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1年初,即改革开放初期走进中南海的,是改革开放决策的参与者和改革措施的实践者之一。在回顾改革开放是怎样走过来的之前,我想首先简要介绍一下走进中南海之前的日子。
我的家庭
1929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六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县西南乡田家东史村(1950年这个乡改为汶阳镇,随第一区划归肥城县管辖)。田家东史村坐落在山东省泰山西南约40公里的大汶河北岸。这里是泰肥山区中仅有的一片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人所称“汶阳之田”即指此地。
我的家庭在当地算是个名门望族。我的祖母生下我父亲兄弟姊妹11人,7男4女,1男1女小时夭折,活下来9个,6男3女。抗战前,全家人口已达32口之多,且在一个锅里吃饭。家中有我的曾祖母(曾祖父英年去世)、祖父母、我的父辈兄弟姊妹及我们这一代。祖父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当过乡里正(即乡长),知书达理,崇尚文化,为人正直,不信神教,不崇洋人,乐善好施,广交朋友,思想比较进步,重视儿孙们的文化学习。我的父亲田景韩(原名田锡琦),在兄弟中排行老大,1927年就读于济南省立高级师范,以后又在泰安县城里教书。我二叔田晋臣(原名田锡廷),继我祖父在当地当乡长。三叔田锡贞在家经营一小中药店。四叔早年夭折。五叔田锡珉、六叔田锡琰、七叔田笑海(原名田锡珊)3人在家务农,他们有的上过中学,有的上过小学或私塾,都有一定文化知识。我的父亲,在父辈中是学历最高的。他性格耿直,为人憨厚,但不善交际,一生在曲折坎坷中度过。他在泰安县城教书期间,我的祖父、叔父们背后多称他是书呆子,认死理。
“田家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长驱直入,未遇任何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东的济南和泰安。在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下,泰西地区抗日烽火四起。1938年,我父亲和二叔拉起了抗日游击队,父亲任政委,二叔任队长,三叔、七叔和我大哥也先后参加了这支队伍,在泰山南部大汶河一带打击日伪军,被当时泰西人民称为“田家军”。随着形势的变化,我父亲先后任泰西县抗日政府民教局长、冀鲁豫边区聊城专署文教局长、聊城中学校长、菏泽中学校长、冀鲁豫行署文教处教育科长等职。1953年,他在担任菏泽中学校长期间,据说在给学生上课时讲了江青的什么坏话(后来才知道,是说江青原来不叫江青,叫蓝苹,与毛主席结婚是康生介绍的,并说中央对她有约法三章,不许她过问政治等),菏泽地委书记与他个别谈话时谈崩了,一气之下他辞职回家。1954年,菏泽地委派人又把他请回来,给了他撤职处分,分配到单县中学任教。“文革”中他被调到河南省洛阳市六机部所属柴油机厂的职工中学任教,又因上课时讲了什么“错话”被打成“反革命”。
我的家庭
1929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六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县西南乡田家东史村(1950年这个乡改为汶阳镇,随第一区划归肥城县管辖)。田家东史村坐落在山东省泰山西南约40公里的大汶河北岸。这里是泰肥山区中仅有的一片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人所称“汶阳之田”即指此地。
我的家庭在当地算是个名门望族。我的祖母生下我父亲兄弟姊妹11人,7男4女,1男1女小时夭折,活下来9个,6男3女。抗战前,全家人口已达32口之多,且在一个锅里吃饭。家中有我的曾祖母(曾祖父英年去世)、祖父母、我的父辈兄弟姊妹及我们这一代。祖父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当过乡里正(即乡长),知书达理,崇尚文化,为人正直,不信神教,不崇洋人,乐善好施,广交朋友,思想比较进步,重视儿孙们的文化学习。我的父亲田景韩(原名田锡琦),在兄弟中排行老大,1927年就读于济南省立高级师范,以后又在泰安县城里教书。我二叔田晋臣(原名田锡廷),继我祖父在当地当乡长。三叔田锡贞在家经营一小中药店。四叔早年夭折。五叔田锡珉、六叔田锡琰、七叔田笑海(原名田锡珊)3人在家务农,他们有的上过中学,有的上过小学或私塾,都有一定文化知识。我的父亲,在父辈中是学历最高的。他性格耿直,为人憨厚,但不善交际,一生在曲折坎坷中度过。他在泰安县城教书期间,我的祖父、叔父们背后多称他是书呆子,认死理。
“田家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长驱直入,未遇任何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东的济南和泰安。在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下,泰西地区抗日烽火四起。1938年,我父亲和二叔拉起了抗日游击队,父亲任政委,二叔任队长,三叔、七叔和我大哥也先后参加了这支队伍,在泰山南部大汶河一带打击日伪军,被当时泰西人民称为“田家军”。随着形势的变化,我父亲先后任泰西县抗日政府民教局长、冀鲁豫边区聊城专署文教局长、聊城中学校长、菏泽中学校长、冀鲁豫行署文教处教育科长等职。1953年,他在担任菏泽中学校长期间,据说在给学生上课时讲了江青的什么坏话(后来才知道,是说江青原来不叫江青,叫蓝苹,与毛主席结婚是康生介绍的,并说中央对她有约法三章,不许她过问政治等),菏泽地委书记与他个别谈话时谈崩了,一气之下他辞职回家。1954年,菏泽地委派人又把他请回来,给了他撤职处分,分配到单县中学任教。“文革”中他被调到河南省洛阳市六机部所属柴油机厂的职工中学任教,又因上课时讲了什么“错话”被打成“反革命”。
父亲革命一生却被打成“反革命”,蒙受不白之冤,我帮助父亲写了申诉书,后经平反,办理了离休手续。
