爾什維剋都成為“無産階級專政”的對象。對此,陳獨秀在與濮德志等人爭論時認為:“現在蘇聯實行無産階級專政,專政到反動派,我舉雙手贊成,但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難道是馬剋思列寧始料所及的嗎?此無他,賤視民主之過也。”①但是,在“史大林的官僚主義集團”,並不反對蘇聯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相反,當蔣介石、日本、希特勒等反蘇時,他們還一直站在保衛蘇聯這個“工人國傢”的立場上,就是說,他們還是把斯大林的個人問題和蘇聯的政治制度分開的——反對斯大林,擁護蘇聯。陳獨秀直到1938年3月發表的《抗戰中應有的綱領》,還有“聯合蘇聯及全世界的工農民衆(日本的工農民衆也在內)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內容。但是,長達三年之久的莫斯科審判,終於在1938年3月結束,主要被告全被槍决(托洛茨基也在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暗殺)。而所有托派一開始就認為這並不是因為被告真犯有蘇聯宣佈的什麽“暗殺叛國罪”,而是斯大林消滅異己的結果;再加上,1939年的蘇德協定和蘇軍進入芬蘭境內這兩件事的刺激,陳獨秀的思想受到極大震動,於是,他重新審視了過去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論和觀念,得出了一係列新的“意見”。其中有些問題早在獄中時就開始考慮了,如他在1940年9月給西流(即濮德志——引者)信中所說:“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見。”①這些“意見”是:第一,認為民主主義是“超時代”、“超階級”的:“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衆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歷史現象”;如果說無産階級民主與資産階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瞭解民主之基本內容(法院外無捕人殺人權,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是一樣的”;“資産階級的民主和無産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衹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②第二,認為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是由蘇聯無産階級專政的制度决定的:“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即無産階級——引者)獨裁製之邏輯的發展”;“在十月(即十月革命——引者)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製産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纔産生獨裁製”;“十月以來,輕率的把民主製和資産階級統治一同推翻。”③第三,把納粹主義與布爾什維剋等量齊觀,徹底否定“無産階級專政”制度:“現在德俄兩國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從地位,是現代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①②③《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36、37頁。
《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36、37頁。
《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35頁。
的國社主義和格柏烏政治。”①“像俄國的蘇维埃,比資産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②“所謂‘無産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衹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製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③所以他稱莫斯科、柏林、羅馬為“三大反動堡壘”(東京倒不是),呼籲世界人民首先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目前全世界的一切鬥爭,必須與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連係起來,纔有意義”④。他堅信,未來世界,民主主義最終將戰勝各種專製獨裁制度,實現“無産階級民主製以至全民民主製”。
第四,認為反對斯大林政權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無産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是對立的:“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决不能創造甚麽社會主義。”⑤“至於現在的蘇俄,不但它的生産力不能胜任領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⑥對於蘇聯,“若要硬說它是社會主義,便未免糟蹋了社會主義”。⑦①②③④⑤⑥⑦《被壓迫民族之前途》,同上書第21頁。
《再論世界大勢》,同上書第15頁。
《我的根本意見》,《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3頁。
《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36、37頁。
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同上第3頁。
《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36、37頁。
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4月24日),《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30頁。
第五,大戰中不能引發革命,殖民地不能獲得獨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此次大戰結果之前,甚至戰後短時期中,大衆的民主革命無實現之可能。”①“若希望在此次大戰中,轉帝國主義戰爭為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戰爭,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實的幻想了。”“有人甚至夢想戰爭會引起社會主義革命就快到來,不幸事實幻滅了他們的美夢。”②他甚至認為戰爭中的“印度獨立運動也是反動的”③。“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④第六,對於世界前途悲觀。他同意王文元的“戰爭變質論”,認為“中日戰爭已因帝國主義大戰而變質”;整個大戰是“英美和德國兩大帝國主義互爭世界奴隸統治權”的戰爭⑤。因此,“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産階級民主,然後纔有道路走嚮大衆的民主。”他甚至設想,“大戰如果勝利屬於希特勒……則將來法西斯蒂專政會和以前一樣,普遍的發展,而且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⑥。
特別要指出的是,陳獨秀在理論上的變化。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論視為馬剋思主義的托派分子面前還羞羞答①②③④⑤⑥陳獨秀:《再論世界大勢》。
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
陳獨秀:《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
陳獨秀:《給西流等的信》。
《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第42頁。
《給西流等的信》,同上書第30頁。
答,欲抱琵琶半遮面,反對斯大林,反對布爾什維剋主義,並不明確反對馬剋思主義。譬如他說:“近作根本意見,亦未涉及何種主義,第七條主張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茨基包括在內)之價值,乃根據蘇俄二十年的教訓,非擬照馬剋思主義為尺度也。”①但是,在要他“跳出馬剋思主義圈子”的反共政客孫洪伊、鬍秋原、鄭學稼面前,他一點遮羞布也不用了。鄭學稼當時是復旦大學教授,被何之瑜稱為專門用托派理論進行反共的“國民黨藍衣社理論傢”。在陳獨秀出獄到武漢時二人才認識,後來彼此書信往來密切。1941年12月14日,鄭學稼在緻陳獨秀的信中,認為馬剋思主義衹適用於俄國,而不適用於中國,並說“布爾什維剋與法西斯為孿生兒”。陳獨秀在12月23日回信說:“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而發。在我自己則已估定他們的價值,我認為納粹是普魯士與布爾什維剋之混合物。弟評論他們乃用科學的態度,並非依任何教派的觀點,更不屑以布爾什維剋正統自居也。鄙見很難得人贊同。讀來書‘布爾什維剋與法西斯為孿生兒’之說,不禁拍掌大悅!弟久擬寫一册《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①②《陳獨秀先生晚年緻鄭學稼教授原函墨跡》,臺灣《傳記文學》第30捲第陳獨秀:《給S和H的信》。耳!”②從陳獨秀的這些言論裏,我們可以看到他最後的思想走得有多遠了。如果那本《俄國革命的教訓》寫成的話,那些宣稱“共産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任何反共理論傢,都衹能望其項背而自嘆不如了。因為他不僅拋棄了托洛茨基所謂的“無産階級專政”的理論,而且把馬剋思主義也徹底地拋棄了,“十月革命”也否定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完全以個人口味為中心,跳出一切圈子,“見得第三國際道理不對處,便反對它,對第四國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他高興地戴上了鬍適贈送給他的“終身的反對派”的桂冠①。他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如此。當時他曾對鄧仲純說:“馮玉祥倒過袁世凱,殺過吳佩孚的回馬槍,囚禁過曹錕,驅逐過傅作義,反過蔣介石,人稱倒戈將軍。我和這位將軍有些類似,一生就會作反對派,從反滿清一直到反薄介石。”②陳獨秀以“反對派”為榮,但他卻不會總結哪些反對了,哪些反錯了。
“最後見解”是非多悲觀論調指前途陳獨秀逐漸形成的“最後見解”,首先遭到上海托派臨委的強烈反對。1940年6月和1941年1月,托派臨委對陳獨秀問題先後作出了兩個决議:《臨委對D.S.來信的决議》和①②黃永盛、王亞非:《陳獨秀在江津的最後歲月》,《革命史資料》第6期。
陳獨秀:《給S和H的信》。
《關於D.S.對民主和獨裁等問題的意見的决議》①。
