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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
打开纱窗，天空一片朦胧的褐色。据早间新闻报道，这是黄沙。
据说这是从中国大陆内地刮起的尘土，乘着偏西风渡过黄海，越过朝鲜半岛，从九州刮至关东及北陆地区。黄沙以每小时四十公里的时速由西向东，经过一、两天的时间，把黄沙吹到日本内地。在这漫长的两天旅途中，重一些的颗粒就沉入了朝鲜半岛的山岳和黄海中，而比较轻的细小的沙粒，就漂浮在日本的天空中了。
据称，即便是这样，几乎日本全国的天空都像戴上棉帽子似的，被这厚厚的黄土尘埃覆盖得朦朦胧胧的。可是，黄沙降临的那天，天空却有一种奇怪的光亮。房子前面的空地和周围山上的树木，都好像被磨砂玻璃的光线所笼罩，形成模模糊糊的影子。
中国是我度过少女时代的地方。那时在中国被日本称为“支那”的时候的上海，那与上海相连的大地，似乎要在茫茫的天空中飞舞起来，然后又降临到日本内地的天空……我想让皮肤直接触摸这空气，便来到了空地上，伸展双臂做深呼吸，又把脸仰向天空，摇晃着脖子，就像刚洗完澡的狗一样，浑身剧烈甩晃，让夹带着湿气的风吹拂面颊。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我闻到了衣服被晾晒过的味道和大陆黄土的味道。
进入三月，上海也经常刮起黄沙，就像“黄尘万丈”的比喻一样，从临近戈壁的太原的附近卷起的黄色沙尘，在上海的上空变成了土色。到了黄浦江，水也好像比平常深了，泥水把江水搅得混浊不堪，江面被抬高，奔流而下。郊外的原野上菜花盛开，天空、河流和大地呈现出一片金黄。上海，从天空到地面都进入了春天的季节。
即使刮着有尘土的风，但由于空气中含有湿气，触到皮肤上还是很舒服的。
在空地上也和我预想的一样，刮黄沙的日子里吹来的是含有湿气的特别暖和的风。在尘雾朦胧的风中，好像蕴含着可以说是我的梦想，那与我年幼无知时的幻想完全一样。我试着走向黄沙弥漫的地方，包围着我的三面环山消失在我的背后，我走下了平缓的斜坡。
坡道的尽头房屋鳞次榨比，街道呈盆地状，黄沙比空地或山丘的颜色要深，堆积在家家户户的屋檐下，灰蒙蒙的一片。我在路的正中间停了下来，一股风从坡下刮过来，我闭上双眼，倾听着风的声音。从耳边穿过隐隐约约的风声，使我想起了少女时代和阿清一起钻入菜花地时的情景。
阿清和我是在昭和十二年①的春天认识的。那年我在上海的一家小学上学，阿清也不过二十三、四岁吧。
说起昭和十二年，在七月七日那天，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发生了冲突，因此成为日中战争爆发的导火线。
阿清的家和我家都离外白渡桥很近，也就是在虹口的入口处。虹口是当时日本统治下的上海街道的一个地区。以横跨黄浦江的外白渡桥为界，桥那边儿是英、美等国统治下的公共租界，桥这边儿是有日本人居住的虹口。阿清的家和我家只有步行两、三分钟的距离，这一地区大多是红色瓦房，同桥另一端公共租界的房屋相一致，街道的结构受公共租界的影响很大。房屋建筑是英国风格的三层楼，褐色的屋顶，会客室里有壁炉，连着长方形的大烟囱，烟囱仰天突起。整个屋顶像一个马鞍。另外，虽然有些狭窄，也有可以从人行道上自由进出的院子，那院子没有栅栏，长着草。
阿清和五六个妓女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其他几个妓女都是白俄，只有阿清一个是日本人。日中战争爆发前的上海，随着日本兵的增加，妓女们住的房子在街上也到处可见，日本妓女却很少。接待日本兵的日本女人在日本饭馆一边干活，一边受界限分明的陆军和海军管理。当然，名义上不是妓女，但我不知道拿到钱后是不是有卖身的。不管怎么说，像阿清这样公开在街上当妓女，把卖淫当职业的日本女人是很少听说的。
院子前面是梧桐树连成的林荫道，穿过柏油马路再往前就是黄浦江。黄浦江在外白渡桥一带画出一条大曲线向远处流去。江边有歇脚用的木制长凳。恰好，阿清家的门前也放着一条长凳，我很喜欢坐在长凳上眺望来往于江面上的蒸汽船。
那天，我吃过午饭，为了看船而坐在长凳上。平时白天比较冷清的阿清家今天聚集了很多人。听到吵闹声，我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一些做苦力的人。他们大概是失去了码头的搬运工作。在阿清家的门前，大约四五分钟，有二十几个人筑起了人墙，冲着阿清家的院子，七嘴八舌地叫嚷着什么。
离人墙远一些的院子的角落里，有一棵刺槐树，这是阿清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树。一个男人靠着树干站着，是那个到了傍晚有时可以在附近看到的皮肤微黑的男人，他和阿清的年龄差不多，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丝绸做的对襟中国衣服。那些苦力们向这个男人伸出一根、两根手指，一百、两百地叫着。那个男人抱着胳膊一边微笑着，一边派头十足地摇着头。他没有赞同那些苦力的意见。知道他不同意，苦力们的声音更高了，十、十五……一点点地增加着数目。
