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世界。但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或多或少有一些神秘难解的色彩，但毕竟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关系。《格调》一书在1999年的热销，说明这种关系的日趋明显和深入。
翻译《格调》时，曾有一个想写的题目，后来因为没有时间便放下了。尽管放下了，却一直感到它还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及至后来读到福塞尔的《恶俗》，才领悟到这个题目已经被人谈过了，虽然谈的是美国。
无疑，这是一个到处充斥着恶俗的时代。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恶俗绝不在任何异邦之下。福塞尔抨击的美国恶俗现象，找到中国式的翻版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困难了。原因并不复杂，一个古老的国家几乎与一个新兴的国家一样，在激烈的变革之后都失去了传统，在没有传统规范可循的时代里，一切人类天性中未经磨炼的欲望便会沿着粗俗突兀的路径生长。其结果，必然是随处可见的恶俗事物。
那么，恶俗是指什么呢？按照福塞尔的定义，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一件本来拙劣的事物，并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因为在人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不多见，人们已经习惯于艰辛的生存条件和缺乏善意的环境了。但是恶俗，却会持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过于造作、矫饰、突兀、不知羞耻和妄自尊大，它背叛所有人类历史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直觉。
我曾经在另外一处地方写道：“有些时代比另外一些时代渺小。但这个时代的渺小和无知，令我感到震惊。”几年过去之后的今天，这种情形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剧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与我的关注点有关），影视恶俗在中国的泛滥，几乎所有福塞尔在本书中批判的美国影视恶俗现象，都能在中国找到对应。
因此，我并不想讳言，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实在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明天。理论上讲，商业时代并不必然带来种种仅以金钱为驱动力的单一的恶俗场景。这一场景的出现有更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自尊、风范、敏锐、智慧这些人类固有的品质，必须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里才能呈现出来。当保罗·福塞尔在本书结尾处用惟一的段落赞颂希望时，他并没有放弃争取美好的权利。同样，当我们从本书描绘的现象里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鄙俗时，实际上是获得了一次摆脱困境的机会。恶俗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俯首听命于恶俗的摆布，不再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我以为，在大家吵吵嚷嚷地争论生活品味和社会等级问题已经有些倒人胃口的时候，在一个扑朔迷离的新世纪来临之际，在《格调》出版一年之后的今天，《恶俗》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它也许可以像一剂苦涩的良药一样，让人们迷乱惶惑的心情安静下来，独自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过今后的生活。
石涛
1999年冬于北京
谨以此书纪念
康涅狄格学院已故教授汉弥尔顿·马丁·斯迈尔斯，他总爱跟人谈起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此公总喜欢摇着头自言自语他说：
“糟透，拙劣，简直是恶俗。”
在这本新作中，《格调》的作者福塞尔以其特有的机智和尖刻的文笔，淋漓尽致地向人们展示美国人的感知和吊昧的不可救药。整个社会都被浮华的空虚和美丽的垃圾所淤塞。恶俗无所不在，从广音、银行、餐馆、交通，到思想、文学和高等院校，到处都是俗艳、伪善、愚昧、无知和外强中干。恶俗在游荡，而人们以丑为美，以假为真，以浅簿为深刻，以愚昧为智慧，这就皇大众社会的文化素观。你无可逃避，因为你生活在这样一个虚假的年代。
一本尖刻的区分文化品味的专家指南。
■所谓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有很多人竟会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
