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有許多種標準，有趣是其中之一。經過許多年的閱讀，似乎越來越重視一本書的趣味。書架上的書那麽多，取哪一本讀呢？除非你有嚴肅的心情，否則不會去碰那些大部頭的經典。它們的分量過重，令人望而生畏。不過也有一類書，談的是嚴肅問題，讀來卻意趣盎然。比如談論社會等級問題，不可謂不嚴肅，這是個想起來就會個人絶望的話題，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曾經産生了大批激進思想傢，對他們思想的傳播則導致了無數次和戰亂。但是我想推介給讀者的這本書，談的也是階級話題，揭示的道理也很深刻（至少我這樣認為），但讀起來卻充滿樂趣，有如飲一杯陳年佳釀的紅酒，它的鋒利包裹在厚實的趣味之中。
本書的英文原名是“CLASS”。在英語中，這個詞既有階級、階層和等級的意思，也含有格調、品味的含意。說一個人是否“classy”或說一個人有沒有“class”，並非在說他或她的社會地位和階層高或低，而是說他或她有沒有品味和格調。因此作者的書名取“CLASS”一詞的雙重含意，通過人的品味和格調來判斷他或她所屬的社會階層。
保羅·福塞爾，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文學教授，著名文化批評傢，曾任教於德國海德堡大學、美國康涅迪格學院和拉特格斯大學。他的關於二戰時期美國社會文化的專着曾獲得1976年美國國傢圖書奬。他是英美文化批評方面的專傢，檀長於對人的日常生活進行研究觀察，視角敏銳，語言辛辣尖刻，又不失幽默和善意。本書出版之後在美國立刻引起轟動，一方面好評如潮，另一方面也受到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猛烈批評，認為福塞爾誇大了美國的等級偏見，對窮人缺少同情和道義支持，對人類的弱點過於尖酸刻薄，等等。其實作者在著作發表之前就清楚地知道人們的反應，正如作者在本書開頭時寫道：“今天，你衹需要提及社會等級這個話題，就可以輕易地激怒別人。……最近有人問我正在寫什麽書，我說正在寫一本關於美國人的社會等級的書。人們聽後馬上會先緊一緊自己的領帶，再溜一眼襯衫袖口看看有沒有磨損開綫。凡分鐘之後，便悄悄地站起身來走開。”
什麽是一個人的社會等級標志？在今天這個時代，由於人類生活質量的普遍改善，社會觀念的進步，這一問題已經不那麽容易回答了。它常常不是你的職業，不是你的住宅，不是你的餐桌舉止，也不是你能掙多少錢或者擁有多少財産，而是一係列細微的、你在自覺不自覺中所呈現出來的行為特徵的混合，正是這一切構成了你在這個世界上的等級定位。眼前的這本書，是我所讀過的關於社會等級這一話題的最機智、最有趣，最辛辣、而又多少有些令人惱怒的佳作。
我有不得不承認，人的社會等級或地位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誰高誰低？怎樣識別，識別的標準是什麽？作者並沒有用學術的社會研究方式回答這些問題，而是繞開理論上的爭論，從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話語裏呈現出的特徵來分析判斷人的社會階層。按作者的話說，他衹從“可以看見的事物和可以聽到的話語所傳遞的信息來分析人的社會階層，而不考慮他們的種族、宗教信仰和觀點。”作者認為，宗教信仰和觀點不可見，而種族雖然可見（膚色），但並非個人選擇的結果，因而不在作者的考察範圍裏。作者真正感興趣的東西顯然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那些品質。固此在閱讀時，這本書不應被看作一本學術研究專着，而應當被看成是一本社會等級表象觀察指南。
那麽作者的等級標準是什麽呢？通過大量的觀察之後，作者認為，正是人的生活品味和格調决定了人們所屬的社會階層，而這些品味格調衹能從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比如一個人的穿着，傢裏的擺設，房子的樣式和格局，開什麽車，車裏的裝飾，平時愛喝什麽，用什麽杯子喝，喜歡什麽休閑和運動方式，看什麽電視和書，怎麽說話，說什麽話，等等。作者根據人們的生活方式取嚮，給美國社會分了九個等級，用辛辣嘲諷的語言歸納了這九個等級在生活品味方面的差異。
從1994年第一次偶讀此書到現在，我已經讀過至少三遍了，而且每讀一次，都會對美國社會各個階層人的行為特徵增加新的認識，不先是對周圍的普通人，而且也包括celebrity，即所謂社會名流。無論現在他們已經多麽有錢，你衹需註意一下他或她的衣着和言談舉止，再按照福塞爾提出的標準加以衡量，就能判斷出他們最初來自什麽階層，而且完全正確。儘管此書的初版發表於1979年底，但在稍微用心觀察過周圍人的生活之後，我發現作者揭示的許多特徵在九十年代的美國仍然有效，人們在生活格調和趣味方面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中産階級仍、日在房問裏滿鋪化纖地毯，貧民階層仍舊愛打保齡球。習慣於喝易拉罐裝啤酒的人們雖然慢慢改為喝玻璃瓶裝啤酒了（並非由於趣味的改變而是由於環境保護的原因），但是並沒有改為喝口味偏幹的葡萄酒或者進口礦泉水。我開始意識到作者的尖銳所在，人的生活品味隨着他的成長一旦形成之後，一般不再會發生大的改變，即使經由有意識的熏陶禾訓練（我不得不想起全國各地正在興起的禮儀學校，剛從禮儀學校畢業的人又開始隨地吐痰了），似乎也收效甚微衹能使人再次想到“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人”的說法是不是貴族倒不那麽要緊，但是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格調則絶非易事。由此推論，用生活品味考察人所屬的社會等級甚至是一個更為衡常、更為有效的標準。一個人可以在一夜之間暴富，但卻不能在一夜之間改變自己的生活格調這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麽經常看到腰纏萬貫的富豪，其舉止和品味還保持着昨日“貧民勞動者”的本色。
當然，作者並非意在貶低某些階層，擡高另一些階層，作者實際上嘲諷的是人們在等級問題上暴露出的虛榮、自大、粗俗和缺少品味。這些特徵並非偶然的選擇結果，而是具有深刻的社會文化根源。比如，美國人數最多的階層——中産階級，按照作者的分析是最為虛榮和勢利的階層，原因則是由於他們像蠃絲釘一樣可以被隨意替換，因而最缺少安全感，生活也最焦慮。在這樣的心態中生活，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須得到他人的承認，要在他人眼裏看起來生活過的既得體又安全。因此他們的愛虛榮和喜歡炫耀在衣食住行和話語上必然體現出來。但是。從本質上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從更低的社會階層奮鬥上來的，所以不可避免地缺少富人階級纔會有的高級生活品味，因而在生活裏追求的恰好是那些缺乏個性的、標準的，可以明確指示身份的物品。作者顯然非常反感這種拘謹的循規蹈矩，毫無節制的炫耀，以及缺乏創造性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字裏行間毫不掩飾地流露出冷嘲熱諷的情緒。
儘管作者的主旨是用人的外在生活特徵來分析判斷一個人所屬的社會階層，我們還是能夠強烈地感覺到作者努力的另一個嚮度，即為社會等級劃分提供新的觀察依據。在今天的社會裏，社會等級已經由更多的文化標準來確立，而不是簡單的以有産和無産、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等標準來劃分。人們可以經由提高自己的生活品味來改變社會地位。另一方面，僅僅有錢並不能提高一個人的社會地位，還必須提高文化品味與生活格調。沒有品味的人永遠不能改變自己最初所屬的社會階層。
