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抛锚时，我刚拧亮车内顶灯，对着化妆镜察看左眼角出现的皱纹。拐弯时，埃莱娜踩了刹车。防滑链松了。我惊叫一声，车子已横在路中，陷入一个由风吹积而成的雪堆里。当时是晚上7点，天黑了，雪下得很大。
我们从瑞士一个著名的滑雪胜地度假回来。不过我讨厌高山和医生，更讨厌寒冷；那刺骨的寒冷简直要把你割成几段。但埃莱娜关心我的锻炼，非要让我学会这项运动，她想给我展示阿尔卑斯山的宏伟。那些好像被撕裂的山峰，其傲慢的矿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些石头像法官一样，冷酷无情。它们的山峰总那么高，那么尖。这整座山就是为惩罚人侮辱人而存在的。一周来，我忍受着严寒。当时是1月底。我穿得严严实实，就像个宇航员，投身于结着薄冰的滑雪道中。那起伏不平的道路使我胆战心惊。晚上，我疲惫不堪地回到旅馆，大腿伤了，脸和鼻子红红的，手指生了冻疮，不能动弹。埃莱娜却刚好相反，她欣喜若狂。暴风雪、急剧的温差和令人眩晕的障碍物，这些大部分人都感到痛苦的东西使她兴高采烈。她几乎不睡觉，早上9点钟就开始滑雪，动作优美地下山，扬起一团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白色雪雾。晚上，她还想去迪斯科舞厅去扭扭。高海拔使她兴奋。她恳求我说：“让我陶醉于此地的雄伟吧！你是在瑞士，一个充满母爱的民族，它是欧洲的乳房，四周流蜜、流奶、流巧克力。在此养精蓄锐吧！”我没试过要反对她。但一个星期后，清纯的空气和壮丽的高山使我头晕脑胀，我甚至连雪橇的铃声也忍受不了。我求她收拾行李下山，到更加好客的平原上去。
埃莱娜开了她的车来，我没有反对。我不开车。那是一辆漂亮的车子，镀了铬，很花哨，车身线条流畅，马力很大，是辆德国车，软皮座椅，胡桃木车身，疾行如飞。埃莱娜又加了一些配件。我半闭着眼睛，躺在座位上，望着路边闪光的风景，舒适得就像在邮轮的船舱里一般。马达的隆隆声使我昏昏欲睡。那天，我们没有直接回巴黎，而是在闲逛。尽管天气不好，我们还是在洛桑琳琅满目的玻璃橱窗前流连了一阵，参观了一个小教堂和一家博物馆。埃莱娜不甘心离开她所热爱的瑞士，她小时候曾在那儿上过学。莱芒湖像个绿色的大水塘，淹没了阿尔卑斯山，只有一只海鸥飞掠过湖面，形成一个亮点。下午，埃莱娜心血来潮，离开高速公路，拐向汝拉山峰。她一定要走那条布满灌木丛的道路，过足度假瘾。我随她的便。这是我们之间的习惯。埃莱娜管生活琐事，但其他事也管。我们晒黑了，像滑雪者一样，也许是人为的，或者不如说被太阳烤焦了。戴眼镜的地方有两个白圈，脸颊是淡紫色的。我们在车尾厢带了满满的一手提箱氧气回去，埃莱娜打算在巴黎少量少量地吸。
我回想起铅灰色的天空下有一口水塘，像一块黑色的石板。阳光有时穿透云层，投下一道珠色的光芒。紧接着，雪马上就下了起来。埃莱娜不管这恶劣的天气，把车开得飞快，收音机开得很响，吉米·亨得里克斯、柯底斯·梅菲尔德、约翰-李·霍克的音量，这响声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她在方向盘上打着拍于，重复着副歌。
埃莱娜醉心于两样东西：美国的黑人音乐，用临时接上的口述录音机录下对话；重新听自己说的话，收听自动系统的节目、进餐期间播放的荒诞节目或让她捧腹大笑的庆典。汽车越过障碍物，把道路变成了一张橡胶垫。我缩在我的软垫长椅上，眼前飘着雪花，尽管声音嘈杂，我还是昏昏欲睡。埃莱娜调低音量，请我留意边境的特点，在这气氛紧张的连接地带，一种文化出现了，另一种文化变得朦胧了。我反驳她说，在这白茫茫的鹅毛大雪中，哪能分得清什么国家，冬天里没有国家之说。在一个加油站里，一个似乎被冷藏的加油工卖给我们几条防滑链，建议我们往回走，小心为妙。埃莱娜嘲笑他，我欣赏她的勇敢。瑞士和法国之间的海关关闭了。那是一幢精心布置的普通建筑，木制的百叶窗是蓝色的。路很斜，弯道一个接着一个，而且越来越陡。巨大的冷杉像幽灵一般围着我们，就像一排衣袖满是灰尘的士兵。我讨厌这些群居的树木，它们像狼一样只能集体行动。雪把景物划成一道一道的，在光束中飞舞，仪表板很快就被覆盖上厚厚的一层。雪雾中出现了指示牌，及时告诉我们界标、方向和村名。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我们迷路了，我们在瞎走。
尽管灯光强烈，但白色的车灯仍无法穿透浓雾。一片牛奶似的雾海使天地变了样，弯道不清，甚至道路的轮廓也变得模模糊糊。刮雨器沉重不堪，发出尖叫，无法刮净挡风玻璃。尽管有防滑链，车轮还是几次打滑。埃莱娜艰难地把着方向，我们歪歪扭扭地前进。假如有一辆车迎面而来，我真不敢想像会出什么事。我建议往回走，埃莱娜说我是胆小鬼。这说法使我放心了。但那辆豪华的铁马在路边吃力地爬着，就像一辆两马力的普通车。终于，它精疲力竭了，斜滑偏驶，停下来不动了。埃莱娜试图重新发动车子，但无济于事，我们的座驾不理不睬。我们被封住了。她走出车子，在雪中跳起舞来，抓了一把雪，捏紧，朝我扔来：“邦雅曼，我们要在这暴风雪当中过夜了。太好了！”
山峰的活力仍影响着埃莱娜，她真让人喜欢。她唤来痛苦，对它进行蔑视。我再次借着车顶灯的微光仔细察看我的眼睛。毫无疑问，这皱纹昨天晚上还没有，是今天白天才长出来的。生活已在我的皮肤上刻下新的痕迹。现在，想起要在这汽车里度过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便感到恐惧。我得不顾一切地睡觉，消去这难看的皱纹。狂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高山像一件短上衣，围在我们四周。
埃莱娜很快就恢复了理智，劝我去找人帮忙。吉米·亨得里克斯和他那一连串悦耳的歌曲已帮不了我们什么大忙。我严严实实地穿着翻毛高脚皮鞋和厚厚的滑雪运动衫，带了一些饼干和一把几乎照不到脚的手电筒。埃莱娜在暖暖的车中等待我：油箱满满的，发动机还能转几个小时。我钻进夜幕之中，寒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后悔拒绝了埃莱娜的建议，她说要代我去，并说要男人去冒险这种惯例真是荒谬。说到底，是她让我们陷入这困境当中的。她就像被惯坏的孩子一样固执，希望出意外。雪可不温柔，它像玻璃一样割人，每片雪花都是一把要刺我的匕首，在融化之前要烫一烫人。
夜幕重重，树木深受折磨，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我从未挑战过任何危险，生活的艰险已足以使我心惊胆战。我艰难地前进，风吹割着我，左右开弓击打着我的脸，让我暖和。我试图沿着路边那一溜产树脂的黑魆魆的大树前行。它们对我很照应，就像是穿着制服的侍者，默默地端着盒子：他们的任务是接雪。有时，一阵狂风吹来，摇动着树枝，一堆堆白色的粉末乱七八糟地落下来。我低声唱着歌，给自己壮胆，轻得几乎都听不见。惟一能听见的，除了水似的冰凌声还是冰凌声。
过了一会，我习惯了黑暗，发现左边的林下灌木丛中有一条车子似乎能通过的小路，我钻了进去。我陷人树底下厚厚的雪堆之中。几分钟后，我出汗了，气喘吁吁。我跌跌撞撞走了好几分钟。岩石出现在树缝当中，还有冰冻得格外坚硬的墓碑。我陷入了这片白茫茫的冰雪当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将消失在某条沟壑当中，受到野兽的攻击。哪个傻瓜敢肯定地球会重新暖起来？雪减轻了脚步声，使这世界变得静悄悄的。最后，我相信看到远处有一道微光，但马上又消失了，我跑过去，路上摔倒了两三次。当我渐渐地靠近时，我分辨出一座木屋的轮廓，若隐若现，只有两层，一个窗户透出一道微光。我用手电筒打着悲怆的信号。我爬上刚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几个台阶，把门敲得“咚咚”响。
“请问，有人吗？帮帮我，我迷路了！”
没有任何回答。我退了几步，继续大声喊叫。我曾看见二楼那亮着的惟一的灯光现在熄灭了。门上既没有钟，也没有门铃和门环。我沿着屋子黑乎乎的外墙，歇斯底里地叫道：“帮帮我，我和太太在路上抛锚了，求求您了！”
我的话有气无力，刚说出来就被狂风堵了回去。一定有人在屋里偷窥，不给我开门。我像蜘蛛一样触摸着墙，试图弄清房间的位置。我嗅着空气，想闻到人类存在的气息。我在每个窗前都踮着脚尖，但百叶窗拉下了，我什么都看不清。我双手做成喇叭状，放在嘴边，大声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让自己变得更有说服力。我没有省略任何细节，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年龄和埃莱娜的年龄。我甚至把汽车的特征和车牌号码也说了出来。我想绝对向他们证明，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半夜三更对着一座寂无声响的屋子说话，那种感觉真是奇特。
