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聽人講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態地喜歡。
有一段時間——10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問自己生身故鄉和成長期間住過的地方的事。那個時代似乎極端缺乏願意聽人講話那一類型的人，所以無論哪一個都對我講得十分投入。甚至有素不相識的人在哪裏聽說我這個嗜好而特意跑來一吐為快。
他們簡直像往枯井裏扔石子一樣嚮我說各種各樣——委實各種各樣——的事，說罷全都心滿意足地離去了。有的說得洋洋自得，有的則怒氣衝衝，有的說得頭頭是道，有的則自始至終令人不知所云。而說的內容，有的枯燥無味，有的催人淚下，有的半開玩笑信口開河。但我都盡最大努力地洗耳恭聽。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對一個人、或者對全世界拼命傳達什麽。這使我聯想到被一個挨一個塞進紙殼箱裏的猴群。我把這樣的猴們一隻衹從箱裏取出，小心拍去灰塵，“呼”一聲拍打屁股放歸草原。它們的去嚮我不知道。肯定在哪裏嚼着橡樹子什麽的，然後一隻衹死掉——命運是奈何不得的。
這的的確確是一樁事倍功半的活計。如今想來，假如那年舉辦“熱心聽他人講話者世界大賽”，毫無疑問我將榮獲冠軍。作為奬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談對象中有一個火星出生的和一個金星出生的。兩人的話給我以極深的印象。最先講的是土星。
“那裏嘛……冷得不得了。”他似的說，“一想都發、發暈。”
他屬於某個性團體，該團體占據了大學校園的九號樓。他的座右銘是“行動决定思想，反之則不可”。至於什麽决定行動，卻無人指教。可九號樓裏有飲用水冷卻器、電話和洗澡的熱水，二樓甚至有蠻別緻的音樂室，裏邊有兩千張唱片和A5阿爾特剋唱機，堪稱天堂(較之有一股自行車賽場厠所那種味道的八號樓)。他們每天早上用熱水齊刷刷颳去鬍須，下午興之所致地一個接一個打長途電話。到了晚上，聚在一起聽唱片，以至秋天結束的時候他們個個成了西方古典音樂愛好者。
11月間一個天晴氣朗的午後，第三機動隊衝進九號樓時，據說裏邊正用最大音量播放威瓦爾弟《諧調的幻想》。真假弄不清楚，卻是圍繞1969年的溫馨傳說之一。
我從堆得搖搖欲墜的用來作路障的長椅下面鑽過時，正隱約傳來海頓的G短調鋼琴奏鳴麯。那撩人情懷的氣氛，同爬上開滿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傢時一模一樣。他勸我坐在最漂亮的一把椅子上，把溫吞吞的啤酒倒進從理學院弄來的寬口瓶子裏。
“而且引力大得很。”他繼續講土星，“一個傢夥踢在口裏吐出的香口膠殘渣上，競踢裂了趾甲。地、地獄啊2”
“是夠意思。”我隔了兩秒附和道。那時候我早已學到了各式各樣——不下三百種——附和方式。
“太、太陽小得很，小得就像從外場看放在本壘上的一個稿子，所以總黑麻麻的。·”他嘆息一聲。
“大傢幹嗎不離開呢?”我問，“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何苦……”
“不明白。怕是因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這麽回事。我大學畢業也回土星。建、建設一個美好的國傢。搞、搞、搞。”
總之我喜歡聽遙遠地方的故事。我像鼕眠前的熊一樣貯存好幾個這樣的地方。一閉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現出房捨，傳來人語，甚至感覺得到人們那大約永遠一成不變的、徐緩然而實實在在的生之潮流。
直子也跟我講過好幾次。我一字不差地記得她的話。。
“不知道怎麽稱呼纔好。”
直子坐在陽光明朗的學校休息室裏，一隻手支着臉頰不無厭煩地說着，笑了笑。我耐住性子等她繼續下文。她說話總是慢悠悠的，總是字斟句酌。
我們面對面坐着。中間一張紅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個滿滿裝着煙灰頭的紙杯。從高高的窗口如魯本斯的畫一般射下的陽光，在桌面正中間畫出一條綫，將明暗截然分開。我放在桌面的兩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陰影裏。
1969年春天，我們都正20歲。休息室給我們這些穿着新皮鞋、夾着新講義、腦袋裏灌滿新腦漿的新生擠得再無插足之地，身旁始終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繼續道，“有一條筆直筆直的鐵路，有個車站。車站不成樣子，下雨天司機恐怕都看不見。”
我點下頭。’爾後兩人一聲不響地茫然看着在光照中搖曳不定的香煙的煙。
“車站月臺上總有狗從這頭走到那頭。就這麽個車站，明白?”
我點頭。
“出了站，有塊小小的交通島,有汽車站，有幾傢店鋪。…·店鋪都傻呆呆的，一直走過去就是公園。公園有一架滑梯三座鞦韆。”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會兒，然後確認似的點下頭，“有的。”
我們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頭的香煙小心碾死在紙杯裏。
“那座城市真個無聊透頂!建造那麽無聊的城市到底出於什麽目的呢?無法想象!” —
“神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的。”我試着說了一句。
直子搖搖頭，一個人笑了起來。那是成績單上清一色A的女大學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艾麗絲漫遊奇幻記》裏邊的波斯貓。她消失後那笑也沒消失，在我的心裏留了很久，不可思議。
對了，無論如何我都想見見月臺上跑來跑去的狗。
4年後，1973年5月，我一個人找到那座車站，為了看狗。為此我剃了鬍須，紮上半年沒紮的領帶，換上科爾多瓦新皮鞋。
我從車上——從衹有眼看就要生銹的凄凄惶惶的兩節車廂的市郊電氣列車上下來，最先撲鼻而來的是令人懷念的青草氣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效遊氣息。5月的風一如往昔從時間的遠方陣陣吹來。若揚起臉側耳傾聽，甚至可以聽見雲雀的嗚叫。
我打了個長長的哈欠，坐在車站長椅上，以很無奈的心情吸了支煙。清早走出宿舍時那興衝衝的勁頭已經蕩然無存。似乎一切不過是同一事情的周而復始而已。永無休止的de
ja vu(①de ja vu：法語。未曾經歷的事情仿佛在某處經歷過的似曾相識之感，既視感,且重複一次惡化一次)。
以前有一段時間，我曾跟幾個朋友橫七竪八地擠唾在一起；天亮時有人踩我的腦袋，道一聲對不起，隨即傳來小便聲。周而復始。
我鬆了鬆領帶，嘴角仍叼着香煙，用尚未合腳的皮鞋咔嚓咔嚓使勁地蹭水泥地面，目的是為了減輕腳痛。痛倒是沒那麽厲害了，卻持續帶給我一種乖戾感——就好像身體被另外分成了幾部分。
狗沒出現。
乖戾感……
時不時有這種乖戾感，感覺上就像硬要把兩塊種類不同且夾帶碎片的嵌板拼在一起似的。每當這時，我總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來情形愈發不可收拾。周而復始。
睜眼醒來，兩側有雙胞胎女孩。同女孩睡覺雖說以前經歷過幾次，但兩例睡有雙胞胎女孩畢竟頭一遭。兩人把鼻尖觸在我兩肩，很愜意似的睡個不醒。一個十分晴朗的周日清晨。
一會兒，兩人幾乎同時睜開眼睛，毛手毛腳穿上脫在床下的襯衫和藍牛仔褲，不聲不響地在廚房燒咖啡，烤面包片，從電冰箱拿出奶油擺上餐桌。動作甚是訓練有素。不知名的鳥兒落在窗外高爾夫球場的鐵絲網上，機槍般叫個不止。
“貴姓?”我問兩人。醉意仍未消失，弄得我腦袋像要脹裂。
“不配有名有姓。”坐在右側的說道。
“實際上也不是了不得的姓名。”左邊的說，“明白?”
“明白。”我說。
我們隔桌而坐，嚼烤面包片，喝咖啡。咖啡十分夠味兒。
“沒名字不方便?”一個問。
“方不方便呢?”
