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杠杆正转向另一种文明
“整个世界将发生在以前的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变革。”
——魏纳·施瓦普
遗作《霍赫施瓦普》的剧中台词
能够下榻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是最高的世界级的梦想。这里有各种公共办公机构、各种圣像、奢华的寄宿场所和充满人生乐趣的传奇故事。熟悉它的人充满敬意地只用“费尔蒙特”几个字称呼它，是住在这里的人创造了它。
它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高高耸立在著名商业中心区的富豪山上。它是加利福尼亚最高级的豪华建筑，它是建筑于世纪之交和战后繁荣年代的一个没有自己特殊风格的混合体。每当游客们乘大饭店塔楼外面的玻璃电梯像是冠餐厅飘然升起的时候，他们会突然感到目不暇接，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这是一个千百万人曾梦想进入的新世界：从金门大桥到伯克莱丘陵地带，中产阶级的财富在闪闪发光，一望无际。绿色按树丛中，幢幢诱人的豪华住宅的游泳池在柔和的阳光下波光鳞鳞，几乎每个入口处都停放着许多汽车。
费尔蒙特大饭店仿佛一块巨大的界碑，标示出现代与将来，美国与太平洋地区之间的交汇点。大饭店前面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居住着几十万华人，再往后就是电子计算机革命的发源地——硅谷。1906年地震时大发国难财的暴发户，参加过世界大战的美国将军、联合国的创立者们、康采恩巨头。本世纪所有的美国总统——他们都曾在这家大饭店悬挂金丝绒窗帘的宽敞大厅里庆祝他们的胜利凯旋。这家大饭店为阿瑟·黑利的虚构小说位饭店撤搬上银幕，提供了梦幻般的但又实实在在的场面，从此旅游者蜂拥而至。
在这座孕育历史的建筑内，1995年9月底迎来了一位罕见的、改写历史的世界精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美国资助者为了表示感谢，正是在金门大桥南面，由于冷战结束而关闭的军事基地上，为他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现在戈尔巴乔夫邀请了500名从世界所有大洲坐飞机赶来的重要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这个新的“全球智囊团”——如这最后一位前苏联国家总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这个高层圆桌会议所作的解释，是要指明通往21世纪的道路，人类“正在转入一个新的文明。”
富于经验的、老一代世界领导人如乔治·布什、乔治·舒尔茨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与新一代世界明星企业总裁会面交谈。后者如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的总裁特德·特纳，他的公司与《醒世时报》（Time Warner）合并为世界规模的大型媒介康采恩。还有华盛顿西吉普公司的东南亚贸易大亨。他们要在3天之内，在小型工作小组内与电子计算机界和财政金融界的国际炒家、与经济界大祭司即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们一起高度集中地进行思考。此外，因为涉及人类的未来，还必须听听来自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密使的意见。自然，也必须听听北京的意见。联邦德国萨克森州州长库特·比登科普夫则在新论中力图突出德国的看法。
没有人到这里夸夸其谈，也没有人打扰别人的自由发言。为了保护会议不受讨厌的大批新闻记者的干扰，有关方面花了很多钱。严格的会议规则迫使所有与会者抛弃任何修辞上的空洞废话。报告人必须在5分钟内切入主题，要求发言不能超过2分钟。负责维持会场发言秩序的老年妇女像对一级方程式赛车手一样提醒那些正在辩论的亿万富翁和理论家不要忽视时间提示板上的时间：还有“1分钟！”、“30秒！”。“停！”。
约翰·盖奇，美国太阳微系统计算机公司的高级经理，在关于“全球化经济中的技术与劳动”的圆桌讨论中最先发言。他的公司被誉为该行业的一颗新星，发明了Java程序语言，太阳系统的股票指数已经打破了华尔街的纪录。盖奇简明扼要地声称：“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愿意工作多久就干多久，我们无须为我们的外籍工作人员办理签证。”各国政府以及他们的法令对于这个劳动世界毫无意义。他雇用那些十分需要的人，眼下优先要“印度的聪明大脑”，他们正在尽其所能地长时间工作。这家公司通过电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求职申请。“我们通过电脑招聘我们的人，他们在电脑旁工作，他们也将会在电脑中收到被解雇的通知。”
“还有30秒！”掌握发言时间的女士向他发出信号。“我们直接提拔那些最聪明的人。由于我们的效率，我们把营业额从13年前创业时的零提高到今天的60亿美元。”盖奇自满自足地把头转向一位邻桌伙伴，微笑地说：“这是你多年努力也未能达到的速度，戴维。”屏幕上显示出“停”的信号，计时秒针静止不动，盖奇得到一次小小的讥讽。
接着发言的是戴维·帕卡德，高科技巨人惠普公司的创建者，这位白发苍苍、靠个人苦干起家的亿万富翁没有任何客套话，清醒的理智使他更喜欢一针见血地触到核心问题：“约翰，你确实真正需要的职员是多少？”
“6个，也许8个。”盖奇干巴巴地回答说：“没有他们我们就会不知所措，至于他们住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倒是无关紧要。”辩论主持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拉斯特姆·罗伊教授进一步追问：“现在有多少人在太阳公司系统内就业劳动？”盖奇回答说：“16000个。作为合理化后备大军，他们可以被压缩到一个很小的数目。”
会议厅里没有人窃窃私语。看到迄今为止出乎意料的庞大失业大军，与会者认为这是一讲理所当然的事情。来自未来行业和广有前途的国家的这些领取高薪、飞黄腾达的经理中没有人相信，在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中，在依赖技术实现增长的市场内会充分提供大量新的、正式支薪的劳动岗位——无论什么领域都是一样。
在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实用主义者把未来简化为“20比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的概念。
在下一个世纪，启用有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华盛顿西吉普公司经理认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全部谋职人员中仅用其中的五分之一就足以生产出供世界社会享用的全部商品，提供它所需要的第一流服务。这20％的人将因此而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如此。辩论者们设想，其中还应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继承人。
那么其余的人呢？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没有劳动岗位吗？美国作家，《劳动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说：“肯定如此。”“在80％的人中间将会出现极大的问题。”太阳公司经理盖奇再次作了补充，引证他们公司总裁斯科特·麦克尼利的话说，将来的问题是“你去吃饭还是变成餐点被别人吞吃”。
接着，这个研究“劳动未来”的高级人士讨论小组集中研究未来的失业者问题。圆桌会议确信，世界范围内也许有几千万人迄今为止认为自己面临的前景不是没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垂死挣扎，而是在旧金山海湾地区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在费尔蒙特大饭店，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轮廓被描绘出来：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间等级——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靠喂奶过日子”迅速传播开来。他出生于波兰，担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长达4年之久。此后，他专门研究地区战略问题。如布热津斯基所说，靠喂奶过日子是由“entertainment”（款待）和“tits”（奶头，美国人对乳房的俗称）这两个词组合而成。在这里布热津斯基指的是处于哺乳期的妇女的乳房中流出来的乳汁，而不是性感。如果把令人陶醉的消遣娱乐与充分的食物结合在一起，世界上受到挫败的居民就会保持好心情。
经理们清醒地对所能出现的分配格局进行讨论，并且想到，富有的五分之一居民如何能够关心剩下的多余无用的居民。但在全球竞争压力下，无法指望公司企业会热情投入此事。对于失败者只能由其他人来操心。辩论者们期待在自愿社区服务的广泛领域，从邻里救济会、体育运动企业，或所有各种社团组织那里获得慈善捐赠，把大家团结起来，实现社会一体化。罗伊教授认为，花少量的钱就可以提高这些活动的社会影响，并且促进成千上万居民的自尊。而康采恩的领导人则估计，无论如何，工业国家中很快就会再度有人为了少得可怜的工资去清扫街道，或者作为家庭帮工住在十分简陋的栖身之地。未来学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分析说，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一起，作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将不复存在。
值得纪念的、为时3天的费尔蒙特大饭店会议的举办者错误地认为，人类正在走向新的文明。然而由公司老板阶层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鉴定委员会所指示的方向却是直接倒退到前现代化时代。按照该委员会的说法，说明未来社会福利与社会地位分配格局的不再是80年代以来使欧洲人惶恐不安的“三分之二的社会”。未来世界的模式将遵循“20比80”的公式。“五分之一的社会即将到来，在这个社会中，只有让被排挤出局的人靠喂奶过日子才能使其安定下来。”这一切难道是危言耸听吗？
“真正的风暴”
1996年的德国：有600万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劳动职位——数目之多是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西德人的平均净收入近5年以来持续下降。来自政府、科学界和公司企业界的预言家宣布，这仅仅是个开端。联邦共和国高级企业顾问罗兰德·贝格尔预言说，在未来10年内仅在工业中至少将有150万劳动岗位被继续消灭掉。“此外，在中级行政管理机构中大概有二分之一的劳动岗位被消灭。”①他的同事，麦金西咨询公司德国分公司经理赫伯特·亨茨勒走得更远，他预言说：“工业将沿袭农业的发展道路。”在未来，商品生产只向百分之见的少数就业居民提供工资和面包根据奥地利官方机构的消息，就业数目也越来越少了，平均每年有1万个工业劳动岗位被消灭，1997年失业率为8％，几乎是1994年的2倍。
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于这种衰落现象的普遍解释可快被高度凝缩为一个词汇：全球化。这个不断被重复的份题举例，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衣容易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唯一贿赂激烈的全球竞争，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德国公司只在劳动力低廉的国外创造新的劳动岗位。从康采恩老板到劳动部长，这些领导共和国的统治者只知道有一个答案：向下调整。公民们不断被一种放弃福利要求的嘈杂的禁欲宣传所包围。由工会干部、经济学家、专家鉴定委员会成员和部长们组成的大合唱声称，德国人——还有奥地利人——工作干得太少，收入太高，休假太多，并且经常由于节日狂欢而患病。报刊电视的新闻“助手们”也来添油加醋地多嘴多舌。《法兰克福总汇报泻道：“西方的福利享受社会与雄心勃勃的亚洲禁欲社会是截然相反的”，社会福利国家已变成“未来的威胁”。“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将是不可避免的”。在奥地利，统治舆论市场的《新皇冠报》则醒目的大字标题煽动起轰动性的报刊大战：做洲大陆过着入不敷出的挥霍生活，新的紧缩浪潮使欧洲目瞪口呆》。联邦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在对人民的定调讲话中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转折“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
然而，他的理解有些错误。这绝对不是在危机时刻为了大家而作的必要牺牲。削减患病期间继续支付的工资；废除进队解雇的保护性法令；尽管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还是要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和降低工资。所有这些都不再是治理危机措施。打着全球化旗号的改革者宣布解除共和国一项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即通过自上而下的再分配对社会不平等进行限制。他们宣传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已经过时，在世界范围内，文盲的比价过分昂贵。而受到打击的人的理解却往往是正确的。工会和社会福利团体的愤怒呐喊响彻全国。就连一向很保守的化学工业工会也以大规模罢工相威胁。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迪特尔·舒尔特警告人们注意“当前的情况”。与当前的情况相比，1995年12月法国群众的大规模反抗只不过是“火山爆发前的一次小的喷发”。
处于无望境地的社会福利国家捍卫者进行着绝望的斗争。而他们的敌人的许多论据都是非常错误的。归根结底，德国康采恩在国外几乎没有创造什么附加劳动岗位。大多只是收购当地企业，以便接着裁减职工，供应当地市场。而德国国内的社会福利负担绝对没有爆炸性地增长。1995年它在全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例比20年前还要低。但是，实际做的时候却总是参考迄今为止的其它工业国家的政策。削减国家开支、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从瑞典、奥地利直至西班牙，这个纲领到处都成为各国政府政策的核心。而抗议活动到处都在无可奈何中结束。
国际主义，最初是反对资本主义战争贩子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领袖的发明，长期以来它已转到相反方面，成为资方的国际主义。世界范围内4万家拥有大规模职工队伍的跨国公司，犹如许多国家，彼此间相互比赛。在德国资本收益的40％不是要作为税收上交吗？太多了！爱尔兰缴纳10％政府就很满意了。马来西亚和美国的一些州甚至5年或10年内完全放弃征税。德国专业工人的小时工资不是45马克吗？太昂贵了！英国人正在为不及此数一半的工资努力工作，捷克人的工资是此数的十分之一。在意大利，对新工厂的投资补贴不是仅仅为33％吗？太少了！在德国东部，国家甚至愿意补贴80％。
在一种全球的钳型运动中，新的资本国际使得一系列国家及其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一条阵线上，新的资本国际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以抽走资本相威胁，迫使政府大幅度减少税收，提供数十亿的补贴，或者无偿提供基础设施。凡是这种威胁不起作用的地方，都是慷慨的税收计划帮了忙：只有在那些税率确实很低的的国家才能获取利润。在世界范围内资本所有者和财富占有者在国家为完成任务而筹集的资金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另一方面，全球资本流动的指挥者不断向下压低本公司缴税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工资率，即工薪人员的薪金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在下降。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单独对抗这种压力。美国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评论说，在跨国竞争中，德国模式已经被“完全煮烂了”。
在工资薪金不断下降的时候，交易所汇率和康采恩利润却以两位数的比例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失业率和国家财政预算赤字都在并排增长。为了理解所出现的以下事实，并不需要人们必须具备特殊的经济知识：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13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位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正确描述的那个方向上。例如1865年他在伦敦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作报告时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他没有料到，原始资本主义有朝一日会受到民主的驯化和驾驭。在社会民主主义世纪改革之后，一种历史规模的相反的改革开始出现。这是即将发生于将来的倒退。获胜者，如世界康采恩西门子公司老板海因里希·冯·皮勒尔得意洋洋地说：“竞争已成为一股狂风，我们即将面临真正的风暴。”
皮勒尔和其他新全球主义的倡导者的用词是要使人们相信，似乎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它们的决定消除了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外汇交易的解除约束，到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形成，到世界贸易协定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的不断扩大，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系统地造成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对付的局面。
处于陷阱中的民主
这种全球一体化是伴随一种经济政治的神圣学说的崛起同时发生的。这种神圣学说被一大群经济顾问搬到政治领域，它就是新自由主义。它的基本命题说得十分简单：市场是好的，国家干预是坏的。从这种经济学说的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思想出发，获得多数派地位的西方经济自由派政府在80年代把这种教条提升为自己政策的准则。放松控制取代国家监控，贸易与资本流通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迷信市场的各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武库中的战略武器。借助这些武器，他们进行了捍卫资本的自由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无论是航空业还是电讯业，银行业还是保险业，建筑工业还是软件开发，无论什么事物、什么人都无法摆脱供求法则。
东方集团一党专政的总崩溃使这种信仰获得进一步推动力和全球穿透力。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威胁以后，西方更加强硬地为建立世界市场的专政而努力。雇员在一般价值创造中占有大量份额，突然表现为冷战中的一种让步政策，它的用意在于对共产党的宣传釜底抽薪。
然而“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这种变化速度以及权力与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蚀着旧的社会统一，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新的社会统一的发展。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向全世界传布“美国模式”，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口号与原民主德国政府的宣传如出一辙。民主德国一直到它终结都在教训；人要向苏联的胜利成就学习。实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没有像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反革命发源国家～样，最终如此清楚地显示出社会衰落：刑事犯罪橡瘟疫一样流行。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世界上排名第七的经济财团，这个州用于监狱的开支已经超过了全部教育预算。已经有2800万美国人，即全国居民总人口的1／10以上住在严密警戒的高楼之中，在住宅区构筑防御工事。美国公民为私人武装保镖所支付的金钱相当于他们的国家支付警察开支的2倍。
而欧洲与日本、中国与印度，它们本身已各自分化出一个获利的少数和失落的多数。对于数十亿人来说，全球化进步使他们毫无进步。1996年6月底被七个主要工业国家政府首脑在里昂奉为七国首脑高级会议指导方针的公式，即“全球化的胜利将会使所有的人受益”，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讽刺。
失败者把抗议矛头指向政府和政治家，它们改造社会的力量不断萎缩，无论是恢复社会公正还是保护环境，无论是限制新闻媒介的权力还是与国际化刑事犯罪进行斗争，都同样地软弱无力。一个国家在这么多问题面前总是力不从心，国际的一致行动也总是陷于失败。因为这些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馅饼。
