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廣島原子彈爆炸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與我的海軍同僚共進午餐。情報非常簡短，甚至沒有談到到底投的是什麽種類的炸彈。但是對於一名離開學校不久、而且還獲得過物理學學位的技術軍官而言，我知道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炸彈，它對日本和我自己意味着什麽。儘管日本以前從未戰敗過，但前景已經十分明了。而有一個青年人卻為此感到樂觀。從那一時刻起，我在內心裏對自己的將來有了信心。
　　幾個月以來，我一直認為日本將會戰敗，繼續打下去是徒勞無功的。同時我也知道，軍方想戰到最後的一兵一卒。當時我年僅二十四歲，獲得了大阪帝國大學的學位，正在軍中與一些科學家和工程師組成一個紀律嚴明的小組，試圖完善熱引導武器和夜視瞄準器。軍方希望日本的技術能夠扭轉戰爭的趨勢，我們仍在努力地工作，但是我們知道為時已晚，我們的計劃不可能成功。我們不僅缺乏資源，還缺乏時間。從廣島事件以後，我認為我們的時間已經用完了。
　　我不像當時的那些平民，他們受到警察和軍方的嚴密監視和控製，我可以接觸到海軍的情報，可以收聽短波廣播，儘管一個海軍軍官在不當班時這樣做是違法的。我在1945年8月6日之前就知道美國的軍事力量占有壓倒優勢，我們肯定會輸掉這場戰爭。但我還是沒有想到會遭到原子彈的攻擊。原子彈使每個人都大吃一驚。
　　在那個炎熱、潮濕的夏日，我們無從知道扔下來的那顆原子彈有多麽的可怕。我們在軍營餐桌上得到的那份新聞通報衹說扔下的炸彈是“一種新型武器，它發出強烈的光，照耀大地。”這些描述足以使我們得知這肯定是一種原子武器。實際上，日本軍方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封鎖了廣島事件的詳細消息，而且一些軍官拒絶相信美國人已經擁有了這種武器。我們所掌握的理論知識還不足以預測到這種武器的毀壞能力，從而判斷出它會使多少人失去生命，然而我曾見到過常規轟炸的後果。其實3月9日的深夜至3月10日的凌晨，一批又一批的B29扔下大量的燃燒彈，幾個小時之內燒死了十萬人，當時我正在東京。我也見過我的家乡名古屋遭到大轟炸後的可怕場景。1945年，日本的大部分主要工業城市，除了京都之外，都被炸為廢墟，成千上萬日本人傢園的土地上都堆滿了燒黑的屍體。我不可能想像原子彈還能夠製造出更加可怕的場面。
　　原子彈是8月6日上午8點15分投下的，但我們直到8月7日纔得知這個消息。我對廣島原子彈的反應是一個科學家的反應。坐在餐桌旁，面對在戰時的日本可以說是相當奢侈的午餐，我一點也不想吃飯。我看着我的同事們，對餐桌上的每個人說：“我們最好是現在就中止我們的研究。如果美國人能夠造出原子彈，那衹能說明我們在各個領域都差得太遠，無法趕上去。”為了這件事，我的上司對我非常惱火。
　　我早就知道原子能的潛在威力，但我認為至少還要花二十年的時間才能研製出原子彈來，所以一旦意識到美國人已經造出了這種炸彈，確實令人大吃一驚。很明顯，既然美國人已經領先了這麽遠，那麽相比之下，我們的技術就是原始落後的了。我們不可能再設計出什麽新的武器與之匹敵。我說過，其實我也想像不出，我們還能在短時間內造出什麽樣的新型武器或者防禦設施來與這種炸彈對抗。廣島事件的消息對於我來說真是有點難以置信，它表明技術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雖然我們知道美國技術與日本技術之間有差別，但是我們一直認為我們的技術還是相當好的。在此以前，的確如此。何況我們還在繼續不斷地試圖從別的地方得到新的思路。例如說，有一次我們從一架擊落的B29轟炸機上找到一臺毀壞的設備，從而瞭解到美國人使用了先進的技術和不同的電路，但是也並不比我們自己的好多少。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當我剛一聽說廣島遭到原子彈襲擊時，我猛然意識到美國的工業能力遠遠地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對日本有着壓倒優勢。日本的許多有識之士，包括我自己，都應該對此早有準備。我在上高中的時候就看過一部電影，介紹福特汽車公司在密歇根州第爾波恩建造的紅河聯合企業(River Rouge Complex)，我被建造如此龐大工程的想法所震攝。影片中，巨大的輪船將鐵礦石從遙遠的礦山運到福特紅河鋼鐵廠來，在那裏製成各種類型的鋼材。鋼材製成之後，再運到這個聯合企業的其它部分，通過澆鑄和模壓製成各種各樣的汽車零件。在同一工廠另外的地方，這些零件再組裝成汽車。當時日本還沒有那樣的聯合製造業。但是具有諷剌意味的是很多年以後，當日本從戰爭中恢復過來，開始發展它自己的新型工業體係，在沿海地區建立起嶄新的、高效的工廠，而且也擁有了戰前曾在福特公司見到過的那種聯合製造企業時，我終於有機會去參觀紅河聯合企業。當我親眼看到那裏使用的設備還是那部電影二十年前留在我記憶中的舊設備時，我感到大吃一驚，同時也感到睏惑和失望。這使我對美國工廠的未來以及它在全世界引人羨慕的領先地位産生了懷疑。
　　然而在1945年的8月，當我意識到日本的前途和我個人的命運都將發生巨變時，我還是感覺到焦急不安。我對自己的將來進行了長時間的思索。當初是一名軍官說服了我從大學裏報名加入海軍，為的是可以參加一個項目，這樣我就可以繼續學習，還可以避免遠離本土幾千裏去參加毫無用處的海戰，白白犧牲自己的生命。自從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襲擊之後，我比以往更加堅信，日本應該為了它的將來，盡可能多地輓救各類人材。即使在當時，我也敢於這樣講，因為作為一個年青人，我感覺到將來我也會有一番作為的。當然我並不知道我到底會有多大的作為。
　　那時候我也沒有意識到，多年以後我將會付出那麽多的時間，為了使日本與美國以及其它西方國傢的關係更加緊密，而在世界各地奔走不息，行程萬裏。
　　我出生在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出産好酒的日本釀酒世傢，我是這個家庭的長子，也是它的第十五代傳人。米酒不僅是一種民族飲料，它對於日本人而言也是一個文化的象徵。它甚至還是衆多的宗教禮儀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在傳統的婚禮上新郎和新娘要共飲一杯米酒。小鈴𠔌村離工業城市名古屋不遠，村裏的盛田傢釀造一種“子日鬆”牌的米酒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這個名字是從八世紀編纂的一本著名日本詩選“萬葉集”中得出的。日本宮廷有一個傳統習俗，就是在鼠年的正月初一(日本人稱這一天為“子日”——譯者)到郊外去選一顆小松樹，並將它帶回去，移植到禦花園中。松樹象徵着長壽和幸福。歲初植鬆，人們企盼一年中的健康和興旺。