男人们好像是在打赌。这在上海不是什么罕见的情景。人群聚集，围成一个圈子，必然成为赌的对象的东西就在圈子里。赌的内容无所不有，从路上爬着的蚂蚁到斗蟋蟀，凡是过眼之物，无不成为他们赌的对象。
阿清家门前好像也是在打赌。我很感兴趣，于是穿过梧桐树林荫道，去看人墙内为赌物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草坪的正中间，放着一把竹制的长椅子，好像是以长椅子为中心打的赌。可是椅子上及椅子附近，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只有被黄沙笼罩的春天太阳照在浅黄色的竹椅子上。一个苦力大声叫着“三百”。随着这叫声，两三个苦力摇着伸出的三个手指头，冲着三楼窗户喊起来，他们喊的竟是阿清的名字。
我家的三楼只有一扇窗子面对着黄浦江。三楼是小孩子们玩耍的地方。阁楼上，伸手一跳就能够着房梁，天花板很低，虽然房间有十个榻榻米以上的大小，却只有一扇窗子，即使是在白天，光线也很昏暗，然而，天晴的时候，江水的波光映照在墙壁和屋顶的房梁上摇来晃去，看上去像是金鱼缸，在那里我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阿清好像就住在三楼的阁楼上。窗子关着，挂着浅蓝色的窗帘。苦力仍继续用能引起阿清注意的话叫着。穿丝绸长袍的男人举起两手制止苦力们。门把手从里侧慢慢地转动起来。用色彩斑斓的玻璃镶嵌的门微微打开，阿清犹如小鲫鱼穿过水藻似的，轻轻地走了出来。阿清出来了。苦力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阿清穿着中国衣服。平时，她总是穿和服，扎着红色的博多织锦的腰带。我是第一次看到阿清穿中国服装。头发像房檐似地向上翘着扎起来，旗袍开叉开到大腿，露出了阿清洁白的肌肤。她还赤脚穿了一双缎子面中式绣花鞋。和用发油梳起来的头部相比，阿清裸露的肌肤上没有什么修饰。阿清自然地垂着修长、柔软的手臂靠门站着。身着丝绸长袍的男人慢慢向长椅子走去。阿清看着男人的行动，自己也向长椅子走去，接着，两腿并拢坐在椅子的一边，那个男人也坐下了，两人几乎是同时坐下的。男人突然将阿清拦腰袍起，拉向自己。他用左手拉着阿清，把她放倒在长椅上。被放倒的阿清，两手五指张开，带着既不是开玩笑又不是当真的表情拚命敲打着男人的侧腹。男人用另一只手捉住阿清的两只手腕并在一起，用右手抓着。阿清的两手被剥夺了自由，然后，他又把阿清的两条腿夹在了自己的腿中间。
阿清安静下来了，那男人也没声了。喂！喂！苦力们齐声欢呼喝彩。其中一个苦力用尽全力捶打那个男人的背，男人从椅子上猛地跳起来，接着，阿清也学着他的样子，轻盈地跳了起来。
阿清利落地将衣服上的皱裙抚平，撇着涂了唇膏的嘴冲那男人笑。男人在胸前双手合掌，向阿清施了一礼。
苦力们疯狂地鼓起掌来。一百、两百，将收集到的钱扔向他们二人，反复拍手叫好。看着散落在脚前的铜板和纸币，男人放声大笑起来。阿清也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肚子，纵声大笑起来。
这次打的赌好像是两个人的交媾。男人进攻，女人防守。最终是以阿清的告负而结束。
那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男人和女人的媾和。看是看了，但我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在我心目中也未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在阳光下进行的媾和，就像眺望在稻穗上飞舞的两只尾巴连结在一起的蜻蜓一样，给人的感觉是很清爽的。
苦力们走光了。穿丝绸长衫的男人也不见了。我站在没人的人行道上眺望着阿清。阿清虽然背对着我站着，背上却感觉到了我的视线，她转过头来，于是看到了我。阿清惊慌失措地问：“体是日本小孩吗？”我回答是。“都看见了？”阿清又问道。“是呀。”我毫不含糊地答道。阿清半天没有出声，随后出了一口长气。
我和阿清向黄浦江走去。阿清在长凳上坐下。我也和她隔开一点儿坐下。一艘蒸汽船向着江口的方向驶去。由于涨潮，江面明显上涨，江水泛着白浪有节奏地缓慢地拍打着江岸。阿清眯起眼睛望着逆流而行的蒸汽船，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说那船四周像橡树木一样坚硬的木板，能够挡住大海的波浪，回到日本吗？”回是能回去的，但很危险。先不说危险吧，上海和长崎之间有五、六千吨重的上海号轮船或长崎号轮船往返航行，如果坐上这种轮船，说不定阿清明天就能回到她向往的日本。为什么她从在黄浦江上航行的蒸汽船中，特意挑了那种小船，想乘上它挡住波浪偷偷地回去呢？而这种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猜想阿清大概是想通过想象不可能的事来切断对祖国的思念，她不能不切断的理由多半是在日本有什么无法告人之事吧。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家，孤身来到上海，离日本的女人群体，不得不和失去祖国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再回到日本国内生活是不会被人接受的。这是很残酷的事实。