只有那些头脑简单的理论家或目光短浅的政治家才会相信，人们可以年复一年地使几百万人丧失劳动岗位和社会保障，如目前欧洲那样，而任何时候都无须为此付出政治代价。这种想法注定要破产。与康采恩战略的企业经营逻辑不同，在民主组成的社会里，没有多余无用的公民。失败者还有一张选票，他们将利用它，没有理由使他们保持沉默。它的政治后果就是社会地震。而社会民主党人或基督教社会党人不久以后将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欢庆的新胜利。相反地，越来越多的选民将对全球主义者的刻板公式进行真正严肃的思考。我们并不认为责任都在外国竞争方面。公民所获信息大约有一半来自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之口。从这些——经济上十分错误的——论据再向前迈一小步就是反对所有外国人的公开排外仇恨。长期以来，失去安全保障的中间等级公民一直以排外仇恨、分裂主义、与世界市场隔绝作为自己的灵丹妙药。这些受到排斥的人又以排斥别人进行报复。
崇尚民族权威的民粹主义者罗斯·佩罗特在第一次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时获得19％的选票。在法国，鼓吹民族再生的让局里·勒庞，奥地利激进右翼民粹主义者耶尔格·海德尔也都取得了类似的竞选成就。从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苏格兰直至意大利的伦巴第，分裂主义日益获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他们除了排外主义外，对中央政府也十分不满，主张把他们臆想的国内贫困地区搭伙吃闲饭的人排挤出去。与此同时，在全世界为摆脱贫困而四处流浪的大量移民群众日益增多。
20比脱，五分之一的社会。这是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先知先觉的精英们为下个世纪所描绘的图景，遵循的完全是康采恩领导和各国政府推行全球一体化所使用的技术逻辑和经济逻辑。但是围绕最高效益和最低工资所进行的世界竞争却为非理性夺取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贫困者在进行造反，而是目前社会中间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对即将丧失社会地位的恐惧会爆发出无法预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贫困，而是对贫困的恐惧正在威胁着民主。
经济取代一切政治，曾经导致过全球性灾难。这就是1930年，交易所大破产后的一年，始终对资本表示友好的美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大大超过政治领域成就，经济与政治不能保持同步前进。这个世界在经济上实现了广泛的行动统一，政治上却是四分五裂，两个相互矛盾的发展之间的严重对立，导致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震荡和总崩溃。”
历史是不会重演的。虽然如此，战争却始终是一种最可能的排气阀。如果社会冲突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也许就会以反对少数种族或反对叛变地区的国内战争形式出现。全球化并非注定导致战争冲突，它能够，也许不是很成功地，把它激发起来的跨国经济力量从社会的角度进行控制。迄今为止对于世界经济网络化所作的政治答案都否认这个过程是可以控制的。然而确实存在使这种调控重新被民选政府及其机构所掌握，避免民族冲突的手段和途径。对于其中的一些手段和途径本书将要加以介绍，并进行讨论。
处于下一世纪门槛的民主政治家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国家进行修复，重新恢复政治对于经济的优先地位。这并不是要把由于技术和贸易而迅速实现的人类融合翻过来向相反方向发展并导致全球联系中断。只有世界再次表现出秩序，政治优先而不是经济优先再度得以实现，我们的子孙们才会对90年代黄金岁月保留美好回忆。
“整个世界将发生在以前的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变革。”
——魏纳·施瓦普
遗作《霍赫施瓦普》的剧中台词
能够下榻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是最高的世界级的梦想。这里有各种公共办公机构、各种圣像、奢华的寄宿场所和充满人生乐趣的传奇故事。熟悉它的人充满敬意地只用“费尔蒙特”几个字称呼它，是住在这里的人创造了它。
它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高高耸立在著名商业中心区的富豪山上。它是加利福尼亚最高级的豪华建筑，它是建筑于世纪之交和战后繁荣年代的一个没有自己特殊风格的混合体。每当游客们乘大饭店塔楼外面的玻璃电梯像是冠餐厅飘然升起的时候，他们会突然感到目不暇接，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这是一个千百万人曾梦想进入的新世界：从金门大桥到伯克莱丘陵地带，中产阶级的财富在闪闪发光，一望无际。绿色按树丛中，幢幢诱人的豪华住宅的游泳池在柔和的阳光下波光鳞鳞，几乎每个入口处都停放着许多汽车。
费尔蒙特大饭店仿佛一块巨大的界碑，标示出现代与将来，美国与太平洋地区之间的交汇点。大饭店前面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居住着几十万华人，再往后就是电子计算机革命的发源地——硅谷。1906年地震时大发国难财的暴发户，参加过世界大战的美国将军、联合国的创立者们、康采恩巨头。本世纪所有的美国总统——他们都曾在这家大饭店悬挂金丝绒窗帘的宽敞大厅里庆祝他们的胜利凯旋。这家大饭店为阿瑟·黑利的虚构小说位饭店撤搬上银幕，提供了梦幻般的但又实实在在的场面，从此旅游者蜂拥而至。
在这座孕育历史的建筑内，1995年9月底迎来了一位罕见的、改写历史的世界精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美国资助者为了表示感谢，正是在金门大桥南面，由于冷战结束而关闭的军事基地上，为他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现在戈尔巴乔夫邀请了500名从世界所有大洲坐飞机赶来的重要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这个新的“全球智囊团”——如这最后一位前苏联国家总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这个高层圆桌会议所作的解释，是要指明通往21世纪的道路，人类“正在转入一个新的文明。”
富于经验的、老一代世界领导人如乔治·布什、乔治·舒尔茨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与新一代世界明星企业总裁会面交谈。后者如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的总裁特德·特纳，他的公司与《醒世时报》（Time Warner）合并为世界规模的大型媒介康采恩。还有华盛顿西吉普公司的东南亚贸易大亨。他们要在3天之内，在小型工作小组内与电子计算机界和财政金融界的国际炒家、与经济界大祭司即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们一起高度集中地进行思考。此外，因为涉及人类的未来，还必须听听来自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密使的意见。自然，也必须听听北京的意见。联邦德国萨克森州州长库特·比登科普夫则在新论中力图突出德国的看法。
没有人到这里夸夸其谈，也没有人打扰别人的自由发言。为了保护会议不受讨厌的大批新闻记者的干扰，有关方面花了很多钱。严格的会议规则迫使所有与会者抛弃任何修辞上的空洞废话。报告人必须在5分钟内切入主题，要求发言不能超过2分钟。负责维持会场发言秩序的老年妇女像对一级方程式赛车手一样提醒那些正在辩论的亿万富翁和理论家不要忽视时间提示板上的时间：还有“1分钟！”、“30秒！”。“停！”。
约翰·盖奇，美国太阳微系统计算机公司的高级经理，在关于“全球化经济中的技术与劳动”的圆桌讨论中最先发言。他的公司被誉为该行业的一颗新星，发明了Java程序语言，太阳系统的股票指数已经打破了华尔街的纪录。盖奇简明扼要地声称：“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愿意工作多久就干多久，我们无须为我们的外籍工作人员办理签证。”各国政府以及他们的法令对于这个劳动世界毫无意义。他雇用那些十分需要的人，眼下优先要“印度的聪明大脑”，他们正在尽其所能地长时间工作。这家公司通过电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求职申请。“我们通过电脑招聘我们的人，他们在电脑旁工作，他们也将会在电脑中收到被解雇的通知。”
“还有30秒！”掌握发言时间的女士向他发出信号。“我们直接提拔那些最聪明的人。由于我们的效率，我们把营业额从13年前创业时的零提高到今天的60亿美元。”盖奇自满自足地把头转向一位邻桌伙伴，微笑地说：“这是你多年努力也未能达到的速度，戴维。”屏幕上显示出“停”的信号，计时秒针静止不动，盖奇得到一次小小的讥讽。
接着发言的是戴维·帕卡德，高科技巨人惠普公司的创建者，这位白发苍苍、靠个人苦干起家的亿万富翁没有任何客套话，清醒的理智使他更喜欢一针见血地触到核心问题：“约翰，你确实真正需要的职员是多少？”
“6个，也许8个。”盖奇干巴巴地回答说：“没有他们我们就会不知所措，至于他们住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倒是无关紧要。”辩论主持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拉斯特姆·罗伊教授进一步追问：“现在有多少人在太阳公司系统内就业劳动？”盖奇回答说：“16000个。作为合理化后备大军，他们可以被压缩到一个很小的数目。”
会议厅里没有人窃窃私语。看到迄今为止出乎意料的庞大失业大军，与会者认为这是一讲理所当然的事情。来自未来行业和广有前途的国家的这些领取高薪、飞黄腾达的经理中没有人相信，在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中，在依赖技术实现增长的市场内会充分提供大量新的、正式支薪的劳动岗位——无论什么领域都是一样。
在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实用主义者把未来简化为“20比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的概念。
在下一个世纪，启用有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华盛顿西吉普公司经理认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全部谋职人员中仅用其中的五分之一就足以生产出供世界社会享用的全部商品，提供它所需要的第一流服务。这20％的人将因此而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如此。辩论者们设想，其中还应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继承人。
那么其余的人呢？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没有劳动岗位吗？美国作家，《劳动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说：“肯定如此。”“在80％的人中间将会出现极大的问题。”太阳公司经理盖奇再次作了补充，引证他们公司总裁斯科特·麦克尼利的话说，将来的问题是“你去吃饭还是变成餐点被别人吞吃”。
接着，这个研究“劳动未来”的高级人士讨论小组集中研究未来的失业者问题。圆桌会议确信，世界范围内也许有几千万人迄今为止认为自己面临的前景不是没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垂死挣扎，而是在旧金山海湾地区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在费尔蒙特大饭店，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轮廓被描绘出来：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间等级——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靠喂奶过日子”迅速传播开来。他出生于波兰，担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长达4年之久。此后，他专门研究地区战略问题。如布热津斯基所说，靠喂奶过日子是由“entertainment”（款待）和“tits”（奶头，美国人对乳房的俗称）这两个词组合而成。在这里布热津斯基指的是处于哺乳期的妇女的乳房中流出来的乳汁，而不是性感。如果把令人陶醉的消遣娱乐与充分的食物结合在一起，世界上受到挫败的居民就会保持好心情。
经理们清醒地对所能出现的分配格局进行讨论，并且想到，富有的五分之一居民如何能够关心剩下的多余无用的居民。但在全球竞争压力下，无法指望公司企业会热情投入此事。对于失败者只能由其他人来操心。辩论者们期待在自愿社区服务的广泛领域，从邻里救济会、体育运动企业，或所有各种社团组织那里获得慈善捐赠，把大家团结起来，实现社会一体化。罗伊教授认为，花少量的钱就可以提高这些活动的社会影响，并且促进成千上万居民的自尊。而康采恩的领导人则估计，无论如何，工业国家中很快就会再度有人为了少得可怜的工资去清扫街道，或者作为家庭帮工住在十分简陋的栖身之地。未来学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分析说，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一起，作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将不复存在。
值得纪念的、为时3天的费尔蒙特大饭店会议的举办者错误地认为，人类正在走向新的文明。然而由公司老板阶层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鉴定委员会所指示的方向却是直接倒退到前现代化时代。按照该委员会的说法，说明未来社会福利与社会地位分配格局的不再是80年代以来使欧洲人惶恐不安的“三分之二的社会”。未来世界的模式将遵循“20比80”的公式。“五分之一的社会即将到来，在这个社会中，只有让被排挤出局的人靠喂奶过日子才能使其安定下来。”这一切难道是危言耸听吗？
“真正的风暴”
1996年的德国：有600万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劳动职位——数目之多是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西德人的平均净收入近5年以来持续下降。来自政府、科学界和公司企业界的预言家宣布，这仅仅是个开端。联邦共和国高级企业顾问罗兰德·贝格尔预言说，在未来10年内仅在工业中至少将有150万劳动岗位被继续消灭掉。“此外，在中级行政管理机构中大概有二分之一的劳动岗位被消灭。”①他的同事，麦金西咨询公司德国分公司经理赫伯特·亨茨勒走得更远，他预言说：“工业将沿袭农业的发展道路。”在未来，商品生产只向百分之见的少数就业居民提供工资和面包根据奥地利官方机构的消息，就业数目也越来越少了，平均每年有1万个工业劳动岗位被消灭，1997年失业率为8％，几乎是1994年的2倍。
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于这种衰落现象的普遍解释可快被高度凝缩为一个词汇：全球化。这个不断被重复的份题举例，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衣容易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唯一贿赂激烈的全球竞争，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德国公司只在劳动力低廉的国外创造新的劳动岗位。从康采恩老板到劳动部长，这些领导共和国的统治者只知道有一个答案：向下调整。公民们不断被一种放弃福利要求的嘈杂的禁欲宣传所包围。由工会干部、经济学家、专家鉴定委员会成员和部长们组成的大合唱声称，德国人——还有奥地利人——工作干得太少，收入太高，休假太多，并且经常由于节日狂欢而患病。报刊电视的新闻“助手们”也来添油加醋地多嘴多舌。《法兰克福总汇报泻道：“西方的福利享受社会与雄心勃勃的亚洲禁欲社会是截然相反的”，社会福利国家已变成“未来的威胁”。“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将是不可避免的”。在奥地利，统治舆论市场的《新皇冠报》则醒目的大字标题煽动起轰动性的报刊大战：做洲大陆过着入不敷出的挥霍生活，新的紧缩浪潮使欧洲目瞪口呆》。联邦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在对人民的定调讲话中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转折“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
然而，他的理解有些错误。这绝对不是在危机时刻为了大家而作的必要牺牲。削减患病期间继续支付的工资；废除进队解雇的保护性法令；尽管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还是要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和降低工资。所有这些都不再是治理危机措施。打着全球化旗号的改革者宣布解除共和国一项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即通过自上而下的再分配对社会不平等进行限制。他们宣传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已经过时，在世界范围内，文盲的比价过分昂贵。而受到打击的人的理解却往往是正确的。工会和社会福利团体的愤怒呐喊响彻全国。就连一向很保守的化学工业工会也以大规模罢工相威胁。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迪特尔·舒尔特警告人们注意“当前的情况”。与当前的情况相比，1995年12月法国群众的大规模反抗只不过是“火山爆发前的一次小的喷发”。
处于无望境地的社会福利国家捍卫者进行着绝望的斗争。而他们的敌人的许多论据都是非常错误的。归根结底，德国康采恩在国外几乎没有创造什么附加劳动岗位。大多只是收购当地企业，以便接着裁减职工，供应当地市场。而德国国内的社会福利负担绝对没有爆炸性地增长。1995年它在全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例比20年前还要低。但是，实际做的时候却总是参考迄今为止的其它工业国家的政策。削减国家开支、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从瑞典、奥地利直至西班牙，这个纲领到处都成为各国政府政策的核心。而抗议活动到处都在无可奈何中结束。
国际主义，最初是反对资本主义战争贩子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领袖的发明，长期以来它已转到相反方面，成为资方的国际主义。世界范围内4万家拥有大规模职工队伍的跨国公司，犹如许多国家，彼此间相互比赛。在德国资本收益的40％不是要作为税收上交吗？太多了！爱尔兰缴纳10％政府就很满意了。马来西亚和美国的一些州甚至5年或10年内完全放弃征税。德国专业工人的小时工资不是45马克吗？太昂贵了！英国人正在为不及此数一半的工资努力工作，捷克人的工资是此数的十分之一。在意大利，对新工厂的投资补贴不是仅仅为33％吗？太少了！在德国东部，国家甚至愿意补贴80％。
在一种全球的钳型运动中，新的资本国际使得一系列国家及其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一条阵线上，新的资本国际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以抽走资本相威胁，迫使政府大幅度减少税收，提供数十亿的补贴，或者无偿提供基础设施。凡是这种威胁不起作用的地方，都是慷慨的税收计划帮了忙：只有在那些税率确实很低的的国家才能获取利润。在世界范围内资本所有者和财富占有者在国家为完成任务而筹集的资金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另一方面，全球资本流动的指挥者不断向下压低本公司缴税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工资率，即工薪人员的薪金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在下降。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单独对抗这种压力。美国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评论说，在跨国竞争中，德国模式已经被“完全煮烂了”。
在工资薪金不断下降的时候，交易所汇率和康采恩利润却以两位数的比例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失业率和国家财政预算赤字都在并排增长。为了理解所出现的以下事实，并不需要人们必须具备特殊的经济知识：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13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位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正确描述的那个方向上。例如1865年他在伦敦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作报告时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他没有料到，原始资本主义有朝一日会受到民主的驯化和驾驭。在社会民主主义世纪改革之后，一种历史规模的相反的改革开始出现。这是即将发生于将来的倒退。获胜者，如世界康采恩西门子公司老板海因里希·冯·皮勒尔得意洋洋地说：“竞争已成为一股狂风，我们即将面临真正的风暴。”
皮勒尔和其他新全球主义的倡导者的用词是要使人们相信，似乎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它们的决定消除了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外汇交易的解除约束，到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形成，到世界贸易协定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的不断扩大，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系统地造成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对付的局面。
处于陷阱中的民主
