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疑惑，当一个人濒临末日的时候，他心里怀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英国安全局工作了二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又重新回到了人类的真实世界。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尤斯顿路地铁的出口处。冬日的太阳和煦宜人地照耀着。我穿过高尔大街向特拉法加广场走去。我走到离广场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拐进一个没有挂任何招牌的入口处。这个入口处通往一个云集着各种办事机构的无名街区。在这里，英国反间谍总部就挤在一所艺术学院和一所医院的中间，显得非常不起眼。
我向站在接待室门口那个保持着戒备状态的警察出示了证件后，便乘上装有特别程序的电梯。这种电梯是专门供去七楼密室的高级官员乘的。我走出电梯后，一声不响地走到走廊，径直来到我那与局长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工作间。
所有的办公室都静悄悄的。远处传来满载乘客开往城市西区的地铁的隆隆声。我打开房门的锁，房间里迎面摆着情报人员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设施——一张书案，两部电话机，其中一部装有扰频器，以防通话被外线窃听。房间的一边是一张宽大的绿色金属保险锁，柜门上装有一个特大型字码锁。我挂好大衣，开始机械地整理着最后的一些东西。我在鸡尾酒会上见过许多退休的情报人员，他们喜欢通过获取几则琐闻和小道消息来消磨时光。我对此见得太多了。我感到厌倦。我想彻底地歇下来，去澳大利亚，开始一种牧马人式的新生活。
我旋转着号码锁上的字码盘，那扇笨重的保险箱门徐徐地开了，眼前见到的是一堆从档案室借来的并盖有绝密标记的文件。在这些文件后面，整齐地叠放着一些小组合盒。多年来，我借阅过成千上万份文件，可现在我是最后一次干这种工作了。以往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例行报告围绕着我，诸如计算机工作特遣队的最新报告、临时情报研究处的最新分析等等。对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个答复，要作这些答复，我感到无能为力。俄国外交官的文件已由一个年青的官员送到我这里来了。我认不认识这个人？不能肯定。这是一起多年来一直尚未查明的双重间谍案件。我对此有什么设想？也不能肯定。刚进安全局时，你会发现每一起案件都各有不同，可是当你离开安全局时，这些案件看上去却是千篇一律的。我小心翼翼地签署着文件，并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归顺，好让我的秘书送回档案室。
午饭以后，我开始整理那些保存在组合盒子里的材料。我把这些盒子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第一个盒子里保存著有关麦克风和无线电接收器的详细技术性能指标材料，这还是我在五十年代时保留下来的东西。那时我是军情五处的第一个搞科学技术的官员。我把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并送到技术处去了。一小时以后，技术处的处长来了。他是来向我表示谢意的。他是一个道地的现代派政府机构的科学家：整洁，谨小慎微，一味地追逐金钱。
“我保留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要派它们的用场。现在都用人造卫星了，不是吗？”
“哦，不，”他回答说，“我只是喜欢随便看看。”他有些尴尬。我和他并没有真正地相处过。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只是个“万金油”式的官员，一个来自战争的、障碍重重的凑合者，而他是一个军需品承包商。我们握过手以后，我又回去整理保险箱里的东西了。
剩下的盒子里，保存着我一九六四年进入反间谍总部以后的文件。那时正是在英国情报部门抓间谍的最高峰时期。那些手稿和打印的外交备忘录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间谍的普遍流动情况——嫌疑分子名单、起诉的细节、背叛者名单以及最后的裁决定论。这些文件没完没了，虎头蛇尾，字里行间留下了与我的谍报生涯有关的种种痕迹。
最后，我的秘书进来了。她递给我两本蓝色封皮的本子。“您的日记，”她说。我和她一起把日记都撕成了碎片，丢进书案旁的那只专门装焚毁文件的纸袋里以等化为灰烬。
我向机要办公室走去。值班人员递给我一份资料，里面是一张关于我的一系列现有的机密许可权的清单。我开始在那些小收条上签字了结。我先签了信号情报和卫星情报借阅权，然后依次了结我占有的大量案件的机密借阅权。收集秘密就是这样一种属于个人的事，而泄密却属于一种伤脑筋的官僚结果。我手中的笔每挪动一寸，我就恍惚地感到安全局的大门在向我关闭一节。半个小时以后，这个我呆了多年的秘密世界向我关闭了它的大门。
天快黑的时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梅费尔的莱肯菲尔德大楼。这是军情五处的旧址。军情五处目前正处在迁往柯曾街尽头的新办公地点的过程当中。可那个职员酒吧——猪仔及眼睛俱乐部，仍留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我的告别聚会将在这里举行。
