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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丑
小小的陋室四周，雨在噼噼啪啪地响，像是在下暴雨。
夜深人静，这所简陋的房屋不是孤零零的，周围有几百所一模一样的房屋建在一起。当我想到每栋房里都有人生活、都在沉睡，我的心就罕见地坦然。如果说我孤独的话，那么梅雨时节被雨点敲打的几百家人家也应饱尝孤独。我感觉得到家人和邻居在睡梦中呼吸的热气。心想，也许每家都有一个人醒着，和我一样在被雨淋湿的破房里专心地消灭蚰蜒吧。
我窥视了一下隔壁房间，全家唯一的电灯被我拿到小饭厅里来了，连接厨房的小饭厅只有三个铺席大，隔壁屋子只有六铺席大。屋子大小只够浅黄色的旧蚊帐从这头拉到那头，电灯的光晕模模糊糊地落在蚊账上。我看到蚊帐上亮处和暗处交界的地方有无数只蚰蜒爬来爬去，它们从旧蚊帐的下部开始爬，以特有的方式徐徐地在蚊帐上行进。蚰蜒一个接一个地拉开距离，静悄悄地排成队，占据了一面蚊帐，缓慢地弯曲着柔软的身体。对于蚰蜒来说，潮气就是粮食和空气。
蚊帐里边有我的五个亲人，他们挤成一团地睡着。从我坐着的小饭厅这边看去，最先看到的是睡着的贞子妹妹。她的鼻尖压在蚊帐上，整个脸差一点就挨上了蚊帐。她是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女孩子，大的六岁、小的两岁，两个孩子在母亲脚下弯成弓形胡乱地睡着。我的母亲为了避光，没和大家睡在一头，我只能看到她脚上变旧了的搔痒的挠子。另一位是女客——我的表妹桥本宫乃，她今晨从乡下来，为的是见我一面，我已经三年没有从东京回老家探亲了。她还没有把她命运的转折尽兴地讲完，就钻进爬满蚰蜒的蚊帐，背对着我睡了。蚊帐里好像已没有我一席之地了。我平时睡的地方被宫乃占了，宫乃把身体蜷缩着，打算给我留出地方，但是蚊帐里只有一小块地方了。
亲人们各自背负着常人意想不到的不幸，挤在一张蚊帐里，而这张蚊帐又出人意料地爬满蚰蜒。不言而喻，这种景象令人吃惊。贞子困惑于成群蚰蜒的出没，她在空罐里盛上盐水，用筷子夹了纳蜒放进去，设法消灭它们。对这种方法我不敢苟同，我不想杀死它们，总想给它们留条活路。蚰蜒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它们是无罪的。日本战败后，连台风名称都起了外国女人的名字，每年的台风都连续给各地造成损失。在H市——这个蒙受特殊战争灾害的城市，台风在它的废墟上空肆虐，大雨倾盆。人们在化为乌有的死亡之街——原练兵场的遗迹上匆忙建起了战争受灾者住宅，军队的建筑物倒塌后，连废墟也没有清除。就是这样，露宿的人们也不能全部进入草草建起的住宅，贞子夫妇好不容易才在黑市里抽中了签，得到其中的一所。
原练兵场是极为宽广的，在废墟的一角，建了许多战争受灾者住宅。每年梅雨季节，由于台风和暴雨袭击，这里每所房屋都变形了，蚰蜒从地板处成群地爬出来。因为这里是盆地，没有泄水的地方，柱子成年地泡在水中，已经快腐烂了，蚰蜒就是从那里大批产生的。母亲和贞子坚持不懈地把它们投入盐水罐，它们没有完全溶化，呈肉泥状，它们对这唯一的原始处罚并没有抵抗过的痕迹。我看过之后便有一种联想，它令我苦恼地联想起被放射能烧得半熔、没有丝毫抵抗能力的人。他们的尸体堆成高高的死亡之山。由于是那么地相似，我已不能把蚰蜒只当作蚰蜒看待了。
由于把没有感情的软体动物比喻成人，我就不想撒盐杀死它们。我确认了一下，蚊帐里的人睡得很死，没有人看见我做的事，我想趁她们睡着，试一试我的方法。白天我已经买回滴滴涕，它对蚰蜒应该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如果在房屋四周反复细心地撒，蚰蜒肯定不会再进屋了，这比用盐杀死它们强。当我说到滴滴涕的时候，母亲和贞子沉默着。她们过着节俭的生活，她们的想法我是能理解的，她们认为盐比滴滴涕便宜。冷酷的现实使我的心充满悲哀，我撕开圆筒状的滴滴涕的封条，把白色的粉末撒在小饭厅里。没有木板套窗的玻璃拉门下方是粗制滥造的门坎，蚰蜒就是从那里弓着身子成群地侵入的，它们爬满小饭厅，上了柱子，还呆在矮脚食桌的路上。它们爬过的地方形成好几条闪闪发光的线。纳蜒大概是从门坎缝处成群进来的，因为玻璃拉门是直接与外边相通的。我集中地往那里撤了白粉。我想蚰蜒会因此逃走，但我立刻察觉到我的无知，化学药品的强烈气味刺激了我的眼鼻，一遇上滴滴涕，蚰蜒柔软的身体就溶化了，还流出水来。
它们不能像跳蚤、蚊子那样很快地逃跑，而且它们无骨的软体对刺激也并不显得强韧。我直想吐。
我身体处于最坏的状态。H市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也在这里。放射能青白的闪光烧烤着人群，这火不是火灾的火，是天空中落下的杀戮人们的光线。我亲眼目睹了烧熔的尸体，精神受到强烈刺激，这使我在过去七年一直痛苦不堪。现在是一九五一年六月，我活着，但是战后这一段日子对我来说都是黑暗的。我想逃离这黑暗，有时白天也吃安眠药，注射有麻醉作用的抗组胺。我试着喝酒，想借酒浇愁，酒不但没有消愁，还把胃给搞坏了。
我希望以死来逃避。正是那个春天，被同种苦恼纠缠的诗人自杀了，大概他和我有同一种体验吧。刹那间，我悟到我晚了他一步，如果他死了，同样作为作家的我就不该随他去死。当晚给他守灵时，我真想问问他本人死亡的意义，但是自杀的诗人已经不在场了。我察觉到死原来是那个人的永远消失，一瞬间我感到了自杀的丑恶。
我停止撒滴滴涕，不再看那些溶化的蚰蜒。即使不看也忍受不了，于是我把报纸折成细条遮住它们。我必须尽早忘记蚰蜒的存在，因为它们使我想起七年前被虐杀的人群。十天前我从东京回故乡，当晚母亲给我买来了少量的日本酒，我想现在把它一口气喝光，麻醉我的神经。我紧盯着蚊帐，贞子在蚊帐里忽然睁开眼，看着我。
“几点了？”贞子问，她好像没有察觉我在撒滴滴涕消灭蚰蜒。
“十二点半啦。”
“我闻着有药味才醒的，是什么呀？”
“有跳蚤、蚊子，所以撒了些滴滴涕。哎，起来吧，一块儿喝点。”我板着脸说，想早些把阴郁黑暗的心理一扫而光。
“那就喝点儿。”
平时不大沾酒的贞子也微露自暴自弃的表情，像是呼应着我。她从蚊帐里钻了出来，想到厨房去把黑泥小火盆点燃。
“酒不用烫了，喝凉的就成。”
“客气什么，生个火不费事。”
“不客气，快点坐下吧。”
贞子把玻璃酒瓶和酒杯拿来，面向我坐在矮饭桌前。她把手弯到身后，从食柜里拿出受潮的花生。她和我将盛了冷酒的杯子举起来，碰了碰杯，默默地喝了。
“什么都是冷的。”
我忽然说了这么一句。
“这些花生受潮了，不好吃。你等一会儿。”
贞子说着，轻快地站起身来，胡乱切了些黄瓜，撤满盐端了过来，绿色的黄瓜看上去很清爽。
“雨还在下呢。”
“哎，近来常下梅雨。”
“雨下大了，土被冲走了，人骨头就该露出来了。”
“不下雨也有呀。”
“再过几十年，若有谁清理练兵场的废墟，还会挖出人骨头来的。”
“咳，甭说几十年，就现在种地翻翻土，除了人骨外，还翻出卡子扣什么的呢，还有瓦和炊具。”
我一时不理解卡子扣的意思。
“士兵皮带上的皮带扣嘛。军队上把皮带叫带革，大家都讨厌这种叫法。”
“带革的卡子扣不断被挖出来？我不是说现在，说几十年以后它们还会不断地出土，那些皮带扣呀、炊具啦。”
“过几百年也会挖出人骨、士兵的卡子扣和炊具来的。”
这说明这个兵营建筑物内外曾经有无数士兵和老百姓死去。我的弟弟——贞子妹妹的哥哥铁二曾在第一部队当兵，就驻扎在现在是战争受灾者住宅的地方，他死于七年前的八月六日，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喝冷酒时，我和贞子一句也没有谈到铁二，我们都不想唤醒埋藏在心里的悲哀。即使是亲骨肉，人们也尽量控制自己不做悲惨的回忆，而他们往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伤心流泪。贞子的丈夫操一战争期间一度应召来到这个兵营的陆军医院，曾与铁二的第一部队为邻，原子弹爆炸的八月六日他在九州，所以没有在战争中死亡，战后不久他患了结核，很快就死了。我把他的死与战争联系起来，总有一种战死的错觉。我想这虽是错觉也不是错觉，在我心中，铁二与操一的死亡都是一样的战死，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哎呀，不得了，痒起来了。”
刚喝一杯贞子的脸就红了，她马上在嘴边挠起来。她唇边有一个深深的疤痕，x状的疤抽搐着显得很丑。原子弹爆炸的时候，玻璃碎片像刀一样切入她的身体，全身受伤三十处。切割成x状的唇常常溢出喂进去的药和水。我和母亲常庆幸说幸亏贞子结婚了。可是操一死后，这句话在我们的心里却产生了反作用。
“我不应该喝酒，哦，真痒痒。”
“给你打一针治风疙瘩的药吧。”
那是我作为安眠药使用的抗组胺针剂。
“我不想打针，姐姐，你那针不能不打吗？有毒……是吧？”
“以毒攻毒嘛，反正也不能认真活下去了。”
我有点醉了，朦胧之中又见蚰蜒的队伍爬进来。贞子到厨房去咕咚咕咚地喝水了。
“还痒吗？”
“好点了。”
她见我心情好些了，像是终于找到告诉我的机会，忽然以柔和的语调对我说：
“那个仓田君呀……”
我在记亿中搜索，哪个仓田？提起这个名字理应脸不红心不跳了，但仍在我心里激起一阵柔情。
“嗯？”我对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妹妹说，语调里含着期待。
“姐姐来前一个月的光景，光江姐在三条盯的电车站碰见他了。”
“他还活着？”
我在撒谎，我早就听说他没有死于原子弹爆炸。
“哎，还像过去一样爱打扮，他知道你战后回到东京，在写作。可是他两次问了同一件事，问你身体好不好，然后还问妈妈怎么样。他眼泪汪汪地说自己孩子大了，特别是女儿到了结婚年龄，就越发感到对不起咱妈和姐组你了。光江姐感到他很可怜。”
我的大妹光江嫁到三条町的三条神社，现在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从她小时候直到出嫁之前，她对我和仓田的关系了如指掌。从某种意义上讲，仓田把我的一生给毁了。在我二十岁的时候，他拼命隐瞒了他在乡下有老婆孩子的真相，耍手段骗我跟他结了婚。我不能饶恕他的行为。然而，我还是爱他，和他生了个孩子。我曾离家出走过，又被带了回来。八年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蹉跎了。最后离别的时候，我的父母不同意我把孩子带回家。母亲恨仓田，也让我恨他。仓田也恨我的母亲，因为她在拆散我们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仓田把我的孩子送给了他的好朋友，那对夫妻害怕我去见孩子。离别后我还爱孩子，而且还在爱着仓田，为了忘却，我开始喝从未喝过的威士忌、苦艾酒，性格古怪起来。我想通过文学改变自己，但我的文学没什么成就，因为我已不再爱任何人了。不爱别人的人是不会创作出感动自己和他人的作品来的。
岁月悠悠，战争期间我的孩子十七八岁，到了如果不见一面也许会当少年航空兵去赴死的危险年龄。我给他的养父母去了信，他们也回了信，说孩子不知道我和仓田的过去，现在也仍认为养父母就是亲生父母。他们恳求我如果见的话，就在别处作为陌生人见一见。
