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
玛丽莎·布卢门撒尔觉得有点心神不宁。刺激来自心中还是来自外部的细微变化，她也说不清楚。不管怎么样，她的注意力是被搅散了。她的眼睛从摊在膝盖上的书本抬起，这才发觉窗外天色已从冬天的灰白转成漆黑。她瞥了一眼手表。难怪，已经快七点了。
“乖乖！”玛丽莎嘟哝了一句。这是她从小用惯的习语。她腾地站起来，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是亚特兰大疾病防治中心（Center for Denter Control，简称CDC）的图书馆。她在靠角落的两张尼龙面矮沙发上斜躺了不知多久了。晚上有个约会。她本该在六点半就回家准备的。
她捧起菲尔德沉甸甸的《病毒学》教材，走向保留书架，一边踢踢有点麻痹的双腿。早上她跑过一阵，不过只有二英里而不是惯常的四英里。
“需要帮忙把那个大怪物放上架吗？”坎贝尔小姐，一个面目慈和的图书馆员一边逗笑，一边扣着无时不穿的开襟灰色羊毛衫。在图书馆里，不管穿什么都不嫌热。
像所有高明的幽默一样，坎贝尔说的有几分道理。那本病毒学教科书有十磅重，是玛丽莎体重的十分之一。她只有五英尺高。人们问起时她老说五尺二，其实那得穿上高跟鞋。要让那本书归回原位，她必须悠一下再趁势甩上去。
“我需要的帮助是，”玛丽莎说：“把这本书的内容装进我的脑子里去。”
坎贝尔小姐莞尔一笑。她跟CDC其他人一样，热情友善。这个机构从1973年起正式归属联邦政府。然而在玛丽莎看来，它并不像一个政府机关，而更像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助人为乐在这里蔚然成风。虽然一到四点半，秘书和工务人员就下班了，专业人员却都毫无例外地留下，常常工作到半夜。他们热爱自己的事业。
玛丽莎步出图书馆。它实在大小。中心有一半图书资料不得不散放在各个房间里。在这点上，CDC就很像联邦政府属下的一个卫生机构了：财政预算缩减，得自己四处寻找资金。玛丽莎注意到，它看上去也像是个联邦机构。大厅墙壁刷着单调的绿漆。地上灰色尼龙地毯的中间部分已经磨薄。电梯口按倒挂着一幅罗纳德·里根微笑着的相片。下方有人恶作剧地钉了一张索引卡片，写道：“如果你不满意今年的预算，那就等下一年的吧！”
玛丽莎步行上了一层楼。她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上一层。叫它办公室未免抬举了它。它其实更像一个壁橱。没有窗户。原先大约是用来存放清洁工具的。墙壁漆成水泥色。里面刚好容得下一张铁皮书桌，一只文件柜，一盏立地灯和一把转椅。不过玛丽莎还是庆幸能有这么一间小屋。中心的空间供不应求、竞争激烈。
尽管有种种不便，玛丽莎还是能明显地感到CDC在正常运作。它多年来一直不仅仅给美国自己，也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着出色的服务。她记得很清楚中心几年前是怎样出色地解开了“退伍军人病”①之谜的。自从1942年它以“疟疾防治中心”的名称成立以来，类似的例子已有好几百了。他们在美国南部扑灭了疟疾，于1946年改名为“传染病防治中心”，分别建成了细菌、真菌、寄生虫、病毒和立克次氏体属微生物实验室。第二年又增建了寄生病实验室。寄生病是动物病，可是能传染给人类，像鼠疫、狂犬病、炭疽病就是。1970年，它又改了名，就叫“疾病防治中心”了。
①全称为“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病”，肺炎的一种。1976年首次确定其病原体为一前所未知的杆菌。本病及病原体因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费城开全州大会，会员中182人得病，29人死亡而得名。CDC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央型空调器可能将其中污染了的水以水珠的形式扩散，引起暴发。
玛丽莎一边把零碎东西放进政府发的公文包里，一边回想着CDC从前的功绩。这是她考虑来中心工作的主要原因。在波士顿完成了小儿科住院实习后，她就申请并被接受为流行病情报处的调查员，为期两年。这个工作就像一个卫生界的侦探。三个半星期以前，也就是圣诞节前夕，她刚刚结束入门训练课程，如公共卫生管理、生物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和防治某一特定人群的卫生和疾病的学科。
她披上深蓝色的大衣，脸上浮出一丝苦笑。就像在以前的医学训练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虽然修完了入门训练课，她还是觉得缺乏准备去处理真正的紧急情况。从教室到实践毕竟有一段距离。知道怎样把一种疾病的病例描述得有条有理，揭示起因、传播途径和宿主，远不等于知道怎样控制涉及真人真病的暴发。万一接到任务，她就不得不飞跃这一距离。事实上，这还不是“万一”，而是早晚的事。
提起公文包，玛丽莎关了灯，走向大厅去搭电梯。她跟四十八个人一起上的入门训练课。大部分人跟她一样，是受过训练的医生。有些是微生物学家。有几个是护士。还有一个居然是牙医。她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有她现在的这种信心危机。在医务界，人们通常闭口不谈这类事情。那有损“形象”。
训练结束之后，她被分配到病毒部特殊病原体组。这是现有空缺中她报的第一志愿。她如愿以偿，因为她在班上名列第一。玛丽莎几乎没有病毒学的知识，所以才化许多时间在图书馆恶补。申请来这个组是因为当前艾滋病的流行使以前一直是细菌学副手的病毒学成为科研前线。现在，病毒学身处“战场”，玛丽莎希望自己能参战。
在电梯口，玛丽莎跟候梯的一小群人打了招呼。有的见过面，大多是病毒部的，其行政办公室就在她办公室所在的走廊另一头。其他没见过面的也向她点头致意。可以这么说，虽然她有专业能力上的信心危机，至少还觉是个受欢迎的人。
在底层，玛丽莎按中心的规定排队签出。五点钟之后离开的人都得这么做。接着她走向停车场。时值隆冬，这儿却并不像过去四年她在波士顿经受过的那样寒冷，连大衣扣子也不用扣上。她的红色本田跑车仍是早上她离开时的模样：灰头土脸，缺少保养，连牌照还是马萨诸塞州的。换牌照只是玛丽莎还没来得及处理的众多杂务之一。
从CDC到玛丽莎的住处开车并不远。中心周围都是艾默里大学的地产。在四十年代初，他们捐出这一块地给CDC。环绕大学的是一些舒适的住宅区。品级从中产阶级下层到百万富翁都有。玛丽莎在前去聚居的德鲁伊德山小区租了一所房子。房东夫妇应征到非洲马里为一个推广计划生育的项目工作了。
玛丽莎转入桃树广场。在她的印象中，亚特兰大样样东西都是以桃树命名的。她从左边开过她的屋子。那是一幢两层楼的木结构房子，除了地上，还算保养得不错。说不清什么建筑风格。前廊有两根爱奥尼亚柱。每扇窗户都带假的百叶窗，当中嵌一鸡心图案。玛丽莎曾用“讨人喜欢”这个词向父母形容它。
她在下一条街左转，接着再左转一次。她的房子所在的地块横跨一个街区。要进她家的车库就得绕过整个街区。屋子正面虽有一条环形车道，可是不跟后面的车道和车库相连。从前它们显然是相通的。后来有人建了一个网球场，把它们截断了。现在网球场已杂草丛生，面目全非。
知道晚上要出门，玛丽莎没把车开进车库，而是转个圈，头朝外停在车道上。走上后门台阶，便听见一个儿科同事送的西班牙长耳狗迎接她的叫声。
玛丽莎原来从没想过养狗。六个月前，她的一段满以为会导致结婚的恋情突然中断了。对方叫罗杰·舒尔曼，麻州总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生。他告诉玛丽莎说，他接受了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奖学金，打算一个人去。这把玛丽莎惊昏了。从前他们商定，罗杰去哪儿玛丽莎也去哪儿。她也确实申请了旧金山和休斯敦的儿科职位。不过罗杰从来没提过洛杉矶加大。
玛丽莎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有三个哥哥。爸爸是神经手术医生，冷静沉着，说一不二。因此她一向缺乏自信。她实在接受不了与罗杰分手的打击。每天早上都几乎起不了床去上班。在这种沮丧之中，朋友南茜送了这只小狗给她。开始她还嫌烦。可是“太妃”——小狗脖子上系着一个大蝴蝶结，上面写着这个甜甜的名字——很快就赢取了她的欢心，就像南茜预期的，帮助玛丽莎淡忘了感情创伤。如今玛丽莎爱这条狗爱得如痴如狂。毕竟家中还有一个生命，能接受和回馈她的爱。来到CDC工作，玛丽莎唯一的忧虑便是，如果出差执行任务，“太妃”该如何处置。幸好邻居贾德森夫妇爱上这条小狗，主动建议，不，简直是恳求，玛丽莎万一外出就让他们照管“太妃”。它就像是天赐之物。
一开门，她不得不招架一番“大妃”兴奋的扑咬，直到关掉报警器。房东第一次介绍这个报警器时，她很不以为然。如今却庆幸有它。尽管市郊比市内安全，她还是觉得，夜里这儿比波士顿更让人感到与世隔绝。她特别欣赏一直随身带着的遥控器。有了它，一旦看到屋子里有意外的灯光或响动，她在车道上就能开响报警器。
