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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冈访谈录（一）
作者：佚名
1978年，萨冈被诊断为胰腺癌，后虽被否定，但死之的阴影从此笼罩着她。1994年，她以此为题材，写了一本小说《过客的悲哀》。法国《读书》杂志记者就此采访了她。
记者：你好像身体不好的时候写不出好书。
萨冈：没错。如果七歪八倒的怎能达到写作有时能产生的那种幸福感呢？我的书有些略嫌草率……
记者：你写这本书（指《过客的悲哀》）的时候似乎健康状况特别好……
萨冈：这本书是在愉快中写的。我当时的身体并不特别好，但写作状态很好，二者是不完全相同的。我很快就感到了某种充实。
记者：这本书作写得很快。
萨冈：事实上，这个计划在我脑海中已萦绕了一段时间，我想是从1988年开始吧！对癌症这个并不那么有趣的题材，我不想碰到什么就写什么。我开了个头，然后扔下不管，当我最后捡起它时，我写得极快。我找到了第一个句子：“你抽烟抽了很久了吗？”这第一个句子使我得以写下去。
记者：最难的总是寻找第一个句子吗？
萨冈：不是第一个句子，而是第一个场景。可以这样说。在这本书中，我不知道如何开始这场景，我知道它发生在何处，也知道与什么人发生关系，但我不知道如何开头才能不浪费时间，才能马上……
记者：书中的主要内容：癌症，被宣告死亡。这是你牢记在心的一个主题吗？
萨冈：不。但这几乎是每个人都常常想起而又很少谈及的主题。
记者：那为什么现在才写？这与你个人经历有关吗？你多次差点死掉，尤其是1978年医生们发现了这个胰腺癌。
萨冈：他们认为我得了胰腺癌，但最后并不是那样。是的，我有这种感觉，宣告时的震惊，我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著名的“尥蹶子”。我曾看到许多马在我身边冲撞，但我从来没挨过增。不过，我在想象这样一种宣判，其影响与人们徒劳地试图迸开的马蹄极为相像。在我身边，许多朋友都没能避开……
记者：你选择了一个漂亮的题目，《过客的悲哀》。对一个这么严肃的主题来说，这题目也许太轻松了点。
萨冈：我一直想减低我所放置的炸弹的杀伤力。也就是说，这本书一读完，这个题目就形成了。
记者：同样，你喜欢幽默地淡化严肃的东西。所以，从第一句话开始：“你抽烟抽了很久了吗？”“我一直抽烟，”马蒂厄纠正道……
萨冈：是的，这是自我保护。然后，我的主人马蒂厄说，他不愿意在一个消极的时候否认一种这么常见的快乐。这一切是想说悲剧并非一直是悲剧。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最糟的时刻，也有某些可资吹牛的东西，如果不是滑稽可笑，至少无礼失当。同样，感情完美的时刻也是不存在的，总有些小小的不如意。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是大喜大悲的。可有些人也许总不想注意这一点，拒不肯见这些残缺的时光，因为他们十分喜爱完美的东西。不该破坏他们的感情。
记者：你呢，在最糟糕的时候，你总能有这种嘲笑的态度吗？
萨冈：在最糟糕的时候，是的。总之，要看情况，如果事关自己总比事关他人要容易得多。
记者：你为什么选择一个男人做主人公？
萨冈：我们处于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但在某些方面仍有大男子主义倾向，如果得病的是个女人，她很快就会成为受害者。你看，可在这本书中，开头没有这种同情。人们不会一开始就为我们这位40多岁的英俊的建筑师悲哀，而且，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一个男人。我希望，也许这是不知不觉的，我希望他能够斗争，希望他不要一开始就成为牺牲品。
记者：医生直截了当地向马蒂厄宣布他得了癌症。