　　盛田公司也生産醬油和豆醬，這兩樣東西都是日本飲食中做湯和給其它食物調味不可缺少的主要佐料。由於盛田傢的生意與人們的生活如此緊密相關，所以他們在村子中也就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我的父親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商人，但他繼承的是一個陳舊的企業，而且在財務上還存在着嚴重的問題。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唯美主義者，他們傾心於日本及中國的精美藝術和工藝品，將大量時間和金錢花在公衆活動和照顧那些藝人、工匠和古玩商的瑣事中。茶道中使用的細瓷器皿，漂亮的傢具、漆器以及其它伴隨着日本上層社會生活的物品，一直受到高度的贊賞，但其價錢也相當高昂。多年來，日本人總是將那些日本傳統文化中最好的藝人和工匠冠以“活國寶”的稱號，例如漆匠、陶匠、紡織匠、鑄劍人、編織匠、圖案設計師、書法傢等等。對於那些喜愛精緻工藝品的人，這些大師們的作品總是供不應求。盛田傢兩代戶主的這種高雅品味以及他們對工藝品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他們無暇顧及公司的生意，最後甚至將公司拜托給別人去管理。
　　他們依賴於雇來的經理管理盛田公司，但是公司的生意對於那些經理而言，衹不過是謀生，如果生意做得不好，他們會表示遺憾，但這對他們個人的生計並非生死攸關的大事。經理們最終失去的不過是一份工作，他們對盛田傢的世代相傳和家庭富裕以及企業的延續和繁榮都不負責。所以當我父親作為長子繼承傢業時，他立即就面臨着使公司重新盈利和恢復盛田傢的財富這樣一個重任。要完成這項重任，他不能依靠任何一個從外面雇來的經理。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父親盛田久左衛門被召回去繼承傢業時，正在東京的慶應義塾大學商務係讀書。公司面臨破産，父親也知道這個情況。雖然他被迫中止了學業，但又要經受迫在眉睫的危機的考驗，這不是課本上的習題，也不是舉例分析，而是事關盛田傢的前途。他回到傢裏，用事必恭親的管理方法開始重整旗鼓。
　　有一件事對於我們傢所有的人既具有諷剌意味又十分幸運。父親從變賣祖父和曾祖父買下的那些精美藝術品中得到了一筆錢，他用這些錢還清了公司的債務，使得無人過問的工廠又恢復了正常營運。那些變賣品多年來一直被視為寶物，雖然從經商的觀點來看這種做法並不太明智，但它們也是傢裏在藝術方面的投資，而且最終還是獲利，對於輓救公司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父親必須賣掉的寶物中有三件特別珍貴，一件是中國的挂軸，另一件是來自中國的銅鏡，還有一件是玉製的飾物，這件飾物在日本的歷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年至公元250年間的彌生年代。我的父親是個嚴肅而又保守的人，他知道這些東西在他父親心目中的份量，所以他發誓，衹要以後傢裏有錢了，一定要將這些東西再贖回來。事實上過了幾年以後，這些東西就贖回來了，重新歸入傢裏的收藏中。
　　我是盛田久左衛門和盛田秀子的長子，我出生的那一年，傢裏的生意又重新起步。作為一個小孩，我並不知道傢裏的艱難困苦，正好相反，我總是受到寵愛。我們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家庭裏，住在名古屋市最好的住宅街之一的白壁町，人們稱這一帶為富人區。按照日本的標準，我們傢的房子很大，但卻有些凌亂。我們傢有自己的網球場，豐田(日本著名汽車製造商——譯者註)傢住在馬路對面，他們也有一個網球場。這條馬路兩邊的其他鄰居也多擁有私人網球場。當年我們傢需要一所大房子，因為共同生活在一個屋頂下的家庭成員很多，我自己，我的兩個弟弟和昭和正明，分別比我小兩歲和六歲，還有比我小三歲的妹妹菊子。當然還有我的父親和母親，一個姑媽，她的丈夫過早地去世，所以她沒有孩子。我的叔叔也住在我們傢，他曾在法國學了四年的西洋繪畫。另外還有我的祖父和祖母，六個傭人，以及三到四個年青人，他們來自老傢的鄉下，到城裏來讀書，在我們傢幫工換取學費。
　　傢裏像是總要出事，我想這麽多人住在一起，這也是不稀奇的。但我們在這個大家庭中卻保持着自己的生活，父母親和我們這些孩子總是與其他人分開吃飯。但是在一些特殊場合，例如過生日，我們就會將房間之間的拉門都打開，傢裏的人和親朋好友一共二、三十個人共同舉行一個盛大的聚會。在生日那天，我們歡聚一堂，玩一種抽奬的遊戲。每個人都有奬品，歡聲笑語中大傢一邊相互取樂，一邊吃東西。舉辦一次這樣的閤家聚會，來消除由於孩子、年青的傭人和寄讀的學生們引起的爭執和分歧，則完全由我母親一手操持，她是一個具有耐心的、能幹的婦女。
　　母親嫁給父親時纔十七歲，她和父親曾一度擔心他們可能不會有孩子。那時候有一個兒子作為繼承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其實現在在日本還是這樣，好在七年之後我的出世終於使他們鬆了一口氣。母親是一個文靜、優雅而且具有藝術氣質的婦女，她十分認真地負責管理傢務，成天都忙於照看傢裏的事是否都做完了，傢裏的人是否都和睦相處，或者至少相安無事。作為一個日本的家庭婦女而言，她過於自信，這在那個年代是很少見的。她往往堅持已見，尤其是關於我上學的事。當然她並不像現在的那些盛氣凌人的“教育母親”，她們強迫自己的孩子通過額外的補課來進入“合適”的學校和大學。我感覺到母親對於每一件事都是通情達理的，易於與之商談，起碼比父親容易。由於父親擔負着輓救和重整傢業的重任，他的生活已經完全被公司的生意左右，所以當我需要幫助時我更多地去找母親商量。
　　我的母親把傢裏的很多傳統都改變了。一方面她出身於武士世傢，瞭解傳統，她自己就總是身穿和服，另一方面她也願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傢裏的孩子們總是在一起打鬧，但是等我稍稍長大一點以後，實際上甚至在我十歲以前，我就開始專心於學習了，我更加依賴於母親的勸導。她對整個家庭負責，但她還是給了我一間有書桌的單獨房間。我開始做試驗時又得到了另一張書桌，因為我需要一個工作臺。她還給我買了一張床，所以我就不必像傢裏其他的人那樣，睡在鋪有被褥的榻榻米上。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被現代化了。我的母親和父親都希望如此，因為他們準備讓我作為盛田傢下一代的戶主成為傢業的繼承人，也就是第十五代盛田久左衛門。
　　這是我們傢的一個傳統，成為戶主的兒子就要放棄他原有的名字，而改名為久左衛門。十五代人中的長子多數出生之後都取名為常助或者彥太郎。我的父親以前就叫彥太郎，直到他成為戶主，纔改名當了第十四代久左衛門。我的祖父出生時取名為常助，他繼承傢業後改名為盛田久左衛門，他年邁引退後，將權力與責任傳給我的父親，他再改名為盛田命昭。
　　然而在我出生時，我的父親認為常助這個傳統的名字對於二十世紀來說太陳舊了，所以他請了一位年高德劭的日本漢學家來為我取名。這位先生是一個知名的學者，也是我祖父的朋友。他推薦起名昭夫，其中的昭字在日語中讀作AKI，有啓蒙的意思。我祖父的名字中也有這個漢字。漢字在日語中往往有多種讀法，有時甚至有十幾種，所以我的名字讀出來意味着“啓示”或者“顯著”，而盛田這個姓氏意味着茂盛的稻田，我的姓與名相結合看來預示着我的一生都是樂觀與充滿了希望的。我的父母很喜歡我名字中的昭字，所以也把它給了我的兩個弟弟，和昭和正明(明字在日語中也可讀成AKI——譯者)。日本的朝代都有年號，日曆上的正式年份是從一個朝代的第一年算起的。1926年大正天皇駕崩，太子裕仁繼位，皇傢也找到那位為我取名的漢學家，請他選擇一個吉祥的年號。他選取的年號是“昭和”，意味着“光明太平”，其中也用了我的名字中的那個昭字，衹是讀作SHO。(1986年的正式說法應是昭和61年，即昭和朝代的第六十一年。)
