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冈访谈录（二）
作者：佚名
1996年，萨同出版了《迷镜》后，在自己的公寓里接受了法国《费加罗妇女杂志》的采访。
记者：谈起您时，法兰西学院院士米歇尔·德翁总是说：“我从来没有从这个人的嘴里听到过蠢话…·”
萨冈：他真好。不过他大概是站在好朋友的立场才这么说的。我应该说过不少蠢话，只不过他忘了。
记者：名声在外，大家都说您不讲蠢话，但也许您……
萨冈：做蠢事！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蠢事分两种，一种是愚蠢的蠢事，一种是有趣的傻事。我希望我做的有趣的傻事比愚蠢的蠢事要多。
记者：您是蓬皮杜的朋友，也是密特朗的朋友，我很想知道您是怎么应付他们，进而成为他们的朋友的？
萨冈：蓬皮杜，我早在他投身政界之前就认识他了，通过我第一个丈夫。他在位期间，我曾两次被邀至爱丽舍宫。至于密特朗，我很晚才认识他，他当选总统的前一年。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反对他，左派，右派。飞机上我们挨着坐。我觉得他很智慧，脾气也好。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当选了。不过他一点儿没变，一丝一毫没变。
记者：您好像总是在不停地搬家？
萨冈：我大概搬过4次。有时我想换个区生活。或者是个人的原因。我爱的某个人消失了，或和楼上楼下的人处不来，我也不知道，甚或看中了别的房子。总之都是极其偶然的。
记者：与您的书没有关系吗？
萨冈：没有。但实际上，我确实可以跟自己说，如果说某一部作品写糟了的话，那是因为环境的问题，或许换了环境就好了。可这个理由对我不起作用。在巴黎，我通常是夜里写作，只有在夜里才能做事。而一旦到了夜晚，房子里都是灰色的。否则，在白天，人来人往，还有电话，约会，大家都有别的事要忙。
记者：您写作时有没有一些小小的痹好呢？
萨冈：没有。我喜欢在床上写。写在那种螺旋的本子上，本子的面要硬些的，这样可以放在膝盖上。
记者：您开始一本书时需要什么？
萨冈：一个故事。一个主题。或一个场面。开头的句子想好是没用的。我们经常说，嗯，这个头开得不错，其实写到后来什么也没有。的确，场面更重要。
记者：那么《迷镜》呢，是什么样的场景？
萨冈：是一个人在剧院门前等出租车，华灯映照。这就是开始的场景，而其它画面便随之而来了。
记者：您开始一本小说对，预先知道怎样结尾吗？
萨冈：我以为我知道，可到后来大家都会大吃一惊。我对结尾从来是没有把握的。
记者：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作家自己说：“我的人物震惊了我，我不知道他们发展成什么样了？”
萨冈：是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挺有意思的，有一定的自谦成分在里面。我们和书里的人物一道出发，看着他们，想要解释，或者至少试着发现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相爱是那么难。我们想着他们最终是要分手的，却又不知以什么样的方式分手。是的，在写作过程中，会发生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意料不到。有时我只能让我的主人公以死亡的方式相离别，我杀死了我的人物。也许是人物的问题，或者是情节的发展。
记者：您会写不下去吗？
萨冈：当然。这种情况很少，但有过。有些小说我写到一半就放弃了。
记者：那么，您的抽屉里想必有不少小说的开头叹。
萨冈：不，我全丢了。还有一本书，我来来去去写了12遍，每一次都写了100多页，就是那本《涂脂抹粉的女人》。
记者：您书中常常充满了幽默。
萨冈：我希望有些情节有趣些。我不是要写一本滑稽的书，可是书里可以有些滑稽的事，在生活中也是一样。
记者：对您来说，写作是一种痛苦还是一种欢乐呢？
萨冈：开始的时候是痛苦。真是难以忍受，我仿佛写不出3句像样的话来，之后就要好得多了。
记者：您还记得《你好，忧愁》出版那一天的情景吗？
萨冈：大致上还记得，也许不完全是那一天了。第一批样书到的时候，我是在我的朋友那里看到的。我把书都藏起来了，我觉得好像所有人都会来问我：“这书是您写的吗？”一个月后，我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女人在看读这本书，她就在我对面。然后她把书折好，放进包里。我下车了。这是唯—一次，我看到有人在读我的书。
记者：您预感到自己会成功吗？
萨冈：完全没有。能够出版我已经很惊讶了。成功突如其来。是批评奖造就的。而在《费加罗杂志》的第1页上，又出现了莫里亚克的主题评论。
记者：批评奖却差不多是您得的唯一奖项了，除了摩纳哥文学奖之外。
萨冈：人们说，她的书卖的很好，不愁吃穿，所以用不着给她奖了。
记者：您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进法兰西学院吗？
萨冈：正巧。我得摩纳哥文学奖时，有人谈起过这件事。我睁大了眼睛。我说我很抱歉，我想这是男人的事情。
记者：阅读与写作，您更喜欢什么？
萨冈：如果一切非常、非常顺利的话，我更喜欢写作。再说，我写作的时候，通常没有兴趣谈太多的名作。
记者：如果像《过客的悲哀》里的主人公，您得知自己只有6个月的生命了，您会写些什么呢？
萨冈：首先，我觉得告诉我这个消息太残酷了。我宁愿不知道。也许我会抢先一步结束生命，如果我有勇气的话。如果要写些什么，应该是诗。
记者：大家最常问您的问题是什么？
萨冈：“如果您不写作，您会做什么？”——这个问题提得不坏。
