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的“盗印”，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Iecoeur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的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这部书禄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就无意中为翻译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必了一些字句。《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在去年美国出版的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国权（Nathan K.Mao）先生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
　　 一九八零年二月
　　 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志谢。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发觉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为了塞尔望——许来伯（SylvieServan - Schreiber）女士的法语译本，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外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恰好这本书又要第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苏联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译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
　　 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 de Bragelonne）正向中国开来。早晨八点多钟，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但已坐立了人，法国人，德国出来的尤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说还有中国人。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不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的法国人，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尤太女人在调情。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样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尤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顾而乐之，因为几天来，香烟、啤酒、柠檬水沾光了不少。红海已过，不怕热极引火，所以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纸片、瓶塞之外，香烟头定又遍处皆是。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落的青年，直在暑假初回中国，可以从容找事。那些不悉没事的学生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船上这几们，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险，因此也坐法国船的，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早餐刚过，下面餐室里已忙打第一圈牌，甲板上只看得见女人，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觉愁苦可怜。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他刚会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母亲怕热，拉得手累心烦，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输赢，不住骂这孩子讨厌。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便改变宗旨，扑向看书的女人身上。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孩子的母亲有些觉得，抱歉地拉皮带道：“你这淘气的孩子，去跟苏小姐捣乱！快回来。－－苏小姐，你真用功！学问那么好，还成天看书。孙先生常跟我说，女学生像苏小姐才算替中国争面子，人又美，又是博士，这样的人哪里去找呢？像我们白来了外国一次，没读过半句书，一辈子做管家婆子，在国内念的书，生小孩儿全忘了－－吓！死讨厌！我叫你别去你不干好事，准弄脏了苏小姐的衣服。”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们寒碜的孙太太，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可是听了这些话，心上高兴，倒和气地笑道：“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她脱下太阳眼镜，合上对着出神的书，小心翼翼地握拄池孩子的手腕，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乱擦，问他道：“爸爸呢？”小孩子不回答，睁大了眼，向苏小姐“波！波！”吹唾沫，学餐室里养的金鱼吹气泡。苏小姐慌得忪了手，掏出手帕来自卫。母亲忙使劲拉他，嚷着要打他嘴巴，一面叹气道：“他爸爸在下面赌钱，还用说么！我不懂为什么男人全爱赌，你看咱们同船的几位，没一个不赌得错天黑地。赢几个钱回来，还说得过。像我们孙先生输了不少钱，还要赌，恨死我了！”苏小姐听了最后几句小家子气的话，不由心里又对孙太太鄙夷，冷冷说道：“方先生倒不赌。”孙太太鼻孔朝天，出冷气道：“方先生！他下船的时候也打过牌。现在他忙着追求鲍小姐，当然分不出工夫来。人家终身大事，比赌钱要紧得多呢。我就看不出鲍小姐又黑又粗，有什么美，会引得方先生好好二等客人不做，换到三等舱来受罪。我看他们俩要好得很，也许到香港，就会订婚。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苏小姐听了，心里直刺痛，回答孙太太同时安慰自己道：“那绝不可能！鲍小姐有婚夫，她自己跟我讲过。她留学的钱还是她夫婚夫出的。”