　　直到今天傢裏還嚮我提議，我應該真正地繼承久左衛門這個名字。如果一個繼承人可以證實自己無愧於祖宗，那麽他就可以進入宗祠正式改名。但是我想這樣做對於我來說是不明智的，因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盛田昭夫。我有時簽名也用首字母AKM，可以說它是盛田昭夫久左衛門的縮寫。我在美國的一輛大陸林肯牌轎車還有一塊個人化的牌照，上面的號碼是AKM-15。總有一天我的兒子英夫(盛田英夫是盛田昭夫的長子，後改名為盛田英糧。——譯者)會變成戶主，他是否願意改名為久左衛門，那得由他自己决定。當然我和我的妻子都希望他能這樣做，不過這些都是本書的題外話了。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受到有關傢族傳統和先輩的教育。我的先輩中出過很多愛好文學和藝術的人，例如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們一直都是社團的首領和村役所的官員，這個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德川幕府的年代。他們是上等人，所以享有使用姓名和佩帶腰刀的特權。無論哪一次我父母親帶我回小鈴𠔌村去看看或者住上一天，那裏的村民都會非常驚訝地對我表示贊嘆，使我感到自負不已。
　　我的高祖父，也就是第十一代久左衛門，很喜歡新事物和新思想。在上個世紀末的明治時代，他邀請了一個法國人到日本來幫他種葡萄和釀酒。他既釀造葡萄酒又釀造米酒，由此出名，而且也從中受到激勵。那時候日本剛剛結束了二百五十年的閉關鎖國，嚮世界打開了大門。新鮮事物很時髦，而且明治天皇也鼓勵日本人嚮西方學習，特別是學習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技術。在東京，人們舉行正式的舞廳舞會，模仿歐洲的服裝和發型，嘗試西式食品，甚至在宮中也是如此。
　　釀造葡萄酒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明治政府預計到大米的短缺，而大米正是釀造米酒的基本原料。種植葡萄園，如果有可能的話，用葡萄酒來取代米酒，這樣，在遇到預料中的歉收年時就比較容易對付了。歷史學家們還有一種說法，當時政府是為了給那些在新政下無事可幹的武士找一個就業機會。我們有大片耕地，所以1880年在明治政府的鼓勵下，從法國帶回了葡萄根莖，並且種植到我們的地裏。我的高祖父安裝了一臺機器，用來加工葡萄，建起了適當的釀酒設施，還從附近招來了農工，在葡萄園中勞作。四年後總算做出了一點葡萄酒，這下子增強了大傢的希望，認為這個新型的工業將會興旺起來。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
　　當時法國的葡萄園正在荒廢，因為它們先是遭到了黴菌，後又遭到一種像虱子一樣的葡萄蟲的侵害。很明顯，從法國帶回的葡萄根莖已經受到了感染，儘管做了精心的準備工作，這件事還是失敗了。1885年在久左衛門傢的葡萄園裏發現了葡萄蟲，葡萄藤必須全部扯掉，久左衛門必須賣掉土地來抵債。葡萄園被改作桑田，用於養蠶。但是盛田傢的其它傳統産品，例如醬油和豆醬，卻在1899年拿到巴黎參加了國際博覽會，其中還有一種産品贏得了金奬，這在那個年代對於一傢日本公司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總之，我的這位祖先有一種對新事物的渴望，而且還有一種不因一件事失敗了就放棄的勇氣和力量。他的前一任戶主開創了啤酒製造業，請了一位中國釀酒師。這位中國釀酒師是在英國學的手藝，他自己還開了一傢面包店，如今這傢公司叫作PASCO，生意興隆，已經有了海外分店。不屈不撓、堅持不懈、樂觀嚮上，這些天性從傢族的基因中傳給了我。我想我父親從我身上可以看出這一點。
　　我的高祖父於1894年逝世，為了紀念他生前的功德，1918年在小鈴𠔌村為他建了一座青銅像。他曾經用自己的錢為村裏的人修路，改善設施，還做了許多其它的善事，因此當明治天皇巡視我們家乡附近地區時，曾對他授勳。不幸的是戰時為了彌補軍需，那座銅像被送去熔化掉了。人們留下了一個模型，又做了一尊陶瓷的胸像，這座胸像至今還樹立在小鈴𠔌村宗祠前的小樹林裏。
　　雖然看起來我們傢的歷史一直在小鈴𠔌村的周圍，但是我的父母親卻從那個安靜的小村子搬到了名古屋市，名古屋市是愛知縣縣府(日本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譯者註)所在地，我就是1921年1月26日在那裏出生的。把傢搬到名古屋這個熱鬧的工業城市去，衹是父親促使盛田公司現代化的計劃中的一個步驟，它給古老的公司註入了新的精神。另外，在城市裏辦一個現代化的企業也比在那個美麗的小村子裏更加便利。所以我不像我的祖先們那樣生活在一個小村莊裏，而是在一個大城市裏長大。當然我們一直認為我們的根還是在小鈴𠔌村。
　　最近我們在老傢的倉庫中發現了很多有關那個小村莊的古老文件。這些文件很有趣味，我已經建立了一筆基金，用於對這個歷史文件圖書館的保存與研究。這些材料都很詳細，它們從一個非常實際的觀點對三百年前日本的農村生活做了大量的描述。我們對這些文件進行了分類，並把分類合訂本提交給日本的各個主要圖書館和大學。還建了一個玻璃外套，將原來的倉庫罩起來，旁邊連着一座三層樓的房子，學者們現在可以在那裏研究那些歷史文件，而它們仍然放在原來倉庫中的老地方。我總是想，如果我退休了，我還可以在小鈴𠔌村研究歷史，與那些歷史文件打交道，度過繁忙的晚年。
　　我父親對我十分慷慨，儘管如此，我仍然肩負着長子的重任，所以他决定我從很小時就應該接受商業教育。父親受到時代的限製，因為他是傢裏長子，所以為了輓救傢業，他必須中止學業。他一直是個很講實際的商人，而我認為他是保守，有時甚至保守得過了分，特別是要為一件新的、有風險的事或者非同尋常的事做出决定的時候。他看上去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做出决定，而且還總是要擔心。有時候我甚至認為他會為了沒事可擔心而擔心。我經常為某些對我的管束與他爭執，我想他喜歡這些小小的爭執，這是一種教育我的方法，它使我學會了邏輯地說理和表達自己的論點。他甚至將我的憤怒轉為訓練。直到我長大以後，我還是繼續為他的保守主義與他持不同意見，但是這對我們傢卻有好處。與他在生意上嚴肅與謹慎的個性相反，他是一個溫和、慷慨的父親。他的全部休閑時間都是與孩子們一起度過的，給我留下了很多的美好回憶，其中有他教我們遊泳、釣魚，還有徒步旅遊。
　　在父親的眼裏，生意畢竟是生意，不能開玩笑。我記得十歲或者是十一歲時，我就第一次被帶到公司辦公室和釀酒廠去。父親想讓我看一下怎樣做生意，我長時間地坐在他的身邊，旁聽枯燥無味的董事會議。就這樣，他教會了我如何與雇員交談。我還在讀小學時就學會一些生意經。因為我父親是老闆，所以他可以讓經理們到傢裏來匯報和參加會議，而在這樣的場合他總是堅持要我旁聽。不久，我就對此感到津津樂道了。