这种全球一体化是伴随一种经济政治的神圣学说的崛起同时发生的。这种神圣学说被一大群经济顾问搬到政治领域，它就是新自由主义。它的基本命题说得十分简单：市场是好的，国家干预是坏的。从这种经济学说的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思想出发，获得多数派地位的西方经济自由派政府在80年代把这种教条提升为自己政策的准则。放松控制取代国家监控，贸易与资本流通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迷信市场的各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武库中的战略武器。借助这些武器，他们进行了捍卫资本的自由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无论是航空业还是电讯业，银行业还是保险业，建筑工业还是软件开发，无论什么事物、什么人都无法摆脱供求法则。
东方集团一党专政的总崩溃使这种信仰获得进一步推动力和全球穿透力。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威胁以后，西方更加强硬地为建立世界市场的专政而努力。雇员在一般价值创造中占有大量份额，突然表现为冷战中的一种让步政策，它的用意在于对共产党的宣传釜底抽薪。
然而“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这种变化速度以及权力与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蚀着旧的社会统一，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新的社会统一的发展。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向全世界传布“美国模式”，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口号与原民主德国政府的宣传如出一辙。民主德国一直到它终结都在教训；人要向苏联的胜利成就学习。实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没有像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反革命发源国家～样，最终如此清楚地显示出社会衰落：刑事犯罪橡瘟疫一样流行。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世界上排名第七的经济财团，这个州用于监狱的开支已经超过了全部教育预算。已经有2800万美国人，即全国居民总人口的1／10以上住在严密警戒的高楼之中，在住宅区构筑防御工事。美国公民为私人武装保镖所支付的金钱相当于他们的国家支付警察开支的2倍。
而欧洲与日本、中国与印度，它们本身已各自分化出一个获利的少数和失落的多数。对于数十亿人来说，全球化进步使他们毫无进步。1996年6月底被七个主要工业国家政府首脑在里昂奉为七国首脑高级会议指导方针的公式，即“全球化的胜利将会使所有的人受益”，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讽刺。
失败者把抗议矛头指向政府和政治家，它们改造社会的力量不断萎缩，无论是恢复社会公正还是保护环境，无论是限制新闻媒介的权力还是与国际化刑事犯罪进行斗争，都同样地软弱无力。一个国家在这么多问题面前总是力不从心，国际的一致行动也总是陷于失败。因为这些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馅饼。
只有那些头脑简单的理论家或目光短浅的政治家才会相信，人们可以年复一年地使几百万人丧失劳动岗位和社会保障，如目前欧洲那样，而任何时候都无须为此付出政治代价。这种想法注定要破产。与康采恩战略的企业经营逻辑不同，在民主组成的社会里，没有多余无用的公民。失败者还有一张选票，他们将利用它，没有理由使他们保持沉默。它的政治后果就是社会地震。而社会民主党人或基督教社会党人不久以后将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欢庆的新胜利。相反地，越来越多的选民将对全球主义者的刻板公式进行真正严肃的思考。我们并不认为责任都在外国竞争方面。公民所获信息大约有一半来自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之口。从这些——经济上十分错误的——论据再向前迈一小步就是反对所有外国人的公开排外仇恨。长期以来，失去安全保障的中间等级公民一直以排外仇恨、分裂主义、与世界市场隔绝作为自己的灵丹妙药。这些受到排斥的人又以排斥别人进行报复。
崇尚民族权威的民粹主义者罗斯·佩罗特在第一次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时获得19％的选票。在法国，鼓吹民族再生的让局里·勒庞，奥地利激进右翼民粹主义者耶尔格·海德尔也都取得了类似的竞选成就。从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苏格兰直至意大利的伦巴第，分裂主义日益获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他们除了排外主义外，对中央政府也十分不满，主张把他们臆想的国内贫困地区搭伙吃闲饭的人排挤出去。与此同时，在全世界为摆脱贫困而四处流浪的大量移民群众日益增多。
20比脱，五分之一的社会。这是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先知先觉的精英们为下个世纪所描绘的图景，遵循的完全是康采恩领导和各国政府推行全球一体化所使用的技术逻辑和经济逻辑。但是围绕最高效益和最低工资所进行的世界竞争却为非理性夺取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贫困者在进行造反，而是目前社会中间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对即将丧失社会地位的恐惧会爆发出无法预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贫困，而是对贫困的恐惧正在威胁着民主。
经济取代一切政治，曾经导致过全球性灾难。这就是1930年，交易所大破产后的一年，始终对资本表示友好的美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大大超过政治领域成就，经济与政治不能保持同步前进。这个世界在经济上实现了广泛的行动统一，政治上却是四分五裂，两个相互矛盾的发展之间的严重对立，导致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震荡和总崩溃。”
历史是不会重演的。虽然如此，战争却始终是一种最可能的排气阀。如果社会冲突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也许就会以反对少数种族或反对叛变地区的国内战争形式出现。全球化并非注定导致战争冲突，它能够，也许不是很成功地，把它激发起来的跨国经济力量从社会的角度进行控制。迄今为止对于世界经济网络化所作的政治答案都否认这个过程是可以控制的。然而确实存在使这种调控重新被民选政府及其机构所掌握，避免民族冲突的手段和途径。对于其中的一些手段和途径本书将要加以介绍，并进行讨论。
处于下一世纪门槛的民主政治家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国家进行修复，重新恢复政治对于经济的优先地位。这并不是要把由于技术和贸易而迅速实现的人类融合翻过来向相反方向发展并导致全球联系中断。只有世界再次表现出秩序，政治优先而不是经济优先再度得以实现，我们的子孙们才会对90年代黄金岁月保留美好回忆。
——全球化及全球衰落的冲击“农民是听命于统治的，而统治正是针对农民的，但现在一切都颠倒过来，叫人无法理解。”
——安东·契可夫《樱桃园》剧中仆人费克斯
世界只有一个，最初只是一个地球的形象。
距离北京有3小时飞机路程，距离香港也要3小时，距离西藏拉萨要2小时，这就是成都。对于喜欢中国辣味饭菜的人来说，这个位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偏远中心城市颇有名气。外国游客只是在中途不得不停留的时候才接近这座城市。成都已经有340万居民，是世界上一个发展最快的城市巨人。
在新高层楼群建筑工地之间，很漂亮的毛泽东的宣传画告诉人们，现在进步到了何种程度。没有铺上沥青路面的街道上车水马龙，尘土飞扬，街道两旁的宣传画和超大电视屏幕裹上了一层灰尘，但是醒目的画面却吸引着行人，在这些画面上出现的是：粉红色的二层小楼、深绿色草坪、天蓝色游泳池以及在大型高级小轿车前面的一对幸福中国夫妇。
而在地球的另一面，亚马逊河的下游，玻利维亚与巴西边界附近，大街上的广告画也作着同样的预告。来自圣保罗的门德斯·朱尼奥尔公司在热带雨林中大面积推销按照美国式样精心建造的、破坏自然生态的独家小楼。在阴雨连绵的里奥普鲁斯散发着霉臭气味的小屋中，年轻的卡博克洛斯族人正在进行辩论。他们是印地安人与黑奴的混血后代。辩论的题目是加利福尼亚电视系列片《冰上救生员》中从事水上救护的帕梅拉·安德森的胸围是多少，就好像她是身边的一位姑娘。借助好莱坞录像带和电影胶片，木材商人收买了朗多尼亚州残留的印地安血统居民，以便能够在这个自然保护区中砍伐最后的桃花心木。
这种活动图像的神秘力量甚至对于难诺玛米的印地安人也产生很大影响，摇摆舞明星斯廷格（Sting）对于他们以及想像中的最后的香格里拉即不丹的年青人的无与伦比的才能也感到欢欣鼓舞。这个喜玛拉雅山脚下信奉佛教的农业专制国家内，居民们被迫一年四季穿着长过膝盖的罩衣，用中世纪的方法耕种土地。令人惊异的是有些当地人在统一的民族服装上面又穿上一件皮夹克并且买卖来自印度的盗版美国电影拷贝。
就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丹佛集团）也早就为人们所熟悉。哈巴罗夫斯克飞机场的领导人对于那些认为必须向他解释什么是《明镜》杂志的旅客十分恼火，他每周都可以读到它，当地日报经常摘要转载。在阿根廷的喀帕卡瓦纳海滨的一个周末，一位售货员出于自己的信念而升起了德国国旗。这位黑皮肤的男子并不是日尔曼民族主义的信徒，使他十分惊异的是：“德国社会很公正，在那里平民百姓并不穷困。”
毫无疑问，人类今天必须与一种世界性生活方式相协调一致。他们是会这样做的。500多个正在工作的人造地球卫星用现代无线电信号覆盖了地球。在10亿多的电视屏幕上以同样的画面引起人们对于黑龙江、扬子江、亚马逊河、印度河和尼罗河的同样渴望。卫星接收天线与太阳能收集器使得那些远离电源的偏远地方，如西非的尼日尔也能“把他们的农村生活清楚地介绍给同一星球范围内的”千百万人。罗马俱乐部总裁贝特兰·施奈德如是说。
中国政府反对来自资本家世界的电传信件，电子邮件和电视节目的保卫战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而不是为了保卫一个不同的社会方案。凡是这个普遍商品世界的电视图象遭到禁止的地方，如北朝鲜、伊斯兰国家都有照片和准确细节的文字叙述在暗地流传。就是在伊朗，美国的重金属摇滚音乐在13至19岁的青少年和中间阶层中已成为深受欢迎的流行音乐。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听到并且感受到这么多的关于世界其余地区的信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在一个共同的生存梦幻中联合起来。
有不到60亿的地球居民能够事实上通过全民决策来决定，他们想如何生活，绝大多数要求一种如同旧金山市郊居民那样的中间等级生活。受过很好教育、见多识广的少数人则希望再加上柏林墙倒塌以前联邦德国的社会福利标准。奢侈地把一幢加勒比海滨别墅与瑞典的福利保障结合起来，这是越来越多的梦想者的美梦。
迪斯尼所向披靡
为什么恰好是加利福尼亚的生活样板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渗透？为什么迪斯尼打败了一切对手？美国国内市场的巨大容量、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强权地位、它在冷战宣传战中的强大实力，所有这些都扮演了一个中心的、但还不是唯一的关键性角色。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斯大林希望获得压倒一切的绝对实力地位，而米老鼠却真正实现了这种绝对实力地位。
媒体巨率迪斯尼公司总裁和董事会主席米歇尔·艾斯纳经常宣传他的启蒙模式：“美国的娱乐业把一种多样化的个人机遇、个人选择和个人表现介绍给大家，这些是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十分渴望的。”这位好莱坞推销商人慢条斯理地补充说：“美国的娱乐工业作为一种毫无限制的创作自由的成果而创造出一种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眼下对他最坚决的批判者是新泽西拉特格斯大学世界惠特曼研究中心主任本杰明·R．巴伯。他在此期间找到了一个经典的公式即“用圣战来反对米老鼠世界”并称文斯纳的多元化命题“纯粹是欺骗”。这个神话在两个关键性要点上含混不清，即选择方式和所谓的独立渴望。例如在许多美国城市中人们可以在许多不同标牌、型号的小汽车中进行选择，但是他们不能为公共交通工具作出决定。如果同时还存在着预算为2500亿美元的广告工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市场只给人们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难道音乐电视（MTV）最终不也只是在世界范围内日夜不停地为音乐产业所作的一种宣传广告吗？
巴伯相信，“迪斯尼在全球文化殖民化”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建筑在一种与文明同样古老的现象基础之上，即是在难与易、慢与快、复杂与简单之间所进行的竞争。前者与一种令人吃惊的文化成就相联系，后者与“我们的冷漠心理、疲惫懒散状态”相适应。“迪斯尼、麦当劳和MTV则呼吁要把一切变得轻松、快捷和简单。”
无论艾斯纳或者巴伯对好莱坞的胜利凯旋是否作出正确评价，它的成就是无所不在的。加利福尼亚未来学思想家内森·加拉德斯描述当代人单调无聊的视野时写道：“辛迪·克劳难如前苏联的列宁雕像一样盯着你脸上的每个角落。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带有颤音的歌喉正在宣告新的世界灾难即将到来。”
在庞大的媒介帝国领域太阳是不会落下去的。好莱坞作为这支国际力量的中心提供着最重要的后物质主义原料。《醒世时报》希望与特德·特纳广播公司、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联合成为世界市场的领袖。迪斯尼与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合并是美国经济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公司收购。索尼公司占有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公司1995年把娱乐业的巨人MCA公司拍卖给西格拉姆跨国饮料公司。在波斯湾和朝鲜半岛之间，澳大利亚的鲁泊特·默克多公司居于统治地位。这家总部设在香港公司，用专门用于发布电视信号的人造地球卫星向居住着世界二分之一人口的4个时区发射节目信号。跨越时间和空间，在6个频道上，分别由中国的、印度的、马来西亚的或阿拉伯的电视演播员交替地用汉语普通话和英语播音。默克多公司雄心勃勃地通过对有线浙道的参与，努力大规模地开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业务。迄今为止，有3000万大陆中国人可以合法地、不受任何干扰地接收它的节目。北京的当权者说了很多客套话，但是在这个行业的圈子内却发布了一个澳大利亚人还是可以接受的禁令：“不要黄色节目。不要暴力、不要新闻。”媒介巨人们——列入这个行列的还有矮小而强壮的德国巨人贝塔斯曼公司，它的强硬对手利奥·柯克公司，自己编制节目的西尔维奥·伯勒斯科尼电讯公司——他们为了那个“喂奶问题”很好地武装起来了。这一直是世界领导者们在会谈中，如在旧金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会议上感到十分头疼的问题。媒介巨人的画面控制着人们的梦想，而这些梦想决定着人们的行动。
人们在大力追求单调的“刺耳噪音”
音像制品市场越是跨越国境，它就越会受到更多的限制。美国电影工业为一部娱乐影片要花费5900万美元，这个数目是欧洲或者印度电影生产中心几乎无法相比的。在技术和装备上质量持续改善的美国胶片不断达到它的竞争者很少能够实现的标准。于是好莱坞和美国流派的吸引力日益强大。
许诺将来每个家庭都可以接收到500个电视频道的多样化只不过是虚幻的空头支票。少数几家领导市场的公司企业在许多发射场地使它们的商品不断变换形式、反复播送，以适应各种不同目标集团的口味。此外，追逐更大的收视率进一步促进了集中化过程。重要比赛的转播权只是由于巨大的广告收入才能有钱买下，但是只有大型广播电视台或国际广告商才能获得这种转播权。只有那些处在整个转播地区内的生产厂商，首先是跨国康采恩才会对广告和插播广告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在德国仅仅几家大公司几乎买下了四分之一的电视广告。洲际之间播送的90秒一次的电视广告价格相当于一部欧洲娱乐影片的平均价格。
广告公司利用它的顾客们共同的梦想家园的画面。德国的群众已经赢得了纽约和蛮荒的西部的喜爱。RTL电视台在1996年5月世界足球冠军联赛最后决赛期间，利用精美的广告招贴画从这个似乎充满信任的遥远世界拉到一半以上的广告产现在“‘红太阳”不要落在意大利的开普里岛，而是同贝克啤酒一起落到金门大桥后面的海洋里。欧洲大陆轮船公司的轮胎不再在德国附近的赛车跑道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而是敏捷地行驶在美国曼哈顿摩天大楼之间狭长的街道上。
迅速作出反馈、努力适应这个世界的强者推动着这个发展越走越远。如纽约人、录像艺术家柯特·罗伊斯顿所预言的那样，文化领域的最终产品就是一种无聊的、全球化的统一的美国音调：“刺耳的噪音。”这个预言几乎已经被证实，多年以来，从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到维也纳、里斯本，一批大喊大叫的青年文化先锋连细节上都努力模仿20年前舞台上的纽约人，光线强得令人睁不开眼，音响震耳欲聋，戴着耳蔓、拼命喊叫——真是无聊之极。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的时代，这种刺激性十足的风格正在逐步传播开来，它可以使人暂时忘掉许多挑战性的实质性问题。
三位著名的男高音歌手若泽·卡雷拉、普拉西多·多明格和露西亚诺·帕瓦罗蒂1996年进行世界巡回演出时，在声音所及的范围内已接近于罗伊斯顿所批评的刺耳噪音。从慕尼黑到纽约，在火场券销售一空的体育馆内，无数观众几乎只能听到他们古典唱法的基本声调。而本来千篇一律的乐曲在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东西，买票入场的观众由此总是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种独一无二的演出。演员们努力与各地文化圈子的口味协调一致，使得四大洲的观众在加演节目时与演员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三位世界级歌手向日本人演唱岭人伤心的流畅。在维也纳的男高音演出场地普拉特尔体育馆，他们从没有再唱过（蓝色玻璃钢，面对大约10万名新富起来的德国、捷克和匈牙利听众，演唱的是流行摇滚歌曲：“维也纳，维也纳，你只有孤独。”
尽管他们都有敏感的民族感情，但是可以说他们的令人陶醉的美声三重唱就像在全世界是有无可比拟的消费诱惑力的可口可乐一样。这家软饮料巨人公司向中国、日本、向各种口味不同的地区提供它的褐色饮料，并根据不同的文化喜好，根据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特殊口味安排配方。在1996年奥林匹克之夏，可口可乐公司在它横跨几大洲的广告中自称是“为了体育迷们”生产的。在闷热的亚特兰大，这家富有同情心的跨国公司把推销重点转向现场观看比赛的、汗流浃背的观众，在运动员乘坐的汽车上用大字写着：“呐喊助威是令人口干舌燥的工作”。
就是在欧洲，体育运动这种文化财富也明显地变成向一个有固定标识的娱乐群体提供热烈宣传商品包装的机会。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若阿·阿维兰热希望，为了广告集团的利益，足球比赛应增加更多的中场休息，如同美国的足球比赛一样。德国联邦体育协会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美国全国篮球协会的新组织。对某种形象的崇尚将取代一种在文化领域培育起来的地方归属感情。慕尼黑的巴伐利亚人在汉堡要比两个当地盟友——汉堡体育协会和圣包利协会销售更多的针织品。仅仅向那些狂热球迷的推销就使这家高级俱乐部所实现的营业额大大超过90年代初包括电视转播权在内的全部收入。从传统的城市比较中越来越难于产生具有轰动效应的争执。研究体育运动的专家汉斯·施托伦韦克声称“纠纷必须人为地制造出来，让运动员反对运动员，运动员反对教练，教练反对主席团。”
就像一把围绕地球耕作的铁犁，对于全球化商品潮的需求由于在全世界所有城市开辟出商业街而增长了数十亿倍。如社会批评家伊万·伊里希讽刺形容的那样：“就连口渴也被演变成对可口可乐的需求。”著名作家克拉文·克莱因、科达克、路易斯·武伊通的写作风格统治着大都市的文坛。思想和产品都追随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电影院所上演的电影和音乐风格。它们在适应潮流，而且适应速度之快使土生土长的本国的供货者无法与之竞争。
最近的牺牲者是原来曾为帝国首都的维也纳。维也纳市区无数小商店凭借橱窗内带有地方特点的商品花色品种，展示出一种赏心悦目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然而自从1995年初奥地利加入欧洲联盟以后，这些特色不得不放弃。因为与停蹄世界旅行者俱乐部的先锋成员。如同在汉斯一狄特里希·根舍那里几个忙得片刻不停的朋友开玩笑所说：“注意！不要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碰上自己，以为自己又回来了。”但是，他们正是由于自己的灵活性、收入，以及了解世界上许多事情而受到许多人的羡慕。
然而在最著名的饭店酒吧间，在新加坡的莱佛士、莫斯科的萨沃伊，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瓦纳宫，忙碌一天的饭店仆役深夜在这些全球大腕面前痛哭流涕，因为他们在街上偶然碰到了来自故乡的老同学，这些同学每几年一次作为旅游者到这个遥远世界来冒险，令人吃惊地长期占据他们的廉价床位。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令人茫然的空虚感和孤独感，这种感受最迟是在一年中所进行的第八次州际旅行之后产生的。最后就连那个无聊的，躺在上面可以使无休无止的频繁飞行获得片刻安宁的椅垫也全球化了。围绕地球转圈的同时，他们把自己也关进了确实令人讨厌的，千篇一律的机场、连锁旅馆和连锁饭店。在装有空调的、很好的旅馆房间里，被迫对录相带作着同样的选择。这些片刻不闲的大忙人的灵魂追不上他们四处奔波的身体，他们从来没有精力去过问其他陌生的但确实是新的东西，或者说，他们还来不及过问新的东西就早已坐飞机走了。一个人就是这样到处都走遍了，然而都是住在类似的地方，一切都看到了，但却只看到那些早已熟悉的东西——就像那些长期滞留在故乡的人积攒他的电话卡、邮票和啤酒瓶盖一样，他积攒着在航空公司那里能够享受特殊补贴的里程数目。
