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座位有人吗？”我向独自坐在酒吧休息室里的那位年轻而有魅力的女士问道。
她正在看报，抬头看了我一眼，但没有回答。我在她对面坐了下来，把我的啤酒放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她又看起报来，并慢慢喝着波旁威士忌①和可口可乐混合的饮料。我又问她：“你经常来这儿吗？”
①这是原产于美国肯塔基州波旁的一种主要用玉米酿制的威士忌酒。
“走开。”
“你的暗号是什么？”
“别捣乱。”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没有。”
“见过。在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总部，在一次鸡尾酒会上。”
“也许你说得对。”她勉强承认了，“当时你喝得大醉，都吐到盛混合饮料的那个大杯里了。”
“这世界太小了。”我说。的确太小了。现在正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士名叫辛西娅·森希尔。她并非我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熟人，实际上，像人们所说的，我们曾经有过很深的交往。显然是她不愿意记起那许多往事。我说：“是你吐了。当时我告诉你，波旁威士忌跟可口可乐混合对你的胃没有好处。”
“是你对我的胃没有好处。”
凭她这态度，你就知道过去是我遗弃了她。
我们正坐在佐治亚州哈德雷堡军官俱乐部酒吧的休息室里。此时正是欢乐时刻，除了我们俩，大家似乎都很快活。我身着一套蓝色的便装，辛西娅穿的是粉红色的针织礼服，非常漂亮，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褐色的皮肤，红褐色的头发，淡褐色的眼睛和那令人难忘的体型更加迷人。我又问道：“你是来这儿执行任务的吗？”
“我无暇谈论此事。”
“你住在哪儿？”
没有回答。
“你要在这儿住多久？”
她又看起报纸来。
“你真的嫁给那个你把他当配角的人啦？”
她放下手中的报纸，两眼直盯着我说：“那会儿我是把你当做配角，我和他已经订了婚。”
“那好啊。你们俩现在还只是订了婚吗？”
“这跟你无关。”
“可能有关。”
“今生是不可能了。”她郑重地告诉我，然后又拿起报纸看了起来。
我在她手上没有看到订婚戒指，也没有看到结婚戒指，不过干我们这行的这些迹象不一定具有真实意义。这是我在布鲁塞尔得到的教训。
说起来，辛西娅·森希尔现在已接近30，而我刚40出头，所以我俩谈情说爱并不像从5月到11月的差距那么大，而是更像从5月到9月，也许是到8月那么相近。
我和辛西娅在欧洲住了一年时间。她的未婚夫是特种部队的少校，当时驻扎在巴拿马。军事生活使各种关系都很不协调，为了捍卫西方文明，人们都变得像头上长了角。
在这次巧遇之前，我和辛西娅已有一年多没见面了。那次分别的情景只能用“糟透了”三个字来形容。很显然，我们两人都做得不好，我一直痛心不已，而她也一直怒气未消。那位被她背叛了的未婚夫看起来也十分烦恼，记得我最后一次在布鲁塞尔见到他时，他手里还握着手枪呢。
哈德雷堡的军官俱乐部，其建筑风格有些像西班牙式的，又有几分像摩尔人的建筑。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我一下子想起了《卡萨布兰卡》①，于是一句讥讽的话脱口而出：“世界上那么多酒吧她不去，偏偏走进了我这个。”
①摩洛哥港口城市，也叫达尔贝达，此处是一部爱情故事片的片名，下文那句讥讽话是影片中男主角说的。
她也许没听见我的话，也许是她心情不好，不乐意听，她眼睛一直没离开那张《星条旗报》。这种报纸一般没有人读，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但辛西娅有一点假道学。她不像当过几年兵的男性军人那样玩世不恭，那样颓废厌世，而是像一个热情、忠诚，有献身精神的战士。“心里充满了激情、嫉妒和仇恨，”我这么提示了一下。
辛西娅说：“你走开，保罗。”
“对不起，我破坏了你的一生。”我诚恳地说。
“你连破坏我的一天都不可能。”
“可你伤透了我的心。”我更加诚恳地说。
“我还想掐断你的脖子呢。”她说。话中充满了真正的狂热。
看得出，我的话在她心中激起了某种感情，但我不敢肯定那是激情。我记起了一首诗，我们俩亲近的时刻，我经常小声念给她听。我现在靠近她用柔和的声音念道：“只有辛西娅能照亮我的双目，只有辛西娅能愉悦我的双耳，只有辛西娅才能占据我的心。为了辛西娅，我已经放弃了一切财富；只要辛西娅高兴，我愿为她牺牲。”
“很好。死了就好。”她站起身毫不犹豫地走开了。
“再弹一遍吧，萨姆。”①我把啤酒喝完，站起来，向吧台走去。
①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一句台词。
我羞愧地侧身走向长长的吧台，那里全是些颇有生活阅历的男人。有些人胸前挂满了勋章或步兵战斗奖章；有些人身佩着参加朝鲜、越南、格林纳达、巴拿马和海湾战争得来的绶带。我的右边是一位头发灰白的陆军上校，他对我说：“孩子，战争就是地狱，但地狱里没有像受到一个女人的轻蔑那样令人愤怒的事情。”
“阿门。”
“全部情况我从吧台里的镜子中都看到了。”他告诉我。
“吧台的镜子都很有意思。”我回答说。
“是啊。”实际上，现在他正从镜子里研究我呢。看到我的便服时，他问我：“你退伍了？”
“是的。”其实，我还没退。
他跟我谈起了他对女军人的看法——她们得蹲着小便，要是带着野外作战的全部装备可就麻烦喽——接着喊道：“撒尿去喽！”说完，他缓缓地向厕所走去，我想他是站在便池旁的。
我从俱乐部出来，8月的夜晚还是很热。我钻进了我的追光牌汽车里，驶过基地中心。这儿有点像闹市区，但没有规划好，布局很乱，有个陆军消费合作社，有个军供商店，还有一些位置不当的营房和一个荒废了的坦克维修厂。
