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封信（1）
午间休息时，我居然站在落地窗前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怪梦。在这个梦里，我既是被告又是原告，还是公诉人、辩护律师和法官、书记员。庭审开始了，我上窜下跳地忙碌着，整个法庭里面除了若干个我，再也没有别人……我拼命撕扯着自己，又极力将遗失在各处的身体的碎片拼合在一起。法槌砰砰地敲打着沉重的桌面，可是我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我睁开酸涩的眼睛，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个噩梦而已，但心跳声依然清晰可闻。此刻，我的脚下是这座庞大的、被各种尘烟笼罩的城市，正前方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在明艳的
阳光下，红铜色的琉璃瓦闪耀着刺眼的光斑。我猛然拉开窗玻璃，朝外面使劲吐了一口唾沫。一阵狂风扑过来，将唾沫星重新还给了我。我悻悻地骂了一句，转身去盥洗间洗脸。当我出来，看见秘书小柳正掩门而去。我的目光从她圆润的肩头滑落到宽大的枣红木办公桌上，只见桌面正中央端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封皮左上角写着：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张望先生收。右下角寄信人一栏写着：内详。
应该是第五封了吧。
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声，极度烦躁地拿起信封，右手持剪，准备拦腰将它一分为二。想了想，又将剪刀放下，将信塞进抽屉里。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回避已经不再可能，正视吧，却又找不到任何线索。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某个隐秘的角落，这封信的主人正冷笑着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越是心神不宁，她就越是兴高采烈。
我叫张望，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的法人、老总。当初我把公司取名为“好望角”，无疑效法了早年欧洲探险者的不屈不挠精神：在无望中看到了希望，在希望里满怀想望。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几年前，我买下了这套精装修的房子用于办公之用，事实上，这里也是我主要的生活区。一天之中，我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很少下楼，除非有人拿着支票在下面某个地方等我，哈，当然，这样的好事不会常有。公司的业务主要来自一些固定的老顾客，每年我都能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定数额的订单，以此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渐渐地，我成了一个被高处宠坏的懒汉，一个自我囚禁者，一个“天堂看门人”。最近一段时间，我却一反常态，每天都要下楼了。下班后也不再在酒吧、茶楼或其他娱乐场所逗留。一落地，就大步流星地直奔停车场，驾上我的“奥迪A4”匆匆往家里赶。与那些十分规矩的好男人一样，我越来越像个称职的丈夫了。回到家，我就进厨房忙碌起来，首先检查冰箱，如果食物充裕，就亲自动手烧几样拿手菜；如果冰箱是空的且时间也来得及，我就会去一趟隔壁的家乐福超市，买些罐头、蔬菜和鲜牛奶，抢在杨芬按响门铃前，做出几盘简易又美味的菜，摆放在雅致的乌柏木餐桌上。
杨芬是我的妻子，中学的语文老师，兼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她课上得好，曾多次被学校推荐参加全市语文教学观摩，并获奖，本地晨报不久前还做过关于她教学成果的整版专访。我们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九年零四个月，前三年甜蜜、快乐，近些年愁闷、悒郁，其间的转折缘于婚后第四年发生的一场事故：那年初春，她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被查出子宫里面长了几个良性肿瘤。本来这病是可以通过吃药来进行治疗的，但杨芬望子心切，不想因此耽搁了生育的最佳年龄，她坚持要去做手术，哪知道不负责任的医生居然“不小心”切掉了她的子宫，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经此打击，我们都几乎精神崩溃。杨芬在得知自己今后再也无法生育后，一次次寻死觅活，我则在一边仔细照顾，含泪为她宽怀。我对她说，其实我一点都不稀罕小孩，即便他（她）是个天使，也觉得是个累赘。我言不由衷地说着类似的谎话，发誓，赌咒，天花乱坠，口是心非……直到这么一天，杨芬说了这么一句话：
“张望，我们还是离婚吧，你这个人太虚伪了。”