这自言自语把我自己都弄害怕了，我停下来，心里诅咒着屋主的自私。他看见了我，却躲了起来。我被冻得浑身发抖，垂头丧气。我艰难地寻找大路，沿着自己尚未被覆盖的脚印往回走，我加快脚步，让埃莱娜独自留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我感到很担心。还是那些可怕的冷杉，披着雪白的皮毛，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像守着一个秘密。我再也迈不动腿了，滑雪滑得我两腿酸痛，现在又感觉到了。这个小插曲将用尽我剩下的那一点儿体力。没有比度假更累人了，也许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雪花扑向我，就像疯狂的昆虫，它们织着密密的网，我在其中几乎喘不过气来。终于，我找到了像戴着风帽一样的汽车，两盏车灯艰难地穿透黑暗。埃莱娜一看见我就按响了喇叭。我的头发眉毛一片白，就像一个消失在大浮冰中的探险家。她急死了，后悔让我一个人去。我把结果告诉了她，她感到很不安。还有更严重的呢：由于寒冷，发动机无力，一小时后就将熄火。温度下降得很快。我们将在一块冰冷的裹尸布底下消失。得等待扫雪机的到来，我们得靠几个水果和几块饼干为生。埃莱娜道歉说惹了麻烦，答应送我一个礼物作补偿：想到巴哈马去过上一周吗？我们淹没在一种疯狂飞舞、棉絮似的东西之中，准备整理过夜的地方。惟一使我感到鼓舞的，是我们的汽车很坚固。埃莱娜放低座椅，用袋子弄了两个枕头。她已用毯子把我裹起来，正准备分那一点点蛋糕。突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越来越暗的车灯前。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样子，一张脸已贴在驾驶座那边的车窗玻璃上，把堆积在那儿的雪都融化了。埃莱娜大叫一声，蛋糕也掉了。两只眼睛在盯着我们，贴在玻璃上的那半边脸肉乎乎的，十分苍白。这双眼睛从埃莱娜身上移到我身上，贪婪地盯着我们。一个声音从这张可怕的脸上发出：
“对不起，让你们害怕了。我住在你们刚才去过的木屋里。”
我们的来访者不得不提高声音。他用手示意我们放低下车窗玻璃，以便能听见他说的话。埃莱娜把窗开了一条缝，没有开车门。
“请理解我，我们提防转来转去不怀好意的人。我想小心为妙。”
这些话是用一种粗暴的、几乎是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出来的。埃莱娜放心了一半，把窗降低了一格。
“您是说您跟着我丈夫一直跟到这里？”
（我和埃莱娜约好，旅行期间我们以丈夫和妻子相称，尽管我们还没有结婚。）很难看清跟我们说话的那个人的模样。一顶风雪帽遮去了他的半边脸，我只看见两片厚厚的嘴唇和挂着雪花的胡须。他礼貌而冷漠，回话简短。他把车停在弯道后几米高的地方。他闭着车灯，开着“罗弗尔山”默默地跟着我。与其说是他还不如说是他的主人想殷勤地接待我们，他不过是个干粗活的人。我们没有犹豫太久：夜似乎很漫长，我的骨头都差不多冻酥了。风在汽车四周呼啸。我们下了车。我们的救星确实很矮小，几乎是个侏儒。他的身材使我们放下心来。他的举动看起来也许很怪，但他至少把我们拖出了困境。他替我们提了一些行李，又帮我们把车子推到路边，免得被别的车辆撞上。这粗汉很结实。他沉着脸，要我们登上他的“四四车①”，然后坐在对他来说太大的方向盘前。我们是暴风雪中的遇难者，伴随着一只几乎不会说话的奇怪的夜鸟。我们这个脾气不好的恩人一言不发，把车一直开到木屋，好像帮助人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似的。他说话之简练使我大为震惊。“看起来很倔。”埃莱娜紧缩着靠在我身上，轻声对我说。躲过了麻烦，我们感到一阵轻松。命运又一次朝我们露出了微笑。我们俩梦想着烧得旺旺的火、热乎乎的晚餐和软绵绵的床。
①四四车：车头车尾都是四个轮子的车，善爬坡，防打滑。
我们从瑞士一个著名的滑雪胜地度假回来。不过我讨厌高山和医生，更讨厌寒冷；那刺骨的寒冷简直要把你割成几段。但埃莱娜关心我的锻炼，非要让我学会这项运动，她想给我展示阿尔卑斯山的宏伟。那些好像被撕裂的山峰，其傲慢的矿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些石头像法官一样，冷酷无情。它们的山峰总那么高，那么尖。这整座山就是为惩罚人侮辱人而存在的。一周来，我忍受着严寒。当时是1月底。我穿得严严实实，就像个宇航员，投身于结着薄冰的滑雪道中。那起伏不平的道路使我胆战心惊。晚上，我疲惫不堪地回到旅馆，大腿伤了，脸和鼻子红红的，手指生了冻疮，不能动弹。埃莱娜却刚好相反，她欣喜若狂。暴风雪、急剧的温差和令人眩晕的障碍物，这些大部分人都感到痛苦的东西使她兴高采烈。她几乎不睡觉，早上9点钟就开始滑雪，动作优美地下山，扬起一团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白色雪雾。晚上，她还想去迪斯科舞厅去扭扭。高海拔使她兴奋。她恳求我说：“让我陶醉于此地的雄伟吧！你是在瑞士，一个充满母爱的民族，它是欧洲的乳房，四周流蜜、流奶、流巧克力。在此养精蓄锐吧！”我没试过要反对她。但一个星期后，清纯的空气和壮丽的高山使我头晕脑胀，我甚至连雪橇的铃声也忍受不了。我求她收拾行李下山，到更加好客的平原上去。
埃莱娜开了她的车来，我没有反对。我不开车。那是一辆漂亮的车子，镀了铬，很花哨，车身线条流畅，马力很大，是辆德国车，软皮座椅，胡桃木车身，疾行如飞。埃莱娜又加了一些配件。我半闭着眼睛，躺在座位上，望着路边闪光的风景，舒适得就像在邮轮的船舱里一般。马达的隆隆声使我昏昏欲睡。那天，我们没有直接回巴黎，而是在闲逛。尽管天气不好，我们还是在洛桑琳琅满目的玻璃橱窗前流连了一阵，参观了一个小教堂和一家博物馆。埃莱娜不甘心离开她所热爱的瑞士，她小时候曾在那儿上过学。莱芒湖像个绿色的大水塘，淹没了阿尔卑斯山，只有一只海鸥飞掠过湖面，形成一个亮点。下午，埃莱娜心血来潮，离开高速公路，拐向汝拉山峰。她一定要走那条布满灌木丛的道路，过足度假瘾。我随她的便。这是我们之间的习惯。埃莱娜管生活琐事，但其他事也管。我们晒黑了，像滑雪者一样，也许是人为的，或者不如说被太阳烤焦了。戴眼镜的地方有两个白圈，脸颊是淡紫色的。我们在车尾厢带了满满的一手提箱氧气回去，埃莱娜打算在巴黎少量少量地吸。
我回想起铅灰色的天空下有一口水塘，像一块黑色的石板。阳光有时穿透云层，投下一道珠色的光芒。紧接着，雪马上就下了起来。埃莱娜不管这恶劣的天气，把车开得飞快，收音机开得很响，吉米·亨得里克斯、柯底斯·梅菲尔德、约翰-李·霍克的音量，这响声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她在方向盘上打着拍于，重复着副歌。
埃莱娜醉心于两样东西：美国的黑人音乐，用临时接上的口述录音机录下对话；重新听自己说的话，收听自动系统的节目、进餐期间播放的荒诞节目或让她捧腹大笑的庆典。汽车越过障碍物，把道路变成了一张橡胶垫。我缩在我的软垫长椅上，眼前飘着雪花，尽管声音嘈杂，我还是昏昏欲睡。埃莱娜调低音量，请我留意边境的特点，在这气氛紧张的连接地带，一种文化出现了，另一种文化变得朦胧了。我反驳她说，在这白茫茫的鹅毛大雪中，哪能分得清什么国家，冬天里没有国家之说。在一个加油站里，一个似乎被冷藏的加油工卖给我们几条防滑链，建议我们往回走，小心为妙。埃莱娜嘲笑他，我欣赏她的勇敢。瑞士和法国之间的海关关闭了。那是一幢精心布置的普通建筑，木制的百叶窗是蓝色的。路很斜，弯道一个接着一个，而且越来越陡。巨大的冷杉像幽灵一般围着我们，就像一排衣袖满是灰尘的士兵。我讨厌这些群居的树木，它们像狼一样只能集体行动。雪把景物划成一道一道的，在光束中飞舞，仪表板很快就被覆盖上厚厚的一层。雪雾中出现了指示牌，及时告诉我们界标、方向和村名。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我们迷路了，我们在瞎走。
尽管灯光强烈，但白色的车灯仍无法穿透浓雾。一片牛奶似的雾海使天地变了样，弯道不清，甚至道路的轮廓也变得模模糊糊。刮雨器沉重不堪，发出尖叫，无法刮净挡风玻璃。尽管有防滑链，车轮还是几次打滑。埃莱娜艰难地把着方向，我们歪歪扭扭地前进。假如有一辆车迎面而来，我真不敢想像会出什么事。我建议往回走，埃莱娜说我是胆小鬼。这说法使我放心了。但那辆豪华的铁马在路边吃力地爬着，就像一辆两马力的普通车。终于，它精疲力竭了，斜滑偏驶，停下来不动了。埃莱娜试图重新发动车子，但无济于事，我们的座驾不理不睬。我们被封住了。她走出车子，在雪中跳起舞来，抓了一把雪，捏紧，朝我扔来：“邦雅曼，我们要在这暴风雪当中过夜了。太好了！”
山峰的活力仍影响着埃莱娜，她真让人喜欢。她唤来痛苦，对它进行蔑视。我再次借着车顶灯的微光仔细察看我的眼睛。毫无疑问，这皱纹昨天晚上还没有，是今天白天才长出来的。生活已在我的皮肤上刻下新的痕迹。现在，想起要在这汽车里度过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便感到恐惧。我得不顾一切地睡觉，消去这难看的皱纹。狂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高山像一件短上衣，围在我们四周。
