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4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我35岁了。
我的身体在这一年出了一些故障，先是胃，然后是颈椎。被透支的身体开始对我进行系统性的清算，因此我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看病和调养。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电饭煲煲粥，下午再去游泳。生活非常规律。
我戒了烟，极少喝酒。
我看书，思考，站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远眺。
2004年，我写了这部《半夏》。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好迎来了我的第三个本命年。我希望在我的本命年里世界和平、国泰民安，自己也能够顺利一些。
在《半夏》快要完成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我正在写书的消息。他听了后，感到非常高兴。
这本书献给我的爸爸妈妈，我只愿他们健康、长寿。
2004年11月22日
于北京科技大学
第一章
黄昏的时候，南方的海滨城市在舒缓的秋风中有一种特殊的清亮。这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性季风气候的黄昏，刚才还淤积在城市中的那些夏季的余热仿佛是海滩边搁浅的藻类，潮水轻轻一扑，便席卷而去。这是这个城市最迷人的时刻之一了。
周越坐在十七楼的办公室里，透过落地窗看着黄昏在鳞次栉比的楼群中交递着巨大的身影，不禁有一阵小小的神驰。
周越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被一个电话缠住了，是慈善协会的一个负责人，因为他们公司前不久参加了一次为孤寡老人募捐的活动，所以这次专程打电话来致谢，并给他交代了一下这批善款的使用情况。
对方极尽周至客气，一会问一句“不耽误您的时间吧，周总”。周越心想，倒是有些耽误，但嘴里又只好“没事没事”地客气，就这样耽误了将近二十分钟时间。
周越把车从地下车库里开出来的时候想，晚上的饭局可能要迟到了。
这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寻常的下班高峰，寻常的堵车。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好像患了红眼病似的，通红地瞪着。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岗亭上竖了一面广告牌，上面列举了这个城市曾经倡导的市民规范，因为年代久远加上风吹日晒，所以颜色显得有些斑驳模糊，隐约可以看到其中的一条：不随地便溺。刚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周越还在市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工作，提案的原文是：不随地大小便。当周越第一次接触到这份由政协委员提交的行为规范后，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让周越想起大学的时候，球场器材仓库墙壁上用红漆涂写的一排血淋淋的大字：此处小便者是猪。后来不知道是谁用黑笔在前面加了两个字，于是这句口号变成了：不在此处小便者是猪。再后来这面颇具思辨意义的墙变成了一个表达爱慕的地方，先是有人写了一行字：外语系的彭笙我可以拥抱你么－－彭笙是那时的一个著名的美女。有人替彭笙回答：可以，报上名来。于是一夜之间，整面墙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
据说美女彭笙在某个黄昏的时候，戴着墨镜亲自来到了这面写满英名的墙前凭吊了一番，唏嘘不已。
后来，这个政协委员的提议被通过了，于是几乎一夜之间，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挂满了这句短小的口号－－美中不足的是“大小便”被修改成了“便溺”。
这点让周越觉得非常不以为然，标语就得平民化，就得琅琅上口，“便溺”这词无论是在发音上还是在语感上都比“大小便”差了许多。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在延安的时候，就对这种自以为有学问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评，这个著名的批评被收进了他的演讲稿《反对党八股》。
有一次周越乘车去中原的一个城市，看到路边有标语称：“遇到车匪路霸，打死有功！”周越看到以后觉得非常振奋，完全感受到了当地政府对于车匪路霸这种社会丑恶现象坚决镇压的决心。如果把这句话改成：“鼓励公民在遇到车匪路霸时见义勇为”，固然在法律意义上严谨了许多，可威慑力和煽动性就差老鼻子了，缺乏中国特色。