杨芬提出和我离婚，我当然不会答应，老实说，我还是爱她的，尽管爱的激情已经消逝殆尽，但爱的惯性依然还在我们之间延续。在我看来，爱到最后就是一种习惯。再说，她为我、为这个家作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我可不愿意做不仁不义的小人，被人在背后戳脊椎骨。
我出生在中原地区的一个“琴瑟世家”。父母特别看重家族香火的延续，虽说哥哥已经
为我们张家生育了一儿一女，但他们仍然希望我和杨芬能尽快有自己的孩子。我自幼就在父母的催逼下习琴，后来顺利地考进了一座远近闻名的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大概因为我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吧，所以他们在对待我的婚事方面特别挑剔。当初我领杨芬回家，母亲居然首先看中的不是人家的性格长相什么的，而是杨芬的臀部。母亲悄悄将我拉扯到一边，指点着杨芬的背影说道，这孩子胯骨宽大，臀部结实，说明她有很强的生育能力，一定可以为我们家族添丁加口。母亲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刚结婚的那阵子，我和杨芬都忙于各自的事业，谁也不想被小孩拖累，所以，三次受孕都被我们毫不留情地干掉了。“报应啊，”现在，杨芬痛哭流涕地说道，“当初每流产一次，我就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想到报应终于还是落在了我的头上。”要是当初我们就把孩子要了下来，现在会怎样呢？杨芬反复在这样的假设中打转，度过了将近一年的以泪洗面的日子。事故发生以后，院方不想扩大事态，通过熟人牵线搭桥，答应私下赔偿我们一笔在当时看来还算数目不菲的损失费，并承诺将医院的一个广告项目交由我公司代理。杨芬起初坚持起诉院方，非要将主治医生绳之以法不可，我权衡再三，晓之以理，在做了大量的疏导工作后，她才勉强接受了对方的歉意。熟话说因祸得福，我的公司在这件事情发生后逐渐打开局面。
杨芬不止一次与我讨论过领养小孩的事。她在网上查阅、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悉知领养孩子的一切手续、细节。在她看来，领养一个孩子并不比领养“花生”麻烦多少（虽然“花生”连领养都谈不上），一只杂种狗都能养成这样，难道还怕养孩子吗？她丝毫不担心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无论她好说歹说我却始终无动于衷。我的理由很简单：与其花大量的精力替人家抚养一个孩子，不如节省力气多干些自己喜欢的事。杨芬说我偏执，她说，你怎么能说是在为别人抚养呢？事实上，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问题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也合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潮流，如果真有了这样一个小孩，我习惯性地摊了摊手臂，狡辩道，我们假设一下，倘若这孩子脾性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有较大出入，那该怎么办？杨芬盯着我呆望了半晌，喃喃道，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我自私？！我恼火道，你这样做才叫自私呢，你想随便用一个孩子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缺憾和空白，说得更直白一点，为了防老而去领养一个人家的孩子，这才是真正的利己行为。杨芬气得直掉眼泪，转身进了卧室，砰地关上房门，再也懒得理会我了。
午间休息时，我居然站在落地窗前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怪梦。在这个梦里，我既是被告又是原告，还是公诉人、辩护律师和法官、书记员。庭审开始了，我上窜下跳地忙碌着，整个法庭里面除了若干个我，再也没有别人……我拼命撕扯着自己，又极力将遗失在各处的身体的碎片拼合在一起。法槌砰砰地敲打着沉重的桌面，可是我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我睁开酸涩的眼睛，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个噩梦而已，但心跳声依然清晰可闻。此刻，我的脚下是这座庞大的、被各种尘烟笼罩的城市，正前方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在明艳的
阳光下，红铜色的琉璃瓦闪耀着刺眼的光斑。我猛然拉开窗玻璃，朝外面使劲吐了一口唾沫。一阵狂风扑过来，将唾沫星重新还给了我。我悻悻地骂了一句，转身去盥洗间洗脸。当我出来，看见秘书小柳正掩门而去。我的目光从她圆润的肩头滑落到宽大的枣红木办公桌上，只见桌面正中央端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封皮左上角写着：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张望先生收。右下角寄信人一栏写着：内详。
应该是第五封了吧。