埃莱娜很快就恢复了理智，劝我去找人帮忙。吉米·亨得里克斯和他那一连串悦耳的歌曲已帮不了我们什么大忙。我严严实实地穿着翻毛高脚皮鞋和厚厚的滑雪运动衫，带了一些饼干和一把几乎照不到脚的手电筒。埃莱娜在暖暖的车中等待我：油箱满满的，发动机还能转几个小时。我钻进夜幕之中，寒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后悔拒绝了埃莱娜的建议，她说要代我去，并说要男人去冒险这种惯例真是荒谬。说到底，是她让我们陷入这困境当中的。她就像被惯坏的孩子一样固执，希望出意外。雪可不温柔，它像玻璃一样割人，每片雪花都是一把要刺我的匕首，在融化之前要烫一烫人。
夜幕重重，树木深受折磨，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我从未挑战过任何危险，生活的艰险已足以使我心惊胆战。我艰难地前进，风吹割着我，左右开弓击打着我的脸，让我暖和。我试图沿着路边那一溜产树脂的黑魆魆的大树前行。它们对我很照应，就像是穿着制服的侍者，默默地端着盒子：他们的任务是接雪。有时，一阵狂风吹来，摇动着树枝，一堆堆白色的粉末乱七八糟地落下来。我低声唱着歌，给自己壮胆，轻得几乎都听不见。惟一能听见的，除了水似的冰凌声还是冰凌声。
过了一会，我习惯了黑暗，发现左边的林下灌木丛中有一条车子似乎能通过的小路，我钻了进去。我陷人树底下厚厚的雪堆之中。几分钟后，我出汗了，气喘吁吁。我跌跌撞撞走了好几分钟。岩石出现在树缝当中，还有冰冻得格外坚硬的墓碑。我陷入了这片白茫茫的冰雪当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将消失在某条沟壑当中，受到野兽的攻击。哪个傻瓜敢肯定地球会重新暖起来？雪减轻了脚步声，使这世界变得静悄悄的。最后，我相信看到远处有一道微光，但马上又消失了，我跑过去，路上摔倒了两三次。当我渐渐地靠近时，我分辨出一座木屋的轮廓，若隐若现，只有两层，一个窗户透出一道微光。我用手电筒打着悲怆的信号。我爬上刚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几个台阶，把门敲得“咚咚”响。
“请问，有人吗？帮帮我，我迷路了！”
没有任何回答。我退了几步，继续大声喊叫。我曾看见二楼那亮着的惟一的灯光现在熄灭了。门上既没有钟，也没有门铃和门环。我沿着屋子黑乎乎的外墙，歇斯底里地叫道：“帮帮我，我和太太在路上抛锚了，求求您了！”
我的话有气无力，刚说出来就被狂风堵了回去。一定有人在屋里偷窥，不给我开门。我像蜘蛛一样触摸着墙，试图弄清房间的位置。我嗅着空气，想闻到人类存在的气息。我在每个窗前都踮着脚尖，但百叶窗拉下了，我什么都看不清。我双手做成喇叭状，放在嘴边，大声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让自己变得更有说服力。我没有省略任何细节，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年龄和埃莱娜的年龄。我甚至把汽车的特征和车牌号码也说了出来。我想绝对向他们证明，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半夜三更对着一座寂无声响的屋子说话，那种感觉真是奇特。
这自言自语把我自己都弄害怕了，我停下来，心里诅咒着屋主的自私。他看见了我，却躲了起来。我被冻得浑身发抖，垂头丧气。我艰难地寻找大路，沿着自己尚未被覆盖的脚印往回走，我加快脚步，让埃莱娜独自留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我感到很担心。还是那些可怕的冷杉，披着雪白的皮毛，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像守着一个秘密。我再也迈不动腿了，滑雪滑得我两腿酸痛，现在又感觉到了。这个小插曲将用尽我剩下的那一点儿体力。没有比度假更累人了，也许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雪花扑向我，就像疯狂的昆虫，它们织着密密的网，我在其中几乎喘不过气来。终于，我找到了像戴着风帽一样的汽车，两盏车灯艰难地穿透黑暗。埃莱娜一看见我就按响了喇叭。我的头发眉毛一片白，就像一个消失在大浮冰中的探险家。她急死了，后悔让我一个人去。我把结果告诉了她，她感到很不安。还有更严重的呢：由于寒冷，发动机无力，一小时后就将熄火。温度下降得很快。我们将在一块冰冷的裹尸布底下消失。得等待扫雪机的到来，我们得靠几个水果和几块饼干为生。埃莱娜道歉说惹了麻烦，答应送我一个礼物作补偿：想到巴哈马去过上一周吗？我们淹没在一种疯狂飞舞、棉絮似的东西之中，准备整理过夜的地方。惟一使我感到鼓舞的，是我们的汽车很坚固。埃莱娜放低座椅，用袋子弄了两个枕头。她已用毯子把我裹起来，正准备分那一点点蛋糕。突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越来越暗的车灯前。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样子，一张脸已贴在驾驶座那边的车窗玻璃上，把堆积在那儿的雪都融化了。埃莱娜大叫一声，蛋糕也掉了。两只眼睛在盯着我们，贴在玻璃上的那半边脸肉乎乎的，十分苍白。这双眼睛从埃莱娜身上移到我身上，贪婪地盯着我们。一个声音从这张可怕的脸上发出：
“对不起，让你们害怕了。我住在你们刚才去过的木屋里。”
我们的来访者不得不提高声音。他用手示意我们放低下车窗玻璃，以便能听见他说的话。埃莱娜把窗开了一条缝，没有开车门。
“请理解我，我们提防转来转去不怀好意的人。我想小心为妙。”
这些话是用一种粗暴的、几乎是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出来的。埃莱娜放心了一半，把窗降低了一格。
“您是说您跟着我丈夫一直跟到这里？”
（我和埃莱娜约好，旅行期间我们以丈夫和妻子相称，尽管我们还没有结婚。）很难看清跟我们说话的那个人的模样。一顶风雪帽遮去了他的半边脸，我只看见两片厚厚的嘴唇和挂着雪花的胡须。他礼貌而冷漠，回话简短。他把车停在弯道后几米高的地方。他闭着车灯，开着“罗弗尔山”默默地跟着我。与其说是他还不如说是他的主人想殷勤地接待我们，他不过是个干粗活的人。我们没有犹豫太久：夜似乎很漫长，我的骨头都差不多冻酥了。风在汽车四周呼啸。我们下了车。我们的救星确实很矮小，几乎是个侏儒。他的身材使我们放下心来。他的举动看起来也许很怪，但他至少把我们拖出了困境。他替我们提了一些行李，又帮我们把车子推到路边，免得被别的车辆撞上。这粗汉很结实。他沉着脸，要我们登上他的“四四车①”，然后坐在对他来说太大的方向盘前。我们是暴风雪中的遇难者，伴随着一只几乎不会说话的奇怪的夜鸟。我们这个脾气不好的恩人一言不发，把车一直开到木屋，好像帮助人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似的。他说话之简练使我大为震惊。“看起来很倔。”埃莱娜紧缩着靠在我身上，轻声对我说。躲过了麻烦，我们感到一阵轻松。命运又一次朝我们露出了微笑。我们俩梦想着烧得旺旺的火、热乎乎的晚餐和软绵绵的床。
①四四车：车头车尾都是四个轮子的车，善爬坡，防打滑。
这是一个美好的夏日，黄昏时分。由于8月15日三天连假，巴黎几乎荒无人烟。炎热的天气使稀少的行人躲进公园、喷泉或树阴底下。我送费迪南去昂蒂布，刚从里昂站①回来。我下星期得开车去那里接他。我慢慢地开着车，摇下车窗玻璃，兴奋地呼吸着温暖的气息。看着叶子已经发黄的树木，我感到赏心悦目。人行道热得发烫，沥青融化了，黏脚。城市被烤得发烫，散发出赤道般的湿热，洋溢着异国情调。巴黎对我来说，是个充满辉煌和活力的地方，我感到非常激动。但在这个首都，我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一个朝三暮四、谎话连篇的男人，我有时把他一个人撇下，而他则会欺骗我。一想到这，我肚子里就仿佛有把钳子在绞。我气都喘不过来了。我紧紧地抓住方向盘，停在路中呼吸。喇叭声、咒骂声在我身后接连不断。我浑身是汗，左腿一阵痉挛，僵硬得不能动弹。我敢肯定，费迪南会利用哪怕一点点自由去接近和勾引陌生女人。他从来没有提出来要留在我身边，从来没有推迟过行程。我把车停在圣母院广场的停车场上，急匆匆去主宫医院。
①巴黎的四个火车站之一。
医院马上又引起我的恐惧。无论是壮观的大门，还是带法式花园的美丽庭院，都无法消除那无处不在的病态。这宏伟的建筑看起来像兵营和修道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庄严，使我感到不寒而栗。在辉煌的圣母院边上，主宫医院就像一座寒酸的哥特式建筑，如磁铁一样，把所有被社会排斥的人都吸引到自己身边。要对抗这不幸的地方，必须具有我所不具备的一种活力。我惊恐万状，似乎看到了渗透着痛苦的墙、病人在那儿呻吟的床和外科医生可怕的器械：锯子、钳子、解剖刀——所有那些杀人的刀剪。死神在那儿游荡，因人们想驱逐它而显得更有讥刺意味。它嘲笑那些刀剪的本领，按约定的时间前来一个个地收拾。