玛丽莎翻看着邮件，让“太妃”在前院绕着一棵云杉撒欢奔走，释放一下禁铜多时的精力。不必怀疑，贾德森夫妇中午准定遛过狗。可是从那时到玛丽莎回家，这条11个月大的小狗就一直关在厨房里，压抑了够长一段时间了。
可惜玛丽莎不得不缩短“太妃”的活动时间。七点已过。她约好八点去吃晚饭。拉尔夫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眼科医生，带她出去过好几次。尽管还没完全忘怀罗杰，玛丽莎还是乐于拉尔夫老练成熟的陪伴，何况他似乎仅满足于带她吃饭看戏听音乐，没有逼迫她上床。事实上今天还是他第一次邀玛丽莎去家里，而且说明了是个大聚会，而非只他们两个。
看起来拉尔夫乐意让他们的关系缓慢而自然地发展。对此玛丽莎很感激，即使她怀疑此中原因是两人之间二十二岁的年龄差距。玛丽莎三十一，拉尔夫已五十三了。
有趣的是，在亚特兰大玛丽莎还约会的仅有的另一个人比她小四岁。那是塔德·肖克利，微生物学博士，也在玛丽莎最终分配去的部门工作。玛丽莎到中心的第一个星期，他在餐厅里就一见倾心。跟拉尔夫·亨普森正好相反，塔德腼腆稚气，即使是仅仅请她看电影也如此。他俩出去过五、六次。可喜的是，他跟拉尔夫一样，从没有过肉体的冲动。
匆匆冲了个淋浴，玛丽莎擦干身子，顺手化上妆。她飞快地扫了一遍衣橱，迅速排除掉各种各样的连衫裤。她在穿着上虽然不追求时髦，但也爱打扮得漂漂亮亮。最终她选了一条丝绸裙子，一件为过圣诞节而买的毛衣。毛衣长至胯骨，她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看起来高一些。套上一双黑色浅口皮鞋后，她站在大穿衣镜前打量自己。
除了身高，玛丽莎相当满意自己的形象。五官虽小，但很精雅。好多年前她问父亲自己是不是漂亮，父亲就是用的“精雅”这个词来形容她的。她的眼睛是深棕色，浓浓的睫毛，厚而拳曲的头发深红，像一种高贵的雪利酒色。从十六岁起，她就一直把头发从前额往后梳，一披到肩，用一支玳瑁发夹拢住。
到拉尔夫家开车只要五分钟，环境却变化极大。一幢幢楼宇越来越大，坐落在修剪有致的草坪花木之中。拉尔夫的房子占地很大，一条弧形车道优雅地连着屋子和街道。车道两旁栽着杜鹃花。据拉尔夫说，到春天你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它们是多么美不可言。
房子本身是三层楼维多利亚式建筑。右前角上耸立着一个八角形的塔楼。前廊很大。俗丽的装饰物从塔楼沿着正面延伸到左边。正面双开门上方的前廊顶就势做成一个圆形阳台，覆了一个锥形圆顶，与塔楼相交。
这里布置得喜气洋洋。每个窗户都闪耀着灯光。玛丽莎按照拉尔夫的指示，开车绕到左边。她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迟到，不料那儿一辆车还没有呢。
她绕过房子，瞥了一眼从三楼伸到地面的防火梯。有一次拉尔夫在那里停下，去取忘了的车库门遥控器。记得他解释说，前屋主曾让仆人住在三楼，市政府房管部便逼他加了这么个东西。黑乎乎的铁家伙矗立在那儿，与白色的木屋很不谐调。
玛丽莎把车停在车库前。车库的精致装饰与主屋一致。后门所在的一翼是现代式样，显然是后加的，从前面看不见。她敲了一下。似乎没人听见。从窗户瞧进去。厨房里人们正在忙碌。她决定不去试后门锁了没有，而是绕到正面，按了门铃。拉尔夫立刻应了门，给了她一个热烈的拥抱。
一谢谢你这么早就来，”他一边说，一边帮她脱大衣。
“早？我还以为晚了呢。”
“不，一点也不晚。”拉尔夫说。“客人要九点半才到。”他把大衣挂在过道的壁橱里。
玛丽莎惊讶地发现拉尔夫穿着晚礼服。尽管她早就承认他英俊潇洒，还是不免自惭形秽。
“我希望我穿得还算得体。”她说。“你没告诉我今天是正式的宴会呀！”
“你看上去够令人倾倒的啦，就跟往常一样。而我呢，只是趁机穿穿晚礼服罢了。来，我带你四周看看。”
跟在拉尔夫身后，玛丽莎再次想道，他真像个典型的医生：强壮匀称的体型，灰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拉尔夫领她进了客厅。装饰引人注目，不过缺少特色。一个仆人身着黑制服，正在摆餐前小吃。“我们就从这儿开始。饮料在大起居室的酒吧调制。”拉尔夫说。
他拉开一扇滑门，两人进了起居室。酒吧在左侧。一个年轻人身着红色西装背心，擦着玻璃酒具。起居室的另一头，穿过一道拱形门，便是正式餐厅。玛丽莎看到桌上至少有十二副餐具。
跟着拉尔夫穿过餐厅，进入新的一翼。里面是一个家庭娱乐室和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厨房。三、四个人在忙着准备菜肴。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拉尔夫放心地领着玛丽莎回到客厅，说请她早来是希望她能充当女主人的角色。尽管出乎意料——到底还只跟他出去过五、六次——她还是同意了。
门铃响了。第一批客人来了。
糟糕的是，玛丽莎一向不善于记人名。不过她总算记住了海沃德医生夫妇，因为他有一头鲜亮的银发；接着是杰克逊医生夫妇，因为杰克逊太太炫耀不已她的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钻石！她在后来还能回忆起的就只剩桑德伯格医生夫妇了。两个人都是精神病医生。
玛丽莎一边挖空心思找话跟客人闲聊，一边惊讶于他们穿戴的毛皮大衣和珠宝饰物。这些人显然不是小镇上的开业医生。
等大家都进了起居室，每个人也差不多都有了一杯饮料在手，门铃再次响了。拉尔夫正好不在，玛丽莎就去开门。出乎意外的是，门外站着西里尔·杜布切克医生，她在病毒部特殊病原体组的顶头上司。
“你好哇，布卢门撒尔医生。”杜布切克平静地说，对玛丽莎的在场不以为怪。
玛丽莎的惊慌失措是显而易见的。她没想到会有CDC的人来。杜布切克脱下大衣递给仆人，露出一套意大利深蓝色西装。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男人。乌黑聪慧的眼睛，榄橄色的皮肤。五官轮廓鲜明，气度不凡。他用手梳了一下从前额朝后梳的背头，笑着说：“我们又见面了。”
玛丽莎勉强地回报了一个微笑，朝起居室一点头。“酒吧在那儿。”
“拉尔夫呢？”杜布切克问，望着拥挤的起居室。
“大概在厨房吧。”玛丽莎答。
门铃又响了。杜布切克点点头，走开了。这一次玛丽莎更是目瞪口呆。站在面前的竟是塔德·肖克利。
“玛丽莎！”塔德叫了一声。也很意外。
玛丽莎恢复了平静，让塔德进屋。她一边接过他的大衣，一边问：“你怎么认识拉尔夫的？”
“一块开过几次会。我收到请帖也很感意外。”塔德笑眯眯地说。“不过，就我那么点工资，怎能拒绝一顿免费的晚餐呢？”
“你知道杜布切克也来吗？”玛丽莎问，语气近乎于指责。
塔德摇摇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打量了一下餐厅，又审视了一眼主楼梯。“好漂亮的房子，哇喔！”
玛丽莎情不自禁地咧嘴笑了。塔德留着短短的沙色头发，鲜嫩的皮肤，看上去太年轻而不像个博士。他穿一件灯心绒夹克，系一条丝织领带。法兰绒裤子磨光了绒毛，还不如一条牛仔裤正式。
“嗨，”他说，“你怎么认识拉尔夫的呢？”
“只是朋友罢了。”玛丽莎含糊其词地答道，示意塔德进起居室喝点什么。
客人一到齐，玛丽莎就不必照看前门了。她来到酒吧，给自己倒了一杯白葡萄酒，然后融入人群。在大家被召集到餐厅去之前，她在跟桑德伯格医生和杰克逊夫妇交谈。
“欢迎你到亚特兰大来，小姐。’嗓德伯格医生说。
“谢谢，”玛丽莎答，竭力不去傻看杰克逊太太的戒指。
“你怎么挑上CDC的呢？”杰克逊医生问，嗓音浑厚。他不仅看上去像查尔斯·赫斯顿①，听起来也像他真能扮本·赫一样。
①美国著名男电影演员，在奥斯卡最佳影片《本·赫》中演本·赫。
玛丽莎直视着他那双深凹的蓝眼睛，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这个似乎很诚恳的问题。她当然不能提先前的恋人去了洛杉矶，自己需要换个环境。那可不是CDC所期望的有事业心的人。“我一直对公共卫生有兴趣。”这是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话。“我还一直热衷医务侦探的故事。”她微笑着说。至少后者是真实的。“我觉得自己已经看够了流鼻涕的鼻子和淌脓的耳朵了。”
“噢，受过儿科训练啰，”桑德伯格医生说。这不是问题，只能算陈述。
“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玛丽莎说。她跟精神病医生聊天总会感到不自在。她会情不自禁地疑惑，他们会不会比她对自己的动机分析得更清楚。她知道自己学医的原因之一是跟哥哥争夺父亲的宠爱。
“你认为做临床如何？”杰克逊医生问。“想过自己开业没有？”
“噢，当然想过。”
“计划怎样呢？”杰克逊继续问，无意中叫玛丽莎越来越不舒服了。“是单干、合伙，还是加入一个诊所？”
“开宴啦！”拉尔夫的宣告压倒了人们的交谈声。
杰克逊和桑德伯格转身找太太去了。玛丽莎如释重负。有一阵她真觉得像是在受审似的。
到了餐厅，玛丽莎发现拉尔夫把她安排在餐桌的一端，自己则坐在另一端。她的右边正坐的是杰克逊医生。好在他已忘记了刚才关于诊所业的话题了。左边是满头银发的海沃德医生。
