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与我的海军同僚共进午餐。情报非常简短，甚至没有谈到到底投的是什么种类的炸弹。但是对于一名离开学校不久、而且还获得过物理学学位的技术军官而言，我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炸弹，它对日本和我自己意味着什么。尽管日本以前从未战败过，但前景已经十分明了。而有一个青年人却为此感到乐观。从那一时刻起，我在内心里对自己的将来有了信心。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认为日本将会战败，继续打下去是徒劳无功的。同时我也知道，军方想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当时我年仅二十四岁，获得了大阪帝国大学的学位，正在军中与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小组，试图完善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军方希望日本的技术能够扭转战争的趋势，我们仍在努力地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为时已晚，我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我们不仅缺乏资源，还缺乏时间。从广岛事件以后，我认为我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我不像当时的那些平民，他们受到警察和军方的严密监视和控制，我可以接触到海军的情报，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尽管一个海军军官在不当班时这样做是违法的。我在1945年8月6日之前就知道美国的军事力量占有压倒优势，我们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会遭到原子弹的攻击。原子弹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在那个炎热、潮湿的夏日，我们无从知道扔下来的那颗原子弹有多么的可怕。我们在军营餐桌上得到的那份新闻通报只说扔下的炸弹是“一种新型武器，它发出强烈的光，照耀大地。”这些描述足以使我们得知这肯定是一种原子武器。实际上，日本军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封锁了广岛事件的详细消息，而且一些军官拒绝相信美国人已经拥有了这种武器。我们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还不足以预测到这种武器的毁坏能力，从而判断出它会使多少人失去生命，然而我曾见到过常规轰炸的后果。其实3月9日的深夜至3月10日的凌晨，一批又一批的B29扔下大量的燃烧弹，几个小时之内烧死了十万人，当时我正在东京。我也见过我的家乡名古屋遭到大轰炸后的可怕场景。1945年，日本的大部分主要工业城市，除了京都之外，都被炸为废墟，成千上万日本人家园的土地上都堆满了烧黑的尸体。我不可能想像原子弹还能够制造出更加可怕的场面。
原子弹是8月6日上午8点15分投下的，但我们直到8月7日才得知这个消息。我对广岛原子弹的反应是一个科学家的反应。坐在餐桌旁，面对在战时的日本可以说是相当奢侈的午餐，我一点也不想吃饭。我看着我的同事们，对餐桌上的每个人说：“我们最好是现在就中止我们的研究。如果美国人能够造出原子弹，那只能说明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差得太远，无法赶上去。”为了这件事，我的上司对我非常恼火。
我早就知道原子能的潜在威力，但我认为至少还要花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研制出原子弹来，所以一旦意识到美国人已经造出了这种炸弹，确实令人大吃一惊。很明显，既然美国人已经领先了这么远，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的技术就是原始落后的了。我们不可能再设计出什么新的武器与之匹敌。我说过，其实我也想像不出，我们还能在短时间内造出什么样的新型武器或者防御设施来与这种炸弹对抗。广岛事件的消息对于我来说真是有点难以置信，它表明技术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虽然我们知道美国技术与日本技术之间有差别，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技术还是相当好的。在此以前，的确如此。何况我们还在继续不断地试图从别的地方得到新的思路。例如说，有一次我们从一架击落的B29轰炸机上找到一台毁坏的设备，从而了解到美国人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和不同的电路，但是也并不比我们自己的好多少。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我刚一听说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时，我猛然意识到美国的工业能力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对日本有着压倒优势。日本的许多有识之士，包括我自己，都应该对此早有准备。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看过一部电影，介绍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第尔波恩建造的红河联合企业(River Rouge Complex)，我被建造如此庞大工程的想法所震摄。影片中，巨大的轮船将铁矿石从遥远的矿山运到福特红河钢铁厂来，在那里制成各种类型的钢材。钢材制成之后，再运到这个联合企业的其它部分，通过浇铸和模压制成各种各样的汽车零件。在同一工厂另外的地方，这些零件再组装成汽车。当时日本还没有那样的联合制造业。但是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很多年以后，当日本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开始发展它自己的新型工业体系，在沿海地区建立起崭新的、高效的工厂，而且也拥有了战前曾在福特公司见到过的那种联合制造企业时，我终于有机会去参观红河联合企业。当我亲眼看到那里使用的设备还是那部电影二十年前留在我记忆中的旧设备时，我感到大吃一惊，同时也感到困惑和失望。这使我对美国工厂的未来以及它在全世界引人羡慕的领先地位产生了怀疑。
然而在1945年的8月，当我意识到日本的前途和我个人的命运都将发生巨变时，我还是感觉到焦急不安。我对自己的将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当初是一名军官说服了我从大学里报名加入海军，为的是可以参加一个项目，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学习，还可以避免远离本土几千里去参加毫无用处的海战，白白牺牲自己的生命。自从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袭击之后，我比以往更加坚信，日本应该为了它的将来，尽可能多地挽救各类人材。即使在当时，我也敢于这样讲，因为作为一个年青人，我感觉到将来我也会有一番作为的。当然我并不知道我到底会有多大的作为。
那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我将会付出那么多的时间，为了使日本与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而在世界各地奔走不息，行程万里。
我出生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出产好酒的日本酿酒世家，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也是它的第十五代传人。米酒不仅是一种民族饮料，它对于日本人而言也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它甚至还是众多的宗教礼仪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在传统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要共饮一杯米酒。小铃谷村离工业城市名古屋不远，村里的盛田家酿造一种“子日松”牌的米酒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这个名字是从八世纪编纂的一本著名日本诗选“万叶集”中得出的。日本宫廷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在鼠年的正月初一(日本人称这一天为“子日”——译者)到郊外去选一颗小松树，并将它带回去，移植到御花园中。松树象征着长寿和幸福。岁初植松，人们企盼一年中的健康和兴旺。
盛田公司也生产酱油和豆酱，这两样东西都是日本饮食中做汤和给其它食物调味不可缺少的主要佐料。由于盛田家的生意与人们的生活如此紧密相关，所以他们在村子中也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商人，但他继承的是一个陈旧的企业，而且在财务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唯美主义者，他们倾心于日本及中国的精美艺术和工艺品，将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公众活动和照顾那些艺人、工匠和古玩商的琐事中。茶道中使用的细瓷器皿，漂亮的家具、漆器以及其它伴随着日本上层社会生活的物品，一直受到高度的赞赏，但其价钱也相当高昂。多年来，日本人总是将那些日本传统文化中最好的艺人和工匠冠以“活国宝”的称号，例如漆匠、陶匠、纺织匠、铸剑人、编织匠、图案设计师、书法家等等。对于那些喜爱精致工艺品的人，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总是供不应求。盛田家两代户主的这种高雅品味以及他们对工艺品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公司的生意，最后甚至将公司拜托给别人去管理。
他们依赖于雇来的经理管理盛田公司，但是公司的生意对于那些经理而言，只不过是谋生，如果生意做得不好，他们会表示遗憾，但这对他们个人的生计并非生死攸关的大事。经理们最终失去的不过是一份工作，他们对盛田家的世代相传和家庭富裕以及企业的延续和繁荣都不负责。所以当我父亲作为长子继承家业时，他立即就面临着使公司重新盈利和恢复盛田家的财富这样一个重任。要完成这项重任，他不能依靠任何一个从外面雇来的经理。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父亲盛田久左卫门被召回去继承家业时，正在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商务系读书。公司面临破产，父亲也知道这个情况。虽然他被迫中止了学业，但又要经受迫在眉睫的危机的考验，这不是课本上的习题，也不是举例分析，而是事关盛田家的前途。他回到家里，用事必恭亲的管理方法开始重整旗鼓。
有一件事对于我们家所有的人既具有讽剌意味又十分幸运。父亲从变卖祖父和曾祖父买下的那些精美艺术品中得到了一笔钱，他用这些钱还清了公司的债务，使得无人过问的工厂又恢复了正常营运。那些变卖品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宝物，虽然从经商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并不太明智，但它们也是家里在艺术方面的投资，而且最终还是获利，对于挽救公司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父亲必须卖掉的宝物中有三件特别珍贵，一件是中国的挂轴，另一件是来自中国的铜镜，还有一件是玉制的饰物，这件饰物在日本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年至公元250年间的弥生年代。我的父亲是个严肃而又保守的人，他知道这些东西在他父亲心目中的份量，所以他发誓，只要以后家里有钱了，一定要将这些东西再赎回来。事实上过了几年以后，这些东西就赎回来了，重新归入家里的收藏中。
我是盛田久左卫门和盛田秀子的长子，我出生的那一年，家里的生意又重新起步。作为一个小孩，我并不知道家里的艰难困苦，正好相反，我总是受到宠爱。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住在名古屋市最好的住宅街之一的白壁町，人们称这一带为富人区。按照日本的标准，我们家的房子很大，但却有些凌乱。我们家有自己的网球场，丰田(日本著名汽车制造商——译者注)家住在马路对面，他们也有一个网球场。这条马路两边的其他邻居也多拥有私人网球场。当年我们家需要一所大房子，因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顶下的家庭成员很多，我自己，我的两个弟弟和昭和正明，分别比我小两岁和六岁，还有比我小三岁的妹妹菊子。当然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一个姑妈，她的丈夫过早地去世，所以她没有孩子。我的叔叔也住在我们家，他曾在法国学了四年的西洋绘画。另外还有我的祖父和祖母，六个佣人，以及三到四个年青人，他们来自老家的乡下，到城里来读书，在我们家帮工换取学费。
家里像是总要出事，我想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这也是不稀奇的。但我们在这个大家庭中却保持着自己的生活，父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总是与其他人分开吃饭。但是在一些特殊场合，例如过生日，我们就会将房间之间的拉门都打开，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一共二、三十个人共同举行一个盛大的聚会。在生日那天，我们欢聚一堂，玩一种抽奖的游戏。每个人都有奖品，欢声笑语中大家一边相互取乐，一边吃东西。举办一次这样的合家聚会，来消除由于孩子、年青的佣人和寄读的学生们引起的争执和分歧，则完全由我母亲一手操持，她是一个具有耐心的、能干的妇女。
母亲嫁给父亲时才十七岁，她和父亲曾一度担心他们可能不会有孩子。那时候有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其实现在在日本还是这样，好在七年之后我的出世终于使他们松了一口气。母亲是一个文静、优雅而且具有艺术气质的妇女，她十分认真地负责管理家务，成天都忙于照看家里的事是否都做完了，家里的人是否都和睦相处，或者至少相安无事。作为一个日本的家庭妇女而言，她过于自信，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她往往坚持已见，尤其是关于我上学的事。当然她并不像现在的那些盛气凌人的“教育母亲”，她们强迫自己的孩子通过额外的补课来进入“合适”的学校和大学。我感觉到母亲对于每一件事都是通情达理的，易于与之商谈，起码比父亲容易。由于父亲担负着挽救和重整家业的重任，他的生活已经完全被公司的生意左右，所以当我需要帮助时我更多地去找母亲商量。
我的母亲把家里的很多传统都改变了。一方面她出身于武士世家，了解传统，她自己就总是身穿和服，另一方面她也愿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家里的孩子们总是在一起打闹，但是等我稍稍长大一点以后，实际上甚至在我十岁以前，我就开始专心于学习了，我更加依赖于母亲的劝导。她对整个家庭负责，但她还是给了我一间有书桌的单独房间。我开始做试验时又得到了另一张书桌，因为我需要一个工作台。她还给我买了一张床，所以我就不必像家里其他的人那样，睡在铺有被褥的榻榻米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现代化了。我的母亲和父亲都希望如此，因为他们准备让我作为盛田家下一代的户主成为家业的继承人，也就是第十五代盛田久左卫门。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成为户主的儿子就要放弃他原有的名字，而改名为久左卫门。十五代人中的长子多数出生之后都取名为常助或者彦太郎。我的父亲以前就叫彦太郎，直到他成为户主，才改名当了第十四代久左卫门。我的祖父出生时取名为常助，他继承家业后改名为盛田久左卫门，他年迈引退后，将权力与责任传给我的父亲，他再改名为盛田命昭。
然而在我出生时，我的父亲认为常助这个传统的名字对于二十世纪来说太陈旧了，所以他请了一位年高德劭的日本汉学家来为我取名。这位先生是一个知名的学者，也是我祖父的朋友。他推荐起名昭夫，其中的昭字在日语中读作AKI，有启蒙的意思。我祖父的名字中也有这个汉字。汉字在日语中往往有多种读法，有时甚至有十几种，所以我的名字读出来意味着“启示”或者“显著”，而盛田这个姓氏意味着茂盛的稻田，我的姓与名相结合看来预示着我的一生都是乐观与充满了希望的。我的父母很喜欢我名字中的昭字，所以也把它给了我的两个弟弟，和昭和正明(明字在日语中也可读成AKI——译者)。日本的朝代都有年号，日历上的正式年份是从一个朝代的第一年算起的。1926年大正天皇驾崩，太子裕仁继位，皇家也找到那位为我取名的汉学家，请他选择一个吉祥的年号。他选取的年号是“昭和”，意味着“光明太平”，其中也用了我的名字中的那个昭字，只是读作SHO。(1986年的正式说法应是昭和61年，即昭和朝代的第六十一年。)