　　父親總是不斷地提醒我：“你一出生就是老闆。你是傢裏的長子，切記勿忘。”絶對不允許我忘記，將來總有一天我會成為父親的繼承人，擔當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和傢族的戶主。我認為有一件事至關重要，當我還是一個年青人時，就不斷地受到這樣的訓戒：“不要以為身處高位就可以支配周圍的人。要搞清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同時也要搞清楚讓別人做的事，並對此擔負起全部責任。”我還受到過這樣的教育，斥責部下，出了問題就推到別人身上，也就是找個替罪羊，這些都無濟於事。按照傢裏人教導我的日本式思維方式，合適的做法應該是利用與別人達成的共識來完成一件事，使雙方都受益。每個人都想獲得成功。在學習與雇員共同工作時，我發現一個管理者需要培養自己的耐心並學會體諒別人，不能做出自私自利的舉動，更不應該對人耍弄卑劣的手段。我一直堅信這些概念，而這些概念幫助我形成了一種管理哲學，這種管理哲學在過去以至今天都對我和我的公司起着良好的作用。
　　我們傢的人信奉佛教，所以也受到由此産生的訓戒的引導。傢裏的人很虔誠，經常在傢進行宗教儀式。大人們遞給孩子們一本佛經，並要求他們一起學着念那些復雜的漢字。我不敢說自己是一個信教者，但是由於這些習俗與傳統對於家庭很重要，所以還是得以保持下來。多年以後，當我們回傢去看望父母親時，進門後的第一件事還是去跪拜傢裏的神龕。
　　我讀中學時，所有的假日除了用在生意上，還是用在生意上。父親要開會時就會帶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我要在那裏坐着聽人嚮他匯報。然後就是盤點貨物。通常把這個稱作盤存，采用的是一種古老的、傳統的、非常精確的的辦法。我們到工廠去，公司總裁站在身後，清點每一件東西。我被教會檢查釀酒過程，還要親口嘗一點酒，試試它的味道，再把它吐掉。儘管這樣，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我對任何酒精製品都不感興趣。
　　雖然我父親從天性上講是個非常保守的人，但他還是希望他的傢人能夠得到他們需要和想往的東西。他對新的、引進的技術和外國貨總是很感興趣。我們傢還住在小鈴𠔌村的時候，他就從國外買了一輛福特旅遊車，在家乡辦起了出租車和公共汽車。他找了一個原來拉兩輪人力車的車夫來當第一任司機，當時人力車在日本還很普遍。在兒時的記憶中，我們星期日要出去郊遊，坐在一輛福特T型或者A型敞篷車上，沿着凸凹不平的狹窄道路，慢慢地顛簸嚮前開，母親神氣十足地坐在後面的座位上，把她手裏的陽傘莊重地舉直，遮擋住陽光。後來父親總是乘坐由他的司機駕駛的“別剋”車。我們傢裏還有一臺通用電器公司出産的洗衣機和一臺西屋電器公司出産的電冰箱。
　　雖然我們傢在某種程度上西化了，但是對我的生活第一次真正産生作用的外來影響卻是我的叔叔敬三，他在國外住了四年，從巴黎歸來，第一次把正宗的西方風尚帶入我們傢。我的叔叔久經世故，比傢裏的任何人見的世面都要多得多。在他回來之前，沒有人要求我穿和服，父親上班時穿西裝，回傢後再換上傳統服裝，甚至我的祖父也經常穿西裝。祖父對西方很感興趣，他喜歡看美國電影，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他帶我去看過一部叫作“空王”的電影。但是叔叔敬三卻帶給我們他在外部世界的親身經歷，這激起了我們的興趣。他帶回來他在巴黎畫的油畫，在法國拍的照片，在去倫敦和紐約的旅途中畫的寫生，他還給我們看他用“巴塞”電影攝影機拍的電影，那種攝影機用的是9．5毫米的膠捲。他在巴黎有一輛有雷諾車，自己駕駛，還照了一張照片來證明此事。當時我雖然衹有八歲，這些事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記住了我能夠記住的全部外語單詞，像協和廣場、蒙特馬利高地、柯尼島等等。特別是他給我講柯尼島時，我聽得着了迷。由於這個故事的魅力，很久以後的1953年我第一次去紐約時，第一個星期天我就去了柯尼島，在那裏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我坐了滑道車，甚至還嘗試了一下跳傘的滋味。
　　我的父親也學着祖父那樣，總是說，如果一個人自己不願意坐下來刻苦學習，世上再多的錢也不能使他成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是有錢卻可以提供一種教育的機會，那就是通過旅遊增長見識。我的叔叔正是這樣。他回來後在傢裏建立起自己的畫室，和我們在一起住了很長的時間，直到他結婚為止。他在國外學習的四年期間都是由我祖父供養。幾年以後，父親給錢讓我在高中的假期裏和同學一起去日本的很多地方旅遊。朝鮮從1904年起被日本占領，1910年又被日本吞併，我們傢在朝鮮有一個親戚，我到過那裏，以後又到過更遠的滿洲。1939年或是1940年，我甚至還乘坐過全空調的流綫型火車，它的名字叫“亞洲號”。本來下一步打算去美國，但是由於戰爭，這次旅行被推遲了十幾年。
　　我們傢是一個少有的現代化家庭。母親非常喜愛西方的古典音樂，傢裏有一個維剋多牌的留聲機，她買了不少的唱片。祖父經常帶她去參加音樂會，我相信也正是她的原因而引起了我對電子與音響復製技術的興趣。我們經常在一起聽歐洲音樂大師的唱片，留聲機的大喇叭中發出刺耳的聲音。當時可利用的機械式錄音設備很難再現交響樂中的全部聲音，所以最好的唱片是聲樂與器樂獨奏。我記得母親最喜歡恩立柯．卡魯蘇和小提琴傢愛弗雷．津巴利斯特。不管什麽時候，衹要有著名的藝術傢訪問名古屋，我們都要去聽他們的表演。我記得我們聽過的表演中有俄國的低音歌唱傢費奧多．查利亞平和當時還很年青的德國鋼琴傢威爾赫．肯福。當時本地的一個唱片商從國外進口古典作品的唱片。每個月新唱片到貨時，他都要送一套給母親試聽。我記得那時我還是個小孩，總是起勁地去搖留聲機的手柄。當我讀初中時，一種新的電留聲機從美國進入日本，我們傢當然要買一臺。
　　父親認為如果喜愛音樂就應該享受良好的音質。另一方面，他後來還告訴我們，他擔心聽維剋多牌留聲機那種細弱無力的聲音會影響耳朵和音樂鑒賞能力。從藝術或技術的角度來說，父親不懂或者說不會欣賞音樂，但是他想讓他的傢人有機會盡可能地聽到最真實的表演。他覺得一個人衹有通過聽最真實的表演才能學會欣賞好的音樂和好的音質。所以當首批新的留聲機進入日本時，他花了一大筆錢買下了第一臺，至少在當地是第一臺。我記得那臺留聲機也是維剋多牌，價值六百日元，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數目。那時候在日本買一輛小汽車也衹要一千五百日元。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臺新的電留聲機中發出的美妙聲音，當然是指與老的留聲機相比。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聲音，我聽得目瞪口呆。買了新留聲機後收到的第一張唱片是拉威爾的“波雷羅”。我很喜歡“波雷羅”這個麯子，因為它讓人聽出一種感傷的情懷，再加上新機器逼真的音質，真是令人驚嘆不已。我把那些唱片聽了一遍又一遍，莫紮特、巴赫、貝多芬、布拉姆斯，心中充滿了激情，同時也感到奇怪，像真空管那樣的電氣裝置居然可以從我們原來很熟悉的、刺耳的唱片中發出如此美妙的聲音。