随着晚宴的进行，玛丽莎越来越清楚她是在跟亚特兰大医务界的精英一起进餐。他们不仅仅是医生，而且是城里最成功的一批私人开业者。例外的只是杜布切克，塔德和自己了。
喝了几杯高级葡萄酒，玛丽莎比往日健谈多了。当她意识到全桌人都在听她娓娓描述在弗吉尼亚的童年生活时，不禁有点难为情，便告诫自己，少说多笑。幸好话题转到美国医药界的不景气和预付保健业又如何在侵蚀私人诊所业的基础上去了。想起那些真皮大衣和首饰，玛丽莎并不认为这些人受了多大损害。
“CDC怎么样？”海沃德医生隔桌问杜布切克。“尝到经费压缩的苦头了吗？”
杜布切克自嘲地笑了，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每年我们都得跟预算局和国会拨款委员会争来争去。由于经费削减，我们已裁掉五百个职位了。”
杰克逊清了清嗓子。“假如有一场恶性的流感暴发，比如像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那样，贵部一定会参加救治，你们有足够的人手吗？”
杜布切克耸耸肩。“那得取决于很多因素。要是病毒表体抗原没有突变的话，我们就能容易地作组织培养，也就能很快制作出疫苗来。到底多快，我不敢肯定。塔德，你说呢？”
“如果幸运，一个月左右吧。”塔德说。“要说制造出足够的疫苗投入应用，恐怕得更久。”
“这叫我想起几年前的猪霍乱之谜了。”海沃德医生插话。
“那倒不是CDC的错。”杜布切克辩解说。“在迪克斯堡出现的那种病毒种系是没有疑问的。至于它们为何没有传播开，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玛丽莎觉得有一只手搁在自己肩上。回头一看，是穿黑制服的女仆。
“是布卢门撒尔医生吗？”姑娘低声问。
“是的。”
“有你的电话。”
玛丽莎望了望餐桌另一端的拉尔夫。他正在跟杰克逊太太交谈。她向大家说了声抱歉，跟女仆来到厨房。这时她有了预感。就像当实习医生时第一次被人从半夜叫起来那样，一丝害怕涌上心头。电话一定是CDC来的。作为调查员，她是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因而恪守职责地在CDC留下了拉尔夫家的电话号码。除此之外，没人知道她今晚在这儿。
“布卢门撒尔医生吗？”玛丽莎拿起听筒，就听见CDC的接线员问道。
然后电话转到值班员那儿。“祝贺你！”值班员快活地说。“加利福尼亚州流行病专员来了电话，请求CDC的帮助。洛杉矶里克特诊所出现一场未知但显然很严重的流行病暴发。我们给你订了三角洲航空公司的机票，凌晨一点十分起飞。也给你订好了旅馆。‘热带旅馆’，听上去不错。好吧，祝你幸运。”
放下听筒，玛丽莎还让手在听筒上停留了片刻，使自己定一下神。她根本不觉得自己已准备就绪。那些可怜的家伙从加州远远地打电话来，期待的是一个CDC的流行病专家呀！谁会料到去的竟是她，玛丽莎·布卢门撒尔，整个才五英尺高的她！她踌躇地回到餐厅，作解释并道了再见。
玛丽莎·布卢门撒尔觉得有点心神不宁。刺激来自心中还是来自外部的细微变化，她也说不清楚。不管怎么样，她的注意力是被搅散了。她的眼睛从摊在膝盖上的书本抬起，这才发觉窗外天色已从冬天的灰白转成漆黑。她瞥了一眼手表。难怪，已经快七点了。
“乖乖！”玛丽莎嘟哝了一句。这是她从小用惯的习语。她腾地站起来，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是亚特兰大疾病防治中心（Center for Denter Control，简称CDC）的图书馆。她在靠角落的两张尼龙面矮沙发上斜躺了不知多久了。晚上有个约会。她本该在六点半就回家准备的。
她捧起菲尔德沉甸甸的《病毒学》教材，走向保留书架，一边踢踢有点麻痹的双腿。早上她跑过一阵，不过只有二英里而不是惯常的四英里。
“需要帮忙把那个大怪物放上架吗？”坎贝尔小姐，一个面目慈和的图书馆员一边逗笑，一边扣着无时不穿的开襟灰色羊毛衫。在图书馆里，不管穿什么都不嫌热。
像所有高明的幽默一样，坎贝尔说的有几分道理。那本病毒学教科书有十磅重，是玛丽莎体重的十分之一。她只有五英尺高。人们问起时她老说五尺二，其实那得穿上高跟鞋。要让那本书归回原位，她必须悠一下再趁势甩上去。
“我需要的帮助是，”玛丽莎说：“把这本书的内容装进我的脑子里去。”
坎贝尔小姐莞尔一笑。她跟CDC其他人一样，热情友善。这个机构从1973年起正式归属联邦政府。然而在玛丽莎看来，它并不像一个政府机关，而更像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助人为乐在这里蔚然成风。虽然一到四点半，秘书和工务人员就下班了，专业人员却都毫无例外地留下，常常工作到半夜。他们热爱自己的事业。
玛丽莎步出图书馆。它实在大小。中心有一半图书资料不得不散放在各个房间里。在这点上，CDC就很像联邦政府属下的一个卫生机构了：财政预算缩减，得自己四处寻找资金。玛丽莎注意到，它看上去也像是个联邦机构。大厅墙壁刷着单调的绿漆。地上灰色尼龙地毯的中间部分已经磨薄。电梯口按倒挂着一幅罗纳德·里根微笑着的相片。下方有人恶作剧地钉了一张索引卡片，写道：“如果你不满意今年的预算，那就等下一年的吧！”
玛丽莎步行上了一层楼。她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上一层。叫它办公室未免抬举了它。它其实更像一个壁橱。没有窗户。原先大约是用来存放清洁工具的。墙壁漆成水泥色。里面刚好容得下一张铁皮书桌，一只文件柜，一盏立地灯和一把转椅。不过玛丽莎还是庆幸能有这么一间小屋。中心的空间供不应求、竞争激烈。
尽管有种种不便，玛丽莎还是能明显地感到CDC在正常运作。它多年来一直不仅仅给美国自己，也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着出色的服务。她记得很清楚中心几年前是怎样出色地解开了“退伍军人病”①之谜的。自从1942年它以“疟疾防治中心”的名称成立以来，类似的例子已有好几百了。他们在美国南部扑灭了疟疾，于1946年改名为“传染病防治中心”，分别建成了细菌、真菌、寄生虫、病毒和立克次氏体属微生物实验室。第二年又增建了寄生病实验室。寄生病是动物病，可是能传染给人类，像鼠疫、狂犬病、炭疽病就是。1970年，它又改了名，就叫“疾病防治中心”了。
①全称为“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病”，肺炎的一种。1976年首次确定其病原体为一前所未知的杆菌。本病及病原体因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费城开全州大会，会员中182人得病，29人死亡而得名。CDC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央型空调器可能将其中污染了的水以水珠的形式扩散，引起暴发。
玛丽莎一边把零碎东西放进政府发的公文包里，一边回想着CDC从前的功绩。这是她考虑来中心工作的主要原因。在波士顿完成了小儿科住院实习后，她就申请并被接受为流行病情报处的调查员，为期两年。这个工作就像一个卫生界的侦探。三个半星期以前，也就是圣诞节前夕，她刚刚结束入门训练课程，如公共卫生管理、生物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和防治某一特定人群的卫生和疾病的学科。
她披上深蓝色的大衣，脸上浮出一丝苦笑。就像在以前的医学训练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虽然修完了入门训练课，她还是觉得缺乏准备去处理真正的紧急情况。从教室到实践毕竟有一段距离。知道怎样把一种疾病的病例描述得有条有理，揭示起因、传播途径和宿主，远不等于知道怎样控制涉及真人真病的暴发。万一接到任务，她就不得不飞跃这一距离。事实上，这还不是“万一”，而是早晚的事。
提起公文包，玛丽莎关了灯，走向大厅去搭电梯。她跟四十八个人一起上的入门训练课。大部分人跟她一样，是受过训练的医生。有些是微生物学家。有几个是护士。还有一个居然是牙医。她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有她现在的这种信心危机。在医务界，人们通常闭口不谈这类事情。那有损“形象”。
训练结束之后，她被分配到病毒部特殊病原体组。这是现有空缺中她报的第一志愿。她如愿以偿，因为她在班上名列第一。玛丽莎几乎没有病毒学的知识，所以才化许多时间在图书馆恶补。申请来这个组是因为当前艾滋病的流行使以前一直是细菌学副手的病毒学成为科研前线。现在，病毒学身处“战场”，玛丽莎希望自己能参战。
在电梯口，玛丽莎跟候梯的一小群人打了招呼。有的见过面，大多是病毒部的，其行政办公室就在她办公室所在的走廊另一头。其他没见过面的也向她点头致意。可以这么说，虽然她有专业能力上的信心危机，至少还觉是个受欢迎的人。
在底层，玛丽莎按中心的规定排队签出。五点钟之后离开的人都得这么做。接着她走向停车场。时值隆冬，这儿却并不像过去四年她在波士顿经受过的那样寒冷，连大衣扣子也不用扣上。她的红色本田跑车仍是早上她离开时的模样：灰头土脸，缺少保养，连牌照还是马萨诸塞州的。换牌照只是玛丽莎还没来得及处理的众多杂务之一。