为了向您解释我在这期间的虚弱，请这样设想：我不单没有费迪南在身边，而且在一个被抛弃的城市中游荡。当整个法国都在欢度假期的时候，这个城市却有大批麻木不仁的外国人、热得发神经病的可怜虫和在太阳底下烤灼的流浪汉。我将独自与那些求诊的灾民呆在一起，他们受到了忧郁与谵妄的攻击。在别人玩的时候工作，在大多数人工作的时候旅行。就因为这种与众不同，我决定留在这里过圣母升天节。我享受这种不合时宜的欢乐，并向亲友炫耀。事实上，我会不顾一切地与别人到沙滩上去。由于缺钱，我自愿在8月15日照看病人。我是住院实习医生，26岁就开始学精神病专业。而且，假期使我感到不安：中断正常的日程宛如挖空时间的内容，使之变成废物。我事先就害怕起这三个不眠之夜来。当城市挤满人群的时候，别人至少可以证明您的存在。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出现，我的家人生活在国外。我将在夏日周末的晚上早早熄灯。
急诊的惟一乐趣，是在医院这个大王国里建立一个小自治国。在那里，您自己当主人，虽然也需汇报，但很间接。至少我将避开重伤者、撕裂的身体、脓和血。我的领域，是精神衰弱，也许很可怕，但很干净，光滑得就像颅中的大脑。男人们和女人们在我耳边倾吐他们小小的不幸，而我要装出对此很感兴趣的样子。然而，这种安慰是骗人的：不是我耸人听闻，经过这种安慰，精神病只会变得更严重。我面对着它，就像一个站在悬崖上的散步者。其实，我对医科丝毫不感兴趣：我学了7年，才明白这并不是我走的路。没有任何道路吸引我。我从事这一职业是不是为什么东西赎罪？我的日子过得平淡无奇，就像事先都安排好似的。
我早就痛恨这种生命，不是因为它有限，而是因为它可以预见。我抓紧口袋里的一本路易丝·拉贝①的诗集和几盒从不离身的巴赫的录音带。在我所工作的医疗中心，人们把我叫做“随身听”，我走路时耳朵里总塞着小耳塞。在诊所或门诊室听让-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在世界与个人之间插入一个绝妙的盾牌，是从天堂高处看地狱。我放着音乐，某种神圣的东西吸引着我。巴赫是惟一认真证明上帝存在的人。这话是谁说的？
①路易丝·拉贝（1524-1566）：法国著名女诗人。
我被介绍给各位同事，我将与他们一同承担照看任务：一个脸颊又红又圆像个小男孩似的心脏病科医生，一个妆化得很重的红发女麻醉师，一个又高又瘦的眼科医生，一个已经秃顶的外科医生，还有一个长得像童男一样的指导神甫，他似乎老是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我一点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我从不喜欢这一大群医生和护士，竞争和面对病人的优势使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当医生不是为了减轻别人的痛苦，而是为了完全合法地虐待病人，因其体质衰弱而惩罚他们。守护室的气氛、某些医生因死神临近而产生的淫乱使我大惊失色。我一点也不想知道度假回来的女护士们放荡的秘密，也不想知道利用夜晚在此进行的愚蠢的阴谋。这些人我早就看不起他们，怕他们以为我无能。蔑视是因为担心不如别人，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将一连三晚连续体验一种问样的烦恼：面对别人的不幸而产生的不光彩的烦恼。我完全上了这些我根本无法理解的问题的当。我想把我的人际关系减到最低程度，愿人们给我以宁静，让我的生活能在这普遍淫荡的环境中像个平静的港湾。
那天晚上，一切都很例外：由于缺东缺西，工作无法开展。房子在修，我不能住在指定给住院实习医生住的那一层。根据规章，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资格当护士。我刚开始写一篇精神病方面的论文。由于行政部门的差错，我被安排在大楼的另一侧，在五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个睡觉的地方有一张床、一个洗手间、一面镜子、一个用挂锁锁着的壁橱和一张破扶手椅。一个小孔朝着圣母院的塔楼。几只惊慌的鸽子在小房间上方的檐口“咕咕”地叫着。我照着镜子换衣，凝视着自己宽大的肩膀。费迪南喜欢咬我的肩膀，我的大腿强壮有力，小小的乳房哪怕在例假期间也鼓不起来，棕褐色的皮肤多少有点深，扁平的肚子永远不会怀孕，因为我被告知自己不能生育，生不了孩子。
我父亲是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人，母亲是列日的瓦隆人①。正如费迪南所说，我是热土的混合物，是一棵汲取地中海两岸力量的植物。我好像并不能缺乏魅力，但天天痛苦，美又有什么用呢？在镜子里，别人对我评头品足，我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及不及格。这一切以后都会发生变化的。虽然注重仪表，做体操，饮食要求很严，皮肤还是松弛了，肌肉下塌。颧骨突出、瘦骨嶙峋使我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给了我另一番景象。有几天，我的身体很让我讨厌，重得撑不起来，似乎很容易变质。我无力清理它、喂养它和保养它。有几天，男人的目光使我讨厌，像要吞噬我。费迪南要求我十全十美，我受够了。对他来说，我永远不够漂亮，而对我的同事来说，我又过于漂亮。他对我的要求我难以达到，同事们都批评我过于轻浮。但愿他深深地爱我，哪怕我不漂亮也爱我，不仅仅因为我漂亮才爱我！我要求有权在部分时间里漂亮，而有时又显得很平常，很一般。我有那么多女友，她们仅因重了几克便痛不欲生。事实上，我从童年时代就想当祖母，跳过中年这一段。我想倒过来从尾到头生活，在做事之前就知道事情的结果。为了免得作出选择，我渴望自己变老。
①列日：比利时城市。瓦隆地区为比利时南部的法语区。
夜晚漫长而单调，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地惊慌起来，企图自杀。我站在桥上，我得迎击暴风雨。法医急诊也在同一栋楼里，也归我管。来的主要是小偷、犯人，大多是马格里布①人或非洲人。犯人和看守来来往往，使这里活像个监狱。这时，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喜欢斯德岛②：圣母院、主宫医院和警察局在这小小狭长地带并排而立，把教士的长袍、医科学生和警棍联系了起来，这悲惨三部曲并没有因游客的无忧无虑而轻快。我不安地等候着陌生人的到来，尤其害怕那些充满进攻性的青少年。他们不是走进来而是摇摇摆摆地跌撞进来，好像突然出现在您眼前。我很害怕对那么多症状当场作出诊断，怕夸大小病，淡化大病。尽管穿着白大褂看起来挺威严，但我缺少权威。我很脆弱，或者说很温顺，我从来就没有掌握好过语气。礼貌要求我听病人陈述，迅速检查，然后根据他们的情况决定是留下他们还是把他们转送到别的治疗中心。我们只不过是一间分拣和分发办公室。我必须用一个本子把一切都记下来：我得像有经验的开业医生那样敏锐，像警方的报告那样无惰。我把五颜六色的小胶囊大把大把地从药柜里掏出来，像分糖一样分发，让他们平静下来。大部分病人身体并不虚弱，而是神经错乱，他们来是想通过诉说和安定药得到安慰。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时，把他们对我说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他们的悲惨故事甚至使我流泪。有些人自甘堕落，但大部分人来主宫医院是想摆脱自身。他们就像被囚禁的犯人一样，一出狱就重新堕落，因为他们害怕自由。有时，我感觉到一种明显的敌意，一种秘密的要求。有的人随时会掏出他们的那玩艺儿，得命令他们把它放回去。另一些人博得了我的同情：一个名叫安托万的流浪汉，父亲是外省破落的乡绅。他对我诉苦说，他既不爱红酒，也不爱啤酒，是喝茶和吃小糕点长大的。有地位的人嫌他太脏，流浪汉又嫌他太讲究，他觉得自已被别的乞丐抛弃了。
①马格里布：西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的总称。
②斯德岛；塞纳河中心的小岛，巴黎圣母院和巴黎警察局就设在那里。
我走了出去，不再跟这些摇摇晃晃、醉醺醺的人说话，好像与这些精神脆弱者接近，我自己也乱了套似的。我不是来治疗精神失常的，而是来证明自己理智脆弱的。当衰落成了准则，健康就变成不正常了。这是一个怪圈。护士们差不多每小时都到公共客厅来透气。我们被搁浅在桌边，精疲力竭。就像水手们在迎击新的风暴之前来喝上一杯一样，我们互相说些闲话。地铁每次轰鸣着经过，杯子都会颤抖起来。我用挑剔的目光盯着我夜间的同事们，那些住院和不住院的实习医生，苍白、消瘦，已头发稀疏或大腹便便。我乞求道：上帝啊，永远不要让我变得跟他们一样。我知道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在住院医生考试中我是最后几名之一，勉强拿到学位。他们没错：我讨厌医学。