哈德雷堡是佐治亚洲南部一个不大的军事基地，建于1917年。当时，步兵先在这儿训练，然后被送到西线去卖命。这里军用土地面积很大——有十多万英亩，几乎全被森林覆盖着，很适合作战演习，以及战略撤退、游击战的训练等等。
步兵学校现在已近末日了，好多地方看上去让我感到凄凉。不过这儿还有一所学校，叫“特种军事学校”，办学宗旨似乎不大明确，也许是慈善性的，但依我看是实验性的。就我所知，这所学校是一个进行多种军事训练的学校。它研究心理战、部队士气、孤独和贫困环境、管理手段以及其他精神战术问题。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但了解部队生活的人都知道，不管最初的宗旨怎样，可培养出来的士兵都训练有素、通晓礼仪、讲究仪表，个个靴子都擦得锃亮。
哈德雷堡北边有一个中等城市叫米德兰。从某些方面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城，这儿的居民大都是退伍军人，还有某地雇用的民工、为士兵售货的商人，再就是一些虽与部队无关但很喜欢这种军事生活的人。
我驾车到了哈德雷堡和米德兰交界的地方，向北经过一片开阔的田野，很快就到了一处荒废的活动房屋集中地。这里就是我的临时寓所。我觉得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对我的工作来说倒是很方便。
说到我的工作，我是美国军队的一名军官，但官不大。在这里，这种工作中的军衔还得保密呢。我在军队犯罪调查处工作。在这种部门，军衔是个敏感问题，所以最好的军衔就是没有军衔。但是实际上，像犯罪调查处的大多数军官一样，我是一名准尉。这是一个特殊的军衔，比授了军衔的小，又比未授军衔的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军衔，既能享受军官的主要特权，又不负很多指挥责任，也就是说可以免除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准尉被称为“先生”。犯罪调查处的人一般都穿便服，就像我那天晚上穿的一样。有些时候我甚至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平民。
不过，我的确也有穿军装的时候。在部队总部交给我一项新任务时，我被授予一个相应的军衔，同时发给一套合适的军服。我带着任务去需要调查的单位报到，然后就四处奔波，去追寻我的目标，搜集足够的证据，回去交给军法署署长。
要做一个密探，必须什么都会干。我本人什么都干过，从厨师到化学战专家——尽管在部队里这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准尉有4个级别，我是最高的一级，第1级。我们都屏息等待着国会批准我们再往上晋升个两级。我们有些人因等得过久已窒息而死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特别犯罪调查处的一员，这是一个精英荟萃的机构，不过我使用“精英”一词时犹豫了一下。我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都是些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将，不但能巧捉罪犯而且能个个准确定罪。使我们与众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打破部队的繁文缛节的特殊权力。特权之一就是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逮捕任何一个军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我并不想马上运用这个特权去拘捕任何一个有关的将领，但我总想看看我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我正准备实践一下权力。
我的固定工作岗位在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的犯罪调查处总部，但我为了办案却不得不跑遍全世界。游览、冒险、闲散，精神和肉体的挑战，有时头头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一个男人还有什么要求呢？哦，当然有，那就是女人。这种要求也是有的。在布鲁塞尔时并非我最后一次找女人，而是最后一次让我感到此事关系重大。
不幸的是，有些男人是通过别的途径，如强奸或谋杀来寻求刺激，满足欲望。就是在那个闷热的8月的夜晚，在佐治亚州的哈德雷堡发生了这样一起奸杀案，受害者是安，坎贝尔上尉。她是外号叫“好战的约瑟夫”的约瑟夫·坎贝尔中将的女儿。更不幸的是，她年轻漂亮，聪明而有才干，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她是哈德雷堡的骄傲，是部队中受宠爱的人物，是征兵时的广告女郎，是一个尊重女性的新型部队的发言人，还是海湾战争的功臣等等等等。因此我听说她被奸杀的消息时并没感到特别震惊。她自找的，对吗？当然不对。
我在军官俱乐部的欢乐时刻对此事还一无所知。实际上在我和辛西娅谈话、和那位上校聊天时，安·坎贝尔上尉还活着，正在离我们50英尺远的军官俱乐部餐厅吃饭，吃的是色拉、鸡块，喝的是白葡萄酒和咖啡。这是我在后来的调查中知道的。
我到达了活动房屋集中地，把车开进了那个松树林，停在一个离我的住房还有一段距离的地点。我在黑暗中沿着一条铺有腐烂木板的小路向前走去。有几座无人住的小屋零散地分布在那片开垦地的周围，但大部分地方是空地，地上还有一些水泥板，这上面从前曾有近百所活动房屋。
现在这儿依然还有电灯、电话，还有一口井供应用水。我在水里加上苏格兰威士忌就可以喝了。
我开了房门，走进去，打开灯，屋内厨房。餐室和起居室三合为一的结构便看得清清楚楚。
我脱下外套，解下领带，打开收音机，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就坐在了固定在地板上的扶手椅上，开始慢慢喝了起来。