从CDC到玛丽莎的住处开车并不远。中心周围都是艾默里大学的地产。在四十年代初，他们捐出这一块地给CDC。环绕大学的是一些舒适的住宅区。品级从中产阶级下层到百万富翁都有。玛丽莎在前去聚居的德鲁伊德山小区租了一所房子。房东夫妇应征到非洲马里为一个推广计划生育的项目工作了。
玛丽莎转入桃树广场。在她的印象中，亚特兰大样样东西都是以桃树命名的。她从左边开过她的屋子。那是一幢两层楼的木结构房子，除了地上，还算保养得不错。说不清什么建筑风格。前廊有两根爱奥尼亚柱。每扇窗户都带假的百叶窗，当中嵌一鸡心图案。玛丽莎曾用“讨人喜欢”这个词向父母形容它。
她在下一条街左转，接着再左转一次。她的房子所在的地块横跨一个街区。要进她家的车库就得绕过整个街区。屋子正面虽有一条环形车道，可是不跟后面的车道和车库相连。从前它们显然是相通的。后来有人建了一个网球场，把它们截断了。现在网球场已杂草丛生，面目全非。
知道晚上要出门，玛丽莎没把车开进车库，而是转个圈，头朝外停在车道上。走上后门台阶，便听见一个儿科同事送的西班牙长耳狗迎接她的叫声。
玛丽莎原来从没想过养狗。六个月前，她的一段满以为会导致结婚的恋情突然中断了。对方叫罗杰·舒尔曼，麻州总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生。他告诉玛丽莎说，他接受了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奖学金，打算一个人去。这把玛丽莎惊昏了。从前他们商定，罗杰去哪儿玛丽莎也去哪儿。她也确实申请了旧金山和休斯敦的儿科职位。不过罗杰从来没提过洛杉矶加大。
玛丽莎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有三个哥哥。爸爸是神经手术医生，冷静沉着，说一不二。因此她一向缺乏自信。她实在接受不了与罗杰分手的打击。每天早上都几乎起不了床去上班。在这种沮丧之中，朋友南茜送了这只小狗给她。开始她还嫌烦。可是“太妃”——小狗脖子上系着一个大蝴蝶结，上面写着这个甜甜的名字——很快就赢取了她的欢心，就像南茜预期的，帮助玛丽莎淡忘了感情创伤。如今玛丽莎爱这条狗爱得如痴如狂。毕竟家中还有一个生命，能接受和回馈她的爱。来到CDC工作，玛丽莎唯一的忧虑便是，如果出差执行任务，“太妃”该如何处置。幸好邻居贾德森夫妇爱上这条小狗，主动建议，不，简直是恳求，玛丽莎万一外出就让他们照管“太妃”。它就像是天赐之物。
一开门，她不得不招架一番“大妃”兴奋的扑咬，直到关掉报警器。房东第一次介绍这个报警器时，她很不以为然。如今却庆幸有它。尽管市郊比市内安全，她还是觉得，夜里这儿比波士顿更让人感到与世隔绝。她特别欣赏一直随身带着的遥控器。有了它，一旦看到屋子里有意外的灯光或响动，她在车道上就能开响报警器。
玛丽莎翻看着邮件，让“太妃”在前院绕着一棵云杉撒欢奔走，释放一下禁铜多时的精力。不必怀疑，贾德森夫妇中午准定遛过狗。可是从那时到玛丽莎回家，这条11个月大的小狗就一直关在厨房里，压抑了够长一段时间了。
可惜玛丽莎不得不缩短“太妃”的活动时间。七点已过。她约好八点去吃晚饭。拉尔夫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眼科医生，带她出去过好几次。尽管还没完全忘怀罗杰，玛丽莎还是乐于拉尔夫老练成熟的陪伴，何况他似乎仅满足于带她吃饭看戏听音乐，没有逼迫她上床。事实上今天还是他第一次邀玛丽莎去家里，而且说明了是个大聚会，而非只他们两个。
看起来拉尔夫乐意让他们的关系缓慢而自然地发展。对此玛丽莎很感激，即使她怀疑此中原因是两人之间二十二岁的年龄差距。玛丽莎三十一，拉尔夫已五十三了。
有趣的是，在亚特兰大玛丽莎还约会的仅有的另一个人比她小四岁。那是塔德·肖克利，微生物学博士，也在玛丽莎最终分配去的部门工作。玛丽莎到中心的第一个星期，他在餐厅里就一见倾心。跟拉尔夫·亨普森正好相反，塔德腼腆稚气，即使是仅仅请她看电影也如此。他俩出去过五、六次。可喜的是，他跟拉尔夫一样，从没有过肉体的冲动。
匆匆冲了个淋浴，玛丽莎擦干身子，顺手化上妆。她飞快地扫了一遍衣橱，迅速排除掉各种各样的连衫裤。她在穿着上虽然不追求时髦，但也爱打扮得漂漂亮亮。最终她选了一条丝绸裙子，一件为过圣诞节而买的毛衣。毛衣长至胯骨，她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看起来高一些。套上一双黑色浅口皮鞋后，她站在大穿衣镜前打量自己。
除了身高，玛丽莎相当满意自己的形象。五官虽小，但很精雅。好多年前她问父亲自己是不是漂亮，父亲就是用的“精雅”这个词来形容她的。她的眼睛是深棕色，浓浓的睫毛，厚而拳曲的头发深红，像一种高贵的雪利酒色。从十六岁起，她就一直把头发从前额往后梳，一披到肩，用一支玳瑁发夹拢住。
到拉尔夫家开车只要五分钟，环境却变化极大。一幢幢楼宇越来越大，坐落在修剪有致的草坪花木之中。拉尔夫的房子占地很大，一条弧形车道优雅地连着屋子和街道。车道两旁栽着杜鹃花。据拉尔夫说，到春天你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它们是多么美不可言。
房子本身是三层楼维多利亚式建筑。右前角上耸立着一个八角形的塔楼。前廊很大。俗丽的装饰物从塔楼沿着正面延伸到左边。正面双开门上方的前廊顶就势做成一个圆形阳台，覆了一个锥形圆顶，与塔楼相交。
这里布置得喜气洋洋。每个窗户都闪耀着灯光。玛丽莎按照拉尔夫的指示，开车绕到左边。她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迟到，不料那儿一辆车还没有呢。
她绕过房子，瞥了一眼从三楼伸到地面的防火梯。有一次拉尔夫在那里停下，去取忘了的车库门遥控器。记得他解释说，前屋主曾让仆人住在三楼，市政府房管部便逼他加了这么个东西。黑乎乎的铁家伙矗立在那儿，与白色的木屋很不谐调。
玛丽莎把车停在车库前。车库的精致装饰与主屋一致。后门所在的一翼是现代式样，显然是后加的，从前面看不见。她敲了一下。似乎没人听见。从窗户瞧进去。厨房里人们正在忙碌。她决定不去试后门锁了没有，而是绕到正面，按了门铃。拉尔夫立刻应了门，给了她一个热烈的拥抱。
一谢谢你这么早就来，”他一边说，一边帮她脱大衣。
“早？我还以为晚了呢。”
“不，一点也不晚。”拉尔夫说。“客人要九点半才到。”他把大衣挂在过道的壁橱里。
玛丽莎惊讶地发现拉尔夫穿着晚礼服。尽管她早就承认他英俊潇洒，还是不免自惭形秽。
“我希望我穿得还算得体。”她说。“你没告诉我今天是正式的宴会呀！”
“你看上去够令人倾倒的啦，就跟往常一样。而我呢，只是趁机穿穿晚礼服罢了。来，我带你四周看看。”
跟在拉尔夫身后，玛丽莎再次想道，他真像个典型的医生：强壮匀称的体型，灰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拉尔夫领她进了客厅。装饰引人注目，不过缺少特色。一个仆人身着黑制服，正在摆餐前小吃。“我们就从这儿开始。饮料在大起居室的酒吧调制。”拉尔夫说。
他拉开一扇滑门，两人进了起居室。酒吧在左侧。一个年轻人身着红色西装背心，擦着玻璃酒具。起居室的另一头，穿过一道拱形门，便是正式餐厅。玛丽莎看到桌上至少有十二副餐具。
跟着拉尔夫穿过餐厅，进入新的一翼。里面是一个家庭娱乐室和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厨房。三、四个人在忙着准备菜肴。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拉尔夫放心地领着玛丽莎回到客厅，说请她早来是希望她能充当女主人的角色。尽管出乎意料——到底还只跟他出去过五、六次——她还是同意了。
门铃响了。第一批客人来了。
糟糕的是，玛丽莎一向不善于记人名。不过她总算记住了海沃德医生夫妇，因为他有一头鲜亮的银发；接着是杰克逊医生夫妇，因为杰克逊太太炫耀不已她的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钻石！她在后来还能回忆起的就只剩桑德伯格医生夫妇了。两个人都是精神病医生。
玛丽莎一边挖空心思找话跟客人闲聊，一边惊讶于他们穿戴的毛皮大衣和珠宝饰物。这些人显然不是小镇上的开业医生。
等大家都进了起居室，每个人也差不多都有了一杯饮料在手，门铃再次响了。拉尔夫正好不在，玛丽莎就去开门。出乎意外的是，门外站着西里尔·杜布切克医生，她在病毒部特殊病原体组的顶头上司。
“你好哇，布卢门撒尔医生。”杜布切克平静地说，对玛丽莎的在场不以为怪。
玛丽莎的惊慌失措是显而易见的。她没想到会有CDC的人来。杜布切克脱下大衣递给仆人，露出一套意大利深蓝色西装。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男人。乌黑聪慧的眼睛，榄橄色的皮肤。五官轮廓鲜明，气度不凡。他用手梳了一下从前额朝后梳的背头，笑着说：“我们又见面了。”
玛丽莎勉强地回报了一个微笑，朝起居室一点头。“酒吧在那儿。”
“拉尔夫呢？”杜布切克问，望着拥挤的起居室。