我讨厌这种相会，它会令我悲伤，我放弃了见面。前几年仓田的原配夫人鹤子病死了——我和仓田离别后，她又和仓田复了婚——仓田的长子、仓田亡妻的妹妹常来我东京的家。
这两个年轻人对我本应该有怨恨之情，是我夺走了他们的母亲和姐姐的幸福，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常谈到仓田和我的孩子，像念叨亲戚一样。仓田又娶了个年轻的妻子，仓田的长子反复地说那个女人长得像我。
岁月流逝，上了年纪的我早已淡忘了往昔强烈而执着的恋爱，只剩下对活跃的青春岁月的一点点怀念。
贞子提起仓田的名字，转达了他的话，语调里透着一种亲切，就像仓田是我家的亲戚一样，这也使我的心里十分安定。
“他一个劲地问咱妈好，说让咱们原谅过去的事呢。”
那么说他已不再思幕我了，我的心有些沉下来，我想：这就是那场恋爱的结果吗？我心里一片空白。
“我还想问孩子的事，可……”
“我生的孩子是不是死了，”我想，“是不是为了不让我知道孩子的死，才不让我见孩子的。”我感到了这种阴影，要是死了的话，想见也见不成了。如果这世上活着我孩子的后代，我的心灵深处好像还有些指望。
“仓田住在三条神社的附近，光江说了也许还能遇见。我跟光江说一说，下次遇见他问问这件事。”
贞子单纯地说。
光江如果问的话，他能说真话吗？鹤子的妹妹直子在我从东京出发之前还来看过我，我也问过直子的。
鹤子是仓田的前妻，生前被我和仓田折腾得够呛。直子告诉我仓田也不知道我孩子战后的近况，直子只知道他住在神户，年迈的养父在大阪的报社里当校对，再就没有往下说。我对贞子提了现在的同居者的名字——虽然他一直没有搬来和我同住——说他也想亲跟见一见我的孩子。
我宁可永远不见孩子，也不希望他死去。
他也许会死在战场上，也许会因为出公差从神户到H市来，也许得了原子病，落到悲惨的结局，因为这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想起来只会加深创伤，实在可怕。无常的人生再加上战祸，使我的灵魂迷失了。
家里面仅有的一点日本酒没品出滋味就喝光了，醉后我有好笑的毛病，我笑起来，打破了沉默。
“把宫乃也叫起来吧。宫乃今后也不知怎么办呐，两边都没有个像样的亲戚。把她叫起来，把她叫起来嘛。”
我对贞子刚说完，蚊帐里就传出宫乃的声音。
“我正想起来呢，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呐？我早就醒了。”
尽管宫乃和我年龄相仿，又是表姐妹，对我却总像对外人一样恭恭敬敬的。猛一看冷冰冰的宫乃，和我与贞子一样也有些自暴自弃。她苍白的脸从蚊帐中露了出来。
“不喝点吗？还有两三杯给你留着呢。”
“是酒吗？酒呀……”
她正襟危坐在矮饭桌旁，一本正经是她天生的气质，那表情像是说她看见酒都害伯。我一看见宫乃，就想起七年前八月三日的事。那天晚上她和她的母亲——我妈的姐姐到贞子家来住了一晚，我因东京常有空袭也回来了。宫乃和她妈妈在宽敞的二楼睡，第二天一大早她们就离开了H市。两辆马车好不容易把她们的家财送到乡下，她们把全部家当收拾好后疏散到农村去了。两人穿着裙裤，背着帆布背包，我姨妈脚下绑着雪天穿的木屐，她七十岁了，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这是我和姨妈的最后一面。那时谁的心里都藏着隐痛，战后。姨妈听说她们丧失了在满铁的全部财产，不久就病死了。
“家里病人在等着，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看艳子，买点东西，咱们尽量早些回来，今儿晚上我还得听你的建议呢。”
说起战后宫乃的宿命般的境遇，真是绝妙的讽刺。她的少女时代在满洲的奉天度过。父兄在满铁担任要职。十九岁的时候，家里把宫乃嫁给当地的药材批发商。那个店秘密地做鸦片买卖，生意红火。宫乃的父亲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痛根这种坏行为，于是把宫乃接回娘家。从此以后，宫乃没有再结婚。她父亲因衰老逝世于奉天，哥哥因胸病死在H市的红十字医院，眼看着满洲事变有扩大战争的迹象，在奉天遭遇战火的宫乃母女就返回故乡H市。此后她们便常年居住在H市了，在那里有不少老亲戚，都劝宫乃结婚，他们还一个个地给她找对象。宫乃拒绝结婚，有时发脾气把来说媒的吓跑了。她极为冷淡地说：“结婚这事儿太脏了。”这话在亲威们当中传为笑柄，他们说结婚有其他的意义，但只要有想跟她结婚的，她就说那人惦记她父亲存在满铁的遗产。宫乃开了一个缝纫学校收学生，她得了脊髓骨疽，打石膏穿紧身胸衣，快战败的时候，因病灶固定了，她脸上气色好多了，人也发胖了，年龄已经快四十岁了。
在疏散地的住家附近有一个单身汉，不到五十岁，是中等地主，年轻时在东京，曾患过结核。他一直没有结婚，在老家农村搞小型的多种经营，战时就对疏散来的宫乃有好感，常送些米、麦、蔬菜、鸡蛋。宫乃的母亲逝世之前曾对宫乃说，希望她嫁给这位亲切的单身汉。母亲一死。她家在满铁投资又化为泡影，她才察觉自己有多么孤单。她写信给亲戚们，还亲自找亲戚商量，凡是能找的都找了，我在东京也收到过她的信，我回信说我赞成、心中还有些低级的嫉妒——在现在这种时候，有这么好的对象，又是初婚，太幸福了。宫乃结婚以后从未对我谈起过婚后感情生活，嫁过去第二年后在给我的贺年片的末尾写道：丈夫因轻度脑溢血半身不遂，病倒了。我曾担心他们两人会不会再犯结核病，可是婚后一年多她丈夫就半身不遂，这消息真有些意外。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我心里很难受，宫乃把病人托别人照看，自己连忙跑来见我。
我只能对她说：“不能因为他病了就扔下不管吧。”
“我倒不想扔下他回娘家，也无娘家可回。可是不知他会活五年还是十年，就算我管他十年，一旦他死了，人家说你没有孩子，给我滚，怎么办呢？”
“谁有权利这么说呀？”
“他家亲戚多，到时候会有人出来说话的。哎，你是写小说的，有没有好办法教教我。”
“写小说的也不能什么都知道呀。”
我笑出了声，心想她在一年半结婚生活之后丈夫就病倒了，是不是感到人生受损失，毫无意义呢。
“边看护病人还得种地，不种地吃什么呀，到最后还得失去自我，真悲惨呀。”
我想宫乃大概不爱她丈夫，爱情的淡薄在她的言语间透了出来。我有些恶意地说：
“可是，谁先死还不知道呢。”
“那是，到我们这种年龄了嘛。”
贞子默默地听着我们简短的会话。贞子原来就是个寡言的人，对宫乃的生活遭遇一句话也没有，脸上带着困倦的表情钻进蚊帐，宫乃的目光追着她的身影，看到蚊帐那边。
“哎呀……”
她惊呼起来，蚰蜒不仅在身处小饭厅的我们周围爬，还顺着蚊帐向蚊帐顶集合。
“不得了，这么多的蚰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啊，吓得我直打冷战。”
她把肩膀缩了一下。
“宫乃，八月六日你没在H市太好了。我一看见蚰蜒群，就觉得他们像是兵营里死去的士兵变的，心里直发糁。”
第二天还下着小雨。我和宫乃要去这条街的红十字医院看望住院三年的艳子——我们共同的表妹，还要到商店街为艳子买些食物，所以我们就沿着电车道走。有些污迹的小电车像慢吞吞的人一样，在新修的五十米宽的道路上驶过，那里有着一种异样的风景——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七年，在市中心，战争的废墟还未清理完，一条使用目的不明的五十米宽的路就铺设起来，人们管它叫公路。战后杂乱无章地摆起来的小摊已经拆迁到河滩，尽管那里一到雨季就河水泛滥。这里只剩下一家奇持的中国面馆。
还未完全修好的五十米宽的公路的当中，紧挨着电车道，有一处隆起的土堆，中国面馆就东倒西歪地建在土堆上。四五天前我和一位新闻记者走过这里，他告诉我这家店留在这里的原因。它不是被拆迁剩下的，其他摊贩都被强制拆迁，领了拆迁费，从这里消失了，中国面馆却拒不领取。面馆的经营者是中国人，“第三国人是自由的，”他说。新闻记者好像自己得胜似的愉快地笑了。位于已成为小丘的土堆上的那家面馆，前后两个门都有土台阶相通，从那里人们可以走到五十米宽的公路上。
面馆的临时木板房已经倾斜，在电车通过的一侧挂着中华面的招牌。后门土台阶上拴着一只狼狗，狗随便躺在那里，和木板房极不协调，看起来比店还大。紫阳花和紫荣莉从木板房的周围一直盛开到台阶。我简单地把这家店的故事讲给一起走的宫乃听，她笑了。
“只有第三国的人才敢那样干呢，真有趣。”
“可是你知道吗，为什么那房子盖在高高的土堆上呢？”
“为什么？”
“人们说这条街整体变高了三尺，也就是说五十米的公路是把原来的街道轧平修成的，所以那家面馆像建在小丘上，那下边呀……”
我沉默了。
“是尸体？是瓦砾？”
“都有。”
我们两人不再看小丘上的中国面馆，加快了脚步。雨没有停，干粗活儿的男人们被雨淋着，正沿着公路种树苗，我起初不知那是什么，就问一位走过我身旁的工人。
“种什么呢？”
“林荫路的树苗呀。”
我的心里又添了一丝哀愁。虽然我一直没有摆脱过哀愁，但瞬间我的心又被重重地揪了一下。战后第七年沿着公路种植林荫路的树苗为什么？这条五十米宽的路的性质是什么？这些疑问使我的心情沉重。我和别人一样怀疑它是将来的军用公路，这种疑念总也消除不了。
“是什么树的苗？”
在雨中我反复地问那些种树的人。
“梧桐和菩提树呀，没等树长大我们就会死掉的。”
老人拾起脸望了望我，我也看了看他，他脸上的表情既像哭又像笑。
在日本红十字医院大门传达室，我打听到了艳子的病房。她住院三年了，宫乃却一次也没有探望过她，我感到意外。艳子由两肾的结核发展到喉结核，但是亲戚们很少探视，我对此很生气。
我自己最近也来过这家医院，但我也没有去艳子的病房。那天我和这条街上一位因原子弹爆炸破了相的姑娘来探望另一位做整形手术的姑娘，这位姑娘的脸已经是半人半鬼了，所以我没有心情再去看望艳子。艳子是我小舅的女儿，生于朝鲜京城，我还没见过她。由于常有照片寄来，所以我知道她和我妈妈一样是个美女。这次来看她，我的感情也不是没有芥蒂，二十年前我好不容易离开仓田在东京开始写出一些作品时，我父亲去世了，我在农村的地主家庭也没落了，家里给我寄来的钱很少。我贫病交加，又不知作品何时有销路，然而我还打算以写作为生。那时我贪心的舅舅在殖民地的京城买房子买地，我一心一意地求他在经济上支援我。尽管我从小就知道舅舅的贪心，但我对他还有遥远的幻想。他没回信。我又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这次舅妈回了一封信，她写道：盂兰盆节连张问候的明信片都不写的外甥女忽然要借钱，她可不能答应。
艳子到了结婚年龄，住在黄海道的沙里院的舅舅和舅妈不愿意女儿在殖民地结婚，请我在东京给她找对象。那时我已有了家，把母亲接来同住。我让母亲回信告诉他们，如果心疼自己的孩子，对别人的孩子也应当心疼。母亲没有写回信。母亲劝我说舅舅的事怎么想都行，表妹的事还是帮忙为好。母亲和我拿着穿和服正装的艳子的照片串亲戚会朋友，给她找合适的对象。有一家亲戚给找了一位对象，东京和朝鲜的信件往来频繁起来，照片也没少寄。他们选中了这位青年，青年也下了决心，打算和他的母亲到朝鲜去相亲，此时舅舅忽然来信通知说，艳子与一位在满铁工作的很有为的青年马上要举办婚礼了。