然而他们的川流不息的旅行具有方向性的意义，至少他们是坐在超音速喷气式飞机上奔向未来，从这种川流不息的旅行中会产生出新的世界结构。电子通讯网、数控卫星电话。高效率的飞机场、免税的工业园区，所有这些织成的密集网络在世纪之交之后将使大约30多个地域广阔的大城市地区彼此紧密联结在一起，其中每个城市大约有800万至2500万居民。这些大都市犹如偶然洒落的光斑映照在地球仪上。它们的居民虽然相隔千里之外，但却感觉彼此关系要比迄今为止一直决定他们历史的本国内地居民更亲切得多。
意大利未来学学者里卡多·彼德拉估计说：“权力将落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商人与各城市政府之间所缔结的联盟手中。这种城市政府首先将促进它所包含的全球公司的竞争能力。”现在亚洲中心国家到处都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超车线上。各大洲的年轻人都是在一种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完全不同的全球城市形象中成长起来的。巴黎、伦敦和纽约，还有莫斯科和芝加哥，都不再受到人们的夸张赞美而光芒四射。自1996年3月起，世界最高建筑将屹立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目前，柏林楼房的屋顶绝对超不过多数建筑起重机的高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却远远超过了它。
在巴基斯坦与日本之间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大批繁荣地区，作为全球竞争舞台上的新竞争者，争着扮演西方城市世界在以往几十年所扮演的那种发挥巨大影响的角色。曼谷希望把底特律部分地区作为它的汽车中心。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五十铃等汽车生产企业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泰国装配它的汽车。克莱斯勒公司与福特公司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分公司，作为康采恩业务的支柱。
台北认为自己取代了硅谷，无论如何台湾在监控器、电子计算机鼠标、电视图像扫描器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希望借助高科技产品出口带来繁荣，就像当年鲁尔地区得益于它的钢铁加工业一样。孟买再度恢复了每年生产800部娱乐影片的纪录，数量之多已是好莱坞的4倍。当地办公楼的租金超过了日本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
力争作为亚洲新的超级城市神经中枢，扮演主要角色，从而成为东京和纽约的主要对手，这是上海追求的目标。这个城市计划委员会领导，经济学家胡阳兆（音译）声称：“至2010年以前我们希望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国际金融商业中心。”自从19世纪豪斯曼男爵重建巴黎以来，这恐怕是规模最大、最有章法的城市改造，旧上海几乎被完全拆掉——在上面建设起一座崭新城市。25万户家庭已经离开市内，还有60万户也将搬迁，为的是能够使100家最大型跨国公司中的40家能在上海办公。西门子公司参与了地铁建设，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生产流水线在这一年制造22万辆私人小汽车，到2000年以前将生产200万辆。英国皇家殖民地香港1997年将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想持反对立场。大银行家克林特·马尔斯哈尔论证说：“地理学站在我们这一边。”“仅仅一个新飞机场建设项目就花掉200亿美元。现在距此仅有20公里的中国繁荣省份广东已经在向这个全球性市场供货。”
关于中国的经济起飞现在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它背后却隐藏着又酸又甜的惊人事实。由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约到2000年左右这个国家将上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跑到日本与德国前面。60年代欧洲的中学文科教师向学生大谈所谓“黄祸威胁”，现在不少中国人来到欧洲，并没有带来什么危险。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上海梅山冶金康采恩的工人几乎日夜不停地工作。他们在意大利巴格诺利钢铁康采恩关闭企业的100公顷厂房内拆卸一套重达24000吨的铸钢设备。1997年夏天将把部分设备运到14000公里以外的长江沿岸港口南京市，再重新安装在那里。德国蒂森钢铁公司拆毁了一个还没有报废的高炉，出口运到印度。奥地利的弗斯特·阿尔皮纳把整个一个LD第二钢铁厂从林茨卖到马来西亚。来自远东的买主追求高质量的设备，他们是最后从数十年来给予欧洲钢铁工业的数十亿补贴中获取好处的人。
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瓦克对这个新世纪曾作如下描写：这种全球化以几乎无法捕捉的速度前进——“它把乡村的、省区、地区的，以至全国经济的江河湖海联结成一个唯一的全球经济的汪洋大海，它使狭小领域也会掀起经济竞争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细浪和平静潮汐。
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唯一的市场，和平贸易似乎欣欣向荣。一个人类梦想难道不是正在因此而得以实现吗？我们，迄今为止享受福利的工业国家居民难道不应该为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兴高采烈吗？全球和平难道不是已经唾手可得了吗？
不。
加拿大未来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描绘的“全球村”，即把整个世界看作和谐村落的幻景绝对没有实现。在评论家和政治家过分频繁地使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事实表明，现实世界并没有亲密地融合在一起。1996年7月大约有10亿多电视观众几乎同时观看在多特蒙德威斯特法论体育馆举行的阿克基尔。舒尔茨与迈克尔模尔之间的拳击比赛。亚特兰大举行的奥林匹克世纪性比赛的开幕式至少也有35亿电视观众同时观看，这是本世纪联结世界的电视网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长期以来，从报导拳击比赛和体育比赛的全球影像世界中并没有出现各方之间的相互思想交流，也没有出现相互的谅解。媒介所造成的空间上的接近和时间上的同时性还远没有创造出文化联系，也没有导致经济上的相互适应。
奥林匹克开幕式
奥林匹克运动会电视节目中报导的匿名的、因而是典型的真正的恐怖活动使美国社会矛盾曝了光。在此之前，亚特兰大奥运会举办者就已经暴露了他们与本国人民的不和。起初他们耍赖似地让85000名花了636美元买到一张开幕式入场券的观众们降低身份，充当自己支薪的无名演员，拼组一幅幅迷人的运动场看台背景图案，五颜六色的围巾、手电筒和卡通道具必须根据摄影的要求，听从口令，来回挥动。美国宣传家喜欢把他们的自由概念称为“梦幻”，他们用“梦幻”这个词吹捧那天晚上盛装出场的大牌明星演员。内容庞杂、格调庸俗的节目单宣布说，亚特兰大是“创造一场梦幻的神奇磨坊”。加拿大女歌手塞林娜·戴恩演唱了《梦的力量》。埃德加·阿伦·波的一句诗：“憧憬产生梦幻，临死的人再也不会有什么梦想。”从荧光标语牌上射向观众长达1分钟之久。接着是黑人民权战士马丁·路德·金的历史名句：“我曾有一个梦想”，在观众席中引起了回响。
是的，但到底是什么梦呢？在他被暗杀30年以后，在他的故乡城市新建的富丽堂皇的体育馆内，当他那充满忧虑的。但被人们模糊理解的声音从一个被很高明地加工处理的音响磁带中播放出来的时候，那些舒舒服服地坐在椭圆型看台上的、几乎是清一色白人的美国城市居民看到的是什么梦境呢？在奥运会以前，几乎都是黑皮肤的亚特兰大的无家可归流浪汉被用大汽车从市中心扫除一光，防止国际摄影记者们拍摄到美国现实图景。这是马丁·路德·金能够梦想得到的吗？
在这个美国南部大都市，被清扫过的贫民窟和庞大的摩天大楼鲜明对照，后者仿佛在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拔地而起，越来越高的楼群试比高低。这一切使人如此强烈地产生腐败印象。在这里，无论如何黑人与穷人始终是同义词。特德·特纳多媒体公司一位高级工作人员，对社会问题十分敏感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巴巴拉·派尔女士以含蓄的挖苦话评论1996年的这场破纪录比赛时说：“迄今为止，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的高楼大厦之间有一些房价低廉的黑人贫民区，为了建设所谓的“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全球奥林匹克村”的世纪奥林匹克公园它们将要被拆掉。将来，这两家公司的职员们就可以在公司之间不受任何骚扰地自由散步了。”
一个世界正在瓦解
像亚特兰大这样被人加以炫耀的高度技术化的城市机器目前正在统治着地球，然而这些城市又日益变成孤岛。这些遍布世界的富庶群岛甚至就像是由繁荣的飞地（即本国领土内的外国土地）组成的。而在迄今为止的发展中国家中，吉隆坡仅仅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城堡。世界的绝大部分则相反地蜕变为这个星球上的一块块破破烂烂的地区，甚至变成拥有巨型贫民窟的巨型城市，在这里，有数十亿人艰难度日，每周要增加100万人口。
“与此同时，我们颇为难堪的冷漠态度正在变成一种心安理得的冷漠”——1995年3月，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曾警告人们说，“对于发展援助的任何兴趣都已消失，照这样下去，每个国家所关心的只能是自己的后院了。”在这位性格多变的国家领导人去世一年以后，对后院的关心缩小为对于采光并的关注。
358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总计25亿人，即几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财产。工业国家用于第三世界的开支一再压缩。1994年这笔开支在德国尚且为本国经济力量的0．34o，1995年则为0．31O（奥地利1995年为0．34o）。与此同时，来自福利国家的私人投资已超过国家间的发展援助，然而，只有少数地区从中受益。“由于风险”，投资者的预计资本利润率为每年30％，例如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输水管道建设的投资就是如此。尽管北部国家的政府念经般地反复许诺，保证作出决定性让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还是不断增加。1996年必须偿付的债务上升到1．94兆美元，是10年前的2倍。
埃及作家穆罕默德·塞伊德·阿迈德解释说：‘审过境迁，南北对话如同东西冲突一样，都已经死亡。发展的思想也已经死亡。对于这些问题不再有什么共同语言，甚至连一个共同词汇也没有。南部，北部，第三世界，解放，进步，所有这些表述都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在欧洲和美国，声称“我们自己也早就需要别人帮助”的噪音越来越大了。甚至居住在繁荣城市地区的几百万选民也说，我们成了新时代的受骗者。由于在劳动岗位、职务晋升。子女前途等问题上感到忧心忡忡而绞尽脑汁的人们现在又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新的怀疑。目前尚且被看作为理所当然的西方中间等级的福利水平从历史角度来看，仅仅扮演着大型卡狄威，即享受补贴的柏林豪华购物大楼的角色。它在消费贫乏的共产主义东方可以引起轰动，但是对于西欧生活标准来说，不管如何宣传都决没有代表准。难道不是吗？
这个社会从经济上正不断分裂，失去安全感的人们越来越经常地从排挤他人和分裂中寻找他们的政治药方。在以往的几年中，地图上增加了几十个国家。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已经有197个国家的代表队进入体育馆。意大利人、甚至瑞士人都在为自己的民族本体而奋斗，因为民族统一处于危险之中。在意大利共和国成立50周年以后，在文蒂米利亚和的里亚斯特之间的各省中甚至有50％的公民支持北方联盟的抗议运动。它的领导人乌姆贝尔多·博西号召人们炸毁意大利广播电视台的转播站。博西甚至宣布1996年9月15日要成立一个独立的新国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许多繁荣国家也发生了分裂。迄今为止充满和平宁静气氛的加勒比海度假岛屿圣基茨岛和尼维斯岛正准备脱离联邦政府。
加拿大和比利时被本国不同语言集团的争执搞得精疲力尽。在美国，使用多种语言的移民长期以来认同于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数百万西班牙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却拒绝使用英语。种族主义在所有地方都在加强，在许多地区面临从事暴力活动的民族主义或地区沙文主义复活的危险。
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战争相反，今天多数战争不是在各国之间，而是在每个国家内部进行的。1995年世界范围内有50场武装冲突，只有2场遵循了人们熟悉的模式，即秘鲁与厄瓜多尔、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这种新的民族国家边界以内的冲突几乎没有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一年之内有17000人被暴力活动夺去生命，比长达16年之久的国内战争打死的人还要多。
世界组织以危险的强制机制对非洲大陆达到极点的悲剧作出反应。美国计划在1999年以前全部关闭的21个驻外的国外援助办事处中，有9个设在非洲，许多人对地球的这一部分地区失去了希望。北美的第三世界专家罗伯特·卡普兰设想说：“在这方面，非洲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也许是十分重要的，如同100年以前，两次巴尔干战争以前和第一次世界战争以前的巴尔干一样。”“正是因为非洲大部分地区已陷入深渊，它使这里的人们最先尝到数十年战争，种族隔离和种族政策的滋味。”
在塞拉利昂和喀麦隆之间的城市，首先是弗里敦、阿比让、拉各斯，在夜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象牙海岸的首都有10％的居民成为携带爱滋病病毒阳性者。卡普拉判断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西非那样，在政治地图上徒有其表，实际上一败涂地。”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马拉维以及其它非洲国家都成了种族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典型。
世界范围内居民人口的增加95％都集中在地球上的贫困地区。对于是否会爆发新的战争，人们几乎不再发问，而是关心它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是谁打谁？1994年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17个国家报告经济成就下降，其中许多国家在未来20年内居民数目可能会再增加一倍。水源很快地将在各地日益紧缺，在中亚，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埃塞俄比亚都是如此。在这样一种环境内，“伊斯兰教恰恰由于它反抗压迫的好斗性而具有勉力。这个世界上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也是唯一的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的地区。”——卡普兰总结说。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到印度尼西亚，分裂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早在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缀卡·亨廷顿曾在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的美国著名刊物《价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著名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他的命题是，为什么决定未来的不再是社会理论冲突或秩序政策冲突——如冷战时期那样，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约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个命题首先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引起了巨大关注。在匈奴人、土耳其人、或者俄罗斯人占领欧洲若干世纪以后，那种原始的恐惧情绪在亨廷顿那里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证实。然而这种恐惧有道理吗？这位哈佛战略家解释说，民主的西方将与世界其余地区，与专制君主和神权政治国家，诸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结成的联盟进行最后的冲突，后者甚至会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资国家的支持。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人们提出越来越多的疑问，特别是在新的、空间日益狭小、各城市紧密联系的世界内，迄今为止的福利国家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破坏自己的社会福利网络，并由此挑起西方的政治冲突。与此同时，各国精英们正在接受全球性统一文化的约束。首先是正在崛起的亚洲，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社会分化和断裂正在威胁中国。美国负责全球问题的第一国务秘书，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亲信蒂莫西·沃思认为：‘冲国很快就要碰壁”，“中国的崩溃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
中国农民已经对于他们贫苦的农村生活感到厌烦。20年前，他们从国家控制的广播电台中根本无法听到关于供应相对比较好的城市生活的任何信息。如果有什么人向他们讲述了城市情况，使得他们也想搬进城市，那么沿着各省公路严密布置的警察岗哨立即会把他们挡回去。现在他们加入了一个流动大军的汪洋大海，在贫民窟中寻找继续生存的地方，远离共产党和居民委员会的任何监督。这种四处流浪的移民群众已有1亿多人，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对于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造成了一种如何巨大的压力。
而印度，在世纪之交以前将是这个星球上第二个容纳10亿人口的国家，日益陷入紧张状态。在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出现的恐怖城市中，孟买和新德里已经把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远远地抛到后面。今天，这两个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万人，几乎用不了20年，这个数目将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后也将要为目前尚且不引人注意的大都市卡拉奇的国际形象担忧。到2015年，居民人数可能从目前的不到1000万迅速上升到2000万。
新德里行政管理当局经常是从人造地球卫星传送的图像上才发现，他们的这个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已经又长出一块——这一切都是无计划、失去控制、未经批准的。白天大街变成3米宽、100米高、烟雾腾腾的隧道。整个城市都在廉价汽车发动机“嘎一嘎一嘎一”排出的烟雾中呼哧呼哧地喘气。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患了变态反应的支气管哮喘，普通的医疗药品只能暂时地使病情减轻。每年有2200人死于交通事故。这种交通事故与汽车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新德里70年代还以花园城市著称，现在被这个国家的一位部长称作“令人无法居住的”、“亚洲生态黑洞”。
自从印度对外经济开放以来，孟买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贫民窟”（专栏作家苏德西尔·穆尔基的话）。早上出租车里的味道说明肯定有人在里面睡过觉，出租车的司机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几个小时时间。这个城市每天必须从街道上清理掉2000吨垃圾，此外还需要建盖几十万个厕所。这个城市市政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城市用水仅为需求总量的三分之一。
尽管如此，还有数百万农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迁入这些巨型城市。关于新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多数移民加入搬迁行列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已经在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个劳动岗位的机会。新来的人总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穷人自我感觉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能使他们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国境的移民运动的行程。
德国联邦部长克劳斯·特普费尔在北京进行工作访问时发现，中国呈现出一种很脆弱的形象。他提醒李鹏总理说，在中国必须要保护人权。李认为，他已经保障了他的人民获得这种权利，他反驳说：“但是，德国是否已经准备每年接收1000万至1500万中国人，并照顾他们呢？”