直到今天家里还向我提议，我应该真正地继承久左卫门这个名字。如果一个继承人可以证实自己无愧于祖宗，那么他就可以进入宗祠正式改名。但是我想这样做对于我来说是不明智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盛田昭夫。我有时签名也用首字母AKM，可以说它是盛田昭夫久左卫门的缩写。我在美国的一辆大陆林肯牌轿车还有一块个人化的牌照，上面的号码是AKM-15。总有一天我的儿子英夫(盛田英夫是盛田昭夫的长子，后改名为盛田英粮。——译者)会变成户主，他是否愿意改名为久左卫门，那得由他自己决定。当然我和我的妻子都希望他能这样做，不过这些都是本书的题外话了。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受到有关家族传统和先辈的教育。我的先辈中出过很多爱好文学和艺术的人，例如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们一直都是社团的首领和村役所的官员，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德川幕府的年代。他们是上等人，所以享有使用姓名和佩带腰刀的特权。无论哪一次我父母亲带我回小铃谷村去看看或者住上一天，那里的村民都会非常惊讶地对我表示赞叹，使我感到自负不已。
我的高祖父，也就是第十一代久左卫门，很喜欢新事物和新思想。在上个世纪末的明治时代，他邀请了一个法国人到日本来帮他种葡萄和酿酒。他既酿造葡萄酒又酿造米酒，由此出名，而且也从中受到激励。那时候日本刚刚结束了二百五十年的闭关锁国，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新鲜事物很时髦，而且明治天皇也鼓励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在东京，人们举行正式的舞厅舞会，模仿欧洲的服装和发型，尝试西式食品，甚至在宫中也是如此。
酿造葡萄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治政府预计到大米的短缺，而大米正是酿造米酒的基本原料。种植葡萄园，如果有可能的话，用葡萄酒来取代米酒，这样，在遇到预料中的歉收年时就比较容易对付了。历史学家们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政府是为了给那些在新政下无事可干的武士找一个就业机会。我们有大片耕地，所以1880年在明治政府的鼓励下，从法国带回了葡萄根茎，并且种植到我们的地里。我的高祖父安装了一台机器，用来加工葡萄，建起了适当的酿酒设施，还从附近招来了农工，在葡萄园中劳作。四年后总算做出了一点葡萄酒，这下子增强了大家的希望，认为这个新型的工业将会兴旺起来。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时法国的葡萄园正在荒废，因为它们先是遭到了霉菌，后又遭到一种像虱子一样的葡萄虫的侵害。很明显，从法国带回的葡萄根茎已经受到了感染，尽管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这件事还是失败了。1885年在久左卫门家的葡萄园里发现了葡萄虫，葡萄藤必须全部扯掉，久左卫门必须卖掉土地来抵债。葡萄园被改作桑田，用于养蚕。但是盛田家的其它传统产品，例如酱油和豆酱，却在1899年拿到巴黎参加了国际博览会，其中还有一种产品赢得了金奖，这在那个年代对于一家日本公司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总之，我的这位祖先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渴望，而且还有一种不因一件事失败了就放弃的勇气和力量。他的前一任户主开创了啤酒制造业，请了一位中国酿酒师。这位中国酿酒师是在英国学的手艺，他自己还开了一家面包店，如今这家公司叫作PASCO，生意兴隆，已经有了海外分店。不屈不挠、坚持不懈、乐观向上，这些天性从家族的基因中传给了我。我想我父亲从我身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的高祖父于1894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生前的功德，1918年在小铃谷村为他建了一座青铜像。他曾经用自己的钱为村里的人修路，改善设施，还做了许多其它的善事，因此当明治天皇巡视我们家乡附近地区时，曾对他授勋。不幸的是战时为了弥补军需，那座铜像被送去熔化掉了。人们留下了一个模型，又做了一尊陶瓷的胸像，这座胸像至今还树立在小铃谷村宗祠前的小树林里。
虽然看起来我们家的历史一直在小铃谷村的周围，但是我的父母亲却从那个安静的小村子搬到了名古屋市，名古屋市是爱知县县府(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译者注)所在地，我就是1921年1月26日在那里出生的。把家搬到名古屋这个热闹的工业城市去，只是父亲促使盛田公司现代化的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它给古老的公司注入了新的精神。另外，在城市里办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也比在那个美丽的小村子里更加便利。所以我不像我的祖先们那样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而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长大。当然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根还是在小铃谷村。
最近我们在老家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有关那个小村庄的古老文件。这些文件很有趣味，我已经建立了一笔基金，用于对这个历史文件图书馆的保存与研究。这些材料都很详细，它们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观点对三百年前日本的农村生活做了大量的描述。我们对这些文件进行了分类，并把分类合订本提交给日本的各个主要图书馆和大学。还建了一个玻璃外套，将原来的仓库罩起来，旁边连着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学者们现在可以在那里研究那些历史文件，而它们仍然放在原来仓库中的老地方。我总是想，如果我退休了，我还可以在小铃谷村研究历史，与那些历史文件打交道，度过繁忙的晚年。
我父亲对我十分慷慨，尽管如此，我仍然肩负着长子的重任，所以他决定我从很小时就应该接受商业教育。父亲受到时代的限制，因为他是家里长子，所以为了挽救家业，他必须中止学业。他一直是个很讲实际的商人，而我认为他是保守，有时甚至保守得过了分，特别是要为一件新的、有风险的事或者非同寻常的事做出决定的时候。他看上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决定，而且还总是要担心。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他会为了没事可担心而担心。我经常为某些对我的管束与他争执，我想他喜欢这些小小的争执，这是一种教育我的方法，它使我学会了逻辑地说理和表达自己的论点。他甚至将我的愤怒转为训练。直到我长大以后，我还是继续为他的保守主义与他持不同意见，但是这对我们家却有好处。与他在生意上严肃与谨慎的个性相反，他是一个温和、慷慨的父亲。他的全部休闲时间都是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的，给我留下了很多的美好回忆，其中有他教我们游泳、钓鱼，还有徒步旅游。
在父亲的眼里，生意毕竟是生意，不能开玩笑。我记得十岁或者是十一岁时，我就第一次被带到公司办公室和酿酒厂去。父亲想让我看一下怎样做生意，我长时间地坐在他的身边，旁听枯燥无味的董事会议。就这样，他教会了我如何与雇员交谈。我还在读小学时就学会一些生意经。因为我父亲是老板，所以他可以让经理们到家里来汇报和参加会议，而在这样的场合他总是坚持要我旁听。不久，我就对此感到津津乐道了。
父亲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你一出生就是老板。你是家里的长子，切记勿忘。”绝对不允许我忘记，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父亲的继承人，担当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和家族的户主。我认为有一件事至关重要，当我还是一个年青人时，就不断地受到这样的训戒：“不要以为身处高位就可以支配周围的人。要搞清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同时也要搞清楚让别人做的事，并对此担负起全部责任。”我还受到过这样的教育，斥责部下，出了问题就推到别人身上，也就是找个替罪羊，这些都无济于事。按照家里人教导我的日本式思维方式，合适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与别人达成的共识来完成一件事，使双方都受益。每个人都想获得成功。在学习与雇员共同工作时，我发现一个管理者需要培养自己的耐心并学会体谅别人，不能做出自私自利的举动，更不应该对人耍弄卑劣的手段。我一直坚信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帮助我形成了一种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在过去以至今天都对我和我的公司起着良好的作用。
我们家的人信奉佛教，所以也受到由此产生的训戒的引导。家里的人很虔诚，经常在家进行宗教仪式。大人们递给孩子们一本佛经，并要求他们一起学着念那些复杂的汉字。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信教者，但是由于这些习俗与传统对于家庭很重要，所以还是得以保持下来。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家去看望父母亲时，进门后的第一件事还是去跪拜家里的神龛。
我读中学时，所有的假日除了用在生意上，还是用在生意上。父亲要开会时就会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要在那里坐着听人向他汇报。然后就是盘点货物。通常把这个称作盘存，采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非常精确的的办法。我们到工厂去，公司总裁站在身后，清点每一件东西。我被教会检查酿酒过程，还要亲口尝一点酒，试试它的味道，再把它吐掉。尽管这样，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任何酒精制品都不感兴趣。
虽然我父亲从天性上讲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但他还是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得到他们需要和想往的东西。他对新的、引进的技术和外国货总是很感兴趣。我们家还住在小铃谷村的时候，他就从国外买了一辆福特旅游车，在家乡办起了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他找了一个原来拉两轮人力车的车夫来当第一任司机，当时人力车在日本还很普遍。在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星期日要出去郊游，坐在一辆福特T型或者A型敞篷车上，沿着凸凹不平的狭窄道路，慢慢地颠簸向前开，母亲神气十足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把她手里的阳伞庄重地举直，遮挡住阳光。后来父亲总是乘坐由他的司机驾驶的“别克”车。我们家里还有一台通用电器公司出产的洗衣机和一台西屋电器公司出产的电冰箱。
虽然我们家在某种程度上西化了，但是对我的生活第一次真正产生作用的外来影响却是我的叔叔敬三，他在国外住了四年，从巴黎归来，第一次把正宗的西方风尚带入我们家。我的叔叔久经世故，比家里的任何人见的世面都要多得多。在他回来之前，没有人要求我穿和服，父亲上班时穿西装，回家后再换上传统服装，甚至我的祖父也经常穿西装。祖父对西方很感兴趣，他喜欢看美国电影，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带我去看过一部叫作“空王”的电影。但是叔叔敬三却带给我们他在外部世界的亲身经历，这激起了我们的兴趣。他带回来他在巴黎画的油画，在法国拍的照片，在去伦敦和纽约的旅途中画的写生，他还给我们看他用“巴塞”电影摄影机拍的电影，那种摄影机用的是9．5毫米的胶卷。他在巴黎有一辆有雷诺车，自己驾驶，还照了一张照片来证明此事。当时我虽然只有八岁，这些事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住了我能够记住的全部外语单词，像协和广场、蒙特马利高地、柯尼岛等等。特别是他给我讲柯尼岛时，我听得着了迷。由于这个故事的魅力，很久以后的1953年我第一次去纽约时，第一个星期天我就去了柯尼岛，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坐了滑道车，甚至还尝试了一下跳伞的滋味。
我的父亲也学着祖父那样，总是说，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愿意坐下来刻苦学习，世上再多的钱也不能使他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是有钱却可以提供一种教育的机会，那就是通过旅游增长见识。我的叔叔正是这样。他回来后在家里建立起自己的画室，和我们在一起住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他结婚为止。他在国外学习的四年期间都是由我祖父供养。几年以后，父亲给钱让我在高中的假期里和同学一起去日本的很多地方旅游。朝鲜从1904年起被日本占领，1910年又被日本吞并，我们家在朝鲜有一个亲戚，我到过那里，以后又到过更远的满洲。1939年或是1940年，我甚至还乘坐过全空调的流线型火车，它的名字叫“亚洲号”。本来下一步打算去美国，但是由于战争，这次旅行被推迟了十几年。
我们家是一个少有的现代化家庭。母亲非常喜爱西方的古典音乐，家里有一个维克多牌的留声机，她买了不少的唱片。祖父经常带她去参加音乐会，我相信也正是她的原因而引起了我对电子与音响复制技术的兴趣。我们经常在一起听欧洲音乐大师的唱片，留声机的大喇叭中发出刺耳的声音。当时可利用的机械式录音设备很难再现交响乐中的全部声音，所以最好的唱片是声乐与器乐独奏。我记得母亲最喜欢恩立柯．卡鲁苏和小提琴家爱弗雷．津巴利斯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著名的艺术家访问名古屋，我们都要去听他们的表演。我记得我们听过的表演中有俄国的低音歌唱家费奥多．查利亚平和当时还很年青的德国钢琴家威尔赫．肯福。当时本地的一个唱片商从国外进口古典作品的唱片。每个月新唱片到货时，他都要送一套给母亲试听。我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总是起劲地去摇留声机的手柄。当我读初中时，一种新的电留声机从美国进入日本，我们家当然要买一台。
父亲认为如果喜爱音乐就应该享受良好的音质。另一方面，他后来还告诉我们，他担心听维克多牌留声机那种细弱无力的声音会影响耳朵和音乐鉴赏能力。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说，父亲不懂或者说不会欣赏音乐，但是他想让他的家人有机会尽可能地听到最真实的表演。他觉得一个人只有通过听最真实的表演才能学会欣赏好的音乐和好的音质。所以当首批新的留声机进入日本时，他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第一台，至少在当地是第一台。我记得那台留声机也是维克多牌，价值六百日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那时候在日本买一辆小汽车也只要一千五百日元。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台新的电留声机中发出的美妙声音，当然是指与老的留声机相比。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听得目瞪口呆。买了新留声机后收到的第一张唱片是拉威尔的“波雷罗”。我很喜欢“波雷罗”这个曲子，因为它让人听出一种感伤的情怀，再加上新机器逼真的音质，真是令人惊叹不已。我把那些唱片听了一遍又一遍，莫扎特、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心中充满了激情，同时也感到奇怪，像真空管那样的电气装置居然可以从我们原来很熟悉的、刺耳的唱片中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