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声，极度烦躁地拿起信封，右手持剪，准备拦腰将它一分为二。想了想，又将剪刀放下，将信塞进抽屉里。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回避已经不再可能，正视吧，却又找不到任何线索。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某个隐秘的角落，这封信的主人正冷笑着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越是心神不宁，她就越是兴高采烈。
我叫张望，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的法人、老总。当初我把公司取名为“好望角”，无疑效法了早年欧洲探险者的不屈不挠精神：在无望中看到了希望，在希望里满怀想望。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几年前，我买下了这套精装修的房子用于办公之用，事实上，这里也是我主要的生活区。一天之中，我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很少下楼，除非有人拿着支票在下面某个地方等我，哈，当然，这样的好事不会常有。公司的业务主要来自一些固定的老顾客，每年我都能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定数额的订单，以此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渐渐地，我成了一个被高处宠坏的懒汉，一个自我囚禁者，一个“天堂看门人”。最近一段时间，我却一反常态，每天都要下楼了。下班后也不再在酒吧、茶楼或其他娱乐场所逗留。一落地，就大步流星地直奔停车场，驾上我的“奥迪A4”匆匆往家里赶。与那些十分规矩的好男人一样，我越来越像个称职的丈夫了。回到家，我就进厨房忙碌起来，首先检查冰箱，如果食物充裕，就亲自动手烧几样拿手菜；如果冰箱是空的且时间也来得及，我就会去一趟隔壁的家乐福超市，买些罐头、蔬菜和鲜牛奶，抢在杨芬按响门铃前，做出几盘简易又美味的菜，摆放在雅致的乌柏木餐桌上。
杨芬是我的妻子，中学的语文老师，兼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她课上得好，曾多次被学校推荐参加全市语文教学观摩，并获奖，本地晨报不久前还做过关于她教学成果的整版专访。我们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九年零四个月，前三年甜蜜、快乐，近些年愁闷、悒郁，其间的转折缘于婚后第四年发生的一场事故：那年初春，她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被查出子宫里面长了几个良性肿瘤。本来这病是可以通过吃药来进行治疗的，但杨芬望子心切，不想因此耽搁了生育的最佳年龄，她坚持要去做手术，哪知道不负责任的医生居然“不小心”切掉了她的子宫，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经此打击，我们都几乎精神崩溃。杨芬在得知自己今后再也无法生育后，一次次寻死觅活，我则在一边仔细照顾，含泪为她宽怀。我对她说，其实我一点都不稀罕小孩，即便他（她）是个天使，也觉得是个累赘。我言不由衷地说着类似的谎话，发誓，赌咒，天花乱坠，口是心非……直到这么一天，杨芬说了这么一句话：
“张望，我们还是离婚吧，你这个人太虚伪了。”
杨芬提出和我离婚，我当然不会答应，老实说，我还是爱她的，尽管爱的激情已经消逝殆尽，但爱的惯性依然还在我们之间延续。在我看来，爱到最后就是一种习惯。再说，她为我、为这个家作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我可不愿意做不仁不义的小人，被人在背后戳脊椎骨。
我出生在中原地区的一个“琴瑟世家”。父母特别看重家族香火的延续，虽说哥哥已经
为我们张家生育了一儿一女，但他们仍然希望我和杨芬能尽快有自己的孩子。我自幼就在父母的催逼下习琴，后来顺利地考进了一座远近闻名的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大概因为我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吧，所以他们在对待我的婚事方面特别挑剔。当初我领杨芬回家，母亲居然首先看中的不是人家的性格长相什么的，而是杨芬的臀部。母亲悄悄将我拉扯到一边，指点着杨芬的背影说道，这孩子胯骨宽大，臀部结实，说明她有很强的生育能力，一定可以为我们家族添丁加口。母亲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刚结婚的那阵子，我和杨芬都忙于各自的事业，谁也不想被小孩拖累，所以，三次受孕都被我们毫不留情地干掉了。“报应啊，”现在，杨芬痛哭流涕地说道，“当初每流产一次，我就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想到报应终于还是落在了我的头上。”要是当初我们就把孩子要了下来，现在会怎样呢？杨芬反复在这样的假设中打转，度过了将近一年的以泪洗面的日子。事故发生以后，院方不想扩大事态，通过熟人牵线搭桥，答应私下赔偿我们一笔在当时看来还算数目不菲的损失费，并承诺将医院的一个广告项目交由我公司代理。杨芬起初坚持起诉院方，非要将主治医生绳之以法不可，我权衡再三，晓之以理，在做了大量的疏导工作后，她才勉强接受了对方的歉意。熟话说因祸得福，我的公司在这件事情发生后逐渐打开局面。