这个出乎意料的反应使得这位西方民主传教士哑口无言。传普费尔事后回忆说，“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讽刺”曾使他毫无招架之力。共产党人的争辩难道仅仅具有讥讽意味吗？它所包含的正是今天人类本身，特别是今天北美和欧洲的获胜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很快就会增加到80亿居民人口的蓝色星球上还能向人们提供多少自由？准确地说，还能提供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规则、什么样的社会形式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环境问题、食品问题、经济问题？
世界政治的高层正陷入一场令人不快的烦恼之中。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最近在他的报告中警告人们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中”，“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压力之下：全球化与分散化。”
加利以深为不安的口吻补充说：“历史已经证明，处于革命变革中的人们，只有极少数人才懂得这场变革的最终意义。”
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最初从欧洲冉冉升起的文明模式曾被证明是天下无敌。充满活力、无往不胜的。然而对于未来的建设它却难以胜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1949年对世界上的穷人宣布说，通过“提高工业生产”，使“不发达国家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重大改善”，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恰恰是现在，在从波哥大到雅库茨克，通过影像世界联合起来的数十亿人努力按照西方的榜样发展，而这种发展广告的推销者正是破坏契约合同的人。他们在自己国家，在美国和欧洲已无法兑现他们的诺言，无法扼制日益扩大的社会分裂，他们又怎么能够考虑帮助第三世界实现有益于生态的经济增长和公正的财富分配呢？这种自以为是的发展教条越来越暴露出它是已往时代的武器的面目。它属于冷战的武器，按照逻辑，似乎该进博物馆了。
新的箴言声称：快逃命吧！谁又能够逃脱得掉呢？因为在资本主义获胜以后，历史绝对没有达到1989年北美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终点，而达到终结的只是被冒失地称作“现代主义”的方案。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时代转折正在开始。不是繁荣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态摧毁、文化蜕化，明显地决定着人类大多数的日常生活。
当世界精英们在旧金山开会，估计迄今为止的福利国家将发展成为一个2080的社会的时候，这种分配格局在世界范围内早已形成，并且固定下来。
这些数据是众所周知的。由于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它不久就会有全新的解释：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他们的公民所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有着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自1960年以来，这些最富有的国家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穷困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被贴上公子标签的发展援助已经宣布破产。
目前，人们对劳动岗位与社会和平的忧虑使得对环境问题的兴趣黯然失色。报纸上有关迫切环境问题通栏标题的减少绝对不意味着地球上生态状况的改善。自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轰动一时的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以来，全球自然资源消费模式依旧设有什么变化。世界上20％的享受福利的居民所消费的木材相当于世界木材消耗量的85％，他们还消耗着世界金属加工总量的75％，能源的70％。结论是老生常谈的，但又是颇为蛮横的。地球上的所有公民绝对无法共同享受这样一种以加重自然生态负担为代价的福利。地球正在限制人类的发展。
发电厂和内燃发动机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已使我们生态系统的能源平衡从根本上受到破坏。里约热内卢最高首脑会议的目标声明犹如遥远历史阶段的一声芦笛。这个在世界最美丽的大都市郊区召集会议的世界组织喋喋不休地宣布一种“可持续发展”，一种不要把子孙后代抛到日益恶化的环境和资源状态中的经济方针。在世纪之交以前，至少在工业国家内，煤炭采掘量要降到1990年的水平。到2005年德国煤炭业产值将下降25％。
纸上的许诺都是空话。到2020年世界范围的能源消耗将要增加一倍。造成温室效应的废气将增加45％至90％。在研究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小组委员会中互相交换研究成果的著名气象学学者，多年以来一直徒劳地警告人们注意“人类对于世界气候的显著影响”。
气候变化已经无法扼制，但无论如何应当缓解这种变化，因为它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牺牲。格尔林康采恩，德国大型工业保险公司的瓦尔特·雅各比声明说：“对于我们来说，全球气候变暖，其后果为风雨成灾，洪水泛滥已成为客观事实。’80年代保险公司必须为世界范围内每年至少50次的自然灾难赔偿损失2000万美元以上。到90年代中期，这种毁灭性的重大事件已平均每年125件。仅一次袭击美国东海岸和北欧的强大风暴，据再保险公司新近估算，损失大约是以上数字的4倍，达8000万美元。与此相应，参加保险所交纳的保险金也在提高。在受到洪水威胁的地区，房产主越来越难于缔结一项令人满意的保险契约。各国已经为气候风险支付了一笔无法估量的代价。由于受风暴伤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许多外国投资者纷纷望而却步，不再把重要款项投到孟加拉国。
海平面的明显上升恐怕是无法阻止的。几乎还没有开始的城市时代到2050年可能就要突然终结。因为人口在50万以上的居民聚集区有十分之四是在沿海地带，其中包括全世界五分之三的大都市。孟买、曼谷、伊斯坦布尔、纽约，它们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胁，但它们无法像荷兰那样建立起很高的拦洪堤阻挡海水的侵袭。
中国也不得不为下个世纪的洪水泛滥而担心。上海、香港和其他几十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面临大海。毛的继承人考虑的主要是本世纪的事情，在获得特许或没有特许的情况下学习模仿西方的成果。一个原则的方向性决策已经作出，十亿人民列队长征奔向汽车社会。实用主义的考虑声称，世界气温升温总比国内不满情绪升温要好得多，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就像鸦片一样，会使人安静下来。
华盛顿交通专家奥迪尔·图纳里注意到：“在中国，目前骑自行车被人们当作不发达的反映，是受到鄙视的。”目前在道路上仅有180万辆汽车，相当于德国汽车数量的5％；恐怕用不了历年将会达到2000万辆。国际市场上的大型汽车生产厂商像发现黄金一样激动。在上海的大众汽车公司估计，仅它一家将提供所有新汽车的三分之一。而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梅塞德斯·奔驰公司、标致股份有限公司、雪铁龙公司、马自达公司、尼桑公司、韩国的大宇集团纷纷利用生产协议和开设分厂参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这种令人吃惊的新时代长征。
东京大学汽车工业专家藤本高广预言说：“整个亚洲市场以每年2000万辆新汽车的速度很快就会赶上欧洲北美汽车市场的规模。即使是拉丁美洲和原来东方集团国家也报告出令人吃惊的增长比例。在巴西，1990年小汽车产量增加了一倍，莫斯科大街上的交通流量也增加了一倍。东方居民所期盼的无非是与他的西方邻居一样。拥有自己小汽车的魅力在我们这里正缓慢衰退，而在这些新市场中却持续上升。小汽车绝对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首先是社会地位、财富、权力和臆想的个人自由的象征。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汽车废气已失去任何控制，到2020年大概有10亿辆汽车，是今天的2倍。那时恐怕要把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全球交通阻塞问题了。
现在欧洲联盟的公民要在堵车中损失他们的社会总生产产值的1．5％，这个数字在曼谷为2．1％。驾车经过交通瘫痪的曾号称“东方威尼斯”的泰国首都，延误时间之长，迫使驾车人在赶赴生意约会的路上，为谨慎起见，在汽车中安装便携式厕所。在日本，公司按照经验要派出三辆载重汽车走不同的路为它的客户送货，这样，尽管高速公路上堵车长达数小时之久，依然能够遵守原定货时间。
怎么样？梦想依旧是梦想，因为它很早以前就被证明是一条错误道路。无法遏止的汽车化与似乎无法避免的后果一起走向一个最后的、巨大的巅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节约能源使用、抑制小汽车交通，力求至少可以抑制气候变暖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乌有。80年代工业化国家关于运输价格和汽油价格的辩论并没有进行到底，公正的生态税也没有认真坚持。结果受到惩罚。现在的发展已把他们抛在后面。一直处于偏远地带，刚刚进入全球市场的新手从石油的低廉价格中大获其利。只要环境成本不起任何作用，中国商人们就会拉着大量玩具环绕半个地球航行，向欧洲联盟提供价格越来越低廉的玩具，甚至压倒了捷克低薪工厂的产品，至于欧洲联盟的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同生态问题的可怕无知一起不断向前推进。中国城市喷吐一种强大的有毒云层，它能够绵延1700公里，越过太平洋。上海居民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在一种深橙色的城市烟雾笼罩下醒来。在成都，几千家石灰窑和砖瓦厂排出来的未经过滤的白色的、黑色的浓烟可以飘到数十公里以外。比尼泊尔声名狼藉的加德满都峡谷还要糟糕，那里的空气使人鼻涕痰喘，犹如置身于大城市的火炉烟道之中。英国建筑学家约翰·西甘特在经历一次漫长的远东旅行之后总结他的印象说：“我看到太平洋空间大部分地区的未来，简直吓得要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居民正在改变他们的生活标准，并且把地球上很重要的一部分毁灭掉。”
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社会中，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自己也生活在很好的社会中。尽管由于全球变暖而带来越来越多的不适，迄今为止福利国家的多数居民还是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然而这种生态困境进一步推动了即将来临的20：80的社会。因为紧张而昂贵的自然财富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享受。只有支配它的人才能获取附加利润。
阿尔贝尔格山前豪华的莱西滑雪场大约可以暗自高兴了，因为气象学家最近预言说，奥地利冬季旅游活动将最终结束。在海拔1450米高山上一旦不再有深雪覆盖，当地的村庄很快就会富裕起来。这以后，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就像英国马球比赛一样变成少数人的奢侈运动。目前有些旅店老板，动用了大笔投资进行投机，债务已经堆积如山。1380名莱西居民正富于远见地对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进行丈量、核实成u界，封锁了每一个路口。他们的子孙们等着大发横财。到2060年，他们再也不会使用昂贵的滑雪设备把克里格峰和摩南崖下的滑雪人都染成白色。那时大家都成了百万富翁，他们靠自己的资本收益生活，或者说可以毫不费力地安排另外的生存方式。
这个例子听起来可能令人讨厌，但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结成广泛政治战线反对地球变暖的斗争之所以进展缓慢，就是因为有数百万人可以从气候变化中获取好处。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即认为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用的。各种不祥的厄运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结论只会怂恿抑制人们的斗争，不过是无所作为的一种遁词，让人们就这么舒舒服服地静等着世界的没落。
但是，这种消除一切冲突的一了百了式的毁灭并不会发生。人类还要、而且不得不长期生存下去。问题只是如何生存，有百分之见的人接近于幸福生活，又有多少人陷入极大贫困，即使在迄今为止的工业国家也是如此。正如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首领蒂罗·博德所强调的：“在亚洲将决定人类的生态命运。”但是对于破坏环境的变化首先应承担责任的，相反地倒是那些树起商品神殿，并把商品的形象像神灵一样紧紧抓住不放的人。
在这里必须放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伍用塔尔研究所所长埃伦斯特·乌尔利希·冯·魏茨泽克论证说，在作出一切必要的放弃的时候，绝对不是“在向贫困悲惨进军”，而是要获取一种全新形式的幸福成果。作为这个经受住考验的未来学实验室的一名领导人，他与北美的能源专家阿莫里·洛文斯和亨特·洛文斯一起提出了他们的详细方案：《四个因素：双倍福利一减半的自然消耗》。至少在德国，这本书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征订数量。
当欧洲核心地区已经全面小汽车化，所有家庭都弄到电视机的时候，首先是有思想的城市公民明显地摆脱了这些现代化的圣像。社会本身正在两极分化。自从寻找停车场的焦虑超过了开车的乐趣以来，一个平等主义的汽车社会的理想就开始破产。即使是大规模堵车现象也没有使所有的人都平等。以前谁拥有电视机和小汽车就拥有了一种等级地位，而今天无论是拥有一辆汽车还是对电视形成依赖，都不再属于新的奢侈享受。买得起汽车和电视机的人现在都喜欢在安静的、离停车场很近的市内居住，而不是在离停车场很远的郊外居住。谁正过着一种紧张生活，就会自觉放弃闪闪发光的电视屏幕上的虚假世界——就会对“靠喂奶过日子”不屑一顾。
这样一种小小的、少数优秀分子的逃避并不能取代面临的社会转折。从丹尼斯·梅多斯《以增长的极限》，（1972年）到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以《濒临失衡的地球》，（1992年）等思想先驱们很早以来就勾画了这场社会转折。1989年初夏，环境问题与气候灾难第一次被列入西方七个最富裕国家的首脑高级经济会谈的日程——这似乎是西方执掌权柄的人改变思想的信号。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思想库，华盛顿世界资源研究所在一份权威性的表态文件中声明说：“90年代将是关键性的十年。”华盛顿史密森国立博物馆的生物学家托玛斯·洛夫乔伊赞同说：“到下一个十年就太晚了，关键性斗争将在90年代决定胜负。”
几个月以后，柏林墙倒塌了。持乐观态度的人们相信，拯救这个星球的战斗将取代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开始，这个设想还颇有说服力地产生很大影响。无论如何，冷战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狂热进行的。这些能量现在突然被闲置下来。固然反共主义把锋芒指向一个明确的外部敌人，并且可以依靠数千年来人的求生本能的支持。“但是，今天的威胁是看不见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罗马俱乐部的贝特兰·施奈德曾这样说过。
小麦的世界大国
除了罗马俱乐部以外，莱斯特·布朗肯定属于最著名的。对生态问题提出警告的专家。1974年他创办的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则属于世界范围内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权威性私人研究所，它每年发表的关于《世界状况》的报告被翻译为27种语言。对于严肃的高级政治家来说是必读文件，对于大学生来说，仅仅在美国，每年就要举行1000次学院讲座和大学讲座。
布朗是一位十分受人欢迎的咨询顾问，世界大人物以他的陪同为荣耀。旧金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会议上，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穿着体操鞋，迈着具有弹性的步伐，匆匆忙忙地走过厚厚的地毯，进入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宽敞过厅。
这位世界观察家东张西望地等待他的亲密朋友“特德与简”，即特德·特纳和他的夫人简·方达。布朗如此匆忙是因为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正在制作引人注目的关于生态问题的文献纪录片。这部片子对于去年的联合国会议不是追赶时髦地加以嘲笑，而是对它的重点议题作出赞赏性的描述。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领导人想在这个精英大会的开幕式上占用片刻时间对客人们表示欢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里戈贝尔塔·门丘也受到人们的恭候。餐台上摆着许多供随意取用的2公斤一盒的鱼子酱。在附近的厨房内美国大牌名厨师如第一厨师乔伊斯·戈德斯坦和意大利通。面馆老板沃尔夫冈·帕克正在准备晚宴。
布朗对于吃饭也表现出很大兴趣，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吃饭问题。这位著名人物就像一位青年大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进行答辩时一样激动：“‘您知道吗？中国正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口小麦！将来谁能养得起这个庞大国家？这件事对于我们大家都有很大影响。”
布朗说，几天以前农业专家、气象学专家、研究人造地球卫星照片的专家们在华盛顿开了个会。当他们进入美国农业大楼南侧的一个僻静走廊以后，有武装岗哨警戒的一道沉重的钢门就关上了，并且从里面上了锁。在科学家们工作的会议室里电话被拆掉，与外面联网的电子计算机通讯线路也被剪断，拉下来的百叶窗帘阻止人们与外界有任何目光接触。在与外部世界严格隔绝的情况下，这个小组整夜都在对来自各种不同工作领域的大量数据进行整理、比较。这使人想起秘密警察的工作方法或描写黑手党的影片。这次会议涉及的是若干年以后也许被人们残酷使用的一种武器：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储备。
就像是为了未来而进行演习，北美世界农业前景委员会十分机密地评估了关于全球粮食形势的预测和100多个国家内各种最重要粮食消费情况的资料。目前保守秘密只是为了阻止研究结果在讨论结束前的几分钟内就已经扩散传开。在最先获得信息的投机商人手里，在电脑联网的粮食交易所内，关于世界小麦形势的结论很快就会变成丰厚的利润。无数粮食工业家和原料商人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个前景委员会的预测。
布朗担。乙，这一系列数据很快将导致严重的政浪冲突，因为各个国家在围绕粮食所进行的斗争中必须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优势。1995年小麦、大米、玉米和其他种类粮食储备降到了20年来最低水平。1996年粮食储备在最紧急的时候仅够全世界49天的消费。在费尔蒙特大饭店开会的世界观察家们分析说：‘老人类历史上，人均可支配粮食第一次如此持续不断地下降，而且降到何时为止尚且无法预测。”
难道真的到了那个布朗多年来不断警告的并且努力设法阻止的转折关头了吗？玉米储备已经降到1975年的水平，可能还会继续减少。自从托玛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理论被视为异端邪说以来，世界粮食事务的克珊德拉预言已不受欢迎。另一方面必须发动一场强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它要冲破目前人所熟知的框框，以便把现在的下降趋势扭转过来。尽管有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遗传学技术，木断优化的高产良种和施肥技术，但是任何人、任何地方也不会预计出现足以使小麦价格保持较低水平的、充分的粮食增长。即使把欧洲和北美以往年代闲置的土地重新开垦出来，与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对克珊德拉预言深信不疑的法兰克福总汇报赠作上述报告。
与此同时，掠夺侵占宝贵耕地的大规模建筑却始终不停。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为了最先跃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自60年代以来牺牲40％种植粮食的耕地，建设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住宅区、公路。在印度尼西亚，仅在爪哇岛每年就有2万公顷耕地被消灭，如此大面积耕地的粮食可以养活36万名居民。同期内，这个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人口增加大约300万。而中国和印度同样成为这种不可抗拒的诱惑的牺牲品，为了他们的汽车繁荣和经济繁荣正大面积地消灭农业耕地。在地球上未开垦的土地还是很多的，但是不能替代耕地。这些闲置土地或者已经受到很大侵蚀，或者处于过于干旱、过于寒冷、过于贫瘠的地区，根本不值得开发。
这样，虽然1995年5月至1996年5月期间小麦价格已经上涨60％，但是粮食商人们仍然稳住阵脚，期待着交易所粮价价格的继续上扬。迄今为止的涨价已经使贫穷的粮食进口国增加30亿美元的付款。这是设在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计算的。
莱斯特·布朗说：“如果这块蛋糕停止增长，政治动力就会发生变化。”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2亿吨粮食出口，其中一半是由美国提供的。布朗在旧金山总结他的思考说：“这意味着在未来的食品领域，美国将是最重要的世界霸主，并且可以预见，粮食将被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而四处滥用。”据最新估计，到2000年中国将要进口3700万吨小麦，超过美国目前向国外出售小麦的数量。