我被这个新的发现所困惑，满脑子的疑问。我有个亲戚是工程师，当我知道他自己装了一台留声机时，就很想去看看。于是我到他家去，他把那台留声机给我看了。其实那是一堆零件，用电线连接起来，摊在房里的草垫上。看到这样的东西并不是只有大工厂才能制造，一个业余爱好者也可以搞出来，我觉得真是了不起。事实上，自己装收音机成了很普及的业余爱好，有些报纸和杂志开辟专栏，登出图纸、零件表和说明，告诉读者如何装收音机。我也必须这样做。
我开始买有关电子学方面的书，并且订了日本和外国的包含全部有关音响复制和收音机最新消息的杂志。不久我就在电子学上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以至影响到我的学业。我把课外的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到这个新的爱好上，照着一本叫作《无线电与试验》的日本杂志中提供的图纸做一些电子装置。我的梦想是做一台电留声机，录上我自己的声音。随着试验范围的扩大，我对这门新兴技术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真正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学校里是不教的，我必须自学。通过努力，我自己动手，总算是做出了一台很粗糙的留声机和一台收音机。我甚至还把我的声音录了下来，再从自制的留声机中重放出来。
我对摆弄电子装置十分着迷，搞得学习成绩几乎不及格。母亲经常被叫到学校去参加会议，讨论我在学校的糟糕表现。校长为了我对传统课程不感兴趣的事又关心又恼火。我记得班上总是根据分数来分配座位。全班有两百五十名同学，分成五个组，每个组五十人。每个组拔尖的同学就当组长，坐在教室最后面，然后按照成绩降序往前排。虽然每年班上的座位都会有所变化，但我总是坐在前排，就在老师的鼻子底下，与差生们在一起。
我并不想在此书中妄自菲薄，我可以说我的力学、物理和化学成绩都不错。但是我的地理、历史和国语总是在平均水平以下。由于这种不均衡的成绩，校长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谈话。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时，父母亲就会训斥我，并责令我甩掉那些电子玩具。我会暂时服从，但是一旦成绩有所好转，就又旧“病”复发了。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认为日本将会战败，继续打下去是徒劳无功的。同时我也知道，军方想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当时我年仅二十四岁，获得了大阪帝国大学的学位，正在军中与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小组，试图完善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军方希望日本的技术能够扭转战争的趋势，我们仍在努力地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为时已晚，我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我们不仅缺乏资源，还缺乏时间。从广岛事件以后，我认为我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我不像当时的那些平民，他们受到警察和军方的严密监视和控制，我可以接触到海军的情报，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尽管一个海军军官在不当班时这样做是违法的。我在1945年8月6日之前就知道美国的军事力量占有压倒优势，我们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会遭到原子弹的攻击。原子弹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在那个炎热、潮湿的夏日，我们无从知道扔下来的那颗原子弹有多么的可怕。我们在军营餐桌上得到的那份新闻通报只说扔下的炸弹是“一种新型武器，它发出强烈的光，照耀大地。”这些描述足以使我们得知这肯定是一种原子武器。实际上，日本军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封锁了广岛事件的详细消息，而且一些军官拒绝相信美国人已经拥有了这种武器。我们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还不足以预测到这种武器的毁坏能力，从而判断出它会使多少人失去生命，然而我曾见到过常规轰炸的后果。其实3月9日的深夜至3月10日的凌晨，一批又一批的B29扔下大量的燃烧弹，几个小时之内烧死了十万人，当时我正在东京。我也见过我的家乡名古屋遭到大轰炸后的可怕场景。1945年，日本的大部分主要工业城市，除了京都之外，都被炸为废墟，成千上万日本人家园的土地上都堆满了烧黑的尸体。我不可能想像原子弹还能够制造出更加可怕的场面。
原子弹是8月6日上午8点15分投下的，但我们直到8月7日才得知这个消息。我对广岛原子弹的反应是一个科学家的反应。坐在餐桌旁，面对在战时的日本可以说是相当奢侈的午餐，我一点也不想吃饭。我看着我的同事们，对餐桌上的每个人说：“我们最好是现在就中止我们的研究。如果美国人能够造出原子弹，那只能说明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差得太远，无法赶上去。”为了这件事，我的上司对我非常恼火。
我早就知道原子能的潜在威力，但我认为至少还要花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研制出原子弹来，所以一旦意识到美国人已经造出了这种炸弹，确实令人大吃一惊。很明显，既然美国人已经领先了这么远，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的技术就是原始落后的了。我们不可能再设计出什么新的武器与之匹敌。我说过，其实我也想像不出，我们还能在短时间内造出什么样的新型武器或者防御设施来与这种炸弹对抗。广岛事件的消息对于我来说真是有点难以置信，它表明技术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虽然我们知道美国技术与日本技术之间有差别，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技术还是相当好的。在此以前，的确如此。何况我们还在继续不断地试图从别的地方得到新的思路。例如说，有一次我们从一架击落的B29轰炸机上找到一台毁坏的设备，从而了解到美国人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和不同的电路，但是也并不比我们自己的好多少。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我刚一听说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时，我猛然意识到美国的工业能力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对日本有着压倒优势。日本的许多有识之士，包括我自己，都应该对此早有准备。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看过一部电影，介绍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第尔波恩建造的红河联合企业(River Rouge Complex)，我被建造如此庞大工程的想法所震摄。影片中，巨大的轮船将铁矿石从遥远的矿山运到福特红河钢铁厂来，在那里制成各种类型的钢材。钢材制成之后，再运到这个联合企业的其它部分，通过浇铸和模压制成各种各样的汽车零件。在同一工厂另外的地方，这些零件再组装成汽车。当时日本还没有那样的联合制造业。但是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很多年以后，当日本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开始发展它自己的新型工业体系，在沿海地区建立起崭新的、高效的工厂，而且也拥有了战前曾在福特公司见到过的那种联合制造企业时，我终于有机会去参观红河联合企业。当我亲眼看到那里使用的设备还是那部电影二十年前留在我记忆中的旧设备时，我感到大吃一惊，同时也感到困惑和失望。这使我对美国工厂的未来以及它在全世界引人羡慕的领先地位产生了怀疑。
然而在1945年的8月，当我意识到日本的前途和我个人的命运都将发生巨变时，我还是感觉到焦急不安。我对自己的将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当初是一名军官说服了我从大学里报名加入海军，为的是可以参加一个项目，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学习，还可以避免远离本土几千里去参加毫无用处的海战，白白牺牲自己的生命。自从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袭击之后，我比以往更加坚信，日本应该为了它的将来，尽可能多地挽救各类人材。即使在当时，我也敢于这样讲，因为作为一个年青人，我感觉到将来我也会有一番作为的。当然我并不知道我到底会有多大的作为。
那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我将会付出那么多的时间，为了使日本与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而在世界各地奔走不息，行程万里。
我出生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出产好酒的日本酿酒世家，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也是它的第十五代传人。米酒不仅是一种民族饮料，它对于日本人而言也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它甚至还是众多的宗教礼仪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在传统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要共饮一杯米酒。小铃谷村离工业城市名古屋不远，村里的盛田家酿造一种“子日松”牌的米酒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这个名字是从八世纪编纂的一本著名日本诗选“万叶集”中得出的。日本宫廷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在鼠年的正月初一(日本人称这一天为“子日”——译者)到郊外去选一颗小松树，并将它带回去，移植到御花园中。松树象征着长寿和幸福。岁初植松，人们企盼一年中的健康和兴旺。
盛田公司也生产酱油和豆酱，这两样东西都是日本饮食中做汤和给其它食物调味不可缺少的主要佐料。由于盛田家的生意与人们的生活如此紧密相关，所以他们在村子中也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商人，但他继承的是一个陈旧的企业，而且在财务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唯美主义者，他们倾心于日本及中国的精美艺术和工艺品，将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公众活动和照顾那些艺人、工匠和古玩商的琐事中。茶道中使用的细瓷器皿，漂亮的家具、漆器以及其它伴随着日本上层社会生活的物品，一直受到高度的赞赏，但其价钱也相当高昂。多年来，日本人总是将那些日本传统文化中最好的艺人和工匠冠以“活国宝”的称号，例如漆匠、陶匠、纺织匠、铸剑人、编织匠、图案设计师、书法家等等。对于那些喜爱精致工艺品的人，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总是供不应求。盛田家两代户主的这种高雅品味以及他们对工艺品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公司的生意，最后甚至将公司拜托给别人去管理。
他们依赖于雇来的经理管理盛田公司，但是公司的生意对于那些经理而言，只不过是谋生，如果生意做得不好，他们会表示遗憾，但这对他们个人的生计并非生死攸关的大事。经理们最终失去的不过是一份工作，他们对盛田家的世代相传和家庭富裕以及企业的延续和繁荣都不负责。所以当我父亲作为长子继承家业时，他立即就面临着使公司重新盈利和恢复盛田家的财富这样一个重任。要完成这项重任，他不能依靠任何一个从外面雇来的经理。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父亲盛田久左卫门被召回去继承家业时，正在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商务系读书。公司面临破产，父亲也知道这个情况。虽然他被迫中止了学业，但又要经受迫在眉睫的危机的考验，这不是课本上的习题，也不是举例分析，而是事关盛田家的前途。他回到家里，用事必恭亲的管理方法开始重整旗鼓。
有一件事对于我们家所有的人既具有讽剌意味又十分幸运。父亲从变卖祖父和曾祖父买下的那些精美艺术品中得到了一笔钱，他用这些钱还清了公司的债务，使得无人过问的工厂又恢复了正常营运。那些变卖品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宝物，虽然从经商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并不太明智，但它们也是家里在艺术方面的投资，而且最终还是获利，对于挽救公司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父亲必须卖掉的宝物中有三件特别珍贵，一件是中国的挂轴，另一件是来自中国的铜镜，还有一件是玉制的饰物，这件饰物在日本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年至公元250年间的弥生年代。我的父亲是个严肃而又保守的人，他知道这些东西在他父亲心目中的份量，所以他发誓，只要以后家里有钱了，一定要将这些东西再赎回来。事实上过了几年以后，这些东西就赎回来了，重新归入家里的收藏中。
我是盛田久左卫门和盛田秀子的长子，我出生的那一年，家里的生意又重新起步。作为一个小孩，我并不知道家里的艰难困苦，正好相反，我总是受到宠爱。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住在名古屋市最好的住宅街之一的白壁町，人们称这一带为富人区。按照日本的标准，我们家的房子很大，但却有些凌乱。我们家有自己的网球场，丰田(日本著名汽车制造商——译者注)家住在马路对面，他们也有一个网球场。这条马路两边的其他邻居也多拥有私人网球场。当年我们家需要一所大房子，因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顶下的家庭成员很多，我自己，我的两个弟弟和昭和正明，分别比我小两岁和六岁，还有比我小三岁的妹妹菊子。当然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一个姑妈，她的丈夫过早地去世，所以她没有孩子。我的叔叔也住在我们家，他曾在法国学了四年的西洋绘画。另外还有我的祖父和祖母，六个佣人，以及三到四个年青人，他们来自老家的乡下，到城里来读书，在我们家帮工换取学费。
家里像是总要出事，我想这么多人住在一起，这也是不稀奇的。但我们在这个大家庭中却保持着自己的生活，父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总是与其他人分开吃饭。但是在一些特殊场合，例如过生日，我们就会将房间之间的拉门都打开，家里的人和亲朋好友一共二、三十个人共同举行一个盛大的聚会。在生日那天，我们欢聚一堂，玩一种抽奖的游戏。每个人都有奖品，欢声笑语中大家一边相互取乐，一边吃东西。举办一次这样的合家聚会，来消除由于孩子、年青的佣人和寄读的学生们引起的争执和分歧，则完全由我母亲一手操持，她是一个具有耐心的、能干的妇女。
母亲嫁给父亲时才十七岁，她和父亲曾一度担心他们可能不会有孩子。那时候有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其实现在在日本还是这样，好在七年之后我的出世终于使他们松了一口气。母亲是一个文静、优雅而且具有艺术气质的妇女，她十分认真地负责管理家务，成天都忙于照看家里的事是否都做完了，家里的人是否都和睦相处，或者至少相安无事。作为一个日本的家庭妇女而言，她过于自信，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她往往坚持已见，尤其是关于我上学的事。当然她并不像现在的那些盛气凌人的“教育母亲”，她们强迫自己的孩子通过额外的补课来进入“合适”的学校和大学。我感觉到母亲对于每一件事都是通情达理的，易于与之商谈，起码比父亲容易。由于父亲担负着挽救和重整家业的重任，他的生活已经完全被公司的生意左右，所以当我需要帮助时我更多地去找母亲商量。
