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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沙
打開紗窗，天空一片朦朧的褐色。據早間新聞報道，這是黃沙。
據說這是從中國大陸內地颳起的塵土，乘着偏西風渡過黃海，越過朝鮮半島，從九州颳至關東及北陸地區。黃沙以每小時四十公裏的時速由西嚮東，經過一、兩天的時間，把黃沙吹到日本內地。在這漫長的兩天旅途中，重一些的顆粒就沉入了朝鮮半島的山嶽和黃海中，而比較輕的細小的沙粒，就漂浮在日本的天空中了。
據稱，即便是這樣，幾乎日本全國的天空都像戴上棉帽子似的，被這厚厚的黃土塵埃覆蓋得朦朦朧朧的。可是，黃沙降臨的那天，天空卻有一種奇怪的光亮。房子前面的空地和周圍山上的樹木，都好像被磨砂玻璃的光綫所籠罩，形成模模糊糊的影子。
中國是我度過少女時代的地方。那時在中國被日本稱為“支那”的時候的上海，那與上海相連的大地，似乎要在茫茫的天空中飛舞起來，然後又降臨到日本內地的天空……我想讓皮膚直接觸摸這空氣，便來到了空地上，伸展雙臂做深呼吸，又把臉仰嚮天空，搖晃着脖子，就像剛洗完澡的狗一樣，渾身劇烈甩晃，讓夾帶着濕氣的風吹拂面頰。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我聞到了衣服被晾曬過的味道和大陸黃土的味道。
進入三月，上海也經常颳起黃沙，就像“黃塵萬丈”的比喻一樣，從臨近戈壁的太原的附近捲起的黃色沙塵，在上海的上空變成了土色。到了黃浦江，水也好像比平常深了，泥水把江水攪得混濁不堪，江面被擡高，奔流而下。郊外的原野上菜花盛開，天空、河流和大地呈現出一片金黃。上海，從天空到地面都進入了春天的季節。
即使颳着有塵土的風，但由於空氣中含有濕氣，觸到皮膚上還是很舒服的。
在空地上也和我預想的一樣，颳黃沙的日子裏吹來的是含有濕氣的特別暖和的風。在塵霧朦朧的風中，好像藴含着可以說是我的夢想，那與我年幼無知時的幻想完全一樣。我試着走嚮黃沙彌漫的地方，包圍着我的三面環山消失在我的背後，我走下了平緩的斜坡。
坡道的盡頭房屋鱗次榨比，街道呈盆地狀，黃沙比空地或山丘的顔色要深，堆積在傢傢戶戶的屋檐下，灰蒙蒙的一片。我在路的正中間停了下來，一股風從坡下颳過來，我閉上雙眼，傾聽着風的聲音。從耳邊穿過隱隱約約的風聲，使我想起了少女時代和阿清一起鑽入菜花地時的情景。
阿清和我是在昭和十二年①的春天認識的。那年我在上海的一傢小學上學，阿清也不過二十三、四歲吧。
說起昭和十二年，在七月七日那天，日本軍隊和中國軍隊在盧溝橋附近發生了衝突，因此成為日中戰爭爆發的導火綫。
阿清的傢和我傢都離外白渡橋很近，也就是在虹口的入口處。虹口是當時日本統治下的上海街道的一個地區。以橫跨黃浦江的外白渡橋為界，橋那邊兒是英、美等國統治下的公共租界，橋這邊兒是有日本人居住的虹口。阿清的傢和我傢衹有步行兩、三分鐘的距離，這一地區大多是紅色瓦房，同橋另一端公共租界的房屋相一致，街道的結構受公共租界的影響很大。房屋建築是英國風格的三層樓，褐色的屋頂，會客室裏有壁爐，連着長方形的大煙囪，煙囪仰天突起。整個屋頂像一個馬鞍。另外，雖然有些狹窄，也有可以從人行道上自由進出的院子，那院子沒有柵欄，長着草。
阿清和五六個妓女就住在這樣的房子裏。其他幾個妓女都是白俄，衹有阿清一個是日本人。日中戰爭爆發前的上海，隨着日本兵的增加，妓女們住的房子在街上也到處可見，日本妓女卻很少。接待日本兵的日本女人在日本飯館一邊幹活，一邊受界限分明的陸軍和海軍管理。當然，名義上不是妓女，但我不知道拿到錢後是不是有賣身的。不管怎麽說，像阿清這樣公開在街上當妓女，把賣淫當職業的日本女人是很少聽說的。
院子前面是梧桐樹連成的林蔭道，穿過柏油馬路再往前就是黃浦江。黃浦江在外白渡橋一帶畫出一條大麯綫嚮遠處流去。江邊有歇腳用的木製長凳。恰好，阿清傢的門前也放着一條長凳，我很喜歡坐在長凳上眺望來往於江面上的蒸汽船。
那天，我吃過午飯，為了看船而坐在長凳上。平時白天比較冷清的阿清傢今天聚集了很多人。聽到吵鬧聲，我回過頭去一看，原來是一些做苦力的人。他們大概是失去了碼頭的搬運工作。在阿清傢的門前，大約四五分鐘，有二十幾個人築起了人墻，衝着阿清傢的院子，七嘴八舌地叫嚷着什麽。
離人墻遠一些的院子的角落裏，有一棵刺槐樹，這是阿清院子裏唯一的一棵樹。一個男人靠着樹幹站着，是那個到了傍晚有時可以在附近看到的皮膚微黑的男人，他和阿清的年齡差不多，二十三、四歲的樣子，穿着絲綢做的對襟中國衣服。那些苦力們嚮這個男人伸出一根、兩根手指，一百、兩百地叫着。那個男人抱着胳膊一邊微笑着，一邊派頭十足地搖着頭。他沒有贊同那些苦力的意見。知道他不同意，苦力們的聲音更高了，十、十五……一點點地增加着數目。