兩人想了一陣子。
“無論如何都想要名字的話，你適當給取一個好了。”另一個提議。
“隨你怎麽叫。”
兩人一唱一和，活像調試短波立體聲。於是我腦袋愈發痛了。
“比如說?”我問。
“右和左。”一個說。
“竪和橫。”另一個道。
“上和下。”
“表與裏。”
“東和西。”
“進口與出口。”我也不甘落後，好歹加上一句。
兩人相視而笑，一副滿意的樣子。
有入口必有出口，事物大多如此：郵筒、電動吸塵器、動物園、醬油壺。當然也不盡然，如捕鼠器。
我在宿舍洗滌槽下面放過捕鼠器。餌料用的是薄荷香口膠。找遍房間，大凡能稱為食品的僅此一物，是從鼕令大衣口袋裏連同半張電影票一起發現的。
第三天早上，一隻小鼠撞上機關。鼠的顔色就像倫敦免稅店裏堆積的開司米羊毛衫，年齡還小，以人比之，也就十五六歲吧。多愁善感的年齡。一小截香口膠掉在腳下。
逮自是逮住了，可我不曉得如何處置。於是任憑夾子夾着它的後腿。鼠第四天早上死了。它那樣子留給我一個教訓：
事物必須兼具入口與出口，此外別無選擇。
鐵路沿着丘陵，就好像用格尺畫好似的，一個勁兒筆直地伸延開去。遙遠的前方那模模糊糊的緑色雜木林，小得像一團廢紙。兩條鋼軌鈍鈍地反射着日光，緊挨緊靠地消失在緑色中。無論走去哪裏，這光景恐怕都將無盡無休地持續下去。如此一想，便有些煩了，心想地鐵倒強似許多。
吸罷煙，我伸個懶腰仰望天空。好久沒望天空了，或者不如說慢慢觀望什麽這一行為本身，於我已經久違了。
天空無一絲雲絮。然而整體上還是罩有一層春天特有的朦朦朧朧的不透明面紗。天空的湛藍便力圖透過這虛無縹緲的面紗一點點滲出。陽光如細微的塵埃悄無聲息地從空中降下，不為任何人註意地積於地表。
溫吞吞的風搖晃着光。空氣恰似成群結隊在樹木間飛行的鳥緩緩流移。風掠過鐵路綫徐緩的緑色斜坡，越過鋼軌，不經意地震顫樹葉穿過樹林。杜鵑鳥的叫聲成一條直綫橫穿柔和的光照，消失在遠處的山脊綫。一座座山丘起伏着連成一排，如熟睡中的巨貓匍匐在時光的嚮陽坡面。
腳愈發痛了。
講一下井。
12歲的時候直子來到這個地方。以西歷說，就是1961年，納爾遜唱《哈羅，梅裏·露》那年。當時，這平和的緑色𠔌地裏不存在任何引人註目的東西。幾戶農捨，一點點農田，一條全是小竜蝦的河，單綫市郊電車和催人打哈欠的小站，僅此而已。農戶院子裏大多有幾棵柿樹，院角搭着隨時可能倒塌的任憑風吹雨淋的小棚棚。小棚棚面對鐵路一側的墻壁釘着花花緑緑的鐵皮廣告板，內容不是粗衛生紙就是香皂。便是這麽一個地方。狗都沒有的，直子說。
她遷來住下的房子是朝鮮戰爭期間建造的西式二層樓。大並不怎麽大，但由於立柱粗實碩壯，加之其他木料選得考究各得其所，因此房子看上去甚是沉穩氣派。外墻塗成深淺三個層次的緑色，分別給太陽和風雨褪色褪得恰到好處，同周圍風景渾融一體。庭院寬大，院內有幾塊樹林和一個不大的池塘。樹林中有一問當畫室使用的工緻的小八角亭，凸窗挂着全然看不出原來是何顔色的花邊窗簾。池塘水仙開得正盛，每天早晨都有小鳥聚在上面戲水。
最初的主人——亦是此座房子的設計者——是一位上了年紀的油畫傢，在直子搬來的前一年鼕季患肺癌死了。1960年。鮑比唱《皮球》那年。鼕季雨水多得出奇。這個地方雪倒是幾乎不下，而代之以下雨，極冷極冷的雨。雨滲入士地，整個地面潮乎乎涼津津的。地下則充滿帶甜味的地下水。
沿鐵路走5分鐘，有一戶以掘井為生的人傢。那裏位於河邊濕漉漉的窪地，一到夏天，房子便給蚊子和青蛙圍得嚴嚴實實。井匠五十光景，脾氣古怪，落落寡和，但在掘井方面卻是不折不扣的天才。每次有人求他掘井，他都先在那戶人傢的房前屋後轉上好幾天，嘴裏一邊嘟嘟囔囔地說着什麽，一邊捧起泥土嗅來嗅去。一旦找到自己認可的掘井點，便叫來幾個要好的同行筆直地挖將下去。
這麽着，這一帶的住戶得以暢飲上好的井水。水又清又涼，連拿杯子的手都好像透明起來。人們說是富士山的雪水。笑話!距離上不可能。
直子17歲那年秋天，井匠被電車軋死了。傾盆大雨，加上又喝了冷酒又耳朵不靈的緣故。整個人被軋成萬千肉片飛濺到四下的荒野，用鐵桶回收了五桶。那時間裏七個不得不用頂端帶鈎的長竿驅趕餓狗群。但還是有大約一桶分量的肉片落進河中衝人池塘，成為魚食。
井匠有兩個兒子，兩個都未繼承父業，離開了此地。自那以來，這一帶出好水的井就變得寶貴了。
我喜歡井。一見井就往裏投石子。再沒有比石子打在深井水面時那一聲令我心懷釋然的了。
1961年直子一傢遷來此地，完全是她父親的主意，一來她父親和死去的畫傢是好友，二來當然也是因為他中意這個地方。
他在他那個領域大約是個小有名氣的法國文學專傢。不料直子上小學時他突然辭去大學裏的工作，開始興之所致的翻譯莫名其妙的古書，過起無拘無束的日子來。所譯之書俱是墮落天使、破戒僧、驅惡魔、吸血鬼方面的。詳情不得而知，衹在雜志上看過一次他的照片。據直子講，他年輕時候人生打發得還是滿有滋味的。那氣氛從照片風貌中多少窺得出：頭戴鴨舌帽，架一副黑邊眼鏡，緊緊盯視照相機鏡頭往上一米左右的位置。想必發現了什麽。
直子一傢遷來的當時，此地還聚集着此類神神經經的文化人，差不多形成了一個文人部落，正如沙俄時期思想犯集中的西伯利亞流放地。
關於流放地，讀托洛茨基傳記時多少談到一些。不知何故，裏邊的蟑螂和馴鹿至今仍記得一清二楚。也罷，就談談馴鹿……
托洛茨基趁着夜色偷得馴鹿拉的雪橇，逃離流放地。冰封雪凍的白茫茫的荒野上，四頭馴鹿奔跑不止。它們呼出的氣變成白團，蹄刨起處女雪。兩天後跑到汽車站時，馴鹿們纍倒了，再未爬起。托落獲基抱起馴鹿，流淚滿面地對天發誓：我一定給這個國傢帶來正義帶來理想帶來！紅場上現在仍矗立着四頭馴鹿的銅像。一頭嚮東，一頭嚮北，一頭嚮西，一頭嚮南。甚至斯大林都未能毀掉馴鹿們。去莫斯科的人周六早上到紅場看一眼就知道了。應該能看見臉頰紅撲撲的中學生吐着白氣用拖布清掃馴鹿的賞心說目的場景。
回頭說一下文人部落。
他們避開距車站近的交通便利的平地，特意選山半腰建起風格各異的房捨。每座房的院子都大得異乎尋常，雜木林、池塘、小山包就依原樣留在院子裏。有的人家庭院內甚至有小溪淙淙流淌，河裏遊動着原生鮎魚。
每天早晨他們給斑鳩的鳴聲叫醒，咔嚓咔嚓踩着山毛櫸樹籽巡視院落，不時停下仰視樹葉間瀉落的陽光。