　　我被這個新的發現所睏惑，滿腦子的疑問。我有個親戚是工程師，當我知道他自己裝了一臺留聲機時，就很想去看看。於是我到他傢去，他把那臺留聲機給我看了。其實那是一堆零件，用電綫連接起來，攤在房裏的草墊上。看到這樣的東西並不是衹有大工廠才能製造，一個業餘愛好者也可以搞出來，我覺得真是了不起。事實上，自己裝收音機成了很普及的業餘愛好，有些報紙和雜志開闢專欄，登出圖紙、零件表和說明，告訴讀者如何裝收音機。我也必須這樣做。
　　我開始買有關電子學方面的書，並且訂了日本和外國的包含全部有關音響復製和收音機最新消息的雜志。不久我就在電子學上花去了大量的時間，以至影響到我的學業。我把課外的幾乎全部時間都花到這個新的愛好上，照着一本叫作《無綫電與試驗》的日本雜志中提供的圖紙做一些電子裝置。我的夢想是做一臺電留聲機，錄上我自己的聲音。隨着試驗範圍的擴大，我對這門新興技術學到的東西越來越多。我真正感興趣的這些東西在當時的學校裏是不教的，我必須自學。通過努力，我自己動手，總算是做出了一臺很粗糙的留聲機和一臺收音機。我甚至還把我的聲音錄了下來，再從自製的留聲機中重放出來。
　　我對擺弄電子裝置十分着迷，搞得學習成績幾乎不及格。母親經常被叫到學校去參加會議，討論我在學校的糟糕表現。校長為了我對傳統課程不感興趣的事又關心又惱火。我記得班上總是根據分數來分配座位。全班有兩百五十名同學，分成五個組，每個組五十人。每個組拔尖的同學就當組長，坐在教室最後面，然後按照成績降序往前排。雖然每年班上的座位都會有所變化，但我總是坐在前排，就在老師的鼻子底下，與差生們在一起。
　　我並不想在此書中妄自菲薄，我可以說我的力學、物理和化學成績都不錯。但是我的地理、歷史和國語總是在平均水平以下。由於這種不均衡的成績，校長經常把我叫到辦公室去談話。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時，父母親就會訓斥我，並責令我甩掉那些電子玩具。我會暫時服從，但是一旦成績有所好轉，就又舊“病”復發了。

　　讀中學時，我在《無綫電與試驗》中第一次讀到了有關磁錄音的文章。那時候在日本甚至擁有電留聲機的人都很少，這種留聲機的唱片是用蟲膝或者鋁材製成的，質量粗糙，鋼針發出難聽的聲音，而且很快就把唱片磨壞了。但是NHK，也就是日本廣播協會，當時從德國引進了一臺鋼帶錄音機。這臺機器的設計是嶄新的，它用一條金屬帶作為錄音媒體，它的保真度比我們傢那臺維剋多牌電留聲機高得多。也就在相同的時候，有報道說，東北大學的永井健三博士製造出一種鋼絲錄音機。我對錄下自己的聲音很感興趣，决定自製一臺鋼絲錄音機。實際上我對這種錄音機一無所知，但我有年青人勇往直前的熱情，我到外面去買了一些鋼琴弦回來，就動手幹了起來。第一個挑戰，至少也是最嚴峻的挑戰，就是設計和製造一個錄音頭。我搞了一整年，用各種各樣的東西試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全都失敗了。後來我總算弄懂了失敗的原因，關鍵在於錄音頭的間隙，聲音就是通過這個間隙以電信號的形式傳輸到鋼絲上去的，這個間隙太寬了，所以信號都耗散掉了。我一點都不知道偏置電流的重要性，也不知道怎樣産生偏置電流，而永井博士已經完滿地解决了這個問題。當時我能夠弄到手的書籍和雜志上都沒有解釋這個問題，而我自己的知識又少得可憐。就這樣，僅憑知道一點基本原理和簡單的實際方法，我硬是試了很久。失敗了多次，我感到失望，自信心也受到挫傷，但是我並沒有喪失勇氣。
　　初中的最後一年，我告訴父母親和老師，我想參加第八高等學校(現在的名古屋大學——譯者)的理科考試。當時在日本，中學課程的水平非常高，高等學校教的東西甚至包括了美國的大學一、二年級課程。我的决定使他們都感到震驚，因為雖然我的理科與數學成績較好，但我的總體成績卻相當差。他們提醒我，要想進高等學校理科，必須通過一些課目的嚴格考試，而其中正好有幾門是我所忽視的。我知道這一點，但我還是下定了决心。這樣我就變成了一個浪人。在古代，如果一個武士沒有傢主或者失去了封地，就被稱作浪人，而今天一個學生如果脫離常規、用額外的時間自已學習以應付畢業後的下一次考試也被冠以同樣的稱呼。一年中，我努力學習，比以往更加用功。我有家庭教師為我補習英語、高等數學、國語和古典漢語。一整年中，我沒有搞別的，衹是學習，最後終於如願以償。
　　我很想說，那一年由於我的強化學習，我的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實際上卻並非如此。然而，我卻出了另外一個風頭，我成為我們學校以最低成績排名考入第八高等學校理科的學生。以前還沒有一個像我那樣排在第一百八十名的學生考入過理科，而我的成功來自一整年的有效學習和堅定不移。其實我一直是堅定不移的。
　　當然，高等學校也並不那麽輕鬆，我發現甚至在理科課程中也有很多一點意思都沒有的科目，例如材料學、植物學等等，我對它們不感興趣。有一段時間我發現自己已經到了失敗的邊緣，但是自從進入三年級以後，我們就可以選擇專業了，我選擇了物理，這門課的分數我一嚮都是“A”。我熱愛物理，並且崇拜我的老師。
　　儘管我保持着樂觀和熱情，但是當時正是1940年，前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渺茫。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亂。在歐洲，法國已經嚮德國軍隊投降，英國正受到德國空軍的攻擊，溫斯頓。丘吉樂告訴他的人民，他們的已經沒有什麽別的指望了，衹有“鮮血、苦難、眼淚和汗水。”日本正在走上災難之路，雖然國內的報道總是說形勢有利，新聞檢查卻十分嚴厲。作為學生，我們不太關心全球性的問題，甚至不太關心國內的政局，但是控製着整個國傢的軍方在1938年宣佈了動員令。當我開始大學的學習時，日本已經占領了東亞的大部分版圖。國內所有舊的政黨都被解散。在美國和其它盟國的經濟緊迫以及切斷對日本提供原材料和石油的威脅下，日本政府為了自身的生存，為了繼續控製被它強迫納入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其它國傢，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做出對美國作戰的决定。歷史正在寫下重要的一頁，但是我在那個時候衹對物理學感興趣。
　　我最喜歡的高中老師之一，服部學順先生待我非常好，對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響。我的物理成績不錯，服部教授看在眼裏，喜在心頭，他知道我的志嚮，即使讀完高中也會繼續在這方面努力的。所以到了該我考慮讀大學的時候，我去找他商量。我知道在大阪帝國大學物理係有一批有名的研究人員，例如八木秀次先生，他發明了八木天綫，這對現代的雷達起着重要的作用。這個係裏還有一名教授，他是磁控管的發明人，而正是有了磁控管，纔有可能産生微波能量。
　　有一天，服部教授告訴我說：“盛田，我有一個東京大學的同學，他現在也在大阪教書，這個人的名字叫淺田常三郎。他是應用物理領域中最傑出的科學家。如果你打算學這一行，你就應該去見見淺田教授。你不妨在放暑假時去拜訪他，我可以為你安排一下。”我立即表示同意，並且一到放假我就直奔大阪，去見淺田教授。