男人們好像是在打賭。這在上海不是什麽罕見的情景。人群聚集，圍成一個圈子，必然成為賭的對象的東西就在圈子裏。賭的內容無所不有，從路上爬着的螞蟻到鬥蟋蟀，凡是過眼之物，無不成為他們賭的對象。
阿清傢門前好像也是在打賭。我很感興趣，於是穿過梧桐樹林蔭道，去看人墻內為賭物的究竟是什麽東西。在草坪的正中間，放着一把竹製的長椅子，好像是以長椅子為中心打的賭。可是椅子上及椅子附近，沒有找到任何東西，衹有被黃沙籠罩的春天太陽照在淺黃色的竹椅子上。一個苦力大聲叫着“三百”。隨着這叫聲，兩三個苦力搖着伸出的三個手指頭，衝着三樓窗戶喊起來，他們喊的竟是阿清的名字。
我傢的三樓衹有一扇窗子面對着黃浦江。三樓是小孩子們玩耍的地方。閣樓上，伸手一跳就能夠着房梁，天花板很低，雖然房間有十個榻榻米以上的大小，卻衹有一扇窗子，即使是在白天，光綫也很昏暗，然而，天晴的時候，江水的波光映照在墻壁和屋頂的房梁上搖來晃去，看上去像是金魚缸，在那裏我度過了快樂的時光。
阿清好像就住在三樓的閣樓上。窗子關着，挂着淺藍色的窗簾。苦力仍繼續用能引起阿清註意的話叫着。穿絲綢長袍的男人舉起兩手製止苦力們。門把手從裏側慢慢地轉動起來。用色彩斑斕的玻璃鑲嵌的門微微打開，阿清猶如小鯽魚穿過水藻似的，輕輕地走了出來。阿清出來了。苦力們一下子安靜了下來。
阿清穿着中國衣服。平時，她總是穿和服，紮着紅色的博多織錦的腰帶。我是第一次看到阿清穿中國服裝。頭髮像房檐似地嚮上翹着紮起來，旗袍開叉開到大腿，露出了阿清潔白的肌膚。她還赤腳穿了一雙緞子面中式綉花鞋。和用發油梳起來的頭部相比，阿清裸露的肌膚上沒有什麽修飾。阿清自然地垂着修長、柔軟的手臂靠門站着。身着絲綢長袍的男人慢慢嚮長椅子走去。阿清看着男人的行動，自己也嚮長椅子走去，接着，兩腿並攏坐在椅子的一邊，那個男人也坐下了，兩人幾乎是同時坐下的。男人突然將阿清攔腰袍起，拉嚮自己。他用左手拉着阿清，把她放倒在長椅上。被放倒的阿清，兩手五指張開，帶着既不是開玩笑又不是當真的表情拚命敲打着男人的側腹。男人用另一隻手捉住阿清的兩衹手腕並在一起，用右手抓着。阿清的兩手被剝奪了自由，然後，他又把阿清的兩條腿夾在了自己的腿中間。
阿清安靜下來了，那男人也沒聲了。喂！喂！苦力們齊聲歡呼喝彩。其中一個苦力用盡全力捶打那個男人的背，男人從椅子上猛地跳起來，接着，阿清也學着他的樣子，輕盈地跳了起來。
阿清利落地將衣服上的皺裙撫平，撇着塗了唇膏的嘴衝那男人笑。男人在胸前雙手合掌，嚮阿清施了一禮。
苦力們瘋狂地鼓起掌來。一百、兩百，將收集到的錢扔嚮他們二人，反復拍手叫好。看着散落在腳前的銅板和紙幣，男人放聲大笑起來。阿清也用拳頭捶打着自己的肚子，縱聲大笑起來。
這次打的賭好像是兩個人的交媾。男人進攻，女人防守。最終是以阿清的告負而結束。
那次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男人和女人的媾和。看是看了，但我並不明白他們為什麽這麽做，在我心目中也未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在陽光下進行的媾和，就像眺望在稻穗上飛舞的兩衹尾巴連結在一起的蜻蜓一樣，給人的感覺是很清爽的。
苦力們走光了。穿絲綢長衫的男人也不見了。我站在沒人的人行道上眺望着阿清。阿清雖然背對着我站着，背上卻感覺到了我的視綫，她轉過頭來，於是看到了我。阿清驚慌失措地問：“體是日本小孩嗎？”我回答是。“都看見了？”阿清又問道。“是呀。”我毫不含糊地答道。阿清半天沒有出聲，隨後出了一口長氣。
我和阿清嚮黃浦江走去。阿清在長凳上坐下。我也和她隔開一點兒坐下。一艘蒸汽船嚮着江口的方向駛去。由於漲潮，江面明顯上漲，江水泛着白浪有節奏地緩慢地拍打着江岸。阿清眯起眼睛望着逆流而行的蒸汽船，漫不經心地問道：“你說那船四周像橡樹木一樣堅硬的木板，能夠擋住大海的波浪，回到日本嗎？”回是能回去的，但很危險。先不說危險吧，上海和長崎之間有五、六千噸重的上海號輪船或長崎號輪船往返航行，如果坐上這種輪船，說不定阿清明天就能回到她嚮往的日本。為什麽她從在黃浦江上航行的蒸汽船中，特意挑了那種小船，想乘上它擋住波浪偷偷地回去呢？而這種想法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我猜想阿清大概是想通過想象不可能的事來切斷對祖國的思念，她不能不切斷的理由多半是在日本有什麽無法告人之事吧。二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傢，孤身來到上海，離日本的女人群體，不得不和失去祖國的外國人生活在一起，有過這樣一段經歷，再回到日本國內生活是不會被人接受的。這是很殘酷的事實。