我走进那幢陈旧的大楼。就是在这柚木地走廊上和那些有檐口的办公室里，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以及布伦特都先后落了网。在这里，我们同一些嫌疑分子进行过交锋。他们是安全局心脏内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秘密集团。这次交锋称得上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一次战役。我们的疑点集中在军情五处前局长罗杰·霍利斯先生身上，可我们一直没有获得任何证据。霍利斯的朋友们对这样的起诉非常不满，双方为此不和长达十年之久。他们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被直觉、激情和偏见所驱使着。
七十年代，许多领导人都相继退休了。直到安全局迁往新的办公地点，这场内战才告结束。当我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走廊上，我仍旧感觉到这里有一股火药味，那一幕幕刀光剑影、相互残杀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告别聚会开得异常平静，没有热烈壮观的场景。人们频频向我说着奉承话。迈克尔·汉利局长作了一个悦耳动听的讲话。我收到了许多书写着离别赠言的卡片。军情五处的反间谍专家克兰莫尔斯勋爵在临别赠辞里说我的离去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指的损失是军情五处的损失，可我认为，真正受到损失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在高尔街办公大楼顶楼的一套房间里过夜，不时被到达尤斯顿站的火车的嘈杂声搅醒。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穿洗完毕后，我拎起我的公文包。这只公文包还是第一次这么空荡荡的。我走下楼来，到了前门。我对门口的警察说了声再见，然后走了出来，下了台阶，走上大街。我的谍报生涯就此结束了。一个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尤斯顿路地铁的出口处。冬日的太阳和煦宜人地照耀着。我穿过高尔大街向特拉法加广场走去。我走到离广场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拐进一个没有挂任何招牌的入口处。这个入口处通往一个云集着各种办事机构的无名街区。在这里，英国反间谍总部就挤在一所艺术学院和一所医院的中间，显得非常不起眼。
我向站在接待室门口那个保持着戒备状态的警察出示了证件后，便乘上装有特别程序的电梯。这种电梯是专门供去七楼密室的高级官员乘的。我走出电梯后，一声不响地走到走廊，径直来到我那与局长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工作间。
所有的办公室都静悄悄的。远处传来满载乘客开往城市西区的地铁的隆隆声。我打开房门的锁，房间里迎面摆着情报人员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设施——一张书案，两部电话机，其中一部装有扰频器，以防通话被外线窃听。房间的一边是一张宽大的绿色金属保险锁，柜门上装有一个特大型字码锁。我挂好大衣，开始机械地整理着最后的一些东西。我在鸡尾酒会上见过许多退休的情报人员，他们喜欢通过获取几则琐闻和小道消息来消磨时光。我对此见得太多了。我感到厌倦。我想彻底地歇下来，去澳大利亚，开始一种牧马人式的新生活。
我旋转着号码锁上的字码盘，那扇笨重的保险箱门徐徐地开了，眼前见到的是一堆从档案室借来的并盖有绝密标记的文件。在这些文件后面，整齐地叠放着一些小组合盒。多年来，我借阅过成千上万份文件，可现在我是最后一次干这种工作了。以往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例行报告围绕着我，诸如计算机工作特遣队的最新报告、临时情报研究处的最新分析等等。对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个答复，要作这些答复，我感到无能为力。俄国外交官的文件已由一个年青的官员送到我这里来了。我认不认识这个人？不能肯定。这是一起多年来一直尚未查明的双重间谍案件。我对此有什么设想？也不能肯定。刚进安全局时，你会发现每一起案件都各有不同，可是当你离开安全局时，这些案件看上去却是千篇一律的。我小心翼翼地签署着文件，并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归顺，好让我的秘书送回档案室。
午饭以后，我开始整理那些保存在组合盒子里的材料。我把这些盒子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第一个盒子里保存著有关麦克风和无线电接收器的详细技术性能指标材料，这还是我在五十年代时保留下来的东西。那时我是军情五处的第一个搞科学技术的官员。我把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并送到技术处去了。一小时以后，技术处的处长来了。他是来向我表示谢意的。他是一个道地的现代派政府机构的科学家：整洁，谨小慎微，一味地追逐金钱。