“大概在厨房吧。”玛丽莎答。
门铃又响了。杜布切克点点头，走开了。这一次玛丽莎更是目瞪口呆。站在面前的竟是塔德·肖克利。
“玛丽莎！”塔德叫了一声。也很意外。
玛丽莎恢复了平静，让塔德进屋。她一边接过他的大衣，一边问：“你怎么认识拉尔夫的？”
“一块开过几次会。我收到请帖也很感意外。”塔德笑眯眯地说。“不过，就我那么点工资，怎能拒绝一顿免费的晚餐呢？”
“你知道杜布切克也来吗？”玛丽莎问，语气近乎于指责。
塔德摇摇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打量了一下餐厅，又审视了一眼主楼梯。“好漂亮的房子，哇喔！”
玛丽莎情不自禁地咧嘴笑了。塔德留着短短的沙色头发，鲜嫩的皮肤，看上去太年轻而不像个博士。他穿一件灯心绒夹克，系一条丝织领带。法兰绒裤子磨光了绒毛，还不如一条牛仔裤正式。
“嗨，”他说，“你怎么认识拉尔夫的呢？”
“只是朋友罢了。”玛丽莎含糊其词地答道，示意塔德进起居室喝点什么。
客人一到齐，玛丽莎就不必照看前门了。她来到酒吧，给自己倒了一杯白葡萄酒，然后融入人群。在大家被召集到餐厅去之前，她在跟桑德伯格医生和杰克逊夫妇交谈。
“欢迎你到亚特兰大来，小姐。’嗓德伯格医生说。
“谢谢，”玛丽莎答，竭力不去傻看杰克逊太太的戒指。
“你怎么挑上CDC的呢？”杰克逊医生问，嗓音浑厚。他不仅看上去像查尔斯·赫斯顿①，听起来也像他真能扮本·赫一样。
①美国著名男电影演员，在奥斯卡最佳影片《本·赫》中演本·赫。
玛丽莎直视着他那双深凹的蓝眼睛，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这个似乎很诚恳的问题。她当然不能提先前的恋人去了洛杉矶，自己需要换个环境。那可不是CDC所期望的有事业心的人。“我一直对公共卫生有兴趣。”这是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话。“我还一直热衷医务侦探的故事。”她微笑着说。至少后者是真实的。“我觉得自己已经看够了流鼻涕的鼻子和淌脓的耳朵了。”
“噢，受过儿科训练啰，”桑德伯格医生说。这不是问题，只能算陈述。
“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玛丽莎说。她跟精神病医生聊天总会感到不自在。她会情不自禁地疑惑，他们会不会比她对自己的动机分析得更清楚。她知道自己学医的原因之一是跟哥哥争夺父亲的宠爱。
“你认为做临床如何？”杰克逊医生问。“想过自己开业没有？”
“噢，当然想过。”
“计划怎样呢？”杰克逊继续问，无意中叫玛丽莎越来越不舒服了。“是单干、合伙，还是加入一个诊所？”
“开宴啦！”拉尔夫的宣告压倒了人们的交谈声。
杰克逊和桑德伯格转身找太太去了。玛丽莎如释重负。有一阵她真觉得像是在受审似的。
到了餐厅，玛丽莎发现拉尔夫把她安排在餐桌的一端，自己则坐在另一端。她的右边正坐的是杰克逊医生。好在他已忘记了刚才关于诊所业的话题了。左边是满头银发的海沃德医生。
随着晚宴的进行，玛丽莎越来越清楚她是在跟亚特兰大医务界的精英一起进餐。他们不仅仅是医生，而且是城里最成功的一批私人开业者。例外的只是杜布切克，塔德和自己了。
喝了几杯高级葡萄酒，玛丽莎比往日健谈多了。当她意识到全桌人都在听她娓娓描述在弗吉尼亚的童年生活时，不禁有点难为情，便告诫自己，少说多笑。幸好话题转到美国医药界的不景气和预付保健业又如何在侵蚀私人诊所业的基础上去了。想起那些真皮大衣和首饰，玛丽莎并不认为这些人受了多大损害。
“CDC怎么样？”海沃德医生隔桌问杜布切克。“尝到经费压缩的苦头了吗？”
杜布切克自嘲地笑了，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每年我们都得跟预算局和国会拨款委员会争来争去。由于经费削减，我们已裁掉五百个职位了。”
杰克逊清了清嗓子。“假如有一场恶性的流感暴发，比如像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那样，贵部一定会参加救治，你们有足够的人手吗？”
杜布切克耸耸肩。“那得取决于很多因素。要是病毒表体抗原没有突变的话，我们就能容易地作组织培养，也就能很快制作出疫苗来。到底多快，我不敢肯定。塔德，你说呢？”
“如果幸运，一个月左右吧。”塔德说。“要说制造出足够的疫苗投入应用，恐怕得更久。”
“这叫我想起几年前的猪霍乱之谜了。”海沃德医生插话。
“那倒不是CDC的错。”杜布切克辩解说。“在迪克斯堡出现的那种病毒种系是没有疑问的。至于它们为何没有传播开，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玛丽莎觉得有一只手搁在自己肩上。回头一看，是穿黑制服的女仆。
“是布卢门撒尔医生吗？”姑娘低声问。
“是的。”
“有你的电话。”
玛丽莎望了望餐桌另一端的拉尔夫。他正在跟杰克逊太太交谈。她向大家说了声抱歉，跟女仆来到厨房。这时她有了预感。就像当实习医生时第一次被人从半夜叫起来那样，一丝害怕涌上心头。电话一定是CDC来的。作为调查员，她是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因而恪守职责地在CDC留下了拉尔夫家的电话号码。除此之外，没人知道她今晚在这儿。
“布卢门撒尔医生吗？”玛丽莎拿起听筒，就听见CDC的接线员问道。
然后电话转到值班员那儿。“祝贺你！”值班员快活地说。“加利福尼亚州流行病专员来了电话，请求CDC的帮助。洛杉矶里克特诊所出现一场未知但显然很严重的流行病暴发。我们给你订了三角洲航空公司的机票，凌晨一点十分起飞。也给你订好了旅馆。‘热带旅馆’，听上去不错。好吧，祝你幸运。”
放下听筒，玛丽莎还让手在听筒上停留了片刻，使自己定一下神。她根本不觉得自己已准备就绪。那些可怜的家伙从加州远远地打电话来，期待的是一个CDC的流行病专家呀！谁会料到去的竟是她，玛丽莎·布卢门撒尔，整个才五英尺高的她！她踌躇地回到餐厅，作解释并道了再见。
非洲，扎伊尔
1976年9月7日
清晨，扎伊尔本巴北部一个村庄边缘，21岁的耶鲁大学生物系学生约翰·诺迪克醒了。他在被汗水浸透的睡袋里翻过身来，一边从尼龙山地帐篷的气窗网眼向外凝视，一边倾听热带雨林的喧哗和苏醒中的村庄里的嘈杂。一缕轻风送来热烘烘的牛粪和炊烟辛辣的混合气息。在头顶遮天蔽日的植物叶片丛中，他瞥见几只猴子掠过。
这一夜他时睡时醒，起床时摇摇晃晃，虚弱不堪。昨晚饭后约一小时，他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寒战和高烧袭倒。此刻他感觉明显地更糟。尽管服过奎宁作为预防，他还是认为得了疟疾。这儿丛林中遍布水塘。一到晚上，隐于其中的蚊子便蜂拥而出，防不胜防啊。
他蹒跚着进村去打听附近哪里有医院。一个巡回传教士告诉他，向东几公里外的雅布古有个比利时教会医院。约翰又病又怕地匆匆拆了营帐，把帐篷和睡袋一古脑塞进背囊，向雅布古走去。
约翰向学校请假六个月，来非洲拍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如高山大猩猩之类。从童年起，他就立志仿效最早揭开黑非洲神秘面纱的那些著名的十九世纪探险家了。
雅布古比他刚离开的村庄大不了多少，而教会医院也令人生疑。那只不过是一堆灰渣砖拼搭而成的建筑，到处都需修理。屋顶不是锈蚀的瓦楞铁皮便是稀薄的茅草，形如土著人戴的帽子。也不像有电的样子。
给他挂号的修女只能讲法语，裹着一袭传统的修女袍。然后他被送去跟一帮土著一起候诊。他们个个病的不轻，让他看了直害怕是否会染上比现在更重的疾病。好歹轮到了他。医生也是比利时人，一副疲态，只能讲几句英文。检查很快，果然不出所料，是疟疾光临了。医生开了奎宁注射剂，嘱咐说如果几天后还不好再来。
诊毕，约翰来到治疗室排队注射。这时他发现此院并无无菌操作技术。护士没有一次性针头，而是轮流使用三个注射器。他确信这些注射器在消毒水里呆的时间绝不足以杀菌，更何况护士又是用手捞取它们的。轮到他时，约翰很想说点什么。一想自己的法语不够流利，又急需用药，终于忍住了。
随后的两天他暗暗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抱怨，因为很快就感到病情有好转。他逗留在雅布古地区，忙于拍摄布扎族人。他们是精力充沛的猎人，乐于向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炫耀其勇猛。可是到第三天，正当他要重新沿着亨利·斯坦莱①的足迹溯扎伊尔河而上时，他的健康急转恶化。先是剧烈的头疼，随后是一阵紧接着一阵的寒战，高烧，呕吐和腹泻。抱着挨一挨便会过去的心理，他钻进帐篷，战栗了一夜，不断梦见家里洁净的床单和厕所。黑夜里吐了几次，早晨便觉得虚脱。他艰难地收拾起东西，挣扎着向教会医院走去。等到了那儿，他吐出了几口鲜红的血，昏倒在地。
①亨利·斯坦莱（1841—1904），英国的非洲探险家。——译者注，下同。
一小时之后，他在病房里醒来。室内还有两个同被抗药性疟疾折磨着的病人。
上次给他诊断的医生被他严重的病情唤起了警惕，于是发现了另外一些奇怪的症状：胸部奇特的红疹，眼球表面小块出血。虽然他还是诊断为疟疾，心中却不乏疑虑。这不是典型的病例。为保险起见，他处了一个疗程的氯霉素，以防这个年轻人得的是伤寒。