本書另一個最大的特點在於，每個讀者都會在閱讀過程中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以及自己周圍熟悉的人們的生活，然後根據作者提出的言行舉止特徵來檢驗自己和別人的社會等級，或者感到滿意，或者（更多的時候）感到害鱢和汗顔，甚至感到一絲莫名的憤怒，因為你發現自己一直以來追求的東西竟然都缺少品味，自己原來是個沒有多少格調的人。而且你發現周園的很多人都不像你以往認為的那樣是些很有檔次的人；相反，他們不少人居然衹能算是個中産階級甚或是貧民階層裏的一員。這無疑是令人難堪的事情。
我以為，這本書的獨到和有價值之處就在於，它指出了品味和格調在社會階層劃分裏的重要性，因為品味和生活格調是可以培養和學習的，它恰恰不像金錢和財産那樣，獲得的過程常常是一個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墮落的過程。通過自身的教養。品味的提高，一個人不需擁有很多金錢，就可以達到較高的社會地位。
作者為了給自己所屬的這樣一個社會階層定位，提出了調階層這一概念，即指那些有品味、有創造力、有思想、有影響力、生活得體但並不富有的階層。這一概念後來成為了美國新一代人的文化標識，比如80年代的“雅皮”階層和90年代的“文化另類”(alternatives)階層，從而進一步的解構了傳統的等級社會，為社會分層標準開闢了新的嚮度。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社會等級分層的新十字路口。幾十年的平等社會的神話已經打破，人們的社會等級觀念正在急速地更新。推動這一變革的最有力的因素就是金錢。占有金錢的多少正在把人們的社會地位重新劃分。金錢取代了平等和社會公正，開始編織自己的神話和傳奇，編織人們的生活夢想，同時毫不猶豫地粉碎着一大批人的致富期望。金錢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隱喻，一個可欲不可求的價值符號，一個雙重的象徵：即象徵着全部有關幸福的夢想，又象徵着所有追逐金錢者的噩運。於是人們睏惑地問道：難道這就是我們要實現的社會理想嗎？
這樣想或多或少有些過於悲觀。事實上，在中國，一種新的社會生活觀念已經或正在開始形成。越來越多的人們感到，無止境地追求金錢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幸福，也未必可以順利地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追逐金錢耗費了太多的時間、精力和創造性，而珍貴的不能重複的生命卻在悄悄地流逝。不管現實中存在多少令人沮喪或使人激動不已的事實，有人發財致富，有人陷於貧睏，但處在這兩極之間的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正在得到明顯的改善。他們不再是窮人，儘管他們也遠遠沒達到富人的收入。正是這一部分人發出了追問：我們是誰？我們屬於什麽階層？如果不喜歡追逐金錢，我們的希望在那兒？我們的未來是什麽？這個社會在金錢統治的道路上還會走多遠？
本書正是在這一嚮度上提出了社會分層的新的標準。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種標準，無論你承認不承認這樣的事實，有品咪有生活格調立刻能夠使人們對你颳目相看（文化痞子和玩世不恭者除外。令人欣慰的是，他們的人數同前幾年相比正在越來越少），使你獲得更多的尊重和欣賞，因而提高了你的社會地位。金錢固然重要，但是衹有金錢並不能使你獲得普遍的認可、尊重和賞識。你怎樣花你的錢，用它帶來什麽樣的消費，這些消費使你呈現出什麽特徵，則成為更加要緊的問題。
儘管作者討論的是美國社會中的等級現象，但市場經濟帶來的世界化趨同態勢，美國對全世界其他國傢越來越深的商業和文化影響，使得本書中描述的種種現象，已經可以在中國找到今人悲哀的對應。美國昨天和今天的等級睏境，也許就是中國明天的生活鬧劇。如果本書能夠成為一面鏡子，使中國人可以從中看出每個人未來的或正在顯露的鄙俗和醜陋，從而開始註意培養品味和生活格調，也許還來得及避免跌人惡俗的低級生活趣味。
最後，我還想談的一或是，此書的藝術特色。保羅·福塞爾原籍英國，後來移民美國。他的寫作板具個性，措辭考究典雅，句子長而復雜，是典型的英式寫作風格。他在行文中大量地使用了反諷手法，敘述幽默詼諧，有時幾乎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再者，書中對美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觀察和展示達到了精微至極，如果沒有敏銳的洞察力和社會批判眼光，是絶無可能做到的。這樣一種風格，要想在譯文中全部體現出來，簡直沒有可能。倘若我沒有在美國長期居住的生活經驗，是决計不敢去翻譯此書的。好在兩位年輕譯者對作者語言的把握誤差不大，這纔保證了譯文的基本質量。我想說的是，即便不能完全體現保羅·福塞爾的藝術特色，這個譯本在展示作者的思想風格方面，無疑是一次經得住檢驗的努力。
在停筆之前，我不由地想到法國後現代大師羅蘭·巴特，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他說：“有點錢，不要太多；有點權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閑暇。”錢和權力對於一個生活在商業社會裏的人來說不可全無，否則你會生活得沒有尊嚴和安全感。但無止境地追逐金錢的生活也不值得，因為缺少品味。那麽羅蘭·巴特渴望得到大量閑暇用來做什麽呢？他簡單地回答道：“讀書，寫作，和朋友們交往，喝酒（當然是葡萄酒)，聽音樂，旅行等等。”簡言之，過有品味的生活。因此，讀過此書之後每個人都應該認真想想，你真正想過的生活是什麽？至少有一種算法是聰明的：有錢並不必然使你的社會地位提高（這裏並非在說經濟地位，而是社會地位），因為這世界上總是有人不在乎你的錢財。但有生活格調和品味卻必然會受到別人的尊重和欣賞，因而提高了你的社會等級。
保羅·福塞爾寫作此書的初哀，也許正是為了這一目的。
石濤
一九九八年六月於北京
本書的英文原名是“CLASS”。在英語中，這個詞既有階級、階層和等級的意思，也含有格調、品味的含意。說一個人是否“classy”或說一個人有沒有“class”，並非在說他或她的社會地位和階層高或低，而是說他或她有沒有品味和格調。因此作者的書名取“CLASS”一詞的雙重含意，通過人的品味和格調來判斷他或她所屬的社會階層。
保羅·福塞爾，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文學教授，著名文化批評傢，曾任教於德國海德堡大學、美國康涅迪格學院和拉特格斯大學。他的關於二戰時期美國社會文化的專着曾獲得1976年美國國傢圖書奬。他是英美文化批評方面的專傢，檀長於對人的日常生活進行研究觀察，視角敏銳，語言辛辣尖刻，又不失幽默和善意。本書出版之後在美國立刻引起轟動，一方面好評如潮，另一方面也受到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猛烈批評，認為福塞爾誇大了美國的等級偏見，對窮人缺少同情和道義支持，對人類的弱點過於尖酸刻薄，等等。其實作者在著作發表之前就清楚地知道人們的反應，正如作者在本書開頭時寫道：“今天，你衹需要提及社會等級這個話題，就可以輕易地激怒別人。……最近有人問我正在寫什麽書，我說正在寫一本關於美國人的社會等級的書。人們聽後馬上會先緊一緊自己的領帶，再溜一眼襯衫袖口看看有沒有磨損開綫。凡分鐘之後，便悄悄地站起身來走開。”
什麽是一個人的社會等級標志？在今天這個時代，由於人類生活質量的普遍改善，社會觀念的進步，這一問題已經不那麽容易回答了。它常常不是你的職業，不是你的住宅，不是你的餐桌舉止，也不是你能掙多少錢或者擁有多少財産，而是一係列細微的、你在自覺不自覺中所呈現出來的行為特徵的混合，正是這一切構成了你在這個世界上的等級定位。眼前的這本書，是我所讀過的關於社會等級這一話題的最機智、最有趣，最辛辣、而又多少有些令人惱怒的佳作。
