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我向一个富有的女人做了坦白。事情的发展是一系列奇特的巧合。她遇见了我，正当我破门进入温斯洛·荷马家的农舍时。这一家人雇了我来做一些油漆活儿。我把房门的钥匙放错了地方，于是就撬一个走廊的门儿。这时，她来了，穿过灌木丛，像是一个入侵的后卫。“我正在找一个男人来修理我的窗户！”她喘着气说。她正在费力地呼吸着，而且站立的两脚分开很远。
我问她的窗户哪里坏了，于是她说有些窗户无法合拢，而有些窗户虽然可以合拢，可是无法紧闭，她并不认为修理这些窗户将是一份繁重的工作。我以前听说过这种事情，在缅因州海岸上，大多数这样的老朽木料和木瓦农舍在表面以下已经破碎了，被北大西洋数十年的冬天搞得一团狼藉。你准备着手为房檐下的一个短木板快速地涂上一层油漆。你爬到了那里，却发现木板松动了。你把它抽下来，但是房顶木橡的末端破碎得像块旧纸。于是你就得重新修建这个房子，并且设法用一年来晒黑的皮肤对某个人解释为什么一个50美元的工作却要耗费几千美元。我一上来就和她谈价钱。因为我已经懂得，许多富有的人们仍然相信，只有他们的医生、律师和会计才值得领取一份不菲的报酬。“我每小时收取50美元。”我告诉她。
“那好吧。”她说道。
“噢，我会来看一看。”我说。
这天的傍晚，我跟着她穿过了葡萄藤架。她快步如飞，穿着多层的白色衣服，并且头戴一个白色的丝带围巾。围巾包住了她那凌乱的银色头发，这使她的样子像是一个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漫无生活目标的妇女。
那是早春。然而她房子里的长沙发依然铺着一层白色的床单，就像画布一样。房子很大，有着美丽的橡树木和胡桃树木制成的木料墙壁、石头的壁炉以及盖了印戳的锡制天花板。在可爱的顶底窗户所反射的灿烂阳光中，每个物体都熠熠闪光。自从我以油漆工的身份谋生以来，我曾经到过许多这样的农舍。这个富有的女人雇佣我是因为我能做一手好活儿，能够尽心来打磨掉所有的老漆，并且因为我在工作之后随手收拾整理，而且不会随身携带一个咯咯作响的箱子。
通常，我不愿和那些到乡下避暑的有钱人说更多的话。因为在回到圣·路易斯或芝加哥的家中后，这很容易听到自己成为一个鸡尾酒宴上被说起的人物。“噢，我在缅因州认识了这个木匠，他的手艺绝顶优秀。”但是这一次却有所不同。她告诉我她碰巧看到我的四个小孩子从附近走过，我让他们每个人轮流油刷荷马家的农舍。“我立即看出他们是四个幸福的孩子。”她说。这话使我感到极为舒服，后来我就解释我是如何教会自己在抬起眼睛时去观察他们。我说，就在头一天的晚上，我们都赶着去参加一个五年级的音乐会。吃过晚饭后，我在厨房听着广播新闻的节奏，用海棉和毛巾收拾着碗盘，一时兴起跳起了小小的夜晚舞蹈——如果新闻特别糟糕，我就刷洗锅的铜底儿——这时，我顺眼看向了隔间，望见我那美好和神奇的世界。那里有我们三岁大的小孩子，她穿着狮王牌的小内衣，白色毛绒绒的袜子以及黑色的专利皮鞋。当她将手臂伸高，从而让其十岁大的姐姐能够将黑白相间的海员服套过她的头时，她的肋骨露了出来（保持静止，卡勒！），此时她的九岁大的姐姐正将粉红色的丝带系在她的辫子上（不要上下跳动，卡勒！），并且她的七岁大的哥哥将胶布贴在她的膝盖上，这是因为她整天试看去骑一辆双轮车的结果（不要移动，卡勒！）。
“这使我记起他们装饰圣诞树的情景。”我告诉她，“那就在你的面前，那就是你为什么拼命工作的原因，也是你生存的原因所在。我碰巧在最佳的时刻抬头看见了，否则我将错过这个场面。”刚开始，我的小故事好像并不吸引她，她仍旧头也不回地走在我的前面。但是到了楼梯口时，她停了下来，把脸扭向我，并且告诉我说我是个幸运的人。她自己的父亲曾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但是他从没有耐心来教她如何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感到无人帮助，”她说着，没有丝毫的自怜，“甚至不能闭紧我自己的窗户。”
头两天，我在她的屋内单独工作，而她就消失在她生活的其余部分中了。我无法阻止自己来窥视周围的这些迷人的农舍，并且试着设想富有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景象。你可以看到来自高尔夫球和网球锦标赛的奖品；你可以看到一个装有铃档和电线的小玻璃板，它曾经用来召集雇佣的帮手前往不同的房问；你也可以看到一台老式的振荡仪，人们过去用它来减肥。在她家的房间中走过，不需要太长时间你就可以看出这曾经是她父亲的房子，可以看出他曾用铁腕来操纵这里的一切。在不同的房间都有他的画像。画像上的他站在远方，双目凝视。他的女儿精心地保存了他的书屋和他的工作台，以致于使我想起了马路对过林肯遇刺的福特剧院的那个房间。事实上，我觉得与其把她看作是这个房子中的居民，更不如说她是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最具有说明性的是家庭照片。照片上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露出了媚人的微笑。然而，在连续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她父亲身边的女人不断变换，而她的微笑也慢慢消失了。
等到她回来时，我已经发现了她历史中的很多秘密。随着天数的增加，每天下午，在我离开以前，我们开始共度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坐在她所称的“柳条门廊”中聊天。在那儿你可以听到英国自行车的嘀嘀咯咯声从高高的栅栏外传过来，就像盖革计算器一样。更远的地方还有网球落在陶土球场上的单调撞击声。一天下午，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经结过五次婚，作为他们离婚的一部分，他的每个妻子走时，都得到了这个房子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和他们所有的子辈和孙辈一样，她也被允许每年在此住上一个星期。“我打开这个地方，然后在刚过先烈纪念日之后离开，”她说，“刚好避开黑色的苍蝇。”
我很钦佩她的安然，于是我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了我的妻子。“她是一个轻轻松松就能克服困难的女人，并且能够处理任何事情。”我说，“她对她丈夫的全部要求是他不能折磨她。”
她听了这话，笑起来。
在我最后一天，她给我开了一张支票。当她将支票递给我时，她再次告诉我，说我是多么的幸运，因为拥有着那么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孩子们。然后，我就告诉了她关于我的真实情况。就像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过去失去了我的工作，失去了我所有的金钱和其它的每样事物。所有这些我过去一直相信是能够增加安定生活的筹码。我告诉她我是在怎样漫长的时间内用自己的方式挣得了这些事物，以致于当我面临失业时，我在两年的时间内一直为自己感到悲伤，并且寻找其他人来责难；我告诉她我是如何地从关于美国生活已经变得多么艰辛的新闻报道中来获取安慰，直至我认识到生活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说经常是艰难的，而我曾经一直认为我要比那些人们优越；我告诉她唯一变化的事情是坏事情最终开始发生在像我一样的人们身上，而我却曾经那么长期地享有它；我告诉她在我带着自己的家庭渡过难关的整个时间内，我知道了什么是可以为他什1做的最好的事情，以及什么是最坏的事情，但是我却经常选择最坏的事情，因为它做起来更加容易。
我没有告诉她我在很多年中是一个说谎人，以至于我达到了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说假话的程度。我不是指我们在相互之间说些非恶意的假话，我是指我们对自己本人说假话。对于我来说，这些假话可以追溯到昔日秋天的下午，那时我正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男孩。我从足球更衣室出来，进入赛场的冰冷光线中。我穿着钉鞋走过停车处。头盔要么戴在头上，要么被我得意地夹在胳膊下。在我去训练场的路上，我从高中同辈面前走过，他们坐在木料商店外面的台阶上，弓着背，抽着他们的香烟，并且用一种厌倦、优越的表情看着我。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是像我一样命中注定成为一个小伙儿。他们懂得我所相信的关于自己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不是真实的。我蔑视他们所戴的鬼一样的太阳镜和狗屎一样的长筒靴，因此我将他们抛到了身后，走上一条通向与之生活不同的道路。