托派臨委摘引了托洛茨基生前為第四國際起草的文件,指出不應把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描寫成為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聞的戰爭”;因為戰爭的雙方都有“反動的性質,無論那一方陣營勝利,人類都會被拋到老遠的後面去。”因此,他們宣稱應貫徹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製作出來的關於戰爭的原則”。由此出發,批判陳獨秀主張站在民主陣營一邊反對法西斯陣營的立場,“在本質上是英法帝國主義的狹隘愛國主義的思想,是普列漢諾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戰中所表現的極端可恥的機會主義之再版”。托派臨委認為在戰爭中應無條件地“保衛蘇聯的社會主義(當然是病態的)”,保衛它的“社會主義財産制度”,批判陳獨秀擁護英美而把蘇聯與法西斯德國“放在同一平面上加以攻擊和詛咒,……其昏亂和反動與第二國際的最庸俗的機會主義者是毫無二緻的”。
他們還批判陳獨秀反對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主張,是“企圖以此來阻止世界無産階級的革命,來維持資本主義(特別是英法的資本主義)的現存制度”。
托派臨委嚴厲警告說:“D.S.對於戰爭與革命的意見,對於民主與專政及蘇聯等問題的意見,現在已經發展到了頂點,發展到了完全離開第四國際的立場,完全離開了馬剋思主義,離開了無産階級立場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動的小資産階級的機會主義者的立場上去了。現在的問題是:不是D.S.完全放棄他的荒謬的意見,就是他離開第四國際,離開革命,①《保衛馬剋思主義》捲一,第29—35頁。
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但同時又要求“D.S.同志不要將自己的意見公開嚮外發表,以免引起我們中間的嚴重糾紛。”可見,直到這時,托派臨委還把陳獨秀視為他們組織的一員。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陳獨秀逝世。
陳獨秀自然不接受臨委的批判,而且他不怕孤立,决不沉默,或直接給臨委寫信,或請人代轉,譏諷他們把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原則搬到今天,在戰爭中引發革命是“做夢”,是“抄襲陳文的八股傢”,是“對實際的歷史事實發展閉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衹能有助於日本”,“衹能有助於希特勒”雲雲。就這樣,雙方又進行了一場大混戰。不過在這場論戰中,陳獨秀始終處於一個人的少數。正如李福仁後來在《第四國際》雜志上所提供的“證言”:“一方面在四川鄉村中的陳獨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員會,用書面進行爭論,結果陳獨秀居於單獨一人的少數,”“陳獨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國組織內找不到一個擁護者。”①連與他私人友誼很深的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非但不曾擁護陳獨秀的主張,而且與他進行了最不含糊的爭辯,以致最後,這位‘老人’發了脾氣,與我們絶交了。”②陳獨秀早年曾寫過一首《感遇詩》,贊頌“誇父追日”和①②中國共産主義同盟(國際主義派):《緻美國(第四國際)雜志編輯部的信》(1947年10月20日)《第四國際》(美)1942年七、八月合刊,第241頁。
“精衛填海”的精神。①他的一生也有這種顯著的“孤軍奮戰”的精神,為了他認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一個人,也要奮鬥到底。這種精神,確曾使他取得輝煌的業績,而顯赫一時;但另一方面,當他認定的“真理”並非真理時,這種精神就使他在錯誤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難以自拔了。這裏並不是說他應該接受托派的荒謬主張,而是應該虛心地考慮當時中國共産黨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理論。這樣,也許他的晚年思想不至於走得那樣遠。
在對待陳獨秀和抗戰的新形勢、新策略的問題上,托派中央也逐漸發生分裂。1940年,鄭超麟在安徽養病結束後來到上海,參加了相當於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鬥爭》報編委會。鄭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如《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和《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等,提出了係統的“失敗主義”的思想和主張。鄭超麟認為“中國沒有民族的革命”。因為中國革命不是資産階級民主性的革命,將來的政權不是工農民主專政,不是建立獨立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民族國傢。托洛茨基也從來不稱中國革命為“民族的革命”,而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鄭說:“說中國沒有民族革命,這並不是等於說未來中國革命中沒有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在未來中國革命之中,民族解放運動是沒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種限度之下帶着反動的性質”。因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實不過是掩飾着十足的階級鬥爭”;“所謂‘國民’,所謂‘人民’,所謂①《民立報》1911年1月5日。
‘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無産階級、農民、城鄉小資産階級、資産階級、地主,他們重視各自階級的利益過於中華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階級分化和鬥爭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個人群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暫時忘記其階級利益”。因此,他認為群衆的“愛國主義”衹是一種“幻想和成見”,勢必被“反革命所利用”①。他甚至說“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②;“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為了打破這種“反動”,“惟有赤裸裸的階級鬥爭!”他宣稱:“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産階級政府機構和軍隊係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這個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先安內而後攘外’,蔣介石這話說得比中國一切馬剋思主義者都高明。……我們衹有徹底解决中國的國內問題,才能排除外國的侵略。”最後他說:“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起來!這個大旗將為中國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點。”③恐怕在歷史上很難找到這樣一個把“極左”和極右觸目驚心地結合在一起的樣極了:把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政策,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抗戰中來,為虎作倀,替日本侵略者效勞。不管他們主觀願望如何,也不管他們口頭上說得如何好①②③意因:《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
意因:《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校內生活》《火花》第意因:《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校內生活》《火花》第3捲第5期,聽,問題的實質和結果,衹能是這樣。
但是,這種謬論在1940年上半年到1941年年初,在托派臨委中竟得到了多數的擁護。王文元發明了“戰爭變質論”,認為由於日美衝突加劇,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中國抗戰已成為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戰爭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進步性,所以他和陳其昌、樓國華等人轉而支持鄭超麟的“失敗主義”主張,劉傢良亦然①。
彭述之堅持原來的立場,擁護第四國際關於“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及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原則,但反對鄭超麟的“失敗主義”主張,而提出“保衛主義”的主張,即支持中國抗戰,在戰爭勝利中奪取政權,為此,他們把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攻擊導致抗戰失敗的國民黨的“腐敗”和共産黨的“背叛”上。於是,“失敗主義”與“保衛主義”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開始彭述之處於少數。後來,李福仁介入,情況發生變化②。
托洛茨基及其操縱下的第四國際,也堅持抗戰初期的立場,即彭述之等人的立場:支持中國抗戰,反對國共合作。托在他被刺死前一個月(1940年7月)給中國托派寫的《俄國革命史》中文版(托洛茨基著,鄭超麟、王文元譯)自序中,還在攻擊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說:“在中國革命中,①②李福仁:《中國抗戰與保衛蘇聯》,《保衛馬剋思主義》,捲二;《雙山回憶錄》,第263頁。
李福仁:《中國抗戰與保衛蘇聯》,《保衛馬剋思主義》,捲二;《雙山回憶錄》,第263頁。
斯大林居然將孟什維剋派……的政策,實行到底了。……以至反戰爭的階級鬥爭成為不可能的。”①1941年初,李福仁根據托洛茨基生前指示精神,起草了一個决議,由“第四國際太平洋書記處”名義通過後,帶到中國,支持彭述之的立場。②於是劉傢良等人就倒嚮彭述之一邊,使彭述之一方成了“多數派”,控製了托派中央臨委。1941年2月23日彭控製的“中央臨委會”發出《通告》③,這個《通告》還附上陳獨秀的書信和鄭、彭兩派的爭論文章,要求在4月底以前,在托派內部,就抗戰性質和是否應該取“失敗主義”等問題進行正式討論。結果,7月13日,彭述之、劉傢良等人,在排除鄭超麟等4人的情況下,召開了“中國共産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大會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稱:“中國四年來抗戰所以遭逢失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沒有一個能真正代表中國廣大工農群衆利益的革命黨!