隨着時光的流逝，阿清與男人的事在我的記憶中漸漸消失了。然而，她有可能回到日本嗎？不知從何時起，阿清的疑問使我開始考慮黃浦江的盡頭是不是與祖國相連接。可祖國是什麽樣子，與我有什麽關係，以及日本的生活怎麽樣，對這些我都一無所知。
不知是誰告訴了我母親，媽媽知道了我看到阿清和那個男人交媾的事。媽媽問我：“看見了嗎？”“是的。”我答道。媽媽又盯着我的眼睛：“從頭到尾都看到了嗎？”“是的。”我又答道。母親生起氣來。不害鱢，給日本人丟臉，在光天化日之下幹這種事。“這種女人應該被強製遣送回國去。”
這種想法是住在那一地區的日本大人們對阿清所持有的態度。生活在國外，每個人都容易産生代表祖國的意識。特別是在國傢強大的時代，作為日本人的意識就更加強烈了。女人是不能允許赤腳出門的。由於不能讓外國人的跟睛看到日本女人暴露出來的肌膚，母親們外出時總是穿夏日和服和白色襪套。乞丐、小偷、貧窮的人都是國恥，都被強製遣送回了國內。這種嚴厲不僅是一種針對外國人的對外口徑，而且也被用來同樣或變本加厲地對待自己的同胞。日本人之間的談話會頻繁地冒出賣國賊啦、強製遣送回國之類的詞彙。就連小孩子打架時，也會說強製遣送回國之類的話。可是對小孩子來說，當然不會有為國傢盡職的明確意識。
過激的言詞，成了大人們的傢常便飯，這同時也密切了日本人之間的關係。然而，隨着這種關係的加強，上海的治安卻越來越不穩定了。為了自衛，街區內成立了自治會，另外還組成了自衛團。在外國生活時，為了保護自身安全，和本國人結成群體，也許是最安全的辦法。
阿清雖然是日本人，卻被排斥在日本人的圈子之外。阿清對此似乎也不太在乎。
看過交媾後半個月，到了四月，我上小學了。有一天放學途中，在橫跨小河的橋上，我又見到了阿清。橋就建在我傢和小學校之間的虹口河上，橋的正中央有塗緑漆的小房子。陸戰隊的哨兵常常荷槍實彈地在面對面相嚮而建的小房子前站崗。橋的一例，從小房子開始，排了一長隊中國人。
到了夏天，上海流行霍亂。凡是在上海居住的人，無論什麽國籍都必須註射預防針。日本人被指定到衹有日本人的醫院接種，或把醫生叫到自治會來，為人們做預防接種。媽媽們也在前一天把醫生叫到自治會註射了預防針。
在橋上和街頭巷尾打預防針的衹有中國人。阿清排在中國人的隊伍裏，身上穿着交媾那天穿的中國衣服，隊列嚮前挪動一步，阿清也跟着挪動一步。穿着旗袍的阿清和排隊的人分不出兩樣。排在她前後的中國人似乎也沒在意，還跟阿清打着招呼。然而，皮膚的顔色和骨架結構畢竟不一樣，阿清與他們還是有區別的。因為我知道阿清是日本人，所以感到衹有阿清和別人不一樣。被本國人排斥在外，排在外國人的隊列裏，我為阿清感到悲哀。我走嚮阿清的身邊，從後面小聲叫了她一聲。阿清回過頭來，知道原來是我，就拍着我的雙肩包說：“早點兒回去吧！”
“我等着你！”我說道。
等了差不多三十分鐘，總算輪到阿清了。叉着兩條腿的軍醫，抓起阿清的左手臂，也不消毒，猛地將針紮下去，一瞬間就註入了藥液，又很快把針頭拔了出來。針頭像是磨損了，拔出來之後，從紮的針眼裏冒出了黑色的血球。“痛嗎？”我問道。軍醫“嗯”的一聲，側過臉來問阿清：“你是日本人？”阿清沒有回答。和中國人一樣，她用手掌捂着胳膊，朝與傢相反的方向走去。
過了橋，走過小學前，可以看到橫跨在同一條河上的另一座橋，過了那座橋，是虹口日本人居住街道的盡頭，那一帶住傢和行人稀稀落落，並出現了荒地。再往前走，人傢也看不見了，衹有野地與地平綫相接。一條柏油馬路從荒野中間穿過。這條馬路是日本軍隊為嚮中國內地運送軍用物資而修建的。
阿清在寬闊的馬路中間走着。野地的一邊開着菜花，隱隱約約可以看見白墻的小房子。這不是一般的住傢，而是不到小孩子身高的小屋，面積也衹有一個榻榻米大小，屋頂是用八字形的黯淡無光的黑色瓦片蓋成的。屋頂的正下方，有一扇明信片大小的窗戶。據說白墻的小房子是中國人的墳墓。我不知道那是些屬於哪個階層人傢的墳墓，也不知道仿照住房建造的墳墓是不是上海這一帶纔有。墳上沒有死者的姓名和死亡年月日，類似墓碑的東西也沒有，衹有白墻墳墓。也不像日本人的墓地那樣集中在某一處，這裏是一個一個地散落在曠野裏，也不知有沒有人來祭祀。
“快看啊。”從菜花地裏傳來阿清的聲音。我走進了盛開着菜花的原野裏。從墳墓的小窗子看進去，正如聽說的那樣，沒有腐朽的棺材板、骨頭、衣服，死者隨葬品一樣也沒有。雜草高得快夠着屋頂了，它伸長脖子，好像在與死者爭奪從天窗透進去的一綫陽光。那些雜草比終日沐浴在陽光下的菜花還要緑。
“除了草什麽也看不見啊。”我說。“那可是人啊。”阿清答道。
