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文學>> 经济商企>> 漢斯-彼得·馬丁 Hans-Peter Martin   奧地利 Austria   公元   (1957年八月11日), 哈拉爾特·舒曼 Harald Schumann   德國 Germany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1957年)
全球化陷阱
  全球化的浪潮洶涌澎湃,滾滾而來。全球化--經濟全球化、資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甚至生活方式全球化……是福?是禍?
    全世界政界、財界、企業界、學界和普通老百姓都在熱烈爭論、探討。
    悲觀主義者說:全球化是陷阱。
    樂觀主義者說:全球化是機會。
   《全球化陷阱--對mz和福利的進攻》在這一爭論中成了世界暢銷書,被譯成世界20多種文字出版。
    德國《明鏡》雜志兩位著名記者跑遍世界各地,收集了豐富的感性材料寫成這本書,生動地描繪了全球化圖景及其帶來的各方面的負面後果,並提出了剋服這些後果的方法。
第一章 20:80的社會
  -世界杠桿正轉嚮另一種文明
  “整個世界將發生在以前的生活中曾經發生過的變革。”
   ——魏納·施瓦普
  遺作《霍赫施瓦普》的劇中臺詞
  能夠下榻舊金山費爾蒙特大飯店是最高的世界級的夢想。這裏有各種公共辦公機構、各種聖像、奢華的寄宿場所和充滿人生樂趣的傳奇故事。熟悉它的人充滿敬意地衹用“費爾蒙特”幾個字稱呼它,是住在這裏的人創造了它。
  它像一座富麗堂皇的大教堂,高高聳立在著名商業中心區的富豪山上。它是加利福尼亞最高級的豪華建築,它是建築於世紀之交和戰後繁榮年代的一個沒有自己特殊風格的混合體。每當遊客們乘大飯店塔樓外面的玻璃電梯像是冠餐廳飄然升起的時候,他們會突然感到目不暇接,眼前的景色美不勝收,這是一個千百萬人曾夢想進入的新世界:從金門大橋到伯剋萊丘陵地帶,中産階級的財富在閃閃發光,一望無際。緑色按樹叢中,幢幢誘人的豪華住宅的遊泳池在柔和的陽光下波光鱗鱗,幾乎每個入口處都停放着許多汽車。
  費爾蒙特大飯店仿佛一塊巨大的界碑,標示出現代與將來,美國與太平洋地區之間的交匯點。大飯店前面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居住着幾十萬華人,再往後就是電子計算機革命的發源地——硅𠔌。1906年地震時大發國難財的暴發戶,參加過世界大戰的美國將軍、聯合國的創立者們、康采恩巨頭。本世紀所有的美國總統——他們都曾在這傢大飯店懸挂金絲絨窗簾的寬敞大廳裏慶祝他們的勝利凱旋。這傢大飯店為阿瑟·黑利的虛構小說位飯店撤搬上銀幕,提供了夢幻般的但又實實在在的場面,從此旅遊者蜂擁而至。
  在這座孕育歷史的建築內,1995年9月底迎來了一位罕見的、改寫歷史的世界精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美國資助者為了表示感謝,正是在金門大橋南面,由於冷戰結束而關閉的軍事基地上,為他建立了一個基金會。現在戈爾巴喬夫邀請了500名從世界所有大洲坐飛機趕來的重要政治傢、經濟界領袖和科學家。這個新的“全球智囊團”——如這最後一位前蘇聯國傢總統、諾貝爾奬金獲得者對這個高層圓桌會議所作的解釋,是要指明通往21世紀的道路,人類“正在轉入一個新的文明。”
  富於經驗的、老一代世界領導人如喬治·布什、喬治·舒爾茨和瑪格麗特·撒切爾與新一代世界明星企業總裁會面交談。後者如美國有綫新聞電視網(CN)的總裁特德·特納,他的公司與《醒世時報》(Time Warner)合併為世界規模的大型媒介康采恩。還有華盛頓西吉普公司的東南亞貿易大亨。他們要在3天之內,在小型工作小組內與電子計算機界和財政金融界的國際炒傢、與經濟界大祭司即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們一起高度集中地進行思考。此外,因為涉及人類的未來,還必須聽聽來自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密使的意見。自然,也必須聽聽北京的意見。聯邦德國薩剋森州州長庫特·比登科普夫則在新論中力圖突出德國的看法。
  沒有人到這裏誇誇其談,也沒有人打擾別人的自由發言。為了保護會議不受討厭的大批新聞記者的幹擾,有關方面花了很多錢。嚴格的會議規則迫使所有與會者拋棄任何修辭上的空洞廢話。報告人必須在5分鐘內切入主題,要求發言不能超過2分鐘。負責維持會場發言秩序的老年婦女像對一級方程式賽車手一樣提醒那些正在辯論的億萬富翁和理論傢不要忽視時間提示板上的時間:還有“1分鐘!”、“30秒!”。“停!”。
  約翰·蓋奇,美國太陽微係統計算機公司的高級經理,在關於“全球化經濟中的技術與勞動”的圓桌討論中最先發言。他的公司被譽為該行業的一顆新星,發明了Java程序語言,太陽係統的股票指數已經打破了華爾街的紀錄。蓋奇簡明扼要地聲稱:“在我們這裏,每個人都可以願意工作多久就幹多久,我們無須為我們的外籍工作人員辦理簽證。”各國政府以及他們的法令對於這個勞動世界毫無意義。他雇用那些十分需要的人,眼下優先要“印度的聰明大腦”,他們正在盡其所能地長時間工作。這傢公司通過電腦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求職申請。“我們通過電腦招聘我們的人,他們在電腦旁工作,他們也將會在電腦中收到被解雇的通知。”
  “還有30秒!”掌握發言時間的女士嚮他發出信號。“我們直接提拔那些最聰明的人。由於我們的效率,我們把營業額從13年前創業時的零提高到今天的60億美元。”蓋奇自滿自足地把頭轉嚮一位鄰桌夥伴,微笑地說:“這是你多年努力也未能達到的速度,戴維。”屏幕上顯示出“停”的信號,計時秒針靜止不動,蓋奇得到一次小小的譏諷。
  接着發言的是戴維·帕卡德,高科技巨人惠普公司的創建者,這位白發蒼蒼、靠個人苦幹起傢的億萬富翁沒有任何客套話,清醒的理智使他更喜歡一針見血地觸到核心問題:“約翰,你確實真正需要的職員是多少?”
  “6個,也許8個。”蓋奇幹巴巴地回答說:“沒有他們我們就會不知所措,至於他們住在地球的什麽地方倒是無關緊要。”辯論主持人,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拉斯特姆·羅伊教授進一步追問:“現在有多少人在太陽公司係統內就業勞動?”蓋奇回答說:“16000個。作為合理化後備大軍,他們可以被壓縮到一個很小的數目。”
  會議廳裏沒有人竊竊私語。看到迄今為止出乎意料的龐大失業大軍,與會者認為這是一講理所當然的事情。來自未來行業和廣有前途的國傢的這些領取高薪、飛黃騰達的經理中沒有人相信,在迄今為止的社會福利國傢中,在依賴技術實現增長的市場內會充分提供大量新的、正式支薪的勞動崗位——無論什麽領域都是一樣。
  在費爾蒙特大飯店的實用主義者把未來簡化為“20比80”的一對數字和一個“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的概念。
  在下一個世紀,啓用有勞動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華盛頓西吉普公司經理認為:“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將被棄置不用。”全部謀職人員中僅用其中的五分之一就足以生産出供世界社會享用的全部商品,提供它所需要的第一流服務。這20%的人將因此而積極地參與生活、掙錢和消費——無論在什麽國傢都是如此。辯論者們設想,其中還應再加上1%或2%的豐厚遺産繼承人。
  那麽其餘的人呢?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沒有勞動崗位嗎?美國作傢,《勞動的終結》一書的作者傑裏米·裏夫金說:“肯定如此。”“在80%的人中間將會出現極大的問題。”太陽公司經理蓋奇再次作了補充,引證他們公司總裁斯科特·麥剋尼利的話說,將來的問題是“你去吃飯還是變成餐點被別人吞吃”。
  接着,這個研究“勞動未來”的高級人士討論小組集中研究未來的失業者問題。圓桌會議確信,世界範圍內也許有幾千萬人迄今為止認為自己面臨的前景不是沒有固定工作崗位的垂死掙紮,而是在舊金山海灣地區舒舒服服地過日子。在費爾蒙特大飯店,一個新的社會秩序輪廓被描繪出來:富裕國傢內將不再有數量上值得一提的中間等級——沒有人對此表示異議。
  身經百戰的老戰士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所說的“靠喂奶過日子”迅速傳播開來。他出生於波蘭,擔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的國傢安全顧問長達4年之久。此後,他專門研究地區戰略問題。如布熱津斯基所說,靠喂奶過日子是由“entertainment”(款待)和“tits”(奶頭,美國人對乳房的俗稱)這兩個詞組合而成。在這裏布熱津斯基指的是處於哺乳期的婦女的乳房中流出來的乳汁,而不是性感。如果把令人陶醉的消遣娛樂與充分的食物結合在一起,世界上受到挫敗的居民就會保持好心情。
  經理們清醒地對所能出現的分配格局進行討論,並且想到,富有的五分之一居民如何能夠關心剩下的多餘無用的居民。但在全球競爭壓力下,無法指望公司企業會熱情投入此事。對於失敗者衹能由其他人來操心。辯論者們期待在自願社區服務的廣泛領域,從鄰里救濟會、體育運動企業,或所有各種社團組織那裏獲得慈善捐贈,把大傢團结起來,實現社會一體化。羅伊教授認為,花少量的錢就可以提高這些活動的社會影響,並且促進成千上萬居民的自尊。而康采恩的領導人則估計,無論如何,工業國傢中很快就會再度有人為了少得可憐的工資去清掃街道,或者作為家庭幫工住在十分簡陋的棲身之地。未來學學者約翰·奈斯比特分析說,工業時代與它的大規模福利一起,作為經濟史的短暫瞬間將不復存在。
  值得紀念的、為時3天的費爾蒙特大飯店會議的舉辦者錯誤地認為,人類正在走嚮新的文明。然而由公司老闆階層和科學家組成的專傢鑒定委員會所指示的方向卻是直接倒退到前現代化時代。按照該委員會的說法,說明未來社會福利與社會地位分配格局的不再是80年代以來使歐洲人惶恐不安的“三分之二的社會”。未來世界的模式將遵循“20比80”的公式。“五分之一的社會即將到來,在這個社會中,衹有讓被排擠出局的人靠喂奶過日子才能使其安定下來。”這一切難道是危言聳聽嗎?