如果有人想了解这个特别的活动房屋集中地，它还有个名字，叫“低语松林”。它是60年代末几位有事业心的退役中士，看到亚洲的战争毫无结束的迹象而兴建起来的。哈德雷堡是步兵训练中心，当时住满了战士及家属。我记得这块“低语松林”住的全是结了婚的年轻战士。这儿有的是酗酒，有的是无聊，但没有钱；战争的云雾使未来暗淡，前途未卜。
美国人的理想不该是这个样子。男人打仗去了，其他的男人深夜从狭长的活动房子后边频频潜入卧室。我当时也住在这儿，也打仗去了，有个男人就占据了我的位置，夺去了我年轻的妻子。这已是好几次战争以前的事了，以后又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唯一难忘的苦涩就是那个杂种还牵走了我的狗。
我读了几本杂志，又喝了几杯啤酒，时断时续地想起辛西娅来。
我通常还会有比这更多的消遣，可是不能忘了，我必须清晨5点钟准时赶到训练基地。
她正在看报，抬头看了我一眼，但没有回答。我在她对面坐了下来，把我的啤酒放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她又看起报来，并慢慢喝着波旁威士忌①和可口可乐混合的饮料。我又问她：“你经常来这儿吗？”
①这是原产于美国肯塔基州波旁的一种主要用玉米酿制的威士忌酒。
“走开。”
“你的暗号是什么？”
“别捣乱。”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没有。”
“见过。在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总部，在一次鸡尾酒会上。”
“也许你说得对。”她勉强承认了，“当时你喝得大醉，都吐到盛混合饮料的那个大杯里了。”
“这世界太小了。”我说。的确太小了。现在正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士名叫辛西娅·森希尔。她并非我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熟人，实际上，像人们所说的，我们曾经有过很深的交往。显然是她不愿意记起那许多往事。我说：“是你吐了。当时我告诉你，波旁威士忌跟可口可乐混合对你的胃没有好处。”
“是你对我的胃没有好处。”
凭她这态度，你就知道过去是我遗弃了她。
我们正坐在佐治亚州哈德雷堡军官俱乐部酒吧的休息室里。此时正是欢乐时刻，除了我们俩，大家似乎都很快活。我身着一套蓝色的便装，辛西娅穿的是粉红色的针织礼服，非常漂亮，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褐色的皮肤，红褐色的头发，淡褐色的眼睛和那令人难忘的体型更加迷人。我又问道：“你是来这儿执行任务的吗？”
“我无暇谈论此事。”
“你住在哪儿？”
没有回答。
“你要在这儿住多久？”
她又看起报纸来。
“你真的嫁给那个你把他当配角的人啦？”
她放下手中的报纸，两眼直盯着我说：“那会儿我是把你当做配角，我和他已经订了婚。”
“那好啊。你们俩现在还只是订了婚吗？”
“这跟你无关。”
“可能有关。”
“今生是不可能了。”她郑重地告诉我，然后又拿起报纸看了起来。
我在她手上没有看到订婚戒指，也没有看到结婚戒指，不过干我们这行的这些迹象不一定具有真实意义。这是我在布鲁塞尔得到的教训。
说起来，辛西娅·森希尔现在已接近30，而我刚40出头，所以我俩谈情说爱并不像从5月到11月的差距那么大，而是更像从5月到9月，也许是到8月那么相近。
我和辛西娅在欧洲住了一年时间。她的未婚夫是特种部队的少校，当时驻扎在巴拿马。军事生活使各种关系都很不协调，为了捍卫西方文明，人们都变得像头上长了角。
在这次巧遇之前，我和辛西娅已有一年多没见面了。那次分别的情景只能用“糟透了”三个字来形容。很显然，我们两人都做得不好，我一直痛心不已，而她也一直怒气未消。那位被她背叛了的未婚夫看起来也十分烦恼，记得我最后一次在布鲁塞尔见到他时，他手里还握着手枪呢。
哈德雷堡的军官俱乐部，其建筑风格有些像西班牙式的，又有几分像摩尔人的建筑。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我一下子想起了《卡萨布兰卡》①，于是一句讥讽的话脱口而出：“世界上那么多酒吧她不去，偏偏走进了我这个。”
①摩洛哥港口城市，也叫达尔贝达，此处是一部爱情故事片的片名，下文那句讥讽话是影片中男主角说的。
她也许没听见我的话，也许是她心情不好，不乐意听，她眼睛一直没离开那张《星条旗报》。这种报纸一般没有人读，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但辛西娅有一点假道学。她不像当过几年兵的男性军人那样玩世不恭，那样颓废厌世，而是像一个热情、忠诚，有献身精神的战士。“心里充满了激情、嫉妒和仇恨，”我这么提示了一下。
辛西娅说：“你走开，保罗。”
“对不起，我破坏了你的一生。”我诚恳地说。
“你连破坏我的一天都不可能。”
“可你伤透了我的心。”我更加诚恳地说。
“我还想掐断你的脖子呢。”她说。话中充满了真正的狂热。
看得出，我的话在她心中激起了某种感情，但我不敢肯定那是激情。我记起了一首诗，我们俩亲近的时刻，我经常小声念给她听。我现在靠近她用柔和的声音念道：“只有辛西娅能照亮我的双目，只有辛西娅能愉悦我的双耳，只有辛西娅才能占据我的心。为了辛西娅，我已经放弃了一切财富；只要辛西娅高兴，我愿为她牺牲。”
“很好。死了就好。”她站起身毫不犹豫地走开了。
“再弹一遍吧，萨姆。”①我把啤酒喝完，站起来，向吧台走去。
①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一句台词。
我羞愧地侧身走向长长的吧台，那里全是些颇有生活阅历的男人。有些人胸前挂满了勋章或步兵战斗奖章；有些人身佩着参加朝鲜、越南、格林纳达、巴拿马和海湾战争得来的绶带。我的右边是一位头发灰白的陆军上校，他对我说：“孩子，战争就是地狱，但地狱里没有像受到一个女人的轻蔑那样令人愤怒的事情。”