战后舅舅和舅妈早早的坐走私船回国了，家产都丢光了，一贫如洗。舅舅和舅妈的近况很糟，两人都年过六十，现在在H县山区的连电灯都没有的小学分校任教，带着艳子的一个六岁的孩子，我现在已经不恨他们了，虽然当年我想让他们支援我百元而他们连五元的慰问金都没有寄来。可二十年前我受的伤害仍然铭记在心，我同情艳子，但由于上述阴影的存在，我怕和她见面。
一打开病房的门，就看见五个女病人静静地躺着。被誉为模范病房的这间宽敞而明亮的大房间既清爽又洁净。五位女病人脸色阴郁苍白，身体瘦弱。我和宫乃马上就认出了艳子，她的长相与我们有相似的地方，想瞒都瞒不住。
我和宫乃进屋的时候，艳子蹲在病床的那一边。她一看见我们，立刻察觉我们是找她的。她淡淡地绽出笑脸，继续蹲了一会儿。艳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慌悴。解完小手，她回到床上对我作了初次见面的寒喧，对宫乃叙了别后离情。我无论对谁都说不上几句客气话，慌忙打听她的病情。她躺在病床上回答：
“一昼夜要解三十五六次小手，睡不沉。”
“刚发病的时候是怎样的呢？”我问刚满三十岁的表妹。
“爸爸他们返回后，过了一年我也带着两个孩子返回祖国，回到深山区父母身边。又过了一年我的腿发凉，尿频得厉害。”艳子老老实实地说。“爸爸他们在深山区的高原，什么都不方便。也没有大夫，就连去乡镇的诊所也不容易。拖到看大夫时病情已经恶化了，在那医生家住了半年院才挪到这里来的。”
我怜悯地说：“怎么会这样重，两肾都坏了呢？”
“过三八线的时候我丈夫因结核死去了。”
“这事我妈也告诉我了。”
“后来我带两个小孩子过了三八线，有一顿没一顿的，好不容易才到了釜山。我觉得就是那样落下的病根。”艳子平静地说，像是说别人的事一样。“男孩子给了我丈夫家，我现在变成这样，我爸爸真可怜呀。我的病如果好了，也能到父母所在的山区当个小学教员，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病好不了的话，死之前都是父亲的累赘。”
艳子把平时想到的说来给我们听。过了一会儿艳子又慢慢地说，在山区小学分校任教的父亲到这家医院来探视要半夜三点起床，穿布袜子走六里山路，然后换上鞋换身衣服，才能乘公共汽车。我和宫乃都劝艳子不要多说话。我很可怜艳子，但对她个人的不幸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感到痛心疾首。我在心里把艳子与被原子弹放射能烧坏全身的姑娘比较，那姑娘现在正躺在这栋病房楼上的房间里呻吟。我第一次看见那些被放射能烧得不成人形的姑娘时，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想到姑娘们的现在与未来，我不顾周围有人，便放声大哭起来。在想到弟弟铁二的时候，我很少为他一个人哭泣。可想到全体日本人，受愤怒的支配，在半夜里我常一个人掉泪。
看着艳子、听她讲自己不幸的遭遇，不能不感到战争给她的人生带来的灾害。对我来说，为艳子的遭遇而悲叹，是我为全体日本人愤怒的一部分。此外我还有一种不可告人的心理，那是关于死的，所以难以对人言。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在这个城市和我一样目击了惨剧的诗人因害怕重现这城市的幽灵般的记忆、难以忍受关于未来危机的恶梦而自杀了。我也产生了同样的心理。我讨厌自杀，但心里一刹那会浮现这样的想法，认定什么时候自己会自杀或发原子病而死亡。这种想法总缠绕着我，回H市探亲也有这种阴暗心理。虽然这个城市被破坏了，我也要来和故乡告个别，与亲人、熟人作一次无言的告别，不露痕迹地见上一面。
“给你干点儿什么吧。”
我们问艳子有什么事要帮忙的。艳子微微摇了摇头答道：“谢谢，模范病房的护士什么都替我干，放心吧。”
和艳子告别后，我们来到病房外的走廊，我想我是特意来探望艳子的。见她一面还是很好的。
“我第一眼就觉得和你一模一样。”我小声对宫乃说。
我们正在穿过走廊走向大门，宫乃立刻回嘴说：“她像你，有着一样的脸盘。”
我和宫乃走出修理中的大门，宽阔的大门正在恢复战前的模样。下了低矮的石阶，我看到了白衣的护士长从花坛前穿过，她很面熟，上次我来的时候她给我拿饭，跟我说了很多话，名字我还记得。我想叫住她，最终却没有叫。上次她说的话还在我朗海中萦绕，那沉重的话题我已不能再次承受。年轻的护士长叫福原。她曾经把手脚上深深的伤痕展示给我看。护士宿舍倒塌的时候她被压在下面，还卷入了火灾。她爬到医院大门口时，已是七天以后的傍晚了。
“大夫、护士、患者没有死也处于半死状态，血肉模糊。我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外边送来的伤员一个接一个，我站不起来也走不动，只好浑身是血地爬着给大家包扎。所有人都在叫‘给我水，喂我喝水。’一边叫着要喝水，一边死去。我一边爬一边说：‘好，给你水，张开嘴。好，水来了，张嘴，喝水。’像给植物浇水似的。终于一滴水也没有了，我绝望地大声叫喊。我在一位母亲的尸体旁边抱起一个婴儿，对他说：‘你为什么来到这世上，你在妈妈温暖的腹中呆了十个月，好不容易生下来，你妈妈就死了。你要是不生下来就好了。’”
福原的心与我是相通的。
“走廊里全是死人，背上贴着纸，写着尸体二字。一个男疯子在死尸上飞跑而过。他把放射光线说成一条宽幅的黄带子，那黄带子在缠绕着他。他抱着头像被扔出来的石块一样在尸体堆上跑。第二天，他说想喝汤，喝着喝着就死去了。”
福原关于医院的惨状还有许多话，如果叫住她再继续以前的话题我觉得不大合适，因为宫乃马上就要回乡下去，让她听这么沉重的话题等于让她背上残酷的幻影。在陪宫乃买东西之前，我用百货公司的公用电话给俊吉打了电话。鹤子死后，仓田的儿子俊吉在东京上大学，那期间常来我家住。那时我母亲也原谅了仓田，俊吉来时她也对他很亲切。战后俊吉在H市新成立的一家小小的商务公司工作，按战后的叫法他的职务是董事。他一接我的电话就迫不及待说：“啊，先头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出席座谈会的消息，知道你回来了。但我不知你住在哪儿。今天早上我给报社写了信，刚发了。”他的话像一阵风，我想，他说起话来还是那么傲慢。我告诉他想见他一面，他说：“见多少次也成。今天来我家吧，傍晚有萤火虫飞来飞去，景色好漂亮。”俊吉打小时候起就爱言不由衷地说些奉承话。和仓田在一起的时候，我不得不和俊吉以及其他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所以很了解他。俊吉还说到百货公司来接我，他越那么说，我越怀疑他的诚意。另一方面，我想见到俊吉还可以打听到孩子的消息，引起我对过去恋爱的怀念。我对电话另一端的俊吉说：“我先陪亲戚买东西，大约要两个小时。她要回农村去，送走她后如果有时间，就到你家去。”
俊吉高兴地告诉我去他郊外的家该怎么走。宫乃买了些东西，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出了百货公司。我们各拿一把晴雨兼用的雨伞，走上正在下雨的电车道。她的伞是小豆色的，我的是绿色的，都很旧了。我们上了电车，我想今后和这位表妹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于是忽然开始想见仓田。当然已没有从前那种令人喘不上气的激情了，那是一种带有甜蜜味道的亲近感，就像他是我的一个亲人，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我感到仓田是能理解我的，这种战争惨祸带来的坏心情我对别人是从不提起的。
比我年龄大一轮的仓田，青年时代信奉大杉荣的社会主义思想。我离开他去东京时，他劝我去见一位社会主义者，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仓田生就一种虚无的性格，远离实践，我相信现在他的灵魂也在高声呼喊反对战争吧。俊吉有妻有子，与仓田分开过，我想可能会在俊吉那儿碰到仓田。
我们来到公共汽车站，宫乃要从这里乘车回乡下去。在候车室的长凳坐下以后，我仍然沉默了一会儿，后来发现没有多少时间了，就小声说：“你今后会怎样还不清楚。和病人一起生活虽有些不正常，但在病人死之前你还是守着他吧。”
“哎，是啊。”
“别躲开，躲开只会留下遗憾。”
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是讲给我自己听的。下午四点。宫乃乘坐的公共汽车出站了。我想起俊吉的话，他下午四点应该到家了。俊吉的家在大河对岸的山脚下，去他家要先乘市营电车，再换公共汽车。如果直接回贞子家的话，下了电车穿过杂草丛生的原练兵场。走不了几步路就到了。无论回蚰蜒到处爬的贞子家，还是访问俊吉家，我都不感到轻松。我犹豫着买下了给俊吉孩子的礼物。
黄昏时分，山脚一带也下了小雨。俊吉家的大门外并排放着三辆自行车。一辆是红瓷漆的女车，十分漂亮，另一辆是童车。俊吉坐在没有像样家具的客厅里，他铺开棋盘，旁边放上棋谱，一个人在那里摆弄黑白棋子。房檐下挂着养金丝雀的鸟笼。窄小的院子里故意地放着一些石头和苔藓，我感到有种奇怪的气氛。
“啊，真有点不正常，怎么像个老头呢。”
我对正在收拾棋盘的俊吉说。
“是啊，一下子老了。”
“你多大了？”
“三十二了，女学生都叫我叔叔了。”
我认识仓田时，他就是这个岁数。
“三十二岁却喜欢过老头的生活，像快到六十岁似的。”
“我爸爸他才快到六十岁了呢。”
“你爸爸他三十二的时候可从来不一个人死气沉沉地玩棋，也看不起摆弄园艺的。”
“我老得快，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死呢。”
俊吉微笑的脸上爬满了横向的皱纹。他的脸长得像他妈妈，有着平凡的美和胆怯的神情。他的身体像他爸爸，那有棱角的身材，高高的个子，粗壮的手脚简直一模一样。相貌随他妈而体形随他爸的俊吉一向使我很困窘，但眼前盘腿坐着的俊吉是那么衰弱，简直让我吃惊。
“那时，我的头发全掉光了。我想这回必死无疑了。可又慢慢长出些细发。好歹又活了七年。”
在这个城市无论遇到谁，这种话题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我一直在这个家里，我爹在宇品的山里头。你还记得八月六日是我爹的生日吧。那天早上我媳妇做了些胡枝子，说要给宇品的老爷子送去，八点之前就走了。她乘的电车开得很快，原子弹投下的时间是八点十五分，那时电车早就穿过市中心，离宇品很近了。可是我不知道，一心想她可能在市中心被炸死了。第二天我就从还在着火的八丁崛走到纸屋町。到处是死尸什么的，无处插脚，死人不知是男是女，得一个个看脸。”
俊吉因受爆炸中心地残存的放射能辐射生了病。
“事后想想，全市烧了三天，火灭了之后，一个女人是不可能走回家来的。可当时如三天不归，人们就以为他死了。我就连续三天在那儿翻死尸。”
“你媳妇一直在宇品吗？”