……今後衹有集中力量創造一個新的無産階級革命黨才能夠保證抗戰的勝利和工農的解放”;而中國共産主義同盟,“始終堅守無産階級革命的政綱,……沒有嚮資産階級作過任何妥協,我們沒有在反動的‘階級合作’輿論之下低頭”,因此“衹有它最有資格擔當新黨的組織任務”④。大會選出了由彭、劉、李(福仁)、蔣(振東)、毛(鴻釒監)等人組成的新中委。①②③④《鬥爭》,第5捲第5期。
《校內生活》、《火花》,第3捲第5期合刊。
《雙山回憶錄》,第263頁。
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第368頁。
樓國華、陳其昌被排擠出來,鄭超麟、王文元被排擠出《鬥爭》報編委會。鄭超麟等人提出繼續討論政治問題的要求,也被托派“新中央”拒絶。於是鄭超鱗等便另出一個托派機關報《國際主義者》。從此,中國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兩派:彭述之為首的“多數派”,又稱“鬥爭報派”;鄭超麟為首的“少數派”,又稱“國際主義派”。
兩派分裂後,互相攻訐更烈。“少數派”駡對方是“頑固的機會主義”、“愚蠢的機會主義”①;“多數派”駡陳獨秀是“機會主義的民主白癡”,駡“少數派”是“極左派”、“教派主義”、“長了鬍子的幼稚病”、“反陳獨秀機會主義上的中派主義、調和主義和折衷主義”、“最無骨頭的機會主義”等等②。
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等人不同意陳獨秀的政見,但出於對陳獨秀的私人友誼,不願直接批判陳獨秀,更反對製裁陳獨秀。他們認為陳與“多數派”的立場同樣是“保衛主義”,批判了“多數派”,等於是批判了陳獨秀的錯誤,此其一。其二,陳與“多數派”的不同在於陳獨秀“不藉用托洛茨基主義辭藻來修飾他的意見,那些保衛主義者則開口‘第四國際綱領’,閉口‘第四國際綱領’”③。所以他們敬佩陳獨秀的誠實,而鄙夷彭述之等人的虛偽。其三,少數派認為陳①②③意因:發表《意因寫給陳獨秀的信》的按語,《國際主義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出版。
犀照:《對兩條路綫的鬥爭》,《保衛馬剋思主義》捲2。耀如(劉傢良):《保衛馬剋思主義》序文。
中國共産主義同盟(國際主義派):《緻美國(第四國際)雜志編輯部的信》。
獨秀的一切錯誤結論是在假設戰爭中不能引發革命的前提下産生的,如果局勢有變,出現他們期望的“第三次革命”,陳還會回到他們的立場上來的。所以,他們寧願與陳互相保留觀點,讓事實來證明誰是誰非。為此,鄭超麟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①,對陳獨秀的政治見解,提出了針鋒相對的看法:(一)對於戰爭中爆發革命問題,鄭對陳的《我的根本意見》表示:“有許多條,在文字上說,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尤其最初五條和最後四條。但有一個根本點,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無革命起來干涉戰爭。不錯,現在是最反動的局面,現在全憑事實看不出絲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觀歷史過程,即使沒有一個黨,即使沒有人自覺地去準備革命,革命仍舊是要來的,而且就在這個戰爭之中到來。”認為“現在我們正處在(俄國)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那樣的時代”。
(二)關於民主與獨裁制度的選擇問題,鄭說:“我也不否認現在英美政製優於德意政製,但……我們現在的問題並非是在資産階級這兩個統治形式之中選擇一個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這兩個形式,因為戰爭嚮我們提出了根本推翻資産階級統治的任務了”;“我們革命黨衹能從革命前途出發,如果拿去這個前途,我們在中國衹好選擇做菲律賓人或高麗人兩條道路了。做菲律賓人自然比做高麗人好些,但不值得去犧牲性命求做菲律賓人的。”(三)對於無産階級專政,鄭說:“我們有權利希望未來的無産階級專政不會産生‘史大林’,因為①《國際主義者》第3期。據鄭超麟在發表此信時寫的按語說,此信在陳獨秀去世前未及發出。
第二次革命潮將成功於好幾個先進國傢,……蘇聯的試驗還不夠給我們證明這個理論是行不通的。再來一個試驗,如果再産生一個‘史大林’的話,我們纔肯懷疑這個理論。”
“少數派”與陳獨秀觀點對立嚴重,但論戰態度比較溫和;“多數派”與陳觀點距離較小,但論戰態度比較粗野,主要是謾駡,用語也相當刻薄。由於兩派都站在更加錯誤甚至反動的立場上來批判陳的“政治見解”,自然不能說服和壓倒陳獨秀,反而更加把他推嚮極端。陳在1941年12月7日給某某的一封信①中談到托派分裂時說:“文元等幾個人在上海開什麽全國大會,已夠令人發笑了;他們(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國代表大會的名義,排斥別人是少數派,這是史大林派的態度活現,這更加令人發笑。他們自以為是多數派即布爾什維剋,其實布爾什維剋並非馬剋思主義,乃是俄國急進的小資産階級亦即法國的布朗基主義、德國此時的納粹主義即舊的普魯士與新的布爾什維剋之混合物。……弟將繼續為文說明布爾什維剋的橫暴,欺詐等罪惡,有機會即公開發表。”
“多數派”和“少數派”的爭吵愈演愈烈,雖經後來第四國際多方調解,要他們建立統一的“中國無産階級政黨”,以與中國共産黨分庭抗禮,但是始終也沒有統一起來。直到全國解放前夕,他們為了與中共爭奪天下,兩派分別匆匆“建黨”。“多數派”建立了彭述之為首的“中國革命共産黨”,“少數派”建立了王文元為書記(實際靈魂是鄭超麟)的“中①《保衛馬剋思主義》捲一,附錄《D.S.來信》第20頁。
國國際主義工人黨”,二者都被接納為“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至今這兩派還有在香港和海外的組織,它們在“第四國際”的指揮下,進行反共反華的活動。
客觀地說,陳獨秀“最後見解”的是非是復雜的。自“見解”産生以來近半個世紀的歷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詞,又有深刻之見;既有主觀妄測,又有英明預見。有些意見的價值,還有待後人去評說,有待將來的事實去檢驗。
首先,陳獨秀以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剋思主義是不科學的。不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社會實踐,而馬剋思主義正是在實踐中不斷總結、豐富和發展的真理。教條主義者把馬剋思主義當作教條,從而使它失去了真理性,那不是它本身的過錯;如果有人因為馬剋思主義被教條主義糟蹋而拋棄它,那麽就犯了與教條主義者同樣的錯誤。人類在實踐中是不能沒有理論指引的。
斯大林晚年的錯誤,當然不能簡單地歸罪於他個人,也不能說與制度無關。但是,到底是無産階級專政制度本身的原因呢?還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後果。如果是前者,就要從根本上否定無産階級專政,如果是後者,則是加強民主、加強法製,從而改善和加強無産階級專政制度的問題。陳的錯誤正是采取了前一種立場。他把當時第一個無産階級專政的國傢在鎮壓國內外階級敵人顛覆破壞活動中,由於沒有經驗、國傢制度某些環節上的缺陷所造成的錯誤,看成是整個無産階級專政制度的罪惡,把無産階級專政與資産階級專政甚至法西斯專政等同起來,把無産階級專政與無産階級民主對立起來,從而徹底否定無産階級專政制度。其實,無産階級專政與資産階級專政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保護人民利益,後者殘害人民利益。無産階級專政與無産階級民主本來是並不對立的,而是統一的。衹有加強無産階級專政,纔有廣泛的人民民主,若削弱無産階級專政,就會損害人民民主。在階級消亡和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消除以前,國傢的專政職能是不能取消的。它的存在同社會主義國傢的民主並不矛盾,它們的正確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礙而是保證社會主義國傢的民主化。