■一切物品都散发着艺术的、社会的、或道德的意味，而人所染指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是为了掩隐其糟糕或恶俗。
■在一个竟相将空洞和垃圾似的物品标上高价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区分何为恶俗，是时下“生活乐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保罗·福塞尔
翻译《格调》时，曾有一个想写的题目，后来因为没有时间便放下了。尽管放下了，却一直感到它还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及至后来读到福塞尔的《恶俗》，才领悟到这个题目已经被人谈过了，虽然谈的是美国。
无疑，这是一个到处充斥着恶俗的时代。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恶俗绝不在任何异邦之下。福塞尔抨击的美国恶俗现象，找到中国式的翻版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困难了。原因并不复杂，一个古老的国家几乎与一个新兴的国家一样，在激烈的变革之后都失去了传统，在没有传统规范可循的时代里，一切人类天性中未经磨炼的欲望便会沿着粗俗突兀的路径生长。其结果，必然是随处可见的恶俗事物。
那么，恶俗是指什么呢？按照福塞尔的定义，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一件本来拙劣的事物，并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因为在人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不多见，人们已经习惯于艰辛的生存条件和缺乏善意的环境了。但是恶俗，却会持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过于造作、矫饰、突兀、不知羞耻和妄自尊大，它背叛所有人类历史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直觉。
我曾经在另外一处地方写道：“有些时代比另外一些时代渺小。但这个时代的渺小和无知，令我感到震惊。”几年过去之后的今天，这种情形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剧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与我的关注点有关），影视恶俗在中国的泛滥，几乎所有福塞尔在本书中批判的美国影视恶俗现象，都能在中国找到对应。
因此，我并不想讳言，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实在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明天。理论上讲，商业时代并不必然带来种种仅以金钱为驱动力的单一的恶俗场景。这一场景的出现有更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自尊、风范、敏锐、智慧这些人类固有的品质，必须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里才能呈现出来。当保罗·福塞尔在本书结尾处用惟一的段落赞颂希望时，他并没有放弃争取美好的权利。同样，当我们从本书描绘的现象里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鄙俗时，实际上是获得了一次摆脱困境的机会。恶俗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俯首听命于恶俗的摆布，不再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我以为，在大家吵吵嚷嚷地争论生活品味和社会等级问题已经有些倒人胃口的时候，在一个扑朔迷离的新世纪来临之际，在《格调》出版一年之后的今天，《恶俗》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它也许可以像一剂苦涩的良药一样，让人们迷乱惶惑的心情安静下来，独自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过今后的生活。
石涛
1999年冬于北京
谨以此书纪念
康涅狄格学院已故教授汉弥尔顿·马丁·斯迈尔斯，他总爱跟人谈起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此公总喜欢摇着头自言自语他说：
“糟透，拙劣，简直是恶俗。”
在这本新作中，《格调》的作者福塞尔以其特有的机智和尖刻的文笔，淋漓尽致地向人们展示美国人的感知和吊昧的不可救药。整个社会都被浮华的空虚和美丽的垃圾所淤塞。恶俗无所不在，从广音、银行、餐馆、交通，到思想、文学和高等院校，到处都是俗艳、伪善、愚昧、无知和外强中干。恶俗在游荡，而人们以丑为美，以假为真，以浅簿为深刻，以愚昧为智慧，这就皇大众社会的文化素观。你无可逃避，因为你生活在这样一个虚假的年代。
一本尖刻的区分文化品味的专家指南。
■所谓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有很多人竟会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
■一切物品都散发着艺术的、社会的、或道德的意味，而人所染指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是为了掩隐其糟糕或恶俗。