我的母亲把家里的很多传统都改变了。一方面她出身于武士世家，了解传统，她自己就总是身穿和服，另一方面她也愿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家里的孩子们总是在一起打闹，但是等我稍稍长大一点以后，实际上甚至在我十岁以前，我就开始专心于学习了，我更加依赖于母亲的劝导。她对整个家庭负责，但她还是给了我一间有书桌的单独房间。我开始做试验时又得到了另一张书桌，因为我需要一个工作台。她还给我买了一张床，所以我就不必像家里其他的人那样，睡在铺有被褥的榻榻米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现代化了。我的母亲和父亲都希望如此，因为他们准备让我作为盛田家下一代的户主成为家业的继承人，也就是第十五代盛田久左卫门。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成为户主的儿子就要放弃他原有的名字，而改名为久左卫门。十五代人中的长子多数出生之后都取名为常助或者彦太郎。我的父亲以前就叫彦太郎，直到他成为户主，才改名当了第十四代久左卫门。我的祖父出生时取名为常助，他继承家业后改名为盛田久左卫门，他年迈引退后，将权力与责任传给我的父亲，他再改名为盛田命昭。
然而在我出生时，我的父亲认为常助这个传统的名字对于二十世纪来说太陈旧了，所以他请了一位年高德劭的日本汉学家来为我取名。这位先生是一个知名的学者，也是我祖父的朋友。他推荐起名昭夫，其中的昭字在日语中读作AKI，有启蒙的意思。我祖父的名字中也有这个汉字。汉字在日语中往往有多种读法，有时甚至有十几种，所以我的名字读出来意味着“启示”或者“显著”，而盛田这个姓氏意味着茂盛的稻田，我的姓与名相结合看来预示着我的一生都是乐观与充满了希望的。我的父母很喜欢我名字中的昭字，所以也把它给了我的两个弟弟，和昭和正明(明字在日语中也可读成AKI——译者)。日本的朝代都有年号，日历上的正式年份是从一个朝代的第一年算起的。1926年大正天皇驾崩，太子裕仁继位，皇家也找到那位为我取名的汉学家，请他选择一个吉祥的年号。他选取的年号是“昭和”，意味着“光明太平”，其中也用了我的名字中的那个昭字，只是读作SHO。(1986年的正式说法应是昭和61年，即昭和朝代的第六十一年。)
直到今天家里还向我提议，我应该真正地继承久左卫门这个名字。如果一个继承人可以证实自己无愧于祖宗，那么他就可以进入宗祠正式改名。但是我想这样做对于我来说是不明智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盛田昭夫。我有时签名也用首字母AKM，可以说它是盛田昭夫久左卫门的缩写。我在美国的一辆大陆林肯牌轿车还有一块个人化的牌照，上面的号码是AKM-15。总有一天我的儿子英夫(盛田英夫是盛田昭夫的长子，后改名为盛田英粮。——译者)会变成户主，他是否愿意改名为久左卫门，那得由他自己决定。当然我和我的妻子都希望他能这样做，不过这些都是本书的题外话了。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受到有关家族传统和先辈的教育。我的先辈中出过很多爱好文学和艺术的人，例如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们一直都是社团的首领和村役所的官员，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德川幕府的年代。他们是上等人，所以享有使用姓名和佩带腰刀的特权。无论哪一次我父母亲带我回小铃谷村去看看或者住上一天，那里的村民都会非常惊讶地对我表示赞叹，使我感到自负不已。
我的高祖父，也就是第十一代久左卫门，很喜欢新事物和新思想。在上个世纪末的明治时代，他邀请了一个法国人到日本来帮他种葡萄和酿酒。他既酿造葡萄酒又酿造米酒，由此出名，而且也从中受到激励。那时候日本刚刚结束了二百五十年的闭关锁国，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新鲜事物很时髦，而且明治天皇也鼓励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在东京，人们举行正式的舞厅舞会，模仿欧洲的服装和发型，尝试西式食品，甚至在宫中也是如此。
酿造葡萄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治政府预计到大米的短缺，而大米正是酿造米酒的基本原料。种植葡萄园，如果有可能的话，用葡萄酒来取代米酒，这样，在遇到预料中的歉收年时就比较容易对付了。历史学家们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政府是为了给那些在新政下无事可干的武士找一个就业机会。我们有大片耕地，所以1880年在明治政府的鼓励下，从法国带回了葡萄根茎，并且种植到我们的地里。我的高祖父安装了一台机器，用来加工葡萄，建起了适当的酿酒设施，还从附近招来了农工，在葡萄园中劳作。四年后总算做出了一点葡萄酒，这下子增强了大家的希望，认为这个新型的工业将会兴旺起来。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时法国的葡萄园正在荒废，因为它们先是遭到了霉菌，后又遭到一种像虱子一样的葡萄虫的侵害。很明显，从法国带回的葡萄根茎已经受到了感染，尽管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这件事还是失败了。1885年在久左卫门家的葡萄园里发现了葡萄虫，葡萄藤必须全部扯掉，久左卫门必须卖掉土地来抵债。葡萄园被改作桑田，用于养蚕。但是盛田家的其它传统产品，例如酱油和豆酱，却在1899年拿到巴黎参加了国际博览会，其中还有一种产品赢得了金奖，这在那个年代对于一家日本公司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总之，我的这位祖先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渴望，而且还有一种不因一件事失败了就放弃的勇气和力量。他的前一任户主开创了啤酒制造业，请了一位中国酿酒师。这位中国酿酒师是在英国学的手艺，他自己还开了一家面包店，如今这家公司叫作PASCO，生意兴隆，已经有了海外分店。不屈不挠、坚持不懈、乐观向上，这些天性从家族的基因中传给了我。我想我父亲从我身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的高祖父于1894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生前的功德，1918年在小铃谷村为他建了一座青铜像。他曾经用自己的钱为村里的人修路，改善设施，还做了许多其它的善事，因此当明治天皇巡视我们家乡附近地区时，曾对他授勋。不幸的是战时为了弥补军需，那座铜像被送去熔化掉了。人们留下了一个模型，又做了一尊陶瓷的胸像，这座胸像至今还树立在小铃谷村宗祠前的小树林里。
虽然看起来我们家的历史一直在小铃谷村的周围，但是我的父母亲却从那个安静的小村子搬到了名古屋市，名古屋市是爱知县县府(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译者注)所在地，我就是1921年1月26日在那里出生的。把家搬到名古屋这个热闹的工业城市去，只是父亲促使盛田公司现代化的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它给古老的公司注入了新的精神。另外，在城市里办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也比在那个美丽的小村子里更加便利。所以我不像我的祖先们那样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而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长大。当然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根还是在小铃谷村。
最近我们在老家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有关那个小村庄的古老文件。这些文件很有趣味，我已经建立了一笔基金，用于对这个历史文件图书馆的保存与研究。这些材料都很详细，它们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观点对三百年前日本的农村生活做了大量的描述。我们对这些文件进行了分类，并把分类合订本提交给日本的各个主要图书馆和大学。还建了一个玻璃外套，将原来的仓库罩起来，旁边连着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学者们现在可以在那里研究那些历史文件，而它们仍然放在原来仓库中的老地方。我总是想，如果我退休了，我还可以在小铃谷村研究历史，与那些历史文件打交道，度过繁忙的晚年。
我父亲对我十分慷慨，尽管如此，我仍然肩负着长子的重任，所以他决定我从很小时就应该接受商业教育。父亲受到时代的限制，因为他是家里长子，所以为了挽救家业，他必须中止学业。他一直是个很讲实际的商人，而我认为他是保守，有时甚至保守得过了分，特别是要为一件新的、有风险的事或者非同寻常的事做出决定的时候。他看上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决定，而且还总是要担心。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他会为了没事可担心而担心。我经常为某些对我的管束与他争执，我想他喜欢这些小小的争执，这是一种教育我的方法，它使我学会了逻辑地说理和表达自己的论点。他甚至将我的愤怒转为训练。直到我长大以后，我还是继续为他的保守主义与他持不同意见，但是这对我们家却有好处。与他在生意上严肃与谨慎的个性相反，他是一个温和、慷慨的父亲。他的全部休闲时间都是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的，给我留下了很多的美好回忆，其中有他教我们游泳、钓鱼，还有徒步旅游。
在父亲的眼里，生意毕竟是生意，不能开玩笑。我记得十岁或者是十一岁时，我就第一次被带到公司办公室和酿酒厂去。父亲想让我看一下怎样做生意，我长时间地坐在他的身边，旁听枯燥无味的董事会议。就这样，他教会了我如何与雇员交谈。我还在读小学时就学会一些生意经。因为我父亲是老板，所以他可以让经理们到家里来汇报和参加会议，而在这样的场合他总是坚持要我旁听。不久，我就对此感到津津乐道了。
父亲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你一出生就是老板。你是家里的长子，切记勿忘。”绝对不允许我忘记，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父亲的继承人，担当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和家族的户主。我认为有一件事至关重要，当我还是一个年青人时，就不断地受到这样的训戒：“不要以为身处高位就可以支配周围的人。要搞清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同时也要搞清楚让别人做的事，并对此担负起全部责任。”我还受到过这样的教育，斥责部下，出了问题就推到别人身上，也就是找个替罪羊，这些都无济于事。按照家里人教导我的日本式思维方式，合适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与别人达成的共识来完成一件事，使双方都受益。每个人都想获得成功。在学习与雇员共同工作时，我发现一个管理者需要培养自己的耐心并学会体谅别人，不能做出自私自利的举动，更不应该对人耍弄卑劣的手段。我一直坚信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帮助我形成了一种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在过去以至今天都对我和我的公司起着良好的作用。
我们家的人信奉佛教，所以也受到由此产生的训戒的引导。家里的人很虔诚，经常在家进行宗教仪式。大人们递给孩子们一本佛经，并要求他们一起学着念那些复杂的汉字。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信教者，但是由于这些习俗与传统对于家庭很重要，所以还是得以保持下来。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家去看望父母亲时，进门后的第一件事还是去跪拜家里的神龛。
我读中学时，所有的假日除了用在生意上，还是用在生意上。父亲要开会时就会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要在那里坐着听人向他汇报。然后就是盘点货物。通常把这个称作盘存，采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非常精确的的办法。我们到工厂去，公司总裁站在身后，清点每一件东西。我被教会检查酿酒过程，还要亲口尝一点酒，试试它的味道，再把它吐掉。尽管这样，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任何酒精制品都不感兴趣。
虽然我父亲从天性上讲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但他还是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得到他们需要和想往的东西。他对新的、引进的技术和外国货总是很感兴趣。我们家还住在小铃谷村的时候，他就从国外买了一辆福特旅游车，在家乡办起了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他找了一个原来拉两轮人力车的车夫来当第一任司机，当时人力车在日本还很普遍。在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星期日要出去郊游，坐在一辆福特T型或者A型敞篷车上，沿着凸凹不平的狭窄道路，慢慢地颠簸向前开，母亲神气十足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把她手里的阳伞庄重地举直，遮挡住阳光。后来父亲总是乘坐由他的司机驾驶的“别克”车。我们家里还有一台通用电器公司出产的洗衣机和一台西屋电器公司出产的电冰箱。
虽然我们家在某种程度上西化了，但是对我的生活第一次真正产生作用的外来影响却是我的叔叔敬三，他在国外住了四年，从巴黎归来，第一次把正宗的西方风尚带入我们家。我的叔叔久经世故，比家里的任何人见的世面都要多得多。在他回来之前，没有人要求我穿和服，父亲上班时穿西装，回家后再换上传统服装，甚至我的祖父也经常穿西装。祖父对西方很感兴趣，他喜欢看美国电影，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带我去看过一部叫作“空王”的电影。但是叔叔敬三却带给我们他在外部世界的亲身经历，这激起了我们的兴趣。他带回来他在巴黎画的油画，在法国拍的照片，在去伦敦和纽约的旅途中画的写生，他还给我们看他用“巴塞”电影摄影机拍的电影，那种摄影机用的是9．5毫米的胶卷。他在巴黎有一辆有雷诺车，自己驾驶，还照了一张照片来证明此事。当时我虽然只有八岁，这些事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住了我能够记住的全部外语单词，像协和广场、蒙特马利高地、柯尼岛等等。特别是他给我讲柯尼岛时，我听得着了迷。由于这个故事的魅力，很久以后的1953年我第一次去纽约时，第一个星期天我就去了柯尼岛，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坐了滑道车，甚至还尝试了一下跳伞的滋味。
我的父亲也学着祖父那样，总是说，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愿意坐下来刻苦学习，世上再多的钱也不能使他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是有钱却可以提供一种教育的机会，那就是通过旅游增长见识。我的叔叔正是这样。他回来后在家里建立起自己的画室，和我们在一起住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他结婚为止。他在国外学习的四年期间都是由我祖父供养。几年以后，父亲给钱让我在高中的假期里和同学一起去日本的很多地方旅游。朝鲜从1904年起被日本占领，1910年又被日本吞并，我们家在朝鲜有一个亲戚，我到过那里，以后又到过更远的满洲。1939年或是1940年，我甚至还乘坐过全空调的流线型火车，它的名字叫“亚洲号”。本来下一步打算去美国，但是由于战争，这次旅行被推迟了十几年。
我们家是一个少有的现代化家庭。母亲非常喜爱西方的古典音乐，家里有一个维克多牌的留声机，她买了不少的唱片。祖父经常带她去参加音乐会，我相信也正是她的原因而引起了我对电子与音响复制技术的兴趣。我们经常在一起听欧洲音乐大师的唱片，留声机的大喇叭中发出刺耳的声音。当时可利用的机械式录音设备很难再现交响乐中的全部声音，所以最好的唱片是声乐与器乐独奏。我记得母亲最喜欢恩立柯．卡鲁苏和小提琴家爱弗雷．津巴利斯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著名的艺术家访问名古屋，我们都要去听他们的表演。我记得我们听过的表演中有俄国的低音歌唱家费奥多．查利亚平和当时还很年青的德国钢琴家威尔赫．肯福。当时本地的一个唱片商从国外进口古典作品的唱片。每个月新唱片到货时，他都要送一套给母亲试听。我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总是起劲地去摇留声机的手柄。当我读初中时，一种新的电留声机从美国进入日本，我们家当然要买一台。