陳獨秀“最後見解”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無産階級民主”的思想。這個思想糾正了馬剋思主義傳統理論中強調無産階級專政、輕視無産階級民主的傾嚮,為馬剋思主義在當代的發展,指出了一個重要方面。由於馬恩列斯毛始終片面強調無産階級政權對敵人專政的職能,提出承認不承認無産階級專政是區別真假馬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因此,馬剋思主義學說中,無産階級專政的理論十分豐富,無産階級民主的理論極端貧乏。這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在無産階級專政制度建設中犯錯誤的理論根源。
為了剋服失誤,推進社會主義事業,中國、蘇聯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傢都開展了改革,而政治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標。陳獨秀關於沒有民主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論斷是極其深刻的。在建設無産階級民主製的過程中,他主張藉鑒資産階級民主製,也不是不可取的。
陳獨秀主張無産階級民主製藉鑒資産階級民主製的意見,一直被人們所誤解,左右兩邊的人都認為他“回到資産階級民主的老路上去了”。鬍適曾在1949年4月14日離開大陸時,在太平洋一隻船上,為《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寫了“序言”,竭力吹捧陳獨秀的這些“獨立思想”“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並將該書書名改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①。直到1977年5月,臺灣《傳記文學》雜志社召開的“陳獨秀先生座談會”,還吹捧陳獨秀的“最後民主見解”,建議“編印更完備的陳氏的‘最後見解’,並譯成外文,廣為流傳(包括空投或郵寄共黨統治區),使國人與世人認識這位曾是共産黨領袖的中國知識分子怎樣經過沉思熟慮的痛苦經驗,徹底否定了所謂無産階級專政的共産制度。”②這自然是癡人說夢,但也說明了陳的“最後見解”的客觀效果有不好的一面。
陳獨秀的這些最後見解,當時主要表現在他與幾個托派頭目及鄭學稼等人的通信中,沒有多少人知曉。衹有《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登載在1942年3月21日的重慶《大公報》上(距他逝世前纔兩個月),該文大肆散布悲觀論調,認為戰爭結果德日勝利可能性“最大”,若此,“中國必然淪為殖民地”;若美國勝利,中國也衹能恢復半殖民地地位。
文章還攻擊蘇聯的內外政策,給正在艱苦進行的國內外反法西斯戰爭大潑冷水,因此,該文一發表立即引起強烈反響。國民黨認為其有礙對蘇外交,在得知成都《新新新聞》也想刊登此文時,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主任委員潘①②《傳記文學》編者:《關於“陳獨秀先生座談會”的幾句話》,該雜志第30捲第5期。
廣州自由中國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
某署名擬文,指責陳文“內容乖謬,違反抗建國策”,指令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查處檢扣”①。《大公報》本來還要登陳文的續篇《再論世界大勢》,即被禁止,開了天窗。於是陳文被禁的消息不脛而走,流傳開來。江津縣國民黨縣黨部立即對陳獨秀組織圍攻,並特地召開一個大會,請來外省的一位老牌國民黨員上臺講話,“大駡仲甫是反革命”。對此,陳獨秀十分氣惱。
中國共産黨對陳獨秀的政治見解也持否定態度。早在德國希特勒發動侵蘇戰爭的第二天,即1941年6月2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就指出:侵蘇戰爭“不僅是反對蘇聯的,而且是反對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的”。所以,“目前共産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綫,為着反對法西斯而鬥爭,為着·保·衛··聯、·保·衛·中·國、(一)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堅持國共合作,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即用此以援助蘇聯。
(二)對於大資産階級中的反動分子的任何反蘇反共的活動,必須堅决反抗。
(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傢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②①②《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綫》,《毛澤東選集》第764頁。
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公函第8432號。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公函第1163號。
陳獨秀這時的思想是違背這些方針的。雖然他站在“英美”一邊與第三條似乎相似,但陳的目標是打倒“德蘇”,實質也是不同的。至於中國抗戰前途,毛澤東指出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中國”。這個前景,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已經實現,而且在全中國也必將實現。“我們應發揚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反對一切失敗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①這又是與陳獨秀認為中國前途不是殖民地便是半殖民地的觀點相對立的。但是,鑒於陳獨秀不是一般人物,他在抗戰初期表示的瑕多瑜少的政治主張已經對時局發生過不良的影響,再加上“日特漢姦”事件促使他産生了對中國共産黨更加對立的情緒等原因,中共領導,特別是周恩來,在執行上述方針時,曾通過周欽嶽、朱藴山、鄧仲純等友好人士,對陳獨秀做工作,希望他入川後“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演說,不要發表文章”②。可是,這位“老先生”真是本性難移,總要頑強地表現自己;儘管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意見不要說“麯高和寡”,簡直沒有一個人贊同他,他還是那樣“孤芳自賞”,不顧後果地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
為了消除陳獨秀在《大公報》上那篇文章的不良影響,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③,指出陳文的“主旨是在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否認中國三民主義,否認①②③李心清:《斥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理論》,《解放日報》1942年5月8日。
朱藴山:《關於陳獨秀的幾點回憶》;《周欽嶽談陳獨秀》。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揭破遠東幕尼黑的陰謀》,同上書,第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否認反法西斯陣綫的存在和力量,否認戰後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這確是點出了陳文的要害。尤其是陳認為戰爭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爭奪霸權,其他任何國傢不是依附於這個集團,便是依附於那個集團的觀點,中國抗戰的前途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及否認蘇聯是反法西斯戰爭的中堅,否認蘇聯已經開始扭轉蘇德戰場局勢的觀點,正是當時德日反動派和汪精衛漢姦們所需要的“理論”。文章還指出:“這樣的‘理論’的出現和傳播,决不能是偶然的。今天正是全世界戰局相持不决。正是德國宣傳着要發動春季攻勢,日寇也要賣力氣以相配合,正是反法西斯戰局緊急關頭,而一部分民族立場不堅定的人,為法西斯的宣傳所嚇倒,因而悲觀動搖的情緒和倒行逆施的行為逐漸增強起來”。正是這些人需要陳獨秀的“理論”。