“阿门。”
“全部情况我从吧台里的镜子中都看到了。”他告诉我。
“吧台的镜子都很有意思。”我回答说。
“是啊。”实际上，现在他正从镜子里研究我呢。看到我的便服时，他问我：“你退伍了？”
“是的。”其实，我还没退。
他跟我谈起了他对女军人的看法——她们得蹲着小便，要是带着野外作战的全部装备可就麻烦喽——接着喊道：“撒尿去喽！”说完，他缓缓地向厕所走去，我想他是站在便池旁的。
我从俱乐部出来，8月的夜晚还是很热。我钻进了我的追光牌汽车里，驶过基地中心。这儿有点像闹市区，但没有规划好，布局很乱，有个陆军消费合作社，有个军供商店，还有一些位置不当的营房和一个荒废了的坦克维修厂。
哈德雷堡是佐治亚洲南部一个不大的军事基地，建于1917年。当时，步兵先在这儿训练，然后被送到西线去卖命。这里军用土地面积很大——有十多万英亩，几乎全被森林覆盖着，很适合作战演习，以及战略撤退、游击战的训练等等。
步兵学校现在已近末日了，好多地方看上去让我感到凄凉。不过这儿还有一所学校，叫“特种军事学校”，办学宗旨似乎不大明确，也许是慈善性的，但依我看是实验性的。就我所知，这所学校是一个进行多种军事训练的学校。它研究心理战、部队士气、孤独和贫困环境、管理手段以及其他精神战术问题。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但了解部队生活的人都知道，不管最初的宗旨怎样，可培养出来的士兵都训练有素、通晓礼仪、讲究仪表，个个靴子都擦得锃亮。
哈德雷堡北边有一个中等城市叫米德兰。从某些方面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城，这儿的居民大都是退伍军人，还有某地雇用的民工、为士兵售货的商人，再就是一些虽与部队无关但很喜欢这种军事生活的人。
我驾车到了哈德雷堡和米德兰交界的地方，向北经过一片开阔的田野，很快就到了一处荒废的活动房屋集中地。这里就是我的临时寓所。我觉得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对我的工作来说倒是很方便。
说到我的工作，我是美国军队的一名军官，但官不大。在这里，这种工作中的军衔还得保密呢。我在军队犯罪调查处工作。在这种部门，军衔是个敏感问题，所以最好的军衔就是没有军衔。但是实际上，像犯罪调查处的大多数军官一样，我是一名准尉。这是一个特殊的军衔，比授了军衔的小，又比未授军衔的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军衔，既能享受军官的主要特权，又不负很多指挥责任，也就是说可以免除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准尉被称为“先生”。犯罪调查处的人一般都穿便服，就像我那天晚上穿的一样。有些时候我甚至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平民。
不过，我的确也有穿军装的时候。在部队总部交给我一项新任务时，我被授予一个相应的军衔，同时发给一套合适的军服。我带着任务去需要调查的单位报到，然后就四处奔波，去追寻我的目标，搜集足够的证据，回去交给军法署署长。
要做一个密探，必须什么都会干。我本人什么都干过，从厨师到化学战专家——尽管在部队里这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准尉有4个级别，我是最高的一级，第1级。我们都屏息等待着国会批准我们再往上晋升个两级。我们有些人因等得过久已窒息而死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特别犯罪调查处的一员，这是一个精英荟萃的机构，不过我使用“精英”一词时犹豫了一下。我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都是些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将，不但能巧捉罪犯而且能个个准确定罪。使我们与众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打破部队的繁文缛节的特殊权力。特权之一就是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逮捕任何一个军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我并不想马上运用这个特权去拘捕任何一个有关的将领，但我总想看看我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我正准备实践一下权力。
我的固定工作岗位在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的犯罪调查处总部，但我为了办案却不得不跑遍全世界。游览、冒险、闲散，精神和肉体的挑战，有时头头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一个男人还有什么要求呢？哦，当然有，那就是女人。这种要求也是有的。在布鲁塞尔时并非我最后一次找女人，而是最后一次让我感到此事关系重大。
不幸的是，有些男人是通过别的途径，如强奸或谋杀来寻求刺激，满足欲望。就是在那个闷热的8月的夜晚，在佐治亚州的哈德雷堡发生了这样一起奸杀案，受害者是安，坎贝尔上尉。她是外号叫“好战的约瑟夫”的约瑟夫·坎贝尔中将的女儿。更不幸的是，她年轻漂亮，聪明而有才干，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她是哈德雷堡的骄傲，是部队中受宠爱的人物，是征兵时的广告女郎，是一个尊重女性的新型部队的发言人，还是海湾战争的功臣等等等等。因此我听说她被奸杀的消息时并没感到特别震惊。她自找的，对吗？当然不对。
