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吕日周同志简介
吕日周同志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者，曾任原平县委书记、忻州地委常委、朔州市市长、长治市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和党的十六大代表、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兼任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西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吕日周同志曾于1983年提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理论，后被经济学界称之为“融合经济”；著有《中国县级综合改革战略》、《山西省国企改革指要》、《在生活的激流中》、《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吕日周自选集》、《在清华北大的演讲》等31部专著，共700余万字；《中国改革模式》一书在德国出版发行；《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一书，曾被全国30多家刊物转载。
吕日周同志曾于2003年被评为“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被中国改革杂志列为“改革开放25年来25位代表人物”之一；当选“和谐中国?2006年度十大影响力人物”；2008年被评为“影响中国改革30年30人”之一。
吕日周同志还是电视剧《新星》主人公原型之一和电视剧《龙年档案》主人公原型。
身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洪流，我们的挑战无所不在。大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小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我们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照搬，也没有现成的章法可因循，一切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创新；事业的成败取决于勇气和智慧。
在这样的探索和创新过程中，我们不但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或先进企业的成功经验，更需要从自身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盲目排斥别人的成功经验，孤芳自赏，那么，我们的探索便有南辕北辙，走许多不必要的弯路，付出许多无谓的代价；如果盲目摈弃自己的历史或传统，妄自菲薄，那么，我们的探索便有可能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近些年来，我们在引进西方思想或借鉴西方经验方面做过大量的工作，但在挖掘自身的传统价值方面却没有付出相当的努力。二者明显失衡。
大江同志的《党史商鉴》，正是这样一个及时的补充。
不仅如此，《党史商鉴》还开辟了挖掘党史时代价值的一个全新视角。我仔细读后，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历，油然而生颇多感慨。
我在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期间，和同事们一起，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便把长治从一个有名的“贼城(城区小偷多)”和“脏城(城区脏乱差)”，治理成一流的城市；还广泛发动群众，在全市农村修建了3000多公里的高品质公路。
后来有人问我，我们依靠什么创造了“长治奇迹”？
我说，解读长治全体干部群众为什么会创造“奇迹”，靠的就是党委和政府一班人“三深（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三敢（敢于吃苦、敢于吃亏、敢于惹人）”和“三带（带头、带动、带领）”的作风。这三个“三”，说到底都是我们党当年带领人民群众搞革命时的基本作风。尤其在全民动员修路架桥期间，老百姓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空前高涨的热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感觉到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
吕日周同志是当代中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者，曾任原平县委书记、忻州地委常委、朔州市市长、长治市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和党的十六大代表、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兼任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西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吕日周同志曾于1983年提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理论，后被经济学界称之为“融合经济”；著有《中国县级综合改革战略》、《山西省国企改革指要》、《在生活的激流中》、《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吕日周自选集》、《在清华北大的演讲》等31部专著，共700余万字；《中国改革模式》一书在德国出版发行；《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一书，曾被全国30多家刊物转载。
吕日周同志曾于2003年被评为“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被中国改革杂志列为“改革开放25年来25位代表人物”之一；当选“和谐中国?2006年度十大影响力人物”；2008年被评为“影响中国改革30年30人”之一。
吕日周同志还是电视剧《新星》主人公原型之一和电视剧《龙年档案》主人公原型。
身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洪流，我们的挑战无所不在。大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小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我们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照搬，也没有现成的章法可因循，一切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创新；事业的成败取决于勇气和智慧。
在这样的探索和创新过程中，我们不但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或先进企业的成功经验，更需要从自身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盲目排斥别人的成功经验，孤芳自赏，那么，我们的探索便有南辕北辙，走许多不必要的弯路，付出许多无谓的代价；如果盲目摈弃自己的历史或传统，妄自菲薄，那么，我们的探索便有可能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近些年来，我们在引进西方思想或借鉴西方经验方面做过大量的工作，但在挖掘自身的传统价值方面却没有付出相当的努力。二者明显失衡。
大江同志的《党史商鉴》，正是这样一个及时的补充。
不仅如此，《党史商鉴》还开辟了挖掘党史时代价值的一个全新视角。我仔细读后，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历，油然而生颇多感慨。
我在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期间，和同事们一起，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便把长治从一个有名的“贼城(城区小偷多)”和“脏城(城区脏乱差)”，治理成一流的城市；还广泛发动群众，在全市农村修建了3000多公里的高品质公路。
后来有人问我，我们依靠什么创造了“长治奇迹”？