實際上,陳獨秀在中國抗戰前途問題上的悲觀論調——做日本或英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他過去“二次革命論”的回潮。他過去曾嚴厲批判過劉仁靜說的在國民黨統治下,國傢統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對工人階級重新集結、發展、壯大,組織政黨,發動革命有好處的觀點,可是現在,他卻一再宣傳這種觀點。他認為真正的無産階級政黨衹有“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夠生長起來”。①因此,他不承認中共是無産階級的政黨,主張“須等待一個時期”,到那時,即“戰後工業開始恢復(無論在外國或本國的統治之下),纔①陳獨秀:《資本主義在中國》,《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亞東1938年版。
是我們工作較順利之時。我們的工作較順利之時,號稱馬剋思主義的秘密或半公開的小團體,必然在好些地方發生。沒有大運動,沒有中心勢力,這些小團體是很難統一的。衹有組織上獲得相當數量的工人群衆,………才能夠得上做重新創造無産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①。
按照這種說法,中國無産階級政黨不知何年才能産生,中國革命的勝利更是遙遙無期。因為在國民黨統治下,中國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完全是一種幻想。
陳獨秀的這些政見與他批判的托派“失敗主義”論調有異麯同工之妙。二者都認為第二次大戰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爭奪殖民地的戰爭,無論哪個集團勝利,中國得到的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為此鄭超麟主張以革命來干涉戰爭,不惜使抗戰失敗以引發革命;陳獨秀則衹希望“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樣瓦解抗日陣營的意志。
陳獨秀的思想如此悲觀,卻還要為別人指出前途。他在臨終前14天(1942年5月13日)寫的最後一篇文章——《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中這樣說:“我認為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現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圖關起門來,靠自己一個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國主義之侵入,以實現這種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沒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衹有和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者,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結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國主義,以分工互助的國際社會主義新世界,代替商品買賣的國際資本主義舊世界,民族問題便自然解决了。”陳獨秀的這①陳獨秀:《給托洛斯基的信》(1939年1月)。
個意見,有正確的成份,也有片面性。正確者,在現世界,無論爭取民族獨立或建設社會主義,都不應采取閉關政策,單靠一個民族、一個國傢的力量,應該爭取國際援助。片面性之一,衹強調國際援助的重要性,忽略了仍應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片面性之二,衹強調“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者、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結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國主義”,沒有看到在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傢及社會主義國傢長期共存的歷史時期內,無論革命和建設,都應利用帝國主義國傢之間的矛盾,爭取外援,並吸收資本主義國傢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長處,為我所用。陳獨秀這裏表現的片面性,顯然來自托洛茨基“世界革命論”的影響。所以,他到死也並未完全拋棄“托洛茨基主義”。由於他高估了帝國主義的力量,看不起各國人民的力量,因此就看不到在第二次大戰中有些國傢民族解放戰爭有取得勝利的前途,更看不到勝利了的國傢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從而衹能像托洛茨基那樣,寄希望於將來各國人民一起來進行世界革命。所以,鄭超麟認為,陳獨秀一直到死還是一個“世界革命的老戰將”。鄭說他們雖和陳之間“有意見分歧”,但仍“視他為領袖”,“最有經驗的、最忠誠於革命的、最富剛強性格的領袖”①。王文元更進一步說:“假使‘天假以年’,陳獨秀獲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來臨,那末,不管他今天懷着的思想是多麽錯誤,在大事變的刺激之下,他仍能顯出一個正①意因:《悼陳獨秀同志》,載《國際主義者》第3期。
確而光輝的革命傢來的。”①他甚至認為,那時的陳獨秀“仍將是托派的同志”②。而彭述之則認為陳獨秀“有始無終”,“以一個光耀的民主主義者踏上中國的政治舞臺,而以一個最不名譽的民主主義者鑽進他的墳墓裏去。”“從革命的無産階級陣營退到反動的資産階級陣營。”“我們確是無情地批評他,攻擊他,因而在情感上厭惡他,乃至仇視他……為了輓救他免於悲慘的墮落。關於最後一點,我們失敗了。”③陳獨秀宣稱要跳出一切“理論及主義的圈子”,做推翻以前一切見解的“終身反對派”。他的願望很好。實際上他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擺脫某些傳統理論和主義的影響,雖然他有些思想有創新的意義。
貧病交加風骨健葉落歸根回故裏陳獨秀的晚年生活貧病交加,十分凄涼。
據現有資料記載,他入川後,生活沒有正常的經濟來源,除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費收入外,主要靠親友的接濟,具體是:通過原“無産者社”成員薛農山的關係,任《時事新報》名譽主筆,每月衹領一點少得可憐的津貼;偶爾為《東方雜志》和編譯局寫稿的稿費;“北大同學會”經常捐贈給他一些生活費;大姐傢在陳睏難時也給一點幫助,因為①②③犀照:《悼陳獨秀》,載《鬥爭報》第6捲第1期。
《雙山回憶錄》第267頁。
連根:《托洛茨基與陳獨秀》,載同上。
姐丈父子是經商的,侄女是個中學校長,侄女婿又是一個珠寶商,經濟較寬裕;友好蔡元培、鄧蟾秋叔侄、楊鵬升等人的私人資助,連印有“獨秀用箋”和“仲甫手緘”的信紙信封,也全由楊鵬升包贈。陳獨秀對人傢的贈款並非都接受的:第一,“素無知交者,更不願無緣受賜”①。第二,國民黨著名的官僚(以“北大同學會”的名義除外)或共産黨的叛徒贈送的,即使出於同情而並非政治拉攏,他也堅决拒絶。如羅傢倫、傅斯年等曾親自送錢給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尷尬。
臨走時,陳對他們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朱傢驊曾贈他五千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又托張國燾轉贈,又遭拒之;張再托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②。叛徒任卓宣匯給他200元,匯去不久,就退回了。③第三,“無功不受祿”。他的《小學識字教本》原定由國民黨教育部出版,還前後兩次預支給他共一萬元稿費,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款子。但是由於與陳立夫發生了改書名的爭執,書未出成,一萬元錢到他去世前也未動用。④他臨終時,還囑其妻,不得死後將其賣錢(即利用其聲望乞求救濟)。陳獨秀以此留下了一世清白,如他晚年贈友人題寫的於謙幼年時寫的一首詩云:①②③④訪問陳鬆年記錄,(1979年8月16日,張永通、劉傳學整理)。1940年千元,與陳鬆年說的兩萬元有出入。