我在军官俱乐部的欢乐时刻对此事还一无所知。实际上在我和辛西娅谈话、和那位上校聊天时，安·坎贝尔上尉还活着，正在离我们50英尺远的军官俱乐部餐厅吃饭，吃的是色拉、鸡块，喝的是白葡萄酒和咖啡。这是我在后来的调查中知道的。
我到达了活动房屋集中地，把车开进了那个松树林，停在一个离我的住房还有一段距离的地点。我在黑暗中沿着一条铺有腐烂木板的小路向前走去。有几座无人住的小屋零散地分布在那片开垦地的周围，但大部分地方是空地，地上还有一些水泥板，这上面从前曾有近百所活动房屋。
现在这儿依然还有电灯、电话，还有一口井供应用水。我在水里加上苏格兰威士忌就可以喝了。
我开了房门，走进去，打开灯，屋内厨房。餐室和起居室三合为一的结构便看得清清楚楚。
我脱下外套，解下领带，打开收音机，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就坐在了固定在地板上的扶手椅上，开始慢慢喝了起来。
如果有人想了解这个特别的活动房屋集中地，它还有个名字，叫“低语松林”。它是60年代末几位有事业心的退役中士，看到亚洲的战争毫无结束的迹象而兴建起来的。哈德雷堡是步兵训练中心，当时住满了战士及家属。我记得这块“低语松林”住的全是结了婚的年轻战士。这儿有的是酗酒，有的是无聊，但没有钱；战争的云雾使未来暗淡，前途未卜。
美国人的理想不该是这个样子。男人打仗去了，其他的男人深夜从狭长的活动房子后边频频潜入卧室。我当时也住在这儿，也打仗去了，有个男人就占据了我的位置，夺去了我年轻的妻子。这已是好几次战争以前的事了，以后又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唯一难忘的苦涩就是那个杂种还牵走了我的狗。
我读了几本杂志，又喝了几杯啤酒，时断时续地想起辛西娅来。
我通常还会有比这更多的消遣，可是不能忘了，我必须清晨5点钟准时赶到训练基地。
基地的军械库储备着大量美国高科技军用物资，晚上要特别设防。
安·坎贝尔遇害的那天清晨，我正在军械库执行我的密探任务。几个星期以前，我冒充一个掌管军火供应的中士，他的名字叫富兰克林·怀特，到这里来和一个真正从事军火交易的达伯特·埃尔金斯中士合伙向古巴的自由战士出售一批武器，有M－16型步枪、一批手榴弹发射器，还有许多危险品。因为这帮人自称正在准备推翻反基督教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先生。实际上他们都是毒品贩子，他们冒充古巴的自由战士是为了和我们做这笔交易时更顺利些。早晨6点在训练基地，我正跟埃尔金斯中士商量怎样分配赚来的20万美金。埃尔金斯中士会因为这件事坐牢，可他还蒙在鼓里，人总有个做梦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愿意做他们梦中的恶魔，只是履行职责而已。
电话铃响了，我抢在我的新伙伴前面拿起了话筒：“喂，这儿是基地军械库。我是怀特中士。”
“啊，总算找到你了。”打电话的是威廉·肯特上校，基地宪兵司令，也是哈德雷堡的最高警官。“总算找到你了。”
“我不知道自己失踪了。”我回答道。在我遇见辛西娅之前，肯特上校是基地里唯一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所以一接到他的电话我就猜想他准是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有暴露的危险。我立刻警惕起来，一只眼睛盯着埃尔金斯，另一只扫视着门口。
谢天谢地，不是那么回事。肯特上校说：“这儿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受害者是一位女上尉。可能是强奸。你讲话方便吗？”
“不。”
“你能来见我吗？”
“也许吧。”肯特像多数宪兵司令官一样很正统，并不太聪明。犯罪调查处使他神经紧张。我说：“显然，我正在工作。”
“可这个案子应该先办，布伦纳先生，因为这是个大案。”
“这个也一样。”我瞥了埃尔金斯一眼，见他正仔细地观察着我。
肯特说：“受害者是坎贝尔将军的女儿。”
“我的天。”我想了一会儿。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该回避涉及将军女儿被奸杀的任何案子，因为这种案子会使你失去很多。我的责任感、荣誉感和正义感使我坚信犯罪调查处那些专门处理这类案件的傻瓜能够办理此案，那些注定毕生事业要毁灭的家伙。这样的人还真有几个。责任感、荣誉感且不说，此案倒真唤起了我的好奇心。我问肯特上校：“在哪儿见面？”
“在宪兵司令部的停车场，我带你去看现场。”
作为一名密探，我是不能靠进宪兵司令部办公楼的，肯特上校此时竟如此糊涂。我说：“不行吧。”
“哦……在步兵营怎么样？就在第3营总部，去现场正好顺路。”
埃尔金斯很紧张，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我对肯特说：“好的，宝贝儿。我10分钟就到。”我挂断电话，对埃尔金斯中士说：“来电话的是我的女友，她需要点爱的滋润了。”
埃尔金斯看了看表说：“有些晚……也许太早了吧。”
“这位女友可不管什么早晚。”
埃尔金斯笑了。
根据基地的规定，我当时还带着武器。看到埃尔金斯已经冷静下来，我便根据规定把手枪放在那儿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过，过会儿还会需要它。我对埃尔金斯说：“我有可能还要回来的。”
“好的。代我亲亲她，伙计。”
“没问题。”
我把追光牌汽车留在活动房屋集中地了。我现在的POV（军队里私人汽车的代号）是一辆福特牌小吨位运货卡车。实际上，它是为配合我所扮演的角色而准备的，里面全是放枪的架子，装饰着狗毛，后面放着一双流行的军用防水靴。
就这样，我驾车驶过了基地中心，几分钟就到了步兵训练大队的地盘。这里随处可见二战时期建的一些长长的木头营房，大都荒废了，看上去又黑又怪。冷战已经结束，部队虽没解散，但规模显然是缩小了。步兵、装甲兵和部队赖以生存的炮兵等作战部队削减得最厉害。但专与罪犯打交道的犯罪调查处却日益壮大起来。