孙太太道：“有示婚夫还那样浪漫么？我们是老古董了，总算这次学个新鲜。苏小姐，我告诉你句笑话，方先生跟你在中国是老同学，他是不是一向说话随便的？昨天孙先生跟他讲赌钱手运不好，他还笑呢。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中头奖，赌钱准赢，所以，他说，男人赌钱输了，该引以。孙先生告诉我，我怪他当时没质问姓方的，这话什么意思。现在看来，鲍小姐那位示婚夫一定会中航空奖券头奖，假如他做了方太太，方先生赌钱的手气非好不可。”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鱼片里示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苏小姐道：“鲍小姐行为太不像妇学生，打扮也够丢人－－”那小孩子忽然向她们背后伸了双手，大笑大跳。两人回头看，正是鲍小姐走向这儿来，手里拿一块糖，远远地逗着那孩子。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巾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在热带热天，也话这是最合理的妆束，船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就这样打扮。可是苏小姐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鲍小姐走来了，招呼她们俩说：“你们起得真早呀，我大热天还喜欢懒在床上。令天苏小姐起身我都不知道，睡得像木头。”鲍小姐本想说“睡重像猪”，一转念想说“像死人”，终觉得死人比猪好不了多少，所以向英文里借来那个比喻。好忙解释一句道：“这船走着真像个摇篮，人给它摆得迷迷糊糊只想睡。”“那么，你就是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了。瞧，多可爱！”苏小姐说。
　　 鲍小姐打她一下道：“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是同船男学生为苏小姐起的个号。“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坟墓”（tombeau）。
　　 苏小姐哏鲍小姐同舱，睡的是下铺，比鲍小姐方便得多，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可是这几天她嫌恶着鲍小姐，觉得她什么都妨害了自己：打鼾太响，闹得自己睡不熟，翻身太重，上铺像要塌上来。给鲍小组打了一下，她便说：“孙太太，你评评理。叫她‘小宝贝’，还要挨打！睡得着就是福气。我知道你爱睡，所以从来不不响，免重吵醒你。你跟我讲怕发胖，可是你在船上这样爱睡，我想你又该添好几磅了。”
　　 小孩吵着要糖，到手便咬，他母亲叫他谢鲍小姐，他不瞅睬，孙太太只好自己跟鲍小姐甫衍。苏小姐早看见这粮惠而不费，就是船上早餐喝咖啡用的方糖。她鄙薄鲍小姐这种作风，不愿意跟她多讲，又打开书来，眼梢却瞟见鲍小姐把两张帆布椅子拉到距离较远的空处并放着，心里骂她列耻，同时自恨为什么去看她。那时候方鸿渐也到甲板上来，在她们前面走过，停步应酬几句，问“小弟弟好”。孙太太爱理不理地应一声。苏小姐笑道：“快去罢，不怕人等得心焦么？”方鸿渐红了脸傻傻便撇了苏小姐走去。苏小姐明知留不住他，可是他真去了，倒怅然有失。书上一字没看进去耳听得鲍小姐娇声说笑，她忍不住一看，方鸿渐正抽着烟，鲍小姐向他抻手，他掏出香烟匣来给她一支，鲍小姐衔在嘴里，他手指在打火匣上作势要为她点烟，她忽然嘴迎上去把衔的烟头凑在他抽的烟头上一吸，那支烟点着了，鲍小姐得间地吐口烟出来。苏小姐气得身上发伶，想这两个人真不要脸，大庭广从竟借烟卷来接吻。再看不过了，站起来，说要下面去。其实她知道下面没有地方可去，餐室里有人打牌，卧舱里太闷。孙太太也想下去问问男人今天输了多少钱，但怕男人输急了，一问反在自己身上出气，回房舱又有半天吵嘴；因此不敢冒昧起身，只问小孩子要不要下去撒尿。
　　 苏小姐骂方鸿渐无耻，实在是冤枉。他那时候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他，心里怪鲍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说她几句。他虽然现在二十七岁，早订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最出名；年轻人时大学，以学土木为最多。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就是发财做官的人，也欠大方，这县有个姓周的在上海开铁铺子财，又跟同业的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名叫“点金银行”，自己荣任经理，他记起衣锦还乡那句成语，有一年乘清明节回县去祭祠扫墓，结识本地人士。方鸿渐的父亲是一乡之望，周经理少不得上门拜访，因此成了朋友，从朋友攀为亲家。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作主订了婚。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爷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不由自主地对她厌恨。这样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忽然醒悟，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他国文曾得老子指授，大中学会考考过第二，所以这信文绉绉，没把之乎者也用错。信上说什么：“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悉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形削，清癯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恨。”他自以为这信措词凄婉，打得动铁石心肠。谁知道父亲信来痛骂一顿：“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汝非妇人女子，何须置镜？惟梨园子弟，身为丈夫而对镜顾影，为世所贱。吾不图汝甫离漆下，已渝染恶习，可叹可恨！且父母在，不言老，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吓，丧心不孝，于斯而极！当是汝校男女同学，汝睹色起意，见异思迁；汝拖词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鉴也。若执迷不悔，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细思吾言，慎之切切！”方鸿渐吓矮了半截，想不到老头子这样精明。忙写回信讨饶和解释，说：镜子是同室学生的，他并没有买：这几天吃美国鱼肝油丸、德国维他命片，身体精神好转，脸也丰满起来，只可惜药价太贵，舍不得钱；至于结婚一节，务请到到毕业后举行，一来妨碍学业，二来他还不能养家，添他父亲负担，于心不安。他父亲收到这信，证明自己的威严远及于几千里外，得意非凡，兴头上汇给儿子一笔钱，让他买补药。方鸿渐从此死心不散妄想，开始读叔本华，常聪明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转眼已到大学第四年，只等明年毕业结婚。一天，父亲来封快信，上面说：“顷得汝岳丈电报，骇悉淑英伤寒，为西医所误，遂于本有十日下午四时长逝，殊堪痛惜。过门在即，好事多磨，皆汝无福所臻也。”信后又添几句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使三年前结婚，则此番吾家破费不赀矣。然吾家积德之门，苟婚事早完，淑媳或可脱灾延寿。姻缘前定，勿必过悲。但汝岳父处应去一信唁之。”鸿渐看了有犯人蒙赦的快活，但对那短命的女孩子，也稍微怜悯。