星移鬥轉，由城中心急速擴展開來的住宅現代化浪潮多少波及了這裏。時值東京奧林匹剋運動會前後。從山上俯視，儼然無邊大海的桑田被推土機推得人仰馬翻，以火車站為中心的平板板的街道漸次成形。
新居民基本是公司裏的中堅職員，早上5點剛過就飛身爬起，三兩把洗罷臉，擠上電車，夜裏很晚纔死一樣返回。
所以，他們能慢慢觀望街道和自傢住宅的時間僅限於周日下午。而且他們竟像有約在先似的傢傢養狗。狗們一次接一次交配，小狗成了野狗。過去狗都沒有——宜子說的便是這個意思。
等了一個多小時，狗仍未出現。我點燃十多支香煙，又擡腳踩死。我走到月臺中間，對着自來水竜頭喝了如利刀割手一般涼的很好喝的水。狗還是沒露面。
車站旁邊有個很大的湖。湖又彎又細，形狀如截流的河段。四周水草豐茂，不時有魚躍出河面。岸邊有幾個男人等距坐着，悶頭把釣綫垂嚮渾濁的水面。釣綫競如紮進水面的銀針紋絲不動。傲洋洋的春日陽光下，估計是垂釣客領來的大白狗樂此不疲地來回嗅着三葉草的氣味兒。
狗來到離我十來米遠時，我從柵欄探出上身招呼它。狗擡起臉，以顔色淺得令人傷感的褐色眼珠看我，搖了兩三下尾巴。我打個響指，狗馬上跑來，從柵欄縫擠過鼻頭，伸長舌頭舔我的手。
“過來呀!”我後退幾步招呼道。
狗猶豫不决似的回頭看看，不知所措地搖層不止。
“過裏邊來嘛！等得我好苦。”
我從衣袋掏出香口膠，剝下包裝紙給狗看。狗目不轉睛看了片刻，終於下定决心，鑽過柵欄。我模了幾下狗的腦袋，而後用手心團起香口膠，用力往月臺盡頭擲去。狗徑直跑去。
我心滿意足地扭頭回傢。
回傢電車中我好幾次自言自語：全部結束了，忘掉好了!不是為這個纔到這裏來的麽?然而我根本忘不掉，包括對直子的愛，包括她的死。因為，歸根結底，什麽都未結束。
金星是一顆雲層籠罩的炎熱的星。由於熱由於潮氣，居民大半短命。活上三十年就成傳說了。惟其如此，他們富於愛心。全體金星人愛全體金星人。他們不怨恨他人，亦不羨慕，不蔑視，不說壞話，不爭鬥不殺人。有的衹是愛和關心。
“就算今天有誰死了，我們也不悲傷。”一個金星出生的文靜的男子這樣說道，“我們在活着的時候已盡量愛了，以免後來懊悔。”
“就是說要先愛嘍？”
“不大懂你們的語言啊!”他搖頭。
“真能順利做到?”我試着問。
“若不那樣，”他說，“金星將被悲哀淹沒。”
返回宿舍，雙胞胎活像罐頭裏橄攬油炸的沙丁魚並排鑽在被窩裏，正吃吃對笑。
“您回來了?”一個說。
“去哪兒了?”
“車站。”說着，我解開領帶，鑽到雙胞胎中間，閉上眼睛。睏得要死。
“哪裏的車站?”
“幹什麽去了?”
“很遠的。看狗去了。”
“什麽樣的狗?”
“喜歡狗?”
“大大的白色的狗。不過對狗倒不怎麽喜歡。”
我點燃支煙。兩人保持沉默，直到我吸完。
“傷心?”一個問。
我默默點頭。
“睡吧。”另一個說。
我睡了。
這既是“我”的故事，又是被稱為“鼠”的那個人的故事。那個秋天，“我”們住在相距七百公裏的兩個地方。
1973年9月，這部小說始於那裏。那是入口。若有出口就好了，我想。倘沒有，寫文章便毫無意義。
彈子球的誕生
大概不至於有人對雷蒙德·莫洛尼這個名字有所記憶。
其人存在過，並且死了，如此而已。關於他的生涯，任何人都不瞭解。瞭解也超不過之於深井底部豉母蟲那個程度。
不過，彈子球發展史上首臺機是1934年由此人之手從高科技黃金雲層間帶給這個穢物多多的地面卻是一個史實。那也是阿道夫·希特勒遠隔大西洋這個巨大水窪把手搭在魏瑪階梯第一階那年。
可是，這位雷蒙德·莫洛尼其人的一生並非如賴特兄弟和貝爾那般塗滿神話色彩。既無少年時代情調溫馨的插麯，又沒有戲劇性EUREKA①(①EUREKA：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想到黃金純度測量方法時驚叫之語，“妙哉，正是它1”)。僅僅在為好事讀者寫的好事專門書的第一頁留下了名字：1934年，彈子球首臺機由雷蒙德·莫洛尼發明出來。連張照片都沒有。肖像銅像自然更談不上。
也許你這樣想：假如不存在莫洛尼，彈子球機的歷史恐怕與現在的截然不同。甚至出現都不會出現。而這一來，我們對這個莫洛尼的不當評價豈不成了忘恩之舉?可是，你若真有機會面對莫洛尼發明的首臺彈子球機“巴裏夫”，這一疑念篤定灰飛煙滅。因為個中沒有任何足以激發我們想像力的要素。
彈子球機同希特勒的步伐有一個共同點：雙方都作為時代泡沫連同某種可疑性現於人世，比之存在本身，更是其進化速度使之獲得了神話式的光環。進化的動力當然不外乎三個車輪，即高科技、資本投入以及人類的本源性欲望。
人們以可怕的速度賦予這臺原本同泥偶人大致無異的彈子球機以五花八門的能力。有人叫“發光！”有人喊“通電！”有人呼“安濮！”於是光照亮盤面，電用磁力彈擊球體，蹼(flipper)的雙管將球擲回。
記分屏(score)將操作伎倆換算成十進法數值，警示燈對劇烈的搖晃做出反應。繼而預定程序(sequence)這一形而上學式概念誕生了，奬分燈(bonuslight)、加球(extra)、重來(replay)等各種各樣的學派從中産生出來。實際上彈子球機也在這一時期帶上了某種巫術色彩。
這就是關於彈子球的小說。
彈子球研究專著《奬分》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除了換成數值的自尊心，從彈子球機中你幾乎一無所得，而失去的卻不可勝數。至少失去了時間——失去了足以建造所有歷屆總統銅像(當然是說如果你有意建造理查德·M·尼剋鬆銅像的話)的銅板都換不來的寶貴時間。
在你坐在彈子球機前持續消耗孤獨的時間過程中，也許有人閱讀普魯斯特，抑或有人一邊觀看車內電影《勇敢跟蹤》一邊同女友沉浸在性愛撫的快感中。而他們很可能成為洞察時代的作傢，或幸福美滿的夫妻。
然而彈子球機不會將你帶去任何地方，唯獨“重來”的指示燈閃亮而已。重來、重來、重來……甚至使人覺得彈子球遊戲存在本身即是為了某種永恆性。 …l
關於永恆性我們所知無多。但可以推測其投影。
彈子球的目的不在於自我表現，而在於自我變革；不在於擴張自己，而在於縮小自己；不在於分析，而在於綜合。
假如你想表現自我和擴張自己，那麽你恐怕將受到警示燈的無情報復。
祝你玩得愉快!