好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二等兵，先从哈德雷堡的高级步兵培训学校毕业，后来又分别在离这儿不远的本宁堡的空降兵学校和骑兵学校上过学，所以我就成了一个空降兵和骑手——一件终极武器、一台杀人机器、一个地位低下，瘦弱，将要在空中丧命的人。现在我已经开始衰老了，在犯罪调查处工作很合适。
时间又到了军队中称为破晓的时候了。佐治亚的天空变成了粉红色，空气非常潮湿，不难想象，又是一个90华氏度的大热天。我可以闻到潮湿的泥土味、松树的清香和附近军队餐厅飘出的咖啡香。
我把车停在旧军营指挥部前面的草坪上，看见肯特从他的草绿色小车里钻出来，便也从小货车里走出来。
肯特50岁左右，个子挺高，不胖不瘦，麻脸上长着亮而蓝的大眼睛。我前面已经说过，他这个人有时候很死板，不是太聪明，但工作效率相当高，也很卖力。他在军队的官职相当于地方的警长，指挥整个哈德雷堡的宪兵。因为他执行规定和章程太严，所以大家虽然不讨厌他，但谁也没把他当做最好的朋友。
肯特很威武，身穿宪兵司令的军装，头戴白色钢盔，腰间挂着白色手枪套，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靴子。他告诉我：“我安排了6个宪兵守护现场，什么也没动过。”
“这样很好。”我和肯特相识大约有10年之久了。尽管我来哈德雷堡办案只能一次见面一次，但我们的工作关系不错。肯特级别比我高，但只要我来这儿办案，就能接近他，实际上常给他带来一些麻烦。我曾经看过他在军事法庭作证的情景。作为一名证人，他具有原告所需要的一切素质：可信、符合逻辑、客观而有条理。但他也有处理不好的地方。他总感到原告会很高兴让他离开证人席。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太死板、太缺少人情味。军事法庭开庭时，通常让人都会对被告表示同情，至少表示点关心；而肯特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只关心谁是谁非。在哈德雷堡所有犯法的人都曾当众辱骂过他。实际上我见他笑过一次，那是当一个新兵因喝多了酒，恍惚中放火烧了一个废弃的营房，而被叛了10年徒刑的时候。法律毕竟是法律，像肯特这样冷漠无情的人从事法律工作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今天早晨发生的奸杀竟能使他震动，令我有些吃惊。我问他：“你通知坎贝尔将军了吗？”
“没有。”
“你最好亲自去他的寓所通知他。”
他淡漠地点了点头，脸色很难看。我猜想他已经到过现场了。我又一次郑重地告诉他：“你要是通知晚了，将军肯定饶不了你。”
他赶紧解释：“唉，直到我亲眼看见尸体，死者身份才被确认。我是说，我真的不忍心到他住所去告诉他，他的女儿——”
“是谁认出死者的？”
“一个叫圣·约翰的中士，是他发现了尸体。”
“他认识她吗？”
“案发前他们在一起值勤。”
“噢，这么说，死者身份是确凿无疑了。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是我确认她的身份的。”
“其实，不用看身份识别牌，她军服上就有她的名字。”
“啊，这些都不见了。”
“不见了？”
“是的……她的军装和身份名牌都被拿走了。”
对这类事情人们都很敏感，好像脑子里天生就存着这种材料，所以一听到这些证词，看了现场，他就会自问：“这些材料有什么不大对头吗？”于是我问肯特上校：“内衣内裤呢？”
“什么？噢……在那儿……”他接着又说，“通常他们要拿走内衣内裤，对吗？这就怪了。”
“圣·约翰中士是怀疑对象吗？”
肯特上校耸了耸肩说：“那就是你的任务了。”
“啊，就凭圣·约翰这个名字，我们也得暂时把他列为可疑对象。”我对肯特上校说，“那边是我的连队呆过的地方，得尔塔连。”
“我不知道你还当过步兵。”
我点了点头，说：“有时候我觉得步兵更好一些，因为步兵和别的兵种不一样，内部不出坏蛋。”
“坏蛋就是坏蛋，”肯特告诉我，“部队就是部队，命令就是命令。”
“是啊。”这话说出了军事观念的精华。军令如山，无须探究为什么，只许胜不许败，这一警句很适用于战斗和大多数军事形势。但犯罪调查处的工作只能例外了，因为犯罪调查处的最终目的是查清事实真相，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不得不违背上级命令，自行决定。这样做就不能很好地适应部队的要求。部队认为自己是个大家庭，家庭成员都信奉“兄弟皆勇猛，姐妹均贤淑”的信条。
肯特上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知道这个案子也许很复杂，不过也许不很复杂，也许是非军人干的，也许很快便可破获。”
“噢，肯定是这样，比尔。我们两人的档案里都将会增加一封赞扬信，然后就是坎贝尔将军邀请我们赴鸡尾酒会了。”
肯特看上去满睑愁容，他说：“啊，坦白地说，我无法推卸责任，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而你就不同了。只要你愿意，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然后上级就会派另一个人来。现在你碰巧来到这儿，又碰巧是特别犯罪调查人员。我们从前合作过，我希望我们再次合作。”
“可你连杯咖啡都没给我喝。”
他狞笑了一下说：“咖啡？见鬼，我还想喝酒呢。”他又加了一句：“这个案子办好了你可以得到晋升。”
“如果你说降级，那倒可能；要说升级，我已经没地方可升了。”
“对不起，我忘了。这制度太不合理。”
我问他：“你会再升一级吗？”
“也许吧。”他看上去有点忧虑，好像梦中见到的闪闪发光的将军星突然消失了一样。
我又问：“你通知此地的犯罪调查处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啊……反正本案不会由他们处理……天哪，我是说，受害者是基地指挥官的女儿，而且犯罪调查处的头头鲍尔斯少校又认识她，在这儿人人都认识她，所以我们必须让将军知道，我们是找了福尔斯彻奇最有才能的人来——”