　　我在走進他那雜亂的辦公室的第一步時，就開始喜歡這位先生了。淺田教授身材不高，是個胖墩墩的人，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說着一口帶鼻音的大阪話。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喜歡開玩笑，也喜歡聽別人開玩笑，雖然他是個權威，但他並不擺出盛氣凌人的教授派頭。他這樣的人在日本是很少有的，因為在日本教師受到極大的尊重，所以他們一般都有點趾高氣昂。淺田教授看上去對地位的標志一點都不感興趣。我們兩人之間從一開始就將這些繁文縟節拋到了一邊。正是因為遇到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人，决定了大阪纔是我將要去學習的地方，而不是更加有名的東京或者京都大學。東京和京都大學裏都有很好的物理係，還有全國有名的教授任教，但他們卻更加學究氣，更加古板。起碼當時我是這樣認為的。
　　淺田教授帶我在他的實驗室裏轉了一圈，那天我們談了許多。他對我進行了一次口頭考試。他想知道我已經學會了什麽，做過哪些試驗，製作過什麽，對什麽感興趣。然後他又告訴我，他的試驗室正在進行什麽樣的工作，這些深深地吸引了我。淺田教授對待應用物理學非常認真，他正在做的工作中還包括光束電話傳輸，用的是高壓水銀燈。他可以顯示如何用音頻信號調製高強度的光束。我願意與這位才華橫溢、充滿自信，而又平易近人、令人愉快的科學家一起學習。
　　在現代物理學領域中，大阪帝國大學成了認真的學生和實驗者們的聖地，它是全日本大學裏最新的理科學係，所以它也具備最現代化的裝置。另一方面，正因為這所大學是一所新的大學，所以它的教授和老師都是年青人，他們的思想活躍，不受陳規舊俗的約束。
　　我的父親對於我沒有選學商業而去學理科感到失望，按照他的觀點，即使我進了理科，也應該學農業化學，這個專業中有些課程與釀酒業還有點關係。但是我追求的卻是理科中最基本的專業——物理學。我想知道事物的原理。他並不想改變我的主意，但是我敢肯定，他還是希望到時候我會擔當起傢裏的角色，他相信物理學衹是我的一種嗜好，其實有時甚至我自己也擔心會是這樣。
　　當我進入大學時，戰爭已經開始了，淺田教授的實驗室被迫承擔海軍的研究項目。我繼續做我的試驗，所以我總是逃課，以獲得盡可能多的試驗時間。我發現大部分的教授都不願意講課，因為他們所有的著作和論文都可以找到，而學生自己一看就可以知道他們將要講些什麽。我經常逃課，所以可以獲得比別人更多的試驗時間。淺田教授對我的幫助越來越大，不久後，我也可以幫他為海軍做一些小事了，主要是電子學方面的事，因為這種工作比老的電路或是電氣機械方面的事更接近純物理。
　　在大學裏，淺田教授被公認為是應用物理學的專傢，報界經常嚮他諮詢一些科學方面的問題。最後，他開始撰寫一個星期專欄，詳細地敘述科學研究和技術上的最新動態，當然衹限於不保密的內容。讀者們給他寫信，對他們自己在科學方面的想法徵求教授的意見。專欄辦得朝氣蓬勃，深入人心。
　　我經常為淺田教授的研究幫些忙，偶爾，他太忙了，我也替他撰寫專欄文章。我記得在一篇專欄文章中議論過原子能，並且闡述過這樣的想法：“如果以適當的方式處理原子能，就可以造出極其強大的武器。”衹是當時原子能與原子武器的想法都離現實太遙遠。日本衹有兩座迴旋加速器，開發原子反應的進程十分緩慢。據我所知，日本當時的技術一天衹能分離出幾微剋的鈾235，照這樣的速度的計算，需要積纍二十年纔足以製成一顆炸彈。當然，我並不知道美國和德國的科學家們已經走了多遠，日本也沒有人知道曼哈頓計劃。
　　淺田教授的一部分工作是為日本帝國海軍搞的研究項目，我給他當助手。與此同時，我接觸到一些海軍軍官，他們是從離橫濱不遠的橫須賀航空技術中心來的。臨近畢業，我還沒有被徵兵。一天，一個軍官告訴我，衹要通過一次考試，物理係畢業生可以申請短期服役，並成為一名軍官。我一點都不想當海軍軍官，雖然有時我也會這樣想，與其被毫無選擇地徵入海軍或陸軍，還不如自願報名，挑一個好一點的位置。另一個軍官，是一名大佐，一天到實驗室來，他告訴我還有一個辦法。海軍當時有一個計劃，要委托大學培養一批新徵入伍人員。二年級的學生可以申請，一旦被接受他就要在海軍中終生服役。後面這個條件看起來非常令人擔心，因為我並不想當一個職業的海軍軍官。然而當他談到另一條出路時，我對前一個辦法很快産生了興趣。他說，學過物理專業的短期服役軍官會被分配到戰艦上去操作剛剛投入使用的新型雷達，也就是分配到戰鬥區域。這樣一來，如果不是了結我的生命，也會了結我的學業。擺在我面前的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申請短期服役，被分配到海上去，前途未卜；另一種是與海軍簽訂終生合同，但可以繼續我的學業。
　　他推薦我參加終生在海軍服役的考試，並得到奬學金，這樣我就可以在實驗室裏繼續工作，獲得學位。他還說，他不想看到像我這樣專註的研究人員被送到海上去。他的想法是一旦我被海軍召入，衹需要通過基本訓練，就可以再次加入研究中心。“這對你而言是最安全的辦法。”他告戒我說。“你可以繼續搞你的研究，我們也可以繼續用你。”
　　我對這件事沒有長時間地思考。我認定在那種時候終生服役的辦法更好一些。沒有人知道將會發生什麽事，我參加了考試，而且順利通過。海軍每月發給我三十元錢，還給了我一枚金色的錨徽，帶在領子上。就這樣我成了一名海軍，分配到大學裏培訓。我的任務是繼續學習物理學。但是這種情況並未持續很久。我讀三年級時，戰爭更加激烈了，我們物理係的學生也與全國其他的每一個人一樣，直接受到軍方的控製；1945年初，我被分配到橫須賀的航空技術中心辦公室。
　　他們把讓我住進一個工人宿舍改成的兵營，第一天的早晨我就和其他應徵的工人一起被趕進了工廠，而不是像我所預料的那樣到實驗室去。一個人遞給我一把銼刀，把我分配到機器車間。每天我都要到那個車間去幹力氣活，銼一些鋼製零件。過了幾天我開始想，如果再不離開那個鬼地方我會發瘋的。全日本的學生都被從學校裏趕出來，非重要崗位的工人都被徵用去幹軍工，現在大學的理科學生看來也不能例外了。
　　龜井良子，她後來就是我的妻子，也被從學校徵召到一傢工廠裏去製作“紅蜻蜓”訓練飛機機翼的木製構件。由於那次的經歷，她至今還會使用木工工具。飛機構件廠遭到轟炸後，她被分配到一傢工廠去為傷員做病號服，後來又被調到一傢印刷廠，那傢工廠印刷一些用於亞洲占領區的軍事印刷品。戰爭後期，大部分學校都衹能每周上一天課，有些甚至一天課也上不成。由於日本的兵力散布得太遠，顯得薄弱，所以國內幾乎沒有年青的男人來幹這樣的工作。良子和我直到1951年纔初次見面，就在那一年我們結婚了。
　　在那個工廠裏幹了幾個星期的苦役，一定是有人意識到把我的工作分配錯了，因為我突然被調到光學實驗室去，但是沒有任何解釋。我開始感到又回到了我最熟悉的工作環境中。實驗室裏有軍官和工人，他們是從攝影學校畢業的，衹有我一個人是大學物理專業的學生，所以他們把遇到的技術難題積攢起來，讓我研究。分給我的第一個任務是找出一個辦法，來防止高空乾燥大氣層中産生的靜電在航空照片上造成鋸齒狀的條紋損傷。為研究這項任務，我需要到一個好的圖書館去，於是我製定了一個計劃。我給東京物理化學研究所的一位知名教授打了一個電話，並假裝是從海軍直接打來的，我希望得到他的允許，以便利用該研究所的圖書館。這位教授對我鼎力相助。
　　我嚮上司提出申請，每天去東京從事我的研究工作。我的申請一定非常有說服力，因為幾乎立即就獲得了批準。但是乘坐戰時那種緩慢、擁擠的列車從橫濱到東京大約要花一個小時，非常煩人。後來我搬到一個好朋友的傢裏去住，他是我的小學同學，在東京大學學法律，已經被徵入海軍。平時我到研究所去，星期六回到工人宿舍，與我的同事共度周末。我學會了怎樣當一個軍工萬事通。