有一段時間——10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問自己生身故鄉和成長期間住過的地方的事。那個時代似乎極端缺乏願意聽人講話那一類型的人，所以無論哪一個都對我講得十分投入。甚至有素不相識的人在哪裏聽說我這個嗜好而特意跑來一吐為快。
他們簡直像往枯井裏扔石子一樣嚮我說各種各樣——委實各種各樣——的事，說罷全都心滿意足地離去了。有的說得洋洋自得，有的則怒氣衝衝，有的說得頭頭是道，有的則自始至終令人不知所云。而說的內容，有的枯燥無味，有的催人淚下，有的半開玩笑信口開河。但我都盡最大努力地洗耳恭聽。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對一個人、或者對全世界拼命傳達什麽。這使我聯想到被一個挨一個塞進紙殼箱裏的猴群。我把這樣的猴們一隻衹從箱裏取出，小心拍去灰塵，“呼”一聲拍打屁股放歸草原。它們的去嚮我不知道。肯定在哪裏嚼着橡樹子什麽的，然後一隻衹死掉——命運是奈何不得的。
這的的確確是一樁事倍功半的活計。如今想來，假如那年舉辦“熱心聽他人講話者世界大賽”，毫無疑問我將榮獲冠軍。作為奬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談對象中有一個火星出生的和一個金星出生的。兩人的話給我以極深的印象。最先講的是土星。
“那裏嘛……冷得不得了。”他似的說，“一想都發、發暈。”
他屬於某個性團體，該團體占據了大學校園的九號樓。他的座右銘是“行動决定思想，反之則不可”。至於什麽决定行動，卻無人指教。可九號樓裏有飲用水冷卻器、電話和洗澡的熱水，二樓甚至有蠻別緻的音樂室，裏邊有兩千張唱片和A5阿爾特剋唱機，堪稱天堂(較之有一股自行車賽場厠所那種味道的八號樓)。他們每天早上用熱水齊刷刷颳去鬍須，下午興之所致地一個接一個打長途電話。到了晚上，聚在一起聽唱片，以至秋天結束的時候他們個個成了西方古典音樂愛好者。
11月間一個天晴氣朗的午後，第三機動隊衝進九號樓時，據說裏邊正用最大音量播放威瓦爾弟《諧調的幻想》。真假弄不清楚，卻是圍繞1969年的溫馨傳說之一。
我從堆得搖搖欲墜的用來作路障的長椅下面鑽過時，正隱約傳來海頓的G短調鋼琴奏鳴麯。那撩人情懷的氣氛，同爬上開滿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傢時一模一樣。他勸我坐在最漂亮的一把椅子上，把溫吞吞的啤酒倒進從理學院弄來的寬口瓶子裏。
“而且引力大得很。”他繼續講土星，“一個傢夥踢在口裏吐出的香口膠殘渣上，競踢裂了趾甲。地、地獄啊2”
“是夠意思。”我隔了兩秒附和道。那時候我早已學到了各式各樣——不下三百種——附和方式。
“太、太陽小得很，小得就像從外場看放在本壘上的一個稿子，所以總黑麻麻的。·”他嘆息一聲。
“大傢幹嗎不離開呢?”我問，“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何苦……”
“不明白。怕是因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這麽回事。我大學畢業也回土星。建、建設一個美好的國傢。搞、搞、搞。”
總之我喜歡聽遙遠地方的故事。我像鼕眠前的熊一樣貯存好幾個這樣的地方。一閉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現出房捨，傳來人語，甚至感覺得到人們那大約永遠一成不變的、徐緩然而實實在在的生之潮流。
直子也跟我講過好幾次。我一字不差地記得她的話。。
“不知道怎麽稱呼纔好。”
直子坐在陽光明朗的學校休息室裏，一隻手支着臉頰不無厭煩地說着，笑了笑。我耐住性子等她繼續下文。她說話總是慢悠悠的，總是字斟句酌。
我們面對面坐着。中間一張紅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個滿滿裝着煙灰頭的紙杯。從高高的窗口如魯本斯的畫一般射下的陽光，在桌面正中間畫出一條綫，將明暗截然分開。我放在桌面的兩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陰影裏。
1969年春天，我們都正20歲。休息室給我們這些穿着新皮鞋、夾着新講義、腦袋裏灌滿新腦漿的新生擠得再無插足之地，身旁始終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繼續道，“有一條筆直筆直的鐵路，有個車站。車站不成樣子，下雨天司機恐怕都看不見。”
我點下頭。’爾後兩人一聲不響地茫然看着在光照中搖曳不定的香煙的煙。
“車站月臺上總有狗從這頭走到那頭。就這麽個車站，明白?”
我點頭。
“出了站，有塊小小的交通島,有汽車站，有幾傢店鋪。…·店鋪都傻呆呆的，一直走過去就是公園。公園有一架滑梯三座鞦韆。”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會兒，然後確認似的點下頭，“有的。”
我們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頭的香煙小心碾死在紙杯裏。
“那座城市真個無聊透頂!建造那麽無聊的城市到底出於什麽目的呢?無法想象!” —
“神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的。”我試着說了一句。
直子搖搖頭，一個人笑了起來。那是成績單上清一色A的女大學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艾麗絲漫遊奇幻記》裏邊的波斯貓。她消失後那笑也沒消失，在我的心裏留了很久，不可思議。
對了，無論如何我都想見見月臺上跑來跑去的狗。
4年後，1973年5月，我一個人找到那座車站，為了看狗。為此我剃了鬍須，紮上半年沒紮的領帶，換上科爾多瓦新皮鞋。
我從車上——從衹有眼看就要生銹的凄凄惶惶的兩節車廂的市郊電氣列車上下來，最先撲鼻而來的是令人懷念的青草氣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效遊氣息。5月的風一如往昔從時間的遠方陣陣吹來。若揚起臉側耳傾聽，甚至可以聽見雲雀的嗚叫。
我打了個長長的哈欠，坐在車站長椅上，以很無奈的心情吸了支煙。清早走出宿舍時那興衝衝的勁頭已經蕩然無存。似乎一切不過是同一事情的周而復始而已。永無休止的de
ja vu(①de ja vu：法語。未曾經歷的事情仿佛在某處經歷過的似曾相識之感，既視感,且重複一次惡化一次)。
以前有一段時間，我曾跟幾個朋友橫七竪八地擠唾在一起；天亮時有人踩我的腦袋，道一聲對不起，隨即傳來小便聲。周而復始。
我鬆了鬆領帶，嘴角仍叼着香煙，用尚未合腳的皮鞋咔嚓咔嚓使勁地蹭水泥地面，目的是為了減輕腳痛。痛倒是沒那麽厲害了，卻持續帶給我一種乖戾感——就好像身體被另外分成了幾部分。
狗沒出現。
乖戾感……
時不時有這種乖戾感，感覺上就像硬要把兩塊種類不同且夾帶碎片的嵌板拼在一起似的。每當這時，我總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來情形愈發不可收拾。周而復始。
睜眼醒來，兩側有雙胞胎女孩。同女孩睡覺雖說以前經歷過幾次，但兩例睡有雙胞胎女孩畢竟頭一遭。兩人把鼻尖觸在我兩肩，很愜意似的睡個不醒。一個十分晴朗的周日清晨。
一會兒，兩人幾乎同時睜開眼睛，毛手毛腳穿上脫在床下的襯衫和藍牛仔褲，不聲不響地在廚房燒咖啡，烤面包片，從電冰箱拿出奶油擺上餐桌。動作甚是訓練有素。不知名的鳥兒落在窗外高爾夫球場的鐵絲網上，機槍般叫個不止。
“貴姓?”我問兩人。醉意仍未消失，弄得我腦袋像要脹裂。
“不配有名有姓。”坐在右側的說道。
“實際上也不是了不得的姓名。”左邊的說，“明白?”
“明白。”我說。
我們隔桌而坐，嚼烤面包片，喝咖啡。咖啡十分夠味兒。
“沒名字不方便?”一個問。
“方不方便呢?”