萨冈：这个医生很粗鲁。有些人属于什么都说派，有些人属于什么都不说派。前者不太好。但我有意让医生变得令人厌恶。我想，当你面对着一个将要死去的人，一个因病而几乎变得像孩子一样的人，你不能像大人一样对他说话。我跟医生讨论过，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总是弄错。有的人他们以为可以对其说实话，有些人则不能说。事实上，前者垮了，而后者呢，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很无谓的样子。所以，拿不准，少开口…
记者：你呢，你属于那些必须隐瞒真相的人吗？
萨冈：我？我不知道。不过，我今天比20年前更觉得必须对人隐瞒真相，老的时候，对这种变化看得更清了。人并没有我所以为的那么坚强。我曾见到他们十分坚强、果断。事实上，他们比外表看起来要脆弱得多，没那么强大。当然，他们有时也不那么软弱。人总是费劲地掩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他们以外表来作补偿。
记者：你这样写道：“人们模仿什么，最后会变成什么。”这不是很危险吗？
萨冈：使自己坚强点这并不危险。因为这也是最普通的心理反射。人们模仿软弱并不会变得更软弱，恰恰相反。但想做出什么样子，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上电视的人都装出好丈夫、好父亲的样子。他们最终会这样写出点东西。
记者：最使你难受的是死亡这个念头，而不是死亡。
萨冈：是的。尼采说：“使人发疯的不是怀疑，而是确信。”相信在某个准确的限期内死亡…如果有人向你宣布你将在6个月后的一场交通事故中死亡，你会小心，或不相信，有危险，有怀疑。但当你被一种疾病慢慢地消耗生命，肯定要死，这就难以忍受了……
记者：在这个有些阴暗的宇宙里，你提到了诗，阿波里奈尔，诗也许是一个救星？
萨冈：没有多少人读诗了。所以，我让自己享受这奢侈。我对诗有一种热情。诗也跳到我的脑海中来。我会背10来首诗，但有些已索然无味，如我在小学里读的勒贡特·德·列尔的诗，很枯燥。我爱写点诗，但我的诗不怎么好。我突然觉得诗很好，第二天……
记者：你觉得男女之间对于死亡态度有区别。
萨冈：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们所写的东西，人们在笔端下发现。我什么都不想，然后我开始想象，我创造了我知道的东西，因为我把它们写了出来。这是无意识的。女人们知道生与死组成了人生。男人却不。他们拒绝。对他们来说这是抽象的，然后当它突然变得具体……
只要看看面对新生儿的男人就行了。他是那么笨拙，那么惊讶。
记者：让我们回到马蒂厄身上来吧。对他来说，这种“孤独的痛苦”最终不完全消极的
萨冈：是的，他站着停住了，望望四周，这很不错。这些事人们没有时间、勇气、力量或主张来做。
记者：你不看看自己周围吗？
萨冈：我不是观察家，这甚至带有戏剧性。但当我写作时，有些十分模糊的观念不时地跳。到我的脑海，使我形成了一种理论。总的来说，数年来，我展示所有人都厌烦的东西，接着，我改变了这种主张。谢天谢地。
记者：今天评论家更理解你了吗？
萨冈：不管发生什么，总有些东西不对劲，使他们惊奇，不过现在是惊奇我写的东西，而不像从前那样惊奇我所做的事情。这持续了20年。疯狂，女明星的故事，小小的音乐，法拉利，等等。我已经不感到震惊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曾经是真的。但我觉得背后有些名堂，他们也并不能讲出来。
记者：若干年以前，你们惊讶俄国学生从你的作品中学习法语，而在法国……
萨冈：当有人想拖我进监狱时，我提起了这件事，类似的话，毫无疑问，人们永远不能在自己国家里成为先知。但我总想让人注意，在那儿，我被当作一个作家，而在这里，却被当作一个犯人。正如人们所说，人们早就把我当作是出版界的一颗明星。现在，长期以来，情况变得更好了。而痛苦，不，我从来不曾有过。
记者：你一下子赞扬起酒精之乐来，是出于挑战的乐趣吗？
萨冈：我强烈反对“别喝酒，别抽烟，别这样，别那样”，这太烦人了。把人都当作小孩，这是很荒谬的。从拉丁人开始，就有一种关于酒的比喻，酒能减轻男人的生活重负。当然也会造成肝硬化，这大使人厌烦了……
记者：毒品呢？
萨冈：不，毒品——我指的是可卡因——不能减轻生活的重负。在它被禁止的范围内，人们被迫悄悄地收集，所以代价极大……