■在一个竟相将空洞和垃圾似的物品标上高价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区分何为恶俗，是时下“生活乐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保罗·福塞尔
何为恶俗
糟糕（bad）与恶俗（BAD）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滩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而言之，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恶俗可就不一样了。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不少美国人竟会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东西。劳伦斯·韦尔克是个低级的例子，而乔治·布什是个高级的例子。要想一样东西是真正恶俗的，它必须能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的要素。割破你手指的浴室笼头是糟糕的，可如果把它们镀上金，就是恶俗的了。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要在餐馆里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在一个充满了闹哄哄地将空洞和垃圾似的物品标上高价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区分何为恶俗，是时下“生活乐趣”中的一个重要部分。50岁生日那一天，在一首献给自己的题为《自我颂》的诗中，诗人金斯到·艾米斯，对自己的生命中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当今伟大的恶俗大爆炸之前渡过的感到多少有些安慰：
你真是交上好运啦，伙计，
幸好你没有生得太迟，
在不可改变的恶俗
弥散在这片土地上之前，
至少还曾有过一点点愉悦
当然他是在谈论英国，凭着英吉利以往古老荣耀的份量，那时还尚未完全被恶俗所迷惑。伟大的恶俗正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东西。究其原因，我们一路走下去就会明白了。不过还有一丝慰藉，正如艾米斯在《幸运的吉姆》中所指出的：“对于一种四处充塞着你认为是糟糕的人与物的环境来说，必不可少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寻求你可以确认糟糕事物的新途径。”本书期望能提出一些这样的途径。
不过本书并不打算把精力只放在恶俗上。它还会追究无以数计的美国遭遇到的可怕事情，如果这些事情因为刻意修饰而不令人生厌的话，那也会因为平庸。愚蠢和幼稚而令人作呕。有关这个国家，比一切其他事情都更令人震惊的一件事就是“表现”的万能。一件明显糟糕的东西，其臭名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很快就会有某人出来对其大加赞赏，并继而将之晋升为恶俗。人们会把它当作备受尊崇的东西，处处为之欢呼喝彩，仿佛美国人民在依靠自身的口味和直觉判断精致事物时是如此缺乏安全感，如此腼腆，以至他们总是欢迎随便哪个狗屁权威钻出来教导他们，什么是好的（正好是恶俗的），并鼓励他们热情拥抱它。所以我追究的事情尽管目前还只是糟糕，但仍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正构成了恶俗最终之成形的母质。
一般的糟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这种事情可以追溯到手工制造时期那么久远，在古罗马，当时曾有过某位专门制作劣质轮子的战车制造商，有过某位专营劣质甜酒的酒商。往面包粉里掺木屑是由未已久的做法。不过，这里的区别是，一旦你坚持认为掺了假的面包肯定比任何其他面包都好时，那就变成恶俗了。的确，恶俗是一种商业欺诈时代专有的现象——当然，也是众人身上某种特殊的“就是要相信的意愿”造成的。要洞悉真正的恶俗，你必得在人们就某物是怎样说的和此物究竟是怎样的之间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明智。公正和谦虚的人们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早在1725年左右，当最早的报纸开始刊印广告的时候，就曾留下过一些可见的恶俗。而到了十九世纪，尤其在美国，恶俗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如《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各章所证。布里奇荷特公爵的老式手提包里，总装着数不清的宣传单，这些宣传单的职责就是要使糟糕转变为恶俗。比如，“来自巴黎的。著名的阿蒙德·德·蒙塔班博士将就颅相学发表演讲”，与此同时，另一份海报又称其为“世界著名的莎士比亚悲剧演员，来自伦敦特鲁里街的小盖瑞克”。不过这位公爵和王太子真正的胜利，是他们为《皇家典范》印刷的海报，宣称此剧在剧院只演“三个晚上”，“女士和儿童不许入场”。如果你原本指望借一出“悲剧”清除心中的怜悯与恐惧，却只在舞台上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浑身涂满艳丽的色彩，光着屁股欢腾跳跃，那你就算是亲临了一次十九世纪由“公开诈骗部”刚刚出炉的恶俗现场了。