因此全球化绝对不仅仅意味着受到原法国文化部长雅克·兰所谴责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作为大众文化的超级大国（雅克·兰语）不仅决定着娱乐活动，而且决定着面包的分配。这不也就是美国前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当着莱斯特·布朗和所有其他人的面，第一次谈到喂奶概念时内心的想法吗？
人类当前正在吃自己的老底而美国政府没有发出任何呼吁，更不用说提出建设性的倡议了。在世界许多地方，原来十分肥沃的土地盐碱化日益严重，土地被侵蚀，空气被污染，夏季越来越热。除了新耕地越来越少以外，水和肥料也十分紧缺。对于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大西洋彼岸北美国家可靠联盟伙伴的欧洲人来说，所有这些绝对不能成为使我们发出世界末日悲叹的理由。1995年12月9日，当日报刊上登出一条好消息，它作为经济版面上并不引人注目的报导，是一个静悄悄出世的轰动性消息。《法兰克福总汇报》干巴巴地写道：“欧洲委员会宣布对于小麦出口共同体征收一项总的出口税，以阻止欧洲联盟的小麦流入世界市场。”
刻薄的嘲讽者会评论说，由于最近弗兰茨·菲施勒担任了欧测联盟农业全权代表，一位奥地利人又要为欧洲大陆的粮食状况操心了。冷静计算的人确信，在人们传说的欧洲联盟农业补贴停止的情况下，加上这笔征税，最终会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无论如何，嘲讽者和计算者都承认新的小麦政策将产生一种作用。如果欧洲联盟对于它的过剩粮食出U不再给予补贴，而是要进行征税，粮价就会上涨，那么外面，世界其余广大地区粮食会变得十分紧缺。
“谁下命令开枪？”
这个故事为大家所传诵，已为大家所熟悉。堪察加半岛的农民、火地岛的农民、马达加斯加的农民、到处都有的所有穷苦的青年人、所有年轻的穷苦人，——难道现在还应当继续作穷人吗？加利福尼亚或者德国难道不属于大家吗？也许情况是这样。然而，加利福尼亚和德国把欧洲联盟、日本和所谓得到上帝恩赐的国家——美国以外的任何人都拒之门外，梦幻般的生活真的不属于任何一无所有的人吗？
从来没有做到把任何人都拒之门外。
全球电视的同步转播显示出了它的影响。在电视图像和旅游者不断向人们证实迄今为止的工业国家生活水平如何优裕，而在自己国家除了贫困以外什么都无法提供的地方，渴望生活的一代年轻人正准备向迪南进行迁徙。一个世纪以前，欧洲曾把自己巨大的人口增长和贫困大军出口转移到其他大陆。仅仅英国就转移了1800万移民，相当于伦敦这个当时世界最大城市居民人数的6倍。而今天，这块岛屿和其他欧洲联盟国家贫困再度增长，似乎又到了重新移民的时代，然而到什么地方去呢？
现在不是向外移民，而是外面的人拼命往里挤，而情况十分糟糕。人们经过格兰德河进入人们所歌颂的美国，越过地中海进入陷于劳动岗位危机的欧洲地区。在70年代，阿尔及利亚有20％的劳动力移居国外，摩洛哥和突尼斯分别有12％和周％的处于职业劳动年龄的人移民出境。欧洲联盟花了很长时间才作出决定，拒绝签证，拒绝批准从事职业劳动。而欧洲这个堡垒无法门户紧闭，堡垒前面的防护壕沟都太窄了。甚至凭借一个普通的自制篷帆的冲浪板就可以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很短时间内，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边界抛到脑后。欧洲联盟各国政府首脑很久以来就努力把边境守护人员武装起来。罗马俱乐部的贝特兰·施奈德估计说：“还要有几百万人过来，但是谁敢下命令开枪，阻止他们呢？”
——安东·契可夫《樱桃园》剧中仆人费克斯
世界只有一个，最初只是一个地球的形象。
距离北京有3小时飞机路程，距离香港也要3小时，距离西藏拉萨要2小时，这就是成都。对于喜欢中国辣味饭菜的人来说，这个位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偏远中心城市颇有名气。外国游客只是在中途不得不停留的时候才接近这座城市。成都已经有340万居民，是世界上一个发展最快的城市巨人。
在新高层楼群建筑工地之间，很漂亮的毛泽东的宣传画告诉人们，现在进步到了何种程度。没有铺上沥青路面的街道上车水马龙，尘土飞扬，街道两旁的宣传画和超大电视屏幕裹上了一层灰尘，但是醒目的画面却吸引着行人，在这些画面上出现的是：粉红色的二层小楼、深绿色草坪、天蓝色游泳池以及在大型高级小轿车前面的一对幸福中国夫妇。
而在地球的另一面，亚马逊河的下游，玻利维亚与巴西边界附近，大街上的广告画也作着同样的预告。来自圣保罗的门德斯·朱尼奥尔公司在热带雨林中大面积推销按照美国式样精心建造的、破坏自然生态的独家小楼。在阴雨连绵的里奥普鲁斯散发着霉臭气味的小屋中，年轻的卡博克洛斯族人正在进行辩论。他们是印地安人与黑奴的混血后代。辩论的题目是加利福尼亚电视系列片《冰上救生员》中从事水上救护的帕梅拉·安德森的胸围是多少，就好像她是身边的一位姑娘。借助好莱坞录像带和电影胶片，木材商人收买了朗多尼亚州残留的印地安血统居民，以便能够在这个自然保护区中砍伐最后的桃花心木。
这种活动图像的神秘力量甚至对于难诺玛米的印地安人也产生很大影响，摇摆舞明星斯廷格（Sting）对于他们以及想像中的最后的香格里拉即不丹的年青人的无与伦比的才能也感到欢欣鼓舞。这个喜玛拉雅山脚下信奉佛教的农业专制国家内，居民们被迫一年四季穿着长过膝盖的罩衣，用中世纪的方法耕种土地。令人惊异的是有些当地人在统一的民族服装上面又穿上一件皮夹克并且买卖来自印度的盗版美国电影拷贝。
就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丹佛集团）也早就为人们所熟悉。哈巴罗夫斯克飞机场的领导人对于那些认为必须向他解释什么是《明镜》杂志的旅客十分恼火，他每周都可以读到它，当地日报经常摘要转载。在阿根廷的喀帕卡瓦纳海滨的一个周末，一位售货员出于自己的信念而升起了德国国旗。这位黑皮肤的男子并不是日尔曼民族主义的信徒，使他十分惊异的是：“德国社会很公正，在那里平民百姓并不穷困。”
毫无疑问，人类今天必须与一种世界性生活方式相协调一致。他们是会这样做的。500多个正在工作的人造地球卫星用现代无线电信号覆盖了地球。在10亿多的电视屏幕上以同样的画面引起人们对于黑龙江、扬子江、亚马逊河、印度河和尼罗河的同样渴望。卫星接收天线与太阳能收集器使得那些远离电源的偏远地方，如西非的尼日尔也能“把他们的农村生活清楚地介绍给同一星球范围内的”千百万人。罗马俱乐部总裁贝特兰·施奈德如是说。
中国政府反对来自资本家世界的电传信件，电子邮件和电视节目的保卫战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而不是为了保卫一个不同的社会方案。凡是这个普遍商品世界的电视图象遭到禁止的地方，如北朝鲜、伊斯兰国家都有照片和准确细节的文字叙述在暗地流传。就是在伊朗，美国的重金属摇滚音乐在13至19岁的青少年和中间阶层中已成为深受欢迎的流行音乐。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听到并且感受到这么多的关于世界其余地区的信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在一个共同的生存梦幻中联合起来。
有不到60亿的地球居民能够事实上通过全民决策来决定，他们想如何生活，绝大多数要求一种如同旧金山市郊居民那样的中间等级生活。受过很好教育、见多识广的少数人则希望再加上柏林墙倒塌以前联邦德国的社会福利标准。奢侈地把一幢加勒比海滨别墅与瑞典的福利保障结合起来，这是越来越多的梦想者的美梦。
迪斯尼所向披靡
为什么恰好是加利福尼亚的生活样板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渗透？为什么迪斯尼打败了一切对手？美国国内市场的巨大容量、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强权地位、它在冷战宣传战中的强大实力，所有这些都扮演了一个中心的、但还不是唯一的关键性角色。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斯大林希望获得压倒一切的绝对实力地位，而米老鼠却真正实现了这种绝对实力地位。
媒体巨率迪斯尼公司总裁和董事会主席米歇尔·艾斯纳经常宣传他的启蒙模式：“美国的娱乐业把一种多样化的个人机遇、个人选择和个人表现介绍给大家，这些是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十分渴望的。”这位好莱坞推销商人慢条斯理地补充说：“美国的娱乐工业作为一种毫无限制的创作自由的成果而创造出一种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眼下对他最坚决的批判者是新泽西拉特格斯大学世界惠特曼研究中心主任本杰明·R．巴伯。他在此期间找到了一个经典的公式即“用圣战来反对米老鼠世界”并称文斯纳的多元化命题“纯粹是欺骗”。这个神话在两个关键性要点上含混不清，即选择方式和所谓的独立渴望。例如在许多美国城市中人们可以在许多不同标牌、型号的小汽车中进行选择，但是他们不能为公共交通工具作出决定。如果同时还存在着预算为2500亿美元的广告工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市场只给人们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难道音乐电视（MTV）最终不也只是在世界范围内日夜不停地为音乐产业所作的一种宣传广告吗？
巴伯相信，“迪斯尼在全球文化殖民化”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建筑在一种与文明同样古老的现象基础之上，即是在难与易、慢与快、复杂与简单之间所进行的竞争。前者与一种令人吃惊的文化成就相联系，后者与“我们的冷漠心理、疲惫懒散状态”相适应。“迪斯尼、麦当劳和MTV则呼吁要把一切变得轻松、快捷和简单。”
无论艾斯纳或者巴伯对好莱坞的胜利凯旋是否作出正确评价，它的成就是无所不在的。加利福尼亚未来学思想家内森·加拉德斯描述当代人单调无聊的视野时写道：“辛迪·克劳难如前苏联的列宁雕像一样盯着你脸上的每个角落。麦当娜和迈克尔·杰克逊带有颤音的歌喉正在宣告新的世界灾难即将到来。”
在庞大的媒介帝国领域太阳是不会落下去的。好莱坞作为这支国际力量的中心提供着最重要的后物质主义原料。《醒世时报》希望与特德·特纳广播公司、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联合成为世界市场的领袖。迪斯尼与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合并是美国经济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公司收购。索尼公司占有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公司1995年把娱乐业的巨人MCA公司拍卖给西格拉姆跨国饮料公司。在波斯湾和朝鲜半岛之间，澳大利亚的鲁泊特·默克多公司居于统治地位。这家总部设在香港公司，用专门用于发布电视信号的人造地球卫星向居住着世界二分之一人口的4个时区发射节目信号。跨越时间和空间，在6个频道上，分别由中国的、印度的、马来西亚的或阿拉伯的电视演播员交替地用汉语普通话和英语播音。默克多公司雄心勃勃地通过对有线浙道的参与，努力大规模地开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业务。迄今为止，有3000万大陆中国人可以合法地、不受任何干扰地接收它的节目。北京的当权者说了很多客套话，但是在这个行业的圈子内却发布了一个澳大利亚人还是可以接受的禁令：“不要黄色节目。不要暴力、不要新闻。”媒介巨人们——列入这个行列的还有矮小而强壮的德国巨人贝塔斯曼公司，它的强硬对手利奥·柯克公司，自己编制节目的西尔维奥·伯勒斯科尼电讯公司——他们为了那个“喂奶问题”很好地武装起来了。这一直是世界领导者们在会谈中，如在旧金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会议上感到十分头疼的问题。媒介巨人的画面控制着人们的梦想，而这些梦想决定着人们的行动。
人们在大力追求单调的“刺耳噪音”
音像制品市场越是跨越国境，它就越会受到更多的限制。美国电影工业为一部娱乐影片要花费5900万美元，这个数目是欧洲或者印度电影生产中心几乎无法相比的。在技术和装备上质量持续改善的美国胶片不断达到它的竞争者很少能够实现的标准。于是好莱坞和美国流派的吸引力日益强大。
许诺将来每个家庭都可以接收到500个电视频道的多样化只不过是虚幻的空头支票。少数几家领导市场的公司企业在许多发射场地使它们的商品不断变换形式、反复播送，以适应各种不同目标集团的口味。此外，追逐更大的收视率进一步促进了集中化过程。重要比赛的转播权只是由于巨大的广告收入才能有钱买下，但是只有大型广播电视台或国际广告商才能获得这种转播权。只有那些处在整个转播地区内的生产厂商，首先是跨国康采恩才会对广告和插播广告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在德国仅仅几家大公司几乎买下了四分之一的电视广告。洲际之间播送的90秒一次的电视广告价格相当于一部欧洲娱乐影片的平均价格。
广告公司利用它的顾客们共同的梦想家园的画面。德国的群众已经赢得了纽约和蛮荒的西部的喜爱。RTL电视台在1996年5月世界足球冠军联赛最后决赛期间，利用精美的广告招贴画从这个似乎充满信任的遥远世界拉到一半以上的广告产现在“‘红太阳”不要落在意大利的开普里岛，而是同贝克啤酒一起落到金门大桥后面的海洋里。欧洲大陆轮船公司的轮胎不再在德国附近的赛车跑道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而是敏捷地行驶在美国曼哈顿摩天大楼之间狭长的街道上。
迅速作出反馈、努力适应这个世界的强者推动着这个发展越走越远。如纽约人、录像艺术家柯特·罗伊斯顿所预言的那样，文化领域的最终产品就是一种无聊的、全球化的统一的美国音调：“刺耳的噪音。”这个预言几乎已经被证实，多年以来，从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到维也纳、里斯本，一批大喊大叫的青年文化先锋连细节上都努力模仿20年前舞台上的纽约人，光线强得令人睁不开眼，音响震耳欲聋，戴着耳蔓、拼命喊叫——真是无聊之极。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的时代，这种刺激性十足的风格正在逐步传播开来，它可以使人暂时忘掉许多挑战性的实质性问题。
三位著名的男高音歌手若泽·卡雷拉、普拉西多·多明格和露西亚诺·帕瓦罗蒂1996年进行世界巡回演出时，在声音所及的范围内已接近于罗伊斯顿所批评的刺耳噪音。从慕尼黑到纽约，在火场券销售一空的体育馆内，无数观众几乎只能听到他们古典唱法的基本声调。而本来千篇一律的乐曲在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东西，买票入场的观众由此总是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种独一无二的演出。演员们努力与各地文化圈子的口味协调一致，使得四大洲的观众在加演节目时与演员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三位世界级歌手向日本人演唱岭人伤心的流畅。在维也纳的男高音演出场地普拉特尔体育馆，他们从没有再唱过（蓝色玻璃钢，面对大约10万名新富起来的德国、捷克和匈牙利听众，演唱的是流行摇滚歌曲：“维也纳，维也纳，你只有孤独。”
尽管他们都有敏感的民族感情，但是可以说他们的令人陶醉的美声三重唱就像在全世界是有无可比拟的消费诱惑力的可口可乐一样。这家软饮料巨人公司向中国、日本、向各种口味不同的地区提供它的褐色饮料，并根据不同的文化喜好，根据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特殊口味安排配方。在1996年奥林匹克之夏，可口可乐公司在它横跨几大洲的广告中自称是“为了体育迷们”生产的。在闷热的亚特兰大，这家富有同情心的跨国公司把推销重点转向现场观看比赛的、汗流浃背的观众，在运动员乘坐的汽车上用大字写着：“呐喊助威是令人口干舌燥的工作”。
就是在欧洲，体育运动这种文化财富也明显地变成向一个有固定标识的娱乐群体提供热烈宣传商品包装的机会。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若阿·阿维兰热希望，为了广告集团的利益，足球比赛应增加更多的中场休息，如同美国的足球比赛一样。德国联邦体育协会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美国全国篮球协会的新组织。对某种形象的崇尚将取代一种在文化领域培育起来的地方归属感情。慕尼黑的巴伐利亚人在汉堡要比两个当地盟友——汉堡体育协会和圣包利协会销售更多的针织品。仅仅向那些狂热球迷的推销就使这家高级俱乐部所实现的营业额大大超过90年代初包括电视转播权在内的全部收入。从传统的城市比较中越来越难于产生具有轰动效应的争执。研究体育运动的专家汉斯·施托伦韦克声称“纠纷必须人为地制造出来，让运动员反对运动员，运动员反对教练，教练反对主席团。”
就像一把围绕地球耕作的铁犁，对于全球化商品潮的需求由于在全世界所有城市开辟出商业街而增长了数十亿倍。如社会批评家伊万·伊里希讽刺形容的那样：“就连口渴也被演变成对可口可乐的需求。”著名作家克拉文·克莱因、科达克、路易斯·武伊通的写作风格统治着大都市的文坛。思想和产品都追随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电影院所上演的电影和音乐风格。它们在适应潮流，而且适应速度之快使土生土长的本国的供货者无法与之竞争。
最近的牺牲者是原来曾为帝国首都的维也纳。维也纳市区无数小商店凭借橱窗内带有地方特点的商品花色品种，展示出一种赏心悦目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然而自从1995年初奥地利加入欧洲联盟以后，这些特色不得不放弃。因为与停蹄世界旅行者俱乐部的先锋成员。如同在汉斯一狄特里希·根舍那里几个忙得片刻不停的朋友开玩笑所说：“注意！不要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碰上自己，以为自己又回来了。”但是，他们正是由于自己的灵活性、收入，以及了解世界上许多事情而受到许多人的羡慕。
然而在最著名的饭店酒吧间，在新加坡的莱佛士、莫斯科的萨沃伊，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瓦纳宫，忙碌一天的饭店仆役深夜在这些全球大腕面前痛哭流涕，因为他们在街上偶然碰到了来自故乡的老同学，这些同学每几年一次作为旅游者到这个遥远世界来冒险，令人吃惊地长期占据他们的廉价床位。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令人茫然的空虚感和孤独感，这种感受最迟是在一年中所进行的第八次州际旅行之后产生的。最后就连那个无聊的，躺在上面可以使无休无止的频繁飞行获得片刻安宁的椅垫也全球化了。围绕地球转圈的同时，他们把自己也关进了确实令人讨厌的，千篇一律的机场、连锁旅馆和连锁饭店。在装有空调的、很好的旅馆房间里，被迫对录相带作着同样的选择。这些片刻不闲的大忙人的灵魂追不上他们四处奔波的身体，他们从来没有精力去过问其他陌生的但确实是新的东西，或者说，他们还来不及过问新的东西就早已坐飞机走了。一个人就是这样到处都走遍了，然而都是住在类似的地方，一切都看到了，但却只看到那些早已熟悉的东西——就像那些长期滞留在故乡的人积攒他的电话卡、邮票和啤酒瓶盖一样，他积攒着在航空公司那里能够享受特殊补贴的里程数目。
然而他们的川流不息的旅行具有方向性的意义，至少他们是坐在超音速喷气式飞机上奔向未来，从这种川流不息的旅行中会产生出新的世界结构。电子通讯网、数控卫星电话。高效率的飞机场、免税的工业园区，所有这些织成的密集网络在世纪之交之后将使大约30多个地域广阔的大城市地区彼此紧密联结在一起，其中每个城市大约有800万至2500万居民。这些大都市犹如偶然洒落的光斑映照在地球仪上。它们的居民虽然相隔千里之外，但却感觉彼此关系要比迄今为止一直决定他们历史的本国内地居民更亲切得多。
意大利未来学学者里卡多·彼德拉估计说：“权力将落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商人与各城市政府之间所缔结的联盟手中。这种城市政府首先将促进它所包含的全球公司的竞争能力。”现在亚洲中心国家到处都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超车线上。各大洲的年轻人都是在一种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完全不同的全球城市形象中成长起来的。巴黎、伦敦和纽约，还有莫斯科和芝加哥，都不再受到人们的夸张赞美而光芒四射。自1996年3月起，世界最高建筑将屹立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目前，柏林楼房的屋顶绝对超不过多数建筑起重机的高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却远远超过了它。
在巴基斯坦与日本之间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大批繁荣地区，作为全球竞争舞台上的新竞争者，争着扮演西方城市世界在以往几十年所扮演的那种发挥巨大影响的角色。曼谷希望把底特律部分地区作为它的汽车中心。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五十铃等汽车生产企业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泰国装配它的汽车。克莱斯勒公司与福特公司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分公司，作为康采恩业务的支柱。
台北认为自己取代了硅谷，无论如何台湾在监控器、电子计算机鼠标、电视图像扫描器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希望借助高科技产品出口带来繁荣，就像当年鲁尔地区得益于它的钢铁加工业一样。孟买再度恢复了每年生产800部娱乐影片的纪录，数量之多已是好莱坞的4倍。当地办公楼的租金超过了日本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
力争作为亚洲新的超级城市神经中枢，扮演主要角色，从而成为东京和纽约的主要对手，这是上海追求的目标。这个城市计划委员会领导，经济学家胡阳兆（音译）声称：“至2010年以前我们希望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国际金融商业中心。”自从19世纪豪斯曼男爵重建巴黎以来，这恐怕是规模最大、最有章法的城市改造，旧上海几乎被完全拆掉——在上面建设起一座崭新城市。25万户家庭已经离开市内，还有60万户也将搬迁，为的是能够使100家最大型跨国公司中的40家能在上海办公。西门子公司参与了地铁建设，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生产流水线在这一年制造22万辆私人小汽车，到2000年以前将生产200万辆。英国皇家殖民地香港1997年将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想持反对立场。大银行家克林特·马尔斯哈尔论证说：“地理学站在我们这一边。”“仅仅一个新飞机场建设项目就花掉200亿美元。现在距此仅有20公里的中国繁荣省份广东已经在向这个全球性市场供货。”