阿清用手把菜花摁倒，伸開腿坐在花上，然後雙手墊着頭，隨便地在鮮花中間躺了下來。“天空是黃色的。”阿清說道。我站在花叢中，跳望着這一望無際的菜花地。那一片黃油油的菜花，枝茂葉盛，它仿佛把我的身軀同地平綫和天空連接在了一起。
在這片金黃色的荒野上，墳墓的窗戶像是一個個的黑洞。阿清躺在花叢中，被她壓倒的鮮花形成一小片平地，就像給大地打了一個更大的黑洞一樣。
黃沙季節結束的時候，上海進入了七月，迎來了夏天。自從在菜花地裏與阿清分手後，我便一直沒有見過她。後來，媽媽知道了我們倆在打預防針時見面後又到菜花地裏去的事。
偶然碰上鄰近的日本人，他們也都提醒媽媽註意。雖然我沒有做什麽錯事，但因為阿清是妓女，母親就說：“說不定學壞了也不知道。”於是又問我們在菜花地裏都說了些什麽。我沒有回答。我想如果提到阿清指着墳墓中的雜草說那是人什麽的，媽媽肯定理解不了。天空和大地融為一體，這樣的情景，衹有在那春天的荒野中聽了纔會明白的。
抗日分子的活動一天比一天活躍起來。在虹口的繁華街道上，還發生了陸軍中尉大白天被手槍打死的事件。因為在馬路對面發生的襲擊事件，是近在眼前的事，日本人都動搖了。
我父親供職的M物産公司，在太平洋戰爭結束時還在營業，在那片土地發生戰禍之前，職員傢屬奉命撤退。根據秘密情報，傢屬全部撤退以後，那地方戰爭就開始了。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之前，職員傢屬都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在拿到船票之後，我們傢開始準備回國，媽媽對不知道什麽叫祖國的我說：“到了國內就安全了，不必逃來逃去的。”
因為治安不好，我被禁止走出院子。那天，我用手指壓住院角的噴水器竜頭，把水噴到馬路上玩的時候，阿清正好從噴出來的水花對面走過。我停止了玩水，嚮阿清走去。身穿夏日和服、纏着紅色腰帶的阿清一邊看着我傢的窗戶一邊低聲地對我說：“過一會兒來玩好嗎？給你吃帶砂糖的餅幹。”“回國嗎？”她又問道。我點了一下頭。“是嘛，”阿清也點了兩三下頭。
大概過了兩個多小時，到了傍晚四點鐘左右。阿清上吊死了。我背着媽媽，到法國梧桐樹街那邊的阿清傢去看個究竟。在阿清傢門前築起了一道比交媾那天還要厚的人墻。
塗着黑顔色的工部局的車子停在人行道上。這種車是清潔車，專撿扔在馬路上的嬰兒屍體、倒地的餓殍，還有死貓死狗什麽的。為了不讓鄰近的日本人看到，我夾在苦力之間，朝阿清的窗戶張望着。
“好像是吊在房梁上了。”聽到有個日本女人說。“好像是用和服的腰帶把脖子吊起來的。”又聽到另外一個日本女人的聲音。“真是太可怕了，和服的腰帶有那麽結實啊。”在離人墻很近的地方，我意外地聽到了媽媽的聲音。我趕緊在人群裏蹲下。
聽說阿清是在閣樓的房梁上上吊自盡的。閣樓的天窗很低，阿清不是大個子，如果把腰帶繞在房梁上垂下來，再把脖子吊起來的話，腳趾也可以夠着地板了，這麽低的梁，她是怎麽吊上去的？聽媽媽她們說着，我想起了阿清對我說要給我吃餅幹的話。也就是剛纔阿清還約我的，怎麽一下子就自殺了呢，實在讓人費解。至少在約我時，確切地說是在兩個小時之前，阿清還是打算活着的。如果我到了阿清的房間裏去，會不會看到阿清特地為我準備的砂糖餅幹呢。
我很想去看看那用廢紙包着放在桌上或茶盤裏的餅幹。
用色彩斑斕的玻璃裝飾的門把手慢慢擰開了，胖胖的紅發妓女打開了正門。
從門口可以看到通嚮二樓的樓梯。穿着白衣服的男人擡着擔架，從樓梯上走下來。擔架前面和擔架後面的男人步調好像不一致，每走幾步，就左右搖晃一下。
阿清頭衝着我們睡着，她的頭髮可以從白衣男人的背後看到。放在擔架上的阿清，被擡到人群集聚的庭院。阿清的身上既沒有蓋着白布，也沒有蓋着毯子，兩手無力地擱在擔架上，伸着脖子，屍體比活着的時候看上去要長些。這長長的身體穿着阿清平時穿的夏日和服，係着她經常係的紅腰帶。
穿白衣服的男人們把躺在擔架上的阿清放進車裏，接着關上了左右開啓的雙扇門。載着阿清的帶有鐵格子小窗的車，在明亮的夏日馬路上飛駛而去。車子慢慢變成了一個小黑點，最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阿清上吊兩天後，我們全家回到了日本。日中戰爭爆發的消息，我們是在日本聽到的。
襲擊日本的黃沙彌漫天空。我心裏總不踏實。到外面去看了好幾次，走下斜坡，風陣陣吹來，我的心纔感到一絲平靜。我在斜坡上站了許久，眺望着天空和街道。黃昏即將來臨，坡下有五、六個少女在玩耍。
隨着時間的流逝，黃沙變得更濃了。不久，天空、街道、少女們都湮沒在黃沙中，變成了無數個黑點散落着。斜坡下的景色和我與阿清在野菜花地裏看到的很相似，但沒有那天的明亮。