好在这个口号提的时间也不长，估计是全市人民都认为，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化的今天，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城市，总把大小便的事情挂在嘴边的确有些不雅，毕竟走在街头上的海外宾朋越来越多了。
虽然已是仲秋天气，汽车里不开空调还是显得有点闷热。城区禁止鸣号已经好几年了，还是有一两个耐不住性子的人按了喇叭。烟头和浓痰是这个城市的新贵们最近养成的两个毛病，在塞车的时候尤其明显。路口的交警们一边警惕地制止那些不守规则的行人和自行车，一边对那些用屁股喘气的华丽的钢铁长龙丢去哀怨的一瞥。
收音机里一对贫不拉唧的主持人，先是给大家讲述了一些演艺界的八卦新闻，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性病广告，看来前几年大家集体补肾补出了问题。一位年轻姑娘在广播里拿腔拿调地嗲声道：“要性（幸）福，不要性病。”声音非常低俗，周越忍不住笑了起来。
六点的时候，王刚来电话催了，“怎么还没到啊？”
“堵车。”周越说，“你们先把菜点起来，堵的厉害，什么时候到还没准呢。”
王刚问：“菜点什么标准啊？”
周越说：“人你看到了么？人要漂亮就上龙虾，要是柴火妞的话就对付点萝卜青菜得了。”
王刚说：“人还没到呢。我媳妇那谱你还不了解？让你手持鲜花在门口迎驾呢。”
“你媳妇憋的什么坏啊？”周越说，“三天两头给我介绍对象。她也真不够讲究的了，你看那都是些什么货色啊，这些人白天都不让进市区吧！她就怎么那么恨我呢？又恶心我又让我破财。我可告诉你啊，再这样下去我可快破产了。你媳妇不是借着给我介绍对象改善生活吧？她要是真对我这么好的话，下次再有这事叫你媳妇请客得了。”
2004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我35岁了。
我的身体在这一年出了一些故障，先是胃，然后是颈椎。被透支的身体开始对我进行系统性的清算，因此我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看病和调养。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电饭煲煲粥，下午再去游泳。生活非常规律。
我戒了烟，极少喝酒。
我看书，思考，站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远眺。
2004年，我写了这部《半夏》。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好迎来了我的第三个本命年。我希望在我的本命年里世界和平、国泰民安，自己也能够顺利一些。
在《半夏》快要完成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我正在写书的消息。他听了后，感到非常高兴。
这本书献给我的爸爸妈妈，我只愿他们健康、长寿。
2004年11月22日
于北京科技大学
第一章
黄昏的时候，南方的海滨城市在舒缓的秋风中有一种特殊的清亮。这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性季风气候的黄昏，刚才还淤积在城市中的那些夏季的余热仿佛是海滩边搁浅的藻类，潮水轻轻一扑，便席卷而去。这是这个城市最迷人的时刻之一了。
周越坐在十七楼的办公室里，透过落地窗看着黄昏在鳞次栉比的楼群中交递着巨大的身影，不禁有一阵小小的神驰。
周越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被一个电话缠住了，是慈善协会的一个负责人，因为他们公司前不久参加了一次为孤寡老人募捐的活动，所以这次专程打电话来致谢，并给他交代了一下这批善款的使用情况。
对方极尽周至客气，一会问一句“不耽误您的时间吧，周总”。周越心想，倒是有些耽误，但嘴里又只好“没事没事”地客气，就这样耽误了将近二十分钟时间。
周越把车从地下车库里开出来的时候想，晚上的饭局可能要迟到了。
这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寻常的下班高峰，寻常的堵车。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好像患了红眼病似的，通红地瞪着。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岗亭上竖了一面广告牌，上面列举了这个城市曾经倡导的市民规范，因为年代久远加上风吹日晒，所以颜色显得有些斑驳模糊，隐约可以看到其中的一条：不随地便溺。刚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周越还在市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工作，提案的原文是：不随地大小便。