1976年9月16日
本巴地区卫生署长卢加萨医生从办公室洞开的窗户向外眺望。宽阔的扎伊尔河在朝阳下波光粼粼。他真希望它还是叫刚果河。那是多么充满神秘并能唤起激情的名字啊！随后他迫使自己的思绪回到工作上，重读刚刚收到的雅布古教会医院报的恶讯。一个就是美国男青年约翰·诺迪克，另一个是艾伯拉河附近一种植园里的访问农夫。教会医生声称他们死于一种未知且迅速蔓延的传染病。跟美国人同住的两个病人，种植园内照料过农夫的四个人，以及十个门诊病人都因该病的严重症状而躺倒了。
卢加萨医生知道自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装聋作哑，这无疑是最聪明的选择。上帝才知道丛林里有什么样的地方病在作乱呢。另一个是填上一套繁琐的公文表格，向金萨沙报告，由那儿某位跟他类似，不过在官僚政治的阶梯上爬高了几级的老兄来决定。那恐怕也是不置可否——谨慎为妙。当然了，卢加萨知道要填表他就得上雅布古走一遭。在这个一年中最潮湿，最闷热的季节，这是最令他厌恶的事情了。
带着一丝内疚，卢加萨医生让那张葱皮纸信笺滑入了废纸篓。
1976年9月23日
一个星期以后，卢加萨医生忐忑不安地倒换着两只脚，注视着一架老旧的DC－3飞机在本巴机场着陆。第一个出来的是布查德医生，卢加萨在金萨沙的顶头上司。前天，卢加萨打电话给他，告诉说刚刚接到报告。一种来知的疾病正在雅布古教会医院所在地区蔓延。染病的不仅是当地居民，医院人员也有。他没有提七天前收到的那封信。
两位医生在柏油碎石路上寒暄了几句，随后便钻进卢加萨的丰田可乐娜小轿车。布查德医生问道，是不是有雅布古的进一步消息。卢加萨清清嗓子。对早上电报送来的消息他仍心有余悸。教会医院十七个医务人员死了十一个，村民则死了一百十四个。由于没有健康的人手，医院已经关闭。
布查德医生决定，整个本巴地区必须隔离检疫。打了几个必要的电话给金萨沙，他又让满心不情愿的卢加萨安排交通工具，以便第二天早上去雅布古，对局势作第一手的估评。
1976年9月24日
第二天，两位医生坐的越野车来到雅布古教会医院。大院里空无一人，阒无声息地令人恐怖。一只老鼠惊惺地顺着前廊栏杆跑过。腐烂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们用棉手帕捂住鼻子，勉强地下了车，战战兢兢地朝最近的一所房子里张望。里面有两具尸体，已在炎热中开始腐烂。看到第三所房子时，他们才发现一个活人。那是个护士，正在高烧中吃语。两个人走进被遗弃了的手术室，戴上手套和口罩，穿上白袍，作为防护，尽管已晚了一点。虽然害怕传染，他们还是料理了一下护士，然后再搜寻其他医务人员。差不多三十个死了，另有四人一息尚存。
布查德医生用无线电告知金萨沙，请求扎伊尔空军的紧急支援，把那几个病人接到首都去。可是等到向首都大学医院传染病系咨询了途中的隔离措施之后，只剩那个护士还活着了。布查德医生指示，隔离措施必须万无一失。他们在对付的显然是高度传染又极其致命的疾病。
1976年9月30日
比利时护士被空运到金萨沙，经过六天的强化维持治疗，最后还是在这天凌晨三点死去。诊断做不出。尸体解剖之后，血、肝、牌和脑的样本分送到比利时安特卫浦的热带病研究院，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防治中心和英国波顿·唐的微生物研究所。在雅布古地区，此时已有二百九十四个已知病例，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
1976年10月13日
雅布古病毒几乎同时在三个国际实验室中被分离出来。它的结构与马尔堡病毒相似、后者第一次被发现于1967年的一次毁灭性暴发。得病的是一些处理过乌干达绿毛猴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新病毒以本巴北部的艾伯拉河命名。艾伯拉病毒显然比马尔堡病毒更致命，被认为是自淋巴腺鼠疫以来人类所发现的最厉害的微生物。
1976年11月16日
两个月后，因为过去几个星期不再发现新病例，雅布古的无名之病被认为是控制成功了。
1976年12月3日
本巴地区的检疫令撤消了。空中航线重新开通。艾伯拉病毒终于返回它的来处——它在哪儿却仍然是个谜。一支国际专家小分队，成员包括曾在确定莱萨热病毒发源地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西里尔·杜布切克医生，考察了本巴地区，在哺乳类动物、鸟类和昆虫当中搜索艾伯拉病毒可能的宿主。这些病毒专家最终一无所获，连一丝线索都没找到。
加利福尼亚 洛杉矶
1987年1月14日
鲁道夫·里克特医生调整了一下眼镜，俯视铺在诊所会议室圆桌上的广告校样。他是一个声誉卓著的眼科医生，身材高大，出生于西德，也是洛杉矶里克特诊所的创立者。在他右边，他弟弟兼合伙人威廉，商学院毕业生，也同样关注地看着那些校样。这些广告是为下一季度诊所的预付保健计划招徐顾客的。这个计划的对象是年轻人。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因而是医疗保健业的真正财源。威廉早就机敏地看准了这一点。
鲁道夫喜欢这些校样。这是他今天第一件顺心的事。这一天开门不利。先是在圣迭戈高速公路的进口处跟人撞了一下车，使他的新宝马轿车留下一个惹眼的凹痕。接下来是一例急诊手术，使得门诊积滞了不少病人。然后他给一个可怜的有着奇怪并发症的艾滋病人检查视网膜，被病人一声咳嗽喷了一脸唾沫。最后，一只用来做眼疱疹研究的猴子咬了他一口。多倒霉的一天啊！
鲁道夫捡起一份准备在《洛杉矶时报周刊》上登的广告。无可挑剔。他向威廉点点头。威廉示意广告商继续。接下来演示的是插在晚间电视新闻中的三十秒广告。身着三点式泳衣的健美姑娘在马利比海滩上跟英俊的小伙子打排球。它歌颂里克特诊所这样的医疗组织提供的预付保健计划，比传统的看病付钱办法优越。鲁道夫看着，联想起百事可乐的一段耗费不赀的广告，心里格外得意。
在座的除鲁道夫和威廉之外，还有十来个诊所的医生，包括高级住院医师内瓦里。他们都是诊所的董事，握有小部分股票。
威廉清了清嗓子，问大家对这些校样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广告商走了。他们一致批准了这批广告，又简单地讨论了一会儿为应付纽波特地区日益增多的顾客，再建一个分所的事，然后散会。
里克特医生回到办公室，兴冲冲地把广告校样扔进公文包。这间办公室相当豪华。要知道，他的年薪在合伙人中相对较低。不过年薪在他乃是次要的收入。他所握有的股票不断上涨，带来的红利相当可观。不管是里克特诊所还是里克特医生，经济状况都可以说是相当稳定而富裕。
处理了几个积压的门诊，他照例去查看病房里做过手术的病人。那是两个有疑难病史的视网膜剥落病例。他们恢复得不错。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想，作为诊所唯一的眼科医生，他几乎没有多少手术可做。这令人心烦。不过与当地其他同行相比，他还算幸运。可以说是事业有成。为此他很感激弟弟。是他八年前说动了自己开办诊所的。
他脱下白大褂，换上蓝运动夹克，提着公文包离开诊所。已经过了晚上九点。两层的停车库几乎是空的，而白天它总是满满的。威廉已经打算要扩建它了。不单是为了多停车，也为报税折旧。对此，鲁道夫并不在行，也不愿费心。
就这样全神贯注地思考诊所的经济，他没有发觉车库的阴影里有两个人正在等着他。甚至到他们尾随而来他也没有觉察。那两个男人身着黑色西装。其中个子较高的一个有一条胳膊似乎僵直在一个弯曲的姿势上，像是肘关节不能活动，因而手上的涨鼓鼓的公文包便好像是高高地悬提着的。
里克特医生走近自己的汽车，这才发觉身后明显加快了的脚步。一种不祥之感涌上他的喉头。他使劲咽了一下，紧张地回顾一眼，看见那两个人了。他们看上去正冲自己而来。当他们从头顶上的灯光下经过时，里克特看出他们衣着整齐，穿着干净的衬衫，系丝质领带。这叫他轻松了几分。尽管如此，他还是加快了动作，绕过车尾，掏出钥匙打开驾驶座一边的车门，公文包向里一扔，偏身进了熟悉的皮沙发座椅。正要关门，一只手拦住了他。里克特踌躇地抬眼，看见一张冷漠的脸。正是尾随而来的两人之一。看到里克特疑惑的目光，这人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里克特医生再次试着关门。那个人从外面把门牢牢地拉住。
“医生，请告诉我现在几点好不好？”那人客气地问。
“当然好，”里克特医生说，心中暗喜这人的出现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看了看手表。可是没等他来得及报出时间，就被粗暴地拽出了汽车。他做势挣扎了一下，马上就被制服。一侧脸挨了一拳，金星直冒，倒在地上。一双手粗暴地搜寻他的皮夹，接着是布的撕裂声。一个人说了句：“生意人！”口吻很是轻蔑。另一个人接口说：“拿上他的公文包。”里克特觉得手表也被从手腕上撸走了。