杨芬不止一次与我讨论过领养小孩的事。她在网上查阅、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悉知领养孩子的一切手续、细节。在她看来，领养一个孩子并不比领养“花生”麻烦多少（虽然“花生”连领养都谈不上），一只杂种狗都能养成这样，难道还怕养孩子吗？她丝毫不担心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无论她好说歹说我却始终无动于衷。我的理由很简单：与其花大量的精力替人家抚养一个孩子，不如节省力气多干些自己喜欢的事。杨芬说我偏执，她说，你怎么能说是在为别人抚养呢？事实上，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问题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也合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潮流，如果真有了这样一个小孩，我习惯性地摊了摊手臂，狡辩道，我们假设一下，倘若这孩子脾性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有较大出入，那该怎么办？杨芬盯着我呆望了半晌，喃喃道，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我自私？！我恼火道，你这样做才叫自私呢，你想随便用一个孩子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缺憾和空白，说得更直白一点，为了防老而去领养一个人家的孩子，这才是真正的利己行为。杨芬气得直掉眼泪，转身进了卧室，砰地关上房门，再也懒得理会我了。
第五封信（2）
但我知道，她从来没有死过心。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收集到的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图片，有些是从杂志画报上剪裁下来的，更多的是从网上直接下载的。她把它们按年龄顺序编订好，制作成了一本本精美的剪报画册，在课外之余拿出来翻阅。我还知道，杨芬之所以回家这么晚，是因为她要在学校与那些被她私下“供养”着的孩子们多待片刻。她从不把那些图片带回家，她渐渐爱上了这种隐秘的生活，并深深地陶醉其中。有好几次，已经很晚了，杨芬还没有回家，我去学校找她，她却不在，那个收发室的门卫老头告诉我说，“杨老师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我就知道，她去了那种场所；我就知道，她的魂已经脱了窍，再也没有办法能找回来了。
我们就这样捱着，撑着，一天天滑了过来，像脚底装上了滑轮，一晃就窜进了冗长、乏味的中年期。尽管由于没有生育的拖累，也不必担心被琐碎的日常生活划伤皮肉，杨芬看上去还很年轻，她的小腹没有同龄女人那种多余的脂肪和赘肉，脸上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皱纹，可是，当她在不经意之间发出的那一声声长吁短叹时，她内心里的那个窟窿还是暴露无遗，那个北风呼啸的窟窿，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风洞，唯一的光亮来自那些路过她脑海里的瞬间的幻觉：作为一个没有生育过孩子的母亲，她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自己纳入到了“母亲”的行列。当她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或床头上，满怀深情地凝望“花生”时，当她把柔韧的手指插进“花生”轻柔、潮湿又灼热的唇齿之间时，当她紧紧搂抱着“花生”、并将脸埋进那蓬松的散发着洗发水与动物特有气息的毛发里时，她的神情是那样专注，目光是那样迷离，神情是那样满足。我一再提醒她，不要和狗相处得过于亲密，以防狗身上的寄生虫带来病菌，但杨芬的回答总是干脆而果决：“不就是担心流产么？一个连子宫都被切除了的女人还会担心这个吗？笑话！”
我无言以对。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在同样的时间段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如此反复，毫无休止的迹象，这天早上，当我第六次收到这样一封信件时，我告诉自己这绝对不是一个闹剧，极有可能比我预期的要复杂得多。那么，这是个阴谋？或者是某种神秘的暗示？我更倾向于将这件事看作某人在阴暗的地窖里为我画的符咒，就像某部恐怖电影里所看到的场景：一个人因为仇恨
，他（她）要用针尖反复刺扎小布人，直到仇人在异地痛不欲生。想到这里，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是的，我厌恶。尽管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些年，但对这种在背后使手腕的勾当仍然难以接受。究竟是谁在背后这样诅咒我呢？我又值得哪个女人如此仇恨呢？
六封来信使用的都是邮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白色标准信封，信纸也是统一的A4复写纸，信的内容也一字不易：
张望你好！
多年未见，想必你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幸福吧。