“你想用的词可能是‘替罪羊’吧！但是，好吧，那我要告诉我在福尔斯彻奇的上司，本案最好派个特级侦查员，但我本人现在还不知愿不愿干呢。”
“我们去看看尸体，然后你再决定。”
我们向他的汽车走去。这时，我们听到基地的炮声（实际是放的录音），便停下脚步，转向炮声传来的方向。营房顶上的喇叭里传来了嘹亮的起床号声。我们行了礼。站在晨曦里的两位战士以军队的传统仪式行了礼。
从十字军时期沿用至今的号声激昂高亢，回荡在兵营的各个角落。顷刻间，街道、营地、草地训练场，还有战旗升起的广场都被这号声唤醒了。
号声渐渐消失了，我和肯特继续向汽车走去。他对我说：“哈德雷堡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可有一位战士却再也看不到它了。”
安·坎贝尔遇害的那天清晨，我正在军械库执行我的密探任务。几个星期以前，我冒充一个掌管军火供应的中士，他的名字叫富兰克林·怀特，到这里来和一个真正从事军火交易的达伯特·埃尔金斯中士合伙向古巴的自由战士出售一批武器，有M－16型步枪、一批手榴弹发射器，还有许多危险品。因为这帮人自称正在准备推翻反基督教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先生。实际上他们都是毒品贩子，他们冒充古巴的自由战士是为了和我们做这笔交易时更顺利些。早晨6点在训练基地，我正跟埃尔金斯中士商量怎样分配赚来的20万美金。埃尔金斯中士会因为这件事坐牢，可他还蒙在鼓里，人总有个做梦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愿意做他们梦中的恶魔，只是履行职责而已。
电话铃响了，我抢在我的新伙伴前面拿起了话筒：“喂，这儿是基地军械库。我是怀特中士。”
“啊，总算找到你了。”打电话的是威廉·肯特上校，基地宪兵司令，也是哈德雷堡的最高警官。“总算找到你了。”
“我不知道自己失踪了。”我回答道。在我遇见辛西娅之前，肯特上校是基地里唯一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所以一接到他的电话我就猜想他准是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有暴露的危险。我立刻警惕起来，一只眼睛盯着埃尔金斯，另一只扫视着门口。
谢天谢地，不是那么回事。肯特上校说：“这儿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受害者是一位女上尉。可能是强奸。你讲话方便吗？”
“不。”
“你能来见我吗？”
“也许吧。”肯特像多数宪兵司令官一样很正统，并不太聪明。犯罪调查处使他神经紧张。我说：“显然，我正在工作。”
“可这个案子应该先办，布伦纳先生，因为这是个大案。”
“这个也一样。”我瞥了埃尔金斯一眼，见他正仔细地观察着我。
肯特说：“受害者是坎贝尔将军的女儿。”
“我的天。”我想了一会儿。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该回避涉及将军女儿被奸杀的任何案子，因为这种案子会使你失去很多。我的责任感、荣誉感和正义感使我坚信犯罪调查处那些专门处理这类案件的傻瓜能够办理此案，那些注定毕生事业要毁灭的家伙。这样的人还真有几个。责任感、荣誉感且不说，此案倒真唤起了我的好奇心。我问肯特上校：“在哪儿见面？”
“在宪兵司令部的停车场，我带你去看现场。”
作为一名密探，我是不能靠进宪兵司令部办公楼的，肯特上校此时竟如此糊涂。我说：“不行吧。”
“哦……在步兵营怎么样？就在第3营总部，去现场正好顺路。”
埃尔金斯很紧张，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我对肯特说：“好的，宝贝儿。我10分钟就到。”我挂断电话，对埃尔金斯中士说：“来电话的是我的女友，她需要点爱的滋润了。”
埃尔金斯看了看表说：“有些晚……也许太早了吧。”
“这位女友可不管什么早晚。”
埃尔金斯笑了。
根据基地的规定，我当时还带着武器。看到埃尔金斯已经冷静下来，我便根据规定把手枪放在那儿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过，过会儿还会需要它。我对埃尔金斯说：“我有可能还要回来的。”
“好的。代我亲亲她，伙计。”
“没问题。”
我把追光牌汽车留在活动房屋集中地了。我现在的POV（军队里私人汽车的代号）是一辆福特牌小吨位运货卡车。实际上，它是为配合我所扮演的角色而准备的，里面全是放枪的架子，装饰着狗毛，后面放着一双流行的军用防水靴。
就这样，我驾车驶过了基地中心，几分钟就到了步兵训练大队的地盘。这里随处可见二战时期建的一些长长的木头营房，大都荒废了，看上去又黑又怪。冷战已经结束，部队虽没解散，但规模显然是缩小了。步兵、装甲兵和部队赖以生存的炮兵等作战部队削减得最厉害。但专与罪犯打交道的犯罪调查处却日益壮大起来。
好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二等兵，先从哈德雷堡的高级步兵培训学校毕业，后来又分别在离这儿不远的本宁堡的空降兵学校和骑兵学校上过学，所以我就成了一个空降兵和骑手——一件终极武器、一台杀人机器、一个地位低下，瘦弱，将要在空中丧命的人。现在我已经开始衰老了，在犯罪调查处工作很合适。
时间又到了军队中称为破晓的时候了。佐治亚的天空变成了粉红色，空气非常潮湿，不难想象，又是一个90华氏度的大热天。我可以闻到潮湿的泥土味、松树的清香和附近军队餐厅飘出的咖啡香。
我把车停在旧军营指挥部前面的草坪上，看见肯特从他的草绿色小车里钻出来，便也从小货车里走出来。
肯特50岁左右，个子挺高，不胖不瘦，麻脸上长着亮而蓝的大眼睛。我前面已经说过，他这个人有时候很死板，不是太聪明，但工作效率相当高，也很卖力。他在军队的官职相当于地方的警长，指挥整个哈德雷堡的宪兵。因为他执行规定和章程太严，所以大家虽然不讨厌他，但谁也没把他当做最好的朋友。