任卓宣:《我與陳獨秀先生》,《傳記文學》第30捲,第5期。
鄭學稼:《陳獨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傳記文學》第30捲第5期。
陳獨秀緻楊鵬升的信(1940年1月31日)。
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①陳獨秀這種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崇高品格,贏得了人們普遍的崇敬。因此朋友們都主動熱情地來幫助他,其中最突出的是當年北京大學畢業的社會名流和國民黨官僚組成的聯誼會組織“北大同學會”。該會不僅定期資助陳獨秀生活費,還具體委托羅漢照顧陳獨秀入川後的生活。1939年5月重慶大轟炸,羅漢遇難,又繼托何之瑜(即何資深)照顧陳。羅、何二人是忠厚之人,一貫對陳獨秀尊如父師。“北大同學會”及羅漢、何之瑜的照顧和幫助,是陳獨秀晚年生活安定度過的重要保證。為此,陳獨秀十分感激。他把書稿《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和《連語類編》贈給北大,以資報答。
對其他親友的資助,他也以字條、字聯、碑文或金石篆刻相贈,雖然這種報答是象徵性的。而有些親友因知其這種“無功不受祿”的脾氣,在接濟他時,故意請他寫字破石。他自然也心中有數。1942年4月5日,在又一次收到友人楊鵬升的贈款時,他回信說:“前兩承厚賜,於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於吾兄之請求,復覺慚恧無狀,以後務乞勿再如此也。前敬題大聯,恐未曾寄到,來函雲收到者,欲偽造此言以慰我耳。”這種迫於生活、卻之不恭而受之有愧、近乎靠別人施捨度日的生活,極大地傷害了他一貫自持清高、潔身自愛的自尊心。在他不得不接受贈款後的一些復信中,充滿①轉自秦園:《陳獨秀江津題詩》,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8月3日。
第二句陳獨秀有改變,原詩是“烈火光中走一番”。
着這樣的字句:“既感且慚”,“且感且愧”,“不勝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慚感無既,辱在知己,並感謝字亦不敢出口也”;“屢承厚賜何以報之”等等。
但是,即使這樣,由於物價猛漲,他的生活還是十分窘睏。在1941年11月22日緻楊鵬升信中,他說他傢每月生活費達600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因此,有時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柏文蔚送給他的灰鼠皮袍就進過當鋪,還賣給房東楊魯承傢一些衣物。最後他與潘蘭珍在石墻院的住房是兩間廂房,一為臥室,一為書房。二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若遇大雨,滿屋漏水。室內傢具十分簡陋,僅有兩架木床,一張書桌,幾條凳子和幾個裝滿書籍的箱子,滿地堆積着書。唯一的裝飾是書房墻上挂着一張嶽飛寫的“還我河山”四個大字的拓片,令人見了肅然起敬,1941年鼕天,他在嚮著名佛學大師歐陽競無藉《武榮碑》字帖時,寫了一首詩,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歲暮傢傢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①朱藴山後來見此詩後,買了幾衹鴨子去探望他,見他胃病發作,痛得在床上滾動。朱曾勸他不要搞托派,後來又勸他去延安。他都未聽從。所以陳死後,朱寫詩曰:掀起紅樓百丈潮,當年意氣怒衝霄;暮年蕭瑟殊難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①《歐陽競無大師紀念刊》,1943年5月。“貫休”是我國五代時期名僧,能詩善畫,擅長書法。陳在詩中自比貫休。
一瓶一鉢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
高”對他病體不利的影響,打算移居貴陽:“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雖未全好,或可冒險乘車往貴陽,以彼處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終以病體不勝此跋涉”而作罷。①陳獨秀從1913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敗離開家乡後,一直未回。幾十年來,除了在北大過了兩年多比較安定的教授生活外,大部分時間,過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顛沛流離,一直是反動政府通緝的對象,還幾次被捕入獄,嚴重損害了他的身心健康。由於常年沒有正常的飲食,他早就患有腸胃病;獄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獄後又得了高血壓,久治不愈,時有發作。入川後,又由於窮睏潦倒、寄人籬下而近乎靠人施捨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不斷打擊(自認“奔走社會運動,奔走革命運動,三十餘年”,大部分政治生涯歸於“失敗”②);思想上找不到一個知音者(自稱“不怕孤立”,卻包含着多麽苦澀的自我折磨);精神上,眼見敬愛的親人一個個“先我而死”受到的刺激,在心上刻上“無數傷痕”。這些因素,終於使他的病情急劇惡化了。
1942年春天,他覓得一個治療高血壓病的土方:蠶豆花①②參見《實庵自傳》、《敬告僑胞》,《告日本社會主義者》,亞東圖書館1938年版。
陳獨秀緻楊鵬升的信(1942年1月9日、2月12日)。
泡水喝。每天服用,仍未見多大效果,亦無損害。但至5月發現,“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時遇雨,經數日始幹,中有發酵者,泡服時水呈黑色,味亦不正,或係酸酵後含有毒汁,一時失機,因此中毒也”①。次日(13日)上午,老友包惠僧過訪,欣喜中,又在午餐時食四季豆燒肉過量,晚餐時還食,食不消化,夜不成寐,午夜嘔吐大作,吐後稍適,仍難入夢,自後精神疲乏,夜眠不安,繼之頭暈目眩,時而周身發寒,冷汗如浴,旋又發燒,一連幾日,多次昏厥,從此一病不起。雖經鄧仲純及重慶、江津名醫多方醫治和搶救,均無效驗。5月25日上午,陳獨秀把夫人潘蘭珍、兒子陳鬆年及何之瑜叫到床前,對身後之事,略有所囑:囑何之瑜負責其遺著出版之事;囑夫人潘蘭珍,在他死後,不要把他“賣錢”,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求自立,並將獄中時友人贈送的五衹古碗連同一部分稿費留給了她②;囑早已分居自立的兒子陳鬆年(時在江津九中搞總務),日後將其棺木,返鄉安葬,葉落歸根。27日午刻開始,陳獨秀陷入昏睡狀態,一直延至9時40分與世長辭,享年64歲。①②陳逝世後,潘遵囑除用北大同學會轉來的錢給陳辦葬儀外,凡各方贈賜,概行謝絶。然後,她進入陳的友人朱藴山、光明甫等在重慶附近辦的農場工作,自食其力。不久,她與國民黨一個下級軍官結婚,但沒多時,男人又病故。抗戰勝利後,她回上海,接回養女潘鳳仙,並在浦東一所小學校找到一份烷飯的工作。母女相依為命,苦度光陰。1949年10月30日,潘蘭珍患子宮癌逝世,享年42歲。
何之瑜:《獨秀先生病逝始末記》(油印件),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意味深長的是,5月13日,他臥病前正好寫到他一生握筆最後一個字《小學識字教本》中的“拋”字。由於他“拋”棄了正在前進中的世界,世界也過早地“拋”棄了他。
此乃鄧蟾秋傢之塋地,陳獨秀生前為躲日機轟炸,曾到此住過。這兒背依青山,面臨大江。江流湍急,日夜奔騰澎湃作雷鳴。四周萬樹桃花,遍地桔林,風景十分幽美。陳獨秀每年春秋必偕友人來登山,憑眺觀賞,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樂趣。