“我保留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要派它们的用场。现在都用人造卫星了，不是吗？”
“哦，不，”他回答说，“我只是喜欢随便看看。”他有些尴尬。我和他并没有真正地相处过。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只是个“万金油”式的官员，一个来自战争的、障碍重重的凑合者，而他是一个军需品承包商。我们握过手以后，我又回去整理保险箱里的东西了。
剩下的盒子里，保存着我一九六四年进入反间谍总部以后的文件。那时正是在英国情报部门抓间谍的最高峰时期。那些手稿和打印的外交备忘录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间谍的普遍流动情况——嫌疑分子名单、起诉的细节、背叛者名单以及最后的裁决定论。这些文件没完没了，虎头蛇尾，字里行间留下了与我的谍报生涯有关的种种痕迹。
最后，我的秘书进来了。她递给我两本蓝色封皮的本子。“您的日记，”她说。我和她一起把日记都撕成了碎片，丢进书案旁的那只专门装焚毁文件的纸袋里以等化为灰烬。
我向机要办公室走去。值班人员递给我一份资料，里面是一张关于我的一系列现有的机密许可权的清单。我开始在那些小收条上签字了结。我先签了信号情报和卫星情报借阅权，然后依次了结我占有的大量案件的机密借阅权。收集秘密就是这样一种属于个人的事，而泄密却属于一种伤脑筋的官僚结果。我手中的笔每挪动一寸，我就恍惚地感到安全局的大门在向我关闭一节。半个小时以后，这个我呆了多年的秘密世界向我关闭了它的大门。
天快黑的时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梅费尔的莱肯菲尔德大楼。这是军情五处的旧址。军情五处目前正处在迁往柯曾街尽头的新办公地点的过程当中。可那个职员酒吧——猪仔及眼睛俱乐部，仍留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我的告别聚会将在这里举行。
我走进那幢陈旧的大楼。就是在这柚木地走廊上和那些有檐口的办公室里，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以及布伦特都先后落了网。在这里，我们同一些嫌疑分子进行过交锋。他们是安全局心脏内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秘密集团。这次交锋称得上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一次战役。我们的疑点集中在军情五处前局长罗杰·霍利斯先生身上，可我们一直没有获得任何证据。霍利斯的朋友们对这样的起诉非常不满，双方为此不和长达十年之久。他们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被直觉、激情和偏见所驱使着。
七十年代，许多领导人都相继退休了。直到安全局迁往新的办公地点，这场内战才告结束。当我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走廊上，我仍旧感觉到这里有一股火药味，那一幕幕刀光剑影、相互残杀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告别聚会开得异常平静，没有热烈壮观的场景。人们频频向我说着奉承话。迈克尔·汉利局长作了一个悦耳动听的讲话。我收到了许多书写着离别赠言的卡片。军情五处的反间谍专家克兰莫尔斯勋爵在临别赠辞里说我的离去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指的损失是军情五处的损失，可我认为，真正受到损失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在高尔街办公大楼顶楼的一套房间里过夜，不时被到达尤斯顿站的火车的嘈杂声搅醒。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穿洗完毕后，我拎起我的公文包。这只公文包还是第一次这么空荡荡的。我走下楼来，到了前门。我对门口的警察说了声再见，然后走了出来，下了台阶，走上大街。我的谍报生涯就此结束了。一个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一切都得从一九四九年说起，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我们的实验室设在埃塞克斯大巴达。那天正下着雨，雨点打在实验室活动房子的铁皮顶上咯咯作响。我是这个实验室里的一个海军科学技术人员，直辖于马尔科尼公司。我面前的示波仪上的波纹跳动着，令我感到头痛棘手。搁板桌上摊着一些涂写得很潦草的计算公式。我正在设计一种雷达系统，这种系统能在波澜壮阔的大海里识别出潜水艇的潜望镜来。可是谈何容易，这个研究项目我已经搞了好几年了。此刻电话铃响了，是我父亲莫里斯·赖特打来的。他是马尔科尼公司的总工程师。
“弗雷德·布伦德里特要见我们。”他说。
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布伦德里特曾是皇家海军科学技术部门的负责人，现在是国防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对我这个项目的后期进展甚为关注。是否要投资生产这种系统的样品，必须迅速作出决定。如果要生产，所耗的资金是惊人的。战后的国防研究是一场无止境的与财政紧缩相抗衡的斗争。我已经准备好再为这事争个脸红脖子粗。