随着时光的流逝，阿清与男人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然而，她有可能回到日本吗？不知从何时起，阿清的疑问使我开始考虑黄浦江的尽头是不是与祖国相连接。可祖国是什么样子，与我有什么关系，以及日本的生活怎么样，对这些我都一无所知。
不知是谁告诉了我母亲，妈妈知道了我看到阿清和那个男人交媾的事。妈妈问我：“看见了吗？”“是的。”我答道。妈妈又盯着我的眼睛：“从头到尾都看到了吗？”“是的。”我又答道。母亲生起气来。不害臊，给日本人丢脸，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这种女人应该被强制遣送回国去。”
这种想法是住在那一地区的日本大人们对阿清所持有的态度。生活在国外，每个人都容易产生代表祖国的意识。特别是在国家强大的时代，作为日本人的意识就更加强烈了。女人是不能允许赤脚出门的。由于不能让外国人的跟睛看到日本女人暴露出来的肌肤，母亲们外出时总是穿夏日和服和白色袜套。乞丐、小偷、贫穷的人都是国耻，都被强制遣送回了国内。这种严厉不仅是一种针对外国人的对外口径，而且也被用来同样或变本加厉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日本人之间的谈话会频繁地冒出卖国贼啦、强制遣送回国之类的词汇。就连小孩子打架时，也会说强制遣送回国之类的话。可是对小孩子来说，当然不会有为国家尽职的明确意识。
过激的言词，成了大人们的家常便饭，这同时也密切了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这种关系的加强，上海的治安却越来越不稳定了。为了自卫，街区内成立了自治会，另外还组成了自卫团。在外国生活时，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和本国人结成群体，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
阿清虽然是日本人，却被排斥在日本人的圈子之外。阿清对此似乎也不太在乎。
看过交媾后半个月，到了四月，我上小学了。有一天放学途中，在横跨小河的桥上，我又见到了阿清。桥就建在我家和小学校之间的虹口河上，桥的正中央有涂绿漆的小房子。陆战队的哨兵常常荷枪实弹地在面对面相向而建的小房子前站岗。桥的一例，从小房子开始，排了一长队中国人。
到了夏天，上海流行霍乱。凡是在上海居住的人，无论什么国籍都必须注射预防针。日本人被指定到只有日本人的医院接种，或把医生叫到自治会来，为人们做预防接种。妈妈们也在前一天把医生叫到自治会注射了预防针。
在桥上和街头巷尾打预防针的只有中国人。阿清排在中国人的队伍里，身上穿着交媾那天穿的中国衣服，队列向前挪动一步，阿清也跟着挪动一步。穿着旗袍的阿清和排队的人分不出两样。排在她前后的中国人似乎也没在意，还跟阿清打着招呼。然而，皮肤的颜色和骨架结构毕竟不一样，阿清与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我知道阿清是日本人，所以感到只有阿清和别人不一样。被本国人排斥在外，排在外国人的队列里，我为阿清感到悲哀。我走向阿清的身边，从后面小声叫了她一声。阿清回过头来，知道原来是我，就拍着我的双肩包说：“早点儿回去吧！”
“我等着你！”我说道。
等了差不多三十分钟，总算轮到阿清了。叉着两条腿的军医，抓起阿清的左手臂，也不消毒，猛地将针扎下去，一瞬间就注入了药液，又很快把针头拔了出来。针头像是磨损了，拔出来之后，从扎的针眼里冒出了黑色的血球。“痛吗？”我问道。军医“嗯”的一声，侧过脸来问阿清：“你是日本人？”阿清没有回答。和中国人一样，她用手掌捂着胳膊，朝与家相反的方向走去。
过了桥，走过小学前，可以看到横跨在同一条河上的另一座桥，过了那座桥，是虹口日本人居住街道的尽头，那一带住家和行人稀稀落落，并出现了荒地。再往前走，人家也看不见了，只有野地与地平线相接。一条柏油马路从荒野中间穿过。这条马路是日本军队为向中国内地运送军用物资而修建的。
阿清在宽阔的马路中间走着。野地的一边开着菜花，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白墙的小房子。这不是一般的住家，而是不到小孩子身高的小屋，面积也只有一个榻榻米大小，屋顶是用八字形的黯淡无光的黑色瓦片盖成的。屋顶的正下方，有一扇明信片大小的窗户。据说白墙的小房子是中国人的坟墓。我不知道那是些属于哪个阶层人家的坟墓，也不知道仿照住房建造的坟墓是不是上海这一带才有。坟上没有死者的姓名和死亡年月日，类似墓碑的东西也没有，只有白墙坟墓。也不像日本人的墓地那样集中在某一处，这里是一个一个地散落在旷野里，也不知有没有人来祭祀。
“快看啊。”从菜花地里传来阿清的声音。我走进了盛开着菜花的原野里。从坟墓的小窗子看进去，正如听说的那样，没有腐朽的棺材板、骨头、衣服，死者随葬品一样也没有。杂草高得快够着屋顶了，它伸长脖子，好像在与死者争夺从天窗透进去的一线阳光。那些杂草比终日沐浴在阳光下的菜花还要绿。