兩人想了一陣子。
“無論如何都想要名字的話，你適當給取一個好了。”另一個提議。
“隨你怎麽叫。”
兩人一唱一和，活像調試短波立體聲。於是我腦袋愈發痛了。
“比如說?”我問。
“右和左。”一個說。
“竪和橫。”另一個道。
“上和下。”
“表與裏。”
“東和西。”
“進口與出口。”我也不甘落後，好歹加上一句。
兩人相視而笑，一副滿意的樣子。
有入口必有出口，事物大多如此：郵筒、電動吸塵器、動物園、醬油壺。當然也不盡然，如捕鼠器。
我在宿舍洗滌槽下面放過捕鼠器。餌料用的是薄荷香口膠。找遍房間，大凡能稱為食品的僅此一物，是從鼕令大衣口袋裏連同半張電影票一起發現的。
第三天早上，一隻小鼠撞上機關。鼠的顔色就像倫敦免稅店裏堆積的開司米羊毛衫，年齡還小，以人比之，也就十五六歲吧。多愁善感的年齡。一小截香口膠掉在腳下。
逮自是逮住了，可我不曉得如何處置。於是任憑夾子夾着它的後腿。鼠第四天早上死了。它那樣子留給我一個教訓：
事物必須兼具入口與出口，此外別無選擇。
鐵路沿着丘陵，就好像用格尺畫好似的，一個勁兒筆直地伸延開去。遙遠的前方那模模糊糊的緑色雜木林，小得像一團廢紙。兩條鋼軌鈍鈍地反射着日光，緊挨緊靠地消失在緑色中。無論走去哪裏，這光景恐怕都將無盡無休地持續下去。如此一想，便有些煩了，心想地鐵倒強似許多。
吸罷煙，我伸個懶腰仰望天空。好久沒望天空了，或者不如說慢慢觀望什麽這一行為本身，於我已經久違了。
天空無一絲雲絮。然而整體上還是罩有一層春天特有的朦朦朧朧的不透明面紗。天空的湛藍便力圖透過這虛無縹緲的面紗一點點滲出。陽光如細微的塵埃悄無聲息地從空中降下，不為任何人註意地積於地表。
溫吞吞的風搖晃着光。空氣恰似成群結隊在樹木間飛行的鳥緩緩流移。風掠過鐵路綫徐緩的緑色斜坡，越過鋼軌，不經意地震顫樹葉穿過樹林。杜鵑鳥的叫聲成一條直綫橫穿柔和的光照，消失在遠處的山脊綫。一座座山丘起伏着連成一排，如熟睡中的巨貓匍匐在時光的嚮陽坡面。
腳愈發痛了。
講一下井。
12歲的時候直子來到這個地方。以西歷說，就是1961年，納爾遜唱《哈羅，梅裏·露》那年。當時，這平和的緑色𠔌地裏不存在任何引人註目的東西。幾戶農捨，一點點農田，一條全是小竜蝦的河，單綫市郊電車和催人打哈欠的小站，僅此而已。農戶院子裏大多有幾棵柿樹，院角搭着隨時可能倒塌的任憑風吹雨淋的小棚棚。小棚棚面對鐵路一側的墻壁釘着花花緑緑的鐵皮廣告板，內容不是粗衛生紙就是香皂。便是這麽一個地方。狗都沒有的，直子說。
她遷來住下的房子是朝鮮戰爭期間建造的西式二層樓。大並不怎麽大，但由於立柱粗實碩壯，加之其他木料選得考究各得其所，因此房子看上去甚是沉穩氣派。外墻塗成深淺三個層次的緑色，分別給太陽和風雨褪色褪得恰到好處，同周圍風景渾融一體。庭院寬大，院內有幾塊樹林和一個不大的池塘。樹林中有一問當畫室使用的工緻的小八角亭，凸窗挂着全然看不出原來是何顔色的花邊窗簾。池塘水仙開得正盛，每天早晨都有小鳥聚在上面戲水。
最初的主人——亦是此座房子的設計者——是一位上了年紀的油畫傢，在直子搬來的前一年鼕季患肺癌死了。1960年。鮑比唱《皮球》那年。鼕季雨水多得出奇。這個地方雪倒是幾乎不下，而代之以下雨，極冷極冷的雨。雨滲入士地，整個地面潮乎乎涼津津的。地下則充滿帶甜味的地下水。
沿鐵路走5分鐘，有一戶以掘井為生的人傢。那裏位於河邊濕漉漉的窪地，一到夏天，房子便給蚊子和青蛙圍得嚴嚴實實。井匠五十光景，脾氣古怪，落落寡和，但在掘井方面卻是不折不扣的天才。每次有人求他掘井，他都先在那戶人傢的房前屋後轉上好幾天，嘴裏一邊嘟嘟囔囔地說着什麽，一邊捧起泥土嗅來嗅去。一旦找到自己認可的掘井點，便叫來幾個要好的同行筆直地挖將下去。
這麽着，這一帶的住戶得以暢飲上好的井水。水又清又涼，連拿杯子的手都好像透明起來。人們說是富士山的雪水。笑話!距離上不可能。
直子17歲那年秋天，井匠被電車軋死了。傾盆大雨，加上又喝了冷酒又耳朵不靈的緣故。整個人被軋成萬千肉片飛濺到四下的荒野，用鐵桶回收了五桶。那時間裏七個不得不用頂端帶鈎的長竿驅趕餓狗群。但還是有大約一桶分量的肉片落進河中衝人池塘，成為魚食。
井匠有兩個兒子，兩個都未繼承父業，離開了此地。自那以來，這一帶出好水的井就變得寶貴了。
我喜歡井。一見井就往裏投石子。再沒有比石子打在深井水面時那一聲令我心懷釋然的了。
1961年直子一傢遷來此地，完全是她父親的主意，一來她父親和死去的畫傢是好友，二來當然也是因為他中意這個地方。
他在他那個領域大約是個小有名氣的法國文學專傢。不料直子上小學時他突然辭去大學裏的工作，開始興之所致的翻譯莫名其妙的古書，過起無拘無束的日子來。所譯之書俱是墮落天使、破戒僧、驅惡魔、吸血鬼方面的。詳情不得而知，衹在雜志上看過一次他的照片。據直子講，他年輕時候人生打發得還是滿有滋味的。那氣氛從照片風貌中多少窺得出：頭戴鴨舌帽，架一副黑邊眼鏡，緊緊盯視照相機鏡頭往上一米左右的位置。想必發現了什麽。
直子一傢遷來的當時，此地還聚集着此類神神經經的文化人，差不多形成了一個文人部落，正如沙俄時期思想犯集中的西伯利亞流放地。
關於流放地，讀托洛茨基傳記時多少談到一些。不知何故，裏邊的蟑螂和馴鹿至今仍記得一清二楚。也罷，就談談馴鹿……
托洛茨基趁着夜色偷得馴鹿拉的雪橇，逃離流放地。冰封雪凍的白茫茫的荒野上，四頭馴鹿奔跑不止。它們呼出的氣變成白團，蹄刨起處女雪。兩天後跑到汽車站時，馴鹿們纍倒了，再未爬起。托落獲基抱起馴鹿，流淚滿面地對天發誓：我一定給這個國傢帶來正義帶來理想帶來！紅場上現在仍矗立着四頭馴鹿的銅像。一頭嚮東，一頭嚮北，一頭嚮西，一頭嚮南。甚至斯大林都未能毀掉馴鹿們。去莫斯科的人周六早上到紅場看一眼就知道了。應該能看見臉頰紅撲撲的中學生吐着白氣用拖布清掃馴鹿的賞心說目的場景。
回頭說一下文人部落。
他們避開距車站近的交通便利的平地，特意選山半腰建起風格各異的房捨。每座房的院子都大得異乎尋常，雜木林、池塘、小山包就依原樣留在院子裏。有的人家庭院內甚至有小溪淙淙流淌，河裏遊動着原生鮎魚。
每天早晨他們給斑鳩的鳴聲叫醒，咔嚓咔嚓踩着山毛櫸樹籽巡視院落，不時停下仰視樹葉間瀉落的陽光。
星移鬥轉，由城中心急速擴展開來的住宅現代化浪潮多少波及了這裏。時值東京奧林匹剋運動會前後。從山上俯視，儼然無邊大海的桑田被推土機推得人仰馬翻，以火車站為中心的平板板的街道漸次成形。
新居民基本是公司裏的中堅職員，早上5點剛過就飛身爬起，三兩把洗罷臉，擠上電車，夜裏很晚纔死一樣返回。
所以，他們能慢慢觀望街道和自傢住宅的時間僅限於周日下午。而且他們竟像有約在先似的傢傢養狗。狗們一次接一次交配，小狗成了野狗。過去狗都沒有——宜子說的便是這個意思。
等了一個多小時，狗仍未出現。我點燃十多支香煙，又擡腳踩死。我走到月臺中間，對着自來水竜頭喝了如利刀割手一般涼的很好喝的水。狗還是沒露面。
車站旁邊有個很大的湖。湖又彎又細，形狀如截流的河段。四周水草豐茂，不時有魚躍出河面。岸邊有幾個男人等距坐着，悶頭把釣綫垂嚮渾濁的水面。釣綫競如紮進水面的銀針紋絲不動。傲洋洋的春日陽光下，估計是垂釣客領來的大白狗樂此不疲地來回嗅着三葉草的氣味兒。
狗來到離我十來米遠時，我從柵欄探出上身招呼它。狗擡起臉，以顔色淺得令人傷感的褐色眼珠看我，搖了兩三下尾巴。我打個響指，狗馬上跑來，從柵欄縫擠過鼻頭，伸長舌頭舔我的手。
“過來呀!”我後退幾步招呼道。
狗猶豫不决似的回頭看看，不知所措地搖層不止。
“過裏邊來嘛！等得我好苦。”
我從衣袋掏出香口膠，剝下包裝紙給狗看。狗目不轉睛看了片刻，終於下定决心，鑽過柵欄。我模了幾下狗的腦袋，而後用手心團起香口膠，用力往月臺盡頭擲去。狗徑直跑去。
我心滿意足地扭頭回傢。
回傢電車中我好幾次自言自語：全部結束了，忘掉好了!不是為這個纔到這裏來的麽?然而我根本忘不掉，包括對直子的愛，包括她的死。因為，歸根結底，什麽都未結束。
金星是一顆雲層籠罩的炎熱的星。由於熱由於潮氣，居民大半短命。活上三十年就成傳說了。惟其如此，他們富於愛心。全體金星人愛全體金星人。他們不怨恨他人，亦不羨慕，不蔑視，不說壞話，不爭鬥不殺人。有的衹是愛和關心。
“就算今天有誰死了，我們也不悲傷。”一個金星出生的文靜的男子這樣說道，“我們在活着的時候已盡量愛了，以免後來懊悔。”
“就是說要先愛嘍？”
“不大懂你們的語言啊!”他搖頭。
“真能順利做到?”我試着問。
“若不那樣，”他說，“金星將被悲哀淹沒。”
返回宿舍，雙胞胎活像罐頭裏橄攬油炸的沙丁魚並排鑽在被窩裏，正吃吃對笑。
“您回來了?”一個說。
“去哪兒了?”