他们的名字仍然清晰地记在我的心中。珀西·萨金特、韦恩·拉瓦斯尔、保罗·高德特。然而现在我认为他们是某种夜晚旅行的生还者，过去我不相信这种旅行就在外面，为我准备着。我记起我曾经多么强烈地想和美国共舞；我记起我曾多么渴望相信我可以听到远处为我而奏的乐队，我记起那些在木料商店外的男孩如何已经用手抓住了美国，却又和她一起消失在弗拉明戈大道上。我们都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此时的美国正蒙着一层新痛苦的外衣。当前，她在她的魔术中仍然能够从帽子中变出兔子来，但后来，魔术师放慢了速度，于是你可以看到她动作中的圈套门和机关。可能这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幻灭扩展到了中产阶级。这不是因为幻灭出现了，而是因为像我一样的人们最终坠落，摔得很惨！
在她农舍的最后一天，我告诉她我可以教她如何修理她的窗户，以防其中一个再次损坏，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她却为之感到高兴。首先她认真地穿上围裙，然后，我们爬楼梯来到了三楼。她选择了一个窗户，在其中一个刨平的木板的边缘上画有铅笔标志和小的印记。我猜想，在过去美好的日子里，当她父亲给她揭示生活将是多么艰难以前，正是在这儿她母亲每个夏天为她测量身高。当她发现了窗户机制的简单性后，她的眼睛闪现出美丽的光芒。一条绳子的末端系着一个金属重物，另一端被接在窗户框上。“我从未想过会是这样。”她欢呼到。我指出固定装置是由硬铜制成的，就像是优质轮船上的接头配件，并且接口是手工完成的。我站在那儿望着她，同时想象着，在这种麻烦出现之前，她将会感到多么的安全。突然，在我的眼睛中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儿，好像她就是我的一个女儿。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在她身上看到了她们，或者是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她。当我离开时，她正站在下午的阳光里，手中拿着一把锤子。
我问她的窗户哪里坏了，于是她说有些窗户无法合拢，而有些窗户虽然可以合拢，可是无法紧闭，她并不认为修理这些窗户将是一份繁重的工作。我以前听说过这种事情，在缅因州海岸上，大多数这样的老朽木料和木瓦农舍在表面以下已经破碎了，被北大西洋数十年的冬天搞得一团狼藉。你准备着手为房檐下的一个短木板快速地涂上一层油漆。你爬到了那里，却发现木板松动了。你把它抽下来，但是房顶木橡的末端破碎得像块旧纸。于是你就得重新修建这个房子，并且设法用一年来晒黑的皮肤对某个人解释为什么一个50美元的工作却要耗费几千美元。我一上来就和她谈价钱。因为我已经懂得，许多富有的人们仍然相信，只有他们的医生、律师和会计才值得领取一份不菲的报酬。“我每小时收取50美元。”我告诉她。
“那好吧。”她说道。
“噢，我会来看一看。”我说。
这天的傍晚，我跟着她穿过了葡萄藤架。她快步如飞，穿着多层的白色衣服，并且头戴一个白色的丝带围巾。围巾包住了她那凌乱的银色头发，这使她的样子像是一个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漫无生活目标的妇女。
那是早春。然而她房子里的长沙发依然铺着一层白色的床单，就像画布一样。房子很大，有着美丽的橡树木和胡桃树木制成的木料墙壁、石头的壁炉以及盖了印戳的锡制天花板。在可爱的顶底窗户所反射的灿烂阳光中，每个物体都熠熠闪光。自从我以油漆工的身份谋生以来，我曾经到过许多这样的农舍。这个富有的女人雇佣我是因为我能做一手好活儿，能够尽心来打磨掉所有的老漆，并且因为我在工作之后随手收拾整理，而且不会随身携带一个咯咯作响的箱子。
通常，我不愿和那些到乡下避暑的有钱人说更多的话。因为在回到圣·路易斯或芝加哥的家中后，这很容易听到自己成为一个鸡尾酒宴上被说起的人物。“噢，我在缅因州认识了这个木匠，他的手艺绝顶优秀。”但是这一次却有所不同。她告诉我她碰巧看到我的四个小孩子从附近走过，我让他们每个人轮流油刷荷马家的农舍。“我立即看出他们是四个幸福的孩子。”她说。这话使我感到极为舒服，后来我就解释我是如何教会自己在抬起眼睛时去观察他们。我说，就在头一天的晚上，我们都赶着去参加一个五年级的音乐会。吃过晚饭后，我在厨房听着广播新闻的节奏，用海棉和毛巾收拾着碗盘，一时兴起跳起了小小的夜晚舞蹈——如果新闻特别糟糕，我就刷洗锅的铜底儿——这时，我顺眼看向了隔间，望见我那美好和神奇的世界。那里有我们三岁大的小孩子，她穿着狮王牌的小内衣，白色毛绒绒的袜子以及黑色的专利皮鞋。当她将手臂伸高，从而让其十岁大的姐姐能够将黑白相间的海员服套过她的头时，她的肋骨露了出来（保持静止，卡勒！），此时她的九岁大的姐姐正将粉红色的丝带系在她的辫子上（不要上下跳动，卡勒！），并且她的七岁大的哥哥将胶布贴在她的膝盖上，这是因为她整天试看去骑一辆双轮车的结果（不要移动，卡勒！）。
“这使我记起他们装饰圣诞树的情景。”我告诉她，“那就在你的面前，那就是你为什么拼命工作的原因，也是你生存的原因所在。我碰巧在最佳的时刻抬头看见了，否则我将错过这个场面。”刚开始，我的小故事好像并不吸引她，她仍旧头也不回地走在我的前面。但是到了楼梯口时，她停了下来，把脸扭向我，并且告诉我说我是个幸运的人。她自己的父亲曾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但是他从没有耐心来教她如何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感到无人帮助，”她说着，没有丝毫的自怜，“甚至不能闭紧我自己的窗户。”
头两天，我在她的屋内单独工作，而她就消失在她生活的其余部分中了。我无法阻止自己来窥视周围的这些迷人的农舍，并且试着设想富有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景象。你可以看到来自高尔夫球和网球锦标赛的奖品；你可以看到一个装有铃档和电线的小玻璃板，它曾经用来召集雇佣的帮手前往不同的房问；你也可以看到一台老式的振荡仪，人们过去用它来减肥。在她家的房间中走过，不需要太长时间你就可以看出这曾经是她父亲的房子，可以看出他曾用铁腕来操纵这里的一切。在不同的房间都有他的画像。画像上的他站在远方，双目凝视。他的女儿精心地保存了他的书屋和他的工作台，以致于使我想起了马路对过林肯遇刺的福特剧院的那个房间。事实上，我觉得与其把她看作是这个房子中的居民，更不如说她是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最具有说明性的是家庭照片。照片上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露出了媚人的微笑。然而，在连续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她父亲身边的女人不断变换，而她的微笑也慢慢消失了。
等到她回来时，我已经发现了她历史中的很多秘密。随着天数的增加，每天下午，在我离开以前，我们开始共度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坐在她所称的“柳条门廊”中聊天。在那儿你可以听到英国自行车的嘀嘀咯咯声从高高的栅栏外传过来，就像盖革计算器一样。更远的地方还有网球落在陶土球场上的单调撞击声。一天下午，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经结过五次婚，作为他们离婚的一部分，他的每个妻子走时，都得到了这个房子的一部分作为补偿。和他们所有的子辈和孙辈一样，她也被允许每年在此住上一个星期。“我打开这个地方，然后在刚过先烈纪念日之后离开，”她说，“刚好避开黑色的苍蝇。”
我很钦佩她的安然，于是我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了我的妻子。“她是一个轻轻松松就能克服困难的女人，并且能够处理任何事情。”我说，“她对她丈夫的全部要求是他不能折磨她。”
她听了这话，笑起来。