事情来得快也结束得快。里克特医生听着脚步声远去，一扇车门砰地关上，接着是车胎在平滑的水泥地上吱吱尖叫。他躺着一动不动地过了一会儿，庆幸自己还活着。他找着了眼镜，一戴上便发觉左镜片碎了。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最关心的是一双手，所以在起身之前就已检查了一下。站起来之后，再看身上其他部分。白衬衫和领带都沾了油泥，夹克掉了一粒扣子，留下一个马蹄形的小破口子。裤子从前右口袋被撕到了膝盖。
“我的上帝，多倒霉的一天啊！”他自言自语道。早上的撞车跟这会的遭劫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找着了钥匙，回到诊所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警卫。两人争辩了一会要不要报警。诊所声誉是他犹豫的主要原因。此外，警方以往的政绩也叫他灰心。他一边权衡着报不报警的得失，一边打电话给妻子，解释说得晚一点回家。接着他来到洗手间，从镜子里检查了一下脸。右颊有一处擦伤，沾了不少车库地上的细沙。他一边用消毒液清洗伤口，一边计算给抢走了多少财物。皮夹里有将近一百元现金，所有的信用卡和身份证，包括加州的行医执照。但是最叫他心痛的是手表。那是妻子送的礼物。嗨，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好了，他想。这时，有人敲了外间屋子的门。
警卫带着一副讨好的歉意，说这种事还从来没有过。要是他当时在场就好了。半个小时之前他还按例巡视过车库呢。里克特医生安慰他说，他不想追究谁的责任，他关心的只是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情。接着他又解释了不让报警的原因。
第二天，里克特医生觉得不太舒服。他以为是受了惊吓和一夜没睡好的缘故。可是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他已糟得起意取消和情人——诊所病历部秘书所订的约会了。最后他虽然去了她的公寓，不过离开得很早以便休息。到了自己床上，却翻来覆去一夜无眠。
第三天他是真的病了。从裂隙灯①前一站起来就头晕目眩。他竭力不把这跟那只咬它的猴子和唾了他的艾滋病人联系在一起。他很清楚，艾滋病是不会因这种偶然的接触传染的。叫他忧虑的是那种尚未可诊断的超级感染。到了三点三十分，他起了寒战，伴着有如周期性偏头疼那样剧烈的头痛。他意识到高烧发作了，便取消了下午其余的预约，离开诊所。这时，他已相当肯定自己得了流感。回到家，妻子看了一眼他苍白的脸色和红红的眼圈，立刻打发他上床。到了八点，头太疼了，不得不吃一片止痛药。九点，胃又剧烈地痉挛起来，还伴着腹泻。
①裂隙灯，检查眼睛用的灯。
妻子想打电话叫内瓦里医生。里克特却说她大惊小怪，说他会好的。他吃了几粒安眠药，然后睡着了。早上四点他就醒了，踉踉跄跄跑到厕所，吐了几口血。妻子吓坏了，扔下他一个人在厕所，自己去打电话叫救护车送他去诊所。他这次没有抱怨。他已没有力气抱怨。他意识到自己活这么大还从没这样病过。
1976年9月7日
清晨，扎伊尔本巴北部一个村庄边缘，21岁的耶鲁大学生物系学生约翰·诺迪克醒了。他在被汗水浸透的睡袋里翻过身来，一边从尼龙山地帐篷的气窗网眼向外凝视，一边倾听热带雨林的喧哗和苏醒中的村庄里的嘈杂。一缕轻风送来热烘烘的牛粪和炊烟辛辣的混合气息。在头顶遮天蔽日的植物叶片丛中，他瞥见几只猴子掠过。
这一夜他时睡时醒，起床时摇摇晃晃，虚弱不堪。昨晚饭后约一小时，他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寒战和高烧袭倒。此刻他感觉明显地更糟。尽管服过奎宁作为预防，他还是认为得了疟疾。这儿丛林中遍布水塘。一到晚上，隐于其中的蚊子便蜂拥而出，防不胜防啊。
他蹒跚着进村去打听附近哪里有医院。一个巡回传教士告诉他，向东几公里外的雅布古有个比利时教会医院。约翰又病又怕地匆匆拆了营帐，把帐篷和睡袋一古脑塞进背囊，向雅布古走去。
约翰向学校请假六个月，来非洲拍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如高山大猩猩之类。从童年起，他就立志仿效最早揭开黑非洲神秘面纱的那些著名的十九世纪探险家了。
雅布古比他刚离开的村庄大不了多少，而教会医院也令人生疑。那只不过是一堆灰渣砖拼搭而成的建筑，到处都需修理。屋顶不是锈蚀的瓦楞铁皮便是稀薄的茅草，形如土著人戴的帽子。也不像有电的样子。
给他挂号的修女只能讲法语，裹着一袭传统的修女袍。然后他被送去跟一帮土著一起候诊。他们个个病的不轻，让他看了直害怕是否会染上比现在更重的疾病。好歹轮到了他。医生也是比利时人，一副疲态，只能讲几句英文。检查很快，果然不出所料，是疟疾光临了。医生开了奎宁注射剂，嘱咐说如果几天后还不好再来。
诊毕，约翰来到治疗室排队注射。这时他发现此院并无无菌操作技术。护士没有一次性针头，而是轮流使用三个注射器。他确信这些注射器在消毒水里呆的时间绝不足以杀菌，更何况护士又是用手捞取它们的。轮到他时，约翰很想说点什么。一想自己的法语不够流利，又急需用药，终于忍住了。
随后的两天他暗暗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抱怨，因为很快就感到病情有好转。他逗留在雅布古地区，忙于拍摄布扎族人。他们是精力充沛的猎人，乐于向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炫耀其勇猛。可是到第三天，正当他要重新沿着亨利·斯坦莱①的足迹溯扎伊尔河而上时，他的健康急转恶化。先是剧烈的头疼，随后是一阵紧接着一阵的寒战，高烧，呕吐和腹泻。抱着挨一挨便会过去的心理，他钻进帐篷，战栗了一夜，不断梦见家里洁净的床单和厕所。黑夜里吐了几次，早晨便觉得虚脱。他艰难地收拾起东西，挣扎着向教会医院走去。等到了那儿，他吐出了几口鲜红的血，昏倒在地。
①亨利·斯坦莱（1841—1904），英国的非洲探险家。——译者注，下同。
一小时之后，他在病房里醒来。室内还有两个同被抗药性疟疾折磨着的病人。
上次给他诊断的医生被他严重的病情唤起了警惕，于是发现了另外一些奇怪的症状：胸部奇特的红疹，眼球表面小块出血。虽然他还是诊断为疟疾，心中却不乏疑虑。这不是典型的病例。为保险起见，他处了一个疗程的氯霉素，以防这个年轻人得的是伤寒。
1976年9月16日
本巴地区卫生署长卢加萨医生从办公室洞开的窗户向外眺望。宽阔的扎伊尔河在朝阳下波光粼粼。他真希望它还是叫刚果河。那是多么充满神秘并能唤起激情的名字啊！随后他迫使自己的思绪回到工作上，重读刚刚收到的雅布古教会医院报的恶讯。一个就是美国男青年约翰·诺迪克，另一个是艾伯拉河附近一种植园里的访问农夫。教会医生声称他们死于一种未知且迅速蔓延的传染病。跟美国人同住的两个病人，种植园内照料过农夫的四个人，以及十个门诊病人都因该病的严重症状而躺倒了。
卢加萨医生知道自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装聋作哑，这无疑是最聪明的选择。上帝才知道丛林里有什么样的地方病在作乱呢。另一个是填上一套繁琐的公文表格，向金萨沙报告，由那儿某位跟他类似，不过在官僚政治的阶梯上爬高了几级的老兄来决定。那恐怕也是不置可否——谨慎为妙。当然了，卢加萨知道要填表他就得上雅布古走一遭。在这个一年中最潮湿，最闷热的季节，这是最令他厌恶的事情了。
带着一丝内疚，卢加萨医生让那张葱皮纸信笺滑入了废纸篓。
1976年9月23日
一个星期以后，卢加萨医生忐忑不安地倒换着两只脚，注视着一架老旧的DC－3飞机在本巴机场着陆。第一个出来的是布查德医生，卢加萨在金萨沙的顶头上司。前天，卢加萨打电话给他，告诉说刚刚接到报告。一种来知的疾病正在雅布古教会医院所在地区蔓延。染病的不仅是当地居民，医院人员也有。他没有提七天前收到的那封信。
两位医生在柏油碎石路上寒暄了几句，随后便钻进卢加萨的丰田可乐娜小轿车。布查德医生问道，是不是有雅布古的进一步消息。卢加萨清清嗓子。对早上电报送来的消息他仍心有余悸。教会医院十七个医务人员死了十一个，村民则死了一百十四个。由于没有健康的人手，医院已经关闭。
布查德医生决定，整个本巴地区必须隔离检疫。打了几个必要的电话给金萨沙，他又让满心不情愿的卢加萨安排交通工具，以便第二天早上去雅布古，对局势作第一手的估评。
1976年9月24日
第二天，两位医生坐的越野车来到雅布古教会医院。大院里空无一人，阒无声息地令人恐怖。一只老鼠惊惺地顺着前廊栏杆跑过。腐烂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们用棉手帕捂住鼻子，勉强地下了车，战战兢兢地朝最近的一所房子里张望。里面有两具尸体，已在炎热中开始腐烂。看到第三所房子时，他们才发现一个活人。那是个护士，正在高烧中吃语。两个人走进被遗弃了的手术室，戴上手套和口罩，穿上白袍，作为防护，尽管已晚了一点。虽然害怕传染，他们还是料理了一下护士，然后再搜寻其他医务人员。差不多三十个死了，另有四人一息尚存。
布查德医生用无线电告知金萨沙，请求扎伊尔空军的紧急支援，把那几个病人接到首都去。可是等到向首都大学医院传染病系咨询了途中的隔离措施之后，只剩那个护士还活着了。布查德医生指示，隔离措施必须万无一失。他们在对付的显然是高度传染又极其致命的疾病。
1976年9月30日