“可不，第四天她和老爷子一起冷不防回来了。可是我过了一个月就吐血了。”
“我一想起那原子弹，就觉得决不能宽恕美国。”我的声音颤抖着。
“原子病像恶魔，会伴你终生的。”
俊吉的妻子在饭桌上面布菜，还拿来日本酒的酒壶。与瘦高个儿的俊吉相比，他矮胖的妻子像个小姑娘，脸庞红润光鲜。我以前听直子说过她的善良和忠厚。两个男孩子在我和俊吉的中间欢闹地跑着。在俭朴的饭菜面前，我和俊吉微醉了，说起话来也滔滔不绝。
我问俊吉：“你相信使用原子弹的目的是终止战争吗？”
“别小看人，我们不会相信他们关于原子能的声明、辩解什么的。去问问J·R·奥本海默吧。是不是他向总统建议使用原子弹来掌握战争的主导权的，要不就是为了做原子能时代的试验而进行H市和N市的杀戮。他们能永远炫耀他们发明的原子能吗？有这方面的造诣是掀开了人类历史光辉的一页吗？”
过了一会儿我说：“你说这些的时候，满脸都放着光辉，可是你为什么这样过着隐居的生活呢？”
“身体垮掉了。”
“你父亲也说这话？”
“他身体也不好。”
“有病吗？”
“胃溃疡，想逃离尘世呢。即使搞和平运动，我和父亲也没有你的影响力大。”
“那不对，会有影响的。别胡说了。大家一起来搞，就一定会有影响的。”
俊吉默默地喝着酒，我忽然问道：“你知道孩子的事吗，我的？如果知道的话跟我说说吧。”
“近来的情况不太了解。”俊吉皱着眉头说。他总是不忍心看别人痛苦。“那孩子每年正月都被那边的养父领来玩。我们常常见面。他老管我爹叫亲爸爸，你说奇怪不奇怪。不知几岁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玩具就说想要。养父那边也很疼他，什么都有，可他就是想要这边的，据说特别想要我的长剑。他走后我好多东西都找不着了，原来我爹全给了他。”
他故意用幽默的口气说着。我害怕打听孩子的生死，与其得到孩子的死讯，不如不问为好。我想问俊吉是徒劳的，此地不宜久留。
“爸爸也不知道吗？”
我用俊吉他们小时候的称呼来叫仓田。
“战后的情况大概也不了解。如果知道的话他会跟我们透露的，可他什么都没有说过。他对现在的老婆有些害怕，是她反对那孩子见你。”
我也想到了许多。
“你和直子都能来找我，可我的孩子却不能来。”
我差一点儿提到自己不知何时会死，可是生生把这话吞咽下去了。
“他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嘛。”
过了一会儿，我站了起来。
“呆了那么久，我也该走了。”
“你还要回去？回不去了。”
“为什么？”
“雨那么大，公共汽车早没有了。要回的话，只好由我骑自行车带你一段路，我可不愿意。”
我决定住下，还心存幻想，那是对仓田的留恋。不知什么时候想在H市见到的人名单里加上了他。俊吉年轻的妻子在耳房挂蚊帐安排孩子睡下后，又出来在客厅给我铺床。
“这里房子也坏了，我曾想爆炸不一定会影响到这一带的。”我对她说。
“可不，房都扭曲变形了，那块墙壁掉了下来，房顶也掉下一半来，雨天哗哗地漏，像睡在大街上似的。去年好不容易修理了房顶。”
她在挂蚊帐，我和俊吉到大门处去等。红色的女车在没铺地板的走道上闪闪发光。我靠在高高的饭桌旁说：“你真行，给妻子买那么漂亮的自行车，两个人一起骑，生活多浪漫。”
“我想对媳妇更好一点，多爱惜她些。”
他那么说，我也没感到他在暗暗地讽刺我的过去。我一下子转过身去，若无其事地看着桌旁的墙壁。墙上挂着条幅，上面写着“色即是空”，我想正是这条幅酿出了这屋子的气氛。条幅的左下方有半仙庵的署名。
“半仙庵是怎么回事？”
“我爹的家有半仙庵的横幅，只是没有把它贴在门牌上罢了。”
我感到颓丧。
“这条幅是你爹写的？”
“当然。”
我彻底地沉默了。就像过去一样，对仓田的最后绝望使我连走路的劲头都没有了。
他过去和我分手时说：“你不想从男人那里得到幸福，也不做出努力，那么你就通过工作去寻找幸福去吧。”他常责备我卑俗，说我既然有社会主义的见解，为什么还去参加夏天的祭祀和盂兰盆节的民众舞蹈。至今我还想起他的谬误，我爱在晴天穿马鞍型木展，他也说我庸俗。写半仙庵条幅，大约是因为他认为活着本身是个谬误吧。
我进了蚊帐，俊吉拿来了两盏台灯。
“干吗拿两盏灯来啊？”
“一盏大的，一盏小的，你不是要看晚报吗？”
俊吉把单页的晚报送进蚊账。
“谢谢，一盏台灯就够了。有没有安眠药？我一直服它呢。”
“没有安眠药，喝鸡蛋酒吧。。
喝鸡蛋酒哪里睡得着啊，我想。俊吉和他的妻子一起到厨房去了，厨房发出一阵声响。过了一会儿，他胖胖的妻子微笑着把鸡蛋酒送进蚊帐。大白碗里酒与鸡蛋分得很清楚，酒味刺鼻。我到深夜也没有睡着，台灯一直点着。看到松垮的青黑色旧蚊帐里到处都沾着细细的白发，我感到毛骨悚然。前年仓田的母亲——过去跟我一起过的婆婆在这里去世了，这白发恐怕是仓田那高龄老母的吧。后来我又发生了错觉，想这白发会不会是仓田的呢？
我熄了灯，天色微明了。我把毛毯直拉到眼皮底下，正要唾着，脑海里又闪现出往事。七年前我从烧光的H市逃出来，在山村的一户人家避难，有一个男人每天唠叨着同样的话从村里唯一的街道走过。我经常从二楼的栏杆处目送这位已过中年的男子，他疯疯癫癫地走着，絮絮叨叨地说：“那天凡是在H市的人全会死光，一个也剩不下。”这个男人很有钱，老早就疏散到那个村子去了，所以原子弹爆炸的当天他并没有看见H市的惨状。但谁也没有根据来完全否定他所说的话，直到现在也不能完全抹煞他的预言。
我朦胧之中看见一只白色的大手。那是我始终放心不下的手——投下原子弹的手。那只手按下按钮，接通开关，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只手的主人有一张什么样的脸呢？这个飞行员背后有他的上级长官，在军队长官的背后有资本家、政治家、科学家，可是我只想看看实际在H市投下原子弹的那个人，想直视他的眼睛问问他，现在他在自己国家是否喝着苦酒。我更想拷问他的灵魂，你的白手干了那事以后是否还能心安理得地活着。我看着梦幻中的白手沉入了梦乡。
我又在H市逗留了几天。进入七月份了，我不再想什么自杀、他杀的了。我开始想不能随便死去。
梅雨季节还没有过去，时常下大雨，前前后后下了停，停了下。一天下午，贞子的长女在小雨中扛着翠绿的竹子从外边归来，被雨打湿的竹叶显得那么有活力。
女孩问我：“什么叫七夕？”
我说：“牛郎织女天河会呗，一年有一次呀。”
“那就是明天晚上楼。”
“啊啊，你把竹子给扛回来了。”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买七夕彩纸，大家都去了。”
贞子带着两个孩子出去买彩纸。过去从不睡午觉的母亲在六铺席的房间里午睡。因为夜里蚰蜒多得不得了，为了女儿和外孙，母亲几乎一夜不睡地捉蚰蜒。蚰蜒白天不大出没，所以母亲白天时常打盹儿。我也在母亲的脚下躺下。刚睡着，贞子和孩子们就回来了。门外响起急促的木展声，十分热闹。“八十元一套的过节用品，六十元就便宜卖给我们了。”
贞子把我和母亲叫起来，把各色各样的七夕的节日用品摊开来——花里胡哨的彩纸、金银纸、诗笺、粉红色的宝船、茄子葫芦的剪纸，各种颜色的圆气球、三角形的气球、灯笼。孩子们、贞子、母亲都在用嘴吹胀气球和灯笼，我仍然躺在那里，心不在焉地眺望不断增加的气球和灯笼。
“哎呀，这就是天河呀。”
贞子把淡蓝色与桃红色的随风飘舞的长剪纸轻轻拉开给孩子们看。
“咱们把这四方形的彩纸和金银纸裁成短笺，写点什么挂起来吧。”
“许个愿，写首和歌，”母亲说。
大女孩说：“小朋友家都把它挂在竹子上，和爸爸妈妈一起写了之后吊起来。”
“姐姐，该写什么，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农村没有彩纸，奶奶把各色布头裁成短笺写上字挂起来。我忘记写了些什么。那时我不太知道七夕节。”
这时，我仍胡乱地睡着。
“写什么愿望都行，挂起来就是了。”
听母亲对贞子说这话后，我忽然说：“那就写上反对战争吧。”说完之后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醒来一看，三铺席屋里的五斗柜上绑了竹竿，翠绿的枝头上吊着各色彩纸、提灯和宝船，各种星星和气球，从竹竿的顶尖上，桃红和淡蓝的天河一左一右地流下来。
“啊啊，真漂亮。张灯结彩啦。”我完全睡醒了。只有在旧历七月初七的夜里才能看到传统的天河与牛郎织女星座。战后日本把节日改作阳历，对不合农历的七夕我没有特别的兴趣，但眼前这种民俗性的令人欣慰的淳美风俗不是虚假的，那里还有一种悲哀的诗意。我发现青竹细竿上吊着的短笺上写着字。我叫了一声，看着贞子。蓝、红、金银的短笺上只写了“反对战争”、“天河”的字样。
“没别的可写了吗？不要只写反对战争呀。”
“孩子们吵得要命，想不起来写些什么好。姐姐你也写点吧。”
我来了精神，从贞子身旁的砚台箱取了笔，在黄色和浅粉红色的短笺上写下了“要和平”、“要自由”、“爱之星啊，请你保卫和平吧”，自己用线把它们挂在竹竿上。夜晚到来之前，我和贞子半即兴地把写有诚实、勇气、星星、保卫和平等字样的无数的短笺吊在竹枝上。入夜，蚰蜒聚集到装饰起来的竹竿旁边，开始往上爬，母亲把它们用筷子夹起来往盐水罐里放。
我轻声地自言自语说：“我总觉得这些蚰蜒是这练兵场死去的士兵转世的。”
母亲把罐和筷子放到屋角的隐蔽处，冷不防地说了一句：“如果再发生战争，咱们就逃到宫乃那里去。据说还会有大的战争呢。”
我胸中如刀割一样疼了好半天。七十四岁的老母担心自己有生之年还要经历一次世界大战，而且想到逃难，真令人悲哀呀。
“妈妈，别再想什么到宫乃那里逃难的事，绝对不会有世界大战了。”
“真的没有吗？”
“没有了，即使有人想发动它也不可能了。”
坐在装饰着七夕彩纸的竹子下边的妹妹违心地说：“明天雨停了，天晴以后，这漂亮的竹子能拿到外边去吗？”又说：“我真担心啊。咱家的短笺和别人家写的不同啊。”
第二天将近黄昏，东南方向露出了晴空。几百家战争受灾者的房屋构成了小区，贞子带着孩子在小区的胡同里穿来穿去。她一家家地看，喘息着回来说：“姐姐，没关系，没事了。”
“什么没事？”
“都写了。都写了一样的字呢，到处都有。快把咱家的拿到外边竖着，姐姐快出来呀。”
我穿上木屐与贞子一起走到外边去参观。与贞子家一模一样的陋屋排成几排，这里住着境遇不同的人们，全是些经受过原子弹爆炸活下来的人和从战场复员回来的人。一眼望不到边的破房之间，窄路上开着夏天的花，长着茂密的野菜。小区的弄堂里满是孩子，家家房檐底下都竖着装饰了七夕饰物的翠竹。不知是否从同一家商店买的，与贞子家的一模一样。粉色的宝船、金银的星星、圆形四方形的气球、灯笼与各色的短笺一起，伴着竹叶飘舞着。一枚短笺上写着“反战”，两三枚大的诗笺上写着“和平、自由、独立”，还有孩子写“爸爸”、“妈妈”，也有写“天乃川”、“七夕祭”的。有一家不经心地用钢笔在黄色的彩纸上写了首诗。那是在这个城市出生、在东京自杀的诗人写的，是首刻在他的诗碑上的诗。
刻在旧日的岩石上
投影于黄沙中
崩坠在天地间的
一轮花的幻影
诗笺挂在青竹的竿子上，我感到内心十分激动，在那家门前站了半天。虽然每人的感受不尽相同，但是我看到了住在这些陋屋里的人们共同的心愿。隔四五家的邻居家门口也有写着“爱之星”的短笺在气球间闪烁，小小的金、银、红、蓝色的星星围着写有“和平”的诗笺。