时间应该差不多到午夜了：我们感到喘不过气来。我把一位老先生送到门口，他因精神压抑前来求诊。我喜欢老人，他们超脱肉体，庄重地与世界隔绝。那是些纯粹的火光，在那儿，精神压垮了肉体和感官。我很清楚地回想起那些情景：在候诊室里，有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她跌倒时露出了膝盖；一位碰了一鼻子灰的午夜美女，把极短的裙子拉得高高的；两个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的俄国叛节者；一个因胃病而来看病的年轻人。在角落里，有个可怜的穷人，戴着手铐，一个值班警察看守着他。他有这种本领：善于伪装。假如人们想看他的脸，他就呻吟起来，说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戴着我们这里骑自行车的人防汽车废气用的那种保护面罩，一顶穿了洞的羊毛无沿帽紧紧地扣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也许选择病人就像选择爱人一样，仅看模样。我想也不想，立即走向看守他的警察，露出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威严，对他说：“那个人由我来。”警察盯着我，如释重负：
“我先告诉您，他没有任何证件，记不起自己的名字。”
“很好，弄不清身份，健忘症。我来看。”
尽管我很自信，如果不是这时来了一辆小型卡车，很可能会发生争吵。这辆“萨缪”牌小卡车送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家伙，他在城堡中弹受伤，立即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在医院里，什么千奇百怪的人都能见到。许多人很感人，也有许多人很吓人，但我的这个病人却很奇特。他嘴里含着果壳，好像日本或韩国的骚乱者，遮住脸与警方对抗。他是科幻小说中的人物与中世纪乞丐杂交的产物，穷汉和任自己死在害虫当中的臭烘烘的大人物往往就是这副样子，他穿着鹿皮鞋，没穿袜子，长裤污迹斑斑，衬衣已被撕烂，露出被太阳晒红的皮肤，瘦弱的身体皮包骨头。收容队是在圣路易岛河边的一张长凳上发现他的，当时他正在一群流浪汉和地下情人当中。他被带来之前曾进行反抗，警察因为他可怕的叫喊才没有扯去他的面具。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马蒂尔德·阿亚基医生），让人给他打开手铐，并向他保证说，我们将尊重他的意愿。眼下，我们要把他弄干净，给他看病，晚上对他进行观察。我迅速给他号了脉，量了血压。他向我抬起两只无神的眼睛，茫然若失，就像被香烟烧出的两个洞。我不知道明天怎样向同事们解释是怎样收他入院。这会儿，心理治疗已经结束，征得监护人的同意之后，我让他在内科作了登记。秘书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皮肤已晒成古铜色，双手戴满戒指和手镯：她坐在小窗后面，露出灿烂的微笑，显示出一副富贵的样子，让人想起另一个比这个贫穷、痛苦的世界更美的世界。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王后，君临着一群被罚下地狱的人。在这个冰冷的背景下，她是一个仁慈的小偶像，令人耳目一新。当大家都在这儿全心全意地工作时，我却三心两意。我为此感到羞耻。我从这个年轻女人的脸上找到了好好工作的理由。但她看见我的顾客时，却嘀咕道：“你今晚的猎物有点发臭了。”这话使我有点不悦。
这个男人不置可否，一言不发地让人把他一直带到房间里。我们给他检查、洗澡、更衣。一小时后，我关着门，在一个隔离室里询问他。他一脸沮丧的样子，低垂着头。我问了他好多遍为什么要遮住脸，是不是要遮住某个伤疤、某种缺陷，但什么也问不出来。
“先生，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一言不发。假如您想跟我说话，请告诉护士，她会通知我，在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我整个晚上随叫随到。”
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我对自己的殷勤感到后悔。他的这种装扮显得有点可怜：一个惶恐不安的面具使本来多变的面容只剩下一种表情。我忘了是什么驱使我对这个举止可笑的人产生兴趣的。我在留给白班的病历上给他编造了一种病，但愿不会有哪个吹毛求疵的医生让我作出解释。
我精疲力竭，这场失败又使我厌恶起这个职业来。我走到花园的水池边，喝一杯热乎乎的咖啡。一只失眠的麻雀前来喝水，用尖尖的嘴啄着喷泉的水柱。在这个惩罚人的小岛上，这是惟一安静的地方。夜里很热，我们好像在暖房里烘烤一样。一丝清风挤进这闷热之处，其黑色的巨翼紧紧地搂着医院，既保护您，又惩罚您。墙后是巴黎和自由。那是周五的夜晚，我听见车辆在低声轰鸣。音乐在颤抖，小伙子们在求欢，年轻的姑娘们也同样。为了能和他们在一起，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我又感到自已被那种可怕的东西所融化。三天来，它一直没离开过我。人们告诉我，疯子们一穿上化学紧身衣就再也不会大喊大叫了。但我想起了我在M医院实习的前几天，想起了那个公园，公园里到处都是在矮树林中和长凳上私通的男女。我想起了面对这种混乱所产生的恐惧：爱神与精神错乱者并行。我仿佛又看到了在S的那个孤独者，他在咬自己的手指；看到了被安定片弄得委靡不振、头朝下栽倒在地，以便了结生命的那些幽灵。我又想起了一个哲学教授过去曾向我引述的切斯特顿①的一句话：“疯子是那些除了理智什么都已失去的人。”
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
不一会儿，我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回到房间。我没脱衣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我面前，有一个床垫浮在游泳池边，费迪南在床垫上和一个肤色很白的女人在做爱。那个女人穿着黑色的长袜和后跟尖尖的鞋子。他在她耳边低声说着他跟我重复了几个月的下流话。那个陌生女人喊着他的名字，在他身子底下缩成一团。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孔。我两腿之间一阵热。想到我的情人在干这个婊子，我兴奋极了，一阵快感使我醒了过来。但这是一种仇恨的快感，带有一种想杀死费迪南的意愿。我浑身是汗，在床上站起来，热得身上黏乎乎的，心怦怦直跳，我湿透了，肚子像个五味瓶在翻腾，费迪南甚至不在场接瓶里的东西。他不但要让我发疯，而且要控制我的睡眠，与我一道憎恶我自己。
我下了床，想喝杯水。我脱掉白大褂和裙子。这时是凌晨3点，月亮在哥特式建筑上投下阴影。房间里黑乎乎的。我把观察孔开得大大的，希望能透进来一丝凉风。我觉得很不舒服，感到整个建筑都很压抑，石头的外墙把我紧锁其中。甚至在这远离急诊室的地方，我也觉得悲哀和疯话就像鼻涕一样黏在墙上，破坏了气氛。
马路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从高高的房间里听到下面有几拨人数不多的年轻人在唱歌和欢笑。他们离我并不遥远。几年的学习使我在这个充满忧虑和不安的世界中蹒跚不稳。巴黎沉睡在圣母院的影子里，在它冰冷而宏伟的建筑中冻僵了。我觉得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大脑，其数百万细胞日夜辐射，潮涨潮落，宁静和骚动相继而来。但我再也没有这种让人激动的精神，我只不过是一个妒嫉心强的女人。蠢得很，因为妒嫉是最让人痛苦、最平庸的缺点。我恨自己平庸得跟众人一样。
我刷着牙。霓虹灯在低沉地“嗡嗡”响着。这时，我相信看见有人出现在我门前。有个人站在走廊里。那个阴暗的通道黄得像尿一样。我吓得发抖，本能地寻找我的白大褂。我还没穿上，门就被推开了一点。我忘了关门。一个身影出现在走廊半明半暗的阴影中。我来不及害怕，马上就认出了他。他慢慢地推开门。望着在绞链上轻轻摆动的门，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站在那里，垂着双臂，像个可笑的幽灵。他穿着公共救济事业局借给他的白睡衣，戴着那顶风帽似的东西。我穿好衣服，向他走去。
“您怎么敢到这里来？”
“您想要我干什么？”
他的沉默使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您不回答，我就开灯叫人了。”
“别！”
他说“别”这个字的语气几乎带有威胁性。我一边盯着这个擅自闯进门来的人，一边试图用右手去抓我放在床上的对讲机：
“我要喊了，护士会来让您打消在医院里夜游的念头的。”
他向我伸出一只胳膊，做了一个请求的动作：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房间，又是怎样避人耳目出来的？”
“我只不过取下了面具和帽子。谁都认不出我的脸。我什么都不戴就谁都认不出我了。负责看门的女护士到平台上去灭烟了。我跟在她后面溜了进来。”
他轻轻地笑起来，好像哮喘一般，身子也跟着抖动起来。他的声音有点走调。
“我在医院里到处找您。我发现您坐在花园里。我跟您一直跟到这里。我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我甚至轻轻地敲您的门。由于您没有回答，我便推开了门。”