在我最后一天，她给我开了一张支票。当她将支票递给我时，她再次告诉我，说我是多么的幸运，因为拥有着那么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孩子们。然后，我就告诉了她关于我的真实情况。就像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过去失去了我的工作，失去了我所有的金钱和其它的每样事物。所有这些我过去一直相信是能够增加安定生活的筹码。我告诉她我是在怎样漫长的时间内用自己的方式挣得了这些事物，以致于当我面临失业时，我在两年的时间内一直为自己感到悲伤，并且寻找其他人来责难；我告诉她我是如何地从关于美国生活已经变得多么艰辛的新闻报道中来获取安慰，直至我认识到生活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说经常是艰难的，而我曾经一直认为我要比那些人们优越；我告诉她唯一变化的事情是坏事情最终开始发生在像我一样的人们身上，而我却曾经那么长期地享有它；我告诉她在我带着自己的家庭渡过难关的整个时间内，我知道了什么是可以为他什1做的最好的事情，以及什么是最坏的事情，但是我却经常选择最坏的事情，因为它做起来更加容易。
我没有告诉她我在很多年中是一个说谎人，以至于我达到了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说假话的程度。我不是指我们在相互之间说些非恶意的假话，我是指我们对自己本人说假话。对于我来说，这些假话可以追溯到昔日秋天的下午，那时我正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男孩。我从足球更衣室出来，进入赛场的冰冷光线中。我穿着钉鞋走过停车处。头盔要么戴在头上，要么被我得意地夹在胳膊下。在我去训练场的路上，我从高中同辈面前走过，他们坐在木料商店外面的台阶上，弓着背，抽着他们的香烟，并且用一种厌倦、优越的表情看着我。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是像我一样命中注定成为一个小伙儿。他们懂得我所相信的关于自己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不是真实的。我蔑视他们所戴的鬼一样的太阳镜和狗屎一样的长筒靴，因此我将他们抛到了身后，走上一条通向与之生活不同的道路。
他们的名字仍然清晰地记在我的心中。珀西·萨金特、韦恩·拉瓦斯尔、保罗·高德特。然而现在我认为他们是某种夜晚旅行的生还者，过去我不相信这种旅行就在外面，为我准备着。我记起我曾经多么强烈地想和美国共舞；我记起我曾多么渴望相信我可以听到远处为我而奏的乐队，我记起那些在木料商店外的男孩如何已经用手抓住了美国，却又和她一起消失在弗拉明戈大道上。我们都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此时的美国正蒙着一层新痛苦的外衣。当前，她在她的魔术中仍然能够从帽子中变出兔子来，但后来，魔术师放慢了速度，于是你可以看到她动作中的圈套门和机关。可能这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幻灭扩展到了中产阶级。这不是因为幻灭出现了，而是因为像我一样的人们最终坠落，摔得很惨！
在她农舍的最后一天，我告诉她我可以教她如何修理她的窗户，以防其中一个再次损坏，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她却为之感到高兴。首先她认真地穿上围裙，然后，我们爬楼梯来到了三楼。她选择了一个窗户，在其中一个刨平的木板的边缘上画有铅笔标志和小的印记。我猜想，在过去美好的日子里，当她父亲给她揭示生活将是多么艰难以前，正是在这儿她母亲每个夏天为她测量身高。当她发现了窗户机制的简单性后，她的眼睛闪现出美丽的光芒。一条绳子的末端系着一个金属重物，另一端被接在窗户框上。“我从未想过会是这样。”她欢呼到。我指出固定装置是由硬铜制成的，就像是优质轮船上的接头配件，并且接口是手工完成的。我站在那儿望着她，同时想象着，在这种麻烦出现之前，她将会感到多么的安全。突然，在我的眼睛中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儿，好像她就是我的一个女儿。我仍然不知道我是在她身上看到了她们，或者是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她。当我离开时，她正站在下午的阳光里，手中拿着一把锤子。
当我被解雇的消息在校园传播出去后，一天早晨，有个学生在课后来找我，并给我讲了事情的状况。他是一个聪明的小伙，而且招人喜欢。他说他首先感到难过，然后跟我讲明了对这种事情的看法。“先生，但愿天下可爱的人们不再失业。”他说道，晃着他的头。
我驳回了这个说法。事情对于我来说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一直都是那么地顺利，以致于我无法理解我和他之间有着分歧。分歧点在于你如何想象你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然而它实际上又是个什么样子。我全身心地去和别人握手，做出承诺，并且在适当的人们面前微笑，从而取得人们的喜爱，得以不断进步并取得成功，不再坠落。结果我成了一个已经忘记自己是多么走运的人。
那是1992年早春三月，我41岁，已婚，有着3个7岁以下的孩子，而且第四个孩子将要在6月出生。我们住在纽约北部地区的一个小城市里，房子很大，我们的生活优裕而不紧张。在那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做到不负债。
这是那种极其安全和享有特权的生活。自从我离开缅因州的班格尔，告别我儿童时代的肮脏破烂的房子时，我就知道。那时我依靠一份足球奖学金到一个有名的私立大学求学。后来，我又依靠一份更丰厚的特别地位奖学金上了研究生。对此，我甚至并不感到激动。我是在路上行进，留在身后的是我的叔叔、祖父和堂兄弟。他们一生都是传统式的美国穷光蛋工人，薪水很低，没有雄心壮志，星期六晚上呆在劳伦斯·韦尔克酒吧，一年休息两个星期。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们，但是他们哪都去不了。一旦我的年龄大得足以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时，我就开始努力工作，在自己的生活中加足马力，从而逃离他们，就像一个人逃离一场火灾。
我从不回头。我由一个充满希望的工作转到另一个工作。甚至当我有了一份好的工作以后，我仍然不断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有时我去参加工作面试，仅仅是为了有机会来看我对于一个陌生人会有怎样的价值，并听他告诉我说我是多么的了不起。为了获得科尔格特大学英语系的一份工作，我曾辞退了一份在缅因州大学的好工作，尽管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后者的薪水比我退休的两个叔叔的总收入还要多。那时候电视上还播放着一个傻乎乎的商业广告：一个英俊的爱尔兰男子快速跑过一块梦幻般的绿地，笑得像个政治家，因为他对自己的新型除臭香皂感到高兴。这可能是在科尔格特大学校园中拍摄的。当我们在1989年8月下旬抵达时，这里的草坪和运动场像爱尔兰似的青葱茂盛。我的学生亲切地将这个地方称作“科尔格特营地”或者“科尔格特乡村俱乐部”，并且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在众多的学校中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这所大学拥有滑雪斜坡，我可以从我的办公室看到它；是因为这里有墙球运动场和美丽的室内网球场；或者是因为这里有可赢得奖金的18洞的高尔夫球道以及飞耙射击场，后者仅离学校一小段自行车的路程；或者因为这个大学在美国学术界排名在法学院中的前20位；或者因为根据每平均人口的饮酒消耗量，科尔格特被赞为是全国最好的舞会学校。
