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維爾的事件，我取名為《年輕的英國飛行員之死》。最初我講給伯努瓦·雅科聽，他當時來特魯維爾看望我。他想到拍一部片子，讓我講述這位二十歲的年輕飛行員之死。於是他拍成了。攝影師是卡羅琳·尚珀蒂埃·德·裏布，錄音師是米歇爾·維奧內。地點是我在巴黎的寓所。
　　 片子拍完以後，我們就去到我在諾弗勒堡的別墅。我談到寫作，我試圖談論這個：寫作。於是出了第二部片子，拍攝與製片仍是原班人馬——國傢視聽學會的西爾維·布呂姆和剋洛德·吉薩爾。
　　 取名為《羅馬》的這篇文字最初是一部片子：《羅馬的對話》，它是應朋友焦瓦內拉·紮諾尼之邀而攝製的，由意大利廣播電視臺資助。
　　 瑪格麗特·杜拉斯
　　 一九九三年六月於巴黎

　　我在房屋裏纔獨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內。花園裏有鳥，有貓。有一次還有一隻鬆鼠，一隻白鼬。我在花園裏並不孤單。但在房屋裏卻如此孤單，有時不知所措。現在我纔知道在那裏待了十年。獨自一人。為了寫書，書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當時就是作傢，和今天一樣。這是怎樣發生的？該怎麽說呢？我能說的衹是諾弗勒堡的那種孤獨是被我創造的。為了我。衹有在那座房屋裏我纔獨自一人。為了寫作。但不像此前那樣寫作。為了寫一些我尚未知的書，它們永遠不由我或任何人决定。我在那裏寫了《勞兒之劫》和《副領事》。後來還有別的書。我明白我獨自一人與寫作相伴，獨自一人，遠離一切。大概長達十年，我不知道，我很少計算寫作的時間或任何時間。我計算等待羅貝爾·昂泰爾姆和他妹妹瑪麗－路易絲的時間。後來我再未計算過任何東西。
　　 《勞兒之劫》和《副領事》是在上面我的臥室裏寫成的，房間裏的藍色衣櫥可惜現在被年輕的泥瓦工毀了。那時我間或也在這裏，在客廳的這張桌子上寫作。
　　 我保持着頭幾本書的那種孤獨。我隨身帶着它。我的寫作，我始終帶着它，不論我去哪裏。去巴黎，去特魯維爾。或者去紐約。在特魯維爾我决定勞拉·瓦萊裏·施泰因將發瘋。揚·安德烈亞·斯泰奈的名字也是在特魯維爾出現在我眼前的，難以忘卻。這是在一年以前。
　　 寫作的孤獨是這樣一種孤獨，缺了它寫作就無法進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蒼白無力地去尋找還有什麽可寫。它失血，連作者也認不出它來。首先，永遠別將作品嚮秘書口述，不論她多麽靈巧，在這個階段也永遠別將它交給出版商審讀。
　　 寫書人永遠應該與周圍的人分離。這是孤獨。作者的孤獨，作品的孤獨。開始動筆時，你會納悶周圍的寂靜是怎麽回事。你在房屋裏走的每一步幾乎都是這樣，不論在白天什麽鐘點，不論光綫強弱，是室外射進的光綫還是室內的白天燈光。身體的這種實在的孤獨成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獨。我不曾對任何人談到這點。在我孤獨的這個最初時期，我已經發現我必須寫作。我已經被雷蒙·格諾認可。雷蒙·格諾的惟一評價是這句話：“別做其他事，寫作吧。”
　　 寫作是充滿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無比喜悅。我寫作。寫作從未離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