據說這是從中國大陸內地颳起的塵土，乘着偏西風渡過黃海，越過朝鮮半島，從九州颳至關東及北陸地區。黃沙以每小時四十公裏的時速由西嚮東，經過一、兩天的時間，把黃沙吹到日本內地。在這漫長的兩天旅途中，重一些的顆粒就沉入了朝鮮半島的山嶽和黃海中，而比較輕的細小的沙粒，就漂浮在日本的天空中了。
據稱，即便是這樣，幾乎日本全國的天空都像戴上棉帽子似的，被這厚厚的黃土塵埃覆蓋得朦朦朧朧的。可是，黃沙降臨的那天，天空卻有一種奇怪的光亮。房子前面的空地和周圍山上的樹木，都好像被磨砂玻璃的光綫所籠罩，形成模模糊糊的影子。
中國是我度過少女時代的地方。那時在中國被日本稱為“支那”的時候的上海，那與上海相連的大地，似乎要在茫茫的天空中飛舞起來，然後又降臨到日本內地的天空……我想讓皮膚直接觸摸這空氣，便來到了空地上，伸展雙臂做深呼吸，又把臉仰嚮天空，搖晃着脖子，就像剛洗完澡的狗一樣，渾身劇烈甩晃，讓夾帶着濕氣的風吹拂面頰。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我聞到了衣服被晾曬過的味道和大陸黃土的味道。
進入三月，上海也經常颳起黃沙，就像“黃塵萬丈”的比喻一樣，從臨近戈壁的太原的附近捲起的黃色沙塵，在上海的上空變成了土色。到了黃浦江，水也好像比平常深了，泥水把江水攪得混濁不堪，江面被擡高，奔流而下。郊外的原野上菜花盛開，天空、河流和大地呈現出一片金黃。上海，從天空到地面都進入了春天的季節。
即使颳着有塵土的風，但由於空氣中含有濕氣，觸到皮膚上還是很舒服的。
在空地上也和我預想的一樣，颳黃沙的日子裏吹來的是含有濕氣的特別暖和的風。在塵霧朦朧的風中，好像藴含着可以說是我的夢想，那與我年幼無知時的幻想完全一樣。我試着走嚮黃沙彌漫的地方，包圍着我的三面環山消失在我的背後，我走下了平緩的斜坡。
坡道的盡頭房屋鱗次榨比，街道呈盆地狀，黃沙比空地或山丘的顔色要深，堆積在傢傢戶戶的屋檐下，灰蒙蒙的一片。我在路的正中間停了下來，一股風從坡下颳過來，我閉上雙眼，傾聽着風的聲音。從耳邊穿過隱隱約約的風聲，使我想起了少女時代和阿清一起鑽入菜花地時的情景。
阿清和我是在昭和十二年①的春天認識的。那年我在上海的一傢小學上學，阿清也不過二十三、四歲吧。
說起昭和十二年，在七月七日那天，日本軍隊和中國軍隊在盧溝橋附近發生了衝突，因此成為日中戰爭爆發的導火綫。
阿清的傢和我傢都離外白渡橋很近，也就是在虹口的入口處。虹口是當時日本統治下的上海街道的一個地區。以橫跨黃浦江的外白渡橋為界，橋那邊兒是英、美等國統治下的公共租界，橋這邊兒是有日本人居住的虹口。阿清的傢和我傢衹有步行兩、三分鐘的距離，這一地區大多是紅色瓦房，同橋另一端公共租界的房屋相一致，街道的結構受公共租界的影響很大。房屋建築是英國風格的三層樓，褐色的屋頂，會客室裏有壁爐，連着長方形的大煙囪，煙囪仰天突起。整個屋頂像一個馬鞍。另外，雖然有些狹窄，也有可以從人行道上自由進出的院子，那院子沒有柵欄，長着草。
阿清和五六個妓女就住在這樣的房子裏。其他幾個妓女都是白俄，衹有阿清一個是日本人。日中戰爭爆發前的上海，隨着日本兵的增加，妓女們住的房子在街上也到處可見，日本妓女卻很少。接待日本兵的日本女人在日本飯館一邊幹活，一邊受界限分明的陸軍和海軍管理。當然，名義上不是妓女，但我不知道拿到錢後是不是有賣身的。不管怎麽說，像阿清這樣公開在街上當妓女，把賣淫當職業的日本女人是很少聽說的。
院子前面是梧桐樹連成的林蔭道，穿過柏油馬路再往前就是黃浦江。黃浦江在外白渡橋一帶畫出一條大麯綫嚮遠處流去。江邊有歇腳用的木製長凳。恰好，阿清傢的門前也放着一條長凳，我很喜歡坐在長凳上眺望來往於江面上的蒸汽船。
那天，我吃過午飯，為了看船而坐在長凳上。平時白天比較冷清的阿清傢今天聚集了很多人。聽到吵鬧聲，我回過頭去一看，原來是一些做苦力的人。他們大概是失去了碼頭的搬運工作。在阿清傢的門前，大約四五分鐘，有二十幾個人築起了人墻，衝着阿清傢的院子，七嘴八舌地叫嚷着什麽。
離人墻遠一些的院子的角落裏，有一棵刺槐樹，這是阿清院子裏唯一的一棵樹。一個男人靠着樹幹站着，是那個到了傍晚有時可以在附近看到的皮膚微黑的男人，他和阿清的年齡差不多，二十三、四歲的樣子，穿着絲綢做的對襟中國衣服。那些苦力們嚮這個男人伸出一根、兩根手指，一百、兩百地叫着。那個男人抱着胳膊一邊微笑着，一邊派頭十足地搖着頭。他沒有贊同那些苦力的意見。知道他不同意，苦力們的聲音更高了，十、十五……一點點地增加着數目。
男人們好像是在打賭。這在上海不是什麽罕見的情景。人群聚集，圍成一個圈子，必然成為賭的對象的東西就在圈子裏。賭的內容無所不有，從路上爬着的螞蟻到鬥蟋蟀，凡是過眼之物，無不成為他們賭的對象。