我自己选择科尔格特大学的原因不是特别显著：它可能不是一个长青藤联盟学校，但是它正好和长青藤学校相濒；临，在那一墙相隔的外面可能有着另一份好工作；同时那儿也有一长串的优惠条件：我可以支配几千美元，让图书馆为我定购我所想要的书籍；我们可以回到沙拉奈克湖，作为一个家庭在那里度过周末，并且叫人为我们准备饭菜；我可以利用一个低利息的贷款，在城市中购买一所房子，离校园仅有几个路口的距离；我还可以得到夏季教学项目约三千美元的经费，如果需要的话，还配给我已经付薪的学生助教；这里有慷慨大方的健康、牙齿和生命保障计划；这里有一个庞大的退休养老金计划，它会像细胞分裂一样地增大；对于我妻子来说，可以免费进行她的硕士教育；对于我的四个孩子来说，可以去上美国的任何大学；我在校园书店内买书可以打折扣；这里有一个新的麦金托什计算机系统；在三年教学之后，我可以得到周期性的休假，工资照付不误；而且更重要的是时间，在圣诞节有5个星期的寒假，在开春时有十天的休息，暑假有三个月，这加起来大约是18个星期，如果再加上每个星期的两个非工作日，又是额外的10个星期的休息。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梦。我的全部教学任务是头一学期在教室工作9个小时，第二学期是6个小时。而且在这个城市中从未有过野蛮的犯罪。我们买了一幢6室的房子，离校园只有几个路口，周围绿树成荫，还有一所小学。非学术住宅区的人们一般很少有人挣得超过最低标准的薪水，与之相反，我的教师薪水使得我们能够像贵族一样地生活，而且科伦能够实现她长期以来的愿望，那就是和我们的孩子一起留在家中。
第一个冬天的十二月时节，每天都在下雪，只有两天例外，校园变成了一块乐园。我们让孩子们坐上雪橇，拉着他们进了城，并且带着他们一起滑雪。科伦教他们学习如何在雪地里堆雪人。一次，当我从劳伦斯大楼三层的会议室向窗外望时刚好看见我的整个家庭在楼下共同完成一个巨型雪人的堆积，这使我感到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
我深深地记住了那些夜晚，它们是那么的冰冷、美丽和晴朗，以致于科伦和我经常站在户外仰望天上的星星，然后才去上床睡觉。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之间的唯一紧张事件是由于我妻子的诚实而引起的。作为一个真正的缅因州的妇女，她觉得不需要努力或者给别人留下印象。一天早晨，我在教师休息室和系里的女权主义者闲聊。此时，科伦带着孩子来了。干是她们开始谈话。然而当我的一个同事说起她如何在生完孩子后必须立刻返回工作，因为她并不想将她的全天用于在家中换孩子的尿布时，科伦冷淡地说道在最糟的日子里，她可能有10个尿布，每个尿布的换洗不超过一分半钟。女权主义者们看着她，好像她是异常或离奇的人。后来，当我们俩人单独在一起时，我提醒科伦，也许有一天，为了获得一个更好学校的一份更好的工作，我会需要这些妇女来写推荐信。
当时关于我工作的最美好的部分是我的学生。他们是那么地令人愉快、讨人喜欢，以致于我承担了额外的工作，我比系里任何其它的教师带了更多的辅导生，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吃晚饭或者看电影；并且在教授文学课程时，我使用了排山倒海般的激情，这使得我的课成了校园最流行的课程。其实，这并不难做。因为这些日子里，学生们是非常勤奋，即使大多数教授讲授单调愚蠢的文学理论时，他们的学生也会认真听讲而不睡觉。我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我被学生荣誉社团每年提名为“年度教授”，他们给我寄来贺信，高度称赞了我为学生们将文学赋予了生命。
1992年3月，这是我来大学工作的第三年。在这一天我又收到了类似的一封贺信。然而，同样是在这天，院长也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上通知我说我被解雇了。
作为解雇的补偿，学校允诺给我的条件是优厚到极点了：我将被允许来完成我第三年所剩下来的课程，并且如果我愿意担任讨论俱乐部的指导老师的话，我可以在第四年返校，工资上升一级，得到全部的福利待遇，以及额外的三千美元的俸禄。同时，院长将推荐我到其它大学，公文信上会说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英语系的终身教授已经高度饱和。
我在13岁时获得第一份工作，采摘蔬菜。从那时往后，在我所从事的全部工作中，我从未被人解雇过。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学校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错选了人。他们不知道科伦刚刚为家里做了窗帘，油刷了孩子们的房间，并且为了用钢管来替换生锈的铁管、拆除石棉基底，我们刚好用完了存折上的最后9千美元。他们一定选错了人。他们不知道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孩子将要出生，而且我的父亲患有脑瘤，这将夺去他的生命。
我坐在我们的后院，反复读了几遍那封信，而后步行前往学校。我爬过了小山，来到师资院长办公室，然后等在那里，直到他能够接待我。当时我有足够的自信——可能是一种高傲或者是长期的成功历史——认为我将能够把事情处理好。我将说出完美的事情，或者告诉他我全部的成就。我将给他留下最佳的印象，于是那个决定将被取消，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望着秘书回着电话，并且敲打着他们的计算机。好了，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将十分平静地向院长解释：我是英语系中唯一一个带新生讨论课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每学期讲解高级公共教育课程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自愿讲解多个部分必修的调查课程的教授，并且没有哪个老师所单独辅导的学生比我多，没有哪个老师发起的独立研究比我多。院长并不知道我本人，所以我需要让他知道我是谁。我曾经出版过三本书，有着优异的研究生院记录，并且在我的档案中有着那么多高度赞扬我的信件。我所能做的是再施加点压力。
他很谦和，也很忙。他承诺他将为我写下赞扬信，说明我是多么地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并且多么地受到同事们的尊敬。我看着他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大钟表。然后我想：等一会儿呀，好朋友，你不应该在这儿假装匆忙；我们将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也许是整个下午，因为我有关于自己大量的美好事情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我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这样你才能够坐在你的办公室内玩计算机上的高尔夫球游戏。
我将事情摊了出来，但是我可以从他那没有变化过的笑容判断出，我已经干扰了他面前的事情。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升得有点儿太高了。我对他解释我的父亲生病了，而且我有一个新的婴儿将要出生。最后，他向我伸出他的手，表示握手告别，此时我屏住了呼吸。
他那佯装出来的微笑使我感到十分尴尬。“我很抱歉。”他说着，并把我送出了门。