关于中国的经济起飞现在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它背后却隐藏着又酸又甜的惊人事实。由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约到2000年左右这个国家将上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跑到日本与德国前面。60年代欧洲的中学文科教师向学生大谈所谓“黄祸威胁”，现在不少中国人来到欧洲，并没有带来什么危险。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上海梅山冶金康采恩的工人几乎日夜不停地工作。他们在意大利巴格诺利钢铁康采恩关闭企业的100公顷厂房内拆卸一套重达24000吨的铸钢设备。1997年夏天将把部分设备运到14000公里以外的长江沿岸港口南京市，再重新安装在那里。德国蒂森钢铁公司拆毁了一个还没有报废的高炉，出口运到印度。奥地利的弗斯特·阿尔皮纳把整个一个LD第二钢铁厂从林茨卖到马来西亚。来自远东的买主追求高质量的设备，他们是最后从数十年来给予欧洲钢铁工业的数十亿补贴中获取好处的人。
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瓦克对这个新世纪曾作如下描写：这种全球化以几乎无法捕捉的速度前进——“它把乡村的、省区、地区的，以至全国经济的江河湖海联结成一个唯一的全球经济的汪洋大海，它使狭小领域也会掀起经济竞争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细浪和平静潮汐。
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唯一的市场，和平贸易似乎欣欣向荣。一个人类梦想难道不是正在因此而得以实现吗？我们，迄今为止享受福利的工业国家居民难道不应该为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兴高采烈吗？全球和平难道不是已经唾手可得了吗？
不。
加拿大未来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描绘的“全球村”，即把整个世界看作和谐村落的幻景绝对没有实现。在评论家和政治家过分频繁地使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事实表明，现实世界并没有亲密地融合在一起。1996年7月大约有10亿多电视观众几乎同时观看在多特蒙德威斯特法论体育馆举行的阿克基尔。舒尔茨与迈克尔模尔之间的拳击比赛。亚特兰大举行的奥林匹克世纪性比赛的开幕式至少也有35亿电视观众同时观看，这是本世纪联结世界的电视网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长期以来，从报导拳击比赛和体育比赛的全球影像世界中并没有出现各方之间的相互思想交流，也没有出现相互的谅解。媒介所造成的空间上的接近和时间上的同时性还远没有创造出文化联系，也没有导致经济上的相互适应。
奥林匹克开幕式
奥林匹克运动会电视节目中报导的匿名的、因而是典型的真正的恐怖活动使美国社会矛盾曝了光。在此之前，亚特兰大奥运会举办者就已经暴露了他们与本国人民的不和。起初他们耍赖似地让85000名花了636美元买到一张开幕式入场券的观众们降低身份，充当自己支薪的无名演员，拼组一幅幅迷人的运动场看台背景图案，五颜六色的围巾、手电筒和卡通道具必须根据摄影的要求，听从口令，来回挥动。美国宣传家喜欢把他们的自由概念称为“梦幻”，他们用“梦幻”这个词吹捧那天晚上盛装出场的大牌明星演员。内容庞杂、格调庸俗的节目单宣布说，亚特兰大是“创造一场梦幻的神奇磨坊”。加拿大女歌手塞林娜·戴恩演唱了《梦的力量》。埃德加·阿伦·波的一句诗：“憧憬产生梦幻，临死的人再也不会有什么梦想。”从荧光标语牌上射向观众长达1分钟之久。接着是黑人民权战士马丁·路德·金的历史名句：“我曾有一个梦想”，在观众席中引起了回响。
是的，但到底是什么梦呢？在他被暗杀30年以后，在他的故乡城市新建的富丽堂皇的体育馆内，当他那充满忧虑的。但被人们模糊理解的声音从一个被很高明地加工处理的音响磁带中播放出来的时候，那些舒舒服服地坐在椭圆型看台上的、几乎是清一色白人的美国城市居民看到的是什么梦境呢？在奥运会以前，几乎都是黑皮肤的亚特兰大的无家可归流浪汉被用大汽车从市中心扫除一光，防止国际摄影记者们拍摄到美国现实图景。这是马丁·路德·金能够梦想得到的吗？
在这个美国南部大都市，被清扫过的贫民窟和庞大的摩天大楼鲜明对照，后者仿佛在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拔地而起，越来越高的楼群试比高低。这一切使人如此强烈地产生腐败印象。在这里，无论如何黑人与穷人始终是同义词。特德·特纳多媒体公司一位高级工作人员，对社会问题十分敏感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巴巴拉·派尔女士以含蓄的挖苦话评论1996年的这场破纪录比赛时说：“迄今为止，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的高楼大厦之间有一些房价低廉的黑人贫民区，为了建设所谓的“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全球奥林匹克村”的世纪奥林匹克公园它们将要被拆掉。将来，这两家公司的职员们就可以在公司之间不受任何骚扰地自由散步了。”
一个世界正在瓦解
像亚特兰大这样被人加以炫耀的高度技术化的城市机器目前正在统治着地球，然而这些城市又日益变成孤岛。这些遍布世界的富庶群岛甚至就像是由繁荣的飞地（即本国领土内的外国土地）组成的。而在迄今为止的发展中国家中，吉隆坡仅仅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城堡。世界的绝大部分则相反地蜕变为这个星球上的一块块破破烂烂的地区，甚至变成拥有巨型贫民窟的巨型城市，在这里，有数十亿人艰难度日，每周要增加100万人口。
“与此同时，我们颇为难堪的冷漠态度正在变成一种心安理得的冷漠”——1995年3月，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曾警告人们说，“对于发展援助的任何兴趣都已消失，照这样下去，每个国家所关心的只能是自己的后院了。”在这位性格多变的国家领导人去世一年以后，对后院的关心缩小为对于采光并的关注。
358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总计25亿人，即几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财产。工业国家用于第三世界的开支一再压缩。1994年这笔开支在德国尚且为本国经济力量的0．34o，1995年则为0．31O（奥地利1995年为0．34o）。与此同时，来自福利国家的私人投资已超过国家间的发展援助，然而，只有少数地区从中受益。“由于风险”，投资者的预计资本利润率为每年30％，例如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输水管道建设的投资就是如此。尽管北部国家的政府念经般地反复许诺，保证作出决定性让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还是不断增加。1996年必须偿付的债务上升到1．94兆美元，是10年前的2倍。
埃及作家穆罕默德·塞伊德·阿迈德解释说：‘审过境迁，南北对话如同东西冲突一样，都已经死亡。发展的思想也已经死亡。对于这些问题不再有什么共同语言，甚至连一个共同词汇也没有。南部，北部，第三世界，解放，进步，所有这些表述都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在欧洲和美国，声称“我们自己也早就需要别人帮助”的噪音越来越大了。甚至居住在繁荣城市地区的几百万选民也说，我们成了新时代的受骗者。由于在劳动岗位、职务晋升。子女前途等问题上感到忧心忡忡而绞尽脑汁的人们现在又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新的怀疑。目前尚且被看作为理所当然的西方中间等级的福利水平从历史角度来看，仅仅扮演着大型卡狄威，即享受补贴的柏林豪华购物大楼的角色。它在消费贫乏的共产主义东方可以引起轰动，但是对于西欧生活标准来说，不管如何宣传都决没有代表准。难道不是吗？
这个社会从经济上正不断分裂，失去安全感的人们越来越经常地从排挤他人和分裂中寻找他们的政治药方。在以往的几年中，地图上增加了几十个国家。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已经有197个国家的代表队进入体育馆。意大利人、甚至瑞士人都在为自己的民族本体而奋斗，因为民族统一处于危险之中。在意大利共和国成立50周年以后，在文蒂米利亚和的里亚斯特之间的各省中甚至有50％的公民支持北方联盟的抗议运动。它的领导人乌姆贝尔多·博西号召人们炸毁意大利广播电视台的转播站。博西甚至宣布1996年9月15日要成立一个独立的新国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许多繁荣国家也发生了分裂。迄今为止充满和平宁静气氛的加勒比海度假岛屿圣基茨岛和尼维斯岛正准备脱离联邦政府。
加拿大和比利时被本国不同语言集团的争执搞得精疲力尽。在美国，使用多种语言的移民长期以来认同于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数百万西班牙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却拒绝使用英语。种族主义在所有地方都在加强，在许多地区面临从事暴力活动的民族主义或地区沙文主义复活的危险。
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战争相反，今天多数战争不是在各国之间，而是在每个国家内部进行的。1995年世界范围内有50场武装冲突，只有2场遵循了人们熟悉的模式，即秘鲁与厄瓜多尔、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这种新的民族国家边界以内的冲突几乎没有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一年之内有17000人被暴力活动夺去生命，比长达16年之久的国内战争打死的人还要多。
世界组织以危险的强制机制对非洲大陆达到极点的悲剧作出反应。美国计划在1999年以前全部关闭的21个驻外的国外援助办事处中，有9个设在非洲，许多人对地球的这一部分地区失去了希望。北美的第三世界专家罗伯特·卡普兰设想说：“在这方面，非洲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也许是十分重要的，如同100年以前，两次巴尔干战争以前和第一次世界战争以前的巴尔干一样。”“正是因为非洲大部分地区已陷入深渊，它使这里的人们最先尝到数十年战争，种族隔离和种族政策的滋味。”
在塞拉利昂和喀麦隆之间的城市，首先是弗里敦、阿比让、拉各斯，在夜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象牙海岸的首都有10％的居民成为携带爱滋病病毒阳性者。卡普拉判断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西非那样，在政治地图上徒有其表，实际上一败涂地。”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马拉维以及其它非洲国家都成了种族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典型。
世界范围内居民人口的增加95％都集中在地球上的贫困地区。对于是否会爆发新的战争，人们几乎不再发问，而是关心它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是谁打谁？1994年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17个国家报告经济成就下降，其中许多国家在未来20年内居民数目可能会再增加一倍。水源很快地将在各地日益紧缺，在中亚，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埃塞俄比亚都是如此。在这样一种环境内，“伊斯兰教恰恰由于它反抗压迫的好斗性而具有勉力。这个世界上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也是唯一的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的地区。”——卡普兰总结说。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到印度尼西亚，分裂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早在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缀卡·亨廷顿曾在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的美国著名刊物《价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著名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他的命题是，为什么决定未来的不再是社会理论冲突或秩序政策冲突——如冷战时期那样，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约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个命题首先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引起了巨大关注。在匈奴人、土耳其人、或者俄罗斯人占领欧洲若干世纪以后，那种原始的恐惧情绪在亨廷顿那里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证实。然而这种恐惧有道理吗？这位哈佛战略家解释说，民主的西方将与世界其余地区，与专制君主和神权政治国家，诸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结成的联盟进行最后的冲突，后者甚至会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资国家的支持。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人们提出越来越多的疑问，特别是在新的、空间日益狭小、各城市紧密联系的世界内，迄今为止的福利国家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破坏自己的社会福利网络，并由此挑起西方的政治冲突。与此同时，各国精英们正在接受全球性统一文化的约束。首先是正在崛起的亚洲，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社会分化和断裂正在威胁中国。美国负责全球问题的第一国务秘书，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亲信蒂莫西·沃思认为：‘冲国很快就要碰壁”，“中国的崩溃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
中国农民已经对于他们贫苦的农村生活感到厌烦。20年前，他们从国家控制的广播电台中根本无法听到关于供应相对比较好的城市生活的任何信息。如果有什么人向他们讲述了城市情况，使得他们也想搬进城市，那么沿着各省公路严密布置的警察岗哨立即会把他们挡回去。现在他们加入了一个流动大军的汪洋大海，在贫民窟中寻找继续生存的地方，远离共产党和居民委员会的任何监督。这种四处流浪的移民群众已有1亿多人，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对于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造成了一种如何巨大的压力。
而印度，在世纪之交以前将是这个星球上第二个容纳10亿人口的国家，日益陷入紧张状态。在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出现的恐怖城市中，孟买和新德里已经把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远远地抛到后面。今天，这两个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万人，几乎用不了20年，这个数目将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后也将要为目前尚且不引人注意的大都市卡拉奇的国际形象担忧。到2015年，居民人数可能从目前的不到1000万迅速上升到2000万。
新德里行政管理当局经常是从人造地球卫星传送的图像上才发现，他们的这个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已经又长出一块——这一切都是无计划、失去控制、未经批准的。白天大街变成3米宽、100米高、烟雾腾腾的隧道。整个城市都在廉价汽车发动机“嘎一嘎一嘎一”排出的烟雾中呼哧呼哧地喘气。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患了变态反应的支气管哮喘，普通的医疗药品只能暂时地使病情减轻。每年有2200人死于交通事故。这种交通事故与汽车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新德里70年代还以花园城市著称，现在被这个国家的一位部长称作“令人无法居住的”、“亚洲生态黑洞”。
自从印度对外经济开放以来，孟买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贫民窟”（专栏作家苏德西尔·穆尔基的话）。早上出租车里的味道说明肯定有人在里面睡过觉，出租车的司机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几个小时时间。这个城市每天必须从街道上清理掉2000吨垃圾，此外还需要建盖几十万个厕所。这个城市市政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城市用水仅为需求总量的三分之一。
尽管如此，还有数百万农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迁入这些巨型城市。关于新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多数移民加入搬迁行列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已经在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个劳动岗位的机会。新来的人总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穷人自我感觉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能使他们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国境的移民运动的行程。
德国联邦部长克劳斯·特普费尔在北京进行工作访问时发现，中国呈现出一种很脆弱的形象。他提醒李鹏总理说，在中国必须要保护人权。李认为，他已经保障了他的人民获得这种权利，他反驳说：“但是，德国是否已经准备每年接收1000万至1500万中国人，并照顾他们呢？”
这个出乎意料的反应使得这位西方民主传教士哑口无言。传普费尔事后回忆说，“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讽刺”曾使他毫无招架之力。共产党人的争辩难道仅仅具有讥讽意味吗？它所包含的正是今天人类本身，特别是今天北美和欧洲的获胜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很快就会增加到80亿居民人口的蓝色星球上还能向人们提供多少自由？准确地说，还能提供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规则、什么样的社会形式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环境问题、食品问题、经济问题？
世界政治的高层正陷入一场令人不快的烦恼之中。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最近在他的报告中警告人们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中”，“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压力之下：全球化与分散化。”
加利以深为不安的口吻补充说：“历史已经证明，处于革命变革中的人们，只有极少数人才懂得这场变革的最终意义。”
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最初从欧洲冉冉升起的文明模式曾被证明是天下无敌。充满活力、无往不胜的。然而对于未来的建设它却难以胜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1949年对世界上的穷人宣布说，通过“提高工业生产”，使“不发达国家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重大改善”，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恰恰是现在，在从波哥大到雅库茨克，通过影像世界联合起来的数十亿人努力按照西方的榜样发展，而这种发展广告的推销者正是破坏契约合同的人。他们在自己国家，在美国和欧洲已无法兑现他们的诺言，无法扼制日益扩大的社会分裂，他们又怎么能够考虑帮助第三世界实现有益于生态的经济增长和公正的财富分配呢？这种自以为是的发展教条越来越暴露出它是已往时代的武器的面目。它属于冷战的武器，按照逻辑，似乎该进博物馆了。
新的箴言声称：快逃命吧！谁又能够逃脱得掉呢？因为在资本主义获胜以后，历史绝对没有达到1989年北美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终点，而达到终结的只是被冒失地称作“现代主义”的方案。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时代转折正在开始。不是繁荣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态摧毁、文化蜕化，明显地决定着人类大多数的日常生活。
当世界精英们在旧金山开会，估计迄今为止的福利国家将发展成为一个2080的社会的时候，这种分配格局在世界范围内早已形成，并且固定下来。
这些数据是众所周知的。由于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它不久就会有全新的解释：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他们的公民所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有着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自1960年以来，这些最富有的国家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穷困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被贴上公子标签的发展援助已经宣布破产。