当周越第一次接触到这份由政协委员提交的行为规范后，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让周越想起大学的时候，球场器材仓库墙壁上用红漆涂写的一排血淋淋的大字：此处小便者是猪。后来不知道是谁用黑笔在前面加了两个字，于是这句口号变成了：不在此处小便者是猪。再后来这面颇具思辨意义的墙变成了一个表达爱慕的地方，先是有人写了一行字：外语系的彭笙我可以拥抱你么－－彭笙是那时的一个著名的美女。有人替彭笙回答：可以，报上名来。于是一夜之间，整面墙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
据说美女彭笙在某个黄昏的时候，戴着墨镜亲自来到了这面写满英名的墙前凭吊了一番，唏嘘不已。
后来，这个政协委员的提议被通过了，于是几乎一夜之间，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挂满了这句短小的口号－－美中不足的是“大小便”被修改成了“便溺”。
这点让周越觉得非常不以为然，标语就得平民化，就得琅琅上口，“便溺”这词无论是在发音上还是在语感上都比“大小便”差了许多。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在延安的时候，就对这种自以为有学问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评，这个著名的批评被收进了他的演讲稿《反对党八股》。
有一次周越乘车去中原的一个城市，看到路边有标语称：“遇到车匪路霸，打死有功！”周越看到以后觉得非常振奋，完全感受到了当地政府对于车匪路霸这种社会丑恶现象坚决镇压的决心。如果把这句话改成：“鼓励公民在遇到车匪路霸时见义勇为”，固然在法律意义上严谨了许多，可威慑力和煽动性就差老鼻子了，缺乏中国特色。
好在这个口号提的时间也不长，估计是全市人民都认为，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化的今天，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城市，总把大小便的事情挂在嘴边的确有些不雅，毕竟走在街头上的海外宾朋越来越多了。
虽然已是仲秋天气，汽车里不开空调还是显得有点闷热。城区禁止鸣号已经好几年了，还是有一两个耐不住性子的人按了喇叭。烟头和浓痰是这个城市的新贵们最近养成的两个毛病，在塞车的时候尤其明显。路口的交警们一边警惕地制止那些不守规则的行人和自行车，一边对那些用屁股喘气的华丽的钢铁长龙丢去哀怨的一瞥。
收音机里一对贫不拉唧的主持人，先是给大家讲述了一些演艺界的八卦新闻，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性病广告，看来前几年大家集体补肾补出了问题。一位年轻姑娘在广播里拿腔拿调地嗲声道：“要性（幸）福，不要性病。”声音非常低俗，周越忍不住笑了起来。
六点的时候，王刚来电话催了，“怎么还没到啊？”
“堵车。”周越说，“你们先把菜点起来，堵的厉害，什么时候到还没准呢。”
王刚问：“菜点什么标准啊？”
周越说：“人你看到了么？人要漂亮就上龙虾，要是柴火妞的话就对付点萝卜青菜得了。”
王刚说：“人还没到呢。我媳妇那谱你还不了解？让你手持鲜花在门口迎驾呢。”
“你媳妇憋的什么坏啊？”周越说，“三天两头给我介绍对象。她也真不够讲究的了，你看那都是些什么货色啊，这些人白天都不让进市区吧！她就怎么那么恨我呢？又恶心我又让我破财。我可告诉你啊，再这样下去我可快破产了。你媳妇不是借着给我介绍对象改善生活吧？她要是真对我这么好的话，下次再有这事叫你媳妇请客得了。”
王刚呵呵笑着，“积点德吧，你那张嘴，抓紧点，这次可是个美女医生－－兽医。你不是毛病多么，她都能治。”
王刚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小官僚，借着现任副市长岳父的力道，这些年顺风顺水的，去年还被派到市属某集团公司任副总挂职锻炼。三十刚出头的年龄，前途不可限量。
王刚来自江西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一家中学的教导主任。为了让儿子成才，其父称得上是呕心沥血，毕其生功力于一役。像一切农村的老人一样，他把能送儿子去北京上大学当成了人生的最高理想。王刚也争气，以县城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北京。
第一天报到时，父子俩穿着同样款式的崭新的中山装来到寝室，把正躺在床上的周越吓了一跳。这爷俩隔世的装扮和谦恭的笑容也是如出一辙，王刚的爸爸见了周越就递烟，满口的客套话，周越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弄得比他们爷俩还不好意思。没说上几句话，王刚的爸爸就开始把王刚托付给周越，其郑重与信任让周越觉得有点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感觉。