這年春天,陳獨秀夫婦還偕江津白沙鎮聚奎中學校長周光午夫婦到此觀賞桃花,俯瞰大江風騷上下,流連不忍離去。如今出於鄧傢的慷慨情誼,陳得以遂願,長眠於此;此地也因此名氣更大,真所謂:“足下奔雷地底傳,江山風月此長眠!”陳入殮時的衣衾棺木也由鄧傢所賜①。參加葬儀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左右鄉鄰壯丁不期而會者一、二百人,沿途護衛,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別之意”②。在那樣的時局下,那樣偏僻的山村,如此葬儀,該是頗為隆重的了。他“最後見解”中鼓吹的歐美議會民主的主張,對於獨裁的國民黨政權來說,自然不會接受,再加上《大公報》上那篇文章的糾紛,對於他的逝世,報紙上當然不好大做文章,“陳獨秀的死訊,衹占報紙上不重要的幾行地位;除掉幾個親近的人送他入土,沒有什麽‘哀榮’。”③①②③一丁(即樓子春):《陳獨秀先生百年祭》,《觀察傢》第26、27期。
高語罕:《入蜀前後·獨秀之死》。
何之瑜:《陳獨秀先生病逝始末記》(油印件),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鄉。但是遷墓情景已非昔日葬儀所比,真是大有“世界仿佛早已忘記了這個人”的情景了。當時有人在陳獨秀的靈柩即將入皖時得知,故舊及文化界“並無發動往接的意思”,十分感慨,謂:陳獨秀“江津寂寞,安慶亦寂寞矣”①。就在這寂寞中,墓遷安慶市郊北關入土,碑刻“先考陳公仲甫之墓”。
文化大革命中,陳獨秀被作為中共歷史上“十次路綫鬥爭”中“第一次機會主義路綫的頭子”受到猛烈衝擊,但其墓因墓碑早毀,荒草叢生莫辨,而免受如瞿秋白墓那樣掘骨揚灰之災。
1979年,開始重新評價陳獨秀,經中央批準,安慶市政府撥款重修陳獨秀墓地,立碑: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之合葬墓子延、喬、鬆、鶴年泣立以後,隨着國內外重評陳獨秀工作的進展,陳的歷史功績和高風亮節,受到人們越來越深的尊敬,為了適應國內外遊客的仰慕之情,陳獨秀之慕又兩次擴建,並立“無字碑”,以待後人評說。
同時,在四川江津鼎山的陳獨秀原基基,為了順應追憶陳獨秀的民心,江津縣政府也撥專款,進行修復。修復後的墓高一點一米,由八十五塊青石組成,立有著名書法傢臺靜農題寫的“獨秀先生之墓”的墓碑。
①史述隱緻何之瑜的信(1947年6月8日),未刊稿。
七餘論——關於對陳獨秀的評價陳獨秀逝世以後,國內外對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評價。
毛澤東在1945年中國共産黨“七大”預備會議上,在指出陳獨秀在大革命後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以及後來搞托陳取消派“反對我們”之後說:“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産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份進了共産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這纔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啓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後變成了孟什維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剋。……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①這個評價應該說是比較客觀的,公道的。
在其他許多人的評價中,多數的輿論都認為陳獨秀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偉大的革命傢和思想傢。在這些評價中,值得提出來的是他最親近的三位托派理論傢的說法:鄭超麟在《悼陳獨秀同志》一文中說:“陳獨秀同志能夠從盧騷主義,進於雅各賓主義,進於馬剋思主義,進於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這個繁復而急劇的過程,完成於一個人的一生中,而且每個階段的轉變時候,這個人又居於主動的領導地位”。又說“從盧騷到羅伯斯庇爾和巴貝夫相隔半個世紀;從羅、巴諸人經過傅立葉到馬剋思也相隔半個世紀;從馬剋思、恩格斯到列寧、托洛茨基又相隔半個世紀。但歐洲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國於半個世紀之間就可以過盡了……但中國這個發展縮在一個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幾年……。”因此,陳獨秀“不愧為法蘭西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思想傢和偉大人物的同志”,“不愧為俄羅斯二十世紀初葉的偉大思想傢和偉大人物的同志,不愧為列寧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為中國布爾什維剋——列寧托洛茨基黨的領袖……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曾以中國這樣一個偉大思想傢和偉大人物為領袖,是足①《人民日報》1981年7月16日。
可自豪的!”①33年以後,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國某大學歷史係演講時,重複並進一步發揮了這些觀點。他說:“先進國從啓蒙運動的年代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經過幾百年(如英法)。不夠先進的國傢(如俄國)也經過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後的中國卻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實現在一個人的身上”;“現代中國思想的躍進清晰地反映在陳獨秀的身上。陳獨秀一身結合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給陳獨秀做一個總的評價。照我看來,陳獨秀這個人,雖然政治上是失敗的,理論上有局限,但是他不僅是現代中國最勇敢的思想傢,而且是歷史上偉大的革命傢之一。”②1979年陳獨秀百歲誕辰時,另一個原托派“少數派”四大金剛之一、被海外譽為“研究陳獨秀問題專傢”的樓子春說,在中國近代史上要找到一個人,“以其一生遍歷從盧騷到馬剋思的全部思想的變遷,那衹有陳獨秀。
我們可以說,他是這個過程的一個最完整的代表人物。”③如何來看托派的這種評價呢?陳獨秀有敏銳的政治觀察力,一種思想形成後,好走極端,而且固執己見,不為人所動。他甚至故意放縱自己這種思想方法,說:“我不懂得什麽理論,我决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絶對力求偏頗,絶對厭棄中庸之道,絶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①②③一丁(即樓子春):《陳獨秀先生百年祭》,香港《觀察傢》第26、27期。
雙山講述,方丈譯:《陳獨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觀察》第6期。
《國際主義者》第3期。
的話,絶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①結果,他有時確能發現常人不能發現的新問題,發表驚世駭俗的見解,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那樣。但不少情況下,他荒謬絶倫,迷途而不知返,造成可悲的後果。正確與錯誤,偉大與渺小,喜劇與悲劇這樣奇特地結合在一個人身上,是罕見的。這是造成人們對他的評價衆說紛紜、爭論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
鄭超麟等人對陳獨秀一生的評價,明顯反映出托派的偏見,如此拔高陳獨秀,目的在於擡高他們托派自己。挾獨秀以自重,歷來如此。
細察陳獨秀的一生,從6歲跟祖父讀四書五經開始,他經歷了封建主義的儒說和“選學妖孽”——改良主義的“康梁派”——,反清辛亥革命的“亂黨”——資産階級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馬剋思主義者與共産黨領袖——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超階級民主主義者的道路。他的思想,的確充滿着一個又一個的轉折,一個又一個的否定。但是具體分析起來,接受馬剋思主義之前的轉折,是飛躍,是進步;之後的轉折則相當復雜,前進中有倒退,倒退中又有新的飛躍。