比利时护士被空运到金萨沙，经过六天的强化维持治疗，最后还是在这天凌晨三点死去。诊断做不出。尸体解剖之后，血、肝、牌和脑的样本分送到比利时安特卫浦的热带病研究院，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防治中心和英国波顿·唐的微生物研究所。在雅布古地区，此时已有二百九十四个已知病例，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
1976年10月13日
雅布古病毒几乎同时在三个国际实验室中被分离出来。它的结构与马尔堡病毒相似、后者第一次被发现于1967年的一次毁灭性暴发。得病的是一些处理过乌干达绿毛猴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新病毒以本巴北部的艾伯拉河命名。艾伯拉病毒显然比马尔堡病毒更致命，被认为是自淋巴腺鼠疫以来人类所发现的最厉害的微生物。
1976年11月16日
两个月后，因为过去几个星期不再发现新病例，雅布古的无名之病被认为是控制成功了。
1976年12月3日
本巴地区的检疫令撤消了。空中航线重新开通。艾伯拉病毒终于返回它的来处——它在哪儿却仍然是个谜。一支国际专家小分队，成员包括曾在确定莱萨热病毒发源地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西里尔·杜布切克医生，考察了本巴地区，在哺乳类动物、鸟类和昆虫当中搜索艾伯拉病毒可能的宿主。这些病毒专家最终一无所获，连一丝线索都没找到。
加利福尼亚 洛杉矶
1987年1月14日
鲁道夫·里克特医生调整了一下眼镜，俯视铺在诊所会议室圆桌上的广告校样。他是一个声誉卓著的眼科医生，身材高大，出生于西德，也是洛杉矶里克特诊所的创立者。在他右边，他弟弟兼合伙人威廉，商学院毕业生，也同样关注地看着那些校样。这些广告是为下一季度诊所的预付保健计划招徐顾客的。这个计划的对象是年轻人。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因而是医疗保健业的真正财源。威廉早就机敏地看准了这一点。
鲁道夫喜欢这些校样。这是他今天第一件顺心的事。这一天开门不利。先是在圣迭戈高速公路的进口处跟人撞了一下车，使他的新宝马轿车留下一个惹眼的凹痕。接下来是一例急诊手术，使得门诊积滞了不少病人。然后他给一个可怜的有着奇怪并发症的艾滋病人检查视网膜，被病人一声咳嗽喷了一脸唾沫。最后，一只用来做眼疱疹研究的猴子咬了他一口。多倒霉的一天啊！
鲁道夫捡起一份准备在《洛杉矶时报周刊》上登的广告。无可挑剔。他向威廉点点头。威廉示意广告商继续。接下来演示的是插在晚间电视新闻中的三十秒广告。身着三点式泳衣的健美姑娘在马利比海滩上跟英俊的小伙子打排球。它歌颂里克特诊所这样的医疗组织提供的预付保健计划，比传统的看病付钱办法优越。鲁道夫看着，联想起百事可乐的一段耗费不赀的广告，心里格外得意。
在座的除鲁道夫和威廉之外，还有十来个诊所的医生，包括高级住院医师内瓦里。他们都是诊所的董事，握有小部分股票。
威廉清了清嗓子，问大家对这些校样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广告商走了。他们一致批准了这批广告，又简单地讨论了一会儿为应付纽波特地区日益增多的顾客，再建一个分所的事，然后散会。
里克特医生回到办公室，兴冲冲地把广告校样扔进公文包。这间办公室相当豪华。要知道，他的年薪在合伙人中相对较低。不过年薪在他乃是次要的收入。他所握有的股票不断上涨，带来的红利相当可观。不管是里克特诊所还是里克特医生，经济状况都可以说是相当稳定而富裕。
处理了几个积压的门诊，他照例去查看病房里做过手术的病人。那是两个有疑难病史的视网膜剥落病例。他们恢复得不错。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想，作为诊所唯一的眼科医生，他几乎没有多少手术可做。这令人心烦。不过与当地其他同行相比，他还算幸运。可以说是事业有成。为此他很感激弟弟。是他八年前说动了自己开办诊所的。
他脱下白大褂，换上蓝运动夹克，提着公文包离开诊所。已经过了晚上九点。两层的停车库几乎是空的，而白天它总是满满的。威廉已经打算要扩建它了。不单是为了多停车，也为报税折旧。对此，鲁道夫并不在行，也不愿费心。
就这样全神贯注地思考诊所的经济，他没有发觉车库的阴影里有两个人正在等着他。甚至到他们尾随而来他也没有觉察。那两个男人身着黑色西装。其中个子较高的一个有一条胳膊似乎僵直在一个弯曲的姿势上，像是肘关节不能活动，因而手上的涨鼓鼓的公文包便好像是高高地悬提着的。
里克特医生走近自己的汽车，这才发觉身后明显加快了的脚步。一种不祥之感涌上他的喉头。他使劲咽了一下，紧张地回顾一眼，看见那两个人了。他们看上去正冲自己而来。当他们从头顶上的灯光下经过时，里克特看出他们衣着整齐，穿着干净的衬衫，系丝质领带。这叫他轻松了几分。尽管如此，他还是加快了动作，绕过车尾，掏出钥匙打开驾驶座一边的车门，公文包向里一扔，偏身进了熟悉的皮沙发座椅。正要关门，一只手拦住了他。里克特踌躇地抬眼，看见一张冷漠的脸。正是尾随而来的两人之一。看到里克特疑惑的目光，这人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里克特医生再次试着关门。那个人从外面把门牢牢地拉住。
“医生，请告诉我现在几点好不好？”那人客气地问。
“当然好，”里克特医生说，心中暗喜这人的出现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看了看手表。可是没等他来得及报出时间，就被粗暴地拽出了汽车。他做势挣扎了一下，马上就被制服。一侧脸挨了一拳，金星直冒，倒在地上。一双手粗暴地搜寻他的皮夹，接着是布的撕裂声。一个人说了句：“生意人！”口吻很是轻蔑。另一个人接口说：“拿上他的公文包。”里克特觉得手表也被从手腕上撸走了。
事情来得快也结束得快。里克特医生听着脚步声远去，一扇车门砰地关上，接着是车胎在平滑的水泥地上吱吱尖叫。他躺着一动不动地过了一会儿，庆幸自己还活着。他找着了眼镜，一戴上便发觉左镜片碎了。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最关心的是一双手，所以在起身之前就已检查了一下。站起来之后，再看身上其他部分。白衬衫和领带都沾了油泥，夹克掉了一粒扣子，留下一个马蹄形的小破口子。裤子从前右口袋被撕到了膝盖。
“我的上帝，多倒霉的一天啊！”他自言自语道。早上的撞车跟这会的遭劫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找着了钥匙，回到诊所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警卫。两人争辩了一会要不要报警。诊所声誉是他犹豫的主要原因。此外，警方以往的政绩也叫他灰心。他一边权衡着报不报警的得失，一边打电话给妻子，解释说得晚一点回家。接着他来到洗手间，从镜子里检查了一下脸。右颊有一处擦伤，沾了不少车库地上的细沙。他一边用消毒液清洗伤口，一边计算给抢走了多少财物。皮夹里有将近一百元现金，所有的信用卡和身份证，包括加州的行医执照。但是最叫他心痛的是手表。那是妻子送的礼物。嗨，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好了，他想。这时，有人敲了外间屋子的门。
警卫带着一副讨好的歉意，说这种事还从来没有过。要是他当时在场就好了。半个小时之前他还按例巡视过车库呢。里克特医生安慰他说，他不想追究谁的责任，他关心的只是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情。接着他又解释了不让报警的原因。
第二天，里克特医生觉得不太舒服。他以为是受了惊吓和一夜没睡好的缘故。可是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他已糟得起意取消和情人——诊所病历部秘书所订的约会了。最后他虽然去了她的公寓，不过离开得很早以便休息。到了自己床上，却翻来覆去一夜无眠。
第三天他是真的病了。从裂隙灯①前一站起来就头晕目眩。他竭力不把这跟那只咬它的猴子和唾了他的艾滋病人联系在一起。他很清楚，艾滋病是不会因这种偶然的接触传染的。叫他忧虑的是那种尚未可诊断的超级感染。到了三点三十分，他起了寒战，伴着有如周期性偏头疼那样剧烈的头痛。他意识到高烧发作了，便取消了下午其余的预约，离开诊所。这时，他已相当肯定自己得了流感。回到家，妻子看了一眼他苍白的脸色和红红的眼圈，立刻打发他上床。到了八点，头太疼了，不得不吃一片止痛药。九点，胃又剧烈地痉挛起来，还伴着腹泻。
①裂隙灯，检查眼睛用的灯。
妻子想打电话叫内瓦里医生。里克特却说她大惊小怪，说他会好的。他吃了几粒安眠药，然后睡着了。早上四点他就醒了，踉踉跄跄跑到厕所，吐了几口血。妻子吓坏了，扔下他一个人在厕所，自己去打电话叫救护车送他去诊所。他这次没有抱怨。他已没有力气抱怨。他意识到自己活这么大还从没这样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