王刚上了大学之后，其父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被查出患有很多慢性疾病，因此王刚的大学生活一直很窘迫。王刚继承了乃父的坚韧和谦虚，但他并没有因为出身偏远而畏缩，从入校起成绩就一直是全优的。刚入校时，王刚一口江西地方话，舌头硬得周越恨不得用火筷子给他烫烫卷。这个现象到大学毕业了也没有什么改观，最后周越也失去了改造他的信心。
周越对王刚说：“也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说方言的，看来你的仕途也无可限量。不过你们江西话比起四川话和湖南话还是差了一点，像裹了小脚的老太太一样，有点撩不开步的感觉。”
而王刚从进大学开始就崇拜周越。周越虽然在学业和政治表现上比较后进，但他觉得周越身上有一股乱世行春秋事的侠义作风，把一切高尚东西庸俗化的玩世不恭劲几乎颠覆了王刚的世界观。
作为一个家境不坏的北京孩子，周越在用钱方面也是大方得惊人。而周越确实也没有辜负王刚父亲的托付，在王刚困难的时期，周越总能用一种得体的方法去帮助王刚。
大一下半学期的时候，周越就跟王刚合了伙，饭票菜票基本上都是周越去买，王刚的分工是排队打饭。有一年过春节，王刚想回家但又心疼路费，就推说想利用寒假补补功课。刚开始周越没在意，还邀请王刚一起吃年夜饭，后来一琢磨不对，王刚门门功课优秀还需要补哪门子的课？肯定是怕花钱！
于是放假前，周越替王刚订了回家的车票，然后又硬塞给王刚二百元钱，告诉他自己最近手气奇顺，打麻将老是清一色杠上开花，这不义之财得大家匀着花，否则要出事。王刚知道周越不好赌，只是想出这么个借口帮帮自己，眼窝里热得要出水。
临上火车前周越又从家里拎了一堆北京的土特产和补品嘱咐王刚带给他爸爸，这个时候王刚终于控制不住，眼泪哗哗直流。周越看着心里也难受，硬把王刚推上了火车。他们两个的深厚友谊从此奠定下来。
王刚虽然和周越关系笃厚，但并没有妨碍他偷着摸着进步。大学毕业前，王刚入了党，这下招来周越一通暴损，王刚羞愧地觉得从此再无颜面和周越相处。但后来有一次，周越醉醺醺地搂着王刚的肩膀说：“你呀，别在意别人怎么说，你将来一定比我们都有出息。我这个人，就是爽快爽快嘴，成不了什么大事情，你只要这么夹着尾巴昧着良心继续钻营下去，将来至少能弄个部长干干。”
大学毕业后，留京指标的竞争极其激烈，几个去中直机关的名额还不够照顾关系户。王刚心灰意冷，动了回家乡的念头，周越劝住了他。正好那时几个开放港口要人，周越的父母在他毕业的那年也到美国帮他哥哥周齐带孩子去了，周越似乎也厌倦了在北京的生活，于是他们两个双双来到了这个滨海城市，同时进了市直机关。
还真应了周越的那句话，王刚工作十年，蚂蚁搬家似的一步也不肯落空，集腋成裘般的进步。而周越，延续着大学里的二五劲：领导布置好的事情，到他那儿就有别扭；领导讲完了话，他总要修正补充两点。长期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没两年就从机关被充实到了一个半死不活的小公司，小公司倒闭后又换了一家公司继续倒闭。
最后他又被调去一家外贸公司，该公司是正在重组的市属企业国悦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原先内定的一个总经理，因为惧怕海里的风险，迟迟不肯离开机关就职。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周越临时被任命为代总经理。好在周越的运气不错，加上国运昌盛，几番闪转腾挪后，公司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了起来。周越偏安一隅，占山为王，而王刚这些年来的吃请和招待的费用凡是不好报销的统统由周越来买单。他们之间的狼狈关系，就更加紧密了。
王刚在市府办公厅时天天早来晚走，恨不得把机关所有的水壶都给灌满了，走廊里的地板也拖得像猪油涂过一般，不仅领导看着顺眼，就是机关的驾驶员和门房大爷们看到他也跟看到亲人一样，因此深得方主任的器重。
方主任退下来之前，张罗着把王刚介绍给了市政府莫秘书长的女儿莫芸芸。莫芸芸是莫秘书长的镇宅女儿，上有两个哥哥，独得老父的宠爱，家里的事情可以做一大半主。莫芸芸长得倒不难看，就是态度清高得像一头长颈鹿，不搬个梯子是不容易瞻仰到她的表情的。
王刚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小官僚，借着现任副市长岳父的力道，这些年顺风顺水的，去年还被派到市属某集团公司任副总挂职锻炼。三十刚出头的年龄，前途不可限量。
王刚来自江西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一家中学的教导主任。为了让儿子成才，其父称得上是呕心沥血，毕其生功力于一役。像一切农村的老人一样，他把能送儿子去北京上大学当成了人生的最高理想。王刚也争气，以县城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北京。