父亲认为如果喜爱音乐就应该享受良好的音质。另一方面，他后来还告诉我们，他担心听维克多牌留声机那种细弱无力的声音会影响耳朵和音乐鉴赏能力。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说，父亲不懂或者说不会欣赏音乐，但是他想让他的家人有机会尽可能地听到最真实的表演。他觉得一个人只有通过听最真实的表演才能学会欣赏好的音乐和好的音质。所以当首批新的留声机进入日本时，他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第一台，至少在当地是第一台。我记得那台留声机也是维克多牌，价值六百日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那时候在日本买一辆小汽车也只要一千五百日元。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台新的电留声机中发出的美妙声音，当然是指与老的留声机相比。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听得目瞪口呆。买了新留声机后收到的第一张唱片是拉威尔的“波雷罗”。我很喜欢“波雷罗”这个曲子，因为它让人听出一种感伤的情怀，再加上新机器逼真的音质，真是令人惊叹不已。我把那些唱片听了一遍又一遍，莫扎特、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心中充满了激情，同时也感到奇怪，像真空管那样的电气装置居然可以从我们原来很熟悉的、刺耳的唱片中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
我被这个新的发现所困惑，满脑子的疑问。我有个亲戚是工程师，当我知道他自己装了一台留声机时，就很想去看看。于是我到他家去，他把那台留声机给我看了。其实那是一堆零件，用电线连接起来，摊在房里的草垫上。看到这样的东西并不是只有大工厂才能制造，一个业余爱好者也可以搞出来，我觉得真是了不起。事实上，自己装收音机成了很普及的业余爱好，有些报纸和杂志开辟专栏，登出图纸、零件表和说明，告诉读者如何装收音机。我也必须这样做。
我开始买有关电子学方面的书，并且订了日本和外国的包含全部有关音响复制和收音机最新消息的杂志。不久我就在电子学上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以至影响到我的学业。我把课外的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到这个新的爱好上，照着一本叫作《无线电与试验》的日本杂志中提供的图纸做一些电子装置。我的梦想是做一台电留声机，录上我自己的声音。随着试验范围的扩大，我对这门新兴技术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真正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学校里是不教的，我必须自学。通过努力，我自己动手，总算是做出了一台很粗糙的留声机和一台收音机。我甚至还把我的声音录了下来，再从自制的留声机中重放出来。
我对摆弄电子装置十分着迷，搞得学习成绩几乎不及格。母亲经常被叫到学校去参加会议，讨论我在学校的糟糕表现。校长为了我对传统课程不感兴趣的事又关心又恼火。我记得班上总是根据分数来分配座位。全班有两百五十名同学，分成五个组，每个组五十人。每个组拔尖的同学就当组长，坐在教室最后面，然后按照成绩降序往前排。虽然每年班上的座位都会有所变化，但我总是坐在前排，就在老师的鼻子底下，与差生们在一起。
我并不想在此书中妄自菲薄，我可以说我的力学、物理和化学成绩都不错。但是我的地理、历史和国语总是在平均水平以下。由于这种不均衡的成绩，校长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谈话。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时，父母亲就会训斥我，并责令我甩掉那些电子玩具。我会暂时服从，但是一旦成绩有所好转，就又旧“病”复发了。
读中学时，我在《无线电与试验》中第一次读到了有关磁录音的文章。那时候在日本甚至拥有电留声机的人都很少，这种留声机的唱片是用虫膝或者铝材制成的，质量粗糙，钢针发出难听的声音，而且很快就把唱片磨坏了。但是NHK，也就是日本广播协会，当时从德国引进了一台钢带录音机。这台机器的设计是崭新的，它用一条金属带作为录音媒体，它的保真度比我们家那台维克多牌电留声机高得多。也就在相同的时候，有报道说，东北大学的永井健三博士制造出一种钢丝录音机。我对录下自己的声音很感兴趣，决定自制一台钢丝录音机。实际上我对这种录音机一无所知，但我有年青人勇往直前的热情，我到外面去买了一些钢琴弦回来，就动手干了起来。第一个挑战，至少也是最严峻的挑战，就是设计和制造一个录音头。我搞了一整年，用各种各样的东西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全都失败了。后来我总算弄懂了失败的原因，关键在于录音头的间隙，声音就是通过这个间隙以电信号的形式传输到钢丝上去的，这个间隙太宽了，所以信号都耗散掉了。我一点都不知道偏置电流的重要性，也不知道怎样产生偏置电流，而永井博士已经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我能够弄到手的书籍和杂志上都没有解释这个问题，而我自己的知识又少得可怜。就这样，仅凭知道一点基本原理和简单的实际方法，我硬是试了很久。失败了多次，我感到失望，自信心也受到挫伤，但是我并没有丧失勇气。
初中的最后一年，我告诉父母亲和老师，我想参加第八高等学校(现在的名古屋大学——译者)的理科考试。当时在日本，中学课程的水平非常高，高等学校教的东西甚至包括了美国的大学一、二年级课程。我的决定使他们都感到震惊，因为虽然我的理科与数学成绩较好，但我的总体成绩却相当差。他们提醒我，要想进高等学校理科，必须通过一些课目的严格考试，而其中正好有几门是我所忽视的。我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下定了决心。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浪人。在古代，如果一个武士没有家主或者失去了封地，就被称作浪人，而今天一个学生如果脱离常规、用额外的时间自已学习以应付毕业后的下一次考试也被冠以同样的称呼。一年中，我努力学习，比以往更加用功。我有家庭教师为我补习英语、高等数学、国语和古典汉语。一整年中，我没有搞别的，只是学习，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我很想说，那一年由于我的强化学习，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然而，我却出了另外一个风头，我成为我们学校以最低成绩排名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理科的学生。以前还没有一个像我那样排在第一百八十名的学生考入过理科，而我的成功来自一整年的有效学习和坚定不移。其实我一直是坚定不移的。
当然，高等学校也并不那么轻松，我发现甚至在理科课程中也有很多一点意思都没有的科目，例如材料学、植物学等等，我对它们不感兴趣。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但是自从进入三年级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专业了，我选择了物理，这门课的分数我一向都是“A”。我热爱物理，并且崇拜我的老师。
尽管我保持着乐观和热情，但是当时正是1940年，前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在欧洲，法国已经向德国军队投降，英国正受到德国空军的攻击，温斯顿。丘吉乐告诉他的人民，他们的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指望了，只有“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日本正在走上灾难之路，虽然国内的报道总是说形势有利，新闻检查却十分严厉。作为学生，我们不太关心全球性的问题，甚至不太关心国内的政局，但是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军方在1938年宣布了动员令。当我开始大学的学习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亚的大部分版图。国内所有旧的政党都被解散。在美国和其它盟国的经济紧迫以及切断对日本提供原材料和石油的威胁下，日本政府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继续控制被它强迫纳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其它国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对美国作战的决定。历史正在写下重要的一页，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只对物理学感兴趣。
我最喜欢的高中老师之一，服部学顺先生待我非常好，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我的物理成绩不错，服部教授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知道我的志向，即使读完高中也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的。所以到了该我考虑读大学的时候，我去找他商量。我知道在大阪帝国大学物理系有一批有名的研究人员，例如八木秀次先生，他发明了八木天线，这对现代的雷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系里还有一名教授，他是磁控管的发明人，而正是有了磁控管，才有可能产生微波能量。
有一天，服部教授告诉我说：“盛田，我有一个东京大学的同学，他现在也在大阪教书，这个人的名字叫浅田常三郎。他是应用物理领域中最杰出的科学家。如果你打算学这一行，你就应该去见见浅田教授。你不妨在放暑假时去拜访他，我可以为你安排一下。”我立即表示同意，并且一到放假我就直奔大阪，去见浅田教授。
我在走进他那杂乱的办公室的第一步时，就开始喜欢这位先生了。浅田教授身材不高，是个胖墩墩的人，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说着一口带鼻音的大阪话。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听别人开玩笑，虽然他是个权威，但他并不摆出盛气凌人的教授派头。他这样的人在日本是很少有的，因为在日本教师受到极大的尊重，所以他们一般都有点趾高气昂。浅田教授看上去对地位的标志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两人之间从一开始就将这些繁文缛节抛到了一边。正是因为遇到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决定了大阪才是我将要去学习的地方，而不是更加有名的东京或者京都大学。东京和京都大学里都有很好的物理系，还有全国有名的教授任教，但他们却更加学究气，更加古板。起码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浅田教授带我在他的实验室里转了一圈，那天我们谈了许多。他对我进行了一次口头考试。他想知道我已经学会了什么，做过哪些试验，制作过什么，对什么感兴趣。然后他又告诉我，他的试验室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这些深深地吸引了我。浅田教授对待应用物理学非常认真，他正在做的工作中还包括光束电话传输，用的是高压水银灯。他可以显示如何用音频信号调制高强度的光束。我愿意与这位才华横溢、充满自信，而又平易近人、令人愉快的科学家一起学习。
在现代物理学领域中，大阪帝国大学成了认真的学生和实验者们的圣地，它是全日本大学里最新的理科学系，所以它也具备最现代化的装置。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所大学是一所新的大学，所以它的教授和老师都是年青人，他们的思想活跃，不受陈规旧俗的约束。
我的父亲对于我没有选学商业而去学理科感到失望，按照他的观点，即使我进了理科，也应该学农业化学，这个专业中有些课程与酿酒业还有点关系。但是我追求的却是理科中最基本的专业——物理学。我想知道事物的原理。他并不想改变我的主意，但是我敢肯定，他还是希望到时候我会担当起家里的角色，他相信物理学只是我的一种嗜好，其实有时甚至我自己也担心会是这样。
当我进入大学时，战争已经开始了，浅田教授的实验室被迫承担海军的研究项目。我继续做我的试验，所以我总是逃课，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试验时间。我发现大部分的教授都不愿意讲课，因为他们所有的著作和论文都可以找到，而学生自己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将要讲些什么。我经常逃课，所以可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试验时间。浅田教授对我的帮助越来越大，不久后，我也可以帮他为海军做一些小事了，主要是电子学方面的事，因为这种工作比老的电路或是电气机械方面的事更接近纯物理。
在大学里，浅田教授被公认为是应用物理学的专家，报界经常向他谘询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最后，他开始撰写一个星期专栏，详细地叙述科学研究和技术上的最新动态，当然只限于不保密的内容。读者们给他写信，对他们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想法征求教授的意见。专栏办得朝气蓬勃，深入人心。
我经常为浅田教授的研究帮些忙，偶尔，他太忙了，我也替他撰写专栏文章。我记得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议论过原子能，并且阐述过这样的想法：“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原子能，就可以造出极其强大的武器。”只是当时原子能与原子武器的想法都离现实太遥远。日本只有两座回旋加速器，开发原子反应的进程十分缓慢。据我所知，日本当时的技术一天只能分离出几微克的铀235，照这样的速度的计算，需要积累二十年才足以制成一颗炸弹。当然，我并不知道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们已经走了多远，日本也没有人知道曼哈顿计划。
浅田教授的一部分工作是为日本帝国海军搞的研究项目，我给他当助手。与此同时，我接触到一些海军军官，他们是从离横滨不远的横须贺航空技术中心来的。临近毕业，我还没有被征兵。一天，一个军官告诉我，只要通过一次考试，物理系毕业生可以申请短期服役，并成为一名军官。我一点都不想当海军军官，虽然有时我也会这样想，与其被毫无选择地征入海军或陆军，还不如自愿报名，挑一个好一点的位置。另一个军官，是一名大佐，一天到实验室来，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办法。海军当时有一个计划，要委托大学培养一批新征入伍人员。二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一旦被接受他就要在海军中终生服役。后面这个条件看起来非常令人担心，因为我并不想当一个职业的海军军官。然而当他谈到另一条出路时，我对前一个办法很快产生了兴趣。他说，学过物理专业的短期服役军官会被分配到战舰上去操作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型雷达，也就是分配到战斗区域。这样一来，如果不是了结我的生命，也会了结我的学业。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申请短期服役，被分配到海上去，前途未卜；另一种是与海军签订终生合同，但可以继续我的学业。
他推荐我参加终生在海军服役的考试，并得到奖学金，这样我就可以在实验室里继续工作，获得学位。他还说，他不想看到像我这样专注的研究人员被送到海上去。他的想法是一旦我被海军召入，只需要通过基本训练，就可以再次加入研究中心。“这对你而言是最安全的办法。”他告戒我说。“你可以继续搞你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继续用你。”
我对这件事没有长时间地思考。我认定在那种时候终生服役的办法更好一些。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参加了考试，而且顺利通过。海军每月发给我三十元钱，还给了我一枚金色的锚徽，带在领子上。就这样我成了一名海军，分配到大学里培训。我的任务是继续学习物理学。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很久。我读三年级时，战争更加激烈了，我们物理系的学生也与全国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直接受到军方的控制；1945年初，我被分配到横须贺的航空技术中心办公室。
他们把让我住进一个工人宿舍改成的兵营，第一天的早晨我就和其他应征的工人一起被赶进了工厂，而不是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到实验室去。一个人递给我一把锉刀，把我分配到机器车间。每天我都要到那个车间去干力气活，锉一些钢制零件。过了几天我开始想，如果再不离开那个鬼地方我会发疯的。全日本的学生都被从学校里赶出来，非重要岗位的工人都被征用去干军工，现在大学的理科学生看来也不能例外了。