　　但是我並沒有逃避工作。我試着解决如何防止那些靜電條紋。我瞭解到用測繪照相機拍攝航空照片時要用大量的膠捲，這樣通常會引起靜電火花，損壞圖像。通過閱讀資料和做試驗，我已經有了一些想法。我到暗室去，那裏有大量的膠捲可以利用，我試圖在實驗室裏模擬靜電火花。我在照相機的零件和膠捲上加各種電壓，變換極性。不久後我就可以非常逼真地在實驗室裏模擬那種現象。我在第一份報告中寫道，雖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模擬出那種現象，但還需要精確地找出造成它的原因和排除它的方法。然而由於光學部缺乏合適的設備，無法繼續進行試驗。當然具備最好裝備的合適地方是淺田教授的實驗室，我申請暫時調到那裏去工作。
　　為了使上司早做决定，我還特意說明我不需要旅差費，因為實驗室在我的母校裏，我知道在哪裏可以找到不花錢的地方住宿。我衹需要他們允許我去那裏的實驗室工作就行了。他們的唯一投資是大量的膠捲，因為當時膠捲非常少，我無法在別的地方弄到。不管他們出於什麽原因答應我的要求，我都希望它使我能夠在配備更加先進設備的大學實驗室裏完成這次任務。另外，我不僅希望完成任務，還想利用這次提交給海軍的正式研究報告作為我的畢業論文。
　　他們同意了我的要求，批給我一大堆膠捲。回大學之前我把膠捲裝進了我的背包。以後的幾個月裏，當別人都在度過艱難時光的時候，我卻住在當學生時傢裏為我租的公寓中，從淺田教授那裏得到寶貴的指導，每周衹需要為我的研究發出一份報告。這是一個機會，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調進行我喜歡的、有創意的工作，當然我還可以繼續從淺田教授那裏學到新知識。
　　四十年後的1985年，我出席了一次當年光學實驗室員工的聚會，我在發言中坦白了我當時離去的動機。我說，當時我做了一件非常自私的事，如果由於我的自私，給實驗室別的人造成了任何不便，我嚮他道歉。大傢都鼓掌，我原來的上司站起來，說他也有一件事要坦白。他說，就在我帶着膠捲和自由離去的那一天，他嚮他的上司打了報告，那人是一名海軍上將，“將軍聞訊大怒！他狠狠地訓斥了我，並聲稱這樣的事還沒有前例。”訓斥持續了兩個小時，我的上司臨走時接受了一項命令——到大阪去把盛田帶回來。第二天早晨他去將軍那裏，告知他準備去把我帶回來，將軍不耐煩地揮了揮手，讓他把這件事拋到腦後算了。就這樣，我被允許留在大阪了。但是四十年來我一直不知道我惹下的麻煩，現在我覺得我應該加倍地賠禮道歉。在這樣的懷舊氣氛中，結果大傢開懷大笑。
　　我從大學畢業以後，自動地成為一名職業海軍軍官，這表示我必須通過實際的海軍訓練，於是我乘船去了濱鬆的海軍陸戰隊基地，離名古屋不遠。我在那裏接受了四個月的軍官教化和訓練課程。訓練真難，但對我的身體是值得的。
　　在那個年代，衹有像我一樣的理科學生才能暫時免於徵兵，我的弟弟和昭在早稻田大學學經濟，所以不能延期，他被徵入海軍，受訓駕駛雙引擎轟炸機。正當我畢業後來到濱鬆基地時，他去了海軍的豐橋航空基地，離我不遠。他每天訓練時都從我們的軍營上空飛過。他很幸運，被分配到雙引擎夜間轟炸機部隊，這種飛機需要長時間的訓練，而在他畢業之前戰爭就結束了。他的一些同學被分配駕駛戰鬥機，訓練時間短得多，有些人成為執行自殺任務的“神風”飛行員，當然，他們再也回不來了。
　　我的另一個弟弟正明當時還在中學讀書，軍方鼓勵年青人當志願兵，他們全班同學都報名參軍。日本當時充滿了戰爭狂熱，如果一個年青人不願意當志願兵，那他就會受到排斥。正明的全班同學决定參加海軍時，他纔十四、五歲。我的父母大為震驚，不願意讓他去，但他還是堅持要去。他離開傢時，我記得母親流下了傷心的眼淚。我送他上火車，我也哭了。他參加了海軍飛行訓練，幸運的是他還在訓練初期階段時戰爭就結束了。三兄弟經常同時在海軍的飛機上飛行。我們試圖製造一種熱跟蹤武器，為了進行試驗，我經常帶着試驗儀器乘坐夜間飛機，我的同事教我開飛機，當然不是正式的。有一段時間裏，三兄弟同時在空中飛行，母親對我們在戰爭中活下來已不抱希望。幸運的是我們三兄弟居然做到了這一點，而且還沒有受傷。
　　對美國的戰爭是一個悲劇，它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震驚，儘管宣傳媒體全都指責西方國傢聯合攻擊日本。在二、三十年代時，我還是個孩子，當然不懂那時發生的政治事件。但是到了1934年我十三歲時，我們每周都要接受兩個小時的軍事訓練。我們一直受到這樣的教育，蘇聯是潛在的敵人，有可能與蘇聯作戰。我們受的教育中說共産主義是危險的，日本人進入滿洲是為了確保邊境，建立一個保護日本、防止共産主義的緩衝區。
　　頭腦發熱的極端主義者、法西斯分子和一些少壯軍官當時在日本國內外製造了幾起嚴重事件，像我父親那樣的人對前景都非常擔心。1932年，一批極端分子與四十二名少壯軍官攻擊了所謂的“華族”，殺了大藏大臣井上順之助和三井集團的財閥、男爵段田隈。過了不久，在同年的5月15日，他們暗殺了總理大臣犬養毅，砸了掌璽大臣的傢和一些大集團公司的辦公室。他們還搶了日本銀行和三菱銀行。
　　這些事件警告了我們這個階層的人們。雖然暴亂者是想建立法西斯主義，但是在很多保守人士的眼裏這些事件卻像是共産主義陰謀的一部分。1936年發生了有名的二。二六事件，另外一夥軍人占領了首相官邸和戰事指揮所，暗殺了首相齋藤，他曾擔任掌璽大臣、負責軍事教育的將軍和大藏大臣等要職。他們打傷了宮內廳長官，所以引起天皇對他們竜顔大怒。最後動用軍隊實施鎮壓，槍斃了十五名軍官和其他一些幫兇。
　　雖然這次暴亂失敗了，但是很明顯，上層的政界和商界人士都受到了這次打擊的威脅。國傢的經濟狀況很糟糕，年青的法西斯分子雖然是被導入歧途，但他們也是想喚起人們的同情。在日本有這樣一種傳統，人們同情那些敢於反對強大勢力的人，即使他們的理想和熱情是錯誤的。日本的很多民間英雄都是一些為了達到不可能達到的目的而獻身的人。從三十年代起軍方就加強了對政界的控製，法西斯分子開始主宰國策。在這種氣氛中人們很難出來說話。甚至在議會中也很少有人敢於反對軍國主義者，如果有人出面說過一次反對意見，他就不可能得到第二次機會了。軍國主義者占了上風。
　　不管什麽時候父親與他的朋友聚會，他們都會談到時局的危險。他們是商人，他們的思想比法西斯分子開明得多，但他們也無可奈何，在公衆場合衹有保持沉默。
　　學校裏的年青人衹知道相信當局的話，那時的新聞是有傾嚮的。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被加以美化。有些人聽說了攻擊中國城市的傳聞，還有在南京發生的事，我相信父親聽到的比他說出的多，但是年青人很少關心這類事情。我知道美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正在惡化，但我絶對沒有想到戰爭。