这是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的傍晚。
夜深人静，这所简陋的房屋不是孤零零的，周围有几百所一模一样的房屋建在一起。当我想到每栋房里都有人生活、都在沉睡，我的心就罕见地坦然。如果说我孤独的话，那么梅雨时节被雨点敲打的几百家人家也应饱尝孤独。我感觉得到家人和邻居在睡梦中呼吸的热气。心想，也许每家都有一个人醒着，和我一样在被雨淋湿的破房里专心地消灭蚰蜒吧。
我窥视了一下隔壁房间，全家唯一的电灯被我拿到小饭厅里来了，连接厨房的小饭厅只有三个铺席大，隔壁屋子只有六铺席大。屋子大小只够浅黄色的旧蚊帐从这头拉到那头，电灯的光晕模模糊糊地落在蚊账上。我看到蚊帐上亮处和暗处交界的地方有无数只蚰蜒爬来爬去，它们从旧蚊帐的下部开始爬，以特有的方式徐徐地在蚊帐上行进。蚰蜒一个接一个地拉开距离，静悄悄地排成队，占据了一面蚊帐，缓慢地弯曲着柔软的身体。对于蚰蜒来说，潮气就是粮食和空气。
蚊帐里边有我的五个亲人，他们挤成一团地睡着。从我坐着的小饭厅这边看去，最先看到的是睡着的贞子妹妹。她的鼻尖压在蚊帐上，整个脸差一点就挨上了蚊帐。她是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女孩子，大的六岁、小的两岁，两个孩子在母亲脚下弯成弓形胡乱地睡着。我的母亲为了避光，没和大家睡在一头，我只能看到她脚上变旧了的搔痒的挠子。另一位是女客——我的表妹桥本宫乃，她今晨从乡下来，为的是见我一面，我已经三年没有从东京回老家探亲了。她还没有把她命运的转折尽兴地讲完，就钻进爬满蚰蜒的蚊帐，背对着我睡了。蚊帐里好像已没有我一席之地了。我平时睡的地方被宫乃占了，宫乃把身体蜷缩着，打算给我留出地方，但是蚊帐里只有一小块地方了。
亲人们各自背负着常人意想不到的不幸，挤在一张蚊帐里，而这张蚊帐又出人意料地爬满蚰蜒。不言而喻，这种景象令人吃惊。贞子困惑于成群蚰蜒的出没，她在空罐里盛上盐水，用筷子夹了纳蜒放进去，设法消灭它们。对这种方法我不敢苟同，我不想杀死它们，总想给它们留条活路。蚰蜒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它们是无罪的。日本战败后，连台风名称都起了外国女人的名字，每年的台风都连续给各地造成损失。在H市——这个蒙受特殊战争灾害的城市，台风在它的废墟上空肆虐，大雨倾盆。人们在化为乌有的死亡之街——原练兵场的遗迹上匆忙建起了战争受灾者住宅，军队的建筑物倒塌后，连废墟也没有清除。就是这样，露宿的人们也不能全部进入草草建起的住宅，贞子夫妇好不容易才在黑市里抽中了签，得到其中的一所。
原练兵场是极为宽广的，在废墟的一角，建了许多战争受灾者住宅。每年梅雨季节，由于台风和暴雨袭击，这里每所房屋都变形了，蚰蜒从地板处成群地爬出来。因为这里是盆地，没有泄水的地方，柱子成年地泡在水中，已经快腐烂了，蚰蜒就是从那里大批产生的。母亲和贞子坚持不懈地把它们投入盐水罐，它们没有完全溶化，呈肉泥状，它们对这唯一的原始处罚并没有抵抗过的痕迹。我看过之后便有一种联想，它令我苦恼地联想起被放射能烧得半熔、没有丝毫抵抗能力的人。他们的尸体堆成高高的死亡之山。由于是那么地相似，我已不能把蚰蜒只当作蚰蜒看待了。
由于把没有感情的软体动物比喻成人，我就不想撒盐杀死它们。我确认了一下，蚊帐里的人睡得很死，没有人看见我做的事，我想趁她们睡着，试一试我的方法。白天我已经买回滴滴涕，它对蚰蜒应该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如果在房屋四周反复细心地撒，蚰蜒肯定不会再进屋了，这比用盐杀死它们强。当我说到滴滴涕的时候，母亲和贞子沉默着。她们过着节俭的生活，她们的想法我是能理解的，她们认为盐比滴滴涕便宜。冷酷的现实使我的心充满悲哀，我撕开圆筒状的滴滴涕的封条，把白色的粉末撒在小饭厅里。没有木板套窗的玻璃拉门下方是粗制滥造的门坎，蚰蜒就是从那里弓着身子成群地侵入的，它们爬满小饭厅，上了柱子，还呆在矮脚食桌的路上。它们爬过的地方形成好几条闪闪发光的线。纳蜒大概是从门坎缝处成群进来的，因为玻璃拉门是直接与外边相通的。我集中地往那里撤了白粉。我想蚰蜒会因此逃走，但我立刻察觉到我的无知，化学药品的强烈气味刺激了我的眼鼻，一遇上滴滴涕，蚰蜒柔软的身体就溶化了，还流出水来。
它们不能像跳蚤、蚊子那样很快地逃跑，而且它们无骨的软体对刺激也并不显得强韧。我直想吐。
我身体处于最坏的状态。H市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也在这里。放射能青白的闪光烧烤着人群，这火不是火灾的火，是天空中落下的杀戮人们的光线。我亲眼目睹了烧熔的尸体，精神受到强烈刺激，这使我在过去七年一直痛苦不堪。现在是一九五一年六月，我活着，但是战后这一段日子对我来说都是黑暗的。我想逃离这黑暗，有时白天也吃安眠药，注射有麻醉作用的抗组胺。我试着喝酒，想借酒浇愁，酒不但没有消愁，还把胃给搞坏了。
我希望以死来逃避。正是那个春天，被同种苦恼纠缠的诗人自杀了，大概他和我有同一种体验吧。刹那间，我悟到我晚了他一步，如果他死了，同样作为作家的我就不该随他去死。当晚给他守灵时，我真想问问他本人死亡的意义，但是自杀的诗人已经不在场了。我察觉到死原来是那个人的永远消失，一瞬间我感到了自杀的丑恶。
我停止撒滴滴涕，不再看那些溶化的蚰蜒。即使不看也忍受不了，于是我把报纸折成细条遮住它们。我必须尽早忘记蚰蜒的存在，因为它们使我想起七年前被虐杀的人群。十天前我从东京回故乡，当晚母亲给我买来了少量的日本酒，我想现在把它一口气喝光，麻醉我的神经。我紧盯着蚊帐，贞子在蚊帐里忽然睁开眼，看着我。
“几点了？”贞子问，她好像没有察觉我在撒滴滴涕消灭蚰蜒。
“十二点半啦。”
“我闻着有药味才醒的，是什么呀？”
“有跳蚤、蚊子，所以撒了些滴滴涕。哎，起来吧，一块儿喝点。”我板着脸说，想早些把阴郁黑暗的心理一扫而光。
“那就喝点儿。”
平时不大沾酒的贞子也微露自暴自弃的表情，像是呼应着我。她从蚊帐里钻了出来，想到厨房去把黑泥小火盆点燃。
“酒不用烫了，喝凉的就成。”
“客气什么，生个火不费事。”
“不客气，快点坐下吧。”
贞子把玻璃酒瓶和酒杯拿来，面向我坐在矮饭桌前。她把手弯到身后，从食柜里拿出受潮的花生。她和我将盛了冷酒的杯子举起来，碰了碰杯，默默地喝了。
“什么都是冷的。”
我忽然说了这么一句。
“这些花生受潮了，不好吃。你等一会儿。”
贞子说着，轻快地站起身来，胡乱切了些黄瓜，撤满盐端了过来，绿色的黄瓜看上去很清爽。
“雨还在下呢。”
“哎，近来常下梅雨。”
“雨下大了，土被冲走了，人骨头就该露出来了。”
“不下雨也有呀。”
“再过几十年，若有谁清理练兵场的废墟，还会挖出人骨头来的。”
“咳，甭说几十年，就现在种地翻翻土，除了人骨外，还翻出卡子扣什么的呢，还有瓦和炊具。”
我一时不理解卡子扣的意思。
“士兵皮带上的皮带扣嘛。军队上把皮带叫带革，大家都讨厌这种叫法。”
“带革的卡子扣不断被挖出来？我不是说现在，说几十年以后它们还会不断地出土，那些皮带扣呀、炊具啦。”
“过几百年也会挖出人骨、士兵的卡子扣和炊具来的。”
这说明这个兵营建筑物内外曾经有无数士兵和老百姓死去。我的弟弟——贞子妹妹的哥哥铁二曾在第一部队当兵，就驻扎在现在是战争受灾者住宅的地方，他死于七年前的八月六日，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喝冷酒时，我和贞子一句也没有谈到铁二，我们都不想唤醒埋藏在心里的悲哀。即使是亲骨肉，人们也尽量控制自己不做悲惨的回忆，而他们往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伤心流泪。贞子的丈夫操一战争期间一度应召来到这个兵营的陆军医院，曾与铁二的第一部队为邻，原子弹爆炸的八月六日他在九州，所以没有在战争中死亡，战后不久他患了结核，很快就死了。我把他的死与战争联系起来，总有一种战死的错觉。我想这虽是错觉也不是错觉，在我心中，铁二与操一的死亡都是一样的战死，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哎呀，不得了，痒起来了。”
刚喝一杯贞子的脸就红了，她马上在嘴边挠起来。她唇边有一个深深的疤痕，x状的疤抽搐着显得很丑。原子弹爆炸的时候，玻璃碎片像刀一样切入她的身体，全身受伤三十处。切割成x状的唇常常溢出喂进去的药和水。我和母亲常庆幸说幸亏贞子结婚了。可是操一死后，这句话在我们的心里却产生了反作用。
“我不应该喝酒，哦，真痒痒。”
“给你打一针治风疙瘩的药吧。”
那是我作为安眠药使用的抗组胺针剂。
“我不想打针，姐姐，你那针不能不打吗？有毒……是吧？”
“以毒攻毒嘛，反正也不能认真活下去了。”
我有点醉了，朦胧之中又见蚰蜒的队伍爬进来。贞子到厨房去咕咚咕咚地喝水了。
“还痒吗？”
“好点了。”
她见我心情好些了，像是终于找到告诉我的机会，忽然以柔和的语调对我说：
“那个仓田君呀……”
我在记亿中搜索，哪个仓田？提起这个名字理应脸不红心不跳了，但仍在我心里激起一阵柔情。
“嗯？”我对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妹妹说，语调里含着期待。
“姐姐来前一个月的光景，光江姐在三条盯的电车站碰见他了。”
“他还活着？”
我在撒谎，我早就听说他没有死于原子弹爆炸。
“哎，还像过去一样爱打扮，他知道你战后回到东京，在写作。可是他两次问了同一件事，问你身体好不好，然后还问妈妈怎么样。他眼泪汪汪地说自己孩子大了，特别是女儿到了结婚年龄，就越发感到对不起咱妈和姐组你了。光江姐感到他很可怜。”
我的大妹光江嫁到三条町的三条神社，现在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从她小时候直到出嫁之前，她对我和仓田的关系了如指掌。从某种意义上讲，仓田把我的一生给毁了。在我二十岁的时候，他拼命隐瞒了他在乡下有老婆孩子的真相，耍手段骗我跟他结了婚。我不能饶恕他的行为。然而，我还是爱他，和他生了个孩子。我曾离家出走过，又被带了回来。八年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蹉跎了。最后离别的时候，我的父母不同意我把孩子带回家。母亲恨仓田，也让我恨他。仓田也恨我的母亲，因为她在拆散我们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仓田把我的孩子送给了他的好朋友，那对夫妻害怕我去见孩子。离别后我还爱孩子，而且还在爱着仓田，为了忘却，我开始喝从未喝过的威士忌、苦艾酒，性格古怪起来。我想通过文学改变自己，但我的文学没什么成就，因为我已不再爱任何人了。不爱别人的人是不会创作出感动自己和他人的作品来的。
岁月悠悠，战争期间我的孩子十七八岁，到了如果不见一面也许会当少年航空兵去赴死的危险年龄。我给他的养父母去了信，他们也回了信，说孩子不知道我和仓田的过去，现在也仍认为养父母就是亲生父母。他们恳求我如果见的话，就在别处作为陌生人见一见。
我讨厌这种相会，它会令我悲伤，我放弃了见面。前几年仓田的原配夫人鹤子病死了——我和仓田离别后，她又和仓田复了婚——仓田的长子、仓田亡妻的妹妹常来我东京的家。