  “真正的風暴”
  1996年的德國:有600萬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勞動職位——數目之多是聯邦共和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西德人的平均淨收入近5年以來持續下降。來自政府、科學界和公司企業界的預言傢宣佈,這僅僅是個開端。聯邦共和國高級企業顧問羅蘭德·貝格爾預言說,在未來10年內僅在工業中至少將有150萬勞動崗位被繼續消滅掉。“此外,在中級行政管理機構中大概有二分之一的勞動崗位被消滅。”①他的同事,麥金西咨詢公司德國分公司經理赫伯特·亨茨勒走得更遠,他預言說:“工業將沿襲農業的發展道路。”在未來,商品生産衹嚮百分之見的少數就業居民提供工資和面包根據奧地利官方機構的消息,就業數目也越來越少了,平均每年有1萬個工業勞動崗位被消滅,1997年失業率為8%,幾乎是1994年的2倍。
  經濟學家和政治傢對於這種衰落現象的普遍解釋可快被高度凝縮為一個詞彙:全球化。這個不斷被重複的份題舉例,高科技武裝的通訊交往、低廉的運輸成衣容易正在把整個世界融合為一個唯一賄賂激烈的全球競爭,包括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德國公司衹在勞動力低廉的國外創造新的勞動崗位。從康采恩老闆到勞動部長,這些領導共和國的統治者衹知道有一個答案:嚮下調整。公民們不斷被一種放棄福利要求的嘈雜的禁欲宣傳所包圍。由工會幹部、經濟學家、專傢鑒定委員會成員和部長們組成的大合唱聲稱,德國人——還有奧地利人——工作幹得太少,收入太高,休假太多,並且經常由於節日狂歡而患病。報刊電視的新聞“助手們”也來添油加醋地多嘴多舌。《法蘭剋福總匯報瀉道:“西方的福利享受社會與雄心勃勃的亞洲禁欲社會是截然相反的”,社會福利國傢已變成“未來的威脅”。“社會不平等的擴大將是不可避免的”。在奧地利,統治輿論市場的《新皇冠報》則醒目的大字標題煽動起轟動性的報刊大戰:做洲大陸過着入不敷出的揮霍生活,新的緊縮浪潮使歐洲目瞪口呆》。聯邦德國總統羅曼·赫爾佐剋在對人民的定調講話中對這種說法表示贊同,轉折“是不可避免的,每個人都必須作出犧牲。”
  然而,他的理解有些錯誤。這絶對不是在危機時刻為了大傢而作的必要犧牲。削減患病期間繼續支付的工資;廢除進隊解雇的保護性法令;儘管勞動生産率不斷提高,還是要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和降低工資。所有這些都不再是治理危機措施。打着全球化旗號的改革者宣佈解除共和國一項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即通過自上而下的再分配對社會不平等進行限製。他們宣傳歐洲社會福利國傢模式已經過時,在世界範圍內,文盲的比價過分昂貴。而受到打擊的人的理解卻往往是正確的。工會和社會福利團體的憤怒吶喊響徹全國。就連一嚮很保守的化學工業工會也以大規模罷工相威脅。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迪特爾·舒爾特警告人們註意“當前的情況”。與當前的情況相比,1995年12月法國群衆的大規模反抗衹不過是“火山爆發前的一次小的噴發”。
  處於無望境地的社會福利國傢捍衛者進行着絶望的鬥爭。而他們的敵人的許多論據都是非常錯誤的。歸根結底,德國康采恩在國外幾乎沒有創造什麽附加勞動崗位。大多衹是收購當地企業,以便接着裁減職工,供應當地市場。而德國國內的社會福利負擔絶對沒有爆炸性地增長。1995年它在全部社會生産中所占比例比20年前還要低。但是,實際做的時候卻總是參考迄今為止的其它工業國傢的政策。削減國傢開支、降低工資、取消社會福利,從瑞典、奧地利直至西班牙,這個綱領到處都成為各國政府政策的核心。而抗議活動到處都在無可奈何中結束。
  國際主義,最初是反對資本主義戰爭販子的社會民主黨工人領袖的發明,長期以來它已轉到相反方面,成為資方的國際主義。世界範圍內4萬傢擁有大規模職工隊伍的跨國公司,猶如許多國傢,彼此間相互比賽。在德國資本收益的40%不是要作為稅收上交嗎?太多了!愛爾蘭繳納10%政府就很滿意了。馬來西亞和美國的一些州甚至5年或10年內完全放棄徵稅。德國專業工人的小時工資不是45馬剋嗎?太昂貴了!英國人正在為不及此數一半的工資努力工作,捷剋人的工資是此數的十分之一。在意大利,對新工廠的投資補貼不是僅僅為33%嗎?太少了!在德國東部,國傢甚至願意補貼80%。
  在一種全球的鉗型運動中,新的資本國際使得一係列國傢及其迄今為止的社會秩序都發生了根本變化。在一條陣綫上,新的資本國際有時在這裏,有時在那裏,以抽走資本相威脅,迫使政府大幅度減少稅收,提供數十億的補貼,或者無償提供基礎設施。凡是這種威脅不起作用的地方,都是慷慨的稅收計劃幫了忙:衹有在那些稅率確實很低的的國傢才能獲取利潤。在世界範圍內資本所有者和財富占有者在國傢為完成任務而籌集的資金中所占的份額日益減少。另一方面,全球資本流動的指揮者不斷嚮下壓低本公司繳稅職工的工資水平。而工資率,即工薪人員的薪金在社會財富中所占比例在世界範圍內都在下降。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單獨對抗這種壓力。美國經濟學家魯迪格·多恩布什評論說,在跨國競爭中,德國模式已經被“完全煮爛了”。
  在工資薪金不斷下降的時候,交易所匯率和康采恩利潤卻以兩位數的比例直綫上升。與此同時,失業率和國傢財政預算赤字都在並排增長。為了理解所出現的以下事實,並不需要人們必須具備特殊的經濟知識:在卡爾·馬剋思逝世113年以後,資本主義再度駛入這位革命的經濟學家為他那個時代所正確描述的那個方向上。例如1865年他在倫敦嚮第一國際總委員會作報告時說:“資本主義生産的總趨勢不是使平均工資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勞動的價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他沒有料到,原始資本主義有朝一日會受到民主的馴化和駕馭。在社會民主主義世紀改革之後,一種歷史規模的相反的改革開始出現。這是即將發生於將來的倒退。獲勝者,如世界康采恩西門子公司老闆海因裏希·馮·皮勒爾得意洋洋地說:“競爭已成為一股狂風,我們即將面臨真正的風暴。”
  皮勒爾和其他新全球主義的倡導者的用詞是要使人們相信,似乎無論如何這是一種自然産生的過程,是不可遏止的技術與經濟進步的結果。這完全是一派鬍言。全球經濟的緊密聯結絶對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是由於有意識推行追求既定目標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越來越多的政府和議會,簽訂一個又一個協定,頒布一個又一個法律,它們的决定消除了妨礙資本和商品跨越國境流通的障礙。從外匯交易的解除約束,到歐洲內部大市場的形成,到世界貿易協定即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組織的不斷擴大,西方工業國傢執政的政治傢們係統地造成了一種連他們自己也無法對付的局面。
  處於陷阱中的民主
  這種全球一體化是伴隨一種經濟政治的神聖學說的崛起同時發生的。這種神聖學說被一大群經濟顧問搬到政治領域,它就是新自由主義。它的基本命題說得十分簡單:市場是好的,國傢幹預是壞的。從這種經濟學說的主要代表,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奬金獲得者米爾頓·弗裏德曼的思想出發,獲得多數派地位的西方經濟自由派政府在80年代把這種教條提升為自己政策的準則。放鬆控製取代國傢監控,貿易與資本流通自由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這些都是迷信市場的各國政府及其控製的國際經濟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武庫中的戰略武器。藉助這些武器,他們進行了捍衛資本的自由的鬥爭。這場鬥爭一直持續到今天。無論是航空業還是電訊業,銀行業還是保險業,建築工業還是軟件開發,無論什麽事物、什麽人都無法擺脫供求法則。
  東方集團一黨專政的總崩潰使這種信仰獲得進一步推動力和全球穿透力。擺脫無産階級專政威脅以後,西方更加強硬地為建立世界市場的專政而努力。雇員在一般價值創造中占有大量份額,突然表現為冷戰中的一種讓步政策,它的用意在於對共産黨的宣傳釜底抽薪。
  然而“渦輪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的滲透現在似乎已不可阻擋。它正在摧毀自身存在的基礎:即能夠發揮職能作用的國傢與民主的穩定。這種變化速度以及權力與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蝕着舊的社會統一,其速度之快遠遠超過新的社會統一的發展。迄今為止的社會福利國傢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會資源,其速度比生態資源的消耗還要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傢們嚮全世界傳布“美國模式”,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這個口號與原民主德國政府的宣傳如出一轍。民主德國一直到它終結都在教訓;人要嚮蘇聯的勝利成就學習。實際上任何一個地方也沒有像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反革命發源國傢~樣,最終如此清楚地顯示出社會衰落:刑事犯罪橡瘟疫一樣流行。在加利福尼亞州,有世界上排名第七的經濟財團,這個州用於監獄的開支已經超過了全部教育預算。已經有2800萬美國人,即全國居民總人口的1/10以上住在嚴密警戒的高樓之中,在住宅區構築防禦工事。美國公民為私人武裝保鏢所支付的金錢相當於他們的國傢支付警察開支的2倍。