我有不得不承認，人的社會等級或地位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誰高誰低？怎樣識別，識別的標準是什麽？作者並沒有用學術的社會研究方式回答這些問題，而是繞開理論上的爭論，從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話語裏呈現出的特徵來分析判斷人的社會階層。按作者的話說，他衹從“可以看見的事物和可以聽到的話語所傳遞的信息來分析人的社會階層，而不考慮他們的種族、宗教信仰和觀點。”作者認為，宗教信仰和觀點不可見，而種族雖然可見（膚色），但並非個人選擇的結果，因而不在作者的考察範圍裏。作者真正感興趣的東西顯然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那些品質。固此在閱讀時，這本書不應被看作一本學術研究專着，而應當被看成是一本社會等級表象觀察指南。
那麽作者的等級標準是什麽呢？通過大量的觀察之後，作者認為，正是人的生活品味和格調决定了人們所屬的社會階層，而這些品味格調衹能從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比如一個人的穿着，傢裏的擺設，房子的樣式和格局，開什麽車，車裏的裝飾，平時愛喝什麽，用什麽杯子喝，喜歡什麽休閑和運動方式，看什麽電視和書，怎麽說話，說什麽話，等等。作者根據人們的生活方式取嚮，給美國社會分了九個等級，用辛辣嘲諷的語言歸納了這九個等級在生活品味方面的差異。
從1994年第一次偶讀此書到現在，我已經讀過至少三遍了，而且每讀一次，都會對美國社會各個階層人的行為特徵增加新的認識，不先是對周圍的普通人，而且也包括celebrity，即所謂社會名流。無論現在他們已經多麽有錢，你衹需註意一下他或她的衣着和言談舉止，再按照福塞爾提出的標準加以衡量，就能判斷出他們最初來自什麽階層，而且完全正確。儘管此書的初版發表於1979年底，但在稍微用心觀察過周圍人的生活之後，我發現作者揭示的許多特徵在九十年代的美國仍然有效，人們在生活格調和趣味方面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中産階級仍、日在房問裏滿鋪化纖地毯，貧民階層仍舊愛打保齡球。習慣於喝易拉罐裝啤酒的人們雖然慢慢改為喝玻璃瓶裝啤酒了（並非由於趣味的改變而是由於環境保護的原因），但是並沒有改為喝口味偏幹的葡萄酒或者進口礦泉水。我開始意識到作者的尖銳所在，人的生活品味隨着他的成長一旦形成之後，一般不再會發生大的改變，即使經由有意識的熏陶禾訓練（我不得不想起全國各地正在興起的禮儀學校，剛從禮儀學校畢業的人又開始隨地吐痰了），似乎也收效甚微衹能使人再次想到“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人”的說法是不是貴族倒不那麽要緊，但是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格調則絶非易事。由此推論，用生活品味考察人所屬的社會等級甚至是一個更為衡常、更為有效的標準。一個人可以在一夜之間暴富，但卻不能在一夜之間改變自己的生活格調這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麽經常看到腰纏萬貫的富豪，其舉止和品味還保持着昨日“貧民勞動者”的本色。
當然，作者並非意在貶低某些階層，擡高另一些階層，作者實際上嘲諷的是人們在等級問題上暴露出的虛榮、自大、粗俗和缺少品味。這些特徵並非偶然的選擇結果，而是具有深刻的社會文化根源。比如，美國人數最多的階層——中産階級，按照作者的分析是最為虛榮和勢利的階層，原因則是由於他們像蠃絲釘一樣可以被隨意替換，因而最缺少安全感，生活也最焦慮。在這樣的心態中生活，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須得到他人的承認，要在他人眼裏看起來生活過的既得體又安全。因此他們的愛虛榮和喜歡炫耀在衣食住行和話語上必然體現出來。但是。從本質上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從更低的社會階層奮鬥上來的，所以不可避免地缺少富人階級纔會有的高級生活品味，因而在生活裏追求的恰好是那些缺乏個性的、標準的，可以明確指示身份的物品。作者顯然非常反感這種拘謹的循規蹈矩，毫無節制的炫耀，以及缺乏創造性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字裏行間毫不掩飾地流露出冷嘲熱諷的情緒。
儘管作者的主旨是用人的外在生活特徵來分析判斷一個人所屬的社會階層，我們還是能夠強烈地感覺到作者努力的另一個嚮度，即為社會等級劃分提供新的觀察依據。在今天的社會裏，社會等級已經由更多的文化標準來確立，而不是簡單的以有産和無産、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等標準來劃分。人們可以經由提高自己的生活品味來改變社會地位。另一方面，僅僅有錢並不能提高一個人的社會地位，還必須提高文化品味與生活格調。沒有品味的人永遠不能改變自己最初所屬的社會階層。
本書另一個最大的特點在於，每個讀者都會在閱讀過程中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以及自己周圍熟悉的人們的生活，然後根據作者提出的言行舉止特徵來檢驗自己和別人的社會等級，或者感到滿意，或者（更多的時候）感到害鱢和汗顔，甚至感到一絲莫名的憤怒，因為你發現自己一直以來追求的東西竟然都缺少品味，自己原來是個沒有多少格調的人。而且你發現周園的很多人都不像你以往認為的那樣是些很有檔次的人；相反，他們不少人居然衹能算是個中産階級甚或是貧民階層裏的一員。這無疑是令人難堪的事情。
我以為，這本書的獨到和有價值之處就在於，它指出了品味和格調在社會階層劃分裏的重要性，因為品味和生活格調是可以培養和學習的，它恰恰不像金錢和財産那樣，獲得的過程常常是一個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墮落的過程。通過自身的教養。品味的提高，一個人不需擁有很多金錢，就可以達到較高的社會地位。
作者為了給自己所屬的這樣一個社會階層定位，提出了調階層這一概念，即指那些有品味、有創造力、有思想、有影響力、生活得體但並不富有的階層。這一概念後來成為了美國新一代人的文化標識，比如80年代的“雅皮”階層和90年代的“文化另類”(alternatives)階層，從而進一步的解構了傳統的等級社會，為社會分層標準開闢了新的嚮度。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社會等級分層的新十字路口。幾十年的平等社會的神話已經打破，人們的社會等級觀念正在急速地更新。推動這一變革的最有力的因素就是金錢。占有金錢的多少正在把人們的社會地位重新劃分。金錢取代了平等和社會公正，開始編織自己的神話和傳奇，編織人們的生活夢想，同時毫不猶豫地粉碎着一大批人的致富期望。金錢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隱喻，一個可欲不可求的價值符號，一個雙重的象徵：即象徵着全部有關幸福的夢想，又象徵着所有追逐金錢者的噩運。於是人們睏惑地問道：難道這就是我們要實現的社會理想嗎？
這樣想或多或少有些過於悲觀。事實上，在中國，一種新的社會生活觀念已經或正在開始形成。越來越多的人們感到，無止境地追求金錢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幸福，也未必可以順利地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追逐金錢耗費了太多的時間、精力和創造性，而珍貴的不能重複的生命卻在悄悄地流逝。不管現實中存在多少令人沮喪或使人激動不已的事實，有人發財致富，有人陷於貧睏，但處在這兩極之間的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正在得到明顯的改善。他們不再是窮人，儘管他們也遠遠沒達到富人的收入。正是這一部分人發出了追問：我們是誰？我們屬於什麽階層？如果不喜歡追逐金錢，我們的希望在那兒？我們的未來是什麽？這個社會在金錢統治的道路上還會走多遠？
本書正是在這一嚮度上提出了社會分層的新的標準。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種標準，無論你承認不承認這樣的事實，有品咪有生活格調立刻能夠使人們對你颳目相看（文化痞子和玩世不恭者除外。令人欣慰的是，他們的人數同前幾年相比正在越來越少），使你獲得更多的尊重和欣賞，因而提高了你的社會地位。金錢固然重要，但是衹有金錢並不能使你獲得普遍的認可、尊重和賞識。你怎樣花你的錢，用它帶來什麽樣的消費，這些消費使你呈現出什麽特徵，則成為更加要緊的問題。