要见到正宗而深刻的恶俗，你非得到了二十世纪不可，尤其是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光。越南战争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它可以说明不管以何种方式，某种糟糕的东西总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弄得看上去乐于被人们接受，直到人们开始发现，借着林顿·约翰逊和威廉·威斯特摩兰①的宣传作用，原来糟糕的东西变成了真正的恶俗。作为音乐评论家的维吉尔·汤姆林，曾就交响乐和歌剧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他说，既然“花钱获得的名声”是如此普遍，粗糙的，有时甚至是轻薄的评论看来是“唯一的解药”。不过即使是那时候，也很少有几家报纸乐意刊印尖酸刻薄的公告，因为，正如刘易斯·H·拉弗姆观察到的，它们大多也只是将成堆的乐观主义与自鸣得意和盘端出，竭力维护“一种神话，比如我们的社会重视宝贵的东西，以此让它们的主顾们放心……一切都好，……银行是安全的，我们的将军举世无敌，我们的总统热衷于公众福利，我们的艺术家善于创作杰作，我们的武器战无不胜，我们的机制是一个可敬的世界中的奇迹。”
①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驻越南部队总司令。
恶俗，惟此而已。因此，本书是推进当代生活、引起公众关注之事业的一部分。它似乎要明确地指出，今天，如果离开了出自个人私利的目的，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完全独立地对事物作出正确的估价。这也就意味着，除了一袭华美的欺诈外衣以及由夸张所充斥的虚妄，没有任何事物会真正繁荣起来。这样一种认知，总会从某些方面对今天可悲的事实有所揭示——所有善意的人们被他们自身的轻信所愚弄和欺骗。甚至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看待这一话题，比如，权当它为大家提供了关于所有生活闹剧的乐子，恶俗总会推陈出新，井将继续产生“傻瓜被无赖所愚弄”这一经典的喜剧主题。只是很遗憾，此刻没有本·琼森①在一旁助兴，甚至连一个H·L·门肯②也找不到。
① 1572一1637，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家，代表作有《人人高兴》，《人人扫兴》和《冒牌诗人》等。
② 1880一1956，美国文学批评家，对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编辑对当时美国文学最有影响力的杂志《时髦人物》。
糟糕（bad）与恶俗（BAD）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滩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而言之，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恶俗可就不一样了。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不少美国人竟会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东西。劳伦斯·韦尔克是个低级的例子，而乔治·布什是个高级的例子。要想一样东西是真正恶俗的，它必须能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的要素。割破你手指的浴室笼头是糟糕的，可如果把它们镀上金，就是恶俗的了。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要在餐馆里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在一个充满了闹哄哄地将空洞和垃圾似的物品标上高价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区分何为恶俗，是时下“生活乐趣”中的一个重要部分。50岁生日那一天，在一首献给自己的题为《自我颂》的诗中，诗人金斯到·艾米斯，对自己的生命中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当今伟大的恶俗大爆炸之前渡过的感到多少有些安慰：
你真是交上好运啦，伙计，
幸好你没有生得太迟，
在不可改变的恶俗
弥散在这片土地上之前，
至少还曾有过一点点愉悦
当然他是在谈论英国，凭着英吉利以往古老荣耀的份量，那时还尚未完全被恶俗所迷惑。伟大的恶俗正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东西。究其原因，我们一路走下去就会明白了。不过还有一丝慰藉，正如艾米斯在《幸运的吉姆》中所指出的：“对于一种四处充塞着你认为是糟糕的人与物的环境来说，必不可少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寻求你可以确认糟糕事物的新途径。”本书期望能提出一些这样的途径。