那天晚上，在睡觉前，我为内尔和爱琳读了《最小的天使》。当他们睡熟以后，我就靠着她们的台灯坐在了地板上，心里盘算着由于我的失业而造成的家庭经济问题。我计算着：每个月的开支只有两千美元多点儿，这样我们可以每月从我剩的工资支票中节省下来140美元左右，到1993年8月1日我被解雇时，大约有17个月的工资支票，总共节省2380美元。但是，在我收到最后一张工资支票之前，我必须偿还科尔格特大学5千美元，这是它贷款给我用于分期付款购买房子的首期付款。所以，除了我们将来用于搬家的费用之外，我们将短缺几乎3千美元。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到科伦进入梦乡。然后我就拿着一个打火机在屋子之间来回走动，盘算着我们的财产，并且决定我们能够卖些什么以及卖多少钱。洗衣机和烘干机能值400美元。但是科伦为有了一个得体的洗衣间是那么的高兴！它那宽大的窗户可以映入下午的太阳光。每天她都要把洗过的衣物叠起来放在这扇窗户下边的长长的木架上，尽管我从未记得自己看见她做这些事情。在餐厅里，有张桌子，它是我用硬木板做的，由于孩子们和科伦在它上面画油画，桌面已经被油彩弄脏了，这张桌子大约值20美元。我打开了天花板角落里的闪光灯，天花板是我用薄岩石板拼凑而成。在这所房子中我曾经做过数不清的类似的工作，任何一个工作在时间上都得满足我的一个标准——我必须能够在一天内开始这项工作并完成它，因为我毕竟是一个繁忙的人，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让我做。沿着窗户台，科伦将一些幼小植物排了一行，这是她和小孩子们一块儿栽下的，她们希望到夏天时那儿成为一个小花园。我跪了下来，看着小女孩们稚手为每个植物写下的小小名签。我想象着写这些名签必然花费她们多长的时间，她们写错了，就用橡皮擦掉，重新再写，她们的母亲耐心地等在一旁，并及时地鼓励她们，直到名字最后写对为止。在厨房里，我检查了电冰箱，拿下磁性字母，察看一下留下的痕迹。它也许值200美元吧。在会客厅里有一张写字台，它是由樱桃木制成，一定能值400美元。它曾经属于我的父亲，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小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科伦已经不再将它仅看成是一件家具。她希望把这个写字台留给我们的孩子们。卧室里有两个长沙发，每个都值150美元。两个侧翼的椅子至少应该值75美元。在那个靠近壁炉的椅子上，科伦曾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在那儿为杰克喂奶。我曾经看着她解开她的上衣，用一只手捧着杰克金发的小脑袋给他喂奶。在楼上，她的倩影留在了每个房间里。她站在小孩子床顶悬挂着的活动玩具下；她站在挂于墙上的刺绣壁画前。在黑暗中，我追寻着明丽的光芒，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像是一个乞丐或者一个陌生人。在我刚刚走过的这些房间中，科伦和孩子们曾经生活过。
我计算出大约1400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的生活精打细算，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每月的杂七杂八的开销由400美元缩减到200美元。这就意味着节省出另外的3400美元。所以，在偿还科尔格特大学5000美元之后，到我被解雇的时间，我们将余下2000美元。
第二天，我去了人事部。我发现自己能够从养老金中提取16800美元，如果减去3200美元的税务，那么就是13600美元，将这个数字加到我计算出的两千美元的存折上，最终是156O0美元。这样看来事情并不是特别糟。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还有17个多月的工资支票，而且到最后一个月时，我们仍然有15600美元可以当做救急资金。到那时我将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于是一个新的月薪将会送上门来。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按买的价值出售我们的房子，这样看来，就更不会存在任何的担忧了。
但是当需要告诉科伦我已经面临失业时，我却总是无法在我们的家中找到合适的时间，或者适合的地方。她那身怀有孕而隆起的肚子是那么可爱，而且她对我是那么信任，于是我只能独自拿着我的解雇通知书。
晚上，我最终还是告诉了她。夜色是那么的美，又是那么的寒冷，冷得足以在我们修建的后院冰池上溜冰。我走上楼，来到我们的卧室。我发现科伦手中拿着一本书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跪了下来，斜过身靠近她的脸庞，感受着她的气息。在她妊娠的最后阶段，我总是喜欢在她睡着时拉起她的睡衣，看着胎儿在她的肚子内来蠕动。今天晚上，每当婴儿转动时，科伦的眼睛就会颤抖一下。我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亲吻着她的脸颊弄醒了她。
“是不是有人来了？”她问我。
“我们一起滑冰吧。”我说。
“现在什么时间了？”
“挺晚了，”我说，“午夜时分。”
她闭上了她的双眼，并且摆摆手向我表示祝我晚安。
“我将做出热巧克力。”
她叹了口气。
“如果我把你抱下楼，你会和我一起滑冰吗？”
“如果你胆敢抱我下楼，你将再也不能够滑冰了。”她说。
当我们到达冰面的一瞬间，我又为她那美丽的脸庞沉醉了，就好像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在星光之下，我们模仿着两个俄国的冰上舞蹈家妮基塔和弗拉蒂米尔，开始了我们的奥林匹克式的滑冰动作，那个样子像是喝醉了伏尔加酒，而且经常逗得孩子们笑出了声。在照明灯白色光芒的笼罩下，我旋转着她。我凝望着她，内心深深地感受着她的存在，就好像两人之间融为了一体，不知哪儿是我，不知哪儿是她，在这一时刻，我所最喜爱的是我们像似完全不同于其它的人们。世界上其它的人们都沉睡在他们单调的生活中，他们的衣服放在一张椅子上，以备第二天再穿，这与头一天的情况别无两样。我们却不是！我们在上升，我们在运动。“告诉你一个新闻，十分美好的新闻。”我最后说道，“我被解雇了。”
她转了过来，面对着我，然后问我是不是在对她讲真话。当我听到她语气中的失望感时，我吃惊了。因为在过去的岁月中，她总是我们婚姻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一个。正是从一开始，我们在英国就私奔了。我们偷偷溜进一个头等火车的包厢内，披着我们的外套做爱。她总是喜爱新的地方。在1987年，当时我们节省了一些钱准备当作买房子的分期付款中的首期款项，她却决定我们应该用这些钱到爱尔兰避冬。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生的婴儿和一个18个月大的幼儿。我们在夜色迷离中飞越了大西洋，仍然犹豫着我们是在香农下飞机还是在都柏林下飞机。
我感觉到她将手从我的手中抽了回去。那一时刻结束了，她从我身边滑走了。“现在我们将会有时间来为冬季奥运会做准备了。”我大声对她说道。
开始她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她又滑了回来告诉我说，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有一次她的父亲不知怎么被解雇了；他是那么的羞愧，于是每天假装着去上班，他把全家人蒙骗了好几个月。
“你的父亲像我成长时周围所有的男人。”我告诉她，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中所有伟大的事业——政治选举、宗教、甚至爱情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他们获得一份工作。”
她又转身离去，在黑暗中再次滑了回来，我想象着她是不是将这件事当作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的十年中发生在我们头上的最糟糕的事情。多年以来，她欢快地照看着她那些健康且很爱笑的孩子们，然而夜幕寂静中尖锐的汽笛声总是为某人而拉响。
“谁需要这个地方呢？”我问她。我滑到她的身旁，再次拉住了她的手。我告诉她对于我来说有着充分的时间去找到另外一个工作。我紧紧拉住她。“下一步你想到哪儿去呢？”我问到。她把头依偎在我的肩膀上，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把脸贴近了她的头发，仰着脸望着透过树枝的天上的一组繁星。我无法说出这些星星的名字。我问她那组星星是什么，她告诉了我。科伦曾极力让我注意这种事情，让我学会我们一块住的那个地方的花和树的类型，这样我就可以教我们的孩子们。我一直都听她说这些事情，但是从未遵照她的意愿去生活在当前的紧张中，这是一种小孩子的做法，而不是我一贯的生活习性。我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大量意图和模糊想法里。当我们周围设定着像我们头上星光一样美好的事物时，我的习性对于她来说就是唯一无聊的障碍。我不懂。我猜想，在快速逃离时责骂着它。我运动的太快了以致于无法给予太多的关注。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仅仅是一份工作。”她略有所思地说道。