儘管作者討論的是美國社會中的等級現象，但市場經濟帶來的世界化趨同態勢，美國對全世界其他國傢越來越深的商業和文化影響，使得本書中描述的種種現象，已經可以在中國找到今人悲哀的對應。美國昨天和今天的等級睏境，也許就是中國明天的生活鬧劇。如果本書能夠成為一面鏡子，使中國人可以從中看出每個人未來的或正在顯露的鄙俗和醜陋，從而開始註意培養品味和生活格調，也許還來得及避免跌人惡俗的低級生活趣味。
最後，我還想談的一或是，此書的藝術特色。保羅·福塞爾原籍英國，後來移民美國。他的寫作板具個性，措辭考究典雅，句子長而復雜，是典型的英式寫作風格。他在行文中大量地使用了反諷手法，敘述幽默詼諧，有時幾乎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再者，書中對美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觀察和展示達到了精微至極，如果沒有敏銳的洞察力和社會批判眼光，是絶無可能做到的。這樣一種風格，要想在譯文中全部體現出來，簡直沒有可能。倘若我沒有在美國長期居住的生活經驗，是决計不敢去翻譯此書的。好在兩位年輕譯者對作者語言的把握誤差不大，這纔保證了譯文的基本質量。我想說的是，即便不能完全體現保羅·福塞爾的藝術特色，這個譯本在展示作者的思想風格方面，無疑是一次經得住檢驗的努力。
在停筆之前，我不由地想到法國後現代大師羅蘭·巴特，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他說：“有點錢，不要太多；有點權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閑暇。”錢和權力對於一個生活在商業社會裏的人來說不可全無，否則你會生活得沒有尊嚴和安全感。但無止境地追逐金錢的生活也不值得，因為缺少品味。那麽羅蘭·巴特渴望得到大量閑暇用來做什麽呢？他簡單地回答道：“讀書，寫作，和朋友們交往，喝酒（當然是葡萄酒)，聽音樂，旅行等等。”簡言之，過有品味的生活。因此，讀過此書之後每個人都應該認真想想，你真正想過的生活是什麽？至少有一種算法是聰明的：有錢並不必然使你的社會地位提高（這裏並非在說經濟地位，而是社會地位），因為這世界上總是有人不在乎你的錢財。但有生活格調和品味卻必然會受到別人的尊重和欣賞，因而提高了你的社會等級。
保羅·福塞爾寫作此書的初哀，也許正是為了這一目的。
石濤
一九九八年六月於北京
儘管絶大多數美國人感到，他們的確生活在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等級制度當中，他們甚至懷疑，正是對社會地位的種種顧慮，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們的言談舉止。然而迄今，社會等級這個話題依然顯得曖昧可疑，並且經常是過於敏感的。時至今日，哪怕衹是稍稍提及社會等級這個話題，也能大大地激怒別人。這情形就仿如一個世紀以前，當坐在紳士們的社交沙竜中飲茶時，一旦有誰過於公開地談及性問題，舉座頓時會變得鴉雀無聲。
最近有人間我正在寫些什麽，我回答道：“一本關於美國社會等級的書。”這時，人們總是會先緊一緊自己的領帶，然後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兒磨損的程度。幾分鐘之後，他們便會悄悄站起身走開。這不僅僅是由於他們懷疑我是個社會等級暗探，而是仿佛我剛纔的話說的是：“我正在寫一本書，想鼓勵人們用幼海豹的屍體痛打幼鯨，直到它們斷氣”。自動手寫這本書以前，我已經數次體驗了R·H·托尼洞察到的一個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書裏寫道：“‘等級’這個詞暗示着種種令人不快的聯想。所以，衹要在這個話題上稍作逗留，就會被理解成是精神、嫉恨和充滿偏見的癥狀。”
尤其在美國，等級這個觀念相當令人尷尬。社會學家保羅·布盧姆伯格在他的作品《衰落時代的不平等》（1980）中，幹脆把社會等級稱作“在美國遭禁的思想。”此話可是不假。通常，哪怕這個話題剛被觸及，人們就開始變得煩躁不安。當兩名采訪人問一位婦女，她是否認為這個國傢存在不同的社會等級時，她回答道：“這是我所聽到過的最最骯髒的字眼！”當另一位男士被問及同一個問題時，他變得很有些憤懣，“社會等級應該被徹底消滅！”這句話衝口而出。
實際上，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人們恰恰暴露了對社會等級的敏感：越是感到煩惱和憤怒，越說明等級存在的真實和嚴酷。如果誰容易變得非常焦慮，這種傾嚮暗示你是一名中産階級，你非常擔心自己會下滑一個或兩個等級梯級。另一方面，上層階級熱衷於談論這個話題，因為他們在這種事上投入的關註愈多，就愈顯得地位優越。貧民階層通常並不介意討論這個話題，因為他們清楚，自己幾乎無力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所以，對他們而言，整個的等級問題幾乎就是一個笑話——上層階級空洞的貴族式的自命不凡不過是一種愚頑和妄自尊大；而中産階級的焦慮不安和附庸風雅則令人生厭。
事實上，對社會等級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産階級，有時候他們甚至會被這個問題嚇得要命。在某圖書館裏一册由拉塞爾·林斯所着的《時尚先鋒》（1954）中，一位中産階級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記。此書有一節以屈尊俯就的態度論及中産階級那不可靠的裝飾品味，然後冷嘲熱諷地將他們和另一些階層更為高級和精緻的藝術行為作了一番比較。在這段文字旁邊，這位怒火中燒的讀者用大寫批道：“狗屎！”就我的經驗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無可救藥的中産階級男士（說不定是位女士？）。
正像你在等級問題上的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階級身份一樣，解釋這件令你生氣的事物的方式也會産生同樣的效果。底層的人們樂於相信，等級是由一個人擁有的財富多少來作為標準的。生活在中層的人們承認金錢與等級差別有關，但一個人所受的教育和從事的工作類型同樣重要。接近上層的人們認為品味、價值觀、生活格調和行為方式是判斷等級身份不可或缺的標準，而對金錢、職業或受教育程度則未加考慮。
斯塔茲·塔剋爾曾為寫作《美國：分離街》（1967）采訪過一位女士。她不但對等級這一問題表示出驚慌不安，而且出乎本能地將職業視為劃分等級的主要標準，這類反應清楚無誤地提示了她的中産階級身份。“就在這條街上，住着幾乎各種等級的人們，”她說，“可我不該提等級這個字，”她接着說，“因為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有等級差別的國傢裏。”接着，職業標準就來了。“但在這條街上，既有看門人，也住着醫生，還住着商人和會計師。”社會學家們司空見慣的是，受訪人總會屢屢聲明他們居住的地區並不存在社會等級差別。《美國生活中的等級》（1959）一書的作者列昂納德·羅埃斯門寫道：“幾乎無一例外地，調查者記錄下的第一句話總是：‘我們這個城市沒有等級差別’。一旦這句話脫口而出，也就道出了這個地區存在的等級差別，因為隨之而來的是同一社區的好公民們令人驚異地衆口一辭表示附合。”小說傢約翰·奧哈拉曾經不遺餘力地探索過這一極度敏感的主題。他對此問題的敏感簡直讓人吃驚。還在孩提時代，他就開始留心觀察他出生和成長的賓夕法尼亞州某小鎮。“年長的人對待其他人可不是平等的。”