“車站。”說着，我解開領帶，鑽到雙胞胎中間，閉上眼睛。睏得要死。
“哪裏的車站?”
“幹什麽去了?”
“很遠的。看狗去了。”
“什麽樣的狗?”
“喜歡狗?”
“大大的白色的狗。不過對狗倒不怎麽喜歡。”
我點燃支煙。兩人保持沉默，直到我吸完。
“傷心?”一個問。
我默默點頭。
“睡吧。”另一個說。
我睡了。
這既是“我”的故事，又是被稱為“鼠”的那個人的故事。那個秋天，“我”們住在相距七百公裏的兩個地方。
1973年9月，這部小說始於那裏。那是入口。若有出口就好了，我想。倘沒有，寫文章便毫無意義。
彈子球的誕生
大概不至於有人對雷蒙德·莫洛尼這個名字有所記憶。
其人存在過，並且死了，如此而已。關於他的生涯，任何人都不瞭解。瞭解也超不過之於深井底部豉母蟲那個程度。
不過，彈子球發展史上首臺機是1934年由此人之手從高科技黃金雲層間帶給這個穢物多多的地面卻是一個史實。那也是阿道夫·希特勒遠隔大西洋這個巨大水窪把手搭在魏瑪階梯第一階那年。
可是，這位雷蒙德·莫洛尼其人的一生並非如賴特兄弟和貝爾那般塗滿神話色彩。既無少年時代情調溫馨的插麯，又沒有戲劇性EUREKA①(①EUREKA：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想到黃金純度測量方法時驚叫之語，“妙哉，正是它1”)。僅僅在為好事讀者寫的好事專門書的第一頁留下了名字：1934年，彈子球首臺機由雷蒙德·莫洛尼發明出來。連張照片都沒有。肖像銅像自然更談不上。
也許你這樣想：假如不存在莫洛尼，彈子球機的歷史恐怕與現在的截然不同。甚至出現都不會出現。而這一來，我們對這個莫洛尼的不當評價豈不成了忘恩之舉?可是，你若真有機會面對莫洛尼發明的首臺彈子球機“巴裏夫”，這一疑念篤定灰飛煙滅。因為個中沒有任何足以激發我們想像力的要素。
彈子球機同希特勒的步伐有一個共同點：雙方都作為時代泡沫連同某種可疑性現於人世，比之存在本身，更是其進化速度使之獲得了神話式的光環。進化的動力當然不外乎三個車輪，即高科技、資本投入以及人類的本源性欲望。
人們以可怕的速度賦予這臺原本同泥偶人大致無異的彈子球機以五花八門的能力。有人叫“發光！”有人喊“通電！”有人呼“安濮！”於是光照亮盤面，電用磁力彈擊球體，蹼(flipper)的雙管將球擲回。
記分屏(score)將操作伎倆換算成十進法數值，警示燈對劇烈的搖晃做出反應。繼而預定程序(sequence)這一形而上學式概念誕生了，奬分燈(bonuslight)、加球(extra)、重來(replay)等各種各樣的學派從中産生出來。實際上彈子球機也在這一時期帶上了某種巫術色彩。
這就是關於彈子球的小說。
彈子球研究專著《奬分》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除了換成數值的自尊心，從彈子球機中你幾乎一無所得，而失去的卻不可勝數。至少失去了時間——失去了足以建造所有歷屆總統銅像(當然是說如果你有意建造理查德·M·尼剋鬆銅像的話)的銅板都換不來的寶貴時間。
在你坐在彈子球機前持續消耗孤獨的時間過程中，也許有人閱讀普魯斯特，抑或有人一邊觀看車內電影《勇敢跟蹤》一邊同女友沉浸在性愛撫的快感中。而他們很可能成為洞察時代的作傢，或幸福美滿的夫妻。
然而彈子球機不會將你帶去任何地方，唯獨“重來”的指示燈閃亮而已。重來、重來、重來……甚至使人覺得彈子球遊戲存在本身即是為了某種永恆性。 …l
關於永恆性我們所知無多。但可以推測其投影。
彈子球的目的不在於自我表現，而在於自我變革；不在於擴張自己，而在於縮小自己；不在於分析，而在於綜合。
假如你想表現自我和擴張自己，那麽你恐怕將受到警示燈的無情報復。
祝你玩得愉快!