记者：但爱情尚未被禁……令于这点，你提及“同居的小地狱”。
萨冈：这不对吗？不对？那好，我向你解释。我合法地结过两次婚。这有点残酷。请注意，我是这样说的，但当我与我的第一个丈夫居伊·斯肖尔莱离婚后，我仍和他呆了一段时间。事实上，离婚引起了轰动，但离婚后我们回到家里讲和了，没有让巴黎的任何人知道。
记者：你爱撒谎吗？
萨冈：是的，我随时都在撒谎，为了避免吵架和拌嘴。我撒谎仅仅是因为这些，为了在个人生活中保护自己。但我当众决不撒谎。比如，我在电视上回答人们向我提出的问题时。这使我惊奇。事后人们总对我说：“你真令人难以相信！”……“可我说的正是我心里想的。”——“一点没错！”
记者：如果你不必赚钱还会写作吗？
萨冈：肯定会写。但我不知道我将处于什么状态。如果我没有人要创造，没有孩子要抚养，我会做出不知什么蠢事来。这是我父亲的生理反射。《你好，忧愁》出版后，我的出版商对我说：“你成了千万富翁。”我问父亲这些钱怎么办。他问我：“你多大年纪？”“18岁。”“在你这个年龄，这太危险了。花掉它。”我已经糊涂了……
他说得对。如果我像大家一样投资自动洗衣店，我不知自己会怎么样。这是说，我肯定会继续写作。写作是一种激情，没有它，生活将是死水一潭。
记者：你曾用“扭曲之举”来形容文学奖。如果现在有人给你一个奖，你会不会拒绝？
萨冈：一个奖，好啊，为什么要拒绝？一开始，我就因《你好，忧愁》得过一个奖，批评家奖，它使我出了名，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后来我又得了摩纳哥奖。我觉得有段时间他们想让我进法兰西学上院。这是垫脚石。而我对学士院兴趣并不大……当我再次对政治感到厌烦时，它又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它可能是一条栏杆。我的朋友贝尔纳·法兰克在《新观察家》中写过一些很漂亮的文字：“大部分学士院院士知道自己成不了文学史中的一章。失望了才去当院士，舒服的失望。”这是拒绝学上院的高雅之法。
（彭伟川译）
1978年，萨冈被诊断为胰腺癌，后虽被否定，但死之的阴影从此笼罩着她。1994年，她以此为题材，写了一本小说《过客的悲哀》。法国《读书》杂志记者就此采访了她。
记者：你好像身体不好的时候写不出好书。
萨冈：没错。如果七歪八倒的怎能达到写作有时能产生的那种幸福感呢？我的书有些略嫌草率……
记者：你写这本书（指《过客的悲哀》）的时候似乎健康状况特别好……
萨冈：这本书是在愉快中写的。我当时的身体并不特别好，但写作状态很好，二者是不完全相同的。我很快就感到了某种充实。
记者：这本书作写得很快。
萨冈：事实上，这个计划在我脑海中已萦绕了一段时间，我想是从1988年开始吧！对癌症这个并不那么有趣的题材，我不想碰到什么就写什么。我开了个头，然后扔下不管，当我最后捡起它时，我写得极快。我找到了第一个句子：“你抽烟抽了很久了吗？”这第一个句子使我得以写下去。
记者：最难的总是寻找第一个句子吗？
萨冈：不是第一个句子，而是第一个场景。可以这样说。在这本书中，我不知道如何开始这场景，我知道它发生在何处，也知道与什么人发生关系，但我不知道如何开头才能不浪费时间，才能马上……
记者：书中的主要内容：癌症，被宣告死亡。这是你牢记在心的一个主题吗？
萨冈：不。但这几乎是每个人都常常想起而又很少谈及的主题。
记者：那为什么现在才写？这与你个人经历有关吗？你多次差点死掉，尤其是1978年医生们发现了这个胰腺癌。
萨冈：他们认为我得了胰腺癌，但最后并不是那样。是的，我有这种感觉，宣告时的震惊，我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著名的“尥蹶子”。我曾看到许多马在我身边冲撞，但我从来没挨过增。不过，我在想象这样一种宣判，其影响与人们徒劳地试图迸开的马蹄极为相像。在我身边，许多朋友都没能避开……
记者：你选择了一个漂亮的题目，《过客的悲哀》。对一个这么严肃的主题来说，这题目也许太轻松了点。
萨冈：我一直想减低我所放置的炸弹的杀伤力。也就是说，这本书一读完，这个题目就形成了。