直到这时，我才出了一身冷汗。一个病人能躲过监视系统，如此走来走去，我感到太惊讶了。
“为什么不按常规按门铃？”
“谁也不能知道我跟您说过话。”
我试图重新克制住自己，减慢心跳。我的心像一颗卵石，都涌上喉咙了。
“我想……我想吐露一个秘密……”
“一个巨大的秘密，毫无疑问。不能等到明天吗？”
我后悔自己咄咄逼人，这暴露出自己的恐惧。
“假如我拒绝呢？”
“您不是值班吗？”
他提高了声调：
“人们不是付钱给您，让您听他们说话吗？”
这话像是工会会员说的。我笑了。来访者像是被自己的粗暴吓坏了，态度赶紧软下来。
“您把我骗到了急诊室。现在，您不再对我感兴趣啦！”
他的声音使我感到很刺耳，我讨厌这种做作。
“您把我收了下来，却又不认识我。现在轮到我选择您了。我选择您是因为我感到您是一个受伤的女人。”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腔调。我讨厌病人反客为主。
“您很迷人，但也很伤人。男人接近您时会感到心神不安。不过，在您的傲慢后面，有一种缺陷。”
我在床上坐下，灰心丧气。谈话还没开始，我就精疲力竭了。我要花几个小时才能恢复过来。我重复道：“别刁钻古怪，听话点就行了。3小时后您就可以走了。”
“我说的没错，是吗？”
这个小小的饶舌者向我俯下身来，我们差点相碰。一时间，我以为他要对我说：
“您占了一个比您更优秀的人的位置。”
有的弱者能发现您本身的弱点。他就有这种敏锐。我嘀咕道：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怎么样这不重要。”
我慌乱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到办公室去好吗？”我祈求他。
“千万别。别人会看见我们的。求您了，让我们呆在这里吧！”
心理医生服从于谨慎和保持距离这双重原则，既不该与病人来往，也不该对他们讲述的故事深信不疑。而我却恰恰相反，违反了所有的原则。假如这小丑做出什么事来，谁也不会帮我的。我暗暗地估摸着他的力气：这是个瘦弱矮小的家伙，差不多跟我一般高，我稍微一推就能推他个四脚朝天。再说，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这种夜间闯入使我吃惊。假如他失去理智，他至少不会像别人那样胡来。一个冒这种危险来说话的人应该有真正的动机。不管怎样，我现在再也无法睡觉了。
“有没有什么喝的东西？我渴死了。”
我用一个塑料大口杯在水龙头底下接满一杯水递给他，梦想在里面加一大把安定剂弄晕他。他转过身，掀起他的口罩喝水，并擦了擦布做的面具，好像那是他的皮肤似的。他的指甲尖碰在面具壳上发出树皮似的响声。我发觉他身上的体味很重，一种刺鼻、苦涩的味道：他也害怕我。我心生恶意，想利用这一点。我抓住他的胳膊，他的骨头软软的，又细又小。我很想揍他，对他吼：“滚，到别的地方去啰唆。”但我强忍住自己。有些人会求救，因为软弱。此人模样衰老，身上皱巴巴的，我感到很不快。我一定显得很可笑，半袒着胸，正摇晃着这个穿着睡衣的幽灵。他顺从而悲哀地说：
“我求您了，听我说，只有您能理解我！”
哦，这小坏蛋！我一时竟以为他要装哭。我把他扔在扶手椅里，他缩成一团，上气不接下气。我的粗鲁使他大为震惊。我失败了。我重新把门关上，坐在床上。房间很小。狭小的空间很适合制服他人，强迫别人集中注意力：在那儿无法躲避别人。我想开灯被他制止了。
他开始讲述他的故事。面具挡住了他的声音，他得使劲说，让声音像拄着拐杖一样爬上来，否则对方就听不到。我不喜欢他的装束。他独自望着我。谁也不会从门口进来。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和身份。他不时抓住我的手，紧握着，尽管我感到非常厌恶。那不是亲密的表示，而是要团结起来与您一道经受考验，得到安慰。我们进入了他的故事。这种压力是他给我的补药，以便阅尽他的经历。讲了汽车在山中抛锚随后得救之后，他接着说：
①巴黎的四个火车站之一。
医院马上又引起我的恐惧。无论是壮观的大门，还是带法式花园的美丽庭院，都无法消除那无处不在的病态。这宏伟的建筑看起来像兵营和修道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庄严，使我感到不寒而栗。在辉煌的圣母院边上，主宫医院就像一座寒酸的哥特式建筑，如磁铁一样，把所有被社会排斥的人都吸引到自己身边。要对抗这不幸的地方，必须具有我所不具备的一种活力。我惊恐万状，似乎看到了渗透着痛苦的墙、病人在那儿呻吟的床和外科医生可怕的器械：锯子、钳子、解剖刀——所有那些杀人的刀剪。死神在那儿游荡，因人们想驱逐它而显得更有讥刺意味。它嘲笑那些刀剪的本领，按约定的时间前来一个个地收拾。
为了向您解释我在这期间的虚弱，请这样设想：我不单没有费迪南在身边，而且在一个被抛弃的城市中游荡。当整个法国都在欢度假期的时候，这个城市却有大批麻木不仁的外国人、热得发神经病的可怜虫和在太阳底下烤灼的流浪汉。我将独自与那些求诊的灾民呆在一起，他们受到了忧郁与谵妄的攻击。在别人玩的时候工作，在大多数人工作的时候旅行。就因为这种与众不同，我决定留在这里过圣母升天节。我享受这种不合时宜的欢乐，并向亲友炫耀。事实上，我会不顾一切地与别人到沙滩上去。由于缺钱，我自愿在8月15日照看病人。我是住院实习医生，26岁就开始学精神病专业。而且，假期使我感到不安：中断正常的日程宛如挖空时间的内容，使之变成废物。我事先就害怕起这三个不眠之夜来。当城市挤满人群的时候，别人至少可以证明您的存在。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出现，我的家人生活在国外。我将在夏日周末的晚上早早熄灯。
急诊的惟一乐趣，是在医院这个大王国里建立一个小自治国。在那里，您自己当主人，虽然也需汇报，但很间接。至少我将避开重伤者、撕裂的身体、脓和血。我的领域，是精神衰弱，也许很可怕，但很干净，光滑得就像颅中的大脑。男人们和女人们在我耳边倾吐他们小小的不幸，而我要装出对此很感兴趣的样子。然而，这种安慰是骗人的：不是我耸人听闻，经过这种安慰，精神病只会变得更严重。我面对着它，就像一个站在悬崖上的散步者。其实，我对医科丝毫不感兴趣：我学了7年，才明白这并不是我走的路。没有任何道路吸引我。我从事这一职业是不是为什么东西赎罪？我的日子过得平淡无奇，就像事先都安排好似的。
我早就痛恨这种生命，不是因为它有限，而是因为它可以预见。我抓紧口袋里的一本路易丝·拉贝①的诗集和几盒从不离身的巴赫的录音带。在我所工作的医疗中心，人们把我叫做“随身听”，我走路时耳朵里总塞着小耳塞。在诊所或门诊室听让-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在世界与个人之间插入一个绝妙的盾牌，是从天堂高处看地狱。我放着音乐，某种神圣的东西吸引着我。巴赫是惟一认真证明上帝存在的人。这话是谁说的？
①路易丝·拉贝（1524-1566）：法国著名女诗人。
我被介绍给各位同事，我将与他们一同承担照看任务：一个脸颊又红又圆像个小男孩似的心脏病科医生，一个妆化得很重的红发女麻醉师，一个又高又瘦的眼科医生，一个已经秃顶的外科医生，还有一个长得像童男一样的指导神甫，他似乎老是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我一点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我从不喜欢这一大群医生和护士，竞争和面对病人的优势使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当医生不是为了减轻别人的痛苦，而是为了完全合法地虐待病人，因其体质衰弱而惩罚他们。守护室的气氛、某些医生因死神临近而产生的淫乱使我大惊失色。我一点也不想知道度假回来的女护士们放荡的秘密，也不想知道利用夜晚在此进行的愚蠢的阴谋。这些人我早就看不起他们，怕他们以为我无能。蔑视是因为担心不如别人，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将一连三晚连续体验一种问样的烦恼：面对别人的不幸而产生的不光彩的烦恼。我完全上了这些我根本无法理解的问题的当。我想把我的人际关系减到最低程度，愿人们给我以宁静，让我的生活能在这普遍淫荡的环境中像个平静的港湾。
那天晚上，一切都很例外：由于缺东缺西，工作无法开展。房子在修，我不能住在指定给住院实习医生住的那一层。根据规章，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资格当护士。我刚开始写一篇精神病方面的论文。由于行政部门的差错，我被安排在大楼的另一侧，在五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个睡觉的地方有一张床、一个洗手间、一面镜子、一个用挂锁锁着的壁橱和一张破扶手椅。一个小孔朝着圣母院的塔楼。几只惊慌的鸽子在小房间上方的檐口“咕咕”地叫着。我照着镜子换衣，凝视着自己宽大的肩膀。费迪南喜欢咬我的肩膀，我的大腿强壮有力，小小的乳房哪怕在例假期间也鼓不起来，棕褐色的皮肤多少有点深，扁平的肚子永远不会怀孕，因为我被告知自己不能生育，生不了孩子。