美國的等級差別是如此復雜和微妙，以至於國外的訪客常常會忽略那些細微的差異，或者有時甚至意識不到等級結構的存在。就像弗朗西絲·陶勒普在1932年遊歷美國時描繪的那樣，“平等的神話真是威力無邊。”政府面對這個問題時相當尷尬——成百上千的劃分級別的手段從政府機構出爐，而官方卻不承認存在社會等級——所以，國外訪客稍不留意就會忽視等級體係在這個國傢的運轉方式。英國小說傢和文學批評傢瓦爾特·愛倫的經歷就是很好的例證。五十年代，在他來美國一所大學教書之前，他曾想象：“美國幾乎不存在等級，就算有，也許不過是為了在不同種族群或者源源不斷的移民潮當中作一些區分吧。”可是，在麻州格蘭德拉皮茲城住了一段時間後，他終於清醒了。在那裏，他見識了新英格蘭的勢利力量，以及當地人長期以來對古老傢族支配的道德與文化權威所表現的順從。
一些美國人滿懷快意地看待七十年代電視連續劇《燈塔山》的失敗。這是一部有關上流社會的作品，以英國戲劇《樓上，樓下》為原型。觀衆堅信並籍此安慰自己，這部作品之所以會以悲慘的失敗告終，是因為美國並不存在等級制度，也就是說，根本不可能有人對這類題材的藝術性感興趣。其實他們錯了。《燈塔山》未能吸引美國觀衆的原因是因為，它關註的也許是本地人最不感興趣的部分——準貴族上層階級。如果故事發生在一個人人都會關註的衝突點上，比如說：要麽是上層階級與中産階級衝突。並抵製後者嚮上侵入的企圖；要麽是中産階級同仇敵汽地對付低於自己的階級，那麽這種戲劇化表現的效果就會好得多。
如果說外國人經常對美國政府關於社會平等的宣傳信以為真的話，本地的公民倒是樂於瞭解個究竟，哪怕他們談論這個問題時多少會感到不安。一位敏銳的南方黑人這樣斷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喬依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級論等的。”這話讓我們覺得，現實確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說，“我討厭說生活中存在着等級差別，衹不過，人們跟與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
他這種用“相似背景”區分某類人等級的方式，儘管科學他說並不確切，但與其他任何試圖把一個等級與另一個等級區別開的方式幾乎毫無二緻。不論你與另一個人是在討羊隊還是四九年人隊（以1849年涌往加州淘金的人命名的橄欖球隊。一譯者註），也無論是討論休閑旅行汽車。大屋（即牛津大學的教堂）、萊奧尼斯大媽、紐約證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園、還是瓷器，如果你不覺得有必要對你話中的暗示詳加說明，或者根本無意解釋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與一位與你等級身份相同的人談話。這一點千真萬確。
本書中，我的理論將主要針對社會等級問題中那些可視的和可見的符號，但我會主要集中在反映了一個人的行為選擇的符號上，這意味着，我不會考慮種族因素，甚至，除非偶爾論及，也不會考慮宗教或因素。種族的區別顯而易見，卻由不得自己選擇。宗教和觀點通常由人選擇，但人們的表現除了偶爾限於前院的聖龕或汽車保險桿上的小標貼，一般並不外露。面對一個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羅馬天主教徒”還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繪的領帶”或者“蹩腳的滌綸襯衫”，你聽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論”。
為了弄清楚諸如此類五花八門的信號，我一直依靠感覺和直觀判斷，而非任何可以稱為“合乎科學標準的”方法。正如《高層：形象與現實》（1980）的作者阿瑟。馬維剋所說的一樣，我深信，“等級……，正因為這是一個大過嚴肅的話題，所以不能留給社會科學家們來處理。”
等級尤其應該成為一個嚴肅的美國話題。因為在這裏，我們並沒有一個世襲的頭銜，地位和榮譽的體製可以從容展開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級體係。這個社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會都要變化得更快。並且，幾乎是獨一無二地，美國人會因為在這個社會立足何處的問題而睏惑不安。三十年代賦予人們等級身份的種種事物——打高爾夫球穿的白色亞麻布綁腿燈籠褲，鍍鉻的雞尾酒搖晃器，白色滾邊馬甲——說得婉轉些，已是昨日黃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麽作用了。身處一個速變而非傳統的社會，美國人發現，與大部分歐洲人相比，他們更難於“瞭解自己立足何處”。而另一樁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動”，又顯得尤其重要。“我該怎樣做？”紐約市長考剋曾經大聲追問。他的大多數聽衆都心有戚戚，感覺他恰到好處地提出了一個有代表性的美國式問題。
就像英國哲學家安東尼·奎頓所說，决非偶然的是，“有關禮節的現代形式的書刊，主要是美國産品。這些“偉大的”名字是愛米麗·鮑斯特，或者愛米·文德比爾特。”這是因為，美國是首屈指一的初來者匯集地。這些人特別需要將自己擺在一個有利的位置上，然後迅速發達起來。奎頓說道：“部分初來者是外國移民，這是從地理意義上說；另一些是新富，這是從經濟上說；還有一部分是年輕人，從成長角度上看。所有這些人無一例外地面對着如何與一個社會群體的運轉緊密聯繫的問題。”
抱怨自己一無所獲的喜劇演員羅德尼·丹哲菲爾德就屬於被約翰·亞當斯研究過的國民之一。亞當斯早在1805年就說過，“報酬……在生活中是別人對你的尊重和贊賞。忽略和輕視，則是對你的懲罰……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饑餓感那樣真實，而世人的忽略和輕視則像痛風病或結石一樣引發劇痛……”大約與此同時，愛爾蘭詩人托馬斯·莫爾也感到，隨着美國確立了主張人人平等的憲法，一種特殊的睏境已經降臨到美國人的生活中來。他將華盛頓特區的公民們描繪為某種“生來是奴隸，卻想奮鬥成為主子”的人。三十年後，托剋維爾在《美國的》一書中，精確地觸及到這片土地的特殊問題：對等級的渴求。他寫道：“沒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像這個國傢的公民一樣顯得如此無足輕重。”而結果就是，“這裏的人們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艱辛和努力來獲取——恐怕這個詞遠不夠正確——地位”。
仍然是十九世紀，瓦爾特·惠特曼在《的遠景》（1871）中寫道，美國政府的結構形式為公民們創造了一種均等的條件（或至少是幻覺），個人為了得到社會認可，確立個人自尊，將因為某種難以言說的焦慮而經歷曠日持久的掙紮，那焦慮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則人人都不是人物，在較近一次路易斯·哈裏斯主持的測驗中，76％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最近看到的一份廣告辭中，一位廣告作傢嚮某種咖啡桌的潛在購買者展示了極具力的美國式眼光：“為您良好的品味創造一種優裕，溫馨。感性的暗示！這種暗示能使您在任何一個想象的環境中，召喚尊敬和關註。”
在美國，由於社會等級間的流動是如此順暢，似乎每一位幸運兒都可以得到奬賞。而伴隨這一情況而來的特殊危險則是：失望，以及接踵而來的妒忌。這個神話給人的印象是，你隨時能用“掙”的方式嚮上爬。然而，一旦一個人發現自己陷身於一個等級差別體製，並對這個體製的必要性表示懷疑，此時的幻滅感和內心痛苦就格外強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産階級生活中發現，在他們為社會等級的攀升而奮發努力時，一些明顯不相關的因素，例如遺傳特徵，早年背景，父輩或更年長一輩的社會地位，或多或少了他們的發展。他們因此變得有些絶望，這種絶望並非沒有破壞性，儘管他們一般說來對這一破壞性秘而不宣。托剋維爾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些心理危機。他承認，“在時代，歡樂要比貴族時代來得強烈，有極多的人可以分享歡樂。”但他又補充說，在人人平等的氛圍中，“人們的希冀和欲望更經常地被摧毀，靈魂所受的折磨和煩擾更大，因此要更加細心地照料自己。”