这两个年轻人对我本应该有怨恨之情，是我夺走了他们的母亲和姐姐的幸福，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常谈到仓田和我的孩子，像念叨亲戚一样。仓田又娶了个年轻的妻子，仓田的长子反复地说那个女人长得像我。
岁月流逝，上了年纪的我早已淡忘了往昔强烈而执着的恋爱，只剩下对活跃的青春岁月的一点点怀念。
贞子提起仓田的名字，转达了他的话，语调里透着一种亲切，就像仓田是我家的亲戚一样，这也使我的心里十分安定。
“他一个劲地问咱妈好，说让咱们原谅过去的事呢。”
那么说他已不再思幕我了，我的心有些沉下来，我想：这就是那场恋爱的结果吗？我心里一片空白。
“我还想问孩子的事，可……”
“我生的孩子是不是死了，”我想，“是不是为了不让我知道孩子的死，才不让我见孩子的。”我感到了这种阴影，要是死了的话，想见也见不成了。如果这世上活着我孩子的后代，我的心灵深处好像还有些指望。
“仓田住在三条神社的附近，光江说了也许还能遇见。我跟光江说一说，下次遇见他问问这件事。”
贞子单纯地说。
光江如果问的话，他能说真话吗？鹤子的妹妹直子在我从东京出发之前还来看过我，我也问过直子的。
鹤子是仓田的前妻，生前被我和仓田折腾得够呛。直子告诉我仓田也不知道我孩子战后的近况，直子只知道他住在神户，年迈的养父在大阪的报社里当校对，再就没有往下说。我对贞子提了现在的同居者的名字——虽然他一直没有搬来和我同住——说他也想亲跟见一见我的孩子。
我宁可永远不见孩子，也不希望他死去。
他也许会死在战场上，也许会因为出公差从神户到H市来，也许得了原子病，落到悲惨的结局，因为这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想起来只会加深创伤，实在可怕。无常的人生再加上战祸，使我的灵魂迷失了。
家里面仅有的一点日本酒没品出滋味就喝光了，醉后我有好笑的毛病，我笑起来，打破了沉默。
“把宫乃也叫起来吧。宫乃今后也不知怎么办呐，两边都没有个像样的亲戚。把她叫起来，把她叫起来嘛。”
我对贞子刚说完，蚊帐里就传出宫乃的声音。
“我正想起来呢，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呐？我早就醒了。”
尽管宫乃和我年龄相仿，又是表姐妹，对我却总像对外人一样恭恭敬敬的。猛一看冷冰冰的宫乃，和我与贞子一样也有些自暴自弃。她苍白的脸从蚊帐中露了出来。
“不喝点吗？还有两三杯给你留着呢。”
“是酒吗？酒呀……”
她正襟危坐在矮饭桌旁，一本正经是她天生的气质，那表情像是说她看见酒都害伯。我一看见宫乃，就想起七年前八月三日的事。那天晚上她和她的母亲——我妈的姐姐到贞子家来住了一晚，我因东京常有空袭也回来了。宫乃和她妈妈在宽敞的二楼睡，第二天一大早她们就离开了H市。两辆马车好不容易把她们的家财送到乡下，她们把全部家当收拾好后疏散到农村去了。两人穿着裙裤，背着帆布背包，我姨妈脚下绑着雪天穿的木屐，她七十岁了，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这是我和姨妈的最后一面。那时谁的心里都藏着隐痛，战后。姨妈听说她们丧失了在满铁的全部财产，不久就病死了。
“家里病人在等着，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看艳子，买点东西，咱们尽量早些回来，今儿晚上我还得听你的建议呢。”
说起战后宫乃的宿命般的境遇，真是绝妙的讽刺。她的少女时代在满洲的奉天度过。父兄在满铁担任要职。十九岁的时候，家里把宫乃嫁给当地的药材批发商。那个店秘密地做鸦片买卖，生意红火。宫乃的父亲是虔诚的佛教徒，他痛根这种坏行为，于是把宫乃接回娘家。从此以后，宫乃没有再结婚。她父亲因衰老逝世于奉天，哥哥因胸病死在H市的红十字医院，眼看着满洲事变有扩大战争的迹象，在奉天遭遇战火的宫乃母女就返回故乡H市。此后她们便常年居住在H市了，在那里有不少老亲戚，都劝宫乃结婚，他们还一个个地给她找对象。宫乃拒绝结婚，有时发脾气把来说媒的吓跑了。她极为冷淡地说：“结婚这事儿太脏了。”这话在亲威们当中传为笑柄，他们说结婚有其他的意义，但只要有想跟她结婚的，她就说那人惦记她父亲存在满铁的遗产。宫乃开了一个缝纫学校收学生，她得了脊髓骨疽，打石膏穿紧身胸衣，快战败的时候，因病灶固定了，她脸上气色好多了，人也发胖了，年龄已经快四十岁了。
在疏散地的住家附近有一个单身汉，不到五十岁，是中等地主，年轻时在东京，曾患过结核。他一直没有结婚，在老家农村搞小型的多种经营，战时就对疏散来的宫乃有好感，常送些米、麦、蔬菜、鸡蛋。宫乃的母亲逝世之前曾对宫乃说，希望她嫁给这位亲切的单身汉。母亲一死。她家在满铁投资又化为泡影，她才察觉自己有多么孤单。她写信给亲戚们，还亲自找亲戚商量，凡是能找的都找了，我在东京也收到过她的信，我回信说我赞成、心中还有些低级的嫉妒——在现在这种时候，有这么好的对象，又是初婚，太幸福了。宫乃结婚以后从未对我谈起过婚后感情生活，嫁过去第二年后在给我的贺年片的末尾写道：丈夫因轻度脑溢血半身不遂，病倒了。我曾担心他们两人会不会再犯结核病，可是婚后一年多她丈夫就半身不遂，这消息真有些意外。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我心里很难受，宫乃把病人托别人照看，自己连忙跑来见我。
我只能对她说：“不能因为他病了就扔下不管吧。”
“我倒不想扔下他回娘家，也无娘家可回。可是不知他会活五年还是十年，就算我管他十年，一旦他死了，人家说你没有孩子，给我滚，怎么办呢？”
“谁有权利这么说呀？”
“他家亲戚多，到时候会有人出来说话的。哎，你是写小说的，有没有好办法教教我。”
“写小说的也不能什么都知道呀。”
我笑出了声，心想她在一年半结婚生活之后丈夫就病倒了，是不是感到人生受损失，毫无意义呢。
“边看护病人还得种地，不种地吃什么呀，到最后还得失去自我，真悲惨呀。”
我想宫乃大概不爱她丈夫，爱情的淡薄在她的言语间透了出来。我有些恶意地说：
“可是，谁先死还不知道呢。”
“那是，到我们这种年龄了嘛。”
贞子默默地听着我们简短的会话。贞子原来就是个寡言的人，对宫乃的生活遭遇一句话也没有，脸上带着困倦的表情钻进蚊帐，宫乃的目光追着她的身影，看到蚊帐那边。
“哎呀……”
她惊呼起来，蚰蜒不仅在身处小饭厅的我们周围爬，还顺着蚊帐向蚊帐顶集合。
“不得了，这么多的蚰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啊，吓得我直打冷战。”
她把肩膀缩了一下。
“宫乃，八月六日你没在H市太好了。我一看见蚰蜒群，就觉得他们像是兵营里死去的士兵变的，心里直发糁。”
第二天还下着小雨。我和宫乃要去这条街的红十字医院看望住院三年的艳子——我们共同的表妹，还要到商店街为艳子买些食物，所以我们就沿着电车道走。有些污迹的小电车像慢吞吞的人一样，在新修的五十米宽的道路上驶过，那里有着一种异样的风景——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七年，在市中心，战争的废墟还未清理完，一条使用目的不明的五十米宽的路就铺设起来，人们管它叫公路。战后杂乱无章地摆起来的小摊已经拆迁到河滩，尽管那里一到雨季就河水泛滥。这里只剩下一家奇持的中国面馆。
还未完全修好的五十米宽的公路的当中，紧挨着电车道，有一处隆起的土堆，中国面馆就东倒西歪地建在土堆上。四五天前我和一位新闻记者走过这里，他告诉我这家店留在这里的原因。它不是被拆迁剩下的，其他摊贩都被强制拆迁，领了拆迁费，从这里消失了，中国面馆却拒不领取。面馆的经营者是中国人，“第三国人是自由的，”他说。新闻记者好像自己得胜似的愉快地笑了。位于已成为小丘的土堆上的那家面馆，前后两个门都有土台阶相通，从那里人们可以走到五十米宽的公路上。
面馆的临时木板房已经倾斜，在电车通过的一侧挂着中华面的招牌。后门土台阶上拴着一只狼狗，狗随便躺在那里，和木板房极不协调，看起来比店还大。紫阳花和紫荣莉从木板房的周围一直盛开到台阶。我简单地把这家店的故事讲给一起走的宫乃听，她笑了。
“只有第三国的人才敢那样干呢，真有趣。”
“可是你知道吗，为什么那房子盖在高高的土堆上呢？”
“为什么？”
“人们说这条街整体变高了三尺，也就是说五十米的公路是把原来的街道轧平修成的，所以那家面馆像建在小丘上，那下边呀……”
我沉默了。
“是尸体？是瓦砾？”
“都有。”
我们两人不再看小丘上的中国面馆，加快了脚步。雨没有停，干粗活儿的男人们被雨淋着，正沿着公路种树苗，我起初不知那是什么，就问一位走过我身旁的工人。
“种什么呢？”
“林荫路的树苗呀。”
我的心里又添了一丝哀愁。虽然我一直没有摆脱过哀愁，但瞬间我的心又被重重地揪了一下。战后第七年沿着公路种植林荫路的树苗为什么？这条五十米宽的路的性质是什么？这些疑问使我的心情沉重。我和别人一样怀疑它是将来的军用公路，这种疑念总也消除不了。
“是什么树的苗？”
在雨中我反复地问那些种树的人。
“梧桐和菩提树呀，没等树长大我们就会死掉的。”
老人拾起脸望了望我，我也看了看他，他脸上的表情既像哭又像笑。
在日本红十字医院大门传达室，我打听到了艳子的病房。她住院三年了，宫乃却一次也没有探望过她，我感到意外。艳子由两肾的结核发展到喉结核，但是亲戚们很少探视，我对此很生气。
我自己最近也来过这家医院，但我也没有去艳子的病房。那天我和这条街上一位因原子弹爆炸破了相的姑娘来探望另一位做整形手术的姑娘，这位姑娘的脸已经是半人半鬼了，所以我没有心情再去看望艳子。艳子是我小舅的女儿，生于朝鲜京城，我还没见过她。由于常有照片寄来，所以我知道她和我妈妈一样是个美女。这次来看她，我的感情也不是没有芥蒂，二十年前我好不容易离开仓田在东京开始写出一些作品时，我父亲去世了，我在农村的地主家庭也没落了，家里给我寄来的钱很少。我贫病交加，又不知作品何时有销路，然而我还打算以写作为生。那时我贪心的舅舅在殖民地的京城买房子买地，我一心一意地求他在经济上支援我。尽管我从小就知道舅舅的贪心，但我对他还有遥远的幻想。他没回信。我又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这次舅妈回了一封信，她写道：盂兰盆节连张问候的明信片都不写的外甥女忽然要借钱，她可不能答应。
艳子到了结婚年龄，住在黄海道的沙里院的舅舅和舅妈不愿意女儿在殖民地结婚，请我在东京给她找对象。那时我已有了家，把母亲接来同住。我让母亲回信告诉他们，如果心疼自己的孩子，对别人的孩子也应当心疼。母亲没有写回信。母亲劝我说舅舅的事怎么想都行，表妹的事还是帮忙为好。母亲和我拿着穿和服正装的艳子的照片串亲戚会朋友，给她找合适的对象。有一家亲戚给找了一位对象，东京和朝鲜的信件往来频繁起来，照片也没少寄。他们选中了这位青年，青年也下了决心，打算和他的母亲到朝鲜去相亲，此时舅舅忽然来信通知说，艳子与一位在满铁工作的很有为的青年马上要举办婚礼了。