肯特很威武，身穿宪兵司令的军装，头戴白色钢盔，腰间挂着白色手枪套，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靴子。他告诉我：“我安排了6个宪兵守护现场，什么也没动过。”
“这样很好。”我和肯特相识大约有10年之久了。尽管我来哈德雷堡办案只能一次见面一次，但我们的工作关系不错。肯特级别比我高，但只要我来这儿办案，就能接近他，实际上常给他带来一些麻烦。我曾经看过他在军事法庭作证的情景。作为一名证人，他具有原告所需要的一切素质：可信、符合逻辑、客观而有条理。但他也有处理不好的地方。他总感到原告会很高兴让他离开证人席。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太死板、太缺少人情味。军事法庭开庭时，通常让人都会对被告表示同情，至少表示点关心；而肯特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只关心谁是谁非。在哈德雷堡所有犯法的人都曾当众辱骂过他。实际上我见他笑过一次，那是当一个新兵因喝多了酒，恍惚中放火烧了一个废弃的营房，而被叛了10年徒刑的时候。法律毕竟是法律，像肯特这样冷漠无情的人从事法律工作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今天早晨发生的奸杀竟能使他震动，令我有些吃惊。我问他：“你通知坎贝尔将军了吗？”
“没有。”
“你最好亲自去他的寓所通知他。”
他淡漠地点了点头，脸色很难看。我猜想他已经到过现场了。我又一次郑重地告诉他：“你要是通知晚了，将军肯定饶不了你。”
他赶紧解释：“唉，直到我亲眼看见尸体，死者身份才被确认。我是说，我真的不忍心到他住所去告诉他，他的女儿——”
“是谁认出死者的？”
“一个叫圣·约翰的中士，是他发现了尸体。”
“他认识她吗？”
“案发前他们在一起值勤。”
“噢，这么说，死者身份是确凿无疑了。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是我确认她的身份的。”
“其实，不用看身份识别牌，她军服上就有她的名字。”
“啊，这些都不见了。”
“不见了？”
“是的……她的军装和身份名牌都被拿走了。”
对这类事情人们都很敏感，好像脑子里天生就存着这种材料，所以一听到这些证词，看了现场，他就会自问：“这些材料有什么不大对头吗？”于是我问肯特上校：“内衣内裤呢？”
“什么？噢……在那儿……”他接着又说，“通常他们要拿走内衣内裤，对吗？这就怪了。”
“圣·约翰中士是怀疑对象吗？”
肯特上校耸了耸肩说：“那就是你的任务了。”
“啊，就凭圣·约翰这个名字，我们也得暂时把他列为可疑对象。”我对肯特上校说，“那边是我的连队呆过的地方，得尔塔连。”
“我不知道你还当过步兵。”
我点了点头，说：“有时候我觉得步兵更好一些，因为步兵和别的兵种不一样，内部不出坏蛋。”
“坏蛋就是坏蛋，”肯特告诉我，“部队就是部队，命令就是命令。”
“是啊。”这话说出了军事观念的精华。军令如山，无须探究为什么，只许胜不许败，这一警句很适用于战斗和大多数军事形势。但犯罪调查处的工作只能例外了，因为犯罪调查处的最终目的是查清事实真相，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不得不违背上级命令，自行决定。这样做就不能很好地适应部队的要求。部队认为自己是个大家庭，家庭成员都信奉“兄弟皆勇猛，姐妹均贤淑”的信条。
肯特上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知道这个案子也许很复杂，不过也许不很复杂，也许是非军人干的，也许很快便可破获。”
“噢，肯定是这样，比尔。我们两人的档案里都将会增加一封赞扬信，然后就是坎贝尔将军邀请我们赴鸡尾酒会了。”
肯特看上去满睑愁容，他说：“啊，坦白地说，我无法推卸责任，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而你就不同了。只要你愿意，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然后上级就会派另一个人来。现在你碰巧来到这儿，又碰巧是特别犯罪调查人员。我们从前合作过，我希望我们再次合作。”
“可你连杯咖啡都没给我喝。”
他狞笑了一下说：“咖啡？见鬼，我还想喝酒呢。”他又加了一句：“这个案子办好了你可以得到晋升。”
“如果你说降级，那倒可能；要说升级，我已经没地方可升了。”
“对不起，我忘了。这制度太不合理。”
我问他：“你会再升一级吗？”
“也许吧。”他看上去有点忧虑，好像梦中见到的闪闪发光的将军星突然消失了一样。
我又问：“你通知此地的犯罪调查处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啊……反正本案不会由他们处理……天哪，我是说，受害者是基地指挥官的女儿，而且犯罪调查处的头头鲍尔斯少校又认识她，在这儿人人都认识她，所以我们必须让将军知道，我们是找了福尔斯彻奇最有才能的人来——”
“你想用的词可能是‘替罪羊’吧！但是，好吧，那我要告诉我在福尔斯彻奇的上司，本案最好派个特级侦查员，但我本人现在还不知愿不愿干呢。”
“我们去看看尸体，然后你再决定。”
我们向他的汽车走去。这时，我们听到基地的炮声（实际是放的录音），便停下脚步，转向炮声传来的方向。营房顶上的喇叭里传来了嘹亮的起床号声。我们行了礼。站在晨曦里的两位战士以军队的传统仪式行了礼。
从十字军时期沿用至今的号声激昂高亢，回荡在兵营的各个角落。顷刻间，街道、营地、草地训练场，还有战旗升起的广场都被这号声唤醒了。
号声渐渐消失了，我和肯特继续向汽车走去。他对我说：“哈德雷堡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可有一位战士却再也看不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