不过本书并不打算把精力只放在恶俗上。它还会追究无以数计的美国遭遇到的可怕事情，如果这些事情因为刻意修饰而不令人生厌的话，那也会因为平庸。愚蠢和幼稚而令人作呕。有关这个国家，比一切其他事情都更令人震惊的一件事就是“表现”的万能。一件明显糟糕的东西，其臭名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很快就会有某人出来对其大加赞赏，并继而将之晋升为恶俗。人们会把它当作备受尊崇的东西，处处为之欢呼喝彩，仿佛美国人民在依靠自身的口味和直觉判断精致事物时是如此缺乏安全感，如此腼腆，以至他们总是欢迎随便哪个狗屁权威钻出来教导他们，什么是好的（正好是恶俗的），并鼓励他们热情拥抱它。所以我追究的事情尽管目前还只是糟糕，但仍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正构成了恶俗最终之成形的母质。
一般的糟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这种事情可以追溯到手工制造时期那么久远，在古罗马，当时曾有过某位专门制作劣质轮子的战车制造商，有过某位专营劣质甜酒的酒商。往面包粉里掺木屑是由未已久的做法。不过，这里的区别是，一旦你坚持认为掺了假的面包肯定比任何其他面包都好时，那就变成恶俗了。的确，恶俗是一种商业欺诈时代专有的现象——当然，也是众人身上某种特殊的“就是要相信的意愿”造成的。要洞悉真正的恶俗，你必得在人们就某物是怎样说的和此物究竟是怎样的之间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明智。公正和谦虚的人们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早在1725年左右，当最早的报纸开始刊印广告的时候，就曾留下过一些可见的恶俗。而到了十九世纪，尤其在美国，恶俗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如《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各章所证。布里奇荷特公爵的老式手提包里，总装着数不清的宣传单，这些宣传单的职责就是要使糟糕转变为恶俗。比如，“来自巴黎的。著名的阿蒙德·德·蒙塔班博士将就颅相学发表演讲”，与此同时，另一份海报又称其为“世界著名的莎士比亚悲剧演员，来自伦敦特鲁里街的小盖瑞克”。不过这位公爵和王太子真正的胜利，是他们为《皇家典范》印刷的海报，宣称此剧在剧院只演“三个晚上”，“女士和儿童不许入场”。如果你原本指望借一出“悲剧”清除心中的怜悯与恐惧，却只在舞台上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浑身涂满艳丽的色彩，光着屁股欢腾跳跃，那你就算是亲临了一次十九世纪由“公开诈骗部”刚刚出炉的恶俗现场了。
要见到正宗而深刻的恶俗，你非得到了二十世纪不可，尤其是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光。越南战争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它可以说明不管以何种方式，某种糟糕的东西总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弄得看上去乐于被人们接受，直到人们开始发现，借着林顿·约翰逊和威廉·威斯特摩兰①的宣传作用，原来糟糕的东西变成了真正的恶俗。作为音乐评论家的维吉尔·汤姆林，曾就交响乐和歌剧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他说，既然“花钱获得的名声”是如此普遍，粗糙的，有时甚至是轻薄的评论看来是“唯一的解药”。不过即使是那时候，也很少有几家报纸乐意刊印尖酸刻薄的公告，因为，正如刘易斯·H·拉弗姆观察到的，它们大多也只是将成堆的乐观主义与自鸣得意和盘端出，竭力维护“一种神话，比如我们的社会重视宝贵的东西，以此让它们的主顾们放心……一切都好，……银行是安全的，我们的将军举世无敌，我们的总统热衷于公众福利，我们的艺术家善于创作杰作，我们的武器战无不胜，我们的机制是一个可敬的世界中的奇迹。”
①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驻越南部队总司令。
恶俗，惟此而已。因此，本书是推进当代生活、引起公众关注之事业的一部分。它似乎要明确地指出，今天，如果离开了出自个人私利的目的，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完全独立地对事物作出正确的估价。这也就意味着，除了一袭华美的欺诈外衣以及由夸张所充斥的虚妄，没有任何事物会真正繁荣起来。这样一种认知，总会从某些方面对今天可悲的事实有所揭示——所有善意的人们被他们自身的轻信所愚弄和欺骗。甚至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看待这一话题，比如，权当它为大家提供了关于所有生活闹剧的乐子，恶俗总会推陈出新，井将继续产生“傻瓜被无赖所愚弄”这一经典的喜剧主题。只是很遗憾，此刻没有本·琼森①在一旁助兴，甚至连一个H·L·门肯②也找不到。
① 1572一1637，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家，代表作有《人人高兴》，《人人扫兴》和《冒牌诗人》等。
② 1880一1956，美国文学批评家，对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编辑对当时美国文学最有影响力的杂志《时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