  而歐洲與日本、中國與印度,它們本身已各自分化出一個獲利的少數和失落的多數。對於數十億人來說,全球化進步使他們毫無進步。1996年6月底被七個主要工業國傢政府首腦在裏昂奉為七國首腦高級會議指導方針的公式,即“全球化的勝利將會使所有的人受益”,對他們來說簡直就是一種諷刺。
  失敗者把抗議矛頭指嚮政府和政治傢,它們改造社會的力量不斷萎縮,無論是恢復社會公正還是保護環境,無論是限製新聞媒介的權力還是與國際化刑事犯罪進行鬥爭,都同樣地軟弱無力。一個國傢在這麽多問題面前總是力不從心,國際的一致行動也總是陷於失敗。因為這些政府在所有與生存攸關的未來問題上衹是一味地讓人們註意跨國經濟極其強大的客觀強製,把所有政治都變成一種軟弱無力的表演,民主國傢於是就名存實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餡餅。
  衹有那些頭腦簡單的理論傢或目光短淺的政治傢纔會相信,人們可以年復一年地使幾百萬人喪失勞動崗位和社會保障,如目前歐洲那樣,而任何時候都無須為此付出政治代價。這種想法註定要破産。與康采恩戰略的企業經營邏輯不同,在民主組成的社會裏,沒有多餘無用的公民。失敗者還有一張選票,他們將利用它,沒有理由使他們保持沉默。它的政治後果就是社會地震。而社會民主黨人或基督教社會黨人不久以後將再也沒有什麽值得歡慶的新勝利。相反地,越來越多的選民將對全球主義者的刻板公式進行真正嚴肅的思考。我們並不認為責任都在外國競爭方面。公民所獲信息大約有一半來自維護他們利益的代表之口。從這些——經濟上十分錯誤的——論據再嚮前邁一小步就是反對所有外國人的公開排外仇恨。長期以來,失去安全保障的中間等級公民一直以排外仇恨、分裂主義、與世界市場隔絶作為自己的靈丹妙藥。這些受到排斥的人又以排斥別人進行報復。
  崇尚民族權威的民粹主義者羅斯·佩羅特在第一次參加美國總統選舉時獲得19%的選票。在法國,鼓吹民族再生的讓局裏·勒龐,奧地利激進右翼民粹主義者耶爾格·海德爾也都取得了類似的競選成就。從加拿大的魁北剋、英國的蘇格蘭直至意大利的倫巴第,分裂主義日益獲得越來越多的擁護者。他們除了排外主義外,對中央政府也十分不滿,主張把他們臆想的國內貧睏地區搭夥吃閑飯的人排擠出去。與此同時,在全世界為擺脫貧睏而四處流浪的大量移民群衆日益增多。
  20比脫,五分之一的社會。這是費爾蒙特大飯店的先知先覺的精英們為下個世紀所描繪的圖景,遵循的完全是康采恩領導和各國政府推行全球一體化所使用的技術邏輯和經濟邏輯。但是圍繞最高效益和最低工資所進行的世界競爭卻為非理性奪取政權打開了方便之門。並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貧睏者在進行造反,而是目前社會中間階層中廣泛流行的對即將喪失社會地位的恐懼會爆發出無法預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貧睏,而是對貧睏的恐懼正在威脅着民主。
  經濟取代一切政治,曾經導致過全球性災難。這就是1930年,交易所大破産後的一年,始終對資本表示友好的美國《經濟學家》雜志評論說:“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在經濟領域的成就大大超過政治領域成就,經濟與政治不能保持同步前進。這個世界在經濟上實現了廣泛的行動統一,政治上卻是四分五裂,兩個相互矛盾的發展之間的嚴重對立,導致了人類社會生活的一係列震蕩和總崩潰。”
  歷史是不會重演的。雖然如此,戰爭卻始終是一種最可能的排氣閥。如果社會衝突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也許就會以反對少數種族或反對叛變地區的國內戰爭形式出現。全球化並非註定導致戰爭衝突,它能夠,也許不是很成功地,把它激發起來的跨國經濟力量從社會的角度進行控製。迄今為止對於世界經濟網絡化所作的政治答案都否認這個過程是可以控製的。然而確實存在使這種調控重新被民選政府及其機構所掌握,避免民族衝突的手段和途徑。對於其中的一些手段和途徑本書將要加以介紹,並進行討論。
  處於下一世紀門檻的民主政治傢們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對國傢進行修復,重新恢復政治對於經濟的優先地位。這並不是要把由於技術和貿易而迅速實現的人類融合翻過來嚮相反方向發展並導致全球聯繫中斷。衹有世界再次表現出秩序,政治優先而不是經濟優先再度得以實現,我們的子孫們纔會對90年代黃金歲月保留美好回憶。
第二章 普天之下皆是如此
  ——全球化及全球衰落的衝擊“農民是聽命於統治的,而統治正是針對農民的,但現在一切都顛倒過來,叫人無法理解。”
  ——安東·契可夫《櫻桃園》劇中僕人費剋斯
  世界衹有一個,最初衹是一個地球的形象。
  距離北京有3小時飛機路程,距離香港也要3小時,距離西藏拉薩要2小時,這就是成都。對於喜歡中國辣味飯菜的人來說,這個位於中國西南部四川省的偏遠中心城市頗有名氣。外國遊客衹是在中途不得不停留的時候纔接近這座城市。成都已經有340萬居民,是世界上一個發展最快的城市巨人。
  在新高層樓群建築工地之間,很漂亮的毛澤東的宣傳畫告訴人們,現在進步到了何種程度。沒有鋪上瀝青路面的街道上車水馬竜,塵土飛揚,街道兩旁的宣傳畫和超大電視屏幕裹上了一層灰塵,但是醒目的畫面卻吸引着行人,在這些畫面上出現的是:粉紅色的二層小樓、深緑色草坪、天藍色遊泳池以及在大型高級小轎車前面的一對幸福中國夫婦。
  而在地球的另一面,亞馬遜河的下遊,玻利維亞與巴西邊界附近,大街上的廣告畫也作着同樣的預告。來自聖保羅的門德斯·朱尼奧爾公司在熱帶雨林中大面積推銷按照美國式樣精心建造的、破壞自然生態的獨傢小樓。在陰雨連綿的裏奧普魯斯散發着黴臭氣味的小屋中,年輕的卡博剋洛斯族人正在進行辯論。他們是印地安人與黑奴的混血後代。辯論的題目是加利福尼亞電視係列片《冰上救生員》中從事水上救護的帕梅拉·安德森的胸圍是多少,就好像她是身邊的一位姑娘。藉助好萊塢錄像帶和電影膠片,木材商人收買了朗多尼亞州殘留的印地安血統居民,以便能夠在這個自然保護區中砍伐最後的桃花心木。
  這種活動圖像的神秘力量甚至對於難諾瑪米的印地安人也産生很大影響,搖擺舞明星斯廷格(Sting)對於他們以及想像中的最後的香格裏拉即不丹的年青人的無與倫比的才能也感到歡欣鼓舞。這個喜瑪拉雅山腳下信奉佛教的農業專製國傢內,居民們被迫一年四季穿着長過膝蓋的罩衣,用中世紀的方法耕種土地。令人驚異的是有些當地人在統一的民族服裝上面又穿上一件皮夾剋並且買賣來自印度的盜版美國電影拷貝。
  就是在俄羅斯遠東地區,(丹佛集團)也早就為人們所熟悉。哈巴羅夫斯剋飛機場的領導人對於那些認為必須嚮他解釋什麽是《明鏡》雜志的旅客十分惱火,他每周都可以讀到它,當地日報經常摘要轉載。在阿根廷的喀帕卡瓦納海濱的一個周末,一位售貨員出於自己的信念而升起了德國國旗。這位黑皮膚的男子並不是日爾曼民族主義的信徒,使他十分驚異的是:“德國社會很公正,在那裏平民百姓並不窮睏。”
  毫無疑問,人類今天必須與一種世界性生活方式相協調一致。他們是會這樣做的。500多個正在工作的人造地球衛星用現代無綫電信號覆蓋了地球。在10億多的電視屏幕上以同樣的畫面引起人們對於黑竜江、揚子江、亞馬遜河、印度河和尼羅河的同樣渴望。衛星接收天綫與太陽能收集器使得那些遠離電源的偏遠地方,如西非的尼日爾也能“把他們的農村生活清楚地介紹給同一星球範圍內的”千百萬人。羅馬俱樂部總裁貝特蘭·施奈德如是說。
  中國政府反對來自資本傢世界的電傳信件,電子郵件和電視節目的保衛戰衹是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而不是為了保衛一個不同的社會方案。凡是這個普遍商品世界的電視圖象遭到禁止的地方,如北朝鮮、伊斯蘭國傢都有照片和準確細節的文字敘述在暗地流傳。就是在伊朗,美國的重金屬搖滾音樂在13至19歲的青少年和中間階層中已成為深受歡迎的流行音樂。
  以前從來沒有這麽多人,聽到並且感受到這麽多的關於世界其餘地區的信息。有史以來,人類第一次在一個共同的生存夢幻中聯合起來。
  有不到60億的地球居民能夠事實上通過全民决策來决定,他們想如何生活,絶大多數要求一種如同舊金山市郊居民那樣的中間等級生活。受過很好教育、見多識廣的少數人則希望再加上柏林墻倒塌以前聯邦德國的社會福利標準。奢侈地把一幢加勒比海濱別墅與瑞典的福利保障結合起來,這是越來越多的夢想者的美夢。
  迪斯尼所嚮披靡
  為什麽恰好是加利福尼亞的生活樣板能夠在世界範圍內滲透?為什麽迪斯尼打敗了一切對手?美國國內市場的巨大容量、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在地緣政治中的強權地位、它在冷戰宣傳戰中的強大實力,所有這些都扮演了一個中心的、但還不是唯一的關鍵性角色。也許可以反過來說,斯大林希望獲得壓倒一切的絶對實力地位,而米老鼠卻真正實現了這種絶對實力地位。
  媒體巨率迪斯尼公司總裁和董事會主席米歇爾·艾斯納經常宣傳他的啓蒙模式:“美國的娛樂業把一種多樣化的個人機遇、個人選擇和個人表現介紹給大傢,這些是所有地方的人們都十分渴望的。”這位好萊塢推銷商人慢條斯理地補充說:“美國的娛樂工業作為一種毫無限製的創作自由的成果而創造出一種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獨一無二的東西。”
  眼下對他最堅决的批判者是新澤西拉特格斯大學世界惠特曼研究中心主任本傑明·R.巴伯。他在此期間找到了一個經典的公式即“用聖戰來反對米老鼠世界”並稱文斯納的多元化命題“純粹是欺騙”。這個神話在兩個關鍵性要點上含混不清,即選擇方式和所謂的獨立渴望。例如在許多美國城市中人們可以在許多不同標牌、型號的小汽車中進行選擇,但是他們不能為公共交通工具作出决定。如果同時還存在着預算為2500億美元的廣告工業,那麽,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市場衹給人們提供人們所需要的東西又有什麽實際意義呢?難道音樂電視(MTV)最終不也衹是在世界範圍內日夜不停地為音樂産業所作的一種宣傳廣告嗎?