龟井良子，她后来就是我的妻子，也被从学校征召到一家工厂里去制作“红蜻蜓”训练飞机机翼的木制构件。由于那次的经历，她至今还会使用木工工具。飞机构件厂遭到轰炸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去为伤员做病号服，后来又被调到一家印刷厂，那家工厂印刷一些用于亚洲占领区的军事印刷品。战争后期，大部分学校都只能每周上一天课，有些甚至一天课也上不成。由于日本的兵力散布得太远，显得薄弱，所以国内几乎没有年青的男人来干这样的工作。良子和我直到1951年才初次见面，就在那一年我们结婚了。
在那个工厂里干了几个星期的苦役，一定是有人意识到把我的工作分配错了，因为我突然被调到光学实验室去，但是没有任何解释。我开始感到又回到了我最熟悉的工作环境中。实验室里有军官和工人，他们是从摄影学校毕业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物理专业的学生，所以他们把遇到的技术难题积攒起来，让我研究。分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出一个办法，来防止高空干燥大气层中产生的静电在航空照片上造成锯齿状的条纹损伤。为研究这项任务，我需要到一个好的图书馆去，于是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给东京物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位知名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并假装是从海军直接打来的，我希望得到他的允许，以便利用该研究所的图书馆。这位教授对我鼎力相助。
我向上司提出申请，每天去东京从事我的研究工作。我的申请一定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几乎立即就获得了批准。但是乘坐战时那种缓慢、拥挤的列车从横滨到东京大约要花一个小时，非常烦人。后来我搬到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去住，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在东京大学学法律，已经被征入海军。平时我到研究所去，星期六回到工人宿舍，与我的同事共度周末。我学会了怎样当一个军工万事通。
但是我并没有逃避工作。我试着解决如何防止那些静电条纹。我了解到用测绘照相机拍摄航空照片时要用大量的胶卷，这样通常会引起静电火花，损坏图像。通过阅读资料和做试验，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我到暗室去，那里有大量的胶卷可以利用，我试图在实验室里模拟静电火花。我在照相机的零件和胶卷上加各种电压，变换极性。不久后我就可以非常逼真地在实验室里模拟那种现象。我在第一份报告中写道，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出那种现象，但还需要精确地找出造成它的原因和排除它的方法。然而由于光学部缺乏合适的设备，无法继续进行试验。当然具备最好装备的合适地方是浅田教授的实验室，我申请暂时调到那里去工作。
为了使上司早做决定，我还特意说明我不需要旅差费，因为实验室在我的母校里，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不花钱的地方住宿。我只需要他们允许我去那里的实验室工作就行了。他们的唯一投资是大量的胶卷，因为当时胶卷非常少，我无法在别的地方弄到。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答应我的要求，我都希望它使我能够在配备更加先进设备的大学实验室里完成这次任务。另外，我不仅希望完成任务，还想利用这次提交给海军的正式研究报告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批给我一大堆胶卷。回大学之前我把胶卷装进了我的背包。以后的几个月里，当别人都在度过艰难时光的时候，我却住在当学生时家里为我租的公寓中，从浅田教授那里得到宝贵的指导，每周只需要为我的研究发出一份报告。这是一个机会，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我喜欢的、有创意的工作，当然我还可以继续从浅田教授那里学到新知识。
四十年后的1985年，我出席了一次当年光学实验室员工的聚会，我在发言中坦白了我当时离去的动机。我说，当时我做了一件非常自私的事，如果由于我的自私，给实验室别的人造成了任何不便，我向他道歉。大家都鼓掌，我原来的上司站起来，说他也有一件事要坦白。他说，就在我带着胶卷和自由离去的那一天，他向他的上司打了报告，那人是一名海军上将，“将军闻讯大怒！他狠狠地训斥了我，并声称这样的事还没有前例。”训斥持续了两个小时，我的上司临走时接受了一项命令——到大阪去把盛田带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去将军那里，告知他准备去把我带回来，将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他把这件事抛到脑后算了。就这样，我被允许留在大阪了。但是四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我惹下的麻烦，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加倍地赔礼道歉。在这样的怀旧气氛中，结果大家开怀大笑。
我从大学毕业以后，自动地成为一名职业海军军官，这表示我必须通过实际的海军训练，于是我乘船去了滨松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离名古屋不远。我在那里接受了四个月的军官教化和训练课程。训练真难，但对我的身体是值得的。
在那个年代，只有像我一样的理科学生才能暂时免于征兵，我的弟弟和昭在早稻田大学学经济，所以不能延期，他被征入海军，受训驾驶双引擎轰炸机。正当我毕业后来到滨松基地时，他去了海军的丰桥航空基地，离我不远。他每天训练时都从我们的军营上空飞过。他很幸运，被分配到双引擎夜间轰炸机部队，这种飞机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而在他毕业之前战争就结束了。他的一些同学被分配驾驶战斗机，训练时间短得多，有些人成为执行自杀任务的“神风”飞行员，当然，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我的另一个弟弟正明当时还在中学读书，军方鼓励年青人当志愿兵，他们全班同学都报名参军。日本当时充满了战争狂热，如果一个年青人不愿意当志愿兵，那他就会受到排斥。正明的全班同学决定参加海军时，他才十四、五岁。我的父母大为震惊，不愿意让他去，但他还是坚持要去。他离开家时，我记得母亲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我送他上火车，我也哭了。他参加了海军飞行训练，幸运的是他还在训练初期阶段时战争就结束了。三兄弟经常同时在海军的飞机上飞行。我们试图制造一种热跟踪武器，为了进行试验，我经常带着试验仪器乘坐夜间飞机，我的同事教我开飞机，当然不是正式的。有一段时间里，三兄弟同时在空中飞行，母亲对我们在战争中活下来已不抱希望。幸运的是我们三兄弟居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没有受伤。
对美国的战争是一个悲剧，它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震惊，尽管宣传媒体全都指责西方国家联合攻击日本。在二、三十年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然不懂那时发生的政治事件。但是到了1934年我十三岁时，我们每周都要接受两个小时的军事训练。我们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苏联是潜在的敌人，有可能与苏联作战。我们受的教育中说共产主义是危险的，日本人进入满洲是为了确保边境，建立一个保护日本、防止共产主义的缓冲区。
头脑发热的极端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一些少壮军官当时在日本国内外制造了几起严重事件，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对前景都非常担心。1932年，一批极端分子与四十二名少壮军官攻击了所谓的“华族”，杀了大藏大臣井上顺之助和三井集团的财阀、男爵段田隈。过了不久，在同年的5月15日，他们暗杀了总理大臣犬养毅，砸了掌玺大臣的家和一些大集团公司的办公室。他们还抢了日本银行和三菱银行。
这些事件警告了我们这个阶层的人们。虽然暴乱者是想建立法西斯主义，但是在很多保守人士的眼里这些事件却像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1936年发生了有名的二。二六事件，另外一伙军人占领了首相官邸和战事指挥所，暗杀了首相斋藤，他曾担任掌玺大臣、负责军事教育的将军和大藏大臣等要职。他们打伤了宫内厅长官，所以引起天皇对他们龙颜大怒。最后动用军队实施镇压，枪毙了十五名军官和其他一些帮凶。
虽然这次暴乱失败了，但是很明显，上层的政界和商界人士都受到了这次打击的威胁。国家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年青的法西斯分子虽然是被导入歧途，但他们也是想唤起人们的同情。在日本有这样一种传统，人们同情那些敢于反对强大势力的人，即使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是错误的。日本的很多民间英雄都是一些为了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而献身的人。从三十年代起军方就加强了对政界的控制，法西斯分子开始主宰国策。在这种气氛中人们很难出来说话。甚至在议会中也很少有人敢于反对军国主义者，如果有人出面说过一次反对意见，他就不可能得到第二次机会了。军国主义者占了上风。
不管什么时候父亲与他的朋友聚会，他们都会谈到时局的危险。他们是商人，他们的思想比法西斯分子开明得多，但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公众场合只有保持沉默。
学校里的年青人只知道相信当局的话，那时的新闻是有倾向的。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被加以美化。有些人听说了攻击中国城市的传闻，还有在南京发生的事，我相信父亲听到的比他说出的多，但是年青人很少关心这类事情。我知道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但我绝对没有想到战争。
我自己做了一个与收音机相连的闹钟，把它设定在每天早晨六点叫醒我。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8日，在美国还是12月7日，我的闹钟自动地打开收音机，我听到广播说日本空军攻击了珍珠港。我大吃一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这条消息惊呆了，我记得当时认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从小到大，一直相信西方的技术高人一筹，例如，那时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金属真空管，而在日本我们没有任何同类产品。我自己就买过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真空管做过试验。由于通过电影和汽车、留声机等产品，还有我叔叔了解到美国的技术，所以我认为大错已经铸成。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几个星期，报纸上一直在刊登日本军队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我们打沉了两艘以前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英国主力战舰，威尔士王子号与雷普尔斯号；日本军队还占领了菲律宾和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12月份；我开始想，我们的实力比我认为的更加强大。战争一旦开始，广大公众，也包括我的父母，都相信除了为战争共同努力之外没有其它变通的办法。报纸上连篇累牍登载着美国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新闻，诸如歧视日本人的移民法，要求我们撤离中国和满洲，而满洲正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缓冲地带。到处都可听到这样的叫嚣，赤祸对日本是危险的威胁，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保护我们，使之免受其害。
军国主义的政府所做的每件事看上去都像是天皇的御旨，他们强迫大人和孩子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学校的校长在背诵《教育敕令》时发生了一点错误，就要自杀赎罪。警察和特警四处巡视，只要他们怀疑一个人有一点不忠诚、不顺从或者不恭敬，就将其逮捕。当电车经过东京皇居周围的时候，售票员必须及时通告，每个乘客都要行鞠躬礼。学校的学生要对写有天皇圣训的随身携带的神龛鞠躬。这些都是军方用来控制国家的办法，像我和我的父母这样的人也只有顺从。对这些做法怀有不满之心的人其实不少，但是要想表示出来却很难，也很危险。反抗者被送进特殊的“教化营”中，如果再顽固不化，就会被迫去干最卑贱的苦役。所有的左翼人士和共产主义者都被管制起来并关进监狱。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结束后，我得到了中尉军衔，并奉命返回横须贺的光学部。根据一个简短的命令，我被调去帮助监督一个特殊小组，它已经疏散到了乡下，在那里研制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我们的基地设在镰仓南边的逗子，那是一个小镇，正对着相模湾。我们的组长是一名大佐，组员中有一些高级军官，加上两三名像我自己一样的中尉和几名少尉。一位年长的中尉当值勤军官，相当于总务长，那就是我。如果在舰上，我应该是甲板值勤军官。我必须处理生活中的所有琐事，包括为小组提供食品，尽管我担负着这样的工作，但是身处乡间的环境，还是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的工作站是一所西式房屋，表面用灰泥装饰，还附有一个庭院花园。电影厂常把这里作为西式背景使用。房子建在海滩上面的悬崖脚下，我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那个旅馆已被海军租用，作为军官宿舍。我每天早晨沿着海滩从旅馆走到工作站去上班。那时美国的B-29轰炸机几乎每天都要携带燃烧弹和高爆炸弹轰炸东京、川崎和横滨，回来的路上正好从我们那里经过，但是海滩上有时却像度假胜地一样的安宁，看上去有些不协调。
虽然我还年青，但在家里我已经受过大量的管理训练，所以我可以照看全组人的生活。小组的食品短缺，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来进行补充。我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少尉，他与逗子的一个鱼店老板交上了朋友，这个老板经常到海滩上来。作为海军，我们配给了一点米酒，米酒当时是很紧缺的，于是我们用米酒换取新鲜的鱼。但这还是不能满足年青人的食量，我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我利用军邮给家里发了一封信，让他们寄一桶酱油和一桶豆酱来，上面注明“供海军使用”。当时盛田公司正在为陆军生产脱水豆酱，日本人生产这种东西并不需要更多的原料，只要有酱汤就行了，公司还为海军生产一些酒精制品。这样的货物看起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我做的一件违反规定的事，虽然我明知违反了规定，但是当时我们只有想些办法才能生活下去，而且我想如果有人追究，我也可以成功地为自己辩护。豆酱和酱油运到后，我们把它藏到地下室里。只要一有鱼，我们就用这宝贵的贮藏品交换。用这种办法，使得小组的人都吃得饱一点，在困难的环境中得到快乐。
我隶属于一个特别项目组，这个小组由陆军、海军和非军方的研究者组成，工作是开发热搜寻装置。为了这个需要大胆而又赋有创造性思维的任务，我们集中智慧迎接挑战。我们组里的一位非军方代表是一个出色的电子工程师，当时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他是注定对我的人生起巨大影响的人物。井深大比我大十三岁，但是他却与我结下了忘年交，成为同事，合作者，以及后来创建索尼公司的共同奠基人。
成为这个研制小组的一名成员对于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虽然我年青气盛，但是我却习惯与长者为伍。我们聚会在一起，搞一个超前时代的项目。小组的成员在一起的时间不短，大家彼此非常了解，但是对热搜寻装置的研究却没有什么进展。美国的响尾蛇导弹就是我们当时想要制造的那种装置，它直到战后才问世。那时我只不过是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但是在开联席会议时我会遇到著名的教授和陆军军官，他们会在桌子对面倾身问道：“对于这一点海军是什么意见？”对这样的问题我必须尽可能严肃地回答：“嗯，先生们，海军的看法是．．．．．．”在这种时刻我会由衷地感谢父亲的训练。