战后舅舅和舅妈早早的坐走私船回国了，家产都丢光了，一贫如洗。舅舅和舅妈的近况很糟，两人都年过六十，现在在H县山区的连电灯都没有的小学分校任教，带着艳子的一个六岁的孩子，我现在已经不恨他们了，虽然当年我想让他们支援我百元而他们连五元的慰问金都没有寄来。可二十年前我受的伤害仍然铭记在心，我同情艳子，但由于上述阴影的存在，我怕和她见面。
一打开病房的门，就看见五个女病人静静地躺着。被誉为模范病房的这间宽敞而明亮的大房间既清爽又洁净。五位女病人脸色阴郁苍白，身体瘦弱。我和宫乃马上就认出了艳子，她的长相与我们有相似的地方，想瞒都瞒不住。
我和宫乃进屋的时候，艳子蹲在病床的那一边。她一看见我们，立刻察觉我们是找她的。她淡淡地绽出笑脸，继续蹲了一会儿。艳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慌悴。解完小手，她回到床上对我作了初次见面的寒喧，对宫乃叙了别后离情。我无论对谁都说不上几句客气话，慌忙打听她的病情。她躺在病床上回答：
“一昼夜要解三十五六次小手，睡不沉。”
“刚发病的时候是怎样的呢？”我问刚满三十岁的表妹。
“爸爸他们返回后，过了一年我也带着两个孩子返回祖国，回到深山区父母身边。又过了一年我的腿发凉，尿频得厉害。”艳子老老实实地说。“爸爸他们在深山区的高原，什么都不方便。也没有大夫，就连去乡镇的诊所也不容易。拖到看大夫时病情已经恶化了，在那医生家住了半年院才挪到这里来的。”
我怜悯地说：“怎么会这样重，两肾都坏了呢？”
“过三八线的时候我丈夫因结核死去了。”
“这事我妈也告诉我了。”
“后来我带两个小孩子过了三八线，有一顿没一顿的，好不容易才到了釜山。我觉得就是那样落下的病根。”艳子平静地说，像是说别人的事一样。“男孩子给了我丈夫家，我现在变成这样，我爸爸真可怜呀。我的病如果好了，也能到父母所在的山区当个小学教员，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病好不了的话，死之前都是父亲的累赘。”
艳子把平时想到的说来给我们听。过了一会儿艳子又慢慢地说，在山区小学分校任教的父亲到这家医院来探视要半夜三点起床，穿布袜子走六里山路，然后换上鞋换身衣服，才能乘公共汽车。我和宫乃都劝艳子不要多说话。我很可怜艳子，但对她个人的不幸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感到痛心疾首。我在心里把艳子与被原子弹放射能烧坏全身的姑娘比较，那姑娘现在正躺在这栋病房楼上的房间里呻吟。我第一次看见那些被放射能烧得不成人形的姑娘时，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想到姑娘们的现在与未来，我不顾周围有人，便放声大哭起来。在想到弟弟铁二的时候，我很少为他一个人哭泣。可想到全体日本人，受愤怒的支配，在半夜里我常一个人掉泪。
看着艳子、听她讲自己不幸的遭遇，不能不感到战争给她的人生带来的灾害。对我来说，为艳子的遭遇而悲叹，是我为全体日本人愤怒的一部分。此外我还有一种不可告人的心理，那是关于死的，所以难以对人言。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在这个城市和我一样目击了惨剧的诗人因害怕重现这城市的幽灵般的记忆、难以忍受关于未来危机的恶梦而自杀了。我也产生了同样的心理。我讨厌自杀，但心里一刹那会浮现这样的想法，认定什么时候自己会自杀或发原子病而死亡。这种想法总缠绕着我，回H市探亲也有这种阴暗心理。虽然这个城市被破坏了，我也要来和故乡告个别，与亲人、熟人作一次无言的告别，不露痕迹地见上一面。
“给你干点儿什么吧。”
我们问艳子有什么事要帮忙的。艳子微微摇了摇头答道：“谢谢，模范病房的护士什么都替我干，放心吧。”
和艳子告别后，我们来到病房外的走廊，我想我是特意来探望艳子的。见她一面还是很好的。
“我第一眼就觉得和你一模一样。”我小声对宫乃说。
我们正在穿过走廊走向大门，宫乃立刻回嘴说：“她像你，有着一样的脸盘。”
我和宫乃走出修理中的大门，宽阔的大门正在恢复战前的模样。下了低矮的石阶，我看到了白衣的护士长从花坛前穿过，她很面熟，上次我来的时候她给我拿饭，跟我说了很多话，名字我还记得。我想叫住她，最终却没有叫。上次她说的话还在我朗海中萦绕，那沉重的话题我已不能再次承受。年轻的护士长叫福原。她曾经把手脚上深深的伤痕展示给我看。护士宿舍倒塌的时候她被压在下面，还卷入了火灾。她爬到医院大门口时，已是七天以后的傍晚了。
“大夫、护士、患者没有死也处于半死状态，血肉模糊。我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外边送来的伤员一个接一个，我站不起来也走不动，只好浑身是血地爬着给大家包扎。所有人都在叫‘给我水，喂我喝水。’一边叫着要喝水，一边死去。我一边爬一边说：‘好，给你水，张开嘴。好，水来了，张嘴，喝水。’像给植物浇水似的。终于一滴水也没有了，我绝望地大声叫喊。我在一位母亲的尸体旁边抱起一个婴儿，对他说：‘你为什么来到这世上，你在妈妈温暖的腹中呆了十个月，好不容易生下来，你妈妈就死了。你要是不生下来就好了。’”
福原的心与我是相通的。
“走廊里全是死人，背上贴着纸，写着尸体二字。一个男疯子在死尸上飞跑而过。他把放射光线说成一条宽幅的黄带子，那黄带子在缠绕着他。他抱着头像被扔出来的石块一样在尸体堆上跑。第二天，他说想喝汤，喝着喝着就死去了。”
福原关于医院的惨状还有许多话，如果叫住她再继续以前的话题我觉得不大合适，因为宫乃马上就要回乡下去，让她听这么沉重的话题等于让她背上残酷的幻影。在陪宫乃买东西之前，我用百货公司的公用电话给俊吉打了电话。鹤子死后，仓田的儿子俊吉在东京上大学，那期间常来我家住。那时我母亲也原谅了仓田，俊吉来时她也对他很亲切。战后俊吉在H市新成立的一家小小的商务公司工作，按战后的叫法他的职务是董事。他一接我的电话就迫不及待说：“啊，先头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出席座谈会的消息，知道你回来了。但我不知你住在哪儿。今天早上我给报社写了信，刚发了。”他的话像一阵风，我想，他说起话来还是那么傲慢。我告诉他想见他一面，他说：“见多少次也成。今天来我家吧，傍晚有萤火虫飞来飞去，景色好漂亮。”俊吉打小时候起就爱言不由衷地说些奉承话。和仓田在一起的时候，我不得不和俊吉以及其他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所以很了解他。俊吉还说到百货公司来接我，他越那么说，我越怀疑他的诚意。另一方面，我想见到俊吉还可以打听到孩子的消息，引起我对过去恋爱的怀念。我对电话另一端的俊吉说：“我先陪亲戚买东西，大约要两个小时。她要回农村去，送走她后如果有时间，就到你家去。”
俊吉高兴地告诉我去他郊外的家该怎么走。宫乃买了些东西，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出了百货公司。我们各拿一把晴雨兼用的雨伞，走上正在下雨的电车道。她的伞是小豆色的，我的是绿色的，都很旧了。我们上了电车，我想今后和这位表妹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于是忽然开始想见仓田。当然已没有从前那种令人喘不上气的激情了，那是一种带有甜蜜味道的亲近感，就像他是我的一个亲人，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我感到仓田是能理解我的，这种战争惨祸带来的坏心情我对别人是从不提起的。
比我年龄大一轮的仓田，青年时代信奉大杉荣的社会主义思想。我离开他去东京时，他劝我去见一位社会主义者，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仓田生就一种虚无的性格，远离实践，我相信现在他的灵魂也在高声呼喊反对战争吧。俊吉有妻有子，与仓田分开过，我想可能会在俊吉那儿碰到仓田。
我们来到公共汽车站，宫乃要从这里乘车回乡下去。在候车室的长凳坐下以后，我仍然沉默了一会儿，后来发现没有多少时间了，就小声说：“你今后会怎样还不清楚。和病人一起生活虽有些不正常，但在病人死之前你还是守着他吧。”
“哎，是啊。”
“别躲开，躲开只会留下遗憾。”
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是讲给我自己听的。下午四点。宫乃乘坐的公共汽车出站了。我想起俊吉的话，他下午四点应该到家了。俊吉的家在大河对岸的山脚下，去他家要先乘市营电车，再换公共汽车。如果直接回贞子家的话，下了电车穿过杂草丛生的原练兵场。走不了几步路就到了。无论回蚰蜒到处爬的贞子家，还是访问俊吉家，我都不感到轻松。我犹豫着买下了给俊吉孩子的礼物。
黄昏时分，山脚一带也下了小雨。俊吉家的大门外并排放着三辆自行车。一辆是红瓷漆的女车，十分漂亮，另一辆是童车。俊吉坐在没有像样家具的客厅里，他铺开棋盘，旁边放上棋谱，一个人在那里摆弄黑白棋子。房檐下挂着养金丝雀的鸟笼。窄小的院子里故意地放着一些石头和苔藓，我感到有种奇怪的气氛。
“啊，真有点不正常，怎么像个老头呢。”
我对正在收拾棋盘的俊吉说。
“是啊，一下子老了。”
“你多大了？”
“三十二了，女学生都叫我叔叔了。”
我认识仓田时，他就是这个岁数。
“三十二岁却喜欢过老头的生活，像快到六十岁似的。”
“我爸爸他才快到六十岁了呢。”
“你爸爸他三十二的时候可从来不一个人死气沉沉地玩棋，也看不起摆弄园艺的。”
“我老得快，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死呢。”
俊吉微笑的脸上爬满了横向的皱纹。他的脸长得像他妈妈，有着平凡的美和胆怯的神情。他的身体像他爸爸，那有棱角的身材，高高的个子，粗壮的手脚简直一模一样。相貌随他妈而体形随他爸的俊吉一向使我很困窘，但眼前盘腿坐着的俊吉是那么衰弱，简直让我吃惊。
“那时，我的头发全掉光了。我想这回必死无疑了。可又慢慢长出些细发。好歹又活了七年。”
在这个城市无论遇到谁，这种话题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我一直在这个家里，我爹在宇品的山里头。你还记得八月六日是我爹的生日吧。那天早上我媳妇做了些胡枝子，说要给宇品的老爷子送去，八点之前就走了。她乘的电车开得很快，原子弹投下的时间是八点十五分，那时电车早就穿过市中心，离宇品很近了。可是我不知道，一心想她可能在市中心被炸死了。第二天我就从还在着火的八丁崛走到纸屋町。到处是死尸什么的，无处插脚，死人不知是男是女，得一个个看脸。”
俊吉因受爆炸中心地残存的放射能辐射生了病。
“事后想想，全市烧了三天，火灭了之后，一个女人是不可能走回家来的。可当时如三天不归，人们就以为他死了。我就连续三天在那儿翻死尸。”
“你媳妇一直在宇品吗？”
“可不，第四天她和老爷子一起冷不防回来了。可是我过了一个月就吐血了。”
“我一想起那原子弹，就觉得决不能宽恕美国。”我的声音颤抖着。
“原子病像恶魔，会伴你终生的。”