我非常庆幸有这么一次与布伦德里特直接谈一谈的机会。他是我们家的常客。在战争期间父亲和我都为他的英国海军部研究所卖过力。我想，或许我有机会换个新的工作干干。
第二天，我们在连绵不断的朦胧细雨中开车到了伦敦。我们把车停在斯托里氏门布伦德里特办公室的附近。白厅看上去破旧不堪，一片灰暗。柱廊和铸像仿佛与这个变换莫测的世界极不相称。克莱门特·艾德礼一直在向人们许诺：“牙齿与眼镜”，可这个冬天过得真艰难。居民的口粮实行定量配给制，人们显得焦躁不安。阴沉的不满情绪使人早已忘记了一九四五年那次令人振奋的胜利。
我们向布伦德里特外间办公室的那位衣冠整洁的秘书作了自我介绍。通往白厅扩建的楼房的路上传来一阵喧哗声，看来我们并不是最先到达这里的人。我向几个熟人打着招呼，他们都是各部门实验室的科学家。这里可能是要召开一个例行会议，我这样想。此时，有两个人从那伙人群里走了出来。
“你们肯定就是赖特父子了？”那个矮个子出其不意地问我。他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军人腔调。“我是马尔科姆·卡明上校，是作战办公室的。这是我的同事休·温特博恩。”这时，另外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这是约翰·亨利，我们的一个朋友，在对外办公室工作。”卡明用的是一种稀奇古怪的代号。白厅就是用这种代号来区别它的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无论这个会是涉及哪方面的问题，我想，它肯定与反潜战没有关系，至少不会跟现在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小分队说这事吧。布伦德里特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请我们进去。
他的办公室就像他的名声一样大，宽大的框格窗，高高的天花板，使他那张书案变得渺小。他请我们在一张会议桌旁边坐下，桌上整齐地放着吸墨纸和细颈水瓶。布伦德里特个子矮小，但精力充沛。为了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急需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几个人被选出来专门负责这事，布伦德里特就是选出来的这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此外，还有林德曼、迪泽德和科克拉夫特等人。布伦德里特当过海军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当了皇家海军研究所的副所长，在战时全面负责为英国政府部门搜罗科学技术骨干。他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是个门外汉，但他深知科学骨于分子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政策是尽可能地提拔青年人。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对他十分信任，以至于他能够得到必要的财力和物力来使这些青年人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
四十年代末，战后的英国不得不从消极和沉沦中勉强振作起来，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冷战。聘任布伦德里特来振兴科学技术团体，这无疑是个上策，他被指派为国防部科技代理顾问，继科克拉夫特之后他又当上了科学顾问。一九五四年，他成了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先生们，”我们刚坐下，他就开始说话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自从去年柏林事件以来，我们就陷入了战争之中。”
他指的是俄国在柏林的封锁线以及接踵而至的西方空中走廊，使得英国在防御上的设想受到了强大的冲击。
“这场战争是用间谍去打交道，而不是用士兵去打交道，至少在短时期内是这样，”他继续说，“我同安全局的局长琅西·西利托先生讨论过，我们应该怎么办。坦白地说，”他最后说，“形势不妙啊！”
布伦德里特简炼地把问题摆了出来。实际上，要成功地在斯大林的铁幕后面安插间谍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得弄清苏联及其同伙的意图，而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情报，只有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才能填补这一空白。
“我已经简单地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谈过了，如安全局的卡明上校以及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彼得·狄克逊。我组织这个委员会就是要立即对我们所选择和开创的工作进行评估。我建议珀西先生让一个年青科学家来当科研方面的助手。我提名让彼得·赖特试一试。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他，他现在在电子研究试验室工作，他可以仍然兼干那里的工作，等我们理出个头绪来再说。”