  巴伯相信,“迪斯尼在全球文化殖民化”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勝利建築在一種與文明同樣古老的現象基礎之上,即是在難與易、慢與快、復雜與簡單之間所進行的競爭。前者與一種令人吃驚的文化成就相聯繫,後者與“我們的冷漠心理、疲憊懶散狀態”相適應。“迪斯尼、麥當勞和MTV則呼籲要把一切變得輕鬆、快捷和簡單。”
  無論艾斯納或者巴伯對好萊塢的勝利凱旋是否作出正確評價,它的成就是無所不在的。加利福尼亞未來學思想傢內森·加拉德斯描述當代人單調無聊的視野時寫道:“辛迪·剋勞難如前蘇聯的列寧雕像一樣盯着你臉上的每個角落。麥當娜和邁剋爾·傑剋遜帶有顫音的歌喉正在宣告新的世界災難即將到來。”
  在龐大的媒介帝國領域太陽是不會落下去的。好萊塢作為這支國際力量的中心提供着最重要的後物質主義原料。《醒世時報》希望與特德·特納廣播公司、美國有綫新聞電視網聯合成為世界市場的領袖。迪斯尼與美國廣播公司電視臺的合併是美國經濟史上第二次大規模公司收購。索尼公司占有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鬆下公司1995年把娛樂業的巨人MCA公司拍賣給西格拉姆跨國飲料公司。在波斯灣和朝鮮半島之間,澳大利亞的魯泊特·默剋多公司居於統治地位。這傢總部設在香港公司,用專門用於發佈電視信號的人造地球衛星嚮居住着世界二分之一人口的4個時區發射節目信號。跨越時間和空間,在6個頻道上,分別由中國的、印度的、馬來西亞的或阿拉伯的電視演播員交替地用漢語普通話和英語播音。默剋多公司雄心勃勃地通過對有綫浙道的參與,努力大規模地開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業務。迄今為止,有3000萬大陸中國人可以合法地、不受任何幹擾地接收它的節目。北京的當權者說了很多客套話,但是在這個行業的圈子內卻發佈了一個澳大利亞人還是可以接受的禁令:“不要黃色節目。不要暴力、不要新聞。”媒介巨人們——列入這個行列的還有矮小而強壯的德國巨人貝塔斯曼公司,它的強硬對手利奧·柯剋公司,自己編製節目的西爾維奧·伯勒斯科尼電訊公司——他們為了那個“喂奶問題”很好地武裝起來了。這一直是世界領導者們在會談中,如在舊金山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會議上感到十分頭疼的問題。媒介巨人的畫面控製着人們的夢想,而這些夢想决定着人們的行動。
  人們在大力追求單調的“刺耳噪音”
  音像製品市場越是跨越國境,它就越會受到更多的限製。美國電影工業為一部娛樂影片要花費5900萬美元,這個數目是歐洲或者印度電影生産中心幾乎無法相比的。在技術和裝備上質量持續改善的美國膠片不斷達到它的競爭者很少能夠實現的標準。於是好萊塢和美國流派的吸引力日益強大。
  許諾將來每個家庭都可以接收到500個電視頻道的多樣化衹不過是虛幻的空頭支票。少數幾傢領導市場的公司企業在許多發射場地使它們的商品不斷變換形式、反復播送,以適應各種不同目標集團的口味。此外,追逐更大的收視率進一步促進了集中化過程。重要比賽的轉播權衹是由於巨大的廣告收入才能有錢買下,但是衹有大型廣播電視臺或國際廣告商才能獲得這種轉播權。衹有那些處在整個轉播地區內的生産廠商,首先是跨國康采恩纔會對廣告和插播廣告的電視節目感興趣。在德國僅僅幾傢大公司幾乎買下了四分之一的電視廣告。洲際之間播送的90秒一次的電視廣告價格相當於一部歐洲娛樂影片的平均價格。
  廣告公司利用它的顧客們共同的夢想傢園的畫面。德國的群衆已經贏得了紐約和蠻荒的西部的喜愛。RTL電視臺在1996年5月世界足球冠軍聯賽最後决賽期間,利用精美的廣告招貼畫從這個似乎充滿信任的遙遠世界拉到一半以上的廣告産現在“‘紅太陽”不要落在意大利的開普裏島,而是同貝剋啤酒一起落到金門大橋後面的海洋裏。歐洲大陸輪船公司的輪胎不再在德國附近的賽車跑道上發出刺耳的尖叫聲,而是敏捷地行駛在美國曼哈頓摩天大樓之間狹長的街道上。
  迅速作出反饋、努力適應這個世界的強者推動着這個發展越走越遠。如紐約人、錄像藝術傢柯特·羅伊斯頓所預言的那樣,文化領域的最終産品就是一種無聊的、全球化的統一的美國音調:“刺耳的噪音。”這個預言幾乎已經被證實,多年以來,從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剋到維也納、裏斯本,一批大喊大叫的青年文化先鋒連細節上都努力模仿20年前舞臺上的紐約人,光綫強得令人睜不開眼,音響震耳欲聾,戴着耳蔓、拼命喊叫——真是無聊之極。在一個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的時代,這種刺激性十足的風格正在逐步傳播開來,它可以使人暫時忘掉許多挑戰性的實質性問題。
  三位著名的男高音歌手若澤·卡雷拉、普拉西多·多明格和露西亞諾·帕瓦羅蒂1996年進行世界巡回演出時,在聲音所及的範圍內已接近於羅伊斯頓所批評的刺耳噪音。從慕尼黑到紐約,在火場券銷售一空的體育館內,無數觀衆幾乎衹能聽到他們古典唱法的基本聲調。而本來千篇一律的樂麯在每個地方都有獨特的東西,買票入場的觀衆由此總是感到自己正在經歷一種獨一無二的演出。演員們努力與各地文化圈子的口味協調一致,使得四大洲的觀衆在加演節目時與演員達到水乳交融的境地。三位世界級歌手嚮日本人演唱嶺人傷心的流暢。在維也納的男高音演出場地普拉特爾體育館,他們從沒有再唱過(藍色玻璃鋼,面對大約10萬名新富起來的德國、捷剋和匈牙利聽衆,演唱的是流行搖滾歌麯:“維也納,維也納,你衹有孤獨。”
  儘管他們都有敏感的民族感情,但是可以說他們的令人陶醉的美聲三重唱就像在全世界是有無可比擬的消費誘惑力的可口可樂一樣。這傢軟飲料巨人公司嚮中國、日本、嚮各種口味不同的地區提供它的褐色飲料,並根據不同的文化喜好,根據一個國傢不同地區的特殊口味安排配方。在1996年奧林匹剋之夏,可口可樂公司在它橫跨幾大洲的廣告中自稱是“為了體育迷們”生産的。在悶熱的亞特蘭大,這傢富有同情心的跨國公司把推銷重點轉嚮現場觀看比賽的、汗流浹背的觀衆,在運動員乘坐的汽車上用大字寫着:“吶喊助威是令人口幹舌燥的工作”。
  就是在歐洲,體育運動這種文化財富也明顯地變成嚮一個有固定標識的娛樂群體提供熱烈宣傳商品包裝的機會。國際足球聯合會主席若阿·阿維蘭熱希望,為了廣告集團的利益,足球比賽應增加更多的中場休息,如同美國的足球比賽一樣。德國聯邦體育協會試圖建立一個類似美國全國籃球協會的新組織。對某種形象的崇尚將取代一種在文化領域培育起來的地方歸屬感情。慕尼黑的巴伐利亞人在漢堡要比兩個當地盟友——漢堡體育協會和聖包利協會銷售更多的針織品。僅僅嚮那些狂熱球迷的推銷就使這傢高級俱樂部所實現的營業額大大超過90年代初包括電視轉播權在內的全部收入。從傳統的城市比較中越來越難於産生具有轟動效應的爭執。研究體育運動的專傢漢斯·施托倫韋剋聲稱“糾紛必須人為地製造出來,讓運動員反對運動員,運動員反對教練,教練反對主席團。”
  就像一把圍繞地球耕作的鐵犁,對於全球化商品潮的需求由於在全世界所有城市開闢出商業街而增長了數十億倍。如社會批評傢伊萬·伊裏希諷刺形容的那樣:“就連口渴也被演變成對可口可樂的需求。”著名作傢剋拉文·剋萊因、科達剋、路易斯·武伊通的寫作風格統治着大都市的文壇。思想和産品都追隨剩下的為數不多的電影院所上演的電影和音樂風格。它們在適應潮流,而且適應速度之快使土生土長的本國的供貨者無法與之競爭。
  最近的犧牲者是原來曾為帝國首都的維也納。維也納市區無數小商店憑藉櫥窗內帶有地方特點的商品花色品種,展示出一種賞心悅目獨一無二的地方特色。然而自從1995年初奧地利加入歐洲聯盟以後,這些特色不得不放棄。因為與停蹄世界旅行者俱樂部的先鋒成員。如同在漢斯一狄特裏希·根捨那裏幾個忙得片刻不停的朋友開玩笑所說:“註意!不要在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碰上自己,以為自己又回來了。”但是,他們正是由於自己的靈活性、收入,以及瞭解世界上許多事情而受到許多人的羨慕。
  然而在最著名的飯店酒吧間,在新加坡的萊佛士、莫斯科的薩沃伊,在裏約熱內盧的科帕卡瓦納宮,忙碌一天的飯店僕役深夜在這些全球大腕面前痛哭流涕,因為他們在街上偶然碰到了來自故鄉的老同學,這些同學每幾年一次作為旅遊者到這個遙遠世界來冒險,令人吃驚地長期占據他們的廉價床位。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産生出一種令人茫然的空虛感和孤獨感,這種感受最遲是在一年中所進行的第八次州際旅行之後産生的。最後就連那個無聊的,躺在上面可以使無休無止的頻繁飛行獲得片刻安寧的椅墊也全球化了。圍繞地球轉圈的同時,他們把自己也關進了確實令人討厭的,千篇一律的機場、連鎖旅館和連鎖飯店。在裝有空調的、很好的旅館房間裏,被迫對錄相帶作着同樣的選擇。這些片刻不閑的大忙人的靈魂追不上他們四處奔波的身體,他們從來沒有精力去過問其他陌生的但確實是新的東西,或者說,他們還來不及過問新的東西就早已坐飛機走了。一個人就是這樣到處都走遍了,然而都是住在類似的地方,一切都看到了,但卻衹看到那些早已熟悉的東西——就像那些長期滯留在故鄉的人積攢他的電話卡、郵票和啤酒瓶蓋一樣,他積攢着在航空公司那裏能夠享受特殊補貼的里程數目。
  然而他們的川流不息的旅行具有方向性的意義,至少他們是坐在超音速噴氣式飛機上奔嚮未來,從這種川流不息的旅行中會産生出新的世界結構。電子通訊網、數控衛星電話。高效率的飛機場、免稅的工業園區,所有這些織成的密集網絡在世紀之交之後將使大約30多個地域廣阔的大城市地區彼此緊密聯結在一起,其中每個城市大約有800萬至2500萬居民。這些大都市猶如偶然灑落的光斑映照在地球儀上。它們的居民雖然相隔千裏之外,但卻感覺彼此關係要比迄今為止一直决定他們歷史的本國內地居民更親切得多。