　　 自己既享自由之乐，愿意旁人减去悲哀，于是向未过门丈人处真去了一封慰唁的长信。周经理收到信，觉得这孩子知礼，便分付银行文书科王主任作复，文书科主任看见原信，向东家大大恭维这位未过门姑爷文理书法好，并且对死者情词深挚，想见天性极厚，定是个远到之器，周经理听得开心，叫主任回信说：女儿虽没过门翁婿名分不改，生平只有一个女儿，本想好好热闹一下，现在把陪嫁办喜事的那笔款子加上方家聘金为女儿做生意所得利息，一共两万块钱，折合外汇一千三百镑，给方鸿渐明年毕业了做留学费，方鸿渐做梦都没想到这样的好运气，对他死去的未婚妻十分感激，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港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处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代。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可是现在要弄个学位。无论自己去读或雇枪手代做论文，时间经济都不够。就近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算最容易混得了，但也需要六个月，干脆骗家里人说是博士罢，只怕哄父亲和丈人不过；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他想不出办法，准备回家老着脸说没得到学位，一天，他到柏林图书馆中国书编目室去看一位德国朋友，瞧见地板上一大堆初年上海出的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大中华》、《妇女杂志》全有。信手翻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广告，是美国纽约什么“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班，将来毕业，给予相当于学士、硕士或博士之证书，章程函索即寄，通讯处纽约第几街几号几之几，方鸿渐心里一运，想事隔二十多年，这学校不知是否存在，反正去封信问问，不费多少钱。那登广告的人，原是个骗子，因为中国人不来上当，改行不干了，人也早死了。他住的那间公寓房间现在租给一个爱尔兰人，具有爱尔兰人的不负责、爱尔兰人的急智、还有爱尔兰人的穷。相传爱尔人的不动产（Irish fortune）是奶和屁股；这位是个萧伯纳式既高且瘦的男人，那两项财产的分量又得打折扣。他当时在信箱里拿到鸿渐来信，以为邮差寄错了，但地址明明是自己的，好奇拆开一看，莫名其妙，想了半天，快活得跳起来，忙向邻室小报记者借个打字机，打了一封回信，说先生既在欧洲大学读书，程度想必高深，无庸再经函授手续，只要寄一万字论文一篇附缴美金五百元，审查及格，立即寄上哲学博士文凭，回信可寄本人，不必写学术名字。署名Patrick Mahoney，后面自赠了四五个博士头衔。方鸿渐看信纸是普通用的，上面并没刻学校名字，信的内容分明更是，搁下不理。爱尔兰人等急了，又来封信，们如果价钱嫌贵，可以从长商议，本人素爱中国，办教育的人尤其不愿牟利。
　　 方鸿渐盘算一下，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索性把价钱杀得极低，假如爱尔兰人不肯，这事就算吹了，自己也免做骗子，便复信说：至多出一百美金，先寄三十，文凭到手，再寄余款；此间尚有中国同学三十余人，皆愿照此办法向贵校接洽。爱尔兰人起初不想答应，后来看方鸿渐语气坚决，又就近打听出来美国博士头衔确在中国时髦，渐渐相信欧洲真有三十多条中国糊涂虫，要向他买文凭。他并且探出来做这种买卖的同行很多，例如东方大学、东美合众国大学，联合大学（Intercollegiate University）、真理大学等等，便宜的可以十块美金出买硕士文凭，神玄大学（College of Divine Metaphysics）廉价一起奉送三种博士文凭；这都是堂堂立案注册的学校，自己万万比不上。于是他抱薄利畅销的宗旨，跟鸿渐生意成交。他收到三十美金，印了四五十张空白文赁填好一张，寄给鸿渐，附信催他缴款和通知其他学生来接洽。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鸿渐先到照相馆里穿上德国大学博士的，照了张四寸相。父亲和丈人处各寄一张，信上千叮万嘱说，生平最恨“博士”之称，此番未能免俗，不足为外人道。
　　 回法国玩了几星期，买二等舱票回国。马赛上船以后，发见二等舱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寂寞无聊得很，三等的中国学生觉得他也是学生而摆阔坐二等，对他有点儿敌视。他打听出三等一个安南人舱里有张空铺，便跟船上管事商量，自愿放弃本来的舱位搬下来睡，饭还在二等吃。这些同船的中国人里，只有苏小姐是中国旧相识，在里昂研究法国文学，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论文，新授博士。在大学同学的时候，她眼睛里未必有方鸿渐这小子。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见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从前她一心要留学，嫌那几个追求自己的人没有前程，大不了是大学毕业生。而今她身为女博士，反觉得崇高的孤独，没有人敢攀上来，她对方鸿渐的家世略有所知，见他人不讨厌，似乎钱也充足，颇有意利用这航行期间，给他一个亲近的机会。没提防她同舱的鲍小姐抢了个先去。鲍小姐生长澳门，据说身体里有葡萄牙人的血。“葡萄牙人的血”这句话等于日本人说有本位文化，或私行改编外国剧本的作者声明他改本“有著作权，不许翻译”。因为葡萄牙人血里根本就混有中国成分。而照鲍小姐的身材估量，她那位葡萄牙母亲也许还间接从西班牙传来阿拉伯人的血胤。鲍小姐纤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长睫毛上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她那位未婚夫李医生不知珍重，出钱让她一个人到伦敦学产科。葡萄牙人有句谚语说：“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因为女孩子长大了，可以打杂，看护弟弟妹妹，在未嫁之前，她父母省得下一个女佣人的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