“除了草什么也看不见啊。”我说。“那可是人啊。”阿清答道。
阿清用手把菜花摁倒，伸开腿坐在花上，然后双手垫着头，随便地在鲜花中间躺了下来。“天空是黄色的。”阿清说道。我站在花丛中，跳望着这一望无际的菜花地。那一片黄油油的菜花，枝茂叶盛，它仿佛把我的身躯同地平线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
在这片金黄色的荒野上，坟墓的窗户像是一个个的黑洞。阿清躺在花丛中，被她压倒的鲜花形成一小片平地，就像给大地打了一个更大的黑洞一样。
黄沙季节结束的时候，上海进入了七月，迎来了夏天。自从在菜花地里与阿清分手后，我便一直没有见过她。后来，妈妈知道了我们俩在打预防针时见面后又到菜花地里去的事。
偶然碰上邻近的日本人，他们也都提醒妈妈注意。虽然我没有做什么错事，但因为阿清是妓女，母亲就说：“说不定学坏了也不知道。”于是又问我们在菜花地里都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回答。我想如果提到阿清指着坟墓中的杂草说那是人什么的，妈妈肯定理解不了。天空和大地融为一体，这样的情景，只有在那春天的荒野中听了才会明白的。
抗日分子的活动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在虹口的繁华街道上，还发生了陆军中尉大白天被手枪打死的事件。因为在马路对面发生的袭击事件，是近在眼前的事，日本人都动摇了。
我父亲供职的M物产公司，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还在营业，在那片土地发生战祸之前，职员家属奉命撤退。根据秘密情报，家属全部撤退以后，那地方战争就开始了。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之前，职员家属都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在拿到船票之后，我们家开始准备回国，妈妈对不知道什么叫祖国的我说：“到了国内就安全了，不必逃来逃去的。”
因为治安不好，我被禁止走出院子。那天，我用手指压住院角的喷水器龙头，把水喷到马路上玩的时候，阿清正好从喷出来的水花对面走过。我停止了玩水，向阿清走去。身穿夏日和服、缠着红色腰带的阿清一边看着我家的窗户一边低声地对我说：“过一会儿来玩好吗？给你吃带砂糖的饼干。”“回国吗？”她又问道。我点了一下头。“是嘛，”阿清也点了两三下头。
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傍晚四点钟左右。阿清上吊死了。我背着妈妈，到法国梧桐树街那边的阿清家去看个究竟。在阿清家门前筑起了一道比交媾那天还要厚的人墙。
涂着黑颜色的工部局的车子停在人行道上。这种车是清洁车，专捡扔在马路上的婴儿尸体、倒地的饿殍，还有死猫死狗什么的。为了不让邻近的日本人看到，我夹在苦力之间，朝阿清的窗户张望着。
“好像是吊在房梁上了。”听到有个日本女人说。“好像是用和服的腰带把脖子吊起来的。”又听到另外一个日本女人的声音。“真是太可怕了，和服的腰带有那么结实啊。”在离人墙很近的地方，我意外地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赶紧在人群里蹲下。
听说阿清是在阁楼的房梁上上吊自尽的。阁楼的天窗很低，阿清不是大个子，如果把腰带绕在房梁上垂下来，再把脖子吊起来的话，脚趾也可以够着地板了，这么低的梁，她是怎么吊上去的？听妈妈她们说着，我想起了阿清对我说要给我吃饼干的话。也就是刚才阿清还约我的，怎么一下子就自杀了呢，实在让人费解。至少在约我时，确切地说是在两个小时之前，阿清还是打算活着的。如果我到了阿清的房间里去，会不会看到阿清特地为我准备的砂糖饼干呢。
我很想去看看那用废纸包着放在桌上或茶盘里的饼干。
用色彩斑斓的玻璃装饰的门把手慢慢拧开了，胖胖的红发妓女打开了正门。
从门口可以看到通向二楼的楼梯。穿着白衣服的男人抬着担架，从楼梯上走下来。担架前面和担架后面的男人步调好像不一致，每走几步，就左右摇晃一下。
阿清头冲着我们睡着，她的头发可以从白衣男人的背后看到。放在担架上的阿清，被抬到人群集聚的庭院。阿清的身上既没有盖着白布，也没有盖着毯子，两手无力地搁在担架上，伸着脖子，尸体比活着的时候看上去要长些。这长长的身体穿着阿清平时穿的夏日和服，系着她经常系的红腰带。
穿白衣服的男人们把躺在担架上的阿清放进车里，接着关上了左右开启的双扇门。载着阿清的带有铁格子小窗的车，在明亮的夏日马路上飞驶而去。车子慢慢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清上吊两天后，我们全家回到了日本。日中战争爆发的消息，我们是在日本听到的。
袭击日本的黄沙弥漫天空。我心里总不踏实。到外面去看了好几次，走下斜坡，风阵阵吹来，我的心才感到一丝平静。我在斜坡上站了许久，眺望着天空和街道。黄昏即将来临，坡下有五、六个少女在玩耍。
随着时间的流逝，黄沙变得更浓了。不久，天空、街道、少女们都湮没在黄沙中，变成了无数个黑点散落着。斜坡下的景色和我与阿清在野菜花地里看到的很相似，但没有那天的明亮。