布伦德里特看着我：“你愿意为我们干，对吗？”
没等我回答，他又转向我父亲：“吉姆，很显然，我们急需马尔科尼公司的帮助，所以我把你也选进委员会了。”（在海军内部，只要知道过去的吉姆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父亲。过去马尔科尼公司简称吉姆。）
这是典型的布伦德里特作风，他对你发出邀请时就像对你下命令似的，他甚至能使白厅的部改变主意听他的。
下午，我们用剩下的时间讨论了一些设想。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派来参加会议的人都保持着缄默。我想，作为秘密特工人员，在这么多外人面前保持着分寸是出于一种本能。在座的每一位科学家，都—一就自己的实验室所从事的研究课题能否应用于情报事业作了即席发言。显然，要对情报工作各方面的要求进行一次全面的技术考察是很费时间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目前最为紧迫的事是搞出一个新型的窃听装置，这种装置可以使特工人员不进入室内就可以得到情报。由于苏联的封锁，要进入到苏联人管辖的范围内搞情报的可能性极小，除非打通共用墙或重建大使馆馆舍。休息时，我们就富有成效的研究项目，提出了二十条可行性建议。布伦德里特指示我起草一份评估报告，随后就散会了。
我正要离去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泰勒的人走上前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在邮电局的技术处工作，曾在会上就邮电局的收听设计作了详细的发言。他对我说：“我们将在这方面通力合作。”我们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下星期我会跟你联系的。”
在我们开车回到大巴达城的路上，父亲和我兴致勃勃地谈论著今天下午的会。事情来得如此出乎预料，令人感到荣幸。在战争期间，白厅常常搞这种令人无法预料的事。自从战争结束后，白厅很少重规叠矩，做这种让人辞不及防的事。我一想到这次可以借机摆脱那反潜差事，浑身顿感热血沸腾。父亲和我一样激动，他是因为这又能继续保持我们与秘密情报工作的联系。与这行当的联系在我家已有四十五个春秋了。
“弗雷德·布伦德里特要见我们。”他说。
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布伦德里特曾是皇家海军科学技术部门的负责人，现在是国防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对我这个项目的后期进展甚为关注。是否要投资生产这种系统的样品，必须迅速作出决定。如果要生产，所耗的资金是惊人的。战后的国防研究是一场无止境的与财政紧缩相抗衡的斗争。我已经准备好再为这事争个脸红脖子粗。
我非常庆幸有这么一次与布伦德里特直接谈一谈的机会。他是我们家的常客。在战争期间父亲和我都为他的英国海军部研究所卖过力。我想，或许我有机会换个新的工作干干。
第二天，我们在连绵不断的朦胧细雨中开车到了伦敦。我们把车停在斯托里氏门布伦德里特办公室的附近。白厅看上去破旧不堪，一片灰暗。柱廊和铸像仿佛与这个变换莫测的世界极不相称。克莱门特·艾德礼一直在向人们许诺：“牙齿与眼镜”，可这个冬天过得真艰难。居民的口粮实行定量配给制，人们显得焦躁不安。阴沉的不满情绪使人早已忘记了一九四五年那次令人振奋的胜利。
我们向布伦德里特外间办公室的那位衣冠整洁的秘书作了自我介绍。通往白厅扩建的楼房的路上传来一阵喧哗声，看来我们并不是最先到达这里的人。我向几个熟人打着招呼，他们都是各部门实验室的科学家。这里可能是要召开一个例行会议，我这样想。此时，有两个人从那伙人群里走了出来。
“你们肯定就是赖特父子了？”那个矮个子出其不意地问我。他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军人腔调。“我是马尔科姆·卡明上校，是作战办公室的。这是我的同事休·温特博恩。”这时，另外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这是约翰·亨利，我们的一个朋友，在对外办公室工作。”卡明用的是一种稀奇古怪的代号。白厅就是用这种代号来区别它的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无论这个会是涉及哪方面的问题，我想，它肯定与反潜战没有关系，至少不会跟现在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小分队说这事吧。布伦德里特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请我们进去。