我父亲是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人，母亲是列日的瓦隆人①。正如费迪南所说，我是热土的混合物，是一棵汲取地中海两岸力量的植物。我好像并不能缺乏魅力，但天天痛苦，美又有什么用呢？在镜子里，别人对我评头品足，我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及不及格。这一切以后都会发生变化的。虽然注重仪表，做体操，饮食要求很严，皮肤还是松弛了，肌肉下塌。颧骨突出、瘦骨嶙峋使我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给了我另一番景象。有几天，我的身体很让我讨厌，重得撑不起来，似乎很容易变质。我无力清理它、喂养它和保养它。有几天，男人的目光使我讨厌，像要吞噬我。费迪南要求我十全十美，我受够了。对他来说，我永远不够漂亮，而对我的同事来说，我又过于漂亮。他对我的要求我难以达到，同事们都批评我过于轻浮。但愿他深深地爱我，哪怕我不漂亮也爱我，不仅仅因为我漂亮才爱我！我要求有权在部分时间里漂亮，而有时又显得很平常，很一般。我有那么多女友，她们仅因重了几克便痛不欲生。事实上，我从童年时代就想当祖母，跳过中年这一段。我想倒过来从尾到头生活，在做事之前就知道事情的结果。为了免得作出选择，我渴望自己变老。
①列日：比利时城市。瓦隆地区为比利时南部的法语区。
夜晚漫长而单调，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地惊慌起来，企图自杀。我站在桥上，我得迎击暴风雨。法医急诊也在同一栋楼里，也归我管。来的主要是小偷、犯人，大多是马格里布①人或非洲人。犯人和看守来来往往，使这里活像个监狱。这时，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喜欢斯德岛②：圣母院、主宫医院和警察局在这小小狭长地带并排而立，把教士的长袍、医科学生和警棍联系了起来，这悲惨三部曲并没有因游客的无忧无虑而轻快。我不安地等候着陌生人的到来，尤其害怕那些充满进攻性的青少年。他们不是走进来而是摇摇摆摆地跌撞进来，好像突然出现在您眼前。我很害怕对那么多症状当场作出诊断，怕夸大小病，淡化大病。尽管穿着白大褂看起来挺威严，但我缺少权威。我很脆弱，或者说很温顺，我从来就没有掌握好过语气。礼貌要求我听病人陈述，迅速检查，然后根据他们的情况决定是留下他们还是把他们转送到别的治疗中心。我们只不过是一间分拣和分发办公室。我必须用一个本子把一切都记下来：我得像有经验的开业医生那样敏锐，像警方的报告那样无惰。我把五颜六色的小胶囊大把大把地从药柜里掏出来，像分糖一样分发，让他们平静下来。大部分病人身体并不虚弱，而是神经错乱，他们来是想通过诉说和安定药得到安慰。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时，把他们对我说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他们的悲惨故事甚至使我流泪。有些人自甘堕落，但大部分人来主宫医院是想摆脱自身。他们就像被囚禁的犯人一样，一出狱就重新堕落，因为他们害怕自由。有时，我感觉到一种明显的敌意，一种秘密的要求。有的人随时会掏出他们的那玩艺儿，得命令他们把它放回去。另一些人博得了我的同情：一个名叫安托万的流浪汉，父亲是外省破落的乡绅。他对我诉苦说，他既不爱红酒，也不爱啤酒，是喝茶和吃小糕点长大的。有地位的人嫌他太脏，流浪汉又嫌他太讲究，他觉得自已被别的乞丐抛弃了。
①马格里布：西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的总称。
②斯德岛；塞纳河中心的小岛，巴黎圣母院和巴黎警察局就设在那里。
我走了出去，不再跟这些摇摇晃晃、醉醺醺的人说话，好像与这些精神脆弱者接近，我自己也乱了套似的。我不是来治疗精神失常的，而是来证明自己理智脆弱的。当衰落成了准则，健康就变成不正常了。这是一个怪圈。护士们差不多每小时都到公共客厅来透气。我们被搁浅在桌边，精疲力竭。就像水手们在迎击新的风暴之前来喝上一杯一样，我们互相说些闲话。地铁每次轰鸣着经过，杯子都会颤抖起来。我用挑剔的目光盯着我夜间的同事们，那些住院和不住院的实习医生，苍白、消瘦，已头发稀疏或大腹便便。我乞求道：上帝啊，永远不要让我变得跟他们一样。我知道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在住院医生考试中我是最后几名之一，勉强拿到学位。他们没错：我讨厌医学。
时间应该差不多到午夜了：我们感到喘不过气来。我把一位老先生送到门口，他因精神压抑前来求诊。我喜欢老人，他们超脱肉体，庄重地与世界隔绝。那是些纯粹的火光，在那儿，精神压垮了肉体和感官。我很清楚地回想起那些情景：在候诊室里，有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她跌倒时露出了膝盖；一位碰了一鼻子灰的午夜美女，把极短的裙子拉得高高的；两个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的俄国叛节者；一个因胃病而来看病的年轻人。在角落里，有个可怜的穷人，戴着手铐，一个值班警察看守着他。他有这种本领：善于伪装。假如人们想看他的脸，他就呻吟起来，说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戴着我们这里骑自行车的人防汽车废气用的那种保护面罩，一顶穿了洞的羊毛无沿帽紧紧地扣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也许选择病人就像选择爱人一样，仅看模样。我想也不想，立即走向看守他的警察，露出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威严，对他说：“那个人由我来。”警察盯着我，如释重负：
“我先告诉您，他没有任何证件，记不起自己的名字。”
“很好，弄不清身份，健忘症。我来看。”
尽管我很自信，如果不是这时来了一辆小型卡车，很可能会发生争吵。这辆“萨缪”牌小卡车送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家伙，他在城堡中弹受伤，立即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在医院里，什么千奇百怪的人都能见到。许多人很感人，也有许多人很吓人，但我的这个病人却很奇特。他嘴里含着果壳，好像日本或韩国的骚乱者，遮住脸与警方对抗。他是科幻小说中的人物与中世纪乞丐杂交的产物，穷汉和任自己死在害虫当中的臭烘烘的大人物往往就是这副样子，他穿着鹿皮鞋，没穿袜子，长裤污迹斑斑，衬衣已被撕烂，露出被太阳晒红的皮肤，瘦弱的身体皮包骨头。收容队是在圣路易岛河边的一张长凳上发现他的，当时他正在一群流浪汉和地下情人当中。他被带来之前曾进行反抗，警察因为他可怕的叫喊才没有扯去他的面具。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马蒂尔德·阿亚基医生），让人给他打开手铐，并向他保证说，我们将尊重他的意愿。眼下，我们要把他弄干净，给他看病，晚上对他进行观察。我迅速给他号了脉，量了血压。他向我抬起两只无神的眼睛，茫然若失，就像被香烟烧出的两个洞。我不知道明天怎样向同事们解释是怎样收他入院。这会儿，心理治疗已经结束，征得监护人的同意之后，我让他在内科作了登记。秘书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皮肤已晒成古铜色，双手戴满戒指和手镯：她坐在小窗后面，露出灿烂的微笑，显示出一副富贵的样子，让人想起另一个比这个贫穷、痛苦的世界更美的世界。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王后，君临着一群被罚下地狱的人。在这个冰冷的背景下，她是一个仁慈的小偶像，令人耳目一新。当大家都在这儿全心全意地工作时，我却三心两意。我为此感到羞耻。我从这个年轻女人的脸上找到了好好工作的理由。但她看见我的顾客时，却嘀咕道：“你今晚的猎物有点发臭了。”这话使我有点不悦。
这个男人不置可否，一言不发地让人把他一直带到房间里。我们给他检查、洗澡、更衣。一小时后，我关着门，在一个隔离室里询问他。他一脸沮丧的样子，低垂着头。我问了他好多遍为什么要遮住脸，是不是要遮住某个伤疤、某种缺陷，但什么也问不出来。
“先生，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一言不发。假如您想跟我说话，请告诉护士，她会通知我，在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我整个晚上随叫随到。”
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我对自己的殷勤感到后悔。他的这种装扮显得有点可怜：一个惶恐不安的面具使本来多变的面容只剩下一种表情。我忘了是什么驱使我对这个举止可笑的人产生兴趣的。我在留给白班的病历上给他编造了一种病，但愿不会有哪个吹毛求疵的医生让我作出解释。