我母亲是一位善良贤惠的女性,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很有教养。她的父亲即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也是我读私塾时的老师。抗日战争前,母亲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以身作则,勤勤恳恳,很受妯娌们的尊重。父亲参加抗日工作后,不论父亲处境如何,母亲都与之相随,照顾父亲的生活。在战争年代,因父亲与我们弟兄3个都先后参加抗日工作,母亲整天牵挂我们,思虑过多,患上了失眠症。1971年,我刚从“五七”干校调回机关,就将父母亲接至成都一起生活。那时,我们缺乏医疗知识,听人说服安眠药有副作用,千方百计不让母亲吃安眠药,老拿维生素片骗她。她彻夜失眠,万分痛苦,终因心力衰竭于1973年去世,享年68岁。其实,她一个家庭妇女,又不管国家大事,糊涂点又咋的!为什么不让她多活几年!我真是后悔莫及。
1981年,我调到国务院工作后,把父亲迁来北京。他老人家1991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86岁。
少小投奔八路军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年月,周边一些大的村镇也被日本人设为据点,我的家庭多次被查抄。这时我的家人已不能在家正常生活,有的投亲靠友,有的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我随母亲有时躲在外祖父母家,有时躲在大姨家。一次在汉奸带着日本人查抄我家时,我和二叔家长子田纪霞、三叔家长子田纪雯3人都跑到一家近邻躲藏,三叔家比我长一岁的田纪雯被汉奸认出,当场遭枪杀。这时我们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亲戚家也都怕受牵连不敢收留我们。于是,1941年冬,刚满12岁的我便和二叔家刚满13岁的田继霞一起,由地下交通员秘密护送,离开可爱的家乡,西渡黄河,奔赴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为了使负担分散一点,我先是投奔七叔任参谋长的独立团当了一名小八路,田纪霞直接去了二叔任厂长的八路军一分区所属抗属工厂。独立团团部的同志对我都很好,我七叔有时让我当通讯员,有时让我到厨房帮炊事员洗菜,老号长有时拉我去教我吹号。但就是夜行军不行,一上路就打瞌睡,七叔常常把马让我骑,但我打瞌睡会从马背上掉下来;七叔有时把我拴在马尾巴上拉着走,也会打瞌睡摔到沟里去。无奈,半年后,七叔把我送去抗属工厂当了童工。这个工厂主要是为部队生产地雷、手榴弹,也织袜子、毛巾,熬肥皂。在工厂我学会了翻砂浇铸手榴弹弹壳、织袜子等。工厂员工多系工农出身,有文化的不多,我这小学生也算是“知识分子”了,教大家识字、唱歌。干了近一年,组织上认为我们年龄小,又有一定文化基础,可以培养,送我和田纪霞到山东茌平县抗日政府领导的抗属小学上学。这个学校完全是抗日家属子弟,实行供给制。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根据形势经常流动。
我母亲是一位善良贤惠的女性,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很有教养。她的父亲即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也是我读私塾时的老师。抗日战争前,母亲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以身作则,勤勤恳恳,很受妯娌们的尊重。父亲参加抗日工作后,不论父亲处境如何,母亲都与之相随,照顾父亲的生活。在战争年代,因父亲与我们弟兄3个都先后参加抗日工作,母亲整天牵挂我们,思虑过多,患上了失眠症。1971年,我刚从“五七”干校调回机关,就将父母亲接至成都一起生活。那时,我们缺乏医疗知识,听人说服安眠药有副作用,千方百计不让母亲吃安眠药,老拿维生素片骗她。她彻夜失眠,万分痛苦,终因心力衰竭于1973年去世,享年68岁。其实,她一个家庭妇女,又不管国家大事,糊涂点又咋的!为什么不让她多活几年!我真是后悔莫及。
1981年,我调到国务院工作后,把父亲迁来北京。他老人家1991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86岁。
少小投奔八路军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年月,周边一些大的村镇也被日本人设为据点,我的家庭多次被查抄。这时我的家人已不能在家正常生活,有的投亲靠友,有的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我随母亲有时躲在外祖父母家,有时躲在大姨家。一次在汉奸带着日本人查抄我家时,我和二叔家长子田纪霞、三叔家长子田纪雯3人都跑到一家近邻躲藏,三叔家比我长一岁的田纪雯被汉奸认出,当场遭枪杀。这时我们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亲戚家也都怕受牵连不敢收留我们。于是,1941年冬,刚满12岁的我便和二叔家刚满13岁的田继霞一起,由地下交通员秘密护送,离开可爱的家乡,西渡黄河,奔赴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为了使负担分散一点,我先是投奔七叔任参谋长的独立团当了一名小八路,田纪霞直接去了二叔任厂长的八路军一分区所属抗属工厂。独立团团部的同志对我都很好,我七叔有时让我当通讯员,有时让我到厨房帮炊事员洗菜,老号长有时拉我去教我吹号。但就是夜行军不行,一上路就打瞌睡,七叔常常把马让我骑,但我打瞌睡会从马背上掉下来;七叔有时把我拴在马尾巴上拉着走,也会打瞌睡摔到沟里去。无奈,半年后,七叔把我送去抗属工厂当了童工。这个工厂主要是为部队生产地雷、手榴弹,也织袜子、毛巾,熬肥皂。在工厂我学会了翻砂浇铸手榴弹弹壳、织袜子等。工厂员工多系工农出身,有文化的不多,我这小学生也算是“知识分子”了,教大家识字、唱歌。干了近一年,组织上认为我们年龄小,又有一定文化基础,可以培养,送我和田纪霞到山东茌平县抗日政府领导的抗属小学上学。这个学校完全是抗日家属子弟,实行供给制。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根据形势经常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