希望破滅後，妒忌紛至沓來。永遠不要低估這個國傢那些惡劣的乃至罪惡的行為背後，純粹的等級妒忌所産生的力量，以及對官方宣稱的階級平等神話的幻滅引起的惡果。誰若將自己誘人的轎車停在一個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時卻發現車窗被砸得粉碎，收音機天綫被攔腰折斷，誰就會理解我說的話的含意。國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於1950年在西弗吉尼亞發表演講時運用的語言，使人們對他的真實意指簡直一目瞭然，他猛烈抨擊中上層階級和上層階級，並非因為他們沾染了“主義”，而顯然是出於妒嫉。他說：“並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數集團的成員背叛了這個國傢，而是那些已擁有了種種優越條件的人們，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學教育……”
幽默作傢羅傑·普萊斯在《偉大的魯伯》（1970）中，甚至將等級嫉妒理解為對平等主義的報復。他這樣區別平等主義和：“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義則堅持所有公民應死而平等。”L·R·哈特利曾在小說《外貌公正》（1960）中諷刺過一個多少與我們今天相似的未來社會。那裏的人們持有一種“對美麗外貌的偏見”。而政府的整容外科大夫矯正了每個人外貌的不平等。這裏，解剖刀决不是用來使人們變得美麗——它被用來使人人變得相貌平平。
儘管我們對和法律平等公開表示欣然接受，但就個人的感知和理解而言——其中豹大部分很少表露——我們縱嚮地將事物進行分類，並堅持價值觀上的差異至關重要，無論我們就平等發表什麽看法，我認為每個人在某方面正日漸體會到奧斯卡·王爾德曾談到過的一點：“人類的平等博愛並非僅僅是詩人的夢想；它是一個令人十分沮喪和深感羞辱的現實。”似乎，我們從內心深處需要的是差別，而不是聚作一團。差別和分離令我們興趣盎然，融合則令人油然生厭。
儘管聯邦政府不願命名一個社會等級制度，但它似乎承認，如果從法律上說，我們人人平等，而在實際生活的其他方面，‘情況則截然相反，那麽政府纔會將它的公務員劃分為十八個等級：從最底層的第一等（郵件投遞員），第二等（郵政人員），往上到第五等（秘書），第九等（藥劑師），第十四等（司法人員），到最上面的第十六。十六和十八等（政府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建築行業裏也存在一個不同工種的等級制度。最底層的是“土活”，也就是地基挖掘工作；位置列在中等的是下水道、道路、坑道的鋪設建造；最上層的則是建築物本身（隨着建築高度的上升，地位也越高）。銷售“老闆臺”和相關辦公設備的人們瞭解，他們和顧客之間會就一個嚴格的“等級”製達成共識。橡木桌最低，核桃木桌其次，然後往上是桃花心木，如果你中意的話，屬於“中上等”，直到極品：柚木。在軍界的各種女士社交場合，倒咖啡是一種特權，屬於較高階軍官的妻子。那裏的每位女士都清楚，咖啡比茶要位高一等。
幾乎處處都可以發現等級排行。僅拿樂器為例。按慣例，交響樂團根據不同種類樂器的聲音微妙程度和演奏的難度來排列樂器組。弦樂器身居高位，木管樂器隨後，銅管樂器其次，打擊樂器則排在最後，按演奏難度分，手風琴近乎最低，小提琴則接近最高地位。另一類按某種“社會等級”的概念編排樂器的方式，是考慮慣常演奏這種樂器的樂器組的聲望。這就像作麯傢艾德華·寇恩所說的：“如果你演奏的是小提琴，你可以在弦樂四重奏樂隊或交響樂團演奏，但不可以在爵士樂隊演奏，更不可能在軍樂隊中演奏。而在管樂器中，長笛和雙簧管主要是交響樂團的樂器。單簧管則不如它們，因為交響樂團，爵士樂隊和軍樂隊中都有它的份。至於銅管樂器，法國號位置最高，因為至今它也沒有被用來演奏爵士樂，同樣道理，打擊樂器演奏者中定音鼓手地位最高。一種樂器能發出的音調越低，一般來說它的等級就越低。因為人們一般認為低音樂器容易演奏（巴鬆管除外）。所以，索薩號的等級就比小號要低，低音提琴就比中提琴要低。諸如此類。”
如果有人對你說，“我的孩子正在上長號課”，你臉上浮起的微笑就比聽人說“我孩子正在上長笛課”時要來得更難控製（這裏，微笑在作者看來表現了某種如釋重負的輕視，這通常是歐美人的文化反應。一譯者註）。另一方面，聽人說“我的孩子正在學習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一種有關等級的強烈信號，這種信號與對古典文化的興趣、博物館、畫廊或者“修養性”工作緊密相關。吉它（除非它被用來演奏古典——也即古代風格的——音樂）天生就屬於低等，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六七十年代的年輕人那麽喜歡用它來表現國際主義的等級弱化。吉它總是與吉卜賽人、遊牧民族、或另一些既無遺産又無固定收入而且居元定所的人們發生聯繫。所以，對那些從中上層階級或中産階級逃脫出來的青年人來說，吉它是一種最能完美體現他們身份的標志。
前社會主義者，《黨人評論》編輯威廉·巴列特回顧過去二十年的社會變革時總結道：“‘無等級社會’看來越來越像是一個烏托邦幻覺了。社會主義國傢發展了它們自己的等級結構，”儘管那裏的等級主要是建立在官僚體係和阿諛奉承的基礎上。“由於無論如何也一定存在等級，我們為什麽不讓它以更有機、更異質、更多樣化的”西方固有的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們的社會存在等級，為什麽我們不去盡可能地瞭解它呢？這個話題可能過於敏感，卻也不必讓它永遠曖昧不明。
最近有人間我正在寫些什麽，我回答道：“一本關於美國社會等級的書。”這時，人們總是會先緊一緊自己的領帶，然後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兒磨損的程度。幾分鐘之後，他們便會悄悄站起身走開。這不僅僅是由於他們懷疑我是個社會等級暗探，而是仿佛我剛纔的話說的是：“我正在寫一本書，想鼓勵人們用幼海豹的屍體痛打幼鯨，直到它們斷氣”。自動手寫這本書以前，我已經數次體驗了R·H·托尼洞察到的一個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書裏寫道：“‘等級’這個詞暗示着種種令人不快的聯想。所以，衹要在這個話題上稍作逗留，就會被理解成是精神、嫉恨和充滿偏見的癥狀。”
尤其在美國，等級這個觀念相當令人尷尬。社會學家保羅·布盧姆伯格在他的作品《衰落時代的不平等》（1980）中，幹脆把社會等級稱作“在美國遭禁的思想。”此話可是不假。通常，哪怕這個話題剛被觸及，人們就開始變得煩躁不安。當兩名采訪人問一位婦女，她是否認為這個國傢存在不同的社會等級時，她回答道：“這是我所聽到過的最最骯髒的字眼！”當另一位男士被問及同一個問題時，他變得很有些憤懣，“社會等級應該被徹底消滅！”這句話衝口而出。
實際上，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人們恰恰暴露了對社會等級的敏感：越是感到煩惱和憤怒，越說明等級存在的真實和嚴酷。如果誰容易變得非常焦慮，這種傾嚮暗示你是一名中産階級，你非常擔心自己會下滑一個或兩個等級梯級。另一方面，上層階級熱衷於談論這個話題，因為他們在這種事上投入的關註愈多，就愈顯得地位優越。貧民階層通常並不介意討論這個話題，因為他們清楚，自己幾乎無力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所以，對他們而言，整個的等級問題幾乎就是一個笑話——上層階級空洞的貴族式的自命不凡不過是一種愚頑和妄自尊大；而中産階級的焦慮不安和附庸風雅則令人生厭。
事實上，對社會等級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産階級，有時候他們甚至會被這個問題嚇得要命。在某圖書館裏一册由拉塞爾·林斯所着的《時尚先鋒》（1954）中，一位中産階級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記。此書有一節以屈尊俯就的態度論及中産階級那不可靠的裝飾品味，然後冷嘲熱諷地將他們和另一些階層更為高級和精緻的藝術行為作了一番比較。在這段文字旁邊，這位怒火中燒的讀者用大寫批道：“狗屎！”就我的經驗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無可救藥的中産階級男士（說不定是位女士？）。