第一天报到时，父子俩穿着同样款式的崭新的中山装来到寝室，把正躺在床上的周越吓了一跳。这爷俩隔世的装扮和谦恭的笑容也是如出一辙，王刚的爸爸见了周越就递烟，满口的客套话，周越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弄得比他们爷俩还不好意思。没说上几句话，王刚的爸爸就开始把王刚托付给周越，其郑重与信任让周越觉得有点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感觉。
王刚上了大学之后，其父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被查出患有很多慢性疾病，因此王刚的大学生活一直很窘迫。王刚继承了乃父的坚韧和谦虚，但他并没有因为出身偏远而畏缩，从入校起成绩就一直是全优的。刚入校时，王刚一口江西地方话，舌头硬得周越恨不得用火筷子给他烫烫卷。这个现象到大学毕业了也没有什么改观，最后周越也失去了改造他的信心。
周越对王刚说：“也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说方言的，看来你的仕途也无可限量。不过你们江西话比起四川话和湖南话还是差了一点，像裹了小脚的老太太一样，有点撩不开步的感觉。”
而王刚从进大学开始就崇拜周越。周越虽然在学业和政治表现上比较后进，但他觉得周越身上有一股乱世行春秋事的侠义作风，把一切高尚东西庸俗化的玩世不恭劲几乎颠覆了王刚的世界观。
作为一个家境不坏的北京孩子，周越在用钱方面也是大方得惊人。而周越确实也没有辜负王刚父亲的托付，在王刚困难的时期，周越总能用一种得体的方法去帮助王刚。
大一下半学期的时候，周越就跟王刚合了伙，饭票菜票基本上都是周越去买，王刚的分工是排队打饭。有一年过春节，王刚想回家但又心疼路费，就推说想利用寒假补补功课。刚开始周越没在意，还邀请王刚一起吃年夜饭，后来一琢磨不对，王刚门门功课优秀还需要补哪门子的课？肯定是怕花钱！
于是放假前，周越替王刚订了回家的车票，然后又硬塞给王刚二百元钱，告诉他自己最近手气奇顺，打麻将老是清一色杠上开花，这不义之财得大家匀着花，否则要出事。王刚知道周越不好赌，只是想出这么个借口帮帮自己，眼窝里热得要出水。
临上火车前周越又从家里拎了一堆北京的土特产和补品嘱咐王刚带给他爸爸，这个时候王刚终于控制不住，眼泪哗哗直流。周越看着心里也难受，硬把王刚推上了火车。他们两个的深厚友谊从此奠定下来。
王刚虽然和周越关系笃厚，但并没有妨碍他偷着摸着进步。大学毕业前，王刚入了党，这下招来周越一通暴损，王刚羞愧地觉得从此再无颜面和周越相处。但后来有一次，周越醉醺醺地搂着王刚的肩膀说：“你呀，别在意别人怎么说，你将来一定比我们都有出息。我这个人，就是爽快爽快嘴，成不了什么大事情，你只要这么夹着尾巴昧着良心继续钻营下去，将来至少能弄个部长干干。”
大学毕业后，留京指标的竞争极其激烈，几个去中直机关的名额还不够照顾关系户。王刚心灰意冷，动了回家乡的念头，周越劝住了他。正好那时几个开放港口要人，周越的父母在他毕业的那年也到美国帮他哥哥周齐带孩子去了，周越似乎也厌倦了在北京的生活，于是他们两个双双来到了这个滨海城市，同时进了市直机关。
还真应了周越的那句话，王刚工作十年，蚂蚁搬家似的一步也不肯落空，集腋成裘般的进步。而周越，延续着大学里的二五劲：领导布置好的事情，到他那儿就有别扭；领导讲完了话，他总要修正补充两点。长期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没两年就从机关被充实到了一个半死不活的小公司，小公司倒闭后又换了一家公司继续倒闭。
最后他又被调去一家外贸公司，该公司是正在重组的市属企业国悦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原先内定的一个总经理，因为惧怕海里的风险，迟迟不肯离开机关就职。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周越临时被任命为代总经理。好在周越的运气不错，加上国运昌盛，几番闪转腾挪后，公司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了起来。周越偏安一隅，占山为王，而王刚这些年来的吃请和招待的费用凡是不好报销的统统由周越来买单。他们之间的狼狈关系，就更加紧密了。
王刚在市府办公厅时天天早来晚走，恨不得把机关所有的水壶都给灌满了，走廊里的地板也拖得像猪油涂过一般，不仅领导看着顺眼，就是机关的驾驶员和门房大爷们看到他也跟看到亲人一样，因此深得方主任的器重。
方主任退下来之前，张罗着把王刚介绍给了市政府莫秘书长的女儿莫芸芸。莫芸芸是莫秘书长的镇宅女儿，上有两个哥哥，独得老父的宠爱，家里的事情可以做一大半主。莫芸芸长得倒不难看，就是态度清高得像一头长颈鹿，不搬个梯子是不容易瞻仰到她的表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