阿清傢門前好像也是在打賭。我很感興趣，於是穿過梧桐樹林蔭道，去看人墻內為賭物的究竟是什麽東西。在草坪的正中間，放着一把竹製的長椅子，好像是以長椅子為中心打的賭。可是椅子上及椅子附近，沒有找到任何東西，衹有被黃沙籠罩的春天太陽照在淺黃色的竹椅子上。一個苦力大聲叫着“三百”。隨着這叫聲，兩三個苦力搖着伸出的三個手指頭，衝着三樓窗戶喊起來，他們喊的竟是阿清的名字。
我傢的三樓衹有一扇窗子面對着黃浦江。三樓是小孩子們玩耍的地方。閣樓上，伸手一跳就能夠着房梁，天花板很低，雖然房間有十個榻榻米以上的大小，卻衹有一扇窗子，即使是在白天，光綫也很昏暗，然而，天晴的時候，江水的波光映照在墻壁和屋頂的房梁上搖來晃去，看上去像是金魚缸，在那裏我度過了快樂的時光。
阿清好像就住在三樓的閣樓上。窗子關着，挂着淺藍色的窗簾。苦力仍繼續用能引起阿清註意的話叫着。穿絲綢長袍的男人舉起兩手製止苦力們。門把手從裏側慢慢地轉動起來。用色彩斑斕的玻璃鑲嵌的門微微打開，阿清猶如小鯽魚穿過水藻似的，輕輕地走了出來。阿清出來了。苦力們一下子安靜了下來。
阿清穿着中國衣服。平時，她總是穿和服，紮着紅色的博多織錦的腰帶。我是第一次看到阿清穿中國服裝。頭髮像房檐似地嚮上翹着紮起來，旗袍開叉開到大腿，露出了阿清潔白的肌膚。她還赤腳穿了一雙緞子面中式綉花鞋。和用發油梳起來的頭部相比，阿清裸露的肌膚上沒有什麽修飾。阿清自然地垂着修長、柔軟的手臂靠門站着。身着絲綢長袍的男人慢慢嚮長椅子走去。阿清看着男人的行動，自己也嚮長椅子走去，接着，兩腿並攏坐在椅子的一邊，那個男人也坐下了，兩人幾乎是同時坐下的。男人突然將阿清攔腰袍起，拉嚮自己。他用左手拉着阿清，把她放倒在長椅上。被放倒的阿清，兩手五指張開，帶着既不是開玩笑又不是當真的表情拚命敲打着男人的側腹。男人用另一隻手捉住阿清的兩衹手腕並在一起，用右手抓着。阿清的兩手被剝奪了自由，然後，他又把阿清的兩條腿夾在了自己的腿中間。
阿清安靜下來了，那男人也沒聲了。喂！喂！苦力們齊聲歡呼喝彩。其中一個苦力用盡全力捶打那個男人的背，男人從椅子上猛地跳起來，接着，阿清也學着他的樣子，輕盈地跳了起來。
阿清利落地將衣服上的皺裙撫平，撇着塗了唇膏的嘴衝那男人笑。男人在胸前雙手合掌，嚮阿清施了一禮。
苦力們瘋狂地鼓起掌來。一百、兩百，將收集到的錢扔嚮他們二人，反復拍手叫好。看着散落在腳前的銅板和紙幣，男人放聲大笑起來。阿清也用拳頭捶打着自己的肚子，縱聲大笑起來。
這次打的賭好像是兩個人的交媾。男人進攻，女人防守。最終是以阿清的告負而結束。
那次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男人和女人的媾和。看是看了，但我並不明白他們為什麽這麽做，在我心目中也未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在陽光下進行的媾和，就像眺望在稻穗上飛舞的兩衹尾巴連結在一起的蜻蜓一樣，給人的感覺是很清爽的。
苦力們走光了。穿絲綢長衫的男人也不見了。我站在沒人的人行道上眺望着阿清。阿清雖然背對着我站着，背上卻感覺到了我的視綫，她轉過頭來，於是看到了我。阿清驚慌失措地問：“體是日本小孩嗎？”我回答是。“都看見了？”阿清又問道。“是呀。”我毫不含糊地答道。阿清半天沒有出聲，隨後出了一口長氣。
我和阿清嚮黃浦江走去。阿清在長凳上坐下。我也和她隔開一點兒坐下。一艘蒸汽船嚮着江口的方向駛去。由於漲潮，江面明顯上漲，江水泛着白浪有節奏地緩慢地拍打着江岸。阿清眯起眼睛望着逆流而行的蒸汽船，漫不經心地問道：“你說那船四周像橡樹木一樣堅硬的木板，能夠擋住大海的波浪，回到日本嗎？”回是能回去的，但很危險。先不說危險吧，上海和長崎之間有五、六千噸重的上海號輪船或長崎號輪船往返航行，如果坐上這種輪船，說不定阿清明天就能回到她嚮往的日本。為什麽她從在黃浦江上航行的蒸汽船中，特意挑了那種小船，想乘上它擋住波浪偷偷地回去呢？而這種想法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
我猜想阿清大概是想通過想象不可能的事來切斷對祖國的思念，她不能不切斷的理由多半是在日本有什麽無法告人之事吧。二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傢，孤身來到上海，離日本的女人群體，不得不和失去祖國的外國人生活在一起，有過這樣一段經歷，再回到日本國內生活是不會被人接受的。這是很殘酷的事實。