来信是想告诉你，我和儿子都很健康，只是偶尔有点想你。我不知道你把我们母子存放在记忆库的哪个角落里了，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但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当年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种种非议，坚持把你的儿子生下来，并抚养至今，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提醒你：我们曾经爱过，并因爱而痛苦过。
仔细清理一下你的记忆库吧。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没有日期。只能通过邮戳上的日期来辨别每封来信的先后顺序。
我将收到的六个信封整齐地铺排在桌面上，反复查看，我发现，除了邮戳上的日期和寄信地址不同外，其他地方完全一样，连邮票的图案和面值也相同，贴的位置都一样在信封右下角而不是规定的右上角！
寄信人没有在信封下端留下自己的通讯地址。她没有留下任何笔迹，所有的文字（包括信封上的）都是打印出来的。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依稀记得第一封信是夹杂在一叠报纸和商务公文中出现的，我订了很多报纸，还有几份经济生活方面的杂志。以后，每个星期一就会出现一封新的。起初，我真还没有把它当回事，报纸上报道这类事情太多了，恶作剧，诈骗，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生活中发生的怪事、奇事早已麻木了我的神经。一直到第三封信出现后，我才渐渐有些慌乱起来，心想，恶作剧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仔细分析过信件的内容，咬文嚼字，逐字逐句分析每个字、词、句的含义，从它们的内涵一直解析到它们的外延，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了大麻烦。这封信除了陈述“有个女人为我生了个孩子”和“世上有个小孩是我的儿子”这两个莫须有的“事实”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可查的线索。至于这个写信的女人是谁？那个孩子今年多大了？他们住在哪儿？等等，全都成了悬疑。难道果真如那个女人所说，她这样做只是想提醒我“清理”一下自己的记忆库么？这未免不合常理吧。那天我约吴起喝茶聊天，就是想从他那里获得某种启发。然而，最终我发现目前我所处的状况与吴起当年是有区别的，吴起的“荒唐”还存在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我的呢，这一切几乎等于是空穴来风。
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个神秘女人住手呢？我极度苦恼地揪拽着自己的头发，想着对策。有那么片刻工夫，我脑海里面闪过一丝莫名的快意：老婆虽然不能为我生育了，我居然还是当上了父亲！一丝诡异的笑容浮现在脸上。但这样的快意很快就被排山倒海的恐慌所覆盖了。倘若这个女人不肯就此罢手，倘若此事被妻子觉察出来，倘若我真有这么一个儿子……我这样假设着，并在假设中聆听到各种混乱的脚步声纷至沓来，越来越近了，此外，还夹杂着一张张陌生又似曾相识的面孔，这些面孔像放幻灯似地在我眼前一一闪过，却始终无法定格。
但我知道，她从来没有死过心。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收集到的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图片，有些是从杂志画报上剪裁下来的，更多的是从网上直接下载的。她把它们按年龄顺序编订好，制作成了一本本精美的剪报画册，在课外之余拿出来翻阅。我还知道，杨芬之所以回家这么晚，是因为她要在学校与那些被她私下“供养”着的孩子们多待片刻。她从不把那些图片带回家，她渐渐爱上了这种隐秘的生活，并深深地陶醉其中。有好几次，已经很晚了，杨芬还没有回家，我去学校找她，她却不在，那个收发室的门卫老头告诉我说，“杨老师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我就知道，她去了那种场所；我就知道，她的魂已经脱了窍，再也没有办法能找回来了。
我们就这样捱着，撑着，一天天滑了过来，像脚底装上了滑轮，一晃就窜进了冗长、乏味的中年期。尽管由于没有生育的拖累，也不必担心被琐碎的日常生活划伤皮肉，杨芬看上去还很年轻，她的小腹没有同龄女人那种多余的脂肪和赘肉，脸上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皱纹，可是，当她在不经意之间发出的那一声声长吁短叹时，她内心里的那个窟窿还是暴露无遗，那个北风呼啸的窟窿，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风洞，唯一的光亮来自那些路过她脑海里的瞬间的幻觉：作为一个没有生育过孩子的母亲，她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自己纳入到了“母亲”的行列。当她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或床头上，满怀深情地凝望“花生”时，当她把柔韧的手指插进“花生”轻柔、潮湿又灼热的唇齿之间时，当她紧紧搂抱着“花生”、并将脸埋进那蓬松的散发着洗发水与动物特有气息的毛发里时，她的神情是那样专注，目光是那样迷离，神情是那样满足。我一再提醒她，不要和狗相处得过于亲密，以防狗身上的寄生虫带来病菌，但杨芬的回答总是干脆而果决：“不就是担心流产么？一个连子宫都被切除了的女人还会担心这个吗？笑话！”