　　我自己做了一個與收音機相連的鬧鐘，把它設定在每天早晨六點叫醒我。我清楚地記得，1941年12月8日，在美國還是12月7日，我的鬧鐘自動地打開收音機，我聽到廣播說日本空軍攻擊了珍珠港。我大吃一驚。房間裏的每一個人都被這條消息驚呆了，我記得當時認為這樣做是很危險的。我從小到大，一直相信西方的技術高人一籌，例如，那時衹有在美國才能買到金屬真空管，而在日本我們沒有任何同類産品。我自己就買過美國無綫電公司的真空管做過試驗。由於通過電影和汽車、留聲機等産品，還有我叔叔瞭解到美國的技術，所以我認為大錯已經鑄成。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後的幾個星期，報紙上一直在刊登日本軍隊節節勝利的大好消息，我們打沉了兩艘以前認為是不可戰勝的英國主力戰艦，威爾士王子號與雷普爾斯號；日本軍隊還占領了菲律賓和香港，這一切都發生在12月份；我開始想，我們的實力比我認為的更加強大。戰爭一旦開始，廣大公衆，也包括我的父母，都相信除了為戰爭共同努力之外沒有其它變通的辦法。報紙上連篇纍牘登載着美國對我們施加壓力的新聞，諸如歧視日本人的移民法，要求我們撤離中國和滿洲，而滿洲正是反對共産主義的緩衝地帶。到處都可聽到這樣的叫囂，赤禍對日本是危險的威脅，衹有法西斯主義才能保護我們，使之免受其害。
　　軍國主義的政府所做的每件事看上去都像是天皇的禦旨，他們強迫大人和孩子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一個學校的校長在背誦《教育敕令》時發生了一點錯誤，就要自殺贖罪。警察和特警四處巡視，衹要他們懷疑一個人有一點不忠誠、不順從或者不恭敬，就將其逮捕。當電車經過東京皇居周圍的時候，售票員必須及時通告，每個乘客都要行鞠躬禮。學校的學生要對寫有天皇聖訓的隨身攜帶的神龕鞠躬。這些都是軍方用來控製國傢的辦法，像我和我的父母這樣的人也衹有順從。對這些做法懷有不滿之心的人其實不少，但是要想表示出來卻很難，也很危險。反抗者被送進特殊的“教化營”中，如果再頑固不化，就會被迫去幹最卑賤的苦役。所有的左翼人士和共産主義者都被管製起來並關進監獄。
　　四個月的軍事訓練結束後，我得到了中尉軍銜，並奉命返回橫須賀的光學部。根據一個簡短的命令，我被調去幫助監督一個特殊小組，它已經疏散到了鄉下，在那裏研製熱引導武器和夜視瞄準器。我們的基地設在鐮倉南邊的逗子，那是一個小鎮，正對着相模灣。我們的組長是一名大佐，組員中有一些高級軍官，加上兩三名像我自己一樣的中尉和幾名少尉。一位年長的中尉當值勤軍官，相當於總務長，那就是我。如果在艦上，我應該是甲板值勤軍官。我必須處理生活中的所有瑣事，包括為小組提供食品，儘管我擔負着這樣的工作，但是身處鄉間的環境，還是令人心曠神怡。我們的工作站是一所西式房屋，表面用灰泥裝飾，還附有一個庭院花園。電影廠常把這裏作為西式背景使用。房子建在海灘上面的懸崖腳下，我在附近的一傢旅館裏開了一個房間，那個旅館已被海軍租用，作為軍官宿舍。我每天早晨沿着海灘從旅館走到工作站去上班。那時美國的B-29轟炸機幾乎每天都要攜帶燃燒彈和高爆炸彈轟炸東京、川崎和橫濱，回來的路上正好從我們那裏經過，但是海灘上有時卻像度假勝地一樣的安寧，看上去有些不協調。
　　雖然我還年青，但在傢裏我已經受過大量的管理訓練，所以我可以照看全組人的生活。小組的食品短缺，我們不得不想辦法來進行補充。我手下有一個非常聰明的少尉，他與逗子的一個魚店老闆交上了朋友，這個老闆經常到海灘上來。作為海軍，我們配給了一點米酒，米酒當時是很緊缺的，於是我們用米酒換取新鮮的魚。但這還是不能滿足年青人的食量，我想出了另一個主意。我利用軍郵給傢裏發了一封信，讓他們寄一桶醬油和一桶豆醬來，上面註明“供海軍使用”。當時盛田公司正在為陸軍生産脫水豆醬，日本人生産這種東西並不需要更多的原料，衹要有醬湯就行了，公司還為海軍生産一些酒精製品。這樣的貨物看起來沒有什麽奇怪的。這是我做的一件違反規定的事，雖然我明知違反了規定，但是當時我們衹有想些辦法才能生活下去，而且我想如果有人追究，我也可以成功地為自己辯護。豆醬和醬油運到後，我們把它藏到地下室裏。衹要一有魚，我們就用這寶貴的貯藏品交換。用這種辦法，使得小組的人都吃得飽一點，在睏難的環境中得到快樂。
　　我隸屬於一個特別項目組，這個小組由陸軍、海軍和非軍方的研究者組成，工作是開發熱搜尋裝置。為了這個需要大膽而又賦有創造性思維的任務，我們集中智慧迎接挑戰。我們組裏的一位非軍方代表是一個出色的電子工程師，當時他自己開了一傢公司。他是註定對我的人生起巨大影響的人物。井深大比我大十三歲，但是他卻與我結下了忘年交，成為同事，合作者，以及後來創建索尼公司的共同奠基人。
　　成為這個研製小組的一名成員對於我來說是令人興奮的。雖然我年青氣盛，但是我卻習慣與長者為伍。我們聚會在一起，搞一個超前時代的項目。小組的成員在一起的時間不短，大傢彼此非常瞭解，但是對熱搜尋裝置的研究卻沒有什麽進展。美國的響尾蛇導彈就是我們當時想要製造的那種裝置，它直到戰後纔問世。那時我衹不過是纔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但是在開聯席會議時我會遇到著名的教授和陸軍軍官，他們會在桌子對面傾身問道：“對於這一點海軍是什麽意見？”對這樣的問題我必須盡可能嚴肅地回答：“嗯，先生們，海軍的看法是．．．．．．”在這種時刻我會由衷地感謝父親的訓練。
　　井深先生對小組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原來在自己的日本測定器公司裏設計出一種大功率放大器，它通過檢測地磁場的擾動可以探測到水下三十米處的潛水艇。這種裝置懸挂在飛機的下面，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井深先生的放大器，它的能力足以探測到非常微弱的信號並把它的頻率從1至2Hz變到易於察覺的600Hz。我聽說在對這種儀器進行全面試驗時，曾在臺灣附近偵察到26艘潛水艇，但是在實戰中為時已晚，當這種儀器準備好了的時候，已經沒有足夠的飛機來配置這種儀器了。日本喪失了製空權，美國軍隊正在逼近日本本土，他們攻打南部的一係列島嶼，每天的轟炸摧毀了我們的飛機工廠。
　　隨着的時間的推移，對東京和川崎、橫濱所有的工業、軍事區域的空襲日益頻繁，我們的軍港在三浦半島上，這些被炸區域就在我們的北邊。不管什麽時候發生空襲，我們周圍都會響起警報，雖然我們從來沒有挨過炸，但卻還是要受到驚嚇。在我看來，我們的房子正好在懸崖下面，很難被炸彈炸到，另外，誰會來炸我們呢？我們並不是行動的軍事力量，我敢肯定美國人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存在。這不是從軍事上考慮，而是從邏輯上來考慮的。即使挨了炸，那也是偶然的。於是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過來，讓他們聽聽我的想法。
　　我把話說得盡量簡單一些：“根據海軍條例，無論什麽時候響起警報時我們都應該起來，穿上軍服，消防泵人員到位。但是我們的位置看起來不可能遭到轟炸，所以以後即使響起警報我也不想叫醒大傢。”其他的人似乎都喜歡這個做法。
　　“另一方面，”我又警告他們說，“如果有炸彈落到這裏我們也無可奈何，大傢都完了。”同事們都樂意地接受了我的推斷。為了嚮他們表示我的意思，我搬出了旅館，非常戲劇性地把儀器都搬到工作站的二樓。不管怎麽說，這是一個勇敢的行動。我覺得美國人沒有任何理由轟炸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地方。最後，我們在那裏再也沒有做任何真正重要的研究，與其每次警報都起來，第二天又由於缺乏睡眠而精神疲憊，還不如蒙頭睡大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