据说这是从中国大陆内地刮起的尘土，乘着偏西风渡过黄海，越过朝鲜半岛，从九州刮至关东及北陆地区。黄沙以每小时四十公里的时速由西向东，经过一、两天的时间，把黄沙吹到日本内地。在这漫长的两天旅途中，重一些的颗粒就沉入了朝鲜半岛的山岳和黄海中，而比较轻的细小的沙粒，就漂浮在日本的天空中了。
据称，即便是这样，几乎日本全国的天空都像戴上棉帽子似的，被这厚厚的黄土尘埃覆盖得朦朦胧胧的。可是，黄沙降临的那天，天空却有一种奇怪的光亮。房子前面的空地和周围山上的树木，都好像被磨砂玻璃的光线所笼罩，形成模模糊糊的影子。
中国是我度过少女时代的地方。那时在中国被日本称为“支那”的时候的上海，那与上海相连的大地，似乎要在茫茫的天空中飞舞起来，然后又降临到日本内地的天空……我想让皮肤直接触摸这空气，便来到了空地上，伸展双臂做深呼吸，又把脸仰向天空，摇晃着脖子，就像刚洗完澡的狗一样，浑身剧烈甩晃，让夹带着湿气的风吹拂面颊。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我闻到了衣服被晾晒过的味道和大陆黄土的味道。
进入三月，上海也经常刮起黄沙，就像“黄尘万丈”的比喻一样，从临近戈壁的太原的附近卷起的黄色沙尘，在上海的上空变成了土色。到了黄浦江，水也好像比平常深了，泥水把江水搅得混浊不堪，江面被抬高，奔流而下。郊外的原野上菜花盛开，天空、河流和大地呈现出一片金黄。上海，从天空到地面都进入了春天的季节。
即使刮着有尘土的风，但由于空气中含有湿气，触到皮肤上还是很舒服的。
在空地上也和我预想的一样，刮黄沙的日子里吹来的是含有湿气的特别暖和的风。在尘雾朦胧的风中，好像蕴含着可以说是我的梦想，那与我年幼无知时的幻想完全一样。我试着走向黄沙弥漫的地方，包围着我的三面环山消失在我的背后，我走下了平缓的斜坡。
坡道的尽头房屋鳞次榨比，街道呈盆地状，黄沙比空地或山丘的颜色要深，堆积在家家户户的屋檐下，灰蒙蒙的一片。我在路的正中间停了下来，一股风从坡下刮过来，我闭上双眼，倾听着风的声音。从耳边穿过隐隐约约的风声，使我想起了少女时代和阿清一起钻入菜花地时的情景。
阿清和我是在昭和十二年①的春天认识的。那年我在上海的一家小学上学，阿清也不过二十三、四岁吧。
说起昭和十二年，在七月七日那天，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发生了冲突，因此成为日中战争爆发的导火线。
阿清的家和我家都离外白渡桥很近，也就是在虹口的入口处。虹口是当时日本统治下的上海街道的一个地区。以横跨黄浦江的外白渡桥为界，桥那边儿是英、美等国统治下的公共租界，桥这边儿是有日本人居住的虹口。阿清的家和我家只有步行两、三分钟的距离，这一地区大多是红色瓦房，同桥另一端公共租界的房屋相一致，街道的结构受公共租界的影响很大。房屋建筑是英国风格的三层楼，褐色的屋顶，会客室里有壁炉，连着长方形的大烟囱，烟囱仰天突起。整个屋顶像一个马鞍。另外，虽然有些狭窄，也有可以从人行道上自由进出的院子，那院子没有栅栏，长着草。
阿清和五六个妓女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其他几个妓女都是白俄，只有阿清一个是日本人。日中战争爆发前的上海，随着日本兵的增加，妓女们住的房子在街上也到处可见，日本妓女却很少。接待日本兵的日本女人在日本饭馆一边干活，一边受界限分明的陆军和海军管理。当然，名义上不是妓女，但我不知道拿到钱后是不是有卖身的。不管怎么说，像阿清这样公开在街上当妓女，把卖淫当职业的日本女人是很少听说的。
院子前面是梧桐树连成的林荫道，穿过柏油马路再往前就是黄浦江。黄浦江在外白渡桥一带画出一条大曲线向远处流去。江边有歇脚用的木制长凳。恰好，阿清家的门前也放着一条长凳，我很喜欢坐在长凳上眺望来往于江面上的蒸汽船。
那天，我吃过午饭，为了看船而坐在长凳上。平时白天比较冷清的阿清家今天聚集了很多人。听到吵闹声，我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一些做苦力的人。他们大概是失去了码头的搬运工作。在阿清家的门前，大约四五分钟，有二十几个人筑起了人墙，冲着阿清家的院子，七嘴八舌地叫嚷着什么。
离人墙远一些的院子的角落里，有一棵刺槐树，这是阿清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树。一个男人靠着树干站着，是那个到了傍晚有时可以在附近看到的皮肤微黑的男人，他和阿清的年龄差不多，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丝绸做的对襟中国衣服。那些苦力们向这个男人伸出一根、两根手指，一百、两百地叫着。那个男人抱着胳膊一边微笑着，一边派头十足地摇着头。他没有赞同那些苦力的意见。知道他不同意，苦力们的声音更高了，十、十五……一点点地增加着数目。
男人们好像是在打赌。这在上海不是什么罕见的情景。人群聚集，围成一个圈子，必然成为赌的对象的东西就在圈子里。赌的内容无所不有，从路上爬着的蚂蚁到斗蟋蟀，凡是过眼之物，无不成为他们赌的对象。