識別雙胞胎姐妹的辦法當然有好幾種，遺憾的是我一種都不知曉。五官也好聲音也好發型也好，全都毫無二緻。加之既沒黑痣又無青斑，真個叫人束手無策。完美的復製。對某種刺激的反應程度也毫釐不爽，就連吃的喝的唱的以至睡眠時間、月經周期都如出一轍。
雙胞胎這一狀況是怎樣一種狀況，乃是遠遠超出我想像力的問題。如果我有雙胞胎兄弟，且我倆全都一模一樣的話，我想我肯定會陷入可怕的狼狽境地。也許因為我本身存在某種問題。
可她們兩人卻全然相安無事。意識到自己無法區分她們時，我大為驚訝，甚至氣急敗壞。
“截然不同的嘛！”
“壓根兒就是兩個人。”
我一聲沒吭，聳聳肩。
至於兩人闖入我房間已過去了多少時間，我記不清楚。自從同這兩人一起生活後，我身上對時間的感覺已明顯鈍化，恰似通過細胞分裂增殖的生物對時間所懷有的那種感覺。
我和我的朋友在澀𠔌去南平臺的坡路旁一座商品樓租個套間，開了一傢專門搞翻譯的小事務所。資金是朋友父親出的，不但款額不足以大驚小怪。除了房間的權利金，衹買了三張鐵桌、十來本辭典、電話機和半打巴本威土忌；剩下的錢訂做一塊鐵招牌，琢磨出個合適名稱雕刻上去，挂到外面，又在報紙上發了一條廣告。之後兩人便四條腿搭在桌面，邊喝威士忌邊等顧客。那是1972年春天的事。
數月過後，我們發現自己一鍬挖在了富礦上。數量驚人的委托件涌進了我們小小的事務所，我們用由此得到的收入購置了空調機、電冰箱和一套家庭酒吧。
“咱們是成功人士。”朋友說。
我也躊躇滿志。有生以來我是第一次從別人口裏聽到如此溫暖的話語。
朋友同一傢他熟悉的印刷廠拉上關係，讓對方一手承印需要印刷的翻譯件，還拿了回扣。我在外國語大學的學生科招來幾個成績好的學生，把我們忙不過來的交給他們譯第一稿。雇了個女事務員，負責雜務、會計和對外聯繫。是個雙腿修長的乖巧的女孩，剛從商校畢業出來，除卻每天哼唱二十遍《便士雨》(這也是掐頭去尾)這一點，其他沒什麽明顯的缺點。“碰上她，算我們好運2”朋友說。於是給她一般公司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資，另有相當於五個月工資的奬金，夏鼕兩季各放十天假。這麽着，我們三人都過得心滿意足，快快樂樂。
這個套間是兩室帶一個廚房兼管室。莫名其妙的是廚房兼餐室竟位於兩室之間。我們用火柴桿抽簽，結果我得裏面的房間，朋友得靠外門的房間。女孩坐在中間的廚房兼餐室裏唱着《便士雨》整理賬簿，或做對水威士忌，或鼓搗捕捉蟑螂的機關。
我用必備品經費買來的兩個文件櫃置於桌子兩例，左側放未譯的，右側放譯畢的。
譯件的種類也罷委托人也罷委實多種多樣。有《美國科學》上刊載的關於滾珠軸承耐壓性的報告，有1972年度全美雞尾酒專刊，有威廉·斯坦勞的小品文，有安全颳須刀說明書。凡此種種，一律貼上期限日期標簽堆在桌子左側，經過一段時間後移到右側。每譯完一份，都要喝掉大拇指那麽寬的威士忌。
搞我們這個檔次的翻譯的好處，就是無須加進什麽想法。左手拿硬幣，啪一聲放到右手，左手騰空，右手留下硬幣，如此而已。
10點上班，4時離開。星期六三人走去附近一傢迪斯科舞廳，邊喝J&B邊和着冒牌桑塔納樂隊跳舞。’
收入不賴。從收入中扣除事務所租金，一點點必需的經費、女孩工資、臨時工酬金及稅款，剩下的分成十份，一份作為事務所存款，五份他拿，我拿四份。分法誠然原始，但在桌面上等額排開現金確是令人開心的活計。令人想起《辛辛那提年輕人》裏的斯蒂文·馬剋苗和愛德華·G·羅賓遜玩撲剋牌的鏡頭。
他五我四這一配額，我想是十分妥當的。因為實質性經營推給了他，而且我喝威士忌喝過量他也默默忍耐，毫無怨言。再說他還要負擔體弱多病的妻和三歲的兒子和一輛水箱轉眼就出毛病的“大衆”。即使這樣也還是入不敷出，總有什麽讓他部鬱寡歡。
“我也要養一對雙胞胎女孩的喲2”一天我這樣說道。他當然不肯信，依舊他拿五份，我拿四份。
如此這般，我二十五六歲的季節就流逝過去。午後陽光一般溫陽平和的日子。
“大凡人寫的東西，”我們那三色印刷的宣傳册上有這麽一句光彩奪目富有益惑性的廣告詞，“不存在人所不能理解的。”
每到半年轉來一次的閑得發慌的時候，我們三人便站在澀𠔌站前散發這小册子打發無聊。
也不知時間流過了多少，總之我在橫無際攝的沉默中行走不止。下班我返回宿舍，一面喝雙胞胎斟的美味咖啡，一面讀《純粹理性批判》，讀了一遍又一遍。
有時候，昨天的事恍若去年的，而去年的事恍若昨天的。嚴重的時候，居然覺得明年的事仿佛昨天的。在翻譯1971年9月號《埃斯加亞》刊載的肯涅斯·泰納寫的《波蘭斯基論》的時間裏，腦袋一直在琢磨滾珠軸承。
好幾個月好幾年，我一個人持續坐在深水遊泳他的底部。溫暖的水，柔和的水，以及沉默、沉默·．．．”
識別雙胞胎的辦法衹有一個，就是看她們身上的運動衫。完全褪色的海軍藍運動衫上，胸口印有白色數字。一件印“208”，一件印“209”。“2”在右例乳16之上，“8”或“9”位於左側乳蜂的上端。“0”被孤單單夾在二者之間。
頭一天我就問這號碼意味什麽。什麽也不意味，她們說。
“像是機器的出廠編號。”
“具體說來?”一個問。
“就是說，和你們同樣的人有好幾對，就用No．208和No．209區分開來。”
“不至於吧。”209說。
“生來就一對。”208道；“再說這衫是領來的。”
“在哪兒?”我問。
“超級市場的開業慶典上，白送給先到的人的。”
“我是第209個顧客。”209說。
“我是第208個顧客。”208說。
“兩人買了三包紙巾。”
“OK，這樣好了，”我說，“你叫208，你是209。這就區別開了。”我依序指着兩人。
“行不通的。”—人說。
“為什麽?”
兩人默默脫下運動衫，交換套進頭去。
“我208。”209說。
“我209。”208道。
我喟嘆一聲。
儘管如此，在必須區分兩人時,還是不得不靠編號。因為此外實在找不出識別辦法。
除了這運動衫，兩人幾乎沒別的衣服。看情形，就像散步路上闖入他人房間直接住了下來。實際怕也差不多。每周初我都給兩人一點錢，叫她們買自己需要的東西。但兩人除了保證吃飯，衹買咖啡奶油餅幹。
“沒衣服不好辦吧?”我試着問。
“沒什麽不好辦。”208回答。
“對衣服沒有興趣。”209說。
每周兩人在浴室不勝憐愛地洗一次衫。我在床上看《純粹理性批判》，時而擡眼，便瞧見兩人赤裸裸並坐在瓷磚上洗衫的身姿。這種時候，我真真切切感到自己是真的來到了遠方。原因我不明了。自從去年在遊泳池跳水臺下失去一顆假牙，屢屢有如此感覺。
下斑回來，常常看見208、209號衫在南面窗口搖來晃去，這時我甚至涌出淚水。
至於兩人為何住進我的房間，打算住到何時，至少是何人物，年齡幾何，生於何地……我都一概沒問。她們也沒提起。
我們三人或喝咖啡，或找丟失的高爾夫球，或傍晚在高爾夫球場散步，或在床上嬉鬧，如此一天天過去。主要節目是新聞解說，每天我用一個小時給兩人解說新聞。兩人無知得出奇。連緬甸和澳大利亞都混為一談。讓她們明白越南正分兩部分打仗花了三天，解釋尼剋鬆轟炸河內的原因接着耗掉四天。
“你聲援那邊?”208問。
“哪邊?”