  意大利未來學學者裏卡多·彼德拉估計說:“權力將落入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活動的商人與各城市政府之間所締結的聯盟手中。這種城市政府首先將促進它所包含的全球公司的競爭能力。”現在亞洲中心國傢到處都行駛在高速公路的超車綫上。各大洲的年輕人都是在一種與他們的父母相比完全不同的全球城市形象中成長起來的。巴黎、倫敦和紐約,還有莫斯科和芝加哥,都不再受到人們的誇張贊美而光芒四射。自1996年3月起,世界最高建築將屹立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目前,柏林樓房的屋頂絶對超不過多數建築起重機的高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樓大廈卻遠遠超過了它。
  在巴基斯坦與日本之間密密麻麻地出現了一大批繁榮地區,作為全球競爭舞臺上的新競爭者,爭着扮演西方城市世界在以往幾十年所扮演的那種發揮巨大影響的角色。曼𠔌希望把底特律部分地區作為它的汽車中心。日本的豐田、本田、三菱、五十鈴等汽車生産企業很久以來就已經在泰國裝配它的汽車。剋萊斯勒公司與福特公司在東南亞進一步擴大它們的分公司,作為康采恩業務的支柱。
  臺北認為自己取代了硅𠔌,無論如何臺灣在監控器、電子計算機鼠標、電視圖像掃描器的生産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馬來西亞希望藉助高科技産品出口帶來繁榮,就像當年魯爾地區得益於它的鋼鐵加工業一樣。孟買再度恢復了每年生産800部娛樂影片的紀錄,數量之多已是好萊塢的4倍。當地辦公樓的租金超過了日本迄今為止的最高紀錄。
  力爭作為亞洲新的超級城市神經中樞,扮演主要角色,從而成為東京和紐約的主要對手,這是上海追求的目標。這個城市計劃委員會領導,經濟學家鬍陽兆(音譯)聲稱:“至2010年以前我們希望能成為西太平洋地區國際金融商業中心。”自從19世紀豪斯曼男爵重建巴黎以來,這恐怕是規模最大、最有章法的城市改造,舊上海幾乎被完全拆掉——在上面建設起一座嶄新城市。25萬戶家庭已經離開市內,還有60萬戶也將搬遷,為的是能夠使100傢最大型跨國公司中的40傢能在上海辦公。西門子公司參與了地鐵建設,上海大衆汽車公司的生産流水綫在這一年製造22萬輛私人小汽車,到2000年以前將生産200萬輛。英國皇傢殖民地香港1997年將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人想持反對立場。大銀行傢剋林特·馬爾斯哈爾論證說:“地理學站在我們這一邊。”“僅僅一個新飛機場建設項目就花掉200億美元。現在距此僅有20公裏的中國繁榮省份廣東已經在嚮這個全球性市場供貨。”
  關於中國的經濟起飛現在人們已經說得太多了。但是它背後卻隱藏着又酸又甜的驚人事實。由於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約到2000年左右這個國傢將上升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跑到日本與德國前面。60年代歐洲的中學文科教師嚮學生大談所謂“黃禍威脅”,現在不少中國人來到歐洲,並沒有帶來什麽危險。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上海梅山冶金康采恩的工人幾乎日夜不停地工作。他們在意大利巴格諾利鋼鐵康采恩關閉企業的100公頃廠房內拆卸一套重達24000噸的鑄鋼設備。1997年夏天將把部分設備運到14000公裏以外的長江沿岸港口南京市,再重新安裝在那裏。德國蒂森鋼鐵公司拆毀了一個還沒有報廢的高爐,出口運到印度。奧地利的弗斯特·阿爾皮納把整個一個LD第二鋼鐵廠從林茨賣到馬來西亞。來自遠東的買主追求高質量的設備,他們是最後從數十年來給予歐洲鋼鐵工業的數十億補貼中獲取好處的人。
  經濟學家愛德華·盧特瓦剋對這個新世紀曾作如下描寫:這種全球化以幾乎無法捕捉的速度前進——“它把鄉村的、省區、地區的,以至全國經濟的江河湖海聯結成一個唯一的全球經濟的汪洋大海,它使狹小領域也會掀起經濟競爭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細浪和平靜潮汐。
  整個世界變成一個唯一的市場,和平貿易似乎欣欣嚮榮。一個人類夢想難道不是正在因此而得以實現嗎?我們,迄今為止享受福利的工業國傢居民難道不應該為如此衆多的發展中國傢的崛起而興高采烈嗎?全球和平難道不是已經唾手可得了嗎?
  不。
  加拿大未來學學者馬歇爾·麥剋盧漢所描繪的“全球村”,即把整個世界看作和諧村落的幻景絶對沒有實現。在評論傢和政治傢過分頻繁地使用這個比喻的時候,事實表明,現實世界並沒有親密地融合在一起。1996年7月大約有10億多電視觀衆幾乎同時觀看在多特蒙德威斯特法論體育館舉行的阿剋基爾。舒爾茨與邁剋爾模爾之間的拳擊比賽。亞特蘭大舉行的奧林匹剋世紀性比賽的開幕式至少也有35億電視觀衆同時觀看,這是本世紀聯結世界的電視網絡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長期以來,從報導拳擊比賽和體育比賽的全球影像世界中並沒有出現各方之間的相互思想交流,也沒有出現相互的諒解。媒介所造成的空間上的接近和時間上的同時性還遠沒有創造出文化聯繫,也沒有導致經濟上的相互適應。
  奧林匹剋開幕式
  奧林匹剋運動會電視節目中報導的匿名的、因而是典型的真正的恐怖活動使美國社會矛盾曝了光。在此之前,亞特蘭大奧運會舉辦者就已經暴露了他們與本國人民的不和。起初他們耍賴似地讓85000名花了636美元買到一張開幕式入場券的觀衆們降低身份,充當自己支薪的無名演員,拼組一幅幅迷人的運動場看臺背景圖案,五顔六色的圍巾、手電筒和卡通道具必須根據攝影的要求,聽從口令,來回揮動。美國宣傳傢喜歡把他們的自由概念稱為“夢幻”,他們用“夢幻”這個詞吹捧那天晚上盛裝出場的大牌明星演員。內容龐雜、格調庸俗的節目單宣佈說,亞特蘭大是“創造一場夢幻的神奇磨坊”。加拿大女歌手塞林娜·戴恩演唱了《夢的力量》。埃德加·阿倫·波的一句詩:“憧憬産生夢幻,臨死的人再也不會有什麽夢想。”從熒光標語牌上射嚮觀衆長達1分鐘之久。接着是黑人民權戰士馬丁·路德·金的歷史名句:“我曾有一個夢想”,在觀衆席中引起了回響。
  是的,但到底是什麽夢呢?在他被暗殺30年以後,在他的故鄉城市新建的富麗堂皇的體育館內,當他那充滿憂慮的。但被人們模糊理解的聲音從一個被很高明地加工處理的音響磁帶中播放出來的時候,那些舒舒服服地坐在橢圓型看臺上的、幾乎是清一色白人的美國城市居民看到的是什麽夢境呢?在奧運會以前,幾乎都是黑皮膚的亞特蘭大的無傢可歸流浪漢被用大汽車從市中心掃除一光,防止國際攝影記者們拍攝到美國現實圖景。這是馬丁·路德·金能夠夢想得到的嗎?
  在這個美國南部大都市,被清掃過的貧民窟和龐大的摩天大樓鮮明對照,後者仿佛在與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拔地而起,越來越高的樓群試比高低。這一切使人如此強烈地産生腐敗印象。在這裏,無論如何黑人與窮人始終是同義詞。特德·特納多媒體公司一位高級工作人員,對社會問題十分敏感的電視節目製作人巴巴拉·派爾女士以含蓄的挖苦話評論1996年的這場破紀錄比賽時說:“迄今為止,在美國有綫新聞電視網公司與可口可樂公司的高樓大廈之間有一些房價低廉的黑人貧民區,為了建設所謂的“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全球奧林匹剋村”的世紀奧林匹剋公園它們將要被拆掉。將來,這兩傢公司的職員們就可以在公司之間不受任何騷擾地自由散步了。”
  一個世界正在瓦解
  像亞特蘭大這樣被人加以炫耀的高度技術化的城市機器目前正在統治着地球,然而這些城市又日益變成孤島。這些遍布世界的富庶群島甚至就像是由繁榮的飛地(即本國領土內的外國土地)組成的。而在迄今為止的發展中國傢中,吉隆坡僅僅是全球經濟的一個城堡。世界的絶大部分則相反地蛻變為這個星球上的一塊塊破破爛爛的地區,甚至變成擁有巨型貧民窟的巨型城市,在這裏,有數十億人艱難度日,每周要增加100萬人口。
  “與此同時,我們頗為難堪的冷漠態度正在變成一種心安理得的冷漠”——1995年3月,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曾警告人們說,“對於發展援助的任何興趣都已消失,照這樣下去,每個國傢所關心的衹能是自己的後院了。”在這位性格多變的國傢領導人去世一年以後,對後院的關心縮小為對於採光並的關註。
  358名億萬富翁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總計25億人,即幾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財産。工業國傢用於第三世界的開支一再壓縮。1994年這筆開支在德國尚且為本國經濟力量的0.34o,1995年則為0.31O(奧地利1995年為0.34o)。與此同時,來自福利國傢的私人投資已超過國傢間的發展援助,然而,衹有少數地區從中受益。“由於風險”,投資者的預計資本利潤率為每年30%,例如對印度和印度尼西亞輸水管道建設的投資就是如此。儘管北部國傢的政府念經般地反復許諾,保證作出决定性讓步,發展中國傢的債務還是不斷增加。1996年必須償付的債務上升到1.94兆美元,是10年前的2倍。
  埃及作傢穆罕默德·塞伊德·阿邁德解釋說:‘審過境遷,南北對話如同東西衝突一樣,都已經死亡。發展的思想也已經死亡。對於這些問題不再有什麽共同語言,甚至連一個共同詞彙也沒有。南部,北部,第三世界,解放,進步,所有這些表述都再也沒有什麽意義了。”
  在歐洲和美國,聲稱“我們自己也早就需要別人幫助”的噪音越來越大了。甚至居住在繁榮城市地區的幾百萬選民也說,我們成了新時代的受騙者。由於在勞動崗位、職務晉升。子女前途等問題上感到憂心忡忡而絞盡腦汁的人們現在又不知不覺地産生了新的懷疑。目前尚且被看作為理所當然的西方中間等級的福利水平從歷史角度來看,僅僅扮演着大型卡狄威,即享受補貼的柏林豪華購物大樓的角色。它在消費貧乏的共産主義東方可以引起轟動,但是對於西歐生活標準來說,不管如何宣傳都决沒有代表準。難道不是嗎?