阿清家门前好像也是在打赌。我很感兴趣，于是穿过梧桐树林荫道，去看人墙内为赌物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草坪的正中间，放着一把竹制的长椅子，好像是以长椅子为中心打的赌。可是椅子上及椅子附近，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只有被黄沙笼罩的春天太阳照在浅黄色的竹椅子上。一个苦力大声叫着“三百”。随着这叫声，两三个苦力摇着伸出的三个手指头，冲着三楼窗户喊起来，他们喊的竟是阿清的名字。
我家的三楼只有一扇窗子面对着黄浦江。三楼是小孩子们玩耍的地方。阁楼上，伸手一跳就能够着房梁，天花板很低，虽然房间有十个榻榻米以上的大小，却只有一扇窗子，即使是在白天，光线也很昏暗，然而，天晴的时候，江水的波光映照在墙壁和屋顶的房梁上摇来晃去，看上去像是金鱼缸，在那里我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阿清好像就住在三楼的阁楼上。窗子关着，挂着浅蓝色的窗帘。苦力仍继续用能引起阿清注意的话叫着。穿丝绸长袍的男人举起两手制止苦力们。门把手从里侧慢慢地转动起来。用色彩斑斓的玻璃镶嵌的门微微打开，阿清犹如小鲫鱼穿过水藻似的，轻轻地走了出来。阿清出来了。苦力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阿清穿着中国衣服。平时，她总是穿和服，扎着红色的博多织锦的腰带。我是第一次看到阿清穿中国服装。头发像房檐似地向上翘着扎起来，旗袍开叉开到大腿，露出了阿清洁白的肌肤。她还赤脚穿了一双缎子面中式绣花鞋。和用发油梳起来的头部相比，阿清裸露的肌肤上没有什么修饰。阿清自然地垂着修长、柔软的手臂靠门站着。身着丝绸长袍的男人慢慢向长椅子走去。阿清看着男人的行动，自己也向长椅子走去，接着，两腿并拢坐在椅子的一边，那个男人也坐下了，两人几乎是同时坐下的。男人突然将阿清拦腰袍起，拉向自己。他用左手拉着阿清，把她放倒在长椅上。被放倒的阿清，两手五指张开，带着既不是开玩笑又不是当真的表情拚命敲打着男人的侧腹。男人用另一只手捉住阿清的两只手腕并在一起，用右手抓着。阿清的两手被剥夺了自由，然后，他又把阿清的两条腿夹在了自己的腿中间。
阿清安静下来了，那男人也没声了。喂！喂！苦力们齐声欢呼喝彩。其中一个苦力用尽全力捶打那个男人的背，男人从椅子上猛地跳起来，接着，阿清也学着他的样子，轻盈地跳了起来。
阿清利落地将衣服上的皱裙抚平，撇着涂了唇膏的嘴冲那男人笑。男人在胸前双手合掌，向阿清施了一礼。
苦力们疯狂地鼓起掌来。一百、两百，将收集到的钱扔向他们二人，反复拍手叫好。看着散落在脚前的铜板和纸币，男人放声大笑起来。阿清也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肚子，纵声大笑起来。
这次打的赌好像是两个人的交媾。男人进攻，女人防守。最终是以阿清的告负而结束。
那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男人和女人的媾和。看是看了，但我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在我心目中也未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在阳光下进行的媾和，就像眺望在稻穗上飞舞的两只尾巴连结在一起的蜻蜓一样，给人的感觉是很清爽的。
苦力们走光了。穿丝绸长衫的男人也不见了。我站在没人的人行道上眺望着阿清。阿清虽然背对着我站着，背上却感觉到了我的视线，她转过头来，于是看到了我。阿清惊慌失措地问：“体是日本小孩吗？”我回答是。“都看见了？”阿清又问道。“是呀。”我毫不含糊地答道。阿清半天没有出声，随后出了一口长气。
我和阿清向黄浦江走去。阿清在长凳上坐下。我也和她隔开一点儿坐下。一艘蒸汽船向着江口的方向驶去。由于涨潮，江面明显上涨，江水泛着白浪有节奏地缓慢地拍打着江岸。阿清眯起眼睛望着逆流而行的蒸汽船，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说那船四周像橡树木一样坚硬的木板，能够挡住大海的波浪，回到日本吗？”回是能回去的，但很危险。先不说危险吧，上海和长崎之间有五、六千吨重的上海号轮船或长崎号轮船往返航行，如果坐上这种轮船，说不定阿清明天就能回到她向往的日本。为什么她从在黄浦江上航行的蒸汽船中，特意挑了那种小船，想乘上它挡住波浪偷偷地回去呢？而这种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猜想阿清大概是想通过想象不可能的事来切断对祖国的思念，她不能不切断的理由多半是在日本有什么无法告人之事吧。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家，孤身来到上海，离日本的女人群体，不得不和失去祖国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再回到日本国内生活是不会被人接受的。这是很残酷的事实。