隨着時光的流逝，阿清與男人的事在我的記憶中漸漸消失了。然而，她有可能回到日本嗎？不知從何時起，阿清的疑問使我開始考慮黃浦江的盡頭是不是與祖國相連接。可祖國是什麽樣子，與我有什麽關係，以及日本的生活怎麽樣，對這些我都一無所知。
不知是誰告訴了我母親，媽媽知道了我看到阿清和那個男人交媾的事。媽媽問我：“看見了嗎？”“是的。”我答道。媽媽又盯着我的眼睛：“從頭到尾都看到了嗎？”“是的。”我又答道。母親生起氣來。不害鱢，給日本人丟臉，在光天化日之下幹這種事。“這種女人應該被強製遣送回國去。”
這種想法是住在那一地區的日本大人們對阿清所持有的態度。生活在國外，每個人都容易産生代表祖國的意識。特別是在國傢強大的時代，作為日本人的意識就更加強烈了。女人是不能允許赤腳出門的。由於不能讓外國人的跟睛看到日本女人暴露出來的肌膚，母親們外出時總是穿夏日和服和白色襪套。乞丐、小偷、貧窮的人都是國恥，都被強製遣送回了國內。這種嚴厲不僅是一種針對外國人的對外口徑，而且也被用來同樣或變本加厲地對待自己的同胞。日本人之間的談話會頻繁地冒出賣國賊啦、強製遣送回國之類的詞彙。就連小孩子打架時，也會說強製遣送回國之類的話。可是對小孩子來說，當然不會有為國傢盡職的明確意識。
過激的言詞，成了大人們的傢常便飯，這同時也密切了日本人之間的關係。然而，隨着這種關係的加強，上海的治安卻越來越不穩定了。為了自衛，街區內成立了自治會，另外還組成了自衛團。在外國生活時，為了保護自身安全，和本國人結成群體，也許是最安全的辦法。
阿清雖然是日本人，卻被排斥在日本人的圈子之外。阿清對此似乎也不太在乎。
看過交媾後半個月，到了四月，我上小學了。有一天放學途中，在橫跨小河的橋上，我又見到了阿清。橋就建在我傢和小學校之間的虹口河上，橋的正中央有塗緑漆的小房子。陸戰隊的哨兵常常荷槍實彈地在面對面相嚮而建的小房子前站崗。橋的一例，從小房子開始，排了一長隊中國人。
到了夏天，上海流行霍亂。凡是在上海居住的人，無論什麽國籍都必須註射預防針。日本人被指定到衹有日本人的醫院接種，或把醫生叫到自治會來，為人們做預防接種。媽媽們也在前一天把醫生叫到自治會註射了預防針。
在橋上和街頭巷尾打預防針的衹有中國人。阿清排在中國人的隊伍裏，身上穿着交媾那天穿的中國衣服，隊列嚮前挪動一步，阿清也跟着挪動一步。穿着旗袍的阿清和排隊的人分不出兩樣。排在她前後的中國人似乎也沒在意，還跟阿清打着招呼。然而，皮膚的顔色和骨架結構畢竟不一樣，阿清與他們還是有區別的。因為我知道阿清是日本人，所以感到衹有阿清和別人不一樣。被本國人排斥在外，排在外國人的隊列裏，我為阿清感到悲哀。我走嚮阿清的身邊，從後面小聲叫了她一聲。阿清回過頭來，知道原來是我，就拍着我的雙肩包說：“早點兒回去吧！”
“我等着你！”我說道。
等了差不多三十分鐘，總算輪到阿清了。叉着兩條腿的軍醫，抓起阿清的左手臂，也不消毒，猛地將針紮下去，一瞬間就註入了藥液，又很快把針頭拔了出來。針頭像是磨損了，拔出來之後，從紮的針眼裏冒出了黑色的血球。“痛嗎？”我問道。軍醫“嗯”的一聲，側過臉來問阿清：“你是日本人？”阿清沒有回答。和中國人一樣，她用手掌捂着胳膊，朝與傢相反的方向走去。
過了橋，走過小學前，可以看到橫跨在同一條河上的另一座橋，過了那座橋，是虹口日本人居住街道的盡頭，那一帶住傢和行人稀稀落落，並出現了荒地。再往前走，人傢也看不見了，衹有野地與地平綫相接。一條柏油馬路從荒野中間穿過。這條馬路是日本軍隊為嚮中國內地運送軍用物資而修建的。
阿清在寬闊的馬路中間走着。野地的一邊開着菜花，隱隱約約可以看見白墻的小房子。這不是一般的住傢，而是不到小孩子身高的小屋，面積也衹有一個榻榻米大小，屋頂是用八字形的黯淡無光的黑色瓦片蓋成的。屋頂的正下方，有一扇明信片大小的窗戶。據說白墻的小房子是中國人的墳墓。我不知道那是些屬於哪個階層人傢的墳墓，也不知道仿照住房建造的墳墓是不是上海這一帶纔有。墳上沒有死者的姓名和死亡年月日，類似墓碑的東西也沒有，衹有白墻墳墓。也不像日本人的墓地那樣集中在某一處，這裏是一個一個地散落在曠野裏，也不知有沒有人來祭祀。
“快看啊。”從菜花地裏傳來阿清的聲音。我走進了盛開着菜花的原野裏。從墳墓的小窗子看進去，正如聽說的那樣，沒有腐朽的棺材板、骨頭、衣服，死者隨葬品一樣也沒有。雜草高得快夠着屋頂了，它伸長脖子，好像在與死者爭奪從天窗透進去的一綫陽光。那些雜草比終日沐浴在陽光下的菜花還要緑。
“除了草什麽也看不見啊。”我說。“那可是人啊。”阿清答道。
阿清用手把菜花摁倒，伸開腿坐在花上，然後雙手墊着頭，隨便地在鮮花中間躺了下來。“天空是黃色的。”阿清說道。我站在花叢中，跳望着這一望無際的菜花地。那一片黃油油的菜花，枝茂葉盛，它仿佛把我的身軀同地平綫和天空連接在了一起。