记者：同样，你喜欢幽默地淡化严肃的东西。所以，从第一句话开始：“你抽烟抽了很久了吗？”“我一直抽烟，”马蒂厄纠正道……
萨冈：是的，这是自我保护。然后，我的主人马蒂厄说，他不愿意在一个消极的时候否认一种这么常见的快乐。这一切是想说悲剧并非一直是悲剧。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最糟的时刻，也有某些可资吹牛的东西，如果不是滑稽可笑，至少无礼失当。同样，感情完美的时刻也是不存在的，总有些小小的不如意。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是大喜大悲的。可有些人也许总不想注意这一点，拒不肯见这些残缺的时光，因为他们十分喜爱完美的东西。不该破坏他们的感情。
记者：你呢，在最糟糕的时候，你总能有这种嘲笑的态度吗？
萨冈：在最糟糕的时候，是的。总之，要看情况，如果事关自己总比事关他人要容易得多。
记者：你为什么选择一个男人做主人公？
萨冈：我们处于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但在某些方面仍有大男子主义倾向，如果得病的是个女人，她很快就会成为受害者。你看，可在这本书中，开头没有这种同情。人们不会一开始就为我们这位40多岁的英俊的建筑师悲哀，而且，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一个男人。我希望，也许这是不知不觉的，我希望他能够斗争，希望他不要一开始就成为牺牲品。
记者：医生直截了当地向马蒂厄宣布他得了癌症。
萨冈：这个医生很粗鲁。有些人属于什么都说派，有些人属于什么都不说派。前者不太好。但我有意让医生变得令人厌恶。我想，当你面对着一个将要死去的人，一个因病而几乎变得像孩子一样的人，你不能像大人一样对他说话。我跟医生讨论过，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总是弄错。有的人他们以为可以对其说实话，有些人则不能说。事实上，前者垮了，而后者呢，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很无谓的样子。所以，拿不准，少开口…
记者：你呢，你属于那些必须隐瞒真相的人吗？
萨冈：我？我不知道。不过，我今天比20年前更觉得必须对人隐瞒真相，老的时候，对这种变化看得更清了。人并没有我所以为的那么坚强。我曾见到他们十分坚强、果断。事实上，他们比外表看起来要脆弱得多，没那么强大。当然，他们有时也不那么软弱。人总是费劲地掩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他们以外表来作补偿。
记者：你这样写道：“人们模仿什么，最后会变成什么。”这不是很危险吗？
萨冈：使自己坚强点这并不危险。因为这也是最普通的心理反射。人们模仿软弱并不会变得更软弱，恰恰相反。但想做出什么样子，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上电视的人都装出好丈夫、好父亲的样子。他们最终会这样写出点东西。
记者：最使你难受的是死亡这个念头，而不是死亡。
萨冈：是的。尼采说：“使人发疯的不是怀疑，而是确信。”相信在某个准确的限期内死亡…如果有人向你宣布你将在6个月后的一场交通事故中死亡，你会小心，或不相信，有危险，有怀疑。但当你被一种疾病慢慢地消耗生命，肯定要死，这就难以忍受了……
记者：在这个有些阴暗的宇宙里，你提到了诗，阿波里奈尔，诗也许是一个救星？
萨冈：没有多少人读诗了。所以，我让自己享受这奢侈。我对诗有一种热情。诗也跳到我的脑海中来。我会背10来首诗，但有些已索然无味，如我在小学里读的勒贡特·德·列尔的诗，很枯燥。我爱写点诗，但我的诗不怎么好。我突然觉得诗很好，第二天……
记者：你觉得男女之间对于死亡态度有区别。
萨冈：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们所写的东西，人们在笔端下发现。我什么都不想，然后我开始想象，我创造了我知道的东西，因为我把它们写了出来。这是无意识的。女人们知道生与死组成了人生。男人却不。他们拒绝。对他们来说这是抽象的，然后当它突然变得具体……