正像你在等級問題上的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階級身份一樣，解釋這件令你生氣的事物的方式也會産生同樣的效果。底層的人們樂於相信，等級是由一個人擁有的財富多少來作為標準的。生活在中層的人們承認金錢與等級差別有關，但一個人所受的教育和從事的工作類型同樣重要。接近上層的人們認為品味、價值觀、生活格調和行為方式是判斷等級身份不可或缺的標準，而對金錢、職業或受教育程度則未加考慮。
斯塔茲·塔剋爾曾為寫作《美國：分離街》（1967）采訪過一位女士。她不但對等級這一問題表示出驚慌不安，而且出乎本能地將職業視為劃分等級的主要標準，這類反應清楚無誤地提示了她的中産階級身份。“就在這條街上，住着幾乎各種等級的人們，”她說，“可我不該提等級這個字，”她接着說，“因為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有等級差別的國傢裏。”接着，職業標準就來了。“但在這條街上，既有看門人，也住着醫生，還住着商人和會計師。”社會學家們司空見慣的是，受訪人總會屢屢聲明他們居住的地區並不存在社會等級差別。《美國生活中的等級》（1959）一書的作者列昂納德·羅埃斯門寫道：“幾乎無一例外地，調查者記錄下的第一句話總是：‘我們這個城市沒有等級差別’。一旦這句話脫口而出，也就道出了這個地區存在的等級差別，因為隨之而來的是同一社區的好公民們令人驚異地衆口一辭表示附合。”小說傢約翰·奧哈拉曾經不遺餘力地探索過這一極度敏感的主題。他對此問題的敏感簡直讓人吃驚。還在孩提時代，他就開始留心觀察他出生和成長的賓夕法尼亞州某小鎮。“年長的人對待其他人可不是平等的。”
美國的等級差別是如此復雜和微妙，以至於國外的訪客常常會忽略那些細微的差異，或者有時甚至意識不到等級結構的存在。就像弗朗西絲·陶勒普在1932年遊歷美國時描繪的那樣，“平等的神話真是威力無邊。”政府面對這個問題時相當尷尬——成百上千的劃分級別的手段從政府機構出爐，而官方卻不承認存在社會等級——所以，國外訪客稍不留意就會忽視等級體係在這個國傢的運轉方式。英國小說傢和文學批評傢瓦爾特·愛倫的經歷就是很好的例證。五十年代，在他來美國一所大學教書之前，他曾想象：“美國幾乎不存在等級，就算有，也許不過是為了在不同種族群或者源源不斷的移民潮當中作一些區分吧。”可是，在麻州格蘭德拉皮茲城住了一段時間後，他終於清醒了。在那裏，他見識了新英格蘭的勢利力量，以及當地人長期以來對古老傢族支配的道德與文化權威所表現的順從。
一些美國人滿懷快意地看待七十年代電視連續劇《燈塔山》的失敗。這是一部有關上流社會的作品，以英國戲劇《樓上，樓下》為原型。觀衆堅信並籍此安慰自己，這部作品之所以會以悲慘的失敗告終，是因為美國並不存在等級制度，也就是說，根本不可能有人對這類題材的藝術性感興趣。其實他們錯了。《燈塔山》未能吸引美國觀衆的原因是因為，它關註的也許是本地人最不感興趣的部分——準貴族上層階級。如果故事發生在一個人人都會關註的衝突點上，比如說：要麽是上層階級與中産階級衝突。並抵製後者嚮上侵入的企圖；要麽是中産階級同仇敵汽地對付低於自己的階級，那麽這種戲劇化表現的效果就會好得多。
如果說外國人經常對美國政府關於社會平等的宣傳信以為真的話，本地的公民倒是樂於瞭解個究竟，哪怕他們談論這個問題時多少會感到不安。一位敏銳的南方黑人這樣斷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喬依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級論等的。”這話讓我們覺得，現實確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說，“我討厭說生活中存在着等級差別，衹不過，人們跟與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呆在一起更舒服。”
他這種用“相似背景”區分某類人等級的方式，儘管科學他說並不確切，但與其他任何試圖把一個等級與另一個等級區別開的方式幾乎毫無二緻。不論你與另一個人是在討羊隊還是四九年人隊（以1849年涌往加州淘金的人命名的橄欖球隊。一譯者註），也無論是討論休閑旅行汽車。大屋（即牛津大學的教堂）、萊奧尼斯大媽、紐約證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園、還是瓷器，如果你不覺得有必要對你話中的暗示詳加說明，或者根本無意解釋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與一位與你等級身份相同的人談話。這一點千真萬確。
本書中，我的理論將主要針對社會等級問題中那些可視的和可見的符號，但我會主要集中在反映了一個人的行為選擇的符號上，這意味着，我不會考慮種族因素，甚至，除非偶爾論及，也不會考慮宗教或因素。種族的區別顯而易見，卻由不得自己選擇。宗教和觀點通常由人選擇，但人們的表現除了偶爾限於前院的聖龕或汽車保險桿上的小標貼，一般並不外露。面對一個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羅馬天主教徒”還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繪的領帶”或者“蹩腳的滌綸襯衫”，你聽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論”。
為了弄清楚諸如此類五花八門的信號，我一直依靠感覺和直觀判斷，而非任何可以稱為“合乎科學標準的”方法。正如《高層：形象與現實》（1980）的作者阿瑟。馬維剋所說的一樣，我深信，“等級……，正因為這是一個大過嚴肅的話題，所以不能留給社會科學家們來處理。”
等級尤其應該成為一個嚴肅的美國話題。因為在這裏，我們並沒有一個世襲的頭銜，地位和榮譽的體製可以從容展開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級體係。這個社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會都要變化得更快。並且，幾乎是獨一無二地，美國人會因為在這個社會立足何處的問題而睏惑不安。三十年代賦予人們等級身份的種種事物——打高爾夫球穿的白色亞麻布綁腿燈籠褲，鍍鉻的雞尾酒搖晃器，白色滾邊馬甲——說得婉轉些，已是昨日黃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麽作用了。身處一個速變而非傳統的社會，美國人發現，與大部分歐洲人相比，他們更難於“瞭解自己立足何處”。而另一樁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動”，又顯得尤其重要。“我該怎樣做？”紐約市長考剋曾經大聲追問。他的大多數聽衆都心有戚戚，感覺他恰到好處地提出了一個有代表性的美國式問題。
就像英國哲學家安東尼·奎頓所說，决非偶然的是，“有關禮節的現代形式的書刊，主要是美國産品。這些“偉大的”名字是愛米麗·鮑斯特，或者愛米·文德比爾特。”這是因為，美國是首屈指一的初來者匯集地。這些人特別需要將自己擺在一個有利的位置上，然後迅速發達起來。奎頓說道：“部分初來者是外國移民，這是從地理意義上說；另一些是新富，這是從經濟上說；還有一部分是年輕人，從成長角度上看。所有這些人無一例外地面對着如何與一個社會群體的運轉緊密聯繫的問題。”