他的办公室就像他的名声一样大，宽大的框格窗，高高的天花板，使他那张书案变得渺小。他请我们在一张会议桌旁边坐下，桌上整齐地放着吸墨纸和细颈水瓶。布伦德里特个子矮小，但精力充沛。为了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急需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几个人被选出来专门负责这事，布伦德里特就是选出来的这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此外，还有林德曼、迪泽德和科克拉夫特等人。布伦德里特当过海军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当了皇家海军研究所的副所长，在战时全面负责为英国政府部门搜罗科学技术骨干。他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是个门外汉，但他深知科学骨于分子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政策是尽可能地提拔青年人。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对他十分信任，以至于他能够得到必要的财力和物力来使这些青年人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
四十年代末，战后的英国不得不从消极和沉沦中勉强振作起来，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冷战。聘任布伦德里特来振兴科学技术团体，这无疑是个上策，他被指派为国防部科技代理顾问，继科克拉夫特之后他又当上了科学顾问。一九五四年，他成了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先生们，”我们刚坐下，他就开始说话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自从去年柏林事件以来，我们就陷入了战争之中。”
他指的是俄国在柏林的封锁线以及接踵而至的西方空中走廊，使得英国在防御上的设想受到了强大的冲击。
“这场战争是用间谍去打交道，而不是用士兵去打交道，至少在短时期内是这样，”他继续说，“我同安全局的局长琅西·西利托先生讨论过，我们应该怎么办。坦白地说，”他最后说，“形势不妙啊！”
布伦德里特简炼地把问题摆了出来。实际上，要成功地在斯大林的铁幕后面安插间谍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得弄清苏联及其同伙的意图，而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情报，只有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才能填补这一空白。
“我已经简单地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谈过了，如安全局的卡明上校以及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彼得·狄克逊。我组织这个委员会就是要立即对我们所选择和开创的工作进行评估。我建议珀西先生让一个年青科学家来当科研方面的助手。我提名让彼得·赖特试一试。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他，他现在在电子研究试验室工作，他可以仍然兼干那里的工作，等我们理出个头绪来再说。”
布伦德里特看着我：“你愿意为我们干，对吗？”
没等我回答，他又转向我父亲：“吉姆，很显然，我们急需马尔科尼公司的帮助，所以我把你也选进委员会了。”（在海军内部，只要知道过去的吉姆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父亲。过去马尔科尼公司简称吉姆。）
这是典型的布伦德里特作风，他对你发出邀请时就像对你下命令似的，他甚至能使白厅的部改变主意听他的。
下午，我们用剩下的时间讨论了一些设想。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派来参加会议的人都保持着缄默。我想，作为秘密特工人员，在这么多外人面前保持着分寸是出于一种本能。在座的每一位科学家，都—一就自己的实验室所从事的研究课题能否应用于情报事业作了即席发言。显然，要对情报工作各方面的要求进行一次全面的技术考察是很费时间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目前最为紧迫的事是搞出一个新型的窃听装置，这种装置可以使特工人员不进入室内就可以得到情报。由于苏联的封锁，要进入到苏联人管辖的范围内搞情报的可能性极小，除非打通共用墙或重建大使馆馆舍。休息时，我们就富有成效的研究项目，提出了二十条可行性建议。布伦德里特指示我起草一份评估报告，随后就散会了。
我正要离去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泰勒的人走上前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在邮电局的技术处工作，曾在会上就邮电局的收听设计作了详细的发言。他对我说：“我们将在这方面通力合作。”我们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下星期我会跟你联系的。”
在我们开车回到大巴达城的路上，父亲和我兴致勃勃地谈论著今天下午的会。事情来得如此出乎预料，令人感到荣幸。在战争期间，白厅常常搞这种令人无法预料的事。自从战争结束后，白厅很少重规叠矩，做这种让人辞不及防的事。我一想到这次可以借机摆脱那反潜差事，浑身顿感热血沸腾。父亲和我一样激动，他是因为这又能继续保持我们与秘密情报工作的联系。与这行当的联系在我家已有四十五个春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