然而,他的每次轉變都是不徹底的。一個時期中,一種思想占主導地位,又有舊思想的殘餘和“新思想”的萌芽。往往是:繼承,未吸取精髓;創造,沒建立獨立體係;拋棄,還藕斷絲連。這就使他的思想呈現出一種特殊的復雜性,任何簡單籠統的評論都是不確切的。
陳獨秀把法蘭西民主主義思想引進中國,掀起了反孔教①《給陳其昌等的信》,《獨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第23頁。
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近代中國的思想啓蒙運動,確有不朽的歷史功勳,不愧為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但是從理論上說,他衹是藉用了西歐文明中的“科學”和“民主”兩件武器,既未發展這個理論,也未在中國實踐中建立自己獨立的完整的民主主義的思想理論體係。後來,他接受了馬剋思主義,與李大釗等一批革命知識分子一起,共同在中國傳播馬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産黨,並作為中共領袖,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參與領導偉大的“五卅”反帝運動和第一次大革命。他直接參與組織指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的勝利,使他的革命歷史達到了光輝的頂點。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他的馬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與普列漢諾夫是不能比擬的,更不要說列寧了。他是一個“不好的馬剋思主義者”。大革命時期,就有人稱他是“中國的列寧”,後來托派又沿用了這個說法,顯然是不妥當的。
在革命實踐和理論探索中,陳獨秀都有成敗兩個方面。從革命實踐來考察陳獨秀的歷史功績,主要表現在大革命失敗以前的歷史時期,包括辛亥革命前後、“五四”時期、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如果把一個人與時代聯繫起來的話,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起,到1915年袁世凱復闢帝製,可稱為“辛亥革命時期”,代表人物是孫中山。從1915年《青年雜志》創刊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可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嚮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時期,代表人物是陳獨秀。從1927年井岡山鬥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發展時期,代表人物是毛澤東。雖然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大革命都失敗了,但歷史是不能割裂的,沒有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就沒有1949年的勝利。同時,歷史也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主要看其對歷史是否起到了推動作用。這三個時期,還有不少英雄人物,但誰也沒有比這三個人的歷史功績大。就陳獨秀本人說,1927年以後的錯誤,與此前他的歷史功績比較起來,是次要的。因為那已經是“毛澤東時代”了,陳獨秀已經失去了對歷史的影響力。所以,從他那個時代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來講,說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政治傢和革命傢是可以的。然而,他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基本上是失敗的。
陳獨秀一生中,的確吸收過不少外來的主義和理論,從民主主義、馬剋思主義到托洛茨基主義。他也不像懶惰的教條主義者那樣,衹知照搬別人的理論,有時還努力根據自己的理解和中國的情況。對這些外來的理論和主義進行篩選和改造。但是悲劇在於他的小資産階級的世界觀的局限性,他的篩選和改造,有的成功了,如對西歐民主主義;有的把正確的理論用歪了,如對馬剋思主義;有的本來是錯誤的東西,不可能改造成正確的東西,如托洛茨基主義等。因此他雖有把外來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願望,可結果卻是成少敗多。
所以,他曾哀嘆道“我半生所做的事業,似乎大半失敗了”;“我奔走社會運動,奔走革命運動,三十餘年,竟未能給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擊,說起來實在慚愧而又忿怒。”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理論對於革命的重要。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而沒有正確的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就沒有真正的革命傢。
有人說,陳獨秀也有始終堅持如一的信仰,即科學——民主——社會主義;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思想,也是一種社會主義。這倒不假,即使他說“法西斯蒂的帝國主義專政會普遍發展而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時,也認為未來世界是“無産階級民主製以至全民民主製”的“社會主義”。可是,現在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陳獨秀的社會主義是一種什麽樣的社會主義呢?是“民主社會主義”。而他的民主是超階級的絶對民主;他的社會主義是拋棄了“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即通過民主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
實踐已經證明,在中國如果拋棄了“無産階級專政”,在國內外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面前,這樣的社會主義連一天也存在不了。陳獨秀的“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衹不過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
在客觀考察陳獨秀“民主觀”、總結無産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有一點積極因素須給予應有的評價,即他是最早從蘇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中,提出分清敵我界綫,防止專政到人民頭上,以避免發生大量冤假錯案的問題。根據中國的經驗,這是一個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極端重要的問題。
總之,我們從宏觀上全面客觀地來評價陳獨秀一生功過,不能不承認他曾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傑出人物,他在推動中國歷史前進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然而,他的錯誤及其給中國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也是極為嚴重的。這裏,我們試圖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評說這個復雜的歷史人物。但限於水平,舛誤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