  這個社會從經濟上正不斷分裂,失去安全感的人們越來越經常地從排擠他人和分裂中尋找他們的政治藥方。在以往的幾年中,地圖上增加了幾十個國傢。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已經有197個國傢的代表隊進入體育館。意大利人、甚至瑞士人都在為自己的民族本體而奮鬥,因為民族統一處於危險之中。在意大利共和國成立50周年以後,在文蒂米利亞和的裏亞斯特之間的各省中甚至有50%的公民支持北方聯盟的抗議運動。它的領導人烏姆貝爾多·博西號召人們炸毀意大利廣播電視臺的轉播站。博西甚至宣佈1996年9月15日要成立一個獨立的新國傢。而在世界其他地區許多繁榮國傢也發生了分裂。迄今為止充滿和平寧靜氣氛的加勒比海度假島嶼聖基茨島和尼維斯島正準備脫離聯邦政府。
  加拿大和比利時被本國不同語言集團的爭執搞得精疲力盡。在美國,使用多種語言的移民長期以來認同於一種共同的民族語言,而數百萬西班牙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卻拒絶使用英語。種族主義在所有地方都在加強,在許多地區面臨從事暴力活動的民族主義或地區沙文主義復活的危險。
  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傳統戰爭相反,今天多數戰爭不是在各國之間,而是在每個國傢內部進行的。1995年世界範圍內有50場武裝衝突,衹有2場遵循了人們熟悉的模式,即秘魯與厄瓜多爾、黎巴嫩與以色列之間的戰爭。這種新的民族國傢邊界以內的衝突幾乎沒有引起國際上的註意。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後一年之內有17000人被暴力活動奪去生命,比長達16年之久的國內戰爭打死的人還要多。
  世界組織以危險的強製機製對非洲大陸達到極點的悲劇作出反應。美國計劃在1999年以前全部關閉的21個駐外的國外援助辦事處中,有9個設在非洲,許多人對地球的這一部分地區失去了希望。北美的第三世界專傢羅伯特·卡普蘭設想說:“在這方面,非洲對於未來的世界政治也許是十分重要的,如同100年以前,兩次巴爾幹戰爭以前和第一次世界戰爭以前的巴爾幹一樣。”“正是因為非洲大部分地區已陷入深淵,它使這裏的人們最先嘗到數十年戰爭,種族隔離和種族政策的滋味。”
  在塞拉利昂和喀麥隆之間的城市,首先是弗裏敦、阿比讓、拉各斯,在夜間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城市。象牙海岸的首都有10%的居民成為攜帶愛滋病病毒陽性者。卡普拉判斷說:“在這個星球上沒有一個地方像西非那樣,在政治地圖上徒有其表,實際上一敗塗地。”盧旺達、布隆迪、紮伊爾、馬拉維以及其它非洲國傢都成了種族戰爭和國內戰爭的典型。
  世界範圍內居民人口的增加95%都集中在地球上的貧睏地區。對於是否會爆發新的戰爭,人們幾乎不再發問,而是關心它采取一種什麽樣的方式,是誰打誰?1994年22個阿拉伯國傢中有17個國傢報告經濟成就下降,其中許多國傢在未來20年內居民數目可能會再增加一倍。水源很快地將在各地日益緊缺,在中亞,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埃塞俄比亞都是如此。在這樣一種環境內,“伊斯蘭教恰恰由於它反抗壓迫的好鬥性而具有勉力。這個世界上人口增長最迅速的地區,也是唯一的已經打得不可開交的地區。”——卡普蘭總結說。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到印度尼西亞,分裂主義者和宗教狂熱分子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
  早在1993年夏天,哈佛大學教授塞綴卡·亨廷頓曾在面嚮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識分子的美國著名刊物《價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了現在已經變得非常著名的問題:“文明的衝突”。他的命題是,為什麽决定未來的不再是社會理論衝突或秩序政策衝突——如冷戰時期那樣,而是受宗教與文化製約的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這個命題首先在西方工業國傢中引起了巨大關註。在匈奴人、土耳其人、或者俄羅斯人占領歐洲若幹世紀以後,那種原始的恐懼情緒在亨廷頓那裏得到了令人滿意的證實。然而這種恐懼有道理嗎?這位哈佛戰略傢解釋說,民主的西方將與世界其餘地區,與專製君主和神權政治國傢,諸如薩達姆·侯賽因或阿亞圖拉·霍梅尼所結成的聯盟進行最後的衝突,後者甚至會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資國傢的支持。然而,事實真是這樣嗎?
  人們提出越來越多的疑問,特別是在新的、空間日益狹小、各城市緊密聯繫的世界內,迄今為止的福利國傢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破壞自己的社會福利網絡,並由此挑起西方的政治衝突。與此同時,各國精英們正在接受全球性統一文化的約束。首先是正在崛起的亞洲,一切都在發生變化。社會分化和斷裂正在威脅中國。美國負責全球問題的第一國務秘書,與剋林頓總統關係密切的一位親信蒂莫西·沃思認為:‘衝國很快就要碰壁”,“中國的崩潰也許很快就會成為壓倒一切的話題。
  中國農民已經對於他們貧苦的農村生活感到厭煩。20年前,他們從國傢控製的廣播電臺中根本無法聽到關於供應相對比較好的城市生活的任何信息。如果有什麽人嚮他們講述了城市情況,使得他們也想搬進城市,那麽沿着各省公路嚴密佈置的警察崗哨立即會把他們擋回去。現在他們加入了一個流動大軍的汪洋大海,在貧民窟中尋找繼續生存的地方,遠離共産黨和居民委員會的任何監督。這種四處流浪的移民群衆已有1億多人,人們可以直接感受到,對於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傢造成了一種如何巨大的壓力。
  而印度,在世紀之交以前將是這個星球上第二個容納10億人口的國傢,日益陷入緊張狀態。在報紙上以大字標題出現的恐怖城市中,孟買和新德裏已經把墨西哥城和聖保羅遠遠地拋到後面。今天,這兩個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萬人,幾乎用不了20年,這個數目將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後也將要為目前尚且不引人註意的大都市卡拉奇的國際形象擔憂。到2015年,居民人數可能從目前的不到1000萬迅速上升到2000萬。
  新德裏行政管理當局經常是從人造地球衛星傳送的圖像上纔發現,他們的這個大城市在什麽地方已經又長出一塊——這一切都是無計劃、失去控製、未經批準的。白天大街變成3米寬、100米高、煙霧騰騰的隧道。整個城市都在廉價汽車發動機“嘎一嘎一嘎一”排出的煙霧中呼哧呼哧地喘氣。三分之一的兒童都患了變態反應的支氣管哮喘,普通的醫療藥品衹能暫時地使病情減輕。每年有2200人死於交通事故。這種交通事故與汽車的比例是美國的3倍。新德裏70年代還以花園城市著稱,現在被這個國傢的一位部長稱作“令人無法居住的”、“亞洲生態黑洞”。
  自從印度對外經濟開放以來,孟買已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貧民窟”(專欄作傢蘇德西爾·穆爾基的話)。早上出租車裏的味道說明肯定有人在裏面睡過覺,出租車的司機不想在回傢的路上花掉幾個小時時間。這個城市每天必須從街道上清理掉2000噸垃圾,此外還需要建蓋幾十萬個厠所。這個城市市政管理部門所提供的城市用水僅為需求總量的三分之一。
  儘管如此,還有數百萬農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遷入這些巨型城市。關於新德裏的一份調查表明,多數移民加入搬遷行列是因為他們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員已經在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個勞動崗位的機會。新來的人總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窮人自我感覺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可能使他們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國境的移民運動的行程。
  德國聯邦部長剋勞斯·特普費爾在北京進行工作訪問時發現,中國呈現出一種很脆弱的形象。他提醒李鵬總理說,在中國必須要保護人權。李認為,他已經保障了他的人民獲得這種權利,他反駁說:“但是,德國是否已經準備每年接收1000萬至1500萬中國人,並照顧他們呢?”
  這個出乎意料的反應使得這位西方民主傳教士啞口無言。傳普費爾事後回憶說,“這場令人難以置信的諷刺”曾使他毫無招架之力。共産黨人的爭辯難道僅僅具有譏諷意味嗎?它所包含的正是今天人類本身,特別是今天北美和歐洲的獲勝者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在這個很快就會增加到80億居民人口的藍色星球上還能嚮人們提供多少自由?準確地說,還能提供什麽樣的自由?什麽樣的規則、什麽樣的社會形式能夠幫助人們解决環境問題、食品問題、經濟問題?