然后我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对于我来说，这个地方仅仅是人生漫长的成就和业绩弧线上的又一个站台，但是科伦却把这儿当成了家。
我告诉她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转起来。“我们完全不用担忧。”我说。
“我觉得小孩子们在这里是那么的快乐。”她说。她回头望着我们的家。“爱琳和内尔在这里上了学，杰克在这里学会了走步……而且一个新的婴儿将要降临人世……我不知道，我想我只是不希望去考虑搬迁。”
“我们仍有整个一年的时间，不必考虑它。”我再次告诉她。
“但是我认为你在这里也是快乐的。”她柔声说道，“你看上去是快乐的。”
“我已经快乐过了。”我说，“而且我在其它地方也会感到快乐。但是，那将是下面要走的路。你现在不用考虑这些事情。”
“我将每天都会想到这种事情。”她说道。我终于认识到，这正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我将埋下自己的头，在第二年耕耘；然后，继续向前走，永远不会回头看看，或者永远不会给这里我所认识的任何人写一封信。但是从现在起，每当科伦和她的朋友在一起时，她都会考虑自己将要离开他们了。
她走到了门口。我叫住她：“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科伦，失去了一份工作，仅此而已，我将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当她打开后门时，厨房的灯光洒向了雪野。我看着她停在门廊处，想象着她会在那里等我或者叫我一起上床睡觉，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低着头，在弥漫的黄色光芒中站立了片刻，然后进了屋，随手关上了门。
回想那个夜晚，我看着她在亮着灯的房子的门廊处犹豫了一下。本来她应该在这个房子中晚上喂养我们新生的婴儿；本来她应该坐在窗前，俯视黑暗中林立的屋顶，关心着在那里面居住的人们。
我留在了外面，独自滑了一会儿冰。也许有些人们在晚上无法入睡。他们清点着自己的财产，计算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财物的总额。他们经过辛勤努力而获得的所有的财物，却又那么容易地丢失了。不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是这个时候！
我驳回了这个说法。事情对于我来说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一直都是那么地顺利，以致于我无法理解我和他之间有着分歧。分歧点在于你如何想象你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然而它实际上又是个什么样子。我全身心地去和别人握手，做出承诺，并且在适当的人们面前微笑，从而取得人们的喜爱，得以不断进步并取得成功，不再坠落。结果我成了一个已经忘记自己是多么走运的人。
那是1992年早春三月，我41岁，已婚，有着3个7岁以下的孩子，而且第四个孩子将要在6月出生。我们住在纽约北部地区的一个小城市里，房子很大，我们的生活优裕而不紧张。在那里，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做到不负债。
这是那种极其安全和享有特权的生活。自从我离开缅因州的班格尔，告别我儿童时代的肮脏破烂的房子时，我就知道。那时我依靠一份足球奖学金到一个有名的私立大学求学。后来，我又依靠一份更丰厚的特别地位奖学金上了研究生。对此，我甚至并不感到激动。我是在路上行进，留在身后的是我的叔叔、祖父和堂兄弟。他们一生都是传统式的美国穷光蛋工人，薪水很低，没有雄心壮志，星期六晚上呆在劳伦斯·韦尔克酒吧，一年休息两个星期。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们，但是他们哪都去不了。一旦我的年龄大得足以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时，我就开始努力工作，在自己的生活中加足马力，从而逃离他们，就像一个人逃离一场火灾。
我从不回头。我由一个充满希望的工作转到另一个工作。甚至当我有了一份好的工作以后，我仍然不断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有时我去参加工作面试，仅仅是为了有机会来看我对于一个陌生人会有怎样的价值，并听他告诉我说我是多么的了不起。为了获得科尔格特大学英语系的一份工作，我曾辞退了一份在缅因州大学的好工作，尽管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后者的薪水比我退休的两个叔叔的总收入还要多。那时候电视上还播放着一个傻乎乎的商业广告：一个英俊的爱尔兰男子快速跑过一块梦幻般的绿地，笑得像个政治家，因为他对自己的新型除臭香皂感到高兴。这可能是在科尔格特大学校园中拍摄的。当我们在1989年8月下旬抵达时，这里的草坪和运动场像爱尔兰似的青葱茂盛。我的学生亲切地将这个地方称作“科尔格特营地”或者“科尔格特乡村俱乐部”，并且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在众多的学校中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这所大学拥有滑雪斜坡，我可以从我的办公室看到它；是因为这里有墙球运动场和美丽的室内网球场；或者是因为这里有可赢得奖金的18洞的高尔夫球道以及飞耙射击场，后者仅离学校一小段自行车的路程；或者因为这个大学在美国学术界排名在法学院中的前20位；或者因为根据每平均人口的饮酒消耗量，科尔格特被赞为是全国最好的舞会学校。
我自己选择科尔格特大学的原因不是特别显著：它可能不是一个长青藤联盟学校，但是它正好和长青藤学校相濒；临，在那一墙相隔的外面可能有着另一份好工作；同时那儿也有一长串的优惠条件：我可以支配几千美元，让图书馆为我定购我所想要的书籍；我们可以回到沙拉奈克湖，作为一个家庭在那里度过周末，并且叫人为我们准备饭菜；我可以利用一个低利息的贷款，在城市中购买一所房子，离校园仅有几个路口的距离；我还可以得到夏季教学项目约三千美元的经费，如果需要的话，还配给我已经付薪的学生助教；这里有慷慨大方的健康、牙齿和生命保障计划；这里有一个庞大的退休养老金计划，它会像细胞分裂一样地增大；对于我妻子来说，可以免费进行她的硕士教育；对于我的四个孩子来说，可以去上美国的任何大学；我在校园书店内买书可以打折扣；这里有一个新的麦金托什计算机系统；在三年教学之后，我可以得到周期性的休假，工资照付不误；而且更重要的是时间，在圣诞节有5个星期的寒假，在开春时有十天的休息，暑假有三个月，这加起来大约是18个星期，如果再加上每个星期的两个非工作日，又是额外的10个星期的休息。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梦。我的全部教学任务是头一学期在教室工作9个小时，第二学期是6个小时。而且在这个城市中从未有过野蛮的犯罪。我们买了一幢6室的房子，离校园只有几个路口，周围绿树成荫，还有一所小学。非学术住宅区的人们一般很少有人挣得超过最低标准的薪水，与之相反，我的教师薪水使得我们能够像贵族一样地生活，而且科伦能够实现她长期以来的愿望，那就是和我们的孩子一起留在家中。
第一个冬天的十二月时节，每天都在下雪，只有两天例外，校园变成了一块乐园。我们让孩子们坐上雪橇，拉着他们进了城，并且带着他们一起滑雪。科伦教他们学习如何在雪地里堆雪人。一次，当我从劳伦斯大楼三层的会议室向窗外望时刚好看见我的整个家庭在楼下共同完成一个巨型雪人的堆积，这使我感到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
我深深地记住了那些夜晚，它们是那么的冰冷、美丽和晴朗，以致于科伦和我经常站在户外仰望天上的星星，然后才去上床睡觉。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之间的唯一紧张事件是由于我妻子的诚实而引起的。作为一个真正的缅因州的妇女，她觉得不需要努力或者给别人留下印象。一天早晨，我在教师休息室和系里的女权主义者闲聊。此时，科伦带着孩子来了。干是她们开始谈话。然而当我的一个同事说起她如何在生完孩子后必须立刻返回工作，因为她并不想将她的全天用于在家中换孩子的尿布时，科伦冷淡地说道在最糟的日子里，她可能有10个尿布，每个尿布的换洗不超过一分半钟。女权主义者们看着她，好像她是异常或离奇的人。后来，当我们俩人单独在一起时，我提醒科伦，也许有一天，为了获得一个更好学校的一份更好的工作，我会需要这些妇女来写推荐信。