井深先生对小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原来在自己的日本测定器公司里设计出一种大功率放大器，它通过检测地磁场的扰动可以探测到水下三十米处的潜水艇。这种装置悬挂在飞机的下面，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井深先生的放大器，它的能力足以探测到非常微弱的信号并把它的频率从1至2Hz变到易于察觉的600Hz。我听说在对这种仪器进行全面试验时，曾在台湾附近侦察到26艘潜水艇，但是在实战中为时已晚，当这种仪器准备好了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飞机来配置这种仪器了。日本丧失了制空权，美国军队正在逼近日本本土，他们攻打南部的一系列岛屿，每天的轰炸摧毁了我们的飞机工厂。
随着的时间的推移，对东京和川崎、横滨所有的工业、军事区域的空袭日益频繁，我们的军港在三浦半岛上，这些被炸区域就在我们的北边。不管什么时候发生空袭，我们周围都会响起警报，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挨过炸，但却还是要受到惊吓。在我看来，我们的房子正好在悬崖下面，很难被炸弹炸到，另外，谁会来炸我们呢？我们并不是行动的军事力量，我敢肯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不是从军事上考虑，而是从逻辑上来考虑的。即使挨了炸，那也是偶然的。于是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让他们听听我的想法。
我把话说得尽量简单一些：“根据海军条例，无论什么时候响起警报时我们都应该起来，穿上军服，消防泵人员到位。但是我们的位置看起来不可能遭到轰炸，所以以后即使响起警报我也不想叫醒大家。”其他的人似乎都喜欢这个做法。
“另一方面，”我又警告他们说，“如果有炸弹落到这里我们也无可奈何，大家都完了。”同事们都乐意地接受了我的推断。为了向他们表示我的意思，我搬出了旅馆，非常戏剧性地把仪器都搬到工作站的二楼。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任何理由轰炸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最后，我们在那里再也没有做任何真正重要的研究，与其每次警报都起来，第二天又由于缺乏睡眠而精神疲惫，还不如蒙头睡大觉。
初中的最后一年，我告诉父母亲和老师，我想参加第八高等学校(现在的名古屋大学——译者)的理科考试。当时在日本，中学课程的水平非常高，高等学校教的东西甚至包括了美国的大学一、二年级课程。我的决定使他们都感到震惊，因为虽然我的理科与数学成绩较好，但我的总体成绩却相当差。他们提醒我，要想进高等学校理科，必须通过一些课目的严格考试，而其中正好有几门是我所忽视的。我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下定了决心。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浪人。在古代，如果一个武士没有家主或者失去了封地，就被称作浪人，而今天一个学生如果脱离常规、用额外的时间自已学习以应付毕业后的下一次考试也被冠以同样的称呼。一年中，我努力学习，比以往更加用功。我有家庭教师为我补习英语、高等数学、国语和古典汉语。一整年中，我没有搞别的，只是学习，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我很想说，那一年由于我的强化学习，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然而，我却出了另外一个风头，我成为我们学校以最低成绩排名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理科的学生。以前还没有一个像我那样排在第一百八十名的学生考入过理科，而我的成功来自一整年的有效学习和坚定不移。其实我一直是坚定不移的。
当然，高等学校也并不那么轻松，我发现甚至在理科课程中也有很多一点意思都没有的科目，例如材料学、植物学等等，我对它们不感兴趣。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但是自从进入三年级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专业了，我选择了物理，这门课的分数我一向都是“A”。我热爱物理，并且崇拜我的老师。
尽管我保持着乐观和热情，但是当时正是1940年，前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在欧洲，法国已经向德国军队投降，英国正受到德国空军的攻击，温斯顿。丘吉乐告诉他的人民，他们的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指望了，只有“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日本正在走上灾难之路，虽然国内的报道总是说形势有利，新闻检查却十分严厉。作为学生，我们不太关心全球性的问题，甚至不太关心国内的政局，但是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军方在1938年宣布了动员令。当我开始大学的学习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亚的大部分版图。国内所有旧的政党都被解散。在美国和其它盟国的经济紧迫以及切断对日本提供原材料和石油的威胁下，日本政府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继续控制被它强迫纳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其它国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对美国作战的决定。历史正在写下重要的一页，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只对物理学感兴趣。
我最喜欢的高中老师之一，服部学顺先生待我非常好，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我的物理成绩不错，服部教授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知道我的志向，即使读完高中也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的。所以到了该我考虑读大学的时候，我去找他商量。我知道在大阪帝国大学物理系有一批有名的研究人员，例如八木秀次先生，他发明了八木天线，这对现代的雷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系里还有一名教授，他是磁控管的发明人，而正是有了磁控管，才有可能产生微波能量。
有一天，服部教授告诉我说：“盛田，我有一个东京大学的同学，他现在也在大阪教书，这个人的名字叫浅田常三郎。他是应用物理领域中最杰出的科学家。如果你打算学这一行，你就应该去见见浅田教授。你不妨在放暑假时去拜访他，我可以为你安排一下。”我立即表示同意，并且一到放假我就直奔大阪，去见浅田教授。
我在走进他那杂乱的办公室的第一步时，就开始喜欢这位先生了。浅田教授身材不高，是个胖墩墩的人，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说着一口带鼻音的大阪话。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听别人开玩笑，虽然他是个权威，但他并不摆出盛气凌人的教授派头。他这样的人在日本是很少有的，因为在日本教师受到极大的尊重，所以他们一般都有点趾高气昂。浅田教授看上去对地位的标志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两人之间从一开始就将这些繁文缛节抛到了一边。正是因为遇到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决定了大阪才是我将要去学习的地方，而不是更加有名的东京或者京都大学。东京和京都大学里都有很好的物理系，还有全国有名的教授任教，但他们却更加学究气，更加古板。起码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浅田教授带我在他的实验室里转了一圈，那天我们谈了许多。他对我进行了一次口头考试。他想知道我已经学会了什么，做过哪些试验，制作过什么，对什么感兴趣。然后他又告诉我，他的试验室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这些深深地吸引了我。浅田教授对待应用物理学非常认真，他正在做的工作中还包括光束电话传输，用的是高压水银灯。他可以显示如何用音频信号调制高强度的光束。我愿意与这位才华横溢、充满自信，而又平易近人、令人愉快的科学家一起学习。
在现代物理学领域中，大阪帝国大学成了认真的学生和实验者们的圣地，它是全日本大学里最新的理科学系，所以它也具备最现代化的装置。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所大学是一所新的大学，所以它的教授和老师都是年青人，他们的思想活跃，不受陈规旧俗的约束。
我的父亲对于我没有选学商业而去学理科感到失望，按照他的观点，即使我进了理科，也应该学农业化学，这个专业中有些课程与酿酒业还有点关系。但是我追求的却是理科中最基本的专业——物理学。我想知道事物的原理。他并不想改变我的主意，但是我敢肯定，他还是希望到时候我会担当起家里的角色，他相信物理学只是我的一种嗜好，其实有时甚至我自己也担心会是这样。
当我进入大学时，战争已经开始了，浅田教授的实验室被迫承担海军的研究项目。我继续做我的试验，所以我总是逃课，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试验时间。我发现大部分的教授都不愿意讲课，因为他们所有的著作和论文都可以找到，而学生自己一看就可以知道他们将要讲些什么。我经常逃课，所以可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试验时间。浅田教授对我的帮助越来越大，不久后，我也可以帮他为海军做一些小事了，主要是电子学方面的事，因为这种工作比老的电路或是电气机械方面的事更接近纯物理。
在大学里，浅田教授被公认为是应用物理学的专家，报界经常向他谘询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最后，他开始撰写一个星期专栏，详细地叙述科学研究和技术上的最新动态，当然只限于不保密的内容。读者们给他写信，对他们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想法征求教授的意见。专栏办得朝气蓬勃，深入人心。
我经常为浅田教授的研究帮些忙，偶尔，他太忙了，我也替他撰写专栏文章。我记得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议论过原子能，并且阐述过这样的想法：“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原子能，就可以造出极其强大的武器。”只是当时原子能与原子武器的想法都离现实太遥远。日本只有两座回旋加速器，开发原子反应的进程十分缓慢。据我所知，日本当时的技术一天只能分离出几微克的铀235，照这样的速度的计算，需要积累二十年才足以制成一颗炸弹。当然，我并不知道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们已经走了多远，日本也没有人知道曼哈顿计划。
浅田教授的一部分工作是为日本帝国海军搞的研究项目，我给他当助手。与此同时，我接触到一些海军军官，他们是从离横滨不远的横须贺航空技术中心来的。临近毕业，我还没有被征兵。一天，一个军官告诉我，只要通过一次考试，物理系毕业生可以申请短期服役，并成为一名军官。我一点都不想当海军军官，虽然有时我也会这样想，与其被毫无选择地征入海军或陆军，还不如自愿报名，挑一个好一点的位置。另一个军官，是一名大佐，一天到实验室来，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办法。海军当时有一个计划，要委托大学培养一批新征入伍人员。二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一旦被接受他就要在海军中终生服役。后面这个条件看起来非常令人担心，因为我并不想当一个职业的海军军官。然而当他谈到另一条出路时，我对前一个办法很快产生了兴趣。他说，学过物理专业的短期服役军官会被分配到战舰上去操作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型雷达，也就是分配到战斗区域。这样一来，如果不是了结我的生命，也会了结我的学业。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申请短期服役，被分配到海上去，前途未卜；另一种是与海军签订终生合同，但可以继续我的学业。
他推荐我参加终生在海军服役的考试，并得到奖学金，这样我就可以在实验室里继续工作，获得学位。他还说，他不想看到像我这样专注的研究人员被送到海上去。他的想法是一旦我被海军召入，只需要通过基本训练，就可以再次加入研究中心。“这对你而言是最安全的办法。”他告戒我说。“你可以继续搞你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继续用你。”
我对这件事没有长时间地思考。我认定在那种时候终生服役的办法更好一些。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参加了考试，而且顺利通过。海军每月发给我三十元钱，还给了我一枚金色的锚徽，带在领子上。就这样我成了一名海军，分配到大学里培训。我的任务是继续学习物理学。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很久。我读三年级时，战争更加激烈了，我们物理系的学生也与全国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直接受到军方的控制；1945年初，我被分配到横须贺的航空技术中心办公室。
他们把让我住进一个工人宿舍改成的兵营，第一天的早晨我就和其他应征的工人一起被赶进了工厂，而不是像我所预料的那样到实验室去。一个人递给我一把锉刀，把我分配到机器车间。每天我都要到那个车间去干力气活，锉一些钢制零件。过了几天我开始想，如果再不离开那个鬼地方我会发疯的。全日本的学生都被从学校里赶出来，非重要岗位的工人都被征用去干军工，现在大学的理科学生看来也不能例外了。
龟井良子，她后来就是我的妻子，也被从学校征召到一家工厂里去制作“红蜻蜓”训练飞机机翼的木制构件。由于那次的经历，她至今还会使用木工工具。飞机构件厂遭到轰炸后，她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去为伤员做病号服，后来又被调到一家印刷厂，那家工厂印刷一些用于亚洲占领区的军事印刷品。战争后期，大部分学校都只能每周上一天课，有些甚至一天课也上不成。由于日本的兵力散布得太远，显得薄弱，所以国内几乎没有年青的男人来干这样的工作。良子和我直到1951年才初次见面，就在那一年我们结婚了。
在那个工厂里干了几个星期的苦役，一定是有人意识到把我的工作分配错了，因为我突然被调到光学实验室去，但是没有任何解释。我开始感到又回到了我最熟悉的工作环境中。实验室里有军官和工人，他们是从摄影学校毕业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物理专业的学生，所以他们把遇到的技术难题积攒起来，让我研究。分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出一个办法，来防止高空干燥大气层中产生的静电在航空照片上造成锯齿状的条纹损伤。为研究这项任务，我需要到一个好的图书馆去，于是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给东京物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位知名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并假装是从海军直接打来的，我希望得到他的允许，以便利用该研究所的图书馆。这位教授对我鼎力相助。
我向上司提出申请，每天去东京从事我的研究工作。我的申请一定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几乎立即就获得了批准。但是乘坐战时那种缓慢、拥挤的列车从横滨到东京大约要花一个小时，非常烦人。后来我搬到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去住，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在东京大学学法律，已经被征入海军。平时我到研究所去，星期六回到工人宿舍，与我的同事共度周末。我学会了怎样当一个军工万事通。