在這片金黃色的荒野上，墳墓的窗戶像是一個個的黑洞。阿清躺在花叢中，被她壓倒的鮮花形成一小片平地，就像給大地打了一個更大的黑洞一樣。
黃沙季節結束的時候，上海進入了七月，迎來了夏天。自從在菜花地裏與阿清分手後，我便一直沒有見過她。後來，媽媽知道了我們倆在打預防針時見面後又到菜花地裏去的事。
偶然碰上鄰近的日本人，他們也都提醒媽媽註意。雖然我沒有做什麽錯事，但因為阿清是妓女，母親就說：“說不定學壞了也不知道。”於是又問我們在菜花地裏都說了些什麽。我沒有回答。我想如果提到阿清指着墳墓中的雜草說那是人什麽的，媽媽肯定理解不了。天空和大地融為一體，這樣的情景，衹有在那春天的荒野中聽了纔會明白的。
抗日分子的活動一天比一天活躍起來。在虹口的繁華街道上，還發生了陸軍中尉大白天被手槍打死的事件。因為在馬路對面發生的襲擊事件，是近在眼前的事，日本人都動搖了。
我父親供職的M物産公司，在太平洋戰爭結束時還在營業，在那片土地發生戰禍之前，職員傢屬奉命撤退。根據秘密情報，傢屬全部撤退以後，那地方戰爭就開始了。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之前，職員傢屬都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在拿到船票之後，我們傢開始準備回國，媽媽對不知道什麽叫祖國的我說：“到了國內就安全了，不必逃來逃去的。”
因為治安不好，我被禁止走出院子。那天，我用手指壓住院角的噴水器竜頭，把水噴到馬路上玩的時候，阿清正好從噴出來的水花對面走過。我停止了玩水，嚮阿清走去。身穿夏日和服、纏着紅色腰帶的阿清一邊看着我傢的窗戶一邊低聲地對我說：“過一會兒來玩好嗎？給你吃帶砂糖的餅幹。”“回國嗎？”她又問道。我點了一下頭。“是嘛，”阿清也點了兩三下頭。
大概過了兩個多小時，到了傍晚四點鐘左右。阿清上吊死了。我背着媽媽，到法國梧桐樹街那邊的阿清傢去看個究竟。在阿清傢門前築起了一道比交媾那天還要厚的人墻。
塗着黑顔色的工部局的車子停在人行道上。這種車是清潔車，專撿扔在馬路上的嬰兒屍體、倒地的餓殍，還有死貓死狗什麽的。為了不讓鄰近的日本人看到，我夾在苦力之間，朝阿清的窗戶張望着。
“好像是吊在房梁上了。”聽到有個日本女人說。“好像是用和服的腰帶把脖子吊起來的。”又聽到另外一個日本女人的聲音。“真是太可怕了，和服的腰帶有那麽結實啊。”在離人墻很近的地方，我意外地聽到了媽媽的聲音。我趕緊在人群裏蹲下。
聽說阿清是在閣樓的房梁上上吊自盡的。閣樓的天窗很低，阿清不是大個子，如果把腰帶繞在房梁上垂下來，再把脖子吊起來的話，腳趾也可以夠着地板了，這麽低的梁，她是怎麽吊上去的？聽媽媽她們說着，我想起了阿清對我說要給我吃餅幹的話。也就是剛纔阿清還約我的，怎麽一下子就自殺了呢，實在讓人費解。至少在約我時，確切地說是在兩個小時之前，阿清還是打算活着的。如果我到了阿清的房間裏去，會不會看到阿清特地為我準備的砂糖餅幹呢。
我很想去看看那用廢紙包着放在桌上或茶盤裏的餅幹。
用色彩斑斕的玻璃裝飾的門把手慢慢擰開了，胖胖的紅發妓女打開了正門。
從門口可以看到通嚮二樓的樓梯。穿着白衣服的男人擡着擔架，從樓梯上走下來。擔架前面和擔架後面的男人步調好像不一致，每走幾步，就左右搖晃一下。
阿清頭衝着我們睡着，她的頭髮可以從白衣男人的背後看到。放在擔架上的阿清，被擡到人群集聚的庭院。阿清的身上既沒有蓋着白布，也沒有蓋着毯子，兩手無力地擱在擔架上，伸着脖子，屍體比活着的時候看上去要長些。這長長的身體穿着阿清平時穿的夏日和服，係着她經常係的紅腰帶。
穿白衣服的男人們把躺在擔架上的阿清放進車裏，接着關上了左右開啓的雙扇門。載着阿清的帶有鐵格子小窗的車，在明亮的夏日馬路上飛駛而去。車子慢慢變成了一個小黑點，最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阿清上吊兩天後，我們全家回到了日本。日中戰爭爆發的消息，我們是在日本聽到的。
襲擊日本的黃沙彌漫天空。我心裏總不踏實。到外面去看了好幾次，走下斜坡，風陣陣吹來，我的心纔感到一絲平靜。我在斜坡上站了許久，眺望着天空和街道。黃昏即將來臨，坡下有五、六個少女在玩耍。
隨着時間的流逝，黃沙變得更濃了。不久，天空、街道、少女們都湮沒在黃沙中，變成了無數個黑點散落着。斜坡下的景色和我與阿清在野菜花地裏看到的很相似，但沒有那天的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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