目前，人们对劳动岗位与社会和平的忧虑使得对环境问题的兴趣黯然失色。报纸上有关迫切环境问题通栏标题的减少绝对不意味着地球上生态状况的改善。自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轰动一时的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以来，全球自然资源消费模式依旧设有什么变化。世界上20％的享受福利的居民所消费的木材相当于世界木材消耗量的85％，他们还消耗着世界金属加工总量的75％，能源的70％。结论是老生常谈的，但又是颇为蛮横的。地球上的所有公民绝对无法共同享受这样一种以加重自然生态负担为代价的福利。地球正在限制人类的发展。
发电厂和内燃发动机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已使我们生态系统的能源平衡从根本上受到破坏。里约热内卢最高首脑会议的目标声明犹如遥远历史阶段的一声芦笛。这个在世界最美丽的大都市郊区召集会议的世界组织喋喋不休地宣布一种“可持续发展”，一种不要把子孙后代抛到日益恶化的环境和资源状态中的经济方针。在世纪之交以前，至少在工业国家内，煤炭采掘量要降到1990年的水平。到2005年德国煤炭业产值将下降25％。
纸上的许诺都是空话。到2020年世界范围的能源消耗将要增加一倍。造成温室效应的废气将增加45％至90％。在研究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小组委员会中互相交换研究成果的著名气象学学者，多年以来一直徒劳地警告人们注意“人类对于世界气候的显著影响”。
气候变化已经无法扼制，但无论如何应当缓解这种变化，因为它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牺牲。格尔林康采恩，德国大型工业保险公司的瓦尔特·雅各比声明说：“对于我们来说，全球气候变暖，其后果为风雨成灾，洪水泛滥已成为客观事实。’80年代保险公司必须为世界范围内每年至少50次的自然灾难赔偿损失2000万美元以上。到90年代中期，这种毁灭性的重大事件已平均每年125件。仅一次袭击美国东海岸和北欧的强大风暴，据再保险公司新近估算，损失大约是以上数字的4倍，达8000万美元。与此相应，参加保险所交纳的保险金也在提高。在受到洪水威胁的地区，房产主越来越难于缔结一项令人满意的保险契约。各国已经为气候风险支付了一笔无法估量的代价。由于受风暴伤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许多外国投资者纷纷望而却步，不再把重要款项投到孟加拉国。
海平面的明显上升恐怕是无法阻止的。几乎还没有开始的城市时代到2050年可能就要突然终结。因为人口在50万以上的居民聚集区有十分之四是在沿海地带，其中包括全世界五分之三的大都市。孟买、曼谷、伊斯坦布尔、纽约，它们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胁，但它们无法像荷兰那样建立起很高的拦洪堤阻挡海水的侵袭。
中国也不得不为下个世纪的洪水泛滥而担心。上海、香港和其他几十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面临大海。毛的继承人考虑的主要是本世纪的事情，在获得特许或没有特许的情况下学习模仿西方的成果。一个原则的方向性决策已经作出，十亿人民列队长征奔向汽车社会。实用主义的考虑声称，世界气温升温总比国内不满情绪升温要好得多，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就像鸦片一样，会使人安静下来。
华盛顿交通专家奥迪尔·图纳里注意到：“在中国，目前骑自行车被人们当作不发达的反映，是受到鄙视的。”目前在道路上仅有180万辆汽车，相当于德国汽车数量的5％；恐怕用不了历年将会达到2000万辆。国际市场上的大型汽车生产厂商像发现黄金一样激动。在上海的大众汽车公司估计，仅它一家将提供所有新汽车的三分之一。而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梅塞德斯·奔驰公司、标致股份有限公司、雪铁龙公司、马自达公司、尼桑公司、韩国的大宇集团纷纷利用生产协议和开设分厂参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这种令人吃惊的新时代长征。
东京大学汽车工业专家藤本高广预言说：“整个亚洲市场以每年2000万辆新汽车的速度很快就会赶上欧洲北美汽车市场的规模。即使是拉丁美洲和原来东方集团国家也报告出令人吃惊的增长比例。在巴西，1990年小汽车产量增加了一倍，莫斯科大街上的交通流量也增加了一倍。东方居民所期盼的无非是与他的西方邻居一样。拥有自己小汽车的魅力在我们这里正缓慢衰退，而在这些新市场中却持续上升。小汽车绝对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首先是社会地位、财富、权力和臆想的个人自由的象征。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汽车废气已失去任何控制，到2020年大概有10亿辆汽车，是今天的2倍。那时恐怕要把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全球交通阻塞问题了。
现在欧洲联盟的公民要在堵车中损失他们的社会总生产产值的1．5％，这个数字在曼谷为2．1％。驾车经过交通瘫痪的曾号称“东方威尼斯”的泰国首都，延误时间之长，迫使驾车人在赶赴生意约会的路上，为谨慎起见，在汽车中安装便携式厕所。在日本，公司按照经验要派出三辆载重汽车走不同的路为它的客户送货，这样，尽管高速公路上堵车长达数小时之久，依然能够遵守原定货时间。
怎么样？梦想依旧是梦想，因为它很早以前就被证明是一条错误道路。无法遏止的汽车化与似乎无法避免的后果一起走向一个最后的、巨大的巅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节约能源使用、抑制小汽车交通，力求至少可以抑制气候变暖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乌有。80年代工业化国家关于运输价格和汽油价格的辩论并没有进行到底，公正的生态税也没有认真坚持。结果受到惩罚。现在的发展已把他们抛在后面。一直处于偏远地带，刚刚进入全球市场的新手从石油的低廉价格中大获其利。只要环境成本不起任何作用，中国商人们就会拉着大量玩具环绕半个地球航行，向欧洲联盟提供价格越来越低廉的玩具，甚至压倒了捷克低薪工厂的产品，至于欧洲联盟的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同生态问题的可怕无知一起不断向前推进。中国城市喷吐一种强大的有毒云层，它能够绵延1700公里，越过太平洋。上海居民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在一种深橙色的城市烟雾笼罩下醒来。在成都，几千家石灰窑和砖瓦厂排出来的未经过滤的白色的、黑色的浓烟可以飘到数十公里以外。比尼泊尔声名狼藉的加德满都峡谷还要糟糕，那里的空气使人鼻涕痰喘，犹如置身于大城市的火炉烟道之中。英国建筑学家约翰·西甘特在经历一次漫长的远东旅行之后总结他的印象说：“我看到太平洋空间大部分地区的未来，简直吓得要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居民正在改变他们的生活标准，并且把地球上很重要的一部分毁灭掉。”
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社会中，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自己也生活在很好的社会中。尽管由于全球变暖而带来越来越多的不适，迄今为止福利国家的多数居民还是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然而这种生态困境进一步推动了即将来临的20：80的社会。因为紧张而昂贵的自然财富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享受。只有支配它的人才能获取附加利润。
阿尔贝尔格山前豪华的莱西滑雪场大约可以暗自高兴了，因为气象学家最近预言说，奥地利冬季旅游活动将最终结束。在海拔1450米高山上一旦不再有深雪覆盖，当地的村庄很快就会富裕起来。这以后，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就像英国马球比赛一样变成少数人的奢侈运动。目前有些旅店老板，动用了大笔投资进行投机，债务已经堆积如山。1380名莱西居民正富于远见地对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进行丈量、核实成u界，封锁了每一个路口。他们的子孙们等着大发横财。到2060年，他们再也不会使用昂贵的滑雪设备把克里格峰和摩南崖下的滑雪人都染成白色。那时大家都成了百万富翁，他们靠自己的资本收益生活，或者说可以毫不费力地安排另外的生存方式。
这个例子听起来可能令人讨厌，但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结成广泛政治战线反对地球变暖的斗争之所以进展缓慢，就是因为有数百万人可以从气候变化中获取好处。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即认为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用的。各种不祥的厄运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结论只会怂恿抑制人们的斗争，不过是无所作为的一种遁词，让人们就这么舒舒服服地静等着世界的没落。
但是，这种消除一切冲突的一了百了式的毁灭并不会发生。人类还要、而且不得不长期生存下去。问题只是如何生存，有百分之见的人接近于幸福生活，又有多少人陷入极大贫困，即使在迄今为止的工业国家也是如此。正如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首领蒂罗·博德所强调的：“在亚洲将决定人类的生态命运。”但是对于破坏环境的变化首先应承担责任的，相反地倒是那些树起商品神殿，并把商品的形象像神灵一样紧紧抓住不放的人。
在这里必须放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伍用塔尔研究所所长埃伦斯特·乌尔利希·冯·魏茨泽克论证说，在作出一切必要的放弃的时候，绝对不是“在向贫困悲惨进军”，而是要获取一种全新形式的幸福成果。作为这个经受住考验的未来学实验室的一名领导人，他与北美的能源专家阿莫里·洛文斯和亨特·洛文斯一起提出了他们的详细方案：《四个因素：双倍福利一减半的自然消耗》。至少在德国，这本书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征订数量。
当欧洲核心地区已经全面小汽车化，所有家庭都弄到电视机的时候，首先是有思想的城市公民明显地摆脱了这些现代化的圣像。社会本身正在两极分化。自从寻找停车场的焦虑超过了开车的乐趣以来，一个平等主义的汽车社会的理想就开始破产。即使是大规模堵车现象也没有使所有的人都平等。以前谁拥有电视机和小汽车就拥有了一种等级地位，而今天无论是拥有一辆汽车还是对电视形成依赖，都不再属于新的奢侈享受。买得起汽车和电视机的人现在都喜欢在安静的、离停车场很近的市内居住，而不是在离停车场很远的郊外居住。谁正过着一种紧张生活，就会自觉放弃闪闪发光的电视屏幕上的虚假世界——就会对“靠喂奶过日子”不屑一顾。
这样一种小小的、少数优秀分子的逃避并不能取代面临的社会转折。从丹尼斯·梅多斯《以增长的极限》，（1972年）到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以《濒临失衡的地球》，（1992年）等思想先驱们很早以来就勾画了这场社会转折。1989年初夏，环境问题与气候灾难第一次被列入西方七个最富裕国家的首脑高级经济会谈的日程——这似乎是西方执掌权柄的人改变思想的信号。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思想库，华盛顿世界资源研究所在一份权威性的表态文件中声明说：“90年代将是关键性的十年。”华盛顿史密森国立博物馆的生物学家托玛斯·洛夫乔伊赞同说：“到下一个十年就太晚了，关键性斗争将在90年代决定胜负。”
几个月以后，柏林墙倒塌了。持乐观态度的人们相信，拯救这个星球的战斗将取代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开始，这个设想还颇有说服力地产生很大影响。无论如何，冷战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狂热进行的。这些能量现在突然被闲置下来。固然反共主义把锋芒指向一个明确的外部敌人，并且可以依靠数千年来人的求生本能的支持。“但是，今天的威胁是看不见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罗马俱乐部的贝特兰·施奈德曾这样说过。
小麦的世界大国
除了罗马俱乐部以外，莱斯特·布朗肯定属于最著名的。对生态问题提出警告的专家。1974年他创办的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则属于世界范围内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权威性私人研究所，它每年发表的关于《世界状况》的报告被翻译为27种语言。对于严肃的高级政治家来说是必读文件，对于大学生来说，仅仅在美国，每年就要举行1000次学院讲座和大学讲座。
布朗是一位十分受人欢迎的咨询顾问，世界大人物以他的陪同为荣耀。旧金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会议上，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穿着体操鞋，迈着具有弹性的步伐，匆匆忙忙地走过厚厚的地毯，进入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宽敞过厅。
这位世界观察家东张西望地等待他的亲密朋友“特德与简”，即特德·特纳和他的夫人简·方达。布朗如此匆忙是因为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正在制作引人注目的关于生态问题的文献纪录片。这部片子对于去年的联合国会议不是追赶时髦地加以嘲笑，而是对它的重点议题作出赞赏性的描述。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领导人想在这个精英大会的开幕式上占用片刻时间对客人们表示欢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里戈贝尔塔·门丘也受到人们的恭候。餐台上摆着许多供随意取用的2公斤一盒的鱼子酱。在附近的厨房内美国大牌名厨师如第一厨师乔伊斯·戈德斯坦和意大利通。面馆老板沃尔夫冈·帕克正在准备晚宴。
布朗对于吃饭也表现出很大兴趣，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吃饭问题。这位著名人物就像一位青年大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进行答辩时一样激动：“‘您知道吗？中国正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口小麦！将来谁能养得起这个庞大国家？这件事对于我们大家都有很大影响。”
布朗说，几天以前农业专家、气象学专家、研究人造地球卫星照片的专家们在华盛顿开了个会。当他们进入美国农业大楼南侧的一个僻静走廊以后，有武装岗哨警戒的一道沉重的钢门就关上了，并且从里面上了锁。在科学家们工作的会议室里电话被拆掉，与外面联网的电子计算机通讯线路也被剪断，拉下来的百叶窗帘阻止人们与外界有任何目光接触。在与外部世界严格隔绝的情况下，这个小组整夜都在对来自各种不同工作领域的大量数据进行整理、比较。这使人想起秘密警察的工作方法或描写黑手党的影片。这次会议涉及的是若干年以后也许被人们残酷使用的一种武器：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储备。
就像是为了未来而进行演习，北美世界农业前景委员会十分机密地评估了关于全球粮食形势的预测和100多个国家内各种最重要粮食消费情况的资料。目前保守秘密只是为了阻止研究结果在讨论结束前的几分钟内就已经扩散传开。在最先获得信息的投机商人手里，在电脑联网的粮食交易所内，关于世界小麦形势的结论很快就会变成丰厚的利润。无数粮食工业家和原料商人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个前景委员会的预测。
布朗担。乙，这一系列数据很快将导致严重的政浪冲突，因为各个国家在围绕粮食所进行的斗争中必须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优势。1995年小麦、大米、玉米和其他种类粮食储备降到了20年来最低水平。1996年粮食储备在最紧急的时候仅够全世界49天的消费。在费尔蒙特大饭店开会的世界观察家们分析说：‘老人类历史上，人均可支配粮食第一次如此持续不断地下降，而且降到何时为止尚且无法预测。”
难道真的到了那个布朗多年来不断警告的并且努力设法阻止的转折关头了吗？玉米储备已经降到1975年的水平，可能还会继续减少。自从托玛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理论被视为异端邪说以来，世界粮食事务的克珊德拉预言已不受欢迎。另一方面必须发动一场强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它要冲破目前人所熟知的框框，以便把现在的下降趋势扭转过来。尽管有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遗传学技术，木断优化的高产良种和施肥技术，但是任何人、任何地方也不会预计出现足以使小麦价格保持较低水平的、充分的粮食增长。即使把欧洲和北美以往年代闲置的土地重新开垦出来，与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对克珊德拉预言深信不疑的法兰克福总汇报赠作上述报告。
与此同时，掠夺侵占宝贵耕地的大规模建筑却始终不停。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为了最先跃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自60年代以来牺牲40％种植粮食的耕地，建设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住宅区、公路。在印度尼西亚，仅在爪哇岛每年就有2万公顷耕地被消灭，如此大面积耕地的粮食可以养活36万名居民。同期内，这个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人口增加大约300万。而中国和印度同样成为这种不可抗拒的诱惑的牺牲品，为了他们的汽车繁荣和经济繁荣正大面积地消灭农业耕地。在地球上未开垦的土地还是很多的，但是不能替代耕地。这些闲置土地或者已经受到很大侵蚀，或者处于过于干旱、过于寒冷、过于贫瘠的地区，根本不值得开发。
这样，虽然1995年5月至1996年5月期间小麦价格已经上涨60％，但是粮食商人们仍然稳住阵脚，期待着交易所粮价价格的继续上扬。迄今为止的涨价已经使贫穷的粮食进口国增加30亿美元的付款。这是设在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计算的。
莱斯特·布朗说：“如果这块蛋糕停止增长，政治动力就会发生变化。”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2亿吨粮食出口，其中一半是由美国提供的。布朗在旧金山总结他的思考说：“这意味着在未来的食品领域，美国将是最重要的世界霸主，并且可以预见，粮食将被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而四处滥用。”据最新估计，到2000年中国将要进口3700万吨小麦，超过美国目前向国外出售小麦的数量。
因此全球化绝对不仅仅意味着受到原法国文化部长雅克·兰所谴责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作为大众文化的超级大国（雅克·兰语）不仅决定着娱乐活动，而且决定着面包的分配。这不也就是美国前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当着莱斯特·布朗和所有其他人的面，第一次谈到喂奶概念时内心的想法吗？
人类当前正在吃自己的老底而美国政府没有发出任何呼吁，更不用说提出建设性的倡议了。在世界许多地方，原来十分肥沃的土地盐碱化日益严重，土地被侵蚀，空气被污染，夏季越来越热。除了新耕地越来越少以外，水和肥料也十分紧缺。对于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大西洋彼岸北美国家可靠联盟伙伴的欧洲人来说，所有这些绝对不能成为使我们发出世界末日悲叹的理由。1995年12月9日，当日报刊上登出一条好消息，它作为经济版面上并不引人注目的报导，是一个静悄悄出世的轰动性消息。《法兰克福总汇报》干巴巴地写道：“欧洲委员会宣布对于小麦出口共同体征收一项总的出口税，以阻止欧洲联盟的小麦流入世界市场。”
刻薄的嘲讽者会评论说，由于最近弗兰茨·菲施勒担任了欧测联盟农业全权代表，一位奥地利人又要为欧洲大陆的粮食状况操心了。冷静计算的人确信，在人们传说的欧洲联盟农业补贴停止的情况下，加上这笔征税，最终会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无论如何，嘲讽者和计算者都承认新的小麦政策将产生一种作用。如果欧洲联盟对于它的过剩粮食出U不再给予补贴，而是要进行征税，粮价就会上涨，那么外面，世界其余广大地区粮食会变得十分紧缺。
“谁下命令开枪？”
这个故事为大家所传诵，已为大家所熟悉。堪察加半岛的农民、火地岛的农民、马达加斯加的农民、到处都有的所有穷苦的青年人、所有年轻的穷苦人，——难道现在还应当继续作穷人吗？加利福尼亚或者德国难道不属于大家吗？也许情况是这样。然而，加利福尼亚和德国把欧洲联盟、日本和所谓得到上帝恩赐的国家——美国以外的任何人都拒之门外，梦幻般的生活真的不属于任何一无所有的人吗？
从来没有做到把任何人都拒之门外。
全球电视的同步转播显示出了它的影响。在电视图像和旅游者不断向人们证实迄今为止的工业国家生活水平如何优裕，而在自己国家除了贫困以外什么都无法提供的地方，渴望生活的一代年轻人正准备向迪南进行迁徙。一个世纪以前，欧洲曾把自己巨大的人口增长和贫困大军出口转移到其他大陆。仅仅英国就转移了1800万移民，相当于伦敦这个当时世界最大城市居民人数的6倍。而今天，这块岛屿和其他欧洲联盟国家贫困再度增长，似乎又到了重新移民的时代，然而到什么地方去呢？
现在不是向外移民，而是外面的人拼命往里挤，而情况十分糟糕。人们经过格兰德河进入人们所歌颂的美国，越过地中海进入陷于劳动岗位危机的欧洲地区。在70年代，阿尔及利亚有20％的劳动力移居国外，摩洛哥和突尼斯分别有12％和周％的处于职业劳动年龄的人移民出境。欧洲联盟花了很长时间才作出决定，拒绝签证，拒绝批准从事职业劳动。而欧洲这个堡垒无法门户紧闭，堡垒前面的防护壕沟都太窄了。甚至凭借一个普通的自制篷帆的冲浪板就可以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很短时间内，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边界抛到脑后。欧洲联盟各国政府首脑很久以来就努力把边境守护人员武装起来。罗马俱乐部的贝特兰·施奈德估计说：“还要有几百万人过来，但是谁敢下命令开枪，阻止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