只要看看面对新生儿的男人就行了。他是那么笨拙，那么惊讶。
记者：让我们回到马蒂厄身上来吧。对他来说，这种“孤独的痛苦”最终不完全消极的
萨冈：是的，他站着停住了，望望四周，这很不错。这些事人们没有时间、勇气、力量或主张来做。
记者：你不看看自己周围吗？
萨冈：我不是观察家，这甚至带有戏剧性。但当我写作时，有些十分模糊的观念不时地跳。到我的脑海，使我形成了一种理论。总的来说，数年来，我展示所有人都厌烦的东西，接着，我改变了这种主张。谢天谢地。
记者：今天评论家更理解你了吗？
萨冈：不管发生什么，总有些东西不对劲，使他们惊奇，不过现在是惊奇我写的东西，而不像从前那样惊奇我所做的事情。这持续了20年。疯狂，女明星的故事，小小的音乐，法拉利，等等。我已经不感到震惊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曾经是真的。但我觉得背后有些名堂，他们也并不能讲出来。
记者：若干年以前，你们惊讶俄国学生从你的作品中学习法语，而在法国……
萨冈：当有人想拖我进监狱时，我提起了这件事，类似的话，毫无疑问，人们永远不能在自己国家里成为先知。但我总想让人注意，在那儿，我被当作一个作家，而在这里，却被当作一个犯人。正如人们所说，人们早就把我当作是出版界的一颗明星。现在，长期以来，情况变得更好了。而痛苦，不，我从来不曾有过。
记者：你一下子赞扬起酒精之乐来，是出于挑战的乐趣吗？
萨冈：我强烈反对“别喝酒，别抽烟，别这样，别那样”，这太烦人了。把人都当作小孩，这是很荒谬的。从拉丁人开始，就有一种关于酒的比喻，酒能减轻男人的生活重负。当然也会造成肝硬化，这大使人厌烦了……
记者：毒品呢？
萨冈：不，毒品——我指的是可卡因——不能减轻生活的重负。在它被禁止的范围内，人们被迫悄悄地收集，所以代价极大……
记者：但爱情尚未被禁……令于这点，你提及“同居的小地狱”。
萨冈：这不对吗？不对？那好，我向你解释。我合法地结过两次婚。这有点残酷。请注意，我是这样说的，但当我与我的第一个丈夫居伊·斯肖尔莱离婚后，我仍和他呆了一段时间。事实上，离婚引起了轰动，但离婚后我们回到家里讲和了，没有让巴黎的任何人知道。
记者：你爱撒谎吗？
萨冈：是的，我随时都在撒谎，为了避免吵架和拌嘴。我撒谎仅仅是因为这些，为了在个人生活中保护自己。但我当众决不撒谎。比如，我在电视上回答人们向我提出的问题时。这使我惊奇。事后人们总对我说：“你真令人难以相信！”……“可我说的正是我心里想的。”——“一点没错！”
记者：如果你不必赚钱还会写作吗？
萨冈：肯定会写。但我不知道我将处于什么状态。如果我没有人要创造，没有孩子要抚养，我会做出不知什么蠢事来。这是我父亲的生理反射。《你好，忧愁》出版后，我的出版商对我说：“你成了千万富翁。”我问父亲这些钱怎么办。他问我：“你多大年纪？”“18岁。”“在你这个年龄，这太危险了。花掉它。”我已经糊涂了……
他说得对。如果我像大家一样投资自动洗衣店，我不知自己会怎么样。这是说，我肯定会继续写作。写作是一种激情，没有它，生活将是死水一潭。
记者：你曾用“扭曲之举”来形容文学奖。如果现在有人给你一个奖，你会不会拒绝？
萨冈：一个奖，好啊，为什么要拒绝？一开始，我就因《你好，忧愁》得过一个奖，批评家奖，它使我出了名，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后来我又得了摩纳哥奖。我觉得有段时间他们想让我进法兰西学上院。这是垫脚石。而我对学士院兴趣并不大……当我再次对政治感到厌烦时，它又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它可能是一条栏杆。我的朋友贝尔纳·法兰克在《新观察家》中写过一些很漂亮的文字：“大部分学士院院士知道自己成不了文学史中的一章。失望了才去当院士，舒服的失望。”这是拒绝学上院的高雅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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