随着时光的流逝，阿清与男人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然而，她有可能回到日本吗？不知从何时起，阿清的疑问使我开始考虑黄浦江的尽头是不是与祖国相连接。可祖国是什么样子，与我有什么关系，以及日本的生活怎么样，对这些我都一无所知。
不知是谁告诉了我母亲，妈妈知道了我看到阿清和那个男人交媾的事。妈妈问我：“看见了吗？”“是的。”我答道。妈妈又盯着我的眼睛：“从头到尾都看到了吗？”“是的。”我又答道。母亲生起气来。不害臊，给日本人丢脸，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这种女人应该被强制遣送回国去。”
这种想法是住在那一地区的日本大人们对阿清所持有的态度。生活在国外，每个人都容易产生代表祖国的意识。特别是在国家强大的时代，作为日本人的意识就更加强烈了。女人是不能允许赤脚出门的。由于不能让外国人的跟睛看到日本女人暴露出来的肌肤，母亲们外出时总是穿夏日和服和白色袜套。乞丐、小偷、贫穷的人都是国耻，都被强制遣送回了国内。这种严厉不仅是一种针对外国人的对外口径，而且也被用来同样或变本加厉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日本人之间的谈话会频繁地冒出卖国贼啦、强制遣送回国之类的词汇。就连小孩子打架时，也会说强制遣送回国之类的话。可是对小孩子来说，当然不会有为国家尽职的明确意识。
过激的言词，成了大人们的家常便饭，这同时也密切了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这种关系的加强，上海的治安却越来越不稳定了。为了自卫，街区内成立了自治会，另外还组成了自卫团。在外国生活时，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和本国人结成群体，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
阿清虽然是日本人，却被排斥在日本人的圈子之外。阿清对此似乎也不太在乎。
看过交媾后半个月，到了四月，我上小学了。有一天放学途中，在横跨小河的桥上，我又见到了阿清。桥就建在我家和小学校之间的虹口河上，桥的正中央有涂绿漆的小房子。陆战队的哨兵常常荷枪实弹地在面对面相向而建的小房子前站岗。桥的一例，从小房子开始，排了一长队中国人。
到了夏天，上海流行霍乱。凡是在上海居住的人，无论什么国籍都必须注射预防针。日本人被指定到只有日本人的医院接种，或把医生叫到自治会来，为人们做预防接种。妈妈们也在前一天把医生叫到自治会注射了预防针。
在桥上和街头巷尾打预防针的只有中国人。阿清排在中国人的队伍里，身上穿着交媾那天穿的中国衣服，队列向前挪动一步，阿清也跟着挪动一步。穿着旗袍的阿清和排队的人分不出两样。排在她前后的中国人似乎也没在意，还跟阿清打着招呼。然而，皮肤的颜色和骨架结构毕竟不一样，阿清与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我知道阿清是日本人，所以感到只有阿清和别人不一样。被本国人排斥在外，排在外国人的队列里，我为阿清感到悲哀。我走向阿清的身边，从后面小声叫了她一声。阿清回过头来，知道原来是我，就拍着我的双肩包说：“早点儿回去吧！”
“我等着你！”我说道。
等了差不多三十分钟，总算轮到阿清了。叉着两条腿的军医，抓起阿清的左手臂，也不消毒，猛地将针扎下去，一瞬间就注入了药液，又很快把针头拔了出来。针头像是磨损了，拔出来之后，从扎的针眼里冒出了黑色的血球。“痛吗？”我问道。军医“嗯”的一声，侧过脸来问阿清：“你是日本人？”阿清没有回答。和中国人一样，她用手掌捂着胳膊，朝与家相反的方向走去。
过了桥，走过小学前，可以看到横跨在同一条河上的另一座桥，过了那座桥，是虹口日本人居住街道的尽头，那一带住家和行人稀稀落落，并出现了荒地。再往前走，人家也看不见了，只有野地与地平线相接。一条柏油马路从荒野中间穿过。这条马路是日本军队为向中国内地运送军用物资而修建的。
阿清在宽阔的马路中间走着。野地的一边开着菜花，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白墙的小房子。这不是一般的住家，而是不到小孩子身高的小屋，面积也只有一个榻榻米大小，屋顶是用八字形的黯淡无光的黑色瓦片盖成的。屋顶的正下方，有一扇明信片大小的窗户。据说白墙的小房子是中国人的坟墓。我不知道那是些属于哪个阶层人家的坟墓，也不知道仿照住房建造的坟墓是不是上海这一带才有。坟上没有死者的姓名和死亡年月日，类似墓碑的东西也没有，只有白墙坟墓。也不像日本人的墓地那样集中在某一处，这里是一个一个地散落在旷野里，也不知有没有人来祭祀。
“快看啊。”从菜花地里传来阿清的声音。我走进了盛开着菜花的原野里。从坟墓的小窗子看进去，正如听说的那样，没有腐朽的棺材板、骨头、衣服，死者随葬品一样也没有。杂草高得快够着屋顶了，它伸长脖子，好像在与死者争夺从天窗透进去的一线阳光。那些杂草比终日沐浴在阳光下的菜花还要绿。
“除了草什么也看不见啊。”我说。“那可是人啊。”阿清答道。
阿清用手把菜花摁倒，伸开腿坐在花上，然后双手垫着头，随便地在鲜花中间躺了下来。“天空是黄色的。”阿清说道。我站在花丛中，跳望着这一望无际的菜花地。那一片黄油油的菜花，枝茂叶盛，它仿佛把我的身躯同地平线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