（袁拔一译）
1996年，萨同出版了《迷镜》后，在自己的公寓里接受了法国《费加罗妇女杂志》的采访。
记者：谈起您时，法兰西学院院士米歇尔·德翁总是说：“我从来没有从这个人的嘴里听到过蠢话…·”
萨冈：他真好。不过他大概是站在好朋友的立场才这么说的。我应该说过不少蠢话，只不过他忘了。
记者：名声在外，大家都说您不讲蠢话，但也许您……
萨冈：做蠢事！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蠢事分两种，一种是愚蠢的蠢事，一种是有趣的傻事。我希望我做的有趣的傻事比愚蠢的蠢事要多。
记者：您是蓬皮杜的朋友，也是密特朗的朋友，我很想知道您是怎么应付他们，进而成为他们的朋友的？
萨冈：蓬皮杜，我早在他投身政界之前就认识他了，通过我第一个丈夫。他在位期间，我曾两次被邀至爱丽舍宫。至于密特朗，我很晚才认识他，他当选总统的前一年。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反对他，左派，右派。飞机上我们挨着坐。我觉得他很智慧，脾气也好。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当选了。不过他一点儿没变，一丝一毫没变。
记者：您好像总是在不停地搬家？
萨冈：我大概搬过4次。有时我想换个区生活。或者是个人的原因。我爱的某个人消失了，或和楼上楼下的人处不来，我也不知道，甚或看中了别的房子。总之都是极其偶然的。
记者：与您的书没有关系吗？
萨冈：没有。但实际上，我确实可以跟自己说，如果说某一部作品写糟了的话，那是因为环境的问题，或许换了环境就好了。可这个理由对我不起作用。在巴黎，我通常是夜里写作，只有在夜里才能做事。而一旦到了夜晚，房子里都是灰色的。否则，在白天，人来人往，还有电话，约会，大家都有别的事要忙。
记者：您写作时有没有一些小小的痹好呢？
萨冈：没有。我喜欢在床上写。写在那种螺旋的本子上，本子的面要硬些的，这样可以放在膝盖上。
记者：您开始一本书时需要什么？
萨冈：一个故事。一个主题。或一个场面。开头的句子想好是没用的。我们经常说，嗯，这个头开得不错，其实写到后来什么也没有。的确，场面更重要。
记者：那么《迷镜》呢，是什么样的场景？
萨冈：是一个人在剧院门前等出租车，华灯映照。这就是开始的场景，而其它画面便随之而来了。
记者：您开始一本小说对，预先知道怎样结尾吗？
萨冈：我以为我知道，可到后来大家都会大吃一惊。我对结尾从来是没有把握的。
记者：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作家自己说：“我的人物震惊了我，我不知道他们发展成什么样了？”
萨冈：是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挺有意思的，有一定的自谦成分在里面。我们和书里的人物一道出发，看着他们，想要解释，或者至少试着发现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相爱是那么难。我们想着他们最终是要分手的，却又不知以什么样的方式分手。是的，在写作过程中，会发生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意料不到。有时我只能让我的主人公以死亡的方式相离别，我杀死了我的人物。也许是人物的问题，或者是情节的发展。
记者：您会写不下去吗？
萨冈：当然。这种情况很少，但有过。有些小说我写到一半就放弃了。
记者：那么，您的抽屉里想必有不少小说的开头叹。
萨冈：不，我全丢了。还有一本书，我来来去去写了12遍，每一次都写了100多页，就是那本《涂脂抹粉的女人》。
记者：您书中常常充满了幽默。
萨冈：我希望有些情节有趣些。我不是要写一本滑稽的书，可是书里可以有些滑稽的事，在生活中也是一样。
记者：对您来说，写作是一种痛苦还是一种欢乐呢？
萨冈：开始的时候是痛苦。真是难以忍受，我仿佛写不出3句像样的话来，之后就要好得多了。
记者：您还记得《你好，忧愁》出版那一天的情景吗？
萨冈：大致上还记得，也许不完全是那一天了。第一批样书到的时候，我是在我的朋友那里看到的。我把书都藏起来了，我觉得好像所有人都会来问我：“这书是您写的吗？”一个月后，我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女人在看读这本书，她就在我对面。然后她把书折好，放进包里。我下车了。这是唯—一次，我看到有人在读我的书。
记者：您预感到自己会成功吗？
萨冈：完全没有。能够出版我已经很惊讶了。成功突如其来。是批评奖造就的。而在《费加罗杂志》的第1页上，又出现了莫里亚克的主题评论。
记者：批评奖却差不多是您得的唯一奖项了，除了摩纳哥文学奖之外。
萨冈：人们说，她的书卖的很好，不愁吃穿，所以用不着给她奖了。
记者：您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进法兰西学院吗？
萨冈：正巧。我得摩纳哥文学奖时，有人谈起过这件事。我睁大了眼睛。我说我很抱歉，我想这是男人的事情。
记者：阅读与写作，您更喜欢什么？
萨冈：如果一切非常、非常顺利的话，我更喜欢写作。再说，我写作的时候，通常没有兴趣谈太多的名作。
记者：如果像《过客的悲哀》里的主人公，您得知自己只有6个月的生命了，您会写些什么呢？
萨冈：首先，我觉得告诉我这个消息太残酷了。我宁愿不知道。也许我会抢先一步结束生命，如果我有勇气的话。如果要写些什么，应该是诗。
记者：大家最常问您的问题是什么？
萨冈：“如果您不写作，您会做什么？”——这个问题提得不坏。
（袁拔一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