当时关于我工作的最美好的部分是我的学生。他们是那么地令人愉快、讨人喜欢，以致于我承担了额外的工作，我比系里任何其它的教师带了更多的辅导生，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吃晚饭或者看电影；并且在教授文学课程时，我使用了排山倒海般的激情，这使得我的课成了校园最流行的课程。其实，这并不难做。因为这些日子里，学生们是非常勤奋，即使大多数教授讲授单调愚蠢的文学理论时，他们的学生也会认真听讲而不睡觉。我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我被学生荣誉社团每年提名为“年度教授”，他们给我寄来贺信，高度称赞了我为学生们将文学赋予了生命。
1992年3月，这是我来大学工作的第三年。在这一天我又收到了类似的一封贺信。然而，同样是在这天，院长也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上通知我说我被解雇了。
作为解雇的补偿，学校允诺给我的条件是优厚到极点了：我将被允许来完成我第三年所剩下来的课程，并且如果我愿意担任讨论俱乐部的指导老师的话，我可以在第四年返校，工资上升一级，得到全部的福利待遇，以及额外的三千美元的俸禄。同时，院长将推荐我到其它大学，公文信上会说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英语系的终身教授已经高度饱和。
我在13岁时获得第一份工作，采摘蔬菜。从那时往后，在我所从事的全部工作中，我从未被人解雇过。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学校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错选了人。他们不知道科伦刚刚为家里做了窗帘，油刷了孩子们的房间，并且为了用钢管来替换生锈的铁管、拆除石棉基底，我们刚好用完了存折上的最后9千美元。他们一定选错了人。他们不知道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孩子将要出生，而且我的父亲患有脑瘤，这将夺去他的生命。
我坐在我们的后院，反复读了几遍那封信，而后步行前往学校。我爬过了小山，来到师资院长办公室，然后等在那里，直到他能够接待我。当时我有足够的自信——可能是一种高傲或者是长期的成功历史——认为我将能够把事情处理好。我将说出完美的事情，或者告诉他我全部的成就。我将给他留下最佳的印象，于是那个决定将被取消，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望着秘书回着电话，并且敲打着他们的计算机。好了，我想，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将十分平静地向院长解释：我是英语系中唯一一个带新生讨论课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每学期讲解高级公共教育课程的教授；我是唯一一个自愿讲解多个部分必修的调查课程的教授，并且没有哪个老师所单独辅导的学生比我多，没有哪个老师发起的独立研究比我多。院长并不知道我本人，所以我需要让他知道我是谁。我曾经出版过三本书，有着优异的研究生院记录，并且在我的档案中有着那么多高度赞扬我的信件。我所能做的是再施加点压力。
他很谦和，也很忙。他承诺他将为我写下赞扬信，说明我是多么地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并且多么地受到同事们的尊敬。我看着他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大钟表。然后我想：等一会儿呀，好朋友，你不应该在这儿假装匆忙；我们将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也许是整个下午，因为我有关于自己大量的美好事情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我在这里所做的工作，这样你才能够坐在你的办公室内玩计算机上的高尔夫球游戏。
我将事情摊了出来，但是我可以从他那没有变化过的笑容判断出，我已经干扰了他面前的事情。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升得有点儿太高了。我对他解释我的父亲生病了，而且我有一个新的婴儿将要出生。最后，他向我伸出他的手，表示握手告别，此时我屏住了呼吸。
他那佯装出来的微笑使我感到十分尴尬。“我很抱歉。”他说着，并把我送出了门。
那天晚上，在睡觉前，我为内尔和爱琳读了《最小的天使》。当他们睡熟以后，我就靠着她们的台灯坐在了地板上，心里盘算着由于我的失业而造成的家庭经济问题。我计算着：每个月的开支只有两千美元多点儿，这样我们可以每月从我剩的工资支票中节省下来140美元左右，到1993年8月1日我被解雇时，大约有17个月的工资支票，总共节省2380美元。但是，在我收到最后一张工资支票之前，我必须偿还科尔格特大学5千美元，这是它贷款给我用于分期付款购买房子的首期付款。所以，除了我们将来用于搬家的费用之外，我们将短缺几乎3千美元。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到科伦进入梦乡。然后我就拿着一个打火机在屋子之间来回走动，盘算着我们的财产，并且决定我们能够卖些什么以及卖多少钱。洗衣机和烘干机能值400美元。但是科伦为有了一个得体的洗衣间是那么的高兴！它那宽大的窗户可以映入下午的太阳光。每天她都要把洗过的衣物叠起来放在这扇窗户下边的长长的木架上，尽管我从未记得自己看见她做这些事情。在餐厅里，有张桌子，它是我用硬木板做的，由于孩子们和科伦在它上面画油画，桌面已经被油彩弄脏了，这张桌子大约值20美元。我打开了天花板角落里的闪光灯，天花板是我用薄岩石板拼凑而成。在这所房子中我曾经做过数不清的类似的工作，任何一个工作在时间上都得满足我的一个标准——我必须能够在一天内开始这项工作并完成它，因为我毕竟是一个繁忙的人，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让我做。沿着窗户台，科伦将一些幼小植物排了一行，这是她和小孩子们一块儿栽下的，她们希望到夏天时那儿成为一个小花园。我跪了下来，看着小女孩们稚手为每个植物写下的小小名签。我想象着写这些名签必然花费她们多长的时间，她们写错了，就用橡皮擦掉，重新再写，她们的母亲耐心地等在一旁，并及时地鼓励她们，直到名字最后写对为止。在厨房里，我检查了电冰箱，拿下磁性字母，察看一下留下的痕迹。它也许值200美元吧。在会客厅里有一张写字台，它是由樱桃木制成，一定能值400美元。它曾经属于我的父亲，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小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科伦已经不再将它仅看成是一件家具。她希望把这个写字台留给我们的孩子们。卧室里有两个长沙发，每个都值150美元。两个侧翼的椅子至少应该值75美元。在那个靠近壁炉的椅子上，科伦曾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在那儿为杰克喂奶。我曾经看着她解开她的上衣，用一只手捧着杰克金发的小脑袋给他喂奶。在楼上，她的倩影留在了每个房间里。她站在小孩子床顶悬挂着的活动玩具下；她站在挂于墙上的刺绣壁画前。在黑暗中，我追寻着明丽的光芒，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像是一个乞丐或者一个陌生人。在我刚刚走过的这些房间中，科伦和孩子们曾经生活过。
我计算出大约1400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的生活精打细算，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每月的杂七杂八的开销由400美元缩减到200美元。这就意味着节省出另外的3400美元。所以，在偿还科尔格特大学5000美元之后，到我被解雇的时间，我们将余下2000美元。