俊吉的妻子在饭桌上面布菜，还拿来日本酒的酒壶。与瘦高个儿的俊吉相比，他矮胖的妻子像个小姑娘，脸庞红润光鲜。我以前听直子说过她的善良和忠厚。两个男孩子在我和俊吉的中间欢闹地跑着。在俭朴的饭菜面前，我和俊吉微醉了，说起话来也滔滔不绝。
我问俊吉：“你相信使用原子弹的目的是终止战争吗？”
“别小看人，我们不会相信他们关于原子能的声明、辩解什么的。去问问J·R·奥本海默吧。是不是他向总统建议使用原子弹来掌握战争的主导权的，要不就是为了做原子能时代的试验而进行H市和N市的杀戮。他们能永远炫耀他们发明的原子能吗？有这方面的造诣是掀开了人类历史光辉的一页吗？”
过了一会儿我说：“你说这些的时候，满脸都放着光辉，可是你为什么这样过着隐居的生活呢？”
“身体垮掉了。”
“你父亲也说这话？”
“他身体也不好。”
“有病吗？”
“胃溃疡，想逃离尘世呢。即使搞和平运动，我和父亲也没有你的影响力大。”
“那不对，会有影响的。别胡说了。大家一起来搞，就一定会有影响的。”
俊吉默默地喝着酒，我忽然问道：“你知道孩子的事吗，我的？如果知道的话跟我说说吧。”
“近来的情况不太了解。”俊吉皱着眉头说。他总是不忍心看别人痛苦。“那孩子每年正月都被那边的养父领来玩。我们常常见面。他老管我爹叫亲爸爸，你说奇怪不奇怪。不知几岁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玩具就说想要。养父那边也很疼他，什么都有，可他就是想要这边的，据说特别想要我的长剑。他走后我好多东西都找不着了，原来我爹全给了他。”
他故意用幽默的口气说着。我害怕打听孩子的生死，与其得到孩子的死讯，不如不问为好。我想问俊吉是徒劳的，此地不宜久留。
“爸爸也不知道吗？”
我用俊吉他们小时候的称呼来叫仓田。
“战后的情况大概也不了解。如果知道的话他会跟我们透露的，可他什么都没有说过。他对现在的老婆有些害怕，是她反对那孩子见你。”
我也想到了许多。
“你和直子都能来找我，可我的孩子却不能来。”
我差一点儿提到自己不知何时会死，可是生生把这话吞咽下去了。
“他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嘛。”
过了一会儿，我站了起来。
“呆了那么久，我也该走了。”
“你还要回去？回不去了。”
“为什么？”
“雨那么大，公共汽车早没有了。要回的话，只好由我骑自行车带你一段路，我可不愿意。”
我决定住下，还心存幻想，那是对仓田的留恋。不知什么时候想在H市见到的人名单里加上了他。俊吉年轻的妻子在耳房挂蚊帐安排孩子睡下后，又出来在客厅给我铺床。
“这里房子也坏了，我曾想爆炸不一定会影响到这一带的。”我对她说。
“可不，房都扭曲变形了，那块墙壁掉了下来，房顶也掉下一半来，雨天哗哗地漏，像睡在大街上似的。去年好不容易修理了房顶。”
她在挂蚊帐，我和俊吉到大门处去等。红色的女车在没铺地板的走道上闪闪发光。我靠在高高的饭桌旁说：“你真行，给妻子买那么漂亮的自行车，两个人一起骑，生活多浪漫。”
“我想对媳妇更好一点，多爱惜她些。”
他那么说，我也没感到他在暗暗地讽刺我的过去。我一下子转过身去，若无其事地看着桌旁的墙壁。墙上挂着条幅，上面写着“色即是空”，我想正是这条幅酿出了这屋子的气氛。条幅的左下方有半仙庵的署名。
“半仙庵是怎么回事？”
“我爹的家有半仙庵的横幅，只是没有把它贴在门牌上罢了。”
我感到颓丧。
“这条幅是你爹写的？”
“当然。”
我彻底地沉默了。就像过去一样，对仓田的最后绝望使我连走路的劲头都没有了。
他过去和我分手时说：“你不想从男人那里得到幸福，也不做出努力，那么你就通过工作去寻找幸福去吧。”他常责备我卑俗，说我既然有社会主义的见解，为什么还去参加夏天的祭祀和盂兰盆节的民众舞蹈。至今我还想起他的谬误，我爱在晴天穿马鞍型木展，他也说我庸俗。写半仙庵条幅，大约是因为他认为活着本身是个谬误吧。
我进了蚊帐，俊吉拿来了两盏台灯。
“干吗拿两盏灯来啊？”
“一盏大的，一盏小的，你不是要看晚报吗？”
俊吉把单页的晚报送进蚊账。
“谢谢，一盏台灯就够了。有没有安眠药？我一直服它呢。”
“没有安眠药，喝鸡蛋酒吧。。
喝鸡蛋酒哪里睡得着啊，我想。俊吉和他的妻子一起到厨房去了，厨房发出一阵声响。过了一会儿，他胖胖的妻子微笑着把鸡蛋酒送进蚊帐。大白碗里酒与鸡蛋分得很清楚，酒味刺鼻。我到深夜也没有睡着，台灯一直点着。看到松垮的青黑色旧蚊帐里到处都沾着细细的白发，我感到毛骨悚然。前年仓田的母亲——过去跟我一起过的婆婆在这里去世了，这白发恐怕是仓田那高龄老母的吧。后来我又发生了错觉，想这白发会不会是仓田的呢？
我熄了灯，天色微明了。我把毛毯直拉到眼皮底下，正要唾着，脑海里又闪现出往事。七年前我从烧光的H市逃出来，在山村的一户人家避难，有一个男人每天唠叨着同样的话从村里唯一的街道走过。我经常从二楼的栏杆处目送这位已过中年的男子，他疯疯癫癫地走着，絮絮叨叨地说：“那天凡是在H市的人全会死光，一个也剩不下。”这个男人很有钱，老早就疏散到那个村子去了，所以原子弹爆炸的当天他并没有看见H市的惨状。但谁也没有根据来完全否定他所说的话，直到现在也不能完全抹煞他的预言。
我朦胧之中看见一只白色的大手。那是我始终放心不下的手——投下原子弹的手。那只手按下按钮，接通开关，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只手的主人有一张什么样的脸呢？这个飞行员背后有他的上级长官，在军队长官的背后有资本家、政治家、科学家，可是我只想看看实际在H市投下原子弹的那个人，想直视他的眼睛问问他，现在他在自己国家是否喝着苦酒。我更想拷问他的灵魂，你的白手干了那事以后是否还能心安理得地活着。我看着梦幻中的白手沉入了梦乡。
我又在H市逗留了几天。进入七月份了，我不再想什么自杀、他杀的了。我开始想不能随便死去。
梅雨季节还没有过去，时常下大雨，前前后后下了停，停了下。一天下午，贞子的长女在小雨中扛着翠绿的竹子从外边归来，被雨打湿的竹叶显得那么有活力。
女孩问我：“什么叫七夕？”
我说：“牛郎织女天河会呗，一年有一次呀。”
“那就是明天晚上楼。”
“啊啊，你把竹子给扛回来了。”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买七夕彩纸，大家都去了。”
贞子带着两个孩子出去买彩纸。过去从不睡午觉的母亲在六铺席的房间里午睡。因为夜里蚰蜒多得不得了，为了女儿和外孙，母亲几乎一夜不睡地捉蚰蜒。蚰蜒白天不大出没，所以母亲白天时常打盹儿。我也在母亲的脚下躺下。刚睡着，贞子和孩子们就回来了。门外响起急促的木展声，十分热闹。“八十元一套的过节用品，六十元就便宜卖给我们了。”
贞子把我和母亲叫起来，把各色各样的七夕的节日用品摊开来——花里胡哨的彩纸、金银纸、诗笺、粉红色的宝船、茄子葫芦的剪纸，各种颜色的圆气球、三角形的气球、灯笼。孩子们、贞子、母亲都在用嘴吹胀气球和灯笼，我仍然躺在那里，心不在焉地眺望不断增加的气球和灯笼。
“哎呀，这就是天河呀。”
贞子把淡蓝色与桃红色的随风飘舞的长剪纸轻轻拉开给孩子们看。
“咱们把这四方形的彩纸和金银纸裁成短笺，写点什么挂起来吧。”
“许个愿，写首和歌，”母亲说。
大女孩说：“小朋友家都把它挂在竹子上，和爸爸妈妈一起写了之后吊起来。”
“姐姐，该写什么，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农村没有彩纸，奶奶把各色布头裁成短笺写上字挂起来。我忘记写了些什么。那时我不太知道七夕节。”
这时，我仍胡乱地睡着。
“写什么愿望都行，挂起来就是了。”
听母亲对贞子说这话后，我忽然说：“那就写上反对战争吧。”说完之后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醒来一看，三铺席屋里的五斗柜上绑了竹竿，翠绿的枝头上吊着各色彩纸、提灯和宝船，各种星星和气球，从竹竿的顶尖上，桃红和淡蓝的天河一左一右地流下来。
“啊啊，真漂亮。张灯结彩啦。”我完全睡醒了。只有在旧历七月初七的夜里才能看到传统的天河与牛郎织女星座。战后日本把节日改作阳历，对不合农历的七夕我没有特别的兴趣，但眼前这种民俗性的令人欣慰的淳美风俗不是虚假的，那里还有一种悲哀的诗意。我发现青竹细竿上吊着的短笺上写着字。我叫了一声，看着贞子。蓝、红、金银的短笺上只写了“反对战争”、“天河”的字样。
“没别的可写了吗？不要只写反对战争呀。”
“孩子们吵得要命，想不起来写些什么好。姐姐你也写点吧。”
我来了精神，从贞子身旁的砚台箱取了笔，在黄色和浅粉红色的短笺上写下了“要和平”、“要自由”、“爱之星啊，请你保卫和平吧”，自己用线把它们挂在竹竿上。夜晚到来之前，我和贞子半即兴地把写有诚实、勇气、星星、保卫和平等字样的无数的短笺吊在竹枝上。入夜，蚰蜒聚集到装饰起来的竹竿旁边，开始往上爬，母亲把它们用筷子夹起来往盐水罐里放。
我轻声地自言自语说：“我总觉得这些蚰蜒是这练兵场死去的士兵转世的。”
母亲把罐和筷子放到屋角的隐蔽处，冷不防地说了一句：“如果再发生战争，咱们就逃到宫乃那里去。据说还会有大的战争呢。”
我胸中如刀割一样疼了好半天。七十四岁的老母担心自己有生之年还要经历一次世界大战，而且想到逃难，真令人悲哀呀。
“妈妈，别再想什么到宫乃那里逃难的事，绝对不会有世界大战了。”
“真的没有吗？”
“没有了，即使有人想发动它也不可能了。”
坐在装饰着七夕彩纸的竹子下边的妹妹违心地说：“明天雨停了，天晴以后，这漂亮的竹子能拿到外边去吗？”又说：“我真担心啊。咱家的短笺和别人家写的不同啊。”
第二天将近黄昏，东南方向露出了晴空。几百家战争受灾者的房屋构成了小区，贞子带着孩子在小区的胡同里穿来穿去。她一家家地看，喘息着回来说：“姐姐，没关系，没事了。”
“什么没事？”
“都写了。都写了一样的字呢，到处都有。快把咱家的拿到外边竖着，姐姐快出来呀。”
我穿上木屐与贞子一起走到外边去参观。与贞子家一模一样的陋屋排成几排，这里住着境遇不同的人们，全是些经受过原子弹爆炸活下来的人和从战场复员回来的人。一眼望不到边的破房之间，窄路上开着夏天的花，长着茂密的野菜。小区的弄堂里满是孩子，家家房檐底下都竖着装饰了七夕饰物的翠竹。不知是否从同一家商店买的，与贞子家的一模一样。粉色的宝船、金银的星星、圆形四方形的气球、灯笼与各色的短笺一起，伴着竹叶飘舞着。一枚短笺上写着“反战”，两三枚大的诗笺上写着“和平、自由、独立”，还有孩子写“爸爸”、“妈妈”，也有写“天乃川”、“七夕祭”的。有一家不经心地用钢笔在黄色的彩纸上写了首诗。那是在这个城市出生、在东京自杀的诗人写的，是首刻在他的诗碑上的诗。
刻在旧日的岩石上
投影于黄沙中
崩坠在天地间的
一轮花的幻影
诗笺挂在青竹的竿子上，我感到内心十分激动，在那家门前站了半天。虽然每人的感受不尽相同，但是我看到了住在这些陋屋里的人们共同的心愿。隔四五家的邻居家门口也有写着“爱之星”的短笺在气球间闪烁，小小的金、银、红、蓝色的星星围着写有“和平”的诗笺。
这是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的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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