在这片金黄色的荒野上，坟墓的窗户像是一个个的黑洞。阿清躺在花丛中，被她压倒的鲜花形成一小片平地，就像给大地打了一个更大的黑洞一样。
黄沙季节结束的时候，上海进入了七月，迎来了夏天。自从在菜花地里与阿清分手后，我便一直没有见过她。后来，妈妈知道了我们俩在打预防针时见面后又到菜花地里去的事。
偶然碰上邻近的日本人，他们也都提醒妈妈注意。虽然我没有做什么错事，但因为阿清是妓女，母亲就说：“说不定学坏了也不知道。”于是又问我们在菜花地里都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回答。我想如果提到阿清指着坟墓中的杂草说那是人什么的，妈妈肯定理解不了。天空和大地融为一体，这样的情景，只有在那春天的荒野中听了才会明白的。
抗日分子的活动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在虹口的繁华街道上，还发生了陆军中尉大白天被手枪打死的事件。因为在马路对面发生的袭击事件，是近在眼前的事，日本人都动摇了。
我父亲供职的M物产公司，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还在营业，在那片土地发生战祸之前，职员家属奉命撤退。根据秘密情报，家属全部撤退以后，那地方战争就开始了。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之前，职员家属都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在拿到船票之后，我们家开始准备回国，妈妈对不知道什么叫祖国的我说：“到了国内就安全了，不必逃来逃去的。”
因为治安不好，我被禁止走出院子。那天，我用手指压住院角的喷水器龙头，把水喷到马路上玩的时候，阿清正好从喷出来的水花对面走过。我停止了玩水，向阿清走去。身穿夏日和服、缠着红色腰带的阿清一边看着我家的窗户一边低声地对我说：“过一会儿来玩好吗？给你吃带砂糖的饼干。”“回国吗？”她又问道。我点了一下头。“是嘛，”阿清也点了两三下头。
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傍晚四点钟左右。阿清上吊死了。我背着妈妈，到法国梧桐树街那边的阿清家去看个究竟。在阿清家门前筑起了一道比交媾那天还要厚的人墙。
涂着黑颜色的工部局的车子停在人行道上。这种车是清洁车，专捡扔在马路上的婴儿尸体、倒地的饿殍，还有死猫死狗什么的。为了不让邻近的日本人看到，我夹在苦力之间，朝阿清的窗户张望着。
“好像是吊在房梁上了。”听到有个日本女人说。“好像是用和服的腰带把脖子吊起来的。”又听到另外一个日本女人的声音。“真是太可怕了，和服的腰带有那么结实啊。”在离人墙很近的地方，我意外地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赶紧在人群里蹲下。
听说阿清是在阁楼的房梁上上吊自尽的。阁楼的天窗很低，阿清不是大个子，如果把腰带绕在房梁上垂下来，再把脖子吊起来的话，脚趾也可以够着地板了，这么低的梁，她是怎么吊上去的？听妈妈她们说着，我想起了阿清对我说要给我吃饼干的话。也就是刚才阿清还约我的，怎么一下子就自杀了呢，实在让人费解。至少在约我时，确切地说是在两个小时之前，阿清还是打算活着的。如果我到了阿清的房间里去，会不会看到阿清特地为我准备的砂糖饼干呢。
我很想去看看那用废纸包着放在桌上或茶盘里的饼干。
用色彩斑斓的玻璃装饰的门把手慢慢拧开了，胖胖的红发妓女打开了正门。
从门口可以看到通向二楼的楼梯。穿着白衣服的男人抬着担架，从楼梯上走下来。担架前面和担架后面的男人步调好像不一致，每走几步，就左右摇晃一下。
阿清头冲着我们睡着，她的头发可以从白衣男人的背后看到。放在担架上的阿清，被抬到人群集聚的庭院。阿清的身上既没有盖着白布，也没有盖着毯子，两手无力地搁在担架上，伸着脖子，尸体比活着的时候看上去要长些。这长长的身体穿着阿清平时穿的夏日和服，系着她经常系的红腰带。
穿白衣服的男人们把躺在担架上的阿清放进车里，接着关上了左右开启的双扇门。载着阿清的带有铁格子小窗的车，在明亮的夏日马路上飞驶而去。车子慢慢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清上吊两天后，我们全家回到了日本。日中战争爆发的消息，我们是在日本听到的。
袭击日本的黄沙弥漫天空。我心里总不踏实。到外面去看了好几次，走下斜坡，风阵阵吹来，我的心才感到一丝平静。我在斜坡上站了许久，眺望着天空和街道。黄昏即将来临，坡下有五、六个少女在玩耍。
随着时间的流逝，黄沙变得更浓了。不久，天空、街道、少女们都湮没在黄沙中，变成了无数个黑点散落着。斜坡下的景色和我与阿清在野菜花地里看到的很相似，但没有那天的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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