抱怨自己一無所獲的喜劇演員羅德尼·丹哲菲爾德就屬於被約翰·亞當斯研究過的國民之一。亞當斯早在1805年就說過，“報酬……在生活中是別人對你的尊重和贊賞。忽略和輕視，則是對你的懲罰……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饑餓感那樣真實，而世人的忽略和輕視則像痛風病或結石一樣引發劇痛……”大約與此同時，愛爾蘭詩人托馬斯·莫爾也感到，隨着美國確立了主張人人平等的憲法，一種特殊的睏境已經降臨到美國人的生活中來。他將華盛頓特區的公民們描繪為某種“生來是奴隸，卻想奮鬥成為主子”的人。三十年後，托剋維爾在《美國的》一書中，精確地觸及到這片土地的特殊問題：對等級的渴求。他寫道：“沒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像這個國傢的公民一樣顯得如此無足輕重。”而結果就是，“這裏的人們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艱辛和努力來獲取——恐怕這個詞遠不夠正確——地位”。
仍然是十九世紀，瓦爾特·惠特曼在《的遠景》（1871）中寫道，美國政府的結構形式為公民們創造了一種均等的條件（或至少是幻覺），個人為了得到社會認可，確立個人自尊，將因為某種難以言說的焦慮而經歷曠日持久的掙紮，那焦慮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則人人都不是人物，在較近一次路易斯·哈裏斯主持的測驗中，76％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最近看到的一份廣告辭中，一位廣告作傢嚮某種咖啡桌的潛在購買者展示了極具力的美國式眼光：“為您良好的品味創造一種優裕，溫馨。感性的暗示！這種暗示能使您在任何一個想象的環境中，召喚尊敬和關註。”
在美國，由於社會等級間的流動是如此順暢，似乎每一位幸運兒都可以得到奬賞。而伴隨這一情況而來的特殊危險則是：失望，以及接踵而來的妒忌。這個神話給人的印象是，你隨時能用“掙”的方式嚮上爬。然而，一旦一個人發現自己陷身於一個等級差別體製，並對這個體製的必要性表示懷疑，此時的幻滅感和內心痛苦就格外強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産階級生活中發現，在他們為社會等級的攀升而奮發努力時，一些明顯不相關的因素，例如遺傳特徵，早年背景，父輩或更年長一輩的社會地位，或多或少了他們的發展。他們因此變得有些絶望，這種絶望並非沒有破壞性，儘管他們一般說來對這一破壞性秘而不宣。托剋維爾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些心理危機。他承認，“在時代，歡樂要比貴族時代來得強烈，有極多的人可以分享歡樂。”但他又補充說，在人人平等的氛圍中，“人們的希冀和欲望更經常地被摧毀，靈魂所受的折磨和煩擾更大，因此要更加細心地照料自己。”
希望破滅後，妒忌紛至沓來。永遠不要低估這個國傢那些惡劣的乃至罪惡的行為背後，純粹的等級妒忌所産生的力量，以及對官方宣稱的階級平等神話的幻滅引起的惡果。誰若將自己誘人的轎車停在一個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時卻發現車窗被砸得粉碎，收音機天綫被攔腰折斷，誰就會理解我說的話的含意。國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於1950年在西弗吉尼亞發表演講時運用的語言，使人們對他的真實意指簡直一目瞭然，他猛烈抨擊中上層階級和上層階級，並非因為他們沾染了“主義”，而顯然是出於妒嫉。他說：“並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數集團的成員背叛了這個國傢，而是那些已擁有了種種優越條件的人們，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學教育……”
幽默作傢羅傑·普萊斯在《偉大的魯伯》（1970）中，甚至將等級嫉妒理解為對平等主義的報復。他這樣區別平等主義和：“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義則堅持所有公民應死而平等。”L·R·哈特利曾在小說《外貌公正》（1960）中諷刺過一個多少與我們今天相似的未來社會。那裏的人們持有一種“對美麗外貌的偏見”。而政府的整容外科大夫矯正了每個人外貌的不平等。這裏，解剖刀决不是用來使人們變得美麗——它被用來使人人變得相貌平平。
儘管我們對和法律平等公開表示欣然接受，但就個人的感知和理解而言——其中豹大部分很少表露——我們縱嚮地將事物進行分類，並堅持價值觀上的差異至關重要，無論我們就平等發表什麽看法，我認為每個人在某方面正日漸體會到奧斯卡·王爾德曾談到過的一點：“人類的平等博愛並非僅僅是詩人的夢想；它是一個令人十分沮喪和深感羞辱的現實。”似乎，我們從內心深處需要的是差別，而不是聚作一團。差別和分離令我們興趣盎然，融合則令人油然生厭。
儘管聯邦政府不願命名一個社會等級制度，但它似乎承認，如果從法律上說，我們人人平等，而在實際生活的其他方面，‘情況則截然相反，那麽政府纔會將它的公務員劃分為十八個等級：從最底層的第一等（郵件投遞員），第二等（郵政人員），往上到第五等（秘書），第九等（藥劑師），第十四等（司法人員），到最上面的第十六。十六和十八等（政府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建築行業裏也存在一個不同工種的等級制度。最底層的是“土活”，也就是地基挖掘工作；位置列在中等的是下水道、道路、坑道的鋪設建造；最上層的則是建築物本身（隨着建築高度的上升，地位也越高）。銷售“老闆臺”和相關辦公設備的人們瞭解，他們和顧客之間會就一個嚴格的“等級”製達成共識。橡木桌最低，核桃木桌其次，然後往上是桃花心木，如果你中意的話，屬於“中上等”，直到極品：柚木。在軍界的各種女士社交場合，倒咖啡是一種特權，屬於較高階軍官的妻子。那裏的每位女士都清楚，咖啡比茶要位高一等。
幾乎處處都可以發現等級排行。僅拿樂器為例。按慣例，交響樂團根據不同種類樂器的聲音微妙程度和演奏的難度來排列樂器組。弦樂器身居高位，木管樂器隨後，銅管樂器其次，打擊樂器則排在最後，按演奏難度分，手風琴近乎最低，小提琴則接近最高地位。另一類按某種“社會等級”的概念編排樂器的方式，是考慮慣常演奏這種樂器的樂器組的聲望。這就像作麯傢艾德華·寇恩所說的：“如果你演奏的是小提琴，你可以在弦樂四重奏樂隊或交響樂團演奏，但不可以在爵士樂隊演奏，更不可能在軍樂隊中演奏。而在管樂器中，長笛和雙簧管主要是交響樂團的樂器。單簧管則不如它們，因為交響樂團，爵士樂隊和軍樂隊中都有它的份。至於銅管樂器，法國號位置最高，因為至今它也沒有被用來演奏爵士樂，同樣道理，打擊樂器演奏者中定音鼓手地位最高。一種樂器能發出的音調越低，一般來說它的等級就越低。因為人們一般認為低音樂器容易演奏（巴鬆管除外）。所以，索薩號的等級就比小號要低，低音提琴就比中提琴要低。諸如此類。”
如果有人對你說，“我的孩子正在上長號課”，你臉上浮起的微笑就比聽人說“我孩子正在上長笛課”時要來得更難控製（這裏，微笑在作者看來表現了某種如釋重負的輕視，這通常是歐美人的文化反應。一譯者註）。另一方面，聽人說“我的孩子正在學習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一種有關等級的強烈信號，這種信號與對古典文化的興趣、博物館、畫廊或者“修養性”工作緊密相關。吉它（除非它被用來演奏古典——也即古代風格的——音樂）天生就屬於低等，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六七十年代的年輕人那麽喜歡用它來表現國際主義的等級弱化。吉它總是與吉卜賽人、遊牧民族、或另一些既無遺産又無固定收入而且居元定所的人們發生聯繫。所以，對那些從中上層階級或中産階級逃脫出來的青年人來說，吉它是一種最能完美體現他們身份的標志。
前社會主義者，《黨人評論》編輯威廉·巴列特回顧過去二十年的社會變革時總結道：“‘無等級社會’看來越來越像是一個烏托邦幻覺了。社會主義國傢發展了它們自己的等級結構，”儘管那裏的等級主要是建立在官僚體係和阿諛奉承的基礎上。“由於無論如何也一定存在等級，我們為什麽不讓它以更有機、更異質、更多樣化的”西方固有的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們的社會存在等級，為什麽我們不去盡可能地瞭解它呢？這個話題可能過於敏感，卻也不必讓它永遠曖昧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