我说，解读长治全体干部群众为什么会创造“奇迹”，靠的就是党委和政府一班人“三深（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三敢（敢于吃苦、敢于吃亏、敢于惹人）”和“三带（带头、带动、带领）”的作风。这三个“三”，说到底都是我们党当年带领人民群众搞革命时的基本作风。尤其在全民动员修路架桥期间，老百姓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空前高涨的热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感觉到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的这番回答，相信有的同志一定会以为是在“讲官话”、“讲套话”。大江同志的《党史商鉴》，以现代组织管理管理的视角，创造性地挖掘我们党的历史经验（1921－1949），从而创立了一整套管理理论体系。我以自己的亲身工作经历，感觉他的观点不但适用于企业管理，同样适用于党政干部的行政管理，甚至可以说，《党史商鉴》里的基本观点，帮助我们准确回答了“依靠什么创造了‘长治奇迹’”的问题。
《党史商鉴》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为当代中国企业，找到了现代组织管理的思想土壤和智慧源泉。
我们今天确实需要这样的土壤和源泉。
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经说过，250多年前，当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高度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社会分工也随之而来，人类第一次发现可以用大规模集体作业的方式（工厂生产）取代传统的手工作坊，以此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是，人类几乎同时也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困惑：如何以比传统手工作坊更有效的方式来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
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借鉴了“军队”的管理模式。“军队”是人类最古老的组织形式之一，强调统一意志下的命令、分工与协作，可以说，现代企业的管理思想都是以此为起点向前发展的。因此，我们今天只需稍稍对西方管理思想史做一番追根溯源的思考，便不难发现“军队”的影子无所不在。
经过200多年的积累、探索和发展，“管理学”在西方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着与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传统学科等量齐观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有意思的是，当30年前，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大量的西方企业涌入中国市场，不得不面对全球化浪潮和国际竞争的中国本土企业，别无选择地与最先进的西方同行展开正面交锋。在这场激烈交锋的背后，作为竞争的“软实力”，西方企业有着200多年的管理思想作为支撑；而许多本土企业在这方面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双方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历史显然不可能再给中国企业又一个250年的时间来把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头到尾重走一遍，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困惑或压力，丝毫不亚于250多年前的西方同行。
于是，“向西方学习”便成为中国企业的自然选择。
学习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任何学习都不能是照搬，都必须和本土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如果我们远离自己脚下的思想土壤，脱离自己身后的人文背景，那么，学习就有很有可能演化为片面而机械地简单摹仿。简单摹仿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大江同志的努力，便是通过《党史商鉴》的系统论述，为我们发掘这样的“土壤”，把党的优良传统注入企业改革中，使之产生顽强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创造。
我不仅应大江同志之邀，欣然为之作序，而且，我在讲演和调研时，所到之处都向大家宣传《党史商鉴》。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还大量购买了这部书，赠送给企业家和各级领导干部。
希望我的这些文字，能够帮助读者朋友更加准确地认识《党史商鉴》的价值。
《党史商鉴》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为当代中国企业，找到了现代组织管理的思想土壤和智慧源泉。
我们今天确实需要这样的土壤和源泉。
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经说过，250多年前，当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高度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社会分工也随之而来，人类第一次发现可以用大规模集体作业的方式（工厂生产）取代传统的手工作坊，以此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是，人类几乎同时也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困惑：如何以比传统手工作坊更有效的方式来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
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借鉴了“军队”的管理模式。“军队”是人类最古老的组织形式之一，强调统一意志下的命令、分工与协作，可以说，现代企业的管理思想都是以此为起点向前发展的。因此，我们今天只需稍稍对西方管理思想史做一番追根溯源的思考，便不难发现“军队”的影子无所不在。
经过200多年的积累、探索和发展，“管理学”在西方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着与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传统学科等量齐观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有意思的是，当30年前，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大量的西方企业涌入中国市场，不得不面对全球化浪潮和国际竞争的中国本土企业，别无选择地与最先进的西方同行展开正面交锋。在这场激烈交锋的背后，作为竞争的“软实力”，西方企业有着200多年的管理思想作为支撑；而许多本土企业在这方面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双方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历史显然不可能再给中国企业又一个250年的时间来把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头到尾重走一遍，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困惑或压力，丝毫不亚于250多年前的西方同行。
于是，“向西方学习”便成为中国企业的自然选择。
学习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任何学习都不能是照搬，都必须和本土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如果我们远离自己脚下的思想土壤，脱离自己身后的人文背景，那么，学习就有很有可能演化为片面而机械地简单摹仿。简单摹仿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大江同志的努力，便是通过《党史商鉴》的系统论述，为我们发掘这样的“土壤”，把党的优良传统注入企业改革中，使之产生顽强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创造。
我不仅应大江同志之邀，欣然为之作序，而且，我在讲演和调研时，所到之处都向大家宣传《党史商鉴》。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还大量购买了这部书，赠送给企业家和各级领导干部。
希望我的这些文字，能够帮助读者朋友更加准确地认识《党史商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