  世界政治的高層正陷入一場令人不快的煩惱之中。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一加利最近在他的報告中警告人們說:“我們正處於一場世界範圍的革命中”,“我們這個星球正處於兩種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壓力之下:全球化與分散化。”
  加利以深為不安的口吻補充說:“歷史已經證明,處於革命變革中的人們,衹有極少數人才懂得這場變革的最終意義。”
  敵人就是我們自己
  最初從歐洲冉冉升起的文明模式曾被證明是天下無敵。充滿活力、無往不勝的。然而對於未來的建設它卻難以胜任。美國總統哈裏·杜魯門1949年對世界上的窮人宣佈說,通過“提高工業生産”,使“不發達國傢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重大改善”,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
  恰恰是現在,在從波哥大到雅庫茨剋,通過影像世界聯合起來的數十億人努力按照西方的榜樣發展,而這種發展廣告的推銷者正是破壞契約合同的人。他們在自己國傢,在美國和歐洲已無法兌現他們的諾言,無法扼製日益擴大的社會分裂,他們又怎麽能夠考慮幫助第三世界實現有益於生態的經濟增長和公正的財富分配呢?這種自以為是的發展教條越來越暴露出它是已往時代的武器的面目。它屬於冷戰的武器,按照邏輯,似乎該進博物館了。
  新的箴言聲稱:快逃命吧!誰又能夠逃脫得掉呢?因為在資本主義獲勝以後,歷史絶對沒有達到1989年北美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稱的終點,而達到終結的衹是被冒失地稱作“現代主義”的方案。一個全球範圍內的時代轉折正在開始。不是繁榮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態摧毀、文化蛻化,明顯地决定着人類大多數的日常生活。
  當世界精英們在舊金山開會,估計迄今為止的福利國傢將發展成為一個2080的社會的時候,這種分配格局在世界範圍內早已形成,並且固定下來。
  這些數據是衆所周知的。由於全球化所釋放的力量,它不久就會有全新的解釋: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國傢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會總生産,他們的公民所從事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842%,占有着世界各國國內儲蓄額的85.5%。自1960年以來,這些最富有的國傢與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窮睏國傢之間的差距擴大了一倍。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到,被貼上公子標簽的發展援助已經宣佈破産。
  目前,人們對勞動崗位與社會和平的憂慮使得對環境問題的興趣黯然失色。報紙上有關迫切環境問題通欄標題的減少絶對不意味着地球上生態狀況的改善。自從1992年在裏約熱內盧舉行的轟動一時的聯合國環境發展會議以來,全球自然資源消費模式依舊設有什麽變化。世界上20%的享受福利的居民所消費的木材相當於世界木材消耗量的85%,他們還消耗着世界金屬加工總量的75%,能源的70%。結論是老生常談的,但又是頗為蠻橫的。地球上的所有公民絶對無法共同享受這樣一種以加重自然生態負擔為代價的福利。地球正在限製人類的發展。
  發電廠和內燃發動機在世界範圍內的普及已使我們生態係統的能源平衡從根本上受到破壞。裏約熱內盧最高首腦會議的目標聲明猶如遙遠歷史階段的一聲蘆笛。這個在世界最美麗的大都市郊區召集會議的世界組織喋喋不休地宣佈一種“可持續發展”,一種不要把子孫後代拋到日益惡化的環境和資源狀態中的經濟方針。在世紀之交以前,至少在工業國傢內,煤炭采掘量要降到1990年的水平。到2005年德國煤炭業産值將下降25%。
  紙上的許諾都是空話。到2020年世界範圍的能源消耗將要增加一倍。造成溫室效應的廢氣將增加45%至90%。在研究氣候變化的國際政策小組委員會中互相交換研究成果的著名氣象學學者,多年以來一直徒勞地警告人們註意“人類對於世界氣候的顯著影響”。
  氣候變化已經無法扼製,但無論如何應當緩解這種變化,因為它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犧牲。格爾林康采恩,德國大型工業保險公司的瓦爾特·雅各比聲明說:“對於我們來說,全球氣候變暖,其後果為風雨成災,洪水泛濫已成為客觀事實。’80年代保險公司必須為世界範圍內每年至少50次的自然災難賠償損失2000萬美元以上。到90年代中期,這種毀滅性的重大事件已平均每年125件。僅一次襲擊美國東海岸和北歐的強大風暴,據再保險公司新近估算,損失大約是以上數字的4倍,達8000萬美元。與此相應,參加保險所交納的保險金也在提高。在受到洪水威脅的地區,房産主越來越難於締結一項令人滿意的保險契約。各國已經為氣候風險支付了一筆無法估量的代價。由於受風暴傷害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許多外國投資者紛紛望而卻步,不再把重要款項投到孟加拉國。
  海平面的明顯上升恐怕是無法阻止的。幾乎還沒有開始的城市時代到2050年可能就要突然終結。因為人口在50萬以上的居民聚集區有十分之四是在沿海地帶,其中包括全世界五分之三的大都市。孟買、曼𠔌、伊斯坦布爾、紐約,它們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脅,但它們無法像荷蘭那樣建立起很高的攔洪堤阻擋海水的侵襲。
  中國也不得不為下個世紀的洪水泛濫而擔心。上海、香港和其他幾十個上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都面臨大海。毛的繼承人考慮的主要是本世紀的事情,在獲得特許或沒有特許的情況下學習模仿西方的成果。一個原則的方向性决策已經作出,十億人民列隊長徵奔嚮汽車社會。實用主義的考慮聲稱,世界氣溫升溫總比國內不滿情緒升溫要好得多,擁有一輛自己的汽車就像鴉片一樣,會使人安靜下來。
  華盛頓交通專傢奧迪爾·圖納裏註意到:“在中國,目前騎自行車被人們當作不發達的反映,是受到鄙視的。”目前在道路上僅有180萬輛汽車,相當於德國汽車數量的5%;恐怕用不了歷年將會達到2000萬輛。國際市場上的大型汽車生産廠商像發現黃金一樣激動。在上海的大衆汽車公司估計,僅它一傢將提供所有新汽車的三分之一。而通用汽車公司。剋萊斯勒公司、梅塞德斯·奔馳公司、標緻股份有限公司、雪鐵竜公司、馬自達公司、尼桑公司、韓國的大宇集團紛紛利用生産協議和開設分廠參與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泰國和所有其他國傢的這種令人吃驚的新時代長徵。
  東京大學汽車工業專傢藤本高廣預言說:“整個亞洲市場以每年2000萬輛新汽車的速度很快就會趕上歐洲北美汽車市場的規模。即使是拉丁美洲和原來東方集團國傢也報告出令人吃驚的增長比例。在巴西,1990年小汽車産量增加了一倍,莫斯科大街上的交通流量也增加了一倍。東方居民所期盼的無非是與他的西方鄰居一樣。擁有自己小汽車的魅力在我們這裏正緩慢衰退,而在這些新市場中卻持續上升。小汽車絶對不僅僅是交通工具,它首先是社會地位、財富、權力和臆想的個人自由的象徵。因此,世界範圍內的汽車廢氣已失去任何控製,到2020年大概有10億輛汽車,是今天的2倍。那時恐怕要把註意力集中於解决全球交通阻塞問題了。
  現在歐洲聯盟的公民要在堵車中損失他們的社會總生産産值的1.5%,這個數字在曼𠔌為2.1%。駕車經過交通癱瘓的曾號稱“東方威尼斯”的泰國首都,延誤時間之長,迫使駕車人在趕赴生意約會的路上,為謹慎起見,在汽車中安裝便攜式厠所。在日本,公司按照經驗要派出三輛載重汽車走不同的路為它的客戶送貨,這樣,儘管高速公路上堵車長達數小時之久,依然能夠遵守原定貨時間。
  怎麽樣?夢想依舊是夢想,因為它很早以前就被證明是一條錯誤道路。無法遏止的汽車化與似乎無法避免的後果一起走嚮一個最後的、巨大的巔峰。其他一些國傢和地區通過節約能源使用、抑製小汽車交通,力求至少可以抑製氣候變暖的所有努力都將化為烏有。80年代工業化國傢關於運輸價格和汽油價格的辯論並沒有進行到底,公正的生態稅也沒有認真堅持。結果受到懲罰。現在的發展已把他們拋在後面。一直處於偏遠地帶,剛剛進入全球市場的新手從石油的低廉價格中大獲其利。衹要環境成本不起任何作用,中國商人們就會拉着大量玩具環繞半個地球航行,嚮歐洲聯盟提供價格越來越低廉的玩具,甚至壓倒了捷剋低薪工廠的産品,至於歐洲聯盟的企業就更不在話下了。
  目前,發展中國傢的工業化同生態問題的可怕無知一起不斷嚮前推進。中國城市噴吐一種強大的有毒雲層,它能夠綿延1700公裏,越過太平洋。上海居民幾乎每個工作日都在一種深橙色的城市煙霧籠罩下醒來。在成都,幾千傢石灰窯和磚瓦廠排出來的未經過濾的白色的、黑色的濃煙可以飄到數十公裏以外。比尼泊爾聲名狼藉的加德滿都峽𠔌還要糟糕,那裏的空氣使人鼻涕痰喘,猶如置身於大城市的火爐煙道之中。英國建築學家約翰·西甘特在經歷一次漫長的遠東旅行之後總結他的印象說:“我看到太平洋空間大部分地區的未來,簡直嚇得要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居民正在改變他們的生活標準,並且把地球上很重要的一部分毀滅掉。”
  中國人生活在一個很好的社會中,大傢都知道這一點,我們自己也生活在很好的社會中。儘管由於全球變暖而帶來越來越多的不適,迄今為止福利國傢的多數居民還是相信自己完全能夠很好地生活下去。然而這種生態睏境進一步推動了即將來臨的20:80的社會。因為緊張而昂貴的自然財富衹有少數人才有能力享受。衹有支配它的人才能獲取附加利潤。
  阿爾貝爾格山前豪華的萊西滑雪場大約可以暗自高興了,因為氣象學家最近預言說,奧地利鼕季旅遊活動將最終結束。在海拔1450米高山上一旦不再有深雪覆蓋,當地的村莊很快就會富裕起來。這以後,在阿爾卑斯山上滑雪就像英國馬球比賽一樣變成少數人的奢侈運動。目前有些旅店老闆,動用了大筆投資進行投機,債務已經堆積如山。1380名萊西居民正富於遠見地對他們的土地所有權進行丈量、核實成u界,封鎖了每一個路口。他們的子孫們等着大發橫財。到2060年,他們再也不會使用昂貴的滑雪設備把剋裏格峰和摩南崖下的滑雪人都染成白色。那時大傢都成了百萬富翁,他們靠自己的資本收益生活,或者說可以毫不費力地安排另外的生存方式。
  這個例子聽起來可能令人討厭,但也許能說明一些問題。結成廣泛政治戰綫反對地球變暖的鬥爭之所以進展緩慢,就是因為有數百萬人可以從氣候變化中獲取好處。另一方面,這樣一種想法也是錯誤的,即認為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用的。各種不祥的厄運都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結論衹會慫恿抑製人們的鬥爭,不過是無所作為的一種遁詞,讓人們就這麽舒舒服服地靜等着世界的沒落。
  但是,這種消除一切衝突的一了百了式的毀滅並不會發生。人類還要、而且不得不長期生存下去。問題衹是如何生存,有百分之見的人接近於幸福生活,又有多少人陷入極大貧睏,即使在迄今為止的工業國傢也是如此。正如國際緑色和平組織的首領蒂羅·博德所強調的:“在亞洲將决定人類的生態命運。”但是對於破壞環境的變化首先應承擔責任的,相反地倒是那些樹起商品神殿,並把商品的形象像神靈一樣緊緊抓住不放的人。