但是我并没有逃避工作。我试着解决如何防止那些静电条纹。我了解到用测绘照相机拍摄航空照片时要用大量的胶卷，这样通常会引起静电火花，损坏图像。通过阅读资料和做试验，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我到暗室去，那里有大量的胶卷可以利用，我试图在实验室里模拟静电火花。我在照相机的零件和胶卷上加各种电压，变换极性。不久后我就可以非常逼真地在实验室里模拟那种现象。我在第一份报告中写道，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出那种现象，但还需要精确地找出造成它的原因和排除它的方法。然而由于光学部缺乏合适的设备，无法继续进行试验。当然具备最好装备的合适地方是浅田教授的实验室，我申请暂时调到那里去工作。
为了使上司早做决定，我还特意说明我不需要旅差费，因为实验室在我的母校里，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不花钱的地方住宿。我只需要他们允许我去那里的实验室工作就行了。他们的唯一投资是大量的胶卷，因为当时胶卷非常少，我无法在别的地方弄到。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答应我的要求，我都希望它使我能够在配备更加先进设备的大学实验室里完成这次任务。另外，我不仅希望完成任务，还想利用这次提交给海军的正式研究报告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批给我一大堆胶卷。回大学之前我把胶卷装进了我的背包。以后的几个月里，当别人都在度过艰难时光的时候，我却住在当学生时家里为我租的公寓中，从浅田教授那里得到宝贵的指导，每周只需要为我的研究发出一份报告。这是一个机会，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我喜欢的、有创意的工作，当然我还可以继续从浅田教授那里学到新知识。
四十年后的1985年，我出席了一次当年光学实验室员工的聚会，我在发言中坦白了我当时离去的动机。我说，当时我做了一件非常自私的事，如果由于我的自私，给实验室别的人造成了任何不便，我向他道歉。大家都鼓掌，我原来的上司站起来，说他也有一件事要坦白。他说，就在我带着胶卷和自由离去的那一天，他向他的上司打了报告，那人是一名海军上将，“将军闻讯大怒！他狠狠地训斥了我，并声称这样的事还没有前例。”训斥持续了两个小时，我的上司临走时接受了一项命令——到大阪去把盛田带回来。第二天早晨他去将军那里，告知他准备去把我带回来，将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他把这件事抛到脑后算了。就这样，我被允许留在大阪了。但是四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我惹下的麻烦，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加倍地赔礼道歉。在这样的怀旧气氛中，结果大家开怀大笑。
我从大学毕业以后，自动地成为一名职业海军军官，这表示我必须通过实际的海军训练，于是我乘船去了滨松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离名古屋不远。我在那里接受了四个月的军官教化和训练课程。训练真难，但对我的身体是值得的。
在那个年代，只有像我一样的理科学生才能暂时免于征兵，我的弟弟和昭在早稻田大学学经济，所以不能延期，他被征入海军，受训驾驶双引擎轰炸机。正当我毕业后来到滨松基地时，他去了海军的丰桥航空基地，离我不远。他每天训练时都从我们的军营上空飞过。他很幸运，被分配到双引擎夜间轰炸机部队，这种飞机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而在他毕业之前战争就结束了。他的一些同学被分配驾驶战斗机，训练时间短得多，有些人成为执行自杀任务的“神风”飞行员，当然，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我的另一个弟弟正明当时还在中学读书，军方鼓励年青人当志愿兵，他们全班同学都报名参军。日本当时充满了战争狂热，如果一个年青人不愿意当志愿兵，那他就会受到排斥。正明的全班同学决定参加海军时，他才十四、五岁。我的父母大为震惊，不愿意让他去，但他还是坚持要去。他离开家时，我记得母亲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我送他上火车，我也哭了。他参加了海军飞行训练，幸运的是他还在训练初期阶段时战争就结束了。三兄弟经常同时在海军的飞机上飞行。我们试图制造一种热跟踪武器，为了进行试验，我经常带着试验仪器乘坐夜间飞机，我的同事教我开飞机，当然不是正式的。有一段时间里，三兄弟同时在空中飞行，母亲对我们在战争中活下来已不抱希望。幸运的是我们三兄弟居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没有受伤。
对美国的战争是一个悲剧，它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震惊，尽管宣传媒体全都指责西方国家联合攻击日本。在二、三十年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然不懂那时发生的政治事件。但是到了1934年我十三岁时，我们每周都要接受两个小时的军事训练。我们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苏联是潜在的敌人，有可能与苏联作战。我们受的教育中说共产主义是危险的，日本人进入满洲是为了确保边境，建立一个保护日本、防止共产主义的缓冲区。
头脑发热的极端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一些少壮军官当时在日本国内外制造了几起严重事件，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对前景都非常担心。1932年，一批极端分子与四十二名少壮军官攻击了所谓的“华族”，杀了大藏大臣井上顺之助和三井集团的财阀、男爵段田隈。过了不久，在同年的5月15日，他们暗杀了总理大臣犬养毅，砸了掌玺大臣的家和一些大集团公司的办公室。他们还抢了日本银行和三菱银行。
这些事件警告了我们这个阶层的人们。虽然暴乱者是想建立法西斯主义，但是在很多保守人士的眼里这些事件却像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1936年发生了有名的二。二六事件，另外一伙军人占领了首相官邸和战事指挥所，暗杀了首相斋藤，他曾担任掌玺大臣、负责军事教育的将军和大藏大臣等要职。他们打伤了宫内厅长官，所以引起天皇对他们龙颜大怒。最后动用军队实施镇压，枪毙了十五名军官和其他一些帮凶。
虽然这次暴乱失败了，但是很明显，上层的政界和商界人士都受到了这次打击的威胁。国家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年青的法西斯分子虽然是被导入歧途，但他们也是想唤起人们的同情。在日本有这样一种传统，人们同情那些敢于反对强大势力的人，即使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是错误的。日本的很多民间英雄都是一些为了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而献身的人。从三十年代起军方就加强了对政界的控制，法西斯分子开始主宰国策。在这种气氛中人们很难出来说话。甚至在议会中也很少有人敢于反对军国主义者，如果有人出面说过一次反对意见，他就不可能得到第二次机会了。军国主义者占了上风。
不管什么时候父亲与他的朋友聚会，他们都会谈到时局的危险。他们是商人，他们的思想比法西斯分子开明得多，但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公众场合只有保持沉默。
学校里的年青人只知道相信当局的话，那时的新闻是有倾向的。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被加以美化。有些人听说了攻击中国城市的传闻，还有在南京发生的事，我相信父亲听到的比他说出的多，但是年青人很少关心这类事情。我知道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但我绝对没有想到战争。
我自己做了一个与收音机相连的闹钟，把它设定在每天早晨六点叫醒我。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8日，在美国还是12月7日，我的闹钟自动地打开收音机，我听到广播说日本空军攻击了珍珠港。我大吃一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这条消息惊呆了，我记得当时认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从小到大，一直相信西方的技术高人一筹，例如，那时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金属真空管，而在日本我们没有任何同类产品。我自己就买过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真空管做过试验。由于通过电影和汽车、留声机等产品，还有我叔叔了解到美国的技术，所以我认为大错已经铸成。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几个星期，报纸上一直在刊登日本军队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我们打沉了两艘以前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英国主力战舰，威尔士王子号与雷普尔斯号；日本军队还占领了菲律宾和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12月份；我开始想，我们的实力比我认为的更加强大。战争一旦开始，广大公众，也包括我的父母，都相信除了为战争共同努力之外没有其它变通的办法。报纸上连篇累牍登载着美国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新闻，诸如歧视日本人的移民法，要求我们撤离中国和满洲，而满洲正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缓冲地带。到处都可听到这样的叫嚣，赤祸对日本是危险的威胁，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保护我们，使之免受其害。
军国主义的政府所做的每件事看上去都像是天皇的御旨，他们强迫大人和孩子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学校的校长在背诵《教育敕令》时发生了一点错误，就要自杀赎罪。警察和特警四处巡视，只要他们怀疑一个人有一点不忠诚、不顺从或者不恭敬，就将其逮捕。当电车经过东京皇居周围的时候，售票员必须及时通告，每个乘客都要行鞠躬礼。学校的学生要对写有天皇圣训的随身携带的神龛鞠躬。这些都是军方用来控制国家的办法，像我和我的父母这样的人也只有顺从。对这些做法怀有不满之心的人其实不少，但是要想表示出来却很难，也很危险。反抗者被送进特殊的“教化营”中，如果再顽固不化，就会被迫去干最卑贱的苦役。所有的左翼人士和共产主义者都被管制起来并关进监狱。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结束后，我得到了中尉军衔，并奉命返回横须贺的光学部。根据一个简短的命令，我被调去帮助监督一个特殊小组，它已经疏散到了乡下，在那里研制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我们的基地设在镰仓南边的逗子，那是一个小镇，正对着相模湾。我们的组长是一名大佐，组员中有一些高级军官，加上两三名像我自己一样的中尉和几名少尉。一位年长的中尉当值勤军官，相当于总务长，那就是我。如果在舰上，我应该是甲板值勤军官。我必须处理生活中的所有琐事，包括为小组提供食品，尽管我担负着这样的工作，但是身处乡间的环境，还是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的工作站是一所西式房屋，表面用灰泥装饰，还附有一个庭院花园。电影厂常把这里作为西式背景使用。房子建在海滩上面的悬崖脚下，我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那个旅馆已被海军租用，作为军官宿舍。我每天早晨沿着海滩从旅馆走到工作站去上班。那时美国的B-29轰炸机几乎每天都要携带燃烧弹和高爆炸弹轰炸东京、川崎和横滨，回来的路上正好从我们那里经过，但是海滩上有时却像度假胜地一样的安宁，看上去有些不协调。
虽然我还年青，但在家里我已经受过大量的管理训练，所以我可以照看全组人的生活。小组的食品短缺，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来进行补充。我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少尉，他与逗子的一个鱼店老板交上了朋友，这个老板经常到海滩上来。作为海军，我们配给了一点米酒，米酒当时是很紧缺的，于是我们用米酒换取新鲜的鱼。但这还是不能满足年青人的食量，我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我利用军邮给家里发了一封信，让他们寄一桶酱油和一桶豆酱来，上面注明“供海军使用”。当时盛田公司正在为陆军生产脱水豆酱，日本人生产这种东西并不需要更多的原料，只要有酱汤就行了，公司还为海军生产一些酒精制品。这样的货物看起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我做的一件违反规定的事，虽然我明知违反了规定，但是当时我们只有想些办法才能生活下去，而且我想如果有人追究，我也可以成功地为自己辩护。豆酱和酱油运到后，我们把它藏到地下室里。只要一有鱼，我们就用这宝贵的贮藏品交换。用这种办法，使得小组的人都吃得饱一点，在困难的环境中得到快乐。
我隶属于一个特别项目组，这个小组由陆军、海军和非军方的研究者组成，工作是开发热搜寻装置。为了这个需要大胆而又赋有创造性思维的任务，我们集中智慧迎接挑战。我们组里的一位非军方代表是一个出色的电子工程师，当时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他是注定对我的人生起巨大影响的人物。井深大比我大十三岁，但是他却与我结下了忘年交，成为同事，合作者，以及后来创建索尼公司的共同奠基人。
成为这个研制小组的一名成员对于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虽然我年青气盛，但是我却习惯与长者为伍。我们聚会在一起，搞一个超前时代的项目。小组的成员在一起的时间不短，大家彼此非常了解，但是对热搜寻装置的研究却没有什么进展。美国的响尾蛇导弹就是我们当时想要制造的那种装置，它直到战后才问世。那时我只不过是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但是在开联席会议时我会遇到著名的教授和陆军军官，他们会在桌子对面倾身问道：“对于这一点海军是什么意见？”对这样的问题我必须尽可能严肃地回答：“嗯，先生们，海军的看法是．．．．．．”在这种时刻我会由衷地感谢父亲的训练。
井深先生对小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原来在自己的日本测定器公司里设计出一种大功率放大器，它通过检测地磁场的扰动可以探测到水下三十米处的潜水艇。这种装置悬挂在飞机的下面，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井深先生的放大器，它的能力足以探测到非常微弱的信号并把它的频率从1至2Hz变到易于察觉的600Hz。我听说在对这种仪器进行全面试验时，曾在台湾附近侦察到26艘潜水艇，但是在实战中为时已晚，当这种仪器准备好了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飞机来配置这种仪器了。日本丧失了制空权，美国军队正在逼近日本本土，他们攻打南部的一系列岛屿，每天的轰炸摧毁了我们的飞机工厂。
随着的时间的推移，对东京和川崎、横滨所有的工业、军事区域的空袭日益频繁，我们的军港在三浦半岛上，这些被炸区域就在我们的北边。不管什么时候发生空袭，我们周围都会响起警报，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挨过炸，但却还是要受到惊吓。在我看来，我们的房子正好在悬崖下面，很难被炸弹炸到，另外，谁会来炸我们呢？我们并不是行动的军事力量，我敢肯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不是从军事上考虑，而是从逻辑上来考虑的。即使挨了炸，那也是偶然的。于是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让他们听听我的想法。
我把话说得尽量简单一些：“根据海军条例，无论什么时候响起警报时我们都应该起来，穿上军服，消防泵人员到位。但是我们的位置看起来不可能遭到轰炸，所以以后即使响起警报我也不想叫醒大家。”其他的人似乎都喜欢这个做法。
“另一方面，”我又警告他们说，“如果有炸弹落到这里我们也无可奈何，大家都完了。”同事们都乐意地接受了我的推断。为了向他们表示我的意思，我搬出了旅馆，非常戏剧性地把仪器都搬到工作站的二楼。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任何理由轰炸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最后，我们在那里再也没有做任何真正重要的研究，与其每次警报都起来，第二天又由于缺乏睡眠而精神疲惫，还不如蒙头睡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