我无言以对。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在同样的时间段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如此反复，毫无休止的迹象，这天早上，当我第六次收到这样一封信件时，我告诉自己这绝对不是一个闹剧，极有可能比我预期的要复杂得多。那么，这是个阴谋？或者是某种神秘的暗示？我更倾向于将这件事看作某人在阴暗的地窖里为我画的符咒，就像某部恐怖电影里所看到的场景：一个人因为仇恨
，他（她）要用针尖反复刺扎小布人，直到仇人在异地痛不欲生。想到这里，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是的，我厌恶。尽管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些年，但对这种在背后使手腕的勾当仍然难以接受。究竟是谁在背后这样诅咒我呢？我又值得哪个女人如此仇恨呢？
六封来信使用的都是邮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白色标准信封，信纸也是统一的A4复写纸，信的内容也一字不易：
张望你好！
多年未见，想必你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幸福吧。
来信是想告诉你，我和儿子都很健康，只是偶尔有点想你。我不知道你把我们母子存放在记忆库的哪个角落里了，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但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当年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种种非议，坚持把你的儿子生下来，并抚养至今，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提醒你：我们曾经爱过，并因爱而痛苦过。
仔细清理一下你的记忆库吧。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没有日期。只能通过邮戳上的日期来辨别每封来信的先后顺序。
我将收到的六个信封整齐地铺排在桌面上，反复查看，我发现，除了邮戳上的日期和寄信地址不同外，其他地方完全一样，连邮票的图案和面值也相同，贴的位置都一样在信封右下角而不是规定的右上角！
寄信人没有在信封下端留下自己的通讯地址。她没有留下任何笔迹，所有的文字（包括信封上的）都是打印出来的。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依稀记得第一封信是夹杂在一叠报纸和商务公文中出现的，我订了很多报纸，还有几份经济生活方面的杂志。以后，每个星期一就会出现一封新的。起初，我真还没有把它当回事，报纸上报道这类事情太多了，恶作剧，诈骗，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生活中发生的怪事、奇事早已麻木了我的神经。一直到第三封信出现后，我才渐渐有些慌乱起来，心想，恶作剧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仔细分析过信件的内容，咬文嚼字，逐字逐句分析每个字、词、句的含义，从它们的内涵一直解析到它们的外延，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了大麻烦。这封信除了陈述“有个女人为我生了个孩子”和“世上有个小孩是我的儿子”这两个莫须有的“事实”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可查的线索。至于这个写信的女人是谁？那个孩子今年多大了？他们住在哪儿？等等，全都成了悬疑。难道果真如那个女人所说，她这样做只是想提醒我“清理”一下自己的记忆库么？这未免不合常理吧。那天我约吴起喝茶聊天，就是想从他那里获得某种启发。然而，最终我发现目前我所处的状况与吴起当年是有区别的，吴起的“荒唐”还存在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我的呢，这一切几乎等于是空穴来风。
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个神秘女人住手呢？我极度苦恼地揪拽着自己的头发，想着对策。有那么片刻工夫，我脑海里面闪过一丝莫名的快意：老婆虽然不能为我生育了，我居然还是当上了父亲！一丝诡异的笑容浮现在脸上。但这样的快意很快就被排山倒海的恐慌所覆盖了。倘若这个女人不肯就此罢手，倘若此事被妻子觉察出来，倘若我真有这么一个儿子……我这样假设着，并在假设中聆听到各种混乱的脚步声纷至沓来，越来越近了，此外，还夹杂着一张张陌生又似曾相识的面孔，这些面孔像放幻灯似地在我眼前一一闪过，却始终无法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