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嘎”是葛存壮的简称。他的老友和老同事都叫他“老嘎”。我先前叫他全名。结婚以后，再叫全名觉得有点生分，怎么叫呢?那时，我觉得革命队伍中互称老某、小某，都显得豪爽亲切，干脆也就称他“老嘎”吧。写书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完全应该称老嘎。　　至于“小嘎”，是葛优的小名，是随他爸爸老嘎的名字来的。从小到现在，我和他爸，还有看着他长大的叔叔阿姨们也这样叫他，我写起来也很顺手。　　至于为什么不叫老葛而叫老嘎?那是他在大连拍摄影片《六号门》时，当地人问他姓什么。　　他说：“姓葛。”　　“什么葛？”　　“诸葛亮的葛。”　　“哦!诸嘎(葛)亮的嘎。”大连人就称呼他为“老嘎”。　　剧组里的同事们也随着叫他老嘎，葛存壮的名字就演变成老嘎了。

　　葛优是一个早产儿，降生在天坛医院妇产科。出生时不足五斤，脸上皱皱巴巴，像只丑小鸭。　　我从小身体瘦弱，成人后又患有神经衰弱，经常失眠，食欲差，全身乏力。1956年夏天，我的体重已降到79斤（身高1.62米）。领导关怀，让我到北戴河海滨去疗养。回来以后，觉得精神好些。不久，竟然发现怀孕了。这时，老嘎和我结婚已将近一年。对于孩子，我本无所谓，甚至怀疑像我这么弱的身体能生孩子吗。但一旦发现怀孕，却也有些意外惊喜。老嘎特别喜欢孩子，看到同事们的孩子，总要去逗逗，玩玩。现在自己也要做爸爸了，格外高兴。　　我的肚子慢慢鼓起来。婴儿在腹中开始踢腿伸胳膊了。像所有的准爸爸一样，老嘎把耳朵贴在我肚子上听孩子的心跳，摸摸孩子踢动的拳头和脚丫。一副很陶醉的神情。他说，等孩子出生，他要什么，我就给买什么。他要天上的星星，我也给摘下来。　　我把母亲从老家接出来，准备请她帮我带孩子。她那年五十岁，虽已是老年人，但身体还健康，而且毕业于师范学校，有文化，懂卫生。我是独生女，母亲生我以后再没怀上孩子，因此对孩子特别稀罕，珍贵。　　一切就绪，就等着宝贝孩子降生了。　　当我挺着不很大的肚子走在街上时，我感到了做女人的骄傲，做母亲的自豪。那时我胃口特好，从没有什么恶心呕吐的反应，失眠也不治自愈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来月的一天晚上。半夜两三点钟，我突然肚子疼，阵阵宫缩。和我同住一屋的同事老白和我母亲连忙叫出租车送我去医院。　　大夫检查后，没说什么，留我住院保胎。　　第二天清早，老白到剧团宿舍把老嘎从睡梦中叫醒。怀孕后期，为了避免上下班的劳累，我一直住在西单舍饭寺单位宿舍，老嘎仍然住在小西天的家。他立即叫辆出租车赶到医院。医生和他谈话，说我身体太弱，胎儿太小，估计只有三斤多，而且可能是胎盘前置，难产，看来母子难保。最后问他，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什么时代了！居然还能提这样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封建时代，妇女的生命不值钱，公婆宁愿要自家的骨血——孩子。媳妇死了，可以再娶一个。如今已经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了，还提这样的问题！老嘎愣住了，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两个都要。”医生还是逼着他回答，究竟要大人？还是要孩子？老嘎沉思良久，痛苦地说：“那就只好保大人了！”