  在這裏必須放棄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伍用塔爾研究所所長埃倫斯特·烏爾利希·馮·魏茨澤剋論證說,在作出一切必要的放棄的時候,絶對不是“在嚮貧睏悲慘進軍”,而是要獲取一種全新形式的幸福成果。作為這個經受住考驗的未來學實驗室的一名領導人,他與北美的能源專傢阿莫裏·洛文斯和亨特·洛文斯一起提出了他們的詳細方案:《四個因素:雙倍福利一減半的自然消耗》。至少在德國,這本書獲得了令人吃驚的徵訂數量。
  當歐洲核心地區已經全面小汽車化,所有家庭都弄到電視機的時候,首先是有思想的城市公民明顯地擺脫了這些現代化的聖像。社會本身正在兩極分化。自從尋找停車場的焦慮超過了開車的樂趣以來,一個平等主義的汽車社會的理想就開始破産。即使是大規模堵車現象也沒有使所有的人都平等。以前誰擁有電視機和小汽車就擁有了一種等級地位,而今天無論是擁有一輛汽車還是對電視形成依賴,都不再屬於新的奢侈享受。買得起汽車和電視機的人現在都喜歡在安靜的、離停車場很近的市內居住,而不是在離停車場很遠的郊外居住。誰正過着一種緊張生活,就會自覺放棄閃閃發光的電視屏幕上的虛假世界——就會對“靠喂奶過日子”不屑一顧。
  這樣一種小小的、少數優秀分子的逃避並不能取代面臨的社會轉折。從丹尼斯·梅多斯《以增長的極限》,(1972年)到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以《瀕臨失衡的地球》,(1992年)等思想先驅們很早以來就勾畫了這場社會轉折。1989年初夏,環境問題與氣候災難第一次被列入西方七個最富裕國傢的首腦高級經濟會談的日程——這似乎是西方執掌權柄的人改變思想的信號。對政府施加影響的思想庫,華盛頓世界資源研究所在一份權威性的表態文件中聲明說:“90年代將是關鍵性的十年。”華盛頓史密森國立博物館的生物學家托瑪斯·洛夫喬伊贊同說:“到下一個十年就太晚了,關鍵性鬥爭將在90年代决定勝負。”
  幾個月以後,柏林墻倒塌了。持樂觀態度的人們相信,拯救這個星球的戰鬥將取代東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戰爭。開始,這個設想還頗有說服力地産生很大影響。無論如何,冷戰是以巨大的資源消耗和狂熱進行的。這些能量現在突然被閑置下來。固然反共主義把鋒芒指嚮一個明確的外部敵人,並且可以依靠數千年來人的求生本能的支持。“但是,今天的威脅是看不見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羅馬俱樂部的貝特蘭·施奈德曾這樣說過。
  小麥的世界大國
  除了羅馬俱樂部以外,萊斯特·布朗肯定屬於最著名的。對生態問題提出警告的專傢。1974年他創辦的華盛頓世界觀察研究所則屬於世界範圍內經常被人們提及的權威性私人研究所,它每年發表的關於《世界狀況》的報告被翻譯為27種語言。對於嚴肅的高級政治傢來說是必讀文件,對於大學生來說,僅僅在美國,每年就要舉行1000次學院講座和大學講座。
  布朗是一位十分受人歡迎的咨詢顧問,世界大人物以他的陪同為榮耀。舊金山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會議上,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穿着體操鞋,邁着具有彈性的步伐,匆匆忙忙地走過厚厚的地毯,進入費爾蒙特大飯店的寬敞過廳。
  這位世界觀察傢東張西望地等待他的親密朋友“特德與簡”,即特德·特納和他的夫人簡·方達。布朗如此匆忙是因為美國有綫新聞電視網正在製作引人註目的關於生態問題的文獻紀錄片。這部片子對於去年的聯合國會議不是追趕時髦地加以嘲笑,而是對它的重點議題作出贊賞性的描述。美國有綫新聞電視網的領導人想在這個精英大會的開幕式上占用片刻時間對客人們表示歡迎。諾貝爾奬金獲得者,裏戈貝爾塔·門丘也受到人們的恭候。餐臺上擺着許多供隨意取用的2公斤一盒的魚子醬。在附近的廚房內美國大牌名廚師如第一廚師喬伊斯·戈德斯坦和意大利通。面館老闆沃爾夫岡·帕剋正在準備晚宴。
  布朗對於吃飯也表現出很大興趣,但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意義上的吃飯問題。這位著名人物就像一位青年大學生對自己的畢業論文題目進行答辯時一樣激動:“‘您知道嗎?中國正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地進口小麥!將來誰能養得起這個龐大國傢?這件事對於我們大傢都有很大影響。”
  布朗說,幾天以前農業專傢、氣象學專傢、研究人造地球衛星照片的專傢們在華盛頓開了個會。當他們進入美國農業大樓南側的一個僻靜走廊以後,有武裝崗哨警戒的一道沉重的鋼門就關上了,並且從裏面上了鎖。在科學家們工作的會議室裏電話被拆掉,與外面聯網的電子計算機通訊綫路也被剪斷,拉下來的百葉窗簾阻止人們與外界有任何目光接觸。在與外部世界嚴格隔絶的情況下,這個小組整夜都在對來自各種不同工作領域的大量數據進行整理、比較。這使人想起秘密警察的工作方法或描寫黑手黨的影片。這次會議涉及的是若幹年以後也許被人們殘酷使用的一種武器:世界範圍內的糧食儲備。
  就像是為了未來而進行演習,北美世界農業前景委員會十分機密地評估了關於全球糧食形勢的預測和100多個國傢內各種最重要糧食消費情況的資料。目前保守秘密衹是為了阻止研究結果在討論結束前的幾分鐘內就已經擴散傳開。在最先獲得信息的投機商人手裏,在電腦聯網的糧食交易所內,關於世界小麥形勢的結論很快就會變成豐厚的利潤。無數糧食工業傢和原料商人的命運都取决於這個前景委員會的預測。
  布朗擔。乙,這一係列數據很快將導致嚴重的政浪衝突,因為各個國傢在圍繞糧食所進行的鬥爭中必須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優勢。1995年小麥、大米、玉米和其他種類糧食儲備降到了20年來最低水平。1996年糧食儲備在最緊急的時候僅夠全世界49天的消費。在費爾蒙特大飯店開會的世界觀察傢們分析說:‘老人類歷史上,人均可支配糧食第一次如此持續不斷地下降,而且降到何時為止尚且無法預測。”
  難道真的到了那個布朗多年來不斷警告的並且努力設法阻止的轉折關頭了嗎?玉米儲備已經降到1975年的水平,可能還會繼續減少。自從托瑪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的理論被視為異端邪說以來,世界糧食事務的剋珊德拉預言已不受歡迎。另一方面必須發動一場強大的第二次緑色革命,它要衝破目前人所熟知的框框,以便把現在的下降趨勢扭轉過來。儘管有大幅度提高糧食産量的遺傳學技術,木斷優化的高産良種和施肥技術,但是任何人、任何地方也不會預計出現足以使小麥價格保持較低水平的、充分的糧食增長。即使把歐洲和北美以往年代閑置的土地重新開墾出來,與世界範圍內日益增長的需求相比,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對剋珊德拉預言深信不疑的法蘭剋福總匯報贈作上述報告。
  與此同時,掠奪侵占寶貴耕地的大規模建築卻始終不停。亞洲國傢如日本、韓國以及臺灣地區為了最先躍入工業化國傢行列,自60年代以來犧牲40%種植糧食的耕地,建設了成千上萬的工廠、住宅區、公路。在印度尼西亞,僅在爪哇島每年就有2萬公頃耕地被消滅,如此大面積耕地的糧食可以養活36萬名居民。同期內,這個新崛起的發展中國傢居民人口增加大約300萬。而中國和印度同樣成為這種不可抗拒的誘惑的犧牲品,為了他們的汽車繁榮和經濟繁榮正大面積地消滅農業耕地。在地球上未開墾的土地還是很多的,但是不能替代耕地。這些閑置土地或者已經受到很大侵蝕,或者處於過於幹旱、過於寒冷、過於貧瘠的地區,根本不值得開發。
  這樣,雖然1995年5月至1996年5月期間小麥價格已經上漲60%,但是糧食商人們仍然穩住陣腳,期待着交易所糧價價格的繼續上揚。迄今為止的漲價已經使貧窮的糧食進口國增加30億美元的付款。這是設在羅馬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計算的。
  萊斯特·布朗說:“如果這塊蛋糕停止增長,政治動力就會發生變化。”目前,在世界範圍內每年有2億噸糧食出口,其中一半是由美國提供的。布朗在舊金山總結他的思考說:“這意味着在未來的食品領域,美國將是最重要的世界霸主,並且可以預見,糧食將被作為施加政治壓力的手段而四處濫用。”據最新估計,到2000年中國將要進口3700萬噸小麥,超過美國目前嚮國外出售小麥的數量。
  因此全球化絶對不僅僅意味着受到原法國文化部長雅剋·蘭所譴責的“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美國作為大衆文化的超級大國(雅剋·蘭語)不僅决定着娛樂活動,而且决定着面包的分配。這不也就是美國前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當着萊斯特·布朗和所有其他人的面,第一次談到喂奶概念時內心的想法嗎?
  人類當前正在吃自己的老底而美國政府沒有發出任何呼籲,更不用說提出建設性的倡議了。在世界許多地方,原來十分肥沃的土地????鹼化日益嚴重,土地被侵蝕,空氣被污染,夏季越來越熱。除了新耕地越來越少以外,水和肥料也十分緊缺。對於我們,幾十年以來一直是大西洋彼岸北美國傢可靠聯盟夥伴的歐洲人來說,所有這些絶對不能成為使我們發出世界末日悲嘆的理由。1995年12月9日,當日報刊上登出一條好消息,它作為經濟版面上並不引人註目的報導,是一個靜悄悄出世的轟動性消息。《法蘭剋福總匯報》幹巴巴地寫道:“歐洲委員會宣佈對於小麥出口共同體徵收一項總的出口稅,以阻止歐洲聯盟的小麥流入世界市場。”
  刻薄的嘲諷者會評論說,由於最近弗蘭茨·菲施勒擔任了歐測聯盟農業全權代表,一位奧地利人又要為歐洲大陸的糧食狀況操心了。冷靜計算的人確信,在人們傳說的歐洲聯盟農業補貼停止的情況下,加上這筆徵稅,最終會獲得一筆不小的收入。無論如何,嘲諷者和計算者都承認新的小麥政策將産生一種作用。如果歐洲聯盟對於它的過剩糧食出U不再給予補貼,而是要進行徵稅,糧價就會上漲,那麽外面,世界其餘廣大地區糧食會變得十分緊缺。
  “誰下命令開槍?”
  這個故事為大傢所傳誦,已為大傢所熟悉。堪察加半島的農民、火地島的農民、馬達加斯加的農民、到處都有的所有窮苦的青年人、所有年輕的窮苦人,——難道現在還應當繼續作窮人嗎?加利福尼亞或者德國難道不屬於大傢嗎?也許情況是這樣。然而,加利福尼亞和德國把歐洲聯盟、日本和所謂得到上帝恩賜的國傢——美國以外的任何人都拒之門外,夢幻般的生活真的不屬於任何一無所有的人嗎?
  從來沒有做到把任何人都拒之門外。
  全球電視的同步轉播顯示出了它的影響。在電視圖像和旅遊者不斷嚮人們證實迄今為止的工業國傢生活水平如何優裕,而在自己國傢除了貧睏以外什麽都無法提供的地方,渴望生活的一代年輕人正準備嚮迪南進行遷徙。一個世紀以前,歐洲曾把自己巨大的人口增長和貧睏大軍出口轉移到其他大陸。僅僅英國就轉移了1800萬移民,相當於倫敦這個當時世界最大城市居民人數的6倍。而今天,這塊島嶼和其他歐洲聯盟國傢貧睏再度增長,似乎又到了重新移民的時代,然而到什麽地方去呢?
  現在不是嚮外移民,而是外面的人拼命往裏擠,而情況十分糟糕。人們經過格蘭德河進入人們所歌頌的美國,越過地中海進入陷於勞動崗位危機的歐洲地區。在70年代,阿爾及利亞有20%的勞動力移居國外,摩洛哥和突尼斯分別有12%和周%的處於職業勞動年齡的人移民出境。歐洲聯盟花了很長時間纔作出决定,拒絶簽證,拒絶批準從事職業勞動。而歐洲這個堡壘無法門戶緊閉,堡壘前面的防護壕溝都太窄了。甚至憑藉一個普通的自製篷帆的衝浪板就可以越過直布羅陀海峽,在很短時間內,把窮國與富國之間的邊界拋到腦後。歐洲聯盟各國政府首腦很久以來就努力把邊境守護人員武裝起來。羅馬俱樂部的貝特蘭·施奈德估計說:“還要有幾百萬人過來,但是誰敢下命令開槍,阻止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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