第二天，我去了人事部。我发现自己能够从养老金中提取16800美元，如果减去3200美元的税务，那么就是13600美元，将这个数字加到我计算出的两千美元的存折上，最终是156O0美元。这样看来事情并不是特别糟。在科尔格特大学我还有17个多月的工资支票，而且到最后一个月时，我们仍然有15600美元可以当做救急资金。到那时我将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于是一个新的月薪将会送上门来。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按买的价值出售我们的房子，这样看来，就更不会存在任何的担忧了。
但是当需要告诉科伦我已经面临失业时，我却总是无法在我们的家中找到合适的时间，或者适合的地方。她那身怀有孕而隆起的肚子是那么可爱，而且她对我是那么信任，于是我只能独自拿着我的解雇通知书。
晚上，我最终还是告诉了她。夜色是那么的美，又是那么的寒冷，冷得足以在我们修建的后院冰池上溜冰。我走上楼，来到我们的卧室。我发现科伦手中拿着一本书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跪了下来，斜过身靠近她的脸庞，感受着她的气息。在她妊娠的最后阶段，我总是喜欢在她睡着时拉起她的睡衣，看着胎儿在她的肚子内来蠕动。今天晚上，每当婴儿转动时，科伦的眼睛就会颤抖一下。我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亲吻着她的脸颊弄醒了她。
“是不是有人来了？”她问我。
“我们一起滑冰吧。”我说。
“现在什么时间了？”
“挺晚了，”我说，“午夜时分。”
她闭上了她的双眼，并且摆摆手向我表示祝我晚安。
“我将做出热巧克力。”
她叹了口气。
“如果我把你抱下楼，你会和我一起滑冰吗？”
“如果你胆敢抱我下楼，你将再也不能够滑冰了。”她说。
当我们到达冰面的一瞬间，我又为她那美丽的脸庞沉醉了，就好像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在星光之下，我们模仿着两个俄国的冰上舞蹈家妮基塔和弗拉蒂米尔，开始了我们的奥林匹克式的滑冰动作，那个样子像是喝醉了伏尔加酒，而且经常逗得孩子们笑出了声。在照明灯白色光芒的笼罩下，我旋转着她。我凝望着她，内心深深地感受着她的存在，就好像两人之间融为了一体，不知哪儿是我，不知哪儿是她，在这一时刻，我所最喜爱的是我们像似完全不同于其它的人们。世界上其它的人们都沉睡在他们单调的生活中，他们的衣服放在一张椅子上，以备第二天再穿，这与头一天的情况别无两样。我们却不是！我们在上升，我们在运动。“告诉你一个新闻，十分美好的新闻。”我最后说道，“我被解雇了。”
她转了过来，面对着我，然后问我是不是在对她讲真话。当我听到她语气中的失望感时，我吃惊了。因为在过去的岁月中，她总是我们婚姻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一个。正是从一开始，我们在英国就私奔了。我们偷偷溜进一个头等火车的包厢内，披着我们的外套做爱。她总是喜爱新的地方。在1987年，当时我们节省了一些钱准备当作买房子的分期付款中的首期款项，她却决定我们应该用这些钱到爱尔兰避冬。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生的婴儿和一个18个月大的幼儿。我们在夜色迷离中飞越了大西洋，仍然犹豫着我们是在香农下飞机还是在都柏林下飞机。
我感觉到她将手从我的手中抽了回去。那一时刻结束了，她从我身边滑走了。“现在我们将会有时间来为冬季奥运会做准备了。”我大声对她说道。
开始她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她又滑了回来告诉我说，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有一次她的父亲不知怎么被解雇了；他是那么的羞愧，于是每天假装着去上班，他把全家人蒙骗了好几个月。
“你的父亲像我成长时周围所有的男人。”我告诉她，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中所有伟大的事业——政治选举、宗教、甚至爱情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他们获得一份工作。”
她又转身离去，在黑暗中再次滑了回来，我想象着她是不是将这件事当作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的十年中发生在我们头上的最糟糕的事情。多年以来，她欢快地照看着她那些健康且很爱笑的孩子们，然而夜幕寂静中尖锐的汽笛声总是为某人而拉响。
“谁需要这个地方呢？”我问她。我滑到她的身旁，再次拉住了她的手。我告诉她对于我来说有着充分的时间去找到另外一个工作。我紧紧拉住她。“下一步你想到哪儿去呢？”我问到。她把头依偎在我的肩膀上，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把脸贴近了她的头发，仰着脸望着透过树枝的天上的一组繁星。我无法说出这些星星的名字。我问她那组星星是什么，她告诉了我。科伦曾极力让我注意这种事情，让我学会我们一块住的那个地方的花和树的类型，这样我就可以教我们的孩子们。我一直都听她说这些事情，但是从未遵照她的意愿去生活在当前的紧张中，这是一种小孩子的做法，而不是我一贯的生活习性。我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大量意图和模糊想法里。当我们周围设定着像我们头上星光一样美好的事物时，我的习性对于她来说就是唯一无聊的障碍。我不懂。我猜想，在快速逃离时责骂着它。我运动的太快了以致于无法给予太多的关注。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仅仅是一份工作。”她略有所思地说道。
然后我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对于我来说，这个地方仅仅是人生漫长的成就和业绩弧线上的又一个站台，但是科伦却把这儿当成了家。
我告诉她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转起来。“我们完全不用担忧。”我说。
“我觉得小孩子们在这里是那么的快乐。”她说。她回头望着我们的家。“爱琳和内尔在这里上了学，杰克在这里学会了走步……而且一个新的婴儿将要降临人世……我不知道，我想我只是不希望去考虑搬迁。”
“我们仍有整个一年的时间，不必考虑它。”我再次告诉她。
“但是我认为你在这里也是快乐的。”她柔声说道，“你看上去是快乐的。”
“我已经快乐过了。”我说，“而且我在其它地方也会感到快乐。但是，那将是下面要走的路。你现在不用考虑这些事情。”
“我将每天都会想到这种事情。”她说道。我终于认识到，这正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我将埋下自己的头，在第二年耕耘；然后，继续向前走，永远不会回头看看，或者永远不会给这里我所认识的任何人写一封信。但是从现在起，每当科伦和她的朋友在一起时，她都会考虑自己将要离开他们了。
她走到了门口。我叫住她：“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科伦，失去了一份工作，仅此而已，我将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当她打开后门时，厨房的灯光洒向了雪野。我看着她停在门廊处，想象着她会在那里等我或者叫我一起上床睡觉，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低着头，在弥漫的黄色光芒中站立了片刻，然后进了屋，随手关上了门。
回想那个夜晚，我看着她在亮着灯的房子的门廊处犹豫了一下。本来她应该在这个房子中晚上喂养我们新生的婴儿；本来她应该坐在窗前，俯视黑暗中林立的屋顶，关心着在那里面居住的人们。
我留在了外面，独自滑了一会儿冰。也许有些人们在晚上无法入睡。他们清点着自己的财产，计算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财物的总额。他们经过辛勤努力而获得的所有的财物，却又那么容易地丢失了。不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是这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