“南邊和北邊呀。”209說。
“這——怎麽說呢，說不清。”
“為什麽7”208問。
“我又沒住在越南。”
兩人都對我的解釋感到費解。我也費解。
“想法不同纔打仗的吧?”208緊迫不捨。
“也可以這麽說。”
“就是說有兩種相對立的想法哎?”208問。
“是的。不過，世上兩相對立的想法不下一百二十萬。不，說不定更多。”
“就是說差不多跟誰都成不了朋友?”209道。
“可能。”我說，“差不多跟誰都成不了朋友。”
這就是我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預言，我付諸實施。
雙胞胎這一狀況是怎樣一種狀況，乃是遠遠超出我想像力的問題。如果我有雙胞胎兄弟，且我倆全都一模一樣的話，我想我肯定會陷入可怕的狼狽境地。也許因為我本身存在某種問題。
可她們兩人卻全然相安無事。意識到自己無法區分她們時，我大為驚訝，甚至氣急敗壞。
“截然不同的嘛！”
“壓根兒就是兩個人。”
我一聲沒吭，聳聳肩。
至於兩人闖入我房間已過去了多少時間，我記不清楚。自從同這兩人一起生活後，我身上對時間的感覺已明顯鈍化，恰似通過細胞分裂增殖的生物對時間所懷有的那種感覺。
我和我的朋友在澀𠔌去南平臺的坡路旁一座商品樓租個套間，開了一傢專門搞翻譯的小事務所。資金是朋友父親出的，不但款額不足以大驚小怪。除了房間的權利金，衹買了三張鐵桌、十來本辭典、電話機和半打巴本威土忌；剩下的錢訂做一塊鐵招牌，琢磨出個合適名稱雕刻上去，挂到外面，又在報紙上發了一條廣告。之後兩人便四條腿搭在桌面，邊喝威士忌邊等顧客。那是1972年春天的事。
數月過後，我們發現自己一鍬挖在了富礦上。數量驚人的委托件涌進了我們小小的事務所，我們用由此得到的收入購置了空調機、電冰箱和一套家庭酒吧。
“咱們是成功人士。”朋友說。
我也躊躇滿志。有生以來我是第一次從別人口裏聽到如此溫暖的話語。
朋友同一傢他熟悉的印刷廠拉上關係，讓對方一手承印需要印刷的翻譯件，還拿了回扣。我在外國語大學的學生科招來幾個成績好的學生，把我們忙不過來的交給他們譯第一稿。雇了個女事務員，負責雜務、會計和對外聯繫。是個雙腿修長的乖巧的女孩，剛從商校畢業出來，除卻每天哼唱二十遍《便士雨》(這也是掐頭去尾)這一點，其他沒什麽明顯的缺點。“碰上她，算我們好運2”朋友說。於是給她一般公司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資，另有相當於五個月工資的奬金，夏鼕兩季各放十天假。這麽着，我們三人都過得心滿意足，快快樂樂。
這個套間是兩室帶一個廚房兼管室。莫名其妙的是廚房兼餐室竟位於兩室之間。我們用火柴桿抽簽，結果我得裏面的房間，朋友得靠外門的房間。女孩坐在中間的廚房兼餐室裏唱着《便士雨》整理賬簿，或做對水威士忌，或鼓搗捕捉蟑螂的機關。
我用必備品經費買來的兩個文件櫃置於桌子兩例，左側放未譯的，右側放譯畢的。
譯件的種類也罷委托人也罷委實多種多樣。有《美國科學》上刊載的關於滾珠軸承耐壓性的報告，有1972年度全美雞尾酒專刊，有威廉·斯坦勞的小品文，有安全颳須刀說明書。凡此種種，一律貼上期限日期標簽堆在桌子左側，經過一段時間後移到右側。每譯完一份，都要喝掉大拇指那麽寬的威士忌。
搞我們這個檔次的翻譯的好處，就是無須加進什麽想法。左手拿硬幣，啪一聲放到右手，左手騰空，右手留下硬幣，如此而已。
10點上班，4時離開。星期六三人走去附近一傢迪斯科舞廳，邊喝J&B邊和着冒牌桑塔納樂隊跳舞。’
收入不賴。從收入中扣除事務所租金，一點點必需的經費、女孩工資、臨時工酬金及稅款，剩下的分成十份，一份作為事務所存款，五份他拿，我拿四份。分法誠然原始，但在桌面上等額排開現金確是令人開心的活計。令人想起《辛辛那提年輕人》裏的斯蒂文·馬剋苗和愛德華·G·羅賓遜玩撲剋牌的鏡頭。
他五我四這一配額，我想是十分妥當的。因為實質性經營推給了他，而且我喝威士忌喝過量他也默默忍耐，毫無怨言。再說他還要負擔體弱多病的妻和三歲的兒子和一輛水箱轉眼就出毛病的“大衆”。即使這樣也還是入不敷出，總有什麽讓他部鬱寡歡。
“我也要養一對雙胞胎女孩的喲2”一天我這樣說道。他當然不肯信，依舊他拿五份，我拿四份。
如此這般，我二十五六歲的季節就流逝過去。午後陽光一般溫陽平和的日子。
“大凡人寫的東西，”我們那三色印刷的宣傳册上有這麽一句光彩奪目富有益惑性的廣告詞，“不存在人所不能理解的。”
每到半年轉來一次的閑得發慌的時候，我們三人便站在澀𠔌站前散發這小册子打發無聊。
也不知時間流過了多少，總之我在橫無際攝的沉默中行走不止。下班我返回宿舍，一面喝雙胞胎斟的美味咖啡，一面讀《純粹理性批判》，讀了一遍又一遍。
有時候，昨天的事恍若去年的，而去年的事恍若昨天的。嚴重的時候，居然覺得明年的事仿佛昨天的。在翻譯1971年9月號《埃斯加亞》刊載的肯涅斯·泰納寫的《波蘭斯基論》的時間裏，腦袋一直在琢磨滾珠軸承。
好幾個月好幾年，我一個人持續坐在深水遊泳他的底部。溫暖的水，柔和的水，以及沉默、沉默·．．．”
識別雙胞胎的辦法衹有一個，就是看她們身上的運動衫。完全褪色的海軍藍運動衫上，胸口印有白色數字。一件印“208”，一件印“209”。“2”在右例乳16之上，“8”或“9”位於左側乳蜂的上端。“0”被孤單單夾在二者之間。
頭一天我就問這號碼意味什麽。什麽也不意味，她們說。
“像是機器的出廠編號。”
“具體說來?”一個問。
“就是說，和你們同樣的人有好幾對，就用No．208和No．209區分開來。”
“不至於吧。”209說。
“生來就一對。”208道；“再說這衫是領來的。”
“在哪兒?”我問。
“超級市場的開業慶典上，白送給先到的人的。”
“我是第209個顧客。”209說。
“我是第208個顧客。”208說。
“兩人買了三包紙巾。”
“OK，這樣好了，”我說，“你叫208，你是209。這就區別開了。”我依序指着兩人。
“行不通的。”—人說。
“為什麽?”
兩人默默脫下運動衫，交換套進頭去。
“我208。”209說。
“我209。”208道。
我喟嘆一聲。
儘管如此，在必須區分兩人時,還是不得不靠編號。因為此外實在找不出識別辦法。
除了這運動衫，兩人幾乎沒別的衣服。看情形，就像散步路上闖入他人房間直接住了下來。實際怕也差不多。每周初我都給兩人一點錢，叫她們買自己需要的東西。但兩人除了保證吃飯，衹買咖啡奶油餅幹。
“沒衣服不好辦吧?”我試着問。
“沒什麽不好辦。”208回答。
“對衣服沒有興趣。”209說。
每周兩人在浴室不勝憐愛地洗一次衫。我在床上看《純粹理性批判》，時而擡眼，便瞧見兩人赤裸裸並坐在瓷磚上洗衫的身姿。這種時候，我真真切切感到自己是真的來到了遠方。原因我不明了。自從去年在遊泳池跳水臺下失去一顆假牙，屢屢有如此感覺。
下斑回來，常常看見208、209號衫在南面窗口搖來晃去，這時我甚至涌出淚水。
至於兩人為何住進我的房間，打算住到何時，至少是何人物，年齡幾何，生於何地……我都一概沒問。她們也沒提起。
我們三人或喝咖啡，或找丟失的高爾夫球，或傍晚在高爾夫球場散步，或在床上嬉鬧，如此一天天過去。主要節目是新聞解說，每天我用一個小時給兩人解說新聞。兩人無知得出奇。連緬甸和澳大利亞都混為一談。讓她們明白越南正分兩部分打仗花了三天，解釋尼剋鬆轟炸河內的原因接着耗掉四天。
“你聲援那邊?”208問。
“哪邊?”
“南邊和北邊呀。”209說。
“這——怎麽說呢，說不清。”
“為什麽7”208問。
“我又沒住在越南。”
兩人都對我的解釋感到費解。我也費解。
“想法不同纔打仗的吧?”208緊迫不捨。
“也可以這麽說。”
“就是說有兩種相對立的想法哎?”208問。
“是的。不過，世上兩相對立的想法不下一百二十萬。不，說不定更多。”
“就是說差不多跟誰都成不了朋友?”209道。
“可能。”我說，“差不多跟誰都成不了朋友。”
這就是我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預言，我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