我精疲力竭，这场失败又使我厌恶起这个职业来。我走到花园的水池边，喝一杯热乎乎的咖啡。一只失眠的麻雀前来喝水，用尖尖的嘴啄着喷泉的水柱。在这个惩罚人的小岛上，这是惟一安静的地方。夜里很热，我们好像在暖房里烘烤一样。一丝清风挤进这闷热之处，其黑色的巨翼紧紧地搂着医院，既保护您，又惩罚您。墙后是巴黎和自由。那是周五的夜晚，我听见车辆在低声轰鸣。音乐在颤抖，小伙子们在求欢，年轻的姑娘们也同样。为了能和他们在一起，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我又感到自已被那种可怕的东西所融化。三天来，它一直没离开过我。人们告诉我，疯子们一穿上化学紧身衣就再也不会大喊大叫了。但我想起了我在M医院实习的前几天，想起了那个公园，公园里到处都是在矮树林中和长凳上私通的男女。我想起了面对这种混乱所产生的恐惧：爱神与精神错乱者并行。我仿佛又看到了在S的那个孤独者，他在咬自己的手指；看到了被安定片弄得委靡不振、头朝下栽倒在地，以便了结生命的那些幽灵。我又想起了一个哲学教授过去曾向我引述的切斯特顿①的一句话：“疯子是那些除了理智什么都已失去的人。”
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
不一会儿，我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回到房间。我没脱衣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我面前，有一个床垫浮在游泳池边，费迪南在床垫上和一个肤色很白的女人在做爱。那个女人穿着黑色的长袜和后跟尖尖的鞋子。他在她耳边低声说着他跟我重复了几个月的下流话。那个陌生女人喊着他的名字，在他身子底下缩成一团。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孔。我两腿之间一阵热。想到我的情人在干这个婊子，我兴奋极了，一阵快感使我醒了过来。但这是一种仇恨的快感，带有一种想杀死费迪南的意愿。我浑身是汗，在床上站起来，热得身上黏乎乎的，心怦怦直跳，我湿透了，肚子像个五味瓶在翻腾，费迪南甚至不在场接瓶里的东西。他不但要让我发疯，而且要控制我的睡眠，与我一道憎恶我自己。
我下了床，想喝杯水。我脱掉白大褂和裙子。这时是凌晨3点，月亮在哥特式建筑上投下阴影。房间里黑乎乎的。我把观察孔开得大大的，希望能透进来一丝凉风。我觉得很不舒服，感到整个建筑都很压抑，石头的外墙把我紧锁其中。甚至在这远离急诊室的地方，我也觉得悲哀和疯话就像鼻涕一样黏在墙上，破坏了气氛。
马路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从高高的房间里听到下面有几拨人数不多的年轻人在唱歌和欢笑。他们离我并不遥远。几年的学习使我在这个充满忧虑和不安的世界中蹒跚不稳。巴黎沉睡在圣母院的影子里，在它冰冷而宏伟的建筑中冻僵了。我觉得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大脑，其数百万细胞日夜辐射，潮涨潮落，宁静和骚动相继而来。但我再也没有这种让人激动的精神，我只不过是一个妒嫉心强的女人。蠢得很，因为妒嫉是最让人痛苦、最平庸的缺点。我恨自己平庸得跟众人一样。
我刷着牙。霓虹灯在低沉地“嗡嗡”响着。这时，我相信看见有人出现在我门前。有个人站在走廊里。那个阴暗的通道黄得像尿一样。我吓得发抖，本能地寻找我的白大褂。我还没穿上，门就被推开了一点。我忘了关门。一个身影出现在走廊半明半暗的阴影中。我来不及害怕，马上就认出了他。他慢慢地推开门。望着在绞链上轻轻摆动的门，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站在那里，垂着双臂，像个可笑的幽灵。他穿着公共救济事业局借给他的白睡衣，戴着那顶风帽似的东西。我穿好衣服，向他走去。
“您怎么敢到这里来？”
“您想要我干什么？”
他的沉默使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您不回答，我就开灯叫人了。”
“别！”
他说“别”这个字的语气几乎带有威胁性。我一边盯着这个擅自闯进门来的人，一边试图用右手去抓我放在床上的对讲机：
“我要喊了，护士会来让您打消在医院里夜游的念头的。”
他向我伸出一只胳膊，做了一个请求的动作：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房间，又是怎样避人耳目出来的？”
“我只不过取下了面具和帽子。谁都认不出我的脸。我什么都不戴就谁都认不出我了。负责看门的女护士到平台上去灭烟了。我跟在她后面溜了进来。”
他轻轻地笑起来，好像哮喘一般，身子也跟着抖动起来。他的声音有点走调。
“我在医院里到处找您。我发现您坐在花园里。我跟您一直跟到这里。我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我甚至轻轻地敲您的门。由于您没有回答，我便推开了门。”
直到这时，我才出了一身冷汗。一个病人能躲过监视系统，如此走来走去，我感到太惊讶了。
“为什么不按常规按门铃？”
“谁也不能知道我跟您说过话。”
我试图重新克制住自己，减慢心跳。我的心像一颗卵石，都涌上喉咙了。
“我想……我想吐露一个秘密……”
“一个巨大的秘密，毫无疑问。不能等到明天吗？”
我后悔自己咄咄逼人，这暴露出自己的恐惧。
“假如我拒绝呢？”
“您不是值班吗？”
他提高了声调：
“人们不是付钱给您，让您听他们说话吗？”
这话像是工会会员说的。我笑了。来访者像是被自己的粗暴吓坏了，态度赶紧软下来。
“您把我骗到了急诊室。现在，您不再对我感兴趣啦！”
他的声音使我感到很刺耳，我讨厌这种做作。
“您把我收了下来，却又不认识我。现在轮到我选择您了。我选择您是因为我感到您是一个受伤的女人。”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腔调。我讨厌病人反客为主。
“您很迷人，但也很伤人。男人接近您时会感到心神不安。不过，在您的傲慢后面，有一种缺陷。”
我在床上坐下，灰心丧气。谈话还没开始，我就精疲力竭了。我要花几个小时才能恢复过来。我重复道：“别刁钻古怪，听话点就行了。3小时后您就可以走了。”
“我说的没错，是吗？”
这个小小的饶舌者向我俯下身来，我们差点相碰。一时间，我以为他要对我说：
“您占了一个比您更优秀的人的位置。”
有的弱者能发现您本身的弱点。他就有这种敏锐。我嘀咕道：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怎么样这不重要。”
我慌乱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到办公室去好吗？”我祈求他。
“千万别。别人会看见我们的。求您了，让我们呆在这里吧！”
心理医生服从于谨慎和保持距离这双重原则，既不该与病人来往，也不该对他们讲述的故事深信不疑。而我却恰恰相反，违反了所有的原则。假如这小丑做出什么事来，谁也不会帮我的。我暗暗地估摸着他的力气：这是个瘦弱矮小的家伙，差不多跟我一般高，我稍微一推就能推他个四脚朝天。再说，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这种夜间闯入使我吃惊。假如他失去理智，他至少不会像别人那样胡来。一个冒这种危险来说话的人应该有真正的动机。不管怎样，我现在再也无法睡觉了。
“有没有什么喝的东西？我渴死了。”
我用一个塑料大口杯在水龙头底下接满一杯水递给他，梦想在里面加一大把安定剂弄晕他。他转过身，掀起他的口罩喝水，并擦了擦布做的面具，好像那是他的皮肤似的。他的指甲尖碰在面具壳上发出树皮似的响声。我发觉他身上的体味很重，一种刺鼻、苦涩的味道：他也害怕我。我心生恶意，想利用这一点。我抓住他的胳膊，他的骨头软软的，又细又小。我很想揍他，对他吼：“滚，到别的地方去啰唆。”但我强忍住自己。有些人会求救，因为软弱。此人模样衰老，身上皱巴巴的，我感到很不快。我一定显得很可笑，半袒着胸，正摇晃着这个穿着睡衣的幽灵。他顺从而悲哀地说：
“我求您了，听我说，只有您能理解我！”
哦，这小坏蛋！我一时竟以为他要装哭。我把他扔在扶手椅里，他缩成一团，上气不接下气。我的粗鲁使他大为震惊。我失败了。我重新把门关上，坐在床上。房间很小。狭小的空间很适合制服他人，强迫别人集中注意力：在那儿无法躲避别人。我想开灯被他制止了。
他开始讲述他的故事。面具挡住了他的声音，他得使劲说，让声音像拄着拐杖一样爬上来，否则对方就听不到。我不喜欢他的装束。他独自望着我。谁也不会从门口进来。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和身份。他不时抓住我的手，紧握着，尽管我感到非常厌恶。那不是亲密的表示，而是要团结起来与您一道经受考验，得到安慰。我们进入了他的故事。这种压力是他给我的补药，以便阅尽他的经历。讲了汽车在山中抛锚随后得救之后，他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